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18 01:2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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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音乐生态系统在现代科技的冲击下产生了极大的变异,这种变异一方面表现为功能生态系统之功能的丧失,另一方面又表现为生态系统之功能的变异。
(一)原生态生态系统功能的丧失。正如前文所述,民间音乐的原生态生态系统是基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生产、生活等社会关系的,与人类所生存的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诸因素紧密相关的功能生态系统,其中,功能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原生态的状态下其功能极其多样,因而,就存在极其多样的子生态系统,形成了一个原生态功能生态系统群。但是,一旦其中的某些功能丧失,将会导致相应的子生态系统的消亡,从而导致原生态功能生态系统群的萎缩。20世纪下半叶至21世纪初,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恰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生态功能生态系统诸因素之间的格局形式,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生产、生活等社会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中的许多事项不再需要依靠音乐就可以完成,因而导致民间音乐功能大量的丧失,如高速运载工具的出现,机器设备代替了人力和畜力,指挥生产、协调劳动动作和鼓舞劳动热情的劳动号子和劳动歌曲就丧失其功能;现代通信设备的运用,缩短了人们时间、空间和心理距离,以歌(乐)传情、传信、传授生产生活知识的功能丧失;现代科学技术增强了人类认识自然、社会和人体自身的能力,破除了诸多的迷信,众多用以主持仪式的音乐丧失其仪式功能,等等。随着这些功能逐渐丧失,与之相应的原生态功能生态系统也就随之消亡。接着,随着这些子生态系统逐个消亡,原生态功能生态系统群也就渐次萎缩。
(二)原生态生态系统功能的变异。一方面,民间音乐原生态生态系统的功能在丧失,原生态功能生态系统在消亡;事实上,另一方面,民间音乐又企图从别的地方寻找出路,生态系统又在转化其功能,这就出现了功能的变异。显然,变异产生的前提,是原生态功能的丧失,我们将变异前后生态系统各相关因素进行比较,就能找出其变异之所在。第一,原来丰富的企盼(动机),诸如希望顺利完成劳动、风调雨顺、找一个称心如意的伴侣、家宅村坊平安、老人长寿、小孩顺利入睡、获得娱乐放松等,均已萎缩,有些已不复存在。如果要讲有所企盼的话,那就是趋利的商业动机——希望挣钱,原来那五花八门的企盼都萎缩为这一个希望,它所表现出来的物质外壳是对民间音乐进行包装。第二,原来的各种场所,如荒山旷野、牧场草地、田头地角、路口水边、祠堂庙宇、家堂香火、喜堂灵堂、街头巷尾等,均不复存在,萎缩成一个方寸的空间——局限于舞台之类的一个划定的表演空间。第三,活动的参与者产生了分化。原来所有在场的人员均为参与者,其中有操作者,没有表演者和观众的称谓,而现在分化出表演者和观众,其泾渭分明,参与者萎缩成操作者(即表演者)。第四,原来丰富的活动项目和音乐程序,如仪式中的哭嫁贺郎、超度亡魂、驱灾解难、祝寿等项目,大为简化,并且从活生生的生活现实中剥离出来,成为一种表演,萎缩成一种残缺的标本。第五,原来那众多的目的也萎缩成一个“获利”。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各相关因素的变异之大,在这些变异后的因素作用下,原生态功能生态系统的功能必定产生变异,原来由众多企盼所生成的、要达到与人类生产和生活紧密相关的众多目的之众多功能,萎缩成一个简单的“获利”功能。
(三)变生态功利生态系统的产生。由于上述民间音乐生态系统各相关因素和功能的变异,民间音乐生态系统必须产生变异,将变成为:包装(商业动机)表演空间表演者和观众表演和观赏获利从整个过程及其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它们已经严重的脱离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生产、生活等社会关系的实际情况,不再是原生态的生态系统了,在本质上它是一个追逐利润的商业运作系统,那种原生态的功能性已经完全丧失,相反,其功利性是主要的。我们把它再进一步浓缩,就得到:包装(商业动机)表演获利这个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基于这一点,我们认为这一民间音乐的运作系统是一个以商业动机为驱动力的系统,因而,是一个以功利为主的生态系统,在此,我们将变异后的民间音乐生态系统称作变生态功利生态系统。在变生态功利生态系统中,原生态功能生态系统那些丰富的内容和形式业已消失,它缺乏子生态系统,因而没有其生态系统群。
二、生态系统在旅游文化产业中的重建
原生态的民间音乐在其功能性丧失,生态系统群严重萎缩的情况下,走进旅游文化产业,企图依附旅游文化产业以延续自己的生命力,重建新的生态系统,就目前的现实而言,如果任意发展的话,那免不了是一个变生态功利生态系统的出现。摆在眼前的事实说明,在旅游文化产业中重建民间音乐生态系统,是一个极其人为的过程,建构怎样的一个生态系统能够做到既有利于民间音乐的活态保护和传承发展,又能利于旅游文化产业维持恒久不衰的效益,能做到二者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一)民间音乐功能变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旅游文化产业中重建民间音乐生态系统的时候,首先应该理清一个问题,即我们要构建一个什么样的生态系统?是恢复原生态功能生态系统?是帮助构建变生态功利生态系统?还是来一个折中,构建既原生态又变生态的合二为一的某种系统?还是别的某一种系统?这是颇值得探究的问题。
1.原生态功能生态系统不可恢复。民间音乐的原生态功能生态系统是经过千百年来民间音乐的传承自然选择而形成的,它的功能性决定其系统的运作,一旦功能消失,系统即停止运作,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导致诸多民间音乐的功能消失,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民间音乐的原生态功能生态系统的丧失是正常的,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我们要充分地认识这一点,必须明白的是:我们总不至于为了挽救一些原生态民间音乐的乐种,将历史倒退过去,让一部分人停留在业已过时的岁月里,不让他们享受现代化的文明成果。在这方面曾经有不少的探索者做过实验,他们模仿自然界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做法,历尽千辛万苦保留或者恢复原生态的环境,建立或保护原生态的村寨,对一部分民间音乐的操作者、物品和场地,进行类似封闭式的保护,然而,这些被保护的人认为自己落后,渴望住现代化的洋房、听流行音乐和穿时装,渴望使用现代化的物品。这证明了一个事实:原生态功能生态系统在功能丧失以后不可恢复,所以,要想在旅游文化产业中重建民间音乐的原生态功能生态系统,是根本不可能的。
2.变生态功利生态系统危机四伏。既然原生态功能生态系统在功能丧失以后不可恢复,那么,就让它随目前的现状左右,成为变生态功利生态系统。这样是否可行?变生态功利生态系统注重的是经济效益,就现在的状况来看,许多项目的经济效益相当不错,呈现出一定的繁荣局面。但是,它们大多数注重的是眼前利益,没有注重对民间音乐文化价值的研究和挖掘,多有肤浅的破坏性的开发利用。事实上,大家一同追逐利润,项目雷同和重复,没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作为支点,会对民间音乐价值造成很大的破坏,最终,导致民间音乐更快地消亡,与此同时,相应的旅游文化产业也难以为继。可以说,变生态功利生态系统显现的是眼前的功利,而并非长远的利益。它只能在“包装(商业动机)表演获利”这个框架下运作,不可能作为民间音乐和旅游文化产业二者可持续发展之可以依赖的运作系统。它隐藏着较多的危机。
3.能否构建既原生态又变生态的合二为一的某种系统?这个合二为一的思路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其合理性在于:民间音乐要生存,就要保持其生原生功能生态系统的特点;要它在现实的情形下存活,就要保持它变异后的变生态功力生态系统的特点,使其系统同时满足二者的要求。按照理论上来讲,它是有可能的,实际当中是否可行,那当然需要事实来证明。但是,原生态功能的丧失,不可能恢复,再者,原生态和变生态二者之间的调和,无论是在认识上还是实践上,都有一个很艰难的转换过程,看来,这个二合一的产物降临的可能性比较小。至于别的某一种生态系统的建构,肯定是有可能的。
(二)再生态文化生态系统的构建。现在我们考虑在旅游文化产业中重建民间音乐生态系统的问题。这里先提出一个狭义的专业音乐生态系统,这是排除音乐与自然和社会等诸方面的功能,单就音乐自身而言的整个音乐活动过程所构成的一个系统。它包括创作、表演和欣赏三个方面,是由作曲者、作品、表演时空、表演者和欣赏者、表演和欣赏诸因素构成的一个小范围的生态系统。即作曲者作品表演时空表演者和欣赏者表演欣赏一般来说,专供欣赏的音乐艺术活动,即遵循这个系统进行运作。在这个运作系统中,维持系统运作的关键性因素是欣赏者的欣赏。这个运作系统与原生态音乐的原生态功能没有关系,它们主要是一种艺术的审美活动。假如我们把民间音乐拿到这个系统内进行运作,那就能够排除其受原生态功能的制约,就很容易避免随其原生态功能丧失而消亡的问题。其实,旅游文化产业中包含着颇相类似的运作环境,我们只要从专业音乐生态系统的视角去审视,就能够将其转换成与专业音乐生态系统相类似的形式。
在旅游文化产业项目中,其作曲者是一个隐性的因素,为民间无名艺术家;作品为民间音乐项目;表演时空中的空间由专业音乐的音乐厅、舞台转向为旅游景点的表演场所;表演者变成了民间音乐的操作者,他们的表演给游客观赏,游客是观众。其运作系统为:民间音乐项目旅游景点民间音乐操作者和游客表演欣赏在这个运作系统中游客就是欣赏者,维持系统运作的关键性因素是游客的欣赏。由此可知,旅游文化产业中的民间音乐可以参照专业音乐生态系统的运作机制运作,这样,就能排除原生态功能这种致命因素的控制,会有更多活态的潜力可发挥。当然,这个运作系统还得遵循旅游产业的运作规律。旅游产业的运作规律是以赢利为目的的,一般的运作原则是:投资产品打造产品消费获利目前,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就是按照这个系统运行的。这个系统强调的是产业的一面,旅游部门通过表演获取收入,是最终目的,是推动系统运作的根本动力。如果从民间音乐功能变异的角度考虑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变生态功利生态系统。那么,它与专业音乐生态系统及其相类似的运作系统存在哪些相通之处呢?现在,我们将二者各因素做一对照:在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运作系统中,“产品打造”就是打造“民间音乐项目”;“产品销售”就是“表演”和“欣赏”;其中的“投资”和“获利”,在专业音乐生态系统中作为因素是存在的,但不是那么突出,不具有显性特征。
这样,二者就具有了一致性,因而,就具有转换的基础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旅游产业的运作系统,具体地说是把目前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的变生态功利生态系统,通过转换其着重点,强调其专业音乐生态系统功用的一面,就能够转换成与专业音乐生态系统相类似的形式。这种形式把旅游产业的运作系统、民间音乐的变生态功利生态系统和专业音乐生态系统三者结合为一个整体,具有综合性的功用。尤其重要的一点是:它能排除原生态功能这种致命因素的控制,为民间音乐的活态发展创造了条件。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考虑在旅游文化产业中建构一个什么样的民间音乐生态系统。我们要建构的关于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业的生态系统,是一个民间音乐文化和旅游文化产业双重可持续性发展的生态系统。它既要满足民间音乐活态保护和发展的要求,又要使旅游文化产业良性运作,我们必须把此二者结合起来。基于上述的分析,其关键主要在于,借助专业音乐生态系统的特征,建构起与之相类似的运作系统。然而,单是做到这一步,还是远远不够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产业的运作方式用于文化,要谨防肤浅地理解文化,谨防对文化价值的破坏和伤害。这在原生态民间音乐功能变异的过程中,是有很深刻的教训的。因此,必须投进科研和教育,发挥研究者和教育部门的作用,从保护文化价值的角度切入,保住民间音乐的文化内涵、代表性的风格特征,保住其珍贵的文化价值,方能保证民间音乐文化产业的双重可持续发展。综合上述诸方面的因素,我们专门为民间音乐旅游文化产构建一个生态系统:科研(文化价值动机)民间音乐项目旅游景点研究者、表演者和游客研究、表演和观赏文化的交流与传承、获利在这个运作系统中,首先以科研为开路先锋,探究民间音乐的文化内涵,代表性的风格特征以及文化价值,这是整个系统的动因。
旅游景点是民间音乐操作的场域。参与者大概由四种人组成:一是民间音乐的研究者;二是民间音乐项目的策划主持(包括程序和音乐的改编)者;三是旅游产业中民间音乐的操作者——表演者;四是游客(观者),他们在特定的情况下有相容的关系。其活动的过程包括研究、表演和观赏三个方面的过程。最后的目的是达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并获利。整个系统的运作过程起因是文化价值的挖掘,目的是文化交流和传承,并在此基础上获利,其核心是文化价值。从整个过程及其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它虽然脱离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生产、生活等社会关系的实际情况,不再是原生态的生态系统了,原生态的功能性已经完全丧失,但是,它却保留了原生态民间音乐本质特色和精髓,能够按照专业音乐的生态系统进行运作,并且包含着产业运作方式,因此,它是一个具有综合功能的全新的生态系统。我们把它再进一步浓缩,就得到:科研(文化价值动机)研究、表演和观赏文化的交流与传承、获利在本质上,它是一个以文化价值为内核的运作系统,这个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基于这一点,我们认为这一民间音乐文化产业的运作系统是一个以文化价值动机为驱动力的系统,是在民间音乐通过功能变异后,在融合功能性和功利性生态系统的因素,兼顾民间音乐本身的传承和旅游文化产业的良性运作的双重可持续性发展的一种新型的生态系统,对于濒临消亡的民间音乐而言具有再生的意义,因此,可以称作民间音乐再生态文化生态系统。
三、结语
1、民族舞蹈对原生态舞蹈的提炼
民族舞蹈发展的历史同人类发展历史同样悠久,伴随着人类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进步,民族舞蹈当中的一些实用逐渐退化,而娱乐和审美的色彩却更加的浓厚,使得舞蹈艺术开始逐渐向着艺术化、娱乐化和世俗化的方向发展,因此,现代舞蹈艺术并不是原生态、原始和纯粹的舞蹈,只是民族舞的一种表现形式,舞蹈编导深入少数民族各个地区进行学习和采风的过程中,不断挖掘出当期原生态的一些民族舞蹈形式,经过美化、提炼、加工以及二次创作以后所形成的成品民族舞蹈,现代艺术与原生态的舞蹈相结合之后,逐渐形成了当前我们所见到的舞蹈形式,其主体和素材是原生态的,始终贯穿在舞蹈表演和舞蹈创作当中,这种原始同现代的结合,能够引导很多的追崇者,也不得不使人们开始重视民族舞蹈的草根意义和民间性。《云南印象》这一大型的原生态舞蹈集是一台既包含传统之美,又包括现代舞之力的重要舞台作品,将原生原创的民族舞经典和舞蹈精髓相重合和整合,创作出了具有浓郁民族风情的舞蹈作品,在这台歌舞集当中,古朴、原生的民族歌舞形式和新锐艺术构思相碰撞,使得云南各民族的生活原型和民间着装等都能展现出最原始的民间味道。
2、民族舞蹈遗存的原生态文化特征和传承方式
作为一门较为独立的艺术,舞蹈是人类生活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反映形式,缺乏人类本身的社会生活,缺乏舞蹈艺术,最大特征就具有较强的时空性,在一段时间内就需要完成想要表达出的思想情感,因为舞蹈艺术存在着这样的独特定,使得人们很难看到远古祖先所创造出的舞蹈奇葩,只能由远古的历史资料中来窥探它的面目,例如古代的《十部乐》、《九部乐》、《六小舞》、《六大舞》等。舞蹈艺术产生在人类生活生产的整个过程当中,在人类发展进化的过程中也是不能缺少的重要艺术形式,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人类自身的生存本质,通过不同舞蹈形式,将抽象的、实际的民族文化对于生命所产生的敬畏之情充分表达出来。同时,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舞蹈也有着非常深刻内隐的文化价值,通过人本身所作出的不同形态动作对日常的生活状态进行表达,通过不同的内容和节奏表达出各种文化传统和民族历史,起到抒发感情表情达意的作用。
少数民族的舞蹈反映的主要是最深刻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新的社会环境下,新传播媒体、高科技技术不断涌现,使得民族舞蹈开始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民族舞蹈如果想要去的更加广阔的发展和生存空间,就应当深植于民族文化当中来开展创作,在舞蹈内容现有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创新,立足于民族文化的内涵,不断增加民俗民风的弘扬力度。作为民族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民族舞蹈在民族文化的影响下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民族舞蹈利用人体的姿态来传达感情,其形成与社会和自然都有很大的关系,具体表达同个人又不相同,同时,其形成过程与民族文化的发展有很强的关系,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发展阶段会产生不同形态的舞蹈形式,在欣赏舞蹈的过程中,民众都能够自然感受到所代表的特征,在无形当中受到文化陶冶。
民族舞蹈是提升民族自豪感、增强民族自信心、凝聚爱国主义感情、连接各民族情感、促进民族团结的有效途径,具有重要的精神文化价值,在新时期发展形势下,加强民族舞蹈对民族文化发展的研究,对于增强民族舞蹈遗存的原生态文化特征的国际意义、艺术意义和学术意义有着积极的作用。
不同于单向度的现代大众文化传播方式,网络文化构建后现代双向沟通模式,兼具小众与大众传媒功能。人类从单一狭窄的“媒体-受众时代”,迅速跃入“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新媒介生态环境。这就是说,一元化、中心化、霸权化的现代主义文化逻辑被颠覆了。正如比尔•盖茨所说:“信息高速公路将打破国界,并有可能推动一种世界文化的发展。”网络生态环境是一个天然适合民主意识培养和民主机制运作的环境。纵观计算机发展的历史进程,由最初的中央控制式的大型主机转变为家庭化的个人电脑,本身就是一个从“集权”不断走向于“分权”的过程。互联网的崛起则进一步打破信息垄断与集权控制。“计算机带回真正的个人权利。赛博网络帮助坐在电脑终端的思想一致的激进者结成同盟,他们使用邮件和网页来散布消息与组织战斗。通过这种分析,计算机很明显的服务于一种进步的民主的和去中心化的趋势。”事实上,在网络生态系统中,主体因子、信息因子、环境因子之间的所有关系都是双向可逆的,都具有“来而不往非礼也”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美国传播学家戈夫曼在《公众的关系》一书的前言中,曾极有远见地建议使用“互动生态学”(interactionecology)来指称传播行为在微观语境和互动结构中的意义和构成研究。网络文化传播媒介作为社会的一个具有自组织结构的子系统,它自身的各种微观层面构成要素之间,它与中观层面其他媒介系统以及宏观层面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其他社会子系统之间均存在着彼此牵连、相互制约的能量交换与互动关系,维持着网络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中国学者邵培仁提出:“与以往不同,我们主张确立的媒介生态互动观,在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考察与认识上,不仅反对人与自然相对立的‘二元论’观点,而且质疑‘人定胜天’的合理性;倾向于人与自然是一体的‘一元论’思想,相信‘人天双赢’的可行性,主张媒介与媒介、媒介与社会、社会与环境和谐协调、携手并进。”这就是说,整体平衡与循环互动构成网络文化生态性建构的基本原则。回瞥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恰恰存在着极为丰富的强调整体性、综合性而否弃独断论价值霸权的生态性思想资源与思维方式:认同人与自然的一体,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主流。作为儒家群经之首的《周易》讲天、地、人三才之道,就是三者有机统一的整体世界观。
《周易•乾卦•文言》说:“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里讲的就是以“与天地合其德”的理想来表达“天人合一”的思想,要求人们的—切行为都要以遵从自然规律、符合自然现律为前提,才能获得成功,这乃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注:“与自然无所违。”《庄子•齐物论》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儒道两家明确主张的“天人合一”与佛家的“依正不二”在根本思想原则上是一致的、相通的。“依正”二字,是“依报”、“正报”的略称。正报,指众生乃至诸佛的身心,即生命主体;依报,指生命主体所依止的国土,即生存环境。不二,亦作“无二”,大致有两层意义,首先是指矛盾、对立的双方并非只是水火不容的敌对关系,而是互相关联、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其次是指矛盾、对立的双方体性是一,在其深层或就其终极本质而言,本无矛盾对立,本无差别。从天人合一和依正不二观念出发,中国佛寺素有育林护山、绿化环境的优良传统,至今尚可见寺院也多是林木扶疏、景色怡人。可见,中华民族很早就拥有自己的生态文化和生态思维。东方民族,尤其是中华民族,迈向文明的道路是非常独特的。我们的祖先生存在封闭或半封闭的自然环境之中,周围足以河谷为主体的地貌结构,这种文明起源的早期生态环境规定了他们以治水为、以农业立国的生存方式。同时,由于原始氏族内部的血缘宗法关系保留着“人和”的习性、于是保留了人与自然流动变化的节律及社会生活秩序和睦相处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渗透着许多带有古朴而神秘的色彩但又非常深刻的生态直觉。这种生态直觉又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凝练化、抽象化为一种相对稳定的与西方文化迥异的思维模式。季羡林先生指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区别,随处可见。它既表现在物质文化上,也表现在精神文化上。具体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我个人认为,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来源于思维模式之不同……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说得再抽象一点: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特点是,整体概念,普遍联系;而西方分析思维模式正相反……‘天人合一’这个命题正是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当然,今天关注和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人合一”为代表的生态文明因素,并不是要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要通过创造性地发掘和阐释,为当代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建设注入新的思想活力与精神动力。格里芬所言极是:“后现代精神并不是要前现代的传统主义,它只是恢复了人们对过去的关注和敬意。”也正如科布博士所指出的“我不会将任何前现代的东西说成后现代的。但从某个角度看,后现代思想从前现代思想中受益非浅。中国传统思想对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回到它。它需要通过认真对待科学和重视已经发生的社会变革来更新自己。”毋庸讳言,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也带有某些前现代神秘主义甚至迷信色彩的东西,这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要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性思想资源进行理性扬弃与阐释,在现代文明平台上深刻把握前现代传统文化与后现代网络文化的隐秘关联乃至某些方面的深层契合,使作为中华民族独特思想贡献的天人合一思想在网络时代重新焕发生机。
二、网络文化全球化与传统文化地方性知识的价值互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指出,因特网的兴起和普及,已成为当今全球传播的利器。传统的国际传播是国与国之间的,但主要依托因特网和卫星技术的全球传播则从根本上跨越了国家界限,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因特网构成全球化进程的急先锋和推进器。现在的问题是,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吗?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观点仍带有欧洲中心论色彩,他把全球化看成是现代性的根本后果之一,认为它“不仅仅只是西方制度向全世界的蔓延,在这种蔓延过程中其他的文化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全球化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过程,它既在碎化也在整合,它引入了世界相互依赖的新形式,在这些新形式中,‘他人’又一次不存在了。”罗伯森则强调,“全球化本身产生变异和多样性,从许多方面来看,多样性是全球化的一个基本方面……强调重点转向了……在一致性中寻求独特性,而不是在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全球化包含了普遍与特殊的同时性。”这就是说,全球化应当具有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双重面相,网络全球传播吹响的不是同质化的号角,而应奏响多元文化共容共存的欢歌,各民族传统文化所包蕴的地方性知识的文化生态价值理应得到高度重视。从保持良性的文化生态系统平衡的角度说,作为当代高科技文化旗手的网络文化面临危机。一方面当代自然科学和高端科技的飞速发展,往往掩盖了地方性生态知识的光辉;另一方面,网络传播并不能从根本上消弭信息鸿沟、信息隔膜的存在,以至于某些极具生态文明价值的地方性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经常被忽视、歪曲,甚至是诋毁。因此,基于维护人类文化生态安全的共同利益,迫切需要从文化生态人类学角度重审中国传统文化地方性知识的无可替代的生态价值。从哲学传统上说,西方人的认识路线是“主客二分”,即把客体看成是外在的被认识者,主体是内在的认识者,两者彼此外在;中国人则把人与世界的关系视为“天人合一”的“在之中”。换言之,人在认识万物之先,早已与世间万物融为一体,早已沉浸在他所活动的世界万物之中,不能将世界万物与人同它们打交道的活动过程分割开来。
历史地看,人类对自身和外在自然界相互关系的认识,经历了第一阶段农业文明的“主客浑然一体阶段”,第二阶段现代工业文明的“主客体两分对立阶段”,当前正处在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即后现代生态文明的“主客体辩证统一阶段”的转化进程中。中国传统的主客一体、天人合一的理念,对于当下正在形成之中的“主客体辩证统一”思维方式显然富于巨大参照价值。诚然,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实现“主客体浑然一体”向“主客体两分对立”的转化———这一历史任务由西方现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成功完成了,但中国传统智慧阐扬的人与自然的一体观、人与人和谐统一的观念、协和万邦的和谐世界理念对于纠正工业革命以来人与自然二元对立导致的种种弊病,特别是校正当前网络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价值霸权和价值殖民倾向无疑具有巨大纠偏、解毒作用。国际互联网是全球化的物质载体,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边界的概念、国家的概念受到了冲击,信息共享正把地球缩小,世界成为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但是,麦克卢汉“地球村”的美好设想远未实现,而网络化的世界更像是一座“全球都市”。“地球村”所蕴含的是“天下一家”式的农业文明想象,而现存的全球网络生态体系远未达到平衡、合理的理想状态。无论从技术手段上,还是从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上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网络媒体集团占有绝对的优势,处于“全球都市”的富人区、核心地带,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全球都市”的边缘地带,它们在融入这个“全球都市”体系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待遇。发达国家控制着当今世界信息生产和传播,有数据显示,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信息至少要比它的反向流量多100倍以上。全球信息传播系统中还存在着结构性的不平衡,存在着少数传播大国和多数传播弱国之间的控制与被控制、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关系。以网络为推进器的全球化不仅是一个物质生产的过程,更是一个精神生产的过程。目前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其对发达国家的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依赖,正面临遭受“信息霸权”(informationhegemo-ny)和“电子殖民主义”(electroniccolonialism)掠夺的威胁。正如生物多样性是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因素一样,文化多样性也是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维持文化生态平衡的关键。没有文化多样性,就失去了资源共享的前提;没有资源共享的需求,最终将导致网络文化的萎缩,危及网络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再生产。网络文化中的西方价值霸权与价值殖民的实质是价值专制,与多元互动、众生喧哗的网络精神格格不入,与强调整体、循环、平衡的后现代生态文明原则背道而驰。暂时抛开政治、经济、社会等复杂原因不谈,其思想根源与误区仍在主客二分的割裂式、掠夺式思维方式与非此即彼二元对立价值判断习惯。人类的网络生态系统是一个多元价值共生的体系,这一体系中任何一个子系统的恶性膨胀与价值霸权必将影响其与其他诸价值子系统之间的协调,乃至影响整个网络生态系统的稳定发展。“文明生态的深层结构是价值生态,文明的合理性,是价值生态的合理性;价值生态的合理性,是文明有机体的整体合理性,而不只是其中任何一个文明因子的合理性。”因此,在当今网络全球传播语境下,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价值霸权,重建网络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地方性知识的对话关系,实现生态价值互动,很有紧迫性和必要性。
三、当代中国特色网络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协同进化
在生态学中,协同进化(coevolution)是指两个相互作用的物种在进化过程中发展的相互适应的共同进化。它是一种进化结果,更是一种进化机制。这一机制能够促进物种的共同适应,维持生物群落的稳定性。举例说来,猎物-捕食关系的形成就是典型的互惠共生的协同进化关系。捕食者和被捕食者都在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被捕食者要加快奔跑速度才能逃脱追捕,而捕食者则必须加快奔跑速度才能捕获猎物。这一生物界的由生存本能驱动的协同进化现象,对于重审由文化创新驱动的当代中国特色网络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态性关联不无启迪意义。人们往往普遍地认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其实,从生态文明视角看,人和社会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只不过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由自然界中最复杂的生物———人类的行为和他们组成的更为复杂的系统的规律。也就是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实际上是同一个自然界在不同层次上呈现出来的特征和规律,它们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对于当代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建构而言,传统文化不是沉默矗立的博物馆、纪念碑,更不是僵死之物,而是活的源泉、活的主体。用黑格尔的话说,“传统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她所接受过来的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它也“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应该也应当实现文化生态意义上的协同进化。数千年文明史铸就的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根基,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立足点。在网络文化所产生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多元化的前提下,更要明确网络文化必须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美国是因特网的故乡,但因特网属于全世界。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基于我国网络空间,源于我国网络实践,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说,当代中国网络文化不是西方网络文化的简单横向移植,而是一种具有本土气质、中国风范、中国气派的新媒介文化。因此,我们既要积极融人世界文明之中,又必须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充分实现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独特性与完整性,否则将不可避免地被世界文化一体化的激流所淹没。
1.1区位
宿迁西楚庄园位于江苏省宿迁市南蔡乡,北侧、西侧均临主干道,东侧、南侧靠近农田.现场基地呈四边形,地势平坦,占地约25.6万m2(见图1).南蔡乡东临徐淮公路、京杭大运河,徐盐高速公路穿境而过,距市区仅10km,区位优势极为明显.
1.2宿迁城市现状与历史文化
宿迁市地处江苏省北部,有比较好的农业生产条件,耕地面积比较大,水域比较广阔,长期以来处于以农业为主的封闭型经济开发之中,传统手工业中酿酒业历史比较久远[10].宿迁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人文荟萃.项羽故里建筑古朴,宏伟庄重;清代留下的皂河行宫重檐斗拱,金碧辉煌,是大运河沿线规模最大的古建筑群;“敕赐极乐律院”中的大雄宝殿、藏经楼、玉佛楼保存完整;东大街和新盛街等老街神采依旧;洪泽湖、骆马湖以及古黄河风光带、运河风光带、马陵河风光带景色宜人;另有千年名刹真如禅寺、杨泗洪墓、孔庙大成殿、耶稣堂、显佑伯行宫等文物景点[11].
2宿迁西楚庄园景观设计
2.1出入口景观
2.1.1入口大门大门是一个封闭空间的标志,不仅要简单大气,还要呼应主题.因此,西楚庄园的大门采用具有古风、农家韵味的门楼式建筑,简易的横木配以茅草屋、水轮,简约而生态.入口处道路宽敞,给人大气、舒畅的,路边可种植一些银杏等植物,季相色彩丰富,秋天树叶变黄脱落,满地的金黄树叶,引人遐想,并且银杏树给人一种伟岸大气的感觉,为生态园增添了些许韵味.2.1.2入口广场西侧入口广场主要是车辆进出庄园的出入口.广场中心设有骏马雕塑,既象征着宿迁西楚霸王的文化,又预示着宿迁将策马奔腾、马到成功.停车场位于入口里面,方便管理又安全,入口广场也可做人流集散地.植物配置体现层次感,设计简单大方,给人一种舒适的感觉.
2.2中心景观
2.2.1湖影暮云小岛以山坡的形式塑造而成,在水中形成倒影,岛中的风景尽收眼底.岛中的仙弈亭坐落于亲水木平台上,既可以供游览者休憩闲聊、下棋对弈,又可观赏岛中樱花的灿烂和湖水的荡漾.春天樱花艳丽,满树灿漫;夏季树木翠绿,林荫宜人;秋季层林尽染,火红迷人;冬季白雪依依,景观冷艳.在仙弈亭中欣赏到此景,使人们在观赏的同时能够放松心情,消除疲劳.2.2.2树阵广场位于篝火广场的两侧,和科普文化展览区与休闲娱乐区相连接,有一定的过渡作用.同时,树阵树冠圆满宽广,树荫浓郁,形成很好的景观效果,也可供游者乘凉蔽日,驻足休息.树阵广场设有石桌凳,可供游者们进行下棋、打牌等娱乐活动.树阵广场旁设有宿迁文化景墙,体现宿迁当地的历史文化.文化景墙还可达到漏景的效果,通过文化景墙缝隙,人们可以欣赏到后面的景观,从而增强人们游览的好奇心,具有神秘感.2.2.3竹香馆位于休闲娱乐区的北边,靠近生态轴线.竹香馆主要为游者展现农家小吃,地方特色明显.在生态餐厅的前面有一个小的广场,主要起人流疏散的作用;广场中设有休息坐凳,供人们休息交谈,增进彼此感情.2.2.4亲水平台水一直与人们有着自然的亲近关系,利用水体还可繁衍家禽[12].因此,亲水平台的设计是不可或缺的.铺装采用防腐木,不仅自然生态,而且质地手感好,可以供游者垂钓、休息等活动.其内设有观景亭,供游人休息赏景所用,同时可点缀亲水平台,丰富景观效果.2.2.5湖山在望湖中心3座岛屿相连,打破湖面的平静单调感,提起游客的兴趣.3座岛分别为民俗风情度假区、情侣度假区、天然生态度假区,不仅呼应生态园的主题,还加入了宿迁的文化,把生态和景观融为一体,做到高环境、高情调、高文化,景观效果极佳,是人们放松心情、怡然自得的好去处[13].
2.3次要景观
2.3.1夕照廊设置在水景与百果采摘园之间,西邻水景,东邻山坡,四周环境极佳.不仅能供人们休息,还能让人们驻足此处,舒缓心情,轻松愉悦地享受人间美景.2.3.2流虹桥连接岛屿与园区道路的桥梁,蜿蜒曲折,增加情趣.桥的材质用大理石,栏杆扶手上刻制宿迁的民俗风情,增加游走的趣味性,同时又能丰富游者的文化知识,使其深入了解宿迁文化.2.3.3古木交柯岛屿中的景观设计尤为重要,要抓住全园的主景.植物配置丰富,层次感强,采用了一些高大的古树,原生态化强烈,具有历史沧桑感,意境优美(见图2).2.3.4文化景墙主要以石材为主,景墙上刻有宿迁历史人物事迹和一些宿迁民俗风情等内容,让人们在休息的同时能够了解当地的文化.
2.4种植设计
根据农业生态园的总体布局特点进行具体的种植规划,环境设计的风格与生态园主题相一致,以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为主线.在植物配置时考虑整体氛围的创造、视觉效果、生态园所在区域的特点等,创造出特色明显的植物景观[14].
3小结
1.有强大的资源基础
我国大多数森林公园都蕴藏着极其丰富自然风景资源,森林覆盖率达37.26%,分布于秦岭、巴山、关山、桥山、黄龙五大林区。由于南北跨度大,气候适宜,地形复杂多样,产生了丰富的森林生态景观资源和野生动植物资源。这些众多大自然鬼斧神工造就的自然景观和早期人类文明活动遗留下来的人文景观都是我国宝贵的资源精华,对国家文化实力的提升起着关键作用,具有独特的和重要的自然生态、历史文化和科教审美等方面的价值。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生态文化资源并未开发出来,森林公园的发展潜力还颇大。有如此强大的资源基础,直接为森林公园的生态文化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
2.时代造就
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及社会压力的不断增大,人们不再局限于两点一线的生活圈子,开始走向山水间,回归到大自然的怀抱,尽情感受工作生活中不曾体会过的惬意和悠闲,体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精神。这种住山水之间,吃绿色食品,听泉水叮咚和鸟儿蝉鸣的生活方式已经是一种时尚的追求,是时代造就下的新型生活路线,为森林旅游营造了一定的情感基础。另外随着国家加大对各类设施的改造和升级,我国公路、铁路、航空等交通条件都非常便捷以及私家车的普及,人们出行也变得简单既方便,所有这些都为开展森林旅游,进行生态文化建设提供了优越的社会经济环境。投资者们已捕捉到了森林公园生态文化建设的广阔前景。
二、如何进行森林公园的生态文化建设
1.以科学发展观的思路指导森林的开发建设
从总书记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战略后,全社会就掀起了可持续发展的健康风气在森林公园的生态文化建设中也要充分运用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按照边保护边开发的原则,保护生态多样性,把生态文化建设纳为森林公园总体规划建设的重点内容进行科学规划。设定生态文化建设的方向和目标,再结合根据森林公园本身的特色,作出下一步规划和开发方案。在建设过程中,如果涉及到引入外来物种的项目,要全面考虑外来物种的影响和潜在危害,森林内设施的建设也要以不破坏公园环境为前提。
2.把生态文化的教育功能纳入建设中
每一类生物资源都有其丰富的生态价值、美学价值和文化教育价值,只有将所有价值都发挥出来,才算物尽其用。森林公园建设过程中也应充分挖掘各类自然文化资源的蕴藏价值,不断扩充生态文化的教育范畴,尽可能利用一些能调动游客兴趣的民俗风情文化的潜力,结和专业人员的力量,设计出有卖点又有教育意义的生态文化产品。当然除了在产品上下功夫,还可以进一步规范园区指示牌的作用、导游带领能力和讲解能力,全面提高导游的专业技能,让游客在游览过程中能到各类生态文化的熏陶,达到“寓教于乐,寓教于游”的目的。
3.打开森林生态文化的市场
森林生态文化的建设脱离不了市场这个环境,全面地打开市场才能吸纳力量和资金进行建设。在这个建设中,首先要打响品牌,以与众不同的品牌理念占据市场,并进行全范围推广。在文化旅游产品开发中,应把各自的特点表现出来,做足宣传推广工作。开发产品和开展活动同时进行,吸引游客和投资商的参与。不过首先得明确市场定位,以生态、绿色、和谐、休闲为导向,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扩大知名度,打开市场,持续用品牌推广效应,加速森林生态文化的建设。
4.培养一支精备的人才队伍用于森林生态文化建设
所有的生态资源都是硬件系统,而参与建设的人才是软件系统,是能够灵活处理各类复杂问题的主要力量,因此不能忽略人才的重要作用。森林公园要重视生态文化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对原在职员定期进行培训。同样针对每个员工的专业特长进行合理分工和专业训练,不断加强员工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完善管理和聘用机制,打造一支优秀的森林生态文化系统建设的人才队伍,更好地为其服务。
5.做好森林公园硬件设施的建设工作
空有一座空山,不加任何设备,不做任何规划,是没有游客愿意光临的。所以在资源基础上完善一些游客接待室、休息设备、运动设施及各类标志牌等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为人们认识森林生态、休闲娱乐、领略自然风光、保护环境提供良好的场所和条件。
6.领导层的努力把关也是必要条件
森林公园生态文化建设既需要资源基础、人才基础和设施基础,但也离不开带头人的作用,各级主管部门要做好领导指示工作,按照高标准和高要求,抓好建设过程中的每一项任务,每一个细节,不断推进生态文化建设往更好地方向发展,同时也要及时总结经验,根据出现的问题及时调整对策,在抓出成效的基础上全面推进森林公园生态文化建设健康有序发展。
三、结语
生态安全是人幸福生存的生命线,当代人在单向度追寻财富与发展中,遭遇到的是生态环境破坏、生镜丧失和心灵生态失序的艰难发展困境,这种“发展困境与生存安全”的时代境遇,充分彰显着当代人已经不可能把金钱财富以外的东西放在心上,人的高层次生存安全性被迫建立在流沙之上。人类生活的生态危机成为直接制约人类一切高层次自我实现的瓶颈,呼唤生态治理就成为社会最具公共性价值的文化理想,因为当代人已经在物的增殖和人的贬值中深刻地体验到人之生态生存的艰难性“,生态人”的价值信念成为一个形而上学的符号。人的现实生存状态就像巴赫的奏鸣曲:没着没落,漂浮如云,备受蹂躏,昏暗无光,尽管每个人一听这首奏鸣曲都马上觉得大受启发,其核心部分却是奥妙莫测的。生态危机是工业文明时展目标和人文哲学形态的价值性异化体验方式,呈现了一种线性发展观和世界观,人已经忘记了自己与大自然密切相关、共生共荣的互生关系。理性确定性之世界观主导的发展进步模式的普遍性展演,让人类成为世界的孤独存在者,人的自由自觉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效果,则完全被忽视了”。重视经济效益的价值观彻底性地遮蔽了生态效益的可持续性发展价值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变得如此的严峻,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同人类精神心灵痼疾同步性出现,导致社会出现新的整体性状况:一边是现代性进步文化价值的真切体验,另一边是生态危机价值性的恶性体验。自然生态危机、社会生态危机、精神心灵生态危机、文化生态危机构成了人之生存安全性的公共性危机。
人之生存安全性的公共性危机的不断发展与变化让普通民众真实地体验到了一种社会公共性价值危机的现实存在,而生态危机则是社会公共危机的一个客观方面的显性呈现。近一二年,“雾霾”现象创下很多新的历史记录,居生活领域十大流行语之列,全国主要城市居然都有被雾霾严重笼罩的日子。民众真切地体验到了生态性生存的危机,人之生态性存在成为人的一种价值实践奢望,因为人类正陷入一场深重的生态危机之中。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资源锐减,具体表现为森林滥耗、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和土地占用、能源短缺、水资源紧张、粮食匮乏、物种消亡……。二是环境污染,具体表现为臭氧层空洞、温室效应、酸雨、酸雾、飘尘、有害气体和光化学烟雾、河流污染、海洋污染、土壤污染、食物污染、放射性污染、噪声污染。三是人口激增,四是社会危机,具体表现为,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多发、刑事犯罪、道德堕落、精神空虚等。这些显性的环境生态危机和隐性的心灵生态危机在社会场域中的并场出现,证明了人之单向度的占有人格的根本性缺陷,这种缺陷将把人类安全性生存引向一个生态危机价值体验的逻辑结构之中。在此种结构之中“,控制自然”的观念导致了生态危机,也在危机的价值体验中成为化解危机的合理观念之一,这种逻辑的背反成为常见的观念出场逻辑,因为任何观念都难以全面地深刻洞见现实生态危机本身,在莱易斯看来,控制自然的观念不仅造成对自然的控制,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更可怕的是它也带来了对人的控制。它把全部自然(包括人的自然)作为满足人的不可满足的欲望的材料来加以理解和占用,直接造成了“生产无限地扩张”,也导致“评价它的成果对于人的价值的一切合理标准却遭到了破坏”。生态危机在物质需要而发展生产和人之消费逻辑中成就了自身的多重特质,一是现代性社会以科学理性、发展进步建立自己的社会价值观时,追求数量消费为根本目的的生活方式就成为其衡量幸福与否的尺度,“消费满足”的幸福价值观一直占据着工业文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二是生态危机空间向心灵空间的挪移,导致生态危机更具有文化公共性危机的特质。这种认知逻辑的转换直接引出的是一个心灵生态的危机现象,心灵生态的危机让人的心灵空间呈现出一种无序化的存在结构。三是生态危机存在总是在人的心灵或心智逻辑运演中呈现出特有的行为序列,这种行为序列建构了心灵的异化集合逻辑。
二、生存的环境生态与生存的心灵生态:生态治理的生存安全性逻辑的交互维度
生态治理的生存安全性逻辑,是自身对社会存在的发展观和价值观的深层领悟与转向的结果。卡普拉认为:“新范式可以被称为一种整体论世界观,它强调整体而非部分。深层生态运动却已看到,生态平衡要求我们对人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角色的认识,来一个深刻的变化。简言之,它将要求一种新的哲学和宗教基础。”新的哲学的出场的基础就是要在现实理论的实践中运用治理思维,寻求多元共生之文化存在的优化证成逻辑。“治理”一词是20世纪90年代流行起来的,和“全球化”一样富有弹性,可以被不同立场、不同语境接受。“治理”是在全球化和现代性背景下不断进入人们的视野中的,全球化的进程的加快和现代性所导致的复杂场景,传统的统治已经根本不能适应多元文化主体的国家和社会的根本性诉求。“治理”是作为一种前景光明的现代化运动所出现的新的公共性观念形态,成为经济、政治、社会管理、国际关系等领域一个聚焦性理念和话语。治理理念的出场正是对现代性所造就的权力世界的全新性、多样性、多中心性、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一种积极的回应,治理在哲学上本质是一种差异共在基础之上的文化公共性视域中的多元、共生逻辑的理性选择与优化证成。“治理并非是由某一个人提出的理念,也不是某个专门学科的理念,而是一种集体产物,或多或少带有协商和混杂的特征。治理的最初(或再次)出现也是多极的(或多领域的),这一点和它的研究对象———决策过程———是一样的”,治理产生的多极性正是对复杂化和复杂性一种自我适应和集体决策逻辑的优化关系的选择。
治理在加速了复合现代性中之前参考物的衰亡过程中,也作为新的参考物确立起来。生存的环境生态与生存的心灵生态是生态治理的生存安全性逻辑的交互存在的不同纬度。人之生存的环境生态与心灵生态是共生、共存、共进的意义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说,破坏自然环境就是破坏我们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因为“人类不仅是自然界的主体,更是构成自然界整体的客体,所以必须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利用自然,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理解”。马克思说:“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以生态世界观认为,人、生命和自然界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统一,是主客统一的一个方面,它具有不可分割的性质。这种人、生命和自然的统一必然要求人自身把握自己的生存生态,进而实现安全性生存,人之自身的生存生态的合理性就是正确处理人的生存的环境生态和心灵生态之间的多重互动关系,此种旨趣需要在二元或多元的生存生态中确定和选择优化的实现路径,寻找治理的共生逻辑和优化培育的增长点。生态治理维度的生存的环境生态和心
灵生态的多重共生逻辑的优化生成包括以下几层意蕴:首先,是指对生态治理的人之生存安全性逻辑的本源性澄明和回归。所谓生态治理的本源性,不是因果关系的简单排序,也不是多元结构序列的平列,而是指人生态生存自明性、基础性的选择。在人的多元存在与生存样态中,生态治理始终处于文化公共性的优先位置,彰显的是人之生存安全性逻辑所具有的基础意义。把生态危机性存在的样态纳入生存安全性危机的治理范式之中,回应环境生态对人的现实性存在的客体性作用,进而体现出对生态治理的载体性的实践把握。其次,超越简单的生存的环境生态和心灵生态的二重性,在多重映射共生逻辑中回归和澄明生态治理的生态安全性。现实中人的沉沦状态直接性的表现就是人之环境生态的变异,对这种外在性的超越就是确定人之心灵生态的正当性和正义结构,进而限制外在性的无限膨胀和扩展。证成着人之生存安全性存在的境界绽露,以及对一种人之生态存在的内在确定性的认同性回归,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此在在生存论上就是它在其能在中尚不是的东西。只因为此之在通过领会及其筹划性质获得它的建构,只因为此之在就是它所成为或所不成为的东西,所以它才能够领会地对它自己说:‘成为你所是的’”最后,生态治理是对人之生存安全性逻辑的整体性培育,以整体性对抗环境生态和心灵生态的单向度寻求。环境生态是一种以客体的姿态去认知生态,并寻求治理生态的理性表达,这种方式把生态还原为客体原则支配下的实践方式。心灵生态是从精神空间的维度,非实体化地把生态作为一种心灵化的理念来探讨,进而,从心灵优化或心灵生态化的视域达到人之生存安全性或人的幸福价值的体验。这两种向度都在一定意义上分裂和瓦解了人的全部生态存在的本真面貌,把人的生存安全建筑在单向视位的导视图景之中,让人难以还原一种整体性的生态存在。生态治理就是要超越人之生态危机的存在状况,彰显本源性和整体性基础上的人之生存安全性,唤醒对生存安全性的本体境界之“生态人”的文化理想的价值尊重。在人的安全性生存意义上成为人,是生态治理的一般性、本质性诉求。落实到当代中国话语和中国道路的实践叙事中就意味着,把“美丽中国”作为一种文化公共性的价值理想和实践路径,在中国梦的制度性和精神性逻辑中培育出来。唤醒和呼吁广大民众去获得和保存不同生态存在的生存安全性境遇,澄明和解蔽当下中国生态危机的严峻性,消除一切对生存的环境生态和心灵生态分化治理的逻辑结构,切实地彰显和照亮没有个体存在的生态维度。祈向对生存安全性的本体境界之“生态人”的文化理想的价值尊重,是基于中国现实和理论二重语境所获得的智识。这种智识让处于生态焦虑状况中的中国民众有了理性的认知,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华,……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只有切近时代精神的智识才能把握时代,才能在时代中培育文化之活的灵魂。
三、生态治理逻辑的人文价值本质:从环境生态到心灵生态的公共性转换
人之生存的高阶形态就是对精神生活领域心灵生态的生命价值与伦理形态的优化,从环境生态到心灵生态的公共性转换,核心性地澄明了人的精神世界价值本质,是从人的生存境遇的外在性向生存境遇的内在性转接的必然之途。生态治理自始至终都面临着科技和人文的治理维度的分化与融合,生态文明的建设本质上就是要从科技生态治理向人文的精神生态治理转换,此种公共性的转换能从环境生态到心灵生态实现一个内在性的认知回路。生态危机的治理是根源于理论和现实双重忧思的反思性活动,这种反思就是在人的生存境遇的历史性中实现的。从环境生态到心灵生态的公共性转换之所以成为生态治理的人文价值本质,有以下几个层次:一是“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作为自然的存在物,人就诞生于自然界之中,也生活于自然界之中。实践活动的推进,人和自然界的关系日益密切和复杂,使自然界成为人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人每时每刻都在同自然界进行着信息、能量、物质的交换。环境生态直接影响着人的生存和发展,建构着人之生存安全性的时代境遇。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生态治理的核心价值观,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二者的共生合一。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个比较高的阶段的文明形态,其核心就是承认自然界的价值,承认自然界的道德地位,确认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与共生共荣、互利互惠,环境生态作为生态治理的起点正是合理地确定了生态文明的物质基础和存在载体。二是心灵生态秩序的培育是生态治理的精神性本质。
心灵生态从人文价值生命的本质处关注环境生态的治理,唤醒了人对自己和心灵存在的环境的特殊性珍视,生态治理最根本的还是要从环境生态向心灵生态构建的公共性转换,着力培育心灵生态秩序,建立生态化的生活方式,进而生成新的代表新生态秩序的文化价值。可以说,在自然生态的根源处和心灵生态的失序处,找寻化解环境生态危机的实践方案是真正能够治本的治理之道。心灵生态治理之历史性彰显和认识世界的新方式的发展是一个智力的活力的显著体现,只有在心灵生态的自治与共治之中才能展现时代的精神价值之维,心灵生态治理的逻辑有其自治性,此种自治性是一个在人的精神生活层面和文化价值中重要的概念,自治不等于任意性,而是心灵生态有某种约定和选择的公共性逻辑,心灵生态的治理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对心灵失序、心灵污染的任意性的限制。对于心灵生态的治理和实现人类的生态优化一样,没有心灵生态的治理人就不会有心灵的优化了吗?显然不是,但是,正是心灵生态治理的确立才使得心灵生活秩序有了新的形态,或曰重塑了心灵生活和谐的新形态。就像互联网时代一样,没有互联网人也能交流,有了互联网,人就是在一个全新的维度中交流,和起初的交流维度有了性质的区分。人类各种实践活动都要有治理的维度。治理在新的层面规定了心灵生态的质态。但是心灵生态在现实性的层面需要外部的存在目的,就是说有社会现实性的一面即环境生态的对照。这里所彰显的心灵生态的自治主要还不是与既定秩序的紧张关系,而是指一种内在的、独立不依的精神立场,一种基于环境生态基础之上的人文向度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的形成,不断地对现实的环境生态的优化作出敏锐反映。同时心灵生态的自治也是一种自我超越和生长的可能性,没有这种心灵生态治理的立场和能力,就没有现实维度的环境生态的可能性。因为市场在现代人的心灵秩序中具有巨大的力量,人们看重价格表不是为了经济问题,而是在追求某种价值,精神和心灵无政府状态的文化价值秩序就在这个过程中确立起来,所以生态治理的文化价值逻辑的本质就是从环境生态到心灵生态的公共性转换。此种转换意味着对生态治理不仅要从环境生态入手,同时要更加注重唤醒人的心灵生态,通过治理的逻辑确立心灵生态的优雅秩序。存在的生活世界不仅创造性地处于历史的建构之中,同时也处于精神生活的心灵生态秩序创造性的建筑之中,生态治理维度中的心灵生态的培育就是对环境生态的构型和心灵秩序的再构型,进而推动社会存在在积极意义上确立一种生态生存的文化逻辑。此种文化逻辑的“这种态度就是更富有弹性和更折中的批判理论,重新将历史的构建与社会空间的生产紧密结合在一起,也将历史的创造与人文地理的构筑和构型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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