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论文精品(七篇)
时间：2022-11-21 03:40:59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消费主义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美国著名作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被称为“爵士乐时代的代言人”、“爵士乐时代的优秀编年史家”，《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1925)的发表奠定了他在美国文学中的地位。无论在思想意义还是在艺术水平方面，《了不起的盖茨比》都堪称20年代“美国梦”破灭的一首绝唱。小说以盖茨比和美国上流社会的时髦女郎黛茜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并通过严谨的结构布局和崭新的叙述视角，将“美国梦”的幻灭这一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不愧为“爵士时代”的一部巨作。而本文认为，作品最动人心弦的力量还在于，小说中揭示了三种关系的异化：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社会，反映出菲兹杰拉德对现代人处于异化状态的关注。
一、异化
关于“异化(alienation)”概念的起源，各位学者的说法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其起源于基督教的《旧约》，也有认为其是源于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著作，还有认为其源于佛教、伊斯兰教的教义等等[1]。本文探讨的异化是在近论框架下所产生的概念。法文“aliener”和“alienation”，现在通译成“异化”(前者是动词，后者是名词)，它的本意是“转让”或者“出卖”。
近代，在社会政治学意义上使用异化一词的是卢梭。，卢梭将异化概念加以普泛化，他认为，异化就是人的不自由的状态，即依附。而德文的“异化”被黑格尔运用于其哲学之中才获得了深刻的哲学意义。黑格尔是经典异化理论的真正创始人。黑格尔认为，异化指的是主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分裂出他的对立面的客体，而客体后来反成为支配主体的力量[2]。
异化在人类历史上的表现就是人与自然、历史与人伦、理性与感性、现实与理想的二元分裂。它所反映的实质内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迥然相异的诠释。卢梭以“社会契约学说”视之，叔本华以“唯意志论”视之，尼采以“超人哲学”视之，黑格尔以“自我意识论”视之。异化观独得其要，马克思是这样定义异化的:“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3] 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在异化活动中，人的能动性丧失了，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其异化理论阐述为四个方面: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本身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4] 在哲学视野下，这一理论亦可归化为人与自我的异化、人与自然的异化和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异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并逐步成为贯穿西方文学的基本主题。一些现当代严肃作家的著作中，描绘了一幅幅“社会荒原”的凄凉画面。本文正是采用马克思的异化观，对《伟大的盖茨比》中的盖茨比美国梦的幻灭从三个方面，既人与自我，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异化，进行深入的分析。
二、从人的异化到美国梦的幻灭
“美国梦”源起于殖民主义时期，其代表人物为本杰明·弗兰克林，他的一句 “自助者，天助也”概括了美国梦的本质特征。“美国梦”代表着最大化的个人自由，最先进的物质进步和最丰富尤其是最平等的成功机会。换句话说，人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个人成功，即获取财富。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爵士时代，经济繁荣，许多投机者一夜暴富，成了众人的榜样，因而也赋予了美国梦前所未有的吸引力。然而，这一时代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精神堕落和道德沦丧。人们盲目追求物质生活，享乐主义盛行，财富成为成功的唯一标志。《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作品，向读者展示了荒凉的现实世界，这个世界里充斥着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并最终导致了盖茨比梦想的幻灭。
人与自我的异化主要体现为：盖茨比梦想的异化。年轻时的盖茨比怀着最为传统的美国梦，以富兰克林为榜样，试图通过自身的勤勉和努力奋斗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然而，他受到了大富翁丹·科迪的影响，开始不择手段的赚钱。上流社会富有而美丽的女子黛西的出现使盖茨比的美国梦有了具体的化身。为了赢回初恋情人黛西的爱，盖茨比通过非法贩卖私酒，一夜暴富，并期望通过财富使自己重拾过去的好时光，运用物质手段去实现精神梦想正标志着盖茨比美国梦的腐败。而“声音中充满着金钱”[5]的黛西，作为盖茨比美国梦的化身，同时也是上流社会虚荣、世故的代表，将车祸嫁祸于盖茨比。硕士论文，消费主义。当他揭开了“梦”的面纱后，才发现它是如此的空洞和虚幻，生命和爱情的失去标志着盖茨比美国梦的彻底破灭。
人与社会的异化体现为：盖茨比借助“炫耀性浪费”来显示自己的地位，并向上流社会渗透，但是上流社会文化决定了盖茨比最终的失败。硕士论文，消费主义。硕士论文，消费主义。《伟大的盖茨》涉及了“美国梦”主题，美国梦，简而言之就是对成功的追求。硕士论文，消费主义。成功的标志是获得财富和名声，而“到达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便可同时抓住这两者”，因此成功也往往意味着跳脱原有的阶层、跻身于上流社会。硕士论文，消费主义。盖茨比显示了他对上流社会文化的模仿和对自身修养的自卑，而以汤姆为代表的贵族们利用其在教育、教养、审美方面的优势，对欠缺文化修养的暴发户们进行排挤和打击。在当时那个充斥着物质享乐，肤浅和私欲的黑暗世界里，曾经壮志凌云追逐梦想的盖茨比终将以失败而告终。
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体现为：人与人之间只有金钱关系，毫无道德准则可言。盖茨比以各种手段炫耀财富，因为他相信金钱可以买到爱情，买回黛西。由于她是只重金钱而本身没有实际价值的人，她是“金色的姑娘”，她不可能是幸福和爱情的化身，也不可能给盖茨比的生活带来意义和满足。他建议用金钱来酬谢尼克为他和黛西安排了约会，却对默特尔的惨死无动于衷。而他身边的人更为残酷：黛西，如此“纯洁”、“美丽”的女子，居然在肇事逃跑后毫不愧疚，无视盖茨比的命运，而去与丈夫度假；汤姆在谈笑间就借威尔逊之手除掉情敌盖茨比，毫无道德准则可言。
三、异化原因分析
通过对这些扭曲灵魂的描写，菲茨杰拉德表达了自己对人类处于异化状态的担忧。人是不能生活在真空状态的，人必然受到社会影响。在上世纪20年代，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其基本特征是炫耀性、时尚性和挥霍性。消费主义所带来的伦理后果是人类的生存危机、社会的消费不公和人成为物的奴隶。消费主义使人成为物的奴隶，丧失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追问能力。人不仅有物质的需要，而且还有精神的需要; 人不仅应当追求物质的富足，而且应当追求精神的富有。虽然没有物质的满足，人则无以生存，但没有精神的追求，人的生存则无疑是异化的存在。
消费主义者只关注自己眼前的消费和物欲的满足，而没有对未来的长远筹划，更没有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追求。它割断了自身同未来的肯定性关系，“只留下以关心当前的满足来掩盖的自恋人格”，而“当人们随着丧失对人类未来的信心也丧失从前对任何传统形式的宗教性信仰时，就会陷人及时行乐的境地”。[6]一旦人们过分地沉溺于物质财富的占有和消费之中，则必然是精神的贫乏和心灵的空虚。在物欲主义的洪流中，人们迷失了自我，丧失了对于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追问能力，虽然“我是谁”的呼声不绝于耳，但现代文明所造成的人的孤独、冷漠和人类灵魂的失落，却无法使人找回真正的自我。对于财富的占有和消费，似乎成了人们自我价值确证的惟一形式。硕士论文，消费主义。
总结
综上所述，异化问题是人类发展进程中一个非常难以逾越的痛苦经历，人的价值观、传统的道德观和信仰等缺失。盖茨比美国梦的幻灭的直接原因在于他树立了虚妄的爱情理想，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物质成功来赢得爱情和社会地位，但是在当时那个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充物欲横流的黑暗世界里，人的信仰出现了危机，并且产生了三种异化：人与自我，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使天真浪漫的梦想家盖茨比终将以失败而告终，铸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参考文献
[1]陆梅林，程代熙编选.异化问题.上卷[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1.
[2]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8.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3.
[4]马克思.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02.
[5]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M]．巫宁坤，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209.
[6]格里芬.后现代精神[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0.
篇(2)
论文关键词：消费主义 消费文化 消费行为 符号价值
论文摘要：随着西方工业化的完成，多数国家成为“富裕社会”中的一员。在这种背景之下，人们的消费模式从主要满足基本物质需要到考虑所购物品的象征意义，从消费物品本身到消费符号价值，导致了消费主义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在这种消费文化的影响下，人们通过以商品所具有的符号性以及消费的过程彰显自己的个性和品位，是一种符号化的消费。
一、消费主义与消费文化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西方工业化的完成，特别是随着福特主义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模式的推展，以及其著名的工人每周薪水不低于6美元的工资标准的实施，促进了社会生活的变迁并使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一方面经济繁荣下资本的扩大和商品的大量生产带来了各种新型的消费品，使得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有了更多的选择;另一方面工资的提高使得人们在购买这些新型消费品方面有了足够的购买力。二战及二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进入“富裕社会”(加尔布雷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变得相对富裕，消费模式从主要考虑基本物质需要到考虑所购物品的象征意义。这时，社会进入了大众消费的社会，人们在消费上背离了使用价值而走向了另外一个极致，即奢侈品的消费逐渐普遍化、大众化和民主化。
如果说消费主义是经济大发展与工业化的产物，消费主义文化则是消费主义的特定表现。随着消费主义的盛行，人们在传媒的宣传与影响下，消费需求被不断的创造，消费者总是处于“欲购情节”中，追求体面的消费和无节制的物质享受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种消费模式的产生与盛行导致了消费主义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消费主义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它煽动了人们的消费激情，刺激了人们不断购买的欲望。
二、消费文化的核心——符号价值
消费本身作为一种文化，它代表了抑或勤俭节约、抑或消费至上的生活方式，它是沟通和交换的系统，是被持续发送、接收并重新创造的符号编码，是一种语言。通过这个沟通系统中，人们借由所消费和购买的物品来实现人际交往与身份归属，亦即人们购买的商品具有了语言和符号的意义。随着大众传媒的日益发展，各种符号被不断地制造与传播，使得当代人犹如置身于符号王国之中，符号成为了当代人的图腾。特别地，每个人都处于由流行催生的符号系统之中，一味地追求符号所带来的价值。鲍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社会，符号的过度供应或者符号生产的泛滥，使得拟像与真实相背离，真实消失，世界成为拟像的世界。鲍德里亚在其著作《消费社会》中认为符号本身是有价值的，即人们消费商品并非只是消费物体的使用价值，而是消费以承载于商品中所代表的社会地位和权力等因素来计价的符号价值，这种符号的价值区分和标示了消费者的社会地位、文化品位和生活水准。这是鲍德里亚构建消费文化的核心。
三、消费符号化——消费文化构建的消费行为
根据社会的发展以及消费所表现的形态，可以把消费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的消费是纯粹的物品消费，只看重物品的使用价值，以维持人们基本的生存需要;第二个层次的消费是交换价值的消费，即通过交换来表现自己富有，来证明自己的购买能力;第三个层次的消费是对符号价值的消费，要求在消费中突出商品的符号价值，即商品的文化内涵，以表现自己的个性和品位，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消费文化是人们在长期的经济生活中所形成的对消费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共同信念，是构建消费行为、培养消费偏好的一种文化规范。在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现代消费主义文化之下，第三层次的消费即对符号价值的消费成为一种趋势和主流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消费文化之下，最明显的一种消费行为就是消费的符号化。
消费符号化表现为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方面商品本身具有某种符号象征性，对这种商品的消费表现为对符号的消费;第二方面是人们把消费本身作为一种符号，通过消费这程来实现社会表现与社会交流。首先商品所具有的符号象征性导致了消费者对符号的消费。因此，符号的消费指在消费过程中，消费者除消费产品本身以外，还消费这些产品所象征和代表的意义、心情、美感、档次、情调和气氛，它是将消费品作为符号表达的内涵和意义本身作为消费的对象。这一点比较充分地体现在对品牌或名牌的消费上。其次消费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人们把这一符号作为区分身分、社会地位的依据。人们在消费时，对物品的选择其实是对依附于这些物品上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进行选择，人们通过消费这一行为使他们从一个社会阶层向另一个社会阶层迈进，或者在同一个社会阶层中进行比较。也就是说，消费不但是物质消费的过程，而且也是文化、交往和社会生活的过程，它是人们用以建立身份识别的一种途径。
参考文献：
篇(3)
将生态足迹分析方法用于地区可持续性评价的出发点就是:把地区的生态承载力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制约因素,探讨与人类活动相关的生态消费水平与地区的生态承载力之间的关系,以此确定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地区可持续性发展评价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揭示生态系统服务在供给与需求方面的空间流转于地域分异,不仅提供了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基线数据,而且是制定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政策依据。本文拟采用生态足迹分析方法,在对青海省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进行计算的基础上,评价了青海省可持续发展前景,并在可能改善的领域进行情景分析,探讨促进与改善青海省可持续发展的可能途径。
1.“生态足迹分析方法”的要点释义
1.1生态足迹的概念
人类依赖自然提供食品、能源的生产能力,同时也依赖自然吸纳污染物的能力。为了测度人类对自然提供的各种生态服务的消费是否在其承载力限制内,Wackernagel和Rees提出了“生态足迹分析”方法。生态足迹的定义:任何已知人口(某个个人、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的生态足迹是生产这些人口所消费的所有资源和吸纳这些人口所产生的所有废弃物所需要的生物生产性土地总面积和水资源量【1】。
1.2生物生产性土地
生物生产性土地是指具有生产能力的土地或水域。根据生产力大小的差异,地球表面的生态生产性土地可分为6大类【2】:化石能源用地、耕地、林地、牧草地、建筑用地和水域。理论上讲,地球表面的各种土地类型具有排它性,即只能用作一种用途,而不能兼有其他用途,如用作耕地的土地就不能同时用作建筑用地开发【3】。
1.3关键的技术参数
1.3.1产量因子
产量因子(β),又称为生产力系数。由于同类生态生产性土地的生产力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因而各地区同类生态生产性土地的实际面积是不能直接进行对比的,这就需要一个生产力系数将各地区同类生态生产性土地转化为可比尺度。生产力系数可以用评价地区的某类生态生产性土地的平均生产力与其世界平均生产力的比值来计算。本为计算采用的产量因子【2】:耕地1.66,林地0.91,牧草地0.19,水域1.00,建筑用地1.66。
1.3.2当量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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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报告还进一步明确了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任务。这个体系的提出,要求政府在开展农村文化工作中,以保障和实现公民的文化权益为出发点,以公共财政制度和必要的法律法规为保障,使广大农民在劳动之余,能就近享受文化服务的场所、场地;满足不同层次文化需求的活动内容;有接受培训、展示技艺的机会和条件;有创造文化的氛围和环境。目前,渔农村文化是舟山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薄弱环节,切实加强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培育渔农村文化市场,对于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构建和谐舟山,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渔农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构建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指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形成的普及文化知识、传播先进文化、提供精神食粮、满足渔农民群众文化需求、保障渔农民群众文化权益的各种公益性文化机构和服务的总和。它将文化建设与渔农民群众的基本权益紧密结合起来,不仅体现了文化事业发展以人为本的特征,而且凸显了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本质。因此加强本市的渔农村文化建设,构建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渔农村,构建和谐舟山的重要内容,也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紧迫任务。
1.1构建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建立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通过公共文化服务的制度基础、物质保障、人才队伍、基本载体等方面的夯实和建设,能有效实现文化事业的科学发展,增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直接促成了政府资源、社会资源、服务资源、管理资源、经济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设备资源、观众资源等各类文化资源要素的全面整合与有效利用,统筹城乡文化发展,针对海岛文化发展的现状和特点,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努力缩小城乡文化差距,从而促进了文化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2 构建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构建和谐舟山的内在要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不仅把文化建设纳入了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共进的社会进程,也凸显了文化在和谐社会中培育时代精神、体现人文关怀、实现文化权益、促进文化提高、完善人的全面发展的独特功能。目前,渔农村文化是我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薄弱环节。因此,构建完善的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充分发挥文化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塑造灵魂的社会教化功能,统筹协调不同社会群体对文化的不同需求,从而不断巩固和谐社会的思想文化基础。
1.3 构建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渔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构建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乡风文明”的重要载体和内容。新渔农村社区建设的主体是渔农民,如果没有全市渔农村群众的参与,建设渔农村新社区就失去了根本。因此,加强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当前新渔农村文化建设的关键,不仅能够传播科技、法律、市场知识,提高渔农民综合素质,满足广大渔农民“求富、求知、求乐”的综合性文化需求;而且对于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促进科学文明乡风的养成,维护农村稳定乃至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将发挥十分突出的作用。因此,加强渔农村文化建设,构建渔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本市新渔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全市广大渔农民的迫切愿望。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富裕起来的渔农民对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强烈。
同时,由于文化服务、文化产品不够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总体上还比较贫乏,存在着看书难、看电影难、看戏难等突出问题,广大农民的文化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加强渔农村文化建设,保障渔农民的文化权益,就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
1.4主要指标的计算方法
1.4.1生态承载力(EC)
将评价区域的各类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R)经产量因子和当量因子分别转化后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即EC=∑R×βjγj。其中βj为j类生态生产性土地的产量因子,γj为j类生态生产性土地的当量因子。
1.4.2生态足迹(EF)
通过汇总地区的消费数据,将其转化为相应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Ai),并用当量因子调整为世界平均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即EF=∑Aiγj。
1.4.3生态赤字或盈余
地区生态足迹如果超过了地区所能提供的生态承载力,就出现生态赤字;如果小于地区的生态承载力,则表现为生态盈余。地区的生态赤字或生态盈余,反映了区域人口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状况,生态系统的安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状况。
2.青海省生态足迹的计算与分析
根据上述的生态足迹的计算方法,本文对青海省2002年至2007年的生态足迹进行了计算和分析。
生态足迹的计算包括两个方面即生物资源消费足迹计算和能源消费足迹计算。生物资源的消费分为农产品、动物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共选择24项消费品种,根据世界平均的单产水平【5,6】,计算其世界平均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将其分类汇总可以得到消费的生态足迹占用。能源消费包括原煤、原油、天然气、汽油、柴油、液化石油气、电力的消费量,将其换算成标准能量单位,并参照世界平均的各种能源的单位面积(化石能源地)吸引热能量【5】,计算其生态足迹的占用。在计算生态承载力时,根据青海省土地利用类型,利用产量因子和当量因子将其转化为世界平均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它是青海省的实际生态承载能力。同时出于谨慎性考虑,在生态承载力计算时应扣除12%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面积【7】。因篇幅所限,计算过程未详细列出,只将计算结果列表如下:
3.评价与改善建议方案
从青海省2002～2007年的在整个研究时间序列中青海省的生态足迹需求均超过了生态承载力,生态赤字逐年增大,说明该青海省的生态系统不能支持人类对它的压力,地区生态处于强不可持续状态。为了减少人均生态足迹和增加人均生态承载力,促进青海省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应采取以下措施:
(1)提高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力。依靠科技,发展高产、优质的新品种。保护耕地,提高土地生产力,要鼓励农民对土地进行集约化经营,增加对土地的投入。
(2)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积极发展林产品,发展蔬菜、花卉等农产品的种植。加大对畜牧业的投入,来满足人们对畜牧产品的需求。
篇(4)
一、 论风险问题
斯蒂格利茨对风险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与罗斯柴尔德(M.Rothschild)在70年代早期合作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之中。
斯蒂格利茨在与罗斯柴尔德合作的论文《递增风险：定义》(1970)中，首先对风险的传统定义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新的定义方法。他们认为，人们通常用四种定义来说明一个随机变量(Y)较另一个随机变量(X)具有更大的风险(假定二者均值相同)，即：(1)随机变量Y等于随机变量X加干扰项Z(均值为零的噪音)；(2)每一个风险规避者更偏好X，即对一个凹效用函数而言，EU(X)≥EU(Y)；(3)与随机变量X相比，随机变量Y的概率密度函数在其尾部具有更大的权数；(4)随机变量Y的方差大于X。通过对随机变量的偏序进行检验，他们指出前三种定义是等价的，而第四种定义则与之不同。为了更准确地把握风险的含义，他们还对“更高的风险”给出了一个正规的定义，即如果一个随机变量的密度函数是另一个随机变量的密度函数加上一个“保持均值不变的差”(Mean Preserving Spreads)，则该随机变量具有更高的风险。其中，“保持均值不变的差”是一个均值为零的分段函数。斯蒂格利茨与罗斯柴尔德的这一定义，成为大多数论述风险问题文献的分析基础。
斯蒂格利茨在与罗斯柴尔德合作的《递增风险：经济影响》(1971)论文中，进一步对递增风险的经济影响及其具体应用进行了论述，分别就不确定性对储蓄收益率的影响、资产组合选择问题、厂商的生产问题和厂商多期计划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考察，其主要结论包括：(1)均方差分析方法一般会导致错误的结论、相关函数的凹行或凸性条件可以用阿罗-普拉特的相对和绝对风险规避概念进行表述；(2)厂商在不确定条件下的产出总是低于确定性条件下的产出，厂商对递增风险的最优反应是削减产量而非价格(这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石之一)。
这些发表于70年代早期的论文，奠定了斯蒂格利茨的学术地位、并部分地奠定他的研究方向和风格。有人曾经形象地指出：斯蒂格利茨的学术生涯，就是他关于风险和不完全信息的基本思想在整个经济学领域不断传播的过程。
二、委托-和道德风险、信息甄别、不完全竞争等理论
斯蒂格利茨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研究，直接导致了他对委托-及道德风险、信息甄别、不完全竞争等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既是它对前述分析工具和基本思想的理论应用，又构成了他对各种具体经济问题进行分析的立足点。
1.委托-和道德风险。斯蒂格利茨利用不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对委托-及道德风险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成果反映在其与阿诺特合著的《对道德风险的基本分析》(1998)、《道德风险与非市场制度》(1991)等论文之中。
斯蒂格利茨等认为，不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的存在会引起委托-和道德风险问题。由于人和委托人的利益和行为动机可能不一致、且存在非对称信息，因此，人的行为可能不符合委托人的利益。他们指出，即使发生这种情况(对委托人而言，人的行动并非最优秀的)，委托人可能仍然偏好人参与其中的结果、而非没人参与时的情形。例如在刑事审讯中，杀人嫌疑犯可能更偏爱雇用一个人(律师)所产生的结果(定罪为过失杀人)、而不是没有人时的结果(判处死刑)。当然，最符合委托人利益的结果(无罪释放)可能通过人的其它行动(例如向法官行贿、做伪证等)取得。由于委托人不能根据可观测到的信息完全推断人的真实行为，因而他对人的能力、人根据委托人的利益采取行动的程度等无法获得准确的了解。因此，斯蒂格利茨等将委托-关系的特征描述为：委托人由于部分非对称信息的存在而具有的风险的情形。
将努力函数引入分析模型，使得双方签订的合约对双方的偏好集和机会集产生了间接的影响、并使得市场活动更趋复杂。据此，阿诺特和斯蒂格利茨(1988)针对意外保险指出：“即使预期效用函数、努力程度与发生意外事故的概率的关系等基本函数是相当良好的，无差异曲线和可行集却也未必：无差异曲线不必是凸的、可行集必定不是凸的；价格-消费线和收入-消费线可能是不连续的；努力程度一般不是保险政策或商品价格等参数的单调函数或连续函数”。显然，不连续性将削弱人们对市场机制的自信。此外，他们认为非市场因素会使得道德风险问题进一步加剧。为此，阿诺特和斯蒂格利茨(1991)所得出的结论是：“当发生明显的市场失灵时，非市场因素至少部分具有克服市场缺陷的强烈动机”。
2.信息甄别模型。阿克洛夫的“旧车市场模型”和斯彭斯-的“劳动力市场模型”，分别对逆向选择的机理和信号传递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斯蒂格利茨则提出了信息甄别模型和保险市场模型，大大拓展了经济学界对逆向选择和信号理论的研究。
斯蒂格利茨在其所发表的《“信息甄别”理论、教育与收入分配》(1975)论文中，以“受教育水平”作为市场信号，对信息甄别的内在机制进行了研究。而在《质量依赖于价格的原因和后果》(1987)论文中，则考察了价格水平充当市场信号、并具有信息甄别作用的情形，尤其是对信息甄别问题给出了更一般的分析。斯蒂格利茨认为，价格水平除了传统经济理论通常所描述的作用外、还具有充当市场信号的功能-它传递信息并影响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在存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价格的变化具有两方面的效应：在信息不变的条件下沿着需求曲线的移动以及信息的变化引起的需求曲线本身的移动。例如，在保险市场上，愿意支付较高价格的投保者，往往具有更大的发生意外的可能性；保险公司可根据他们愿意支付的价格，将投保人甄别开来、并使不同类型的投保人选择不同的保险合同。
斯蒂格利茨的这类模型，具有四个突出的特点：(1)许多结论依赖于规模收益递增的假定；(2)所有模型均包含某种信息不对称；(3)当存在信息甄别时，某一市场价格上的供给和需求可能不会相等；(4)即使对于完全相同的商品，也会出现多种市场价格，即市场价格是一个分布、而非单一值。在信息甄别模型中，不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可能使得市场失灵，使得市场均衡偏离最优水平。它们在劳动市场、信贷市场和保险市场上的应用，则为新凯恩斯主义对自由放任的质疑态度提供了微观基础。
3.不完全竞争。对不完全竞争的分析是斯蒂格利茨的另一项重要学术贡献。他在一系列相关论文中均将厂商模型化为面对风险(产出依赖于随机变量)、市场结构(行业中的厂商数量)内生地决定及采用博弈论思想(进入战略和退出战略等)的生产单位。
斯蒂格利茨在其与迪克西特合著的《垄断竞争与最优产品多样性》(1977)论文中指出，外部效应、规模经济和分配公正，是导致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的主要原因。为此，他们提出了一个针对规模经济的垄断竞争模型，对不同假设条件下的市场均衡与社会最优的关系进行了对比。他们首先将规模经济问题巧妙地转换为产品种类和产品数量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在存在规模经济的条件下，通过减少产品种类、增加每种产品的产出数量，能够降低企业成本、节省社会经济资源；与此同时，产品种类的减少将使得消费者产品消费种类的减少，从而引起社会福利损失(消费者更偏爱消费的多样性)。由此，他们将规模经济问题变为产品种类和产品数量问题，且其社会福利性质依赖于消费者效用函数的形式(因为效用函数反映了消费者对产品种类多样化的偏好状况)。
为了反映产品种类的多样化在消费者效用函数中的作用，并体现产品替代对消费者效用、从而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构造了著名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效用函数”(后被人们引申为D-S生产函数，在现代内生增长理论、尤其是品种增加型或质量改进型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分别对固定替代弹性、可变替代弹性和非对称情形下的效用函数及其市场均衡同社会最优的对比进行了讨论。他们的研究表明：在固定替代弹性的情形下，垄断竞争市场的市场均衡和约束最优完全一致，即具有相同的企业数目、同样多的产品种类和产量；无约束最优拥有比市场均衡和约束最优更多的企业和更多的产品种类，但仍没有企业达到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因此，社会最优并不是将产出扩大到穷尽全部规模经济的情形。此外，他们还在固定替代弹性情形下，第一次严密地推导出了人们熟悉的张伯伦dd曲线和DD曲线。
三、保险市场、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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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源民族主义与国际能源安全的关系
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进行生产的主要物质基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与人类认识和利用能源的历史密切相关。在当代,能源资源及其开发利用,不仅直接影响着人类文明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引发的能源安全问题对世界经济安全和国际政治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同时,能源是现代经济的“血脉”,在社会经济体系中占据着突出重要的地位。
尹晓亮在《资源民族主义语境下日本能源外交的新策略》指出:随着资源民族主义日益膨胀,日本在能源外交之路上推出的新措施:一是快速提升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关系,以期进一步拓宽能源进口源;二是在保持与中东传统友好关系基础上,通过合作方式和合作项目等方面的策略创新,寄希望于深度强化双方关系;三是积极与中印等能源消费大国合作,以求提升国家形象。
关于资源民族主义与国际能源安全的关系方面,就我所能收集到的资料看,国内学者在这一方面研究出的成果是非常有限的。其中,王冠九在《资源民族主义与国际能源安全研究》中指出:资源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资源民族主义影响国际能源安全的途径和方式。同时,指出资源民族主义影响着国际能源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
二、近年来资源民族主义发展趋势
国内关于近年来资源民族主义发展趋势的研究性文章涉及较少,大多以时事报道为主。其中,在2012年7月4日的《世界金属导报》第F02版指出了资源民族主义的三个趋势:一是澳大利亚2010年提出的对采矿业征收资源超额利润导致世界上出现一连串连锁反应;二是许多新兴国家政府现在寻求首先在本国进行选矿而不是出口;三是许多新兴国家政府现在寻求确保拥有本国矿山的所有权。另外,2012年5月12日的《中国经济导报》第B03版中也提出资源民族主义扩散的趋势:“以往资源民族主义多出现在非洲国家,然而目前这一趋势正在向发达国家扩散。”
三、资源国新“国有化”对油气输出国加强对其战略资源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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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生 网络消费 成因 对策
中图分类号：F7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5-0107-01
引言
近年来，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网络消费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大学生作为网络消费中的主要群体，本论文主要在网络消费背景下大学生消费存在的问题和大学生消费观培养的必要性和成因分析和对策，有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网络消费观[1]。
一、近年来大学生网络消费概况
本论文通过发放问卷的形式随机抽样调查了300位红河W院的在校大学生网络消费观的问卷调查。根据网络消费问卷反映出大学生的网络消费结构和消费趋势[2]。通过对红河学院的在校大学生的调查问卷显示：
87%的大学生有过网络消费经历。由此可知，大学生在网络消费群体异常庞大。在网上购物的被调查者中选择结算方式时，73%的人喜欢选择在线支付，货到付款也占有17%的比例，在线支付主要通过支付宝、微信红包、银行汇款共占。
在网络购物中，消费最高的前四种商品依次为图书31%、运动和休闲产品32%、电脑及相关产品11%、音像制品26%网上购物与传统形式的购物有着时间与空间的差异。大学生网络消费认为有物美价廉52%，跟所说的一致，货真价实17%，但也有被网上卖家欺骗的。购买物品后，对购买的商品的满意程度有26%的人感觉一般，满意的有27%。
二、大学生网络消费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在了解当代大学生的消费概况的同时，不难看到一些问题也随之滋生。例如：在网络消费调查显示当代大学生普遍存在网络攀比消费和盲目消费严重、超额、超前的个人享受主义消费模式、网络消费中风险意识低等一系列的问题。
大学生在网络消费中，攀比消费和盲目消费严重。很多同学选择超额、超前的个人享受主义消费模式。由于大部分大学生有自我的独立意识（与众不同和“寻找自我”），大学生对于时尚的消费抵抗力低，有一部分同学购买大量的高额消费品，由此可见，大学生的消费观存在极大的问题，个人享乐主义泛滥，不懂得正确区分消费需求和价值。大学生盲目消费是由于经验不足，消费目的不明，决策失误主要表现在不理解哪些方面需要消费，哪些方面不需要消费，为什么要消费等问题上认识比较模糊，不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合理安排消费。
网络消费中的交易方式和传统消费的交易方式存在明显问题[3]。在传统交易方式里，是钱货两清的交易方式，内容是可靠安全和有明确的法律保障的；而网络消费是利用互联网视图进行的交易模式，其存在很大的虚拟性。
政府对网络消费的监管力度和制度保障不尽完善。由于网络的自由和开放，相应的网络安全隐患随着产生，在网络发展的不成熟阶段，政府缺乏对网络商品的监察力度，缺乏对网络企业信誉的监管 相关的法律制度不够健全，“由于企业网络营销及电子技术发展的先进性和超前性，网络消费的发展是广阔的，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三、网络消费观存在问题的对策
通过理解当代大学生在网络消费中存在着四个问题，根据其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解决大学生网络消费中存在问题的对策[4]。
1.培养大学生合理的消费观念
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大学生应该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加强正确的网络消费就必须加强自我教育，树立合理理财的自我意识，应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1积累消费经验。在日常生活中，学会积极主动了解消费常识；在消费过程中，自己要注重积累消费经验；在消费之后，应该注重售后服务的基本问题。
1.2学习消费知识，加强自身理财能力。要积极参加社会和学校举办的各种关于消费方面的活动，从中学习消费知识。从而不断强化自身的消费意识。
1.3提高法律意识。作为互联网时代大学生，要积极主动学习消费方面的法律和法规，加强自身的法律基础，提高维权意识，不要让自己成为新时代的法盲。
1.4遵循正确的消费原则。做到量入为出，适度消费，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大学生在日常的消费过程中的要坚持以下几个原则：消费有度原则、消费计划性原则、消费主导性原则和消费自立性原则，通过这些原则来规范自己的消费行为。
2.高校增强网络消费教育
首先，加强高校的校风、学风建设，营造良好的校园学习环境。高校加强校风和学风建设，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潜移默化中将会对大学生的消费行为产生影响。整顿校园环境是从客观上给大学生创设了培养正确消费观的环境。其次，开设网络消费安全课程。提高大学生的网络消费的风险意识，以确保大学生在网络欺诈中争取有效权益。最后，老师加强对大学生进行消费观教育。对大学生从思想上进行改造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就显得更为重要，具有更加长远的意义。
3.父母培养子女经济独立的意识
首先，家长在注重培养孩子的自立精神时，还应该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放手让子女从小事做起，使孩子在与社会的接触中更快的适应新环境。其次，家里独生子女的家长与孩子合作制定完整的消费计划。最后，父母应该减少孩子的过分依赖感。从小培养子女的独立意识。
4.加强网络消费保障
首先，充分利用大众传媒优势作用。加强对有用的健康的消费信息的宣传，对大学生在消费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解决，为大学生提供消费参考意见，加强大学生的网络消费常识。其次，发挥网络资源优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的过程中要积极发挥因特网的资源优势。最后，网络消费交易的安全问题，网络消费目前还处于新的领域，国家对网络消费还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所以国家应加强法制管理，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条文。一方面约束商家的行为，杜绝虚假的信息来欺骗消费者，一方面要规范网络交易规范，是在个人信息操作方面，提高网络安全性，让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可以得到保障。
参考文献
[1]韩小红主编《网络消费行为》，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
[2]吕佳奇《大学生网络消费现状调查和研究》沈阳农业大学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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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性；多元；跨界；文化中国
什么是“现代性”？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整体性变迁，人们的生活世界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而在此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转变背景中，作为现代社会的根本精神，“现代性”便成橹泄学界讨论任何问题都无法回避的知识背景。
这一名词在当下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频频出镜，影响几乎已经辐射到了整个学科研究领域――自90年代以来，可以说，绝大多数现当代文学研究著述中都使用到了此概念。然而进入实际运用中，这一概念却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统一的标准，往往显得大而无当，指代模糊不清，且常常被泛化、乃至被误用，如温儒敏就曾批判过当下学界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1]。这一问题甚至体现在了海外汉学界对“现代性”概念的研究中，一如论文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2]所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一种对“现代性”的“本质性的拜物癖”现象。
针对这一学界现象，美国罗福林（Charles A.Laughlin）教授以消除现代性研究中简单的二元边界为主旨，凭借一种广泛比较的全球性眼光，取鉴多元，听取各方声音，主编了一本名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的论文集。论文集中汇聚了北美汉学界12位年轻学者的论文成果，从小说、戏剧、电影和文学史等多个视角，探讨中国“现代性”的迷思，展现了中国文化生产者所开拓出的与西方经验所不同、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有的现代性。从该论文集中也可以管窥美国汉学界现代性研究的一些思路。
一、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也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关于“现代性”的概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谢立中教授曾专门著文《“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3]，来一一阐明“现代性”（modernity）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现代”（modern）、“现代主义”（modernism）、“现代化”（modernization）等词的界定问题。谢立中教授在其文章中指出，在西方文献的实际运用中，这几个词的涵义常常是模糊不清，互相混淆的。可以说，“现代性”这一范畴在西方近两三百年的发展积累过程中，几乎已经可以用于包含所有的东西。对于究竟什么是“现代性”，研究者们都基于自身的立场和语言背景，而引发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由此可见，一个统一的定义是不可能的，而且研究者无论侧重哪个方面，都会有片面化之嫌疑。
因此，当代学者纷纷开始尝试从多元的角度解读现代性，甚至产生了“多元现代性”（mutiplemodernities）这一新概念。“‘现代性’作为一个能包容各种异质因素的观念，它的使用可以说打破了多年来人们所习以为常的一元论文学史完整图景，各种差异、悖论、矛盾得以发掘呈现。”[4]正是因为现代性具有“不断更新”（continuous renewal）的本质，才能使得“现代”这一概念能够在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中，与“传统”分裂开来。
然而往往在此类对于现代性的认知中，因为理论本身非一元化的特质，导致“现代性”最终被当成了一种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即被称作是“无边的现代性”的理论隐忧。在此类研究中，甚至还产生了许多自相矛盾的悖论。例如类似于60年代兴起的许多“革命样板戏”的“现代性”意义，在今天的文学评论中，有批判和“红色经典”美称两种评价并存的讽刺性对比。[5]
故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多元的现代性”的研究到底该如何展开，是一个值得人思索的话题，这也是罗福林论文集所尝试解决的问题。
二、论文集内容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缘起于200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一次题为“有争议的现代性：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视角”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的不同议题和学术报告都显示了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共同发展趋势：打破传统的二元法研究方式，从概念和方法论上重新架构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集的核心观点认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不应该再被各种传统的分野所束缚，历史的宏大叙述和日常经验的对立，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中国本土与海外侨民的对立，城市和乡村的分解，性别的区分，社会阶级的差异，甚至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的区分，所有这些二元分界都是可变、可商榷的，是应该被重新审视的，并意图探索各种传统二元分野中的互动和流动性。论文集分为“重写文学史”，“日常生活的末日启示录”和“全球资本下的道德主体”三个部分展开。
作为一本论文集，本书最重要的思想倾向表现在罗福林教授所撰写的前言及文集选材、编撰上，虽然本书中收录的所有论文，可能并没有完全表现出罗福林对中国文学的整体认知和重新整合。但是此论文集的诞生，仍体现了一种具有启发性、值得继续的尝试。尤其是罗福林教授所作的序言，更是对北美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的过去、现状和未来作出了精彩的论述。
在序言中，罗福林着重强调“现代性”这个词在1989年之前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很少使用，它是个来自于西方的名词；同时因为受到对西方的推崇，在中国，“现代化”与“西方化”的意义往往不自觉的被等同了。借用爱德华.萨义德的理论，罗福林指出因为本身可以说是一个有东方主义色彩的运动（强调西方文化霸权，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落后的惯性思维），以及五四一代相关的理论造成西方汉学界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的特殊心理，形成了双重“东方主义”[6]的认识局面。因此便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要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现代性，同时避免将现代性与西方化等同，避免受到西方霸权文化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告诉我们，或许应当拓展视角，将文学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加以全球化的眼光来进行解读。例如本部论文集中，各位作者的研究范畴十分多元，无论是现代性理论、研究现象，还是含有现代性因素的文本以及现代性文化（城市、影像、流散文学）都是他们的研究对象。
第一部分的标题是“重写文学史”，罗福林借用了这个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盛行于中国学术界的概念。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海外学者，“重写文学史”的目的都是为了打破以五四文学传统为正宗的“经典”书写模式，来重新拷问、思索和发掘那些在历史书写过程中长期被忽视、低估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进而重建动态的文学世界。文学史需要被重新审视，但是该“如何”重写则是本书关注的重点所在。
在这一部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借用弗洛伊德的“拜物癖”理论，提出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起，在美国汉学界所迷恋和依赖的几个重点大词汇中，“现代性”是最突出的一个。文学现代性常常被定义为一种始于五四时期的一场与“传统”的裂变。这些研究往往接纳欧洲的理论结构，总是事先假设中国存在一种庞大、并且坚如磐石的中国传统，然后，再把这一传统与现代文学相对立起来，而无视中国文学中存在的真实文本。此外，由于是以西方的文学经典为参照系，早期汉学家不得不时常为他们所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充满“次等作品”而发出嗟叹，忧国忧民的感叹中国的伟大作品少之又少。
而杨晓滨（Xiaobin Yang）则是从中国学界对“后现代”这一热门概念的讨论出发，揭示出这类对于中国“后现代”先进性的鼓吹，其实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对于“现代性”的戏仿和解构，仍体现出一种历史目的论的旧有观念。因此，杨晓滨在此后提出用“后毛邓”理论，来强调中国式的“后现代”在全球“后现代”话语中独特性。
“重写文学史”也体现在用颠覆性的视角和理论来挑鹬髁鞴勰睿而女性主义研究就承担了这一作用。如杜林（Amy D.Dooling）对白薇与文学左派的研究，不仅使那些被公众和学术遗忘的作者重回历史的舞台，也纠正了我们对中国现代妇女的认识。杜林认为以白薇为代表的女作家标志着妇女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中逐渐发挥作用的开始，因此，她更强调“创作的女性”，而不是“女性的创作”。她的研究强调的是从现代性出发，重新思考，甚至重新定义什么是女性，展示了在男权社会中”新女性”如何形成的过程。梅根・费里（Megan M.Ferry）的论文则阐释了现代文学是如何借“女性主义”，把女性作家整合到民族、国家话语之中的。邓津华（Emma J.Teng）则试图在她的论文中跳出中国内地文学的范围，在更广阔的地理观念上探讨什么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到底是一个政治、文化、语言概念，还是一个种族概念？有“中国性”的中国台湾、海外华人社会、非中文的华裔文学到底算不算是“中国文学”？她的论文几乎打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新兴中国流散文学之间的界限。
所有的作者在本节抵制、解构了那种对于本质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痴迷，即所谓“中国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经典”、“华人”或“新女性”。这种反本质主义的实现本身，可以说是从某种层面上实现了“重写文学史”的目标，而不是组建成另一种拥有“另类”外表的现代性。
本书的第二部分从历史的宏大叙述中拯救对“日常生活”的表现，同时也结合了1989年以来文学创作和日常体验中所折射的末日感。人们对清末以降文学创作与活动的研究与书写，常常局限在黑格尔的历史目的论中，或者过于强调物质基础的决定作用，重视“大历史”的书写，而忽视了个人的、私人的、日常的经验。在论文集中看来，历史一样可以从个体的角度来理解，张恨水、张爱玲等人的创作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对20世纪末小说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在现代性中发掘世纪末情怀的意图，他在“历史小说”中看到的就是一种历史的重复性或毁灭性。康开丽（Claire Conceison）的论文则研究了留学生话剧《大流放》新颖、怪异的表现形式，以及导演借助表面肤浅、戏谑的形式所表达的对个人危机和文化冲突的深刻思考。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台湾电影和戏剧也常常表现历史大背景下的个体经验。柏佑铭（Yomi Braester）的论文则探讨了赖声川、蔡明亮和杨德昌电影中的台北市――与城市一起拆毁的不仅仅是集体意识，更是对身份的毁灭。但另一方面，当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的分野消亡，当城市的公共与私人的边界不再分明时，可渗透性提供了另一形式的重建。与这部分其他几篇论文相呼应，吴文思（John B.Weinstein）的研究强调李国修和他的“屏风表演班”其实是在以笑和幽默来应对后“解严时代”台湾那些惊人的发展和变化，并再次说明在李国修看似轻松的系列喜剧中，缓缓呈现的其实仍是不可忽略的末日景象。
本书第三部分更进一步表现了对于日常生活和个体行为的关注。这一部分的三篇文章都将个体作为道德与非道德的竞技场，关注对那些边缘化的、不合常规的个体的书写。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个体的选择可能符合历史的走向和发展，更可能与历史的发展相逆；个人对道德价值的认知可能与社会、国家认可的道德价值相左。王玲珍（Lingzhen Wang）的文章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作家充满自传色彩的创作，认为这一时期的写作以“消费性”为手段，共同表现了一种重新定义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探求自身欲望和主体性的特点。魏若冰（Robin Visser的研究关注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都市小说中所展现出的私人与公共领域的伦理道德困惑、变化与暖昧性。桑禀华（Deirdre Sabina Knight）则以个案研究的方式重读了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从启蒙和人文主义的视角来审视许三观的道德困境。
本书的三个部分共同体现了西方汉学界中国现代性研究的多元性，历史、虚构、民族、流散、性别、情感、日常生活、历史……的边界被打破。通过跨界，多重话语在这里对话、融合、共生，有着鲜明的跨文化、跨学科、跨语际交流的特征。在论文集中，为了避免跨界中“无边的现代性”情况的出现，罗福林和论文作者们选择使用一个与历史无关的标题――“文化中国”去将这些离散的现象捆绑在一起。
可以说虽然学术背景、出场语境、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等仍存在着差异，但在以对话与交流为主调的当代，打破观念性、时间性、空间性的自我设限，寻求跨地域、跨科际的学术整合，早已成为一种必须而且可行的研究路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这一论文集表现了一种新兴的现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景观的轮廓――一种不再仅仅是补救或补漏的术语定义，而是代之以概念重构，挑战或颠覆了传统的假设和框架。总之，正如罗福林在前言中所说：“这个会议主要是关于用什么样的手段来绘制和协定这些边界，对我来说，这件事本身就是打开这一领域历史的新一页。” 虽然论文集中所提及的关于现代性的问题可能尚有很多仍然悬而未决，而且所谈论的中国现代文化的源头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文集总当前的讨论已经为制定了进一步如何解决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复杂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试金石。
⒖嘉南祝
[1]参考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第110～118页。文中提及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会导致三个“危险”：一是现代性被当作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其理论向度被无休止的夸大和扩展，成了“无边的现代性”。再者，这类现代性探寻的出发点与归宿都主要是意识形态批判，文学不过是这种批判的材料或通道。其三，现代性研究中被反复引证的某些基本概念会在不断重复的论述中定型成新的简单化的模式，进而束缚对复杂丰富的文学史现象的想象力。
[2]见罗福林《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中第17页，福格斯所作《现代性的修辞和恋物癖的逻辑》（The Rhetorics of Modernity and the Logics of the Fetish）一文
[3]谢立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05期
[4]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