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文化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后现代文化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2-0033-02 

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坚持的批评立场，从当今我国社会文化现实出发，探析詹姆逊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理论与当今我国大众文化现状的相关性，这种研究的立场和角度为我国大众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宏观上提供了指导作用。 

一、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国内研究述评 

目前，国内翻译过来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著作主要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文化转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政治无意识》《语言的牢笼与形式》和《：文化与政治》。从发表的论文来看，国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是近几年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主要集中于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批评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对我国大众文化的影响、后现代文化理论与等方面研究。近几年，国内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容和特点的研究。詹姆逊从后现代主义视角提出关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论断使之成为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开创者;其归纳概括出后现代主义文化特点——深度消失，历史意识消失，主体消失，距离感消失，对理论界的影响十分广泛。同时，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已成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主导，后现代社会中文化大众化、文化视像化和文化商品化等文化问题日渐突出，文化与资本相互渗透，从而揭示出后现代社会文化转向的本质。詹姆逊研究文化问题角度与传统的从经济和政治视角不同，他注重从历史的深层逻辑对文化进行探析，尤其注重从社会生产方式与文化生产之间的联系来探析文化问题。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必须透过“文化主导”的概念来掌握。关于这一观点，国内许多学者都进行了研究，刘永杰认为，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对于后现论建构贡献最大，并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进行归纳总结。这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大众文化也具有借鉴和指导作用[1]。刘梅指出，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核心词语：文化扩张、文化历史分期、文化超空间、文化意识形态、文化“他者”视域等，这些范畴构成了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总体轮廓，这不仅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是什么”做出回答，而且也一般性解答了“文化是什么”的问题[2]。国内其他学者通过对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研究也指出，詹姆逊通过分析文化发展的资本逻辑与文化经济内容，考察文化形式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演变与辩证关系，判定文化表现的现实境遇与时空特征，关注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与乌托邦诉求及文化政治使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立场和态度。与此同时，詹姆逊以“空间逻辑”来建构后现代文化理论体系，从“空间”维度思考后现代的历史分期问题。在对一系列后现代征象的认识上，他认为影像文化的流行是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并从主体、历史等角度分别展开论述。在对零散、破碎的后现代文化景观分析之后，他为试图解决后现代社会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而提出“认知绘图美学”的方案，在以解构、颠覆为主要精神指向的后现代语境中，表现出独特的“乌托邦”守望精神。 

总之，詹姆逊的思想方法包括“从整体上把握对象”，他也擅长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用历史的角度去思考和把握，“历史”在其著作中是一个关键词汇。在《政治无意识》这一本书中，他就以“永远历史化”这个口号作为开端。詹姆逊在其力作《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明确指出：“我在本文所勾勒的后现代主义，乃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而非把它纯粹作为一种风格潮流来描述”[3]。 

二是从詹姆逊的观点看中国大众文化的研究。詹姆逊解读大众文化的方式既有宏观的一面，也有细致的一面，既作为一种讨论社会普遍问题的特殊方式，也存在深刻的分析性和有效的解释力。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对我国的大众文化研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詹姆逊认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后现代同样会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现象，因此，他着重强调后现代主义文化问题应在世界范围去研究，同时提出发达国家的文化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之间保持一种张力是世界文化发展所必需的论断。不过我们也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詹姆逊分析后现代文化现象是站在以美国为主导地位的西方社会立场，他所指的后现代是西方文明危机的一种产物，他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批评理论是基于西方大众文化传统进行的，而我国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殊社会背景和独特的文化语境。因此，我国学者们普遍认为，詹姆逊的大众文化理论不仅适用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实践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是，我们应该用辩证眼光看待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观，并与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形势相结合，批判性的借鉴和吸收其理论，从而对我国的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实践进行丰富和发展。对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不应该照搬，也绝不能照搬，我们可以进行借鉴。国内学者认为，詹姆逊对文化乌托邦特性的阐释非常符合中国大众文化现状和特征。比如影像文化以及网络文化所组成的部分占我国文化相当大的比重，而詹姆逊指出的“乌托邦”特性是这些文化的一个根本特点。现代化的新媒体逐渐成为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这都可以让观众群体暂时忘记现实而沉浸其中，这就是中国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的种种现象。不过事情都是既有利也有弊，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的消极影响体现在它正在消解着人们的主体性，而积极的作用是大众文化的乌托邦特性为人们向上精神的树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优秀的大众文化作品的乌托邦特性为人们提供了对理想生活追求的精神动力，出色的励志类文化作品也增添了人们追求“正能量”的思想精神动力。三是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文化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启示研究。任何事物发展都有其两面性，金无足赤，詹姆逊的理论也存在令人难以完全同意的部分，例如中国许多学者对他的“西方中心论”观点进行批判，学者们认为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中仍然存在着发达国家的自身优越感，这就必然影响到詹姆逊的理论观点，所以，我们在研究他的后现代文化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影响时，一定注意他的基本立场。但是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思考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与内在矛盾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在当今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必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与西方文化进行交流时要进行良性的互动发展，吸收其精华，理性地交流，既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又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渊博的文化精品。在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冲击下，我们如果仍然固守中国传统文化，试图重返我国经典文化时代，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只是单纯为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需要，任其大众文化自由发展，最终只能使我国文化精神空虚、主体沦丧，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们应该推陈出新，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认为：“所谓人文精神，主要是指一种追求人生意义或价值的理性态度，即关怀个体的自我实现和自由、人与人的平等、社会的和谐进步、人与自然高度统一等。”[4]另外，陈思和教授说过，人文精神就是“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一种对于人类发展前景的真诚和关怀，一种作为知识分子对自身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专业岗位如何结合的总体思考。”[5]所以，我们应该在保留大众文化积极成果的同时，借鉴后现代主义中对现状的反省以及对“神性”的追求。 

二、近几年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国外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后，詹姆逊开始转向文化问题，起初这一研究方向的转向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随着后思潮的出现，詹姆逊后现论才被学术界逐渐重视起来。和中国学者对詹姆逊后现代文化理论研究相比，西方学者则更早开始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关注，并且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国外的理论研究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和挖掘詹姆逊后现论的深刻意义，使得以前文学界没有及时被发现的重要问题浮出水面。比如将詹姆逊和的关系进行对比问题的研究以及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探讨等等。国外学者普遍认为，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奠定了他在现当代文化理论界不可动摇的地位，是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理论思想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是后现代语系和理论相结合的产物。 

詹姆逊文学生涯正式开始的标志是《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的问世。20世纪50年代，詹姆逊认为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视野太狭隘，并且指出当时现象学侧重于主体表象投射的研究方法是说明不了文学与当下社会的内在联系，这些观点表明詹姆逊与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已经开始出现分歧。同许多后现代的学者相比较，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问题的研究也更加有理论的深度与现实意义。国外许多学者给予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极高的评价与肯定。当代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活动家佩里·安德森对詹姆逊后现代的文化、社会—经济和地域—政治层面的理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詹姆逊是这一领域的专家。安德森认为自己的重要著作《后现代主义起源》也是从詹姆逊理论中获得的灵感。英国著名学者肖恩霍默在自己的著作《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导言里详细地介绍了作为理论批判家的詹姆逊的文学作品、对詹姆逊的理论和政治方案定了位。他高度评价了詹姆逊的后现论，并提出詹姆逊的后现论在当代世界的重要价值。   本文由WWw.dYlW.net提供，专业和以及教育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

参考文献： 

[1]刘永杰.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及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大众文化建设的启示[J].安阳工学院学报，2005（2）. 

[2]刘梅.詹姆逊文化研究的倾向[J].研究，2007（6）. 

[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500. 

篇(2)

［关键词］ 后现代语境；游戏性；游戏主义

一、后现代语境

杰姆逊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市场资本主义时期，文化上以现实主义为典型特征；第二阶段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文化上以现代主义为典型特征。第三阶段通常被称为后期资本主义或者称为媒介资本主义，文化上以后现代主义为典型特征。①这一时期，普遍认为是从二战后开始的。其大体的社会背景是西方国家政治危机相对缓和，社会生活相对稳定，商品行为构成整个社会秩序运行的内在逻辑和规则，大众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迅速发展。

在今天看来，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它不仅表现在各种哲学社会学著作中，而且也表现在各种大众传播和日常生活方式中，形成一种对于生活独特的体验方式、认知方式，代表了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从而使今天“成为一个现代之后的时代”。

后现代文化是与当代社会高度的商品化和高度媒介化联系在一起的。杰姆逊说过：现代主义的特征是乌托邦式的设想，而后现代主义却和商品化紧紧联系在一起。②从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到各种文化艺术的创作无不渗透着资本主义的逻辑。文化作为消费品从文化原有的神秘地势走了下来，雅文化和俗文化的界限被打破，艺术品成为供大众消费的一种手段。商品的逻辑不仅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也将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人们不再用个性、创造性、批判性、超越性或本杰明所谓的“韵味”等标准来评价和要求艺术作品，而是以大众性、娱乐性、甚至畅销性来衡量文化的意义和价值，而这些恰恰是后现代文化的典型特征。

后现代性文化是整个后现代文化的主体。后现代性文化的根本属性是一种以文化的形式存在的消费品。它以其娱乐性，可消费型来吸引受众，通过受众的间接购买实现自己的价值。这种商品是一种简单化的、平面的、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不附带任何通常意义上的艺术品所具有的任何社会的和哲学的功用和价值，消费是其惟一目的。任何偏离消费这一目的的属性都会扩展这种消费品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都会影响其商业价值的实现。因此，后现代性文化有时是反美学、反个性、反严肃的。

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利奥塔德说过，是一种精神，一套价值模式。它表现为消解、去中心、非同一性、多元论等。它用价值颠倒、视点移位、规范瓦解、种类混淆等修辞手段来消解常规的秩序，进而表明自己的不确定性；它利用反讽、玩笑等手段打击世界的荒唐和虚伪，消解看似崇高其实可笑的价值系统，虽然后现代主义本身没有准备好取而代之的新的价值标准及其阐释系统。

后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其实有时是密不可分的，二者往往互相渗透在一起。从外表看，后现代性对于文化深度的放弃源自于一种商业目的，而后现代主义出自于一种哲学动机，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对崇高感、责任感的消解和背叛。深度、焦虑、恐惧、永恒的感情等在传统艺术中被认同的价值倾向性在后现代这里一文不值，取而代之的是世俗梦幻和文化游戏等一些虚无的东西。

后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的密不可分性在电影中表现的格外典型，作为商品和商业运作客体的电影一方面不再把过多的艺术责任加载在自己身上，另一方面，电影的创作主体的哲学理念特别是艺术哲学的理念决定了电影中对传统的消解或对既成秩序的颠覆和反叛的因素不断涌现。而这两方面又是互相认同、互不矛盾的，甚至奇妙地统一在一起，其契合点就是承载着创作主体艺术理念的电影产品成功地占领了市场。从第一个方面讲，创作者更多的开始放弃对于艺术救赎力量的追求，将艺术的美感更多的上升到形式审美的层面上；而与此同时，彻底的趣味主义降低为制造为更多受众接受的纯粹娱乐消遣电影所做的努力。于是前者更多地呈现为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审美趋向，而后者便呈现为一种后现代性的消费趣味。电影学者崔子恩把前者称为电影之游戏主义，我们不妨把后者称为电影之游戏性。

二、电影的游戏性

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电影开始从政治教化的套路中解放出来的那一刻起，中国电影开始轻装上阵；随着大量港台娱乐电影的入侵，20世纪80年代的国人开始学会享用娱乐电影所带来的乐趣，而一批电影创作者也开始意识到电影背后的工业背景，开始意识到电影商业运作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回报，于是中国以娱乐和纯粹消费为目的的电影应运而生。从最早的《古墓奇山》到第五代导演插手创作的《代号美洲豹》，到《大话西游》再到《三枪拍案惊奇》，中国电影的“思想包袱”越走越轻，到今天，人们已经不再希望从电影中辨别他们所处的那个世界，不希望从电影中获得一种救赎和解脱，电影名正言顺地成为一种游戏。它消除了时间感，排除了历史意识，同时也割断了与世界的真实性联系，而成为一种自律的体系和自我封闭的游戏文本。

在这样一个视听化的游戏中，一切现实世界中的冲突和矛盾被转化为以人为的二元对立为基础的、具有先在的因果逻辑的戏剧性矛盾，使社会与历史的经验简化为冲突与解决冲突的戏剧性格局，并通过主人公来处理现实困境，为观众组织一种封闭在文本之内的幸福体验。在影片《少林足球》中，周星驰扮演的角色担当起拯救少林功夫和拯救中国足球的历史使命时，最具有视觉吸引力的中国功夫和足球运动早已经被先在地结合在一起，这两者结合的理由很简单――好玩。在影片的叙事中，主人公按照观众的观赏经验完成了从克服困难、组建球队、演练球技到最终战胜敌手的过程，最终观赏者在结尾获得了心理认同和压抑释放――观众对中国功夫的心理崇尚和对中国足球现实状况的不满。在两个小时的观赏时间里，观众在电脑特技编织出的视觉奇观面前获得了认同和释放。 可见，现代电影观众对电影的观看已经由一种仪式化的政治行为或文化行为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消费，类似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的满足行为，这种电影的游戏性体现在它的“游戏原理”之上。它和游戏、特别是电子游戏一样，按照预先设计好的程序运转，看电影于是变成了玩电影。

三、电影之游戏主义

后现代文化是商品经济的直接产物，通过文化游戏来谋取暴利，而后现代主义文化则是对后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和存在方式的话语表达。

中国电影一直高扬着“人文主义”的大旗，这面大旗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风雨飘摇，价值体系开始大幅度地移位，永恒的真理开始变的“暂时”。艺术家发现，所有对于世界及其秩序的认识和解释都是人为的，都是有某种先在的意识形态的动机的。我们面临的并不是一个客观的世界、一个本原的世界，而是一个进入主体的客体、一个完整世界的一部分；而即便是这一部分，也是“被我们符号化的，后知后觉的”③。

基于此，作为意识形态机器的电影，利用自身合法化的影像系统构建了与自身生存密不可分的社会和文化网的合法性的对抗。根据王朔小说改编的《顽主》，第一次对光怪陆离的现实作了玩世不恭的解释。影片中，各色人物粉墨登场，受众在对这些进行一种嘲讽的同时，对自身生存的状态也进行了反思，进而那种历史的神圣感随着哄然的笑声化为泡影、荡然无存。《三毛从军记》同样采用大量的反讽、戏拟、戏仿和元叙事等解构手法，对战争、英雄作了重新的解释，甚至对电影本身也作了重新解释，从而暴露了这些解释的非必然性和非真实性。

电影意识和理念中对深度和严肃的拆分直接导致了后现代电影中大量的对于叙事进行解构和重组的影片的出现，而这些电影在很大程度上几乎成了中国后现代主义电影的代名词，因为中国独特的政治和文化语境，中国电影的解构更多的、更大程度上发生在电影本体的范围内，而不是电影的艺术或哲学层面上。很多艺术家追寻的是简单的或者说并没有太多内容的题旨和具有“色彩性”的艺术形式的结合。虽然并没有人过多指责这类影片的形式主义倾向，但是，几乎所有的评论家、能够顺利读解影片的精英观众群，甚至创作者本身都意识到这种电影的游戏主义倾向。娄烨的《苏州河》可以看做是这类电影的一个经典范本。《苏州河》的原始影像文本很简单，就是发生在一个为情而死的“美人鱼”与城市青年身上的爱情童话，这个悲剧被赋予的典型意义便是“执著于爱情”。娄烨为了把游戏玩下去，于是构建了一个与这个童话互为影射的新的线索，在这个新的线索中，仍然选用了美人鱼的扮演者担任现代版爱情故事的女主角，而男主角变成了一个手持摄像机的始终未露面的青年，他的任务有两个――一个是故事赋予他的――他是一个专为别人摄影并以此为生的人，另一个任务是导演(在这个特殊的作品中，也可以成为隐含的叙事者)所赋予他的――影片所有的画外音全部出自他口，而影片所有的影像也来自“他”所“拍摄的素材”，他成了故事的见证人、影片的叙事者。女主角与其进行的交流全部是面对“他”所持的摄像机镜头，这样，观众被毫不商量地拉入了影片，当女主角将所有的怨言和责问抛向男主角时，银幕前的观众成了真正的“受审者”。后来构建的叙事线索似乎有了更多的现实意义，它包含着凶杀案、绑架等所有都市片中经常能见到的元素，使影色的灰暗更加严重，于是童话的美在对比之下更是不言而喻。既然是游戏，就不能将两条线索简单地陈列在一起，对于两条线索的联系的表达，娄烨除了让一个演员担任两个角色外，还让童话中的男主角贯穿童话和现实之中，更让现实之中的角色见证甚至经历童话中人物的体验。

电影之游戏性与电影之游戏主义其实并没有明显的界限，本来它们都是在资本和商品驱动下的两驾马车，只不过一主一骈。“受到商品逻辑的支配，后现代文化为大众允诺了一种文化的解放，他兴高采烈地抛弃了由那些意义、信念、价值强加给人们的负重，用一种能够逃脱惩罚的游戏方式，清扫着文化垃圾的同时……为欢乐的平面提供了一种新的载体。”④这种说法也许有些刻薄，也许并不适用于对许多优秀的后现代主义电影进行描述。电影之游戏主义对于“现代性”的解构、消解甚至否定必然会诞生出新的与“现代”互异的元素，而这种元素毫无疑问会融合到下一轮回的“现代性”回归的大潮中。

注释：

①②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1页。

③ 罗锣：《爱情的神话与光影的世界》，上海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篇(3)

新世纪的第一年,中国学界对后现代的讨论仍然十分热烈。中国后现代与西方后现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中国后现代具有类后现代性,即它因为经济地位落后的原因正在走向现代,但其文化的超越性和精英们引进的急迫性又使它具有较明显的后现代特征。因此,经济的复苏、文化的多元、传统的强盛、意识形态话语的中心、市民文化的崛起成为一种多元差异性文化景观。在后现代语境的多元对话中,既不能采取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而搞封闭,也不能采取中心主义的态度进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而应充分承认个体的差异,强调达到共识的合理的具体步骤的合法性。

后现代主义引发了当代中国多种问题,如中心与边缘问题、价值平面问题、文化观念转型问题、价值归属问题、知识分子文化身份问题等。讨论后现代主义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思路引进的问题,而是人类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问题。那种回避的态度不足取,那种站在现代性或者后现代立场宣布什么本质层面被取消,什么东西不具有合法性,其本身就是独断论的。后现代反对独断论。因而,人文知识分子不仅要放弃虚无主义立场,还要放弃极端民族主义立场,才有可能在极高明而道中庸中,找到价值重塑的思想地基。

下面,从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后现代思想、后现代政治、后现代文学艺术、新世纪文化转型等几方面的后学(post-ism)问题,对2001年中国学术界对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做一学术史考辨。

一 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多元问题

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后现论的时髦和现实问题的复杂造成的交错状态,使中国学界必得认真分析传统型、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紧张关系。那种缺乏分析的取舍使中国文化转型产生了困难,同时也使选择的主体和主体的选择分外艰难。这方面有几篇论文值得注意。

向世陵在《传统哲学的现代反思传统、现代、后现代与中国哲学的价值》 中认为:中国正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本质上是西方文明产物的现代化或现代性,成了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第一推动。作为西方现代性标志的理性启蒙,集中体现了西方文明对世界的贡献。但这条道路本身却是不完备的,时代提出了调整的要求。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注重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和资源的合理配置,强调人和自然的亲和关系,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文化发展的多元性等等,可以说都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如此思潮被引进到中国,大体上是与改革开放后西方现代性文化进入中国同步的。后现代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批评和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青睐,促使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哲学的价值。他认为,思考中国传统哲学资源在21世纪的价值,离不开西学的参照。由西方传入的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为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准备了条件,中国哲学本有的开放性则为这一转型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应当在认真总结自身短长的基础上,将西方的现代性精神与中国传统的真善美的价值追求自觉结合起来。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结构模型和变常互动互补的生存机制集中体现了中国哲学的价值。经过与现代性、后现代的相互折衷,必将能够适应新世纪的需要。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社会得到呼应并与传统思想产生某种共鸣,突出地表现在传统的天人合一观重受重视和被大力推崇。集中体现中国哲学价值的流变性、和合性、生生不息性、天地人一体性等等与后现代的不少主张是可以相容的。

陈喜辉、付丽在《道家哲学与后现代主义比较研究的缘起与现状》 中认为:隔着两千年的时空,人类精神的境遇和反抗并没有根本的变化。陌生的只是面孔和语言。我们相信浪子式的后现代主义能在古老的中国找到自己的源头,而幽玄的道家思想能借清明的西学得到现代的诠释。实际上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如德里达等已表现出某种对中国文化的寻亲意识。道家哲学与后现代主义文化皆禀赋鲜明的反传统、反理性主义倾向。当三代礼乐文化与儒家思想整合为礼教中心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老庄以自然主义的道为出发点,以知识的有限性和相对性为根据,彻底泯灭了理性规划的可能性及政治统治的合理性。道通为一,人与物齐,在西洋哲学中死去活来的二元论和主体性等问题对老庄来说如雪融于水。换言之,道家哲学与后现代主义作为两种有着巨大时空距离的思潮,具有内在的亲缘,在言不尽道、反理性专制以及价值的多元化等方面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并在消解的同时表现出建设性的价值。这种内在的亲缘孕育于同在边缘的命运,即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清算,道家对礼教中心和经学中心的批判。二者的比较研究已广泛展开并引向深入,根本指向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以及现代化进程等问题。

张建军在《后现代语境中的《庄子》》 中认为:后现代文化语境,赋予我们重新审视经典的视界,在后现代语境中理解《庄子》,可以发现《庄子》载法对崇高、解构神话、一变原理场反对中心强势话语的统治等方面都与后现代主义有相通之处。《庄子》和后现代主义代表了一种原始天真对抗模式化世界,以人类精神解放为其终极目的的一种追求,它通向人类精神领域的一种更为自由的境界。

余章宝在《传统历史话语的颠覆

篇(4)

论文摘要：我国传统艺术的现代化引发了争论，中国艺术界只有立足当下，正确理解“现代性”，客观地对待经济、文化的全球化，发扬“拿来主义”精神，区别对待西方的现代科技文化与文化艺术。将西方现代艺术与中国传统艺术辩证、有机的结合起来，方能实现传统艺术真正的现代化。

前言

由于“现代性”的内涵是随着时代、地区、民族等因素而产生不同，所以我们要将这个概念运用到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化问题中时，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用辩证、发展的方法将西方的“现代性”与中国的传统艺术中“民族性”的有机的结合起来。

一、艺术“现代性”的产生与发展

对于什么是“现代性”，福柯在其《什么是启蒙》中说：“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把现代性想象成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时期。所谓态度，我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有特定人民所作的资源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因此，“现代性”实际上是一种超越、发展传统的行为或观念。黑格尔更认识到了现代性对于艺术的现实意义：艺术家拥有创作的自由：

l9世纪中后期至今的现代、后现代主义艺术运动，就是艺术家们自由的进行艺术创作，不停突破传统、进行各种艺术实验的表现。但是，二者所表现出的“现代性”含义又是有所不同的。现代主义艺术中的“现代性”与欧洲工业革命引起的社会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动荡有着不可磨灭的关系。工业革命导致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宗教神话思维被现代科技理性所取代。这种宗教整一性意识遭到彻底破坏，必然带来了全社会性的困惑、混乱和焦虑。艺术领域中先后出现了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野兽派、立体主义以及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等各种我行我素的实验艺术，就是艺术家面对这种社会剧变所作出的反应。而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痛苦以及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后，艺术家们开始将自己完全淹没在现代科技文化的浪潮中，不再象19世纪的痛苦挣扎，通过回归自我来对抗科技压力，而是开始满心喜悦的享受了，后现代主义也就是因此现了。虽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与风靡，标志着统治西方200多年的“现代”世界观的危机，但实际上“后现代”又何尝不是一种新的“现代”观呢，它们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了与传统更多更大的不同而已，他们是有着本质的联系的。因此，当我们借鉴西方的“现代性”观念时，必须用辨证和发展的眼光来看，而不可断章取义。

二、西方“现代性”的扩张

除了用历史发展的眼光去看“现代性”，还要注意由于发展先后、经济基础不同、社会制度差异等因素所造成的东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强势和弱势之分。注意到这个因素，就不会迷失自我而盲目的被他人所左右。

发端于经济全球化的文化全球化，就是这么一个源自西方世界的强势文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其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不仅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导，也成为“文化全球化”的主导；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扮演着弱势的角色，传统文化不得不面对着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化的猛烈冲击。“全球化”的美国文化被形象地概括为“三片”，即代表美国饮食文化的麦当劳“薯片”、代表着美国电影文化的好莱坞“大片”、代表美国信息文明的硅谷“芯片”。而在艺术领域，美国在二战后借助其霸权化的科技、经济、政治地位向满目疮痍的欧洲推广美国式艺术，先后树立起了滴洒抽象表现主义、集合主义、波普艺术、极少主义、观念主义等符合美国意识形态需求的艺术流派，并使之随着经济全球化扩张到世界各地。在二战后3O年内，美国式艺术成为世界性艺术，成为世界艺术发展的风向标。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认为，相对于政治经济的硬力量，文化是一种软力量，但是它对社会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却是持续不断的。英国学者汤林森更认为这是一种新的文化殖民，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在全球的扩张。虽然汤林森说的看起来有点偏激，但是文化全球化传播的力度和强度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其发展势头不容忽视。

因此，面对从西方蜂拥而来的现代、后现代艺术文化，作为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有着历史悠久的文化艺术成就的中国，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是相当重要的，既不要盲目崇拜，也不要妄自菲薄。

三、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化

如何实现中同传统艺术的现代化，现在存在三种观点：一，立足于过去。赞同这种选择的人主张用“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秀部分”去“抵制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西方腐败的意识文明，保持民族固有的美德与自尊”。二，立足于未来。赞同这种选择的人，强调“中同画可以推向世界，为了世界性、历史性的需要，让世界接受中国画”，立足于现在。这批论者倾向于中国美术的现代化，面对严峻的现实，对传统进行深刻的反思。很明显，前两种观点不仅忽略了传统的实践性或延续性，把传统看作静止的、凝固着的东西，还属于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观，是不明智的，也是行不通的?而第三种观点是较为符合现实需要的，冈为它是以发展和辩证的方法去看待和解决我国艺术目前面临的问题。首先，我国艺术必须是要发展的，而来自外部的促动和营养是必不可少的素。比如，被中华民族视为悠久历史传统的象征的“塔”这种建筑形式，其实是来自印度的舶来品，是随着佛教在东晋传人后才在中困遍地开花的。中世纪时期的伊斯兰围家之所以获得在科技文化上的巨大发展，是因为他们翻译了大量卉希罗的文化典籍，而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是以这些著作作为启蒙和基奠的。现代的美国文化之所以能在全世界迅速传播，除了其科技、经济高度发达的原因外，其本身的文化“杂合”性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一。此，并没有什么纯粹的文化可供民族主义膜拜；文化艺术的发展，除了在自身寻找发展规律外，寻求外来文化的帮助是不可避免的。其次，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候，以何种态度对待随经济、科技、传媒浪潮奔袭而来所谓“强势文化”，是传统艺术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美同在世界上确实占有领先地位是科技文化，此，正如有史论家所说的“美国当代艺术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技术的表现”在它的后现代艺术里，从集合主义、波普、超级现实主义、构成主义、大地主义、装置艺术以及广泛化的观念主义艺术，无不充斥了美国科技文化语境中的图像和技术产品，科技文化的产物成为艺术家创作的表现对象和手段以新奇体验代替审美，混迹于生活取代艺术的精英意识成为艺术的新内涵此，这种艺术已经完全脱离艺术的文化传统只是高度发达的科技、经济甚至政治的产物。以这种认识为前提，就不会将“非艺术化”的后现代艺术与发达的科技文化混为一谈，不会盲目的崇拜或反对外来的现当代文化一以“拿来主义”的方式，对于我围经济科技发展有利的先进的科技文化可以全盘接受，而对不符合我闰发聪现实，与我周艺术传统形式或意识完全割裂的后现代芝术．就要小心谨慎，只能吸收其“合理内核”了。

除了纯艺术领域，在应朋艺术领域也要特别注意防止中国本土文化识别特征的丧失、从西方传到中国的现代艺术设计由于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以及它本身所具备的易推广、易操作等的特性，使其在短短几十年内广泛进入了我们的生活。然而，这种“繁殖”迅速的现代艺术设计，却会因为他的标准化、可量化、科学化的特性却极容易使一个国家民族的传统艺术设计丧失殆尽。在现代艺术设计刚刚在欧洲推广的时代，莫里斯的新工艺美术运动就是欧洲传统手工艺在遭到几乎是灭顶之灾时对现代艺术设计的反抗。我国目前的艺术设计正在重蹈覆辙，中国优秀的传统艺术已被许多开口包豪斯、后现代的现代设计师抛掷脑后，难怪一位日本设计师看过了浦东蔓延的摩天大楼后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中国没有现代设计!”。因此，在学习利用西方现代艺术设计时，不仅要看到它的优势，更要认识到他的局限：过于注重功能和形式而没有文化底蕴，放之各国皆准却而没有民族特色。这种统一的设计思路和模式将会使我们的现代文化完全失去中国的民族特色。只有采取双赢的结合战略，将源自西方的“现代性”与我国的“民族性”相结合，将西方现代艺术思想和中国传统艺术有机的结合，才既能实现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化，又能保持了艺术的中国身份。将西方现代艺术设计注重功能、标准、量化的特点与我国传统设计中的注重感性、象征的审美特色以及深厚的文化内涵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中国传统艺术设计的现代化；认清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实际上是西方工业革命、现代科技革命的产物这个事实，就会知道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化不仅要吸收西方现代艺术思想，更要考虑到我国的当下社会发展阶段，更要考虑我国本身的艺术传统。只有这样，才既不会陷入设计领域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又不会失去艺术的中国身份。

篇(5)

论文关键词：文学理论教材，反本质主义，主体意识

 

一、从意识形态性到反本质主义：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教材发展变化的过程

改革开放后，社会现状要求重建文化秩序，加上西方文学思潮纷纷涌入，文学理论教材也逐渐开始发生变化。开这一先河的当属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以下简称以本）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以下简称蔡本）。与前期文学理论教材相比，以本和蔡本超越了文学工具论模式，把文学当做一种意识形态进行阐释。但是它们仅仅只强调政治经济作为文学的反映对象，而没有关注文学自身的内部规律。而随后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以下简称童本）最大的突破就在于它开始关注文学自身的内部规律，把文学本质界定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认为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但童本仍没有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即没有跳出本质主义的圈子。新世纪，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发生极大转变。南帆主编的《文学理论[新读本]》（以下简称南本）、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第三版）》（以下简称陶本）和王一川著的《文学理论》（以下简称王本）等教材应时而生。这三本教材都把反本质主义作为基本思维方式，“标示了现代性语境与后现代性语境之间深刻的分歧与追求目标的断裂”[1]。南本强调文学与文化的联系，以此来对本质主义思维进行反思与质疑。陶本最大的特点是将中西文论史上反复涉及的文学理论问题依次展开，最后不给出形而上的定义，培养学生开放的文学观念。王本则是让文学回到文学本身文学艺术论文，提出“感兴修辞诗学”，认为文学的主导属性是感性修辞性。

二、主体意识逐渐觉醒：中国文学理论教材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

众所周知，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教材的发展深受中西文化因素的双重影响，而在这双重因素中，人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才是关键。中国学界一直不乏反抗之人，“五四”自不用说，到新时期，文学思潮风起云涌，寻根、反思、先锋、朦胧等等，无不显示着强大个体的存在。马原、格非等人的小说，不只是追求叙事方法的转变，更多的是要“摆脱社会与历史文化对人的必然性支配，转而对作为个体的人的‘本真’存在状态的感知与书写”[2]。当文学创作日渐突出主体时，文学理论自然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当然，国内文学理论很大一部分是受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西方文学思潮，从早期卢梭、佛洛依德、尼采等人的反理性主义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直至如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无不对中国文学造成巨大冲击。

因此，综上所述，可以说主体意识的觉醒是文学发展的关键，也是文学理论发展变化的关键。主体意识不强大，文学及文学理论亦不会有质的突破。

三、尊重个体、突显主体本真存在——文学理论教材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法国学者埃德加·莫兰认为“理论是一种方法的选择和观念的变化，……理论是随着客体的变化来深入对象与现实的过程，甚至一个开放的理论是一个接受自身死亡的观点的理论”[3]。因此，就现有理论来说，它还能在多大程度上阐释当代人的文化经验？我们到底该怎么阐释未来人类文学理论之路？面对这些疑问，我们必须做出自己的回答。

从九十年代年代身体写作、私人化写作的崛起，到现在大众文化、网络文化的兴盛，“显然，‘主义’写作时代的‘圣像’已经颠覆，‘主义’塑造的文学‘神话’已经破灭，一个随着人的自觉和文化的自觉而来的文学自觉时代已经来临”[4]。文学理论必须随着“人的自觉和文化的自觉”来发展改变自己，这是当今也是将来文学理论发展的必由之路。“记住文学是‘人学’文学艺术论文，那么，我们在文艺方面所犯的许多错误，所招致的许多不健康的现象，或者就可以都避免了”[5]。如果把文学当成种种意识形态，那么文学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就会被当做很正当的道理，而当文学不再以人的主体存在给人以精神享受时，我们又怎能要求这样的文学有超越现实的表现？

因此，关于文学理论问题，我们并不需要寻求一个权威的定义，更不需要凭这个定义去解释别人的定义和其它文学现象。我们需要的只是发挥主观能动性，探讨每一种定义背后的动机和目的，特别是作为教材，目的就是教导学生，而不是束缚学生。“虽然传统逻辑的‘定义方法’可以在一定限度内规定存在者，但这种方法不适用于存在”[6]。无论是继承传统还是借鉴西方，关键都在于中国现代文学家的主体创造性。文学创作如此，文学理论亦如此。只有站在“人”的制高点上，只有人的主体意识得到整体性解决，中国文学理论教材的发展才会“少走弯路亦或避免错误”。

参考文献：

[1]方克强.后现代语境中的新世纪文学理论教材[J].文艺理论研究.2004(5):81.

[2]汤奇云.解码“先锋小说”[J].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10,8(4):45.

[3](法)埃德加·莫兰.方法：思想观念[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42.

[4]汤奇云.从“主义”写作到后“主义”写作——当代文学发展轨迹一瞥[J].天津文学.2010(8):108.

[5]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钱谷融论文学[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82.

[6]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5.

篇(6)

【关键词】

比较文学；形成与发展；积极倡导者；创新研究

中国的比较文学从开始出现到成

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在现代普遍发展，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史。1978年至今可看作是比较文学的新时期。新时期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学科理论、学科历程与体制构成的研究上。平行研究突破了影响研究只讨论渊源、影响、原因、结果的樊篱，将比较文学从只强调“事实联系”的狭窄领域引导到超越事实，甚至跨越学科的广阔世界，从一个角度看，这应该是其一大功绩，然而从另一角度看，这又未尝不是其一大弊病。当今比较文学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在向比较文化的方向发展，比较学者动辄跨文化，甚至跨文明，更遑论跨学科，他们关心的已经不再是文学问题，而是漫无边际的文化问题，比较文学因此丧失了其文学研究的本质特征。造成这样的后果，我想，平行研究标举“跨学科”研究是不能辞其咎的。然而，对平行研究这种双刃剑的性质，在20年前我撰写《比较文学概论》时是缺乏认识的。后来，我逐渐悟出了其中的问题，在一些文章中，明确主张将比较文学限定在文学本体的范围内，反对比较文学的泛文化化。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是有这深层次的哲学根源的，约瑟夫·海勒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之一，他的作品本身就是一种后现代哲学的体现。海勒的作品传到中国之后，引发了一场文学界的风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后现代文学作品都是以海勒的作品为标杆。许多的先锋作家在对海勒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之后，开始模仿他的写作方式以及写作风格，然而有一种东西是很难模仿的，那就是写作者本身的哲学出发点。诚然，后现代主义对我国的哲学也有着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但是这一影响并没有很快的反映到先锋作家的写作中去，这就造成我国的先锋作家的作品与海勒的作品，形似而神不似。当然，海勒和中国先锋作家本身所处的文化环境的不同以及现实环境的差异，也是导致他们在哲学层面上存有较大差异的重要原因，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中国比较文学的历史形成及发展

比较文学是一门从西方旅行到中国的一门学科。在方法论上，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沿袭了法国学派的严谨缜密的事实验证方法，考察中西文学之间的关系，并进行分析，同时也汲取了美国学派平行研究方法（重视文学现象的审美分析）的长处。在学术研究上，它跨越了学科的界限，已经渗透到了世界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不断发展并日臻成熟：

首先，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萌芽时就已经出版了数以百计的专著和论文，那些用英、法、德、俄、日等语言翻译的国外专著也频频出版，在某个时期中国出版界首选的学术论题之一就是比较文学，产生较大学术影响的同时，也有着众多的读者。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杂志在上海创刊，比较文学逐渐成型。

其次，1985年在深圳成立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与此同时此学会也成为了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的团体会员。并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全国性比较文学研究的体制化，这也就标志着这一学科具有国际性这一特征。

第三，当代中国，有许多高校开设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面的课程。自1994年以来，在中国就已经有七所高校先后建立了独立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此外还有二十多所高校建立了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

第四，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频繁地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并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具有原创性的论文，以便在国际论坛发出中国人文学者的声音。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多次举行年会，并在每一次的年会邀请大部分的国际知名学者前来进行文学交流。近年来，在西方高校受过教育的比较文学学者也开始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原创性的文学论文，在国际学术界中国文学者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亮。这就是中国的比较文学如何从无到有，如何从一种引进的研究方法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过程。

二、学科身份的过去与现在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这一概念所蕴含的理论的自觉意识最早出现的时间大约是20世纪70年代。回首这三十多年，我们大致可以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发展脉络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7）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开创与奠基的阶段。第二阶段（1988-1997）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方法体系的建构阶段。第三阶段（1998至今）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研究继续向前推进发展的阶段。

中国比较文学切切实实推进了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中国学派开拓了新的领域；成为全球新时期比较文学的积极倡导者。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王宁作为我国最早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之一，在国内文学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在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同时应用了一些西方的文学和理论，也指出了西方文学理论的不符之处，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西方文学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对西方学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98年，在《后现代主义之后》这部专著中，王宁首次将后现代主义放在一个全球化的广阔语境下进行考察研究，试图通过自己的批评和研究实践，将中国的文化与文学放在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语境下研究，在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及其研究关系之间协调，最终达到比较文学的超越和跨文化视野的实现。认为后现代主义已经走出了西方世界，成为了一股国际性的理论大潮。

王向远认为：“现在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在接受、借鉴、消化外来理论的基础上，逐渐探索出一套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他研究并发表的《比较文学学科新论》足以启发人们重新去思考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自己的比较文学，以及比较文学的定位，和向何去的问题。

孟昭毅主张在世界范围文化多元共存中找到东方的本位，要在世界文化交流中突出“东方”学者的声音。强调不仅要对过去西方的中心论作质疑与突破，也要有意识的去避免一定程度上新的东方中心论，根本目的是要作超越前人理论框架模式的探索，建立一种宏观而广阔的视阈。他认为在文化、文学交流中，势能落差在所难免，应该努力缩小和消解边缘和中心之间的差异，摸清东方文化和文学的基本规律。并对文化和文学各种现象之间的事实联系展开特有的关注，超越文化与文学的学术界限，尽力从一定程度上超越交流空间、时间和人为的思维界限。其早期代表作《比较文学探索》较好地体现了他的这些学术主张，他在强调和阐释了比较文学的“可比性”问题的同时更深入地从“文学关系史”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和伊朗、越南、印度等国的文学关系。

三、不足与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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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后现代教育思想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理论，在汉语言文学教学上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为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开辟了新路径。后现代教育思想在平等教学思想、对话教学方式、阐释教学法、教学评价等方面对传统教育思想提出了挑战，其独特之处为教师改革和创新汉语言文学教学提供了参考价值。基于此，探讨了在后现代教育思想下如何进行汉语言文学教学。 

一、后现代教育思想概述 

在当代众多的教育理念中，后现代教学思想占据着重要位置，它不仅较为深刻地批判了传统教育模式，同时也开辟了崭新的教育发展思路。 

1.“去中心”平等教学思想 

后现代教育思想在课程和教师的认识上打破了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思想，着力强调“去中心”的平等教学理念，即反对教师控制与教学控制，反对以教师、学科知识为中心思想，提倡教学中构建师生之间平等、互动的关系。后现代教育思想重新定义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融入了平等民主的教学理念，正如美国教学研究专家小威廉姆•e•多尔指出，教师不是外在的专制者，而应是内在教学情景的领导者。 

2.“对话”教学方式 

“对话”是后现代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它以对教学过程的认识为根本出发点，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构建师生之间开放、平等、创造性、富有多元价值的对话关系。日本学者佐藤学指出：“学习的实践就是对话的实践。”倡导“对话”的教学方式，就是促进学生与教师之间形成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教学氛围，鼓励教师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以平等的教学观念进行教书育人，体现因材施教的教学思想。 

3.阐释教学方法 

阐释教学法是后现代教育思想所倡导的教学方法，它不同于传统的促进式教学法和传授式教学法，而是强调在接受教师教育的前提下，带着乐观、开心的心态不断拓展学习路径，引导学生进入真理的情景中。阐释教学法将传统的教条主义去粗取精运用在后现代化的教学过程中，使学生学会在文化背景中解读自身的生活经历和教学文本，这种教学方法充分体现了教与学的创造性，同时也强调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4.自传式教学评价法 

后现代教育思想认为学习者均存在个体差异性，教师不能用统一的评价尺度去衡量每位学生的学习水平。教学评价应强调评价标准的复杂性、动态性和模糊性，将学生看做知识的发现者和探索者，反对标准化考试的评价方法。正如派纳所指出的，教学评价应以家长、社区领导、教师以及其他学生共同组成的委员会进行评价。 

二、后现代教育思想下的汉语言文学教学 

1.改革传统的教学计划 

传统的教学计划强调在教学行动之前制定教学计划，且不能更改计划。这是一种对教学和课堂的独断控制，它迫使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汉语言文学教师应借鉴后现代教育思想中“去中心”的平等教育思想，制定教师、学生、课本三者之间合作性的教学计划。这种教学计划应具备以下特点：首先，教学计划应在教学活动中产生，可以在行动中随时调整；其次，教学计划应具有可变性，在教学过程中可以灵活地利用意外事件临时构建教学内容；再次，由于当今社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需求日趋多样化，所以教师在制定教学计划时应强调实践应用性，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2.构建师生互动的课堂 

师生互动的课堂应体现其多维性，打破传统课堂教学中教师与学生单一化的互动格局，积极倡导形成教师与学生个人或群体之间的互动、学生之间的互动格局。教师不应以教授者、提问者、阐述者、指导者自居，而是应将自己定位于学习者、思考者和聆听者，也是教学活动的灵活调度者以及学习障碍的排除者，做好汉语言文学课堂教学的组织工作。学生也应摒弃“问”者、“听”者的学习身份，进入思考者、议论者、提问者的主动学习的角色，同时还应承担组织部分学生共同参与教学活动的责任。这就需要汉语言教师做到以下两点：其一，教师应放弃占有式权威的姿态，将自身置于平等教学的氛围中，使学生乐于接受教育；其二，教师应充分信任学生，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对教师倾诉，真正形成多维的互动式课堂。 

3.实施开放性教学 

首先，在汉语言教学的过程中确立学生主体地位，将教材看成确定、客观的认知对象，引导学生通过感知、判断、概括、抽象、推理来理解和掌握教材中的知识，从而使教材知识的获取超越了知识技能的范畴，并将其融入到生活领域中去；其次，汉语言教学应具有开放性，不能将教材单纯地看做真理和知识载体，学生只能认知和掌握，却不能重新构建。开放性的汉语言文学教学应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人见解，不应把教师的定性理解强加于学生。 

4.运用探究教学方式 

汉语言文学课要求教师对学生进行汉语言演化规律的认识和文学素养的熏陶，这就需要教师应运用探究式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将探究演变成一种良好的学习习惯，不断提高探究能力。同时，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重视与学生之间交流与沟通，不固守于自己对事物的观念，而应以相互激励、相互接纳、相互融合的心态构建师生活力课堂，使汉语言文学教学在师生交往中迸发出新的意义。 

三、结论 

总而言之，现阶段，传统的教学思想已经不适应高校汉语言文学教学的发展，缺乏现实指导意义和时代感，导致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呈现出兴趣不高、缺乏主观能动性，甚至是厌学的现状。而后现代教育思想以其独特的教育理念，更新了教师的教学理念和教学行为，值得汉语言文学教师的借鉴。 

 

参考文献： 

[1]韩自波.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思考[j].时代教育(教育教学版)，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