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化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先秦文化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一、历史文化考证与文体研究

在中国古代，文体界限并非文学性和功能性的界限，经、史、子、集中诸多重要的文化文本皆是二者兼备的。中国古代文体纷繁多样，有的较符合现代研究范式中对文学性的界定，被视为文学文体；有的则是功能性优先于，甚至完全覆盖了文学性的文体。对前者来说，文化视角能为研究的深入锦上添花；而对后者来说，文化视角则是研究得以有效进行的前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学科分化的影响，很多研究者惯于按照某些标准将某一文本划入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再以该领域的研究方法解释之。此种做法的问题在于：首先，划分文本所属领域的标准不一定普遍有效。中国古代文化学术具有整体性特征，并未有文、史、哲、政、经等明确的学科分化，如《诗经》不仅是一部审美特征鲜明的文学作品，更有其特定的政治社会功用和丰富的历史文化意蕴；再者，由上述做法造成的思维和阐释模式的固化不利于真切和深入地理解文本及文本背后蕴含的深层文化逻辑。

过常宝《先秦文体与语方式研究》（以下简称《先秦文体》）一书对文体含义的理解采用了郭英德的解释，又在此基础上对先秦文体的特征进行了说明。郭英德在其《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中指出，文体指的是文本的话语系统和结构体式，可分为体制、语体、体式和体性四个层次，包含了文章框架、语言修辞、语体风格、表现方式、表现对象和审美精神等内容。（前言第2页）但过常宝所论之文本的“结构体式”主要是指“从载录行为和话语方式角度可辨识的文本的结构或语气等方面的特征”（绪言第4页），对与时代审美风尚和作家个性气质等因素有关的语体风格涉及较少。因为先秦文献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且先秦时文章体类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文体分类复杂交叉且具有多层级的特点，每一部或者一类文献可自成一种文体，又可同时包含其他文体，故其在书中指称研究对象时多用“文献”而非“文体”，有效化解了分类的复杂性和相对性给论述带来的障碍。其认为在先秦文献中，文体形态并非个性化的体现，而是一种结构性的文化标志，是文本所代表的话语形式和此种话语形式在特定社会文化中发展演变的呈现。不同的文体标志也蕴含着特殊的文化功能，如《尚书》中周诰的功能即是总结前代历史的经验教训，以突出敬德保民等治国思想。

基于研究对象鲜明的文化属性，《先秦文体》一书没有从文体形态或审美风格入手，而是着眼于不同的话语方式与文体之间的关系，对文献产生的文化行为或职事进行了细致考察，力求再现作为规范性话语形式存在的文献典籍背后隐含的行为方式。如其书中提到《春秋》的编订和书写原则不只是为了呈现史事，其表达重点在于《春秋》书法的价值暗示，史官通过价值暗示的话语行为来践行符合理想的意识形态建设活动。又如其认为不同的话语方式并不是作者自由选择的结果，即不同文体呈现出的语体风格与作者个性气质并无必然关联，他们选择说什么和怎么说，都是一种目的明确的话语建构，而非出于自然，如先秦诸子散文表现出来的不同语体风格和表达方式即是以价值宣扬或争夺话语权为目的的话语建构。此种将文体诸要素置于文化语境中加以考证与分析的研究可以被视为一个将抽象符号重新历史化的过程。借文化分析来研究文体，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助于对语体风格的把握。从语言表达的一般规律来看，话语内容和表达的目的会对语体风格造成直接影响。而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话语内容和表达目的又是作为彼时行为方式的载体存在的，故而文化方式会影响语体风格。此法可视为对从文本入手研究语体风格的补充。

《先秦文体》的研究思路与郭英德对“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与“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分类”之关系的理解是一致的。郭论认为前者是从后者之中派生而来，即不同类型的行为落实到语言文字上，造就了不同类型的文本，这些文本具有区别性的形态特征，以其形态特征为依据，区别类分，即有了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第24页）既然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源于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那对与特定文体相关的文化行为方式之研究，便有助于把握作为文本方式之文体。叶修成《西周礼制与〈尚书〉文体研究》一书也是此种思路，所用之法也主要是文化阐释和历史考证。其以《尚书》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典”“谟”“训”“诰”“誓”和“命”诸文体的文化内涵、文化功能和文化意义进行了考证，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各文体的源流发展与文体形态，认为“《尚书》编纂成书的各种资料来源，应当为当时各种文化礼仪制度下的史官的载录。而六体从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过渡到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实际上，起根本作用的还是当时的各种文化礼制”（第25页）。梅军《殷商西周散文文体研究》一书方法和思路也与上述诸论著相类似，尤其注重历史文化考证，在充分利用各类文献之外还吸收了西方文体学的观念和方法。其以功能为标准对殷商西周的散文文体进行分类，认为文体研究不只涉及文体要素及文体结构的自身属性，还与民族文化的思维方式和心理机制等深层结构相关。文体是历史性和稳定性的统一，既具有时代特色，又有其相对稳定的体制结构。稳定性保证了传统的继承，历史性保证了发展和创新。

总的来讲，各种文体的形成和发展皆与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活动及社会意识形态的革新密切相关。历史考证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有利于在特定历史语境中考察文体的演变过程及文化功能，把握文体与历史的互动关系。对文献资料落到实处、有理有据的分析有助于改善研究中妄加猜测、语焉不详与证据不足等状况。从文化学、思想史和意识形态等视角切入研究文体问题，亦可突破学科限制和固定思维的障碍，在把握研究对象特殊性的基础上选择合适有效的方法。但历史文献数量巨大、内容庞杂，加之部分真伪难辨、年代不明，处理起来有相当大的难度；且要在理论意识的指导下合理运用文献，处理好共时描述和历时比较的关系，若无扎实的功力，恐难以完成。

二、理论意识与文体研究

如果说上述专著皆偏重于文体史，研究者多为文献学或古代文学出身；则贾奋然《文体观念与文化意蕴：中国古代文体学美学论集》（以下简称《文体观念》）与谷曙光《贯通与驾驭：宋代文体学述论》（以下简称《贯通与驾驭》）二书则较为重视文体学和文体学史诸问题的探讨，研究者皆有文艺学的学科背景。《文体观念》是作者关于中国古代文体学与美学研究的论文集，内容涉及文体学史、文体理论和审美形式等问题；《贯通与驾驭》是一部断代文体学综合研究专著，内容涉及两宋时期的文体形态、文体流变、文体系统和文体理论等。本文开头已提到，提到的著作中无论是历史文献色彩较浓的文体研究还是理论色彩较浓的文体研究，皆强调文化语境的重要性。此与童庆炳、李春青等学者所强调之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向存在一定程度的吻合。

李春青《诗与意识形态：西周至两汉诗歌功能的演变与中国诗学观念的生成》一书开篇即对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说明，认为此法入手之处在于重建文化语境，基本原则是尊重不同文类间的互文关系，基本阐释策略是在文本、体验与文化语境之间穿行。重建文化语境可以“通过对历史的、哲学的、宗教的、民俗的等各类文化文本的深入分析，确定特定时期占主导地位文化观念的基本价值取向，把握这个时期话语意义生成的基本模式―――各种有着不同方向的‘力’之间构成的关系样式”（第7页）。姚爱斌的《中国古代文体论思辨》中也对文体研究所需之“历史语境意识”做了说明，即其不仅是指文化文本生成的魍忱史语境，还应包含研究者所处的现代历史语境。也就是说利用文本重建的文化语境具有相对性，不仅与文本背后的文化逻辑与历史规定性有关，也会受到研究者的思维方式、知识背景等个性因素的影响。而重建文化语境是为了给具体对象的研究提供历史参照，为具体研究服务的。故而如何处理好不同类型文化文本之间力的关系、共时考察和历时比较之间的关系、宏观背景与微观研究之间的关系，如何使重建文化语境的工作合理、有效地服务于具体研究，而不至于喧宾夺主等，皆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文体观念》一书中所辑论文是作者多年来文体研究成果的汇总，其对文体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及研究方法皆受童庆炳影响较大。其对中国古代文体学、文体观念与历史文化因素（如士人心态、社会思潮、审美风尚、学术发展和文学批评观念等）之关系的探讨较为深入细致。《贯通与驾驭》一书较突出的特点是将文体文献研究和文体理论研究相结合，兼顾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如其在剖析了具体的文学公案，细致辨析各类理论文本的基础上，依据既涵盖理论，又与创作密切相关，显示度高，历时长久，影响深远等标准，将“本色”与“破体”视为宋代文体学的核心问题。之后先对“本色”与“破体”的词义演变及进入文体学话语体系中的情况进行了说明，又对比分析了宋代田锡、陈师道、张戒、洪迈、朱熹、陈造、刘克庄、严羽等人的本色论，以及“以文为诗”“以诗为词”“六经文体相参”“诗之古体、律体相参”等破体互参的理论与实践。作者通过梳理文献得出的结论是：在宋代的文体理论中，本色论占上风，关于破体互参的理论则相对匮乏，但破体实践却比比皆是，甚至宋代文学的开拓性恰恰突出表现在创作的破体互参中。此处作者将理论话语与实践活动分开考察，而非预设理论与实践相一致或理论一定指导实践的前提。发现了王安石、黄庭坚和陈师道等人身上本色理论与破体实践并存的矛盾性，究其原因在于“家法”传统的限制要求尊体。但宋代文学艺术求新求变，各文艺门类和文体之间相互渗透以求创新的文化环境又从客观需求上促成了破体的实践活动。除此之外，他还从哲学层面探讨了“破”与“立”之关系，即本色论是基础，能建立规范性；而破体则能促进文体的发展演进。所以文体规范的破与立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如何推动文体向前发展。这整个论述过程材料翔实，层层推进，有点有面，史论结合。

篇(2)

一、文献生成、文本形态与两汉文学研究

文献的形成、整理、传播及解读方式对学术形态有着重要影响。近年来，出土文献大量问世，深入推进了当前学术研究。有学者甚至提出，周秦传世文献多经由汉人整理，并非一手资料，其可靠性不及出土文献，将出土文献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赵敏俐《如何认识先秦文献的汉代传承及其价值》，针对近年来重出土文献而轻传世文献的现象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出土文献大量出现，虽然对传世文献进行部分补正，推进了当前学术研究，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否定传世文献。这是因为，以传世文献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是释读出土文献的依赖和根基;出土文献的价值，建立在中华文化传统的基本知识谱系这一基础之上，对出土文献的解读，依赖于人们对传世文献的认知。传世文献虽然经过汉人整理，但汉人尽可能地保存了周秦古籍，并以认真的态度对其进行整理和研究，而这些文献构建了以六经和诸子为主干的中华文化学术体系，其价值不可替代。黄灵庚、姚小鸥、张树国等学者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关系、传世文献文本分析为立意，对两汉文学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学理阐释，回应了赵敏俐教授观点。黄灵庚、李凤立《北大汉简〈妄稽〉札记》通过文字避讳等方式断定，《妄稽》抄写于汉初高祖之世，并对文字缺省、文义不明之处进行了详尽考证。姚小鸥《〈张家山汉简〉与两汉“史书”考略》将《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史律》与《汉书•艺文志》与许慎《说文•叙》等典籍对读，认为两汉史籍中的“史书”并非清儒所言之隶书，而是包含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等多种书体。张树国《汉初隶变楚辞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材料来源》根据新出土文献及古文字知识推断，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材料主要依据依汉初隶变楚辞文本及刘安等人关于屈原的论著;王逸《楚辞章句》源于战国楚文字写就之楚辞，经刘向校书问世。二者材料来源不同，文句上存在诸多差异。周淑萍《王充〈刺孟〉辨惑》通过细读文本发现，王充对孟子的批判正误兼有，误解为多，其对于孟子的批评，有不少出于误解或未能把握孟子思想的本质，王充刺孟，并非为了否定孟子，而是为了打破孟子崇拜，功不可没。两汉文学作品的生成，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带有时代的印记;部分真实的历史事件，经过文人的重构与描述，作为文学素材进入到作品当中。将两汉文学置于历史当中进行考察，是本次会议的议题之一。其中杨玲《〈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新探》，通过比对《史记》及前代典籍相关医案记载，认为司马迁有意修改扁鹊医案中涉及的时间、人物，并掺入自己的评论，旨在表达其以古论今，以医喻国的现实用意，扁鹊与汉吴王刘濞年代相去甚远，司马迁将二人传记列在一起，也是为了指刺现实政治。刘刚《先秦两汉的太一崇拜与屈宋辞赋中“太一”的考释》以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和文物为依据，立足周秦楚地风俗，对楚辞“太一”进行细致的考辨.陈恳《公孙弘、董仲舒与尊儒改制考论》提出，武帝时儒道学术之争，影射中央与地方、皇权与外戚之政争，这恰为《春秋》公羊学介入体制提供了契机。董仲舒、公孙弘儒学改制成功的关键，在于公孙弘以因世权行的齐学思路，折中董生屈君伸天的学术理想，从而迎合武帝尊儒尚法、改制集权的政治诉求。传世文献往往经由后人整理、传抄、印刷，其中难免出现疏漏，形成不同的版本，这就需要我们比对分析版本内容，以求尽可能还原传世文献的原貌。踪凡《从曹大家〈幽通赋〉注看〈文选〉五臣•李善注的价值》梳理《文选》诸多版本，并以汉班昭《通幽赋注》为对象，将几类注本认真比勘和研究，更好地还原了《文选》李善注之原貌。柏俊才《董仲舒〈天人三策〉与西汉经学的确立》根据董仲舒《天人三策》中“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之言，通过分析“临政”在两汉政治语境中的内涵，卓有见地地断定“十余”二字为衍文，由此提出《天人三策》作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五月，重新考订了《天人三策》的作时。吴从祥《〈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残篇考辨》通过文献比对发现，罗国威整理的《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一书末尾所收阙题残篇当为东汉张衡所作，其文在主旨、内容、结构、文句等方面都模仿扬雄《长杨赋》。后世文学对前代的承袭及改造也是学者关注的议题之一。贾学鸿《〈庄子〉文章的连珠体基因及文体探源理路》指出，《庄子》文章两句一组、偶数句成篇、押尾韵的文章体式，以及起兴、譬喻的表现手法，呈现因果关系的内在结构，都具有连珠体的特征，为两汉连珠体的形成提供了先导。陈鹏程《刘向〈列女传〉对〈国语〉女性叙事的承袭和超越》认为，刘向《列女传》多取材于《国语》，而其作为女性形象的首部总传，以系统、综合的群像形态介绍周秦女性，叙事性相较《国语》有所突破。韩高年《子产“问疾”与〈七发〉“说病”》考证指出，《七发》之“发”即是“说病”，周秦道家提出顺应天地“六气”和谐心神，儒家则强调道德自律臻于心神之和，这一传统影响到赋家，枚乘《七发》即以问疾疗病为题材而成篇。《左传•昭公元年》所载“子产问疾”一节，兼具博物、善辩之风，在文辞上开后世赋家之先河。

二、学术传承、知识体系与两汉文学研究

经学思想及著述作为影响汉代文学的重要因素，得到了与会学者的普遍关注。李炳海《〈鲁诗〉创始人申培学〈诗〉任职及生卒年蠡测》根据《史记》《汉书》等基本文献，结合秦汉官制、地理知识进行考证，理清了申培一生的学术轨迹，提出其先后在兰陵、彭城、长安三次跟随浮丘伯学《诗》，其在汉文帝时所任博士，是朝廷咨询的对象，并非学官，不负责传授官学。张峰屹《经谶牵合，以谶释经:东汉经学之思想特征概说》考述东汉经学思想的特征，认为两汉经学与纬学思潮始终相伴，此消彼长而又相互牵合，这一现象在东汉初年成为定规，并决定了东汉学术以谶纬释经书的学术旨趣。曹建国、张玖青《毛虫之孽还是受命祥瑞———哀帝建平四年“行诏筹”事件的多重解读》结合谶纬思潮及出土文献对汉哀帝时期“行西王母诏筹”事件进行考察，指出王莽等外戚集团利用图谶之学解释该事件，为外戚专权提供理论依据，这说明图谶之学在当时已经成为能够与经学相匹敌的权力的解释性力量，代表了其学术地位的确立。两汉士人学术旨趣迥异，西汉学者注重经书传注，力图解读经书从而为现实政治寻找理论依据，故其学术偏好学理;东汉学者倾向于经世致用，主动关注政治、社会问题，故其学术偏向现实。学术风气的转关，决定了两汉文风的分野。王伟《经学传承血缘化趋向与两汉韦氏诗学精神、思想嬗衍论析》认为，西汉韦氏《诗经》学赓续鲁诗师法，并在此基础上将学缘与血缘融合，形成韦氏《诗》学。韦氏《诗》学家法的嬗衍，反映了两汉经学家族文学观念的思想变迁。杨栋《纬书夏禹神话的文本生成与文化意蕴》指出，纬书中有关夏禹的神话多承自先秦，经纬书作者加工、改编而成，其叙事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意蕴。其中，感生神话源于母系社会的婚姻形态，感生物在汉代受五德终始说影响;禹受天命神话根源于西周天命观思想，在纬书中被用于论证汉代政权的合法性和神圣性;黄老神仙思想影响了纬书大禹神话的情节构成。这些文化意蕴源于先秦又发酵于汉代，最终促成了夏禹神话体系。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两汉文学的文本形态及艺术特质，是由汉代独特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探究两汉文学的生成语境，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两汉文学风貌，洞悉造成这一面貌的内在动因。程《史学、历学与〈易〉学:刘歆〈春秋〉学的知识体系与方法》指出，刘歆试图重建《春秋》学的学理体系，其将《春秋》重新置入三代以来的史籍传统中，又从历史学角度重建《春秋》的义例体系，并将《易》学与《春秋》学相配，建立新的“天人之学”，使得《春秋》学的性质、阅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为学者理解两汉之际的学术转型提供了基础。王洪军《历数:汉代政治思想体系及知识体系的核心》认为，两汉儒学、政治，以及文学艺术思想沿着“谈天”的轨迹演绎和发展，以至于形成天道、天命等根深蒂固的思想，这是探讨谶纬诗学的最佳的路径。知识体系决定于两汉士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水平，决定了文人创作的取材范围。对客观世界认知水平的提升，可以丰富文学题材，拓展文学格局。张甲子《“清浊”与汉晋人物品评的理论渊源》，分析了“清浊”观念的理论源流，指出清浊本为两汉儒学宇宙论的基础性概念，后被引用到人物品评中，“清贵浊贱”成为分辨士人优劣的重要标准;随着“文如其人”观念的传播，“清浊”成为汉晋文学品评的理论命题。邵杰《张衡〈四愁诗〉“金错刀”的文化意蕴》考证发现，《四愁诗》中“金错刀”为王莽所铸钱币，后成为刘汉运数的象征。“美人赠我金错刀”寄托着士人对于君贤臣忠的理想追求。耿战超《“内学”视阈下的西汉文献观念与学术认知》提出，西汉君王以“内书”校理即文献工作领学术风气，由此两汉出现了以“内学”为核心，以内统外、内外互动的学术格局，并形成道有浅深、学有粗密、术有当否、书有内外的文献观念与学术认知。部分学者以文化背景为视角，对两汉文学中的诸多细节进行探微。曹胜高《义兵论与秦汉军争的合法性阐释》阐述了周秦文献中的“义兵”观点，指出“义兵”论初为《吕氏春秋》所倡导，为强秦统一六国及刘邦灭项羽提供了理论支持。西汉政府与少数民族军争时，也以义为基本策略，使得汉民族对少数民族政权的态度由华夷之防转化为华夷共存，形成具有文明史意义的地缘政治观。刘银昌《汉代风角术述略》以先秦两汉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为依据，勾勒了风角术的发展轨迹，指出其由先秦的单纯占测预警，演变而为汉代干预政治的工具，并与灾异思想融合，渗入五行、音律、干支、八卦等理论。随着今文经学的衰落，风角术逐渐淡出数术系统。付林鹏《“制器尚象”与先秦两汉的八音制作理论》对古代乐器分类理论“八音观念”理论来源进行分析，提出其与《周易》中的“制器尚象”理论关系密切，“制器尚象”包含观物取象、乐器拟象、声乐成象，分别代表对自然界进行观察、获得可兹借鉴模仿的对象来制作乐器，通过乐器重新呈现自然万象以沟通天人，乐器的发声应当合乎音律这三个层面。

三、两汉文学文本专题研究

篇(3)

论文关键词：安全；国家安全；韩非子；法治

先秦时期我国社会政治思想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争艳的景象，这一时期也逐渐形成和沉淀出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精华，其中尤以儒墨道法四大流派影响甚大。在诸子百家中的法家学派的韩非子又因为博采众长，成为先秦诸子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的思想托起了一个强大的封建帝国，并影响了数千年的中国封建政治。在前人研究韩非子的一些文献中，多是从法学的视角和层面来研究韩非子的思想的，比如对韩非子的“法”、“术”、“势”的思想体系，韩非子法学思想的研究等等，少有从政治学角度对其国家安全观进行研究的。鉴于此，笔者通过对韩非子文章的研读，试图从政治学的角度从不同层面对其政治思想特别是国家安全方面的思想进行研究，从中对我国当下的国内国际安全方面也有一定的启发和意义。

一、安全的涵义及对文中“国家安全”的界定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探讨安全问题首先应当弄清楚安全概念及在文章中的界定，这样我们才有了研究安全问题的基点和出发点。在古代汉语中，并没有安全一词，但安字却在许多场合下表达着现代汉语中安全的意义，表达了人们通常理解的安全这一概念。安全作为现代汉语的一个基本词语，在各种现代汉语辞书有着基本相同的解释。《现代汉语词典》对安字的第四个释义是：“平安、安全”。《辞海》对安字的第一个释义就是“安全”，并在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含义上举了《国策·齐策六》的一句话作为例证：“今国已定，而社稷已安矣。”

我们知道国家安全一词属于现代汉语的范畴，先秦并无此说法，但是国家安全的思想却是由来已久。其实，中国古代的王朝安危问题，亦涉及国家间的问题。虽然先秦国家的概念与现代国家的概念有一定的差别，但古今国际政治具有共通性。由夏、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共主国、诸侯国和少数民族政权构成的国家行为体，它们已经具备了领土、人口、军队等国家构成的基本要素及拥有部分的对内与对外权限，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国家的本质属性。在春秋战国这一四分五裂的动荡时期，各国所要解决的就是王朝存亡，国家安危的重大政治问题。当然，这里所讲的安全，与现代国家安全是有很大差异的，在此就不比较古今国家安全的异同。总之，先秦文化区域下的国家安全观指的就是先秦国际政治行为体之间为了弥补自身实力的不足，通过结盟获得更多的国家权力，实现该时期国际体系中力量结构的重新分化组合，以有效维护自身国家安全的一种国际政治理念。

二、从政治、法律、文化、军事和社稷安全方面分析韩非子的国家安全思想

（一）韩非子的政治安全思想

在政治主权极不稳定的先秦，韩非子极为敏锐地观察到了一个事实：战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矛盾、斗争促使君主更加集权、专制，因此，极力鼓吹君主专制主义理论，促进了战国时期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发展。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韩非子极力推崇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对整个封建王朝有着深远的影响。迎合了当时统治者的心理也有利于统治阶层的统治。这一制度措施对政治稳定起到了巨大作用，适合当时的动荡局势，有利的保障了国家的政治安全。在权术方面，熔法、术、势三者于一炉，权势不可借人，君主恃势不恃信，主有术而御臣，使术走向智谋状态。韩非的这些政治权术思想，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二）韩非子的法制安全思想

韩非子的法制思想是其思想体系中最突出也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他认为国家安全和强大的出路就在于法制。他说：“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所以他不断强化法的公开性、公正性、统一性、稳定性、权威性，走法治之道。韩非子的法制思想对当时的秦国安内有很大的帮助，从制度层面上使国家机器具备了法律依据，更为重要的是给世人及早的灌输了法制理念，对后世的影响可谓深远。他不但强调国家实力是根本，甚至认为外交无助于国家强大。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1、以法律统一社会，强调法律的规范性。法可以作为规范社会的统一标准。韩非主张：“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2、用法律强制社会，维护法律的权威性。法家以赏刑为推行法治的二柄，主张刑多赏少，轻罪重罚。韩非说:“夫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所以治也。”韩非的“法”在名义上是赏罚并举，实际在运用过程中就是刑，即“杀戮禁诛谓之法”，“刑”成了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它只能由君主垄断。

（三）韩非子的文化安全思想

韩非子在文化方面强调“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韩非子反对和批判“私学成群”的儒家教育，主张和提倡“听吏从教”的法家教育，“废先生之教”，培养智法之士和耿介之士。“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生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提出了著名的法家教育纲领。所谓“无书简之文”、“无先王之语”，实质就是要废除、清算古代奴隶制的文化典籍和道德说教，特别是儒家所尊崇的礼、乐、诗、书和仁、义、孝、悌这一套东西，并从而实现韩非子的以法为教”的主张，其核心主张为“以法治国”。韩非子认为文化教育对一个国家的稳定发展和君主的统治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对国民进行教化，最终都是为统治阶级更好的统治服务的，也是为君主统治的国家稳定发展服务的。

（四）韩非子的军事社稷安全思想

韩非子在国家社稷军事安全方面的思想表现为“重农固本，强兵备战”。韩非子说“富国以农，距敌恃卒”，争于气力之世，明君必“务力”，“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养成“耕战有益之民”，以利驱人：耕者富，战者贵。韩非子非常重视人为在农业中的作用。韩非是一个“务力”的政治思想家，他反复奉劝君主要“明君务力”。韩非认为，致力于土地的人就富有，致力于战场的人就强盛，不堵塞富强之道就可以称王。富靠农耕，强靠战事，只有耕战才能使国家富强，富强既是国家务力的结果又是国家务力的表现。无疑韩非子在社稷和军事安全方面的认识和思想对其国家的发展稳定有极大的力促作用。同时，韩非子是现实的物质决定论者，他认为人是自私的，因此争夺是不可避免的，国家只有强大才能保住自己的利益，所以，相对实力是国家兴衰和国家间关系的决定性因素。韩非子对于社会冲突起因和国家间关系的认识都是物质主义的。对于事关国家安危的战争问题，韩非子则不问战争的目的是否正义，而只关心战争胜负。他说：“战而胜，则国安而身定，兵强而威立，虽有后复，莫大于此，万世之利奚患不至?战而不胜，则国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万世之利?”韩非子是那个时期最为独特和坚定的物质决定论者，从近代的国际关系学理层面来定位，韩非子堪称是先秦时期的现实主义大师了。

通过对《韩非子》五十五篇的研读，其中涉及国家安危存亡的句子繁多，并且已形成系统性的认识，从前文中韩非子在政治、法制、文化、社稷和军事安全方面的思想分析我们可以概括出在当时特定的时期和历史环境下，韩非子所服务的秦国的国家安全思想就是在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下，对内安内，发展经济军事达到富国强兵，对外兼并其他诸侯国，以实现统一六国。其实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就是如何把一个国家治理好。这些都是相辅相成，一脉相通的。可以简单的认为治理好了国家就能实现国家安全了。当然治理国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在研读韩非子的思想时，总结出了其关于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治国方略。治国方略是治理国家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治理国家中的具有战略性的指导原则和全盘性的计划、方针、政策和策略。韩非的治国方略主要可以概括为：“循天守道、因情而治、赏罚依法、治吏引纲、务力耕战”。治国方略体现的不仅仅是韩非子的政治思想，其实更映射出了其在国家安全维护方面的认识和措施方法。

篇(4)

论文关键词：尚书；文学批评；诗言志；辞尚体要；探讨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它记载了唐尧、虞舜、夏、商、周的各类文章，其中主要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公文的告示，此外还有大量的帝王对臣下的训导、告诫等。《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但这也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由于《尚书》本身的状况及其文学批评思想的零散性、宽泛性和芜杂性，使得学界对其探讨与研究不多，有许多文学批评史著作甚至避而不谈。事实上，《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必要完整而充分地探讨和研究《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笔者此文仅就研习所得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诗言志”的思考

“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纲领，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其中记载了舜对他的臣子夔所说的关于音乐(实为诗乐舞)的一段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典》多出于传闻，被认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舜典》系周史官所记，“诗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学观。顾易生、蒋凡著《中国文学通史·先秦两汉卷》指出，“诗言志”应有较早的渊源，并引《左传嚷公二十七年》中的“诗以言志”以证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诸子赋诗言志的事件，其云：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日：“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日：“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这是赋诗言志的真实写照，并展示其言志之后的结果。而其中赵文子所说的“诗以言志”历来被看作是“诗言志”思想的最早记载。不过，从赵文子所说的话来看，“诗言志”的说法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赵文子不应该是最早提出“诗言志”思想的人。那么，在我们目前无法证明《舜典》的记载者所记非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舜是最早提出“诗言志”的人，《尚书》是最早记载“诗言志”思想的典籍。

关于“诗言志”的内涵，许慎《说文解字》云，“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将“诗”解释为“志”，诗与志一体。杨树达在《释诗》中说：

“‘志’字从‘心’，声。”闻一多的《歌与诗》在谈到“诗言志”的时候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里的“怀抱”不仅指志意，而且与情感相关了。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朱自清《诗言志辨》在引用了上述三段材料之后指出，“情和意都指怀抱而言”，又指出，在先秦文献中，“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其实，对“诗言志”的理解不仅要从其自身词义解析与引申入手，还应该考虑到其后舜所提出的“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歌永言”即“歌永其义以长其言”，(《尚书孔传》)也就是“歌通过延长诗的语言，徐徐泳唱，以突出诗的意义”；“声依永，律和声”即“依声律以和乐”，(《尚书孔传》)也就是“声音的高低又和长言相配合”，“律吕用来调和歌声”。由此可见，这三者作者都是从形式表达的角度思考的，无论是歌延长诗的语言，声音与延长的语言相配合，还是运用律吕来调和歌声，其着眼点都在形式，那么，“诗言志”也就不仅具有“诗以言志”、“赋诗言志”的内涵，而且还表明了诗作为志的表达形式，其文本形态是语言，诗要运用语言来形成，并通过语言来表达志向。语言是诗与志的中介，又是诗的存在形式。闻一多对“志”的三个解释中虽然偏重于“怀抱”，但“记录”其实也是“诗言志”一个意义取向，诗用语言来记载亦应包含在“诗言志”的内涵之中。

因此，“诗言志”中已经隐含了对文学本质的揭示。这说明，先秦时期尽管诗还不是独立的文学形态，但是对诗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认识还是十分清楚的，进而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命题也有所认识。

二、关于语言表达的要求

《尚书》中十分重视语言表达，把语言表达同“道”联系起来，要求语言表达要以“道”为准，并体现“道”的要义。《尚书》中对语言表达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言以道接

“言以道接”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所提出的一个具体要求。《尚书·周书·旅獒》云：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贵异贱用物，民乃足“志以道宁，言以道接”所揭示的是“志”、“言”、“道”之间的关系，孔氏传云：“在心为志，发气为言，皆以道为本。故君子勤道。”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志”与“言”是内与外的关系，存在于心中的是“志”，而表达出来的就是“言”，而制约这二者形成的则是“道”。“道”在《尚书》中往往被看作是客观事物的内在条理，看作是正义的社会规范，如《尚书·虞书·大禹谟》中说：“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睇百姓从己之欲。”再如《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所以，“志”与“言”都必须用“道”来规范，这样看来，“道”就成了“志”与“言”的客观标准，无论是“志”的形成，还是“言”的组合，都要根据“道”的要求进行。那么，从“言以道接”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言语表达的规则，言语表达要以“道”要求为基准，否则，就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对于语言的评价，也要根据“道”的准则进行。《尚书·商书·太甲下》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

“逆于汝心”即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孔氏传云：“人以言睇违汝心，必以道义求其意，勿拒逆之。”“逊于汝志”即顺从你的思想意志，孔氏传云：“逊，顺也。言顺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对于人们的言论要以“道”的尺度进行评判，并要从相反的角度加以思考，如果有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的言论，你要从其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加以拒绝；如果有与你的思想意志相一致的言论，则要从其不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地肯定。总之，要以“道”的标准来评判人们的言论，而不是以个人的好恶来进行评判，这是因为个人的好恶是一种偏见，如果以此来评判人们的言论，则很难分辨言论的真伪。

这依然是“言以道接”思想的一种表现。

(二)。辞尚体要”

“辞尚体要”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尚书·周书·毕命》云：

王日：“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

“辞尚体要”是要求言语表达要体现“道”之要义，若有异于“道”之要义，则君子所不好也。孔氏传云：“政以仁义为常，辞以理实为要，故贵尚之。若异于先王，君子所不好。”“理实”即客观事物的实际道理，也就是“道”，先王所施行的亦是“道”。这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文学观。《论语·卫灵公》云：

子日：“道不同，不相为谋。”

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之所要达到的即是“道”，即“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孔子之所谓“道”即仁，诚如有子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而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与“辞尚体要”的思想是一致的。

如果从客观的角度看，“辞尚体要”也反映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为文章形式要素的“辞”应该完整准确地表现文章的内容“要”，这里，“要”是重要的，是作者所要突出的核心，亦是全篇内容的核心，“辞”是为“体要”服务的，它的基本功能就是“体要”。这一思想对后世文论影响很大，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坚持了这一思想。《文心雕龙》中有三处提到“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如《文心雕龙·征圣》篇云：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

刘勰在这里具体阐述了“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指出“体要”是“成辞”的关键，只要依据“体要”而“成辞”，则“辞成无好异之尤”。圣人文章对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也就由此而生。

(三)“察辞于差

“察辞于差”是《尚书》中对语言表达提出的又一要求。《尚书·周书·吕刑》中说：

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开J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

篇(5)

[关键词]东周青铜器；地域风格；审美观念

[中图分类号] J526.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729（2009）02-0003-04

（一）

东周时期诸侯割据，各地区生产力水平极不平衡，加之政治不统一及生活条件和民俗习惯的差异，各地的青铜器制造在技术水平、器物造型、花纹装饰等方面均具有强烈的地域风格。

高明[1]按东周青铜器的特色将其分为4个产出区域，即中原地区、南方地区、北方地区和山东地区。李学勤[2]则将东周列国分为7个文化圈，即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齐鲁文化圈、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圈、秦文化圈、西南文化圈。这些文化区域的划分对我们研究青铜器的艺术风格同样适用，但就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面貌来看，基本表现为两个大的区域，即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黄河文化圈和以楚文化为中心的长江文化圈。虽然各个区域由于传统习俗不同而在艺术风格上表现出一些微小差别，但在审美观念上依然呈现某些统一性。

（二）

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黄河文化圈，包括黄河上游的秦文化、中下游的中原文化、北方文化和齐鲁文化。就这些地区发现的文化遗存看，其文化性质及内容基本是相同的，所以有学者将其归为中原文化系统[3]；就青铜器造型和装饰艺术看，其基本面貌也是一致的。

中原文化指中原地区内的文化，包括处于黄河中下游的东周王室和卫、晋、郑、虢、虞等姬姓诸侯国。这些诸侯国由于地处中原，同周围各国往来比较密切，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先进，政治思想也很活跃，艺术文化发展较为迅速，其青铜艺术的发展在继承西周青铜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典型东周特色的青铜器造型和装饰艺术。河南新郑李家楼大墓出土的一些器物，如带盖附耳鼎、蟠螭圆壶、莲鹤方壶等器物造型，成为以后各地常见器类所模仿的对象，而莲鹤方壶更被学者视为新旧交替时期代表新时代精神的标志性作品。

在西北的秦文化圈中，春秋时期的青铜器造型主要继承了西周的艺术风格，形成了一些富有特征的地域风格，如方圈足的秦式簋、大盖方壶等。其中鼎、簋、盘、方壶、匝等大部分器物的造型和纹饰，与中原地区青铜器的风格基本一致，如极富特征的秦式勾连蟠虺纹，实际上也是春秋中期之初中原的蟠虺纹传入关中秦地并与关中秦器上正在不断繁化的双头窃曲纹、勾连夔龙、凤纹等相融合而产生的[4]。到战国时期，器物形制逐渐变小，壁薄质轻，与中原地区的发展情况类似。

在黄河下游的齐鲁文化圈中，春秋时期的器物，如半球形的立耳鼎、圆壶、方壶、簋、圈足盘等造型和窃曲纹、环带纹、蛟龙纹、垂鳞纹等装饰题材，均呈现出西周后期青铜艺术的典型特征；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基本器类没有大的变化，但形制逐渐趋于轻巧，以实用为主。这些特征表明齐、鲁及其邻近的一些中小诸侯国家的青铜器艺术，从整体文化面貌上属于中原一系。[5]

以燕、赵、中山国为中心的北方文化圈，其青铜文化中的小件铜器如短剑等，具有北方草原民族文化特色和地域风格，被誉为“鄂尔多斯式”风格，但其青铜容礼器的面貌特色是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如中山国出土的带盖鼎、方壶等，均属中原文化圈常见的典型器物造型；河北新乐县中同村战国墓出土的鼎、豆等均具有中原三晋式风格。所以有学者提出：“战国时的中山国由于民族融合与中原各国在文化面貌上基本一致。”[6]

可见，这些地区的青铜器造型和装饰艺术有着统一的风格特征，它们均是在继承西周时期青铜器风格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西周的青铜器艺术表现出的趋于理性的审美风尚在东周时期的黄河流域文化中有了进一步发展。从造型上看，春秋时期，带盖的器物普遍增多，器形趋于灵便轻薄、工整细腻；战国时期，青铜器的范围扩大到社会生活领域，而且更加小巧、简洁、实用。从装饰艺术看，春秋前期，纹样题材基本继承了西周后期的几何纹样题材；春秋后期，器物的主体纹样出现了较大的改变，具有清丽新颖、细密工整的蟠螭纹、蟠虺纹和一些几何纹、植物花卉纹成为装饰题材的主流，并出现了反映现实生活的画像故事类纹样；而到战国晚期，随着青铜器的衰落，其装饰艺术也走向了尾声，常见粗糙不加装饰的器物。青铜器艺术的这些变化，反映了理性的现实主义风格对东周时代黄河流域人们审美观念的影响。

（三）

以楚文化为中心的长江文化区，包括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及岭南的百越文化等，它们同受长江哺育，彼此交往密切，形成了具有共同传统特征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吴越文化和巴蜀文化的诸多文化因素中，楚文化因素占有的比重都较大，以致于引起学者们对一些文化遗迹的属性争论不休。如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的国别，有学者认为是蜀，而有学者认为是楚。[7]从中可以看出楚文化对周边文化确实产生了重要影响，周边文化大多表现出一些楚文化风格。童恩正[8]在谈起楚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时指出：“楚文化中最富有特征的部分，往往都与这些（南方少数）民族有关。”蒋廷瑜等[9]对广西先秦青铜文化作了详细分析后指出：“广西青铜文化受楚文化影响最深，有浓厚的楚文化色彩。”高崇文[10]也曾经指出：“这种文化（楚文化）体系逐步统一了整个长江中游和淮河上中游的文化面貌，最后影响到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下游的吴越文化，以及岭南地区的百越文化。”由此，我们将这几个区域的艺术风格归为楚系风格。

楚人活动的范围主要在今湖北、湖南、安徽、河南南部等地区，其中心在鄂西北地区。春秋中期以后，随着楚国势力的增强，疆域不断扩大，其文化艺术也随之传播到周围地区，先是汉淮诸国的文化系统被楚文化所取代，后又影响到吴、越、巴、蜀等地，当然其文化艺术也吸收了各地的文化因素，最终形成了楚文化的浪漫主义气质。对于这种浪漫主义气质，我们在楚文化出土的织绣和漆绘装饰艺术中体会最为深刻，而这种风格在楚系青铜器的造型和装饰艺术上有着同样强烈的表现。楚系青铜器目前发现比较多，尤以河南淅川下寺一、二号墓及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等地出土的青铜器最为典型，其中的许多器物设计奇巧，装饰更是繁复精巧、清新秀逸，体现出了一种富丽繁缛、婉转流变的审美特征，充溢着一种浪漫主义气息，代表着东周时期长江区域文化的主体风格。[11]如下寺楚墓出土的王子午鼎，其外撇耳、束腰、鼓腹、平底、粗壮蹄足的造型特征显得庄重稳实，腹壁又以6只衔沿爬兽作点缀，丰富了造型，同时也改变了器物的呆板滞重感。在装饰上，器身或饰浅底纹，或高浮雕纹上饰浅底纹，或口沿、腰、腹分别凸起三道窃曲纹、蟠螭纹、重环纹等。这些瑰丽的纹样与玲珑剔透的雕塑性爬兽组成的装饰意趣在同墓出土的其他器物如鬲、禁上也有所表现，在其他楚文化中也极为流行，反映了楚人追新猎奇的审美心理。这种风格的鼎，“气势不凡，活脱脱一幅楚人踌躇满志的心态的写照”[12]，所以在江淮地区非常普遍――有学者统计在江淮地区的17个地点发现不下61件[13]，成为楚式铜器的典型器物。再如曾侯乙墓出土的尊盘，造型奇异，装饰精巧，运用了失蜡熔模工艺、采用了透雕的表现形式，形成了既丰繁复杂又错落有致、既玲珑剔透又形象分明的审美效果。尊盘口沿上用如锦缎般的云状虺龙纹为饰，周身又用如祥云缭绕的各类龙纹或龙形附件装饰，构成了一种虚幻缥缈的景象。这种铜器附件和纹样中以龙为母体的装饰风格，更是传统楚文化的典型特征，体现出了楚人独特的审美意蕴。总的来看，与北方理性的写实艺术相比，楚文化呈现出的是对形象意蕴的追求和对繁复富丽、婉转流动的装饰意趣的着力表现，它是楚人对情感的宣泄和对理想的表露，所以它的艺术风格是狂放、奇诡、浪漫。这种风格在同时期的诗歌文化、漆器纹饰和帛画中有着类似的表现。正如有学者所言：“这样的艺术表现方式与楚人在漆器纹饰和缣帛绘画中无不着力于圆润流畅的线条来表现富有生命力的运动变化之美的方式，是相通相联、互相辉映的。”[14]到了战国后期，楚文化区域内的青铜艺术和北方地区一样走向了简约、衰退，但楚文化中浪漫主义的风格对我国以后的艺术发展影响深远，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和漆绘艺术，体现的仍是这种气息。

浪漫主义风格在南方其他文化中同样有着鲜明的体现，而且表现得更为细腻，具有人间情趣。如江苏镇江谏壁王家山东周吴墓出土的青铜器，其的装饰艺术以透雕的螭状、圆雕的龙形提梁和龙首流、全身饰细密的蟠螭纹和云纹为特色，同王子午鼎有着极为相似的装饰风格，体现着同样的审美趋向，而其盖上浮雕的小鸟，则为这种浪漫主义风格增添了一些生活的雅趣。同墓出土的鉴，内部的刻纹题材都有水蛇纹、神人怪兽纹，以及充满人间生活意趣的鱼、鹤、人物活动等形象，是对自然中天界的想象，或是对思维中理想天堂的描绘，其神话巫术色彩极为浓厚，而这正是南方地区的画像纹的主要特征。这种将现实与理想融为一体的浪漫主义创造风格，是炽热的想象超越理性的产物，表现出了充满人间情趣的浪漫主义风格。

（四）

南、北方艺术形成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风格差异，是由当时南、北方的思想文化底蕴决定的。在北方，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理性主义精神成为贯穿社会的总思潮、总倾向，所以在艺术上表现出了理性的现实主义风格；而在南方，“由于原始社会结构有更多的保留和残存，便依旧强有力地保持和发展着绚烂鲜丽的远古传统。……在意识形态各领域，仍然弥漫在一片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图腾―神话世界之中”[15]，所以在艺术上表现出的就是一种浪漫主义风格。这两种艺术风格在我国南、北大地犹如两支并蒂花，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着我国古代艺术的发展。

总的来看，东周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的急剧变革时期，政治动荡，思想活跃，影响到了时人的审美价值取向，进而影响到艺术的风格，包括青铜器艺术的风格；而青铜器的艺术风格又体现出了当时的审美观念。北方受理性精神的影响形成了现实主义的审美意识，而南方则更多地继承了古代的巫术宗教文化传统，结合时代精神，产生了富有人间情趣的浪漫主义审美风尚。但也必须看到，在礼崩乐坏、夸富耀荣的社会风气影响下，南北方的艺术风格也有共性的一面，即对奇巧华丽的审美追求。

[参 考 文 献]

[1] 高明.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上）[J].考古与文物，1981（2）：68.

[2]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10-11.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两周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75.

[4] 陈平.试论关中秦墓青铜器的分期问题[J].考古与文物，1984（3）：58.

[5] 李松，贺西林.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115.

[6] 李学勤.平山墓葬与中山国文化[J].文物，1979（1）：37.

[7] 宋治民.关于蜀文化的几个问题[J].考古与文化，1983（2）：71.

[8] 童恩正.从出土文物看楚文化与南方诸民族的关系[A].湖南考古集刊（第3集）[C].长沙：岳麓书社，1986：113.

[9] 蒋延瑜，蓝日勇.广西先秦青铜文化初论[A].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252.

[10] 高崇文.东周楚式鼎形态分析[J].江汉考古，1983（1）：1.

[11] 刘彬徽.楚系铜器略论[A].楚文化研究论集（第1集）[C].武汉：荆楚书社，1987:147.

[12] 邵学海.王子午鼎的繁缛与铸客鼎的简约[J].江汉考古，1995（3）：59.

[13] 刘彬徽.楚略考[A].楚文化研究论集（第2集）[C].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81.

[14] 王庆生.绘画――东西方文化的冲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6.

[15] 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12.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08-

GH-124）

［作者简介］杨远（1975―），男，河南省南阳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美术考古。

［作者已有相关成果］

[1] 杨远，张应桥.论我国古代青铜器与早期国家政治[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33.

[2] 杨远，张家强.河南北宋壁画墓的题材及艺术特色[J].中原文物，2007（1）：80.

[3] 杨远，张莉莉.夏代的工艺美术及审美观探析[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47.

［相关主题文献］

[1] 宋玲平.东周青铜器叙事画像纹地域风格浅析[J].中原文物，2002（2）：46.

篇(6)

一、社会史研究的学术活动频繁

本年8月，由中国社会史学会组织、由苏州大学承办的以“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苏州举行，这也是社会史学会的第七届年会。我所作为发起单位之一，积极参与了此次年会的筹备，并有七人参加了会议的讨论，取得了很了效果。此次会议提交论文近百篇，其讨论热点仍在人口·婚姻·家庭·宗族等方面，同时社会大众心态也逐渐脱离了以往泛泛而论而开始以具体的史料为根据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分析。其次，社会史作为专史，由于其涉及面广且需十分具体而深入，故大多研究仍需以断代为基础；年会的召开，为各断代的同行进行纵向的交流提供了便利。同时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使我们对地域性的认识得以深化，避免了泛泛将史料视作全国情况而导致的对历史理解的误区。

11月，以“人口行为与人口环境”和“婚姻与家庭”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收到论文共十多篇。此次会议规模虽小，但论文质量较高，讨论十分深入，或者揭示了我们过去不甚了了的一些现象，如节育及其措施问题（李伯重《绝育、避孕与堕胎：清代前期江南节育方法的运用》，李中清·王丰·康文林《出生率与溺婴》）；或者进一步证实了过去未经史料严密论证的问题，如婚龄（郭松义《清代男女的初婚年龄》）。在研究中能根据新史料（如很少为人利用过的档案及社会调查）将问题细化，以期于能解决问题（如李中清·康文林·定宜庄《盛京内务府粮庄、棉庄丁及鱼丁、蜜丁的婚姻与家庭》、梁洪生《从“同姓不婚”到同宗通婚的嬗变——江西近50年乡村同宗相婚的考察》、那日碧戈·王俊敏《呼和浩特市区民族通婚研究》）。同时，学者们在对专题史进行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也在努力突破了专题史的局限，以便把专题史置于整个历史中来进行考察和分析，如在对人口的研究中突破了单纯的对人口数量及其变化的考察而重视“人口行为”，在对人口行为的考察中，又特别重视“人口环境”，这种突破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从学术会议的举办上，也提供了可供借鉴之处，即小型的学术研究讨会，并在事前收集论文，更可以保证学术讨论的深入。这可能是目前流行的大型学术研究讨会所难以做到的。

二、社会史史料的整理及工具书的编篡受到重视

史料的刊布整理、工具书的编纂以及研究回顾与述评等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这样的工作做得越多、越好，研究工作就会越便利。但近来颇不为人重视，甚至将其视作末流，似乎可有可无。对此，本年刊发了一系列相关综述和目录，如冯佐哲的《中国贱民研究论著目录索引》、侯旭东《造像记与北朝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陈爽的《近年有关家族问题的社会史研究》（以上三文均赶刊于《社会史研究通讯》第二期，陈爽文删节后又刊于《光明日报》1998年10月16日史林版）。张经《80年代以来的先秦妇女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1期）从“女神”崇拜、母系氏族和母权制、妇女社会地位及社会活动、妇女的婚嫁、先秦文献典籍中所反映的妇女问题的研究及个案研究等几个方面概述了80年代以来的先秦妇女史的研究状况。

宗族一直是学界重视的问题，同时也是成果较多且水平较高的一个专题。对这一专题的研究，其主要依据的史料之一就是家谱，但家谱分藏各地，检寻极为不便，对这一史料的整体情况更不易掌握，这无疑会对研究工作带来很大不便。国家档案局二处·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共同编写的《中国家谱联合目录》（中华书局，1997）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矛盾。此书以1949年以前的现存家谱为限，包括未刊、抄本、单行本、丛书文集所载的大陆四百余家收藏单位及个人所藏，共14719条。这是继同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的《中国家谱目录》（共收2565条，山西人民，1992）之后，中国大陆地区出版的第二种，同时也是收录最多的家谱目录。

江苏州地区保存了许多关于社会史方面的原始材料，继《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三联，1959）、《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1981）之后，在王国平、唐力行的主持下，苏州大学又编辑了《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共收碑刻共500余件，分社会角色与社会群体（包括妇女·儿童、农民、商贾、熟师·郎中、粮长·富户、士宦·乡绅、将官、其它，另有邹氏、赵氏二家族及长吴北京会馆）、社会会生活与社会合作（包括宗族生活与互济、行会生活与互济、公共生活与公益事业、其它）、社会信仰与社会心态（包括道教、佛教、回教、基督教、民间神祗、先贤祠祀、祖先崇拜、行业神灵、劝世劝善、其它）、社会问题与社会管理（包括社会问题、赋役管理、商业管理、宗族管理、寺观管理、环境·市政管理、其它）等四大方面32个子目，虽其中分类有不尽妥当处，但还是为我们使用提供了不少方便，倘若能在书后附一索引，并能进一步出版拓片就更好了。

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江苏古籍，1997）对已经公布的敦煌遗书中的有关民间结社的文书分社条、社司转帜、社历、社文、社状牒等，作了全面系统的整理，并尽可能将文书考订了年代，这无疑大大提高了史料的价值，为我们研究敦煌的民间组织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此外还有以论文形式公布的较小规模的史料整理或目录介绍，如谢生保的《敦煌壁画中的民俗资料概述》（《敦煌研究》，1998年3期）、《光绪初年哥老会史料选辑》（《历史档案》，1998年3期）等。

三、关于理论问题的争鸣与研究

理论并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也不能先有一个先验的理论模式再用史料去证实，但不可否认，理论对我们的具体研究会起一定的启发作用。关于社会史研究本身的理论问题，近年一直受到社会史研究者的重视，主要是围绕社会史是专史还是研究视角分作两种意见。孟彦弘《社会史研究刍议》（《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2期）主张社会史是专史，并且对其研究对象与范围及其与相关社会科学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但这一观点遭到了赵世瑜的反对，他在《社会史：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社会学研究》，1998年5期）中强调了社会史是一个综合的整体史观，并且用具体的事例对社会史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进行了说明。由于对这一问题的着眼点不同，在争论中恐怕也不易形成共识，但一方面这一争论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具体研究的进行，但也不可否认，这一问题对社会史研究的选题、视角等方面会有裨益。

更具意义的理论论争是围绕农民及中国基层社会结构展开的讨论。对以往的中国基层社会认识提出质疑的主要是秦晖。继与苏力合著的《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力辟所谓“租佃关系决定论”后，他又发表了《“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上）》（《社会学研究》，1998年5期），否定了“乡土和谐论”，即认为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结构是村落、宗族等 “小共同体” 的自治与和谐的观点——持此观点的学者虽对中国传统社会十分感兴趣，但他们大都对中国历史的具体情形知之不多，故其“理论”虽似严密，但却缺乏史实根据——认为自秦到清，除魏晋一个时期外，都是以国家为主的“大共同体本位”。秦晖以史实为依据，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辩驳，可谓有理有据。此文因属纵论，自难一一落实，且其将此理论归于法家传统也不无可议，但这一讨论无疑会加深我们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识和理解，至少为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基层社会提供一些启示，所以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十分巧合的是，南开大学历史系组织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的学术讲座，其讲稿由冯尔康、常建华编成《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出版（台北，馨园文教基金会，1998）。冯尔康在《中国古代农民的构成及其变化》中提出了“多层级的土地所有制”以反映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指出农民包括自耕农、半自耕农、平民佃农、佃仆、国农佃户、农业佣工、农业奴隶、富裕农民、平民地主九种；从生产劳动角度讲，主要成分是属于平民身份的自耕农（含半自耕农）和平民佃农，其次是依附农（佃仆、佣工）。从影响社会变化的视角看，自耕农、平民地主和佃农最重要，并进而指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国家与农民的矛盾、地主与佃农的矛盾——纠正了过于注重后者而忽视前者的偏向。刘泽华《专制权力支配下的小农》进一步指出导致小农兴衰的主要是政治因素而不是经济因素，认为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国家对经济规律的愚昧干预，使广农民失去了简单再生产的条件，所以社会危机四伏，最后不得不走向崩溃，引起朝代更替。”在此综论性的二文之后，朱凤翰、蔡美彪、郭松义三位先生分别对先秦、宋元、18·19世纪的农民进行了断代性的描述和分析，揭示了三个不同时期的农民的情况。最后，陈振江《近代华北社会变迁与农民群体意识》、魏宏运《华北农民之源流及其在30年代的群体活动》二文，对华北地区的农民进行了类似于个案与专题的讲述。这一讲座，虽然其中有些断代尚有缺失，但大体上反映了中国古代农民的状况，丰富了我们对农民的认识，同时也纠正了过去一些公式化、概念化的认识。十分遗憾的是该书错误比比皆是，几至不能容忍，读时不能不予以特别注意。

当然，对农民的认识离不开对地主的认识。对地主经济的讨论，如方行《略论中国地主制经济》（《中国史研究》，1998年3期）、李根蟠《关于地主制经济发展机制和历史作用的考察》（《中国史研究》，1998年3期），虽属经济史范畴，且主要仍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着眼，但值得我们注意。

四、社会生活史仍是社会史研究领域中的热点

在本世纪初西方史学的影响下，史学开始重视大众及其日常生活，而这其中又特别垂青风俗习惯。对这一课题的重视和研究在当时也是颇具新意的，这从人们对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商务，1933）、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商务，1938）等的重视中可见一斑。此后对这一领域的研究除一度处于低谷外，研究成果不断问世，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日渐兴盛以及国外社会史著作的翻译出版，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在具体的研究中，许多不太为人所注意的史料得到挖掘，特别是新的材料如考古材料受到重视，历史博物馆主持的《中国历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孙机所著《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即其中之一种）是其典型；同时也描述了许多前人很少注意的一些现象，这可以说是社会生活史研究的长处。但是，其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最突出的莫过于研究流于琐碎的现象的描述，研究的深度颇为欠缺，学术份量略显单薄。本所“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项目的陆续问世，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状况，这主要表现在它的系统性。零碎的隔离的现象的描述，不易对我们认识历史产生大的作用，但如果将这些本来就很零碎的社会生活现象汇集起来，就有助于我们认识那个时代；而且在系统的叙述中，也容易产生一个整体的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项目将社会史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本年度出版了

《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和《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

从前的社会生活史研究，更多地重视两头，对中间这一千年的研究颇为不足。这三部书分别从衣食住行用、婚丧嫁娶、节假日、娱乐、教育卫生、信仰崇拜等几个大的方面对这三个时代的社会生活进行了勾勒和研究。对这一千年间的社会生活进行如此系统、全面的勾勒和研究可以说是第一次，这彻底改变了从前的研究状况，这也正是上述“系统性”的突出表现。其次，在材料的收集、使用上，也大大突破了以往，除正史外，旁及诗文集、笔记小说、墓志、类书，特别是对考古材料的利用更具特色，这使叙述更为直观、真实和准确。过去的研究大多仅限于罗列现象，但社会生活的活动主体是“人”，不同的人的生活自然也不尽相同，泛泛而言，只能说某时代有什么样的生活而已，仍是静态而非动态的。这三部书对“人”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并注意到了同时代的地域性，这就使研究和描述更为具体和深入，如指出了魏晋南北朝食、住的阶层之别，隋唐五代衣食住用的“社会性”，辽宋西夏金食、行的阶级性；再如在描述社会生活现象的同时，还尽可能进行了分析，如魏晋南北朝影响婚丧的因素，崇拜信仰、节日的社会文化心态等；不同时代的特性也有所表现，如唐人重礼，而书中单列了“礼仪”一节，宋代的家族组织大不同于此前，故书别讲到了“民间的家族组织”等。这些方面都说明了这三部著作在研究上的深入。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尽满意之处，如体例似欠完善——婚丧嫁娶中已有风俗，而此外又单列风俗，致使二者从内涵上似有重复，虽然从叙述上可以不重复。这反映了对“社会生活”的理解、界定之异和在具体编写中的操作不易；似乎以时间或以人为线索来叙述或可发现社会生活各方面之间的有机的联系。魏晋南北朝单列“少数民族”一章，但在“冠冕帽帻巾”中也谈到了鲜卑的辫发传统，致使在叙述上重复。最突出的是隋唐五代、辽宋西夏金中都单列了“妇女”的章节。全书是以社会生活为主线，某些方面的叙述自然需分男女如服饰，但单列章节后并不仅限于其生活，还详述了这一群体的社会地位、作用等情况，与全书体例似有不合。再如引用史料多不标明版本，特别是一些尚未点校的古籍，其版本不同，其卷次、多少、存佚等情况也多有歧异；有的引用诗文而不标明出自何书，这都使检核颇为不易，规范与否尚属其次。倘若书后能附一参考书目似可避免此类问题。又如对学界已有成果吸收不足，有些方面的叙述反不如已有成果详尽、确实。又如三部书均以断代为限，但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东西又有较大的沉淀性，断代为史，不易溯源索变，以致不能在明其流变的基础上探其因果；一些方面的叙述仍嫌过于简略，似属点到为止。较为重要的是，书中对各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勾勒虽则很具体统，但一些方面仍未能置于整个社会当中，以探求其间的关系，并进而提出问题，加深理解和认识。总之，这一项目的完成，使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实现了由零碎、分散到系统纂述的跃进，但怎样由收集考订史料、罗列或描述现象进一步加深研究的深度仍然是本领域研究中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在社会生活中，还值行一提的是郝春文的《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主要利用敦煌文书对僧尼的生活方式，如宗教活动、收入、遗产、丧事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勾勒，改变了过去我们将僧尼生活简单化的看法，丰富了我们对僧尼这一社会群体的认识。我们可以本书所讨论的敦煌僧尼生活的普遍性以及其他某些论断提出质疑和商榷，但他所提出的问题和开辟的研究领域却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一部真正的填补空白之作，是社会生活史研究中难得的一部力作。此外，书中对其所依据敦煌文书的录文、考释也颇具功力。

社会生活的一些专题研究也为人所重视，如徐吉军《中国丧葬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综合、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从丧葬制度（陵寝）、习俗（火葬、土葬）、丧葬观、丧葬风气等几个方面对中国从原始社会到民国的有关丧葬的历史进行了勾勒；陈香白的《中国茶文化》（山西人民，1998）等。文章，如沈冬梅的《论唐宋上品茶的观念》（《中国文化研究》，1988年春之卷），从采茶时间、加工工艺勾勒出了时人的上品茶观念。杨琳《古代“社主”的类型》（《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1期）罗列了社主有木、树、石、土、尸（祀时为神所附体的人）等。杜家骥《从入关前档案看满族抱见礼俗》（《历史档案》，1998年2期）利用《盛京满文逃人档》、《满文老档》、《清初内史院满文档》等史料描述了满族在入前男女都曾使用过“抱膝接面”式的礼节以及行此礼的身份性。《丧葬用鸡探析》（《敦煌研究》，1998年1期）、高启安等《敦煌古代僧人官斋饮食检阅——敦煌文献P．3231卷内容研究利用了敦煌》（同上）都利用了敦煌壁画和文书。

本世纪初民俗学引起学者重视，周作人、顾颉刚、钟敬文等人都是这一领域的先行者。与此同时，社会风俗史成为社会生活中与衣食住行用等同样为人所注重的一个大的方面，成果也相对较多，如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大达图书供应社，1936），《中国风俗辞典》（上海辞书，1990）等，可说是具有综合性、全方位的两部书，其它各种地方风俗志所出更多。邓云乡《增补燕京乡土记》（中华书局，1998）分岁时、胜景风景、市廛、饮食、艺苑风烟等几外方面叙述了燕京一地的风俗，但时限是以晚清民国为主。风俗史使历史有血有肉，对我们了解一个时代不无裨益，但风俗史的编写多具掌故性质，且以描述为主，使之上升到研究高度尚需进一步努力。当然，目前的学人中有用人类学、民俗学等社会科学理论来分析一些民俗史料，取得了成果，但所分析的民俗大多在近当代，如何将民俗史作全面系统的研究和整理，以及探求其与历史发展的关系，还需待以时日。

彭卫将其有关汉代精神世界、自杀现象、复仇风尚、体貌观念、行为语言、交际语言、汉代男性的自我定位等七篇论文汇为《汉代社会风尚研究》，由三秦出版社出版（1998）。

五、结语

篇(7)

（一）语文基础薄弱

由于特殊的招生体制，宗教院校的生源素质与普通高校学生不同。虽然有一部分是高中或中专毕业，但多数学生语文知识积累贫乏，知识结构单一。语文基础薄弱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学生的宗教实践和社会实践，这使其在理解掌握宗教教义精髓、教导信教群众进行宗教生活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例如，有些学生对宗教经典的理解肤浅，对宗教教义的分析不深，完全靠机械背诵，无法深入领悟其中之真谛、准确阐述其中正确的蕴意，无法把握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内容，自然谈不上对宗教教义作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

（二）语文意识淡薄

长期以来，宗教院校主要开设宗教、文化和政治三大类课程，其比例为7：2：1，这样的课程设置客观上产生了“重信仰、轻文化”的导向，让大部分学生觉得文化课程不重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宗教学识的培养和宗教戒律的修持上，使得包括大学语文在内的文化课程教学很难引起学生应有的重视。许多学生在学期间，努力学习宗教知识，但那些与宗教知识密不可分的传统文化、宗教政策法规、科学、法律、政治等方面的常识知之甚少。如果仅凭掌握的一些宗教知识，就去从事宗教教务活动，就必然影响其对宗教知识的理解，并使其对宗教活动的实践和发展受到限制，自身素质难以提升，宗教学识也难有造诣，业务能力难以精深，更谈不上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三）语言文字能力偏低

宗教教职人员承担着教育感化信教群众的责任。教育感化人的手段是通过宣讲宗教教义和开展宗教活动来实现的。对传道人来说，较强的文字能力和语言能力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不会表达，犹如“茶壶里煮饺子———有货倒不出”。现实中，有的学生文字能力偏弱，写的讲章错字连篇、文理不通、词不达意；有的学生语言贫乏，讲道思路狭窄，内容呆板、单调、枯燥，语言不生动，甚至迷信色彩过浓；有的在讲道时将宗教语言和政治语言掺杂在一起，生搬硬套，照本宣科，与现实生活完全脱节。讲道“没有吸引力”，信徒“不愿听道”，难以满足广大信教群众日益提升的方面的需求，导致私设、私建聚会点的现象增多。这给各种异端邪说以可乘之机。

（四）优秀传统文化缺乏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华夏民族文明智慧的结晶，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和谐思想、道德观念、爱国精神，以及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理念，牢固积淀在每个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中，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历来为宗教界人士所崇尚。由于多样文化的冲击以及宗教院校课程体系的限制，部分学生的传统文化知识相当匮乏，对其价值的内涵认识模糊，认同感淡化。传统文化的缺失必然导致对传统美德的不以为然，也影响了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认同和践行。特别是受一些别有用心的中外敌对势力极力推销所谓的民主、平等、自由以及“普世价值”论的影响，有的学生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思想有所抬头；有的社会责任感、正义感淡化，爱国主义意识淡薄，被认为是过时的；有的对自己民族的传统节日冷漠无兴趣，而对西方的介入却狂热追捧，甚至崇尚西方某些思潮和行为方式。这给境外宗教势力介入提供了可乘之机。语文基础薄弱、语文意识淡薄、语言文字能力偏低、优秀传统文化缺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宗教院校学生政治素养和宗教造诣的提高，削弱了宗教人才自身应有的威信和形象，限制了宗教“正能量”的发挥。

二、宗教院校学生大学语文教育需求

一名合格的宗教人才，不仅要在宗教活动场所主持宗教仪式、开展宗教活动、对宗教教义作出符合社会进步的阐释，还要承担教务管理、宗教学术研究、开展对外友好交往，乃至参政议政等工作。承担这些工作和任务，不但需要过硬的思想政治素质、较高的宗教学识、很好的管理协调能力，还要扎实的文化功底。而宗教院校学生的文化素质又普遍偏低，因此，要把大学语文教学作为宗教院校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一项基础性工程来抓。

（一）立足语文知识的教育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国民素质和信教群众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这就要求宗教教职人员在新的形势下，必须加强文化知识的学习，努力提高科学素质、增强文化素养、提升思想境界。大学语文立足文化知识的培养，大学语文教材中作品涉及的时间，上至先秦文学，下至中国现代文学，上下跨越5000年；作品涉及的范围，上至天文地理、星际宇宙，下至凡人小事、心灵轨道，古今中外，上下纵横，几乎无所不包；作品涉及的题材，诗、词、赋曲、小说、散文样样齐全[1]。可以说，大学语文集文学、思想、历史、艺术于一体。学学语文可以帮助学生了解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国思想发展史，通过文学作品形象勾勒中国历史；可以丰富学生知识，帮助学生了解人生，开阔视野，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宗教院校学生专业学习固然重要，但大学语文教育是基础当中的基础，不容忽视。宗教经典浩繁，宗教教义精深，宗教教规严密，要想对教义作出符合时展和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必须具备深厚的语文功底。试想一个语文功底很差的人如何来理解宗教经典？又如何对教义作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因此，宗教院校大学语文教学要立足学生专业学习的需要和我国宗教发展进步的新要求，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学生，用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武装学生，用人类社会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充实学生[2]，使他们开阔眼界和胸怀，提升精神境界，成为一名基础知识扎实、文化素养深厚、精神视野开拓的新型宗教教职人员，才能对教义作出符合时展和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才能对当前的社会发展用宗教的语言向信徒传经布道，才能更加自觉地承担起推进宗教思想建设的重任，在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进

（二）重视人文素质的培养

大学语文教学传授的不仅仅是语文知识，更多的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使学生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宗教教职人员属于宗教领域的启蒙人、引领人，他们的人文素养和言行品德，对信教群众有着潜移默化的、不可替代的表率作用和重要影响。宗教院校学生由于人生经历的局限，缺少深入社会生活的机会，缺乏对人性的深刻体察与理解。较之其他学科，大学语文具有更广的历史文化内涵、更深的生活实感。文学即人学。名家名作中蕴含着不同内容、不同表达方式的人文精神与高尚品德，对宗教教职人员都是极好的营养，值得学习、体味。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道义担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见贤思齐”、“知行合一”、“君子慎独”、“三省吾身”的修身之道，“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凛然正气“，仁义礼智信”的基本价值，“百善孝为先”“、孝悌忠顺”、“家和万事兴”的齐家之略，等等[3]。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启发、点拨学生，通过对名家名作的具体分析，让学生有感悟，受熏陶；对人生感悟的短篇、小说、诗歌，教师应更多地侧重于对作品人文的阐释，引领学生探讨文中蕴含的真善美或假丑恶，挖掘文章的艺术美和思想美，激发学生对生活真、善、美的追求，对假丑、恶的摈弃，从而培养宗教院校学生健康的审美趣味，在审美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要引导宗教院校学生正确处理信仰追求与社会责任的关系，发扬我国宗教爱国爱教、团结进步、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不断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法制意识，牢固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帮助宗教院校学生成为一个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良好的美学品位、强烈的文化自信心和责任感的人。

（三）抓好写作和语言表达能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