对科技期刊进行质量控制的理论探讨、推动其高质量发展是当前科技期刊事业发展的重要议题。科技期刊的质量控制活动具有必要性、动态性和复杂性三个特性，与之对应地，我国科技期刊行业要密切关注用户需求，制定科学严密的质量控制机制，有效发挥质量控制作用，进而推动我国向科技期刊出版强国迈进。

一、必要性：科技期刊的发展植根于其诞生以来开展的质量控制行为

1．科技期刊发展史是满足用户需求的历史

GB/T19000-2008《质量管理体系基础和术语》将质量定义为“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1］。因此，科技期刊质量是指科技期刊凭借固有特性满足用户（读者与作者）需求的程度。以1990年为分界线，1990年之前的科技期刊经历了四个主要发展阶段［2］。第一个阶段是1665年到19世纪上半叶，这是科技期刊的早期发展阶段，以1665年出现的世界上最早的两本科技期刊《学者》杂志和《哲学汇刊》为标志。第二个阶段是19世纪后半叶，由于西方社会从事专业工作的人群比例迅速增长，促使科技期刊从综合性向专业性转型，这一时期出现的著名专业性科技期刊包括英国的《柳叶刀》、《哲学汇刊》A/B辑，科技期刊数量大量增长。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上半叶，科技期刊数量的迅速增长影响了科研工作者的阅读效率，一些活跃的学者和教师发现，在自己从事科研工作的领域，越来越难找到全面的相关论文。这一现象催生了综述性期刊，如美国物理学会1929年创建了《现代物理评论》杂志，英国物理学会1934年创建了《物理学进展报告》杂志。第四个阶段是二战以后至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科技期刊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处于压力与机遇并存的发展时期。首先，生产成本上升，专事学术交流需要的科技期刊开始进行商业化运作，并与商业学术出版机构形成了激烈的市场竞争。其次，战后经济、教育以及科研的全面复苏，尤其是科研和教育的复苏，为科技期刊带来了大量的用户和购买力。各国对高等教育和科研的投入，使得图书馆拥有足够的采购资金，同时，从事教育与科研的群体本身就是科技期刊的直接用户，从而带来大量发表、传播以及阅读的需求［3］。1990年代末至今，计算机、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给二战后的科技期刊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开启了科技期刊发展史上的数字出版新时代。以数字出版的形态为依据，科技期刊的数字出版经历了四次转型升级。第一次是传统出版的数字化转型（1996—2004年），以施普林格为代表的国际学术出版商率先开启数字化转型，利用数字技术控制与提升传播质量。1996年至2004年，施普林格完成将2000多种科技期刊包括过刊的数字转化工程。第二次是提供信息产品和服务（2004—2009年），以2004年谷歌学术（GoogleScholar）推出为标志，数字出版进入第二阶段。SpringerLink在2006年与谷歌学术建立合作关系，以增强内容的可检索性，截至2014年，施普林格已有超过50%的访问量来自Google。第三次是社会化出版（2010—2014年），爱思唯尔在数字出版的第三阶段迅速出击，于2013年4月收购Mendeley，形成集全文数据库、摘要数据库——斯高帕斯、文献管理与社交网络平台于一体的、为科学家的研究全过程提供帮助的数字出版模式。第四次是数据出版［5］（2008年至今），数据出版是未来科研成果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发展趋势。近年来，除开放获取出版商生物医学中心推出数据期刊《生物医学中心研究笔记》外，许多大型传统出版机构也相继推出了数据期刊。如施普林格集团于2012年推出的《施普林格+》是一本跨学科的综合性开放获取期刊，其出版对象为原创研究、典型案例研究和研究方法的描述性文档以及数据论文和大数据集；2012年，威利出版了新的数据期刊《地球科学数据杂志》，以数据论文形式发表数据；自然出版集团2014年出版的新刊《科研数据》，开辟专栏帮助作者出版有科学价值和可重用性的数据集。总的来说，科技期刊发展的历史，就是其通过发表科研成果、传播科研成果的本质功能满足用户科研需求的历史，即进行质量控制的历史。

2．满足用户需求对推动科技期刊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科技期刊35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既有因满足用户需求、进而促进科技期刊大力发展的历史过程，也有因不能很好地满足用户需求而被抑制发展的历史阶段。当科技期刊能够满足用户需求时，便能获得长足发展；反之，则裹足不前。如今，新的学术交流方式进入学术交流体系，对科技期刊在学术交流体系中的不足形成有益补充。1920—1945年，每个物理学家都能够从数量有限的科技期刊中获得自己需要的科学信息，这种科技期刊被称为档案性的杂志。20世纪70年代，科技期刊的数量和容量增加了，读者的要求变得跨学科且综合性强，他们需要花大量时间从科技期刊上获得信息。于是，档案性期刊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越来越不方便，他们的需求不再是期刊本身，而是期刊上文章的拷贝。换言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学科的成长变化以及科学文献的增长，科技期刊的功能从对科学信息的传播与传递变为有效率、精准度较高的科学信息传播。在这样的背景下，科研工作者开始考虑对文章有选择性地积累，这是文摘杂志和目录索引诞生的实践基础。按照读者群的兴趣对档案性杂志进行重新分装，形成了文摘杂志。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由于专业学会/协会出版的科技期刊对研究者的成果篇幅限制过多，而商业性科技期刊对此没有特别限制，导致大量科研工作者将在商业性科技期刊上。商业性科技期刊很快赢得了作者市场，加上政府对科研事业的大力资助，使得版面费的收取变得可行，商业性科技期刊从原本商业模式不甚明朗的阶段转而进入发展的黄金阶段。

二、动态性：科技期刊质量控制的核心制度——同行评议制度的持续改良

科技期刊的质量控制主体经历了从编辑到同行专家再到学术生态圈的演进过程。从编辑部内部的编辑控制到同行评议专家控制，再到开放式同行评议，随着数字化的发展和第三方平台的兴起，其质量控制的主体范围不断扩大。科技期刊质量控制的演进呈现显著的动态性特征。16世纪中叶，近代科学的发展将西方国家的科学交流带入新的历史时期。科学家和研究者之间的非正式交流骤增，并逐渐形成专业学会/协会。1662年，伦敦皇家学会诞生。1665年，伦敦皇家学会会刊《哲学汇刊》创刊，最初，由刊物的主编兼编辑挑选具有交流价值的信息和文稿编排其中。1752年，《哲学汇刊》采纳了位于爱丁堡的皇家学会选择文章的机制——将投稿文章送给能够判断其质量高低的专家进行审查，专家将反馈意见转达编辑，其意见对于文稿能否刊用具有直接利害关系。这被视为科技期刊同行评议的开端。自此，同行评议制度被广泛采纳并应用于学术出版以及科研审批领域。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是继英国之后第二个采用同行评议制度的国家，也是对同行评议制度应用得最为广泛和深入的国家。传统的同行评议经过长期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弊端，如审稿周期长、编辑部审稿负担重、审稿专家敷衍塞责等问题［6］。一方面，改良的同行评议制度可以丰富科技期刊质量控制的形式，另一方面，改良后的同行评议变得更加开放、透明和互动，并促使一批第三方审稿平台、新的审稿制度诞生。第一，开放同行评议使得同行评议在数字环境下更加透明、公正。开放同行评议的做法来源于BMC对传统同行评议的改进。论文在发表时，需要同时提供论文初稿、评议专家的意见与签名、作者的修改稿以及论文最终稿，力求评议过程公开、透明［7］。PLoSONE在接收到同行评议专家的评议意见时，要求取得意见的许可，在论文出版时，要将专家评审意见作为附件在论文电子版之后，保证同行评议过程更加透明、公正。第二，互动同行评议容纳三方意见，最大限度减少误判。互动同行评议通过集中同行评议专家、编辑与作者的共同智慧，减少同行评议过程中容易出现的误判。“互动同行评议”是《大气化学与物理》对传统同行评议的一种形式创新，它由评审专家、作者和科学团体进行公开讨论然后定稿［8］。这种新型的同行评议方式已被验证能确保期刊获得高质量的稿件。第三，轻触同行评议大大提升了同行评议的效率。轻触同行评议也称低干涉同行评议，它由PLoSONE率先采用。与传统同行评议不同，它仅强调被评审论文“方法学上的正确性和原创性”，对科学发现的重要性与创新性不做评价；在这种模式中，同行评议专家的数量也有所减少，一般为一位。自然出版集团从2011年开始将轻触同行评议应用于其开放存取期刊《科学报告》。第四，两阶段同行评议催生未来科研成果管理的新领域。除上述三种新的同行评议形式外，还有一种与开放同行评议较为相似的两阶段同行评议形式。创办于1997年的《人工智能电子商务》杂志是一份纯粹的电子期刊，它将传统的同行评议做了类似于开放同行评议的形式创新，具体说来，它将同行评议过程直接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称为“评议”，即将同行评审专家与作者之间的评议和反馈的互动过程以及被评议的文章，包括双方的身份信息，都公开在互联网上，这一过程一般持续3个月；第二阶段称为“审稿”，即将修改反馈的文章分发到2—3位同行评议专家手中，同行评议专家直接将录用或拒录意见反馈给编辑部。两阶段同行评议的优点在于，一是增强作者权益，使作者能清晰知晓审稿人的信息和意见，改变了传统同行评议带给作者“一抹黑”的被动状态；二是给予审稿人经济回报，一改传统同行评议“免费评稿”的陋规，通过经济手段激发审稿人的工作激情，进而提高审稿工作质量［11］。但这种方式缺点也很明显，第一，关于“发表”的伦理问题，即在文章公布于互联网之后和发表于期刊之前的一段时间，以何种形式解释它的存在；第二，文章如果最终没有被录用，却又已经公布在互联网上，其后的处理给作者造成困扰。要解决这一系列问题，需要借助一些机构和概念界定，如建立未发表文章的平台和仓储数据库，通过建立电子出版社来开展专门的存储工作，并分配给每一个未发表文档一个“身份证号”，区别于正式发表的文章。未来，这些工作将会衍生出一个新的学科领域——科研成果知识管理学。第五，第三方同行评议开发了评议的巨大需求，同时极有可能成为学术出版的新成员。“科学的审稿时代”是一个商业性的同行评议服务平台，它向学术出版商、资助机构以及其他需要同行评议服务的组织提供有偿服务，向科学家作者提供免费服务，服务的学科领域以生态学、进化生物学和保护生物学为主，业务范围逐渐向跨学科方向发展。稿件进入该系统后，任何一位有审稿资质的专家都可以对稿件提出审稿意见，由系统对审稿意见和审稿时限（作者自行设定）进行管理，审稿人对其他审稿意见加以点评，并获得一份审稿质量评分清单。根据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法则，进入市场化运作的同行评议服务机构，将会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快速优质的同行评议服务。成立于2012年的优贝克，能在两周内为付费作者提供严谨的同行评议结果。优贝克作为一个创新的同行评议服务商，致力于为广大科研工作者节省漫长的同行评议时间，使其专注于学术研究，并为广大科技期刊提供同行评议服务的便利。优贝克团队由100余名研究生组成，拥有10000名以上的同行评议专家信息，通过作者付费的模式，为作者和科技期刊提供严格的、两周内得到审稿结果的双盲审稿服务。第三方服务商将同行评议环节从编辑部独立出来，从而给上述领域科技期刊的审稿工作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其服务具有又快又好的特点，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高时效性；第二，外审专家的主导型定位使评议更加专业和积极，同行评议由传统的被动邀请改为自主参与。随着这类社交平台的成长与崛起，它们与开放获取、搜索引擎、学术社区、数据出版等新进入者一样，将会成为学术出版的新成员。

三、复杂性：科学研究自身的复杂性对科技期刊

质量控制提出了更高要求科学研究内在的复杂性、庞大的论文数量、论文的即时传播以及验证科研结论的复杂性，使得仅凭审稿工作难以杜绝重大错误甚至严重欺诈行为，因此，必须建立科技期刊质量控制机制。

1．科技期刊质量控制对象日益复杂

科技期刊质量控制的对象，经历了文字标准控制（包括内容的知识判断）、学术标准把关（学术价值判断），及至今日，广大科技期刊编辑不得不对另一重要事项进行管理，即学术出版伦理的遵守情况。出版伦理是指过程中相关主体应该遵循的道德规范。近年来，科研成果在发表环节违背出版伦理现象频出。2006年韩国生命科学家黄禹锡因学术造假被撤销其2004年发表于《科学》杂志上的论文；2014年日本小保方晴子因数据捏造和篡改被撤销其发表于《自然》杂志上的文章；2015年4月，有作者涉嫌提供虚假同行评审，被英国医学中心撤销43篇文稿；2015年，《北京青年报》载某校讲师同一篇论文在不同刊物上发表16次［15］。因各类学术不端行为，每年约有200篇文章被WebofScience撤稿。2016年12月12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京召开2016年“捍卫科学道德反对科研不端”通报会，通报了2015—2016年查处的科研不端行为典型案例。此次会议重点通报了2015年多起国际论文撤销事件，涉及论文117篇［17］。一篇数据伪造、观点抄袭、重复发表或是由外文翻译为中文而不署名的文章得以刊发，无疑会对科技期刊质量造成负面影响。科学研究内在的复杂性使得学术论文审查难以杜绝重大错误甚至严重欺诈行为，传统的依靠编辑对内容进行把关、通过同行评议专家进行论文内容价值的判断等在内容控制上的单一线性策略，已经难以全面把控数字环境下科技期刊的内容质量。数字环境乃至大数据环境下，科技期刊质量控制的对象变得更加多维、复杂。出版伦理涉及的环节，既包括作者在写作与发表过程中存在的学术不端行为，也包括同行评议专家甚至编辑本身存在违背出版伦理的行为。其中，仅作者环节可能存在的学术不端问题，就高达5种16类之多，令作为质量把关人的科技期刊编辑防不胜防。

2．科技期刊质量控制手段不断升级

首先，借助远程审稿系统提高审稿效率。科技期刊远程审稿系统是指以编辑部内部局域网和互联网为基本平台，建成作者、编辑、审稿专家、编委四位一体的协作化、网络化、角色化编辑稿件业务处理平台。国外应用较广泛的有美国汤森·路透的Scholarone在线投稿系统、英国Salix出版公司的ESPERE系统、英国BioMedCentral公司的BMC系统、美国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的Bench＞Press系统、美国Aries系统公司的EditorialManager系统等，国内应用较广泛的有马格泰克和勤云公司开发的投审稿系统等。其次，借助数字出版平台的知识查询产品如中国知网的“学术趋势搜索”“学术研究热点”，万方的“知识脉络分析”“学术统计分析”等，可以判断作者写作内容的价值与创新程度。再次，借助论文相似性检测系统，可以有效预防、发现学术不端。抄袭识别技术在国外发展很快，有多个抄袭识别系统产品，其中Turnitin、CrossCheck、Mydropbox等应用较为广泛；国内主要应用的是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的论文相似性检测系统。21世纪文本相似度检测软件（也称软件）的出现，为科技期刊辨识学术不端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但软件对于表格剽窃、数据剽窃、思想剽窃以及翻译剽窃（将他人作品翻译后署名更改）等问题无能为力。同时，随着开放获取、预印本以及机构仓储等学术交流新渠道的广泛应用，使用软件得到的结果，需要针对实际情况进行多重辨识，比如高相似度部分是否为预印本文档、是否为会议摘要、是否为机构仓储文档、是否为有必要的方法说明、是否为文章所需的有必要的复制行为等。同时，各类软件并非毫无破绽。利用学术不端软件软件进行审稿，在三种情况下存在盲区：一是论文在发表前和发表未上网的“真空时段”，对于一稿多投问题难以核查；二是作者对不在数据库内文献的抄袭，或有意将稿件文字、图表进行变化，难以被发现；三是不能直接发现科学内容造假。因此，技术审稿需要在人工审稿干预和文稿撤销制度辅助下共同杜绝学术不端行为。

综上所述，科技期刊尤其是国外知名科技期刊出版商，正是在不断满足作者需求的基础上，运用技术变革、把握历史机遇，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从而推动自身向更优质的阶段发展。科技期刊质量控制的必要性表明，我国作为科技期刊大国，制定质量控制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科技期刊质量控制的动态性表明，随着科研环境和科研需求的变化，科技期刊质量控制也会随之产生新的内涵，应保持密切关注；科技期刊质量控制的复杂性表明，有效的质量控制是一个严密的技术体系，需要制定科学严密的质量控制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