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乡村文化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一）国内对乡村旅游产业链的研究

目前国内学者针对于乡村旅游产业链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较少，且主要集中在乡村旅游产业链整合和产业链对乡村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价值方面的研究。赵承华（2007）分析了我国乡村旅游产业链存在的问题，并认为延伸和拓展乡村旅游产业链,加强区域产业协同,建立品牌乡村旅游企业,是实现我国乡村旅游产业链整合的主要路径。张晶（2012）认为实行产业链纵深化发展是实现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周格粉，肖晓（2013）首先认为全产业链模式是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过渡模式，并提出产业融合是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最终模式。

（二）国内对文化创意产业链的研究

目前针对文化创意产业链的研究较乡村旅游多出些许，但主要是从产业链视角出发针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厉无畏，于雪梅（2007）认为培育创意人才，完善创意产业链是发展创意产业的重要环节。邢华（2009）认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有赖于价值链的整合，并提出以产业链末端—版权贸易为主线整合产业链。陈少峰(2010)认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核心是产业链的经营与运作，产业持续发展的保障是产业链的纵向延伸、横向扩展以及产业要素挖掘与整合。纵向产业链的延伸，可表现为文化创意产业内、外部资源共享，即产业内、外融合；横向产业链的拓展，可表现为产业功能的多元化发展，即产业规模效应的体现；产业要素的挖掘与整合，可表现为要素的优化配置，实现产业链的深度化和专业化经营。金元浦(2010)将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链概括为三个环节：第一环节，创意环节，秉承“创意为王”的理念；第二环节，生产环节，采取“内容为王”的措施；第三环节，销售环节，坚持“眼球为王”、“渠道为王”策略。

（三）国内对创意旅游产业链的研究

国内针对于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研究相对较多，且主要集中在融合的机理、路径、模式及策略方面的研究，专家学者的研究已十分深入且系统，并且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但从产业链视角出发对二者融合发展的研究相对较少，此外有关于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方面的研究也十分欠缺，且主要集中在观光农业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方面，研究的不够全面、系统、深入。柯涌晖，赵明，陈白璧（2011）认为闽台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提升了创意产业价值链，完善了旅游产业链条。李洋洋（2011）将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的模式分为了延伸性型、重组型和渗透型三种，认为延伸型的产业融合模式出现在产业链的生产制作和消费环节，延伸了原有产业链条；重组型的产业融合模式解散了原有的产业链，构建了一种新型的产业链条；渗透型产业融合模式扩展了原有产业的价值链内涵，提高了产业增值能力。王爱玲（2009）以“紫海香堤艺术庄园”为实证研究对象，认为其成功是现代观光农业与文化创意产业从产业链的设计、经营和营销各环节充分融合的结果。

二、乡村旅游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乡村意象不强，农耕文化尽失

“乡土情结”是众多乡村旅游者的重要旅游动机，对乡村景观意象和乡村文化意象的偏好，是实现乡村旅游消费重要影响因素。但现阶段，一方面受城市强势文化侵入，本土文化弱化影响，另一方面受社区居民文化自觉、文化自豪、文化保护等意识欠缺影响，使得乡村旅游地的传统农耕文化流失，乡村意象弱化。

（二）项目单一雷同，缺乏主题创意

乡村旅游地的发展对“经济精英”、“创意人才”有较强的依赖，但根据霍华德的“三磁铁理论”，农村地区与城市相比在就业机会、人才聚集方面存在显著劣势，因此，在旅游开发上欠缺“创意大脑”；其次，由于乡村旅游地的开发普遍存在融资困难，在乡村旅游产业的创意环节的资金的投入十分有限，普遍是照搬照抄，且不结合本土地域优势及特色，使得项目单一雷同，缺乏地域特色。

（三）乡村环境恶化，生态功能弱化

乡村旅游地普遍受到不同程度农业化学物质及废弃物污染、污染企业转移农村导致的工业污染、农村生活垃圾及污水污染。但受政府对农村污染控制问题还没有系统的、足够的重视，且财政渠道的资金来源不够，扶持措施不力，以及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较差等因素影响，乡村环境持续恶化，自然美、生态好的意象日益弱化。

（四）忽略市场调研，营销模式固化

乡村旅游地的营销首先缺乏与市场的对接，乡村旅游地自发进行市场调研及市场分析的凤毛麟角，因此，营销模式和手段的选择没有实际指向性。其次，乡村旅游地的营销模式落后，网络营销、植入式营销、创意营销及联合营销所占比重极低，全国范围内建成“信息化乡村旅游景区”的数量屈指可数。

三、乡村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建议

乡村旅游产业可以与文化创意产业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进行互动融合，在第一个创意阶段，要将乡村旅游的发展思维融入到创意乡村旅游研发、设计和资源规划中；在第二个生产阶段，将文化创意产业的“生产过程”作为“乡村旅游产品”进行销售，供旅游者观摩；在第三个营销阶段，建立起文化产业现代化的营销网络，起到足够吸引消费着注意力的目的，而在第二阶段的乡村旅游经历则又刺激着文化创意产品的消费，在两者的互动影响中，创意性文化旅游产业就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创意旅游者；在第四个消费阶段，与第三阶段作用类似，在此阶段，对创意乡村旅游产品的消费产生感染效应，促使消费者对该文化创意相关的乡村旅游感兴趣，而反过来，在第二阶段的旅游经历又增加对该文化旅游产品的认同感；第五个后续环节，实质上是创意乡村旅游产业链的延伸和重组，通过建设主题公园，举办展览会、博览会、展销会、节庆等方式向旅游市场延伸，从而实现两大产业的融合发展。

（一）创意环节

从创意乡村旅游产业链的结构来看，创意乡村旅游产业的形成依赖于乡村旅游活动能带来的大量人流、物流和资金流，且有吸引力的创意乡村旅游产品所形成的核心要素。因此创意乡村旅游产业链的建设要从创意环节入手。针对于乡村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在创意环节的融合阶段，两个产业可以在项目统筹规划，资源整合利用，创意、创作相互借鉴等方面进行互动。具体说来，首先，应将乡村旅游的发展思维融入到创意乡村旅游产业的研发、设计和资源规划中，立足乡村旅游产业乡村性的本质，深入挖掘乡村旅游产业的特色，将乡村旅游产业的特色资源作为创意乡村旅游的创意素材，增强创意乡村旅游产业的原创力；其次，立足于乡村旅游产业的现有资源，融合文化创意产业的优势资源，即：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科技化和数字化的创意理念，实现乡村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在创意环节资源的互补融合。

（二）生产环节

针对于乡村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在生产环节的融合阶段，一方面，将文化创意产业的“生产过程”作为“乡村旅游产品”进行销售，供乡村旅游者观摩，丰富创意乡村旅游产业的产品素材，如：独具创意的舞台演出、创意影视作品、大型歌舞“秀”等等，都可以成为旅游体验的过程；另一方面，将“乡村旅游产品”进行创意性、艺术性及科学性的包装和生产，供乡村旅游者购买，提升创意乡村旅游产业产品的综合功能价值。

（三）营销环节

针对于乡村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在营销环节的融合阶段，该环节决定了策划、组织等环节成本的回收和盈利状况，创意乡村旅游产业的成功与否的关键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满足观众的文化体验质量，创意性乡村旅游产品通过现代宣传手段能更好的达到推广效果，且大大增加对消费者的吸引力；而实际的旅游经历又能刺激旅游者观看、欣赏或购买创意乡村旅游产品。如：影视作品通过现代电影技术能更好的展现实景旅游地，而且剧组拍摄往往能吸引众多媒体跟踪报道，对拍摄地会有直接或间接的宣传作用；而实际的旅游经历又能刺激消费者观看相关影视作品。因此，在营销主题、内容、形式、渠道等设置上，不拘泥于模式化的处理，实施灵活的富有创意的运用。

（四）消费环节

创意乡村旅游产品的销售是文化旅游产业链实现价值的最终环节。文化旅游消费者完成文化旅游产品的体验和消费后，一次完整的文化旅游活动才实现。销售环节是创意乡村旅游产品与受众互动体验的关键环节，旅游者的满足是保证创意乡村旅游产业持续发展的保证。创意性乡村旅游产品要具有很强的精神感染效应，成功的创意乡村旅游产品必定满足了旅游者的某种文化诉求或创意诉求，能刺激旅游者前往创意乡村旅游地体验；且旅游者在消费创意乡村旅游产品时，其相关的旅游经历又能增加对创意乡村旅游产品的亲切感和认同感。

（五）后续环节

创意乡村旅游商品、知识产权的出让、品牌的扩张、影视动漫等是创意乡村旅游产业链的衍生环节。创意乡村旅游消费结束后，一部分旅游者还可能购买相关的衍生产品，如《快乐星球》图书、《印象·刘三姐》旅游演艺的光盘等。另外创意乡村旅游品牌的扩张，创意乡村旅游企业知识产权的出让等。该环节能进一步挖掘和创造价值，对创意乡村旅游产业链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长期以来，开展有针对性的创意乡村旅游衍生项目的开发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结论

篇(2)

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乡文化建设的差距日益拉大，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文化产品及其文化服务虽然在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的艰苦努力下有所改变，但尚未从根本上按照和谐社会的要求，全面协调发展，乡村文化建设在整体上滞后于农村经济发展，是不争的事实。一些地区在推进城乡一体化或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也因考量指标的影响而忽视乡村文化的建设，有的地方甚至只字不提乡村文化与城乡一体化的内在联系。我认为，没有文化全面渗透、全面支撑的城乡一体化是片面的、蹩脚的一体化。不能从思想文化上关心农民的精神需求，关注农民知识文化素质的提高，关切农民的文化承传与创造，是难以从农民的心性发展上表达社会的文化关怀和文化责任的。一方面，社会文化成果享有的不平等，必然进一步扩大城乡差别，造成乡村新的知识贫困、科技贫困、智力贫困；另一方面，乡村所蕴含的巨大而丰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资源将会被忽略而失去文化魅力。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不是集中在城市(城市是现代文明的典型代表)，而是体现在乡村。现代城市加速扩张的危机日益明显，“城市病”日趋严重，向自然回归、远离都市、重返乡村，已成为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一个趋势。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加速发展乡村文化不仅是解决城乡矛盾的路径之一，而且是保证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不致泯灭的战略举措。

怎样发展乡村文化?完全依靠政府加大投入，像城市文化建设那样修建图书馆、群艺馆、大剧院、电影院等，在现阶段是很难做到的。最近，我们在成都一些乡镇调查发现，为精简机构裁员，不少乡镇文化站被合并，文化站工作人员也被裁了，公共文化事业设施不够健全，有的镇电影院成了危房。我们相信，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在完善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的同时，国家将会加大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彻底改善和提高农民的文化生活质量。但在目前国家对农村文化建设投入较少的情况下，我认为，绝不能“等靠要”，而应抓住国家加速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机遇，积极推动乡村文化走上产业化道路，利用乡村文化资源优势，改变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把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资本。乡村文化产业化将会改变传统第一产业(种植业、畜牧业等)的经营观念和产业格局，扩展农民职业内涵，农民不仅可以耕田种地，而且可以从事文化旅游、文化服务、民间工艺加工、民俗风情演展等第三产业，使农民的社会身份发生深刻变化。这不仅可以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提高农民劳动素质，调整和优化乡村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增强乡村市场竞争力，而且将会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和谐社会的全面发展。

文化产业在乡村的发展和壮大，是富有超前战略意识的举措。中国乡村文化资源异常丰富，从总体上审视，是尚未开垦的处女地。承载千百年历史文化积淀的乡村文化，显示出无比诱人的文化韵味。它与现代城市文化形成了强烈反差和对比。这正是乡村文化吸引城市市民和异地游人的地方。如果我们在地域性、个别性、差别化方面整合乡村文化资源，予以优化配置，就能形成市场竞争力和文化竞争力，打造出独特文化品牌。

中国乡村的历史变迁、历史人物、神话传统、民间故事、民间艺术、民间工艺、能工巧匠、竞技游艺、民俗风情、村寨文化、园林艺术、民居艺术、古镇风貌、祠堂庙宇、乡村教育、风味餐饮、生活智慧等等，保存着中国农业文明的文化因子，展现出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化价值和文化魅力。我们在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时，首先应对这些资源进行盘点梳理，摸清家底，做到资源清楚，然后按照优先发展原则，对具有浓厚文化特色的资源进行产业转化；对一般性的具有生长可能性的文化资源维持伏，不宜匆忙开发；而对那些非转化资源予以有力保护，绝不能破坏性开发，以确保乡村人文生态的平衡。对这三种资源分门别类和科学开发，有利于乡村文化事业的建设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利于乡村文化产业持续健康推进，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和发扬。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现代传媒信息、现代生活方式不断进入乡村，农村和小城镇民风的民俗正在逐渐消逝。这一方面，让农民享受到了现代物质文明成果，是全社会整体进步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乡村特色文化也会因民俗风情的失落失传而失去独有的文化意味。因此，我们在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时，应有意识地对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民俗风情进行现代性改造，吸收传统民俗文化中科学有益的养料，培育村民们的文承传意识，开展民俗风情演艺，吸引社会公众前来参与体验。在这一过程中，绝不能把农村落后现状等同于原生态文化，把原汁原味当作文化底蕴而不按照现代人的心性需求和审美观念来加以改良改革。因此，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不是和盘托出某种文化资源，而是按照现代产业生产要求和规律，根据文化消费市场的变化，精心呵护乡村文化，精心打造乡村文化，精心发展和丰富乡村文化。

乡村文化产业要立足市场、走进消费，面临着多样化的路径选择。一是可以通过特色乡村文化旅游来推出文化产品(这与交通状况密切相关)，吸引城市和外地游客前来感受独有的淳朴的乡村生活风味；二是可以通过体验经济来多样化展现乡村文化的参与互动魅力，将乡村生产、生活、民俗、农舍、休闲、养生、田野等系统链接，打造乡村文化产业链条；三是开发乡村石器、木器、竹器、藤器、草编、剪纸、泥塑、砖雕等土特名优工艺品，组织农民进行特色文化产品加工生产和经营；四是组织乡村歌舞、乡村竞技、乡村风情、乡村婚俗、乡村观光、乡村耕织、乡村喂养等表演和竞赛活动，提供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文化服务；五是开展乡村休闲娱乐、地方风味餐饮、感受乡村生活等活动，为城市老年人、为国外旅游者提供居家式服务和自助式生活服务；六是开展乡村文化历史文化展览，生动系统地反映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渔猎文化的特色和历史，开辟针对中小学学生的乡村文化教育基地，等等。这些经营方式，仅是乡村文化产业的基本模式，在实践过程中，应鼓励和支持乡村文化产业运营创新。因此，我们的创意、策划、咨询机构和文化艺术专家应重视乡村的建设，走进田野，走进村寨，提供智力支持，帮助和扶持乡村文化产业的项目定位、产业布局、经营管理和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站在城乡统筹发展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高度，科学发展乡村文化产业。

篇(3)

会议由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土地资源研究专业委员会、中国地理学会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专业委员会主办，贵州师范大学中国南方喀斯特研究院和贵州省地理学会承办。会议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背景下，对我国农村土地整治与城乡协调发展的热点、焦点和关键问题，展开了广泛的交流和讨论。

会议设置了大会主题报告和分会场交流。佘之祥、蔡运龙、刘彦随、熊康宁等4位知名专家分别作了题为《城市化与农村土地问题》、《农业与农村的多功能性》、《统筹城乡发展与土地整治方略》、《喀斯特高原石漠化综合治理模式与技术集成》的大会主题报告。

大会设立了两个分会场，共有近40位专家、学者作了大会或分会场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采用了“报告+提问+辩论+评述”的方式进行学术报告，强化了学术交流的灵活性与互动性。

为了激励土地资源青年科技人才，本次大会设立了“全国土地资源研究优秀论文奖”。由河南大学乔家君提交的论文《河南省农田利用集约度时空变化及其影响环境》等20篇论文荣获一等奖，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李婷婷提交的论文《山东省农民人均纯收入时空演变格局研究》等22篇论文荣获二等奖。

本次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农村土地整治与城乡协调发展研究》将于2012年8月由贵州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论文集收录了经严格筛选的学术论文75篇，计120余万字，涉及农村土地整治理论与方法、农村土地整治规划及案例、农村非农化及其土地流转、统筹城乡土地利用及政策、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与现代农业、城乡协调发展与土地资源战略、喀斯特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模式、民族地区文化保护与乡村发展等前沿领域，展示了当前我国土地资源与乡村发展研究的最新成果和研究新进展。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石玉林为论文集出版作序。

篇(4)

1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研究方法

科学研究文献包含了学科研究的最新热点与动向，分析科学主题文献有助于把握学科研究方向，了解最新研究进展。本文主要采用科学知识图谱（CiteSpaceIII），对休闲农业相关文献进行全面的统计与分析。科学知识图谱能够针对科学主题的发文作者、发文机构、关键词等方面，进行学科网络机构的生动可视化展示，其相关参数主要包括：①时间跨度（Timespan）、时间切片（SliceLength）、频次（Frequence）、中介中心度(Centrality)的设置；②节点（Node）、连接线（Link）、网络密度（Density）、聚类指标（ModularityQ）的分析，③节点圆环大小、连接线、时间的识别。主要指标说明：①若聚类参数0.4≤ModularityQ≤0.8表明结果聚类程度较为合理，ModularityQ＞0.8表明结果聚类程度较高；②生成的可视化图谱中，节点圆环的大小与分析对象出现频次成正比关系；③节点圆环外层年轮宽度与中介中心度大小成正比关系。

1.2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后称CNKI），分步对CNKI数据库中休闲农业相关文献进行检索、收集。首先，关键词为“休闲农业”，期刊来源类别为“核心期刊”、“CSSCI”，时间跨度为2000～2014年，对已发表休闲农业相关文献进行检索，得到457条记录。其次，以博、硕士论文为主要来源，时间跨度为2004～2014年，检索经清洗后得到博、硕论文228篇。再次，增加“乡村旅游”、“都市农业”、“观光农业”、“创意农业”、“农家乐”等五个关键词进行补充检索，共得期刊论文1298条记录。最终，经过辨别、整理、去重，删除会议纪录、报道、无作者等，得休闲农业期刊文献1062条文献，以此作为本文研究的数据样本。

2结果与分析

2.1研究概况

研究成果方面，休闲农业研究在近十年中呈现快速、稳定增长趋势，从2000年的15条，到最高峰2010年184条；前期主要以休闲农业理论基础、概念定义等方面探讨为主，2008～2013年研究成果出现爆发式发展，其中以2013年为最，博硕论文以70篇占主要地位，单位则以福建农林大学为代表。总之，休闲农业正逐渐成为国内农业与旅游研究的热门领域。研究内容方面，休闲农业较多与乡村旅游、都市农业、观光农业、休闲旅游、农业产业发展等方面进行交叉研究，现有休闲农业研究成果本身则以规划设计、对策性研究、发展模式等为主。

2.2研究结果

采用CiteSpace软件，首先，以2000～2014年为时间跨度，以1年为时间切片长度，以“keywords”（关键词）为网络节点，选择前50个关键词为每个时间区间被引词，以词频15次进行排序统计，得到174个连接点，288条连接线，网络密度为0.0191，生成可视化共被引网络结构图。其次，进行聚类分析，共得16个聚类，形成清晰的可视化的关键词共被引聚类知识图谱，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反映在节点的大小上，频次越多，节点越大。从知识图谱中可知，“乡村旅游”频次最高，其次是“都市农业”、“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农家乐”等。取关键词频次15次以上，得到18个高频关键词进行排序。结合现有研究与关键词知识图谱可知，休闲农业的研究领域主要与乡村旅游、都市农业、观光农业、创意农业、农家乐、生态农业等领域联系较为密切、互有交叉；研究方法主要有聚类分析、TCM（旅游成本分析法）、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内容分析法、SWOT分析、情景变量分析法、回归分析法、层次分析法（AHP）、空间计量模型、双钻石模型、DEA（数据包络分析法）、因子分析法、CVM（条件价值评估法）等；研究热点主要有区域休闲农业、休闲农业资源评价、休闲农业资源开发、利益相关者、游客满意度、休闲农业规划与设计、发展模式、休闲农业标准体系、体验营销、空间结构与布局、生态保护、农耕文化等方面。

3休闲农业热点研究进展

休闲农业具有农业基本属性，是农业经济的一种，但同时又结合了农业计划、农业建设、农业生产和农业部门经济等多方面的内容，系统地继承与发展了传统的农业经济，是农业多功能性最重要的载体。本文重点论述休闲农业5个热点研究进展。

3.1基础理论研究

范水生等就休闲农业的概念进行过全面深入的探讨，果雅静等、牛君仪就休闲农业的发展模式较有研究，牛君仪认为有农业展示、农事参与、生态旅游、民俗文化、农家生活体验、农村度假娱乐等六种模式。王德刚则对世界旅游农业发展历史进行梳理总结出世界农业旅游大致经历观光农业、休闲农业与创意农业三个历程，高志强等则对休闲农业的产业特征及演化过程进行深入研究，张强等则对我国休闲农业发展所促进的产业、资源、经济、城乡之间的融合进行阐述，而在宏观层面，刘春香对我国观光休闲农业发展有所研究。总之，休闲农业基础理论研究已涉及休闲农业概念、定义、类型、模式、政策、行业标准、产业分析等多个方面内容，形成完备体系。

3.2区域性发展问题

唐苏华等研究提出干旱区新绿洲五种休闲农业开发模式。郭利田、孙兆慧等、胡爱娟等对区域间的休闲农业合作与发展进行探讨，齐永华等对我国城郊型农业的农业资源利用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研究，赵玉榕主要以投资机制为主要切入点研究厦门借对台优势发展都市农业的政策建议，王树进等、王晓峰等、朱华武等则运用空间计量相关方法以省域角度休闲农业的空间布局与发展进行研究。就现存研究而言，区域性的休闲农业发展问题仍是休闲农业宏观研究的热点，主要以研究生论文研究为主。

3.3休闲农业旅游研究

游客满意度方面，陈胜科等、苗红等、赵仕红等、田彩云等在旅游者消费需求、游客需求特征、满意度评价模型、实证研究等方面进行过深入研究。旅游成本方面，邱生荣等采用情景变量法分析休闲农业游客的旅游行为进而指导休闲农场的科学管理与经营。旅游安全方面，陈水雄等对休闲农业的旅游安全进行过分析，提出海南构建休闲农业旅游安全保障体系的的相关措施。旅游开发方面，周丽洁就湖南省休闲农业旅游市场进行过对策研究。乡村旅游方面，王会娟、郭焕成等、杨载田等、耿品富等、张剑刚等则研究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产品体系、发展创新与路径、管理经营模式等方面。此外，王颖晖对休闲农业的旅游服务创新进行整合概念模型分析。总之，主要存在与旅游结合、产业协作、旅游成本、旅游安全、游客满意度、消费需求等方面的研究。

3.4休闲农业资源评价与开发

资源评价是休闲农业开发与设计的前提条件，阿布都热合曼•哈力克采用层次分析法对休闲农业资源评价构建了资源条件、开发条件、旅游条件等三方面的定量评价模型并实证分析，黄志红对休闲农业体验价值建立指标体系进行综合评价。肖光明构建了包括7项评价要素、26项评价因子和具体等级的休闲农业质量等级评价体系，并针对休闲农业园区进行实证分析。而在大区域的休闲农业产业方面，孔庆书等对河北2011年12家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点进行全面的DEA效益分析，刘军等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发展基础、协调能力、可持续能力等三大系统层的43个评价指标针对湖南休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评价研究。在研究成果方面，以规划设计类为主的产业实践应用以硕士论文成果为主，而赵毅、邹宏霞等就休闲农业的规划、产品设计等有过研究。

3.5休闲农业与新农村建设

周彬等认为休闲农业的发展与新农村建设具有一致性，罗文斌等主要运用因子分析法研究休闲农业的社会居民经济社会影响感知度。钟平等、王圣军、姬汝茂、张胜利等针对新农村建设与休闲农业发展关系进行过深入研究，较多以新农村建设的角度探讨休闲农业的开发与发展对策研究。

4结论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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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题的理论、实际意义

swot分析是管理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或者说分析方法，用这个是可以，请介绍一下swot的理论

swot是英文strengths、weaknesses、opportunities和threats的缩写，即企业本身的竞争优势，竞争劣势，机会和威胁。swot分析将公司的内部分析与产业竞争环境的外部分析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结构化的平衡系统分析体系。

(1)本文旨在通过swot分析方法、以贵州黎平县肇兴侗寨为例，对民族村寨旅游发展对策的研究。主要探讨民族村寨的旅游如何发展，从而提出相应的对策。这对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2)民族村寨旅游是一种新兴的旅游形式，本文重点研究了民族村寨旅游发展对策以及提出可行性的发展思路，并结合实际提出了肇兴侗寨旅游良性发展的对策建议。这对于实现民族村寨旅游发展具有一定的实际指导意义。

2、研究动态、见解

(1)对于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国外尚少。国外有关民族村寨的旅游学研究主要是基于“乡村旅游”这一大概念下进行的。有关国外乡村旅游的研究是从60年代开始，而侧重对民族村寨旅游的相关研究始于上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christian saglio(1979)在塞内加尔下卡萨曼斯地区对当地的村寨发展旅游进行了研究。

(2)随着中国近30年来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民族村寨旅游带动了广大农村发展自身经济的发展，同时民族村寨旅游对民族文化也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我国的民族村寨大多属边远贫困地区，但有着丰富的自然和人文生态旅游资源。随着我国的乡村旅游的迅速发展，尤其是XX年“中国乡村旅游年”专题的开展，许多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依托丰富的、原生态的自然而发展起来的民族村寨旅游逐渐成为国内外新兴的旅游市场。

自XX年以来，关于民族村寨旅游的论文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已成为我国近年来旅游理论界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徐新建(XX)论述了我国“民族旅游”与”旅游民族”的形成与影响。XX 年钟洁等在《中国民族村寨旅游效应研究概述》提出引入宏观经济评测方法与多学科研究方法相结合深入研究民族村寨旅游效应的观点。XX年卢宏在《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综述》一文对我国大陆民族村寨旅游和台湾原住民部落观光进行了总结、对比和评述。

然而，民族村寨旅游在越来越火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的现实问题。旅游资源开发性破坏，旅游区域自然生态和文化环境污染趋重以及旅游与社区发展矛盾突出等。这就出现了民族村寨旅游如何发展?民族村寨旅游如何与社会环境相协调?等等。这些问题己经成为当地相关旅游部门广泛关注的课题。

综上所述，当前对于民族村寨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针对目前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个案研究尚少。我们需要拓宽个案实证领域研究我国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等多方面影响，注重我国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理论特别是村寨保护性和传承性开发理论与实证的研究。为此，本文试图运用swot的定量分析方法研究我国民族村寨旅游发展领域。就目前民族村寨旅游提出调控策略体系，为实现民族村寨旅游可持续发展寻求良策。

3、研究思路、方法、技术路线

(1)本文通过分析国内民族村寨旅游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利用swot分析方法从个案的研究方式入手对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提出可行性对策。具体研究思路如下：

第一，结合国内外研究现状，探讨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理念。

第二，利用文献法概述当前我国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现状。

第三，实地考察肇兴侗寨旅游发展情况。

第四，基于swot分析方法对肇兴侗寨旅游发展进行分析。

第五，据研究结果，对民族村寨旅游发展提出可行性发展对策。

(2)本文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法和实地考察法。

文献法。即利用图书馆和互联网收集前人对民族村寨及肇兴侗寨的相关研究，吸收有利于本研究的相关成果。但由于各学者或多或少在研究中可能会出现遗漏或错误，对于此主要是结合实地考察进一步核准，采取参考与考察相结合的原则。

实地考察法。即考察主要是对肇兴侗寨的基本区位概况、旅游发展现状实地考查，得出第一手资料，从而与文献法结合对肇兴侗寨的旅游发展有进一步的了解。

(3)运用swot分析方法，通过个案实地走访调查、理论联系实际、推理比较的方法，就目前民族村寨旅游提出调控策略体系，为实现民族村寨旅游可持续发展寻求良策。

缺少技术路线，请补上。

4、总体安排、进度

本文拟计划9月16日-10月10日间做好选题规划和初步拟定题目。确定研究题目后，研究任务主要分三个阶段进行，即前期准备阶段、实地考察阶段和室内整理阶段。具体安排如下：

(1) 前期准备阶段。主要是查阅大量文献，了解与研究相关理论知识，对研究课题的题目、目的、与研究背景进行分析与研究，同时做调查阶段的调查计划和问卷设计。本阶段的时间在XX年10月10日～XX年10月底。

(2)实地调查阶段。此阶段主要是进行景区旅游资源游客感知的调查、镇远古城基本区位概况的了解、旅游资源的分布现状调查及分类等。调查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全面调查阶段，此阶段预计时间在XX年10月底～XX年1月中旬;第二阶段为验证阶段，主要是对前一阶段调查所统计出的结果进行实地验证，同时对遗漏的调查指标进行补充调查，预计此阶段时间在XX年1月中旬～XX年2月底。

(3) 资料的统计分析与论文撰写。主要是对实地调查的所有资料进行归类、统计和分析，然后进行论文撰写。论文的撰写分初稿、修改稿和终稿三个环节。此阶段预计时间为：XX年2月底～XX年3月底。

5、主要参考文献

[1]罗永常.民族村寨旅游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j]. 贵州民族研究.X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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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雯雯.广西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j].科技资讯.XX(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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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明清；江南；城乡关系

江南地区自唐宋时代开始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明中叶以后，当地传统市镇的军事及行政机能渐趋退化，商业机能日渐凸现，其规模和数量远超过宋代。至盛清时代，市镇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市镇和农村之间逐渐形成一种生产与贸易的连锁体，构成市镇网络，“不仅仅只是在广大的乡村腹地中存在着的两个或三个主要城市，而可以认为这一地区已经是一个城市化很广泛的地区”。[1](P12)这背后有着水陆交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也同当地经济结构或经济水平密切相关。长期以来，对明清江南市镇的探讨是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其研究成果令人瞩目，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始，有关江南市镇的中外学术成果层出不穷，以涉及范围之广泛，论题之深入，几乎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术分支。不过，总的来说，以往的研究趋向，更关注的是市镇的“中央性”机能。①或者强调市镇在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无比强大的“向心力”②；或者从特定区域以外寻找研究空间，热衷跨区域的比较及与国内国际市场的经济联系。③较少注意市镇与农村之间的关系，乃至将农村在城乡关系中的位置悬置起来。城市与农村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学界常以城乡二分法或者城乡连续体来概括传统社会的城乡关系，前者从人口的规模与密度、居住形态和社会异质性的角度，将城乡分类进行论述，后者则完全打破二分法的框架，认为城市和农村各有其存在价值和功能，两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共同体。随着城市化理论的流行，连续体说逐渐占了上风。在城市化理论的影响下，从农村这一极向城市这一极的连续变化被设想成一个理所应当的过程，各种聚落形态都可以被确认为这一轴线上的某个位置。由于种种原因，过去有关江南市镇研究，一向把市镇本身④的讨论当作优先任务，对于市镇周边的农村或者市镇与农村关系的关注则嫌不足，即便有，也往往只具有作为市镇研究附属品的意味。虽则如此，本文仍拟在市镇史研究的脉络下，回顾一下国内外以往有关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的各类探讨⑤。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研究中可能出现的某些趋向作一简要前

一、国内(含台湾)学者的相关研究

最早直接涉足江南市镇研究的国内学者是傅衣凌，他1964年发表《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一文，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框架下，肯定了市镇的成长，把市镇经济视作传统地主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⑥他的开创性研究，为以后的明清江南市镇研究奠定了基础。1970年代，台湾学者刘石吉首次对江南市镇作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他当时在《食货月刊》和《思与言》上发表的三篇论文，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1987年以《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为书名在大陆出版。刘石吉的著作尽管在史料上有所局限，但其分析问题的趋向及提出的一些基本看法，如将江南市镇划分为棉织业市镇、蚕桑丝织业市镇、米粮业市镇，以及对运动后的江南市镇的发展、市镇数量的分析，迄今仍很少为中外学者所超越。不仅如此，刘石吉的主要贡献还在于，对大陆1980年代以来的江南市镇研究具有启发和推动作用。他的台湾同行李国祁在1981年发表了《清代杭嘉湖宁绍五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初稿》一文，将传统市场分成省城、府城、县城、镇市、定期集市五个等级，强调了交通线路对市镇分布外在结构的影响，并对施坚雅的六角形模式作了一定的修正。⑦刘铮云则从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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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71页。

②吴金成：{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一一以城市的发展为中心}，(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

③李伯重：(明清江南与外地经济联系的加强及其对江南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李伯重：<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外部市场环境)。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④按：本文中的市镇指明清时代文献中被称作“市”或者“镇”居民点，原则上不包括府城，但包括那些被称作“镇”的县城，惟不涉及19世纪后半叶逐渐高度城市化而在晚清仍属县级的上海县。有关上海城市史的研究动态可参钱曾瑷：<上海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上海)(<中国学术)2001年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1年)。

⑤按：由于获取渠道的阻隔，此处对以往研究的介绍肯定还有不少的遗漏。即使对文中提及的成果，由于作者学力有限，评介不当之处，亦在所难免。望方家不吝纠正!

⑥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1964年第5期。

⑦李国祁：<清代杭嘉湖宁绍五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初稿)，(中山文化学术论文集刊)第27集，1981年。

一个角度，通过考察清代苏州地区的义庄分布，揭示出义庄有集中于城市与市镇的趋势。①近年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范毅军先后发表数篇长文，综合利用历史学和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对明中叶以来江南市镇的成长趋势与扩张性质以及市镇发展和地域开发的关系作了专门讨论，预示出市镇史研究中的跨学科趋向。范毅军重视各种空间讯息，如市镇所在的地形、地貌、总体分布以及与水路交通路线的位置关系等，对于探讨明清市镇的作用和城镇化的意义；并且以为明清江南市镇的广泛成长，本质上只是在量上做一种扩充而已，并未能在质上有所突破。①

自1980年代初，有关明清江南市镇研究的论文，开始频繁出现在国内各类史学刊物上。以樊树志、陈学文为主要代表人物，他们注重江南市镇的实态研究，为深入了解明清市镇的作用与意义奠定了扎实的基础。③同时期，王家范④平⑤、范金民⑥等学者作的研究亦颇引入注目。尽管樊树志宣称：“仅仅从经济史角度研究江南市镇显然是不能令人满足的，市镇作为一个地理实体，兼具经济、文化等多种功能，因而需要多角度、多侧面地进行全方位的探讨”，L2J(n1，但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更热衷的是对江南市镇的数量、类别、层级和历史作用等问题的探讨，于市镇和农村的关系方面竟然没有任何专文。需要指出的是，研究明清江南市镇史的几大家其实并没有忽略市镇与乡村之间的连带关系。例如，陈学文曾经强调市镇对乡村的辐射力，认为市镇的发展逐渐将城市关系渗入乡村，推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业经济结构的演化，在此基础上，市镇对乡村产生强大的向心力，是技术、文化、生活的中心，是缓解农村过剩人口的消融剂⑦。樊树志和王家范没有过份渲染市镇的“中心地”作用，而将市镇与农村置于相对平等的位置。前者认为，研究市镇结构不能仅仅局限在街市以内，更重要的是弄清市镇与周围四乡(或称乡脚)的关系；四乡的范围大体显示了市镇作为一个基层商业中心的延伸面，是市镇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四乡向外输出手工业品或农产品先在市镇里集中，再经牙行和客商散往各地市场。⑧后者则指出，江南市镇与农村之间，无论从形成途径上，还是空间格局上，均存在着纵深联系；江南许多市镇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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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铮云：<义庄与城镇一一清代苏州府义庄之设立及分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八本第三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7年．第651页。

②范毅军：(市镇分布与地域的开发一一明中叶以来苏南地区的一个鸟瞰)．<大陆杂志)第100卷第4期．2001年；范毅军：(明中叶以来江南市镇的成长趋势与扩张性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盲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三本．第三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2年；范毅军：<明中叶太湖以东地区的市镇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5年第一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年。

③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陈学文：<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④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⑤、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宋元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社会组织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明清江南市镇人口考查)．(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s8年第2期

⑥范金民：(明清时期苏州市镇发展特点)．(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⑦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36页。韩国学者吴金成的看法，与陈学文类似：在市镇中发生的各种现象渗透到乡村，使农村生产力得以迅速发展。进而为农业经济结构和农村经营方式的变化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由于市镇能够给人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谋生途径，绅士和商贾以及从农村中分化出的游手无赖等过剩人口涌人了新兴市镇内，江南市镇就是在吸收乡村劳动力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参吴金成：<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一一以城市的发展为中心)，{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

⑧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12页。

以在明中叶之后呈勃兴之势，完全是由于其四乡农村经济结构变革的推动。①惜乎众多学者或把市镇视为联络县城和农村的中介②，以及乡村城市化的重要一环③；或以传统城乡界线模糊不清为由，把市镇与农村实为一体作为“理解策略”，从而回避了市镇与农村的关系问题，更遑论对此作专门的讨论了。

1990年代末以来，相关研究层出不穷，接连有小田、包伟民、范金民、王卫平、单强、陈国灿、吴仁安、张海英、龙登高④等人的专著面世。这些著作对乡土生活、社会诸相、社会风习、会馆公所、商路及其格局等方面的探讨颇有新意，并逐渐突破经济史研究的窠臼，转从社会史和文化史角度考察明清以来的江南市镇。惟一遗憾的是这些成果仍然没有涉及城乡关系。虽然有学者以为，“市镇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存在于农村经济上面’，是农村专业经济发展的结果”，但还是有将市镇作为农村社会变迁和社会诸问题的“指示器”的意味，⑤并进而把农村视作市镇的附属品。另有学者用“乡镇”一词替代“市镇”，除了突显市镇社会的乡土本色以外，没有给市镇史的研究增添新鲜的内容，反而有混淆市镇和农村的模糊界线的嫌疑。⑥从乡村史或社会经济史角度研究明清江南区域社会的成果，往往也会涉及到一些市镇发展方面的内容，可是，大多只将市镇经济等同于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进行考察，同样没有把市镇和乡村的关系作为研究的对象。⑦就总体而言，在1990年代，除了吴建华曾对明清太湖流域的市镇密度和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动撰写过专文外，⑧国内学术界涉足城乡关系研究的论著可谓屈指可数。进入21世纪以后，就管见所及，王瑞成的《在乡村和城市之间：人的城市文化史》是惟一的一部著作。该书下篇以徽商为例，讨论了近世乡族观念下的城乡关系。从全书的问题意识看，尽管未能给徽商研究带来重大突破，但专以活动在城镇里的徽商与乡土社会之间的联系作为考察对象本身，已足见其前沿性。⑨另外，余子明立足全国范围，极其粗略地探讨了晚清绅士群体从乡村流向城市这一现象，多少触及到知识精英在近代城乡二元对立格局下，单向涌人城市对乡村社会产生的不良影响。⑩李伯重从经济史视角重新定位了江南郊区市镇工业的性质，他认为在明清当地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郊区市镇工业尽管与农村工业有密切的联系，但是仍然应该归属于城市工业；他还以市镇人口数量、居民职业、空间距离等因素作为指标，把市镇定位为“间接城市化”地区，从而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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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②例如范毅军认为．明清市镇应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自聚落的一个环节，但由于传统经济发展程度，城乡之间非可判然两别。某些大镇近于都市。而许多小镇则与一般乡村聚落区别不大，只不过几户的村店而已。参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九卷三期，1998年。

③樊树志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也就是乡村不断城市化的过程。参樊树志：(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学术月刊)1987年第1期。

④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1998年。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人民出版社．1999年。单强：(江南区域市场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年。陈国灿：(浙江古代城镇史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吴仁安：(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龙登高：(江南市场史一一十一至十九世纪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⑤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⑥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

⑦洪焕椿、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罗仑主编，范金民、夏维中著：(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段本洛、单强：(近代江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蒋兆成：(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⑧吴建华：(明清太湖流域的市镇密度和城乡人口结构变动)．载(城市史研究)(第n。12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

⑨王瑞成：(在乡村和城市之间：人的城市文化史)，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⑩余子明：(从乡村到都市：晚清绅士群体的城市化)．<史学月刊)2002年第8期

示出城乡之间界线的模糊性尽管自1980年代末以来，已有不少学者把研究的兴趣放在市镇管理相对于乡村管理的特殊性上，②但这些成果多属通论性质，没有把长时段的市镇管理实态落实到具体市镇。最近，赵世瑜和孙冰以湖州的双林镇为例，回溯了自明以来该镇各种权力资源的组合和实际运作，并通过发生在晚清的东岳庙风波，揭示出地方宗族、士绅、民间祭祀组织、外来人口和官府在处理矛盾冲突过程中的不同表现，从中透视了双林镇权力资源和权力关系的历时性变化，以及市镇与乡村权力运作的差异。

从民间信仰透视城乡关系，是研究明清以来的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另一个主要关注点，相关成果或多或少受到了日本学者滨岛敦俊的启示。早在1990年代末，赵世瑜就注意到“城隍下乡”和城市庙会的乡村化现象背后所凸显的城市对乡村的支配作用，并揭示出乡村的主动参与意识及对城市统治关系的挑战，表现了乡村对城市生活的参与，从而将城乡放在平等的地位，没有过份强调城市的“向心力”。③吴滔最近对清代苏州地区镇庙与村庙的关系作了多层次的探讨，透过镇城隍庙和“解钱粮”习俗的出现，审视了民间信仰在农村与市镇交往中某些图象。他认为，民间信仰中呈现的上下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与城乡的等级差别基本吻合，但也不是一概而论，很多位于大镇之间的市集甚至村落有时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④近年来，一些学者还对生活在市镇与农村里的不同人群特别是士绅地主的生活实态产生了浓厚兴趣。洪璞在日本学者稻田清一的基础上，对清末至民国江南地主日常活动的空间范围作了后续研究，对比了乡居、镇居和城居地主在日常生活中截然迥异的社会交往圈和空间活动范围，从中归纳出地主由乡居到镇居再到城居的“单线”离乡过程。⑤吴滔选取清代吴江震泽二县作为研究个案，从“发生学”角度，关注了比特定社会集团范围更广的空间内的个人活动(如选择城居还是乡居)及其主观动机，通过士绅住所的变动、士绅在耕读与服贾之间的职业选择及乡村公益活动组织者身份的变化等几方面的论述，揭示出清代江南士绅的生活空间及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力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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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伯重：《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上)、(中)》，《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02年第1期。

②林绍明：(明清年间江南市镇的行政管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平：《宋元明清江南市镇社会组织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张研：《清代市镇管理初探》，《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

③赵世瑜：《庙会与明清以来的城乡关系》，《清史研究》1997年第4期。

④吴滔：《清代苏州地区的村庙和镇庙：从民间信仰透视城乡关系》．《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

⑤洪璞：《乡居．镇居．城居一一清末民国江南地主日常活动社会和空间范围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期。

⑥吴滔：《在城与在乡：清代江南士绅的生活空间及对乡村的影响》，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

二、日本学者的研究趋向

日本学者对明清江南市镇的研究起步较晚，对江南的关注更多以农村社会为主，晚近才开始注重城市问题。⑦有关明清市镇的早期研究，除了藤井宏曾在论述徽商活动时偶尔触及江南市镇的论题以外，⑧更多关注的是华北、四川等地的定期市。⑨再加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大多数有关江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受“发展阶段论”的制约，没有突出“江南”的独特性，甚至把“江南”作为讨论的附属品。⑩在这一阶段，即使是作为专门性的江南地域史的研究，也主要关注乡绅地主等支配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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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吴金成：《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一一以城市的发展为中心》，《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

⑧[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载《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⑨[日]加藤繁：《清代村镇的定期市》，《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3年。

⑩巫仁恕：《岸本美绪，〈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一一十七世纪中国の秩序问题〉》，《新史学》十一卷三期,2000年。

及与这一群体相对密切的制度，譬如村松祐次对租栈的研究和铃木智夫对《租核》的研究即是代表。①直到1979年，川胜守发表《中国近世都市的社会构造一一明末清初江南都市研究》一文，才标志着日本学界明清江南市镇研究之发轫。川胜守在该文中指出，市镇作为县城与乡村的中介，在明末清初显著增加，与此过程呈鲜明对照的是，明初设置的课税局和巡检司规模缩小并日渐废弛。乡绅阶层通过结交官府和利用自己的优免权掠夺土地，致使大量农村人口流人城市，或从事工商业，或充当吏胥衙役和游手无赖，成为城镇里的寄生阶层。②之后几年，他与林和生分别探讨了水路交通和江南市镇发展的关系。川胜守考察了江南市镇的发展及其中的交通要素，特别是与水运交通方面的关联，从而揭示出宋明时代江南市镇发展的条件，具体地说，就是运河及大小支流沿岸如何形成市镇；林和生则强调了水上交通对太湖平原市镇经济的决定性影响③。在1980年代，日本学者明显受“施坚雅模式”的影响，例如，斯波义信在探讨宋元明清都市与农村史时，力倡以施坚雅的理论方法作为研究导向。④不过，由于日本学者向有研究村落共同体的学术传统，他们倾向于把江南市镇的研究具体落实到基层社会中，以市镇或城乡间的空间范围为参照，观察地方社会的构成及其运作过程。这使他们更注重讨论城镇与农村之间的关系，涌现出许多有份量的研究论文。例如，小岛淑男透过城居地主、商人与在乡农民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阐述了清末江南地区市镇与周围农村的关系。他认为，城镇是农民肥料的供给地、农产品的贩卖市场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地，反过来，农村为城镇提供了劳动力。⑤在小岛淑男之前，佐伯富也曾有专文论述近世中国的都市与农村，惟主要的着眼点放在有宋一代，鲜少涉足明清的情况。⑥

199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森正夫等学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利用历史学和地理学的方法重新检讨江南市镇史，在他们出版的论文集中，所论详于当代而略于古代。梅津正伦对江南地形、水文环境与市镇网络形成的讨论，森正夫对朱家角镇略史的勾画，稻田清一对清末镇董的身份、角色、职责和管辖区域的探讨，以及石原润、林和生、林上等对上海、苏州周边集落空间构造的调查研究，均体现了与以往江南市镇研究不同的旨趣，成为跨学科研究的一个典范。⑦高桥孝助通过研究上海都市化的扩大与周边农村，弄清了法华乡通过水路、桥梁、村道将农村与市镇相接，人、物、钱、情报因此往来不息；⑧稻田清一的《清末江南一乡居地主的生活空间的范围与结构》一文则揭示了清末吴江县的一个乡居地主柳兆薰在市镇与乡村之间频繁游走的事实。⑨此二文为日本史学界的明清江南城乡关系史研究传统增添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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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村松祐次：《代江南の租栈一一中国地主制度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0年；[日]铃木智夫：(近代中国の地主制一租栈研究译注一)。汲古书院1977年。

②[日]川胜守：《中国近世都市①社会构造一明末清初江南都市こついこ—》，《史潮》新6号．1979年，第65--91页

③[日]JI[胜守：(长江尹，卜夕c：扫c寸镇市①发达七水利)，中国水利史研究会编：<佐藤博士还历纪念中国水利史论集]，国会刊行会1981年；[日]林和生：《国近世の地方都市の一面一太湖平原の》镇市と交通路しこつぃて一]，京都大学文学部地理学教室：(空间景观·イメヅ)，地人书房1983年；[日]林和生：《中国近世しこわしする地方都市の发展一一太湖平原乌青镇の场合》；梅原郁编：《中国近世の都市七文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4年。

④[日]斯波义信：《中国、中近世の都市七农村一都市史研究の新しぃ视角一》．载《近世都市の比较史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共同研究论集》第1辑。1982年。

⑤[日]小岛淑男：《清朝末期の都市七农村一江南地方む中心に一》．《史潮》新8号，1980年。

⑥[日]佐伯富：《近代中国の都市七农村》．《历史教育》第14卷12号，1966年。

⑦[日]森正夫：《江南ヲルタ市镇研究一历史学七地理学かうの接近一》．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2年。

⑧[日]高桥孝助：《上海都市化的扩大与周边农村一一1920年前的上海县法华》，《上海研究论丛》第8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

⑨[日]稻田清一：《清末江南一乡居地主的生活空间的范围与结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期

。

1999年川胜守将他20年来的论文结集出版了《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一书。①同时，他用市镇社会史涵盖传统的市镇经济史，使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宽了。两年后，由森时彦主编的《中国近代的都市与农村》，是将一些学者有关近代中国的都市、市镇和农村的研究论文以论文集的形式编辑出版，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城乡关系史研究著作。②同年出版的夏井春喜的著作，通过研究近代江南的地主制，对村松祐次的某些认识加以深化。③基于多年研究明清江南社会的心得，滨岛敦俊从民间信仰的视角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明清江南社会城乡关系转变的故事：明初，江南农村处在承担漕粮北运的粮长阶层和乡居地主的支配之下，他们为米谷运送役务所困扰。一些巫师为迎合乡村社会统治层的愿望，制造出适合漕运及商运需要的保护神，庇佑水运平安无事。明后期，由于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支配江南的乡居地主没落，城居地主的数量越来越多，总管信仰的存在基础随之解体，原来支撑这种共同信仰的显灵传说失去了意义。在农村社会中小农占压倒性优势，饥馑和米谷价格成为农民日常最为切实的问题。乡居的巫师们不得不创造出适应于小农愿望的“施米”的传说，“总管神”摇身一变，成为在漕运饥馑之际与民同甘共苦、向贫民周济食米而迎来悲剧性死亡的神灵。牺牲自我而把米谷发放给农民，成为新的总管信仰的核心内容。滨岛敦俊在此基础上重申了曾经概括的“乡脚”世界在城乡结构中的重要性：]6世纪中叶以降，江南三角洲在经济上所起的变动，小农民的生活空间也随之变化，即其范围已不再限于聚落或社，而是扩大到了以市镇为核心之市场圈。④由此意味着日本学界对明清江南城乡关系史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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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川胜守：《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一空间と社会形成の历史学》，汲古书院，1999年。

②[日]森时彦：《中国近代の都市と农村》，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报告,2001年。

③[日]夏井春喜：《中国近代江南の地主制研究》．汲古书院．2001年。

④[日]滨岛敦俊：《农村社会一一觉书》，森正夫等编：《明清时代史の基本问题》，汲古书院，1997年；[日]滨岛敦俊：《总管信仰一一近世江南农村社会七民间信仰》，研文出版,2001年。三、欧美学者城乡关系研究的学术脉络

欧美中国城乡关系史的研究，以马克斯．韦伯(Maxweber)的理论为起点。韦伯用西方的标准进行衡量，将中国城市与农村截然分开，忽略丁城乡间的密切联系，更没注意到中国城市行政上的等级愈低，乡土气息愈浓厚的特点。⑤有鉴于此，牟复礼(F．w．Mote)重新审视了马克斯．韦伯在西方经验下作出的城乡之间存在着鲜明对立的论断，中世纪的欧洲城市大多是由农村组成的大海中的一座座孤岛，将传统中国的历史情境运用异域理论资源进行理解需要相当地慎重。在研究明代南京和苏州的著名论文中，牟复礼得出结论，中国社会不象西方社会那样城乡之间存在尖锐的对立而是表现出连续性。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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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史明正：《西方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近代中国研究通讯》第十三辑．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第85--97页。

⑥[美]牟复礼：《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美]施坚雅主编：《晚期的城市》，中译本，中华书局，2000年；Mote,Freder．iCkw．Amillenniumofchineseurbanhistory：form,timeandspaceconceptsinsoochow,RiceUniversityStudies．1973．voi．59，No．4pp35—65．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城镇发展史的初期，往往热衷于建构理论框架，而忽视了区域间的差异性，喜欢把一些解释力有限的结论强加在全国范围内。饶济凡(GilbertRozman)在中日城市化的比较研究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他认为，近世中国的城市人口分布呈“上小下大”的金字塔结构，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寥寥无几，人口绝大多数居住在成千上万的村镇里。如果说他所揭示的这一现象尚与中国当时的实情相差不大的话，在探索造成城市化指数偏低的原因时，饶济凡的解释就不太能够站得住脚。他将之归为城市间的交通不便，由此难以形成信息和商品交流的网络，中央政府因而不能充分调动和利用人力物力，从而削弱了其征收捐税和调剂物资的机能。①在中国的大片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这样的情况的确存在，而在江南地区，水运资源非常丰富，城市化指数较其他地区高，市镇网络发达且组织性强，和他的假设完全两样。饶济凡的另一部著作，重点分析了清代直隶、山东的市场聚落和人口结构，同样没能在解释近世中国城镇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方面有所突破。②

伊懋可(MarkElvin)是较早关注江南市镇的西方学者，他在1970年写作了《市镇与水道：1480--1910年的上海县》一文，注意到明中叶以后地主从农村迁进城镇的事实，他还考察了明代晚期至19世纪上海县的水路管理制度所折射出的城乡关系的转变③。居密(MiChuWiens)察觉到16至18世纪城居地主和乡居佃农之间关系的改变：频繁的奴变使盛行于晚明的奴仆制度于17世纪末渐趋消亡，18世纪以后，城居地主已不再使用奴仆制，江南的商业化和城镇化显著地改变了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关系。在“一田两主”制下，城居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日渐疏远、非个人化；尽管农民在城居地主手下比乡居地主更缺少同情，但由于不用直接缴纳赋税并有机会拖欠地租，佃农从地主那里获得了更多的独立。④兰金(MaryBackusRankin)通过对清末浙江省青镇的沈氏和南浔镇的庞氏、蒋氏、周氏、张氏和刘氏等士绅家族进行个案分析，发觉这些家族的部分成员在迁入上海以后，非但没有割断反而加强了与乡土社会的联系，由此她反思了城市与乡村以及传统与现代两对在当时流行一时的“二分法”对中国传统社会研究的有限解释力。除此而外，她的研究还多少涉及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江南市镇如何进行管理的问题。⑤

施坚雅(C．WilliamSkinner)以经济活动为主要划分标准，将全中国划分成九大区域，多少改变了西方人心目中对中国历史简单而直观的理解，令他们不得不对中国城市的地区性多样化和专业化重新加以认识。尽管施坚雅的学说本身没有涉及中国社会的城乡经济观和文化观，但他所提出的融会贯通的市场网络概念暗示着城乡关系的紧密性和连续性，使人们注意到每一区域都拥有本身内在的等级空间体系，城乡之间的交流频繁，相互调剂和融合，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乃至农村存在着有机的联系。施坚雅还仿效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提的中心地学说，根据市场规模和功能，把传统中国的市场体系分成八个等级，其中较低的三级基层市场、中间市场、中心市场属于市镇的范畴。他认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即关系网)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所决定。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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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GilbertRozman,UrbanNetworksitch''''ingchinaandtokugawajanpan,Princeton,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3.

②GilbertRozman,PopulationandMarketingsettlementsin,ch''''ingchina,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

③〔美〕施坚雅主编：《晚期的国家》，中译本，中华书局，2000年。

⑥[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美]施坚雅主编：《晚期的城市》．中译本，中华书局．2000年。

为人类学家出身的施坚雅，强调基层市场对于农民实际生活的功用，不过是想纠正人类学家只着眼于村落小团体的倾向，并没有刻意否认村落共同体的意思。但是，在他以后，过去对于中国城市和农村的较为流行的认识，无论认为二者间是自发的对立，还是相反认为二者彼此间不存在明显的差异，都逐渐让位于对城市中心地及其区域腹地发展的相互联系程度的研究。①罗威廉(WilliamRowe)在其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中，关注的是以汉口为代表的商业市镇而非作为治所的府州县城，突出了县级以下市场中心的重要性。②他和其他美国史学家一样，都以为中国的村庄，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高度结合于大的贸易体系，越来越忽视村庄这一级单位。③直到20世纪80年代，黄宗智重申了村庄研究的重要性，以他对华北和长江三角洲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为标识，④使上述局面得以相当改观，并引起了美国中国学界对农村社会史和农民学的兴趣。黄宗智没有忘记用他的过密化理论透视中国历史上的城乡关系：“过密化下的耕作者所生产的剩余虽然一定递减，但他们却能支持庞大而复杂的城市，并供养高度发展的社会上层和城市文化。……大城市的产生伴随着农村的人均低收入，都市的‘发展’伴随着农村的过密化，正是中国历史上上层社会文化和农民文化之间显著差别的导因。”[4](P331—332)

在黄宗智两部著作出版之后，有多部有关江南城镇与乡村关系研究的英文专著问世。白凯(Bernhardt，Kathryn)从国家、地主士绅和农民三方的关系人手，探讨晚清至民国长江三角洲因商业化和城市化所导致的地主和佃农之间关系的改变；⑤石锦()ames,C．Shih)运用计量方法，勾画了太湖地区明代至清代社会精华分子的逐渐选择城居的倾向；⑥夏明德(LyndaS．Bell)从晚清到民国无锡小农家庭广泛从事蚕丝生产这一事实为案例，透视了近代江南城乡关系的新格局。⑦虽然如此，西方城市史研究的两种倾向一一第一种倾向是对于大城市的研究远远超过对中等城市、小城市甚至更低的市镇的研究；第二种倾向是过去十年中国城市的研究过多集中在20世纪的工业化时代，至多上溯到19世纪⑧——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研究的旨趣主要集中于城镇本身，对城乡关系问题只是附带地加以讨论。张琳德(LindaCokeJohnson)利用地方志作为主要材料，追溯了上海从一个市镇发展成为贸易港口近800年的历程；⑨由她主编的论文集《晚期的江南城市》，收录了迈克尔．马默(MichaelMarael)、保罗·圣安杰洛(PaoloSantangelo)、夫马进、安东尼娅·芬安妮(AntoniaFinnane)和张琳德(LindaCookeJohnson)对苏州、杭州、扬州、上海等城市的研究；⑩许亦农(YinongXu)在苏州城市建筑史的脉络下，探讨了中国传统城市的空间与时间变化多显示出西方学者对城市史的偏爱。赵冈在前人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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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第23页。

④[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3年。

对明清江南的新型市镇作了重新审视。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见解，认为江南的市镇是超层级的，从一开始便依赖全国性的市场，没有明显的层级关系。层级式的关系只适用于内地的传统市镇，每个市镇都是内向性的以满足小范围内的农村消费者为其主要功能，按其商品流通的范围来看则是逐层扩大。江南所产的丝绸、棉花等纺织品，在本区域的居民间没有太多的市场与销路，而必须由各市镇直接与全国性市场发生运销关系，并不透过层级来聚散。①袁清则对市镇类型的划分进行了反思。他以为，对不同的市镇，仅依靠其单一特产来分类，虽能提供一个概括性，但未免过于简单化了。②

2002年，科大卫(DavidFaure)和刘陶陶(taotaoLiu)主编的论文集《中国的城镇和乡村：认同与感觉》的问世，标志着西方学者突破了以往研究或过于注意城镇或只关心农村聚落的“偏科”现象，在城市史和乡村史研究之间架起了一座理论桥梁。无论从选题还是作者的研究背景上看，整部书都体现出多学科多视角的丰富介入；研究者不再仅仅以城市为中心，已开始注重以乡村世界为出发点探讨城乡关系。其中，科大卫选取乌青、濮院和南浔三个江南市镇为案例，将家族在江南市镇确立支配地位(rise0fthelineage)的时间追溯到元明之际。16世纪，随着新迁入市镇人口的增加，土著家族和新兴家族之间的矛盾加深，这集中体现在镇庙控制权的争夺上。由此多姓共同支配市镇的格局开始确立，士绅阶层逐渐取代家族介入市镇管理。③科大卫与前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给我们讲述了三个江南市镇几百年的管理运作过程，而对于具体市镇权力格局形成的“发生学”探讨，在科大卫之前，几乎没人关注过。当然，仅仅凭一本论文集，就想涵盖明清以来城乡关系的所有问题，显然是不切实的。全书大多数作者仍没有摆脱“城市中心观”的窠臼，以城市特别是上海这样的“特殊城市”为主要研究内容，来讨论近世城乡的二元格局，多少有隔靴搔痒之嫌。实际上，城乡一体还是城乡分割，都是相对而言的。用两分法来剖析近世的城市与农村是过于简单的和不适宜的，正如编者在《导言》中所说：“城乡区分的观念一直外在于中国传统思想，即便今日也仅是部分融人中国社会而已”。[5](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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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第176,181页。②[美]袁清：《盛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和商业化》，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编辑组：《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③DavidFaureandTaoTaoLiu,TownandCountrinchina:IdentityandPerception,Houndddmills,Basingstoke,HampshireandnewYork:Palgrave,2002.

四、几点认识

综上所述，以往对明清江南市镇的研究，多数偏重“传记式”的历史沿革发展①，以传统城乡界限模糊不清，城乡的延续性远大于市镇的独特性为出发点，把市镇置于都市的范畴或者广阔的乡村社会中进行考察，极少注意城市一市镇一农村的连续体的意义。从城乡关系的视角，探讨市镇与周边农村的互动作用，几乎可以说刚刚起步。

具体说来，在已有的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研究中，对于市镇和农村聚落两者之间是否有“有形的边界”，往往存在重大的分歧。部分学者把以某一固定市镇为中心且不具有自上而下指定的行政统属性质的市场圈，作为四乡农村的“中心地”来理解，认为市镇和四乡之间存在着以水栅、河道、民居和桥梁等为标识的含混边界。另一些学者则根据所谓“市镇居民”兼营农、工、商多种职业的实际情况，强调工农之间界线模糊以及农村居民和市镇居民在职业与居所两方面的不一致，进而质疑市镇与农村之间存在有形边界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明白，在市镇与农村之间即使具有地理意义上的有形边界，亦不妨碍不同人群之间通过经济、祭祀、婚姻等层面的交流来打破这个边界，由此形成一套以人群为标准而不是以地点为标准的关于市镇和农村区分的“新理念”。举例来说，如今在市镇研究中经常被学者们借用的“乡脚”一词，已渐成为市镇商业辐射区的专有名词，它包括市镇本身以及市镇的周边地区，即包裹市镇的农村。而据笔者在“乡脚”一词来源地的吴江县的田野经验，当地人不仅将民间信仰活动的地域广度称之为“乡脚”，甚至把交往或者活动所及的最远地点和家乡之间的距离也叫作“乡脚”。探寻诸如“乡脚”这样的乡土词语所包含的丰富含义，进而从市镇与农村的各个角落选择个别的人群行动作为参照系，通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接触和互动，揭示出明清江南城乡界线的模糊性和生活在当中人群的多层化关系，无疑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传统社会中的城乡关系。在传统时代没有对人群进行专门的“市镇籍”和“村籍”划分的前提下，界定市镇的空间范围显得相当困难，而市镇的规模、人口又是处在不断变动中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关市镇和农村间是否存有有形边界的课题，尚有很多扎实的工作要做。

以往学者研究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的关系，还有把地方秩序成立的框架放到国家或者特定集团中去的倾向，将士绅与平民、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仅仅理解为单向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而实际上，城乡交往中所呈现出的不确定和流动性，比起被我们凝固起来的“社会经济结构”要生动复杂得多。“结构决定论”的根本弱点就在于给许多本来是“因人异事”的动态依赖现象纳入了“虚假必然性”的框框，使其失去了在历史现实中屡见不鲜的互动性和多样性的色彩。就明清江南市镇研究本身而言，正如范毅军所总结的，相当一部分学者有过份强调市镇在明清两代的独特发展而几乎忽略了它在唐宋以来历史序列的延续性的趋向，②较为缺乏像科大卫、赵世瑜所做的对某些江南具体市镇长时段运行过程的个案分析。如果我们不了解江南基层行政组织的运行模式，只以“举例子”的方式空谈市镇与农村的关系，或者反过来说，没有从城乡关系的角度考察市镇和农村的运行实态本身，都无法给我们的研究带来更多的裨益。总之，我们只有将经济、社会、文化等静止的要素还原到流动、鲜活的历史过程中去，通过揭示这种过程中的种种复杂关系，才能超越把研究单位简单地划分成二元对立的格局，避免“城乡一体”或“城乡二元”的简单理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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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石吉：(小城镇大问题：江南市镇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杭州：“中国东南区域史国际研讨会”论文，1998年9月．

②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1998年第九卷第三期。

[参考文献]

[1]WilliamT．Rowe．CityandRegionInthelowerYangzi[A]．LindaCookeJohnson，ed．CitiesofJiangnaninLateImpetialChi．na[C]．StateUniversity0fNewYorkPress，1992．

[2]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3]赵世瑜、孙冰．市镇权力关系与江南社会变迁一一以近世浙江湖州双林镇为例[J]．近代史研究，2003(2)

篇(7)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11--01

一、引言

简?奥斯汀的文学作品《傲慢与偏见》讲述的是十八世纪末期至十九世纪初期，英国乡村生活的人情世故。这一文学作品的理论研究很多，主要包括从情感态度，婚姻观，语言艺术，女性主义，比较研究等方面，其中跨媒介研究成为了近年来《傲慢与偏见》研究的新视角，笔者能搜到的国内此类研究论文有50多篇，这为本研究提供了素材，但这些论文中着眼于英美文化研究的论文数量有限，本文着眼于文化视角，采用对比分析法，集同类研究成果之所长，对英美两个电影版本进行了多维度比较，目的在于探讨此类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文化价值。

二、英、美版《傲慢与偏见》文化差异

小说《傲慢与偏见》说中人物刻画鲜明，故事情节荡气回肠，给予了读者无限的联想空间。自问世以来，广泛受到了国际电影人的青睐，1938年至2005年至今，作品被多个国家翻拍成了不同的电影版本，其中以美国好莱坞和英国广播公司拍摄的版本最受关注。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过程本身属于一个再创造的过程，作品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同时我们看到了英美文化差异。

1.故事场景设置

美国好莱坞于1940年拍摄的《傲慢与偏见》取景于繁华的商业都市，以衣帽店作为开场背景，美国城市繁华的街道、琳琅满目的商品，以及在街道上匆匆行走的行人都是美国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商业文明的标志。英国广播公司于2005年拍摄的电影取景地多为英国庄园。庄园内部陈设的壁炉、地毯、古老的家具、油画将英伦风情展现得淋漓尽致。

英国版电影将故事置放于乡镇田园景致中。突显了英式庄园文化，也体现了当代人对古老庄园文明，闲适田园生活的一种怀念和向往。英国环境曾经一度达到了重污染程度，经过多年治理，英国已经成为了当今世界环保成就最高的国家。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英国电影越来越注重利用平淡、恬静的乡间景色来体现动人心弦的故事。

美国版电影再现的是经历30年代经济萧条之后美国社会经济复苏之初的商业文明。受经济危机影响，人们渴望回到曾经的繁荣时代，这部电影正体现了当时人的心理诉求。由于美国公民强调个人英雄主义，因而，人物是美国电影拍摄过程中的重点部分，在美国版中，除了幅员辽阔的风景，更多的是充满人迹的画面。

2.娱乐活动呈现

舞会既是主要娱乐形式又是一种社交途径。从对舞会的表现方式来看看，英国版所呈现的是古典宫廷风而美国版则呈现了时尚之都的浪漫气息。

在英国版电影《傲慢与偏见》中，舞会中人们演绎的是英国古典宫廷风格的乡村舞蹈，而美国版电影中，舞蹈包含了十九世纪最为流行的华尔兹和波尔卡舞。不同的舞蹈形式传达着两个国家不同的文化内涵。英国乡村舞蹈的形式起源于法国宫廷舞蹈，这种形式的舞蹈主要在向人们展示英国十八世纪的优雅礼仪。这与英国传统崇尚高雅、推崇贵族的文化思潮不可分割。然而，美国则是一个快节奏生活的国家，又是多元化文化背景，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适合自身发展的新思潮，比如实用主义思潮，这种思想理念自然而然地体现到了美国电影作品中。美国在不断吸纳多种文化的同时，积极创造着新型文化形态，美国历史仅有200年左右，属于由殖民地独立而成的国家，不存在英国传统的王室情结，美国更推崇的是时尚和潮流。因此，在美国版电影《傲慢与偏见》中，由新潮的华尔兹和波尔卡舞代替了英国传统的宫廷舞蹈形式。

3.餐桌文化演绎

在国际饮食文化方面，英国菜式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英国菜式讲究工艺、注重品位，因此，在英国版电影《傲慢与偏见》中，摆满了美味佳肴的餐桌出现多次，食物丰富、种类繁多。这与英国餐饮文化密不可分。英国人喜欢清淡口味，但调味品种类却很多，客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添加调味品。在美国版电影《傲慢与偏见》中，人物用餐的情节仅出现了一次，食物种类也非常简单。整部电影中关于饮食菜肴仅有“请给我点饼干和果酱”这一句台词，因此，观众可以充分感受到美国人的饮食习惯，美国崇尚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压缩了人们用餐的时间和复杂程度，在美国版电影中，故事情节转变之快更是压缩了美国人餐桌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