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体制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文化体制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艺术体制理论的源头———分析美学阵营中的艺术定义危机

纵观整个二十世纪，尤其是五、六十年代以来，西方艺术的逐变求新经常达到了令观赏者震惊的地步，杜尚(MarcelDuchamp)的现成品(ready－made)(代表作:泉(Fountain))，沃霍尔(AndyWarhol)的波普艺术(代表作:布里洛盒子(BrilloBox))，约翰•凯奇(JohnCage)的“无声音乐”(4分33秒)乃至奥兰(Orlan)的“整容”行为艺术，这些光怪陆离的现代及后现代艺术实践一次次地冲击着艺术边界，让观众对习以为常的艺术常规产生质疑。

有人认为这种凸显观念而弱化审美的当代艺术不过是一场哗众取宠、虚张声势的符号游戏，它利用哲学化的观念外衣掩盖了其粗制滥造、胡乱剽窃的本质;也有人认为当代艺术的勃兴不过是艺术界各方如拍卖行、画廊、策展人、投资商、经纪人、艺评家、收藏家联手，通过精心的炒作和吹捧而制造出来的艺术泡沫。这些争端背后的一个基本问题浮出水面: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何在?无论如何毋庸置疑的是，在这种大潮的冲击下，既有的艺术理论在大量亟待辨识和阐释的艺术作品和实践面前显得束手无策。随着杜尚、沃霍尔们被冠之以前卫艺术家并逐渐被艺术机构所接纳，随着艺术品和日常物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我们不仅疑惑:到底何为艺术?谁是艺术家?艺术生产者至高无上的地位到底是独特的天赋授予还是一种社会生产制造出的集体幻象?艺术界或曰艺术体制论正是在传统艺术理论频频遭受当代艺术实践的冲击下应运而生的。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曾指出:“当旧的美学理论无法充分阐明已被相关艺术界中具有丰富知识的成员所接受的艺术品的优势时，新的理论应运而生，与过去的理论抗衡，并对其进行扩充和修正。当一个既定的美学原理不能使作品在逻辑上合理合法、而此作品却已然通过其它方式取得了合法地位时，总会有人构架起一个能使之合法化的理论”(Becker145)。面对花样翻新的现当代艺术，艺术哲学家们(以莫里斯•韦茨为代表)先是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中获得灵感，提出“艺术不可定义”说，这一观点因其逻辑漏洞以及无建构意义的虚无和空洞性而很快被众多美学家(如曼德尔鲍姆)攻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艺术可以定义”说又应运而生，只不过这种定义的路径已和本质主义艺术定义(如模仿说、表现说)大相径庭，它超越了传统美学只从外显性(exhibited)特征出发寻找艺术普遍本质的局限性视域，而主张从非显性(non－exhibited)特征入手来重新界定艺术。沿着这条路径，20世纪60年代在美学内部围绕着艺术定义展开的讨论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观点，即从艺术和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出发，对艺术品资格问题进行讨论，这就是以美国哲学家阿瑟•丹托(ArthurDanto)和乔治•迪基(GeorgeDickie)为代表的“艺术界”(artworld)和艺术惯例理论。关于二者的相关理论的详细介绍目前已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简言之，丹托提出把某物看作艺术需要艺术理论氛围和艺术史知识———即“艺术界”的阐释，而迪基则更为关注各种艺术界体制———如已建立的惯例、习俗、常规等等是如何授予某物以艺术品资格的，因此其理论常被称为“艺术惯例”论。尽管丹托和迪基的思想仍停留在形而上艺术哲学的理论视域内，然而可以看出，当代美学越来越呈现出溢出艺术哲学边界，向文化社会学靠拢的趋势，尤其是迪基的“惯例”说，空前地将“体制”这一因素引入到艺术定义的思考中，体现出鲜明的社会学特点。而社会学家贝克和布迪厄通过合作的“艺术世界”和冲突的“艺术场”理论体系则摆脱了哲学形而上的空洞和抽象，将当代艺术问题、艺术体制的考察落实到更为具体的实处。

合作与冲突并存的艺术世界———借鉴社会学资源的艺术体制理论

在丹托、迪基提出他们的艺术体制论不久，社会学领域也出现了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HowardS．Bec-ker)和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对艺术体制的专门研究。实际上，早在十九世纪的艺术社会学研究中就已初现从艺术体制视角来研究艺术的苗头，此思路源于对“为艺术而艺术”(artforart’ssake)这一艺术形而上概念的驳斥，如法国的斯达尔夫人(MadamedeStael)和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泰纳(HyppoliteTaine)曾都考察社会环境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强调社会制度、时代精神、地理环境、自然气候以及种族和宗教等外部因素对艺术风格、内容、形式和艺术史流派的影响，而后者反过来也反映和折射了某一时代的社会状况。这种艺术反映观的主要持有者还包括以马克思以及活跃在二十世纪中叶，直接或间接借用了经典理论的一大批学者，如夏皮罗(MeyerSchapiro，1973)，豪泽尔(ArnoldHauser，1951)等等。古典艺术主张的核心是:艺术品反映社会阶级关系，正是社会阶级关系赋予艺术品以美学形式和内容。受这一主张的启发，艺术反映论的学者们并将艺术品的研究同对艺术家的生活的研究结合起来，去分析生产的经济模式和社会阶级结构，他们所提倡的一些唯物主义的分析原则成为艺术社会学研究的新标准，这些原则包括:艺术家是特定集体的成员，而非被赋予独特创造性天才的孤立个体;在商品社会中，艺术品是商和社会机构用货币或其它类似方式购买或投资的对象;艺术品取决于物质和技术的生产媒介，而后者以社会劳动体系为先决条件;艺术品用审美的形式和内容“反映”或“编码”了其所在时代的社会结构;艺术品所负载的价值并非在一切时代都是必然有效的，仅仅对那些在特定社会背景下“消费”它们的特定社会群体才有效(哈灵顿10－11)。这些主张虽然为艺术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多元的视角，然而其相对单维的反映论难逃过于简单化、机械化的嫌疑，没能捕捉到艺术界尤其是当代艺术体制中各个节点之间互动性和动态性关系结构。

几乎与分析美学对艺术定义问题的讨论同时开展的另一种研究，是开始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一批美国和法国社会学学者进行的关于艺术体制的经验社会学研究，这种研究与的艺术社会史不同，比如它对价值判断的始终保持一定的疏离并回避审美评价、审美内容，而是更加注意公众在行为和体制上的艺术接收实践，它“建立在对艺术市场、艺术职业机构、艺术管理、专业艺术网络和艺术消费模式的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的基础之上，［……］是丹托和迪基的艺术体制理论在经验上的种种应用”(哈灵顿23)。美国和法国的研究者分别以贝克和布迪厄为代表，二人都表现出与社会学民族志(ethnographic)研究方法以及参与性观察(participantob-servation)的某种亲密性。贝克于1982年出版了轰动一时的著作《艺术世界》(ArtWorlds)。这本著作中的研究思路很显然是受到丹托“艺术界”(artworld)概念以及社会学理论中“符号互动论”②(symbolicinteractionism)的启发。从符号互动论的视角来看，艺术和语言、文字等媒介一样，是一种通过不断交流、沟通与协商来塑造意义的物化手段。如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大师帕森斯(TalcottPar-sons)将艺术等同于一般的社会结构，认为应以“互惠”的社会互动关系框架来研究艺术家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另一位符号互动学派的社会学家邓肯(HughDun-can)也提出从分析微观机制的社会互动出发研究艺术和艺术生产的过程。邓肯建构了一种“作者－批评家－公众”的三角互动模式，其中的每一方的行动都要和其他方相互作用，尽管“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可能只是象征性的、符号化的，并非是社会的、物理的，但是三角中的各要素还是具有互惠作用，并隐含着一种“社会团结”(socialsolidarity)，这种社会团结又进而在更高的层次上促成互动各方的“同态化”(isomorphism)。

不同于丹托的是，贝克的艺术世界是一个复数的概念。借助其早年在艺术圈(演奏爵士乐)的亲身经历，贝克与艺术家群体有着更为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这使他的研究具有直接介入艺术领域具体活动和实践的特点，因此他不是像哲学家或一般社会学家那样在简单考察或思辨推理的层面上谈艺术，而是依据他本人在几种艺术世界中的个人经验和参与，对艺术作品的制作和流通等过程进行最直白的梳理和表述。如果说丹托和迪基将传统艺术哲学的本体化追问“何为艺术”置换为“为何某物为艺术”或“某物如何获得艺术品资格”这类问题，那么可以说贝克则将这一追问转化为更具社会学色彩的问题:艺术何以可能?(Whatmakesartart?)。仔细分析这一追问，不难看出贝克对艺术界问题的讨论是以某对象已经被艺术体制接受为艺术品这一事实为前提的。简单总结贝克关于艺术世界的核心概念主要有三个，即集体行动(collectiveactions)、常规(conventions)和标签理论(theoryoflabeling)。按照贝克在这本代表作和其他一些相关文章③中的理解，艺术世界是围绕着一种惯例而实现合作生产的艺术界公众所构成的关系网络。在《艺术世界》的开篇，贝克就对artworlds的概念作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界定:“艺术世界是由所有这样的人组成的，他们的活动对于这个或其他世界规定为具有艺术特色的作品之生产是不可或缺的。艺术世界的成员要参照惯例性理解协调那些活动，生产出作品，而这些理解则包含在共同实践和经常被使用的人工制品中。同样一群人以相似的方式反复地、甚至是程式化地去生产类似的作品。因此，我们把艺术世界视为一个诸多参与者合作关联的网络”(Becker34)。

艺术首先是集体行动的结果，这是贝克艺术体制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这个命题的意义在于它揭示出了艺术生产中的协作性:艺术家虽然占据艺术世界的核心位置，然而艺术品并不是个别天才艺术家通过天赋、灵感单独创造出来的，而是不同的参与者在作为行动者共同存在的社会空间———艺术世界中协同合作的产物。贝克采用“任务组”(bundleoftasks)和协作链(cooperativelinks)———即艺术世界中参与和从事各种艺术活动的行动者们来代替传统美学中的天才艺术家。在长期合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劳动分工，既各自独立又相互依赖，既因时而变又相对稳定。贝克这里还指出了我们在分析艺术世界的劳动分工时容易产生的一种狭隘理解:我们会认为表演类艺术(电影、音乐会、戏剧、歌剧)是基于广泛的劳动分工之上的艺术，但是像诗歌和绘画这类的艺术似乎不存在劳动分工，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作品是由艺术家独自一人完成。然而劳动分工并不仅仅意味着艺术活动的参与者必须像工厂生产线上的工人那样同时甚至同地协作劳动，而是要求每位参与者在适当的时间或者环境下完成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如果从这个角度思考，以当代美术为例，一幅画作背后的劳动分工网除了艺术家本人之外，还应该包括:画布、画架、颜料、画笔的生产商;提供画展场地和经济支持的交易商、收藏家、博物馆管理者;制定美学理论的评论家和美学家;提供保护和优惠的税收政策的政府机制;对作品做出回应和反馈的公众;过去以及同时代的其他画家，因为一幅画必须置于他们所创造的传统背景下才有可能产生意义。④同样道理，表面上更为独立自足的诗歌创作实际上也无法脱离出版商、印刷业、诗歌传统等分工。

然而艺术世界中的诸行动者之间的集体合作行为并不是暂时和随意地相互配合和制约，而是按照某种彼此一致认同的规范(norms)组织起来的，是什么保证各方在是否合作、如何合作、在何种程度上承担后果等方面产生默契?这就涉及到贝克艺术世界理论体系中的第二个重要概念———常规(conventions)，⑤常规并非艺术界内在的、先在的结构，而是经过艺术界各方在长期的冲突、妥协、调和中产生的结构性规则，同时又反作用于艺术界，起着整合、凝聚、规范艺术界各方力量的作用。常规的雏形是行动者相互协调后达成的一致性意见和协议，其后逐渐演化为常规。艺术观念是艺术常规的重要成分，一旦某种艺术观念随着艺术界合作行为而逐渐被结构化和体制化，它就能发挥高效合理地整合和控制艺术界资源的作用。正是常规使得艺术生产中形态各异的劳动分工和实践得以反复地、程式化地、按照既定模式顺利进行。贝克将艺术界常规分为非专业和专业常规两种类型。非专业化常规指的是所有社会化成员都熟知的文化传统、社会习俗、艺术观念等，例如我们习惯性地根据不同媒介将艺术分为绘画、雕塑、音乐、建筑等等，或者自然而然地认定存在艺术和非艺术的领域等等，非专业化常规通常体现为在社会发展中被普遍化、定型化的观念，这些观念有些来自于文化传统，有些源自艺术世界内部或艺术媒介本身。专业化常规主要包括一门艺术的专业知识、美学理论和流派等等，一般要通过专业的艺术机构才能学到，可以说是进入艺术场大门的通行证。另外，非专业和专业化常规并非固定不动的观念，而是随社会历史的变化不断相互转换。无论是专业化常规，还是非专业化常规，都属于艺术观念，是艺术界公众共同认可的规则的主要成分，换句话说，贝克关于常规的讨论，主要还是围绕着艺术观念展开的。作为常规的艺术观念体现了贝克艺术界理论的优势:他并不像传统艺术社会学那样，仅仅将以物质形式呈现的艺术品放置在社会、历史背景下以考量诸社会外部因素对艺术生产、传播的影响，而是借用对艺术世界常规理论的研究，把关于艺术品的审美价值的思考引入了其社会学理论中，即艺术是艺术观念控制下的艺术，艺术价值是在艺术观念或常规的运作下的美学判断。我们甚至可以说，艺术就是一种观念。在贝克的理论视域下，我们不仅仅思考“什么是艺术”、“某物品是否为艺术”等问题，而是思考“是什么促使我们将某物判定为艺术”，或我们对物品做出的审美价值判断是在何种艺术观念的影响下进行的，而这些艺术观念又是如何形成、变更和产生作用的。

贝克对社会学理论的一大贡献是标签理论，《艺术世界》及相关文章虽然没有直接给予大篇幅的深入讨论，但却处处渗透着标签论的色彩。在贝克看来，无论是艺术品的价值，还是艺术家的艺术成就和声誉(reputation)都是通过“艺术世界”获得的，并非是像传统美学所宣扬的那样，艺术品因其本身具有的启发性的、深邃的等本质属性被赋予其独一无二的价值，进而艺术家因其作品的“伟大”而或是其卓越的天赋而获得声誉的光环。从贝克的标签论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不难发现，艺术家及其作品常常源于艺术世界的集体行为，是艺术界的行动者如策展人、经纪人、拍卖商、艺评人多方生产和综合作用的结果。这里贝克的目的并不是要彻底解构艺术的审美价值和祛魅艺术家的天才地位，而是要向我们揭示:二者的获得并非自命的、自然而然或与生俱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家”这个角色本身也是艺术界公众运用共同的艺术常规对其“标定”而产生的一个称号，或者说是一种“标签”。艺术家的声誉是协作生产的结果，作为一种象征资本，声誉一经确立以后又会成为艺术品生产流程的一股重要力量，行使其区分和筛选的功能，因此，贝克“标签”理论对我们重新发现艺术世界中声誉机制的确立和运作有着至关重要的启示作用:传统美学中被神圣化了的“声誉”在标签理论的破解下被还原为艺术世界通过集体合作而生产出的一个神话，一种幻象。

“艺术世界”(artworlds)这一技术性定义，是贝克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在宏观上，它凸显了艺术生产中的集体协作性;在微观上，这一概念又将研究触角伸向了艺术生产网络中依据共同的“常规性理解”而反复合作的形形的个体，而贝克艺术体制理论的核心概念———常规则进一步向我们揭示了艺术观念的生成和更迭，以及艺术观念如何在艺术世界维持相对稳定的结构的同时又在不断流动和变革中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贝克将社会学符号互动论的理论资源拓展到艺术领域，克服了传统经验主义过于实证化的局限，他对艺术生产，尤其是艺术分配领域的分析具有结构性框架的特征，从作为常规的艺术观念的角度向我们揭示了艺术品的审美价值是如何在艺术关系网络的运作中生成及演变的，而艺术家的“天赋”又是如何经艺术界各行动者的点石成金之手而逐渐被神圣化为“声誉”甚至是非理性的“信仰”机制，后者作为艺术界体制权威和象征资本又进而投入到艺术再生产中去，有效地行使着筛选和区分功能。可以说，贝克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丹托和迪基之前提出的“某物何以是艺术品”这一问题。从这些层面上来看，贝克的艺术世界体系和两位分析美学家的理论相比无疑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明显的先进性。有关艺术体制的社会学研究的另一代表人物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如果说贝克强调的是作为关系网络的艺术世界中的合作性，布迪厄的艺术场理论则更侧重的是艺术世界中的冲突与竞争维度。作为将当代艺术体制理论置于社会学路径下进行研究的两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贝克和布迪厄都将关注点放在了艺术世界或艺术场中个体和体制结构之间的关系上，然而二人在研究方法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贝克通过大量的列举和描述展示了艺术世界的复杂性，有着将艺术生产泛化为文化产品的生产的倾向，然而在艺术观念的频频发生革命性变迁的现当代艺术界，仅仅用合作来解释新艺术对既有艺术体制的反叛、否定和颠覆显然是不够的，而布迪厄的艺术场概念则对理解新旧艺术观念之间及其相应的人或行动者之间的激烈冲突有着颇有助益的启发。不同于贝克的是，布迪厄试图用诸概念搭建起一个理论构架，通过这个构架来分析艺术场内部的运作，他更注重的是复杂艺术世界中的总的结构、法则和机制，他坚信艺术界和其它社会场域一样，存在着某种具有普遍性的、自主建构的基本秩序，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结构主义理论对布迪厄的影响。

布迪厄对艺术场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他1992年发表的著作《艺术的法则》(TheRulesofArtGenesisandStructureoftheLiteraryField)中。贝克和布迪厄都将艺术世界定位为一种动态关系网络，这一关系网在布迪厄的理论体系中被命名为“艺术场”。为了寻找艺术界内部的客观关系结构，布迪厄引入了几个重要的概念来分析艺术界内部的冲突与竞争:“场”(field)、“惯习”(habitus)、“位置”(position)和文化资本(capitalofculture)，这四大概念无疑是布迪厄艺术场理论大厦的四座基石。“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布迪厄133)。和贝克的由互动行动者构成的合作关系网相比，布迪厄的场是一个更为结构性的概念，场中的每个行动者(个体或群体)都占据着一定的位置。不同于结构主义者的是，布迪厄对艺术场域的考察渗入了权力的思考。或者说他将文化艺术生产场域放置于权力场这一框架下，而后者可以说是一种“元场”(meta－field)，元场控制着所有场域中的各种资本扮演的角色和占据的位置。和结构主义理论的静止不变的结构相比，场域中的位置是相对的和动态的，是在各种关系的制衡中生成的，而非预先存在的。携带着不同资本的行动者的占位(position－taking)构成了场中结构的不平衡性，是作为权力场的艺术场中各方冲突和斗争的源动力:行动者为了占据、保持或改变位置而进行着权力争夺，这种冲突推动了艺术场内的关系结构在保持相对稳定状态的同时不断变化。简单概括，艺术场是一种各个位置之间的关系结构，这些位置被诸行动者所占据，他们携带着几种形式的资本去争夺特殊的符号资本(权威、声望、名誉等)。

布迪厄对的资本概念进行了改造和拓展，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前者可以直接被转换成金钱，以财产的形式被制度化，而后两者则被布迪厄称为“符号资本”(symbolicformsofcapital)。布迪厄将文化资本描述为一种知识形式，它赋予了社会行动者以一种识别力或竞争力，用以解码文化关系或解读文化产品。文化资本的引入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使我们认识到现代社会中的等级分化和权力分配不单单依靠物质因素或者说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或曰符号资本这类非经济力量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文化资本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具体的状态(embodiedorincorporatedstate)、客观的状态(objectifiedstate)和体制化的状态(institution-alizedstate)。具体的状态指的是行动者用以应对文化话语的一系列性情(dispositions)，是在长期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中习得的;客观状态是指文化资本以物质载体(如书籍、绘画、歌曲、电影、乐器)等形式出现;而体制状态下的文化资本包括文凭、头衔以及各种形式的体制认证。从文凭所带来的经济价值(进入职场，获得收入等)可以看出，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可以相互转换。以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场为例，布迪厄将文化生产场分为两个次场:有限生产场(restrictedproduction)和大规模生产场(large－scaleproduction)。前者即自主的艺术场，后者则是以消费文化为主导的大众文化生产场，遵循的是他律原则，以文化产品尽可能被更多的大众所接受为主旨，艺术品的广泛认可与更多的经济利益、经济资本直接挂钩。和其它社会领域如经济场或政治场一样，作为文化场子系统的艺术场也有着自身的场的逻辑和资本形式，艺术场存在的主要条件是文化资本，它遵循着“为艺术而艺术”的自律原则。然而和大规模生产场的运行模式正好颠倒的是，自主的艺术场以否定经济利益、“摆脱”功利性为准则，并依托于以少数艺术界专家所构成的精英机制。然而布迪厄却敏锐地指出，这种“否定”的背后是文化资本以极其隐蔽的方式实现权力操控和统治，将文化等级分层变得神圣化、合法化的过程。换言之，艺术场中文化资本的稀缺使其具有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潜能，这种相互转换的潜能也更好地解释了艺术领域中的创新作品如何被最终体制所接受并认可的过程:艺术中介(拍卖商、策展人等)通过发现、展出、阐释及评估那些不同于常规趣味或传统学院派风格的艺术品，实现了文化资本的累积，通过培养出新的审美趣味导向，在艺术场内创造了新的位置，从而也完成了经济资本的增值(收藏、拍卖)。布迪厄关于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合谋的特性的分析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艺术中的一些现象，例如，九十年代初，一些经济上处于弱势的中国当代先锋艺术家在国际双年展上频创佳绩，掌握了可观的文化资本(声誉)，进而通过拍卖行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利润，从昔日的艺术场的异端和忤逆者变为体制内的主流和强势占位者。

和贝克从合作和常规的角度出发来分析艺术世界不同，布迪厄是从冲突和竞争的层面来分析艺术场的客观关系结构。这种考察既涉及艺术场内部人之间的占位争夺，自律(autonomy)原则与他律(heteronomy)原则、正统(orthodoxy)与异端(heterdoxy)的斗争，又包括艺术场和大规模文化生产场之间的相互渗透。我们可以将艺术场的自律原则(为艺术而艺术)看成是以专家为代表的知识精英阶层(艺术家、美学家、艺评家等等)为了维护或将自己所持有的权威合法化而提出的口号。在艺术自律的主张下，他律原则(经济、政治)因其“不纯性”(undisinter-estedness)而被排斥在艺术场之外;通过制定“正统”的艺术观念并将其神圣化，权威守护者把不符合其“正统”艺术观念和美学原则的异己驱除场外或将其边缘化，从而完成了艺术场权威位置的巩固。一个艺术场的自律程度越高，其占主导地位的专家阶层就越强势。随着资本的介入，当代西方艺术界越来越受到他律原则尤其是经济原则的围攻，专家所标榜的“纯粹的”无功利艺术只是一个美学幻象，艺术从来就不曾真正地脱离过艺术市场。

随着大规模文化生产场向艺术场的渗透，专家和精英阶层的优势位置已经开始动摇，拍卖行、策展人、出版发行商、艺术经纪人、艺廊、博物馆、收藏家、媒介等“不纯”因素所发挥的作用让我们意识到，艺术场内以美学家、艺术理论家等为代表的“权威”阶层对位置的垄断面临着逐渐势微的趋势，任何对艺术场权威位置的独霸都不再被视为是理所当然和自然而然的。布迪厄指出，“正统和异端的斗争是每个场中基本的、持续的过程。最重要的斗争武器之一就是［……］艺术的合法定义，包括艺术的分类和划界”(转引自Maanen63)。回顾六七十年代美学界关于艺术定义、区分艺术和非艺术的论争，其实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看也是学者阶层通过为艺术立法而争夺艺术场权威位置的过程。布迪厄还深入分析了艺术场中体制化的符号资本———信仰(faith)。信仰和贝克的“声誉”有着相似性，是声誉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是作为艺术世界集体认同、集体信念的“常规”的特殊形式，是常规高度体制化后的结果。具体地讲，信仰包括艺术场行动者对某些艺术观念、美学原理、审美价值的认同，对艺术家的技巧、天赋、创造力的信任，也包括对艺术中介人、艺评家、拍卖商拥有发现艺术珍品、正确鉴定、评估艺术品价值的眼光和能力的信任。例如，当人们对一件艺术品缺乏基本的了解却盲目地跟随艺评家或“资深”媒体的评价而对艺术品的价值高度认可时，实际上就是信仰的魔力在起作用。联系文化资本的非物质表现形式，可看出这种似乎是天然的、不容置疑的认可与信任反映了文化资本对艺术场实施控制的隐蔽性。各行动者为维护各自的艺术观念而进行的权威争夺和占位，以被神圣化的“信仰”为外衣，掩盖了权力运作的实质。和声誉一样，信仰产生于艺术场的竞争关系结构中，同时也会循环再生产，并反作用于艺术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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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加强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一项系统工程， 必须从体制改革、政策扶持、人才培养、舆论宣传等各个方面入手， 要努力营造有利于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创新文化氛围

【关键词】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加强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一项系统工程

【本页关键词】教育论文 职称论文 职称期刊 MBA论文写作

【正文】

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加强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一项系统工程， 必须从体制改革、政策扶持、人才培养、舆论宣传等各个方面入手， 要努力营造有利于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创新文化氛围， 创造有利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政策环境、法制环境和市场环境。目前， 国务院已了相应配套政策， 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意见也有具体规定， 建议有关部门在国家有关政策细则出台后， 立即制定实施细则， 确保政策的可操作性和预期效果; 同时要建立与政策实施相配套的管理监督检查机制， 以保障政策的贯彻执行和落到实处。建议省委、省政府对现行科技工作评价体系以及干部管理、职称评定等某些相关政策、制度对科技自主创新的负面效应问题进行专题研究， 清理或调整不利于自主创新的政策、规定， 制定切合安徽实际的、鼓励支持自主创新的政策、规定。切实加强知识产权、技术标准、知名品牌等方面的制度建设。要在编制、经费、工作条件等方面支持国家知识产权局在我省设立国家专利代办处。要建立起覆盖全省的专利组织机构， 将专利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保障知识产权工作的正常开展。大力推动企业增强专利、标准意识， 提高企业的产权保护、管理、运用能力， 加强对自主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鼓励高新技术产品采用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标准， 支持企业自主制定和参与制定国际技术标准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重点支持企业通过再创新推动以我为主形成技术标准。鼓励企业打造知名品牌， 重奖获得国家名牌、驰名商标的产品。要进一步建立完善省级专利市场和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市场， 使科技成果直接面向市场面向企业， 实现科技与生产力的有效对接， 为科技创新提供原动力， 为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提供市场平台。要制定鼓励技术创新的政府采购政策。设立专项资金， 用于采购自主创新的产品， 帮助科技创新企业降低风险。改进政府采购评审机制， 给自主创新的企业以优先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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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依据：在当今以金融、技术、信息为主导的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实质上是企业文化之间的激烈竞争。企业文化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它对企业的管理体制、决策指导思想、经营战略、管理方式等都有重要影响，从而对企业的兴衰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占我国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停留在低水平的封闭型企业文化阶段，其“企业文化”常被单纯地认为是企业的政治思想工作，或者将企业职工的文体活动代替“企业文化”。也有的国有企业把“企业文化”仅仅表现在一些大同小异的口号和标语上面，或规章制度及企业标志上面，没有真正体现出企业员工所追求的价值观，经营理念和企业精神等深厚内涵，没有真正发掘出企业员工中蕴藏的推动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力量。优秀的企业文化是不会自发产生的，而是在人们积极追求过程中慢慢积累起来的。这就要求我国国有企业重视企业文化建设，不断的进行古今文化、中外文化的比较与吸取，并结合本企业的特点塑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使国有企业在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在未来的激烈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可行性论述：21世纪是一个充满竞争和挑战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中，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意识的企业文化与企业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一样，是企业基础中的“软件”。如果不能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和本企业特点的的国有企业文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就难以取得长远的成效。因此探讨国有企业文化重构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论文拟采用以下手段和方法：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对比论证;列事实、摆依据;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引用分析等方法。主要通过图书查询、网上浏览、去国有企业实地调研等方法来收集资料。拟运用经济学、企业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等相关知识来撰写论文。

本论文拟分以下几个部分撰写：第一部分：企业文化的概述通过对企业文化的含义，作用和地位及国内外企业文化发展的现状的简单阐述来对企业文化的概况作一个简要的叙述。第二部分：我国国有企业文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原因拟对国有企业文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及相关原因进行剖析，通过对问题的剖析来达到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作用。第三部分：重构国有企业文化的对策通过对国有企业文化现存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剖析来寻找并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然后相应地采取解决问题的措施来对现存问题加以解决。

2010年09月25日—2010年10月25日收集资料，拟订论文题目和开题报告。

2010年03月01日—2010年05月1日在国有企业进行调研，撰写论文初稿。

2010年05月02日—2010年05月31日修改论文，撰写论文第二稿。

2010年06月01日—2010年06月08日修改论文，撰写论文第三稿。

篇(4)

1.选题的依据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高度关注和重视文化产业体制改革问题。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四中全会连续研究了类似问题。中央这样关注和重视传媒产业体制改革的情况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这是加强领导的最充分体现，是对中国传媒事业发展最鼎力的支持。

南宁的广电总局的体制改革也在这个大的范围内跟上时代的步伐，但是在改革进程中也遇到了些问题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变则通，通则久。”在努力“变”的过程中，及时的回顾过去，总结经验，是极为重要的。如今，集团化改革、数字电视、频道制改革、扁平化管理等等新想法、新举措不断出现，如果不能了解自身，很容易就陷入盲从跟风的陷阱里。因此，本文希望能在众多的改革思路面前冷静分析南宁广播电视事业的历史和现状，清醒的选择正确的前进方向。

2.参考文献

1.陈亚军.地方广电媒体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探讨[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5）：80-82

2.方轶.地方广电产业发展智略初探[D].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5）：10-15

3.常虹.河南省广播电视产业发展创新研究[D].郑州大学2006届硕士学位论文.2006(5)

4.刘斌著:《中国广播产业制度创新》，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

5.胡正荣.媒介管理研究—广播电视管理创新体系.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

6.周鸿铎.广播电视经济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

7.陆小华.整合传媒—传媒竞争趋势与对策.中信出版社，2002

8.黄勇著:《广播影视发展改革宏观思考》，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

9.喻国明著，《中国新闻业透视:中国新闻改革的现实动因和未来走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一版

二所选论题在当前学术界研究状况

2000年，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广播电视集团化发展试行工作的原则意见》文件。由此，中国广播电视行业开始了“以省为单位组建广播电视集团”的产业化改革。当人们把主要的目光都放在中广、上海文广这样的大集团身上的时候，省会城市广电及地市级广电也正在努力寻求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这些地方广电，相对于省级、国家级广电来说，实力较弱，受到的限制更多，它们在有限的地域内播出，要面对省级、国家级广电的竞争，无论从资金上，还是资源上都处于劣势。在市场逐步放开的过程中，境外实力雄厚的媒介集团正通过各种形式渗透到国内市场中来，虽然还只是“一丝小风”，但因为有强大的资本做后盾，实力绝对不容小觑。

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广电媒介的体制监管、政策建设、价值理念和技术形态正在经历着最激烈的历史性转型,一个朝向适度的市场经济和公共传媒的改革正在进行。

目前，国内理论界对于我国广电行业产业化的整体研究著作相当多，但是针对地方广电产业发展的论文、著作却比较少。

这方面的论文有黄升民、任鹏雁主编的《中国区域性广电媒介产业的生存与发展—透视淄博广电现象》，张鲁闽、陈桂林主编的《集团化:城市电视新闻的对策》。

方轶的硕士论文《地方广电产业发展之路初探——以南京广播电视集团为例》中结合个案分析，从当前地方广电业的业内与业外环境入手分析广电体制改革的现状，并结合南京广播电视集团这个实际的例子，给地方广电未来的产业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他提出现在现阶段实力还比较薄弱，竞争力不强的地方广电，提出在某些方面可以采用的策略。

郑州大学的硕士论文《河南省广播电视产业发展创新研究》结合河南广播电视业的实际，从宏观的理论层面深入探讨了广播电视的产业性质、管理体制等问题，并从微观的操作层面，对广播电视的内容、经营如何创新提出了作者的看法。

中国农业大学的王莉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电视产业化研究——以湖南广电产业化历程为例》中，通过对湖南广电产业化这个个案进行分析，选择小的切入面，结合电视产业经营实例和当前面临的现状，得出我国电视产业经营的可行性分析结果，对电视产业未来发展的基本态势做出科学预测。最后，她基于理论和实证的分析，有针对性地结合国情对中国电视产业的发展，在思维和管理模式、生产和经营模式等方面提出可行性建议和发展策略。

在研究地方广电体制改革方面的论著比较少，还有待于专家学者给予更多的关注。

三选题理由

改革开放30年是我国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30年，也是我国广播电视媒体体制机制不断改革创新的30年。1983年，中央37号文件发出以后，全国掀起了“四级办广播电视”，地方市（地）、县（市、区）级电视媒体应运而生。

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国家广电总局已不再批准组建事业性质的广电集团，只允许组建事业性质的、管办分离、政企分开、政事分开、规模运营的广播电视台或总台，已经组建了的也要按要求进行拆分。这就为地市级广电下一步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近几年，中国的媒体改革的确已经走得相当远，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是存在于媒体产业中的体制性、制度性与结构性问题仍然相当突出，这些因素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媒体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从目前各地方电视媒体运行的总体情况来看，在体制机制上仍然暴露出若干不足和问题，有的已形成制约广电新闻宣传质量的提升和产业发展的瓶颈。二地方广电传媒的体制改革之路由于经费、人才等因素更显困难，本文结合当前我国地方广电媒体的体制改革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南宁广电媒体的体制改革的现状与存在的文艺，作一些粗浅思考。

四论文结构、基本观点及主要内容

1.论文结构

第一章绪论

第二章地方广电媒体改革的现状

1.地方广电媒体的基本情况

2.地方广电媒体现状之喜

1.2.1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己成为共识，并在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进行尝试

1.2.2内部管理和运行机制以人才为本，实行企业化管理

1.2.3舆论宣传和节目生产上以受众为本，力求形式多样

3.地方广电媒体现状之忧

1.3.1节目制作能力不足，频道整体策划能力有限

1.3.2外部竞争日趋激烈，竞争意识不足

1.3.3高素质人才缺乏，人员培训机制不健全

第三章南宁广播体制改革的启示

1.南宁广电体制发展现状

3.1.1南宁广电的经营现状

3.1.2南宁广电的管理现状

2.南宁广播体制改革的启示

第四章健全地方广电媒体进一步创新改革的构想

地方广电顺应国家广播电视体制改革的趋势，实行产业化发展己成必然。各地方广电有充分认识自身特点，才能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地方广播电视总体上来说，受到地域的限制，覆盖面有限;受到政策的限制，施展空间有限;受自身实力的限制，各方面竞争力也有限。但地方广电也占据了“地利”、“人和”的优势，在对受众的亲和力方面是中央、省级广电无法达到的。

1.建立长效的学习、培训、用人机制，继续深入开展各种学习教育活动

2.坚持以岗定酬，以件计薪，薪随岗变，建立岗位薪酬机制

3.建立健全职能管理部门的组织保障和后勤保障机制，强化为节目生产和创收一线服务

4.建立奖励激励机制

5.跨地区联合购买制作节目与低成本自制节目相结合

6.必须进一步创新地市广电机制改革，确保转换既“换汤”又“换药”

第五章结语

地方广电面对这么多实力强大的竞争对手，只有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开创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第六章参考文献

第七章致谢

基本观点

中国地方广电，包括省会城市广电和地级市广电，相对于省级、国家级广电来说，实力较弱，受到的限制更多，它们在有限的地域内播出，要面对省级、国家级广电的竞争，无论从资金上，还是资源上都处于劣势。面对这么多实力强大的竞争对手，地方广电只有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开创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南宁广电集团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中，占据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自身得到很大的发展，其改革经验可以给其他地方广电以启示。笔者通过对南宁广电集团现状和地方广电整体现状的客观分析，发现地方广电集团的个性特点和问题。

篇(5)

[论文摘 要]在国际贸易人文化发展这种重要趋势的背景下，研究其对未来国际贸易的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所带来的影响有着重大的意义；探讨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把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应对贸易壁垒列入“人文贸易”的系统化研究范畴，也有助于大大提高贸易政策的有效性、全面性。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内涵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世界经贸的变化和发展，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框架下，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正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悄然形成，即贸易的人文化（即人文贸易）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体现，它通过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贸易与环境”等问题纳入WTO新一轮多哈发展议程，使国际贸易活动不仅重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问题，而且关注人类发展中的社会问题。

在传统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国际贸易的指导思想以谋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和对物质财富的最大限度占有为目的。不管是重商主义理论，还是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H-O原理都只是重视贸易的总量，很少顾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导致人类发展与自然发展的对立，使人类社会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失衡、贫富分化等。

现代人文主义思想从根源上改变了传统人文主义思想对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错误价值导向。以1995年建立的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旗帜鲜明地将可持续发展写入前言，作为一个重要宗旨，这是对GATT宗旨的重大发展。在发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牢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目标，是着眼于全球的长远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幸福，防止片面追求眼前利益的倾向，防止由于一味地追求某一时期生产与贸易的发展，而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以至从根本上动摇国际贸易的基础，降低人类的生活水平。从GATT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演变成WTO对世界资源的“合理”利用，一方面反映出WTO寻求的人类对资源利用能力的扩大主要表现在对资源利用质的提高，而非对资源利用量的扩大；从更深层次上讲，也是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在国际贸易的体现，是贸易人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的动摇

第一，对指导国际贸易理论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现代经济学基本的核心假设，是现代经济学产生、发展和研究工作的核心与起点。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并能做出理性决策的假设基础之上。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在国际贸易内形化的新价值取向。人文贸易的哲学基础现代人文主义坚持“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关注人的发展与完善，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实践这种价值和意义的精神。其哲学价值取向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对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严重挑战。

第二，对传统自由贸易能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质疑。关于自由贸易可以改善经济福利的论断是经济学中最古老和最广泛接受的原则之一。它在构造国际政治、政府和制度框架（比如，单一市场地区，如欧盟和WTO）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自由贸易理论论证的条件假设中都没有把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负面影响计入生产成本。没有考虑环境成本的“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其实是一种“虚拟”、“现时”的增长，其增长的背后忽略了“现实”、“延时”的补偿成本，如果考虑环境成本带来的财富和福利的损失，传统的自由贸易会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结论实际上可能站不住脚。 转贴于

（二）国际贸易人文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

随着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如何协调环境与贸易的关系，对多边贸易体制的许多基本原则提出了挑战。如生产过程和方法（PPM）问题和双重环境标准的争论对现有国民待遇原则提出了质疑；环境补贴和与环境成本内在化有关的生态倾销问题使得人们重新思考公平贸易原则；发展中国家在保护环境方面能否享有特殊待遇等。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发展，将从新的角度思考两者的协调问题。

三、建立以人文贸易为基础的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初步探讨

（一）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目标

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必须以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促进对外贸易的人文化发展。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应与人文化发展方向内涵是一致的。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应跳出传统意义上的片面追求贸易额的“可持续”增长，而是在关注贸易总量的同时还应关注贸易的实际质量，从以物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从追求短期利益的可持续发展到追求长期综合利益的可持续发展。

（二）建立可持续贸易发展模式的主要措施

第一，重新审视对外贸易效益来源，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外贸的增长方式，必须重新审视外贸效益来源。首先必须建立人文贸易的评价体系，在衡量外贸效益的经济指标体系中增加生态指标和社会指标，客观评估外贸对国家经济、生态、社会带来的整体影响。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外贸效益的来源，对资源投入与贸易收益严重失衡的产业进行技术革新，减少其负外部性，促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贸收益的现实增长。

第二，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建立贸易与环境的有效协调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加强贸易与环保法规、政策的协调，充分考虑贸易政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及环境政策对贸易的扭曲代价，实现贸易与环境的双赢；其二是建立人文贸易措施保护体系，推行绿色贸易行动计划，合理建立中国产品绿色标准体系，既可以增加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产品的实际竞争力，又可以实现以人为本，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的保障体系。

第三，构建应对国际贸易“人文壁垒”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国际贸易的人文化发展伴随着“人文壁垒”的产生，为了防止其带来的负面影响，需构建相关的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对人文贸易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引起的“人文壁垒”的变化因素进行监测、识别、评价、预测、预防控制并及时矫正不良发展的趋势，以保证国际贸易人文化的健康发展。

参看

[1]Ota Sik， Fred Eidlin， William Graf：For a Humane Economic Democracy，Journalof Economic Literature ［M］Vol， 24， No， 3 (Sep， 1986)， pp，1233-1234

［美］理查德T德乔治.经济伦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美］马克A卢兹.经济学的人本化［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篇(6)

如果外国记者对此事的感受是“震惊”，那么中国人的感受则是“欣喜”。逐篇读完人民日报报道这7位青年科学家成长经历的文章，笔者心里一直激荡着前所未有的兴奋、激动之情。

是的，怎能让人不激动呢?清华大学教授颜宁，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晓晨、邵峰、张宏、朱冰，中科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唐淳，南开大学教授胡俊杰7位获奖者真是年轻有为：他们都是“70后”，年龄最小的只有33岁；他们均在探索生命奥秘的未知王国中取得重大突破，在《自然》、《科学》、《细胞》等发表的高水平论文令国际同行刮目相看。

更让人欣喜的，是这7位年轻人都是非常纯粹的、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他们从事科学完全是从兴趣出发，都是发自内心地喜欢科学，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把科研当作谋生的手段，甚至是追名逐利的敲门砖。

因为有兴趣、从内心里喜欢科学，科研这项在常人看来非常单调、乏味的累差事、苦差事，在他们那里就成为一种非常好玩、非常享受的美差、乐事。在颜宁看来，做研究就像打游戏一样令人“着迷”，那些一般人看都看不懂的膜蛋白结构图，在她眼里居然“非常漂亮”、“非常美”；对朱冰而言，做研究“就像玩儿一样”，跟下围棋、看杂书一样其乐无穷。

因为有兴趣、从内心里喜欢科学，他们就能坦然面对失败、主动迎接挑战、甘于忍受寂寞。在张宏的人生词典里，找不到“失败”这个词；如果周末不陪孩子，邵峰几乎一周七天都在工作，辛苦但不觉得累；王晓晨心里始终充满“探索和发现的喜悦”，在99％的失败中寻找1％的快乐。

因为有兴趣、发自内心地喜欢科学，这7位科学家能自觉抵制各种诱惑，全身心地沉迷于自己的研究。在他们看来，发论文只是做研究的副产品，得到前所未有的新发现是他们唯一的追求；院士、奖励、钱财、官位等许多人趋之若鹜的东西，对他们而言真的是神马浮云。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2000多年前的孔子，就对“兴趣”的极端重要性有着深切的体悟。特别是在物欲膨胀、人心浮躁的当下，如果只是把科研当作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或者是升官发财的敲门砖，就很难“从一而终”、在科学上有大的成就。正如胡俊杰所言：搞学术不能功利。如果不能耐住寂寞，只满足表面的发现，只想发论文，只惦记科研经费，一定不能走得更远。

当然，这7位青年科学家非常幸运。他们所在的高校和研究所，都为他们创造了良好的科研条件、营造了追求卓越的文化氛围，使他们可以不用为经费发愁，不必为科研之外的事情分心。

正如有识之士所言，中国当前并不缺乏喜欢科学、具有潜质的青年人才，缺的是能让他们自由探索的科研体制和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据了解，有关方面正在积极酝酿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有关举措。如果科研体制和创新文化能进一步优化，中国当会涌现出更多、更优秀的青年科学家。

加油，真心喜欢科学、志愿献身科学的“70后”、“80后”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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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李文君

投稿邮箱：

中国大学发展应具中国底色

湖南大学校长 赵跃宇

办好中国自己的大学，首先要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来进行思考，保持和彰显中国大学自己的底色。

首先，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立德树人工作。坚持立德树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发展道路，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的问题。高校应该根据不同学校的发展实际，把人才培养放在学校办学定位的首要位置，以一流的人才培养需求促进大学内涵发展，从而形成中国高等教育的核心竞争力。中国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历史重任，面对当今复杂的育人环境，关键就在于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方向，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学教育的全方位、全过程。

其次，要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立德树人中的独特优势。总书记今年4月在欧洲演讲时谈到，“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国大学特色彰显之路肩负着推动文化创新的历史重任，是实现内涵式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最核心内容，积极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引领社会先进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几千年来一直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再次，要坚持围绕立德树人改革创新，不断完善大学治理。在坚持走中国特色大学发展之路的过程中，我们一要既虚心学习国外大学好的经验，更要立足国情，正确处理好立德与树人的辩证关系；二要处理好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围绕当前大学改革的突出问题和瓶颈问题出实招、出硬招、出管用的招；三要处理坚持方向和自我完善的关系。除此之外，我们在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实践中。中国大学只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通过文化传承创新，才能凸显中国特色；只有坚持立德树人，通过深刻的体制机制改革，才能真正扎根中国大地办出一批世界一流大学。

找准突破口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南京大学校长 陈骏

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要求我国一流大学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提高科技原始创新能力为重点，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更加有力的科技支撑。也就是说，以问题驱动、做原创科研，是我们创建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突破口和主攻方向。

以问题驱动、做原创科研，是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必然要求。当前，中国正面对经济社会的重大转型，急需研究型大学提高原始创新能力来助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面对这一重大责任，只有实现解决问题和原创研究的根本转型，才能打通科技和经济转移转化的通道，从而真正成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创新源泉。以问题驱动、做原创科研，是我国大学回应国家经济社会转型的时代需要。

以问题驱动、做原创科研，是我国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需要。受时代与条件所限，我们以往的科研大多是跟踪研究，重复别人提出的问题，然后形成论文。然而，这种论文导向的追踪研究却难以产生重大原创性成果。只有实现科研转型，我们才能在科学研究上开拓新问题、挖掘新方向、形成新理论，真正体现世界一流大学原始创新的本质特征。

以问题驱动、做原创科研，是我国大学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现实需要。拔尖创新人才必须在科学研究的氛围和学用结合的环境中才能得到培养和实现。我们只有实现科研转型，切实构建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良性机制，才能真正做到寓教于研、研中有教、教研相长，进而真正破解“钱学森之问”，为民族复兴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人才支撑。

要加快构建有利于以问题驱动、做原创科研的体制机制。当代世界，人类社会发展呈现新特征，高等教育理念与模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比如，新的科技革命拓展了科学研究的领域，不同学科交叉融合加速，集群化、网络化创新模式不断涌现，要求高校教学科研组织模式进行改革。

一是改革科研创新平台、基地的管理模式与运行机制，推进形成开放、高效、协同的管理构架与管理机制，促进各类创新要素与资源的汇聚和融合。二是改革科研团队组织机制，依托重大科研项目和前沿科学问题整合队伍，探索改革符合科技创新团队特点的组织管理体制、人员聘用机制、考核评价体系等政策制度。三是改革科研资源配置模式，充分发挥问题导向和激励功能开展解决问题的原创研究，推进原创性科研成果的评价与支持的机制体制改革。特别是在评价内容上，要更加体现鼓励瞄准重大学术问题前沿和自由探索的导向，鼓励关注间接的、长远的、隐性的价值，评价周期不能过短。

要充分发挥教师在以问题驱动、做原创科研中的主体作用。一是要充分发挥学科带头人在原创研究中的领头羊作用。在科研转型过程中，学科带头人应以放眼世界学术巅峰的信心和气概，力争在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根本性科学问题上发出“中国声音”，特别是要带头营造求真探源、平等争鸣、宽容失败的氛围，鼓励科研人员树立远大理想、勇攀高峰。

二是要充分发挥青年教师在原创研究中的先锋队作用。青年教师要有敏感的问题意识和坚持不懈的精神，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绝不能本末倒置，陷入为论文而论文的“形式科研”怪圈，而要始终保持发现问题的敏锐、分析问题的冷静、解决问题的自觉。

三是要充分发挥广大学生在原创研究中的生力军作用。对本科生来说，要学会自主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完成从应试思维到创造性思维、从被动学习到主动探索的转换。对研究生来说，要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本领，通过参与原创性科研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中国一流大学的文化自觉

复旦大学校长 杨玉良

涂又光先生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中国所办的大学应该办成“在”中国的大学（a university in China），还是中国“的”大学（a university of China）？这个问题背后的潜台词就是，“中国的”大学应该是在文化、思想和学术上独立自主的大学，应该是坚守并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特征的大学。有学者认为，今天谈论大学改革和发展的人，“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说得也是这个道理。对中国的一流大学建设来说，文化的自觉是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前提。

早在现代教育与学术在中国兴起之初，就有不少有见识的教育家、学问家对“文化自觉”有所意识，呼吁光大中国本来的教育传统。曾十分期盼把中国的传统教育精神结合到现代的教育道路上去，因而把废除书院制度视作引入新制度所带来的最大遗憾。陈寅恪曾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中国著名教育家、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认为，引进外来文化、教育不能不注意中国的学术传统和国情民性。他的办学理念是“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其中，“崇尚科学”主要指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注重文艺”则是指注重广义的东西方人文知识的学习。1905年的《复旦公学章程》中曾特别注明：凡投考者若有意唾弃国学，即使录取之后，也将随时开除。这是用制度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捍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