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权益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消费者权益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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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费者；消费者权益；消费和谐

一、消费者权益受侵犯的现状

消费者权益是指消费者依法享有的权利及该权利受到保护时给消费者带来的应得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的规定，消费者有以下九项重要权利：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安全权；知情权；索赔权；受尊重权；依法结社权；获得知识权；批评监督权。此外，我国目前己经形成了一系列由《消法》及其《产品质量法》、《食品卫生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管理条例》、《价格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组成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由此可见，我国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是非常重视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消费者权益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地保护，消费者权益被侵犯的现状比较普遍，也比较严重。

(一)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绝，严重侵犯和威胁着消费者的人身安全权。近几年来，消费者对商品质量的投诉始终高居榜首。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信息网公布的数据，2006年上半年全国消费者协会受理的投诉件数为318868件，其中投诉商品质量问题的就占到了63%。又如2007年第一季度，广西区各地消协受理消费者投诉的案件有2823件，其中商品质量的投诉就有1789件，占投诉总量的63.4%。贵州省各地消协在2007年上半年受理消费者投诉3787件，其中对商品质量的投诉有2743件，占投诉总量的72.43%。福建省各地消协在2007年上半年受理消费者投诉28734件，其中对商品质量的投诉有14792件，占投诉总量的51.48%。

(二)电信、汽车、医疗、商品房等服务行业的价格缺乏透明度，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权，价格欺诈现象也时有发生。如2007年第一季度，广西各地消协受理价格问题方面的投诉就有274件，占总投诉的9.7%，与2006年同比增长45%。其中电信145件，占总价格问题投诉的52.9%，与去年同比增长163.6%；商品房24件，占总价格问题投诉的8.8%，与去年同比增加24%件。贵州省各地消协2007年上半年消费者对价格的投诉206件，占投诉总量的5.43%；浙江省各地消协2007第一季度受理的价格投诉335件，占投诉总量的5.26%。

(三)虚假广告的投诉增多。一些经营者用虚假广告、包装、说明书等形式，故意隐瞒产品的真实性能、主要成分、使用方法等，对必须说明的内容含糊其辞或故意夸大功效，引诱消费者上当。如著名的欧典地板事件和全国牙防组认证事件。

(四)不平等格式条款难以遏制，继续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现在一些行业、宾馆、超市、酒店、商场等继续以不平等格式条款、店堂告示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如“商品拆开包装，概不退货”，“寄存物品丢失损坏，最高赔偿额为100元”，“降价、中奖商品不予三包”，“酒店禁止自带酒水”等。

此外，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自由选择权和维护尊严权也时常受到各种非法干涉或者侵害。如在2007年第一季度，广西各地消协受理了消费者人格尊严被侵犯方面的投诉7件。贵州省7件，占投诉总量的0.18%。浙江省各地消协27件，占投诉总量的0.42%。

综上所述，目前，消费者的权益并没有得到较好的保障。2007年3月12日，中消协将其于2006年起联合全国45个省市对消费者进行的调查显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35.9％的消费者表示合理要求虽然得到解决，但本人并不满意；27.2％的消费者反映合理要求根本没有得到解决。

二、消费者权益屡受侵犯的原因

在我国如此重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前提下，有大量的侵犯消费者权益的现象存在，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消费者的相树弱势地位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之所以被侵害，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单个的消费者在经济实力和专业知识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特别在在现代社会，消费者与经营者的交易是一种非专业对专业，非知情人与知情人的关系。经营者通晓商品的技术性、了解市场行情、掌握顾客心理、具有一定的销售技巧，可以说知己知彼;而消费者却缺乏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相关知识，所接受的消费信息大多是经过加工的、有促销和诱导成分。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难免不被经营者所操纵，并与之建立非公平的交易契约。加之商品与服务技术含量的提高，会进一步加剧经营者的强势地位与消费者的弱势地位，即强势更强、弱势更弱。

(二)法律赋予消费者维护权益的途径虽多，但在实践中难以发挥实效

根据《消法》第34条的规定，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决：①与经营者协商和解；②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③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④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⑤向人民法院提讼。这款规定似乎为消费者解决消费纠纷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天地，但实际的情况却是：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违法经营者很少会积极主动配合协商；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较少，且无强制执行的权力，因此，调解成功率并不高；我国行政执法部门职责不清，在处理案件上相互推诿。而且即使在双方当事人达成行政调解协议的情况下，若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行政机关不能强制执行，所以，行政机关也难以成为消费者依法维权的靠山。由于实行仲裁制度的前提是双方当事人事前就纠纷解决办法达成了仲裁协议。而现实生活中，在消费纠纷发生后，很少有经营者主动愿意或积极配合与消费者达成通过仲裁解决消费纠纷的协议。因此，在客观上，消费纠纷仲裁制度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此外，目前我国的诉讼制度比较传统，针对小额消费纠纷和群体性诉讼，虽然有些地方的人民法院已经在积极探索、尝试灵活、便捷的诉讼方式。但就全国来说，还没有建立起一套适合解决我国消费纠纷特点的诉讼制度。烦琐的诉讼程序和漫长的诉讼时间严重地打击了消费者提讼的积极性。因此，就我们调查的情况看，发生消费纠纷后，大多数消费者选择消费者协会，然而，在消费者协会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大多数消费者就只好自认倒霉了。

(三)《消法》规定的对违法经营者进行惩罚的力度不够

《消法》中规定的对违法经营者进行惩罚的大多数条款都是建议性的，不能有力地起到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作用。而真正具有惩罚性的只有《消法》第49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但在实际操作中，如果经营者拒不接受调解，消费者最终还是要通过打官司才能获得此赔偿。因此，此条款的作用就大打折扣，导致虚假广告和假冒伪劣产品到处都有。

三、促进“消费和谐”，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建议和对策

(一)完善消费诉讼制度，简化诉讼程序

消费纠纷中，一方为实力雄厚的企业，另一方为势单力薄的消费者个人。因此消费诉讼应当实行简便易行的程序，强调简易、迅速、经济地解决消费纠纷。我国目前的法律没有根据消费纠纷的特点专设诉讼程序的规定，而将消费纠纷与一般的民事纠纷一起共同适用普通审判程序，不能体现国家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的特殊保护。我国必须借鉴吸纳发达国家的消费者诉讼制度，简化诉讼程序。一是建立小额的消费诉讼法庭，灵活的解决消费纠纷。二是实行巡回法庭办案，独任审判等，以减轻消费者的诉讼之累，激起消费者诉讼的积极性。

(二)加大对违法经营者的惩罚力度

由于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关系到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正常的经营秩序，因此，当前各国在消费者立法中，普遍加重了对违法者的经济责任和刑事责任。在我国消费者权益屡受侵犯，假冒伪劣产品大行其道的情况下，我国也应加大对违法经营者的惩罚力度，让违法的经营者得不偿失，再也不敢涉足违法经营。

(三)制定《反垄断法》，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借鉴日本《消费者契约法》的规定，规定公用事业部门等垄断行业在与消费者订立和履行交易合同时，必须履行保护消费者的承诺，否则，消费者有权终止交易合同，规定交易合同中与消费者保护契约相抵触的条款，一律无效。

(四)构建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每一个消费者都是潜在的可能受害人。而且由于现代的消费涉及的面较广，特别是那些虚假广告和假冒伪劣产品涉及的地域广，受害的消费者也多，所以，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消费者诉讼具有公益诉讼的属性。如果在消费者诉讼中，仍然以“直接利害关系”限定消费者诉讼的主体范围，可能由于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人，而无法保护公众及社会利益。因此，为维护公共利益提起的消费诉讼，不应恪守传统诉讼法理论“无直接利害关系便无诉权”的要求，而应将原告范围扩及于任何组织和个人。这就解决了我国传统的诉讼法理论导致的消费者公众利益受害无从救济与热心公益事业者投诉无门的尴尬境地。

(五)强化国家和社会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我国消费者协会把“消费和谐”作为2007年年主题。所谓“消费和谐”，就是在消费领域中全社会要树立一种“消费和谐”的理念，经营者、消费者、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消费和谐”的市场环境，推动扩大内需，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因此，要促进消费和谐，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就需要全方位地加强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特别是要强化各级行政机关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在产品进人市场之前，政府职能部门要把好注册审批关，从源头上做好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工作。在产品进人市场之后，工商、质检、卫生防疫、药品监督等职能部门应当各司其职，通力协作，尽量降低消费侵权发生的可能性。在消费纠纷发生后，各职能部门要及时接受消费者的投诉，绝不能互相推诿。对行政机关的行政不作为，建议赋予消费者行政机关的权利。此外，我国各级人民政府应充分保障各级消费者协会的经费和人员，赋予消费者协会更广泛的职能，真正成为消费者维权的可靠对象和信赖对象。

参考文献

[1]李昌麒，许明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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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彪.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完善[D].安徽大学，2005-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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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消费者权益的论述，普通消费者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保障、知悉真情、自主选择、公平交易、依法获偿、依法成立维权组织等九项权利。作为消费群体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拓展，互联网金融领域消费者也应当承继并享有这些基本权利；而且，由于互联网金融服务渠道、金融产品和参与各方等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消费者还应该享有隐私权等其他特殊权利。

（一）互联网金融领域消费者的隐私权

金融隐私权指自然人控制并排除他人干涉其本人金融信息的能力，具有人格权和财产权的双重属性，包括个人的家庭地址、单位性质、消费记录等。消费者在进行网上支付、网上理财、网上融资或借贷时，部分个人信息如身份证号码、财产状福建金融2015年第02期况、收入状况、开户银行及账号、申请信用及偿还情况等，是必须要填写的内容。如果不对这些信息的搜集、使用加以限制，势必影响消费者的正常生活。而且，这些信息的存储、传输、处理和使用都是通过网络进行的，信息被截获篡改的风险较大，在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处置依据的情况下，容易导致消费者隐私权的纠纷问题。

（二）互联网金融领域消费者的资金财产安全权

在互联网金融交易活动中，资金财产安全不受侵犯，是消费者最基本的权利之一。2013年6月，天弘基金与支付宝联合推出的“余额宝”，由于其灵活性和高收益率受到消费者的热捧。截至2013年12月31日，余额宝的客户数已达4303万人，规模为1853亿元，互联网金融的飞速发展及互联网金融交易规模之巨大由此可见一斑。在如此大规模的金融交易背景下，一旦出现网络技术漏洞，消费者的资金安全权很可能被侵犯，进而威胁整个社会的稳定。

（三）互联网金融领域消费者的知悉真情权

知悉真情权是指通过互联网金融手段购买金融产品或服务过程中，消费者应当享有获得服务内容、规格、费用及其他相关金融必要知识或信息的权利。相应地，金融机构或者互联网金融企业应该履行向消费者告知产品/服务实情、提供信息咨询等义务。例如在P2P网络借贷当中，交易双方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由此可能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网络借贷平台有义务向客户提供准确有效的信息，包括交易对象的身份确认、借款使用情况、债权人的资产变动情况等。

（四）互联网金融领域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

作为互联网金融领域消费者的另一项基本权利，自主选择权是指在遵照基本法律规定的前提下，金融消费者可以按照个人意愿自主选择网络金融平台和交易对象，并决定消费方式、消费时间等。但目前由于我国缺乏相应法律约束，个别互联网金融企业存在强制消费者支付结算方式的行为。如在淘宝网购物并用信用卡进行网上支付时，页面会出现“同意开通快捷支付”的字样，而且没有复选框，不给消费者选择是否开通快捷支付的权利。只要消费者进行网上支付，就必须开通快捷支付功能，这明显侵犯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

（五）互联网金融领域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

公平交易权要求互联网金融机构或企业应当遵循公正、平等、诚实守信等基本原则，不得强行向消费者提供或推销服务，不得在合同或法律关系制定中规避义务；在收取服务费等费用时，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价格政策、符合行业收费标准。在互联网金融背景下，若交易条件发生变化，消费者和互联网金融企业或金融机构所掌握的信息并不对等，部分企业或机构在与消费者确定法律关系时，会利用免责条款来免除自己的责任，转嫁风险，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没有与之商讨的余地。

（六）互联网金融领域消费者的依法求偿权

当个人财产在网络金融交易活动中遭受不法侵害时，消费者应享有向对方获取赔偿的权利。若诉求得不到满足，消费者可直接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讼，或聘请法律工作者为自己诉讼，以法律手段切实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然而，目前我国的互联网金融监管制度还不太完善，特别是部分互联网金融活动的监管主体不明确，容易导致监管空白等问题。同时，由于相关法律制度缺失，消费者的依法求偿权难以得到保障。

（七）互联网金融领域消费者的享受金融服务权

消费者有享受互联网金融企业或金融机构提供优质金融服务的权利。相较于传统金融服务的面对面交流，互联网金融服务主要依靠网络渠道，一般通过网上客服或机器人客服来提供服务，沟通交流受限。特别是机器人客服，提供的是针对某类咨询的标准化信息，使消费者难以享受到个性化的金融服务。

二、我国互联网金融领域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存在的缺陷

目前，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均成立了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开展了富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的探索。部分商业银行，如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光大银行等也相应设立了消费者保护委员会或专门的负责机构。但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起步较晚，尤其是对于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而言，还存在相关法律制度缺失、监管真空、消费者投诉与纠纷解决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一）互联网金融相关法律制度建设滞后

我国互联网金融相关立法相对滞后，还没有出台互联网金融方面专门的法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仍处于粗放型阶段，互联网金融机构和消费者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不明确，互联网金融机构的信息采集和使用、消费者的资金安全和信息安全等方面的配套法律制度还没有建立。尽管我国已有部分金融法律原则性地提到要保护或者维护存款人、投保人或投资者等的合法权益，如《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但在具体规范设计上却少有直接针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规定。如果没有出台专门、明确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便难以得到完善的法律保障，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有效性更是难以落实。

（二）互联网金融监管存在真空地带

互联网金融突破了传统金融业的分工和地域限制，跨行业组合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日益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及服务类型致使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等行业间的业务边界呈现模糊化态势，这势必对现行的分业监管模式和按行政区域设置监管机构的体制带来冲击，容易出现交叉监管和监管真空。而且，当前金融监管手段的创新滞后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由于缺乏统一的行业规划和行业技术标准，金融机构各自为政，网络金融认证大都采用自身的认证体系，数据加密、传输安全等技术参数参差不齐，金融机构可能通过先进技术规避监管。随着越来越多的非金融机构进入互联网金融行业，金融监管也面临更大的挑战，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消费者权益因此更难得到保障。

（三）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投诉与纠纷解决机制尚不完善

目前在我国互联网金融领域，投诉受理机制还不完善，特别是消费者的投诉受理与纠纷解决途径未能有机衔接，消费者的诉求难以得到及时解决。为此，需要建立统一的权益救济渠道和具有约束力的切实措施，否则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有效性会大打折扣，进而影响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健康发展。

三、相关建议

（一）加快相关立法，使互联网金融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有法可依

建议尽快制定专门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条款。特别是基于互联网金融的特殊性，建议在该专门的法律条款中，将互联网金融领域消费者的权益保护问题以单独条目形式列出，明确互联网金融企业与金融消费者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权益保护范围、保护程序和救济途径，明确实施权益保障的主体机构及其职责、权限和监管措施等。同时，加快互联网金融相关立法，设立互联网金融企业的机构形式、准入门槛和破产处置措施、业务范围、信息采集标准和使用范围等，规范互联网金融业的发展，从法律上有效保护互联网金融领域消费者的权益。

（二）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制度，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创造良好的环境

建议尽快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制度，加强事前风险监控，建立更为严格的互联网金融企业或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确保互联网金融业有序竞争、健康稳定发展，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此外，监管机构应督促互联网金融企业或金融机构建立更为完善的内控制度，加强风险识别，充分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

（三）建立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协调制度，完善事后救济机制

建议金融监管部门和互联网金融企业、金融机构搭建交流平台，建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协调制度。同时，根据我国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发展特点，有效整合金融消费者的投诉受理与纠纷解决方式，建立统一的金融消费者权益救济渠道，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

（四）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加强互联网金融领域消费者的教育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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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基本原则是立法宗旨的具体化，对整个法律的适用性发挥指导作用。保险合同法的具体法条源自保险合同的基本原则，并且也是诉讼过程里司法裁判的关键凭据。保险业经营特殊性决定了其合同异于一般民事合同，保险合同基本原则国际公认的有“诚实信用、近因、损失补偿、保险利益”四项原则。当下中国《保险法》规定的保险活动基本原则有“自愿、诚实信用、遵守法律与行政法规”三项，“诚实信用原则”尽管单列为一条，可是其余三条几乎未提。具体规定的粗疏导致了《保险法》操作性降低。其中，法律对保险成立和生效要件以及确切阐明义务与告知义务等的规定过于笼统，保险人也许出于利己目的利用法律漏洞侵害消费者权益。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经常由于具体规定缺乏而使得法律判决不具权威性，诉讼结果令保险双方不满。当下《保险法》某些具体规定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之间存有差异，导致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法官常常无所适从，判决结果无法做到保险双方满意。比如，为保护被保险者或受益者利益，各国在长期保险实务里累积与发展了“不利解释原则”，以体现对受益者的权利救济。在格式合同的条款产生文义不明或存有多种解释时，须作对保险者不利的解释。中国保险法有关“不利解释原则”的规定，存有极大争议，和《合同法》亦存有矛盾争议之处。

“保险监管目标”是拟定保险政策的根本依据，保险监管目标决定保险监管政策与体制，换言之，有怎样的保险监管目标即有怎样的保险监管政策和制度。调查中国当下“保险监管制度”，保险监管的目标缺失明确法律规定。由于保险监管目标众多且主次不分，导致可操作性差。加之当下保险监督及操作水平相对落后，致使中国保险监管出现效能低、成本高的状况。

由于国际通行的“监管价值取向”为主导的缺失，发达国家监管单位采取的“成本收益分析法”的缺失，监管资源配置失衡与监管手段的简单等原因，导致了“监管效能低”。监管机构价值取向与目标的错位，导致保险人有恃无恐的违法违规，侵害消费者权益。“销售误导”、“理赔刁难”及“投诉困难”已然成为普遍现象，引起强烈社会反响，令保险发展的根基“社会信誉”遭受侵害。尽管监管一直着重强调“条款与费率”管理，费率问题却是最为突出问题，“降费”“、退费”“、返还”等皆屡禁不止。

构建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

1.构建保险法律适用的辅助体制。伴随保险业的飞速发展，将会不断涌现诸多新问题，由于法律的滞后性，法律制度也会逐步落后于现实。为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也为了更好地适应现实变化，须构建一种良好的保险法律适用“辅助体制”。对《保险法》存有的某些问题，并不是一定须经由法律自身来处理，可经拟定保险法的实施细则来实现。

2.合理期待原则的引入。因为保险业固有的格式合同、无形的保险产品和保险人履约期长的特征，加上保险业有别于银行证券等金融业所特有的营销手段，令保险人出于可观佣金的驱使下对消费者进行误导或劝诱。因此，英美国家在司法实践中引进了“合理期待原则”，其作为新兴的一种司法解释规则，突破了传统合同法的根本思想，要求法官从一位合理外行被保险人视角去考核其“合理期待”应为什么，也就是“依未经保险及法律等专门训练的人其理性的预期进行保险单的解释；若理性的人预期保单将对某损失给予保障，法院便将要求保险人赔偿”。提出“合理期待原则”，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优先周全地“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的思潮，将其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最后的一道屏障。中国亦可考虑在司法实践里引入“合理期待原则”，以健全保险法律体制来有效保护保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强化保险中介机构的监管与培育。当下，中国保险中介市场处在发展初期，不规范和短期性是其所呈现的特点，需要尽快培养与规范可代表投保人生产单位的保险经纪人群体。但是，从利己角度出发，保险中介人的出于个人利益对消费者进行误导欺诈的行为屡禁不止。作为消费者利益代言人的中介，不但未发挥平衡保险人与保险消费者利益的作用，反丧失自身信誉，在大众眼里，保险经纪人、保险人常常意味着欺诈与不诚信。所以，为了保护消费者权益，推动保险业发展，需加大对保险中介行业的监管力度，构建切实可行的监管体制。

4.促进保单通俗化与标准化建设。当下，中国保险消费领域产生的纠纷，多数源自保单的晦涩难懂。国内的相关调查表明，在已经购买保险的消费者中，不了解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比率竟然高达46.8%，还未买保险的消费者中的近10%拒绝买保险的原因仅仅是由于看不懂保险合同。因此，促进保单“通俗化”，将保单由繁变简，以预防保险营销人员在销售时的误导与劝诱以及保单欺诈。因此，更加周全地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成为各国保险监管机构努力促进的工作。

5.构建独立的仲裁机构与救济体制。构建独立权威与以消费者为导向的仲裁机制，具体可包含以下几点：（1）构建专业的保险仲裁机构，由监管机构带头，包括保险行业协会、保险专家、保险公司代表与社会人士等组成，其中又以保险专家为主，以保障裁决的准确性和公正性。（2）尽快出台有关的行政法规等具有强制性的规章机制，对保险仲裁机构的运行模式、资金来源、组织结构等进行制度规范，保障仲裁机构的独立与仲裁结果的权威。（3）明确保险仲裁机构在受理案件时不对申请人收取费用，其日常费用由参加的各保险公司商定共同承担，以降低消费者经济负担。（4）确保保险仲裁机构的裁决结果对被诉保险公司具有约束力，保险公司必须执行并不能再提讼；而对提起裁决的保险消费者不具约束力，对裁决不服者可依诉讼程序向法院提讼，以确保裁决的权威性。

6.强化保险消费者教育。仅依行政监督与法律法规无法彻底解决保险消费领域的问题，同时需要关注保险消费者教育，充分调动消费群体维权意识，提升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培养成熟理性的保险消费者，以实现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目的。消费者教育可由三个层次展开：第一层，培育“聪明的消费者”，培养消费者展开保险消费知识及消费纠纷解决手段的教育。比如如何投诉、向准投诉、受到损害如何索赔等；第二层，培育“自立的消费者”，培养消费者从大量保险产品与产品信息内选取自己所需的东西；第三层，培育“自觉的消费者”，培养消费者不再仅限于个人消费行为的关注上，需积极参与相关消费者组织、消费者运动与消费者诉讼等。

7.重视消费者协会的影响。作为民间机构的消费者协会，在“政府”和“消费者”之间、“消费者”和“企业”之间发挥着积极的纽带作用，是推动保险市场规范经营与保护消费者权益不可替代的关键力量，在降低监管成本及提升监管效能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所以，需关注消费者协会在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上所发挥的影响。比如，德国就有消费者“保护团体”、“产业促进组织”；日本有消费者“生活中心”。由政府监管角度出发，需将消费者协会的工作作为一种有利的辅助手段，加强和消费者协会间的信息沟通，主动征求其对有关政策与法规的看法与建议。由保险消费者协会角度出发，因其为民间机构，不具强制力是其难以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重点所在，由此可考虑在法律上赋予其相应的诉权。若出现严重侵害保险消费者权益案件时，令其有权向法院提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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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从消费者、经营者和法律制度三个方面进行消费者维权障碍分析，并提出对策和建议，以切实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消费者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然而其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得到有效的救济，将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因而对消费者维权的障碍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和建议显得十分必要。

一、消费者维权的障碍分析

（一）从消费者来说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其维权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维权意识不足。我国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质量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为保护消费者权益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然而广大的消费者对这些法律知之不多，积极主动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权益的意识还很薄弱，加之消费者长期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抱着 “遇事忍为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态，通常会选择放弃维权。第二，维权成本过高。一是维权所支出的费用、时间、人力、精神损耗等成本过高；二是消费者得到的赔偿十分低，我国法律未健全惩罚性赔偿制度，使得消费者获得的赔偿十分低，且间接和无形损失得不到赔偿，即便是在胜诉的情况下，其赔偿金还不足以支付维权费用，消费者往往是“得不偿失” 。尤其是在面对小额的争议时，大部分人会因维权成本过高而放弃维权。

（二）从经营者来说

从经营者的角度来说，消费者维权的障碍主要有：第一，极低的违约成本。我国消费者的维权概率低，不健全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和信用记录制度等的缺失致使经营者的违约成本十分低，面对此种利益的驱使，经营者毫不犹豫的选择违约而放弃守法。第二，经营者的强势地位。经营者利用自身的强势地位制定逃避法定义务、减免自身责任的不平等的格式合同和霸王条款束缚、妨碍消费者依法进行维权，同时经营者故意隐瞒有关商品的信息，使消费者获得的信息不对称而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

（三）从法律制度来说

从法律制度的角度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障碍：第一，小额诉讼制度的缺失，致使消费者只能适用繁琐的普通诉讼程序，使得救济总是姗姗来迟而得不到真正的救济。第二，择一赔偿范围的限制。我国在“违约—侵权”两分法民事责任的体系下，发生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时采取的是择一的方式，这种择一的方式因赔偿范围的限制会导致消费者的损失无法得到周全的法律救济。第三，公益诉讼制度的缺失。近年来在食品、汽车、电子产品等领域常发生大规模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而公益诉讼制度的缺失，使相关受害的消费者权益得不到有效救济。

二、消费者维权的的对策

（一）净化消费维权环境

消费者维权的发展，建立一个良好的消费维权环境是不可或缺的。首先，加强消费维权意识教育，消费者在权益遭到侵害时，敢于利用法律武器进行维权，同时树立正确的消费观，理性选择；其次，要求经营者树立 “消费者是上帝”的理念，尊重消费者的权益，经营者也要杜绝格式合同和霸王条款的制定，不滥用其强势地位侵犯消费者的权益。最后，加大消费维权执法力度。执法者要坚持“执法为民”的理念，对消费者的投诉和诉讼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并最终落实到最后的执行环节，从程序上和最终结果上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二）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违法成本

小额诉讼程序是与简易程序相分离的单独的一种审理程序。它具有比简易程序更加简便、诉讼标的额更小、案情更简单的特点。当今美国、英国、日本等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建立了独立小额诉讼程序，大幅度地降低了消费者的诉讼成本，为消费者提供及时和有效的司法救济。建立低成本高效率独立的小额诉讼程序，降低消费者诉讼维权的成本，消除维权成本障碍，激励消费者积极主动维权。目前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只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有规定，但其制度还不健全，不能充分发挥其补偿、制裁、威慑和鼓励的功能。通过扩大惩罚性赔偿范围，增加惩罚力度等措施来完善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增加经营者违约成本，迫使其最大限度地履行义务。

（三）重构侵权和违约责任的赔偿范围

我国采取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竞合的择一方式，无论是选择违约之诉还是侵权之诉都无法完全弥补消费者的损害，不能有效保障消费者的权益，不符合公平的精神。面对此种维权困境，我们需要重新构建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的赔偿范围。消费者在选择违约之诉时，将其赔偿范围扩大到因违约造成的人身损害和精神损害，同时增加消费者因维权而支出合理费用的赔偿；消费者在选择侵权之诉时，赔偿范围增加毁损标的物本身，这样消费者的损失才能够得到全面的赔偿，从而切实有效的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四）建立公益诉讼制度

公益诉讼是指特定国家机关、团体、社会组织或公民个人，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诉讼活动。面对越来越多的大规模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传统的一对一式的诉讼模式已经不足以保护众多的受害者，惩罚致害者。面对此情形，世界各国都逐步建立和完善对消费者群体受害的保护，发展了公益诉讼，在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起着重大作用。在我国的实践中，应尽快建立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公益诉讼制度，在公共利益受到侵犯时，允许特定的机关、组织甚至任何人提起公益诉讼，充分发挥其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作用，并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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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大平.陈蓉浅谈提高违约成本降低维权成本的必要性及措施.民商法，2007(1).

邱雪梅.民事责任体系重构.法律出版社，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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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消费者权益 调解 仲裁 诉讼

近年来，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市场经济日渐繁荣。与此同时，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事件也频繁发生，这严重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令消费者怨声载道。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国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和法规。其中《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其提出的协商和解、调解、申诉、仲裁和起诉这五种途径为消费者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指明了方向和途径。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五种途径

（一）协商和解

协商和解，是指在发生争议后，经营者与消费者两方以平等自愿为前提，针对有关争议进行相关协商，以求得达成公平合理的解决争议协议的一种方式。协商和解具有高效、简便、经济等优点，而且程序简单、节省时间和精力。

（二）调解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调解，主要是指消费者协会的调解。消费者协会调解一般由消费者协会、经营者和消费者三方参加，消费者协会起着居中调解的作用，也可以提出解决纠纷的有关方案或者建议，但是并不能代替消费者或者经营者做出有关决定。

（三）申诉

当消费者认为自己合法的消费权益受到损害时，可以向行政机关要求予以相关的保护。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制定的相关行政规章，都可以作为行政部门及相关人员履行自己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律依据。

（四）仲裁

经营者和消费者如果有相关仲裁协议，即可根据仲裁协议将争议提交给仲裁机构，由仲裁机构进行裁决。仲裁一般由仲裁机构、经营者和消费者此三方参加，仲裁在程序上不像诉讼严格，当事人享有较大自主权，很多环节可以被简化，有关文书的格式甚至裁决书的内容和形式，也可以灵活处理。

（五）诉讼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的诉讼途径，一般指的是民事方面的诉讼。即消费者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人民法院解决消费争议，从而维护自己合法的消费权益。即在国家审判权力介入之下，依法对消费纠纷通过国家的司法程序进行解决。

二、存在的问题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提供的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这五种途径虽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逐步发展，其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

（一）协商和解缺乏强制力

协商和解这种方式，只有在消费者和经营者都能恪守诚实信用的原则时，才能达成相关的和解协议。因为协商和解没有国家强制力，如果消费者个人的力量不足，或者经营者态度不好，不愿意和解，这种方法就很难有实际效果。

（二）调解有局限性

消费者协会存在一些弊端，在调解实践中，有关人员为达到调解目的，会对纠纷反复调解，久拖不决，降低了工作效率，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另外消费者协会属于民间组织，其做出的调解书没有法律强制力，当事人可以随时返悔。

（三）行政申诉体制存在问题

行政申诉在实际操作中矛盾很多：在受理申诉方面，工商部门和行政部门都各自履行着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职能，致使权利交叉。另一方面，各部门分工不够明确，受理范围不清，这就会出现管辖空白问题。三是在申诉的受理方面，由于有受理申诉职责的部门与有处罚违法行为职责的部门一般不是同一部门，这也会削弱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力度。

（四）仲裁缺乏专门的制度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并没有有关消费仲裁制度的专门规定，因此消费仲裁只能使用《仲裁法》的相关规定。用针对一般民商事纠纷设计的仲裁机构和程序来解决消费者纠纷，就使得仲裁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领域不能很好的起到作用。

（五）诉讼程序费时费力

诉讼这种途径虽然最有效，但是仍存在很多弊端：（1）消费者在利用诉讼这种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时，不仅自己要负担相应的费用，而且也会消耗一定的司法成本费用。（2）如果由司法机关解决全部的消费者权益纠纷的话，那么必然会加大司法机关的工作量，使之不堪负重。（3）我国的消费者在权利保护方面意识比较差，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往往不愿意打官司。（4）由于消费者权益纠纷的案件的争议标的一般都比较小，即使现行的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有相对的简易程序，但仍然具有办案时间长，程序繁琐的缺点。

三、合适途径的选择

在实际生活中，当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根据纠纷产生的不同情况，选择合适自己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选择不同的途径产生的效果也会有差别。因此消费者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慎重的选择合适的途径来维护权益。

（一）协商和解与调解的选择

消费者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如果该侵害涉及的争议标的金额不大，而消费者既不愿意纵容不法经营者，又不愿意花费过多的精力和时间去解决时，可选择与经营者协商和解或请求消费者协会予以调解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此两种途径程序简单、节省时间精力，并且与其他的途径相比成本最低。

（二）申诉的选择

申诉的程序相比协商和解、调解等方式要更正规，因此其可靠性也会相对强些。我国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受理消费者申诉暂行办法》在程序上有关于时间和回避制度等方面的规定，这就使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处理行政申诉的时候，其可靠性和正确度有了保证，所以消费者完全可以放心地让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来解决他们的权益纠纷。

（三）仲裁的选择

在国外，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往往会通过合同约定的方式将仲裁作为解决争议的首先考虑方式，甚至在汽车销售、医疗和金融服务领域，都将仲裁条款作为合同必须具备的条款。仲裁与其他维护消费者权益的途径相比，具有更多的优点。将仲裁作为解决消费者权益纠纷的途径，则会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四）诉讼的选择

如果上述几种途径均不能有效地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时候，可以选择诉讼途径来解决纠纷，实践中，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在1993年率先成立了保护消费者权益法庭 ，效益显著。由此可见，诉讼以法律作为后盾，保证判决的公正性，并且有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可以有效的解决纠纷。

四、完善建议

通过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这五种途径的分析和比较，在此提出一些完善建议。

（一）确立协商和解协议及调解书的效力

1.虽然通过协商和解或者调解这两种途径达成的解决消费者权益纠纷的协议并不具有国家的强制力，但通过协商和解或者调解而达成的协议可以看作是消费者和经营者双方的合同，因此这种和解协议可以看作是有相应的合同效力和法律约束力。

2.我国的法律制度正在逐步完善，建议在以后的法律制定中，制定明确规定消费者组织做出的调解书具有法律效力，并受国家强制力保护的法律，这样便可更好的解决消费纠纷，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严格行政职权划分，制定专门的仲裁机构和程序

1.针对行政体制方面存在的权利划分不明问题，建议做好分解执法职权、确定执法责任等工作。各地方、各部门要根据执法机构和执法岗位的配置，将其法定职权分解到具体执法机构和执法岗位。

2.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后的修改中，可以加入之前空缺的消费仲裁制度，从而可以在制度上来保证仲裁途径的可靠性和可行性。

（三）建立小额纠纷法庭，完善集团诉讼制度

针对诉讼费时费力的弊端以及消费案件的特殊性，建议：

1.可以建立小额消费纠纷法庭。“通过简易化的努力使一般国民普遍能够得到具体的有程序保障的司法服务” 。

篇(6)

论文摘要：各地方政府在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方面，结合本地实际，进行了一系列的突破：适用范围的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提起；特殊经营者的强制性义务；消费者隐私权的保护；新型的召回责任制度；消费者的范围涉及到单位；欺诈行为的细化等。

我国已制定了大批包含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如《民法通则》、《食品卫生法》、《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但由于上述法律各有自己的调整范围，侧重点也不同，在实施中出现可操作性差等缺点，所以无法真正起到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的颁布,确立了我国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基本法律制度。以下将从七个方面阐述地方政府对《消法》适用的突破。

一、 适用范围扩大

《贵州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对消费者反映商品房消费中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存在以下违约行为的，消费者可要求退房，即擅自变更规划、设计，导致商品房质量、面积、结构等与合同约定不符；商品房外部环境以及其他配套设施与经营者的承诺不相符；未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为购房者办妥房屋、土地权属手续。《条例》还规定，经营者应当履行国家规定和合同约定的房屋维修义务，在包修责任期内，房屋出现渗漏、开裂等质量缺陷，经营者应当承担修理、更换、赔偿损失等责任，因业主装修或者使用不当造成的除外。

福建省也于2001年执行《房屋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把房屋开发者、销售者和拆迁人，统称经营者。商品房消费被纳入了《消法》的保护范围。

二、 精神损害赔偿确立

《消法》中的惩罚性赔偿,是为了弥补对实际损害赔偿制度不能够充分补偿的部分，惩罚经营者或提供服务者的恶意行为。但是这种简单的“一加一”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存在很多问题。 “一加一赔偿”的计算方法使得加倍赔偿的法律责任与消费者受到的损失大小无关,而直接与所购买的商品的价格或接受的服务费用有关,必然就会发生显失公平现象。如经营者销售价值5万元的商品,经营者存在欺诈,但并没有给消费者造成实际损失,按照“一加一赔偿”制度的规定,经营者需赔偿消费者10万元,这对经营者是不公平的。又如,经营者销售价值仅为30元的伪劣洗面奶,但造成消费者使用后面部受损,而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人身伤害没有造成残疾和死亡的,一般得不到精神损失赔偿。按照“一加一赔偿”制度的规定,60元既不能给消费者以充分的抚慰与补偿,又不能给经营者以足够的威慑与惩戒。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第56条规定，对消费者造成精神损害的，经营者应当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造成严重后果的，经营者除承担上述民事责任以外，还应当赔偿消费者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惩罚不是目的，关键是受到教育”，但是惩罚需要力度，由于对责任人的惩罚力度过轻，风险与收益不成比例，违法者往往可以不痛不痒地拿出些钱来，而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再把损失赚回来。

确立惩罚性的精神损害赔偿，对生产商和销售商来说无疑是一种很高的成本，这样会使他们在生产和经营中尽到谨慎小心的义务，否则将面临的是高额精神损害赔偿金。

三、 特殊经营者的强制性义务更加具体

《安徽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 第21条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应当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没有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应当符合社会公认的质量、卫生、安全要求。

发现或者有事实证明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严重缺陷，即使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仍然可能对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的，经营者应当立即停止出售该商品或者提供该项服务；商品已售出的，应当采取紧急措施告知消费者，并召回该商品进行修理、更换或者销毁，同时应当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报告。

由此可见，地方政府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适用更加具体，具体提出了强制性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以及社会公认的要求。这些特殊经营者的强制性义务表明消费者维权更有章可循。

四、 消费者隐私权保护的提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消法〉办法》立法听证会上，消费者代表李新建议，增加对隐私权保护的规定。李新在建议中对个人隐私作了详细说明：个人隐私，包括消费者的姓名、性别、工作单位、学历、住所、联系方式、婚姻状况、收入和财产状况、指纹、血型、病史、健康状况等与消费者个人及其家庭密切相关的信息。由于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引起的精神损害大量存在，李新还建议对侵犯隐私权后果严重的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增加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和标准的规定。

由消费引起的隐私权被侵犯，目前，越来越多地存在于服务性消费之中。许多消费者在接受服务或购买商品时，经常会被要求留下个人基本资料。如有消费者不愿按服务商或经营者的要求去做，则有可能失去购买或接受服务的资格。

2003年《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首次将个人隐私作为一项单独的权利加以保护。在第29条中作出明确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时，不得要求消费者提供与消费无关的个人信息，经营者未经消费者本人同意，不得以任何理由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向第三人披露”。根据这一规定，经营者必须对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予以保密；一旦遇到个人隐私权受侵害，消费者可以依法要求赔偿。

五、 召回制度出台

产品召回制度是当前国际上通行的维护企业产品形象，保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安全的重要手段。召回制度是一种新型责任制度，在国际立法方面也有相应的规定。

制造者在召回制度中负有产品召回义务。即生产厂商一旦确定产品有缺陷，将根据实际情况，对缺陷产品采取修理、退换或退赔等措施。其目的一方面在于避免因召回义务的违反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另一方面，将产品所产生的危险或可能产生的危险加以排除以避免给产品用户带来人身或财产上的损害。

中国汽车企业的主动召回也只是近两年才开始的事情。召回制度公布三年多来，目前国内汽车累计召回数量已经超过了126万辆。

对于处于成长型的中国企业来说，产品召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什么时候发出正式的召回通知，如何引导和影响公众舆论朝着有利于企业的方向发展等等，如果处理不慎，一次产品召回就足以毁掉一个公司，或者至少影响公司的声誉并减少企业未来的收益。

2004年出台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草案）》就是我国在产品召回方面新型责任的尝试。也为日后对于其他产品建立召回制度提供了法律框架模式。

六、 消费者的范围涉及到单位

关于消费者是仅限于自然人还是包括单位的问题，理论界与许多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地方立法存在重大的差异。理论界大多数学者认为：“所谓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的需要而购买商品或者接收服务的自然人。”持该类见解的主要理由是：单位并非终极消费的主体。其作为自然人的集合体，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目的是为了单位成员或其他有关人员的利益，归根到底自然人仍是终极消费的主体。然而，我国各地的地方性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却几乎一致的认为单位也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单位也要消费，单位因消费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也应受《消法》调整，以便得到更充分的保护。另一种观点认为《消法》只适用于公民而不适用单位。单位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可以适用经济合同法。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

浙江的朱先生通过单位的名义向DELL采购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后因主板出现故障，要求DELL免费维修，遭拒。DELL坚持，三包法保护的群体是“消费者”，单位用户并非“消费者”。

我国的法律界定“消费者”即自然人。包括《消法》在内的相关法规条例（包括电脑三包法、手机三包法等）适用的主体都是法学概念上的“消费者”，也即，单位用户不受三包法保护。对于单位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出现的问题，应当区别对待，仅属违反约定的，对方应承担违约责任；造成侵权及财产损失的，应承担民事责任；造成人身伤害的，由受损人依据《消法》维护自己的权益。

HP、联想等厂商愿意按三包规定为单位用户提供售服，是他们有能力、有意愿为自己的全部用户多做些事，DELL并没有做错。

七、 欺诈行为的细化

北京实施《消法》办法第14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列明15种）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欺诈行为属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所为的，由销售者先行向消费者赔偿；赔偿后，销售者可以依法向实施欺诈行为的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追偿。 欺诈行为由《消法》的九种情形增加到十五种情形，显而易见，地方政府实施的《办法》使欺诈行为更加具体化、细化了。

参考文献

[1]闫玮.完善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J].天津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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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宾馆里丢失财物怎么办？顾客一般都会向宾馆提出承担赔偿责任的要求；宾馆方则会拿出自己惯用的挡箭牌：“现金贵重物品需要保存，否则责任自负。”双方僵持不下的结局往往是：旅客因无法举证，耗不起时间、钱财败下阵来。商家找到的这个挡箭牌当真合法、合理吗？

    丢了电脑和博士论文资料，讨回了饭钱

    最近，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博士生丁红燕就遇到这样一起令她“欲哭无泪”的宾馆失窃案。7月3日早晨5点50分，丁女士从南京到河南大学进行学术活动。由于到达时间较早，她在河南大学的交流中心稍事休息。7点20分，丁女士醒来看到自己的小背包扔在卫生间的地上，在打电话通知服务台时，她又发现笔记本电脑不见了。当下，丁女士花容失色：丢失了1200元现金事小，笔记电脑里保存着她一年来进行的四次试验数据和五篇论文。

    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河南大学交流中心客房部主任葛军承认“宾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面对丁女士，店方以有“贵重物品需要寄存、贵重物品要妥善保管”的提示为由，拒绝承担赔偿责任。经过三天反复交涉，河南大学交流中心给丁女士解决了100元的饭钱，200元的路费。7月5日，丁女士结束了这次伤心的学术活动启程返校。

    丁红燕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失窃后，她才发现宾馆失窃案件较多，索赔也很困难。当天接案的民警告诉丁红女士，7月3日凌晨4：40至7：20，河南大学交流中心辖区的民警一共接警4次，其中两起是宾馆失窃案。民警表示，丁女士的失物找到的可能性很小。河南大学交流中心客房部的经理面对丁女士的索赔如此答复：没有人能证明丁女士带有电脑和现金；丁女士门没锁好是主要原因。

    直到此时，丁女士才发现：一人住店，一旦发生问题，顾客与宾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将造成顾客处于绝对的被动位置。

    “住了1小时20分钟的宾馆，丢失了无法用金钱计算的博士论文资料。”此事令丁女士甚是伤心。她表示“不惜时间、金钱讨个公道。”结果，她咨询的三位律师一致都认为：丁女士几乎不可能打赢这场官司。原因是：虽然宾馆应承担因未尽义务致使顾客造成的损失，但是损失多少难以举证。

    索赔受阻“不是新闻，但是个社会问题”

    到底宾馆失窃案情况如何？记者在一个大型网站上输入“宾馆盗窃”四个字，搜索出1000多条与之相关的新闻。有相当一部分新闻报道的是顾客在向宾馆索赔过程中受阻，理由都是宾馆有“提示”在先。

    也有一起“例外”：江苏一位消费者在河南某地住宾馆丢失了5800元现金，笔记本电脑和手机。河南省消协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其讨回了4000元的补偿。此案还被列为河南省今年上半年的典型维权案例。

    丁女士告诉记者，“宾馆失窃索赔受阻不是新闻，但是一个社会问题。”她认为，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外出越来越频繁，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也越来越多：笔记本电脑、手机、商务通、相机、金银饰品和名贵手表等都较为常见。电脑、手机、商务通等有些物品很多已成为顾客随时可能起用的物品，不能在宾馆保存。如果宾馆仅凭一纸合同、提示就可以规避自己应承担安全保卫的责任，以后谁还敢入住宾馆？

    河南消协：格式合同不能规避宾馆责任

    河南省消协的有关人士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七条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旅客投宿住店，一旦与宾馆履行了住宿手续，双方便达成买卖合同。旅客购买的是宾馆的服务，宾馆有责任保证客人的人身财产安全。

    河南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李煦燕认为：格式合同是指一方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制订时未与对方协商的一种条款。她称宾馆的住宿登记就是一种典型的格式合同。在此合同中宾馆会提醒消费者要保存贵重物品，否则后果自负，宾馆常以此作为推卸责任的屏障。但此合同条款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部分条款明显抵触。《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的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李煦燕称，霸王条款主要是指一些经营者单方面制定的逃避法定义务、减免自身责任的不平等的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和店堂公告或者行业惯例等。她认为，顾客入住宾馆，店方适当的提醒是应尽的义务，但并不能豁免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如果宾馆坚持用格式合同消减自己的责任，这实际上已构成了霸王条款。

    法律界：双方应各尽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