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精品(七篇)
时间：2022-04-19 15:01:15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一、问题的提出
世界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一体化的历史。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带动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不可能仅仅依靠本国的资源、资金、技术、人才、信息和市场，从生产活动到资本运动再到生产要素的移动都突破了国家的疆域，实现了国际化。
在这种国际化的浪潮中，区域性的国际经济一体化是国际化的重要表现。这种区域性的国际经济一体化最初起步于二战后的50年代后期。它首先出现于西欧，随后，拉丁美洲、亚洲、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也纷纷效仿，在短短几十年间已经遍及世界所有大洲和各大重要区域，以至于哈伯勒（Haberler,1964）将我们的时代概括为“一体化时代”。
在经济一体化这个炙手可热的舞台上，跨国公司当仁不让地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扮演着世界生产组织者的重要角色，并且伴随着一体化进程而迅速壮大。进入21世纪，跨国公司的发展更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据2003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与出口竞争力》披露，主宰全球经济局面的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公司。
随着国际化大生产的发展，跨国公司作为跨国投资、经营和管理的组织载体和国际市场的行为主体，在经济生活国际化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相比较而言，联系各国经济的传统渠道，如商品和劳务的进出口的重要性正在日益相对下降。因此，不论从全球范围来看，还是从某一地区来看，跨国公司都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对旨在加强区内各国间分工与合作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分析，就不能不涉及到跨国公司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二、跨国公司是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
纵观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一条极为有趣又极为重要的线索：现代世界的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是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上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是由微观层次上的企业生产一体化和宏观层次上的国家政策协调一体化导致的，国际经济一体化正是这两种层次上的一体化的统一。前者可以称为功能性的一体化，后者可以称为制度性的一体化。
微观层次上的企业导向型的一体化，指的是以跨国公司作为主导力量而推动的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跨国公司利用地区区位优势可能带来的规模效益进行跨国界的投资生产等活动，它的这些活动必然会对该区域内的国家的经济生活产生影响，促进和加强该区域内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这种跨国公司导向型的一体化是企业行为的结果，是跨国公司在全球发展的客观结果，是功能性的一体化，而不是由政府行为造成的。
而所谓宏观层次上的政策协调导向型一体化，是指地区内各国政府间在政策上通过协调，建立超国家的协调机构，推动成员国达到经济一体化的状态。这种一体化主要是通过建立国际性的经济协调组织，人为地消除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非贸易壁垒，甚至制定统一的对外关税，来实现各个成员国之间贸易、人员、资本以及各种生产要素地自由流动，达到本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目的。这种政策协调导向型一体化的重要特征，就是制度性机构的一体化先于实际的企业生产一体化。
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和政府都是推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这两种推动力量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能促进了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推动国际分工的深化和规模经济的实现，推动生产要素价格在全球范围内的均等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向前发展。DunningandRobson（1988）指出，通过跨国公司运作的跨国商业一体化和地区性经济一体化之间有着本质性的关系。这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跨国公司作为微观层次上的组织，是通过自身的行为和市场的力量，以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为主要形式，通过从事国际规模的生产和销售来代替通常的商品出口来推动经济一体化的。而政策协调导向型的一体化则属于宏观经济一体化的范畴，是成员国政府基于自身的需要，通过签订协议为生产力和生产要素在本地区的流动和扩张扫除障碍，促进本地区分工深化和创造本地区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合作与一体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都是二战后世界经济中的重要现象。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随着这两种现象的繁荣发展，学术界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对这两种现象的研究基本上是相对独立进行的。邓宁撰文称，迄今为止，人们很少尝试将这两种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系统的分析二者之间的互相影响；有关这一问题的经验资料的搜集也是很不够的。
作为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微观主体的跨国公司，它的行为在客观上必然会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那么，跨国公司的微观行为，究竟如何影响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跨国公司的行为又是通过哪些渠道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产生影响的呢？笔者认为，对上述问题在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认真的研究并做出回答，正是写作本文的目的所在。
三、跨国公司的市场行为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1.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生产一体化
国际分工是指世界各国之间的劳动分工，也是世界各国之间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它是社会生产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是一国内部的社会分工超越国界向纵深和广阔方向发展的产物，是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分工主要是宗主国与殖民地、工业国与初级产品提供国之间的以国家为主体的分工，二战后的国际分工随着国际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向深度和广度上扩展。
二战后，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的配置、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间生产要素的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来实现的。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合成为“不可分”资源、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生产要素禀赋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全新的更强大的生产能力，并将国家间的生产分工和协作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为企业内部的分工与协作，通过跨国公司的全球性经营活动，引起世界各国生产、交换、分配等各方面经济联系的不断融合和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发展进入了复合一体化阶段。在复合一体化战略下，跨国公司在生产经营进行细分，如研究与开发、采购、零部件生产、加工、装配和财务等，并将不同的生产经营职能配置在公司整体需要且最能发挥作用的国家或地区，形成跨国界的价值链。设在世界各地的跨国公司子公司与母公司、其他子公司互相配合，执行整个公司的某项或全部职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母公司与国外子公司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小，跨国公司更多的不再是一个层级结构，而是一个网络结构。例如，美国福特公司的菲斯塔(Fiesta)汽车在欧洲的生产组织情况就是一种典型的区域性网络化生产，欧洲福特公司设在英国不同地方的子公司分别生产充电器、配电器、仪表盘、油表、水表、插座、火花塞和绝缘器等;在比利时亨克生产车身部件、车轮；在德国维尔弗拉特生产变速器、引擎；在科隆生产车身底盘；在法国波尔多生产变速器；最后在西班牙巴伦西亚和德国萨尔路易进行组装，产品主要供应欧盟市场。不仅如此，福特公司还逐步将其部分研究设计、人员培训等职能配置在不同国家，建立起复杂的国际一体化生产体系。
由此可见，战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是全球范围内一体化国际生产体系建立的主要因素之一。
2.跨国公司的并购推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
跨国公司因为寻求资源的最佳配置、跨越各国的贸易壁垒等原因，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不同地区设立了生产机构。这种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和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的加深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战后欧洲的经济一体化就和西欧跨国公司在本区域内的直接投资有着密切联系。以英国、德国为例：1962年～1988年间，英国对前欧共体的直接投资增长了19.2倍，而同期对全球直接投资总额仅增长6.1倍。德国的跨国公司多年来一直把前欧共体视作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投资比重大体维持在30%左右，投资总额从1976年的15.8亿马克上升到1988年的64.5亿马克。与此同时，英国和德国也成为欧共体其他成员国资本投资的热点地区。1962年～1978年，前欧共体公司(不包括石油公司、银行及保险部门)对英国的直接投资从1.34亿英镑提高到20.32亿英镑，年均增长18.5%,比同期外国公司对英国直接投资总额年均增长率高出5个百分点。1986年，前欧共体其他成员国对英国的直接投资额为24.41亿英镑，1989年上升到45.78亿英镑，分别占同期英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50.5%和53.6%。1962年～1985年末，前欧共体对德国直接投资累计额达294.8亿马克，占同期全部国家在德国直接投资总额的39.1%。
正是这种跨国公司的区域内部的交叉直接投资，将传统的国家间分工转化为企业内分工，加深了区域内各个经济实体之间的协作的依赖，为日后政府间签订经济一体化条约提供了内在的经济凝聚力。因此，跨国公司在区域内部的直接投资对该区域的国际经济一体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3.跨国公司通过对区域内的直接投资促进区域内外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进一步扩大了区域内的贸易量
由于国内市场的狭小制约了规模经济效益的发挥，随着企业跨越国界的扩大经营，区域内相互投资增加，贸易量也会随之增加。因此，国际区域内各国相互之间的贸易流量的大小是理解该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主要因素。
我们以欧盟为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跨国公司在欧盟内相互投资的增加，欧盟内部贸易额也持续增长。有资料显示，欧盟内部贸易额占当年贸易总量的比重逐年扩大，从20世纪60年代的34.5%上升到2000年的64%，几乎翻了一番。
4.跨国公司对区域内的投资深化了区内市场
比较优势、国际分工和规模经济仅仅是形成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的潜在条件，而拥有一个巨大的或潜在的购买力市场，则可以将潜在条件转化为现实条件。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投资是自己与东道国之间的互利互惠，区域内的大规模相互投资将使区内市场深化和扩大，从而使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得以加深。
5.跨国公司的发展加剧了世界市场的垄断和竞争，而当代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正是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外在动因之一
20世纪70年代以后，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扩张，它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其他经济组织。目前，跨国公司已控制超过40％的世界生产和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90％，其贸易量超过全球贸易额的三分之一，并掌握了世界上80％的新技术和新工艺，垄断了75％的国际技术贸易，在国际金融领域和劳务领域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显然，今天的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上大部分的原料贸易、制成品贸易和技术贸易。因此可以说，今天国际市场竞争已经主要体现为跨国公司之间的激烈竞争。
这种日趋激烈的竞争，使一些经济实力薄弱的小国和发展中国家，难以承受国际市场上的剧烈变化。因此，它们一方面要组建本国的跨国公司，另一方面有必要与实力雄厚的经济大国结成联盟，彼此协调。那些实力雄厚的经济大国为了进一步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保持其在某一领域的垄断优势，也需要联合中小国家的力量，协调行动。
四、结论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确实对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强大的促进作用。
跨国公司通过对区域内的直接投资，趋同了国际经济规则、促进了区域内经济活动的国际化、扩大了区域内的贸易量、深化了区域内市场、加剧了世界市场的垄断和竞争。通过这一系列的方式，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加速了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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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战后以来，区域一体化蓬勃发展。根据WTO统计，截止到2005年11月12日，向WTO及其前身GATT通报备案的区域贸易协定中仍然生效的总计达142个，其中101个是1995年1月WTO成立后备案的。在所有WTO成员中，除蒙古国以外，其他都是一个或多个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当事国；协定当事国之间的贸易额占到全球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世界经济诸领域、世界经济的总体格局以及国际经济秩序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区域一体化过程在全球展开，形式日益发展，排他性日益减少，合作领域日益扩大，从而为全球一体化的最终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论文在阐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对美国和拉美对组建美洲自由贸易区各自所抱的动机及各自经济一体化的进展情况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接着对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程及其进展受挫的原因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最后分析了美洲自由贸易区的组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并指出了我国应该采取的几点对策，即调整对拉美出口产品的结构，利用好拉美现有的区域市场优势，与拉美一些国家先行建立自由贸易区，尽快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加速发展。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美洲自由贸易区；影响对策
引言
战后的世界经济是以贸易、生产、金融乃至经济政策趋向全球一体化为特征的，而这种一体化又首先以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形式表现出来。20世纪50年代以来，区域一体化的蓬勃发展对世界经济诸领域、世界经济的总体格局以及国际经济秩序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区域一体化过程在全球展开，形式日益发展，排他性日益减少，合作领域日益扩大，从而为全球一体化的最终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论文在阐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对美国和拉美对组建美洲自由贸易区各自所抱的动机及各自经济一体化的进展情况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接着对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程及其进展受挫的原因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最后分析了美洲自由贸易区的组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并指出了我国应该采取的几点对策。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理论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新现象。它首先出现于西欧，其后，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也纷纷仿效。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涵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维纳（J.Viner）于1950年在《关税同盟问题》一书中首先引入了现代关税同盟的理论。这一理论成为当时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核心。
在维纳提出现代关税同盟理论之后，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J.Tinbergen,1954年)第一个提出了经济一体化的定义。他认为，经济一体化是指有关国家贸易的自由化，并将经济一体化分为消极一体化和积极一体化。他认为，消除歧视和管制制度，引入经济交易自由化是消极一体化；而运用强制的力量改造现状，建立新的自由化政策和制度为积极一体化。
英国经济学家宾德(J.Pinder,1959年)引申了牛津字典关于“将部分合成一体即一体化”的解释，指出经济一体化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不仅允许商品在它们之间自由流动，而且还允许生产诸要素自由流动，为此消除各国在这些方面存在的各种歧视，做出一定程度的政策协调。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B.Balassa,1962年)在其论文中将经济一体化定义为既定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状态。作为一个过程的一体化意味着取消国家间的经济歧视，强调了动态性质；作为一个状态的一体化意味着国家间不存在各种经济歧视，强调了静态性质。
前苏联学者马克西莫娃(Maximova,1976年)提出的有关经济一体化的定义认为，一体化是国家经济间发展深层次且稳定的生产分工关系的过程；是具有同类社会经济体制的国家群体框架内的国际经济实体的形成过程，这一经济一体化过程显然由统治阶级所操纵，因而，也是一个商品政治化的过程。这一定义更多的是从政治经济学出发，而不是从国际经济学出发的。
霍兹曼(Holzman,1976年)强调，一体化是一个成员国家间相似产品和同类要素价格一致化的状态。也就是说，经济一体化是成员国间在有关便利的制度支持下货物、服务和要素流动无障碍的状态。这一认识实质上将区域一体化的讨论由关税同盟进一步引向了共同市场的层次。曼尼斯和素迈(Mennis和Sauvant,1976年)的研究则将经济一体化同产业部门的融合，政策和行政的统一联系起来。
马洛和蒙蒂斯(Molle，1988年)强调了经济一体化中传统经济地理因素的重要性。派内克(1988年)的研究则提出了一体化同开放经济及经济相互依赖等观念的差别。
总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定义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演进的。这一定义所揭示的内涵在于：首先，区域经济一体化最显著的标志是成员国之间关税等贸易障碍的消除；其次，谋求最佳的国际生产分工是一体化的根本原则；最后，区域一体化的出发点是使每一个成员国能获取比单独一国时更大的利益。
我国国内的学者们也对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概念进行了深入探讨。我们对于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概念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的产品和生产要素可以无阻碍地流动和经济政策的协调，一体化程度的高低是以产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差别或范围大小来衡量的，从而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也有不同的形式。区域经济一体化指的是：在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推动和各国谋求国民经济持续发展主观努力的综合作用下，特定区域内的国家或地区通过达成经济合作的某种承诺或者组建一定形式的经济合作组织，谋求区域内商品流通、要素流动的自由化以及生产分工的最优化，直至形成各国经济政策和区域经济体制某种程度的统一。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形式
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其不同的组织模式。以一体化的目标高低为序，最低层次的是“自由贸易区”(FreeTradeZone)。在这一组织形式下，区内各国取消内部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成员国的对外贸易等各项经济政策仍保持独立。
在自由贸易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关税同盟”(CustomsUnion)，同盟内部除了商品自由外，最关键的是建立统—的对外关税，从而在对外贸易政策上取得某种程度的一致。
较关税同盟再高一层次的是“共同市场”(CommonMarket)。除了统一贸易政策外，各国间还实行各种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的自由流动。
“经济同盟”(EconomicUnion)更进一步在超越交换关系安排的基础上，将协调机制延伸至成员国国民经济的几乎所有领域，在财政政策、金融政策、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等方面达成一致，并谋求建立基于成员国部分让渡的超国家协调管理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高形式是“完全的经济、政治一体化”(FullEconomic&PoliticIntegration)，最终形成一套放大至区域尺度的“国民经济体制”，超国家的管理机构享有相当充分的超国家，从而拥有区域内各国所认可的经济、政治、社会诸领域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过程中，除了以上各项谋求不同层次制度性安排的组织形式外，还出现了另一类更关注功能性目标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形式，即所谓的“开放的地区主义”的合作方式。其特征首先是开放性，即在谋求区域内的经济合作、经济互补和经济融合中反对对区外国家“以邻为壑”；其次是非体制性安排，即支持为达成经济一体化开展国家政府间合作和设立一体化的辅常设机构，但反对组建超国家的管理机构和让渡。
篇(3)
论文关键词：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产业转移，利益协调
在经济全球化的有力推动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再起。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无论在一体化的程度上、经济联合组织的数量上和规模上，还是在一体化的体制、机制上，都得到了新的发展。京津冀作为我国北方的中心经济地带和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层，必然要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进行发展。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相比，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仍处于初级阶段，发展差距较大。因此，推进京津冀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对我国北方地区乃至全国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涵义、发展机制和条件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涵义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不同的空间经济主体之间为了生产、消费、贸易等利益的获取而产生的市场一体化的过程，包括从产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等)到经济政策统一的逐步演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状态与过程、手段与目的的统一，是在区域战略的指导下，通过区域规划、区域政策，加强区域间的协调，实现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格局优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上的合作与协调，如何实现区域贸易自由化，如何实现跨界资源的联合开发等。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思想的指导下产业转移，政府应把重点放在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基础设施上，鼓励企业组成跨行政区企业集团或企业联合体，推动资源、生产要素在地区间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消减地区间、行业间、所有制间经贸发展和企业联合的障碍。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机制
1.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力机制
从发展的角度看，各个地区为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与合作而走上一体化的道路，必然有其内在的动力机制。
(1)经济一体化的互补性与竞争性。区域经济之间的贸易效应和生产积聚效应使区域内部的消费者能够得到更多的多样化和个性化的产品，这就是一体化的消费效应，消费效应又成为生产效应与贸易效应正反馈的加速器和调节器，不断促进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深化。如果区域经济之间存在现实的竞争性，会由此引发空间经济主体之间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同时也导致了一体化相关的生产要素新的积聚与扩散，也会使一些与被替代产品相关的生产要素重新开发新的产品，资源配置更佳，这不仅有利于内部效益的扩大，而且有利于强化区域竞争优势，提高一体化区域对外的竞争。
(2)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规模经济性。一个比较大的区域规模一般拥有较大量的区域生产要素，通过实施一体化，诱发生产要素的积聚与扩散，资源重新配置，容易产生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技术、自然资源等）的规模效应（突破瓶颈要素的限制，创建新的产业，开发新的技术，开拓新的市场等），提高要素之间的替代强度，降低产品的边际成本。
(3)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交易成本机制。主要包括关税降低、可接近性和行政经济。关税降低产生大量贸易，必然诱致一体化的贸易效应以及相应的消费效应和生产效应。可接近性的影响因素包括地理距离、经济距离和社会文化距离。经济距离取决于地理距离和运输方式及其成本。社会文化距离越小越容易形成经济一体化，并且地理距离越小，经济距离和社会文化距离的差别往往也不大。由于经济一体化和市场一体化，要求和倡导取消相互关税，建立一致的工商管理规则，目的是减少从生产到消费各个环节不必要的额外开支和时间浪费，即行政经济。
即，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由它的互补性与竞争性、规模经济性、交易成本机制等因素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
2.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组织机制
为了增强区域经济的竞争实力，提高区域的经济地位产业转移，产生了相互之间通过合作实现自觉经济融合的趋势，以求实现地区范围的各组成部分的优势互补，促进资源在本地区内更有效地配置，从而促进共同发展。因此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全体组织机制是一体化进程的“变压器”，能够加快或阻碍一体化的发展。
3.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利益协调机制
在推进一体化的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如何分工，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区域间、城市间如何分工协作，基础设施、产业和空间结构一体化以及政府间政策的协调问题，都是现实经济中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大前沿问题。其中，大都市圈或经济圈城市间的分工协作和利益协调机制问题，显得尤其突出。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条件
1.区域经济的差异和分工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
自然、社会和经济发展状况是决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提条件。生产要素禀赋在空间分布的不平衡必然会导致经济活动方式和经济内容的不同，这促使不同地区之间商品交换和生产要素流动，使不同地区结成一种互补和竞争关系。生产要素差异性越大，区际劳动分工越明显，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专业化生产部门。
2.近邻的区域空间是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物质载体
区域合作就其地域条件而言，首先应该具有一个完整、统一的自然地域单元，这个地域单元要求各个合作主体所处的地理位置在地域上是一个相邻接的整体。共同的地域空间是实施区域经济合作最为基本的载体和依托，而且在相邻的一定空间范围和联系通道内，对于各类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改善宏观区域管理，设立区域合作协调组织等都比较方便。
3.共同的利益诉求是实行区域一体化的动力源泉
区域经济合作不仅是从资源分布梯度和经济技术水平分布梯度的角度展开的，更是建立在利益趋同性基础上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地区都在自己所拥有的生产要素使用上追求利益最大化。所以，区域经济合作必然是利益驱动下的一种战略选择，获得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双赢是区域一体化的动力源泉。
二、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现状分析
（一）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
目前，京津已进入由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转变的阶段，产业升级势在必行，技术密集型产业将逐渐取代劳动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第三产业也势必超过第二产业。河北的冶金、建材、医药、石化、纺织、机械、食品等行业在全国占有重要位置，主要原材料产量在京津冀都市圈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三地在产业分工与资源配置等方面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发展前景。
1.区域内部产业转移初步形成
在跨地区产业布局调整方面，北京市首钢200万吨钢铁项目落户河北唐山。首钢与河北唐钢共同打造的京唐钢铁联合公司已经在唐山曹妃甸建立。同时，河北政府向外宣布未来5年内在正定投资58亿元打造一个北方最大的纺织工业园区，这一计划的着眼点瞄准了京津冀区域。除此之外产业转移，由京津向河北单向的产业转移的局势在近两年有所逆转。华龙、神威、海湾、恒利这些急需扩张生存空间的河北民企纷纷进京。这样布局正是为了深化京津冀经济合作，促进北京工业与津冀地区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配套体系。
2.区域交通一体化初显
交通一体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是京津冀实现区域经济融合的重要保障。京津城市轨道、京津第二条高速公路，已陆续竣工投入使用；京承高速三期项目启动，计划2009年9月全线建成通车。除此之外，连接北京与天津的全国第一条城际高速铁路——京津城际轨道交通工程于07年12月16日顺利实现轨道全面铺通，京津两地可实现30分钟直达。而到2011年底，京石铁路客运专线将提前通车。随着京广客专、京沪高铁、津秦客专、保津城铁等工程的建设和逐步投入运营，快速轨道将织就“京津冀快速交通圈”，在500公里范围内的重要城市之间实现2-3小时通达，是京津冀未来交通一体化的方向。
3.市场开放程度逐渐加大
京、津、冀三地在市场开放等方面均有合作。政策上，国家发改委和京津冀发改委一直为促进区域交流合作制定规划和意见，交流区域合作发展情况，沟通规划、产业、政策等信息，研究当前和近期区域合作中需解决的问题，提出工作建议，督促落实省市政府议定的区域合作工作，为打破区域界限、推动区域内市场活跃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同时天津滨海新区的规划建设，将进一步增强京、津、冀三地的产业联系，是三地加强经济融合的一个重要合作平台。
（二）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1.区域经济一体化观念淡薄，缺乏合作意识
多年来，受计划经济和行政区划的影响，长期实行自然垄断、贸易保护、市场分割、自成体系的封闭政策，市场经济意识淡薄，区域合作意识不强，城区系统生产建设重复布局和地区工业结构趋同，技术上不了档次，专业化仅仅停留在产品的专业化上。受区位因素的影响，河北省与京津并不能获得同等的发展机遇，不公平竞争导致区域经济畸形发展，影响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化程度以及区域经济宏观效益整体水平的发挥。
2.区域一体化体制、机制尚未建立
京津冀经济圈区域合作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区域合作组织形式松散，协调机制和决策机制的制度化程度相对较低，属于一种倡导式的磋商机制产业转移，限制了区域内各地方政府间的深度合作。当前京津冀区域政府协调机制的形式仅限于首长联席会、协调会和合作论坛，利益一致的大的合作没有启动，有关大项目尚待进一步磋商。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京津水源保护区、大型旅游项目、大型能源和原材料基地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大项目。
3.缺乏区域组织保障系统以及协调统一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
由于京津冀地区分工体系与运行机制并不完善，区域经济组织与区域经济活动始终处于无序、混乱和松散的状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仍然限制在行政区范围内，缺乏区域层面的审视，市场分割、贸易摩擦、恶性竞争时有发生。受区域系统内劳动地域分工规律、整体效益规律以及协调发展规律很难对区域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基础设施重复建设，争资源等矛盾突出。如在机场、港口建设方面相互竞争，造成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导致区域整体发展相对缓慢。
4.没有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与合作，产业链断裂
城市之间的功能合作与产业分工是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北京和天津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产业同构，两市的同构产业主要集中在冶金、机械、电子、医药制造等部门。这种现象直接导致了两地在资源、能源、项目等方面的争夺。在京津冀区域内还没有形成有创新能力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金融、信息服务和现代制造业的产业链延伸方面还比较欠缺，至今还没有形成由占据高端并拥有自主创新能力的本土企业建立的区域完整产业链。北京在这方面的转变落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一些大城市，还没有与周围城市形成相互依托的产业链条，与天津、河北的合作还缺乏深度。
5.京津的“空吸”作用大于辐射效应
由于北京地区的集聚效应大于辐射效应，导致人才、资源逐渐向北京集中，造成周边地区发展相对迟缓，区域二元经济特征明显。京津强烈的“空吸”作用和较差的辐射带动力，可能会导致没有经济腹地。孤岛型现代化出现，区域内低等级城镇数量过多，中等城市偏少，能够接受核心经济辐射的能力有限，无法分享中心城市的发展成果，也难以很好的承接京津两地的产业梯度转移。
6.京津冀区域市场的统一有待进一步深化
京津冀尚未形成区域统一市场，影响了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使三地难以实现对生产要素的有效共享，而且能够为企业提供配套的服务不多，企业生存的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较差。虽然京津冀三地在市场开放等方面有了初步的合作，但是这种开放程度有待于进一步加深。京津冀三地在生产要素市场的建设、供求信息传递、政策支持等方面存在很多不足，从而阻碍了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经济的进一步融合。
除上述问题之外，还有“谁来做地区龙头老大”这样一个意识形态的东西在作怪，致使三地缺少实质性联合。如果谁都想当“老大”产业转移，以此牟取更多的资源，尤其是政策资源，而不愿承担更多的责任，也不愿与他人共享，那么这个一体化就不会得到深入发展和强化，特别是京、津两个直辖市在区域内的定位和协调问题不解决，实现区域一体化的道路就不会顺畅。
四、京津冀地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一)坚持科学发展观，整合京津冀都市圈经济社会的综合目标
对各区域的发展目标进行整合，形成京津冀在发展目标上的共识，实现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追求社会公平。发挥经济扶持与财政优惠政策的积极效应，建立财政转移、产业转移、人才转移和科技转移的四个机制，发挥京津和河北省的中心城市经济实力方面的优势，对河北省边穷落后地区给予财政补助，平衡该地区经济的自我积累能力与整个区域的协调能力。加大向落后地区公共卫生、医疗和社会救助的扶持力度，加大对贫困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
(二)建立区域利益协调机制，强化政府间协作
建立区域利益协调的长效机制，市场开放、实行优惠政策、进行区域援助、完善转移支付，制定京津冀生态环境改善的建设和补偿方案，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主体是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市场主导、政府推动，各层次主体之间彼此协作，密切配合，构筑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总体框架，共同推动京津冀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三)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清除市场障碍
区域经济的联系、互动直至一体化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在市场导向下，微观企业不断集聚、不断规模化专业化，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各种生产要素不断流动的过程。构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一直是京津冀区域协作的重要目标。首先，京津冀三地计划联手完善商品市场，发展物流与贸易合作，建设区域农副产品统一市场。其次，相互开放和发展要素市场，突破体制障碍产业转移，合作发展劳务、金融、产权、房地产、技术等要素市场，促进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
(四)进一步加强区域产业分工，形成京津冀合理的空间结构
随着京津冀区域分工程度的加深，建设从北京经廊坊到天津滨海新区和曹妃甸的宽大的城市—产业带，是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的空间重点。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至天津滨海开发区即亦庄—廊坊—武清—塘沽—曹妃甸一线位于北京东南方向，有高速公路直达海港，产业基础已初具规模，是该都市圈产业发展的最佳首选地带。利用京津冀的比较优势，将工业布局向东南方向扩展，使廊坊开发区和香河开发区、北京东南部的开发区和东部的工业园区等在空间上逐步渗透、融合，形成对等结网，通过快速交通设施联结而成的高新技术产业带。京津城市—产业带与北京—石家庄产业带、北京—唐山—秦皇岛产业带和渤海湾沿岸产业带，共同构建一个合理的京津冀都市圈产业布局的空间结构。
(五)建立合理的城市体系
京津冀都市圈应借鉴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成功经验，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合理分工，功能外溢带动了周边区域的发展，合理构建以北京为中心、以天津、唐山、石家庄为次中心，各市合理分工协作的城市体系。将北京定位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国际交往、国际金融中心和电子产业中心城市。把天津定位为重化工、外贸口岸和商业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和电子产业中心。将石家庄打造成中国药都和华北重要商埠，建立区域性高新技术产业中心，充分发挥综合服务功能，提高服务的比重和层次，大力发展金融、物流咨询等现代服务业。中小城市要接受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的产业转移，充当大企业的加工基地。
(六)加强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
统筹规划，推动京津冀都市圈基础设施共同建设和开发利用，促进经济共同发展。要把京津冀区域视为一个整体，认真研究京津冀之间重大基础设施配置关系问题，在供水、供电、交通、通讯、能源、环保、防灾抗灾等基础设施方面统筹规划，加强合作，共同开发利用。
(七)建立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利益补偿机制
在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京津相对处于产业链的高端和上游，是自然资源的使用者和受益者，而河北则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是资源的输出者，在土地、供水、生态、人才，包括将来为京津的人口输出而进行小城镇建设等方面产业转移，将为京津提供很大支持。而且，在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中，河北可能会承接来自京津的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在环境方面承受较大的牺牲。所以，京津冀应做好规划，统一调度区域内的各种资源，尽快建立利益补偿机制，如水资源补偿机制、生态建设补偿机制等，以协调各方发展利益，做到三方合作的共赢。
国内外经验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前景是诱人的，而且近年来，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代表的经济区域内，各级政府和市场主体通过实质性的合作所表现出来的经济一体化的经济绩效和社会效应，也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建构一个行之有效的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由各类企业组织参与的区域合作机制，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而实现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决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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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最优货币区；货币一体化；CC―LL 模型
中图分类号：F1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6)03―0053―04
在全球经济的区域化和一体化的背景下，全球 金融一体化进程中出现了货币区域化的趋势，欧盟 区内欧元的成功启动是这种趋势的具体表现。欧元 可以况是人类一个巨大的实验，而最优货币区理论 无疑是这一实验的理论起点。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于2u世纪50年代，是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出现的 新现象。所谓经济一体化，按照美国经济学家贝拉 ・巴拉萨(Bela Balassa)1961年所作的描述：“一体 化既作为一种过程，又是一种状态。就过程而言，它 包括旨在消除各国经济单位之间的差别待遇的种种 举措；就状态而言，则表现为各国间各种形式的差别 待遇的消失。”约翰・平德(JohnPinder)认为，“一体 化是达到一种联盟状态的过程”，不仅要取消差别， 而且要形成和运用协调的共同政策以实现除取消差 别以外的经济和福利目标。林德特(PeterLindert) 在其《国际经济学》一书中指出，一体化“可以是指宏 观经济政策的一体化和生产要素的自由移动以及成 员国之间的自由贸易”。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经济 一体化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区域经济一体化则一般指一些地缘相连，社会经济 与政治制度相近，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当的国家或 地区，为了谋求本地区的共同利益，在让渡一部分国 家的条件下，按--定协议规章组建的国际调节 组织和实体，这类组织是经济生活国际化和各国之 间经济联系与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的产物，
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随着一体化程度的加深， 一体化可以采取由低至高的不同形式和阶段。人们 普遍赞同巴拉萨提出的经济一体化的5种形式：(1) 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指成员国之间相互取消关 税和数量限制，同时仍然保留各自对非成员国的贸 易壁垒；(2)关税同盟。关税同盟指除了取消抑制地 区内部的贸易壁垒之外，成员国还实行对非成员国 的共同关税壁垒；(3)共同市场。共同市场指成员国 之间实行商品自由贸易，同时允许资本，劳动力等生 产要素自由流动，对非成员国有关的生产要素流动 则实行统一的管制或限制；(4)经济联盟，经济联盟 指在实行商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同时，对包括 货币、财政在内的各种经济政策通过共同的权力机 构进行统一、协调；(5)完全的经济一体化。完全的 经济一体化指各成员国经济统一为单一的经济实 体，实行共同的经济政策，建立拥有强大经济权力的 超国家权力机构。
在全球各区域经济一体化当中，欧洲的经济一 体化一直遥遥领先。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所取得的 成就，可以说是20世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高成 就，也为其他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比较完 整的经验。欧洲经济一体化所走过的道路虽然并非 以自由贸易区为起点，但它基本经历了巴拉萨所描 述的经济一体化的五种形式，并且证实了它们确实 是由初级向高级发展的经济一体化的五个阶段。值 得注意的是，在巴拉萨提出的经济一体化的五种形 式中，只提及了“经济联盟”，而并未提及“经济与货 币联盟”。实际上货币一体化是伴随着经济一体化 的进程而演进的，虽然货币一体化没有列为相对独 立的、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诸种形式或阶段，但它是 通向完全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条件，是向政治一体化、 乃至完全经济一体化迈进的重要步骤。
二、最优货币区理论
最优货币区理论(OptimumCurrencyAreas即 OCA)是20世纪60年代，在经济学界进行的对固定 汇率和浮动汇率制度孰优的争论中，由美国经济学 家蒙代尔教授(Robert・A・Mundell)于1961年在 他的论文《最优货币区理论》中首先提出来的。蒙代 尔在该文中对最适度货币的概念、标准及特征作了 比较详细的论述。最优货币区理论研究了某一区域 内一组国家在具备一定条件的基础上，可以组成货 币区，在经济趋同的基础上实行单一货币，这一学说 为实行区域货币一体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蒙代尔认为，在价格，工资呈刚性的前提下，是 否能组成最优货币区主要取决于相关地区的要素流 动程度。如果要素在国内能够高度流动而国际问的 流动程度很低，基于国家货币的浮动汇率体系就会 有效地运转；如果要素流动的区域不与国界重叠，而 是跨边界在区域内自由流动时，会发生对真实经济 中阻碍因素的调整，无需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大幅 度的、破坏性的物价和收入的变动，从而有利于抵抗 外部冲击，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而日：生产要素(资 本和劳动力)若能自由流动，就可以实现资本和劳动 力从盈余国向赤字国的转移，促使区域内各地区经 济结构及时调整，经济周期趋于同步，这样可以促进 区域内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内部经济均衡，促使区域 内各成员国向一体化趋势发展。同时，蒙代尔教授 提醒我们注意，“从地理和产业两个方面来说。区域 内的要素流动性最好被看作是相对概念而不是绝对 概念，他很可能因为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动而随时改 变”。如果区域内每个国家都设置贸易壁垒，就不能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要素完全流动。因此，发展区域 经济一体化反过来又是促成区域内形成最优货币区 的基础。
三、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麦金农在1963年提出将经济开放度(即一国生 产或消费中贸易商品对非贸易商品之比)作为建立 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他认为，对于一个开放的经济 区域而言，浮动汇率对校正国际收支失衡的效能不 高。由于开放经济非贸易品部门规模不大，缺少“货 币幻觉”，进口需求弹性不高等因素的影响，汇率的 变动几乎会被价格变动所抵消。所以，在一些相互 贸易关系密切的经济开放区，应纵成一个共同货币 区?在区内实行固定汇率，以达到价格稳定；运用支 出变动政策来实现外部平衡，从而有利于实现内外 部经济均衡价格的稳定。同时，他还指出相对于大 的开放经济区域而言，固定汇率制更适合于小国开 放型经济体，而在一些大帚进口消费品且需求弹性 较低的国家，汇率变动必须非常大才足以弥补失衡， 因此这种区域单独成为一个货币区是非理性的。
经济的一体化趋势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 一个重要特征，而金融一体化则是经济一体化发展 的必然结果。英格拉姆提出与长期资本自由流动相 联系的金融一体化才应是衡量货币区是否最优的标 准，当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时，一国就可以借助资本 的自由流动来恢复由于国际收支失衡所导致的利率 的任何不利变化，从而降低了通过汇率波动来改变 区域内贸易条件的需要，因此就适宜实行固定汇率 制：如果地区间国际收支赤字是山暂时、可逆的扰 动引起的，资本流动就可以成为使实际调整较小或 不必要的缓冲器。若赤字是由长期、不可逆的扰动 造成的，资本流动虽不能无限期地支撑赤字，但它可 使实际调整分散到一个较长的时期。通过价格和工 资浮动及内部生产要素的流动，能减少调整引致的 失业代价，而且，金融交易也加强厂利用不同渠道， 即财富效应的长期调整过程。这样，在金融市场高 度一体化的情形下，国际收支失衡导致的利率微小 变动，就会引起足够的资本流动来恢复均衡．从而降 低了通过汇率的波动以改变地区间(即区域内)贸 易条件的需要，至少短期内如此。考虑到汇率流动 及由此带来的种种令人头痛的风险，在金融市场一 体化的区域内，实施固定汇率更好。
基于对宏观层面条件趋同必要性的理解和对现 实中宏观结构差异的认识，英格拉姆等人先后提出 了达成最佳通货区的政策一体化条件，为使货币区 能够正常运行，各成员国必须对其货币、财政以及其 它经济乃至社会政策进行协调，寻求一致。为此，各 成员国必须对其实行部分让渡，核心是货币政 策的协调和让渡。弗莱明还倡议建立一个超国家的 中央银行，认为只有中央银行才能刺激短期利率的 趋同。同时他们还提出了一些具他标准，诸如经济 结构的相似性，财政一体化以及政治因素等。
20世纪80年代中期，欧洲经济一体化经过近 20年的停滞后开始复兴；新增长理论、博弈论等诸多 理论的新发展为这方面研究提供了理论与方法上的 支撑，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既构成了其研究丛础， 又成为其研究动力、在传统的政治制度中，强调的 是权力辖区的相互排斥，反映在货币关系上就是“一 个国家、一种货币”的货币观。在”世纪以来 的相当长时期中，国家作为调节市场的核心主体地 位得以确认，相应地，国家在货币创造、货币供应、货 币信誉等货币制度方面享有高度统治权，以国家疆 界作为市场空间也就顺理成章。但当市场融合对国 家疆界的超越形成一种趋势时，以一个国家货币制 度或以各个国家简单总和而成的国际货币制度安 排，便难以满足市场对货币服务的要求，相反倒有可 能成为障碍因素。尤其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涉及 到货币层面的时候，市场驱动的货币竞争极大地改 变了货币关系的空间组成；显著地侵蚀了国家的货 币垄断权力。世界需要根据货币运行的功能性分 析。按每个货币的有效使用和影响力辐射的完整范 围而不是政治疆界，来重新构筑货币层面市场一制 度关系的新框架，这便产生了“一个市场、一种货币” 的新思想、新理念。1992年；埃默生和格罗斯提出了 “一个市场、一种货币”的新思想。他们认为，货币选 择根本上应由市场状况?尤其是市场需求来决定，具 体的货币空间由实际的货币交易网络来划分，每个 货币的空间就是其功能性权威的影响范围，即完整 市场在货币层面的响应――“货币圈”。显然，这里 强调的是空间的功能性意义而不是空间的物理意 义。此时，货币作为一种交换工具和价值工具，开始 真正服务于市场，无论这个市场有多大，涉及多少个 国家，只要是一个统一的大市场，那么单一货币就是 最佳选择。爱默生和格罗斯的贡献在于为国家问的 货币融合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以往，货币总是被 贴上国家的标签，货币统一成为国家统一的关 键性标志，从而国家都不愿意放弃对本国货币 的控制权。在爱默生等人“一个市场、一种货币”思 想号召下，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货币从根本上是 服务于市场的，国际经济交往的深化需要某种形式 的货币融合。当一个国家无法更好地发挥货币职能 与作用的时候。如果货币权的让渡有利于经济的发 展和人民福利的提高，那么就应该将货币权上交给 更高层次的超国家机构。
四、GG―LL模型
传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对共同货币理论与实践 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随着经济全球化 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以及世界经济形势和格 局的巨大变化，其历史的局限性和不成熟性也逐渐 暴露出来。对货币一体化的重新评价从多角度、以 多重标准来考察最优货币区问题，必须采取比传统 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更加广泛的方法；这种方法强调 着眼于对货币一体化可预见的成本和收益范围的把 握，然后根据所涉及的各个目标间轻重缓急的权衡， 并保证区域内各成员国及作为整体的集团听有目标 的达成，从而试图估算这些成本和收益的比例及其 重要性。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欧元和拉丁美洲美元化 进程的加快，国际货币体系眼看就要分成几个大的 货币区，每个国家都面临着是否参与区域经济和区 域货币一体化的现实选择，于是关于一个区域内各 经济体如何选择是否参加货币区的理论便应运而 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克鲁格曼以欧盟和芬兰为例， 分析了芬兰加人欧盟的成本一收益曲线，得出了著 名的GG―LL模型，如图1。克鲁格曼认为，―体化 体系内成员国加入货币区的收益大小取决于该国与 货币体系成员国贸易关系的一体化程度。
图l横轴表示加入国与货币区的经济紧密程 度，它可以用经济交往占GNP的百分比表示；纵轴 表示加人国收益(即货币效率收益)与成本(当一千 国家加入货币区后，由于放弃了运用汇率政策和货 币政策调节就业和产出以保持经济稳定的权力，而 引发的额外的经济不稳定性，即所谓的“经济稳定性 损失”)。图中GG曲线为收益曲线，其斜车为正，说 明一个国家与其所在货币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越 高，跨国贸易和要素流动越广泛，加入单一货币区的 收益就越大；LL曲线为成本曲线，其斜率为负，说明 一个国家的经济与其所在货币区的经济联系程度越 密切，加入货币区的经济稳定性损失就越小，反之亦 然。总之，一个国家与其所在货币区的经济一体化 程度越高，加入货币区就越有利。图中GG曲线和 LL曲线的交点为E1，它决定了一同是否加入货币 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临界点用，当该国的货币区 的一体化程度大于C2时，加科货币区有净收益，否 则执意加入只会带来净损失。
此外，通过GG―LI模型的判断，一国经济环境 的变化是如何影响其加入货币区的选择的。例如， 当某国出口需求增加，正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任何一 个水平上，汇率工贝的缺失使该国产㈩和就业的不 稳定性增大，于是LLl曲线上移到LL2，结果使加入 货币区的临界点由C1变动到了C2。因此，其他条 件不变时，产品市场的变动性增大，使一国加入货币 区的意愿降低。
克鲁格曼用GG―LL模型说明了最优货币区理 论，指出最优货币区就是通过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 以及要素的流动，促使多国经济紧密相联的地区。 如果各国之间的贸易和要素流动性较大，那么组建 货币区对各成员国均有益处，反之则不适宜。这对 货币一体化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另一方 面，克鲁格曼的GG―LI。模型借用传统的成本一收 益分析方法，从单个国家是否加入货币区为切入点， 分析了加入货币区的成本、收益因素，有助于人们直 观地分析单个国家加入货币区的利弊得失，从而成 为确定一国是否加入货币区的一个重要分析了具。
五、结论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趋加快，货币跨越国 界发挥作用的要求初见端倪时，人们开始讨论满足 什么样条件的地理空间可以组建最优货币区。而欧 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研究提出 了发展方向。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发展，货 币一体化理论的研究不能再停留于仅就有关成员国 的利弊得失来评估是否值得建立货币联盟，而应该 同时考虑这些国家成立的货币联盟对非成员国甚至 整个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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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世博会;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
一、引言
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近年来,中外学者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了不少研究。富莱希尼建立了俱乐部模型,指出每个俱乐部成员都期待净收益最大化,俱乐部的产出在不同的国际经济组织中是变化的。[1]袁家冬等指出了我国目前都市圈理论研究和规划实践上存在的一些误区,对都市圈的基本概念、地域本质、形成机理、地域结构与空间形态、类型与规模等进行了分析。[2]彭际作把大都市圈作为一个整体,以长三角大都市圈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人口空间格局和区域发展的关系,并对其空间结构的阶段性表现进行了总结。[3]李瑞林等指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途径应该以市场化为基础,以降低交易成本为核心。[4]从历届举办过世博会的城市来看,世博会带动了举办城市的经济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世博经济圈”,如1970年日本世博会形成了著名的“关西经济带”、2000年德国世博会造就了汉诺威国际会展业的龙头城市。
长三角是由沪、苏、浙16个地级以上城市组成的复合型区域,世博会对长三角会展、旅游、环境、就业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方面将产生直接影响。
虽然区域经济合作已取得一定成绩,但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仍面临着诸多障碍。长三角这一复合型行政区域,经济运行带有明显行政区域利益特征,区域合作与摩擦并存,生产要素缺乏完全自由流动,各城市间的规划缺乏统筹衔接。[5]区域内各城市招商引资呈“倾斜式”竞争态势,相继以过度优惠的政策吸引外商投资。区域各城市间产业结构趋同现象突出,使得区域内整体联动效应的发挥受到极大抑制。此外,长三角跨省市的重大基础设施未能实现统筹规划、有效衔接,造成许多基础设施(主要为港口和机场)重复建设,资源浪费严重。
区域经济发展中尽管存在诸多障碍,然而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目前,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初步建立。为推动和加强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1997年成立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在2006年的长三角经济协调会第七次会议上,16个成员城市以“研究区域发展规划,提升长三角国际竞争力”为主题,研究区域合作大计。2007年的第八次会议上又提出“调动长三角各城市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将世界第六大城市群与世博会紧密互动”的主题,从而推动了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区域经济合作以从一般的产业项目协作向资本融合方向发展,从单一的生产合作向科研开发合作方向过渡,从工业领域为主向金融、房地产、旅游等全方位拓展。在提出长三角地区要在信息、规划、科技、产权、旅游、协作等六个领域进行合作的基础上,2007年又拓宽了区域经济合作的空间,环保与世博会成为了合作的新项目。区域经济合作重点也在不断深化中。在世博会举办这段时期,区域合作重点转到了城市交通、生态环境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上。目前,上海的金融、科技、交通等现代服务业的服务对象已经扩展到整个长三角区域,区域内服务业合作的空间和领域在不断扩展。
本文依据长三角经济发展轨迹及该地区城市间合作现状,以合作博弈的视角对2010上海世博会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对策思路展开深入剖析。
二、上海世博会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
虽然区域经济合作仍面临一定障碍,但合作已成为长三角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2010上海世博会将成为推动长三角区域竞争、合作的重要契机。
(一)世博会与城市群的相关性
从历届世博会的举办(见表1)中,我们看到举办城市往往是有一个经济实力强大的腹地区域作支撑。这是因为:
一方面,世博会的举办需要耗费大量物力人力,这要求举办地有一定经济实力以保证一届世博会的成功举办。美国的纽约、芝加哥、费城,欧洲的巴黎、汉诺威、伦敦,日本的大阪,都有着很强的经济实力,是本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发源地和经济中心,这为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成功举办世博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将使得区域经济串联起来,通过一系列局部多赢合作,推动区域内部从浅度合作进入深度合作,从而促进城市群的发展壮大。
(二)上海世博会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效应
上海世博会的举办将促使长三角地区形成一个全新的“世博经济圈”,成为长三角经济圈加速融合,最终形成上海大都市圈的有利契机。当前,区划经济成为长三角各地区间深化协作的重要障碍。而世博会的举办将利于长三角各地区打破区划阻碍,加强协作实现共赢。世博会的溢出效应首先辐射到长三角都市圈各城市,进而在更高层次上发挥整体优势。
上海世博会的举办将使长三角地区生产要素跨地区的流动性明显增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地区经济的封闭性逐渐减弱,有利于在更广范围和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生产要素与产品跨地区的自由流动与整合,促成以资源有效配置和整体利益最大化为基础的区域专业化格局形成。
上海世博会的举办将推进长三角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改变当前的产业同构现象,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竞争优势,加快区域内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整合,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三、长三角区域经济的合作博弈模型
(一)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
根据局中人是否合作,博弈论可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两者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博弈方的行为相互作用时,双方能否达成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协议。合作博弈强调的是集体理性,是一种“双赢”策略,它通常能获得较高的效益,而非合作博弈强调个体理性,其结果往往是低效率甚至无效率。
合作博弈研究的两个重点:一是联盟是怎样形成,二是联盟中的成员如何分配他们可以得到的利益。
(二)建立合作博弈模型
依据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现状可建立合作博弈模型。根据长三角城市等级体系,可将长三角城市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上海,第二层次是南京和杭州,第三层次包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和台州。
设每个城市所在的层次为一个代表性成员来参与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博弈,则该博弈可看作是由三个成员参加的博弈。其中每个成员作为一个局中人都需要考虑是单独行动还是与其他局中人进行合作的问题。因此,对每个局中人来讲,重要的不是他在策略集中选取一个什么样的策略,而是与哪些局中人结成联盟以实现协调行动。可建立如下模型:
G(N,v)=S1,S2,S3;b1,b2,b3;v1,v2,v3
其中,G(N,v)为有3个局中人参加的合作博弈;S1,S2,S3为各个局中人的策略空间;b1,b2,b3为联盟所达成的协议;vi为第i个局中人的特征函数(即得益函数),v(S)可以解释为联盟中当成员合作时所能实现的最大利益。其征函数具有可超加性,对任意两个独立联盟S与T(即S∩T=),有V(S∪T)v(S)+v(T)
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博弈的分配可表示为:在合作博弈中对三个局中人而言,存在一个向量X=(x1,x2,x3),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xi=v(N)(1)
xiv(i),i=1,2,3(2)
其中,xi表示合作博弈中局中人从联盟的收益中分得的利益分额,v(n)表示3个局中人的总和收益。v(i)表示单个局中人的收益。条件(1)说明各局中人分配的利益总和正好是所有局中人的最大总和收益。条件(2)说明从联盟中各局中人分配到的收益不小于单个局中人所得到的收益。
由上可知,合作博弈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对联盟来说,整体收益大于其单个局中人单独博弈时的收益之和;二是对联盟内部而言,应存在着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的分配规则,即每加盟的局中人都能获得比不加盟时更多的收益。也即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博弈,只有同时满足集体理性条件和个体理性的条件时,才能使得区域内各个成员为了长远利益而放弃眼前短期收益,实现区域内一体化合作发展。
我们可利用公式化方法得到合作博弈的唯一解。在博弈G(N,v)中,局中人i∈N的Shapely值的正式定义如下:
φi(N,v)=∑[v(S)-v(S/i)]
其中,|S|表示联盟中所含局中人的个数。进一步可知,长三角区域对参与合作博弈的成员按其收益贡献率来分配收益,这一合作博弈具有稳定性。
(三)合作博弈与世博会
我们还可通过纳什均衡理论进一步分析世博会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博弈的影响,从中求出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解。
设甲、乙为参加长三角区域合作博弈的两个局中人,他们都有两种策略可以选择:竞争和合作。如图1、2双向量矩阵所示:
其中,图1表示未受世博会影响的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博弈,图2表示世博会影响下的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博弈。设b>c,e>f,且a,b,c,e,f,g均>0。
图1,如果甲选择竞争,那么乙选择竞争将得到0的预期收益,选择合作将遭受a的预期损失。所以在甲选择竞争策略时,乙的最优反应策略为竞争。依此类推,最终可得到(竞争,竞争)纳什均衡解。这也是当前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存在很多制约性因素的原因。
图2,如果甲选择竞争,那么乙选择竞争将遭受e的预期损失,选择合作将遭受f的预期损失。由于e>f,所以在甲选择竞争策略时,乙的最优反应策略为合作。
依此类推,最终可得到(合作,合作)是纳什均衡解。这一结论成为破解长三角地区城市间竞争有余、合作不足的对策思路。
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区域内各地政府层面的合作
为改变区域内各自为政的现象,长三角区域各地方政府应以世博会为契机,加强合作磋商,突破区域间的障碍。紧密结合世博会的筹办展开沟通与合作,充分重视与世博会相关的协调机构的作用,并赋予相应的行政调控权,专门负责与世博会举办有关的跨行政区的各项工作,建立区域规划指导和政策扶持,提供适宜的政策环境与管理服务,以现有的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为依托,共同推动世博经济发展。同时还可考虑设立长三角区域共同发展基金,用于跨省市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治理和社会服务设施建设。
此外,长三角区域还应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依靠各种经济手段,优化区域利益协调机制,从而实现双赢甚至多赢的局面。[6]
(二)发挥区域市场的主导作用
长三角各地区应以世博会为契机,放开企业在区域内不同地区的流动,组建跨地区的企业集团,充分发挥其在建立共同市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作用。[6]根据发达国家大都市圈经验,区域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交流有利于大都市圈的快速发展,大都市圈的整体协调发展需要经济要素的自由、畅通流动,在城市互动、城乡互动的过程中,打破地区分割、城乡分割的现状,积极实现人才、能源、资金等的顺利流通。打破市场的地区分割,消除地方行政保护,让产品、服务在各个市场上公平、平等竞争,真正实现消费者导向,而不是政府导向的市场需求,积极实现市场的一体化,为大都市圈的发展提供活力。[7]长三角各地区应突出市场的主导作用,打破城乡分割、地区封锁的格局,尽可能减少市场运作的障碍,进一步改善区域内商贸流通体系,从而促进长三角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完善。[8]同时可通过促进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和组合,加强区域内各城市之间相互融合,形成以资源优化配置和整体利益最大化为基础的区域专业化分工格局。
(三)合理分工,优化区域产业结构,促进各层级城市功能转型
长三角各地区不应把眼光注重在自己的“小地盘”上,应加强沟通、积极配合,以世博会为契机,积极培育整个区域的优势产业,放眼全国乃至世界的特色产业。区域内应积极主动地分工,减少、避免产业的同质和同构。服务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服务业的发展形成的网络效应使得市场的范围大大扩张,服务业尤其以商业、交通、通讯为代表的网络服务业的发展将会促进制造业产业的分工;另一方面服务业的发展能够提高交易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分工。上海正在成为现代服务业的中心,长三角各地区应大力发展服务业,促进制造业的分工,在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前提下,将核心城市上海对外开放的核心转移到通过开放吸引更多的先进技术和现代化的服务理念和管理经验上,在提升制造业技术档次的同时,提升服务业的绩效,促进上海进而带动二级城市功能的转型,最终促进整个经济结构的优化与发展。
(四)发挥辐射作用,整合资源,形成错位竞争格局
长三角作为全国发挥重要辐射作用的地区,区内各城市应融入地区整体发展大局中,依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方针,进一步明确自己的产业结构定位。要突破行政分割对科技资源的隔阂,整合区内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企业研究机构、科技中介的科技资源,建立起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电子信息、生物制药和新兴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成长为长三角的主导产业。推动科研机构研究成果的产业化、市场化,开发科研机构与企业联系的信息网络、交易和协作网络。应加快区域信息网络化体系建设,注重区域内部信息基础设施的统一规划,推动信息要素交流,在区域内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资源共享,全面提升本地区信息化水平和信息能力,以信息化促进地区整体效益的提高。
上海与二级城市形成错位发展,合理配置有限的城市资源。实现水平分工的关键在于:二级城市的主导产业必须实现与首位城市的错位发展。长三角各地区要凭借“错位战略”的创造性发展思路,根据各自现有经济状况、自然禀赋及产业发展的不同层次,在提升产业竞争力方面的努力重点和方向也应有所差别。各城市在建设各自主导产业聚集区中,应寻找“比较优势”,重点打造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形成各具特色、错位竞争的主导产业分工格局。
(五)上海应成为现代服务业的中心
在世博会举办期间,区域内各城市要加强合作,举办有区域特色的展览会,与世博会产生协同效应,带动区域现代服务业的整体发展。根据国际大都市圈发展经验,各大都市圈都有一个地位相当重要的中心城市,这个城市是大都市圈形成的前提和先决条件。并且,中心城市为大都市圈的发展、演化提供了强大的支持,作用无可替代。在我国的大都市圈发展中,特别是长三角的发展中,也应参照发达国家大都市圈发展的经验,各地在产业发展上应根据自己的优、劣势,以世博会为契机,在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自觉选择各自的特色产业,并形成中心城市服务业主导、周边城市制造业主导的局面。上海应着力吸引高级产业,这样才能在产业体系的各种资源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成为新型产业的策源地。
二级城市与核心城市、其他二级城市之间要实施错位发展战略,避免走产业同构、恶性竞争的老路子。从今后发展看,区内二级城市应努力承担承上启下的重要节点功能,努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为区域现代生产业和技术创新中心。二级城市发展现代服务业既是产业发展阶段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增强第一、第二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其发展目标是:顺应产业结构高度化演进方向,以服务本地化和特色化为导向,建立具有一定功能特色的现代服务体系、产业市场服务体系,增强城市对资金流、物流、信息流、人流的吸引和控制力,增强城市活力,以符合区内核心城市的服务业发展趋势。[9]
世博会影响下长三角各城市间采取合作策略,对各地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世博会将推动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博弈,最终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如何克服发展中的限制性因素,如过分强调行政区划、恶性竞争、产业结构趋同、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充分利用世博会举办所产生的同城效应,突出区域统筹协调发展,加强对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组织协调,从而推动长三角大都市圈的加速融合,成为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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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广州市“十―五”社科规划项目(08Q13)
作者简介：
程永林(1975―)，安徽合肥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政治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方向为区城经济合作、区域经济政策。
摘要：区域经济合作进程自身的动态演化路径是逻辑自洽的，当前泛珠三角地区存在的次区域跨边界经济合作现象。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和过渡战略。在正视区域发展落差与借助比较优势互补的基础上，推动泛珠三角整合的外源性动力是谋划区域的对外经济战略。在考察双方区域经济合作的可行性方面.成本收益的分配日益成为双方推进合作的重要考虑因素。
关键词：区域经济合作；泛珠三角；动态演化；治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9)06-0061-05 收稿日期：2009-02-03
伴随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席卷而至，2001年，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议应运而生。由此，国内市场统合势在必行。2003年9月。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概念一经提出，各种论坛、构想和项目协议不断展开或签订。根据不完全统计结果，从2003年泛珠合作提出到2006年7月底，已经举办以泛珠为名的论坛共31种46次。泛珠三角区域总计签署各类合作协议65个，其中官方协议43个，非官方协议22个。截至2007年6月第四届泛珠洽谈会结束，合作各方累计签约项目1.4万个。总金额超过1.6万亿元。
伴随着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推进。泛珠三角地区学术界和政府，尤其是广东、香港、广西、云南等地的学术界和政府对于该项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其中尤以广东省为重。例如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就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并在《广东社会科学》上开辟泛珠三角研究专栏，深入探讨泛珠三角区域的整合问题，并已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在2006年12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则借助学校中国一欧盟欧洲研究中心项目的资助，成功地举办了“欧盟经济运行机制及其对泛珠三角经济发展战略的启示”的国际研讨会。2004年以来，暨南大学就主办过数次有关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国内大型学术研讨会，并将参会论文整理成《CEPA与泛珠三角发展战略》一书正式出版(龚唯平等，2005)。而中山大学珠港澳研究中心则已经在建立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研究数据库。政府层面，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员会专门成立了泛珠三角合作办公室以协调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问题，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研究项目仍然是十一五时期广州市和广东省社会科学规划招标的重要选题。
(一)学术研究的现实理性与技术缺陷 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倡导初期，多数学者则对泛珠三角整合持肯定和支持态度，短期内，学术成果迭出。但也有厉以宁等甚至一度质疑泛珠三角合作的可行性与科学性；有的学者则认为泛珠整合与大小珠三角的发展实际上构成冲突，运作好后两者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近期形势发生变化，有关泛珠三角的研究又骤然变冷，客观、理性、冷静且能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深度研究成果阙如。概括起来现有成果：一类是经济学、管理学与地理学的研究成果，以实证性的定量研究为主，但数据权威性且科学性也有待商榷，个别地方甚至得出以偏概全或似是而非的结论。而另一类是国际关系学、法学、行政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其中不乏思路新颖逻辑严密的研究成果，但集中在以定性研究成果为主.以描述性的经验研究居多，欠缺提升研究质量的技术手段。从整体上观之，由于学科壁垒的存在.将战略研究和技术分析结合起来的高质量研究成果还是非常匮乏。
(二)区域合作的功利导向与战略缺位 有的省区政府和学术界的公开研究成果显示，他们对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建设实际上持观望态度，立场含糊。对于自己在国内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定位不够清晰理性.对于自己参与国际竞争的定位更为缺失。且研究者多从地区本位或行业本位出发来展开研究，具体表现就是不少省区盘算着如何从粤港澳地区承接产业、资金、技术转移，通过比较优势的探讨来确定自己在泛珠整合中的定位。
(三)区域治理的利益博弈与机制缺失 如何深化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内生性和外源性动力机制的研究是核心问题。当前各地政府在经济发展中都存在本地区利益最大化的预期，在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上，对己有利的就积极参与，不利的就消极对待甚至阻挠拖延。(周黎安，2007)在对外开放的前提下，地方政府更愿意使本地区资源与跨国资本融合，这样更容易在短期出政绩，虽然会因此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变弱。于是，在招商引资、主导产业选择、对外贸易方面，地方政府之间存在越演越烈的相互竞争与政绩冲动(陆铭等，2006)。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若泛珠三角区域所属省区缺乏有效的治理机制，区域整合缺乏明确的利益指向和战略导向，那么泛珠整合势必难逃短期行为的发展终局。
一、区域经济合作的动态演化
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整合战略的推进曾经如火如荼。在地区政府层面甚至一度如日中天，有关泛珠三角区域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讨也是方兴未艾。但是，这种区域合作形势的背后实际上自其一出现起就存在重重隐忧，毕竟区域经济合作进程自身的运行规律是逻辑自洽的(林毅夫等，2003)。当不存在发育良好的市场机制的时候，如果政府出面解决市场机制缺失或不完善问题，用政府职能发挥出类似市场机制的作用，填补因为市场机制不完备而留下的制度空白.可能会加速经济发展(Lucas，1988)。譬如政府通过现代经济发展因素的引入，刺激并强迫旧的社会经济结构趋于解体，采取强制性的行动来完成制度变迁.并克服制度变迁中的搭便车问题。但是，政府层面的干预效应和影响多是双重的，有时可能会产生诸多负面效应。尤其是中国政府管理体制中存在的任期政绩冲动与发展战略调整往往会带来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扰甚至中断，进而导致上届政府的决策给下届政府留下很多发展隐患。而且在此之前，泛珠三角地区已经具有相对比较成熟稳定的小珠三角模式。尚在积极发展涵盖粤港澳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大珠三角”模式。如果处理不好，三个“成长三角”之间必然互相影响，抓不住区域合作的重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微观激励机制的改进，借助增量改革进而松动资源配置制度，通过双轨制形式推动价格体系的改革，与此同时通过新增资源的配置实现结构调整的渐进过程。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变革引发市场逐步成为调节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地区经济利益主体地位不断加强，区域利益格局随之发生显著变化。基于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的区域分工与产业布局分散化平行发展，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不均和产业偏好，拉大区域之间产业发展的差异性。区域之间的交流合作发展变快，区域冲突开始日益严重(张可云，2005)。各种层次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也大量涌现，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就是协调区域经济关系的重要尝试。泛珠三角区域
整合战略首倡以来，不可否认，由于国内权威主义导向的治理模式.中央或地方政府是制定国家或次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中不可忽视的关键干预变量。
其实，政府与市场是区域整合中的重要推动力量.然而光靠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显然就不会有泛珠三角区域今天的快速发展形势，背后越来越起支撑作用的变量还是市场机制与经济利益。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整合战略自然有针对咄咄逼人的长三角等地区合作形势的考虑，然而与长三角地区稳妥渐进的诱致型整合模式而言，泛珠三角的区域经济整合则带有明显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烙印(青木昌彦，2004)。从根本上说，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是我国市场经济不完善的产物，在一个区域经济体系中，发展的进程是趋向均衡还是极化取决于扩散效应占据优势还是回流效应占据优势(陈秀山等，2003)。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共同的利益诉求会把分散的各方凝聚到一起。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就是要为区域合作各方提供一个有效的利益交换和利益补偿的平台。哪个区域经济合作体系对参与方更加有利与合适，他就会更愿意参与和推动该合作体系的建设进程.这实际上是一个合作契约的自由选择过程。2009年1月8日国务院颁布《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其中将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合作纳入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则时下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中面临的尴尬问题与不确定因素势必将会有所缓解。作为一种相对开放松散的区域合作组织体系，未来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成员可能会有所变更，不能排斥会有成员的增减和进退。其实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市场统合不仅需要合作的核心圈层，也需要圈层。然而，只要核心紧密圈层成员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保持相对稳定.并通过扩散效应逐渐外延(克鲁格曼等,2007)。另一方面，圈层的次区域经济合作能够深化与推进，形成次区域的经济增长极，这反而会推动未来泛珠三角区域更有力的经济整合。国内的区域融合应该与市场统合协调并进(徐现祥等，2005)。所以，当前泛珠三角区域存在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现象不是国内的区域分割和制造区域大战.而是在认同国内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一定梯度和地区差距的基础上，实现国内市场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和过渡战略。
二、区域合作的治理机制
从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经验来看.要确保泛珠三角地区经济合作的顺利进展，除了要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外，更需要建立大量的制度安排来约束与引导区域经济合作的良性发展。任何区域经济关系的发展嬗变，首先是政府内部与相互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如果没有政府间的协调，区域经济的合作发展最终会导致无序发展和恶性竞争(皮建才，2008)。所以，泛珠三角区域的建立和运作。需要考虑建立政府间的协调机制。这种协调可以体现在中央政府的区域战略规划和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方面.更体现在泛珠三角区域各地区中长期规划的协调、大型基础设施的协调、大型项目的协调、产业发展方面的协调、政府间产业政策和招商政策的协调、建立有序的产业转移协调机制等(梁庆寅等，2007)。关于区域内部治理问题，笔者已经另有专文阐述。因此，下文主要侧重外源性动力机制问题的研究。在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国内特定区域发展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区域分工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与其分工合作水平存在高强度的正相关。基于此，笔者判断，推动泛珠整合的外源性动力就是及早谋划区域的对外经济战略，在正视区域发展落差和借助比较优势互补基础上.谋求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和地区制度安排来实现区域战略利益。在国际和区际的区域经济合作中，国家和地方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必然在区域合作中谋求地区利益的最大化(William D.Coleman etc,1998)。目前，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中，中国与东盟在主导产业选择和产业转移、吸引外资和国际市场开拓等方面的竞争有增无减。加速地区经济整合.不仅要靠中国与东盟之间在政治和安全上的宏观战略利益捆绑，在区域合作的深化过程中，更加需要实实在在的区域性和次区域性合作的微观经济利益推动。合作与竞争是加快双边经济一体化的两个方面.关键在于秩序与利益、公平与效率的合理结合。
泛珠三角区域是对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影响深远的国内区域组织.从战略和技术层面研究泛珠三角与东盟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问题.无疑将为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提供实质支撑和必要合作平台，更是加快泛珠三角与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衔接进程的重要路径选择。而且客观上来说，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整合战略与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有着相通之处，前者作为国内的区域经济战略，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与东部开放结合起来，实现东中西互动，寻求国内区域经济的均衡良性发展与经济增长。伴随国内区域经济梯度的拉大，弥补地区差异，协调国内区域平衡发展就具有国家战略的作用。然而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整合战略没有进入国家战略的规划层次，一方面说明中央政府的审慎态度，泛珠三角整合还存在诸多战略和技术障碍，需要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不能变成政绩项目和短期行为。另一方面意味着中央政府对于国内不同行政区域的自发整合抱持不置可否的态度.其中可能既有权力分配方面的考虑和对地区自治倾向方面的顾虑，涉及到一些体制改革中的敏感问题(布罗姆利，2006)。同时也是保持对地方自行发展的理性态度：鼓励探索。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实际上是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尝试，具有先行区的功能.带有实验性质，是我国从相对内生型的大国封闭模型逐渐向外向型的大国开放模型转变。两大战略的核心目标都是为了更好地解决中国自身的发展问题。且泛珠三角区域也有对外经济战略.但是对外开放优势的重要影响因素是区域经济优势。所以从地缘经济上来说，泛珠三角区域对外开放的主要战略方向应该首推东盟。这样就出现了泛珠三角区域与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与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的重合。所以，泛珠三角区域和东盟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完全可以放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内来研究和操作，以便更好地将泛珠三角区域的地缘优势和区位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进而，这势必要求各级政府必须在战略层面加强协调和规划，谋求实现公共权力对公共利益的合理分配与调整(Rodrik，D.A.subramanian and F.Trebbi，2002)。因此,中央政府在考虑华南和西南地区的发展时.要注意将其和中国与东盟间的整体战略以及政策进行协调安排，而在考虑和实施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时.泛珠三角区域的市场统合、产业发展政策的制定则要注意放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内进行筹划和实施。泛珠三角区域在加强与东盟的区域合作时。则要注意与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对接。
对于东盟国家而言，由于他们越来越将重点放在集体联合自主的区域政策上，区域一体化不再将
国家经济作为惟一的合作内容，东盟国家倾向于采取共同的对外战略和政策来应对第三国或区域外集团，并希望协调立场与政策。争取在更广泛的包括贸易援助、安全等一系列领域内重新定义区域合作的内容(Narine.shaun，2002)。与发达国家的区域一体化进程相比较而言.东盟国家与泛珠三角在区域经济方面的合作可能包含相当的战略风险，原因在于：第一，本国或者地区的发展目标和战略取向成为东盟和泛珠三角地区采取区域合作政策的主要动机，只有与本国或地区发展战略相符的区域制度安排才具有现实意义；第二，东盟部分国家内部近年来陆续出现严重的政府治理危机，维护政府权威的迫切需求自然使区域合作的影响力降低.因此，泛珠三角和东盟之间区域经济合作建设进程势必受到干扰；第三，伴随东南亚部分国家与区域外部的美国、日本、印度等不同大国的关系演变。东盟和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是逐渐趋向战略性而非策略性合作，双方有需要彼此借重的需求和动力，因此，当内部约束条件和外部战略形势发生改变时.与泛珠三角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虽是东盟的其中一个重要选项，但可能不是最优选项。
三、余论
要确保泛珠三角地区经济合作的顺利进展，需要建立大量的制度安排来约束与引导区域经济合作的良性发展.而推动泛珠整合的外源性动力就是及早谋划区域的对外经济战略。从地缘经济层面分析，泛珠三角区域对外开放的主要战略方向应该首推东盟。在考察泛珠与东盟未来区域经济合作的可行性方面，成本收益的分配自然上升为双方继续开展合作问题的关键。从合作前后可能造成的力量对比或力量格局来看，西欧国家在区域合作下的机会成本比较确定.而东盟国家与泛珠三角乃至中国的合作情况则比较微妙复杂，当相对获益不利于东盟国家时。区域经济合作可能会受到影响甚至停滞。因此，满足东盟国家的发展目标需要，又能确实对泛珠三角区域各个省区的经济发展具有相当程度的促进作用.既不会造成各自部分国家或地区在区域利益分配中的边缘化，又能提高整个区域的整体利益和实力的区域合作最容易得到成员或地区的大力支持和热情拥护。东盟国家和泛珠三角地区在区域合作成本收益之间的关系上.省略)
注释：
①数据来自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秘书处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工作简报[R]，2006年第17期，2006年8月，16日。
②国内学术成果众多，代表性研究参见赵伟、汪全.2005.产业转移方式的动态均衡研究：一基于泛珠三角的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3)，程玉鸿，2005，长江珠三角经济圈区域差异分析[J]，学术研究(3)。
③部分代表性文献如朱羿锟、马慧凌2005.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法律保障[J].财贸研究(1).王丽.2006.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的利益冲突与政府协调[J].特区经济(7).韦以明、周毅.2006.区域合作经济的国家立法回应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为主例[J].学术论坛(10)等。陈瑞莲、刘亚平.2007.泛珠三角区域政府的合作与创新[J].学术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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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论文摘要]东亚区域经济体货币合作的推进形式是一个典型的循序渐进、多轨并进和形式多样化的过程。本文主要探讨东亚区域货币合作问题过程中的有效的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机制。
一、对东亚区域经济体货币合作的认识
国际开放宏观经济金融运行环境中,一个经济体(或经济联合体)的货币汇率制度总是面临着在固定汇率制、资本自由流动(金融市场开放)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三者之间选择的"金融三元冲突"。东亚地区追求货币汇率制度"金融三全其美"的经济体都不同程度地经历过1997年7月1日后的亚洲货币金融危机。理论与实践表明,一个经济的汇率制度选择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是放弃独立货币政策的自由,极端的情形是放弃本币,加入货币联盟。中国香港盯住美元的货币局制接近于这种情况。第二种是实施资本控制,放弃资本自由流动,如中国及1998年9月以后的马来西亚。第三种是选择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允许汇率浮动,如日本。这是三种极端的选择,其实,每个亚洲经济体还存在很多其他的选择,因为无论是固定汇率、资本流动还是需求独立货币政策的自由都存在一系列从零到百分之一百的不同状态。不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9年欧元的成功启动和东亚地区经济的垂直专业化的国际分工等极大地推动了东亚地区建立更加紧密的、贸易和货币合作等区域经济合作的构想和步伐。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构想涵盖诸多方面。一是,在汇率方面,通过采取统一的、盯住一个共同篮子的货币体系稳定亚洲内部成员国货币之间双边汇率的水平。二是,在合作方面,为补充imf机制下现行金融便利的可得性的需要,东亚区域成员国中央银行之间建立了一套机制化的双边货币互换安排。三是,区域货币合作方面,加强经济和金融监督和信息交换。可以说,东亚区域的双边货币互换安排机制、金融监督机制和信息互换机制就是亚洲货币基金(amf)形成的坯胎,也是东亚区域预防、克服成员国危机的、是imf国际金融便利的可得性的有力补充。四是,东亚货币合作旨在建立统一的区域债券市场以便利区域成员国家(经济体)通过在区域性的债券市场发行(以美元标值或以其国内货币表值的)浮动债券来充分利用区域经济体的巨额储蓄资源。国内货币标值发行的亚洲债券能够降低外汇交易风险。从当前东亚区域关于亚洲货币基金(amf)、亚洲发展基金(adf)、亚洲货币单位(amu)、亚洲债券市场(abf)等的设计、构架及推动过程来看,未来东亚区域的货币合作将提升到一个很高的程度。
二、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推进形式
有效的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机制包括汇率协调合作机制、共同监督机制、短期融资便利机制和危机的预防和拯救机制。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推进是一个典型地具有循序渐进、多轨并进和形式多样化的过程。
区域贸易和投资一体化的推动作用东亚出口导向型的产业化政策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因此,货币间汇率较少波动及稳定性至关重要。稳定的汇率一方面既能够避免浮动汇率机制下的货币竞争性贬值,同时通过推动区域投资和贸易深化区域性的垂直特点的专业化分工。目前,东亚区域内部"雁式"经济发展模型从初期的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和资源型的产业正转向资本和技术型的产业。为了推动东亚区域内部各成员国经济贸易和投资的更密切联系,1967年太平洋经济理事会成立(pbec)、1968年太平洋贸易与发展会议(paftad)召开、1980年在堪培拉启动了一个非政府组织----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旨在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更为重要的是,1989年11月在堪培拉启动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由初始的12个国家的贸易和外交部长参加的会议,已经很快扩展到太平洋盆地的21个成员经济体,apec讨论和关注亚太区域的经济一体化,丰富了国际经济关系的规则、国际标准的协调及其投资、消费者保护与知识产权的规则。从1993年起的一年一度的apec成员国政府首脑参加会议。apec的最初中心议题专注于亚太地区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便利以及提升经济关系。
1995年,apec财政部长第一次与会。目前,apec议题涵盖的领域已扩展到包括教育、政治和安全等问题。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因为区域内经济体推行放松管制的政策,如取消非关税壁垒、降低关税、自由化服务业部门和接受fdi的国民待遇的观念等而进一步深化。区域内成员经济体市场化的经济体系的转变降低了进入区域的贸易和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值得指出的是,东亚区域成员经济体因为人均国民收入和消费者购买力的上升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其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
大市场要求大的经济规模,大的经济规模推动大市场的发展,并引致进一步的经济和市场结构性的变化。生产设施的重新定位推动了区域间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和技术型的人力资本的流动。由于区域内厂商间和产业间中间投入品、配件、半成品和服务业等构成的标准化引起的生产过程细分,因此引致的厂商间和产业间贸易增加导致区域内贸易进一步上升。私人部门的投资和贸易联系已经成为东南亚、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asean内部的自由贸易安排(afta),asean与中国、日本、韩国等的asean+3的安排、及中国加入wto等都在进一步通过强化私人投资和贸易联系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东亚区域经济体通过货币合作、稳定汇率能够降低国际收支帐户中的经常性项目和金融资本项目的汇率风险。
亚洲货币基金亚洲货币基金(amf)最初的设想是:关于区域成员国共同利益、监测和监督的政策对话和讨论;向成员经济体提供流动性支持和成员国间汇率政策的协调。犹如imf、bis和世界银行(wb),作为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ifi)。amf关注成员经济体的共同利益。一是,确保成员国在全球性金融机构的决策过程中的参与和方向性。imf份额制投票权和执行理事会章程总是偏向美国和欧洲,不利于东亚国家。东亚作为一个整体,占世界gdp的五分之一,世界贸易的四分之一和世界外汇储备的近一半。因此,东亚成员国可以通过amf团结在一起,对迟缓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施加影响。二是amf在制定国际游戏规则方面的作用。亚太地区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使许多国家的对外贸易(出口加进口)超过其gdp,amf作为一个整体应该给予更多的投入,突出亚洲的特点和价值观对全球性的关系提出和制订统一的规则与对所有国家适用的规制,影响世界性的货币金融决策机构,如bis谨慎性的规则和规制的制订。第三,amf应该为成员经济体之间预测未来危机的一个监督机制提供政策和协调的场所。imf在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以一概全"采取短期宏观经济稳定与经济结构性调整的拯救措施不利于恢复市场信心,imf反对资本管制作为政策工具及关于套利基金的不稳定性作用的看法也不适用于亚洲金融危机的解决。第四,amf集聚成员经济体的外部储备作为imf现行融资便利的补充的一个集体行动组织应满足成员国流动性需求。为实现这一目的,amf采取三种机制:一是建立类似imf的借款总安排(gab),从成员经济体借款,通过成员国在amf的部分储备存款要求创造这种融资便利;二是协助amf成员经济体从资本市场获取流动性便利,amf可以通过从富裕的成员国获取信贷增强资金向资金要求的成员国提供流动便利性;三是amf通过担保借款直接从国际金融市场借款,向成员国提供紧急的金融支持。amf可以在东亚地区、东南亚国家联盟和环太平洋国家之间通过发展货币市场向所有的成员国开放:中国、日本、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以及asean成员经济体地区。亚洲货币合作可以利用成员经济体各自优势,把"亚洲路径"融入于全球化过程中并在全球"游戏规则"中积极发挥有利于东亚经济体在国际经济中的作用。
目前,东亚正积极建立区域性应对可能面临的共同利益和经济挑战的关于政策制定的信息交换与政策对话机制,其主旨在于向区域成员经济体发出经济金融脆弱性和危机的发出预测与预防信号。在东亚汇率和货币政策合作过程中,对区域性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的道德风险进行监控和监督是区域货币安全机制的要求。1997年11月建立的马尼拉框架组织(mfg)就是区域性的监督、经济和技术的合作的一种形式,也是强化imf应对东亚区域金融危机能力的补充,同时发展了对imf资源补充的区域性合作金融的安排。1999
年,asean+3(中国、日本和韩国)区域性的监督机制扩展至经济评价和政策对话,同时通过亚洲开发银行(adb)的区域经济监控单位(remu)提供监督报告。但亚洲区域监督机制的有效性取决于几个因素:一是区域成员经济体信息共享的意愿性倾向。信息共享的充分性与有限性将直接影响到监督机制的质量;二是监测能力的强化是东亚区域性监督机制提升的关键。经济监督机制包括对成员经济体宏观经济状况、金融和结构性政策的监测,结构性问题、法律和会计体系方面的缺陷等信息对于增强区域性的监控能力特别重要。区域成员国的外部监督有效性赖于对成员国经济政策的影响力。因此,在东亚地区形成超国家的相互监督发挥效力的明晰的程序和统一的规则使形式多样性的"亚洲价值观"在区域性的监督机制协调一致对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尤为关键。2005年5月,asean+3(中日韩)伊斯坦布尔财长会议关于共同监督机制纳入cmi框架下以形成一个区域性的多边化、统一协调的机构,cmi需进一步建立制度化的集体决策机制,制定统一的规则与清晰的程序,克服区域经济体决策的分散性,提高cmi的及时性、灵活性,通过集中运用区域金融资源扩大融资规模,提高融资效率,有助于防范、化解区域内金融危机及传染,为其他合作创造条件。
因此,东亚区域宏观经济协调首要是货币汇率的协调。方案有二:第一种方案提出在东亚地区采取有美元、日元、欧元以及成员国货币为基础构成的共同货币篮子体系作为驻锚货币。东亚区域成员国可以选择共同篮子盯住,或者盯住统一篮子货币并围绕共同货币篮子进行不同幅度的货币汇率调整,实现成员之间货币汇率的稳定和维持与区域外主要贸易伙伴国货币的汇率相对稳定。第二种方案是在东亚地区采取共同货币篮子的两阶段联系方式改进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第一步,在亚洲货币汇率体系内创造由成员国货币构成的"亚洲货币单位(acu)";
第二步,将共同货币单位与区域成员国主要贸易伙伴国货币构成的货币篮子联系起来,稳定东亚区域成员国货币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之间的汇率。这样,区域成员国既能实现其货币汇率的一致对外稳定,也不需要让渡货币主权给一个超国家的国际货币金融组织。从长期来看,东亚区域为实现消除区域内部成员国货币的名义和实际汇率的多变性的长期目标要求建立单一的区域性货币。货币联盟要求超国家的权力并体现参与货币联盟的集体利益和经济得益。但是,区域成员国向区域性金融机构转让其相应的货币金融主权要求区域成员国在政治决策、货币金融合作性安排和政治上的一致性,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但是,在东亚区域目前还缺乏这种基础。
三、东亚区域货币合作未来之路的思考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增强了东亚地区成员国出于自身利益建立更紧密的区域性货币合作的认识和需要。清迈倡议框架(cmi)关于双边货币互换安排的机制和亚洲债券基金(abf)目前成为东亚地区额外流动性提供的两个主要渠道。东亚地区已经建立起若干区域性的旨在促进区域宏观经济监督与监测的论坛,如apec的马尼拉框架组织、asean和asean+3机制等,特别是东亚地区的fta机制的安排,要求本地区成员国之间消除贸易谈判过程中及履行fta安排过程中可能的瓶颈,提升了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与货币一体化的要求。某种程度上说,东亚的货币合作因此具有自我确认的过程。由于东亚区域成员经济体的货币金融合作是在无任何汇率安排承诺的前提下进行的,一个精心设计的货币金融合作的相互监控和政策协调机制安排在东亚区域不会在近期出现,未来之路还在于区域成员国之间对东亚地区货币合作目标及其进程的理解与认同,并具体到实际的行动方案推进过程中去。2005年5月,asean+3(中日韩)伊斯坦布尔财长会议关于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在货币互换安排、共同监督机制、债券资本市场的发展、集体决策机制等方面的共识知识为东亚乃至亚洲货币金融一体化指明了路途方向,至于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前景,相信欧元区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能给东亚地区成员经济体聪明勤劳的人们和决策者们远见智慧的启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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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罗·克鲁格曼.汇率的不稳定性[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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