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赔偿法论文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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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审理确认案件中，应通过什么程序进行确认

确认违法作为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前置程序，假如不能依法作出，赔偿请求人就无法申请赔偿，赔偿制度则形同虚设。②对符合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情形应予赔偿的，通过什么程序进行确认，法律规定不明确.2004年9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人民法院国家赔偿确认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这一司法解释，该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原作出司法行为的人民法院有义务对其合法性作出说明。从这一规定理解，确认案件从某种角度上接近行政案件，原作出司法行为的人民法院有对其司法合法性说明的义务和负有举证责任。且举证责任应是倒置的。笔者认为此种规定无形增加了人民法院赔偿范围，而且使当事人或案外人轻易启动赔偿确认程序。如该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三项规定：“违法查封、扣押、执行案外人财产，给案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确认违法。”按这项规定，作出司法行为的法院应仅对查封、扣押、执行的司法活动的合法性进行举证和说明，若对查封、扣押、执行的财产是否属于案外人再由作出司法行为的法院进行举证，对作出司法行为人民法院即是不公平的。对此类确认案件就不能严格依照行政诉讼程序，应适用民事诉讼程序“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案外人就查封、扣押、执行的财产进行“所有权”的举证，若仍由作出司法行为的法院进行举证，无形加重了法院负担，如同审理了一个新的确权的民事案件。在实践中经常会碰到以下情形,保管合同中保管人是被执行人，执行了被保管人（案外人）财产，租赁合同中，承租人是被执行人，执行了出租人（案外人）的财产。被执行财产若是不动产或需登记的动产，作出司法行为的法院未尽审查义务即可确认违法.但实践中大多被执行财产为动产，在执行程序中，案外人可以提出异议，作出司法行为的法院就案外人异议是否成立可对被执行财产采取控制性措施或处分性措施，或裁定驳回异议。但现行法律对案外人提出异议的时间没有规定，有的被执行财产为动产的往往被作出司法行为法院采取了拍卖变更等处分性措施后，案外人不提异议而径行提出国家赔偿。或对动产作出处分性措施时间较长后，案外人才知道自己权利被侵害的时间又较晚，此类案件再由作出司法行为的法院进行举证，显然工作难度较大。因此在审理民事诉讼司法赔偿确认案件中，不能单一适用行政诉讼程序，或单一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应建立一部单独适用赔偿确认的程序。

二、在审理确认案件中，基层法院作为确认违法义务机关与确认申请人是否可以和解

赔偿法及赔偿法司法解释没有对审理确认案件是否可以调解作出规定。在实践中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不适用调解。理由是：首先双方进行和解没有法律依据，从审理确认案件参照行政诉讼程序的角度看，确认案件不仅涉及当事人利益，还关系到人民法院的司法水平和司法权威。另外法释（2004）10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民法院国家赔偿确认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中第二条二款明确规定，确认基层人民法院司法行为违法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以此规定看司法行为是否违法应由中级法院确认。而法释（2000）2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申请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的，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应当先行确认。申请确认的，应当先向侵权的人民法院提出”的规定已与（2004）10号司法解释相抵触，故基层法院若与确认申请人达成了和解，即是确认了自身司法行为的违法，因此是与司法解释规定相违反的。因此基层人民法院与确认申请人在确认案件审理中是不适用和解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可以和解。理由是审理确认案件及赔偿案件也是审判工作的组成部分，应当遵循定纷止争、息诉服判的原则。只要确认申请人出于自愿，不违反其真实意思表示，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双方达成和解未尝不可。

笔者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和解、调解是人民法院平息纠纷的有效方式，随着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数量不断增加，审判压力越来越大，为减少诉累，减少涉法访案件发生，基层法院在确认案件立案前可以与请求人和解，在确认案件审理中也可以和解，达成和解后不但会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同时也会降低司法成本，使有限的司法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和利用。

三、关于民事诉讼、行政司法赔偿的归责问题

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是解决国家为什么要对某一行为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是法律上的可责性是什么？没有法律上的可责性，国家就不应当承担责任。其实践意义是体现了国家对国家侵权行为的法律态度，明确了国家承担责任的正当性理由和根据。③

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第2条第1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按此规定，我国民事、行政司法赔偿的归责原则是违法责任原则。何为“违法”,理论上对“违法”的广义解释与实践中的狭义的“违法”解释有较大差别。理论上主张国家赔偿归责原则是违法归责的学者一般都认为，违法含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国家侵权主体的行为违反了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2）国家侵权主体的行为虽然没有违反上述文件的明确规定，但违反法的原则和精神；（3）国家侵权主体没有履行对特定人的职责义务，或违反对特定人的职责与义务；（4）国家侵权主体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或没有尽到合理注重。按上述“违法”广义的理解，既然包括违反成文法也包括违反法的原则和立法精神；既然包括作为性违法，也包括不作为性违法，广义解释倾向于受害人权益的保护。④但司法实践中通常将“违法”仅仅认为是法院的司法行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笔者认为我国现有的国情与法律传统，广义的“违法”解释在司法实践中不具有操作性。理由是，我国现有的民事、行政法官队伍真正实现职业化尚需一段时期，若以广义违法解释，势必造成大量国家赔偿案件发生。二是我国是一个成文法国家，法律的原则，法律的精神等非成文不是有可操作性的内容在实践中较成文法律难已把握和操作，现行法院民事裁判中引用法的原则与精神作为法律依据的也较为鲜见。

还有其他观点认为，民事行政司法赔偿归责采取违法或过错原则，即法院的司法行为违法或有过错都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还有的主张采取违法并过错原则，认为违法与过错的概念存在交叉，违法的民事、行政司法行为绝大部分存在过错，在一个条文中规定民事、司法行为违法或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存在重合的现象；实践中存在由于第三人的过错造成民事、行政司法行为违法，但作出司法行为的法院没有过错，作出司法行为的法院承担垫付责任；也有的主张采取结果归责原则，即不论是民事、行政司法行为是否违法，是否有过错，只要给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⑤

笔者认为，针对上述观点的合理性，考虑我国赔偿法实施十二年来的实际情况，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建议确立以狭义的“违法原则”为主，过错等其他原则为补充的归责原则体系。即将民事行政司法行为划分为一般的司法侵权行为与非凡的司法侵权行为两大类。将作为的司法行为确定为一般的司法侵权行为，如民事行政诉讼中的查封、扣押等强制性措施，从规范性的法律成文规定中可直接认定，是一个客观的判定标准，不必考量作出司法行为的过错。将不作为的司法行为适用过错归责原则。如法释（2004）10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民法院国家赔偿确认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中第十一条中第九项规定，对查封、扣押的财物故意不履行监管职责，发生灭失或者其他后果，给确认申请人造成损害的；这里就要强调是不作为中的主观因素；其是否有过错，强调了故意不履行监管职责，又如该解释第十项中的对已经发现的被执行财产，故意拖延执行或者不执行，导致被执行的财产流失，其不作为的司法行为的主观因素是否存有过错，但对上述情形，假如受到行政干预则属另外情形，在现有法院的司法体制下，地方国有企业、行政单位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法院司法地位的独立性并没有全面体现。此类不作为案件适用过错归责原则应予以严格限制。另外，因第三人过错导致的法院司法行为没有违法也没有过错、致使案外人财产损失的，应建立国家补偿制度。如甲与乙订立保管合同，甲是保管人，申请执行人丙提供执行甲的保管财产作为执行对象。被执行人甲又故意不向法院说明财产所有权，执行完毕后，申请执行人丙又不具备回转财产的能力，此时作出司法行为的法院在既不违法又不过错的情形下应承担的适当补偿责任。

四、执行依据被撤销前进行的司法拘留是否适当国家赔偿（即合法强制措施赔不赔的问题）

基层法院在执行甲与乙债务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乙在法律文书生效后的执行过程中，擅自转移了法院查封的物品并具有其他妨害执行的行为，该基层法院对乙进行了司法拘留。在终结后甲与乙的债务纠纷的法律文书经再审被上级法院依法撤销。针对执行依据撤销前的司法拘留是否适用国家赔偿存在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根据“民事诉讼错判不赔偿”原则，对此行为不应予以国家赔偿。民事诉讼错判通常表现为设定、变更、解除诉讼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发生错误，与刑事诉讼赔偿有严格的区别，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完全是刑事诉讼错判的被动承受者，侦查、检察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之间不可能处于平等地位。而民事诉讼的被告在其权益受到侵害时，既可以通过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向检察机关申诉提起抗诉等多种途径进行自身的权利维护，也可在执行错误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214条的规定通过执行回转来进行救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司法赔偿的归责原则是违法责任原则，确认违法是指以法律条文作为客观标准来衡量行为是否违法，因此只要在执行程序中对其司法拘留行为不存在违法性，即不能适用国家赔偿。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适用国家赔偿。理由是执行依据被撤销说明了执行依据的错误，在执行错误的执行依据的过程中，虽然执行行为严格依照了法律规定，但实际发生了被执行人人身自由受到侵害的客观事实，应参照刑事司法赔偿的结果归责原则。对被执行人应给予国家赔偿。

笔者的观点倾向于第一种观点，即对此类案件不适用国家赔偿，首先，按照法释（2004）10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民法院国家赔偿确认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的规定，此类案件的当事人既不属于第五条的规定的直接提出国家赔偿申请的六项情形。也不属于第十一条规定应当确认违法的十五种违反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因此将此类情形适用国家赔偿没有法律依据。另外，在我国再审制度尚不完善的现实情况下，法院的既判力会受到抗诉、当事人申诉、审判监督程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若当事人对判决不服，便以妨害执行对抗法院的司法行为，执行依据被变更或撤销后又申请国家赔偿，必然会导致鼓励被执行人妨害执行行为的增加，使执行秩序更加混乱。并且在执行依据变更或撤销前，被执行人可以先行配合法院司法行为，其损失可通过执行回转进行救济，妨害执行并不是其唯一选择的途径。

五、关于查封、扣押、财产保全、执行案外人财产的适用国家赔偿有关问题

近年来，案外人作为国家赔偿申请人的案件逐年上升，主要表现为错误财产保全案外人财产和错误执行案外人财产。其主要情形为以下几种：1、依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导致错误造成案外人损害；2、因申请人提供的执行标的物有错误造成案外人损害的；3、法院依职权作出错误财产保全和执行措施导致案外人财产损害的；4、因第三人过错导致财产保全、执行措施错误导致案外的财产损害；5、人民法院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导致案外人财产损害；6、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情形的；7、被保全人、被执行人或者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的保管人员违法动用、隐匿、毁损、转移、变卖人民法院已经保全的财产的；8、因不可抗力导致案外人财产损害后果的；9、被执行人将不属于自己所有的财产作为还款保证的，导致案外人财产损害的；10、申请执行人提供执行对象错误导致案外人财产损害的；11、被执行人占有财产明知占有财产不属于自己所有而又说明的，导致案外人财产损害的。

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仅指法院在民事、行政诉讼中，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三类违法情形、赔偿请求人有权要求赔偿，实践中，对案外人的财产发生了上述三类违法行为哪些属于赔偿范围，哪些不属于赔偿范围，由于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太过于原则，因此在处理法院司法行为侵害案外人财产在确定赔偿范围上存在较大争议。法释（2000）2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将第1项、第2项、第5项、第7项、第8项情形明确规定为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情形。其中第1项、第2项情形也是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具体体现，申请保全的申请人由于申请错误给被申请人造成的财产损失应当赔偿。申请人负有举证责任，在举证主张其权利的同时也负担有举证错误给他造成财产损失后应予赔偿的风险，体现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⑥第五项情形表现为非职权行为不能成为引起国家赔偿责任的原因，这种非职权行为只能因其性质而由其他法律加以调整。第7项与第8项情形体现作出司法行为的法院既无违法情形又无过错当然不适用国家赔偿。针对第3项情形，法释（2000）27号司法解释第三条也列举了六种司法行为应当确认为违法，但前提必须是违法。但第4项、第9项、第10项、第11项情形现行法律与司法解释均没有规定。第6项情形在法释（2000）27号司法解释第四条第三项予以规定，但实践中存有诸多争议。其具体规定为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是指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民事制裁决定、调解、支付令、仲裁裁决，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以及行政处罚、处理决定等执行错误。包括违法执行案外人财产且无法执行回转的。根据此项规定，导致案外人作为国家赔偿申请人必须符合以下三个条件，一是法院司法行为违法，二是被执行财产是案外人财产，三是不能执行回转。但根据执行回转的概念，是指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被依法撤销，由执行人员采取措施，强制一方当事人将所得的利益退还给原来被执行人，恢复到执行程序开始前的状况的一种制度。⑦由于案外人不是被执行人且侵害案外人的财产的案件执行依据一般情况下非经再审等程序一般都没有被撤销。即不存在执行回转的情形。因此应将此条应修改为：“违法执行案外人财产，且申请执行人无法将财产返还的。”

针对第4项、第9项、第10项、第11项的情形，均属于非法院司法行为唯一原因导致案外人财产损害的情形，法释（2000）27号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在民事、行政诉讼或者执行过程中，具有本解释第二条至第五条规定情形，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直接损失的赔偿责任。因多种原因造成的损害，只赔偿因违法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直接损失。

根据这一规定，在国家赔偿案件可否追加导致案外人财产损害的其他人员为共同被告或追加为第三人，现行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笔者认为，在程序上分别不同情况予以分别处理。首先确认法院的司法行为是否违法或存有过错。如第4项情形，第三人与申请执行人出伪证证实案外人财产为被执行人所有，导致法院作出处分性执行措施，若作出司法行为法院未尽审查义务或对案外人异议未进行听证，第三人与申请执行人与法院共同列为赔偿义务主体承担赔偿责任。法院仅对违法行为导致的直接损失承担责任，同理对第9项、第10项、第11项情形，应将作出司法行为的法院、有违法情形诉讼参与人、案外人存有过错致使损害结果一果多因的情况时，应当缕顺案件中的多个法律关系，各自区分责任，非凡是考虑到申请执行人取得案外人财产没有法律依据及被执行人过错，不能过分强调案外人权利，而忽视国家利益，亦不能强调国家利益，而不承担法院而司法行为的违法或过错而应负赔偿直接损失的责任。

六、关于时效的问题

结合我国国家赔偿法及其司法解释的关于时效相关规定，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时效是请求时效而不是诉讼时效，即不适用时效中断的规定。按照法释（2004）10号司法解释第3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应予立案……（三）确认申请人应当在司法行为发生或者知道，应当说知道司法行为发生之日起两年内提出。”根据本条规定，司法行为有实际开始发生时间，司法行为完成（结束）时间，确认申请人知道司法行为（损害）发生时间和确认申请人应当说知道司法行为（损害）发生时间等，这几种时间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完全重合，时效的起点也会完全不同，而本条规定又是一个选择性条款，并且确认申请人既包括案件当事人也包括案外人，对于不同的确认申请主体适用哪一标准确定时效会产生歧义。如违法查封、扣押、执行案外人财产确认案件中，在查封扣押之日是司法行为发生之日，经过拍卖、变卖执行也是司法行为发生之日，前者是司法行为的控制性措施，后者是司法行为的处分性措施，二者起算时效时间起点也各不相同。若以前者控制性措施计算请求时效起点，控制性措施尚未对案外人造成损害，案外人的申请很难进入国家赔偿确认程序，对案外显然不公平，因此，本条若以造成损害的司法行为发生之日为请求时效的起点更为客观和准确。

另外，在本条中“司法行为发生之日起两年内提出”与“知道、应当知道司法行为发生之日起两年内提出”的适用上应首先选择前者，只有在确认申请人经过举证作出合理说明后才能适用后者，假如这样规定会更加严格时效和便于操作，有利于诉讼程序的治理。

七、对法释（2004）10号司法解释第十一条十项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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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公共构筑物　国家赔偿责任　建筑物危险责任

据统计．我国每年有数万起因公共构筑物导致的损害案件发生，在这些案件中，能得到有效解决的却不足1000起这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我国法律在理论上对公共构筑物致害问题存在着不少空白和模糊之处．有必要对此问题做一番探讨，以形成自身的一套规则；另一方面，在《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颁布之前，对公共构筑物维护、管理的瑕疵致害上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由于立法的不清和理论的混乱．对于公共构筑物致害的责任如何认定以及对受害人的损害如何赔偿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各地法院在处理类似或相同的案件时，常常结果迥异或不尽一致，有的甚至拒绝受理这极大地影响了法律的严肃和权威。破坏了法制的统一性。而且也不利于对受害者合法权益的保护。鉴于以上。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公共构筑物致害的理论规则做深入研究．并在法律上予以明确。

对于公共构筑物致害赔偿的具体途径．各国做法不一。通常情况下，各国均将公共构筑物致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而在我国．公共构筑物致他人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害，为国家赔偿责任．抑或一般的民事赔偿责任．目前国内有两种不同的见解。有的学者认为公共构筑物致害责任应适用《民法通则》第126条的规定，即建筑物及其他地上物致害责任．应由建筑物及其他地上物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民事责任。实务上．判例认为属普通的民事赔偿责任．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贯彻了司法实务中的观点．依然认为公共构筑物致害赔偿责任是一种普通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有的学者认为公共构筑物致害责任属国家赔偿责任。确认公共构筑物维护、管理瑕疵致害为国家赔偿责任。在国外立法上，只有200多年的时间，这与国家赔偿责任制度的历史较短有关。众所周知。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法律遵循“国家不能为非”原则和“国家无责任说”理论．国家不是赔偿责任的主体。人民不得对国家提起侵权赔偿诉讼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实行民主政体。国家无责任说丧失了理论上和政体上的依据．确立了国家赔偿制度。至此．才出现了作为国家赔偿责任制度之一的公共构筑物致害的国家赔偿责任。

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公共构筑物致害赔偿的法律规定是法国。法国早在1799年的法律中．就已规定了国家行政部门应对公共建筑工程所致损害承担国家赔偿责任．但是直到1873年的勃朗哥案件，才通过判例法最终确立了国家赔偿责任制度．这只是该种国家赔偿责任制度的雏形真正在国家赔偿法中确立这种国家赔偿制度，是日本的《国家赔偿法》第二条。日本学者将国家赔偿责任区分为国家权力作用的赔偿责任与非国家权力作用的赔偿责任，后者再分为私经济关系的赔偿责任及非权力的公共行政的赔偿责任从明治以至大正初，只承认国家立于私经济关系当事人地位．可依民法典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大正5年以后的判例．承认国家基于非权力的公共行政(如公共营造物的设置和管理瑕疵)所致损害，可依民法典第717条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但基于公权力的行使所生损害的赔偿责任，却一直不被承认。直到二次大战后．于1947年颁布国家赔偿法，规定了基于公权力的行使所生损害的赔偿责任。国家赔偿责任制度终于得以确立1967年韩国制定《国家赔偿法》，第五条规定了上述赔偿责任。1973年《德国国家赔偿法》(草案)规定了上述国家赔偿责任，称之为公权力主体因其技术性设施之故障所生权力之侵害的赔偿责任。

在美国．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主权豁免原则仍起着支配作用1946年。美国通过了联邦侵权赔偿法．宣布放弃国家侵权赔偿责任的豁免特权，允许有关当事人对因联邦政府雇员在其职务范围内有过失的侵权行为．向美国提起侵权赔偿诉讼，对于人工构筑物致害的国家赔偿责任．并未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判例承认准许人民对国家供给的设施．因维护不当欠缺安全性而遭受损害者．可以请求赔偿标志英国确立国家赔偿责任的立法．是1947年颁布的王权诉讼法，该法宣布原则上放弃国家豁免原则．但对于人工构筑物致害责任亦未在王权诉讼法中明文规定．适用时需视该公务员有无违反义务之过失而定．实务上对于道路交通设置上的瑕疵、过失，国家应负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公共构筑物致害责任为国家赔偿责任．为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所承认。我国在1982年制定现行宪法时．立法者总结三十多年历史经验．借鉴上述各国关于国家赔偿法立法的成功经验，规定了第4l条第3款：“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

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这一宪法条文是建立我国国家责任制度的奠基石1994年5月制定了《国家赔偿法》。可以认为，我国国家赔偿责任制度已初步确立，尽管尚不完善将公共构筑物致害的国家赔偿责任错误地认定为普通的侵权责任．主要原因是将其混同于建筑物危险责任。建筑物危险责任源于古罗马法。虽然现代民法的建筑物责任与古罗马法的规定不同，但基本点具有一致性，即损害因建筑物而生在法国和德国．民法对建筑物危险责任的规定并不适用于人工构筑物致害的国家赔偿责任。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在没有颁布《国家赔偿法》之前．曾有过通过解释将公共构筑物致害责任纳入到建筑物责任之中。但在《国家赔偿法》颁布以后，公共构筑物致害责任不再适用民法第717条的规定．而是适用《国家赔偿法》第2条的规定。建筑物及其他地上物致害责任与公共构筑物致害责任是存在着区别的建筑物责任的根据有二：一为报偿理论，即受利益者负担建筑物所生损害：二为危险责任理论，即建筑物为危险之源，应由其所有人负危险责任道路及其他公共设施以满足公众需要为目的．其受委托管理之国家机关或公共团体并不享受利益．无法依补偿理论解释，即以服务社会公益为目的．亦无使所有人负担危险责任之理．因而危险责任理论亦难以适用道路。

管理责任属国家赔偿责任．其根据为“公共负担人人平等”理论。依此理论，国家出于公共目的，设置和管理道路及其他公共设施，为社会公众谋利益。如果因而损害某人的利益．就必须由国家对受害人予以赔偿．从而达到公共负担人人平等。

有的学者认为．道路等公共构筑物致害责任是国家赔偿责任．建筑物及其他工作物致害责任是一般民事责任。两者的主要区别是：一是适用对象不同。公共构筑物的适用对象是国有道路、桥梁、隧道及其他设施：建筑物责任为建筑物及其他设施倒塌、脱落。建筑物上的搁置物发生脱落、坠落：二是责任主体不同建筑物的责任主体是建筑物及其他设施的所有人或管理人：人工构筑物的责任主体是受国家委托管理国有道路及其他公共设施的国家机关或公共团体：三是承担责任的根据不同。建筑物责任的根据有二：报偿理论和危险责任理论公共构筑物责任的根据是公共负担人人平等理论：四是责任原则不同人工构筑物责任为无过失责任原则，建筑物责任为过错推定责任原则。

笔者赞同将人工构筑物致害责任纳入国家赔偿责任。在现代社会，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公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只靠公民个人已无法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尤其对道路等基础设施，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靠国家和社会来满足国家为保障人民福祉．有义务提供公共服务为增进人民福利，公共构筑物越来越多．随之公共构筑物对公民的致害也越来越频繁。因此法律对公共构筑物致害责任如何规定就显得愈发重要我国即使不能把因公共构筑物设置或管理瑕疵所造成的损害予以国家赔偿．至少也应当在一定范围内．对公共构筑物因设置或管理瑕疵所造成的损害予以国家赔偿。其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国的公共构筑物。如公路、桥梁、隧道等．绝大多数都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家行政机关的有关部门负责维护、管理，若对因维护、管理瑕疵不当造成的损害不予国家赔偿，势必造成许多损害实际上得不到任何赔偿。

其次．将公共构筑物致害责任适用民法规定不利于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民法通则》第126条规定的归责原则是过错推定原则，致害人只要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就能够免责。受害人还需举证证明维护、管理瑕疵或者存在设计缺陷，因公共构筑物存在维护、管理瑕疵或者存在设计缺陷致受害人受害时。才承担赔偿责任。在现代社会，科技水平越来越高。道路、桥梁、隧道等人工构筑物的维护、管理瑕疵或者设计缺陷由受害人来举证证明实属不易．这势必加重原告在举证责任方面的负担若将公共构筑物致害责任纳入国家赔偿范围。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致害人不能证明自己无过错而免责。只要存在损害事实。就必须承担责任，这有利于受害者获得实际的赔偿。凸显了对公民权利确实和周全的保护。

再次。维护、管理人工构筑物是行政机关的重要职责之一。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发展。这一职责必将日益加重。将其纳入国家赔偿范围。有利于促使国家行政机关增强责任心．精心设置或管理公有公共设施。减少和避免因管理人员的失职渎职、消极不作为造成的公共构筑物致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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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有公共设施 国家赔偿 公共服务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增强，出现了不少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赔偿案件，如重庆湛江彩虹桥坍塌事件、南京机场高速公路管理瑕疵案及郑州公益广告牌砸伤行人等等。[1]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过程中，对其属于民事赔偿还是行政赔偿一直难以断定，有按照民事赔偿判决的，也有按照行政赔偿判决的。这一问题在各界引起了广泛重视和争议，学者们的见解也存在较大差异，马怀德教授曾就此专门撰文论述其行政赔偿性质，南京大学法学院的宗延军教授和政法大学生院的吴华则均认为此类赔偿应属民事赔偿。本文认为此类案件应属行政赔偿，并应将其纳入国家赔偿范围之内。

一、我国有关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的现状

对公有公共设施概念，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见解，的施茂林先生认为，公有公共设施，系指行政主体基于公众共同之利益与需要，为增进人民福利，而提供与公众使用之各类有体物或物之设备，如道路、公园、广场、航空站、车站、停车场、学校、市场、港埠、休憩游乐设备、消防、医疗卫生设施及邮政、电信、自来水等公共设施。[2]而另一位台湾学者叶百修先生认为，公有公共设施是指国家因公行政目的，提供予公众或公务使用，而属其所有或管有之一切有体物或物之设备。[3]马怀德教授则认为，公有公共设施指由行政机关或其特许的公务法人设置或管理，供公众使用的设施，包括公路、铁路、桥梁、港埠码头、堤防、下水道、车站、机场、自来水厂、煤气供应站等。[4]还有学者认为，公有公共设施又称公共营造物，指道路、河川、港埠、自来水、下水道、机关办公处所、公共场所等。[5]综合以上观点，笔者认为，公有公共设施概念可分广义与狭义两种。从广义上讲，指因公共利益的目的，被行政机关设置管理的所有人工物、物及曾施以人工的自然加工物。包括道路、河川、桥梁、港埠、公园、广场、学校、公用电话亭、广告牌、车站、加油站……等。从狭义上讲，指行政机关为公益目的而专门设置并管理的设施，仅包括自来水、道路、排水系统、电力设备、广场、停车场、电信设备等。“设施”一词，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人为的工作物、设置物、有体物。所以狭义的公有公共设施就不包括自然物。然而法律是以保护权利为目的的，从这一价值取向来看，笔者认为广义的公有公共设施概念较为恰当，有利于保护公民的权利。

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我国国家赔偿的范围不包括公有公共设施致害。在现实生活中，凡是因公有公共设施的设置或管理不善造成公民人身或财产受损的情况，如某自来水塔因长期缺乏维修，致使其突然倒塌，周围邻居被砸伤，家具物品乃至居住房屋也被砸坏的，此类损害的赔偿责任，在《民法通则》中有相关规定。如《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在公共场所、道旁或者通道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没有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施工人应承担民事责任。”该法第一百二十六条亦规定：“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损害的，他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显然，根据法律条文的规定，应由“施工人”、“所有人”、“管理人”，而不是国家独立承担赔偿责任。

当时立法机关的考虑是，公有公共设施因设置、管理欠缺发生的赔偿问题不属违反行使职权的问题，不纳入国家赔偿范围，受害人可以依照民法通则有关规定，向负责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请求赔偿。[1]同时，有学者认为，从我国的经济制度来，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国有经济则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在我国，几乎一切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中型工矿企业、铁路、邮电、桥梁、堤坝、水电站等设施，都属国家所有。如果把这一类设施的致人损害责任也列入国家赔偿范畴，将会使国家赔偿的范围扩展至整个国有经济领域，这既非国库财力所及，也违背了国家赔偿法最初的立法旨意。[2]所以，应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纳入民事赔偿范畴，适用民事诉讼程序解决。

二、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纳入我国赔偿法的理由和现实可能

（一）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纳入我国赔偿法的理由

首先，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国情已经发生了变化，上述论点有其的局限性。国家赔偿法的确体现了对公权力的监督和规范，但随着现代行政从权力行政转向服务行政（给付行政），行政活动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不仅包括行使权力的行政行为，如行政处罚、行政许可，也包括提供服务的行为和行政事实行为，如公有公共设施的设置和维护，提供煤气、水、电等。而且，在现代社会，公民仅靠自力无法生存，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靠国家、社会和行政机关提供基本生存的需要。国家为保障人民福利，有义务提供公共服务，公民有权利用公有公共设施以及从政府得到福利给付。[1]所以，如行政机关疏于履行此种义务或未尽合理照顾义务，就构成不作为违法，由此给公民造成的损害，国家应承担赔偿责任。可见，国家赔偿责任不应仅限于权力行为，也应包括非权力行为，不应仅指作为违法，也应涵盖不作为违法。而且，“违法”也不应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违反法规，而应包括行为客观上缺乏正当性，即违反职务上的义务，滥用行政权，违反信赖保护，消极不作为等。所以国家不仅要对违法行使公权力造成的损害负责赔偿，也要对公有公共设施设置、管理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而造成的损害负责赔偿。[2]另外，如果注意现代国家在行使国家权力之外还提供大量公共服务的事实，将公有公共设施因设置、管理欠缺的侵权纳入国家赔偿范围，还能够全面反映现代国家的职能和公私的分界。

其次，这些观点将民事侵权责任与国家责任混为一谈，并未真正体现出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的性质。从公有公共设施的定义上看，凡是国家或公法人为特定的目的所提供设置的有体物或物之设备都属公有公共设施，包括文教设施、铁路设施、道路设施、医药卫生设施、港埠设施、游乐运动设施等等，其范围要比《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五条和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的范围广泛。并且，公有公共设施设置、管理者与利用者之间不是平等民事法律关系，只是公有公共设施利用关系。例如我国公路法规定了公路管理机构可以由主管部门决定行使公路行政管理职责，对出现损坏、污染路面，管理畅通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进行管理，有权检查、制止各种侵占、损坏公路、公路用地、公路附属设施及其他违反公路法的行为。[1]可见，公路管理机构是法律授权的组织，是行使行政管理职责的行政主体，在行驶公路管理和养护职责时，与利用者之间形成的只能是行政法律关系，而不是民事法律关系，不能适用民法中关于民事侵权责任的规定。同时，对公有公共设施利用者收费也不能证明利用者与设置管理者之间是民事合同关系。一般而言，这种收费不是营利性的，而是一种维护费，价格上以设置、管理成本为标准，目的上是为了养护、修缮公有公共设施，所以，利用者与设置、管理者之间不是以对价为基础的民事合同关系，公有公共设施致害也就不能适用民法通则中的等价有偿、过错责任原则。

最后，设置、管理公有公共设施的行政机关或特许法人、企、事业单位不应承担最终的赔偿责任，它们只能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因为设置、管理公有公共设施在当今已经成为给付行政时代国家的义务，但国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亲自管理所有公有公共设施，很多设施多以公务特许的形式或以行政合同、行政委托的方式交由具备资格和能力的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管理、维护。所以，在公有公共设施的法律关系中存在三方当事人：所有者（国家或其他依法拥有所有权的主体）、维护者（行政机关或其特许的或法律授权的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利用者（公民、法人），前两者之间是行政特许或行政合同、行政委托关系，公民与设置管理者之间是利用关系。公有公共设施并不能因设置、管理者的性质而改变其自身性质，由此产生的赔偿责任不应由设置、管理者承担，因为设置、管理者只是被委托者，由国家选任、受国家监督而实施行为，故它们只能作为赔偿义务机关，最终的赔偿责任应由所有者及义务负担者承担。如果将所有赔偿责任都推给这些非营利性的企业、事业单位，将会使其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而且使这类高风险部门、危险职业承担比其他部门更多的责任、这对它们也是不公平的。同时，如果赔偿责任由国家行政机关代表国家承担，也可以督促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精心设置或管理公有公共设施，减少和避免因管理人员的失职渎职、消极不作为造成的公有公共设施致害事件。

（二）将其纳入我国赔偿法的现实可能性

由上述论述可以看出，从现代行政的实质，公有公共设施的性质以及公有公共设施设置、管理者的法律地位等三方面，我国都应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法。这些虽然都是从上而言，但我国目前的国情也决定了现实中有必要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法范围。

首先，我国的经济制度在这十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的国家赔偿法制定于1994年，当时在我国国有经济遍布经济领域，公有公共设施多由这些国有企业负责设置、管理。并且，由于当时公有公共设施的经营管理体制仍处在改革过程中，立法者考虑，如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纳入国家赔偿范围将会给国家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但是，通过1999年宪法的修改，我们可以看出，现在经济领域中，私营经济也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有许多公共设施开始由私营企业设置、管理，变成“私有公共设施”，例如，房地产商在楼盘中间的空地上设置的锻炼器材，就属此类。这样公有公共设施的范围比过去缩小了许多，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也已经有了负担赔偿的能力。同时，我国的国有企业正在进行改组改造，摆脱困境。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范围后，也减轻了他们的负担，便于国有企业轻装上阵，迅速完成改革，走出困境。

其次，最大限度保护公民权利成为法治的目标，也成为各种立法的目标，包括国家赔偿制度，也经历了从“国王不能为非”的主权豁免到“无恶即无过，或无过即无责”的附条件之国家责任再到国家有责任及无过错的危险责任的演进。[1]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对公民权利的日益确实和周全的保护。国家赔偿法作为人权保障法当然应当全面、完善地保护公民权益，充分实现“有权利，必有救济，有损害，即应赔偿”的精神，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纳入其中已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和发展趋势，我国也不应例外。这样也能更加有利于保护公民权益，如果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纳入国家赔偿范围并确立无过错责任或危险责任原则，那么被告不能主张无过错而免除赔偿责任，只要存在违法侵权事实，就必须承担责任。这对公有公共设施受害者获得赔偿极为有利，尤其是对于豆腐渣工程的受害者，例如四川彩虹桥坍塌案的死难者都应有权要求并获得国家赔偿。除了举证责任方面有利于原告外，同时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纳入国家赔偿范围还有利于原告获得实际的赔偿，如果适用民法通则，向设置管理者索赔，很可能因设置管理者财力有限而使赔偿判决成为一纸空文，但国家赔偿的经费由国库列支，这一强大的后盾使公民的损害赔偿权落到实处。

最后，由于公有公共设施涉及到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公民对其需求日益增多，导致由于公有公共设施设置管理上的瑕疵侵害公民权利的现象也日益增多。在实践中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例如，赔偿范围过窄、赔偿数额偏低等。这些现象已经引起各界的广泛重视，可见将公有公共设施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是非常必要的。

三、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在适用上应注意的

，世界各国国家赔偿法的赔偿范围不完全相同，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国家对国家作用下的一切行为，均负责赔偿，包括非权力作用的公行政行为和私行为。这类国家主要有法国等；一种是国家对私经济行为之外的一切公行政行为负责赔偿，即不仅包括行使国家统治权的行为，也包括诸如公共设施管理、国立学校内部管理等非权力的公行政行为，但不包括私经济行为，如日本、韩国等；还有一种是国家只对限于国家基于统治权的优越地位而发生作用的行为负责赔偿，不包括公行政行为和私经济行为。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赔偿范围仅对职权行为予以赔偿，不包括公行政行为和私经济行为。那么，如果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我国应采取上述第二种方式，即日、韩所采取的方式，将私经济行为排除在外。这样可以适当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但是在实际适用时还应注意下列问题。

（一）关于区别公有公共设施的国家赔偿责任与公用的民事责任的问题

并不是所有公有公共设施致害均由国家依照国家赔偿法承担公法责任，对于由特别法规定的公用企业造成的损害应依特别法或民法解决，国家不负担赔偿责任。[1]例如，《铁路法》第58条规定，因铁路行车事故及其他铁路运营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邮政法》第五章规定由邮政企业或分支机构按照规定承担赔偿或补偿责任。要确定公有公共设施致害应为国家责任还是民事责任的重要标准应是关系的性质以及如何更周全地保护公民的权益。也就是说，国家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划分，应区别公民对公有公共设施利用的两种形式。第一种是直接利用，如公民在公路、桥梁上行走。直接利用者与设置管理者之间无合同关系。另一种是间接利用，如公民乘汽车，此时，公民首先与客运公司形成运输合同关系，如果因为汽车或客运公司自身的原因，损害公民利益时，由客运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或民事侵权责任，其次，公民还有对公路、铁路的利用关系，如果因为铁路维修、养护问题使公有公共设施未达到安全运营标准，发生车祸，公民因此遭受损失时，则为设置、管理者未尽安全义务，应由管理部门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履行国家赔偿的义务。

（二）关于公有公共设施设置或管理瑕疵致害的免责事由问题

目前，免责事由主要有预算不足和不可抗力两种。但对预算不足是否能作为免责事由仍存在争议。学术界有肯定说与否定说等两种不同见解。肯定说从对国家投资建设的财力，的程度以及因素的综合考虑，认为预算不足，可以作为国家的免责事由。否定说主要基于“国家赔偿法”的立法精神及公有公共设施设置或管理欠缺的判断标准，认为凡公有公共设施欠缺通常所应有的安全性时即属有欠缺，国家均应负赔偿责任，预算不足不得作为国家免责事由。[1] 预算多少，是国家内部编列的问题，属行为范畴，如以未列预算的立法措施违法为由请求救济，实际上不属法院裁判范围，也就不能依据国家赔偿法第二条提起诉讼。并且，公有公共设施的瑕疵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因其导致公民发生损害，如都以国家预算不足为由要求免责，就不利于对公民权益的保障，所以笔者赞同否定说。对不可抗力造成的公有公共设施致害案件，各国均认为国家可以不承担责任。但何谓不可抗力以及不可抗力的判断基准却各不相同。综合而言，所谓不可抗力，系指与公有公共设施本身无关的外在自然力（如：自然死亡、暴风雨、地震、雷击等）或第三人的行为（如：交通事故）引起事故的发生，已超越人类能力的界限，为人类的知识经验所无法避免，也无法防止损害的发生的状况。公有公共设施设置或管理的欠缺是否因不可抗力所致，并无客观外力作为判断标准，只能以设施设置或管理人的主观注意能力及注意范围为准，换而言之，是否构成不可抗力的原因，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应根据具体情况、背景与技术水准等因素作出判断。但是，国家主张不可抗力要求免责的，必须以该公有公共设施具备通常所应有的安全性为前提。例如，公有公共设施已经具备通常应有的安全性时，而因雷击或事故发生前第三人破坏避雷针的接地线，发生设置或管理上的欠缺，就可以认为是不可抗力；反之，该公有公共设施在设置时避雷针就不完整，或因疏于管理导致其不完整，纵然因为雷击发生事故，也不能认为是不可抗力。所以，是否属于不可抗力，应以事故发生当时，公有公共设施是否具备通常要求的安全性为判断标准之一。

（三）关于未设置公有公共设施的国家赔偿责任问题

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后，如果公民以国家应设置公有公共设施而未设置造成损害为由提起国家赔偿，法院应否受理，值得探讨。例如，山区要道经常山崩发生落石，公民驾车经过时，遇见落石崩土，将其轿车击毁，公民能否以国家未设置防护措施为由，要求国家赔偿。笔者认为，讨论这一问题要从法条所称的“设置”的意义入手。一般各国法律规定的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赔偿责任均指，公有公共设施因设置或管理有欠缺，侵害公民生命、身体、财产而言，依字面解释，所谓“因设置有欠缺”，是指设置最初就有不完整的缺陷，而原始欠缺该设施应有的通常安全性，使设施有危险性而存在瑕疵。所以这里的“因设置”应该指已经有设置而言，尚未设置、未予设置、未有设置、不设置都不包括在内。[1]这也因政府施政范围广泛，不可能在任何地点设置所有设施，也没有哪个政府拥有如此庞大的财力可以支付。而“管理的欠缺”，是指设置之后，因保管不善或欠缺注意，致公共设施欠缺通常安全性，具有危险性存在而言。由于管理作用甚广，不仅指动用人员维护、看管、照顾、驻守，还包括改良、维持、修缮等行为，这些改良行为，往往涉及加设、增建某种材料、器具等情形，例如篮球架腐朽，予以更新；桥梁凹陷，予以修补。所以管理行为中，经常包括设置的情况，在感觉上容易让人误认为未设置公有公共设施也涉及国家赔偿责任。为了使涉及加设、增补、修建等管理行为与设置相互区别，笔者认为应分下列三种情况进行。第一，道路、桥梁等各类公共设施，如是建立、建造新的主要设备、基础结构或主要工程等，并设置照明、安全等设备，已具备设施形态的，均属设置之类。第二，公共设施已设置后，如为加强设施的安全性、稳定性、坚固性、实用性，所设置的排水、通风、卫生、照明等设备，不论是辅助或附属设备，均属管理的作用，不能认为是设备问题。第三，如公共设施已经腐朽破损，对其给与更新、改建、重造时，则为设置，不属管理作用。

综上所述，无论是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应属行政赔偿，应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应完善国家赔偿法，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纳入国家赔偿范围，并在赔偿额的标准、归责原则等方面作相应修改，尽快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以填补目前我国国家赔偿法领域的这一空白。 ：

[1]翁岳生编：《行政法2000》（下册）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2]何孝元著：《损害赔偿之》，商务印书馆，1958年11月版。

[3]曹兢辉著：《国家赔偿立法原理研究》，三民书局，1986年版。

[4]陈新民著：《公法学札记》，三民书局，1995年版。

[5]肖峋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理论与实用指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4 年7月版。

[6]金立琪、彭万林、朱思东著：《国家赔偿法原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

[7]刘清景、施茂林、吴义雄等著：《国家赔偿法》，世一书局，1970年版。

[8]廖义男著：《国家赔偿法》，著者自任发行，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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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先行处理 赔偿义务 国家赔偿

一、先行处理行政赔偿程序的概述

先行处理程序是指赔偿请求人请求赔偿时，先向有关的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请求，双方就有关赔偿的范围、方式、金额等事项进行自愿协商或由赔偿义务机关决定，从而解决赔偿的一种程序制度。赔偿义务机关拒绝受理赔偿请求；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赔偿决定的，受害人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二、我国先行处理行政赔偿程序的意义

行政赔偿先行处理程序是国家赔偿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确定的制度，主要就是赔偿义务机关的先行处理程序。其制度设计目的在于通过赔偿义务机关自行解决赔偿问题来达到便民、提高行政赔偿效率等目的。其意义如下：

（一）便于受害人及时得到赔偿

先行处理使得受害人可直接找到责任方面对面的提出赔偿，使行政赔偿问题能够及时解决，这样不仅解决了受害者的赔偿问题，而且同时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由于先行处理程序要简便快捷一些，所以如果大量的赔偿争议都能在先行处理阶段得到妥善处理，而不是到行政诉讼程序才得以解决，那么不仅受害者的损害赔偿得到了及时救济，而且使得先行处理决定效力的不定期状态提前得以确定，进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二）由相关案件的行政主体做为行政赔偿义务机关，有利于赔偿的妥善处理

由于行政赔偿案件是由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在具体的行政行为过程中引起的，行政机关对该具体行政行为造成的具体损害有多大，能给予比较具体的准确判断，所以，设立先行处理程序让该行政主体解决赔偿问题，就是通过案件实施者使得受害者的损害得到合理妥善的赔偿。由于行政程序本身具有的简便快捷等特性，更有利于受害者对自己权利的保护。

（三）可协商处理，有利于申请人自行接受赔偿结果，便于社会和谐

先行处理程序中双方可以通过协商方式自愿接受并决定赔偿方式，赔偿数额等具体相关事项，这样的处理结果更能安抚人心，息事宁人，有利于行政赔偿案件处理的实际效果，而且在当今社会维稳任务较大的现实环境下也更有利于社会和谐。

（四）降低法院诉讼负担

先行处理犹如一张过滤网，将行政机关能够自行解决的赔偿限制在行政机关内部，而不进入司法程序，这可以减轻人民法院处理行政赔偿案件的负担，节省人民法院办案的时间、人力和物力资源，也有利于受害人及时得到赔偿，减少诉累。如果大量的行政赔偿争议都到了诉讼阶段才解决，那必将提高受害方的或行政机关的诉讼成本，这样也就增加了大量的社会成本。

（五）体现了对行政机关的尊重

“行政职权之于赔偿义务机关，既是权利又是义务，是必须行使的，带有强制性，因而当正当职权的行使出现差错时，也应该让其有采取补救措施的机会。‘过错自纠’既表示对赔偿义务机关纠错能力的信心，又能够调动其努力工作的积极性。”体现了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的尊重，进而有利于行政机关修正自己的违法或不当行为，行政机关的自行改错，进一步有利于行政机关今后遇到相似案件可以直接作出更加准确的具体行政行为。

三、先行处理程序的弊端与完善

（一）先行处理程序的弊端

行政赔偿先行处理程序是我国国家赔偿制度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但现实中该程序的具体规定和实际运行方面却显露出了诸多不足，受到学者等相关人士的严厉批判，先行处理程序还必要继续进步。

1.行政机关不愿“自取其辱”

先行处理是否能为受害者及时有效解决赔偿问题，其关键就在于行政机关是否能及时有效的解决请求人的赔偿请求，如果行政机关在收到赔偿请求后能给予及时合理的赔偿，那么先行处理程序将必定达到其程序本身的应有目的。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该程序的应有功能并没有完全达到，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政效率以及当事人的权益。有些赔偿义务机关为了平息事态，往往采取程序外办法处理，或者案件久拖不决，以时间换取当事人的让步，对赔偿金一压再压。这样就导致了先行处理程序把受害者获得损害赔偿的时间和精力成本都有了大大的增加——如果先行处理过程中无法解决赔偿问题，受害者很有可能还会继续自己的赔偿请求之路进入行政赔偿诉讼程序。在“官本位”思想处于主导地位的中国社会现状下，想通过“先行处理”来解决行政赔偿争议，将行政赔偿诉讼消灭于萌芽状态，似乎并不现实；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受害人请求行政赔偿的程序和各种成本。

2.先行处理的程序具体规定的缺乏

先行处理程序的规定较为笼统，缺乏具体的程序规定。首先，先行处理程序的启动主体缺少行政机关这个角色，其实如果行政机关能够主动提出赔偿事宜，也许受害者会因行政机关的这种办事态度而更有利于双方的赔偿协商的定夺，其次，在行政赔偿先行处理中对赔偿申请的审理和对该申请的处理方面，都需要达到对效率和公正的要求，相对应的程序规定也就应该更加规范、具体。然而修正后的国家赔偿法对行政赔偿先行处理程序中本应具有的听证程序、处理决定等程序性事项都没有规定，这显然是行政赔偿先行处理程序方面的一大漏洞。

3.对赔偿决定的执行力无法律保障

任何制度效力的实现都首先要能够落到实处。行政赔偿先行处理程序的效力最终体现为行政赔偿先行处理程序的处理结果的效力。行政法中的法律效力分为执行力、公定力、拘束力和确定力，对照上面四个方面的效力来比较，我国现行相关法律规定中并没有规定赔偿义务机关作出的赔偿决定的法律效力。由此不难发现，先行处理程序的处理结果是否发生法律效力仍是我国赔偿法上的一个漏洞。首先，受害者对该赔偿决定没有申请执行的法律依据，其次就更没有对该决定进行强制执行的相关法律规定了。这样，如果行政赔偿义务机关不执行先行处理决定的情况下，而赔偿请求人想要提起行政诉讼又可能会过了诉讼期限，那么该受害人的赔偿申请将会面临根本无法得到解决的困境，这不仅是先行处理赔偿决定的执行力的无法律保障，甚至是对国家行政赔偿的一种阻碍。还有，行政赔偿的先行处理程序的目的就为了能让受害者得到切实的赔偿，维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但现实中又没有对执行该决定的执行程序的相关具体规定，如果做出的赔偿决定根本都无人执行，那这个决定则变为一张白纸，这样受害人只能继续就该赔偿争议进行复议或者诉讼，也即对同一争议从新开始赔偿之路，而且也浪费了大量的国家行政资源。

（二）对先行处理程序的完善

1.听证程序

“听证程序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前给予当事人就重要事实表示意见的机会，通过公正、公开、民主的方式达到行政目的的程序。就起作用而言，应适用于所有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为了防止先行处理程序的形同虚设，仅仅设置听取意见当然还是不够的，在行政机关作出处理决定的过程中也可增设听证程序，听证的设定当然也可参考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过程中听证程序的相关规定。

2.回避制度

回避制度是人们追求法律公正的结果，在整个先处理程序中也必少不了行政法比较热衷的回避制度，这样在一开始也就保证处理的公平性，维持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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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司法赔偿、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是指诉讼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提供证据进行证明的责任。包含双层含义，即行为责任与结果责任。行为责任是当事人就其诉讼主张向法院提供证据的责任，结果责任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案件事实时所要承担的败诉风险，也就是当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由依法负有举证责任的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责任。对举证责任的这个界定是近年来我国诉讼法学界的通说。[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称行政证据规定）和《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民事证据规定）的公布实施标志着民事、行政诉讼的证据规则形成了比较完整科学的体系，各自的举证责任的规定也更加完善。相比较国家司法赔偿案件的举证责任在法律上仍是空白，最高院也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仍处于三大诉讼改革初期的水平，国家司法赔偿案件的审理带有严重的超职权主义倾向，与公正效率主题和现代司法理念极不相适应。最高院要求各级法院对国家赔偿案件的证据制度进行研究、探索。本文将从国家赔偿案件的举证责任的现状，国家司法赔偿案件与民事、行政案件的特点比较，民事、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析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推导出国家赔偿案件的举证责任。

一、国家赔偿案件举证责任的法律规定的现状

《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赔偿法）第十二条（二）项规定，申请书应当载明：“具体的要求，事实根据和理由”，除此以外，赔偿法条文中没有其它有关证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赔偿案件程序的暂行规定》（下称赔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规定：赔偿委员会根据审理案件的需要，可以通知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和复议机关的有关人员或者相关证人提供有关情况、案件材料、证明材料或者到人民法院接受调查。第十条规定了赔偿委员会调查材料应当分别进行。

除上述规定以外，法律、司法解释没有其它有关赔偿委员会审理赔偿案件的举证责任的规定。

赔偿法第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申请书应当载明“具体的要求、事实根据和理由”，显然是对申请书的内容的要求，而不是对赔偿请求人举证责任的规定。《赔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规定赔偿委员会根据审理案件的需要，既可以通知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的有关人员提供证据案件材料，又可以通知相关证人提供证明材料，还可以直接调查取证，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究竟赔偿委员会应当让哪方提供什么证据、自己应当调查收集哪些证据，如果赔偿请求人或者赔偿义务机关不提供或者不能提供证据应当承担什么责任，赔偿委员会应当如何处理均没有章法可以遵循，对于一些真伪不明的事实，赔偿委员会要么久拖不决，要么糊里糊涂的作出主观臆断的裁量。这样认定事实既不是理论上的客观真实，也不是按照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得出的法律真实，而是法官自主做出的无奈选择。由此可以看出目前的赔偿法、司法解释对赔偿案件的举证责任规定几乎是空白。法律、司法解释设定的审理司法赔偿案件的模式完全是行政决定的模式，带有强烈的职权主义色彩。

2002 年最高法院号召各级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采用听证程序，我省法院也于当年制定公布实施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赔偿案件听证程序的规定（试行）》，要求全省法院赔偿委员会遵照执行。该规定十四条规定“听证参加人享有就司法赔偿有关问题进行陈述、申辩、举证、质证”的权力，十五条又规定，听证参加人应当履行“如实陈述，依法举证、质证”的义务。2004年7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家赔偿案件实行释明制度的暂行规定》第六条、第八条规定：（一）要求赔偿除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不需要提供证据证明的情况外，应当提供证明司法侵权损害事实与结果的证据，以及赔偿范围方式和赔偿的法律依据等，不能提供相应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有关事实的，可能面临不利的法律后果。此规定较《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赔偿案件听证程序的规定（试行）》的规定有较大发展，明确了赔偿请求人的举证责任的行为责任，但是规定的结果责任是“可能面临不利的法律后果” ，不是确定的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解决国家赔偿案件的举证责任是我国司法改革和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

二、司法赔偿案件与民事、行政案件的属性比较及举证责任的可借鉴性

司法赔偿案件、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各有自身的特性，又有其共性。

（一）侵权主体。司法赔偿案件的侵权主体是司法机关（即行使司法权的公安、检察、法院、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民事案件中的侵权损害案件的侵权主体一方是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行政案件的侵权主体是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二）责任主体。司法赔偿案件的责任主体是国家，其责任主体与侵权主体不一致；民事案件的责任主体就是侵权主体（除极少数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外）；行政案件的侵权主体是国家行政机关，行政赔偿案件的责任主体是国家。

（三）主体的地位、信息占有的特点。民事案件的诉讼主体双方均是平等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他们平等地依法享有权利，履行义务，参加民事活动，各方掌握信息资料优势平等。行政案件的被告是国家行政机关，原告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属于管理和被管理关系，行政机关处于优势地位，在做出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代表国家行使行政管理权，一般享有调查等权利，具有占有、控制大量信息资料的优势，而原告处于被管理的被动、弱势地位，掌握、占有较少的信息资料。

司法赔偿案件的赔偿请求人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而被请求赔偿赔偿义务机关是依法享有国家司法权的国家司法机关，其权利带有国家强制力的特征，在司法活动中起决定、支配性的作用，处于优势地位，与行政案件的被告国家行政机关的优势地位相比较，具有更强的特点，在司法活动中占有、控制大量信息，而赔偿请求人处于弱势地位，占有控制的信息资料较少。

（四）争议的原因、内容、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的方式。从争议的原因、内容看，司法赔偿案件是由于司法机关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给赔偿请求人造成了人身或财产损害进行的赔偿。民事案件中的侵权赔偿案件是由于一方当事人（被告）的侵权行为侵犯了对方的人身和财产权利，对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都是原告方和赔偿请求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利被侵犯。行政案件的形成原因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给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与司法赔偿案件的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使职权给赔偿请求人造成损害相似，都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都是在行使职权过程中造成的，都是代表国家的管理行为，行政案件与司法赔偿案件的违法行为给原告、赔偿请求人造成的损害后果不同，前者可以是现实的损害，也可能是潜在、间接的损害，后者是已经造成的直接损害（虽然也会造成间接损害，赔偿法规定间接损害不属于赔偿范围）。人民法院对二者处理的方式不同，前者是法院裁判维持、撤销、责令重新做出行政行为等，后者是法院决定是否赔、如何赔、赔多少。

（五）是否有前置程序。民事诉讼一般是原告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没有前置程序；行政诉讼是行政案件的原告对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为提起的诉讼，在行政机关做出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已经依法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然后研究做出决定，经历一个完整的法律程序。司法赔偿案件必须经过违法确认的前置程序。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的司法赔偿案件，还要有赔偿义务机关的先行决定、复议程序或者人民法院的决定程序。

（六）民事和行政诉讼都是两审终审制，赔偿委员会的决定为一审终局决定。从上述三类案件的特性分析可以看出，司法赔偿案件、行政、民事案件，分别有许多相同的客观属性，也有不同的客观属性，这些相同的属性决定了他们应当遵循同一的规律、规则，不同的属性决定了他们又不可能完全遵循同一的规律、规则，而又有各自的规律、规则。民事举证责任是民事案件当事人在诉讼中应当遵守的举证规则，因为民事案件与司法赔偿案件有许多相同的属性，所以应当适用相同的举证责任，民事案件与司法赔偿案件又具有不同的属性，二者不应当适用完全相同的举证责任。同理，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应当有的适应司法赔偿案件，有的不适应司法赔偿案件。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国家赔偿制度，有的国家适用行政诉讼程序解决行政赔偿争议，有的国家适用民事诉讼程序解决行政赔偿争议。[2]这是移植民事、行政举证责任到司法赔偿案件的事实证明。

三、由民事、行政案件举证责任的确定原因推导司法赔偿案件的举证责任

（一）行政案件的举证责任

行政证据规定确定的举证责任，是根据行政诉讼的特点规定的，正如李国光副院长在《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新闻会上的讲话》指出的“行政证据规则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突出了行政诉讼特点，行政诉讼是以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为核心的诉讼，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很重要的内容是审查被告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认定事实和它所依据的证据，该事实、证据具有很强的案卷主义色彩（也称复审性），应当由被告负举证责任。证据规定体现了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特色和保护弱者，追求实质上的法律平等的精神。”[3]根据上述精神，行政证据规定了如下举证责任， “被告对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供据以做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这条规定明确了被告对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包括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制定这一条规定的主要原因就是被告在做出具体行为时就已经调查收集了证据，而且应当是充足的证据。“行政机关做出具体行政行为应当基于已经调查的证据，先调查，后决定？？是依法行政的重要程序规则”。[4]行政机关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一般已经经历了一个完整的法律程序（如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行政审判是一种由法院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复审，类似于上诉审。行政审判的事实认定是以行政程序搜集的证据为基础，对其在获取和处理证据及得出事实结论上是否符合法律要求进行审查。被告负举证责任，实际上就是由被告将其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案卷’‘移送’给法院。因此，被告负举证责任是行政诉讼的复审性质的必然要求 [5].”

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的赔偿案件，依照赔偿法规定，赔偿义务机关是检察、公安、监狱管理机关的，赔偿请求人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要求赔偿。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做出决定，逾期不予赔偿或者赔偿请求对赔偿数额有异议的，赔偿请求人可以向其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复议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决定。赔偿请求人不服复议决定，可以向复议机关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赔偿请求人也可以向复议机关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赔偿义务机关是人民法院的，对赔偿义务机关的赔偿决定不服的，可以向其上级人民法院的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的赔偿案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赔偿义务机关作出决定的，这类案件先经过了赔偿义务机关的决定程序，有的还经过了复议程序，这类案件类似于行政诉讼案件，具有“复审性”；另外一种是赔偿义务机关逾期未决定的案件，不具有“复审性”。

对于具有“复审性”的司法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在赔偿义务机关的决定程序中已经提供了证据，按照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办理司法赔偿案件的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在赔偿决定的程序中有责任查明事实，然后作出决定。这类案件，在这种程序中已经收集具备了大量证据，形成了“案卷”，赔偿委员会审理的这类案件与行政诉讼案件具有相似的复审性，因此，这类案件的行为意义的上举证责任，应当由赔偿义务机关提供，经复议，复议机关亦应提供，而且应当提供其在决定、复议程序中的全部证据。这一点是由赔偿委员会审理的这类案件与行政诉讼案件具有相似的复审性决定的。

是否应当由赔偿义务机关承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呢？赔偿委员会审理的这类案件，虽然具有“复审性”，但是，由于赔偿委员会审理的这类案件是解决赔偿义务机关的赔偿决定，在是否赔、如何赔、赔多少方面是否正确的问题，对于正确的决定，应当驳回赔偿请求人的请求，维持原决定，对于赔偿请求人的请求有理，原决定不当的应当变更，作出新的决定。而行政诉讼要解决的问题，是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对于合法的应予裁判维持，对于不合法的应予裁判撤销、责令重新作出、确认违法，对于少量的有限变更。由于行政诉讼是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司法监督，司法机关受司法权不能代替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的限制，行政诉讼的一个重要职能是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正因如此，行政机关即被告应当对自己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如果不能证明其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将承担被人民法院撤销、确认违法、责令重新作出的后果，即败诉责任，相对的原告就胜诉，实现了诉讼的目的。对于司法赔偿案件来说，假如确定赔偿义务机关对其赔偿决定负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那就是说，如果赔偿义务机关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或者卷中的证据不能证明）决定的正确，就会承担其决定被赔偿委员会撤销或者变更的法律后果，这个法律后果对赔偿义务机关、赔偿请求人意味着什么呢？

（1）对于决定不予赔偿的案件，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决定是正确的，如果所提证据能够证明其决定的正确，则其主张得到赔偿委员会的支持，赔偿赔偿义务机关胜诉，赔偿请求人败诉（这一点符合下面论述的赔偿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对免责事由负举证责任）；如果所提供证据不能证明其决定的正确性，出现真伪不明的情况，也就是决定依据的证据不足以确定事实真伪，按照举证责任原理，由负举证责任方即赔偿义务机关承担败诉的后果，赔偿委员会撤销其决定，对赔偿请求人来讲，既然是真伪不明，那也就是赔偿请求人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待证事实，其主张应赔的请求也不能支持，因此赔偿委员会的决定内容要撤销赔偿义务机关的决定，又不能让赔偿义务机关重新作出决定（没有法律依据），也不能支持请求人的主张作出赔偿决定。结果是赔偿委员会无法结论，请求人实质上也是得到了赔偿委员会不予支持的法律结果。从最初请求人提出申请的层面考虑这个结果与法院赔偿委员会维持赔偿义务机关的决定是等价的法律结果，即赔偿请求人得不到赔偿。赔偿义务机关对不赔偿决定承担举证责任的设置的意义在于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法院据此确定由负举证责任方承担败诉责任，与此相对的一方将获得胜诉。从上述分析看出，对于赔偿义务机关决定不予赔偿的案件将没有一方胜诉，双方都败诉，因此，这样规定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2）对赔偿义务机关的决定赔偿的决定不服提出的请求案件。如果让赔偿义务机关对其作出的决定赔偿的决定负举证责任。赔偿请求人对此决定不服主要是数额异议，认为决定的数额小，或者是应当返还原物或者是恢复原状的决定形式不恰当，返还原物不服就是原物的价值已经降低了，实际上还是数额小的问题，恢复原状，如达不到原状的程度继续恢复，实际上也只能数额小的问题。对这样的决定，规定由赔偿义务机关举证，按照行政证据规定的被告举证原则，那就是赔偿义务机关对赔偿决定负举证责任，如果举证成功那么决定被维持，如果举证不能决定将被撤销或变更赔的更少，这样又出现双方败诉的结果。对于赔偿请求人超出决定的部分，让赔偿义务机关举证，在决定程序中其没有支持，现在让其证明赔偿请求人申请的有利证据，一是主观上其没有积极性，二是其对损害后果并不具备占有证据的优势，三如果举证不能，赔偿请求人的主张得不到支持（败诉）的后果，正是赔偿义务机关的愿望，举证不能由对方承担不利后果，不符合举证责任设置的目的，因此也是不妥当的。

综合（1）（2）分析，赔偿委员会审理的带有“复审”性质的案件的举证责任，让赔偿义务机关承担是不恰当的。为什么都带有“复审”性，行政诉讼由被告负举证责任而司法赔偿案件不能由赔偿义务机关负举证责任呢？其内在原因还是案件属性造成的，赔偿委员会可以变更赔偿义务机关的赔偿决定，行政审判不能变更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但是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应当把决定程序中的全部证据材料移交赔偿委员会。

行政证据规定第二条规定的是被告补充证据的限制，“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其在行政程序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者证据的，经人民法院准许，被告可以在第一审程序中补充相应的证据。”这条规定在理论界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的起草者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其在行政程序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者证据的，为了体现诉讼的公平，应当允许被告可以在第一审程序中补充相应的证据。有的认为即便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其在行政程序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者证据，也不应当允许被告补充新证据，理由是行政诉讼的复审性决定的。司法赔偿案件的复审性与行政诉讼的复审性不同（前面已论述），此外，庞大的行政机关，包罗万象的行政管理行为，理应要求证据充分、事实清楚，限制其补充证据，具有较大的实际意义，相比较，司法赔偿案件较少，为了赔偿法的目的实现，应当允许赔偿义务机关提供补充证据。因此这条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不能适用司法赔偿案件。

行政诉讼中原告的举证责任。行政证据规定第五条“在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这一条规定的是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的举证责任，行政赔偿是国家赔偿的一部分，与司法赔偿共同组成国家赔偿，因此这条规定对确定司法赔偿案件的举证责任有借鉴价值。行政赔偿诉讼，是因为被告的违法的行政行为，给相对人造成了损害，相对人（原告）提起的要求赔偿的诉讼。引起行政赔偿诉讼，一般的必须有一个违法的行政行为或者违法的事实行为，违法的行政行为或者违法的事实行为由行政诉讼进行确认，是行政赔偿诉讼的前置程序。既使在同一诉讼中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与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诉讼仍然是两个性质不同的诉讼，必须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是否违法予以确定，适用的是行政诉讼程序的举证责任，再进行赔偿的诉讼，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诉讼程序。行政赔偿诉讼由原告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行政证据规定的起草人认为，“区分复审性行政诉讼与非复审性行政诉讼仍然是划分原告是否需负举证责任的基本界限。在非复审性行政诉讼中，被告就不能对全部事实负举证责任。非复审性行政诉讼，无从谈起以‘案卷’为基础的复审。当然，此时即使要求被告负举证责任，也是出于‘案卷复审’以外的原因，如可能考虑被告有举证的优势等。”[6].“在行政程序中，原告处于弱势一方，特别是在收集证据上更处于弱势地位，为保护其合法权益不受违法行政行为的侵犯，诉讼程序中的举证，必须充分考虑这种因素，使原告在诉讼中与被告处于实质上的平等地位。”[7].

由于行政赔偿诉讼，不具备“复审性”的属性，所以在行政赔偿诉讼中不能采用行政诉讼中的被告负举证责任的原则，现行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也是这样规定的，在理论和司法实务界也是一致的认识。赔偿委员会审理的司法赔偿中的“逾期未作赔偿决定的案件”也不具有“复审性”的属性，因此亦不应采用行政诉讼中的被告负举证责任的原则。是否应当由原告对行政赔偿诉讼承担全部举证责任？《行政诉讼法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三项规定，原告“在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证明因受被诉行政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失的事实。”按照字面解释，原告须对被诉行政行为与损害事实的因果关系负举证责任。“考虑到证明因果关的难度较大，行政证据规定第五条免除了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只要求其对受到损害的事实举证。”[8]这里的“原告证明具体行政行为与因果关系难度较大”应该是指的被告有客观上的举证优势，即占有较多信息的优势，在行政程序处于优势地位，而原告占有较少信息、处于弱势地位，“加之原告对被告一方内部组织，加害公务员情况及损害行为依据等很难完全了解。”[9]显然行政证据规定对行政赔偿诉讼中的原告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完全符行政赔偿诉讼的案件特点，至于“因果关系”，由于该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由哪方负担，容易造成司法实践中的混乱。由于司法行为较行政行为具有更强的强制性，使司法机关的优势地位更强，赔偿请求人的地位更弱，司法机关占有更多的信息，赔偿请求人占有更少的信息等特点，因此对于司法赔偿案件应当由赔偿请求人承担违法司法行为造成的损害事实、损害结果负举证责任，免除其对违法司法行为造成的损害事实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的理由更为充分。如被刑拘的嫌疑人人身伤害的因果关系，嫌疑人的人身完全被公安机关控制，对于伤害其身体的工具等证据无法提取获得，对于公安机关则非常容易。免除其对违法司法行为造成的损害事实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非常符合司法赔偿案件的属性。是否应当由司法赔偿义务机关负担对违法司法行为造成的损害事实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呢？本人认为由司法机关对违法司法行为造成的损害事实的因果关系的负担举证责任也是不妥当的，因为这个因果关系既不是其主张，又对其不利，如果让其承担举证责任，就象刑事诉讼中让被告人自证有罪一样，是不恰当的。较为合理的方案应当是：赔偿请求人对违法司法行为造成的损害事实的因果关系负有初步的举证责任或者称为释明责任，也可以叫做合理的说明责任。这个说明责任要求赔偿请求人说明损害结果是因为违法司法行为造成且仅仅是可以造成即可，这个说明可以用证据证明，也可以分析说理，只要达到令人信服所指的违法司法行为可以造成所指的损害结果即可，而不必达到确定所指的违法司法行为造成的损害结果。

赔偿请求人对因果关系的合理说明责任，主要是基于对司法赔偿案件的特点考虑，如司法机关的优势，赔偿请求人的弱势，司法行为的过程由司法机关控制，赔偿请求人被动服从，司法行为具有国家强制力保障，司法机关掌握控制信息量大的优势等。如在刑拘中刑讯致伤的事实，如果让赔偿请求人提供证据证明因果关系，赔偿请求人除了自己的陈述和自身上的伤情外，如刑讯的工具，证人证言等是没有可能提供的，但是让其进行合理说明完全能够做到。因果关系是构成司法赔偿的必要法律要件，仅由赔偿请求人合理说明，就认定存在因果关系，有可能造成一些案件的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距离较远，甚至相反。为了实现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尽量接近，考虑到赔偿义务机关在人力、技术、资金、职能上的资源等优势地位，控制、占有较大量的信息、是责任主体的代表和侵权主体等特点，调动其在赔偿程序中的积极、主动性，应当确定赔偿义务机关对证明“因果关系”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违法司法行为与赔偿请求人提出的损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如果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或者所提供证据不能充分证明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则赔偿请求人的合理说明成立，认定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存在因果关系。这样就明确了赔偿义务机关负有排除“因果关系”的责任，能够充分发挥其主观上的积极和充分利用其客观上的优势。如司法机关的查封、扣押等侵犯财产的违法行为，被查封、扣押的财产或者是司法机关保管，或者是委托他人保管，或者责令赔偿请求人自己保管，司法机关仍然具有控制被查封、扣押财产的优势，决定如何处理、何时处置等，仍然比赔偿请求人占有更多的信息优势，即便是责令赔偿请求人保管，也是举证责任发生了转移，基于司法机关的责令，而转到赔偿请求人，查封、扣押机关对被查封、扣押的财产具有法律上的监管义务，如果出现了被查封的财产损害（如腐烂等），是违法查封造成的，如超标的查封等，这种情形下，让赔偿义务机关对“因果关系”负排除责任，也完全合情、合理的。

行政证据规定第六条规定“原告可以提供证据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原告……。”这条是对行为责任的规定，即如果原告主张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有权提供证据证明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如果所提证据不能证明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并不一定承担败诉责任，被告仍应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司法赔偿案件，这条规定也有一定借鉴意义，如可以规定赔偿义务机关或者复议机关可以提供证据证明赔偿请求人主张的损害事实、结果不存在，如果所提证据不成立的，不免除赔偿请求人对损害事实、结果的举证责任。这样规定有利于赔偿义务机关的主张的实现，对维护国家利益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民事诉讼证据规定

民事证据规定第二条第1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这一条规定从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两方面意义上规定了民事诉讼当事人的一般举证责任。它是古老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经过漫长的民事诉讼的实践检验和从民事诉讼的法学理论和司法实务者不断探索、总结的智慧结晶。它主要是基于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双方的地位平等的特点，赋予当事人双方均等的举证责任。而司法赔偿案件的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的地位不平等的特点，不能完全适用这一规则。但是赔偿请求人应当对其主张的损害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这是因为司法赔偿案件中赔偿请求人的人身和财产损害与民事案件的人身和财产损害相类似的特点决定的。

民事证据规定第四条规定的几种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

第一，因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由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承担举证责任。按照民事诉讼一般举证规则，应当由原告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使用原告的新产品制造方法，而民事证据规定确定由被告提供证据证明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原告的新产品制造方法，采用了举证责任倒置。为何倒置？立法者这样解释“专利权人无法就制造同样产品的方法是否具有同一性而承担举证责任。专利权人无法进入对方企业内部收集证据；即使能够进入，也难以收集对方控制之下的证据。因为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和个人最了解和熟悉该产品生产过程和工艺，也具备记载、实验等证明能力和证明条件，由其承担证明责任既可以减少诉讼成本，又能在当事人之间最大程序地降低诉讼风险”[10]，这里的“最了解和熟悉该产品生产过程和工艺，也具备记载，实验等证明能力和证明条件”与司法赔偿案件的赔偿义务机关的特点非常类似。

第二，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对于这条规定立法者是这样解释的“具体的举证责任分配为：1、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受害人应当对其因环境污染所受损害的程度和大小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2、加害人的举证责任。第一，加害人应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第二，加害人应就受害人损害结果与加害人自身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按照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损害事实与侵权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本应由受害人证明。因为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不同于一般的侵权损害，其内在因果关系常常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利用先进的仪器设备方能作出判断和解释，而加害方相比受害人来讲更具备举证的能力和条件。因此，我们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让加害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实质上的公平和正义。”[11]

第三，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责任是指医疗机构在从事诊断、治疗和护理等活动中因过失导致病员人身损害的一种侵权责任。民事证据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立法者说： “我们根据医疗侵权诉讼的特点，在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中，根据医疗诉讼的特点，采取了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受害人应当就自己受到损害的事实和接受过医疗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医疗机构应当承担如下举证责任：第一，病员的损害结果与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12].医疗机构应当承担如下举证责任：第一，病员的损害结果与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第二，医疗机构不存在医疗过错。立法者对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因和医疗诉讼的特点是这样解释的“医务人员是以自己的专门知识和技能为病员服务的，其服务质量的高低，对于处于疾病折磨中的病员来讲虽可以感受到，但要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则难于上青天。病员不了解医学上诊疗护理的基本知识，更遑论医疗操作规程、注意事项了。误诊与否、治疗是否及时、手术或处置适当与否以及使用的材料合格不合格，等等，以此判断医务人员有无过错也比较困难。至于因果关系的判断，更需要专业人员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才能进行。可以说，在涉及到医疗侵权责任的认定问题上，普通病员、普通老百姓是无法证明作为专家的医务人员的过错与侵权因果关系之有无的。考虑到举证的难易，以及使受医疗侵权行为损害的病员或其家属有较多的获得赔偿的机会等因素，本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将过错和因果关系两项事实实行举证责任倒置。”[13]

上述三类民事侵权责任的举证责任都是在遵守“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规则的基础上，采取部分法律要件的举证责任倒置。如原告都应对主张的损害事实、损害结果等负有举证责任，由被告对免责事由，损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倒置）。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因，主要考虑了被告的举证优势，即占有控制证据的优势特点，相比原告具有的技术、资金、知识优势，损害事实的产生于被告的控制之下等特点，为了实现实质的公平正义，切实保护弱者的合法权益的目的。因此，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的几种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完成是与这些案件自身的特点属性相适应的结果。司法赔偿案件的特点，与上述几类民事侵权案件具有类似的特点，如司法赔偿义务机关控制司法活动的进程，赔偿请求人在司法活动中处于被动的弱势地位，司法赔偿义务机关占有、控制大量的信息证据，具有强大的资金、人力、物力、技术资源，熟练掌握法律专业知识，等等，这些特点，决定了在司法赔偿案件中应当由赔偿义务机关对其违法司法行为与赔偿请求人的损害事实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和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保护弱者实现赔偿法的立法宗旨，兑现宪法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庄严承诺。

综上所述，司法赔偿案件的举证责任应当如下分配：赔偿请求人的举证责任：1、赔偿请求人应当对违法司法行为造成的损害事实、损害结果提供证据。2、合理说明违法的司法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赔偿义务机关的举证责任：1、提供证据证明免责事由。2、提供证据证明违法的司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如果举证不能，则赔偿请求人合理说明违法的司法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成立。3、有权利提供证据否定赔偿请求人主张的损害事实、结果，不能否定的，不免除赔偿请求人的举证责任。

注释：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1版、第238页。最高院行政庭孔祥俊著。《民事诉讼证据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最高院民一庭著，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第15页。

[2]《国家赔偿法判解与应用》第72页，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张步洪著

[3]《行政诉讼证据司法解释及相关法律规范》第二页，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小文库编选组编。

[4]《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之评论》第87页，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甘文著。

[5]孔祥俊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第55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第65？66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孔祥俊著。

[7]《行政诉讼证据司法解释及相关法律规范》第28页，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

[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第65？66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孔祥俊著。

[9]应松年主编《行政诉讼法学》第334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10]《民事诉讼证据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第39页，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著，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11] 《民事诉讼证据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第43-44页，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著，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篇(6)

[关键词]预防接种不良反应救济基金

有关预防接种不良反应的立法最早见于1980年卫生部颁布的《预防接种后异常反应和事故的处理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但是当时着重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和事故的处理。为充分发挥生物制品在防病灭病工作中的作用，1982年卫生部颁布的《全国计划免疫工作条例》，也再次提及了关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诊断与处理问题。论文百事通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纷纷出台了地方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但是上述规定，特别是关于预防接种后异常反应的赔偿办法已经明显与目前社会的实际情况不相匹配了。因预防接种不良反应发生的医疗纠纷时有发生，但是因为相关的法律问题缺少理论层面的探讨，也缺少明确法律依据，导致司法实践中量裁不一。

一、预防接种的法律关系

预防接种的法律关系比较特殊，因为医疗法律关系一般都是平等民事主体间发生的，符合民法所规定法权模型要求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民事法律关系。但预防接种的法律关系，视其是否出于自愿，是否为有偿接种而有所不同。根据《全国计划免疫工作条例》第五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均应接受预防接种。居住在我国的外国人、华侨、港澳同胞可根据本人申请，经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同意，进行预防接种。所以我国绝大多数情况下，预防接种是国家基于医疗的特殊性和对国民生命和身体健康的维护，在法律上赋予疾病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以强制接种权力和公众强制接种义务的特殊法律关系。此为公权力（Power）的行使，疾病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仅为国家的使用人、人。医疗法律关系是存在于国家和公众之间的，这种法律关系可称之为强制医疗关系。

当然，如果公众基于自愿要求接种非强制性疫苗，例如乙型肝炎疫苗、流行性感冒疫苗等，则此时的法律关系又是民法伴随医疗行为调整医患双方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结果，是医患双方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与民事法律形式相结合的产物，本质上是受民法强制保护的民事关系。

二、预防接种不良反应的概念

预防接种使用的疫苗，对机体来说是一种异物，接种后会引起机体一系列的生理病理及免疫反应，在这些反应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临床症状，称为预防接种反应。《试行办法》将预防接种反应分为：

（一）一般反应和加重反应：由于疫苗本身的特性引起的反应，其性质和强度随制品而异。最常见的是发热反应、局部的红肿反应或种痘后的发痘反应等。加重反应只是一般反应的加重或发生的比例略多一些，均属正常反应

（二）异常反应：指同一批疫苗同时接种很多人，只在极个别人中发生的一类反应。其特点为：与疫苗种类有一定联系，但只发生于个别人（与个人体质有关）；反应性质、临床表现与一般反应不同；反应程度比较严重，必须及时就医诊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用于预防接种的疫苗属于广义药品的范畴。预防接种不良反应概念的提出，无疑是受预防接种不良反应概念的影响。参照1999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与卫生部颁布的《预防接种不良反应监测管理办法》，笔者认为，预防接种不良反应是指合格生物制品在正常用法用量下接种于人体后，人体在产生有益预防保护反应的同时或之后，发生对机体有损害的反应。预防接种不良反应，应当包括上述的预防接种一般反应、加重反应和异常反应，因为他们都是正常用法用量下，出现的与接种目的无关的或意外的有害反应。应注意预防接种不良反应与预防接种事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预防接种事故是指接种人在预防接种中，违反预防接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技术操作规范、常规，过失造成被接种人人身伤害的事故。

三、预防接种不良反应的赔偿救济机制

（一）预防接种不良反应的赔偿主体

预防接种不良反应所导致的责任，其所造成的损失应由被接种人、生产企业、医疗机构还是由国家等谁来承担，值得探讨。笔者认为，疫苗本身存在不可避免的毒副作用，公众买疫苗、接受接种是一种遵从医嘱、个人对疫苗质量又无法鉴别的被动消费者，被接种人本身不存在着过错且其又无分散损失的能力，因此损失不应由被接种人来承担。

如前所述，既然是强制诊疗关系，国家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呢？我国的国家赔偿法主要针对的是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法律而应向受害人承担的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的规定，国家赔偿是指依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通过法定赔偿义务机关对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所给予的赔偿。而预防接种不良反应主要是指合格疫苗在正常用法用量下出现的与接种目的无关的或意外的有害反应。因此不存在国家机关的违法行为。另一方面，如果疫苗发展危险的责任全部由国家来承担，将使得国家行政管理更加趋向于保守，如可能导致新药的研制批准过于严格，不能促进新药的发展，影响医学事业的发展以及消费者的利益。

如果将预防接种不良反应归于产品缺陷而引起的产品责任，必然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势必导致药品生产企业承担责任，可能导致生产企业负担过重（如美国1支百白破“DPT”在市场售价为11.5美元，其中保险费就占了8美元），影响其新药的创新积极性。为了既鼓励医药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又能保护消费者的权益，笔者认为，不应使生产企业承担无过错的产品损害赔偿责任较为合理。因此，在我国亟待建立预防接种不良反应补偿救济机制，以降低因预防接种不良反应给各方当事人带来的经济损失或风险。

（二）预防接种不良反应补偿救济机制主要内容

世界各国关于预防接种不良反应补偿救济的方式各不相同。日本《药品受害救济、研究开发、产品评审组织法》确立有药品研究开发和药害事件救济基金制度，先向生产企业和经营企业征收捐款以成立基金会，除可对用药人补偿，也可以减轻生产企业的负担，办理不良反应救济的同时，也推广新产品的研发；美国1986年订立的《国家儿童疫苗伤害法》确立了疫苗安全及被接种人基金补偿形式；瑞典的集团保险制度形式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救济基金补偿形式。结合我国国情，可以借鉴日本、台湾地区的做法，建立“预防接种不良反应研发和救济基金”，设立“预防接种不良反应研发和救济基金会”。使这一制度既能促进新产品的研发，又能保护消费者权益。

1.预防接种不良反应救济给付条件

救济给付必须是针对疫苗的严重不良反应，根据严重不良反应的含义以及参考各国救济制度的有关规定，笔者认为救济给付必须符合以下条件：（1）疫苗必须经行政处管部门审批并合法登记；（2）疫苗使用方式正确，无接种

过失或明显缺陷；（3）疫苗生产企业、经营企业、疾病控制机构或医疗服务机构、医师都无法律责任或责任不明确；（4）损害严重性达一定程度（可比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定级标准）。

如有以下情况是不能申请救济给付的：（1）有事实足以认定预防接种不良反应的发生，是由于接种人、被接种人、疫苗生产企业或进口商、医师或它人的责任造成；（2）因接受预防接种而受到损害，但是通过诉讼途径已经获得救济；（3）同一法律事实已获赔偿或补偿（但不含人身保险给付在内）；（4）预防接种不良反应未达死亡、障碍或严重疾病的程度；（5）因使用试验用疫苗而受害；（6）常见且可预期的预防接种不良反应。

同时要注意救济给付不以过失为要件，不须证明疫苗生产企业存在过失，以避免被接种人举证负担过重，放宽救济给付条件，受害人可以另行以司法诉讼求偿。但应注意同一法律事实不能重复受偿。

2.预防接种不良反应救济补偿范围

预防接种不良反应救济制度重在迅速补偿损害，降低各方无过错当事人的经济损失和风险。在德国，救济制度适用于死亡或健康受到损害时，赔偿范围仅限于财产上损害，精神慰抚不能请求赔偿，并设有赔偿上限。在日本，给付范围分为医疗费用、交通费、住宿费、残疾生活补助费、残疾儿童养育费、死者子女抚养费、一次性补助费、丧葬费等共7项，但不包含精神补偿费用。在美国，赔偿金额如果是死亡事故最高可达25万美元，另外，精神补偿金可达25万美元。身体残废或功能障碍者可另外请求医疗费用、工资损失。在瑞典，有关救济给付范围比美国大，一般病人可以获得补偿包含收入损失、医药费用、精神损害，给付金额按照个人状况、药品、年度，定有上限，保险公司所给付的费用，如果已经由其它救济制度获得给付的，必须予以扣除。

笔者认为，我国在设定救济补偿范围时应考虑与民事赔偿制度的联系与区别，同时要符合我国的经济现状。考虑以下几点：（1）补偿范围重在补偿因重大生命、身体及健康导致财产上的损害而不是赔偿损害，因此其范围应包括医药费、残障生活补助、抚养金、丧葬费等，对于非财产上的精神损害赔偿应由司法诉讼救济，不应属于该救济范围。（2）各项救济给付额，应该按照残障程度等级分别给付，以便利于计算及支付。（3）救济给付额度，国家可以规定起付标准，具体数额各省可以根据当地经济状况来确定。

3.预防接种不良反应研发和救济基金的资金来源

笔者认为，在设计资金来源时既要考虑到疫苗生产企业的经济承受能力，又要防止其因基金损失分散功能，而降低对药品质量的注意。预防接种不良反应补偿基金的来源可以是3个方面：（1）疫苗生产商或进口商的药品保险费。经过核准登记的疫苗生产企业或进口商，按实际销售额的一定比例计算，逐年支付，对于前一年已发生预防接种不良反应的，第二年应增加支付额，以防止其因基金损失分散功能而降低注意。（2）政府补助。因基金运作具有社会公益目的，因此政府应给予一定的补助。（3）社会捐助。

4.管理与审核

日本、瑞典等国都设有“不良反应伤害委员会”以及“给付委员会”。比较各国不良反应救济组织，我国预防接种不良反应研发和救济基金可以由政府与企业共同管理。同时，还应在目前医学会中设立预防接种不良反应技术鉴定专家组。该专家组与预防接种不良反应研发和救济基金应是委托服务关系。

5.申请救济给付的程序

篇(7)

关键词：学生伤害事故；侵权责任；归责原则

一、学生伤害事故的概念

对于学生伤害事故含义的界定，由于在国家的正式法律文件中没有提及过，当前的学术界也没有形成相对统一一致的意见，所以对其概念的理解形形众说纷纭。幸而在教育部所颁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二条中对其有所描述，在该办法中教育部认为学生伤害事故的概念如下：

学生伤害事故指在学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发生的，造成在校学生人身损害后果的事故。

二、学生伤害事故的分类

对于学生伤害事故来说，从其可以归责的主体的角度的不同可以将学生伤害事故分为三大类：学校责任事故、学生自己责任事故和社会人责任事故。

学校责任事故，是指因为学校管理上疏忽或其他工作上的过失，导致学生伤害的事故。对于学校责任事故，由于学校在学生在校期间，在其工作范围内对学生负有保证其安全的义务，所以学生在学校由于学校的疏忽或者工作上的过失所造成的损害，学校都对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学校应尽力保证其设施处于合乎要求的安全状态，保证其安全管理制度的健全，保证提供给学生的食品质量安全等等，以尽量减少该种类学生伤害事故的发生。

学生自己责任事故，是指发生在学生之间，因受其他学生的侵害而发生的事故。学生自己责任事故多发生于学生相互间的殴斗、玩笑误伤等情形之下，学生之间的伤害事故与学校事故和社会人事故相比，其事件的发生更具有常见性，就算是学校尽到了法定的义务，有些事故仍然难免发生。对此类伤害事故一般应由学生自己或者其监护人负赔偿责任，至于学校是否担责关键要看学校对伤害事故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 社会人损害责任事故指由学校、学生以外的社会人员所导致的学生伤害事故。对于社会人造成危害的情行多有故意和非故意之分，故意的如几年前学校门前砍杀学生事件，这类案件需要由社会人自己承担法律责任；对于非故意社会人伤害案件，原则上应由侵害人承担责任，而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存在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

三、学生伤害事故的归责原则

关于学生伤害事故，法学界现行比较流行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两种：

一种观点认为，根据“ 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由受害人承担学校或其他致害人有过错的举证责任即一般过错责任原则。并认为该观点在《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8条第2款等法律条文中可以找到现实依据。这一原则是大部分学者所主张的观点，认为这一原则利于学校的健康协调发展，利于学校集中精力搞好教学工作。但是笔者认为，此种原则对受害人是不利的，作为相对的弱势群体，受害学生及其家长因各种主客观条件在承担举证责任上存在一定难度，因此笔者支持下一种观点。

第二种观点认为，对学校应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即学生在校受到损害的，推定学校有主观过错，除非学校能够举证证明自己已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方可免除责任。此种观点是许多学者所反对的，但对此种原则笔者却认为是公正合理的，这一原则使弱势一方的学生及其家长的利益可以得到有效的保障。笔者认为这一原则下的规则恰恰是社会公平的体现。

四、学生伤害事故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

由于我国绝大部分学校是由国家投资举办的，其在性质上属于非营利性事业单位。这些机构的教育经费主要由国家财政拨款、学生缴纳的学费及部分社会捐助组成，各类学校本身没有创造经济收入的能力，而学生伤害事故的发生又涉及到学校侵权责任及承担损害赔偿，所以，构建一种学生伤害事故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保障学生利益、保障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进行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第一，加大财政对各级学校的资金投入，积极募集社会捐款。财政对各级学校尤其是中小学校应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督促各级学校完善教学设施、改善学校环境，确保学校在教学设施、学校内在环境上不会发生对学生的伤害事故，由于国家财政力度毕竟有限，所以积极募集社会捐款，多渠道募集资金改善教学环境，为学校自身硬件安全建设提供资金保障。

第二，建立学校学生伤害事故保险制度。由学校根据学生数量、学校硬件条件向保险公司缴纳一定保费，由保险公司在学生自身保险业务外再多承担一项学校学生伤害事故保险业务，由保险公司为学校保险。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学生伤害事故发生后受害学生可以及时得到赔付，学生利益得到保障；另一方面可以减轻学校的压力，使学生伤害事故纠纷可以及时解决，维护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

第三，制定、颁行一部关于学生利益保障的学生伤害事故赔偿法。在建设法治国家的道路上，法律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依据所在。颁行一部关于学生伤害事故赔偿法，使受伤害学生的利益可以得到有效保障，也可以明确学生伤害事故的责任主体及赔偿原则，这也可以为法院的判决提供法律依据，使法官不至因案件法律不明而产生判案难的问题，促使案件得以尽快解决，既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也可以使学校正常教学的进行，是一种一举多得的举措。

综上所述，导致学生伤害事故的因素可能包括学生、学校及社会人员等各个主体，对学生的伤害既造成了学生及其家庭的痛苦也会对学校产生不良影响，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惩罚故意伤害案件，保障学生的利益，理应是我国的一件大事。（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张欢.大学生伤害事故中的高校侵权责任研究[J].西南政法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0.9

[2] 李军、邹大勇、肖勇.学生伤害事故的侵权责任体系研究[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