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学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文化哲学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1.教学内容突出价值导向性长期以来，高校传统文化教学以应试教育为导向，偏重对大学生进行知识型灌输教育，这与传统文化课程的教育目标并不相适应。因此，明确教学目标、设计精到的课堂教学内容至关重要，是当前高校传统文化课程建设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也是决定课程成败之关键。就课程目标而言，中国传统文化课程重在唤醒和引导学生身上的“人文需求”，开发其内在本具的善性、德性与智性，培养综合人文素质，使其成长为一个大写的、真正意义上的“人”。因此，遵循“人格养成，道德提升”的教学目标和原则，针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和心理现状，我们在《中国哲学史讲座》、《中国佛教文化》、《大学生生命教育》、《社会实践》等多门课程中，皆以专题形式对传统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道德情操、人文涵养进行了深度的挖掘和宣讲，客观诠释和彰显儒、释、道思想中厚重深沉的文化内涵，充分体现传统文化教学的价值引领性。例如，在《中国哲学史讲座》课程中，对儒、释、道三大专题的讲解，皆落脚于结合当代社会、日常生活凸显三家思想的当代价值。儒、释、道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三大思想支柱，在古代有“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之文化定位。而在信仰缺失、道德失衡、行为失范、价值观失落的今天，三家共通的深厚的心灵之学不啻为救治迷茫、困惑中的当代人的精神良药。在厚重的历史文化沉淀中，师生一起追寻哲人智慧的思想足迹，领略天地万物运行之道、人生之理，追问“我”之存在。通过哲学的反思，以“万物一体”的宇宙观重新审视这个世界，客观理性地定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反观内在生命，思维个体“安身立命”之处，从而建立健康而通达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并将传统伦理、道德的精神渐渐落实到当下的生活中来，达到和睦家庭、和谐人际关系，及变化气质、提高修养的目标。可以说，大学生如能在生活中依自然之道，行“孝悌”、“仁爱”为人之本，便是寻得人生的密码，开启真正的幸福之门。在传统文化系列课程中，《中国佛教文化》引人注目且不同寻常。长期以来，很多人包括有些大学生在内将宗教等同于迷信，或简单地以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或视宗教与科学水火不相融。这种对宗教不正确的定位和认识上的偏颇，既使人们丧失了正确评判文化现象的是非标准，也错失了弘传优秀传统文化的良机。宗教同哲学一样，是文化形式中非常特殊的部分，它为人类提供终极关怀和精神皈依之处，也是人类为自身创立的抚慰心灵、寻找精神家园和自我解脱的独特方式。因此，关注精神与灵性的宗教与注重物质现象研究的科学，不但不互相冲突对立，反可互相补益，共助共创人类幸福生活。佛教虽为外来宗教，但在两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已与本土文化水融，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处世原则等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不了解佛教，就不能了解中国哲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就不了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所以，专题内容首先设置导论，主题为重新认识宗教，了解宗教的产生及其功能，区分宗教与迷信、，梳理宗教与哲学、科学之关系。事实上，只有去除内心深处科学本位的傲慢与偏见，客观理性地定位宗教，并对其持有同情之理解，才能还原并走进中华文化，开始佛教文化的学习。现代人包括大学生在内，精神上最大的迷茫和痛苦莫过于“自我”的迷失，而这种迷失正是由于越来越被自己所创造的科技环境所支配。当人的生活越来越多的物质化，当人沦为物欲之奴隶而不自觉时，即会越来越丧失个体自我本有的自由，越来越找不到人生真实价值之所在，这就是马克思所说“人的异化”。而佛学对宇宙人生、人类生存状态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有着极其深刻而独到的见解，能够给予人们精神生活极具震撼力的新启发。在人生观上，佛教更强调主体自觉，崇尚变革生命，寻求生命实相，更把一己之觉悟和解脱与他人乃至一切有情生命之觉悟和解脱紧密相联，所谓自度度人、自觉觉他。在专题讲授中，我们充分发挥多媒体教学的优势，适当借助优秀的佛教纪录片、影视作品，展示出佛教开阔宏大的宇宙观、生命观、道德伦理观、修行实践观。而在讲述佛教历史、哲学、文化时，其落脚点依然在结合时代热点问题、现实生活，通过课堂及课外讨论，凸显佛教在净化身心、道德重建、和谐社会等方面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让佛教回归现实、回归生活，不仅激起了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内在学习兴趣，变被动的灌输式教学为自觉式主动研习；更使他们直观地感受到佛教文化的无穷魅力和高度实践性特征，自觉地反观内在生命，确立止恶行善的行为原则。同时，端正价值取向，从生命深处自觉生起慈悲仁爱的力量，以自利利他的精神接人待物，促进道德的提升乃至开拓更深层次的生命境界。

2.教学方法创新之实效性实现传统文化价值导向的教育目标，除需精要的内容安排，亦需生动、活泼的授课形式和教学方法为助，最忌“灌输”和“绝对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不仅可以活跃课堂，更重要的是直接推动学生对传统文化特质与精神的领会，当下启发悟性、身心受用。例如，在《中国哲学史讲座》、《中国佛教文化》课堂教学中，梵乐静心、经典诵读、内观静修几大亮点设计使课堂教学大为增色。其一，以儒道音乐或佛教梵乐静心、净心。在“化人”、“立人”的教育过程中，音乐之教化作用非同寻常。昔日孔子在齐国听“尽美也，又尽善也”之韶乐，竟“三月不知肉味”，并由此感叹音乐之美竟达如此之程度！正因至极之音乐是至真、至善、至美的统一，给人以善的教育、美的陶冶和灵魂的净化，故儒释道三家皆以音乐为教化世人之重要手段。就佛教来说，八万四千法门皆为净心之法，其中梵乐更是极方便、快捷、易深入人心的引导和启悟世人之重要方法。《楞严经》中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欲取三摩提，实以闻中入。”即言人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之中，属耳根最利，最为灵敏。因此，音声教化最易感染人，最能产生教育效果。传统文化课堂当然也离不开音乐化人之绝佳手段，创设优美、宁静、高雅的课堂音乐情境是非常独到的教育手段。在课前二三十分钟，我们选择与本次课程内容相关的儒道音乐或佛教梵乐进行播放，或课中读诵、讲解儒释道经文时配以背景音乐。儒道音乐清雅、宁静、中和，佛教梵乐则具虚、远、淡、静、庄严肃穆之内涵，可谓雅而不俗、觉而不迷。这些至真至善至美的音乐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带给青年学子的心灵震撼是无与伦比的。大多数学生会主动提前到教室，静静地聆听梵乐，感受音乐带给他们的全新心灵体验，虽未上课却已然在自我教育、自我感悟、自我提升的状态之中了。课前和课中的音乐不仅达到静心、净心的效果，更创设了宁静、愉悦、平等、高效的课堂氛围。尤为难得的是，师生在共享美乐的同时得到了身心的净化，不自觉敞开各自的心灵，无形中消除了彼此间的心灵隔膜，加强了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如此不但进一步激发了教师内心对学生的爱与期待，亦大大增强了学生对教师的认同感、尊重感和信任感。古人云：“亲其师，信其道。”学生只有在情感上接纳教师，在人格上尊重教师，才能听从师之教诲。从教育心理学角度来说，师生之间建立的“爱”与“尊”的情感认同，是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前提，因为从本质上说教学过程就是建立起教师和学生之间一种“坦诚、平等和接纳”的人际关系的过程。所以，一切课堂之成败关键在于“师”与“生”、“教”与“学”这些关系通道是否通畅，而传统文化的课堂因更多人文关怀、终极关怀，更具打通这些关系通道之优势。触动灵魂深处的儒道音乐和梵乐教学法，便是打通关系通道的极佳手段，成为传统文化课堂不可替代的教学方法。其二，课堂内外开展经典和美文诵读。儒释道经典是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具原创性、奠基性的书籍或文章，蕴含无量智慧精华。经典诵读是传承中华文化的钥匙，也是中国古代教育的根本方法和古代启蒙教育的首要方法，其中有着深刻的科学内涵。孔子曰：“诵书读书，与古人居；读书诵书，与古人谋。”专心诵读不仅可达到摄心、静心、提高专注力、记忆力和理解力的良好效果，而且反复诵读、吟咏、熏修就是与古圣先贤进行精神对话，必能促使人见贤思齐、向上向善。更深入地说，如能长期净心诵读渐次达到“随文入贯”，将智慧经文一一消归自性，便能直契经典深义，这就是经典内化、智慧开启的过程。当经典已然化为生命中的一个部分，必将在生活中起到巨大的指导作用，完成伦理道德的养成及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的构建。此为从诵读到悟，悟而后能用，用而后生巧的过程。因此，从教育角度看，经典诵读是达到智育和德育兼具的简单、高效、科学的教育方法，可惜的是，“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的极端否定使经典教育法被长期摒弃遗忘，造成了教育的巨大损失。而在今天的传统文化课堂上，经典诵读法无疑是还原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必要方法。除了安排学生每日晨读、午读或晚读经典，为了创造高效课堂气氛，我们还在上课之始，让几十名甚或近300名学生齐诵儒学经典《大学》、《中庸》，道家经典《道德经》，或佛学核心经典《般若波罗密多心经》、《金刚经》等。从教学反馈来看，学生非常肯定和喜爱读经尤其是庄严肃穆的集体诵读环节。当经典在他们的生命中产生作用，内在的纯真、良善、光明被激发出来时，他们的文字感受读来也是令人感动，甚至唏嘘不已的：“每次背诵心经，都有种清凉的感觉，如夏日一阵凉风袭过……。又好似与心灵进行了深层次的对话，对周围万物都有了一种不同程度的全新感触与交流，真想热情地拥抱自然，给与他人和社会最清新恬美的奉献。这让我感觉到了久违的轻松和自在，这是一个自我放松、自我净化、自我完善和自我反省的有效途径。还有一种有与无之间的奇特感悟，一种大到没有边际又明净胜过月光的空间感，妙哉妙哉！”下课前，再让学生齐诵短文《能量朗读》。此文彰显中华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特质与精神，多次诵读强化，不仅能激扬志气，帮助学生重获人生之希望、重寻人生之梦想，亦能促进学生树立感恩、包容、尊重、精进的人生态度和原则。“《能量朗读》很励志，激发人心中的希望。‘爱’不是口头上的，爱就在身边，原来生活如此美好。在诵读后，常常会释放掉生活中的很多压力，能心平气和地处理事情，并且知道如何取舍。更明确了应该心中有大爱，要放开心灵的境界，容纳整个世界。”其三，课堂内观静修体验。中国哲学是高度实践性的心灵学问，教理教义的理论探究并非谈玄说妙，而是用来指导身心变革之实践。儒释道三家皆有内观静修之法，其不仅可以修身养性，更是求学问道之入门功夫。宋大儒朱熹就曾教导其学生：“用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如此一二年，何患不进？

3.而在佛学中，禅即为静虑，亦指“心一境性”。禅的智慧不仅可以促进对事物本性和自心的了知，帮助人找到久已失去的精神家园，理性对待尘世的喧嚣和功利，还可以开发自性潜能，创造安乐祥和、洒脱自在、富有价值的人生。更为现实的是，禅的具体修习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消除热恼、平复情绪、抚慰心灵的方法和途径。在西方国家，一些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就很乐于用禅来引导人们顺归人性和自然，还有一些心理学家和精神病理学家，更把禅与西方心理治疗方法结合起来，将其作为调节心理和治疗精神疾病的有效方法。青年大学生也是社会中人，面临着来自学习、生活、心理多方面的压力，内心有着诸多的焦虑、迷茫和困惑，迫切需要由内观静修开启的智慧之引导，在实际生活中学会疏导情绪、掌握认识自心、调控自心、净化自心的方法与技巧，以摆脱痛苦、愤怒、沮丧、忌妒等负面情绪，改变浮躁、易怒、自卑等不好的品性，保持一个良好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课堂内观静修虽然条件有限，没有专用的静修室和坐垫，时间也很短暂，但是同学们颇感新奇，整个过程都能主动、积极地配合，取得的效果也是极其明显的。在静定内观的体验与学习中，同学们初次品味了禅的清凉甘露，惊异、震撼地体会和享受到内心深处久违的宁静、安详与博大。“课堂体验内观静修是很有趣且有作用的，觉得内心非常安宁，更加远离物质社会的喧嚣与烦躁，让人通达，让人更加冷静地去应对面前的世界，不悲不喜，不焦不躁。禅修启发人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它不是无尽的物质财富，而是无穷的、广袤的心灵世界……”而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的美妙感受，又会进一步促使学生以全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看待世界、社会和周围的人，体悟“万物一体”之真实内涵：“课堂音乐禅修时，觉得身心正渐渐趋于平静与淡泊，此时周围的一切都已无法干扰我。而我，正全身心地与宇宙融会贯通，每一个细胞都是打开的，宇宙中所有的思想、能量都由我而不断传输，输入大地，流入星空，周而循环着。我，既是小小的我，也是影响着整个宇宙万事万物的我，我的情绪、心境、思想正时刻传向宇宙万物，影响着整个世界。”可以说，虽然课堂的内观静修因时间、地点等限制，不能深入内观修习，但正如运动可以促进身体健康，几次这样的课堂精神训练不仅已起到了培养心的专注力、控制力，激发学生自觉调控内心的目的，还让学生直观内在地体验到个体与他人、社会、宇宙的和谐一体，从而在内心中生发起平等、感恩、爱与慈悲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内观静修还初步培养了一定的觉知力，这种觉知力会随着日常练习的增加不断增强。而这份觉知在平日生活中极其有用，它能让人洞察问题的实质，不会被错觉、假象所蒙蔽，不会盲目地跟随旧有的习气产生恐惧、焦虑、嫉妒和憎恨等等，进而以真实、自由、有创意的行动来帮助他人。这，就是心的自主力，就是独立人格的建立。显然，内观静修的作用，是言语说教所根本无法企及，也无法代替的。课堂内观静修体验，将成为传统文化课堂教学中必不可少、颇具魅力的重要部分。

二、中国传统文化课外实践模式体验式情景式拓展

鉴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高度实践性之特质，必须积极探索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多元化教学模式，注重学与思结合、思与行结合，大力提升课程的教学实效性。长期以来，不少课程的课外实践仅仅停留在参观游览的层面，难以取得良好的实际效果。中国传统文化课外实践是辅助课堂教学的重要部分，应引入现代教学理念的开放性、情景性、体验式教学理念，达到全面提升教学效果的目标。事实证明，实地参访的体验式新教学模式在开拓学生文化视野、激发学习兴趣、开发善性、德性、悟性等方面功用非凡，实非课堂教学所能比拟。几年来，《中国哲学史讲座》、《中国佛教文化》课外实践以带领学生多地游学、拓展体验的多内容、多形式展开。儒家文化课外实践以合肥国桢书院为本校实践基地，学生在基地先后开展为期一周的活动。活动以儒学文化为背景，结合现代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时代性，实为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有益尝试。如，家庭礼仪实践以“孝”为核心，帮助学生树立“感恩知恩”、“反哺图报”的家庭礼仪意识，并学习家庭礼仪知识，开展家庭礼仪训练；职业礼仪实践以“敬”为核心，帮助学生树立“处事敬”、“与人忠”的职业礼仪意识，并学习职业礼仪知识，开展职业礼仪训练；生活礼仪实践以“谨”为核心，帮助学生树立“居处恭”、“言行谨”的生活礼仪意识，并学习生活礼仪知识，开展生活礼仪训练；社交礼仪实践以“信”为核心，帮助学生树立“诚则明”、“信则任”的社交礼仪意识，并学习社交礼仪知识，开展社交礼仪训练。同时，还指导学生面向社会公众开展了文明礼仪现状调查和文明礼仪宣传，具体包括孝道文化、文明修身、诚实守信、爱岗敬业等四个主题内容。整个活动过程由国桢书院老师全程带领，以讲座、观看影片、小组体验、讨论、分享等形式展开，实现了“探索中认知”、“体验中学习”、“行动中教育”的教学目标，在大学生中引起很大反响，取得了非常好的教学效果。佛教文化课外实践更是依托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场所，开展情景式、体验式学习，形成了一个新型立体、系统有序、颇具震撼力的参学模式。为开拓学生文化视野，尽可能实现多地参访，。寺院实地参访由法师全程带领，活动内容十分丰富：参观以上四大寺院及东林寺大佛工地，感受千年佛教文化魅力；聆听儒学讲座，了解儒家文化实质，把握孝道、人伦精神；聆听佛学讲座，把握佛学文化特质，了知佛学精神对净化心灵、和谐身心、促进向上人生的积极作用；体验晨钟暮鼓的丛林生活和禅修实践，掌握心理调控的方法、感受心灵的震撼及来自生命深处的宁静感、愉悦感、尊严感和崇高感；举行传灯活动，体验合作、奉献、爱和感恩的真义；品味素斋，思惟五观堂“五观”之义，体会俭以养德、节用惜福的理念，生起知恩报恩、敬畏生命之心。从活动现场及学生的反馈信息来看，已采取的参观、听讲座、传灯、丛林生活体验等活动方式，文化内涵深厚、新奇多样，且紧紧贴近现代生活和大学生思想状况，学生们颇感欢喜，也收获良多，耳濡目染中不仅对儒释文化有了较为准确的理性认知、启迪关于生命、道德等问题的深度思考，且多能反躬内省、确立止恶行善的人生原则。几天的体验式生活虽然短暂，却得以零距离的感受佛教文化，成为大学生活中难以忘怀的记忆，其影响是长久而深远的。从这几年的教学过程来看，课外实践起着全面提升教学效果的关键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教学环节。当然，还可以就实践地点、活动内容及形式等多个方面进一步调整完善，形成更为成熟、高效的参学模式。比如，在实践地点方面，为解决因经费缺乏导致的课外实践难以可持续的困境，计划通过多方沟通、协调，以合肥开福寺为大学生传统文化实习基地，长期合作开展活动；在有经费来源的情况下，则应尽可能拓展外出实践地点，如可就近参学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庐山白鹿洞书院，了解古代书院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教育制度，把握儒学精华。而就活动内容方面来说，可安排更丰富多元的课程内容，如可在参观、听讲座、禅修之余，增加山林行脚的活泼内容。在丛林山水间一路行脚、听法，参与讨论与分享，带给大家的感受应该是长时难忘的。既可沿途游访多个人文景观，感受文化魅力，又能让学生舒展身体、放飞心灵，培养坚强的意志品质。更重要的是，在亲近自然的行脚活动中，极易打开尘封已久的心灵，不管是老师与学生之间，还是学生与学生之间，都会显现出率真自然的一面，营造出一种自由轻松的学习与交流氛围。在融于自然、回归本真的状态中，享受听闻真理带来的内心的深度喜悦，感受生命的律动，启发内在的精神资粮，从而达到开拓生命深度与宽度的目标。而这些，其实就是大学素质教育的根本实现，仅凭课堂教学是无法达到这种效果的。

三、后课程建设新型模式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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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使得社会对大学英语人才的需求量逐步增加，于是大学英语课程不得不进行全面改革升级。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应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知识实践的能力，使学生能够适应激烈的市场经济环境。因此，探索一条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新道路成为了高校迫在眉睫的任务，大学英语改革中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这些方面成为了英语教学改革的内在动力[3]。

2大学英语文化哲学中渗入传统文化元素

随着全球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先进科学技术的高度应用，国家之间形成了文化传播以及文化交流的新局面。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要求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之间更进一步的相互学习交流和借鉴优秀的文化元素，然而在这过程中也带来了一定的矛盾和冲突。针对不同文化间的矛盾冲突问题，许多学派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观点，从总体来看，大部分研究者都把问题的焦点放在了外语教育的目标文化语上。在大学外语教学的过程中，通常强调的是对英美文化的学习，主要培养学生使用英语时的交际能力以及英美文化敏感度，很少在外语学习中加入本民族语言的文化学习。在跨文化交际方面，主要培养学生分析西方文化在行为规则、价值取向、思维模式等方面的能力，在西方文化模式的认同、适应方面得到了过分的强调。这样，使得具有深远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受到了威胁和挑战。目前，大多数高校开设的课程中，仅有大学语文等少部分学科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相关，而且都基本上被设置成了辅修的课程，较大程度上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4]。在大学英语教学中，不仅应该把其中的英语综合能力以及英语跨文化交流作为主要的学习内容，而且还应该注重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中国文化进行传承和传播，从而增加我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3增强学生自主学学英语文化哲学的能力

大学英语在高校课程设置中属于一门知识面广、学习量大的基础公共课。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存在师资力量严重缺乏以及学生英语水平高低不一等问题，导致教师注重集体同步走的效果。教师忽略了英语优秀学生不能深层次的学习英语知识，而英语基础知识薄弱的学生则跟不上教学的步伐，从而不能很好的达到教学效果[5]。在多元化的教育模式推动下，大学英语课程相应的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的人文关怀理念逐步发生了转变。大学教师在英语教学中逐步转变了传统的以教学为主、学生被动听课的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科学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教材，并合理选择学习的方式方法，使学生学会独立思考学习。同时，当学生在自主学习英语的过程中遇到难题和疑问，教师可以及时给予指导和帮助，从而有效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水平。

4大学英语教学中创设外国文化学习氛围

在开展大学英语教学工作时，教师适当创设外国文化学习的氛围，让学生更进一步的了解外国文化，有助于学生文化素养的提高。教师在课堂上除了传授书本上的知识外，还应该结合课本知识收集一些有关的实物信息或视频资料等，当讲解到某一相关的部分时，利用多媒体进行多方面的展示，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之感，从而更为真切全面的了解外国文化。除此以外，大学英语教师还应该鼓励学生进行相关资料的搜集和学习，从而开拓英语视角，广泛认识外国文化。因此，教师在英语教学中应当培养学生的人文特质，对国际文化中的知识进行传授，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并努力提高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

篇(3)

关键词：形合，意合，翻译策略

 

“就英语与汉语而言，也许在语言学上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在于形合与意合的差异。论文大全，翻译策略。”(Eugene. A. Nida 1982: 16) “就句子的结构而言，西洋语言是法治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王力，1954）“法治”和“人治”的区别，就是形合和意合的区别。（申小龙，1996）

一、国内外对形合意合的研究

早在1936 年王力发表的《中国文法学初探》就谈到了英汉的形合和意合的现象，这是形合、意合首次的提出；随后他又解释了形合、意合，比如：“你死了，我做和尚。”（《红楼梦》）“在西洋语里是一种变态，在中国语里却是一种常态。咱们不能说‘你死了’是‘如果你死了’的省略，因为在平常的语言里不用连词的时候比用连词的时候更多。”但是在书中王力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定式，他只是指出形合和意合复杂的句子之间的条文语义关系的翻译途径。

19 世纪做出卓越贡献的德国语言学家威廉·宏包特，对汉语有过深入的研究。他没有用意合这个词语，但他研究指出:“任何语言的语法，总是一部分是明示的，借助于标记和语法规则显示出来的，另一部分是隐藏着的，是假定不借助标记和语法规则可以设想的”，而“在汉语里，跟隐藏的语法相比，明示的语法所占的比例是极小的”。

二、形合意合的哲学文化差异

英美民族的祖先生活在气候相对恶劣的海洋环境中，这使得英美民族有很强的战胜欲和征服欲。因此，他们把宇宙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认为世界上万物都是对立的。论文大全，翻译策略。英国等西方国家的传统哲学，主张把物质与精神、社会与自然、本质与现象对立起来。16世纪理性主义在欧洲盛行，它强调科学的实验，注重形式论证，同时主张客体分明，因此西方民族在思维形式上具有重个体、重理性、重分析、重形式的鲜明特征。英美民族思维模式的特点表现在语言上，就是重形合、讲形式、求结构上的严谨。一般认为，西方的哲学思维总体而言是分析性的，他们习惯于把考察的对象从其所在系统中分离出来，实质原因在于西方哲学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系统论传统，它着力探究的是名与实、形式与物质之间形而上的区别，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各类概念之间形式逻辑的推理。逻辑范畴观使语句中各成分依约定形态按逻辑等级各处其所，进而要求每一成分自身须具有显著外在特征以昭示它与其他成分的位次关系，从而使英语等西方语言呈现出形合的外在特征。

中国地处较为封闭的大陆型自然地理环境，较少受到来自外部大自然的压力，因此人们习惯于把世界看成是一个紧密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这就促成了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的思想。汉民族的哲学思维总体而言是综合的，它与中国古典哲学上的“天上、物我皆可合而为一”的整体观相伴而生。中国哲学注重整体观，体现的实质在于对事物进行系统评价和综合把握，使汉民族在思维运用上呈现长于整合、善于提纲挈领的综合性特征。论文大全，翻译策略。整体思维有整合作用，使我们轻于对句子成分的细微分析，重于对语句的融会贯通，凭着经验和上下文语境去意会和补充语句的整体内容。因此，中国人重视不同事物间的联系，注重整体，做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现代所说的“宏观调控”、“顾全大局”、“构建和谐社会”也都体现了这一思想。在中国传统哲学及文化的长期影响下，汉民族从总体而言表现出一种重整体、重主体意识的思维模式，体现在词和句法上就是文、质合一，言、象合一，象、意合一，体、用合一。这一思维模式，反映在汉语这门语言中，就表现在汉语在造句、谋篇上注重内在关系，隐含关系的语言结构特点。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英语形态突出外显，思维通过形态变化等程式整合才投射为言语形式，过程一般比较复杂，而汉语则在几千年的重意、重神的哲学和美学传统影响下，形成了一种注重内在关系、隐含关系、模糊关系的语言结构素质，采取词语直接对接的组合方式体现为言语形式，直接实现思定于言的特点，意念少受形式的匡驭，呈现出意念主轴的简约性和便捷性。对于这一点，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评论道：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古典汉语具有一种惊人的高雅之美，它抛弃了一切无用的语法关系，只凭语言本身而不必凭借语法形式来充分表达纯粹的思想。他认为汉语的独特长处在于它比任何其他语言都更突出思想内容，将词与词的联系几乎完全建立在思想的序列和概念的相互关系之上。

三、形合意合的美学文化差异

《红楼梦》中对诸多人物体貌、秉性进行描述的语言特征均体现了美学认知层面的问题。

黛玉：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迎春、探春：第一个肌肤微丰，和中身材，腮凝新荔，鼻腻鹅脂，温柔沉默，观之可亲。第二个削肩细腰，长挑身材，鸭蛋脸面，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采精华，见之忘俗。

这些语符组合中所蕴涵的“言外之意，韵外之致”的美学因子，本身就蕴涵着“可意会，难言传”的人文诗性意趣。这些朦胧模糊的诗性意趣必然要求译者在解码和重构的过程中对个性加以张扬，从而让译者潜意识地体现自身的审美倾向，发挥个人的才情秉赋和语言表现力。然而，基于科学纯理性主义的西方美学恐难以胜任此体认和品鉴的功能和作用。论文大全，翻译策略。

四、翻译策略

汉语中的大量句式都是多个小句并列组合， 很少或者没有相应的连接词来表明小句之间的时间逻辑关系， 汉语中的这种现象就叫“意合”；而英语中，小句之间的连接词是不可或缺的，这种现象就叫“形合”。针对这种翻译难题，大量使用的翻译技巧是：增译和减译。论文大全，翻译策略。

（1）从形合语到意合语 （增译）

①为了语法上的需要

an elephant 一头大象a pen 一支钢笔

②为了意义上的需要

Long-stemmed models ankled through thelobby.

身材修长的模特袅袅婷婷地从厅中走过。论文大全，翻译策略。 （增补副词）

③为了修辞上的需要

The sky is clear blue nowthe sun has flung diamonds down on the meadows and banks and woods.

此时已是万里蓝天，太阳把颗颗光彩夺目的钻石洒向草原，洒向河岸，洒向树林。（增补形容词和重复动词）

(2) 从意合语到形合语 （减译）

① 从语法角度进行减省

As it is late, let us go tobed! 不早啦，睡吧！ （省略连词as和祈使结构let us）

② 从修饰角度进行减省

有些词语在英语里是必不可少的，但在汉语中却并非如此，翻译时如保留下来往往使译文显得累赘啰嗦。要使译文表达简洁通畅，有些词语必须省去或精简。例如：

To learn is not easymatter and to apply what one has learned iseven harder.学习不容易，应用更不容易。

五、结论

英汉互译时，无论从综合型的形合语向分析形的意合语转换，还是从分析形的意合语向综合型的形合语转换，根据需要，译文有时可以同时以形合和意合的语言来进行处理：

If you don’t let me go, I’ll miss the train.

你不让我走，我会误了火车。（意合）

如果你不让我走，我就会误火车的。（形合）

参考文献：

[1]Nida, E.A. Translating Meaning[M]. San Dimas,

California: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 1982.

篇(4)

《中国哲学史》杂志主要刊登中国哲学最新研究成果，它顺应时展的要求，与中国哲学一起共同成长发展，见证了中国哲学由偏重儒学研究转向密切关注多种哲学派别、现实社会领域、中西文化交流等的发展态势。中国哲学发展既受外在社会条件的影响又有其内在自身演化的独特逻辑进程。

一、大力发展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哲学史》杂志中最为稳定且刊发比率较大的就是对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首先，儒家哲学仍占主流。从儒道两家的横向比较中可知处在世纪之交的儒学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儒学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基石，经过长达2000多年的积淀与传播，已深深根植于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儒家所提倡的“仁政”、“民本”等思想及注重道德修养的主张更是当今时展的迫切需要，特别是我国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更是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所以，步入新世纪儒学思想仍然保持着一贯性的优势发展。

其次，道家地位逐渐上升。2000年，《中国哲学史》上讨论道家道教的文章16篇，而同期关于儒学的论文28篇，打破了儒家一手遮天下的局面，二者差值为12篇，2001年差值缩小为5篇，2006年的差值为8篇，2007年差值为7篇，总的来说儒道两家平稳的保持着较小的差距。当前，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日益凸显，若想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必须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而道家着力倡导的“天人合一”观，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传统道家思想对现代科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性，当代新道家又与新科学有着深刻的联系。[2]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于道家思想中寻求宝贵的思想资源成为现实的选择。

再次，大量高价值的出土文献的研究也引发了新的传统文化研究热潮。《中国哲学史》大量刊登了郭店竹简和上博楚简的最新研究成果。2001年02期有3篇论文进行了针对郭店竹简的学术争鸣，2001年03期几乎用了整个版面来安排“出土文献与中国哲学思想史专辑”，共17篇文章涉及出土文献研究，而且研究内容不再以单一的儒家学说为主，而是关涉“五行、道家、宗教、儒家”等诸多内容，并且就研究出土简帛文献的方法论进行了思考、总结。大量出土文献的研究拓展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视野，加大了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力度，特别是为早期儒家研究开辟了新的境地。

无论道家还是儒家哲学研究都在不断创新，屏弃不合时宜的封建社会的思想糟粕，更加关注现实，不断地吐故纳新来完善与提高自身，不断探索新的问题，老问题也有了新思路。

二、中国现代哲学和现实问题研究得到长足发展

2000年“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加强了中国哲学与现实经济社会的密切联系，《中国哲学史》杂志进行了报道，并加大了传统哲学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力度，而且这一重要角度也成为期刊导向之一。

（一）现代哲学研究逐渐呈上升趋势。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从“五四”一直延伸至今，有着非常强的现实感。2000年以来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呈多专题发展，人们将目光锁定于对现代哲学的反思上，这一类型论文的刊文数量在2007年达到近7年以来的新高。时代的发展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创新现代哲学。冯友兰、张岱年等现代哲学巨匠的思想精华既是对传统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又为我们确立新的思想体系指引了正确方向，是沟通传统哲学与现时代的桥梁。为了适应国内外客观现实的变化《中国哲学史》对中国哲学进行了现代性探索，开始注重哲学研究方法的探讨，不断创新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新的哲学概念、观点和原理，数量由2000年的3篇上升到2007年的9篇，增长了近3倍。（二）中国哲学与现实联系增强，正在逐步构筑新的哲学体系。中国哲学与现实的联系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2006年探讨儒学与和谐社会建构、环境保护及生态平衡关系方面的文章达到6篇。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为中国哲学与现实的密切结合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另外，儒学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也在不断地进行内部思想资源的整合及与外部社会思潮的融合，不断创新思想形态与理论内容。儒家所倡导的以“仁”为核心的和谐思想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2000年04期发表了汤一介的《孔子思想与“全球伦理”问题》，认为孔子时代存在着严重的“道德危机”，如今的人类社会面临着更多、更复杂的文化道德问题。孔子思想能够为建立“全球伦理”提供极其重要的资源，成为不同国家和民族能够共同接受的伦理准则。[3]《中国哲学史》期刊也更多的关注儒学与生态问题。儒学对宇宙和人生关注较多，深入探讨了人与生命、人与自然的关系，可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践的指导思想。当前，时代对中国哲学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新的现实它需要其进一步反思和创新，2007年讨论社会现实问题的文章有所下降，可能是新的哲学思想正在酝酿。

三、迈向中西交融---中国哲学的国际化

自2000年起中西哲学交流一直保持着明显的递增趋势。进入新世纪，中国哲学全球性发展意识增强，拓展了国际视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沟通和交流日趋加强。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思想也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开始了国际化的进程，中国哲学要应对这一新的趋势，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积极推向世界。中西哲学交流内容涉及伦理、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哲学研究方法论等诸多内容，逐步构建起交流与融合的大平台。

《中国哲学史》杂志大力介绍中国哲学在国外的研究情况。2000年04期，介绍了德国汉学界的中国哲学研究状况，德国的中国哲学研究涉及哲学理论的诸多方面，但研究重点为儒学与现代化，中德之间的哲学交流和比较是倍受学者们关注的热点。2000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东亚哲学与21世纪”学术研讨会，同年7月，第十二界国际中国哲学会议在北京举行，这些会议使中西哲学进一步走向了多元对话。《中国哲学史》杂志对这两次会议都作了报导，足见它的办刊宗旨和发展动向。2007年03期与2007年04期分别开设了“东亚思想中的道学”和“域外儒学研究”专栏，主要论述了中国哲学在朝鲜、韩国等国家的传播和发展。这些研究打破了封闭保守的地域界限，开始关注其他国家和民族如何评判中国哲学文化，用一种创新、开放和包容的眼光来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中国传统文化。

中西哲学的融汇与贯通，不是对西方哲学的简单效仿和搬用，而是在以中国哲学为主体和中心的前提下采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拿来主义”原则。《中国哲学史》正是以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为中心课题，将中国哲学推向世界，并推进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发展。未来世界的文化呈现出多元化与多极化的趋势，中国哲学必将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参考文献

[1]孙立真，从三大期刊看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趋向，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6年

篇(5)

尽管如此，这并未影响与西美尔同时代的人和后辈学子对他的尊敬和高度评价。他的学生就“觉察出那个时代的天分”和他“从现代主义者角度对那个时代的解释”。有人把他的《货币哲学》推许为“这个时代的哲学”。卢卡奇认为没有人不对西美尔的思想着魔，后者是现代哲学领域最重要也最令人感兴趣的过渡现象。鲍曼对西美尔也赞不绝口，认为后者是非常有力度和最富洞察力的现代性分析家，同时还是一位敢于发表言论的作家、一位思想家和开创了社会学风格的人。雷克称赞西美尔奠定了德国社会学的现代规则，为德国的美学社会学注入了鲜活力量。诸如此类，西美尔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他对他的学生、同时代人乃至后辈学者有着深远影响，布洛赫、韦伯、卢卡奇、舍勒、布伯、克拉考尔和本雅明都因为从其思想中汲取了营养而受益匪浅。

一.西美尔的现代性研究特色

西美尔在现代性研究方面的独特之处或贡献在于他研究方法和角度的独领。首先，与传统研究不同的是，如果说韦伯是从宏观的角度展开现代性研究的进程，那么西美尔则是从审美的心理感受的角度即从现代都市生活体验的微观角度来界定现代性，以此凸显现代个体的内在心灵。与韦伯致力于用理性来描述现代性不同的是，西美尔特意强调文化的感觉性，同时用个体的生活感受来建构社会整体。故而他的现代性理论研究不是采取历史分析的方式，而是一种对现代性社会现实体验方式的言说。西美尔经常聚焦于人的内在生活和现代性心理学，他将现代性界定为心理主义，并要求按照内在现实来体验世界。因此，对于那些分析现代性体验方式至关重要的心理过程，西美尔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性。正如刘小枫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所说：“西美尔以一种审美（感觉）方式来确定现代经济制度与现代社会文化制度的心性品质之内在关联，以便更切近地把握现代人的生活感觉。”[1]在《哲学文化》一文中，西美尔写道：

现代性的本质是心理主义，……是固定内容在易变的心灵成分中的消解，一切实质的东西都被心灵过滤掉，而心灵形式不过是变动的形式而已。[2]

构成西美尔现代性洞识的社会经历与他个人内在体验相结合不是偶然的，这尤其适用于他对大都市生活和成熟货币经济的异化关系所引发的内心紧张。我们可以很容易在他的作品中发现现代性的社会心理学痕迹。而且对个体内心生活的强调，与西美尔保护个体性的意图以及后来重新构建个体性的意图妙合无痕。因此，在西美尔那里，现代性是时下社会中一种特殊的人生体验方式，也就是说现代性存在于一种体验世界的特殊方式之中。它不仅被归结为人们对于它的内在反应，同时还被归纳为人们内心生活对它的接受。

其次，从心理感觉经验出发，西美尔并非是从社会总体上对现代性作高屋建瓴式的分析，而是从日常具体生活中“现实偶然性碎片”出发对后者进行研究。换言之，他的现代性分析不是去考察社会系统或社会制度，而是通过社会现实中“看不见的线索”、那些被看做永恒的现代社会生活中形形的“瞬间图像”或“快照”去建构现代性理论，他走的是从碎片到整体的研究路径――目的在于从生活的每一细微末节中发现其意义总体性的可能。正如陈伯清所说：“……西美尔好像一个能工巧匠，善于充分利用手边现成的材料，甚至边边角角，补裰出一件件精致的作品出来。”[3]从前面刘小枫和西美尔自己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因为现代生活的现实情况已经使总体化理想变得举步维艰，后者关注的并非现代性产生及发展的历史进程而是此过程中的碎片化体验。西美尔研究的出发点是“那些看似最表面、最不实在的东西”，其整个研究的一致之处就是在每个生活细节中发现现代性意义的总体性。西美尔深信，生活的细节与表象乃是和它那最深奥、最本质的部分密不可分的。因此，他尽可能捕捉那些化约为个人内心体验的生活细节，以林林总总的碎片而不是以社会制度或社会系统为切入点来阐释碎片背后的内在实质和总体性存在。“他很早就证明了自己是一个阐释世界碎片意象的大师”（克拉考尔语），西美尔对现代性的研究是煞费苦心而且匠心独具的。

从审美的维度出发，西美尔赋予一切看似平庸的生活碎片以审美特征。日常生活中的桥、门、首饰等社会碎片或时尚、、调情、冒险、旅游、、货币、陌生人等社会现象也因此具有了审美意义。也就是说西美尔想通过审美的方式来确定现代文化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内在联系。在他那里，碎片化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一个特征。借助审美转换，我们可以通过碎片探寻到生活的终极本质。在《社会美学》中，西美尔这样表达自己的见解：“对我们来说，从偶然生成的东西中可以发现规则，从表面和短暂的东西中可以发现事物的本质和意义。”[4]

二.西美尔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如上所述，由于西美尔的学术价值长期以来未被足够重视，导致了对他思想研究的严重滞后，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世界其它各国，即便在德国亦是如此。

首先是同时代人对于西美尔的研究，他们的结论大多是流于对西美尔的思想的评价和并不深入地分析，且语焉不详。如弗里塞森・科勒的《论西美尔》中从文化-社会角度出发，认为西美尔是“表现主义艺术的思想家”，后者那随笔式的哲学是表现主义式的生命创造的尝试。克拉考尔（西美尔的学生）则从他老师那独特的思考风格出发，承认西美尔是一个哲学意图超越经济和历史的观察者。从后者那碎片化的研究范式出发，克拉考尔判定西美尔是把玩世界碎片的大师，并对那个时代的精神生活影响巨大。马克思・韦伯则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评价西美尔，他对西美尔社会学知识的本质和方法论予以批判。卢卡奇对西美尔的研究乃是从哲学社会学角度，研究了后者哲学思想的特点――多元性和不成体系，并将其称为“印象主义哲学家”。从“印象主义”到“玩世主义”，卢卡奇对西美尔的评价是毁誉参半的。哈贝马斯同样从社会学的立场出发，断定西美尔并非社会学的古典思想大师，而是带有社会学科性质的推究哲理的时代诊断者。

西美尔研究中的主将并且颇有建树的当推英国学者戴维・弗里斯比，其理论在学界影响甚大。他在第一届西美尔国际研讨会上的论文《西美尔的现代性理论》开启了西美尔研究的主要思路。在此之前，弗里斯比还和另一位学者波多莫尔合译了英文版的《货币哲学》，在《译者导言》中他梳理了西美尔货币哲学和的关系，作出了《货币哲学》是从审美主义出发的论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弗里斯比的一系列研究西美尔审美印象主义和现代性理论的佳作不断问世，他和西美尔在德国的主要研究者奥特海因・拉姆施特德共同发起对西美尔现代性资源的勘探和挖掘。随后出版的《现代性碎片》即主要讨论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的现代性思想及其方法。作者辟专章研究西美尔后认为，西美尔的现代性研究是从破译现代性碎片的奥秘入手的，后者对现代性的货币经济和大都市的考察，集中在它们对个体的日常生活的现实体验和内在精神生活的影响上，如精神衰弱、大都市生活体验与商品和货币经济等。该书可奉为西美尔研究成果中的经典之作。此外，弗里斯比还主编了三卷本的《乔治・西美尔：批判性的评论》，撰写了著作《社会学的印象主义》和《现代生活的审美》等论文，这些著作与论文对西美尔的美学思想都有指涉。

与弗里斯比的研究类似，格罗瑙的《趣味社会学》从社会美学的维度对西美尔的思想进行了考察，该书集中探讨了后者的“趣味”、“时尚”和“游戏”等概念。格罗瑙认为西美尔的时尚理论是解决现代性悖论（普遍性和个体性、主观性和客观性）最典型的社会结构之一。从时尚的社会游戏入手，著者把西美尔的社会学定义为“美学社会学”。还有戴维斯的《西美尔与社会现实的美学》、狄塞的《西美尔的艺术哲学》、勒曼的《乌托邦的美学》、胡布纳・凡科的《社会认知的审美化构成》、华斯的《超越艺术：论西美尔的艺术哲学》等亦是从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

还有研究西美尔的宗教社会学的，如格罗斯的《宗教社会学导言》、科瑞奇的《西美尔的宗教理论》、罗伯斯的《社会学视野中的宗教》、韩梦德的《西美尔论宗教文集（前言和导言）》等。有专门研究西美尔女性思想和文化的，如魏茵戈特纳的《西美尔与女性的文化困境》、提森的《女性与客观文化》、伊克哈德的《西美尔关于“女性问题”的阐释》、克塞的《受忽视的西美尔对女性社会学的贡献》等等。一般说来，对西美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和现代性方面，如贝勒的《反讽与现代性话语》、布罗迪的《西美尔作为都市文化的批评者》、达美的《西美尔的性别社会学》、雷威因的《西美尔论个体性和社会形式导言》、穆勒的《社会分化与个体性：西美尔的社会诊断和时代诊断》、丝柏科曼的《西美尔的社会理论》、斯卡夫的《韦伯、西美尔和文化社会学》

此外，拉尔夫・雷克的《西美尔与先锋社会学：现代性的诞生》一书堪称西美尔研究的新声，它提出了许多关于西美尔研究的新观点和新发现。雷克将西美尔塑造成先锋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性别论者，使后者从哲学沉思者摇身一变为社会革命家。在书中，雷克还强调西美尔思想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并认为西美尔思想是尼采和马克思哲学的辩证结合，分析了西美尔对早期表现主义艺术运动以及对表现主义哲学的贡献。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西美尔研究更是重视不够。长期以来，学者们只是做些表面性工作，如翻译和介绍西美尔的思想。目前被翻译成中文的西美尔著作有：《社会是如何可能的》（林荣远译）、《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金钱、性别和现代生活风格》（顾仁明译）、《社会学》（林荣远译）、《宗教社会学》（曹卫东译）、《生命直观》（刁承俊译、《叔本华与尼采》（朱雁冰译）、《现代人与宗教》（曹卫东译）等。

国内真正对西美尔进行研究并形成专著的人屈指可数，根据统计，仅有杨向荣、陈戎女、刘小枫、陈伯清等几人而已。对他的时尚理论进行专门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从研究的内容来看，陈伯清的《现代性诊断》主要是探讨西美尔的生平、他的社会学和社会学的片段以及他的现代性的理论和他的历史影响等，重点是研究西美尔的社会学和现代性思想。陈戎女的《西美尔与现代性》主要讨论西美尔的文化哲学思想，尝试整体性地把握他的思想脉络，以专门的个案，从女性主义、货币文化、审美和宗教等方面具体解读西美尔思想的不同层面，勾勒出其思想的基本轮廓。同时，又围绕文化的现代性来展开西美尔思想不同层面的论述，凸现出西美尔文化-现代性思想的不一样的现代性理论形态和理念旨趣。杨向荣的《现代性与距离》选取了西美尔思想中的三个关键词：现代性、碎片和距离来对西美尔的美学思想展开研究，该书偏重于美学和文化社会学的探讨，从美学的层面来讨论作为社会学家的西美尔，审美现代性的视域和美学的维度是贯穿全书始终的主线。而最终目的也是以西美尔的现代性理论为背景，以“距离”为聚焦点，进而从文化社会学、美学、艺术以及现代日常生活的审美等层面窥探西美尔的文化、美学与艺术思想。研究西美尔现代性思想的还有刘小枫，他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对现代性的审美特性和西美尔的现代性体验美学进行了初步探究。该著以现代性问题为焦点，审视百年来的欧美社会理论对现代性的观察和把握，力求通过进入现代性问题的纵深来讨论迄今的社会理论的问题性。在考察欧美社会理论、探析现代性问题的思路中，着意引入现代中国的基本问题。由于涉及西美尔的研究内容只是以章节形式出现，严格说来，它并非研究西美尔的专著。此外，顺便需要提及一下的是苏国勋的《西美尔》，也只是《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上卷）中的一个部分，在此也不计入专著之列。

在论文方面，从中国知网上搜索到的以西美尔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44篇）和学术论文（不足200篇）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西美尔的宗教理论和社会学思想、他的货币理论；西美尔的现代性理论、他的女性主义思想；现代性文化危机理论、有关时尚的理论（8篇）等方面。

从上述国内外对西美尔研究现状的综述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迄今为止，人们对西美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领域：其一，从宗教、文化、艺术等方面来挖掘西美尔的社会学思想；其二，以文化、审美、心理等关照方式为依托，从他的社会学、货币哲学理论中发掘西美尔的现代性理论资源；其三，从文化、历史和经济等角度来阐释其哲学思想。

参考文献：

[1]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三联书店，1998：337.

[2]转引自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周宪、许均主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62.

[3]陈伯清.现代性的诊断[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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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文学

251《辽金元文学研究论丛》，高人雄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252《宋辽金元歌谣谚语集》，程杰、范晓婧、张石川编著，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253《古诗行旅：宋辽金卷》，马世一编著，语文出版社，2014年。

254《故事里的文学经典：辽金元文》，张增吉著，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

255《故事里的文学经典：辽金元诗》，庆振轩、牛思仁著，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

256《中国故事：辽金卷、元代卷》，万方著，江苏美术出版社，2014年。

257中国文学五千年：辽金元》《上、下册），四川美术出版社编，四川美术出版社，2014年。

258《辽代散文创作的整体评估与价值发掘》，蒋振华，《学术研究》，2014年第1期。

259《对当前可知辽金女性作家及作品资料的分析和比较》，王荣华《辽金元文学研究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260《论辽金时期渤海遗民诗文的三种特质》，宋巍《渤海大学学报x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261《黄龙戏辽金史剧的悲剧性研究》，潘薇、杨雅婷，《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262《论辽代文学翘楚——萧观音诗词的艺术特色》，苏婉环《北方文学》《中旬刊），2014年第8期。

263《品评辽代诗坛的一座高峰——从<焚椒录>看萧观音的文学成就》，陈姗姗《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264《生机与汇流：民族文化交融中的辽金元诗歌》，张晶《辽金元文学研究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265《辽代骚体诗与歌行体诗艺术探析》，张伟红《长城》，2014年第12期。

八、宗教

266《普天佛香：宋辽金元时期佛教》，熊江宁著，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

267相契与互融：辽代佛儒关系探论——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张国庆《浙江学刊》，2014年第5期。

268《辽代佛教世俗表象探微——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张国庆《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269《辽代佛教信徒持斋与禁屠考略》，张国庆《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年第2期。

270《通过鲜演的事迹看契丹辽）后期政权下的学僧和佛教》（日）藤原崇人著，姚义田译《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

271《契丹辽）的授戒仪与不空密教》‘日）藤原崇人著，姚义田译《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

272《10-12世纪中国北方民族的佛教思想与文化认同》，袁志伟，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273《涅槃道场与僧传叙事》，王磊《汉语佛学评论》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274《中晚唐幽州地域禅宗考述》，尤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4期。

275《略论辽金时期佛教在北京地区的发展》，安宁《民族论坛》，2014年第7期。

276辽代燕京地区佛教研究》，李俊琴，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277《从金人王寂所记佛寺、高僧看辽金佛教文化传承》，王彦力、吴凤霞《北方文物》，2014年第3期。

278《辽金时期渤海遗民佛教信仰浅谈》，李智裕、苗霖霖《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

27 9《辽金时期东京地区渤海遗民佛教信仰初探》，李智裕、苗霖霖《东北史地》，2014年第1期。

280《佛教传入辽朝原因及来源探析》，孙国军《赤峰学院学报x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281《论辽代的观音信仰》，徐效慧《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

282《论佛教与辽朝政权的兴废》，王丽歌《兰台世界》，2014年第28期。

283《崇佛”政策与辽代灭亡的因果探析》，胡跃丰、陈清春《兰台世界》，2014年第33期。

284《从石刻史料看辽代女性的崇佛》，吕富华《兰台世界》，2014年第30期。

285《房山云居寺辽代刻经述略》，王德朋《兰台世界》，2014年第24期。

286《浅谈山西天镇地区在辽代的佛教发展情况——以慈云寺为例》，张峰《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17期。

287辽代佛教刻经述略》，孟亮《法音》，2014年第7期。

288《赤峰地区辽代、清代时期的佛教寺庙文化调查》，雪莲《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1期。

289《辽三彩与佛教文化》，李慧净、李晓艳《收藏》（拍卖），2014年第8期。

290《试论景教在辽金的流传》，陈广恩《暨南史学》（第九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九、历史地理

291《辽宋夏金时期鄂尔多斯高原的行政建制》，保宏彪《西夏研究》，2014年第3期。

292《宋辽夏金政权在鄂尔多斯高原地区的疆界变迁》，陆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293《11-13世纪初鄂尔多斯高原及其邻近地区城市地理研究》，娄娟娟，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294《辽代白川州沿革及其经济文化发展》，任仲书、洪嘉璐《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295《通州、长春州与泰州简析》，张福有《地域性辽金史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296《论科尔沁地区在辽代的重要地位——以长春州为侈1》，孙立梅、鞠贺《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297《黄龙府”若干问题述论》，姜雅迪《长春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都城

298《沈括、陈襄使辽所达单于庭”今地考——兼论沈括、陈襄二使者在巴林的行程、顿舍等问题》，王玉亭、田高，《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

299《金代诗人笔下的辽上京故地风貌》，张兴国、于静波《大众考古》，2014年第11期。

300《两度为都的也迷里古城》，刘向晖《新疆地方志》，2014年第2期。

301《试论辽朝京城体系演变过程与特点问题》，孙伟祥《东北亚研究论丛》（第七辑），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302《对契丹西楼”的新认识》，刘一《黑龙江民族丛刊》，2014年第1期。

303《辽代上京道乌州考》，刘喜民《地域性辽金史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304《赤峰地区辽代城镇分布及其文化属性》，张瑞杰，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305《辽代饶州城址相关问题》，李非《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306《辽代饶州相关问题研究》，李非，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307嫩江流域辽金古城初步研究》，刘加明，大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308《城四家子古城的兴衰》，宋德辉、宋美萱《地域性辽金史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309《辽泰州故城建筑时间考》，孙文政《地域性辽金史研究x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310《朝阳县大青山城址略考》，杜晓红、宋艳伟《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年。

311《辽代锦州城市建置与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任仲书、高玉平《东北史地》，2014年第4期。

312《牡丹江流域辽金时期女真筑城分布研究》，王禹浪、于彭《满族研究》，2014年第3期。

313《辽代木叶山浅析》，刘喜民《地域性辽金史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314《辽代马盂山考》，汪景隆《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7期。

315《辽代马盂山考》，汪景隆《松州学刊》，2014年第4期。

316《辽中京马盂山峰）及其狭义广义域考》，胡廷荣、李俊义《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9期。

317《辽代兴道两朝冬捺钵驻地中会川”再考》，李旭光《东北史地》，2014年第5期。

318《辽代大凌河流域手工业探析》，肖忠纯《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32《辽代对草原丝绸之路的控制与经营》，武玉环、程嘉静《求索》，2014年第7期。

323《辽代东西交通路线的走向——以可敦墓地望研究为中心》，钟焓《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

324《陈襄使辽终点及其前五驿馆和路径考》，胡廷荣、李义《地域性辽金史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十、考古

325《辽代贵族丧葬制度研究》，内蒙古博物院编、郑承燕著，文物出版社，2014年。

326《林东辽代遗迹踏查记》（日）三宅俊成著，戴岳曦译，李俊义等校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4年。

327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法）闵宣化撰、冯承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328《走进千年辽上京》（全三册），刘喜民、刘浩然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4年。

篇(7)

槐树旧街，传下三世文采；

钟山新砚，送来六代风流。

这副对联是冯友兰送给女儿宗璞58岁生目的礼物，作者自注：璞女生日，适接到《钟山》编辑部所寄石砚一方。海淀区成府槐树街，璞女出生地也。

百岁继风流，一脉文心传三世：

四卷写沧桑，八年鸿雪记双城。

此联是冯友兰于1988年7月给女儿宗璞60岁的生日礼物。

上联指“家传”，宗璞不专攻哲学，但她的文化素养离不开“一脉文心”的传承。家学传统，出于河南唐河的冯氏家族，书香门第，世代绵传。冯台异是冯友兰父亲，字树侯，清光绪戊戌年(1898年)科进士，自幼发奋读书，为县内鸿儒。曾任崇实书院山长，任内修缮院合，整肃院纪，建树颇多，为唐河县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能诗文，著有《复斋诗集》。冯士均是冯友兰姑姑，是一位早慧的女诗人，18岁青春早逝，留下了许多意蕴深厚的旧体诗词，生前出版诗集《梅花窗诗草》。冯沅君是冯友兰之妹。文学史家、戏曲史家、作家、教育家，是“五四”以后新文学史上出现的第一批颇有影响的女作家之一，曾与蜚声文坛的女作家冰心、庐隐齐名。著有《中国诗史》《南戏拾遗》《古剧说汇》《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等。而冯友兰自己则是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等书。

下联主要指宗璞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

“双城”此处指宗璞的《野葫芦引》，该小说最初名为《双城鸿雪记》。另一方面，“双城”也是指时期北校南迁，又于胜利之日北返的北平和昆明。，爆发，宗璞和全家随父亲冯友兰自北京南渡昆明，在西南联大度过了8年时光。亡国之痛、流离之苦，父辈师长们于逆境之中弦歌不辍，坚忍不拔，给宗璞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

鲁殿灵光，赖家有守护神，岂独文采传三世：

文坛秀气，知手持生花笔，莫让新编代双城。

此联为1990年7月宗璞生日时，冯友兰为她写的最后一副贺寿联。作者自注：友人谓璞女为余之守护神，使余得以专注《中国哲学史新编》。唯诚恐误其创作耳。此时的冯友兰，经常生病住院。宗璞在《霞落燕园》中说：在父亲最后几年里，经常住医院，1989年下半年起更为频繁。写这副对联时，距离他去世差不多五个月左右。

上联赞美宗璞的牺牲精神。鲁殿灵光即鲁灵光殿。汉景帝子鲁恭王所建。《文选’鲁灵光殿赋序》：“遭汉中微，盗贼奔突，自西京、未央之殿，皆见隳坏，而灵光岿然独存。”后因称硕果仅存的人或事物为鲁灵光。此为冯友兰自称。守护神：在这里指宗璞。赞扬宗璞自我牺牲精神。冯友兰的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的主要撰写工作都在他的晚年重新开始。为了照顾老人生活，正值盛年的宗璞，暂停多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创作计划。宗璞在《霞落燕园》中说：“父亲对女儿总是看得过高。‘双城’指的是我的长篇小说，第一卷《南渡记》出版后，因为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便停顿了。我必须以《中国哲学史新编》为先，这是应该的，也是值得的。当然，我持家的能力很差，料理饭食尤其不能与母亲相比，有的朋友都惊讶我家饭食的粗糙。而父亲从没有挑剔，从没有不悦，总是兴致勃勃地进餐，无论做了什么，好吃不好吃，似乎都滋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