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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五更调》的渊源及其流传《齐鲁乐苑》1983.2
3 对《中国民歌集成》分类体系的建议《人民音乐》1983.7
4 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与苗晶合著)《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5.1~2
5 “花儿”曲令的民族属性及其他《中国音乐》1986.2
6 试论巴托克对音乐民族学的贡献《音乐学丛刊》1986文化艺术出版社
7 汉族山歌研究《硕士论文集・音乐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8 甘肃、青海“花儿会”采访报告《中国音乐学》1987.3
9 中国民族音乐十年《人民音乐》1989
10 音地关系探微――从民间音乐的分布作音乐地理学的一般探讨《民族音乐》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0
11 曲牌论《中国音乐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
12 雅俗新辩《中国音乐年鉴》1991卷
13 中国新音乐的伟大先行者――萧友梅史学论文读后《中国音乐学》1992.4
14 《下四川》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3.2
15 汉族传统音乐研究四十年《当代中国・音乐卷》1993
16 甘肃、青海“花儿会”历史成因《音乐研究学报》台湾师范大学1993.3
17 “剑阁闻铃”腔词关系初探《乐府新声》1993.3
18 甘于寂寞 无声奉献――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建所四十年献辞《中国音乐学》1994.1
19 和而不同多样统一――四种北方鼓吹乐的比较分析《音乐研究》1995.3
20 试论中国音乐文化分区的背景依据《中国音乐学》1997.2
21 四十年来小型民族器乐作品的创作《当代中国・音乐卷》1997.1
22 时序体民歌与月令文化传统《音乐人文叙事》创刊号1997
23 中国民族乐队创作四十年《人民音乐》1997
24 论中国传统音乐的地理特征及中国音乐地理学的建设《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8.3
25 山东民歌论《中国民歌集成・山东卷:“山东民歌概述”》中国ISBN中心2000
26 20世纪中国音乐学的一个里程碑――对杨荫浏先生“实践一采集”学术思想的新解《中国音乐》2000.1
27 一件乐器和一个世纪《音乐研究》2000.1
28 现代琴学论纲《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0.3
29 中国音乐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刍议《中国音乐研究在新世纪的定位国际研讨会文集》2001人民音乐出版社
30 落潮也有好景观1990~2000的民族音乐创作简论《人民音乐》2001.8
31 陕西榆林丧仪活动琐忆《仪式音乐研究・西北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32 许常惠――两岸音乐学术交流之桥的搭建者《音乐研究》2002.1
33 一寸千思――纪念黄翔鹏先生逝世五周年《人民音乐》2002.10
34 两句体旋律类型简论《音乐研究》2003.3
35 20世纪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与中国传统音乐资源《音乐研究》2003.1
36 现代民族管弦乐队与中国传统音乐《探讨中国音乐在现代的生存环境及其发展座谈会文集》2003香港
37 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论纲《音乐与表演》2004.1
38 花儿研究第一书――张亚雄和他的《花儿集》《音乐研究》2004.3
39 中国的鼓[日本]《自然与文化》第75期2004.3
40 自强不息再创未来――中国音乐学院建院四十周年献辞《人民音乐》2004.11
41 传统能给我们什么?――新世纪音乐教育改革再议《中国音乐》2004.4
42 一生谦谦百年安和――曹安和先生一个世纪的音乐生涯《人民音乐》2005.3
43 南王四日――台东南王卑南族猎祭纪略(营地部分)《国乐今说》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
44 站在民众的立场理解民众――《陕北民歌大全・序》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
专著、文集
《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与苗晶合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
《叹咏百年》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
《中国艺术音乐篇――全国干部学习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
《中国民歌经典鉴赏指南》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
《国乐今说》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
主编
《中国音乐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音乐资料馆、香港民族音乐研究会1 990
《中国音乐年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1991~1992
《典藏国乐大系》台湾风潮唱片公司1995~1999(民歌、说唱、戏曲、器乐、少数民族多声部民歌、杨荫浏百年诞辰专辑等,共六集)
《中国音乐》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
《民间鼓吹乐研究――首届中国鼓吹乐研讨会论文集》 山东友谊出版社1999
《音乐文化》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人民音乐出版社2000
《首届全国旋律学会论文集》 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
《中国锣鼓》 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
《音乐文化》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国乐典藏》 中华书局2004
《中国艺术百科辞典・音乐卷》商务印书馆2004
关键词:创新型人才;艺术金融管理;课程体系;实践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6-0106-03
当前,随着国民消费能力的提升,以及对收藏文化价值认识的深入,众多高端投资者开始将投资视角从传统的证券、地产向新兴的文化和艺术品收藏领域转移,使得艺术品市场炙手可热、快速发展,艺术品投资已成为续房地产投资和金融证卷投资之后国际上公认的、效益最好的三大投资项目之一。期间,艺术品金融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诸如文交所、艺术基金、艺术抵押担保、艺术银行、艺术保险等艺术品金融化形式如雨后春笋般的成长起来。在这样一个市场繁荣、资金巨大、人才匮乏的大背景下,要控制艺术品市场的投资风险,必须拥有一批具有投资理论和实践经验两方面知识与能力的人,也就是从艺术品投资专业培养出来的专业人才去从事经纪人和专家的角色,帮助投资控制风险,实现资本增值。然而,由于受到传统经济发展和艺术研究的局限,以及学术交叉性特点的影响,在中国既懂艺术又懂金融的人才少之又少,具有艺术管理专业知识、艺术文化鉴赏学术研究的人才更是匮乏。时至今日,艺术金融管理专业在中国依然还是伴随市场经济发展而诞生的新兴学术领域。近年来,虽然国内各大学术院校和研究机构纷纷在这一领域作了多形式的大胆探索和尝试,培养了一批实用型的专业人才,但囿于缺乏系统的学科研究和教学,相关教学质量亦参差不齐,这一领域的专业人才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依然存在较大缺口,面对当今艺术品金融大潮,显得十分乏力。因此,抓紧培养出大批既深谙金融市场规则、拥有国际化视野,又拥有扎实文化艺术修养,懂得艺术品投资、鉴赏、收藏知识,与中国艺术金融市场发展规模及需求相适应的大批高素质专业管理人才迫在眉睫。
一、中国艺术金融管理人才培养简况
目前,中国开办艺术与金融结合专业的高等院校和机构并不多,在全日制大学中,以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分院、上海大学、山东财经大学艺术学院美术学专业、上海金融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等院校为代表;同时,还有一些多种形式的短期培训班,如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金融高级研修班、上海交大艺术品投资与收藏高级研修课程和浙江大学艺术品鉴赏与投资高级研修班,等等。从人才培养定位方面,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
1.培养硕士研究型人才。如上海大学与国家文化部、中国文联有关单位共同发起的教学与研究机构——中国艺术产业研究院,其“艺术金融产业与投融资管理方向”研究生班主要着眼培养艺术产业高层人才与急需人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联手法国鲁昂商学院,推出MICAIM国际文化艺术品市场管理硕士课程,旨在培养中国文化艺术品领域专业硕士学位国际化管理精英。
2.培养本科应用型人才。如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分院即是培养以金融为主、兼顾艺术品投资方向的本科类学生,在课程设置上主要倾向于金融类相关课程。又如,山东财经大学艺术学院美术学专业是培养艺术品投资与鉴定方面的本科学生,主要以书画艺术品投资鉴定为主。
3.旨在提高从业人员素质。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金融高级研修班为代表,包括上海交大艺术品投资与收藏和浙江大学艺术品鉴赏与投资等等各地的高级研修班。这些培训班采取非脱产分段短期集中面授的教学方式,以培养艺术品与金融投资这一高端专业人才为目标,借鉴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和运作模式,迅速提高中国从业人员专业鉴赏能力和金融投资水平和管理能力。
二、目前中国艺术金融管理专业主要问题
纵观中国艺术金融管理人才培养现状,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1.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有待明确。艺术金融管理的面非常广,包括古董与艺术品投资,国际拍卖与典当行业风险管理,银行、艺术基金会或大型企业资产储备的投资,国际性展览会、跨国艺术画廊、博览会管理,国际大型论坛策划与管理,艺术品保险管理,跨国文化沙龙策划与启动等等。目前,部分国内高等院校或机构开设的艺术金融专业在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上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定位过高,片面追求全能型人才;有的定位过低,过于追求技能训练;有的定位不够清晰,尚未有效形成自身的专业教学特点。
2.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发展。艺术金融是在商品经济环境下发展起来的新兴行业,近几年才进入大众视野。随着艺术品一、二级市场的繁荣发展,尤其是拍卖市场的异常火爆,艺术金融产品也层出不穷。面对这样的新兴市场,相关学术理论研究也刚刚起步,较传统学科还远未形成成熟体系,即使是在这一领域较早作出探索的部分院校机构,相关科研课题、论文也为数不多,这些都远远落后于艺术品金融化的市场发展步伐。
3.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存在不足。艺术金融专业是新兴的专业方向,具有艺术、金融、管理三方面学术特点,学科跨度较大,对师资队伍建设要求较高。目前,在一些已经开设艺术金融专业的院校中,那种既懂艺术又懂金融的管理型教师十分受欢迎,对于加强教师梯队建设具有积极意义。例如有的院校是通过整合原有教学资源开设该专业,可能在初期还存在教师力量分散,特别是个别主干课教师分散于相关院系的情况,如要在短期内切实形成系统的教学体系还需作出持续努力。
4.教学模式比较单调。传统的教育方式是“大一统”的教学管理模式。即在教学活动中坚持教师、教材、课堂三中心,用统一的计划、统一的大纲、统一的教材、统一的考试方法和统一的标准来培养同样规格的学生。这种“大一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势必造成“统一、模块式”的“机器人”,显然不能适应知识经济社会对创新和创新人才的迫切需要。
5.学校与企业、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联系不够密切。传统的高等教育往往被视为游离在经济社会之外的“象牙塔”,过于注重教授理论知识,对市场需求反应不够灵敏,导致实践环节相对滞后。尤其是随着近年来艺术品市场的迅猛发展,该行业深度、广度被大大深化和拓宽,相关岗位需求越来越多,专业要求越来越高。无论是拍卖行、画廊、美术馆、媒体等机构,还是策展人、经纪人、收藏家等角色,都在朝更加职业化的方向演变。在这种形势下,院校人才培养与实际市场需求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三、创新型艺术金融管理人才培养对策
1.树立创新型教学理念,准确定位符合自身特点和市场需求的人才培养目标。马丁·特罗在其《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论述中,揭示了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其办学类型、人才培养等必然逐渐分化。只有通过这种分化,实现人才培养的多元化,高等教育才能应对社会多元的人才需求。要培养真正的创新人才,首先必须在理念上有所突破,应当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在这一教学理念的指导下,笔者认为,目前国内高等院校、机构艺术金融管理教育要将创新型人才培养作为战略目标,依托校内校外特别是自身原有教学特长,有效整合学科、师资等资源,结合未来艺术金融市场的需求,对人才培养目标进行准确合理定位,并与其他不同类型大学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相区别,培养出适合自身特色的、应用型、创新型的艺术金融管理人才。一方面,创新型人才要有扎实的基础知识,有厚实的人文底蕴与科学素养,有较宽的知识面,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要有应用知识的能力,即较强的实践能力、丰富的实践经验与理性的创新思维能力。
2.探索多元化、多样化的创新性教学模式。美国著名教育家卡伯利(Cubberley)认为,优良教学最重要的条件是培养一些有效的学习习惯及独立的思考,而创新能力正是源自于这样的独立思考。改变传统的单纯知识传授型教育向创新教育的转变。需要在教育观念、教育制度及管理模式、教学内容与方法、教学手段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改革。在教学管理体制方面,可以建立以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管理机制。认清学生在各方面存在的客观差异,在教学活动中可遵循因材施教和个性化原则,发挥学生自身的优势,提高学习的兴趣,赋予学生更多的学习自,发现自己的兴趣和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智力与潜能。
传统的教学方式是由上课教师指定一本教材,学生只要牢记这本教材的内容,就能成功应考,忽视了学生能力的培养。创新教学的核心是激发创造力,是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教学,是富有创造力的教师在开放的教学环境与资源中,以活动化的课程与教材为依据,采取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自主活动为基础的新型教学。中国相关院校可以通过借鉴国外成功的教育体制,尽量选择直观、形象、情景等教学方法,如德国职业教育所实行的“双元制”——学校和企业分工协作,共同完成培养人才全过程的一种职业教育办学模式。这种产学研相结合的教育方式,可以取长补短,既强化了学生的实践能力,缩短学生步入社会后的适应期,提高了就业率,又为拍卖公司输送了人才,解决其人才紧张问题,实现了双赢。目前,上海金融学院艺术金融管理专业根据学生认知特点和智能特征,积极开展教学改革,进行启发式、实践式教学探索,着力使学生从实践教学中学习消化理论知识。例如,通过到艺术品拍卖公司、大中型画廊、博物馆、美术馆等观摩、实践的互动式教学模式,积极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启发学生多角度、全方位观察、分析问题,以增进学生的直观感知和形象理解,进而拓展创新思维。
3.积极推进教师队伍的结构优化与素质提高。艺术金融管理专业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教师队伍的建设,新的专业教学对教师知识结构和综合素质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相关院校和机构要通过参加高水平研修学习、加强人才交流等多种途径,不断完善教师培养培训体系,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着力使教师队伍实现多层、交叉、复合型的知识结构,同时还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既要懂得艺术的鉴赏和投资,掌握相关的金融、信托、保险、物流、管理等知识,又要了解艺术市场的规律,具有国际视野,精通国际艺术品贸易知识,拥有较强的实践经验,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能够改变传统的“因袭式”人才培养模式,成为既是学生学习的导师,又是学生优秀品质和健康人格的塑造者,还是学生创造思维的启发者。
4.推进课程的实践实训改革与创新。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必须落实到具体的课程改革和课程创新上。打破传统的填鸭式、封闭式课堂教学,采取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让学生带着问题走出校门广泛开展实践教学,通过实践领会课堂讲述的理论知识。根据教学的内容,对专业课程采取弹性化课时、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其相关课程设置应当立足于市场,立足于行业,借鉴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和运作模式,了解和掌握国内外艺术金融投资管理新发展、新趋势和新特点。例如,可以采用“1+1+1”的教学模式,即把课程分为三部分,先在学校学习相关的理论知识,并布置课题;接着,由老师带领学生去相关的实训地实地调研、考察、跟踪,收集第一手资料,了解实际的操作程序。最后再回到教室进行理论学习,总结经验,补充相关不足,完成最终作业。这样不仅打破了原有的被动的、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增加学生的体验性、参与性,学生消化并加深理论知识,同时强调相关知识的有机联系,注重课程的连续性与完整性,使学生有目的有方向地学习,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为进一步走向市场打下基础,有助于而且使学生尽早地接触社会,实现了由课堂向职场的转化。又如,部分院校的专业主干课程——艺术品拍卖,在保证理论教学的基础上,教师可带领学生去拍卖行,实地了解艺术品拍卖公司的机构构成及整个运作机制。体验、跟踪艺术品拍卖的整个工作流程,从中得到锻炼,真正地提高学生的理论知识和实际动手能力。
5.建立健全多层次过程性的教学评价体系。培养效果的评价不应该仅仅检查学生知识、技能的掌握情况,更应该重视创新能力、创新精神、创新人格的培养以及创新品格的养成。要着力改变传统的期末“一站式”评价模式,采用加强学生知识、学习能力、学习过程、学生素质的多元化的综合评价,包括课堂评估、具体技能评估、量化评估和质化评估相结合的综合性评估方式。以创新能力的高低作为评价的重要标准,建立师生融合的教学共同体,从多方面、多层次进行全面系统评价,促使学生提高独立观察、独立思考、独立学习、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他们的创新意识,培养他们的创造能力。例如,在学科基础理论课程上,可以采取平时考核与期末考核相结合,采用作业、提问、课堂笔记、小论文、创意性作品、寒暑假调查报告、期中考试等方式,加强对学生平时学习情况的考核,明确平时考核成绩占课程总评成绩的比例,从而构建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全程性评价体系。在专业必修课上,可以采取过程式的评价方式,即与教学过程并行、全过程跟踪、定量和定性相结合、对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教学进行全面考察。根据课程内容设置多个层次、多个课题,每一个课题反映一个教学点,通过多个点的评价完成对教学全过程评价,最后形成该课程的累计分数。
四、结语
当下,在中国的文化产业中,艺术品市场方兴未艾,艺术金融作为中国文化产业的金融创新正在迅速成长,艺术金融管理专业已成为中国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适应时展而设立的一个综合性、交叉性新学科,相信随着这一市场的迅猛发展,有关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亦将随之不断完善,也必将为中国相关文化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更为强大的不竭动力。
参考文献:
[1] 刘小强.人才培养分化与大学生就业关系的实证分析——从8校法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看中国高校专业制度改革[J].教育研究,2010,(12).
[2] 谷彦彬.创新型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J].装饰,2005,(10).
[3] 郭有适.创造心理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4] 谷彦彬.过程评价是创新艺术设计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9).
[5] 周霞.基于胜任力的研究型大学创新人才培养研究[Z].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2012-04-26.
[论文摘要]本文梳理了传统美学超功利精神的发展和艺术家日常生活的超功利态度,并探讨了功利的社会生活与超功利的艺术追求的矛盾与统一,以及这种超功利性对当下艺术活动的一些启示。
一、超功利性的由来
“超功利性”是一个开始于18世纪,后来又被许多理论家将之发展而形成的一个关于审美态度的西方美学范畴。超功利性作为艺术的一个特性最早被清晰、系统地提出来是在康德的《判断力批判》里。康德把审美无利害性作为审美的第一个契机:“美是无一切利害关系的愉快的对象”。他认为,审美活动是超越一切利害关系之上的纯粹的精神活动。鉴赏是凭借完全无利害观念的或不对艺术对象和其表现方法的一种判断力;一个美的判断只要夹杂少许的利害感在里而,就会发生偏爱而不是纯粹的鉴赏判断。后来的学者把康德的这种审美主张称为“surutili-tarianism”,即超功利主义。
康德的超功利理论使美学的研究由对对象的研究转向了对审美主体的研究。这正好与中国传统艺术一贯注重主体精神的表达相应相合。从老子美学思想开始。中国文艺不论是从审美创作还是审美态度上就踏上了要以虚静空明的心境观照万事万物、观照混沌之道的超功利进程。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一条脉络:老子“涤除玄鉴”,庄子“心斋”、“坐怀”,宗炳“澄怀昧象”,禅宗思想的“破执”、“悟”,宋元山水之“无我之境”,明代三袁之“性灵”、李贽之“童心”、清代刘熙载、叶燮关于“人品与画品”论述,到近代王国维“美可爱玩而不可利用”以及朱光潜的“心理距离”、宗白华的“静照”。中国传统审美精神中的这种超功利性已经成了进入中国传统艺术审美世界的第一道门槛。若要带着功利、世俗的心态去欣赏传统绘画、书法,去阅读诗歌,定将背道而驰。
二、从老子“涤除玄鉴”到宗白华“静照”:传统美学超功利精神的发展
中国传统美学并没有“美学”之名而是附于哲学思想和文论、画论之中。最早、也是对后世艺术最有影响力的美学思想就在老子的哲学思想里。老子哲学的中心在于“道”。道是在天地产生之前就有的混沌状态,道没有意志没有目的,包含着产生万物的无限可能性。道的这种无目的性和无规定性就是中国传统美学超功利思想的发源地。这一点特别体现在老子关于的“涤除玄鉴”论述中。“涤除玄鉴”的第一层含义是要把“道”的观照作为认识世界的最高目的。第二层含义是要求人们排除主观欲念和成见,保持虚静的内心。可以说后来的传统文艺的各种关于审美心胸、审美态度以及艺术创作的理论和实践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源头。
庄子的思想把老子的“道”赋予了更多更新的意义,这些观点都对艺术发展起了重要的影响。庄子认为,作为宇宙本体的“道”是最高的、绝对的美:认为主体必须超脱利害得失的考虑才能实现对“道”的观照,从而获得“至美至乐”。庄子在《大宗师》中写了南伯子葵和女的对话,借女之口庄子说明了一个人要想游心于最高的美——道,必须要经历一个修养的过程,第一步是“外天下”即排除对世事的思虑;第二步是“外物”,即抛弃贫富得失等各种计较,第三步是“外生”,即把生死置之度外。庄子把这种“无己”、“无功”、“无名”、“外天下”、“外物”、“外生”的精神状态称为“心斋”、“坐忘”。“心斋”就是空虚的心境,“坐忘”就是要排除一切利害关系,只有这样以空虚的心境彻底摆脱利害观念才能实现对“道”的观照才能达到人生的自由。
禅宗思想是老庄美学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最高阶段。它发展了老庄思想,并且比之走得更远。禅宗也追求至高的“道”,要得到禅宗之“道”,不能强求外在的力量,必须破除如语言、逻辑、辩论的执著。可见在禅宗思想里任何功利的思想都无法生存,所有目的性的东西都得排斥掉。禅宗强调“悟”强调心灵的感受。“悟”的状态是和老子“涤除玄鉴”庄子“心斋”、“坐忘”宗炳“澄怀味象”一脉相承的。只有通过这样超功利状态下的“悟”才能体验到“道”,才能得到“一种瞬间体验的永恒存在”。
老庄玄学禅宗思想融为一体,为以后的文人艺术甚至更广的艺术类型拟定了审美的态度和应有的创作状态。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的“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可以说也是同出于老子的“涤除玄鉴”和庄子的“心斋’、“坐忘”。宋元山水所推崇的“意境”其本质上也是要求审甍意向表现作为宇宙本题和生命的“道”。并且要体验到“意境”又必须以虚静空明的审美心境为前提。在明代中后期受资本主义萌芽思想的影响,在文艺理论界掀起对教条主义和复古主义美学的批判。虽然他们的侧重点在于文艺不能脱离社会实际,但其出发点仍是希望追求自由独创的精神和表达人的自然本真状态。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三袁之“性灵”、李贽之“童心”、汤显祖之“情”中可以看出。
到近代西方美学思想被介绍到中国,对中国文艺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国维就受到康德“审美无利害关系”学说的启发,他结合传统美学提出了“美可爱玩而不可利用”的美学态度,可以说实现了关于审美“超功利性”问题的东西方对接。梁启超的美学态度也由“功利的”转向了“超功利的”,并提出了“趣味教育”的办学理念。朱光潜先生早期的美学理论里甚至把“超脱现实”作为衡量艺术价值的标准。鲁迅先生也认为审美是超功利的,是“无用之用”。宗白华先生关于“意境”的观点与王国维、朱光潜也同属一派。在《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中,他引王羲之诗:“争先非吾事,静照在忘求”,认为中国艺术的美感正来自空灵静照的忘我刹那,“静照的起点,在于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务暂时绝缘”,使心灵处于一种空灵的状态,在人生忘我的那一刹那,静观万象才能体验到中国艺术的“意境”。这里我们仍然很明显地可以看到老庄、玄学、禅宗、宗炳等思想的延续。可见,这种以虚静空明的心态观照宇宙体悟自然的超功利审美精神在中国古代一直没有断裂过。而且在水墨艺术寻找民族性、现代性的当下,虽然对于传统审美精神有过很多的批判和反思,受到大众文化、政治文化的消解和挑战,但这种植根于很多艺术家心底的超功利思想也一直没有断裂。
论文摘要:百年的中国现代美学史,建构了一个以西方话语为支配地位的美学“大厦”,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国传统美学话语几近凋零。本文从中国现代美学建立的基拙以及中国传统美学自身弱点,分析了中国美学话语失落的基本原因,希望以此探索重建中国美学话语的道路。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中国现代美学从梁启超、王国维到朱光潜、蔡仪,再到李泽厚,建立了中国现代美学的基本架构,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美学原理》或《美学概论》。然而,这些论著从命题、范畴到体系,基本都是“泊来品”,总是带有模仿、照搬西方美学的痕迹,缺少自己的民族风格。正如聂振斌先生所说:"20世纪初开始传播西方美学,至20年代开始在高等学校讲美学课,并且出版《美学原理》或《美学概论》,发表各种各样的美学文章,经过近百年,讲了多少,出版了多少,在数量上实在无法作出精确的统计,但在质上我们敢说都是照搬西方(包括前苏联)模式,范畴、命题、体系都是西方的或是摹仿西方的。”川中国现代美学已变成西方各流派美学思想的“传声筒”,而在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中国传统美学的传播,却成了“哑炮”。成复旺先生所言中国现代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已成了“两股道上跑的车,理论思路迥然不同。当然,我们并不是就此完全否定百年以来的中国现代美学,也不主张用中国传统美学代替中国现代美学,而是想在二者之间找到切人点,用西方美学的方法建构适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审美经验以及话语习惯的真正的中国美学。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在这项工程中中国美学话语体系的建立是其中关键的课题。话语在理论体系建构中的重要作用,这不仅是理论外在的表达方式,而且是理论体系的思维方式。话语体系不能民族化,其所承载的理论体系便永远无法民族化。这就给21世纪的中国美学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如何建构以汉语言的言说方式为思维基础,以中国民族的审美经验与审美活动为研究对象,以探索中国民族审美共同性为最高目的的中国美学话语。
一、中国传统美学没有买到“人场”的“门票”
中国现代美学从建立之日起,就以西方美学为参照系,无论是王国维、蔡仪、朱光潜还是李泽厚,都以西方某一流派哲学及美学思想作为建构自己美学体系的基础,而且命题、范畴、体系也都是“搬来的”。
应该说,无论是王国维、朱光潜、蔡仪还是李泽厚,他们的理论建树,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是起了巨大促进作用的,它使中国美学走上了科学化、系统化的道路,有了比较稳定的逻辑体系和言说方式。然而,中国现代美学同时也走进了误区,那就是在以西方美学为基础建构中国现代美学时,不得不把话语权一并交出。语言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它不仅是人际间交流的,一个民族的言说方式更是这个民族的思维基础。当我们把中国现代美学的话语权交给西方美学后,就意味着当我们再次面对美学问题时,将要用西方的思维方式来思考,用西方的话语来言说。因此,形成以下两种现象:
(一)用西方美学原理来俯视中国美学的实际,因此,只能挂一漏万、牵强附会。例如有人撰写孔孟老庄的美学思想,也要大谈他们对美的本质的认识。其实孔孟老庄乃至整个中国美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对十分抽象的美的本质理论并不感兴趣,很少直接谈论这种问题。他们所感兴趣的是美的境界,美的精神。同时他们追求这种境界和精神,不像柏拉图那样进行抽象的思辩和逻辑推导,也不像亚里斯多德那样进行演绎和归纳,而是鉴赏、体验、感悟、洞察、静观,因此,在形式上不见逻辑体系。所以,大谈孔孟老庄如何论述美的本质,无疑是牵强附会。中国艺术中的时空意识和观念,是中国艺术对意境的独特创造,它体现了中国艺术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意蕴、内涵和精神,它不仅是中西艺术方法论的差别,更是中西哲学和宇宙观的巨大差异。像这种在中国艺术实践中普遍出现的情形,在我们的美学原理或美学概论中却极少谈及,甚至避而不谈。究其原因,就是以西方美学体系建构起来的中国现代美学,无法解决中国的美学实际。
(二)以西方美学话语来解释中国的美学范畴、现象及中国人的审美心理,经常造成“张冠李戴”或辞不达意。“当‘睁开眼睛’的中国美学家们几近一致地把对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努力和希望,锁定在近代西方美学为理论模式的方向上”时,中国现代美学便越来越深地陷人了西方话语的支配性体系之中,中国美学与中国现代美学的对话变得相当困难。在这种情形下,对中国传统美学话语及中国人审美心理的解释,只能是生拉硬套,甚至“张冠李戴”。例如,中国艺术史上并没有西方那种刻意的祟高,也无恐惧与怜悯的悲剧,因而也没有将之形成美学上的范畴,但有人硬把中国的阳刚之美、阴柔之美与西方的崇高、优美相等同,把哀、怨列人西方美学中的悲剧范围,这无疑是一种“张冠李戴”的做法。中国美学中许多有独特见解的美学范畴,而因西方美学中没有,就被搁置不理了。
二、中国传统美学缺乏科学的统筹与逻辑上的整合,难以形成严谨的学科体系
从目前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研究成果看,对专人的美学思想,如孔子、庄子的美学思想;对某一阶段的美学思想,如唐代美学思想、魏晋美学思想;对某一艺术类的美学研究,如汉代书法美学的研究较多。然而,却很少有人把中国传统美学的这些宝贵财富做以整合,以现代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建构起以中国民族为生命本体,以汉语言的言说方式为思维基础的中国美学话语体系。这确实是一件艰苦的工作。因为,我们历来缺乏对中国美学史的纵向研究,缺乏对中国美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的深人研究和理性归纳。例如,对中国传统美学范畴的研究,有人说,中国美学是范畴学,这种说法虽然简单,但不无道理,范畴确实是支撑中国传统美学的框架。但至今我们对其研究不够,没有形成具有一定深度的、科学严谨的定论。像“境”、“悟”这些能在中国人心里引起万千联想的范畴,是中国民族心理、民族审美范式的代表,它归属于中国美学链条中的哪一环以及它在中国美学中的地位,都应该给予明确的回答。当然,我们承认中国传统美学是繁杂无序的,中国古代缺乏像西方人那种审慎的求证和逻辑的思维。但在世界文化大融合的今天,我们掌握了世界先进的文化和科学的方法论,不能仅仅当西方美学的“搬运工”和中国传统美学的“传声筒”,应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完成中国美学由古代的向现代的转换。
三、中国古代美学话语不够成熟,缺乏对事物本质特征及内涵外延的概括和说明,也成为中国美学话语失落的重要原因
中国传统美学话语多采用“描述性”语言和“比喻性”解释,缺乏对命题、范畴的严格定义,内涵与外延模糊不清,往往形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情形。比如,陆机在《文赋》中对艺术创作的想象问题做了精彩的描写:“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鹜极,心游万初。其致也,情瞳陇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摆下泉而潜浸。于是沈辞佛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收百世之胭文,采千载之遣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描写之精彩确实让人浮想联翩,然而作为一个概念,陆机并未能对于想象的特点给予确切而简要的说明。再如《文心雕龙》对“神思”的定义,“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胭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在这里刘舞也只是借用了《庄子·让王》中的一个典故和形象的描写来解释。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可以说,中国传统美学的这种表达方式对中国美学话语体系的建立,起到严重的阻滞作用。
【论文摘要】中国绘画艺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且经数千年不断丰富、革新和发展,创造了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丰富多采的形式手法,形成了独具中国意味的绘画语言体系,它独特的艺术精神和表现手法已成为东方艺术之代表,其艺术特征除了有“视觉艺术”的共性外,还浓缩了中国文化的许多特征,蕴藏着丰富的文化精神。
中国绘画的传统渊源流长,历数千年而不变,蔚为中外画史之奇观。而且,这种传统的深刻与持久,随着时间之推移,其内容和形式经过不断的融汇、锤炼、积淀、愈益形成一种传统的伟力,愈益鲜明、精纯而独到。以至许多方面均难乎为继,而令创新者久久束手徘徊。透过这些表象,我们可准确无误的识别出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绘画已形成的独特审美符号,领略到中国绘画所体现的文化内涵。
在中国绘画的研究中,一些学者都不约而同地从中国的经典哲学里,找到了绘画美学的起点,看出了中国绘画所包容的哲学深度。
南朝刘宋时期的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指出:“圣人含道应物……山水似形媚道。“以形媚道”即是说明了绘画是以物象的“形”来反映这种哲学思考的。“道”字在老庄哲学中是一个自至关重要的词,它作为老庄则学观念中最核心的概念,表述着极其复杂和抽象的哲学范畴。客体的实在不是艺术表现的目的,而只是一个中介物,力图表现的是冥冥之中的“道”或“天”。客体(山水、人物等等)只是一个载体,一种符号,关键在于它所表征的“道”。而绘画则能表现一种“非方非默”的状态,能把它描绘出来。因此,中国绘画被看作是表现“道”的一种最有效的形式,它能在有限的空间里迹化出“道”所阐译的哲理。
因此,真实地再现客观对象便从来也与中国传统艺术无缘。PF杰拉德直截了当地说,中国艺术虽擅长于山水画,但并不着眼于描画任何现实的风景,而是根据源于现实而又包含着象征和哲理的灵感,进行富于想象力的创造。
老子哲学中所具有的某些朴素辨证法思想,如“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即矛盾对立统一的观点,万物交感运动的观念,都曾渗透在中国绘画的表现技巧中,并被广泛的应用。在中国绘画的创作过程,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下笔运作时,提出“存心要恭。落笔要松”:在处理客观物象与主观理性关系方面,强调“似与不试之间”,得“不拭之拭”:在画面布局技巧上,要求具备宾主、开合、聚散、疏密……等关系:在笔墨技巧上应体现运笔的轻重、起伏、疾徐,用墨的浓淡枯润等等。甚至有相当一部分的绘画语汇都直接起源于谈论哲学和宇宙观的用语,虚实、气理、向背、心意等。能体现这些辨证关系的经典之作是《石涛画语录》。
中国文化崇尚“天人合一”。中国传统艺术的实质是道家精神,道的特征与天地之美的契合,这庄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正不折不扣地是魏晋南北朝问中国艺术史上山水题材的勃兴的思想渊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老庄那里,充满了对天地之美的热情赞颂,和对与天地之美相牟的独立、自由的理想人格的倾心向往。从艺术审美意义上看,它集中体现为以人情观物态、使自然人化的思维方式,并把与自然精神的契合作为审美的理想追求。追求主客相融的审美境界,注重表现主客体的生命精神,轻视对物象外在表象的摹仿。在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下,中国传统绘画追求天地之大美,着力表现天地万物的生机活力,表现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的生命情调,表现这种大化生命的宇宙精神。因此中国传统绘画注重体现生命、生机,追求气韵生动。“气韵生动”作为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范畴,对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绘画从南齐谢赫的“随类赋彩”到剂浩提出的“水晕墨章”,很明显是一个由重视色彩表现到重视水墨表现的绘画观念转变,这就是阴与阳的哲学思维主导下的特殊色彩意识。“运墨而五色具”的思想是中国画的一个传统,“墨分五色”——这一色彩魔方吸引了无数历代画手。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中国哲学的玄想思维的作用。应该说,水墨世界从真实感上言是无色的、虚幻的,但它却因此而具备了一种独特的“无色之色”,是十分哲理化的表现,具有特殊的“理趣美”。用相对单纯的黑白(纸地)色来表达天地万物、正体现出中国文化的概括力。
中国绘画中的儒学因素,过去人们往往只用“成教化”、“存乎鉴戒”来解释儒学的艺术功能说,是很片面的。其实,孔子是把艺术更多地视为白反自修、成就人格、求仁得仁的内省功夫的一部分。于是,我们看到,孔子儒学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影响是循着一条这样的原则的:关注人伦事物,但不曲意媚合强调个体独立价值和个人内心情感表现,但不宣扬“个人主义”:提倡推以及人的方式对忧患有自觉的认识和敏感的体验,但不渲染,不夸张,不愤激,而保持达观、平和的态度和勇于牺牲的现身精神,这里面闪耀着人文理想的光辉。作为一种传统,它对忧患意识的偏爱和对敦厚之风的执着,把艺术表现意识导向了沉郁、豁达、宁静、超脱的内在境界……这或许是孔学儒家对中国艺术传统的形成的最大影响。因此,在中国绘画的表现中,有时既强调变化,也注重和谐,绘画语言虽有起伏,但不张狂,有催人泪下的艺术打动力,但格调平和,合乎法度,显然是儒家“中庸”思想在绘画表现中的具体体现。
中国绘画所表现出的空灵旷远的意境,富有哲学的思索,最终使人感到自然天成、不可言状的生动气韵,禅宗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从南北朝的宗炳到清代的山人,其中画史上重要的画家大都将禅宗封为圭臬。宗禅要求“不立文字”、“以物观物”,靠的是直觉的领悟,无需理智的分析和那种相互对立、比较的感受。这把中国土夫文人对自然、对人生的审美观推进到更奇异、更神秘、更空澈晶莹的世界。更沉迷于对宁静、淡泊的审美境界的探求,和对瞬间即是永恒的壮阔幽深的宇宙情感的体验。它在对中国绘画的影响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静默观照”为特征的思维方式,借助于自然、简练、含蓄的表现手法,使画面的意境深远、耐人寻味。以疏简、草略风格独立于中国绘画之林的“减笔”画风,其形成可以说直接源于禅宗思想。最能体现禅宗精神的是宋代的“减笔人物画。其笔势粗阔、减练豪放,墨色浓淡多变,不拘于形。但由此而表现出的视觉形象却流露出一种“笔情墨趣之外”的丰富内涵这些作品如同禅家解经,并不关注客观现实是什么,而旨在通过疏逸的“戏墨”追求禅的境界,追求自我的解脱。所以,“画贵有禅趣”,一方面,说明了中国绘画于禅宗的关系另一方面作为对中国绘画品评的一种标准大大地扩展了中国绘画的表现深度。
中国文化的民族心理是“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终归“道器不二”、“心物不二”、“物我相忘”、“天人合一”。故而中国画的传统也是不离此道。在客体与主体真实与虚幻、自然与人生、物质与心灵之间找寻一种平衡和整体性的和谐。
中国文化宏深而博大,在众多丰厚的文化质点中,无论是哲学,还是书法、诗文、戏曲等等,中国绘画都与他们息息相关、辉映交融。法国华裔汉学家弗朗索瓦一陈曾经说过:要想看懂一幅中国画,必须具备高深的文化素养。它不仅道出了中国绘画在中国文化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而且,看出了中国绘画很大程度上浓缩了中国文化的某些特征。
中国绘画是一个白成体系的艺术领域。它的观察方法、表现方法和画面的视觉效果,都迥异于西洋绘画。“笔墨”作为构成中国绘画独特美学品格的外在符号,有着相对完整的审美价值。中国画画家作画时,有时仅用一只“单纯”的毛笔,蘸上看似黑团团的墨色,在具有一定渗透感的纸、绢上,或疾或徐地有节奏地挥动,即可迹化出一幅变幻多端、形神兼备的视觉形象。作为交流思想情感的绘画语言——“笔墨”,随着中国绘画艺术的日臻成熟,已从材料工具意义上逐渐脱离出来,具有了独立的审美意义。而且“笔墨”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绘画“形式”本身它的形成反映了中国绘画高度概括、凝练的艺术思维能力。在表述媒介方面,“笔墨”从一开始就烙印上了中国文化“以简驭繁”的特征。
中国画注重“传神”,无论是人物、山水花乌,“传神”是对中国画艺术提出的总体准则,“以形写神”其实就是“以形媚道”,把对象表现生动有神只是一种技术手段,与道契合才是最高终旨。中国绘画所注重的“表现”,又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绘画艺术的思维特征。中国画画家对自然物象时,注重的不是如实的“再现”对象,而“撷取的是物象与情感因素交融之后在脑海中再度被唤起的、‘主观化’的、改变了的表现”。所以作画时它要求“沉思冥想,”把人引入一种物我交融的境界,强调的是主观意兴的抒展自我情感的表达。所以“韵外之致,象外之意”,即是对中国绘画艺术思维方式的概括。
中国绘画与书法都以中国文化为生长背景,书法是以有限表现无限的“写意”的美学思想为指导的艺术,其审美价值不是对具体字形的刻意的描摹和再现,而是对其改造过了的概括的形象,文作者的抒情、写意和对作者与观众的诱导,启发和暗示一种意象联想而创造的线的空间结构的形象,是一种表情达意和象征的艺术,这一点对中国绘画影响至深,由于书法艺术在历史上成熟较早,南北朝时期即已五体俱各、法度完善,书家辈出,而绘画则晚于书法而成熟。很明显书法艺术丰富的表现技巧和原则,必然会渗透到绘画中去,而成为中国绘画艺术成熟的重要营养。“永”字八法,是古人以“永”字八笔为例,讲书法用笔法则,即侧、勒、努、磔、策、掠、啄、超八法。历代画家也无不注重以“书”八画。中国绘画能如此地消化这些养料,主要取决于书画相同的材料工具媒介和近似的点、线构成元素上。
对中国绘画“诗意”的提倡,是中国绘画的另~审美意向。中国绘画对“意境”的追求,特别是画中“诗意”表达,在唐代前后一直未被提及,虽然当时的文人画家们诗文修养极高,像王维等人的绘画作品,就已经“画中有诗”了。但是,它还没有达到完美的程度。然而,到了以“郁郁乎文哉”而著称的宋代,把诗的“意境”引入绘画之中,追求画面的“诗意”,即已成为当时绘画的主流。像坡、黄山谷、米芾等人,都是极力倡导“以诗为法”的文人画家。这就大大提高了中国绘画的“文化品味”,也大大丰富了中国绘画的文化底蕴。
中国诗极重视“意境”的表达,素以能引起读者想象、触发读者联想为上乘。许多优秀诗作各具特色,风彩迥异,情味相殊。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的壮阔:有“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杜甫)的寒凉:更有“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雄放。这些诗句,的确构成了引人人胜的“意境”。得之于“心”的诗句的“意境”和画的“境界”,有着许多的共通之处。诗与画在表现中,并不都局限于状物写形,往往超越视觉范围,重视视觉以外内容的传达,即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要求画家作画时“如骚人赋诗,吟诗性情”,将画家的诗情容入绘画“意境”之中。这种使绘画“诗化”的趋向,为中国绘画的表现注入了新的活力,并逐步成为占领统治地位的绘画审美标准。
中国绘画流派纷呈,从所掌握的阶层中,有宫廷绘画、文人绘画和民间绘画。然而,代表着中国绘画主流的文人绘画,为我们展示的则是“修身养性”的思想境界。文人画家大都释道老庄、陆王心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是由中国传统文化滋养哺育出来的群体。他们对诗意、书意、画意之间意、韵、美的共同性具有深刻的理解。形成自己独有的一套审美品评标准。所谓雄浑、飘逸、清丽、闲适、幽澹、矿远、冷僻……这些概念的确切含义几乎都是只可意会不能言传,没有相当深厚的诗文的熏陶与感染,很难领略得透彻。他们不象民间画家那样多半为生计而画,也不象宫廷画家那样奉旨行事。作为一种精神解脱的“清玩”,主旨是把绘画看做排遣情怀的一种方式,它即重视艺术本身的价值,更重视创造艺术的人格,无疑是中国高层精神文化生活追求在绘画上的沉淀。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绘画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绘画浓缩了中国文化的许多特征,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之中。可以说:整个中国文化的灿烂历史都与绘画艺术息息相关。不了解中国绘画,就不可能真正领略中国文化的悠久和辉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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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8--02
世界园林有东方、西亚、欧洲三大系统,中国古典园林为世界三大园林体系之最,东方系园林以我国园林为代表。中国古典园林是指以江南私家园林和北方皇家园林为代表的中国山水园林形式。中国的古典园林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富,极具艺术魅力,它深浸着中国文化的内蕴,是中国五千年文化史造就的艺术珍品,是我们今天需要继承与发展的瑰丽事业。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类的生存环境逐渐受到破坏,生态文化建设随之日益受到关注。从维护城市生态系统平衡,改善生态环境这一角度出发,我国的古典园林艺术对当代具有很大的启示性作用。本文以中国古典园林的艺术理念为基础,结合当下的生态文化建设,探讨古典园林艺术中所体现的人与自然关系对当下的生态文化功能。
一、何谓“生态文化”
在探讨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于当代的生态文化功能之前,有必要对“生态文化”这一概念加以界定:生态文化就是从人统治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这是人的价值观念根本的转变,这种转变解决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取向。生态文化重要的特点在于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去观察现实事物,解释现实社会,处理现实问题,运用科学的态度去认识生态学的研究途径和基本观点,建立科学的生态思维理论。生态文化是不同民族在特殊的生态环境中多样化的生存方式,它更强调由具体生态环境形成的民族文化的个性特征。从人与自然关系这一角度来讲,中国的古典园林艺术中从多个方面体现了生态文化思想,对当今城市文化特别是城市园林文化建设具有很好的传承与借鉴功用。
二、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于当代生态文化功能的具体体现
从某种意义上讲,古典园林和现代城市景观具有相同的出发点:即设计出更加适宜人类生存的理想环境。由此可见,古典园林的设计理念和方法对现代城市园林景观建设无疑具有重大的文化借鉴意义。本文从生态美学的角度对古典园林进行解读,对古典园林的生态美学意韵进行探究,从中探寻出可供现代城市园林景观建设借鉴的合理因素。本文认为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于当代生态文化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空间布局上的生态文化功能
园林通常是由实体和空间这两部分组成的。实体是指建筑、山石、植物等造园要素,是产生视觉形象的主体;而空间是指包围实体的空场,是人们休憩游赏所必需的。实体构成空间,空间围绕实体。所谓“曲径通幽”、“豁然开朗”等园林艺术效果,都不是一个单一的空间所能展现的,而是需要把若干空间按照一定的序列组织起来,创造出“引人入胜”的动态感受。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在空间布局上充分体现了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模仿自然的生态文化特质,这主要体现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一个造园手法――借景。计成在《园冶》中强调:“借者,园虽别内外,得景则无拘远近。极目所至,俗则屏之,嘉则收之。”是指在造园时要借助于园外的自然山水景色于园内,这就避免了园内景色与外界的纯自然景色相脱离的弊端。园林作为人工空间的营造艺术,必然关注人工空间与自然空间的和谐统一。造园侧重于因地制宜布置一系列院落,需要在园外的人工环境与园内的“自然山水”之间营造一系列从人工到“自然”的过渡性空间。以文人画家为主体的中国造园家更加注重“自然美”,突出“自然”在园林中的统帅地位,因此努力使建筑的人工性弱化,反映在空间的通透性、材料的自然化和布局的自由化方面,有助于将人工性建筑融于“自然山水”。
(二)诗文题词上的生态文化功能
中国古典园林的文化特质最为明显的体现就在于匾额、楹联、摩崖题刻以及“诗条石”等形式上。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谈及大观园时便论道:“偌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任是花柳山水,也断不能声色”。诗文题咏,与某些景象相结合,被组织到景象之中,点出景象的精粹所在,阐明景象的思想、情趣,促使景象升华到精神的高度,从而成为园林艺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古典园林都是由官宦之家所营建,他们都具备很高的文化修养,所以往往会把自身的审美情趣体现在园林中的牌匾、楹联上,从这些诗文题词的具体内容上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人思想中亲近自然、寄情山水、与外在的生存环境和谐相处的文化旨趣。这里以皇家园林清漪园为例,清漪园位于北京城西北,圆明园之西,玉泉山之东,是一座山水结合、以水为主的自然山水园。“清漪园的总体立意为:静观万物,俯察庶山;崇朴鉴奢,以素药艳;博余名景,集锦一园;外旷内幽,求寂避喧。”[1]关于清漪园中的匾额楹联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描写园林景物的,有助于人们对景象的更深一层的领会。如宝云阁石牌坊上的“山色因心远,泉声入目凉”,便是以情景交融而点出意境之所在。二是诠释景象原型的,有助于人们对造景渊源的认识。如十七孔桥侧的“烟景学潇湘细雨轻航暮屿,晴光总明圣软风新柳春堤”。这些诗文题词中无不体现着园林建造者对自然山水的尊重与喜爱。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诗文题词中所体现的生态文化理念给当代社会最为深切的启示就在于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应该充分保护自然,寻求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处。
(三)意境营造上的生态文化功能
意境是中国艺术的创作和鉴赏方面的一个极重要的美学范畴,是中国传统审美追求的最高境界。“意”即主观的理念、感情,“境”即客观的生活、景物。“意境产生于艺术创作中此两者的结合,即创作者把自己的感情、理念熔铸于客观生活、景物之中,从而引发鉴赏者之类似的情感激动和理念联想。”[2]中国的古典园林主要是在摹仿自然山水的基础上加以人工改造,这种改造不单单只局限于布局安排的外在形式方面,更体现于建造主体将自身的审美情趣移入园中,从而营造特定的意境。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在意境营造上所体现的生态文化功能就在于园林意境是以“实境”为基础的,对于“实境”营造而言,无论是天然山水园亦或是人工山水园首先要符合自然的规律,反映自然的原型,在古人看来就是遵循自然界山水、植物、动物的外在结构关系,使园林在形象上与自然风景有共同的特征。在这一点上,天然山水园无疑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园址的自然山水本身就给人以非常直观的自然感受。相反,人工山水园在营造实境时受到更大的制约。若要在相对局促的庭园空间中创造震撼人心的自然山水体验,就必须借鉴山水画的表现手法,从自然山水中提取典型要素,将自然山水的典型片断浓缩于咫尺庭园之中。以拙政园为例,拙政园是以江南水乡为原型,通过提炼和艺术加工来营造园中山水的,全园以植物之景为主,以水石之景取胜,充满浓郁的天然野趣。
结语
中国古典园林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中,基本上沿着“自然―模仿自然―由人工表现自然或改造自然―回归自然”的轨迹发展的。当然,这个回归不是单纯的重复,而是更高境界的追求。而今,园林以其绿色空间的内涵,突现了其生态效益在城市生活中的地位。在日益发展完善的城市设计方面,在城市景观的塑造中,生态美会给人提供直观的环境体验和对生活境界的启迪。在城市建设中,越来越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尊重自然,充分认识并合理地开发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乃至将整个地球作为人类生态环境的整体来关注。人类本能的对自然的回归意识变得越来越强烈。
通过以上几个特点的描述,可以看出在中国园林设计史上一直都从生态文化的角度去考虑植被、景观、道路、亭、廊等的布置和安排。尽量将景致置换为天降之景致,错落有致,层次分明,植被互融,有的利用天然地形的构造来塑造整个园林的景致,或以天然水体为主体,或以山地为主体。中国园林艺术的发展是曲折变化的,但在这条道路上始终保存着自己的那种“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思想。造园不仅反映出人们委婉含蓄、丰富细腻的情感表达方式,而且寄托了人们对理想生活环境的追求,是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具体体现。中国传统园林以朴实无华的自然特征和内敛含蓄的情感表现,对当代的生态文化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注释:
[论文摘要]当前中国高校美术教育既面临诸多挑战,也有着诸多的发展机遇。如何在社会发展的大潮中抓住机遇,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是每一所高校都面临的问题。文章总结了高校美术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出路,并根据现实背景提出了几点建议。
[论文关键词]高校美术教育美感教育情操教育回归本题
一、目前高校美术教育存在的问题
社会的发展带动经济的繁荣,也带动了中国艺术市场的繁荣,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转变为经济价值,近乎天价的作品成交价,使人们对绘画本体的审美感知能力被冲乱了,价值观的混乱和文化标准的缺失,导致了高校美术专业学生审美价值观的混乱,无数青年人开始梦想自己的成功,一边是金钱的诱惑,一边是艺术表现真实的自我,真诚表现生活的要求,因而陷入了迷茫。来源于/
面对这种情况,我国大部分高校的美术教学,仍然采用俄罗斯19世纪的教育方法与教育思想,从基础教育到专业美院都如出一辙,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在美术教学中存在着较严重的重“技术”轻“理论”现象,即片面地重视美术绘画技能的培训,而忽视对学生理论修养和整体素质的提升,特别是对美学理论的忽视。虽然艺术从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以记录和认识客观事物为己任:岩画是为了记录狩猎过程、结果或祈祷狩猎成功,古埃及艺术是对生活的记录或对来世生活的祈祷……几千年科学的发展,艺术的进步都是在努力使人类的手上技巧,能够满足人类认识再现客观事物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高校美术教育,形成了以技法教育为主的模式也在情理之中。但是艺术发展到今天,技术问题已经不是主要的问题,开拓学生思维、培养学生的审美个性和创新精神,增强其艺术判断力,应成为现代高校美术教育的重中之重。检验艺术人才创新能力的尺度,已经不再是技术上的翻新,而是对艺术精神敏锐而深刻的把握,并有将一种新锐的思想、对社会的批评、对生活的感受转化为形式的能力。由重技术的训练向重观念和创造性思维培养的转换,已经是当代艺术教育发展的一大趋势。所以,无论是从社会的角度,还是从艺术发展的角度来看,目前的美术教育模式都亟须变革。注重理念与系统的建构,回归教育本体,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新时期高校美术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
正如前面所说的,无论从社会的角度还是从艺术发展的角度看,高校美术课程变革迫在眉睫。那么,究竟应如何改?笔者认为,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应该认清美术教育的责任。作为以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为主要功能的审美教育,已成为发展现代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并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高校的艺术教育专业,在开展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中,不仅要通过专业实践教学,达到对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培养,更要通过大量的先进文化理论、审美理论、教育理论和艺术实践类课程的教学实践,达到对学生创作能力的培养,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真正具有审美和创新能力的艺术人才。因此,高校作为高素质艺术创新人才的培养重地,要研究和健全美术教育的教学体系,加强美与美育的教育教学,尽快使下一代具备较强的审美鉴别和批判能力,不再陷入误区,真正发挥出他们的创造力,使之转化为有效的先进生产力,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意味着,我们再不能只重视技法,应力求在教学中渗入相当的美学理论,提高学生的综合美术素质,并可以与其他人文知识的渗透,构建跨学科的新型课程体系,将艺术性与人文性相融合。
其次,高校美术教育应明确自己的教学目的。先生早就提出美的教育不同于知识的计较,而在于感情的陶冶和养成,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审美形态的教育,主要培养人对客观物体(艺术作品的心态、风格、形式)美的形态和结构的鉴赏、识别和把握能力;二是美感教育,主要培养人健全的审美心理结构;三是情操教育,培养人高尚的情操,完善的人格,并使发展的个性与其所属的社会团体有机协调。高校美术教育应通过课程结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把三个层面整合起来,构建自己的教学模式。具体做法如下:(1)优化组合课程。首先,将现行的美术学科类课程优化组合,关注学科之间的关联,采用相关课程、融合课程、广域课程和核心课程相结合的课程类型,以增加高等美术教学的效率。其次,着眼全球化多元文化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关注本学科专业的发展与社会不断变化的实际需求,提供给学生个体多样化的选择。(2)加强教育性。首先,学校应该培养、选拔青年一代学科带头人,发挥中年教师思路开阔、精力旺盛的中坚作用,发挥青年教师实践能力强、后劲足的特点,充分发挥其担当创作、科研重任的作用。其次,注重教学的互动,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主体之间,保持有效的互动,才能在美术教学中,超越个体建构的局限性,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要在美术教学中增加现代主义美术教育内容。现代艺术流派,与其说它们创造了某种艺术风格或技术,还不如说,它们创造了一种新的艺术观念,或拓展了一种新的艺术视野,它们用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传达它们对社会、人生和自然的看法。现代美术中,许多作品重在主观意识的表达,晦涩难懂的作品也常有。对这些作品做透彻的分析和讲解,有助于帮助学生认清现代艺术的本质。我们不必去完全认同一切现当代艺术流派的价值取向,但是现代主义美术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及现代艺术作品中的创新精神,正是现在我们的学生所缺乏的东西。我们必须承认,艺术发展到今天,其“画地为牢”的疆界已被打破,并且与其他学科有了一种更为深入的融合,或者说艺术的文化性和精神性特质更为凸显。通过对现代美术作品的分析,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展开想象,想象画家表现的情绪,运用和锻炼发散性思维,以多角度去理解现代主义美术的核心思想。通过现代艺术形式和其他艺术形式相比较、相沟通,可以使学生明白,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中国艺术与西方艺术是相辅相成的。使学生认识到大学本科学习的必要性,一定要掌握对于艺术家在大学本科这个成长时段必须获得的东西,特别是基础方面的、眼前未必马上用得上、从长远看却不能缺的那些东西。要成为一个艺术家,一定要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和文化基础,东方和西方、传统和现代的有关知识都要有较系统的了解,而本科教育正是为学生将来自身艺术的发展,在基础方面做准备。
三、新时期高校美术教育改革的措施
简而言之,我国高校美术教育专业因历史原因,在今天的院校教育中,仍然以精英型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教学形式单一,教学内容以技能训练为主,力求达到以技能求审美这一培养目标。然而,在物质文明不断提高的当今社会里,其培养目标的矛盾日益突出,原有概念开始显得混淆,而普及公民的美育教育呼声却越来越清晰,但是大多数高校美术教育,在实践上仍然很大程度地停留或侧重于第一个层面,而在教学中直接表现为“技术至上”,所以很难具备审美文化教育特征。
综上,笔者认为高校美术教育可以做以下几点尝试:第一,更广泛、更深入地引入竞争机制,打破现在许多高校美术院系僵死的办学内容与方法,引进更多的新生力量,为高校注入新鲜血液,从而拓宽教学思路,扩大对现有艺术观点、形式的认识,进而提高学生对种种艺术观念、艺术现象的认识,帮他们走出认识上的误区。第二,多元化培养社会所需的美术人才,无论是艺术院校办的美术教育专业,或者是综合大学办的美术教育专业,甚至是民办高校办的美术教育专业,因其背景、优势的不同而会各有特色,所以,教育者应在不同的办学模式中,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学生进行不同层次的美感和情操教育,最终落实为提高学生敏锐的审美知觉和美的创造力。第三,针对不同的专业,制定不同的教学计划及方法,对于某些以艺术创作为主的专业,要让他们经常走入社会,感受社会上艺术环境的变化,及时了解艺术的最新动态,并在创作上给他们足够宽松的创作环境,为其艺术创新提供外部条件的保障。为此,各高校美术教育专业,一定要加强自身的学科建设,按教学的规律制订相应的教学计划,尤其是要搞好师资队伍的建设,为学生学习创造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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