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基金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教育基金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大学教育基金对现代大学制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大学实行自主管理、民主监督与社会参与的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支撑。对于中国大学而言，大学教育基金面临的问题是“重募集、轻管理”。随着中国经济整体实力的提升与校友捐助意识的增强，中国大学更容易募集到资金，部分大学累计受捐已形成规模，支撑学校教学与科研发展;但较少学校能对募集来的大学教育基金进行有效管理，基金无法进行保值增值，从而无法为大学教育活动提供有力支持。从资产管理角度而言，数额庞大的大学教育基金无法有效获得投资回报是资金的浪费，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费紧张的大学教育活动的开展。在此现实基础上，本文强调的是中国大学教育基金应选择何种途径加强管理来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问题。具体而言，由于中国大学教育基金极少有长期专业化的投资经验，我们从一般商业性基金投资回报的经验来模拟大学教育基金的投资回报。

二、经验事实与文献综述

大学教育基金的主要来源是校友捐赠。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里实现了“增长的奇迹”，以近两位数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增长。在中国经济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的同时，中国大学也造就了一批富豪校友。随着校友捐赠意识的不断增强，大学募集到的校友捐赠数额也在不断增加。表1描述了截至2013年累计受捐额超过一亿元的大学校友捐赠情况。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大学的累计受捐额度较少。截至2013年底，中国大学累计受捐额度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大学数量还非常少，总共为12家，其中仅有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受捐数额超过10亿元，远远超过其他大学累计受捐额度。而美国大学累计受捐额度普遍较高，以哈佛大学为例，截至2013年6月，哈佛大学受捐赠基金的规模达到了327亿美金，资金规模超过中国受捐规模最大的北京大学的100倍以上。从2012年至2013年，大学累计受捐额度的增幅差异较大，部分大学增长幅度较大，是由于2012年大学累计受捐额度基数较小导致的。从整体上看，大学受捐额度数量与大学排名有着较高的正相关性，累计受捐额度较高的大学其综合排名也都比较靠前。另外，受捐额度较高的大学一般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区域之间大学累计受捐额度相差较大。由于中国大学忽视对教育基金的管理，从而导致大学教育基金收益较低。相比而言，美国大学教育基金不仅数额较大，而且收益可观。以哈佛大学为例，在过去十年里，其大学教育基金年平均投资收益率近10%，如果剔除期间金融危机的影响，收益率则更高。在2012年至2013年期间，多数美国大学教育基金的年投资回报率都在10%以上。美国大学教育基金数额不断增加，除了有完备的大学董事会制度和专业的劝募机构外，最重要的是美国大学委托专业的投资机构管理大学教育基金。除少数教育基金规模庞大的大学成立了非营利性全资子公司来进行大学教育基金的自主管理外，多数大学委托专业的基金管理公司来管理大学教育基金，并且支付给基金管理公司一定的管理费。从历史数据来看，专业的基金管理公司为大学教育基金带来了较高的投资回报率，有效避免了大学教育基金贬值的风险。对于中国大学教育基金问题的研究，学术界提供了部分研究结果与决策建议。当前研究多是涉及如何规范发展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如何晓梅和张大方认为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发展能够促进社会捐赠和校友捐赠，能为高校教学科研提供更多的经费支持，同时应当建立基金会专门管理部门来协调运作。①黄建华等对清华大学基金会捐赠款去向进行了分析，捐款用途主要包括基建款、奖助学金、学生活动经费、教学科研活动经费及非定向基金，其中非定向基金主要来源于校友捐赠。

陈秀峰和郑杭生认为中国大学教育基金会收入结构不合理，营业性收入占比极低，投资风险较高，并且在运作时曲解了管理费的含义。③郭秀晶认为中国大学教育基金会存在资金规模小、管理模式以行政管理为主、基金会运作机制不健全、组织机构不健全等问题，而导致问题的原因在于中国欠缺慈善文化和传统、政策和法律的局限及基金会积极性不足等。④孟东军等认为中国大学教育基金会的模式对基金会的运作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的直线职能制组织结构模式、项目组制组织结构模式和事业部制组织结构模式都不能很好匹配中国大学基金会管理组织结构模式，提出采用矩阵式组织结构来实现管理机构与捐赠者的长期沟通和联络。⑤王佩军等认为当前中国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完善发展必须从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激励机制和完善基金会内部运营机制入手，社会保障激励机制方面重在从法规层面对基金会的权利和义务做明确规定，内部运营方面需要通过投资来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保证基金会的持续发展。①而对于大学教育基金如何进行治理来进行投资获得收益，范跃进和孙国茂从制度和治理角度对大学教育基金的发展进行了剖析，制度和治理的不完善导致大学教育基金重募集而轻管理，缺乏信托责任意识，导致投资收益低。监管当局应当从完善税制，规范大学教育基金的自身监管和社会监管来实现大学教育基金的规范运作。②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主要针对如何对大学教育基金进行有效投资来获得较高收益以避免资产贬值来进行策略研究。多数文献对基金会的发展运作做了详细研究，并且部分文献指出大学教育基金投资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但并未从实证角度提供证据。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会为大学催生更多的富豪校友，大学教育基金随着校友捐赠的增加也将会不断增长，因此大学教育基金必须进行投资来保值增值，避免资金闲置从而浪费时间价值。从当前中国大学教育基金投资运作可行的渠道而言，极少部分高校对基金进行自主投资管理，多数高校没有专门团队来管理基金投资。另一渠道是交由专业基金管理机构来管理，支付管理费，获得基金的投资回报。综合而言，多数高校并未对大学教育基金进行有效投资管理，本文选取了专业基金管理机构的投资收益，来模拟大学教育基金投资指数，探究专业基金管理机构是否能为大学教育基金投资带来高收益及能否有效规避投资风险。

三、投资指数构建与数据描述

大学教育基金具备一般商业性基金的基本要素，即以货币形态存在的基金资产(捐赠者捐赠的货币或实物资产)、特殊的基金存续目的(以支持大学教育教学及科研等为目的)、基金资产的所有者(大学接受捐赠后成为基金所有者)和基金资产的管理者(大学自主管理或交由专业机构管理)，因此大学教育基金具备交由专业基金管理机构管理的条件。鉴于多数大学目前没有经由专业基金管理机构来进行投资管理，大学教育基金投资收益没有可得数据，因此本文利用资本市场上专业基金管理机构的投资收益来构建指数模拟大学教育基金的投资收益情况。本文选取的是WIND数据库里2006年1月至2013年12月的基金公司平均收益率的月度数据，样本内包含有74家基金公司的平均收益率数据③。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上进行投资操作，总会采取各种各样的策略。大学教育基金所有者也需要衡量应该交由哪家专业基金管理机构来管理，因此我们构建最为简单的一种机构策略，假定大学教育基金所有者每个委托投资周期为1年，每年会根据基金管理机构投资收益表现来更换基金管理委托机构，并且每年会委托上个年度表现最好的前10家基金公司来进行投资管理，在此选取策略下对10家基金公司的投资收益率取平均数得到指数1。即使大学教育基金所有者采用其他选取策略，每年都选到了表现最差的10家基金公司委托管理，在此策略下取10家基金公司投资收益率的平均数得到指数2。在一定程度上，指数1代表收益较好的基金公司的投资收益情况，指数2代表收益较差的基金公司的收益情况。本文实证研究的重点是大学教育基金委托专业基金管理机构管理是否能够获得高收益，并且是否能够有效规避市场风险的问题。在构建好大学教育基金模拟指数1和指数2之后，选取WIND数据库里相同时间段的沪深300指数作为对照，并且选取了CPI④作为变量来检验指数是否能够规避通货膨胀风险。构建好的指数1、指数2、沪深300指数和CPI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指数1与指数2的趋势变化如图1所示。表2描述了指数1和指数2及其收益率①的基本统计情况，指数1和指数2的收益率指的是基金净值变化，二者的概念不完全一致，此处用以衡量收益变动趋势。在样本期内，平均通货膨胀率接近0．3，指数1和指数2的平均收益率都超过了平均通货膨胀率。图1描述的是指数1和指数2累计收益率的变动情况，从整体上看，指数1和指数2具有较为一致的波峰和波谷，走势一致，指数2的收益率要显著低于指数1的收益率，说明指数1的投资者的选取策略相对较好。在金融危机前期，指数1和指数2表现都相对较好，指数1的累计收益率甚至超过100%，金融危机时两个指数都遭遇大跌，之后的表现都有升有降，指数1在波动中有所上升，指数2表现较为一般。

四、实证检验分析

本部分将对大学教育基金投资的模拟指数来进行实证检验，主要检验指数的收益性、抵御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和抵御通货膨胀的能力。收益性主要从指数1和指数2的年平均收益率及其波动性来分析，具体结果如图2所示。从图2可以看出，指数1和指数2的年平均收益率整体为正，2006年指数1年平均收益率超过60%，指数2超过40%;指数1和指数2均在2008年损失较大，指数1超过40%，指数2损失接近60%，两个指数在2011年也出现了负向收益，原因不仅与股票市场整体表现不佳有关，也与2011年基金市场负面影响有关。在收益为正的年份，基金的收益有降低的趋势，超额收益越来越少，基金收益逐步进入正常收益通道。而样本期内指数1和指数2的平均收益分别为10．67%和2．49%，指数1的投资策略可以帮助大学教育基金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如果把受到金融危机严重影响的2008年剔除掉，指数1和指数2的平均收益率可以分别达到18．46%和10．96%。接着对指数1和指数2正向和负向收益率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指数1和指数2的正向收益均值相差并不大，分别为3．85%和3．19%，正值个数分别为63和61个，约为负值收益率个数的1倍。指数1和指数2的负值收益率均值均比较大，分别为－4．91%和－5．14，并且负值收益率的方差均比正值收益率的方差大，一定程度上说明市场出现负向收益率时波动更大，这与金融危机期间股票市场表现急剧下跌有关。从这一统计结果来看，指数1和指数2更容易获得正向收益率，负值收益率受到样本期内金融危机冲击波动更加剧烈。对于大学教育基金投资模拟指数抵御系统性风险能力检验，采用沪深300指数收益率作为变量，来反映系统性风险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沪深300指数能够代表上海证券市场和深圳证券市场的综合表现，因此可以较好地反映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分别检验指数1和指数2提前3期与滞后3期与沪深300指数的相关性，结果如表4所示。在滞后期为0期时，指数1和指数2的收益率与沪深300指数的收益率分别为0．86和0．88，并且结果显著，说明指数1和指数2均无法规避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其他滞后期的检验结果均不显著，说明在月度数据层面，沪深300指数收益率和指数1与指数2之间不存在引导关系。大学教育基金投放到资本市场，专业基金管理机构采取策略投资，也无法有效规避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接下来检验指数1和指数2是否能够有效抵御通货膨胀风险。图3描述了剔除通货膨胀因素的指数1、指数2及CPI的走势情况。在样本期内，累计通货膨胀率呈现上涨趋势，从2006年至2013年累计增加了27．5%。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指数1表现依旧良好，累计收益率一直较高，而指数2在金融危机前的繁荣阶段表现较好，金融危机后累计收益率表现较差，2011年下半年后剔除通货膨胀因素的累计收益率一直呈现负值。说明大学教育基金采取指数1的策略投资方法，能够获得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较高收益。同时，进行了样本期内指数1和指数2的收益率与通货膨胀CPI指数的相关性检验，利用沪深300指数收益率与CPI指数的相关性检验做对比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滞后期为0的序列检验结果较为显著，指数1与CPI相关性达到了97．4%，沪深300指数与CPI相关性达到了85．4%，结果都非常显著，说明指数1和沪深300指数与CPI走势高度一致;而指数2与CPI相关性检验结果不显著。综合而言，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指数1仍然能够获得较高收益，并且其收益率与CPI波动趋势高度一致，说明能够规避通货膨胀的风险;而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指数2收益较低，并且其收益率与CPI走势没有显著相关性，因此指数2无法规避通货膨胀的风险。通过对指数1和指数2收益性、抵御系统性风险和抵御通货膨胀的检验发现，样本期内指数1和指数2都有较好的收益性，即使样本期内包含金融危机的影响，指数1仍然有10%左右的年收益率，指数2也能取得正向收益。但指数1和指数2都与代表系统性风险的沪深300指数有着较高的正向相关性，说明指数1和指数2也无法有效规避系统性风险，如2008年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时，同沪深300指数一样，指数1和指数2的收益率都出现了较大的负向收益。另外，指数1可以较好抵御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指数1仍然可以获得较高累计收益，而指数2则出现了负向累计收益，并且指数1与CPI相关性较高，因此指数1可以有效抵御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

五、专业机构投资管理与自主投资管理

在进行投资决策之前，中国大学教育基金面临的一大严重问题是治理问题。当前中国大学教育基金主要采用市场运作模式、行政管理模式、委员会模式、海外拓展模式和行业依托模式五种治理模式，这五种治理模式均没有成熟发展，治理缺陷明显。多数大学成立发展委员会、发展办公室及校友会等机构来管理不断增加的大学教育基金，没有成立具有法人资格的基金会，以现代公司制度角度看来，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等，从而难以提高基金的运作效率与投资回报。同时，中国大学教育基金治理问题的另一表现是重视基金的募集，而忽略基金的管理。多数大学的发展委员会、发展办公室、校友会或董事会等多是重视如何来募集资金，未见有大学公开大学教育基金的投资管理情况，一定程度上说明忽视了大学教育基金投资管理情况。重募集、轻管理的现状会制约大学教育基金的发展，因此必须解决此问题，将大学教育基金投资管理的渠道主要有交由专业基金管理机构来管理和大学进行投资自主管理。大学把教育基金交由专业基金管理机构来管理存在其合理性。理论上，如前文所述，大学教育基金具备一般商业性基金的特征，基金资产的拥有者(大学)完全可以把以教学或科研等为目的而募集来的基金资产交由基金资产管理者来管理，大学可以选取的基金资产管理者范围也比较广，除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外，还有其他证券公司、商业银行及保险公司等。另一方面，通过前文指数1的表现，专业基金管理机构完全有能力实现大学教育基金较高的收益，规避通货膨胀因素带来的资金贬值风险。

在大学教育基金管理较好的美国，绝大部分高校也是采用交由专业基金管理公司来管理。专业基金管理公司为大学教育基金带来了较高的收益，部分高校通过投资管理获得的基金收益比新募集到的资金数额还高，并且专业基金管理机构利用其经验可以降低大学教育基金的投资风险，这对于大学教育基金的进一步募集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对中国大部分高校而言，成立基金管理公司来进行大学教育基金的自主投资管理还有一定的难度。高校对大学教育基金的治理模式不完善，重募集轻管理的现状长期存在，成立基金管理公司须克服不完善的治理模式，困难较大。虽然校友捐赠数额越来越多，但多数中国高校的教育基金数额仍然相对较小，成立基金管理公司需要耗费一定的人力财力等成本，成本费用会限制规模较小的大学教育基金获得高额回报。美国大学仅资产规模巨大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成立了专门基金管理公司进行自主投资管理，大学教育基金规模较小的和多数规模较大的高校都委托专门基金管理机构来管理。另外，中国大学教育基金的使用多受到行政管理方面的制约，成立基金管理公司自主投资难以完全不受行政管理手段的束缚。因此，成立基金管理公司自主投资对于多数高校而言条件尚未成熟。

六、结论

篇(2)

8月30日上午，台山市政府会议中心礼堂掌声阵阵，2008年台山市教育基金颁奖大会在这里隆重举行。市领导吴晓谋、黄小玲、黄伟红、关泽锋、黄国忠、刘征、陈翠芹等，香港台山商会顾问、台山旅港同乡会永远荣誉创会会长陈策文先生，林国筹、陈启球等香港台山商会理监事首长，“马秀珍高考精英奖和辅导教师奖”项目设立者陈国强先生的代表马锦璞，“高考助学培优奖”奖项设立者陈焕湘先生的代表伍卫宁，相关奖项代表陈中贤先生、陈中伟先生，刘祥来先生，台山市有关部门领导，获奖师生代表共400多人参加了颁奖大会。

台山市副市长黄国忠主持颁奖大会。台山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晓谋在颁奖大会上致辞。教师代表叶巧灵以及学生代表李慧文在会上发言。

吴晓谋市长在大会上表示，近年来，台山市切实把教育故在优先发展的地位，不断深化教育改革。高质量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大力发展高中阶段教育和职业教育，努力推进学较规范化建设，加快教育强镇创建步伐，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办学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今年，台山市高考成绩又取得新的突破：一是入围人数大幅增加。今年高考入围人数首次超过3000人，入围率从去年居江门市第六跃为第三。二是高分层较为突出。台山市高考总分630分以上的有3人，其中文科、理科各有1人进入江门市前10名；单科进入江门市前10名的有22人次，其山一中的李慧文、邝俊宇和台师高级中学黄志飞分别居江门市文科数学、历史和地理单科榜首。三是高职类成绩优异。在江门市高职类高考总分前10名中，台山市就占了6名，培英中学黄清梅居江门市高职类数学单科榜首。同时，台山市师生参加各级各类竞赛和评比也取得较好成绩，其中学生获国家级奖励578人次、省级奖励559人次、江门市级奖励971人次：教师获江门市级以上奖励356人次。另外，台城顺利晋升为广东省教育强街，台山一中通过了广东省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督导验收。

吴晓谋指出，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发展社会事业和做好民生工作，其中对教育事业的投入逐年增加，预计今年财政用于教育的各项支出达4.33亿元，比去年增加1.09亿元，增幅达25.2％。百年大计，教育为市。今后，要在狠抓经济发展的同时，坚持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从财力、资源和政策等方面全力推动教育优质、高效和均衡发展，为台山市加快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

据了解，这次大会共设28个奖项，共发放奖金人民币125.62万元、港币6.2万元，42个集体和单位、880人次获得奖励。与往年相比，今年表彰奖励的范围更广，投入的奖励资金更多。

篇(3)

高校教育基金会发展

一、国外高校基金会的发展

高校教育基金会是高校设立的以募集教育资金为主要目的的非营利性组织，起源于英美国家。早在16世纪的英国就出现了类似基金会的组织机构，19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则把教育基金会推上巅峰时期。1890年，美国耶稣大学成立了世界第一个校友基金会，负责接受并管理校友的捐赠。由此，高校教育发展基金会便逐渐在美国发展起来。随着教育基金会在美国的发展壮大，例如哈佛大学等知名高校每年接受的捐赠金额超过其自身运营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并且逐年递增。2010年，哈佛大学基金会接受捐赠的金额高达275.6亿美元，位居全美高校第一。美国高校基金会是非营利性、非政府的公益性组织，因此，基金会的运作不不以营利为目的，通过基金投资的保值增资，来实现公益用途和目的-设立奖助学金，科研基金，支持学校基础建设等，高校校长的“融资能力”和“获赠能力”已成为政府和社会评价高校综合能力的重要指标。

二、国内高校基金会发展史

在我国，大学经费的主要来源是国家拨款，学费收入，科研经费收入等。我国高校正在努力建设成为世界高水平大学，但是光靠政府提供的这些收入是远远不够的，对于建设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的目标来说根本是杯水车薪。并且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经费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我国高校发展的重大难题之一。高校教育基金会通过接受来自社会的捐赠，补充办学经费，支持教育事业，已经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大多数高校基金主要针对人才培养、奖助学金、奖教金、科研活动、基础建设，文化发展等方面设立及运作。高校基金会在接受社会捐赠的同时，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有责任和义务使用、管理好基金，在法律框架内，运用金融理论和工具进行增值化操作，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

1994年我国第一家高校基金会――清华大学基金会成立，高校基金会便开始在我国逐渐发展起来。1995年以来，国内已先后有上百所大学成立了基金会，专门负责接受、管理和使用社会捐赠资金。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实施，标志我国基金会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三、国内高校基金会的现状

（一）数量规模

截止2014年，全国已有406所高校成立基金会，年均新增50家，基金会正成为中国高校有效动员社会资源的组织形式。高校基金会净资产总量已达158亿元，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三所大学成立的基金会净资产规模名列大陆基金会前三位。（二）资产规模分析

至2014年，高校基金会净资产总量已达2，197，180亿元，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三所大学的基金会净资产规模名列内地高校基金会前三位。按照高校基金会数量排名，江苏省以56家的总数，名列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第一名。排名前20位的基金会资产规模已达到1，335，917亿元。

（三）收支规模分析

四、高校基金会的发展趋势

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发展运作形式多样化，目前初步形成的类型大致分为：以浙江大学竺可桢教育基金会为代表的行政管理型、北大和清华教育基金会为代表的市场运作型、南京大学发展委员会为例的发展委员会型、上海交通大学基金会的海外拓展型、和中国矿业大学的行业依靠型等多种发展模式，在资金募集和使用等方面越来越多样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目前，高校基金会的收入可以分为两部分：捐赠收入，投资收益。由于工作体制的原因，我国高校主要以政府拨款为主，高校筹资渠道狭窄，筹资方法单一，对于存在风险的投资收益要求不高，积极性不强。基金会的发展，离不开专业人才的支持。筹资、投资是基金会的日常工作之一，环节众多，结构复杂，规范性强，对从业人员的素质和能力有较高要求。因此，要想拓宽筹资渠道，建设特色筹资项目，实现基金保值增值，需要建设专业化的人员团队，标准化的运作流程，健全的监督机制，从科学化，规范化，专业化的角度，为高校的可持续行发展提供强有力地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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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校 教育基金会 转型发展

高校教育基金会是高校依法成立的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以募集教育资金支持高校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主要目的的非营利性组织,起源于英国,发展于美国。近年来,我国为适应高等教育不断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拓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高校教育基金会悄然兴起并蓬勃发展,据基金网信息中心统计,截至2012年7月底,在国家民政部或省级民政局正式注册的高校教育基金会已近300家,其中在国家民政部注册登记由教育部主管的基金会有9家,“985高校”全部成立教育基金会。但是由于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起步较晚,与欧美国家的高校教育基金会相比,在相关政策法规的完善、人员配备、项目管理等方面均有很大差距。因此,对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必须冷静地分析现状,取长补短,实现长远发展。

一、高校教育基金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客观地讲,我国高校基金会是在社会的转型发展中兴起的。随着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2005年《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及2008年《企业所得税法》等相关法规制度的制定,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黄金机遇期。当前,高校教育基金会在快速发展并取得阶段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多重困难。无论在基金会发展的外部政策环境方面,还是在其团队的建构和专业化程度方面及基金会的项目管理和资金运作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改善和提高的空间。正是这些问题的累加成为制约高校教育基金会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使其陷入内外交困之中。

(一)高校教育基金会发展的外部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教育捐赠不但规模小、方式不规范,而且政策法规不完善、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因此,我国目前的绝大多数捐赠行为都还是“回报社会、造福桑梓”的慈善行为,而不是一种常态化的社会行为。总之,高校教育基金会在寻求发展时,其外部的发展环境不容乐观,使得发展受限,面临严峻的外部挑战。

第一,传统慈善文化和现代慈善理念有待进一步弘扬。慈善是一种爱的召唤和善的关怀,它是社会慈善事业发展的精神动力。虽然我国儒家文化倡导“仁爱”、墨家提倡“兼爱”,但我国的社会捐赠尚未进入规范化、制度化发展阶段,鼓励和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的社会氛围仍未完全形成。[1]据中华慈善总会统计,2006-2010年,总会筹募慈善款物分别为:6.05亿元、14.66亿元、40.25亿元、46.39亿元、80.2亿元。虽然近年来我国慈善事业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是很大一部分来自境外和富人捐赠,平民捐赠比列还是很小,因此慈善事业的发展还有较大的空间。慈善文化和现代慈善理念的欠缺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我国高校基金会的发展规模。虽然近几年来我国人民的慈善意识有所提高,但是慈善文化和传统仍有待进一步弘扬。

第二,募捐和捐助项目品牌效应尚未形成,社会认可度不高。高校教育基金会由于成立时间不久,大多还处于婴儿阶段,尚未有成就突出的募捐项目和捐助项目可资宣传,因此较难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同时,各高校教育基金会的宣传力度不够,相应项目的品牌效应也未形成,除在当地(或本省)有一定的知名度外,在外则往往无人知晓,这使得社会对一些高校教育基金会存在诸多观念上的偏差。显然,当今社会声誉、高校募捐和捐助项目的品牌效应、优厚的校友资源等已经成为高校教育基金会宝贵的无形资产,并对高校教育基金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新成立的普通高校教育基金会在声誉、品牌、校友资源方面的弱势势地位必对其募集资金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对其寻求外部支援极为不利。

第三,法律法规不健全。首先,捐赠对象不同,享受税收优惠的力度不同。其次,税收优惠比例过低,且扣除程序复杂。2008年1月1日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章第9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但税前扣除却要经过一系列繁琐的审批程序。再次,对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进行捐赠的税收优惠不统一。最后,我国尚未对遗产捐赠税、教育捐赠进行完善的立法。正是因为这些政策、法律不完善,从而导致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资金募集和运作困难。

(二)高校教育基金会发展的内部问题。

高校教育基金会不仅面临着上述种种外部问题,其自身的内部问题极其复杂,而且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制约高校教育基金会快速发展的“绊脚石”,使高校教育基金会的发展深深地陷入内外交困之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筹资金额较小,融资渠道少且不畅,捐赠收入占高校经费总量比例少。目前,除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等少数重点高校教育基金会募集到逾亿元的资金之外,绝大部分高校教育基金会募集到的资金规模仍较小,捐赠收入尚未成为高校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2000年麻省理工学院的捐赠收入占整个预算收入的40%,2004年耶鲁大学经费的33%来自社会的捐赠和学校基金。[2]在英美等国高校的社会捐赠约占学校经费的10%,哈佛、斯坦福等名校的年捐赠额甚至高达5亿美元以上。[3]首先,我国高校基金会成立之初,捐赠主要源于境外,尤其是港澳台地区的企业家,高校募捐对象的重点也在境内外有影响力的企业家身上。高校对如何有效激发校友会在开展筹款工作和捐赠贡献中的作用,认识不深刻。其次,很多新成立的教育基金会除企业、华侨和少数富人捐款外,其主要收入是成立之初财政部门划拨的原始基金,有些基金会的启动基金仅仅是个人的捐赠。并且在基金会启动后,没能高效地开展各项募捐项目和资金运作项目,自我造血功能严重不足,实际处于“植物人”状态。再次,起步晚的普通高校教育基金会处于我国基金会生态群落的边缘位置,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而且,这种生态群落结构极易造成高校教育基金会筹资的“马太效应”“二八现象”,使资金更易流向更具资源优势的重点高校的教育基金会。最后,西部偏远地区的一些非重点高校教育基金会的筹建更是困难重重,因此基金会募捐渠道偏少,是当前限制教育基金会,尤其是普通高校教育基金会发展的严重问题之一。因此,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必须努力拓展筹资渠道,从而提高捐赠收入占高校经费总量的比例。

第二,管理模式以行政管理型为主,不能完全适应市场需求。据调查显示,我国高校的基金会中近一半属行政管理型,即将基金会当做学校的一个职能部门来对待和管理的模式。[3]该模式的缺点是管理方式缺乏灵活性,分工也不够明确,不能充分调动基金会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办事效率较低。基金会作为独立的财团法人,应该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具有该校特色的现代化管理模式,其资金的募集、运作、管理等都应该以市场为导向,以募集更多的资金为目标,以促进学校的发展为落脚点。

第三,资金运作能力不足,资金收益不高。我国高校除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邮电大学、浙江大学等一些高校教育基金会聘请了专门人员和设置了专门机构进行资金运作外,大部分高校教育基金会由于专业人员不足和不动本资金较少并不十分重视资金运作,即便进行了有益尝试,也是投资规模很小,方式极为单一。有些高校教育基金会甚至因惧怕投资风险而采取保守的态度,将资金存入银行来获取收益,这些举措都没有充分发挥资本增值的优势。欧美高校基金会通常对基金进行大规模的专业化的投资和管理,年资金收益率约在10%以上,甚至能达到20%~30%,[4]有效地实现了基金的保值和增值,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第四,没有理性化的组织机构,专职人员严重不足且专业化程度不高。大多数新成立的高校教育基金会内部没有完整的部门设置,如投资部,也无专业人员,只有少量的工作人员,没有明确的职责分工。2011年《中国基金会发展独立研究报告》相关数据统计:78.1%的非公募基金会的全职人员数量大于0人,少于等于5人;11.3%的非公募基金会的全职人员数量大于5人,少于等于10人;3.2%的非公募基金会的全职人员数量大于10人,小于等于20人;2.2%的非公募基金会的全职人员数量在20人以上。以高校教育基金会全职工作人员数量为例,清华大学配备专职人员29人,北京大学配备24人,浙江大学21人,复旦大学3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0人,这与国外高校教育基金会的人员规模相差甚远。目前我国高校基金会组织机构不够规范和健全,且专职专业人员配备普遍不足。一方面,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在我国的发展属于初级阶段,工作人员没有接受过专门的训练,专业化程度不高。基金会的工作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要求工作人员有人文、社会、经济、教育、金融等多方面的知识。国内从事基金会工作的人大多为“半路出家”,加之工作的时间不长,还未积累丰富的工作经验,甚至对基金会工作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因此工作的主动性、创造性不够,荣誉感、责任感和事业心不强。另一方面,由于我国高校事业编制制度,不能为基金会配备过多的专职工作人员。人员数量的配备不足使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无法开展相应活动来促进基金会的发展。

二、对策分析

当前高校教育基金会所面临的各种纷繁复杂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也前进中的问题,高校教育基金会只有通过不断反省自身存在的问题并在实践中不断优化自身的内外部发展环境,才能摆脱现实的困扰。因此,为了实现自身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既需要外部政策的支持,又需要加强高校教育基金会组织团队的建构和管理,因此需要政府和高校教育基金会共同努力,关键在于高校教育基金会要进行转型发展。

(一)政府要加强对高校教育基金会的制度建设,为高校教育基金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

首先,政府要加快对高校教育基金会的立法进程建设,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文件来明确和规范高校教育基金会的组织机构、基金会的义务、权力和运作程序,建立对大学基金会运作的内部约束和外部监督机制,以推动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的发展,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高校教育经费筹措新格局。其次,政府可以逐步完善向高校教育基金会捐赠的激励机制:适当提高税收优惠比例;允许跨年度递延抵扣;鼓励遗产捐赠和个人收入捐赠;简化税前扣除的审批程序;不断完善慈善义工法规,切实为公益性捐助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再次,不断完善教育基金会相关的监督政策与法规:完善基金会的公示制度,确保高校教育基金会的运作公开、公正和透明;积极引入民间非营利的第三方评估机构――专门的基金会评估机构。美国慈善信息局这个民间的非营利组织,就制定了衡量基金会好坏的9条标准,每年4次公布全国几百家基金会的测评结果,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在中国教育基金会事业的发展中也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从试点入手,积极引入民间非营利的第三方机构,让他们在评估和监督基金会组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而规范基金会的运作,提高基金会的公信力。最后,要构建合理的绩效评估制度。系统、公平的绩效考核制度不仅有助于激发其成员的主观能动性,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还有利于吸引更多专业人才加入到基金会中,这样就可以为高校发展募集到更多的发展资金。

(二)高校教育基金会自身角度来看,“转型发展”是高校教育基金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一,选择适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管理模式,充分利用各种方式,扩大非公募基金的筹资范围和渠道。一方面,基金会的项目管理模式与学校的文化传统、机构设置、校友资源等校情密切相关,高校应当根据自身条件,选择适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发展模式,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基金会的社会筹资能力。另一方面,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都属于非公募基金会,不能面向公众募捐,但实践中可以通过各种灵活的方式解决非公墓基金会在范围上的限制。高校教育基金会可以与其他非公募基金会和公募基金会合作以扩大筹资面。同时高校教育基金会还可以以高校诞辰年来发行各种纪念品,并通过校友聚会来募集资金。如香港大学基金会以张爱玲诞辰87周年的名义,与电影公司合拍《色戒》,募集了一大笔捐赠资金,这就是非公募基金进行灵活筹资的典范。

第二,不断完善组织机构,配备充足的专职专业人员,努力提高自身的公信力。首先,美国高校教育基金会都是校董会直管,拥有大批精英专业团队,例如斯坦福大学设立的学校筹款机构――发展办公室就有230多名专职人员从事社会捐赠管理工作。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也应参照国外的管理模式,不断完善理事会的结构、秘书处内设机构的设置及基金会的运行机制。其次,随着高校教育基金会的异军突起和人们慈善意识的增强,捐赠者对高校教育基金会的关注度不断提高。高校教育基金会应当在自律的基础上接受来自各方的监督,加强项目管理的实施与反馈,提高为捐赠人服务的意识,建立严格的财务制度,提高基金会资金使用情况的透明度,确保基金会资金运作和管理的规范、高效、公正、公开,以提高社会的信任度,争取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支持。

第三,委托专业性理财机构或聘请相关专家采取多元化的基金运作模式运作不动本基金。美国高校教育基金会规模庞大、实力雄厚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充分开发捐赠资金的金融价值,从而产生高额的投资收益。有关资料显示,国外一些名牌高校基金会都投资于股票、证弧⑿磐衅分帧⒍唐谄本荨⒄券等,投资收益回报率均在25%以上,取得了可观的收益。对此,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教育基金会等均开展了有益尝试,2010年它们的投资收入分别为:97701857.68元、51393626.60元、12525113.15元、64944045.13元、346905.28元,这与国外高校教育基金会的投资收益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无数事例证明国内外高校教育基金会成功的投资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由理财机构对资产进行评估,根据风险进行分散投资,股市基金、债券及存款各占一定的比例确保本金安全和高额投资收益;二是与企业合作,一般主要是与校友企业或捐赠方企业合作,通过将捐赠的善款中的不动本资金转化为企业的股本,从而保证长远的收益。

第四,积极发挥校友在基金会建设和筹款中的重要作用。欧美高校教育基金会成功之处在于与校友会工作密切配合,注重发掘校友资源和关注潜在捐赠群体。如哈佛大学80%左右的毕业生通过校友会与母校保持着密切联系,愿意通过捐赠来回馈母校的教育。我国清华大学2009年校友捐赠率达26%。近年来,我国重点高校校友对高校基金会进行大额捐赠的案例也不断增多。例如,2006年9月,段永平、刘昕夫妇与丁磊先生联袂募集捐赠4000万美元捐献给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2007年5月,朱敏校友向浙大教育基金会捐赠1000万美元。2010年2月,段永平、刘昕夫妇向人民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3000万美元支持母校的发展,刘昕被受聘为人民大学董事会副董事长,校基金会名誉理事。因此,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只有与校友会工作密切配合,把校友吸收到理事会中来,使校友直接参与基金会的重大决策和组织建设,充分发挥校友的积极性,才能使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工作保持长盛不衰。

综上所述,面对当前的发展问题,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不可能指望从过去的选择来推测未来的答案,必须自觉地对当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和反思,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创新。“转型发展”正是高校教育基金会展望未来的一种理性回应,即高校教育基金会要在高校资金需求与社会环境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并在相关工作的开展中不断开拓创新,以新的方式筹募资金和运作资金,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展自身的造血功能,弥补高校教育的资金不足。实际上,高校教育基金会只有不断依靠自己的实力在发展中转型、在转型中发展,取长补短,把握机遇,挑战困难,才能更好地生存与发展,从而最终实现自身的价值追求。只有这样,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才会迎来百舟竞发、百舸争流、全面推进的新局面,从而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2]汤贺凤,郭碧雯.探析高校基金会的筹资政策[J].教育财会研究,2010(4):32-34.

篇(5)

“当前云南教育基金会正处在爬坡上坎的阶段，要实现新的增长，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更多努力。”举办企业家联谊会，相互交流、宣讲政策，争取更多企业参与扶贫支教，是云南教育基金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又一次募资创新。连任两届云南教育基金会理事长的省级老领导吴光范认为，争取社会支教助学，是教育事业大发展中的有效补充，是时代的需要，是无悔的奋斗，更是任重道远的善举。据他介绍，此次联谊会特意将云南教育基金会支教助学推荐项目印发给与会的企业家。“希望更多商家、企业家、爱心人士参与支教助学，在反哺社会中成就更大的事业。”

聆听着云南教育基金会服务基层教育、情暖边疆师生的真情善举，在座的企业家们感动了，纷纷燃起回馈社会、支教助学的真诚激情。“我是生长在云南的四川人，我将与基金会合作，在融资融智、创业发展中，尽企业之社会责任。”作为新组建的云南民营企业发展协会会长，已在云南生活了20多年的周树冬对支教助学有着深厚感情。他曾多次带领企业爱心人士到楚雄、彝良、布朗山寨的贫困学校开展“爱心手拉手”活动，在走访贫困家庭中感受到因贫辍学孩子的渴望。“真正的贫穷是不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思想上的贫穷。”从此，他持续多年为贫困地区学生捐赠学习用品和提供不定期资助。他表示，愿意借助云南教育基金会平台共同打造“资金池”，因为“民族的发展、祖国的复兴与教育密不可分”。

同样来自四川的中平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副董事长韩述洪，来云南打拼已有20多年，并用踏实勤奋开创出一番事业。“我会用实际行动来表达心愿，相信会有更多拥有正能量的企业人士参与进来，共同支持云南贫困地区教育发展。”联谊会后，韩述洪在云南教育基金会设立爱心基金的协议书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未来3年他将出资40万元设基金，奖励优秀教师和品学兼优的孤儿和贫困学子。来自云南万家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兴安也欣然在协议书上签字，捐资5万元在云南教育基金会设立爱心基金。

篇(6)

【关键词】高校教育基金会；财务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简述；现状；建议

教育对国家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加强教育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高校教育基金会是为了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为高校募集更多的发展资金，而由高校依据相关法律成立的非营利性民间组织。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的发展开始于1994年成立的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经过20多年的探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高校教育基金会的数目已近500家，但是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仍处于初级的发展阶段，还存在很多问题与不足，因此，如何更好地对其进行管理，提高运作的能力，是目前我们急需重点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一、高校教育基金会的性质和功能

1.高校教育基金会的性质

高校教育基金会是一个特殊的、具有非营利性质的社会团体，由高校依据《基金会管理条例》而成立，社会各界向其捐赠发展资金，主要包括政府的专项拨款、个人及社会团体的捐赠等，并在合法的资金运作下，使资本可以保值增值，同时吸引更多的后续社会捐助，用以开展与高校教育发展相关的学术及教学研究、改善教学设备、奖励优秀的教师和学生、资助贫困生等活动，促进高校教育事业的发展。

高校教育基金会不以追求利润为目标，只为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公益性和社会性，而且它为高校发展拓展资源，具有实用性。同时，其资产规模、捐赠收入、资助金额等都存在着个体差异性。

2.高校教育基金会的功能

高校教育基金会主要包括三大功能：一是通过募集资金，为高校更好地建设与发展提供资金保障，提高高校的办学质量及其综合实力，扩大其社会影响力；二是按照相关的规章制度使用捐赠的资金，充分发挥其奖励与资助功能，使教师可以更好地开展教育教学与科研活动，学生可以更专心地进行学习和发展；三是在专业的理财投资的运作下，使捐赠资金可以更好地保值增值，从而为高校教育基金会的发展吸引更多的后续捐助资金，充分发挥资本的价值，更好地为高校的发展服务。

二、高校教育基金财务管理的现状

1.管理体制还不够健全，自不高

高校教育基金会的管理模式很多，当前我国以行政管理的模式为主，虽然高校教育基金会是一个独立的法人，但在实际上它只是一个由高校来管理的职能部门，基金会的理事长一般由高校的党委书记或者主管的副校长兼任，基金会的财务负责人也由高校财务处的相关人员兼任，其他工作人员由校友会的办公人员兼职，在高校领导班子的管理下开展工作，这使得高校教育基金会的管理职能模糊，相关职权划分不够清晰，自不够高，致使基金会管理不够规范，工作效率低下，无法适应社会市场的发展需求。

2.基金会资金运行机制不够健全，资金增值不高

高校教育基金会财务管理其中的一个职能就是要保证和促进基金会的捐赠资金得到保值增值。但是就当前的情况来看，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更重视资金的募集筹措，对基金会资金运行的重视程度还不够高，相应的运行机制也不够健全，方式单一。除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一些较为成熟的高校基金会聘请了专业的人员和机构进行基金的运行管理外，其他大多数高校都只是将捐赠资金存入银行获取利息，没有真正意义地进行投资增值，资金运行的收益很低。

3.会计核算体系还不够完善

会计核算包括了记账、算账、报账等会计工作，反映了会计主体的资金运行情况。原则上，高校教育基金会作为一个独立的会计主体，应该配备完善的会计核算体系，但实际上，由于我国大部分的高校教育基金会都只是附属于高校的职能部门，其办公场所、设备、人员等都与高校行政管理部门共通，其产生的费用也就无法真正进行单独的会计核算，这就使得高校教育基金会的会计核算体系不完善，会计信息无法实现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

三、完善高校教育基金会财务管理的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建议

1.改进管理模式，健全财务管理体制

健全完善的财务制度是高校基金会良好运行的保障。因此，为了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更好的发展，应该逐步转变其管理模式，改变其当前的依附状态，配备专人进行基金会的管理工作，增强其自主性，使其更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规律和需求。同时，还要健全财务管理体系，加快完善财务管理的相关制度，加强审计、内控、监督等机制的建设，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以及财务管理的水平，保证基金会可以更安全、高效地运行与发展。

2.加强资金运行机制建设，促进基金保值增值

为了更好地促进高校健康发展，高校教育基金会需要开拓渠道广泛募集资金，除此之外，对资金进行有效的理财投资也是保证基金来源的有效方式之一。因此，应该加强资金运行机制的建设，成立专业的资金投资部门，将资金的投资理财管理交由专业团队进行打理，增加资金投资的安全性、高效性。同时，还要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保证其工作规范性及科学合理性，从而促进基金可以有效地实现保值增值。

3.完善会计核算体系

作为一个具有特殊性的独立法人团体，高校教育基金会所使用的会计制度与高校财务的会计制度存在一定的差别。因此，应该建立和完善独立会计核算体系，以适应其自身的特点。高校教育基金会应该参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来制定会计核算制度，明确其会计成本核算的范围，与高校财务进行清晰的划分，合理控制收支，使其会计成本信息更真实、有效地反映基金会的运行情况。

4.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加强监督

为了加强高校教育基金会的财务管理，保证其财务信息真实、合理，必须加强监督，加快建立健全信息披露制度。高校教育基金会具有公益性质，其资本运作及财务报表等信息都不具有商业竞争价值，不属于机密。因此，可以也应该向公众公开，接受社会监督，这样既可以增加财务信息的透明度，让社会了解其运行情况，从而树立起公正、可靠的社会形象，获得更多的社会信任，吸引更多的个人和团体捐赠，促进其更好的发展。

四、结束语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高校教育基金会的发展越来越迅速，为了保证其更健康、良好的发展，必须加强其财务管理，因此，必须改进高校教育基金会的管理模式，增强其自主管理。而且还要健全财务管理体制和资金运行机制，完善会计核算体制，并通过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加强社会的监督，从而促使高校教育基金会更科学化、合理化、规范化、专业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徐剑，方柯青.高校教育基金会财务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2（3）：85-87.

[2]王丽丽.关于高校教育基金会财务管理中存在问题的探讨[J].生产力研究.2013（3）：191-193.

[3]黄秀蘅.高校基金会财务管理探析[J].全国商情（理论研究）.2013（08）.

篇(7)

鼓士气，促发展，树风范

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是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为发起人，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主管单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登记注册的社团法人，属公益性基金会。基金会现设有主席团和理事会，前者主要负责基金会工作的战略制定及监督，而后者则主要负责战术层面的具体执行。

自成立以来，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始终秉承“推进纺织工业科技进步、人才成长和产业升级，建设现代化纺织强国”的宗旨，通过奖励在纺织行业科技进步、提高行业创新能力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或个人，以及在纺织教育战线上的优秀教师和优秀学生，发挥他们在全行业的典型和引导作用，并在可能的条件下支持一些对纺织行业产业升级有重大影响的基础性科研项目。

陈树津表示，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一直备受业界推崇和重视，其对于行业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简而言之主要有 3 个方面。一是促进纺织行业科技和教育的进步；二是鼓舞行业士气，通过对行业中先进科技成果的奖励和推广，激励创新和勇于攀登的精神，并宣传和倡导一些优秀企业在科研管理和机制等方面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在业内形成良好的口碑效应和互动效果；三是彰显优秀企业（主要指捐赠企业）关注全局的境界。据透露，近年来在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前任会长杜钰洲、前任副会长许坤元等领导不遗余力的推动下，基金会的知名度和行业影响力不断提升，所评奖项分量高，认可度也高。

凝聚力量，共担使命

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的鲜明宗旨和重大影响不仅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企业参与其中，而且也得到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区企业的积极响应，充分体现了以建设纺织强国为己任的民族精神。陈树津对这些捐赠企业所体现的行业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目前基金会的捐赠主要来自行业的民间力量，这些业内的优秀企业关注行业、关注全局，他们不仅希望能借助基金会这一平台促进更多的科研成果产业化，涌现出更多具有创新能力并能推动行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同时也期望藉此影响更多的企业关注纺织行业的科技和教育，关注基金会将来的发展并参与其中，形成一种“滚雪球”效应，共担科教兴业的行业使命。

事实上，捐赠行为不仅可以切实彰显捐赠企业的建树和高度，对其在形象提升、品牌建设以及科研机制和人才队伍的完善上都将起到一定的作用。此外，捐赠企业将会由此有更多的契机接触业内的一些前沿基础研究项目、先进科技成果和高素质人才，获得更多的优势资源。

规范运作，讲求实效，完善自我

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的工作已远超脱了“筹钱+评奖”这一狭隘的定义，它更多的是提供一个难能可贵的平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片绿叶正在努力帮助更多的科技成果、更多的先进企业脱颖而出并进而硕果累累。

在谈到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具体的管理与运作规程时，陈树津强调了“规范”和“实效”。他说，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一贯坚持诚信和规范化运作，这是基金会良性健康发展的根本。目前基金会已经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管理规章制度，并在日常工作中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而运作效果则是基金会自我考核的重点，要对行业发展负责，对捐赠企业负责，就必须促使这些获奖的项目和个人发挥其最大的行业价值和社会价值。为此，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特别加强了和获奖企业与个人的互动交流，并对获奖项目特别是重点项目进行回访及后续跟踪。基金会已组织多场相关活动，如邀请相关专家对一些代表性获奖项目进行现场审查、技术座谈，针对某项重点技术成果组织召开现场推广会等，收效甚好。

随着工作的深入和细化，基金会目前的工作团队略显单薄。对此，陈树津坦言，团队建设将是基金会“十二五”期间的重要工作之一。除了适时扩充内部工作团队、提升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和素质之外，基金会还将借助外部力量共同推进基金会的各项工作和行业影响力，比如在院校遴选志愿者对一些院校受奖励的项目进行追踪、审查等。

“十二五”之于我国纺织行业是关键时期，对于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而言也将是不断壮大、自我完善、深化影响的重要时期。2011年1月，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由于管理、运作上的突出成绩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评为3A级社会组织。这是一个高起点，那么接下来的几年基金会又有怎样的规划呢？陈树津说，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基金会现在是“3A级社会组织”，下一个目标是争取“4A”，时刻要以高标准来要求自己。他表示，基金会将通过各方力量不断扩大资金规模，坚持规范化运作，确保资金运作安全、规范，保持高效的运作效果，同时加强宣传推广力度，扩大在行业中的影响力，真正成为企业参与度高，并集权威性、导向性于一身的行业发展助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