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管理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经济研究管理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新的系统观。循环是指在一定系统内的运动过程，循环经济的系统是由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等要素构成的大系统。循环经济观要求人在考虑生产和消费时不再置身于这一大系统之外，而是将自己作为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来研究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原则，将“退田还湖”、“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生态系统建设作为维持大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来抓。

新的经济观。在传统工业经济的各要素中，资本在循环，劳动力在循环，而唯独自然资源没有形成循环。循环经济观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仅仅沿用19世纪以来机械工程学的规律来指导经济活动。不仅要考虑工程承载能力，还要考虑生态承载能力。在生态系统中，经济活动超过资源承载能力的循环是恶性循环，会造成生态系统退化；只有在资源承载能力之内的良性循环，才能使生态系统平衡地发展。

新的价值观。循环经济观在考虑自然时，不再像传统工业经济那样将其作为“取料场”和“垃圾场”，也不仅仅视其为可利用的资源，而是将其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需要维持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在考虑科学技术时，不仅考虑其对自然的开发能力，而且要充分考虑到它对生态系统的修复能力，使之成为有益于环境的技术；在考虑人自身的发展时，不仅考虑人对自然的征服能力，而且更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篇(2)

论文关键词：新公共管理理论，绩效管理，财政预算，事业单位

一．前言

1959年《财政法组织法》（LOLF）确立了法国财政预算的基本框架。期间，该法令虽多次被修订，但仍然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2001年8月，原法国总统希拉克颁布了新《财政法组织法》，明确提出建立以结果和绩效为导向的财政预算，并规定从2006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新方法编制的预算案。该法案被认为是法国公共财政的一次重大改革，它给法国财政预算管理的各个方面都带来了显著变化。其最大的意义在于使法国的公共行政从传统的官僚模式走向新公共管理模式，公共服务领域从此也开始面临一连串的重大改革。

二．改革的背景

1.新公共管理思潮的影响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技术变革、全球化、信息化和国际竞争的挑战，许多国家的行政管理发生了重大变化。以韦伯的官僚理论为代表的、等级深严的传统公共行政制度在支配整整一个世纪的漫长年代后，正转变为公共管理的、责任的、服务的、企业化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形式。

新公共管理理论源于欧美国家，最早由英国前首相柴契尔夫人提倡推行。随后该理论在西方国家逐渐受到重视。美国学者戴维·奥斯本在其著作《摒弃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中提出了“再造政府”的理论，并强调“再造政府就是用企业化体制来取代官僚体制”。[①]戴维·奥斯本认为，在传统模式下，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力不从心，窘态百出工商管理论文，因此该模式应当被改革。戴维·奥斯本提倡政府在有限资源条件下，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和提供更高品质的公共服务；同时，政府应当拥有一定的公共企业精神，并学习或运用企业管理的基本理念及做法，运用私人企业管理技术以及用结果指标来评估绩效，让政府更具活力及竞争力。

在戴维·奥斯等学者的推动下，新公共理论的影响日益扩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经合组织（OECD）的会员国，相续进行了改革，提出了“绩效政府”的理念。法国在这方面虽然改革起步较晚，但是也出台了相关的法令，加快了行政改革的步伐。主要内容有：改革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取消对各地方政府的监管，扩大地方政府权力，扩大地方民主，增强地方民选机构的权利等等。

2．改善法国政府财政赤字的迫切需要

从法国国内看，法国的公共债务问题一直困扰着法国历届政府站。2005年，法国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经远远超过了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60%的上限，达到了66.8%。同时，西方各国政府都大刀阔斧的改革政府机构、改善公共财政管理，而法国却相对滞后，这就迫使法国政府加快了行政改革。从2000年以来，法国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失业率上升、国内投资与需求大幅度减少，这造成了法国财政收入锐减。与此同时，为实施经济刺激计划，法国政府又大规模投入资金。这导致法国公共债务规模明显扩大。

三．改革的主要内容。

与1959年以来形成的预算体制相比，新《财政法组织法》的变革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化预算的绩效的管理。在过去，各部门预算支出项目是分割孤立的，完全由议会根据部门需要进行拨付。在这样的机制下，预算项目很难体现各种计划的性质也很难明确各级行政管理者的责任。新《财政法组织法》运用绩效机制来推动财政预算，重新建立了财政预算机制。新机制使得各级管理者的责任明确、国家政策连贯而紧密。该机制把财政预算分为“任务”（mission）、“项目”(programme)、“行动”(action)。“任务”是财政预算的最高级工商管理论文，体现了国家的主要公共政策以及相应的财政预算安排。同时，若干个“项目”组成了某个“任务”。“行动”又把项目的各项计划具体化。

新《财政法组织法》规定，各级、部门必须建立下一年度的行政计划与工作安排；同时，每项具体计划的效果必须通过相关部门的绩效考核，并把结果反映到年度绩效考核报告中。

2. 项目的行政负责人责任更为明确、拥有更多的自主权。新《财政法组织法》的另一最大的亮点在于，除了不能触动人员工资之外，只要能保证项目目标圆满完成和提高工作效率，各行政部门项目负责人可按实际情况自由调度资金预算。同时，为了保证项目负责人的公正、廉洁，该法案还规定必须强化行政部门内部审计职能，使每个公共政策项目执行者承担了更多的义务与责任。 3.强化了议会对财政预算的民主监督力度。新《财政法组织法》实施之后，议会是最大的受益者。它对财政预算的监控力度得到了空前的加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财政预算更为透明。根据新《财政法组织法》第五十条规定，当政府向议会提交国家未来四年的发展报告的时候，必须同时提供相关数据与证据的来源，以供议会调查、审议，从而提高财政预算的真实性。其次，扩大了议会对预算批准的范围。得益于财政预算的分任务管理与绩效管理机制，议会可以通过讨论国家公共政策与发展策略来决定对某项任务是否赋予相关财政预算支持，从而大大提高了议会的决策者的角色。在新《财政法组织法》实施之前，议会由于缺乏必要的时间与手段，只能针对整个国家财政预算的一揽子计划进行投票。只有约占6%的财政预算真正被议会深入讨论研究。新法案实施之后，“任务”、“项目”、“行动”与它们所需要的财政预算一目了然，议会成员可以从容不迫的进行讨论和投票。最后，公共政策与财政预算捆绑进行表决，提高了议会地位和权利。一方面，决算法草案的审议时间缩短、效率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审议的宗旨不再是对财务报告进行技术和形式上的修改，而是对公共政策进行评估，并对每个项目的结果、成本和使用进行分析。

四．新《财政法组织法》对公共服务机构的影响

配合新《财政法组织法》，法国从希拉克政府到萨科齐政府，都对公共部门进行了一系列的渐进式改革。萨科齐的政府改革目前正在进行工商管理论文，无法考察其最终效果，但是其部分改革措施是值得借鉴的、同时应当承认其改革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1.减少了财政支出。由于公共支出明显上升，威胁到了法国的财政与金融安全，萨科奇政府制定和实施了称为“公共政策全面修订” 的全面改革计划，旨在对公共支出进行结构性削减站。这项计划确定了很多改革目标：实现政府机构现代化;改善为公民和企业提供的服务;确保公务员能够因为工作而得到更多的表彰;以及推广注重效果的文化。其整体目标是用更少的资源，取得更好的成效。该计划是法国政府全面转型的范例，它由370项经过开支审查筛选出的举措组成，同时，每个政府部门都必须节约开支和提升效率。

2.大幅度的减少了公务员数量与规模：法国公务员的数量从2003 年开始减少，减少的幅度逐年加大，到了2007 年，退休的公务员人数介于7万到8万人之间，而该年就裁减了1万5千 个职缺。[②]如今，萨科奇政府实行每两名公务员退休后只补充一名新公务员的政策。行政人员的开支从而大大减少。

3.对公共部门进行分类改革。现有的公共服务部门被分成三大类：一是关系到民生与社会稳定的教育、公共卫生等部门，将继续由国家管理；二是涉及国家安全和战略意义的领域，具有一定商业色彩的军工、航天和核电等部门，国家将继续控制；三是可以向私人资本开放的其它的部门，如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些领域内国有企业垄断将被打破，私人资本获准进入。

4.行政部门的创新改革。主要有两项：一是预算法采取“目标管理”原则，各行政部门将根据目标制订预算；二是对政府各部门引入外部审计，同时对岗位任务和人员设置等深入调研并提出现代化管理建议。

5.强化公共部门的绩效管理。公共部门的各项公共事务分为“任务”、“项目”、“目标”、和“指数”。“任务”是指各项社会事务，如交通、社会治安等。“项目”是指细化后的各项“任务”，如在就业“任务”中，就有增加就业的“项目”；“目标”是每个项目要达到的目的，如增加就业的“项目”中就提出要把增加就业岗位作为“目标”。最后，“指数”是指量化后的结果，主要用于评估各项措施是否富有成效。如在采取新措施后，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的数量等等。

法国政府在推进公共部门改革中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以法国内政部为例， 2005年法国道路交通事故所造成的人员伤亡人数低于5000人，与2002年相比受伤者减少了25%,而死亡率则减少了36%,创历史之新低。与2002年相比，违法活动减少了8.2%,在公共道路上的违法活动则减少了20%。[③]

五．借鉴与启示

法国作为西方发达国家工商管理论文，其公共部门颇具特色，它在整个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着十分关键作用。虽然由于政治体制和国情不同，不能引入他们的所有做法，但他们绩效考核的理念、严格的责任机制，对推进我国事业单位绩效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1.深化市场化改革，减少公共部门监管。当今世界是信息化社会，全球一体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在法国，公众参与公共管理早就是一个现实。在我国，一方面，民众借助互联网等手段开始寻求公民参与的过程来充实公民生活，来有目标地表现公民意识，并学习表达自己对公共事务的看法。另一方面，政府行政官僚的扩张，经常造成公共部门逐渐远离其所服务的社会大众，忽视民众的的真正需求，甚至引发社会冲突。在新形势下，要解决事业单位中的绩效改革问题，其基本点还是应当立足于对公共部门，包括对事业单位权利的限制和对公平性的追根问底。只有在上层建筑中确立了公平性与市场经济的自由与充分竞争，社会才能充满活力和创造力。没有一个完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作为社会子系统和公共部门的事业单位绩效改革的效果也无法保证。所以，政府、事业单位不能既当游戏的裁判又做选手，它们应当把主要精力用到保护公正与提供公共服务上来。

2. 重新认识公共部门的本质。高绩效政府组织是指政府组织以绩效评估体系为标准，以最低的管理成本取得最大的社会公众对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满足度的一种管理模式和组织形态。它强调了以社会公众的满意度作为产出的最终标准。法国新《财政法组织法》的根本目的是在于提高公共部门的服务质量与服务效率。为公众更好的服务站。对于我国的事业单位，一方面，其“绩效”必须最大程度地凸显其社会公益性，并抑制、克服其可能潜在的自利性和营利性；另一方面，其“绩效”还必须同时依循各自具体行业的内在要求，凸显其独特的公益价值。在我国，目前许多事业单位社会公益性做得不尽如人意。事业“绩效”应有的内涵和标准均被严重异化、扭曲。所以，事业单位全面实行绩效改革工商管理论文，不能不首先从理清什么是事业绩效开始。我国的事业单位属于公共部门，所以它们的绩效应当是“公共、公平和责任”。

3.绩效考核制度应伴随着我国财政体制的改革。从法国经验看，财政绩效管理伴随着政府管理理念提升，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发展、政府管理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法国2006年执行的新预算案看，最大的特点就是建立了新的结构。新结构分为“任务”、“项目”、“行动”三级。每一个级别都有相对固定的行政负责人。这就使得各部门公共政策项目负责人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和承担更多的责任。而目前我国的财政预算与管理体制仍然沿用传统的模式，它与事业单位甚至政府部门的绩效管理体制改革无法匹配。

4.应当强化公众与人大对事业单位绩效的监督与评估作用。法国议会是新《财政法组织法》的最大受益者，其角色因为新《财政法组织法》而强化。议会有权监督各项任务的落实情况，由此可以具体知道公共支出的去向，增加了公共预算的透明度。在我国推进事业单位绩效改革过程中，绩效指标的如何量化，考核如何保证公平公正、具备公信力是我国目前事业单位绩效改革的一个难题。由于缺乏可以借鉴引用的办法和模式，很多地方和单位的绩效考核变成了“官绩效”“一言堂”。因此，绩效考核需要考虑多维度考核，以使考核结果更加客观、公正。鉴于事业单位的公益性质，公众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应当作为绩效考核指标，让学校、医院所在的社区代表、各级人大代表参与到绩效评价中来，提高考核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参考文献]:

[1]任青霞：有限政府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研究，2004(1)．

[2]陶学荣：公共行政管理学导论[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3]Pierrick Le jeune：la function publique face a la culture de resultat[M]．Bruylant，2006．

[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全球化与政府作用课题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府改革[D~／OLI．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2001．

篇(3)

论文关键词：R&，D投资，技术改造，技术购买，企业注册类型

1. 引言

企业的科技活动除了依靠企业自身的研究与试验发展（R&D）实现技术进步外，还可以通过技术改造与购买其他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经验，达到提高自身技术水平和生产率，促进企业产出增长的目的。因此，从实证角度来研究R&D投资、技术改造、技术购买与企业产出的关系，对于了解我国工业企业科技活动推动企业产出增长的机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国内外学者就R&D投资、技术购买与企业产出关系已作了较多的研究。Hall和Mairesse(1995)和Keller(2002)等，他们的研究结果均表明R&D投入产出或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Jefferson andHu (2004)利用总量生产函数从企业层面对北京市国有工业企业进行了R&D收益率的估计，发现在1991到1997年间，R&D投入显著促进产出增长，R&D收益率在1.21—1.07之间。Jeffersonet al. (2006)从R&D决策过程、知识生产过程和创新过程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三个方面考察了我国大中型制造业企业全部创新过程对经济业绩的影响，认为创新对中国制造业增长作用显著，R&D收益率至少是固定资产收益率的3—4倍。吴延兵（2008）根据1996—2003年中国地区工业面板数据，研究了自主研发、国外技术引进和国内技术引进对生产率的影响，发现自主研发和国外技术引进对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国内技术引进对生产率并没有显著影响。

Hu等(2005)运用中国1995—1999年每年约10000个大中型制造企业数据，研究表明R&D对产出的影响作用显著。把所有企业划分为高科技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两个样本后，高科技企业的R&D产出弹性为0.064，非高科技企业中R&D对生产率并没有显著影响。金雪军、欧朝敏等（2006）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技术引进和R&D投入对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技术引进和R&D投入虽增加了我国技术知识存量，但并没有有效地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李小平（2007）运用分行业大中型工业企业从1996到2003年的面板数据，就自主R&D、国外技术引进和国内技术购买的产出回报率和生产率回报率进行了分析，他发现R&D投资的增加不但不能带来产出的增长，反而会导致产出的减少，并且高R&D投资行业所导致的产出减少的最多，同时，国外技术引进和国内技术购买对产出的影响都不显著，而且R&D投资、国外技术引进和国内技术购买对生产率的提高也不显著。

根据以上的研究文献可以看出，各学者研究的层面并不相同，有的是地区的国有工业企业、有的是我国制造业企业、有的是仅是大中型工业企业，有的则是高科技工业企业等等，不同层面的研究及不同的分类标准对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影响。而在已有的研究中，我们尚未发现从注册类型层面来研究所有工业企业的R&D投资、技术购买及技术改造与企业产出之间的关系。因此，本研究从工业企业注册类型层面，运用经验分析方法研究中国企业技术投入与产出变动之间的关系，考虑到我国工业企业技术来源渠道的不同，分别考察直接R&D投资、技术改造和技术购买对企业产出的影响作用。

2. 计量模型与数据

2.1. 计量模型

研究各类科技活动与产出之间的关系一般利用生产函数的方法。现假定工业企业的各项科技活动将直接影响企业的技术水平，并通过技术水平而作用于企业产出。于是企业产出增长由资本、劳动和技术推动，我们根据CD生产函数：

(1)

其中，为企业产出；和分别为企业投入的资本与劳动现代企业管理论文，A为技术水平，它是企业科技活动T的函数；、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

考虑到人类知识的自动积累，技术水平存在自然增长，我们假设，q为一常数，是非体现型的“外生的”技术进步，由此可见，技术水平A不仅随着时间t的变化而变化，而且还受到科技活动的影响。当不考虑“外生”技术进步，即为零时，技术水平完全由科技活动。将代入式（1），对式（1）取对数，并引入企业类型i和时间t，以及随机扰动项后，得到如下的基本计量模型：

(2)

在分析的过程中，结合所收集的数据，科技活动主要包括R&D投资、技术改造与技术获取。技术获取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国外技术购买和国内技术购买两种方式。然而，当技术引进企业与被引进企业的技术水平相差较大时，技术相对落后的企业在模仿和引进其他先进企业技术，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用于人员培训、相关工艺的开发、以及必备配套设施的购买等，形成了消化吸收的费用支出。因此，本研究中的科技活动T包括了R&D投资、技术改造、国外技术购买、国内技术购买，以及用于消化吸收所支付的经费。

2.2. 数据

由于本文把研究层面定在不同注册类型的工业企业，目前我国工业企业的注册类型有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其他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共10类；而国家统计局关于我国不同注册类型工业企业的统计数据是从2000年开始的，因此，我们所能收集到的数据是从2000年到2007年八年十个不同注册类型的面板数据。

原始数据全部来源于《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资料》（2006、2007、2008）和《中国统计年鉴》（2008）。产出用工业增加值表示，用工业增加值指数缩减为2000年的不变价。资本用生产经营用机器设备表示，为了便于处理，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生产经营用机器设备原价平减为2000年的不变价。标准的劳动投入应该利用劳动时间投入，由于缺乏资料，劳动投入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减去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后的数值反映小论文。R&D投资用R&D经费内部经费支出表示，消化吸收投入用消化吸收经费支出表示，这两个经费支出包括了相关设备购买和相关人员的工资支出，所以R&D经费内部经费支出额和消化吸收经费支出额用加权价格指数折算为2000年的不变价格，加权价格指数我们借鉴朱平芳与徐伟民（2003）的方法，以当期消费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加权平均表示，权重分别为0.55和0.45。企业的技术改造、国外技术购买、国内技术购买分别用技术改造经费支出、技术引进经费支出和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支出表示，同时都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为2000年的不变价格。由于其他内资企业在某些年度缺少技术改造经费支出、国外技术购买经费支出、国外技术购买经费支出和消化吸收经费支出数据，于是得到一个关于十个类型企业的从2000年到2007年的不平行面板数据。

3. 估计结果分析

由于本文数据量较小，而且，若某一类型企业在某一年度缺失数据，那么数据量就会更少，出于自由度的考虑，本文采用静态面板数据中的随机效应估计方法和混合OSL估计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再利用Breusch and Pagan拉格朗日乘数检验来选择是采用混合OSL模型还是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在不加入时间趋势和加入时间趋势两种情况下，分别用混合OSL方法和随机效应方法，进行估计基本模型（2）。估计结果见表1。

表1 模型估计结果

模型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PLS

RE

PLS

RE

PLS

RE

PLS

RE

资本

0.4309***

0.3998***

0.4384***

0.4342***

0.4718***

0.6022***

0.4820***

0.4820***

(0.1112)

(0.1127)

(0.1101)

(0.1095)

(0.0633)

(0.1186)

(0.0556)

(0.0556)

劳动

0.2436***

0.2335***

0.2318**

0.2313***

0.3807***

0.2567**

0.3658***

0.3658***

(0.0739)

(0.0703)

(0.0746)

(0.0742)

(0.0734)

(0.1076)

(0.0718)

(0.0718)

R&D投资

0.3531***

0.3668***

0.3569***

0.3592***

0.1268**

0.0783**

0.1307**

0.1307***

(0.1014)

(0.1130)

(0.1022)

(0.1035)

(0.0423)

(0.0359)

(0.0403)

(0.0403)

技术改造

0.0148

0.0448

0.0164

0.0191

-0.0579*

-0.0056

-0.0562

-0.0562*

(0.0572)

(0.0583)

(0.0581)

(0.0582)

(0.0306)

(0.0183)

(0.0330)

(0.0330)

国内技术购买

-0.0610

-0.0156

-0.0637

-0.0581

-0.0502

-0.0116

-0.0536

-0.0536

(0.0498)

(0.0465)

(0.0489)

(0.0493)

(0.0389)

(0.0289)

(0.0408)

(0.0408)

国外技术购买

-0.1765**

-0.2111***

-0.0849

-0.0971

0.0088

-0.0696

0.1306

0.1306

(0.0572)

(0.0588)

(0.1521)

(0.1480)

(0.0409)

(0.0454)

(0.0913)

(0.0913)

消化吸收

0.1972**

0.1913***

0.3178

0.3071

0.0853**

0.0920***

0.2439*

0.2439**

(0.0624)

(0.0621)

(0.2098)

(0.2002)

(0.0323)

(0.0313)

(0.1132)

(0.1132)

消化吸收×国外技术购买

-0.0101

-0.0092

-0.0133

-0.0133

(0.0186)

(0.0180)

(0.0095)

(0.0095)

时间趋势

0.1271***

0.1286***

0.1277***

0.1277***

(0.0240)

(0.0132)

(0.0232)

(0.0232)

常数

1.8679***

1.9679***

0.7948

0.8964

1.4648***

1.4032***

0.0467

0.0467

(0.5460)

(0.5505)

(1.8330)

(1.7798)

(0.2799)

(0.3632)

(0.9388)

(0.9388)

观测数

75

75

75

75

75

75

75

75

F值

2237.0***

13646.0***

2993.3***

764.9***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卡方值

35625.0***

126173.8***

8459.4***

117076***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随机效应检验(卡方值)

12.62

11.33

24.92***

26.81***

[0.0004]

[0.0008]

[0.0000]

[0.0000]

注：表中第二行的PLS和RE表示模型的估计方法分别混合普通最小乘估计和随机效应估计；圆括号中给出系数估计值的群组稳健标准误（cluster-robust standard errors）；F值、卡方值分别是PLS模型和RE模型的模型显著性检验F统计量与卡方统计量，方括号是其对应的P值；随机效应检验为Breusch and Pagan随机效应拉格朗日乘数检验，方括号中为相应检验卡方值的P值；*，**，***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下显著。

在估计模型过程中发现存在群组异方差和组内自相关，因此给出群组稳健标准误用于回归系数推断。在混合OLS估计模型中，模型显著性检验的F统计量所对应的伴随概率都小于0.001，在随机效应模型的显著性检验卡方统计量对应的P值也小于0.001，因此所有估计结果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显著的。由于不管是引入还是未引入时间虚拟变量，BP拉格朗日乘数检验结果均支持选用随机效应模型，因而，下面将根据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在无时间趋势，即不考虑技术水平自然增长情况下的模型(m2)和模型(m4)中，资本产出弹性分别为0.3998和0.4342，劳动产出弹性分别为0.2335和0.2313，均在5%水平下显著。根据模型(m2)和模型(m4)，对资本与劳动的规模报酬不变进行稳健的沃尔德检验，检验结果分别为chi2(1)= 11.58，相应伴随概率为0.0007，chi2(1) =11.37，相应伴随概率为0.0007，在5%水平下，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均被拒绝，再根据双侧假设检验与单侧假设检验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直接拒绝规模报酬非递减的假设，说明当前我国工业企业的规模报酬处于递减阶段。R&D投资的系数为0.36左右，也在5%水平下显著，说明R&D投资有利于促进企业产出增长。技术改造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表明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对提高企业产出的作用不显著。国内技术购买的系数为负，说明国内技术购买对企业产出具有不利影响，但这种影响在总体上不显著。在模型(m2)中，国外技术购买的系数为负，且在5%水平下显著，说明购买国外技术对产出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模型(m4)中国外技术购买及其与消化吸收交互项的系数都是负号现代企业管理论文，而且系数的联合显著性检验表明在5%的水平显著[①]，因此认为国外技术购买能显著的抑制产出增长。在不考虑国外技术购买与消化吸收的交互作用时，根据模型(m2)中消化吸收系数及其显著性，可以看出增加消化吸收费用支出能显著地促进企业产出增长。根据模型(m4)中消化吸收系数及国外技术购买与消化吸收的交互项系数进行的联合检验[②]结果表明消化吸收对产出的影响作用是显著的，但至于是正面还是负面作用，由购买国外技术的支出是否达到临界值决定。根据模型(m4)的估计结果，可以求得国外技术购买的临界值为33.38[③]，当国外技术购买小于此临界值时消化吸收的系数符号为正，大于此临界值时系数符号为负，由于在样本数据中，国外技术购买的平均值为11.42，最大值为14.24，因此在考虑国外技术购买与消化吸收的交互时，消化吸收的支出对企业产出具有促进作用。购买国外技术与消化吸收的交互项系数为负，说明专门用于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投入不但不能有效提高企业产出，反而存在一定的负面作用，尽管这种负面作用在统计上不显著。

在加入时间趋势，即考虑技术水平自然增长的情况下（见表1中的模型(m6)与模型(m8)），结论基本与无时间趋势一致。在此不再赘述。

经以上分析发现，不管是否考虑技术水平具有自然增长的特性，R&D投资与消化吸收如同资本（生产经营设备）投入一样对产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为比较同是经费投入的资本投入、R&D投资和消化吸收投入的产出弹性是否存在差异，在两两之间进行稳健沃尔德检验（Robust-Wald test），检验结果见表2。

表2 资本、R&D投资与消化吸收间产出弹性的显著性检验

模型

变量

资本

R&D投资

消化吸收

卡方值

P值

卡方值

P值

卡方值

P值

资本

0.03

0.8676

3.61

0.0573

(m2)

R&D投资

0.03

0.8676

1.17

0.2787

消化吸收

3.61

0.0573

1.17

0.2787

资本

0.18

0.6686

4.48

0.0343

(m4)

R&D投资

0.18

0.6686

1.05

0.3062

消化吸收

4.48

0.0343

1.05

0.3062

资本

14.57

0.0001

22.46

0.0000

(m6)

R&D投资

14.57

0.0001

0.06

0.8081

消化吸收

22.46

0.0000

0.06

0.8081

资本

24.51

0.0000

53.27

0.0000

(m8)

R&D投资

24.51

0.0000

0.54

0.4643

消化吸收

53.27

0.0000

0.54

0.4643

注：检验方法为稳健沃尔德检验法（Robust-Wald test），自由度均为1；检验的假设是两都之间的产出弹性相等；模型(m4)与模型(m8)中的消化吸收的产出弹性是在国外技术购买的均值水平（11.42）下计算的。

根据表2的检验结果可以发现，在给定5%的水平下，资本与R&D投资的产出弹性在模型（m2）和模型（m4）中，即不考虑技术水平自然增长时没有显著差异，但在在模型（m6）和模型（m8），即在认为技术水平存在自然增长的情况下，这两个产出弹性存在显著差异；在模型（m2）中资本的产出弹性与消化吸收的产出弹性不显著外，在其余的模型中均显著，而且在模型（m2）中检验的伴随概率为0.057，与选定的显著性水平相差不大，因此可以近似认为资本与消化吸收间的产出弹性存在显著差异；而R&D投资与消化吸收的产出弹性在四个模型中均不显著。

4. 结论

本文利用2000年到2007年间我国不同注册类型的工业企业数据，从企业类型层面分析了企业R&D投资、技术改造及技术购买与企业产出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在样本期间， R&D投资与消化吸收的投入能显著地促进企业产出增长，而技术改造和国内技术购买的产出效应不显著，国外技术购买不仅不能促进我国企业产出的增长，反而有可能对企业产出增长具有显著的负面作用。同时还发现，我国工业企业的资本与劳动的规模报酬目前尚处于递减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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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投资支出 负债水平 产品市场竞争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运行体系处在不断探索、逐步完善的进程中，企业赖以发展的产业环境还存在较多问题，如一些行业的过度竞争、差异化程度不足等；而且，随着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我国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行业面临来自国外企业的强大的竞争压力，企业的微观决策（包括投资、融资决策）就必须要依据所处行业的竞争状况进行抉择。而目前，还很少有国内学者基于产品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研究负债水平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本文的研究表明，企业的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在整体上呈负相关关系，而产品市场竞争状况会影响这种关系，具体而言，与处于非竞争行业的上市公司相比，处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激烈行业的上市公司，其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的负相关关系更强。

一、文献回顾

（一）投融资关系研究Modigliani and Miller（1958）对企业的投资与融资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到了20世纪70年代，当“资本结构之谜”研究的重心逐步从税收、破产等“外部因素”转向企业“内部因素”后，西方学者对股东债权人冲突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研究是作为解释“资本结构之谜”的理论之一而出现的。股东债权人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资产替代或者投资不足，众多的西方学者对此展开研究（Jensen et al.，1976；Myers，1977；Smith et al.，1979；Gavish et al.，1983；Berkovitch et al.，1990；Ahn et al.，2006）。实际上，无论是资产替代效应，还是投资不足效应都来自于股东/经理的道德风险，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则是从另一个侧面描述了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即负债融资在增加负债成本的同时，也降低了股东经理冲突引起的成本（Jensen，1986；John et al.，1988；Heinkel et al.，1990；Hart et al.，1995；Lang et al.，1996；Childs，P.D.，et al.，2005等）。应该说，国内已有的研究已经开始打破融资和公司投资相互独立的分析框架，但是，专门研究负债融资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文献还不多，学者们的研究也主要是基于国外理论，检验负债融资引起的股东债权人冲突（童盼等，2005；江伟等，2005；刘星等，2006等）以及负债的相机治理功能（江伟等，2004；童盼等，2005；范从来等，2006；辛清泉等，2006；李乔立，2007；姚明安等，2008）。

（二）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投资行为研究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就有学者研究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如Frederic and Scherer（1969）研究了市场结构与投资稳定性之间的关系。随后，该领域内有大量学者从不同角度继续探索，如研究市场结构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Frederic M. Scherer，1969等）、行业竞争程度与企业投资行为关系（Spence，1979；Kiyohiko G Nishimurg，1991；Donald A. Hay and Guy S. Liu，1998；Lucas and Prescott，1971；Gilbert and Harris，1984；Lippman and Rumelt，1985等）、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Hartman，1972；Caballero，1991；Vivek and Prakash，1996；Laarni T Bulan，2005等）。研究结论从不同角度表明了企业的微观决策（这里主要指投资决策）会受到产品市场状况的影响。我国学者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基于我国存在的股权融资偏好特征，研究融资偏好与投资行为，如施东辉（2000）、何金耿（2001）、杜丽虹和朱武祥（2003）、郝颖和刘星（2005）等；基于我国上市公司频繁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现实，研究投资的资本投向问题，如朱武祥（2002）、张为国和瞿春燕（2003）等；研究投资行为与公司业绩表现，如韩立岩等（2003）、姚俊等（2004）、李涛（2005）等；研究投资现金流的敏感性问题，如：冯巍（1999）、魏锋和刘星（2004）、张翼和李辰（2005）、王治（2008）、汪强（2008）、杨华军（2008）、郭建强和张建波（2009）等；研究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一部分文献已在上文综述）。国内学者从很多个角度对企业投资行为进行剖析。当前从产品市场竞争角度入手研究企业投资行为的国内学者相当少。刘星、曾维维、郝颖（2008）研究发现，企业投资支出与产品市场竞争强度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各行业企业投资规模的差异部分源于产品市场竞争强度的差异。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学者在研究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相关关系的时候，绝大部分研究均以上市公司所有行业作为研究对象，这可能会影响研究结论，因为不同行业、不同产品市场竞争度，企业投融水平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此外我国当前处于转轨经济时期，国内的经济制度、经济环境、产业市场、资本市场都与西方国家有着重要差别，这决定了西方理论不能简单地套用于我国相关研究。目前，我国还很少有学者基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角度来研究负债融资对投资行为的影响作用，处于不同的产品市场竞争状况的企业，其负债融资是如何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投资行为？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关于负债水平与企业投资行为的研究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西方学者关于负债融资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两种，一种理论认为，负债融资带来了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假设股东与经理人利益一致的前提下，股东/经理为使股东财富最大化，会在投资决策时选择那些能够增加股权价值但会减少整个企业价值（也即减少债权价值）的项目，或放弃那些能够增加企业价值但会减少股权价值的项目，从而产生资产替代或投资不足，损害债权人及企业整体利益。另一种理论则认为负债可以降低股东经理之间的成本，提高投资效率。关于我国上市公司投资与负债水平之间的关系，国内不少学者进行了实证研究，尽管进一步细分的研究结论也存在差异，但是绝大部分学者都得出的一个结论：即从整体上来衡量，我国上市公司的负债水平与投资支出是表现为负相关关系的（如童盼、支晓强，2005；刘星、杨亦民，2006；童盼、陆正飞，2005；范从来、王海龙，2006；辛清泉、林斌，2006；姚明安、孔莹，2008等等）。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从整体而言，我国上市公司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存在负相关关系

进一步结合产业组织理论、投融资理论对不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企业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的关系进行分析。当前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产品市场竞争过程中的集中化趋势越来越明显（魏后凯，2002；郭海涛，2008等），行业内企业尤其是在行业内有相当份额的企业之间的抗衡力度明显提高；而且，产品差异化程度不足、主要依靠价格战的事实又加大了企业面临的竞争程度（盛文军、廖晓燕，2001等）；此外，许多企业都存在过度竞争（刘志彪，2000；盛文军、廖晓燕，2001；李洋慧，2004；赵春玲，2006等），企业的投融资等微观决策极易受到竞争对手的打压报复；再者，由于退出壁垒比较高，企业为了生存，不得不竭尽所能采取一切手段参与竞争。总的说来，我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动机来源于产品市场竞争压力下经营者的非理性决策，这同时也反映出我国上市公司不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处于竞争程度比较强的行业的上市公司，产品市场的上述特点将增加所面临产品市场的不确定性，加大自身的经营风险，而此时，较高负债水平则意味着较大财务风险，为了避免破产，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经理人相对而言有着较大的激励根据客观情况进行微观决策，将企业总风险控制在合理水平。因此，同等情况下，会更加谨慎地根据产品市场竞争状况进行微观决策（包括投融资决策）以保持竞争优势。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就加大了企业投资行为对于负债水平的敏感性。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2：与非竞争行业的上市公司相比，处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激烈行业的上市公司其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的负相关关系更强

（二）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样本为2005年至2007年所有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剔除金融保险业和ST、PT公司，并以|Xi-E（Xi）|>3?滓i为标准，剔除了异常值，得到全样本的有效观测值3526个。之后，本文在实证研究不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上市公司投资与负债水平关系差异时，参照中国证监会的行业划分标准，剔除综合类和每个大类下的“其他”类别，同时为了使同一类公司的业务具有同质性，具有直接的竞争关系，尽量按照小行业进行分类，特别是行业类型较为复杂的制造业，最终得到65个行业，共3286个有效研究样本。在假设2的检验中，本文根据65个细分行业的竞争程度评价结果，选取排名前10个行业代表竞争相对激烈行业，共得到603个有效样本；同时，基于各个非竞争行业样本数目都比较少，也为了尽量减少得分值细微差别对研究结论造成的偏差，本文选取竞争程度排名后20个行业代表竞争相对不激烈行业，共得到348个有效样本，进一步实证检验两组样本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的关系差异。

（三）行业竞争程度计算指标与方法在产业组织理论中，如何界定产品市场竞争强度是一个难题，学术界目前还没有一个合理的指标可以用来反映产品市场竞争。本文采取因子分析法，对所选取的几组反映行业竞争状况的变量构建指标体系，综合评价行业竞争程度。（1）企业数目。企业数目可以作为市场竞争程度的一个近似的衡量指标。一般而言，一个行业内企业的数目越多，则该行业竞争越激烈。（2）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指数）。HHI指数是一种测量产业集中度的综合指数，指一个行业中各市场竞争主体所占行业总收入或总资产百分比的平方和，用来计量市场份额的变化，即市场中厂商规模的离散度。赫芬达尔指数是产业市场集中度测量指标中较好的一个，是经济学界和政府管制部门使用较多的指标。HHI指数是用某特定市场上所有企业的市场份额的平方和来表示，其公式为：HHI=（Xi/X）2=Si2。其中：X为市场的总规模；Xi为企业的规模；Si=Xi/X为第i个企业的市场占有率；n为该产业内的企业数。（3）利润率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企业利润率的相关指标可以反映出行业之间的相对竞争程度。通常来说，竞争激烈的行业公司可以获得的平均利润率比较低，而相对垄断的行业平均利润率较高。根据当前国内学者的做法，被用来衡量行业竞争程度的利润率指标包括主营业务利润率、营业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等等。根据研究的需要，本文选取了主营业务利润率和净资产收益率两个指标。综上，用来进行因子分析的代表行业竞争程度的指标如（表1）所示。

（四）变量选择与模型建立本文以经过筛选得到的有效样本3526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建立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回归模型中各变量定义如下：第一，投资支出。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的投资支出。考虑到公司总资产的变动一部分是由流动资产（应收账款和存货等）的变化引起，而流动资产的变化很容易受到宏观经济形势（如通货紧缩）的影响，所以本文选择基本上可由公司管理者控制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作为公司投资支出的度量。即采用企业资产负债表中的本期固定资产净额、在建工程及工程物资三项之和的增加值与年初总资产之比作为公司投资支出变量。第二，负债水平。本研究的解释变量为公司的负债水平。由于当企业进行当期投资决策时，股东、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一般由期初融资结构决定，作为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资产负债率比当期资产负债率对企业投资更具解释力（童盼，陆正飞，2005）。基于此，本文选取滞后一期的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来衡量公司的负债水平。第三，内部现金流控制变量。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和成本理论内部资金与外部资金成本是不一样的，内源融资的成本低于外源融资的成本（Hubbard，1998）。因此在给定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企业的投资支出与内部产生的现金流是正相关关系。本文采用期初的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除以年初总资产来衡量企业内部现金流。第四，最终控制人性质控制变量。基于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本文将最终控制人的性质划分为国有控股和非国有控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控制现象比较严重，层级链过长，可能会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第五，成长性控制变量。在控制成长性因素时，国内外部分学者的实证研究用到托宾Q值。但是，托宾Q值在实际运用中存在较多的争议，如股票市场的不完善导致资本市场评价的信息失真（Bond and Cummins，2001）、托宾Q值在反映对企业近期投资的预期方面有很大的噪音（Alty，2003）、我国上市公司通过股市反映出来的市场价值与公司实际价值存在较大的偏差（徐惠玲，2008）、托宾Q值在我国存在计量困难等。基于此，本研究采用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来控制公司的成长性对公司投资支出的影响。第六，行业控制变量。企业经营所面临的竞争环境对企业特定的投资和战略选择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Poter，1980），从而可能会对企业资本支出水平的选择产生不同的作用。因此，在检验假设1的模型变量选择时，本文控制了行业因素。而在检验假设2时，已经进一步细分行业市场，因此对处于同一样本组的企业，不再细分控制行业因素。第七，年度控制变量。考虑到不同年度的宏观经济环境可能存在差异，从而可能对公司的资本支出水平产生一定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设置Year为0-1变量来控制年度因素的影响。综上，各变量定义如（表2）所示。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分别对全样本以及基于行业竞争的分样本公司2005年至2007年间的主要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

（1）全样本描述性统计。全样本公司2005年至2007年间的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3）。可以看出，企业的净投资资本存量比率的标准差是均值的两倍以上，是中位数的七倍以上，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之间的净投资率的差异比较大。总资产负债率的均值为49.46%，中位数为50.94%，表明在中国，负债融资依然是我国上市公司的主要融资渠道；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资产负债率的偏度Skewness是-0.25344，负的S值意味着序列分布具有左侧拖尾（左偏），也就是大部分的上市公司选择的是低于50%的资产负债率，整体而言融资结构还是比较合理的。经营现金净流量资本存量比率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08240和0.07646，据有关资料显示，发达国家的企业经营现金净流量资本存量比率达到0.16，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内源融资能力较弱，经营绩效还有待改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的最大值为198.77%，最小值为-94.54%，最值之间正负差异较大，而且标准差大于均值的1倍，由此可见，我国上市公司在成长性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

（2）基于行业竞争程度的描述性统计。本文按照划分的65个行业（共3286个有效样本）用因子分析法对各行业竞争程度的评分结果见（表4）。表中综合得分Score值是三个因子的线性组合，也是四个原始指标的线性组合。根据原始指标与行业竞争程度的相关关系可知，Score值越小，表明该行业的竞争程度越激烈，即Score值与行业竞争程度呈负相关关系。（表4）把65个行业按照Score值的升序进行排列。根据本研究的综合评价结果，竞争相对激烈的行业以计算机设备制造、商业经纪、纺织业、塑料制造、化学纤维等行业为代表，相对垄断的行业以通信服务、有色金属矿采选、黑色金属矿采选、石油和天然气开采、铁路运输等行业为代表。（表5）和（表6）分别给出了竞争行业和非竞争行业样本的描述性结果，竞争行业样本的净投资-资本存量比率均值为0.06993，小于非竞争行业样本的净投资-资本存量比率均值0.11535，这表明，一般来讲，处于竞争激烈行业的企业，可能是面临较大的竞争威胁，基于持续发展的目的，投资行为相对谨慎，倾向于相对缩减投资支出。再来看负债水平变量，竞争行业样本资产负债率均值为52.04%，高于非竞争行业样本的40.02%，这与我国资本市场现实是相符的，尽管理论上，低负债是一种竞争优势，但是因为我国资本市场再融资约束严格，股权融资机会的行业差异非常明显，竞争激烈行业的企业股权融资机会非常有限，而相对垄断行业的企业却容易获得股权融资，这种再融资监管是一项强硬约束，融资能力差异对行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力量超过了市场竞争本身对资本结构的要求。在控制变量方面，竞争行业的现金流变量均值为0.06762，低于非竞争行业的0.14650。此外，竞争行业的主营业务增长率均值为21.34182，非竞争行业的则为26.25017（张华，2006）。

（二）回归分析本文分别对回归模型1和模型2进行了回归分析。（1）全样本回归分析。对于企业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的关系，实证模型的全样本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结果显示：在控制了现金流、成长性、实际控制人、年度以及行业等影响投资支出的诸多因素之后，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之间仍表现为比较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负债水平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038，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与假设1相符。同时，观察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现金流变量、成长性变量都与企业投资支出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这些因素都促进了企业的投资，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此外，年度因素和行业因素起到较好的控制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多个行业因素在不同水平上显著，这为下一阶段细分行业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证据。（2）基于行业竞争的回归分析。由（表8）可知，竞争行业样本其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表现出非常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101，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对于非竞争行业样本，其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呈现负相关关系，但相关系数比较小，为-0.014，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企业滞后一期的资产负债率同等增加1%的情况下，竞争行业的企业要比非竞争行业的企业多削减投资支出0.087%。同时，对竞争行业与非竞争行业两个样本组的负债水平回归系数的差异进行显著性检验，t值为2.099，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进一步说明两个样本组的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的相关关系是存在显著性的差异的。换句话说，竞争行业与非竞争行业样本的投资支出都随负债水平的增加而下降，但竞争行业的投资支出随负债增加而下降的幅度相对较大，统计检验结果更为显著，这证实了假设2，即竞争行业样本的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的负相关关系更强。控制变量方面，竞争行业与非竞争行业样本的投资支出变量与现金流变量都表现出正向的相关性，竞争行业的在1%的水平上显著，非竞争行业则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无论处于竞争行业还是非竞争行业的公司，其投资支出都与内部现金流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企业内部现金流可以刺激投资行为，现金流充足的企业倾向于增加投资，这符合自由现金流理论。关于最终控制人变量，非竞争行业的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而竞争行业样本的则不显著。再看代表成长性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变量与投资支出变量的关系，竞争行业在1%水平上表现出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350，而非竞争行业相关系数较小，为0.065，但不显著，这说明相比较而言，非竞争行业企业的投资支出决策受其成长前景的影响较小。

（三）稳健性检验为了进一步检验前述回归结果的稳定性，本文采取变更被解释变量取值的方法对前文的回归方程进行新的回归。具体而言，以A-Inv表示被解释变量，其中，A-Inv＝（t年固定资产净额、工程物资、在建工程改变量）/t-1年末固定资产净额。（表9）列示了变换被解释变量取值后全样本的多元回归结果。变换取值后的投资支出变量与负债水平变量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与前文的实证回归结果相符，同时，从整体趋势上来看，模型与前述的回归保持一致性，如回归系数的大小、符号方向、显著性水平等等，这说明了本文得出的回归结果具有稳定性。然后，对竞争行业与非竞争行业的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关系进行稳健性检验。为了进一步验证前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与前文的分样本回归相比，本次回归在变换被解释变量的基础上，还控制了行业因素的差异。由（表10）可以看到，竞争行业样本的投资支出变量与负债水平变量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与前文的研究结果保持一致性，说明在竞争行业，负债的确对上市公司投资发挥了较强的约束作用。在非竞争行业样本组，企业投资支出变量与负债水平变量负相关，相关系数较小，为-0.032，与前文一样，也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以看到，在变换被解释变量后，非竞争行业投资支出变量与负债水平变量关系的回归系数的数值大小有少许差异，但是在回归系数符号方向以及统计意义的显著性水平上并没有产生本质性的差异。另外，两组样本负债水平与投资支出关系差异的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t值为2.175，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两样本组的负债水平与投资支出关系存在显著性的差异，即与非竞争行业相比，竞争行业的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的负相关关系更强，这与前文的回归结果保持一致性，这表明本文的回归结果是具有稳健性的。由（表10）可知，在同一样本组加入了行业控制变量之后，回归结果与前文并不存在明显的出入，这也说明了前文的分样本回归没有在同一样本组里控制行业因素是有依据的。另外，整体趋势来看，与前文的回归结果相比，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系数的大小、显著性水平等等）也没有产生根本性的差异。综上所述，从整体上来说，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再次验证了上市公司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的负相关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会由于上市公司所处的行业竞争程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与本文前述检验结果一致。

四、结论

本文主要从产品市场竞争的角度探讨了企业负债水平与投资支出的相关关系。本文从全行业样本入手，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5年至2007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验证了企业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整体上的相关关系；通过构建行业竞争程度的综合评价函数，实证研究竞争激烈行业与非竞争激烈行业的上市公司其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的相关关系所存在的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其一，企业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在整体上呈负相关关系，这与我国部分学者的研究结论相符（如童盼、支晓强，2005；刘星、杨亦民，2006；童盼、陆正飞，2005；范从来、王海龙，2006；辛清泉、林斌，2006等等）。这说明企业的负债水平在整体上是抑制其投资支出的，随着负债水平的上升，企业倾向于缩减投资支出。其二，处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激烈行业的上市公司其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的负相关关系更强。这个结果说明，处于竞争程度比较强烈的行业的上市公司，我国产品市场的严酷竞争环境（集中化趋势日趋明显、产品差异化程度不足、主要依靠价格战、存在过度竞争、退出壁垒较高等）增加了它们面临的产品市场的不确定性，加大了其自身的经营风险，而此时，较高的负债水平则意味着较大的财务风险，为了避免破产，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经理人相对而言有着较大的激励根据客观情况进行微观决策，将企业的总风险控制在合理的水平。因此，同等情况下，其会更加谨慎地根据产品市场竞争状况进行微观决策（包括投融资决策）以保持竞争优势。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就加大了企业投资行为对于负债水平的敏感性。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与预期一致，支持了本文的假设。但是，本文仍然存在较多的不足之处:关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衡量指标，出于数据的可量化性方面的考虑，本研究只用到财务绩效指标来衡量行业竞争程度，而没有综合考虑品牌效应、人力资源等结构指标和行为指标;本研究只考虑同行业间的竞争因素，而没有充分考虑交叉行业之间可能存在的竞争。;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的样本只包括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如果充分考虑各行业内所有公司的情况，研究结论是否会有不同？

*本文受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博士启动项目“基于价值创造的企业财务管理研究”（项目编号：8451027501001442）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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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技术机会识别 企业匹配度 探索性因子 分析

分类号：G250 F27

引用格式：江洪， 张晓丹， 杜妍洁. 技术机会识别中企业匹配度探索性因子分析[J/OL]. 知识管理论坛， 2017， 2（1）： 9-21[引用日期]. http：///p/1/89/.

1 引言

技术与技术机会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具有知识与资源的特性[1]。对企业来说，技术机会是一种稀缺资源，是影响企业生产创新活动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技术机会一方面可以增强企业资源的流动性以适应技术创新的变化，另一方面可以帮助企业制定和实现正确、科学的技术战略定位，拓展企业新的生存边界；此外还可以帮助企业寻找技术变化导致的新过程、新产品、新市场和新的组织方式，从而引导或发现可能产生的商业机会。

然而，由于企业自身对技术机会的警觉性、网络和信息把握能力、认知学习能力等主观条件的不同，企业对技术机会的认知存在差异性。提高企业自身对技术机会的认知能力、运用技术机会识别工具的能力，能帮助企业更清楚地认识和发现潜在、有价值的发展机遇。技术机会识别作为技术创新管理工具之一，是基于企业主体对技术机会的识别发现到认知再到利用的过程。

在技术机会从认知到利用的阶段，企业与技术机会的匹配度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影响着技术机会能否由认知环节进入利用环节。

2 企业匹配度概念分析

国内外学者对匹配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学的匹配理论、认知匹配理论、信息系统中的匹配理论及企业能力匹配理论4个领域，这4个领域既有各自研究的特点也相互交叉融合。J. A. Timmons等[2]提出的机会认知系统是一个由机会、资源和创业团队3个驱动因素相互匹配与平衡的过程，企业必须不断地维持各要素之间的平衡才能实现企业的高效运营。张翼、樊耘等[3]首次提出并论证了人与组织匹配的必要条件是个人与组织的价值观和目标一致，充分条件是双方价值观与目标一致、组织工作要求与个人能力、个人需求与组织供给3因素的匹配。周智颖、孟卫东[4]对传统价值链模型进行扩展后得出等动态波特价值链模型，导出的企业关键能力包括资源配置与协同能力、全面学习与创新能力、绩效管理能力、战略定位能力、生产资助能力和营销能力，这些能力之间相互联系与影响。陈勇星等[5]构建了用研究技术创新能力与技术创新模式匹配关系的九方格矩阵，并通过分析得出技术创新能力与技术创新模式具有协调型匹配关系时企业才能实现技术创新的最佳定位。何文章[6]认为企业匹配是企业拥有的一系列特定活动的资源、信息、知识和能力及其组织调控和配合。黄胜忠[7]提出了企业在不同的技术阶段对技术机会的匹配战略。姚明明[8]研究了商业模式设计与技术创新战略匹配对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的影响机制。刘贻新等[9]运用双边匹配的方法构建基于技术生态位结构特征的企业技术战略动态匹配模型。综合上述观点，本文认为企业资源与技术机会的匹配度实际上就是企业所拥有的资源条件和协同能力与创新活动及技术机会之间的契合程度，具体而言，是企业自身能力与当前企业所需进行的技术创新活动之间的匹配程度，这关系到企业能否有效利用技术机会。

3 技术机会识别中企业匹配度理论模型结构分析及验证

3.1 基于能力匹配理论的研究模型

从能力匹配理论来看，从认知到利用阶段，企业调整各种资源与能力，与外部环境因素以及技术本身因素保持合适匹配关系。就企业本身而言，技术机会识别中技术是否真正得到企业的利用更重要的原动力来源于企业技术资源和能力的动态匹配。匹配关系的形成一方面需要企业在不匹配的现状中调整内部和外部的资源，另一方面需要企业调整自身的组织能力，以追求突破各种障碍限制，获得匹配形势。特别需要调整的是与技术机会相关的企业创新能力、知识管理能力、知识分享能力。创新要素和企业能力之间的动态匹配关系可以使技术机会识别过程更简单、更清晰、更容易实现。这种匹配关系是否协调不仅可以反映出企业内部要素之间是否协同，而且通常也反映出企业内部与外部是否具有整体良好的协同状态。企业的整体匹配性越好就越能形成有的竞争优势，亩获得较好的收益，此时才形成了技术机会[10]。如果企业呈现少数要素匹配或整体匹配性不强的状态，企业相对技术优势无法展现，对于该企业来说技术就无法成为技术机会。

能力匹配的理论表明，外部环境与技术机会是客观存在的，企业的能力匹配不是由客观因素产生的，而是由企业组织主动选择调整的结果。从企业技术开发行为来说，首先该行为具有极强的目标性，是企业根据自己的发展目标而决定的行动；其次是该行动具有不断适应性，企业对内外部资源与能力的整合与调整是企业主动的行为。在技术开发过程中，企业会采取不断自主投入、技术创新甚至是改变影响外部环境等综合技术创新行为。

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可以划分为两个方面：①自主的技术研发行为，即企业通过调整内部技术研发力量，开展自主技术研发，以获得超前于外部技术的先进技术。研发技术的同时企业还会采取市场与技术推广的行为，来改变外部环境和需求，建立和完善有利于技术创新转化为产品的社会环境。就这一方面而言，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会影响到企业主动的技术开发行为，进而改变企业自身，实现与外部环境需求的匹配。②技术引进行为，即依照外部环境需求的变化，企业在协调内部资源的同时选取外部有利技术，并加以引进消化吸收改进提高，将外部技术融入到企业自身的生产活动中，使企业与外界的技术步调保持一致。从这一角度出发，企业的知识共享能力，包括知识转移、知识学习、知识创造能力则显得尤为重要。

综上所述，影响企业自身认知能力的因素都会造成企业对技术机会的匹配度的变化。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是有效改善自身能力，调整自身资源以适应环境变化，达到与技术机会相匹配的目标的重要因素[11]。同时根据知识共享理论，在企业实现创新要素匹配性调整的过程中，企业的知识共享能力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更高的知识共享能力带来企业更好的匹配度。因此企业的创新能力与知识共享能力能有效维持企业技术资源和能力与外部环境需求的匹配，从而使技术创新达到预期目标。

3.2 基于企业能力匹配理论的研究模型

企业能力是企业战略决策的根本决定因素之一。企业能力是一种企业综合素质、综合资源和综合竞争力的体系，重点是企业对内外部环境的认知能力和调整适应能力。从组织演化的角度来说，企业能力是企业的系统性经验性知识组织以及资源协调配置协同能力、全面学习与创新能力、组织管理与战略发展能力等，可以概括为企业的认知、产出、组织管理能力。企业的能力可通过产品和产业转移，使得企业在不同的产品与产业中运用其能力来调整组织相关的资源，决定了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发展路径及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企业能力理论中，企业能力是比较特殊的生产资源函数。楼永[12]构建了企业能力模型来研究企业多元化战略的动因与选择。能力投入产生的效率随着经营活动的不同而产生差异，不同的经营活动面临不同的生产函数，这就需要不同的能力，因此企业能力随着企业经营活动不断调整以寻找最优的能力匹配。企业可以通过某种能力投入带来能力变化，从而适应某一时期的经营活动。而认识这种匹配程度的方式是了解企业在某一时期的能力投入，并通过不断调整其能力配置最终确定匹配程度是否到达最优。一般来说，匹配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优化的过程。

企业能力匹配理论对于技术机会识别来说，主要是企业能力与技术创新活动相匹配的过程。通过对现有技术创新能力进行优化和有效利用，可进一步寻求企业技术机会的最优模式。企业在发展新的技术机会时，需要对其企业能力做出判断，在企业能力与技术活动匹配不良时，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机会来改善。而这时的技术机会数量可能不是很多，对技术机会的准确度要求更高。一个匹配度高的技术机会对企业能力的整合与扩张作用可以使得技术机会带来更好的结果。现有的企业能力与技术机会匹配情况研究能帮助企业更好地解决发展问题，同时也能增加企业对技术机会的利用能力。

3.3 基于团队焦点访谈的模型结构及验证

笔者通过焦点访谈对企业技术机会识别的匹配度影响因素进行初步调查，并基于焦点访谈的结果对上述理论模型结构进行初步验证。

本研究的访谈对象是中国科学院湖北产业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培育的企业，该中心是中国科学院在湖北省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与培育机构，已经建设了若干个产业技术研发平台，并形成一个辐射湖北全省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网络，培育了30多家产业创新技术和高新技术企业。共进行了两场团体焦点访谈，采取完全团体访谈的方式，每场访谈时间为40分钟至1小时，访谈地点在武汉市。邀请了相关的企业负责人来参加会议，两次参会人数分别是8人和11人。

访谈的内容包括企业认知与技术机会识别、企业生产创新及企业技术创新管理3个方面。具体问题有：对企业认知与技术机会识别联系程度的评定，技术机会识别中企业认知能力的描述，匹配因素对企业技术机会识别的影响，衡量影响匹配度的因素，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企业如何进行新技术的吸收、消化、转化和应用，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的战略决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通过团体焦点访谈研究，本文得出企业关于技术机会识别及匹配度的3点结论：

（1）企业的匹配度对技术机会成功识别具有重要影。参与访谈的大部分成员认为技术机会是客观存在的。技术机会只有被企业认识和认可，同时与企业的发展战略、技术实力、市场能力等企业认知能力相匹配，才能被企业认识和利用。

（2）技术机会识别中企业识别能力可以用匹配度来描述。参与访谈者普遍表示技术机会识别中匹配度是用来反映技术机会识别中企业识别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企业最终完成技术机会识别的过程中需要评估企业对该技术的匹配度，不是所有的技术机会都可以被企业来利用，而这个过程就是看企业与技术的匹配程度，匹配度高的企业更具有识别和利用技术的能力，更容易让技术机会得到最终利用，从而实现其价值。

（3）技术机会识别中企业技术机会识别能力的匹配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衡量：企业可以投入的资源是不是跟技术机会相匹配，企业的现有知识管理水平是不是与技术机会相匹配。匹配度是技术机会识别过程能够完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企业自身的能力是利用技术机会的关键因素。在企业创新能力和知识组织都比较匹配的情况下，技术机会识别的过程才能更加顺畅，特别是技术机会的利用更加依赖于企业能力上的匹配。当提出用匹配度作为企业识别能力从认识到应用的关键因素时，大部分参与访谈者表示认可从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知识组织两个方面来衡量，也有个别访谈者提出了需要考虑技术本身的匹配度。本文是将企业与技术机会的识别能力作为核心问题进行研究的，因此对于技术本身所需条件和社会环境所带来的匹配问题不进行讨论。

通过对识别过程的理论分析以及对实践者的经验总结来看，匹配度是反映技术机会识别中企业与技术机会的识别能力的核心要素之一。“企业的创新能力”与“企业知识共享能力”作为衡量企业匹配度的两大维度是可行的。

4 技术机会识别中企业匹配度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4.1 量表开发与数据采集

在进行大量的文献调研和实证调查后，本文归纳了企业技术机会识别匹配度测度量表两大维度的34个测度项目，如表1所示：

随后，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数据，问卷采用里克特5点量表，用1-5表示“很不符合”到“很符合”。调查以中国科学院及其研究所所属企业为调查对象，采用发放网络问卷与邮件问卷两种形式来收集数据。为了提高问卷的回收率，确保数据回收的质量，本次对中国科学院及其研究所所属企业的调查，主要通过中国科学院院级的企业主管部门来发放调查问卷。本次问卷调查的基本情况见表2。

4.2 探索性因子分析

4.2.1 取样适应性检验和巴特利球形检验

本文依据问卷收集到的数据对影响企业技术机会识别匹配度的两个反映变量企业创新能力、知识共享能力进行因子分析。为了判断匹配度二阶测度项是否适合因子分析，首先对企业认知匹配度的两个因素进行取样适应性检验（KMO）和巴特利球形检验（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分别对企业匹配度的二阶变量企业创新能力下的20个变量及企业知识共享能力下的14个变量进行了第一次因子分析，巴特利球形检验结果显著，KMO值分别为0.816和0.774，检验的卡方值1 062.2和558.2，自由度为190和91，表明该量表适合做因子分析。

本文选择测度项荷载值以0.50为标准，萃取特征值（eigenvalue）大于1的因子，发现企业创新能力下有3个测度项（CA9、CA12、CA16）或因其载荷值较高或因与其他测度项有一定重合性而无法归入任何一个因子中。根据统计学理论，将这3个测度项删除从而得到最合理的量表。在剔除CA9、CA12、CA16这3个测度项后，对企业创新能力变量下的17个测度项做了第二次因子分析，经过方程最大化正交旋转，抽取得到了4个因子，其因子特征值超过1，其累计解释方差贡献率为61.9%，说明这4个因子基本涵盖了企业创新能力的测量要素。

同样选择测度项荷载值以0.50为标准，萃取特征值（eigenvalue）大于1的因子标准，分析后的结果显示企业知识共享能力下有两个测度项（KS2、KS7）表现较差，或其因子载荷值低于0.30，或其在对各因子上载荷值较高，而无法归入任何一个因子中。根据统计学理论，将两个测度项删除得到最合理的量表。在删除KS2、KS7后，对企业知识共享能力变量下的量表部分做了第二次因子分析，其KMO值为0.800，检验的卡方值439.98，自由度为66，表明该部分量表适合做因子分析。同时，累积解释总方差的贡献率也由53.7%提高至55.49%，也说明经由因子分析后提取的3个因子能够较好地表达企业知识共享能力。

4.2.2 主成分因子提取

为了进一步分析每个反映变量内部的因子结构，本文对两个反映变量的自变量进行了主成分分析，其结果如表3、表4所示。

（1）企业创新能力的因子结构分析。由表3可知，企业创新能力变量下形成了4个更高维度的因子。CA1-CA6这6个测度项都在因子1

上对应有较大的荷载值，荷载值在0.617到0.759之间；CA7-CA10则在因子4上对应有较大载荷值，载荷值在0.514到0.798之间；CA11-CA15在因子2上表现出了较高的载荷值；CA17-CA20则分布在因子3上。根据这17个测度项的来源文献以及测度项的内容进行分析，CA1-CA6用于测量企业R&D投入的数量、比率、从事R&D的技术人员、增长趋势以及R&D活动的侧重点。因此，本文将这一因子定义为企业的“R&D投入能力”。CA7-CA10则用于测量企业生产产品的技术水平、开发周期、经济效益，用企业的“创新产出能力”来表示这一因子。CA11-CA15测量了企业创新战略的制定、评估，创新活动的协调、创新资源的配置、创新项目的操作，用企业的“创新管理能力”来定义这5个测度项的更高维度。CA17-CA20则是调查企业产品的市场调研工作、销售渠道、售后服务，用企业的“创新营销能力”来定义该因子。综上所述，在企业创新能力变量下形成了“R&D投入能力”“创新产出能力”“创新管理能力”“创新营销能力”这4个更高的维度。

（2）企业知识共享能力的因子结构分析。由表4可知，企业知识共享能力变量下形成了3个更高维度的因子。经过正交旋转后KS1-KS14在3个因子上呈现出较大的载荷值。KS1-KS4（KS2被剔除）这3个测度项都在因子3上对应有较大的荷载值，荷载值在0.474到0.811之间。这3个测度项测量了企业建立项目团队分享项目经验、举办知识成果交流会、促进员工理解共享价值观的能力，可以用“知识转移”的能力来命名该因子；KS5-KS9（KS7被剔除）则在因子2上对应有较大载荷值，这4个测度项测量了企业与竞争者交流、向技术专家学习、与供应商沟通以及鼓励内部员工之间交流的能力，可将该因子命名为企业“知识学习”的能力；KS10-KS14这5个测度项在因子1上的载荷值最大，该5个测度项是用于测量企业为产品和服务编册、建立数据库的能力，以及建立知识库、用户数据库的能力，还有吸收融合员工建议并应用于实践的能力，本文用企业“知识创造”的能力来命名这一因子。即在企业知识共享能力变量下的12个测度项之上又形成了“知识转移”“知识学习”“知识创造”这3个更高的维度。

4.3 量表的信度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量表测量的可靠性，本文对研究结果进行信度分析。主要采取计算修正后测度项总相关系数（CITC）和Cronbachα系数验证信息质量构成因子的信度[23]来分析测量结果的一致性或稳定性。G. A. Churchill[24]研究表明，CITC的值应该大于0.5，最小不能低于0.3，在0.3以下的测度项应该删除。不同学者对信度系数的界限值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0.50-0.70为最小可接受值，0.70-0.80为相当好，0.80-0.90为非常好。由表5可见，技术机会识别中的企业认知能力匹配度的所有一阶因子的Cronbachα系数全部符合该最低标准要求，并有4个一阶因子的Cronbachα系数在相当好甚至非常好的范围内，这表明该一阶因子具有良好的信度。

5 研究结果讨论与对策建议

5.1 研究结果

基于上述分析过程以及企业匹配度因子结构，构成技术机会识别过程中企业认知能力的企业匹配度变量的二阶变量有两个，分别是企业创新能力以及企业的知识共享能力。这两个二阶变量中又包含7个一阶变量，即创新投入能力、创新产出能力、新管理能力及创新营销能力共同反映企业创新能力；知识转移、知识学习及知识创造共同反映企业知识分享能力。因此，本文构建了企业技术机会识别匹配度三阶模型，见图1。

5.2 对策建议

5.2.1 企业创新能力匹配衡量

从匹配的角度而言，企业的创新能力要与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相契合。重点是对企业自身的资源协调能力和组织能力的衡量。可以从创新投入、产出、管理和营销四种创新能力来映射企业资源协调与组织能力。

（1）创新投入能力。研发部门（R&D部门）是实现企业技术创新形成和实现的最基础和最核心的环节，从创新想法的出现到对想法进行产品化，在研发过程中会产生对生产管理等具有指导意义的技术知识，进而达成最终的技术创新效益[25]。因此，企业的R&D投入是推动技术创新、技术进步的前提和条件。在对企业创新投入的研究中，一些学者选择了企业R&D投入作为衡量企业创新投入能力的指标，如吴延兵[26]利用制造企业数据构建两种不同的生产函数模型，发现R&D对生产率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同时R&D投入量与技术创新的强度、规模和水平有很强的相关性。李武威[27]采用R&D投入为主要指标，配合非R&D投入来研究企业创新绩效。陶永明[28]对R&D投入进行扩充定义，综合了内部研发、技术购买和合作研发活动中所进行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并以此为基础实证研究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企业前期阶段的技术创新活动即R&D的投入量是有一定独立性的，并且这些投入经过规范化的统计，具有较好的可比性，比较容易进行数据间的横向与纵向比较，因而被普遍用来衡量企业创新能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是R&D经费和技术人员投入两个比例数。因此，可以采用企业R&D经费占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来反映企业对于创新活动的经费投入意愿；用经常或专职从事R&D活动的技术人员占工程技术人员总数的比例来大致衡量企业技术创新人力资源投入的水平及与创新活动的匹配程度。

（2）创新产出能力。在企业进行前期的R&D投入活动后，必须把研发投入产生的成果转化为支持企业发展的知识或产品，衡量企业创新产出能力可以从企业技术水平、新产品以及综合经济效益3个方面来测度。赵东喜和范镇荣[29]采用的是新产品销售收入以及与总销售收入的占比来衡量企业创新产出能力。廖中举[30]在研究R&D投入产出效益时采用综合企业经济绩效的指标，并验证R&D投入与企业经济绩效显著正相关。陶永明[28]等衡量企业创新产出能力时采用吸收能力来反映技术投入的创新产出。王爽和马景义[31]采用知识产权产品和新产品平均开发周期等指标来衡量企业创新产出能力。总的来说，新产品可以最终体现出创新产出能力，与新产品有关的指标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反映企业的创新产出，这些指标包括新产品开发周期、创新产品技术水平等与新产品实现利润等等。新产品实现利润与开发周期用来反映技术创新的经济效益和速率较实用、具有统计规范、可比性强的特点。另外，也可以用企业创新的生产能力来间接反映企业的创新产出。因此衡量创新产出能力时可以采用技术水平、新产品开发周期、新产品效益、企业创新生产能力等相关概念。

（3）创新管理能力。企业创新能力中创新管理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条件之一。企业的创新管理能力是通过组织整合、构建、重组内外部竞争力表现出来的。创新管理能力强的企业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做出正确的技术创新活动组织安排和计划实施，及时调整和分享各个管理层的管理经验。郭东海[32]在用实证案例研究了企业创新管理能力，他采用了战略管理、支持管理、管理评价3个纬度的指标来研究科技企业的创新管理能力。方晓波[33]从动态能力入手，提出企业创新管理能力的3个组成部分：变化能力、吸收能力和整合能力。杜跃平和方韵然[34]通过对管理中层研究，认为在企业创新管理能力中知识意识能力和工作管理能力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正效应最为显著，创新投入能力和环境感知能力对技术创新绩效的正效应较大。综上所述，企业可以选取了进行技术创新的战略管理能力、进行技术创新的机制建立和运作能力、进行技术创新的过程管理能力3方面来反映企业创新能力。

（4）创新营销能力。创新营销能力是企业为其创新产品开拓市场的能力，包括对市场价值方向的正确判断，对消费者接受新产品的正确判断，对市场未来预测的争取判断，同时也包括企业所具有的市场与消费者的影响力。对市场的正确认识和调控可以使得企业辨识正确的研究方向和技术创新价值[35]。陈晓红等[35]的研究表明，企业的营销能力可以通过企业投入，特别是研发投入对市场绩效产生显著影响。而汤青和陈海燕[36]的研究表明技术营销费用投入可以直接提升企业的绩效。白戈[37]把营销能力与创新行为进行分析，认为营销能力与技术能力以及创新市场绩效等有着直接关联，并建立了描述营销能力与技术产业和市场绩效直接的函数关系。创新营销能力包括企业对营销的投入、新产品营销的管理策略、对营销机制和本身规律的深入研究等，特别是对于技术创新的产品其营销目标在于让潜在的用户能逐渐了解、认识、认可企业的新产品、新技术。完整的宣传方案、强大的服务、销售网络以及市场反馈机制等这些都是企业创新营销能力的具体体现。因此，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仅仅是企业技术研发能力，也与企业开拓市场、组织管理营销等密切相关，同类的技术创新在不同的企业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也是一种能力匹配的表现。市场营销能力的匹配度越高，企业技术创新成果就越能得到市场的接受与认可，获得更多企业收益。

5.2.2 企业知识共享能力匹配衡量

此外，通过有效的知识管理能够使知识资本增值，加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本文从知识转移、知识学习、知识创造3方面反映企业知识共享能力。

（1）知识转移能力。知识转移指知识的转移与传播和共享的过程。知识转移包括组织与个体间、个体与个体间以及组织与组织间。而与组织有关的知识转移一般是有目的、有计划、跨边界的。对企业来说，知识转移是企业知识管理中的重要环节，组织人员在知识转移过程中吸收新知识并进行有效重组和利用，发现有助于企业发展的知识加以应用，使企业在竞争中取胜[38]。

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之间的转移是知识转移过程的主要环节，通过此环节可以帮助企业知识增长螺旋的形成，知识转移理论认为这一转化环节是实现知识共享的基础。企业可以借鉴日本学者I. Nonaka[39]提出的知识转化螺旋模型，来探究知识转移的整个过程。在整个过程中，员工个体在各外在知识表达中结合实践经验，进行创造性研究，从而使知识得到进一步的创新和发展。通过企业内不同部门之间的协同工作以及在工作中的不断实践等，新的隐性知识不断被创造出来。

（2）知识学习能力。在企业形成知识转移的环境之后，伴随而来的就是知识学习，知识学习将贯穿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始终。经验学习理论认为，学习的过程是信息的获取及转化信息的过程，信息获取和信息转化构成学习的两个方面，信息获取方式是指信息来源渠道，信息转化方式指信息获取后如何进行分析处理[40]。由于信息获取方式与信息转化方式的不同，识别的技术机会也随之不同。因此，知识学习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机会识别的过程。技术创新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知识学习的过程，在技术创新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形式的学习活动。

新技术思想产生阶段新知识的学习：企业新技术产生的灵感和创新来自对外部知识的不断学习。只有通过持续学习外部知识来提升自身本来的内部知识存量，才能不断优化自身的知识结构，进而在探寻潜在市场机会时产生新的灵感和创意，并与内部其他知识相融合，逐渐被组织成员恰当地理解。在外部学习的影响下，企业积极主动地将外部知识转化为自身的竞争优势，亦促使企业从被动者变为主动推动新技术发展的一方。

R&D活动中的学习：企业通过在研发活动中组织学习以获得自身独特的专门知识，这也是企业区别于其竞争对手的重要核心能力。企业可以利用书本、电视、网络等载体获得显性知识，也可以经过观察、模仿、实践等途径获取隐性知识。这一阶段组织应该尽快将外部知识吸收并内化，实现内外部知识的整合，最终形成企业的专门知识。然而，当新知识本身较为复杂、系统和专业时，这些从外部学习得来的知识就会与企业自身的专门知识形成冲突，这时即需要企业对怎样整合新知识和已有的核心基础知识做出决策。

生产过程的学习：在新产品的投入生产中，只有将企业员工的隐形知识进行显性化，才能更好地进行知识学习和利用，从而完善生产流程、提升生产效率。特别一些员工的经验、技能和洞察力等隐形知识难以直接明确地学习，这就需要企业成员利用个体学习、团队学习等方式对新知识进行较好地分享与利用，由此可以减少企业在技术开发方面所投入的时间和费用，从而提高技术开发的效率。

营销阶段的学习：在创新产品营销阶段，企业通过持续与外界交换信息和能量，来达到整合技术创新知识的目的。这一阶段的学习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诸如寻找新用户、发现产品新用途、重新细分市场等隐性知识上，重视对有关顾客、供应商和相关市场的隐性知识的广泛涉猎。在这个阶段中，在商品化和产业化阶段，企业为了进一步吸收外部的隐性知识并对创新成果进行二次创新作为知识储备。在历经知识转移、知识学习之后，企业的知识积累达到一定层次，企业进入了知识创造的阶段，在知识创造阶段企业调动各个要素获取信息，整合形成新的知识，致力于实现技术机会与企业自身的完美匹配。企业员工在互动交流过程中的共同学习是创造新知识的根本原因。产生新知识的基本条件包括交流能力、吸收能力和学习动力。交流能力是指企业员工需要通过持续了解技术知识的变化来补充外部的信息和知识，学习他人的思想、知识和技能并对旧知识进行再认识和再思考，在新旧知识交融的基础上实现知识创造。因而，知识创造能力的形成首先需要企业组织内部营造一个有利于知识和信息交流的组织氛围[40]。吸收能力是指提高知识吸收能力的前提是员工对过去相关知识的积累以及对固有路径的依赖[41]。只有凭借过去对相关经验和知识的积累，员工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和认识新的知识，从而达成对所接触新信息的深入领会与吸收。个人吸收能力是开发组织吸收能力的重要基础，而组织吸收能力是通过不断跨越个人的知识共享和实现知识多样化逐步形成的。而具备不同知识结构的个人会从不同视角来看待问题，他们之间的交流沟通对增强组织的知识创造能力具有重要作用。学习动力即使员工产生学习动力至少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方面，企业员工应该意识到信息和知识的价值，只有使员工认识到其做出的努力所产生的价值，他们才会有动力去查找企业内外部的各类信息与知识，才有主动交换和接受信息与知识的意愿[42]；另一方面，员工应能从信息和知识的交换中获得充分的激励，员工本身是理性的，只有在交换信息和知识之后获得了一定的补偿，才会真正产生学习的动力。

6 研究结论

通过对企业技术机会识别匹配度影响因子的分析，可以得出在技术机会识别从认知到利用的过程中，企业要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并营造一个良好的企业知识共享氛围，从而促进技术机会利用上的协同。注重加强自身创新投入与产出能力、优化创新管理能力、增强自身的创新营销能力，这有助于企业实现技术创新机会利用效益最大化。而营造知识共享的企业组织环境，有利于企业对外部知识的发现与吸收，减少对技术机会利用过程中的阻力。只有将创新能力和知识共享能力与企业创新活动匹配后，才能实现技术机会的识别到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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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献说明：

江 洪：设计文章研究框架，负责1、2、3节的撰写，并指导整篇文章修改；

张晓丹：负责第4、5节撰写及论文的整合；

杜妍洁：负责处理数据。

Analysis of Exploratory Factors of Entrepreneurial Fitness in the Recognition of Technological Opportunity

Jiang Hong1，2 Zhang Xiaodan2，3 Du Yanjie2，3

1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2Wuhan Libra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Wuhan 430071

3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