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研究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贸易研究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争力较弱而又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宏观稳定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农业和金融服务业，而后者主要为了节省稀缺性的外汇资源和避免严重的冲击失衡。

（二）政治民主化和经济改革使中国社会中利益的多样化逐步得到政府的承认和重视，并且可以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和机制进行利益表达。他们对贸易政策的影响比以前得到加强，其中中央行政机构和地方政府具有较显著的影响，体现了“主义”的作用，而国内各类企业、外国投资者、特殊利益团体以及消费者对最高决策的直接影响效力则仍然是边际性的或趋向减弱。利益团体对贸易政策的疏通和影响作用在今后的政府过程中可能会越发重要，这表明中国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简明、公正和透明度高的决策制度和机制，使更多的利益（特别是那些被忽视的集团，如消费者）能够在政策决策中被倾听，并避免“政出多门”的以及为少数特殊利益所左右。

（三）世界贸易体系和国际集体行动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接受国际通行的惯例和规则，在承担合理义务的同时享受外部市场准入的权利符合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总体目标。但这意味着中国必须面对和承受其他贸易伙伴国家的压力和要求，包括贸易摩擦和争端，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中国在加入以法规为基础的GATT/WTO多边体制框架中的谈判；中国在APEC区域贸易组织内的复边协商和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国与主要贸易国之间的双边贸易争端与解决，特别是中美贸易关系。而外国政党的对华战略、外国政府贸易政策的基本理念、利益集团乃至公众的各种要求和观念将通过这些渠道影响中国的政策决策过程。外部压力和制度约束对中国贸易政策决策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贸易改革的日程、幅度和速度必须跟上国际集体行动的步伐，另一方面，政府也希望通过参加多边或区域贸易协定来推动国内的经济改革，以“锁定”的方式保持改革政治上的可预见性和可信性，当然这种对外承诺对于中国来说必须是建立在“可接受”的公平的基础上的。

（四）中国贸易保护的特征是平均水平较高，而且在结构上易变而分散。实际征税率与名义关税率的差别较大，以配额和许可证等数量限制为核心的非关税壁垒的频数比依然较高，同时关税保护和非关税措施之间多呈现出互补而非替代的关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在贸易自由化方面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改革，使贸易的扭曲程度和结构有了显著的改善，贸易的中性刺

激增强了。实际保护率的水平和结构比名义保护率更高而离散，鼓励下游行业生产而歧视上游行业生产的倾向更明显，统计检验还表明名义的和实际的保护率在部门排序上是近乎相同的。不同贸易保护形式在工业行业之间的差别表明它们在国家的发展战略目标中具有不同的地位以及它们自身行业特征所导致的迥异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

（五）利用中国36个工业行业三个年度的实际数据对贸易保护率的计量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促进和发展战略产业的“国家利益模型”最能反映中国贸易保护结构的政治经济决定因素，而“利益影响模型”的效果是“边际”性的，维护社会公平、减少调整成本和收入再分配的“公共利益模型”并不十分适用于中国的现实情况。应用“向后法”和截面与时间序列合并数据法估算的“混合”模型也印证了这些结果。实证检验表明那些人均增加值高、比较优势大、对产业需求关联强、劳动密集型生产、创造利润和税收多、国有企业作用较小、反对势力薄弱的行业越能够获得更高的保护率，同时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贸易保护措施之间呈现出显著性的互补而非替代关系。

篇(2)

一

国际贸易纯理论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有三个方面，即，国际贸易的原因，国际贸易的结构和国际贸易的结果。国际贸易的原因要说明，一国为什麽要参与国际贸易，它的动力是什麽？国际贸易的结构所要回答的是，国际贸易的生产结构或分工结构是什麽？从而要回答一国在国际贸易中所出口或进口的商品结构是什麽。国际贸易的结果所要回答问题的是，国际贸易能否给参加国带来经济利益。要回答这三个基本问题还有待于国际贸易理论前提的确立。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前提所得出国际贸易理论是不同的。

我们认为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三个基本的发展阶段。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古典贸易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前提是：企业是完全竞争的企业；在当生产要素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或其它部门是，增加某种商品生产的机会成本不变；一国的生产资料在本国范围内得到充分利用；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不流动。各国对商品贸易不加干预。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比较利益理论。这一理论从不同的方面出发，有两种表述。一是技术差异论。技术差异论认为，各国之间开展贸易的基础在于，它们生产同一产品或同质商品的价格差；这种价格差的基本原因是各国生产该商品时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在生产中只投入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力—的假定条件下，这种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表现为各国劳动力熟练程度上的差别，从而是单位产品的成本差别。在这里比较利益实质上是比较各国在生产同一产品时劳动生产率，从而是劳动力熟练程度在各国的差异。在生产两种产品的条件下。各国在同一商品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又进一步表现为，各国在生产同一产品是相对劳动生产率，即表现为生产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的差别。在假定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的情况下，当一国在两种产品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都高于另一国家时，从相对意义看，该国专门生产其中一种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商品时，可以发挥本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即将本国的生产要素都投入到生产其机会成本比较低的商品。进而通过贸易交换到本国放弃生产的那种产品。相应地，尽管另外一国生产两种产品的劳动生产率都低于另一国，但是它仍然可以专门生产自己（相对于外国）机会成本较低的产品。进而通过交换，获得本国放弃生产的商品。在这里技术差异—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成为各国进行国际贸易和分工的原因和决定各国专门生产某种商品结构的基础。这种贸易和分工使参加国际贸易的双方都都获得了利益。因此在这一理论的提出者—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看来，劳动生产率的差别或技术差别是各国生产同一产品时存在价格差别的基本原因，这种价格差及其生产者对较高价格的追求是国际贸易的原因或动力；每个国家专门生产自己有优势的产品并根据自己对产品的需要进行交换是国际分工的结构；各国经过国际贸易都能够获得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则是国际贸易的结果。基于获得和维持这一结果的因素，国际贸易得以维持和发展。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另一种观点是生产要素禀赋论。在其提出者赫克歇尔和伯蒂尔•奥林看来，现实生产中投入的生产要素不只是一种—劳动力，而是多种，而投入两种生产要素则是生产过程中的基本条件。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在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差来自于产品的成本差别，这种成本差别来自于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则决定于该国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由于各种产品生产所要求的两种生产要素的比例不同，一国在生产密集使用本国比较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时，成本就较低，而生产密集使用别国比较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时，成本就比较高，从而形成各国生产和交换产品的价格优势。进而形成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此时本国专门生产自己有成本优势的产品，而换得外国有成本优势的产品。在国际贸易理论中，这种理论观点也被称为狭义的生产要素禀赋论。广义的生产要素禀赋论指出，当国际贸易使参加贸易的国家在商品的市场价格、生产商品的生产要素的价格相等的情况下，以及在生产要素价格均等的前提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等（或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密集度相同）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决定于各国生产要素的禀赋，各国的生产结构表现为，每个国家专门生产密集使用本国比较丰裕生产要素的商品。生产要素禀赋论假定，生产要素在各部门转移时，增加生产的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保持不变。生产要素禀赋论是瑞典的两位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伯蒂尔•奥林提出的，奥林在他的老师赫克歇尔提出观点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这一理论突破了单纯从技术差异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的局限，而是从比较接近现实的要素禀赋来说明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1技术差异论和生产要素禀赋论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以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或成本差别作为国际贸易的原因和动力的。因此尽管两种理论在产生的时间上相距约150年的时间，但是其理论渊源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衡量这种变化的基本尺度是：它们借以立论的经济学基础是否有根本性的变化；它们的理论本身是否建立在不同的动力机制上，即是否改变了价格差作为贸易原因或动力的基本观点。在我们看来这两个方面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2因此我们将技术差异论和生产要素禀赋论统称为比较利益理论，从而构成古典贸易理论的内容。

我们知道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假定：只有两个国家；生产中使用的生产要素是一种，或两种；两国都能生产两种商品；在各国范围内，生产要素在部门间转移时，增加生产某种产品生产的机会成本不变；生产要素在本国的各部门间自由流动，而在各国之间不能自由流动。这些假定条件在理论上是可以接受的，但距离解释现实还有一定的距离。

二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是放松了古典贸易理论各个次要假定前提后所形成的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对这些假定都作了放松，从而得出了某种新的观点。首先，古典贸易理论提出者，两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现实中的国际贸易不只是生产两种产品。这些学者将两个国家与生产多种产品生产联系起来，提出，在多种产品生产的条件下，每个国家总是可以出口其中一部分自己有比较成本优势的商品，而进口另外一部分本国有比较劣势的产品。这一分析没有改变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原理，但是却推进了古典贸易理论的使用范围，即无论是两种产品还是多种产品，国际贸易都能够用比较利益理论加以解释。其次，古典贸易理论假定，各国只使用一种或两种生产要素生产产品，现实生产中，人们使用的生产要素不只两种。亚罗斯拉夫•万尼克在其著名的论文《要素禀赋论—多种要素的情况》中指出，在多种生产要素下，同样可以依据两种生产要素的分析方法将多种要素下生产的多种产品按照产品的相对价格比进行排列，得出要素禀赋在产品价格上比较优势的系列，仍然可以得出赫克歇尔和奥林的基本结论。第三，古典贸易理论假定，当各国为了实现专业化分工，生产要素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时，其机会成本不会发生变化。正是基于这一假定，各国的贸易结构表现为完全专业化的国际分工。因为在本国有优势产品国际比价高于封闭下的国内比价的情况下，该国厂商将增加其产品的生产量。当机会成本或边际成本保持不变时，该国的资源将逐步集中到自己有优势的部门。由于该国生产者无论怎样增加其产量，边际成本仍保持不变，结果是该国的全部资源或生产要素就集中到专门生产自己有优势的产品生产上，形成各国完全专业化的国际分工。但是在现实中，当生产要素从一种产品的生产向另外一种产品的生产转移时，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其机会成本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增。机会成本递增意味着，当本国有比较优势的商品产量增加时，本国总会在该优势行业尚未实现完全专业化生产水平以前边际成本就上升到等于边际收益的水平，从而本国的生产不能达到完全专业化。由此可以看出，当放松了机会成本不变的假定条件时，古典贸易理论关于完全专业化生产和贸易的假定，或贸易结构会有某种程度的调整。因而其结论更接近于解释国际贸易结构的某种现实情况。即在现实的贸易中很少存在一国专门一种产品的情形。第四，古典贸易的分析是建立在静态分析分析的基础上的，实际上无论在生产要素的总量上，还是技术水平上，一国的技术优势或要素优势将发生变化。从动态的角度看，一国各种生产要素总量会发生变化。从劳动力的总量看由于经济发展各阶段劳动力的自然增长呈现出“∩”型，即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其劳动力表现出开始增长较曼，然后增长加快，到经济发达阶段劳动力增长速度重新放慢的特征。另一方面，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其居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将减少，而用于储蓄的比例在增加，因此，一国的资本存量将随着该国经济的发展而直线增加。资本的直线增长与劳动力的“∩”型增长相结合，使该国的要素丰裕度发生变化，从而按照赫克歇尔—奥林模型的结论，该国的贸易结构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都会发生变化。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主张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各国技术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基础，它是以要素技术建立在各国之间不存在技术传播为前提的。然而在现实中，各国间存在着技术的相互传播，这种传播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不仅指出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动力，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客观上带来了技术的扩散，从而是技术发明国丧失了在某种产品生产上拥有的技术优势，并将这种优势转向其它国家。某种产品技术优势的转移带来了贸易结构的变化，即从该产品的出口国变成进口国，而某些过去的进口国，由于技术的引进变成了出口国。从国家的角度看，这种技术转移带来了技术进口国收入水平的提高，但是跨国公司的理论告诉我们，这里存在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某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分享。技术扩散和技术转移理论对古典贸易理论产生了新的影响。即建立在各国技术差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优势不是一个长期不变的量，相反从动态的角度看，建立在技术差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优势是一个不断传播的过程。而技术的扩散则表明，如果技术发明国不能不断发明新的技术，它的技术优势，从而是贸易优势将会消失，更深层的意义是，技术扩散将使建立在技术差异基础上的贸易逐步减少，进而出现各国对对外贸易的依赖“递减”。古典贸易理论还假定，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是不流动的。然而在现实中，如果生产要素的流动能够给有关企业带来较多的收益，资本的流动是可能发生的。1957年罗伯特•蒙德尔发表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论文《商品流动与资本流动的关系》。在论文中，蒙德尔从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角度说明了，商品流动与资本流动对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相互替代作用。这意味着，当商品的自由流动遇到障碍时，资本流动将代替商品流动实现各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从另一个角度，美国经济学家王凯峪（1963年）提出了商品流动与生产要素流动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补充关系，即在考虑生产要素可以在各国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国际贸易可能只是部分地起到促进要素价格均等化的作用。因此在放松了生产要素不能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的假定之后，广义上的要素价格均等化需要做一定的补充，即生产要素的价格均等化不仅可以通过自由贸易加以实现，也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实现，或者商品流动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可以同时起作用，实现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然而无论这种假定条件的放松对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作了那些重要的修正，都不能改变古典贸易理论的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是建立在比较成本差别基础上的商品价格差异；二是，国际贸易的分析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之下的。因此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是自由竞争市场结构下的理论。三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新贸易理论发展的阶段。前面我们已经注意到，生产某种产品时的机会成本不是不变，而是变化的。这种变化的第一种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增。而另一种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减。实际上，机会成本递减的另一面就是由规模经济所引致的报酬递增。所谓规模经济是指，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其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逐步下降的效果。它可以表示为TC/Q=FC/Q+VC/Q。式中，Q表示该商品的生产量，TC表示Q量商品的生产总成本，FC表示生产商品的固定成本，该成本将随着其产量的增加平均到每个单位产品上的固定成本会下降。VC表示生产该商品的可变成本，该成本不会随着产品产量的增加而下降，而是保持不变。规模经济效果意味着，企业可以通过扩大其生产规模、降低商品的单位成本占居竞争的优势地位。同时企业对规模经济效果的追求，将带来产品一个行业或产业内排他性的增强，先进入的企业可以通过逐步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形成单位产品的成本优势，从而是价格优势。这是一种凭借规模经济效果所取得的市场势力或市场控制能力。另一方面，琼•罗宾逊认为，尽管理论上我们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但在现实中，大多数的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其原因是，任何企业都希望通过某种优势，获得对市场价格的操纵权，或控制权。获得垄断或控制权的便利途径是生产差异产品。从消费者的角度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不仅要追求某种消费品消费数量的增加，以提高自身消费的福利水平，还可以通过在多种同类产品的供应中，选择最适合本人愿意消费的产品提高自己的福利水平。因此从一国封闭经济的条件下，市场从两个方面表现出不完全竞争的特点，一是规模经济排除了企业自由进入某些部门的可能性，二是差异产品意味着企业追求控制产品价格的可能性。这两个方面都打破了原有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结构。然而在一国市场范围内，追求规模经济效果和追求差异产品是矛盾的。因为规模经济效果要求生产大批量、同质产品，从而带来市场价格的下降。但是对差异产品的追求要求生产小批量、异质产品。要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途径是开展国际贸易。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批量生产的产品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市场上，从而在每个国家都成为小批量产品，且成为差异产品。这一基本观点由保罗•克鲁格曼在其国际贸易新理论的经典性论文《报酬递增、差异产品和国际贸易》作出了完整准确的论述。在那里，保罗•克鲁格曼非常系统地阐述上述观点。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贸易理论强调，在规模经济发生作用的条件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差异产品的追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对规模经济效果的追求，从而是对获得超额利润的追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力。这一理论观点还意味着，国际贸易的结构是不确定的，因为建立在规模经济效果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暗含着这样两个重要的假定条件，一是各国之间不存在技术水平的差异；二是各国生产要素禀赋不一定是有差异的，甚至可以说，在参加贸易国家的生产要素禀赋相同的条件下，国际贸易仍然可以存在。此时的贸易结构与以往国际贸易结构的根本差异在于，古典贸易理论所揭示的国际贸易是产业间或部门间的贸易，而建立在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是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中，出口方的利益就是不完全竞争厂商获得的市场势力与规模经济利益的总和。进口方利益则是从消费差异产品中获得消费上的满足，进而是福利水平的提高。由此按照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既然要素禀赋相同的国家可以通过开展产业内贸易获得经济利益，那麽各国之间建立在要素禀赋相近或相同基础上的贸易冲突将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各国企业在产业内生产和出口差异产品。新贸易理论的第二个重要的理论是相互倾销理论。詹母斯•布兰德和保罗•克鲁格曼在其著名的论文《国际贸易的相互倾销模型》（1983年）中指出，寡头垄断厂商为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将增加的产品产量以低于本国市场价格的价格销往国外市场。尽管从表面上看，在国外市场上产品的销售价格降低了，但是从销售全部产品所获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如果这种销售不影响在本国销售的其它产品的价格，那麽厂商所获得的总利润水平提高了。同样道理，其他国家的厂商也会采取同样的战略将增加的产品销售量销往对方国家市场，这种相互倾销行为所形成的贸易不是由于两家分属不同国家的厂商生产了差异产品，而是因为各自对自己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由此可以看出，在相互倾销贸易理论这里，各国开展对外贸易的原因只在于垄断或寡头垄断企业的市场销售战略。进而国际贸易的结构既不受产品成本差别，进而是要素禀赋差别的限制，也不受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差异产品追求的限制。同时，相互倾销基础上国际贸易的利益来自于各国企业通过“倾销”所获得的垄断利润和在本国市场上销售价格保持不变情况下所获得的垄断利润总和。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假定，A国的垄断厂商甲生产和销售汽车100万量，单价为20，000万美元，如果其增加了生产量1000量，并在国内市场销售，则为使市场吸纳增加的供应量，企业必须将产品的市场价格降低。（因为寡头垄断企业面临的是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例如降价200美元。即每量车售价19800美元。在此情况下，该企业因增加生产和销售1000量汽车额外获得1980万美元。但是，当企业降低其商品售价时，不仅要降低新增产品的价格还要将原有的100万量汽车的价格降低到与新增产品价格相同的水平，即从2万美元降至19800美元，100万辆汽车因降价减少收入2000万。结果是企业增加生产后，其总收入还减少了20万美元。显然是有背企业增加生产和销售的初衷的。对此，企业的决策是将产品以低于本国市场价格的价格“倾销”到国外。此时即使该汽车在国外市场上的卖价相对较低，也不致引起企业整体销售收入和利润的大幅度下降。如果说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贸易理论开创了新贸易理论的新阶段，那麽相互倾销贸易理论将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推向了更高的层次：即使各国生产的商品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垄断或寡头垄断企业仍然可以出于对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开展各国之间的贸易。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使国际贸易的结构更加不确定。在那里，既然国际贸易产生于企业为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而确定的市场战略，贸易的结构只服从于垄断企业的市场战略或获取最大限度利润的标准。所以，相互倾销贸易理论指出了，现代国际贸易的原因之一是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这种市场战略下，贸易的结构仅仅是由于各国企业对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新贸易理论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外部规模经济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所谓外部规模经济是指由于企业外部经营规模的优势给企业带来的额外报酬或外在优势。根据外部规模经济贸易理论，企业有贸易优势或没有贸易优势的一个原因不在于各国之间绝对的要素优势的差异，而在于有关部门在某个时点上的发展规模。一般而言，如果一国在某个行业上发展的规模较大，相应地会形成一个行业的规模优势。这种优势表现为，该行业有一个可供共同使用的劳动力队伍，它可以调剂各企业间的余缺；同时行业规模较大，有助于技术的进步和技术成果的迅速普及或采用。总之一定的行业规模有利于资源或生产要素的共享，从而能够在自身企业规模不变条件下的经济利益。相反如果在一国范围内，行业的规模较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要求一家企业必须“小而全”，否则难以维持正常的生产，在生产规模较小的情况下，“小而全”将导致产品单位成本较高，从而是该行业在国际市场上不具备竞争能力。在以往的贸易理论中，我们所谓一国在某种产品的生产上有优势，是将企业优势与行业优势等同起来。在新贸易理论中，企业的优势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二是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可以使企业自身产生竞争优势，而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是借助行业优势产生的企业优势。这两种优势都会导致国际贸易的产生。在外部规模经济贸易论那里，某些具有要素优势的国家所以不能在某个行业处于劣势地位，可能产生于该国的这个行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因而行业规模有限，难有外部规模经济的优势，“干中学”是该国发展此行业的途径。由此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需要在政府的干预下，获得某种规模经济优势或行业规模优势。上述三个方面所阐述的新贸易理论是从生产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在这些理论中，国际贸易的基本前提已经发生变化。由于现代企业追求对市场的操纵，并且从操纵市场中获得额外利润，因此这种市场结构已经不同于典型的完全自由竞争，代替它的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这里的关键在于，现代经济学，从而是国际贸易理论已经承认了这样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的事实，并将这一事实纳入国际贸易理论的思考之中。这种贸易理论基本前提的变化，标志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即使国际贸易理论进入了新贸易理论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国际贸易理论才有了建立在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基础上的国际贸易论，才有了相互倾销贸易理论以及外部规模经济贸易理论。这些理论的核心是，具有某种不完全竞争优势的企业或行业凭借自身的优势获得国际贸易中竞争优势，它们扩展了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的理论观点。使现代贸易中的许多新现象得到了更切合实际的解释。

新贸易理论不仅从供给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还从需求的角度对现代国际贸易加以解释。林德认为，每个国家都存在一个代表性的需求水平。代表性需求水平表明一国平均的收入水平或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这种收入水平的代表性消费品是各国消费品产业发展的主导。因为企业生产的产品只有符合大多数消费者的需要，其生产才容易达到规模经济，从而有助于企业获得较高的利润率。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由于收入水平的差异，其需求水平也必然有差异。因此一国专门生产某一个代表性需求层次上的商品，就意味着它不能满足其它收入水平消费者对同类产品的消费。国际贸易可以解决各国生产者在某个层次产品的生产上达到规模经济和满足不同收入消费者消费需要的矛盾。即各国可以专门生产本国代表性需求产品，并出口这种产品，同时分别从不同的国家进口其他国家生产的这些国家代表性需求的产品，满足本国其他收入层次消费者的需要。代表性需求贸易理论表明，在消费品的生产上，规模经济容易在各国代表性需求的产品生产上形成；收入水平比较接近的国家，它们的贸易较多，因为它们代表性需求的接近，为相互之间满足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的需要创造了条件；由此可以推论，两国间收入水平的差距越大，它们相互贸易的可能性越小；建立在代表性需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是同一产品内部不同档次产品的贸易。这是产业内贸易的一种表现形式。

新贸易理论的中心问题是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产业内贸易。根据这一理论，产业内贸易是第二产业内部各种制成品之间的贸易。这种贸易是建立在不完全竞争或机器大生产的基础上的。因此它趋向于排除竞争，形成大规模企业控制某个行业产品生产和市场的程度；这种生产上的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上产生三个方面的结论。一是由于企业追求差异产品形成的不完全竞争导致的国际贸易；二是由于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所导致的相互倾销（贸易）；三是由外部经济效果所产生的行业优势，从而是不完全竞争企业所进行的贸易（出口），以及由此引申的后发展的国家为获得某种行业，从而是企业优势所需要的“干中学”。另一方面，由需求引起的产业内贸易则是由于代表性需求与需求的多层次性给各国企业向大规模化发展创造了条件。从而产生了建立在差异需求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此外新贸易理论也试图解释跨国公司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在那里，赫尔普曼不是从对外直接投资引起贸易，而是真正从企业选择的角度推论出国际贸易的产生和结构。然而依笔者看来，到目前为止，新的贸易理论主要是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

由上述的基本分析可以看出，国际贸易理论从基本前提划分，可以分成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从贸易理论渐进的发展看，国际贸易理论分成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三个发展阶段此后，保罗.萨谬尔森、爱德华特.利马都进一步论述了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理论。在萨谬尔森那里概括出了“斯拖尔帕.萨谬尔森定理。即对任何本国密集使用稀缺生产要素产品的关税保护都有助于稀缺生产要素收入水平的提高。这是生产要素禀赋论的一个逆定理。

一些学者认为，将新贸易理论出现以前的所有贸易理论通称为传统贸易理论似乎更符合人们的一般看法，但是科学的任务之一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将其发展过程细分成不同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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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保罗•克鲁格曼莫里斯•奥博斯特费尔德编著《国际经济学》

AvinashK.DixitandVictorNorman:”ProductDifferenceandIntraindustryTrade”fromTheTheoryofInternationalTrad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0.

ElhananHelpmanandPaulKrugman:TradePolicyandMarketStructureM.I.TPress1989.

ImperfectCompetitionandInternationalTradeeditedbyGeneMGrossman.M.I.TPress1992

BranderJ.A.andP.Krugman“AReciprocalDumpingModelofInternationalTrade”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1982,pp313-321.

Harry.PBowen,EdwardE.Leamer,andLeoSveikauskas:”Multicountry,MultifactorTestsoftheFactorAbundanceTheory”AmericanEconomicReviewDecember1987pp791-809.

Kai-yueWong:InternationalTradeandinGoodsandFactorMobilityM.I.TPress1997.

篇(3)

[关键词]文化;贸易;产业

Abstract:Thisarticlecarefullyexaminetheculturalproductproductionandthetradeinthecontemporaryworldde2velopmentcondition,andconductedthecomparisonresearchtotheChineseculturetradequestion.Proposedthetransfor2mationidea,strengthenedtheunderstandingandthereformtradesystemraisedconstructionsandsoontechnicallevelbyfurtherdevelopingourcountryforeignculturetrade.

Keywords:culture;trade;industry

在经历了多年以来美国好莱坞电影对中国文化市场的狂轰滥炸之后,近几年又迎来了以“大长今”为标志的“韩流”的侵袭。这一切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自然是文化心理的洗礼和审美情趣的享受。然而对于拥有五千年文明史并有着丰富文化资源的中国,这也应该是一个不小的震撼和冲击,足以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关注。

一个有着深厚文化自省意识的民族,通常会不断反省本民族文化的普适价值内核及其传播传承的问题。文化的积累与发展通常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展现出活力与丰富性。遗憾的是,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传播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仍然处在一个比较模糊与犹豫的状态中。

我们经常在各级政府的报告中读到类似于这样的句子:“我们要努力提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我们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然而一个小小的韩国,在经历了1997年金融风暴后,只花了短短几年时间用他们创造的音乐、电影、电视等文化作品不仅席卷了东南亚,还进入了欧美市场,成为了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中的一支生力军。他们不需要抽象的口号而悄然登上了世界文化大舞台,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一、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在当代世界范围中的表现

在上个世纪,美、日、英、德是最大的文化商品出口国,占全球文化商品出口总额的5514%,同时它们成为了文化商品最大的进口国,占文化商品进口额的47%。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成为了文化商品的进出口大国,但遗憾的是中国出口的文化50%以上是游戏设备、文教娱乐和体育器材,这确实与中国近年来作为全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相吻合,却与中国是一个有最悠久文化历史传统的国家这一地位不相宜。

中国的实物商品贸易量在全世界排名在前三位,然而文化商品与服务的进出口贸易比例约为10:1;2001年以来,中国平均每年引进和输出图书版权的比例约为10:1。1992年以来,我国购进俄罗斯版权为世界第一,而向俄罗斯输出版权几乎为零。1998年我国高达300亿元以上的图书销售中,出口才2000万元。2002年,电子出版物的进口额是出口额的14倍。在表演、电影、音像制品、会展、期刊、报纸展览等产业中,存在明显的贸易逆差。特别是无论哪种级别和内容的文化庆典活动、会展和交易活动,我们都会看到外国文化团体的参与和文化产品的引进,不仅大大挤压了中国文化的话语空间,同时也形成了更大的贸易逆差。

中国文化产品的生产与贸易一直停留在小规模、低档次、低效益的水平。当代世界的贸易发展潮流是服务贸易的比重在增加,而作为国际服务贸易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文化贸易的比重又在服务贸易中的比重大增。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是知识在全球范围的交流越来越多,知识和文化产品的服务贸易比重不断增加。如美国2005年以版权和授权费用的出口增长达到近5000亿美元,增长幅度超过了运输服务和军售。通过比较我们感受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成为了我们研究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的动力。

二、改善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建议

如何改善中国文化贸易,这要进行全方面的系统的审视,因为“文化”这个概念的宽泛性以及文化产品的多样性使得人们对于文化产品贸易在认知上要比其他商品和服务贸易困难得多。

(一)加深对文化概念和文化贸易的认知

“文化”有多种解释,大致可以分为狭义与广义。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一切物质和精神活动的过程和结果都是文化行为和文化成果。包括人化的自然、人类的物质生产成果、制度文明成果、精神产品和意识形态。狭义文化概念指的是知识和精神产品,也包括制度文明和意识形态的积淀。

在探索文化对于人类生存状态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和价值时,我们希望从广义的文化视野出发,将人类文明进程中所积淀的所有的文明成果作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来看待。但是在我们研究文化贸易时,我们又需要在一个特定的狭义文化的语境中对文化的内涵进行有限的诠释,将文化看成是人类各种制度和观念的成果。只有这样,方可区别于其他物质领域的商品生产与贸易。

文化贸易属于国际贸易中的一种特殊的服务贸易,它是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贸易活动。文化产品不仅具有商品属性,同时也具有精神和意识形态属性。由于人的精神追求和心理需要比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具有更高的层次性,因此人类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对外文化贸易不仅具有经济功能,而且能够传播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文化理念。韩国电视剧“大长今”不仅版权热卖于世界各地,获得了象三星、现代公司一样巨大的经济利益,也向世界传播了韩国人坚持诚信、尊重传统、锐意改革、不畏艰难的励志精神。好莱坞电影风行全球,将美国式的民主和个人主义的道德观念向全球推广,它的影响力决不只是支撑了美国的文化产业,而是形成了全球意义的话语权力。因此,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对文化贸易的功能、意义和价值的认知还要普遍提升。这不仅仅是作为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存在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理念和精神资源的需要,同时也可以让世界人民享受中国文化成果,使我国在经济政治等多种领域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力。

(二)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加快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在经济增长中,我国产业结构呈现出不太合理的状态,第三产业在总量上的比重偏低,严重制约了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已达到70%以上,而我国只有34%左右。文化贸易对第三产业的贡献不仅是总量上的增加,更是内部结构的升级和完善。

全球服务部门按国际服务贸易分类标准,有八个大类142个服务项目,其中的四个大类是文化、体育及娱乐服务。文化服务贸易还包括第一大类商品服务中的F类的印刷、出版和第二大类通信服务中D类的视听服务,这是经过日内瓦WTO服务贸易理事会评审认可的分类。

目前国际上流行的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产品和项目的交流,属于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品贸易的平台是构建在文化产业发展基础上的。在建构文化交流平台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发达国家,教育产业的发展除了为数不多的公共财政支撑的公立学校外,社会力量办学和市场化经营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外汇收入,如美国的迪士尼乐园、NBA篮球运动通过向全世界的渗透为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利用全世界明星荟萃的优势,在联赛空余时间造访中国大陆、香港等进行文化贸易,既获得了很大商业利益,又传播了西班牙足球文化和理念。这些都说明文化是可以作为也是应该作为一种产业进行生产与贸易的。

要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就要建构文化产业文化产业要用市场的观念和手段去打造。这就要改变多年来中国各级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所习惯运用的行政思维和行政手段。我们需要政府对文化产业的规划和管理,如尽快建立一套动态有效的文化产业运行机制,制定有利于促进文化产品生产和贸易的政策法律,包括文化贸易的项目审批、外汇管理、商品结构、税收优惠政策等。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要严格按照被认可的体制和法律框架办事,而不是由某一个文化管理部门简单的个人意志去掌握该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的权力。同时我们的体制设计和政策制定一定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为从事文化产品生产的企业提供一个有法可依、有政策导向、平等公正的竞争环境。教育、文化、体育、出版、会展在计划经济时代通常被认为是政府公权力管辖最直接最严格的领域,它甚至形成了某种政府对文化资源的垄断,但对于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产品的传播没有产生积极的效果。因此我们仍然要象其他产业发展模式一样,放开搞活中国的文化产业和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当市场的力量产生偏差时,政府应该有办法利用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法律手段加以调整和规范。如美国为了防止电影市场因为垄断而削弱竞争,政府严格限制国内电影产业的垄断,不允许建立从创意、制片到发行放映的垂直垄断企业。韩国前几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优先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措施,短短几年的市场化运作,文化企业象雨后春笋一般建立起来,形成了十分活跃的文化产业生产和贸易局面。我们应该充分借鉴外国文化产业发展体制和文化贸易策略,同时也应该借鉴我国二十多年来外贸体制改革的经验。

(三)整合文化产业资源,实施品牌战略,拓展国际市场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又具有从未中断过的文化积淀。众多的文化工作者和丰富的文化资源是我们发展文化产业和对外文化贸易的基础。但是中国的文化企业数量多,层次低,资本缺乏,规模太小。前些年虽然经历了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体制的变革,建立了一些大型文化企业,但集约化经营水平和产业集中度不高,不具有品牌优势。

面对国外媒体大规模兼并重组势头,中国文化产业要加快重组步伐,打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所有制之间的界限,通过联合、兼并、重组等资本运作方式建立大型跨行业集团,实现企业规模经营和资源优化配置,建立企业品牌和文化产品品牌,进军国际市场。

我们从好莱坞的大成本制作电影、著名品牌广告、国际文化活动可以看出,文化产品的制造需要大量资本,有时候为了几秒钟的效果会耗资上亿元,这对于分散作业的小规模公司是无法承受的;其次,文化产品制作过程中高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技术的开发费用很大;同时文化产品信赖的主要资源是高水平人才,他们的薪水常常是天文数字。这要求文化企业要有一定的资本和规模,即使是小成本制作的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它们的推广和传播也需要大量的金钱。当然文化产品原回报也是很丰厚的。中国虽然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大制作的电影、戏剧,但还只是简单在形式上对西方艺术的模仿,由于内容上的单薄未在世界上形成太大的影响。

文化产品与传统商品的消费特点是不同的,普通商品的消费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而对于文化产品的欣赏并非如此,一个主题或一个概念被千百年来的艺术家用各种艺术形式不断演绎也会引起人的欣赏欲望,并且传播越广越远越能被人所接受。这一点我们不难从希腊故事、神话、戏剧和雕塑被全世界广泛传播而倍受青睐就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单位的实物资源被多人分享的情形是,分享的人越多享到的份额越少,可是文化资源,消费的人越多产生的文化观念和快乐会越多,积淀下来的文化资源会令效用递增。足球、NBA、电影节等带给亿万人的快乐可以更加强化对它们的渴求。这是对传统经济学的挑战,同时也启发我们的新思维。

篇(4)

一、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法律原则

服务贸易总协定中关于法律原则的规定可以分为两类，其一为一般性义务，适用于所有的服务部门，意思是无论成员方是否将某个服务贸易部门对外开放，在采取有关的措施时都必须遵循的原则。例如最惠国原则即属于一般性义务，每一成员给予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应立即和无条件地不低于它给予任何其他成员相同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过，最惠国待遇也存在一些例外与豁免。此外，像透明度原则、增加发展中国家成员的逐渐参与原则、法规客观合理性原则等都属于一般性义务。

不过对于GATS，一般义务并不是显得那么重要，更为重要的是具体的义务，是指通过谈判适用于各成员在承诺表中具体承诺范围内的服务部门。包括各国承诺开放哪些具体服务部门，这些部门的开放程度如何，都体现在各国的服务贸易承诺表中。这体现于市场准入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之中。前者解决是否开放的问题，而后者解决外国投资者是否享有与本国投资者相同待遇的问题。

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法律原则实际上是各国实力交锋的产物。对于大国，希望通过谈判达到开拓市场的目的，对于发展中国家，一方而希望不要被冷落在游戏圈之外，而另一方面又要竭力争取一些町以凭借的盾牌。打个形象的比喻，如果世界格局是一个诸侯割据但客观上又为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所连接的世界村，而汽车这种交通工具可以满世界跑的话，那么林林总总的争端无非可以浓缩为两个问题：首先，势力范围之外的汽车是否允许进入到范围之内；其次，进入的汽车是否应当遵守同样的交通规则。

新的金融服务贸易协议(日内瓦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允许外国在国内建立金融服务公司并按竞争原则进行；外国公司享有国内公司同等的进入国内市场的权利；取消跨边界服务的限制；允许外国资本在投资项目中比例超过50%。通观日内瓦协议，它秉承了服务贸易总协定的主要原则并着重强调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原则，以促使全球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

二、门要开多大?--市场准入原则

金融服务贸易中的市场准入原则，是指允许成员国的金融服务者进入本国市场，本国的所有金融业务要对成员国的资本开放，比如允许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在国内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合资机构。1999年底的中美WTO协议之细节内容就包括了：在金融信息服务方面增加市场开放，允许外国银行在中国开办业务，并在2年以后可经营人民币业务，5年以后可提供服务给中国个人；在证券基金合资企业方面，外国公司允许掌握33%，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3年以后将增加到40%。

市场准入促使各国金融服务提供者进入对方金融服务市场，从而带来广泛的竞争。笔者以为，竞争乃是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实质所在。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竞争格局中的强者，自然是希望将竞争的领域扩大，减少非竞争的领域，从而扩大其可以渗透和操纵的领域，取得更大的优势。而对于弱者，虽然不得不参加竞争，但由于力量薄弱，在以优胜劣汰为精髓的竞争之中，有可能成为新的赢家，但是也有可能一蹶不振。所以其有意限制竞争的领域，以行政性的障碍来阻拦竞争范围的扩大。门虽然不得不打开，但是，总希望开的慢一些，开的小一点。这也就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在世贸组织各领域的谈判，尤其是金融领域的谈判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例如，1997年初，全球金融服务贸易谈判重新在日内瓦拉开，时逢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鉴于此，与会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成员对自己的金融市场采取了某种保护性措施。比较典型的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在其最后一份出价中提出今后进入本国金融市场的外国银行或保险公司所拥有的股份最多不超过31％，美国对此表现出的态度千分强便，双方争持不下。世界贸易组织出面干预，提出美国与马来西亚之间的问题排除在多边谈判之外，作为双边问题处理。到12月13日凌晨，美国表示同意，这样，全球金融服务贸易谈判终于以达成妥协而降下帷幕。

坦白地说，限制市场准入就是对于落后的保护。虽然这可以拉出保护国家利益这面大旗，但是保护落后无论如何对于消费者都是有害的。举例来说，我国早就开放了家电市场，但是，国有家电企业不仅没有被彻底击溃，反而在日本家电的咄咄势下后来居上。这是否可以概括为中国气功中的遇强则强，遇弱则弱呢?相反，一直没有开放的电信领域，却因为昂贵的费用等原因受到消费者的一致抱怨。对于各国广泛参与金融领域的竞争，具有两个方面的好处。在微观上，将促进各国金融服务方式和质量的进步，给消费者带来便利，带来社会总福利的增加；从宏观上来说，则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带来诸如增加金融市场的竞争和效率，更好配置资源和消化风险，改善政府管理。

市场准入的原则无疑是在“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和“遇强则强，遇弱则弱”两种理念中的抉择，从而决定开放大门的速度和时间。然而不容否认的是作为弱者，其选择的可能越来越少了，因为要么不去参与竞争，而要参与，就无法回避与高手过招。早日成为强者，似乎是最好的选择。

三、交通规则是一样的吗?--国民待遇原则

国民待遇作为国际法的原则始于19世纪初。是以自由贸易为理论依据，在互惠原则基础上，通过国家间协议而确立起来的。二战以前，国民待遇条款通常是以保护诉讼权和保障人身等为其主要对象，二战后，国民待遇的范围扩大到社会保险、财产保护、经营活动、工业所有权、税收、金融证券的转移、交通运输等。而后，关贸总协定将双边条约规定的国民待遇上升为一项多边贸易关系的准则。其意义在于，任何缔约国在彼此间的贸易关系中自动享受国民待遇，不需另订双边协定。一般而言，国民待遇指一国给予所有成员国公民和企业与本国的公民和企业在经济上同样的待遇，从而保证成员国产品或服务与本国产品或服务在同等条件下竞争。

日内瓦协议要求实施国民待遇，成员国公司享有本国公司同等的进入国内市场的权利，向进入本国金融市场的外国资本公布一切有关的法律法规或行政命令，给予同样的政策和要求，并不得对任何进入本国金融市场的外国资本有规模、数量及其他方面的歧视性限制。在此情况下，外资金融机构与国内金融机构可获得同样的经营环境。

目前，外资金融服务机构在中国境内仍不能说是已经享受了国民待遇，存在所谓超国民待遇和非国民待遇共存的现象。超国民待遇如税收负担上的优惠，中国内地对外资金融机构所征收的所得税率是依照香港标准制定的，再加上其他税种，外资金融机构的综合税率远低于内资金融机构。再如中外资银行在信用卡业务上的待遇不同，两者结算佣金和税收不同，服务范围不同，中资银行纷纷反映在竞争中处于非自身原因引起的劣势。另一方面，非国民待遇使国外银行受到了不合理的约束，无法充分开展业务。非国民待遇不仅广泛存在于还没有允许国外金融机构进入的领域，而且存在于一些已经逐步放开的领域，比如证券业务只部分放开，对外资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各种限制等等。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外资企业同时享有超国民待遇和低国民待遇并非仅为外资金融机构所独有。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在税率优惠的问题上，外资企业享有的超国民待遇；而在行业准入的问题上，外资企业却享有的是低国民待遇。这就形成了一种局面．就是要么外资企业不能进入，而要一旦进入，就要比内资企业跑得快。因此，削减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等呼声逐渐强烈，并且这并非来自于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基于经济理论或法律原则而提出的呼声，而是出于大量的内资企业对于要求一个平等的竞争规则的渴望。同时，对于行业限制的放开，其压力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试图冲入国内市场的外资企业，其二，渴望得到完善服务与优惠价格的国内消费者。因此，国民待遇原则的实施应当是必然的。

四、结语

篇(5)

中韩贸易结合度分析

中韩双边贸易发展可用贸易结合度来直观反映。贸易结合度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指标，用来衡量两国在贸易方面的相互依存度。贸易结合度是指一国对某一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占该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与该贸易伙伴国进口总额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之比。其数值越大，表明两国在贸易方面的联系越紧密。贸易结合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TCDab=(Xab/Xa)/(Mb/Mw)(1)

式(1)中，TCDab表示a国对b国的贸易结合度，Xab表示a国对b国的出口额，Xa表示a国出口总额；Mb表示b国进口总额；MW表示世界进口总额。如果TCDab>1，表明a，b两国在贸易方面的联系紧密，如果TCDab<1，表明a，b两国在贸易方面的联系松散。

依据中韩两国建交以来历年贸易数据，分别算得自1992年至2004年间中国对韩国和韩国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其中，建交的第一年(1992年)，中国对韩国贸易结合度为1.33，以后各年份，数值逐年递增。到1997年，中国对韩国贸易结合度增至1.84。然而，1998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该数值下降至1.37，1999年又激增至2。到2000年，达到历年最高点，为2.88。2000年以后，该数值略有下降，但都在2附近波动。另一方面，韩国对中国的贸易度亦呈逐年递增趋势。1992年的数值为1.75，增至1997年的3.99，达历年最高点。1998年同样下降至3.33，而1999年又回增至3.81，以后各年均在3.3附近波动。

通过对12年间两国贸易结合度数值的分析，可以看出：

1992-2004年中韩两国相互贸易结合度远大于1，且与世界其他国家横向比较，属于高贸易结合度之列。以美国为例，2002年中国对美国贸易结合度为1.22，而美国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为0.88，对比结果表明，目前中韩之间的贸易联系十分密切。

1992-2004年中韩之间贸易结合度呈稳步上升趋势(1998年除外)。说明1992年两国建交以来，两国贸易量突飞猛进，增长迅速。

两国贸易结合度数值的波动保持一致。但各年份的韩国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均略高于中国对韩国的贸易结合度，说明韩国在商品贸易方面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要更高一些，这与中国在韩国主要贸易伙伴中的地位是相符合的。

1998年两国贸易结合度有所波动，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韩国企业在这次危机中受到重创，韩元大幅贬值，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维持不变，导致对韩国出口大幅度下降，而中国进口总额对比上年仍有所增加，以至于对韩国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下降幅度大于韩国从中国进口在世界进口额比重下降的幅度。

2003年以后中韩两国贸易结合度趋于平缓，增幅有所减小，主要原因是中国对韩国贸易逆差加剧，相互间的摩擦逐渐增多，而入世以后，中国出口总额大幅度提高，使对韩国出口额在总出口额中的比重有所下降，而总进口额在世界进口额中的比重增加，从而对贸易结合度的数值产生影响。

中韩贸易的互补关系分析

对于互补关系，并不存在严格的定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A国的强项是B国的弱项，那么这两国就存在互补关系(关志雄，2002)。另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一方集中出口的产品与另一方集中进口的产品相吻合，两国的贸易就具有互补性(于津平，2003)。但以上两种观点着重强调的是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显著的两国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垂直互补(或产业间互补)，即两国通过贸易达到调剂余缺，取长补短的目的。而贸易互补应包括产业间互补和产业内互补。与产业间互补相比较，产业内互补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产业内互补的物质基础是在于产业内分工。一方面产业内分工使生产要素更容易适应环境，调整成本更低，另一方面，产业内分工使贸易双方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产业联系机制。贸易双方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就更紧密。为了更深入揭示中国与韩国双边贸易的互补性，本文使用贸易特化系数从产业间互补与产业内互补两个维度对其加以衡量，贸易特化系数(Tradespecializationcoefficient，TSC)反映的是一国某产品净出口额与该产品进出口总额之比，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2)中，TSCi表示中国对韩国在i类产品的贸易特化系数，Xi表示中国对韩国出口i类产品的金额；Mi表示中国从韩国进口i类产品的金额。一般认为，-0.250.8时，表示中国在i类产品方面竞争力强；当TSCi<-0.8时表示中国在i类产品方面竞争力弱，以上两种情况表明中韩贸易处于产业内互补状态。

参考两国2004年商品贸易数据可得出在目前各类商品贸易中的中国对韩国的贸易特化系数。其中，中国在粮食，渔类以及其他食品和服装类商品的贸易特化系数均大于0.8，其中服装的贸易特化系数最高，达到0.93。而在化工，集成电路，汽车，机械，仪器等类商品上，中国的贸易特化系数均小于-0.8，其中，数值最小的是汽车和科学控制仪器产品，分别为-0.9和-0.89。数值处于-0.25和0.25之间的商品主要有矿石，燃料，有色金属，办公和电信设备，电机，发动机以及日用品等几类，除有色金属类数值为正外，其余各产品的贸易特化系数均为负。从以上结果可以得出结论：

中国在农产品和服装等低附加值的产品上的竞争力比韩国强，具有比较优势，而在机械，电子，化工等技术含量高的产品方面的竞争力弱，具有比较劣势。中韩两国在上述产业间互补。

中韩两国在相当一部分产品上具有产业内互补关系。具有产业内互补的商品的双边贸易额较大，共占总贸易额的43.5%。

具有产业内互补的各类产品绝大多数的TSC值为负，说明在韩国在这些类别的产品中对中国出口额要大于从中国进口额，在此类产品的贸易具有的竞争力略高于中国。

无论是产业内互补还是产业间互补，机械及运输设备类产品在中韩双边贸易中均占有非常大的份额，占双边总贸易额的41.2%。

中韩贸易存在互补的原因

中韩在各自竞争力强的几个产业具有产业间互补关系，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与韩国资源禀赋的差异。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在农产品，服装，电器组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韩国的资本相对丰裕，技术水平先进，管理经验丰富，因此在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两国在办公设备，电信及矿产类资源密集型产品方面产生产业内互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考虑：产业内分工。技术经济理论认为，工业化水平越高，产业分工就越密切，经济联系就越紧密。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中国与韩国产业内分工不断细化，异种产品的供给能力不断提升，从而促进了中韩在工业制成品方面的产业内贸易和产业内互补。中韩在矿产业的贸易互补度很高，双方都不具有比较优势。原因是中国是一个矿业进口国，进口量远远超过出口量，特别是近年中国工业迅猛发展，国内矿源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到2003年底，矿业已经成为我国第一大逆差量，在从中国进口的大量矿产品中，从韩国进口的比例非常小，而在中国出口的少量矿产品中，向韩国出口的比例却很大。进口绝对值上的小差别和比例上的大差别造成TSC的值很小。消费需求的相似性和重叠性。根据林德尔(Linder，1961)的相似需求理论，具有相似购买力和产品消费偏好的国家之间会产生产业内贸易。尽管中韩两国人均收入还存在一定差距，但相似的文化背景和消费习惯对双方产业内贸易和产业内互补

产生重要影响。文化的相近是一种特殊资源，厂商可以借此出口合乎邻国消费需求的产品。

本文通过结合两个指标对1992年来中韩贸易做了实证分析。由此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

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与韩国之间的双边贸易获得了快速发展，目前已经达到一定水平。并且双方的贸易联系越来越紧密，贸易结合度不断提高。

篇(6)

论文摘要：作为贸易大国，对外贸易发展必然会涉及有关绿色贸易壁垒的问题。事实上，绿色贸易壁垒已影响到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因此本文在介绍绿色贸易壁垒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如何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对策措施。

一、绿色贸易壁垒概述

所谓绿色贸易壁垒，也称绿色壁垒，是指在国际贸易活动中，一国以保护环境为由而制定的一系列环境

贸易措施，使得外国产品无法进口或进口时受到一定限制，从而达到保护本国产品和市场的目的。由于发达国家的产品科技含量和公众的环境意识普遍较高，他们对环境标准的要求非常严格，不仅要求末端产品符合环保要求，而且规定从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包装、运输、使用、自我表现再利用等整个过程均需符合环保要求。

其表现形式有：1．绿色关税和市场准人。发达国家以保护环境为名，对一些污染环境，影响生态的进口产品课以进口附加税，或限制、禁止其进口，甚至实行贸易制裁。2．绿色技术标准。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较高，处于技术垄断地位。他们在保护环境的名义下，通过立法手段，制定严格的强制性环保技术标准，限制国外商品进口。这些标准都是根据发达国家生产和技术水平制定的，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可以达到的，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很难达到的。3．绿色环境标志。环境标志也称绿色标志、生态标志。它由政府管理部门或民间团体按照严格的程序和环境标准颁发给厂商，附印于产品及包装上，向消费者表明：该产品从研制、开发、生产到使用直至回收利用的整个过程均符合生态和环境保护要求。4．绿色包装制度。绿色包装是减少废物，用后易于回收再用或再生，易于自然分解，又不污染环境的包装，流行于发达国家。5．绿色卫生检疫制度。基于保护环境与生态资源，确保人类和动植物免受污染物、毒素、微生物、添加剂等的影响，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制定了严格的环境与技术标准。6．绿色补贴。为了保护环境和资源，有必要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算在成本之内，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

我国之所以频频遭遇绿色贸易壁垒，既由于绿色壁垒所依存的国际法律依据本身的缺陷和发达国家利用这些缺陷给发展中国家在贸易出口中制造的障碍，又由于我国自身在促进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实际工作中存在不足，导致我国经常遭遇别国的绿色贸易壁垒，因此，应尽快出台一系列应对措施。

二、我国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对策分析

(一)实施出口可持续发展战略

绿色贸易壁垒的出现体现了人类社会追求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要求，面对正当的绿色贸易壁垒我们只能主动适应：一是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协调对外开放与环境保护两项基本国策；二是树立环境竞争力意识把提高环境质量作为提高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三是国家应实施扶持绿色产业的政策措施．给予绿色产业以优惠政策：四是企业应把开发绿色产品作为优化出13产品结构的重要举措。

(二)建立绿色贸易壁垒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

绿色贸易壁垒具有发展变化的动态特征，我们应密切注意国外绿色贸易壁垒的发展动向，搜集各国环境限制法规和环境标准，研究主要贸易伙伴的技术法规体系标准体系和认证体系：同时．充分利用wT0规定的各国技术陛贸易壁垒信息通报与咨询制度获得有关信息。成功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关键在于能否获得并利用相关的信息．而这又有赖于绿色贸易壁垒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三)积极参与国际产业结构调整

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缺乏竞争力导致我们屡遇绿色贸易壁垒。我国要在全球化浪潮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与新材料．环境技术等高新技术为基础．对传统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并充分考虑环境因素的影响．提高经济的环境友好水平。

(四)实施标准化战略，积极开展国际认证工作

国际标准反映了国际上普遍达到的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得到各国的同．是处理国际纠纷的重要基础。目前．发达国家的国际标准采用率已达80％甚至90％以上，而我国国家标准只有4O％左右采用了国际标准．与发达国家之间有很大差距”。国际IS014000认证和环境标志认证是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和冲破绿色贸易壁垒的“绿色通行证”．通过国际认证的企业和产品．相当于获得了进入别国市场的钥匙。因此，我国企业必须高度重视并积极开展国际认证工作．尽快与国际惯例接轨．建立健全环境管理体系。(五)改革环保管理体制，促使环境成本内部化

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是深化环境保护和针对贸易与环境新问题的重要措施。在经济发展中可以采用经济激励手段为主的多样化的环保调节手段．促使环境成本内部化．变末端治理为前端预防．从而免受绿色贸易壁垒之限。在进出口贸易中．逐步建立禁止进口、征收环境税补贴和反补贴等选择性激励机制，克服国

内外企业“搭便车”行为。

(六)实施多元化战略．提高对市场环境的应变能力

发达国家对进口产品的绿色技术标准、包装标签、动植物的卫生检疫、环保等方面的规定过于复杂苛刻．我们可以实施贸易对象国的转移．以此避开绿色贸易壁垒。我国企业应在巩固现有市场的基础之上，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市场准入的限制。此外．我国出口企业还可以力争在海外直接设厂．把投资的重点定位在经济一体化的区域和产品出口的主要市场．就地生产、就地销售．实现直接跨越绿色贸易壁垒。

(七)利用贸易救济措施抵制不正当的绿色贸易壁垒

对于不正当的绿色贸易壁垒．我们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WTO／TBT或SPS等协议依据．建立绿色贸易壁垒调查机制．借助法律技术．贸易等方面的专家力量进行调查取证．必要时申请商务部对进口成员方实施的绿色贸易壁垒进行立案调查。同时，要充分利用WTO多边贸易体系的谈判机制和对发展中国家特殊照顾的规定．向有关国家和国际机构提出交涉或申诉，遏制环保例外权”被滥用，防止贸易保护主义者动辄实施不正当的绿色贸易壁垒。

(八)积极开展环境外交，力争制定公平合理的贸易与环境新规则

我国应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使国际环境规则的制定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要求；应积极参与WTO关于环境方面的贸易规则的修改制定工作以及国际环境公约和国际多边协定中环境条款的谈判．为我国企业开展国际经贸活动争取主动权。

参考文献：

[1]赵伟,严建苗,沈瑶.国际贸易理论政策与现实问题[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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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及产业结构的逐步改善，中国服务贸易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服务贸易的总量还较低，结构还不尽合理，服务贸易对国民经济的拉动还较低。从国际环境看，现代国际分工格局不利于中国服务贸易发展，从国内看，服务业发展滞后以及人力资本投入不足严重制约了中国服务贸易发展。

2006年是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较好的一年，服务贸易继续呈现增长的良好势头，服务贸易结构进一步改善，附加价值较高的服务产品收入有较大增加。但是，由于历史及国际经济格局的现状短期内还不能有所改变等原因，中国服务出口还缺乏竞争力，服务产品的档次还较低，提高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地位及国际竞争力需要不断努力，还需在要较长时间通过改善各种制约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不利因素才能达到更高发展水平的目的。

1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

纵观2006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状况，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有令人幸喜的方面，也有较多不足的方面。

1.1令人欣喜的方面：

1.1.1中国服务贸易相对增长较快，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份额在不断扩大。2006年服务贸易收支总额1928亿美元，同比增长22％，增幅较上年提高4个百分点；服务贸易收支总额与GDP之比为7%，与上年基本持平。2006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分别位于全球的第八位和第七位，占全球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额的3.2％和3.8％。而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占全球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额1990年为0.7%，0.5%；2000年为1.99%，2.38%；2004年为2.51%3.0%，中国服务贸易的增长与在世界服务贸易中地位的提高是显而易见的。（见表1）

1.1.2中国服务贸易的结构在进一步改善。2006年，高附加值服务行业在服务贸易总额中占比略有上升，计算机信息服务、咨询以及广告和宣传合计占服务贸易总额的12％，较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其中，计算机信息服务顺差增长4.6倍，广告和宣传项目顺差增长25％，咨询项目逆差6亿美元，同比下降33％。

1.2不足方面：

1.2.1服务贸易在贸易总额中所占的份额比较小，远落后于货物贸易的发展。2006年，对外贸易总额为1.9万亿美元（包括货物与服务贸易）其中货物贸易总额为1.7万亿美元，占89.93%；服务贸易总额为1928.32万亿美元，占10.07%。2006年我国货物贸易同比增长24%，服务贸易同比增长22%，服务贸易的增长慢于货物贸易增长速度。货物贸易总额的世界排名升至第3位，而服务贸易总额的世界排名为第7位。

1.2.2服务贸易结构单一，传统服务行业仍占主导地位。作为服务贸易收支的主要来源，旅游占服务贸易总额的30.22%、运输占服务贸易总额的28.72%和保险占服务贸易总额的4.86%，旅游、运输和保险合计占服务贸易总额的近三分之二。而高附加值行业中通讯服务，金融服务仅分别占服务贸易总额的0.78%和0.54%。贸易差额的结构也不合理，旅游项下顺差96亿美元，是最大的服务贸易顺差项目，运输、保险及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的逆差分别为134亿美元、83亿美元和64.3亿美元，位居服务贸易逆差项目的前3位。

服务贸易伙伴高度集中。我国服务贸易收支的前十名伙伴国家（地区）占我国服务贸易收支的3/4。其中，服务贸易收入来源国（地区）排名前五位的是香港、美国、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支出目的国（地区）排名前五位的是香港、美国、日本、韩国和澳门。

2制约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原因

2.1中国服务业落后制约了服务贸易发展尽管中国服务贸易相对增长较快，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份额在不断扩大。

相对于国民收入水平而言，中国服务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较低。发达国家的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60%，美国第三产业的比重达到了72%有些发展中国家的比重也达到了64%（巴西），而同年中国的这一比重只有33.2%，2006年也只达到39.4%，2001年至2006年一直徘徊在40%左右。

中国服务业落后直接导致服务出口缺乏竞争力，从而造成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滞后于货物贸易。中国服务业落后是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等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必然导致较低水平的服务需求。

2.2当今国际分工格局不利于中国服务贸易发展。

国际分工及其格局的形成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的原因。1、生产力的发展从根本上决定了国际分工的发展。2、国际生产关系制约了国际分工发展的方向和各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因此，当今国际分工格局由生产力先进国家决定，水平分工在现在的国际分工格局中占主导地位，该格局首先符合先进国家利益，后进国家也可能取得一定程度收益，但与先进国家的收益比是不对称、不平等的。而后进国家与先进国家之间的分工以垂直分工为主，当代国际分工的重要特征之一：先进国家主要从事产品的研究与开发，而后进国家则集中于产品的生产，它强化了分工参与者之间的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在这种分工格局中，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有掠夺性与强制性，发展中国家只有被迫迎合这种分工格局才可能获得发展机会，因此，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滞后是正常的。

2.3人力资本投入水平需进一步提高。

人力资本是指人们在学校教育、培训、医疗保健、迁移和信息取得等方面的投资所形成的资本。人力资本具有规模经济效应；而且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首先，人力资本造成各国服务业生产技术及生产要素比例的差别为以各国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为基础的服务业中不同部门之间的贸易（部门间服务贸易）奠定了基础--亚产业间贸易。

其次，人力资本的作用导致服务的生产通常存在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存在导致服务业中相同部门之间的贸易（部门内服务贸易）成为可能--亚产业内贸易。

再者，从需求的角度看，人力资本与收入高度相关，收入与需求密切相连，服务需求量的放大和需求结构的多样化，成为服务贸易量扩大和贸易模式多元化的推动力。

3促进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对策

3.1通过人力资本投入提升中国服务业比较优势。

我国服务产业结构的主要特征是劳动密集型,这既是我国的比较优势所在,但是从长远发展看劳动密集型服务由于缺乏高附加价值，竞争激烈，缺乏利润的获取力。当代世界服务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正在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要发挥传统比较优势,另一方面要培育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比较优势。具体来说,就是在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竞争优势、实现资本积累的同时,应分阶段、有重点地通过人力资本投入发展高层次的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使服务业产业内部结构逐步优化。有重点地发展高层次的技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服务业的增长方式实现向集约型、内涵式转变；以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为手段，解决服务业人员的结构性短缺。服务出口的发展路径应该是由以劳动力密集型服务出口为主、技术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为辅，到两者并举，最终到以技术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为主、劳动力密集型服务出口为辅。3.2建立和谐均衡的世界经济新秩序。

在当今这个全球相互依赖的世界上，更为均衡的经济秩序，将使所有的国家受益。当代有2／3的人生活在低发展和越来越落后的国家里，有1／4的人营养不良和失业。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经济系统是岌岌可危的。更为均衡的秩序致力于弱化两极分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冲突和矛盾，致力于资源分配、资金流动、市场分割和利益共享方面，促成南北之间、东西之间的更加公平合理。通过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从全球化中获益的机会；应当以诚信为基础，以此来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为经济和社会活动有序地开展提供保障；应当以合作为途径，各国之间取长补短，互利互惠，发达国家应该做出更大的让步以促进发展在国家服务业的发展，从而为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增长创造更大的空间；应当以发展为核心，实现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环境保护的相互协调与促进，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优化。

3.3制定和完善服务贸易立法。

由于许多服务业如运输、通讯、金融、保险与医疗、教育等部门涉及一个国家的基础结构；同时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服务贸易逆差扩大问题，因此，一方面致力于振兴我国服务业并积极推进出口，另一方面对国内新兴服务业予以一定的保护。按WTO规则建立我国服务贸易竞争规则发展服务贸易,目前应尽快制定和完善既符合我国实际又不违背服务贸易总协定和WTO规则的法律法规。

3.4强化政府职能,优化服务业市场秩序。

首先,要加强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应制定措施,加大对服务业基础设施的投入,鼓励各种经济形式对服务业进行投资,以现代化的技术装备改善国内的服务手段,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益,从总体上提高国内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其次,要大力推进服务业技术进步,加快科技手段在服务领域的应用。政府应通过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的倾斜政策,加大对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投资力度。第三,要改善服务供给。打破国家对一些服务业如银行、保险、电讯等服务业的垄断,允许国内非公有制形式对这些行业的投资或参与经营,鼓励国内民营资本涉足这些服务领域,并强化竞争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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