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制造业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1.基于价值链的视角。

迈克尔•波特于1985年首先提出价值链的概念：价值链就是互相联系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价值的动态过程。文化产业与制造业可以通过重组融合将原有产业的价值链进行分解，打破原有价值链各环节形成一种混沌状态的价值网，之后再将原产业链的核心环节提取出来，通过建立新的价值通道，重新整合为一条新的价值链。融合过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1）价值链分解。

文化产业和制造业同时将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可分离的价值活动逐一分解，形成混沌状态下的价值网。在分离的过程中还要注意竞争优势的影响，即要将能使企业获得相对成本优势和差异性的价值活动分解出来。

（2）价值链整合。

进过上一步的分解后，需要根据未来潜在的市场需求和现有产业特征，截取原有价值链中需要的核心增值价值活动，进行排序重新整合，形成一条新的价值链。在新价值链中，不仅包含了制造业价值链的核心价值活动，还增加了原有制造业所没有的文化核心能力和创意体系，从而构建出一个能够比原有价值链创造更大价值的链条，而这种变化可能发生在基本活动中，也可能发生在辅助活动中。

2.基于产业集聚视角。

产业集聚是指一些相关互补的产业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高度集中，这些产业中的企业通过不断投入共享要素在这个空间范围内不断汇聚的现象。这种融合过程一般需要政府的促进和规划，通过鼓励文化类企业与制造业企业在文化创意园区内入驻，形成集聚效应以便利用公共基础设施、专业化服务和劳动力，来降低生产本和交易成本；同时产业集聚区的创新因子从文化产业中溢出并不断扩散，制造业企业通过不断积累“学习效应”克服其在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获得内在创新动力。在融合过程中，制造业企业把原由企业自身提供的研发、设计、营销、咨询等环节外包给集群内以专业化形式存在的文化企业，制造企业由此提高了资源的全要素生产率，而文化类企业获得了规模经济的好处。由于这种好处，集群外一定辐射半径内的其他企业也会纷纷加入进来，进一步增强区内企业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

3.基于共生理论视角。

共生理论最早出现在生物学领域，“共生”概念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于1879年提出，他将其定义为不同种属生活在一起的现象。经济学中产业共生是指彼此具有联系的业务模块的不同或相似的产业之间基于分工细化而呈现融合、互动和协调的关系。产业共生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自发现象，它与产业融合关注点都是价值增值和产业创新过程中的业务连接关系。这种融合过程遵循以下三个阶段：

（1）融合阶段。

文化产业与制造业在最初意义上是一对具有业务融合性质的两类产业，前者的业务融合在后者的价值创造或价值实现过程中，而后者的价值总量又融合了前者的贡献[5]。此时文化产业以寄生的方式依附于制造业上，其价值的实现是融合在制造业的价值活动之中的。例如，在电子信息产业出现时，并不需要文化产业，但当数字内容产业出现后，它就不可能离开文化产业而独立存在。

（2）互动阶段。

文化产业与制造业间的互动实际上就是在融合过程中为维持共生关系而进行的价值创造过程。当文化产业独立为制造业提供创意思想和技术支持时，制造业不仅可以获得来自外部的专业化资源，而且可以将自身资源专用于生产环节提升效率；于此同时，文化产业也可以享受到制造业规模化生产的益处，形成双赢互动。

（3）协调阶段。

文化产业与制造业间的协调实际上就是在互动过程中找到一个数量和质量最优的平衡点。数量的协调通常可以通过产业间投入产出的关系制定出各个产业间应该完成的数值目标。而质量的协调更强调协调效率，这就要考察在产业互动过程中，哪种协调手段最能推动产业技术进步以激发其发展潜力，找出最优共生手段是共生质量高低的关键因素。

4.基于专业化分工视角。

专业化分工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精髓，他在《国富论》一书中开篇就指出“分工是国民财富增进的源泉”。由于文化产业具有与制造业相同的工业属性，所以文化产业归根结底是制造业企业将原先由内部提供的服务转而向外部市场购买而产生的。具体来说，制造业企业出于竞争优势的考虑，逐步将自身资源集中化，纷纷将原企业内部的研发设计、营销服务、管理咨询等职能转移出来，交给内部独立运作的职能部门或专业化服务企业执行。制造企业的交易成本随着专业服务由外部市场提供而降低，从而不仅推进了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又促进了文化服务企业增强自身专业化水平以提高效率，从而进一步推动分工的深化。由此分工专业化和交易成本降低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二、结语

篇(2)

一物料流量会计应用环节的分析

通过对MFCA模式的应用，可以提升物料流量会计的应用效益，这涉及到设备投资、原材料采购、生产计划等的工作要求，做好不同方面的改进，进行设备投资效益的提升，保证企业的良好角色。在进行新设备的引进过程中，不要一味的追求生产效率。在进行设备投资项目盈余过程中，进行管理标准的设定是必要的，从而进行设备的效率性能的分析。相对于传统的环境管理方法，MFCA模式能够进行废弃物经济价值的大小掌握，其需要利用好制造业的设备本身的效率性，从而满足实际工作的要求。通过对MFCA模式的应用，可以更好的针对设备原因进行分析，做好成本的评价工作，更有利于进行设备经济性的评价，更好的减少废弃物，保证设备的良好更新，这就需要从废弃物的成本观点进行分析，进行设备本身效率性的分析，以及设备应用环节的成本设计，做好设备投资的工作。在现实操作环节，废弃物的产生与设备因素是密切相关的，这取决于原材料的性质及其形状。在现场生产的废弃物中，很多都是购入材料的加工产生的。如果能够进行这种情况的减少，就能保证废弃物的控制，从而有利于资源的保护，这需要进行原材料购入形状的分析，做好材料的性质及其形状的分析工作，进行成本的控制，保证该物料计量方式的应用，更好的进行材料变更问题的分析及其应用。为了做好产品设计及生产计划应用，我们需要实现产品设计的强化，进行废弃物的控制。在现场改进活动中，我们需要进行生产效率和成本的控制，满足企业生产工作的需要。通过对MFCA方法的应用，保证经济单位的良好评价，进行不同活动的有效性评价，保证统一性的规范指导。通过对MFCA模式的应用，能够进行现有管理模式局限性的突破。这需要按照制造规格书要求进行材料投入及其输出差额的分析，做好现场管理的环节，保证对管理对象的分析，进行损耗范围的控制。通过对MFCA模式的应用，可以满足企业生产的需要。在企业进行引进过程中，可以重点分析产品生产线的发展及其延伸，其应有范围越广泛，其延伸的效果也就更加明显。这就需要做好我国的MFCA应用模式的研究，让这种技术与我国的经济环境相结合，保证环境方面工作的有效工作，提升其应用效益。这里可以借鉴日本MFCA的发展模式，其是在日常产业经济省的推动下进行工作，进行产业环境管理协会等的委托，进行基础研究及其做企业推广工作。先是进行理论的研究，如果理论取得良好的效果，再进行实务的推进，保证信息的有效反馈，做好基础研究的工作。目前来说，我国的理论研究体系依旧是不健全的，其研究成果的转化依旧需要一段时间，这需要做好科研理论及其推进结构的建设工作，保证企业的相关技术的更新。这需要引起相关人员的重视，保证企业发展中MFCA技术应用难题解决的技术支持及其政策支持。为了满足现阶段工作的需要，企业需要进行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目前来说，我国企业的管理水平是比较低的，其环保意识比较弱，不利于MFCA技术的有效开展，因此，我们需要进行企业环保意识的加强，保证企业的相关法律规定的完善。工业生产是产生环境污染的直接来源，我们需要做好环境污染的相关工作，进行企业的环境负荷的分析，做好企业的积极生产，保证企业环境信息的有效控制，满足现阶段环境管理工作的要求，提升其应用效益，保证企业的环境保护工作的良好开展，提升其管理水平。这需要政府给予相关的支持政策，进行绿色需求及其绿色消费的开展，进行绿色市场的培养，保证企业的清洁生产，进行企业的发展环境成本的管理及其控制。这需要进行货币投向的分析，做好商品生产者的生存及其发展要求，保证消费者的自身健康及其环境保护。在消费中尽可能做到绿色购物，从而引导企业开发生产市场所需的绿色产品，形成企业跟着市场走，市场引导企业走的良性循环发展道路。只有这样企业才会积极主动地推进环境成本核算制度的实施。

二结束语

通过对物料流量会计在我国制造业实行必然性的分析，可以更有利于我国制造业的工作要求，这需要引起相关人员的重视，保证物料流量会计体系的健全，满足现阶段工作的要求。

作者：韩诗聪单位：哈尔滨商业大学

篇(3)

关键词：股利政策制造业现金股利

一、文献回顾

关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内外并没有统一的研究结论。国外比较流行的理论主要有“一鸟在手”理论、MM无关论和税差理论、顾客效应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以及成本理论等。国内关于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两类：一类是研究单个因素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论文百事通一是股权结构对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如陈洪涛、黄国良(2005)以2001—2003年沪深两市的A股作为样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和二次函数非线性回归两种方法，实证分析得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存在“U”型关系，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成反比，股本规模及股权相对集中度对现金股利没有影响。唐国正(2006)罚究得出股权二元结构下上市公司分配现金股利产生再分配效应——流通股价值向非流通股转移，分配现金股利可能是大股东的掠夺行为。袁振兴、杨淑娥(2007)以沪市2001年至2004年进行过现金股利分配的58家公司的1241个现金股利分配事件为样本，研究发现股权高度集中公司的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支付率正相关；股权相对集中公司的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权益性现金股利正相关，与收益性股利负相关。二是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现金流等因素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如朱云(2004)以1994年至2002年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事件为样本，认为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能够增加现金股利支付率。姜秀珍(2004)以1999年至2000年沪深两市的公用事业、能源电力和路段隧道三类A股为研究样本，认为现金流不确定性时，理性的经理人会支付较低水平的股利。第二类是研究多种因素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朱明秀(2005)认为现金股利政策受公司盈利能力、股权结构、资本结构、企业规模的显著影响。唐国琼、邹虹(2005)以2003年沪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得出每股收益、货币资金、负债比例、企业流通股比例、企业规模、权益净利率对现金股利政策有显著影响。孙亚云(2006)的研究表明盈利能力、每股经营现金流量、资产负债率、股本规模成长性等对现金股利政策有影响。第一类研究仅考虑单一因素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不够全面，有失偏颇。第二类研究虽然同时考虑多个因素的影响，但较少关注特定行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制造业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数量较多、上市时间相对较长、现金股利政策相对稳定、信息披露质量较高，以其作为本文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政策的影响因素较多，大致可以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外部因素主要包括法律法规的限制、大股东的分配偏好、税收因素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等影响因素。本文主要从分析内部因素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

(1)资本结构。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受资本结构的制约。若上市公司的财务杠杆率过高，会使资本成本上升、资本结构失衡，发放现金股利会加剧财务状况恶化。因此一般情况下，负债比率高的公司更倾向于增加内部融资和权益资本，一般不派或少派现金红利。本文用资产负债率表示公司的资本结构。

假设1：现金股利分派率与资产负债率成负相关

(2)筹资能力。企业股利政策受其筹资能力的限制。公司为了生产经营的需要，可以将利润留存，少发甚至不发现金股利，也可以一方面发放现金股利，另一方面借款或发行新股筹资。对于那些规模小、快速成长的企业而言，由于其在二级市场上筹资比较困难，后一种方案并不可行。因此这些公司往往减少现金股利支付、尽量多留存利润。本文用股东权益的对数表示公司的筹资能力。

假设2：现金股利分派率与股东权益的对数成正相关

(3)盈利能力。企业股利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盈利能力。一般而言，企业的盈利越强，其股利支付率越高，因为盈利强的企业对保持较高的股利支付率更有信心。如果盈利低，一方面对未来资金的来源无法预测，另一方面也表明企业面临较高的经营和财务风险，外部资金的成本相对较高，企业只能留存利润以应付未来的资金需求。本文用每股收益表示公司的盈利能力。

假设3：现金股利分派率与每股收益成正相关

(4)股权结构。股利政策会受到现有股东对股权控制要求的影响。一些大公司试图通过股利政策来稳定其在长期经营中已形成的控制模式。为了避免新股东加入打破目前的控制格局，尽量发放较低的股利，以便从内部留利中获得所需资金。就许多中小型公司来说，如果现有股东无力购入公司新发行的股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将被稀释，现有股东会更倾向于采用债务融资或内部留利的筹资方式。我国上市公司以国有企业为主，国有股在上市公司中占有较大的比重。由于股权的集中，使得国有股股东在股权的平等性和股权利益的一致性方面均与其他股东存在较大差异。国有股的委托机制存在的问题使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容易落在董事会和经理人员手中，进而可能损害所有者的利益。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特殊性及其对股利政策的重要影响，股权结构也是形成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之一，控股股东存在通过现金股利转移上市公司资金的嫌疑。股利分配的决策取决于控股大股东的利益取向及配股的需要。本义采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表示公司的股权结构。

假设4：现金股利分派率与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

(5)资产的变现能力。企业股利的支付能力很大程度上受其资产变现能力的限制。股利通常以现金形式支付，然而大量留存利润并不等同拥有支付股利的现金，公司资产的变现能力与其留存利润是相互独立的。如果企业资产变现能力较强，其现金来源充裕，则股利支付能力也会较强。有的企业虽然盈利能力很强，却因再投资或偿付到期债务而缺少可发放股利的现金，这就限制了企业现金股利的支付能力。本文用每殴经营现金流量表示公司的资产变现能力。

假设5：现金股利分派率与每股经营现金流量成正相关

(6)投资需求。企业的股利政策应以其未来的投资需求为基础加以确认，如果公司有较多的投资机会，往往会采用低股利支付率，将较大比例的盈利留存以用于企业再投资。如果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率高，其投资需求也较高，会扩大企业规模，那么将采取低股利政策。本文采用营业收人增长率表示公司的投资需求。

假设6：现金股利分派率与营业收入增长率负相关

(二)样本选择在2005年深沪上市的912家制造业公司中，发放现金股利的公司有354家，剔除2家信息披露不全的公司．最终获得352家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数据处理采用EVIEWS3．1。

(三)变量定义因变量：现金股利分派率(PAY)。自变量：本文采用六个自变量，分别是资产负债率、股东权益对数、每股收益、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每股经营现金流量、营业收入增长率。具体的变量说明见(表1)。

(四)模型建立根据假设，本文构造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是：PAY=+DR+SIZE+EPS+LARGE+CPS+zz+，其中，为待估参数，为随机变量。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在深沪2005年所有制造业上市公司中，发放现金股利公司有354家，占比38．7％，派现公司的比率不高。从(表2)

可以看出，样本公司股利支付率的平均值0．154，股利支付率较低；资产负债率平均值为0．449，最大值为0．856，最小值仅为0．047，说明样本公司资本结构较为合理，不存在很大的偿债风险；每股收益均值相对比较低，说明样本公司的盈利能力有待提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仍然占很高的比重，接近全部股份的半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这是造成大股东利用权利来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进而损害小股东利益的前提。完善治理结构，这样才能使得上市公司在机制上保证投资者尤其是流通股股东的利益，体现普通投资者的意愿；每股现金流最大值和最小值有很大差别，这与制造业的行业性质有关，不同规模企业的现金流差别很大，这也造成公司的各项投融资与股利政策的差别；营业收入增长率均值为0．230，在传统行业中此指标值偏高，最大和最小值差异很大。样本公司中每股收益为负数的有3家，每股现金流量为负数的公司有32家，分别占样本公司的0.85%和9.1%。这说明上市公司还是根据盈利能力来制定股利政策，基本上不会采取不理，说明上市公司没有存在大股东恶意套现的现象存在。

(二)相关性分析(表3)

反映自变量之间pearson相关系数相关系数最大为0．515，均小于0．8(共线性中相关系数的经验值为0．8)，初步判断，各自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关系。(三)回归分析用EVIEWS3．1软件进行回归，计算出各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和显著程度，具体见(表4)。

通过多元回归，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从模型整体回归效果看，模型的可决系数为0．325，模型的回归效果较好，DW值接近2，反映自变量并没有自相关现象，F值为27．680，说明整体解释能力比较强。

(2)从资本结构来看，资产负债率与现金股利分派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负债率高的公司不易筹集资金，尤其是制造业，资产的规模与质量对公司的偿债能力有很大影响，所以公司倾向于内部融资，从而造成股利发放率低。这也证实了唐国琼与邹虹(2oo5)、孙亚云(2oo6)研究结论在我国制造业的适用性，假设1成立。(3)从筹资能力来看，股东权益的对数和现金股利分派率呈正相关关系，但显著性不大。这与我国国情基本符合。我国上市公司筹资有一定的条件限制，规模大的公司易于筹集资金，所以可以有较高的股利发放率。我国上市公司大部分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壳资源稀缺现象表明上市公司本身即是一个很大的融资工具，公司的筹资门槛和筹资成本都较发达国家低，所以在考虑现金股利分配时并未考虑公司规模即筹资能力对其的影响。所以假设2不成立。(4)从盈利能力来看，每股收益与现金股利分配率呈显著正相关，即企业具有较高盈利能力时，倾向于高股利政策。优秀的业绩意味着有更多的利润可供分配，因此会相应提高公司现金股利的可能胜。本文关注的制造业，风险相对其他高新技术产业较小，盈利能力稳定但利润增长率相对较小，从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我国制造业司的盈利能力普遍低下，很小的盈利波动即会引起公司现金股利的变动，这也证实了朱云等(2004)提出的仅仅政策引导对于构建健康的股利政策还不够，还需要盈利能力支撑，当前的关键是如何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假设3成立。(5)从股权结构来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分派率呈负相关，与预期相反，且不显著。说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通过现金股利转移上市公司资金的动机不明显，从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2005年不存在高管恶意套现现象。相反，由于近年证券市场法制的不断完善，包括盈利能力、现金流量要求等各种配股条件都相应提高，所以各公司必须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才能达到各种配股条件，大股东的掏空动机被遏制，现金股利分派率降低。这与唐国正等(2005)提出的股权二元结构下大股东的掠夺行为理论相违背，假设4不成立。(6)从变现能力来看，每股经营现金流量与现金股利分配率呈正相关，但不显著。从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部分公司在负现金流的情况下还分配现金股利。公司的现金股利通常是以现金形式支付，但大量留存利润并不意味着拥有支付股利的现金，因为公司资产的变现能力与其留存利润是相互独立的。如果企业资产变现能力较强，其现金来源充裕，则其股利支付能力也会较强。也有企业虽然盈利能力很强，却因再投资或偿付到期债务而缺少可发放股利的现金，这就限制了企业现金股利的支付能力。我国制造业的具体情况是，现金股利分配率低下，且分配公司少，现金流均值不大，从历史数据来看，现金流波动不明显，这些都是我国的特殊情况，与市场风险是不符的。所以企业管理者在制定殷利政策时并未考虑企业的现金流。姜秀珍(2004)的理论在这里并不适用。假设5不成立。(7)从投资需求来看，营业收入增长率与现金股利分配率呈正相关但不显著。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指标本身，营业收入包括主营业务和其他业务，其他业务收入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和可操控性，所以指标值是否能正确反映企业的成长能力有待考察；二是我国证券市场的投机气氛很浓，大部分流通股股东只想赚取买卖差价，获取资本利得，并不现金股利的发放，所以企业制定现金股利政策时并未考虑外部投资者是否会看好企业的成长潜力。假设6不成立。

四、结论与建议

篇(4)

了解需求、把握政策、项目支撑、联合攻关

2006年国家将深海作业技术列入《纲要》，2007年商务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又将其列入《中国鼓励引进技术目录》，2009年6月9日国务院正式公布《船舶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发展海洋工程装备是产业振兴和自主创新的一个重要战略方向。南通中远面对国家海工装备的重大需求，意识到发展海洋工程装备业不仅是船舶工业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措施，也是我国船舶工业长期发展的战略重点。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南通中远船务通过海外专家团队引进和自身培养，与江苏大学、江苏科技大学、大连海事大学等高校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自2006年开始转型海工装备市场，南通中远先后承接了“SEVAN650圆筒型超深海钻井储油平台”、“SUPERM2自升式钻井平台”、“350POB海洋平台生活驳”、“GM4000半潜式钻井平台”和“凯撒”深海铺管船等近20个海洋工程装备制造项目，迅速成长为国内海洋工程装备领域的领军企业。高校与企业联合，依托高附加值和高技术集成的产品，积极寻求项目支持。江苏大学与南通中远针对“SEVAN650圆筒型超深海钻井储油平台”和“超大型海上风电的安装作业平台”的设计与制造难题开展了产学研合作，成立专门的海工攻关技术组，引进江苏大学在制造方面的优势成果，成功申报了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转化专项资金项目、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招标项目、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项目、江苏省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江苏省科技支撑(标准制定)等省部项目。

自发搭建校企合作载体

产学研合作可以凝聚人才、产业和科研优势，实现资源的最优组合，已被先进国家视为一种“第三次学术革命”，这种技术合作符合企业技术创新与学术实用的趋势，也是各企业追求竞争力的途径之一。相关的高等院校本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具有系统的研究生培养制度和体系，是人才培养的基地，同时也应该是培育知识型企业的摇篮和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但是高校以学习和继承传统知识为主，注重基础研究，对研究成果的孵化的应用研究不足，教学科研任务相对不足。科研院所课题和经费比较充足、有实践经验丰富的科研梯队，但是研究生数量偏少。企业也面临人才流失、知识更新缓慢，技术难题和高新技术的研发能力欠缺等问题。培养基地恰好能够发挥三方优势，弥补各方不足，形成技术创新结构和“教学-科研-实践”相结合人才培养机制。江苏大学和南通中远船务为了达到产学研长远合作的效果，必须搭建合作载体，为年轻教师和博士、硕士组建海工团队，有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和聚集场所。依托机械学院各研究所(激光所、模具所、机械设计所)、省重点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学科(培育点)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以项目为导向，结合南通中远船务研发中心力量成立了专门的SEVAN650工程研发中心，后期又成立了风装船研发中心。同时共建了校、院、企联合的研究生科研基地、实习基地和实践基地。通过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可以形成以企业为内核，高校共同参与的技术创新体系，将人才、基地和科研项目捆绑起来，发挥学科交叉优势，实现重大项目的合作［2］。

申报研发中心，组建产业联盟

江苏大学和南通中远船务通过资源组合，联合其它海工和船舶方向的高校及科研院所，共同联合申报各类研发中心，实现大集成的产学研效应。在该模式下，高校可以为海工产业和科研机构提供人才储备，高校和科研单位在基础和应用研究上相互补充，为企业提供海工设计和制造高新技术，促进海工装备产业进步。工信部、江苏省等相关政府及产业部门以其资金、科研环境等方面的支持为“学研”提供有力保障。南通中远船务联合各高校先后组建了中远船务工程集团海洋工程研发中心、江苏省海洋钻井平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江苏省企业技术中心。通过建立各类政府扶持的省部级研发中心，不仅可以对海洋钻井平台等海工装备的详细设计、生产设计和制造工艺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对其共性关键技术进行总结，向国内同行推广、转让科技成果，实现产业集聚、技术辐射和技术交流，从而带动中心及整个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以企业群等同类产业界为中心，学术界为辅，两者结成伙伴关系，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是近几年产学研合作的新模式。《纲要》提出，必须在大幅度提高企业自身技术创新能力的同时，建立科研院所与高等院校积极围绕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服务、产学研多种形式结合的新机制。将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突破口，把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突破口［3］。南通中远船务根据2008年六部委(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开发银行)的《关于推动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构建意见精神》，以及江苏省科技厅组建江苏省海洋工程和船舶企业产业技术联盟的要求，与熔盛造船、南通振华重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惠生南通重工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发起组建了联盟，共有成员单位47家，南通中远船务当选为江苏省海洋工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单位。联盟设立的技术委员会主要由国内高校海工行业著名专家构成，包括江苏大学、江苏科技大学校长和上海交大等高校以及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海工产业联盟的建立，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强强联合、突破关键技术，对进一步整合江苏海洋工程产业创新资源，提升江苏省海洋工程产业整体创新水平，联盟共同推动海洋工程产业快速健康发展，推进海工大省向海工强省的发展跨越将起到积极作用［4］。面向海工装备制造业的以产业联盟为主导产学研合作模式对产业聚集以及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地区间人才、资源、产业结构等的差异使得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通过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在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和探索，借助靠海靠江的环境地理优势，南通中远船务等海工和船舶企业能够配合其外在环境和产业结构所提供的机会，寻求有利的定位，建立竞争优势的经营模式，最终实现海工产业聚集和辐射效应，带动区域群经济发展。

篇(5)

[关键词]产业转移转移模式沈阳装备制造业

近年来，随着沈阳经济的蓬勃发展，其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劳动力成本和环境成本快速上升，装备制造业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压力增加。根据产业转移的客观规律，有意识地组织产业转移，对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沈阳已经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优势和强大实力的大型装备制造业企业和数量可观的中小型装备制造业企业。根据装备制造业企业规模的大小，实施不同的产业转移战略。

一、大型装备制造业企业转移模式

1.直接投资模式

产业转移发生的主要形式是跨区域直接投资(包括对外直接投资)。跨区域直接投资是指企业跨越区域界限到其他区域去投资设厂，进行生产和销售。在运行上表现为发达区域企业对发展中区域的投资行为。在国际上，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及产业移入国的产业升级主要是由经济高梯度国家向低梯度国家的直接投资来实现的。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能够使抚顺迅速积累资金，为区域经济的起飞创造条件，产生要素注入效应。同时，伴随产业转出地沈阳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生产要素的价格将越来越高。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将那些传统的、技术含量较低的、已经失去竞争优势的部分环节转移出去，利用抚顺优越的地理条件，廉价的土地等生产要素，以及优惠的税收财政政策，也可有效降低沈阳装备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成本。

2.企业内部一体化模式

在国际市场上，企业一体化是指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地配置各种要素资源，精确地管理着各国的协作企业，形成一体化的产销网络体系。内部化是企业一体化形式的一种，是将各个生产协作企业并入跨国公司之内，再加以整合，通过使各子公司形成更为专门的内部分工来提高整体效率的模式。内部化的实质在于用内部管理取代外部市场，用内部分工取代市场分工。内部化的意义在于企业将各项在市场上进行的交易纳入企业内部进行以节省交易费用。沈阳装备制造业企业可利用企业内部一体化模式，通过对抚顺企业进行股份购买、收购和兼并，然后对其进行改造或提高装备水平或加强管理等，从而提高企业竞争力。如沈阳机床一厂的原材料供应大部分来自于抚顺，通过对抚顺原材料供应企业的内部一体化，可有效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风险。同时，对抚顺企业而言，不仅为企业引进了资金、技术等有形资源，更为企业带来了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意识和新的管理方式等无形的资源。

3.企业虚拟一体化模式

企业虚拟一体化模式是跨国公司一体化战略的第二种形式。它是指跨国公司仅保留最关键的功能，如研发和销售，其它功能通过外包或合作借助外部企业完成。在虚拟化组织形态下，整个产销网络体系中的众多企业虽然在同一个决策体系下运营，却并不属于同一个跨国公司，对该跨国公司而言，它们仅是执行其某种功能的一种虚拟组织。虚拟化模式的核心是企业借助外部力量完成某些内部功能，它的关键是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附加值高的环节上，而将附加值低的环节虚拟化。

在虚拟化的具体形式中对产业转移具有重要影响的是零部件外包，即OEM或者ODM。实践证明，这种形式对沈阳大型装备制造业企业产业转移也是比较适合的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以沈阳机床一厂为例加以说明。近年来，沈阳第一机床厂提出了“协力”的概念，认为企业的生存和兴旺不仅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努力，而且取决于它与上下游企业的关系。协力是指与供应商和协作厂商之间建立的新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立共同的市场，实现共同的利益。经过发展规划，沈阳机床一厂逐渐加强了专业化分工。在零部件生产上，仅保留关键件的生产，而将其他自身成本高于市场的零部件输出，交由外协外扩厂商完成。通过协力概念的成功应用，有效缓解了机床一厂生产能力不足的矛盾，改善了企业“大而全”的组织模式。同时，企业的经济效益显著提高，内部管理效率明显提升，技术创新能力迅速增强。鉴于这种模式取得的良好效果，沈阳装备制造业大型企业都可以运用和发展这个模式。由沈阳装备制造业企业提供原料或提出样品的样式和规格等要求，必要时提供技术和设备，给予一定辅导，由抚顺装备制造业企业完成相应生产和加工环节，并收取一定费用。即沈阳装备制造业企业主要进行产品的最终组装、研发、提供关键技术和进行附加值高的配件产品生产。而抚顺配套企业主要生产技术含量低、批量低、专业性分工要求高的各种配件和半成品。这种模式的广泛应用将对沈阳装备制造业产业转移以及沈抚共同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二、中小型装备制造业企业转移模式

1.整体迁移模式

造成整体迁移的重要原因：一是一种具有更大增值能力的新兴行业造成了行业的成长替代。二是企业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时，企业须向一个成本相对较低的地方迁移。

沈阳中小型装备制造业企业大多为零部件加工和配套企业，技术含量较低，规模较小。而沈阳装备制造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是高端技术的应用和新产品的研发制造，重点培育和支持大型装备制造业企业的成长和发展，那些传统的、技术含量较低的零部件加工和配套环节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将越来越小。因此，那些已经失去优势的中小企业的整体迁移为大企业、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创造了空间。同时，随着沈阳的发展，各种要素价格持续上升，中小企业的生产成本也将逐步提高。此时，中小企业应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地域，将企业迁移到具有区位优势的抚顺，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发展创造了机遇。

2.合作研发模式

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和实力有限，或创新能力不足或生产能力不足，产业链短，因此，合作式的生产、研发的模式也比较适合中小型企业的发展。

合作研发模式体现在前后向关联企业的合作、生产型企业与研发型企业的合作以及企业与科研院所的合作上。首先，由于装备制造业工艺复杂，生产环节较多，造成一些企业只是在某一领域上有所擅长。这样，处于前后向关联的企业可根据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原则与其他企业合作生产，形成集群优势。其次，生产型企业应加强与创新研发型企业的合作。研发和创新是两个密不可分的环节，沈有一定创新研发能力的企业可与抚顺生产型企业合作，以弥补自身生产能力不足的问题。最后，企业与科研院所的合作也至关重要。众所周知，在科技创新中，基础研究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没有基础研究，就没有之后的应用研究和实验发展。基础研究是一项新产品诞生的基础和前提。科研院所是基础研究的发源地，因此，沈阳装备制造业企业应加强与科研院所的合作。目前，抚顺拥有2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5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2个省级工程中心以及一批重点大学，具备了一定的科研能力。

参考文献：

[1]何禹霆:中国装备制造业的产业组织模式[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

[2]俞国琴:中国地区产业转移[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9

篇(6)

甘肃省装备制造业主要来自国家“一五”、“二五”时期的重点项目、三线迁建项目和改制民营企业。甘肃装备制造业曾有过辉煌的成就，为推进中国工业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

1．1甘肃省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现状

近几年，甘肃省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整体稳定，围绕“十二五”规划和“3341”项目大力发展了高端装备制造业。并以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为主线、自主创新为动力、产业承接转移为方式、企业重组整合为突破口，不断增强了甘肃省装备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甘肃省装备制造企业主要来自兰州、天水、白银、金昌和庆阳等地区。其中兰州装备制造业行业众多，包括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通用装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等，主要发挥了兰州的交通枢纽和甘肃政治、社会和文化中心的优势。天水装备制造业主要是电器制造和机械制造，交通便利是最大的优势。白银装备制造业主要来自能源生产和资源加工，凭借其煤炭和有色金属等自然资源优势。金昌装备制造业主要来自化工和矿产加工，依托其镍矿藏资源优势。庆阳、平凉等装备制造业主要来自石油产业和有色金属，发挥了丰富的石油、金属等资源优势。从整体的角度来看，甘肃省装备制造业主要以政府力量、交通优势及资源优势为推动力，以国有企业为主体，以企业自主发展为动力，形成了独特的装备制造业体系。先进的装备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具体体现，可有效提升工业化的进程。甘肃省装备制造业在《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甘肃省装备制造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等政策的推动下，在机床设备、新能源装备制造、通用设备、电机设备等领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但同时甘肃省装备制造业的整体水平在全国还处于比较落后的地位。

1．2甘肃省装备制造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与发达国家和沿海地区相比，甘肃省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还不足，技术成果产业化程度低。虽然甘肃省个别装备制造企业拥有优势产品，但总体来看高端产品还是比较缺乏，还没有形成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研发体系。目前，甘肃省大多数装备制造企业主要依赖引进、吸收、再创新，对装备制造业的核心技术研发能力较弱，产品更新换代和技术升级缓慢。甘肃省装备制造业的产业结构不够合理、细分行业差异较大。甘肃省装备制造大型企业基本按照全生产要素的模式发展，而中小企业则规模不足，生产要素短缺。产业大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而价值链高端的产品较缺乏，产业结构不尽合理。

1．3甘肃省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对策

(1)大力发展服务业，促进服务业和装备制造业的融合甘肃省制造业分布不均匀，呈现各自为政的态势，若能发挥服务业和装备制造业的联动作用，不仅可以扩大服务业的范围，而且可以有效促进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加强服务业和装备制造业的融合发展需抓住装备制造业的核心技术，集中精力攻克技术难关，并通过服务业为装备制造业提供良好的设计。通过积极构建各级工业设计中心和行业技术中心，可为甘肃省装备制造业的新品研发、成果宣传、品牌建设等发挥积极的作用。

(2)发展产学研相结合的服务模式，完善创新服务体系甘肃省装备制造企业的员工制度、创新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需建立有效的人才引进办法和科学的激励机制。建立以装备制造企业为主体，各科研院所、研究机构、相关服务业相结合的创新机制;建设从产品研发、成本控制、加工生产、技术培训和产品检测等多方面的支撑服务体系，培育一批高水平、高标准的国家级和省级企业技术中心;鼓励跨区域、跨行业建立技术创新联盟和技术合作机制，积极支持联合攻关装备制造业的重大技术难题;有效促进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转化水平，积极推广科研成果并应用于装备制造业的产品研发中。

(3)优化结构配置，培育装备制造企业集群，促进两化融合积极优化资本要素配置，为甘肃省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创建良好的投资环境，加强招商引资的吸引力度，积极引进国内外资本，为装备制造企业提供良好的融资平台。有效完善技术要素配置，利用高新技术改造装备制造业，促进产品升级换代、改变生产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创新管理模式，提高市场反应速度和工作效率，实现“引进消化再创新”向“自主创新”的转变。培育甘肃省装备制造业的产业集群发展，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加速甘肃省装备制造业的设计、研发、生产、营销和管理等各个方面的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和自动化的发展，有效促进两化的融合。

2工业设计服务平台建设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关于促进工业设计发展的若干指导意见》、《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政策的推动下，国内建立了数个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使得工业设计对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具有一定规模的工业设计专业机构1200多家，从业人员约30万，年产值约300亿。从区域分布来看，工业设计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大型制造企业的工业设计机构已达200多家。

2．1甘肃省工业设计服务平台的发展现状

甘肃省工业设计起步较晚，无论是大型装备制造企业，还是众多中小企业，对工业设计的认识还不到位。多数企业对工业设计仅仅理解为造型设计，没有认识到工业设计在品牌形象、人机分析、虚拟仿真和受力分析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甘肃省工业设计发展中，2010年由兰州理工大学发起，甘肃省机械工程学会批准成立了甘肃省工业设计专业委员会。同年兰州市生产力促进中心联合兰州理工大学、兰州交通大学等成立了兰州市工业设计创新服务联盟，为装备制造业和工业设计的结合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为服务平台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工业设计专业委员会创建了甘肃首个工业设计信息网站平台，服务联盟现建设了兰州工业设计创新服务平台。

2．2甘肃省工业设计服务平台建设的重要性

美国哈弗大学的迈克尔提出价值创造是由产品的设计、生产、营销和运输等过程完成的，该过程称为价值链。在装备制造业中，工业设计渗透到装备制造业价值链的全过程中，其包括利用工业设计技术和方法对产品进行外观设计、结构优化、功能定位、文化内涵赋予和情感体验设计等一系列活动。目前是甘肃省贯彻落实“工业强省”战略的关键时期，也是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机遇期。甘肃省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传统产业做优、支柱产业做强、新兴产业做大的三大战略，都需要依靠工业设计提升产品的外观、性能和品质，以此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企业的竞争力。因此，针对目前发展现状，构建面向甘肃省装备制造业的工业设计服务平台势在必行。工业设计服务平台可有效集聚装备制造业相关的企业、科研高校、设计机构、设计个体和原材料提供商等，为他们提供便捷的相关服务，将尽可能地利用一切设计资源促进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2．3面向装备制造业的工业设计服务平台建设框架

面向甘肃省装备制造业的工业设计服务平台以兰州为立足点、以甘肃为重点服务范围，为甘肃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提供相关的信息、人才、技术、方案和设备等资源，包含公共技术研发与信息共享服务、设计创新与资源引进服务、成果推广与交易服务、人才培养与培训服务、成果评价与测试服务等，将为甘肃省装备制造业相关的机构提供一个综合的、全面的、有效的服务平台。

2．4建设工业设计服务平台的技术手段

服务平台将采用主流的J2EE应用框架，B/S三层体结构，可兼容多种工业设计应用服务，实现系统的跨平台运行，将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兼容性和扩展性。对政府、企业和高校等不同用户，设定不同类型的用户权限，提高服务平台的安全性。

3结语

篇(7)

1.1对象

对某飞机制造厂试飞、铆工2个工种在岗接触噪声作业工人792名进行调查，其中试飞269名，年龄21～60岁，平均年龄（40.89±10.10）岁，接噪工龄1～40年，平均工龄（18.58±11.32）年；铆工523（男性466名，女性57名），年龄20～60岁，平均年龄（36.86±9.46）岁，接噪工龄1～41年，平均工龄（15.37±10.09）年。排除标准：除噪声以外同时接触其他职业有害因素的工人；有耳病史、药物致聋史、鼓膜穿孔等既往病史及入该公司前有噪声接触者。并且要求受检者检查前脱离噪声环境至少12h。

1.2方法

1.2.1一般情况调查

以调查表的形式调查以下项目：姓名、性别、年龄、接噪工龄、婚姻状况、既往史、家族史、现病史及工人的自觉症状。

1.2.2听力测定

根据GBZ/T188-2007《噪声作业体检规范》，采用丹麦产IteraⅡ听力计，在本底值噪声小于30dB（A）的隔音室，经专业技术人员测定，分别作左、右耳500～6000Hz六频段听阈测试。

1.2.3作业环境监测

依据GBZ/T189.0-2007《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第8部分：噪声》，使用HS6288B型噪声频谱分析仪、HS6020型声校准器经专业技术人员对作业环境的噪声进行测定。

1.2.4评定标准

根据我国GBZ49-2007《职业噪声聋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的要求，对纯音听力检查结果进行年龄、性别修正后，按照公式分别计算左右耳平均听阈：以较好耳语频平均听阈大于25dB为语频听力损伤（500Hz、1000Hz、2000Hz为语频段）；双耳高频平均听阈大于40dB为高频听力受损（3000Hz、4000Hz、6000Hz为高频段）。听力受损指语频听力或（和）高频听力受损。

1.3统计分析

采用Excel进行数据录入，用SPSS17.0进行统计分析，两组率比较用χ2检验，多组率比较用趋势χ2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结果

2.1作业环境监测

依据GBZ1-2007《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规定的作业场所中工人工作地点噪声的卫生限值为85dB（A），结果显示：监测车间的噪声强度均已超过职业接触限值。频谱分析结果显示：监测车间噪声属高频噪声。

2.2听力测定结果

2.2.1不同工种听力损失检出率比较

试飞、铆工2个车间作业工人听力损伤检出率分别为24.5%、34.2%，经卡方检验不同工种间听力损伤有统计学意义（χ2＝7.8，P＜0.05），试飞车间语频听力损伤检出率为10.4%，高频为21.6%，而铆工车间检出率分别为18.2%、40.0%，检出率差异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χ2＝8.2，P＜0.05，χ2＝7.9，P＜0.05）；试飞车间和铆工车间高频损伤检出率均高于语频损伤检出率，且差异比较有统计学意义（χ2试飞＝12.5，P＜0.05；χ2铆工＝23.2，P＜0.05）。

2.2.2性别与听力损伤关系

试飞车间无女性，因此仅对铆工的性别与听力损伤的关系进行分析，语频听力、高频听力及听力受损检出率男性均高于女性，但经卡方检验，P值均＞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2.3不同工种同一工龄段听力损伤检出率比较

工龄1～10年组试飞、铆工听力损伤检出率分别为13.6%、14.3%，铆工组高于试飞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P＞0.05），工龄11～20年组和工龄＞20年组铆工组听力损伤检出率均高于试飞组，且经χ2检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4.3，P＜0.05；χ2＝13.3，P＜0.05）。

2.2.4同一工种不同工龄的听力损伤检出

率比较试飞、铆工作业工人的听力损伤检出率均随工龄增加而升高，经趋势卡方检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试飞组：χ2趋势＝8.1，P＜0.05；铆工组：χ2趋势＝66.0，P＜0.05）。1～10年组与11～20年组间听力损伤检出率变化幅度较11～20年组与＞20年组间大，铆工组更为明显。

2.2.5同一工种不同年龄段听力损伤检出率比较

试飞、铆工作业工人的听力损伤检出率均随年龄增加而升高，经趋势卡方检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试飞组：χ2趋势＝9.4，P＜0.05；铆工组：χ2趋势＝93.0，P＜0.05）。除（20～）岁年龄组外，各年龄段听力损伤检出率铆工组均高于试飞组，且在（50～）岁组听力损伤检出率相差较大。

3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