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发展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汉字发展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近来，关于简化汉字及其产生的年代，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说法。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产生于宋代说。1995年11月8日《光明日报·文化周刊》专版刊登了邹晓明、唐信忠二先生《汉字简体字九百年前就出现》一文，认为“早在900年前的北宋时期，简体字已在人们的手书中流行，这是有关学者对最近发现的米芾手书《昼锦堂记》碑刻进行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并举出“记、将、荣、盖”等14个共17处简化字作为证明。

1995年12月4日新华社又发了一条电讯稿《宋明清文物上发现简体字》证实上述消息，1995年12月5日的《光明日报》予以登载。文中报道说，在江西吉安市兴桥镇钓源村“发现一北宋书法家米芾手书《昼锦堂记》的清代道光年间碑刻，清晰可辨的159字中，有13个简体字，这又将简体字的出现前推了400多年”。

二、产生于唐代说。1993年10月24日《光明日报》刊载魏奕雄的文章《唐碑已有简体字》，谓《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碑文的撰刻时间为“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十一月五日”，“碑文共800多字，尚有270字清晰可辨”。“在270个可辨识的字中，发现‘弥、万、将、与、继’5个简体字，与我国大陆现在通用的规范简化字完全相同，其中‘弥’和‘万’出现两次。”

三、产生于晋代说。1996年1月3日《文汇报》载王春南先生文《中国何时出现简化字》，说“现今通用的某些简化字，岂但北宋的米芾用过，在米芾之前700多年，东晋王羲之就用过”，并举出王羲之在《兰亭序》、《游目帖》及唐怀仁和尚集王书《大唐三藏圣教序》等传世墨迹、碑刻中使用简化字22个。据此，该文认为：汉字简化字出现的上限应在王羲之生活的东晋年间。

上述几种关于简化汉字出现的年代的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首先应弄清楚简体字和繁体字的基本概念。在文字学中，简体字与繁体字是两个相对的概念。一般来说，经过简化的汉字称为简体字，而已有简体字代替的汉字，则称为繁体字。因此，用笔画简单的字代替笔画繁多的字，称为汉字的简化。其次，考诸汉字的结构及其发展变化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简化的趋势是从有了文字之后就开始存在，并且贯彻在文字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的，是文字本身内在的规律”［1］。也就是说，简体字是从汉字产生的时候起就出现的客观实在。

下面依次加以说明。

殷商甲骨文是我国最古老而成体系的汉字类型，它以象形、会意等造字方法为基础，同时大量使用假借字以适应记录语言的需要。迄今可辨识的甲骨文字约有2000个。从这些可识的甲家文字的笔画和结构看，简繁无定是这些锲刻文字的突出特征，常常有一个字出现几种乃至数十种不同的写法。如“贞”字，就有67个繁简不同的形体［2］，“马”字有50个繁简不同的形体［3］，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文字学上把这种“一字多形”的字称为“异体字”，也称“或体”、“重文”。异体字是在汉字创始之后和新陈代谢过程中客观存在的现象。这是因为，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在与语言的适应过程中，往往导致独立的记录符号随着语言表达的细密而相应增多，于是就产生了代表一个音节的符号出现几种不同的形体和结构的现象，所以在甲骨文中，几乎每一个字都有异体。另外，与文字缺乏统一的规范标准亦有很大的关系。

甲骨文中的异体字，多数出现在不同的甲片上。而在同一甲片上，复用字一般都保持着笔画的一致。如果把这些异体字作一归纳比较，可以发现使用频率越高的字异体越多。若进一步把同一字的异体按笔画的多少排列，可以看到年代越早的字笔画越繁，其图画性越强，反之，年代较晚的字笔画就越简单。如“马”字，商王武丁时期的字形要比武乙、文丁时期的字形简单很多［4］。这种现象反映了表意文字由具象图形向担象符号发展的趋势，也说明了使用频率促进着文字的简化。另外，甲骨文字由于书写工具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字形的简化产生了影响。从已出土的商代后期的甲骨和玉石、陶等类物品上残存的少量书写文字看，这些字是用毛笔蘸墨或朱砂书写的，可见，在商代，毛笔已经是主要的书写工具。“笔”字繁体作“笔”，从（附图略）

在西周金文当中，文字虽然存在着简化和繁化两种倾向，但简化始终是汉字发展的主流。

与甲骨文相同的是，两周金文中的异体字依然大量存在。如“国”字，不同的写法形体仍有数十种，多数字仍是异体各存。这个时期的文字多是范畴于器物之上，工艺复杂，因而对一些字在笔画上进行了较多的省简，形体也逐渐规整。这是两周金文发展的基本趋势。同时，由于社会分工的日渐繁复和人类思维的发展，相应地要求语言文字的表达与之适应，因而通过假借法赋予新义，或用指事法增加义符，或用形声法增加音符，或增加笔画以区别同音异义字等，创造了一些新字；这些新字不同程度地使文字的笔画增多了，出现了所谓“繁化”现象。两周金文繁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图画形文字的复现。这主要是器物铸造日益精美，在青铜器上采用了装饰性极强的图案花纹，这种装饰意味也渗透到了文字之中。郭沫若说：“东周而后，书史之性质变而为文饰，如钟磔之铭多韵语，以规整之款式镂刻于器表，其字体亦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凡此均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6］如东周时期的“鸟虫书”，在笔画的上下或左右增加了一些变形的鸟、虫图案，无疑使文字变得复杂了。但这些文字具有艺术性而无实用性，很快就因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生活的发展与实用汉字相分离，进入纯艺术的殿堂；而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的汉字，仍然沿着简化的道路向规范化、科学化、抽象化、实用化发展。

战国时期，群雄争霸，各自为政，“书不同文，车不同轨”，文字的使用也产生了混乱状况。正像唐兰先生指出的那样：“特别是到了战国末年，贵族社会崩溃，在商人社会里，书法也不讲究了，锲刻文字笔画草率，简体跟破体盛行。”［7］从汉字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个时期文字混乱的状况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诸侯国各按所需、各自为文，任意增减笔画，造成文字交流的困难，影响了汉字的规范化进程；而另一方面，这种率意简笔与破体省略，却又在客观上为新体汉字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促进了汉字向着简化方向发展。

秦始皇统一六国，下令全国“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8］，命李斯等人作小篆，废弃六国异文，这是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第一次规范化运动，也是第一次由政府主持的文字简化运动。王国维曾经考证过秦统一文字的情况：“班孟坚言《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文字，多取诸《史籀篇》，而字体复颇疑，所谓秦篆者也。许叔重言：‘秦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秦之小篆本出大篆。而《仓颉》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以前，所谓秦文，即籀文也。”［9］也就是说，小篆是经过“省改”大篆而产生的；所谓“省改”，即是简化之意，通过对史籀大篆的规范、简化，才得以使新的字体小篆作为统一文字颁行天下。相对于大篆，小篆即是它的简体字。

现代意义上的简体字的大量出现，是在汉字完成了隶变之后。隶变是古汉字演变为现代汉字的关键，同时也是汉字的一次大规模的简化过程。所谓隶变，准确地说应该是“草变”。郭绍虞先生曾指出过这个问题：“隶书对篆而言，是篆书的草体。”［10］这在已出土的大量简牍、帛书中可以得到证明。事实上，古草书在小篆之前就存在了。侯马盟书、温县盟书、信阳楚简、仰天湖楚简等文字都已出现了简省连写的笔画，这些与常见的铭刻文字不同的率意而写的篆草书体就是古草书。在秦以小篆正定文字之前，主要是因为这些古草书才形成了“书不同文”的局面。小篆的不易书写加大了文字与实用的距离。许慎说：“秦焚烧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11］赵壹说：“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指，非圣人之业也。但贵删难省烦，损复为单，务取易为易知，非常仪也。故其赞曰：临事从宜。”［12］秦代的隶书就是篆书的草写，史称“古隶”，以睡虎地秦简为代表。古隶的发展分为两途：一是在草化省略圆转弧曲笔法的基础上规则端正，形成左右对称、方正波磔的“八分书”即今隶；二是在草化连笔快写的基础上规则简率，形成了轻捷便利的章草。

从已出土的文物考察，篆书草化的进程肇始于战国晚期。1980年在四川青川战国晚期墓葬中发现的木牍文字即有明显的草化痕迹。省略、连笔、方折的笔法已经较多地取代了圆转的篆书笔法。稍后一些，从睡虎地秦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和银雀山汉墓竹简文字中，更可以清楚地看到秦隶的形体和章草的雏形。至少在西汉时期，章草已经成为可以应用于各种重要场合的正式字体，其使用范围已相当广泛。据笔者对现存已出土的西汉景帝（前156年－前141年）时期至东汉章帝（76年－88年）时期的两汉简牍、碑刻用字的不完全统计，当时使用并和今天简化字相同的简体字有30多个。如“记、兴、为、东、张、问、来、时、麦、铺、杨、书、伦、车、头、陈、长、贯、郸、孙、干、朴、夹、鱼、萧、赋、事、门、稻”［13］等字。这些字绝大多数来源于古隶的草写，并且都有着较高的使用频率。草写在客观上完成了对汉字繁复笔画的简化，因而在汉字简化的历史演进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到了东汉后期至魏晋间，出现了现代形体的楷书。楷书又称“真书”，它是从今隶和章草中演变而来的。从汉晋木简的字体和笔法中考察，在章草中已渐次具备了楷书的形体。从存世的碑刻、墨迹看，汉代没有楷书的遗迹。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的楷书，是钟繇（151年－230年）所书《宣示表》、《荐季直表》等碑刻。又有吴之《谷朗碑》，字体笔画亦近楷书［14］。而流传最古的西晋陆机《平复帖》，仍存章草笔法，可见晋初章草与楷书尚在进行嬗变交替。楷书的出现，使汉字在科学化、规范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汉字形体系统，使方块汉字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固定下来。

楷书的定型是在对今隶的简化和对章草的吸收和基础上完成的。在笔画上，简化了今隶的波折和方撇；在结构上，吸收了章草的简省和连写替代，形成了科学的、规范的方块汉字。因此，可以说，楷书又是对今隶的一次简化。此后，简体字随着行书、草书的快写而使用得日益普遍。魏碑中已大量出现了如“万”、“无”等简体字。晋、唐佛教译经、写经鼎盛，宋代雕版印刷大为发展，话本小说、说唱诸宫调、戏曲等市民通俗文艺崛起迅速，都促进了简体字使用的社会化。特别是宋、元雕版书籍中大量出现的“俗字”，是刻工贪图省工省时恣意简省笔画的结果。虽然其中很大一部分因违背了汉字简化的规律而被淘汰，但这些“俗字”在汉字由繁趋简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注释：

[1]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第48页。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甲骨文编》卷三·二九、卷十·一。

[4]高明：《古文字类编》第192页。

[5]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42－43页。

[6]郭沫若：《青铜时代·周代彝铭进化观》。

[7]唐兰：《中国文字学》第120页。

[8]《史记·秦始皇本纪》。

[9]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七《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论》。

[10]郭绍虞：《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

[11]许慎：《说文解字·叙》。

[12]赵壹：《非草书》，见《法书要录》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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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古代日本人又极其推崇汉字，所以日本人根据日语表达的需要，利用汉字的造字法，创造出了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国字。国字从奈良时期就开始使用，在平安初期《新撰字镜》中，就已经收录了400多个国字。另外，《古事记》中被发现有至今仍在使用的日本国字。因此，可以说日本的国字产生于7世纪。

日语的外来语原本应该用片假名来书写，汉语词汇对于日本人来说也是外来语，但是至今仍然使用汉字来书写，这样的情况在任何其他语言中都是不可想象的。此外，日本人还利用汉字的结构特点创造了假名及“和制汉字”。>>>>汉字在日本的曲折发展如何成就日本国字

汉字就是日本文字的基础。回顾日本的文化史，所有历史文献、文学作品等，都是用汉字或者汉字与假名共同记载的。我们可以说，汉字就是日本文化的核心，并已经深深的深入到每个日本人的血液之中。

篇(3)

关键词：2011～2015年 文化语言学 综述

一、综述

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罗常培所著《语言与文化》一书是文化语言学的先导；80年代，陈建民开设“文化语言学”的课程以及周振鹤、游汝杰在《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中首次使用“文化语言学”这一学科名称，标志着文化语言学的正式提出；90年代，邢福义《文化语言学》和申小龙《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出版，标志着文化语言学理论的基本形成。从此之后，出现了“文化语言学中国潮”，文化语言学得到了持续广泛的发展。

二、总论

文化语言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理论建设意识，即对其对象、任务、性质以及方法有一个纲领性的认识。但在近五年间，这方面的研究却不多，笔者查到的资料仅有《文化语言学初探》（《时代文学》，2014）、《浅谈对文化语言学的认识》（《青年文学家・语言研究》，2011）、《从符号的角度看文化语言学》（《商业文化》，2015）等，这些论文所论述的要点大多在之前学者论述的观点范围之内。本文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经过近30年的发展，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已经先后建立了众多较为完整的体系，现如今再想有所创新有一定的困难；第二，构建一套完整的关于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框架需要长时间的学术积累，但五年是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段，所以不足以有所创新。

由于文化语言学经历了近30年的发展，其理论建设已经非常之多，所以近几年学者们开始对文化语言学进行总结性的认识。游汝杰、周振鹤的《耦耕集（文化语言学存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一书为论文集，这一系列文章的结集出版进一步梳理了文化语言学的发展脉络，完整地呈现出文化语言学在国内的发展历程；邱智晶、任雪莲、窦晶主编的《回顾与展望：语言与文化问题研究》（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12）以及赵明发表的《近十年文化语言学研究：回顾与反思》（《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一文回顾了文化语言学的发展历程，旨在促进文化语言学的发展。

由于之前已有不少对中国文化语言学理论的研究，所以这五年中许多学者将视角转向少数民族语言和国外语言，致力于建立其中一种语言的文化语言学体系，如王健宜的《文化语言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主要研究日语，金荣晃的《文化语言学》（民族出版社，2013）主要研究朝鲜语等。

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虽然在之前就已经提到很多，但在这五年中不断得到更新。随着国外对比分析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度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采用对比的研究方法，并且这一方法几乎涉及了文化语言学的各个具体领域，比如《法语时态与汉语时态的文化语言学对比研究》（《语文建设》，2014）、《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男女性别语言差异研究》（《语言文化》，2015）等。除了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外，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性也逐渐显露了出来，比如和民俗学、新闻学等学科的结合，如《“真实的力量，民间的智慧”――方言节目的文化语言学思考》（《新闻知识》，2011）等。

三、分论

在近五年中，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不仅在原有领域的基础上不断扩展，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领域。下文分为8个部分进行论述。

（一）词汇与词义

词汇与词义研究历来是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重点。同以往该方面的研究相比，本时期的研究出现一些新的特点。首先，学者们研究关注的对象不再局限于对词语文化意义的探求，开始关注词语的文化意义对词汇系统的影响，比如《文化语言学视域下的“盂兰盆”一词的内涵与外延》（《东北亚外语研究》，2014）、《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小清新”》（《时代文学》，2012）等；其次，S着语言的不断发展，学者们开始关注到一些新词与借词，例如赵惠霞、周憬编著的《语言与文化阐释》（西安出版社，2011）一书中将当代新词语产生的基本途径作为研究的对象之一；最后，这一时期对成语的研究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涉及文学作品、其他语言、动物等各种类型的成语，比如《分析来源于文学作品的俄语成语》（《北方文学旬刊》，2013）、《汉泰动物成语对比分析及其文化差异》（李智文，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等。

（二）专名

对专名的研究，伴随着文化语言学发展的整个历程。邢福义在《文化语言学》一书中将专名划分为人名、地名、店名和数字。这一时期对地名的研究尤为丰富，涉及各个地方，既有大城市，也有小乡村，如海南州藏语文工作委员会主持编纂的《海南州地名文化释义》（甘肃民族出版社，2011）、《山东省临沂村名的语言文化研究》（颜廷花，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等；涉及人名的研究有《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汉族姓名》（《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3）；涉及数字的有《“二”字文化语言学考辩》（《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3）。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专名研究：研究电视节目名称的《电视栏目名称的文化语言学分析》（梁艳，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研究粉丝团名称的《从文化语言学角度分析粉丝团名称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时代文学》，2014），研究音乐专辑名称的《音乐专辑命名特点的文化语言学透视》（《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1），研究饮食名称的《蒙古族传统饮食名称文化语言学研究》（图拉，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等。

（三）语法

这一时期的关于语法和文化语言学的研究资料并不多见，仅有《语法差异文化阐释》（《南方论丛》，2011）、《现代汉语对称结构的深度研究》（刘晓静，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和《法语时态与汉语时态的文化语言学对比研究》（《语文建设》，2014），这几篇文章都遵从了申小龙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从文化语言学研究语法的具体观点，从一个具体的语法角度将汉语语法研究同汉人的思维和文化心理特点联系起来，主要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

（四）文字

汉字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记载汉语文化信息的重要载体。近几年学界对文字与文化的结合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著作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汉字文化新视角丛书”，它是山东省宣传文化专项基金项目，历时5年打造，由山东教育出版社于2014年5月出版。在中国文化地方性视界和世界性视界融通的过程中，该丛书重新确认了汉字在文化承担和文化融通中的功用和前景。丛书中包括申小龙著的《汉字思维》和《中国网络言说的新语文》、孟华著的《汉字主导的文化符号谱系》等。除了丛书，还有王宝珍的《汉字与中国文化》（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李运富的《汉字学新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等。这些著作都科学地构建了汉字文化研究的理论体系，为日后的汉字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研究汉字文化的论文，但总体上看，研究成果相当零散而不成系统。

（五）交际用语

在交际用语方面，称谓语仍旧是人们研究的重点。目前已有很多著作对一类的称谓语进行了系统论述，比如王琪的《上古汉语称谓研究》（中华书局，2011）。关于称谓语的文章非常多，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倾向性，即2倾向于跨语言的称谓语的文化对比以及称谓语在不同语言中翻译的文化差异，比如《浅谈中英称谓语的文化差异》（《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中日称谓语对照研究》（李玲，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等。

除了称谓语之外，在问候语、双关语、禁忌语、委婉语、惯用语、谚语、俗语等方面都有所涉及，例如《大学生微信问候语的文化语言学解读》（《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4）、《合肥谚语的语言和文化特点初探》（《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3）等。

在交际用语中，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新出现的诸如对网络语和广告语的研究，比如《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中泰广告语对比研究》（《中国报业》，2011）、《网络语言的谐音现象》（任莎莎，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等。

（六）语言接触与融合

语言接触与融合，顾名思义，就是文化语言学跳出汉语的圈子，在跨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比如修刚主编的《外来词汇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影响》（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分别从日语、英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韩语和阿拉伯语等语言层面，对现代汉语中存在的外来词进行了整体梳理。不过通过对近五年的资料进行梳理，本文发现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集中在翻译方面。

在翻译方面，许多专著从总体上把握文化与翻译。比如李珊、莫兴伟著的《文化差异下的翻译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致力于研究语言、文化、翻译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英汉思维模式的差异对文化以及两种语言间翻译的影响。类似的还有杨怀恩著的《文化与翻译》（新华出版社，2012）、杨蔚君著的《翻译的文化回归》（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等。研究翻译方面的论文则主要是论述一个具体的角度，比如《文化语言学视点的汉语词汇日译文化信息缺失解读――以井波律子日译本为文本》（《凯里学院学报》，2011）、《多角度探讨古诗英译的策略》（《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等。

（七）方言与民俗

从游汝杰、周振鹤合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开始，学界对于方言与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由邢福义主编的《方言与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可以说是这一时期该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其内容纲领性地分为总论和分论，论及了方言与语言、文字、艺术、民俗等各方面的关系。但是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研究某一地区的方言与文化，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方言与文化丛书”，该丛书涉及多个地域，比如汪大昌著的《北京方言与文化》（2015）、王世凯及杨立英著的《东北方言与文化》等。

由于文化语言学跨学科性的特点日益突出，而民俗学又是与文化联系最为紧密的学科，所以对民俗与文化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由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编写的《民俗文化综论》（长春出版社，2014），全书共分八卷，内容既包含理论，也有具体民俗与文化。除此之外，同方言一样，这一时期对该方面的研究也集中于地域民俗或某一种民俗，例如李春雨主编的《藏羌文化与民俗》（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维吾尔语、蒙古语中基本颜色词的民俗语义对比研究》（闹尔吉，西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等。

（八）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的文化研究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文化教学实质上是汉语文化语言学在汉语二语教学中的具体应用。该领域经历了一个从不被重视到被注意、从被热烈关注到趋于平稳的过程。随着国家与学界对二语教学的不断提倡，该领域发展到现如今已经成为了文化语言学的热点及重点。

该领域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文化教学的基础理论以及根本原则的探讨，比如王鸣主编的《外语教学与语言文化》（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姜萍编著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课堂教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等；其次是对文化教学方法论的研究，比如《英语为母语的中高级留学生汉语熟语的学习现状及相应教学法》（陈滢滢，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再有就是对文化教学与第二语言教学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新认识，如赵明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误区和目标》（《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一文中评述了国内外对第二文化教学目标的研究现状，认为第二文化教学的目标不应该过于宽泛，而应该在梳理文化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重点与难点。此外，在唐智芳编著的《文化视域下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和覃俏丽发表的《略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习得》（《语文建设》，2015）中都提到了作者的一些新认识。除了以上三个主要方面，还包括诸如对课程教材、大纲、课程中的文化因素等方面的认识，但都不成系统，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四、结语

总之，近五年间，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不仅在原有研究领域上不断扩展与深入，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很少涉及的修辞、翻译、语言对比等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近五年来的文化语言学研究仍存在不少问题。第一，文化语言学各方面的发展不平衡。从该学科内部来看，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文化教学方面取得了较多的成果，研究相对深入，但对另外几个领域基本理论的探讨还不够深入，对他们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化。即使所谓的“研究得比较多”的方面也存在着“大”而“空”的问题。从学科外部来看，与其他语言学分支相比，文化语言学学科研究开展得较晚、成果仍不够丰富。第二，研究的深度不够。在总论中也提到过，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理论建设热潮，近几年关于文化语言学理论体系的建设较少，这说明文化语言学的学科理论在这几年没有创新，所以如何构建文化语言学的坚实的理论基础是首要的问题。第三，在一些研究方法上存在问题。一些论文虽然采用了定性分析的方法，但没有充足的语料来支撑其所得出的结论。另外，目前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定量分析很少，没有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机结合起来。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发现，近五年来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并没有像20世纪90年代“文化语言学中国潮”那样发展迅猛，但在某一具体领域也有所拓展，研究方法也有所更新，更加注重对比与应用研究。文化语言学若想获得进一步的发展，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首先，要加大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建设，只有充足的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才能够支撑文化语言学各具体方面的正确发展；其次，在学界应形成文化语言学风向标的作用，大家率先在研究较少的领域找到突破口，进而促进文化语言学的平衡发展；最后，更好地完成在研究方法上的更新换代，虽然近几年对对比研究方法的运用很频繁，但对比研究的层面亟待拓展，对比研究的视野也需扩大。同时应重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综合运用，提升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高度。

参考文献：

[1]邢福义.文化语言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2]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3]刘冬雪.文化语言学初探[J].时代文学（下半月），2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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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佩》 价值 综述

一、郭忠恕其人与《佩》

《佩》的作者是宋人郭忠恕①，生年不详，卒于公元977年。《丛书集成初编》本《佩》文后附有《郭忠恕传》，其中说道：“郭忠恕，字恕先，河南洛阳人也。幼能诵书属文，七岁童子及第，兼通小学，最工篆籀，又善史书。弱冠之年，汉湘阴公辟为从事公，在徐州同府记室，董裔与忠恕情意不叶，因争事，忠恕拂衣辞去。周广顺初，召为宗正丞兼国子书学博士、周易博士。皇朝建隆初，被酒与监察御史符昭文竞于朝堂，御史弹奏，忠恕叱台史夺其奏，毁之，坐贬乾州司户参军。乘醉殴从事范欤擅离贬所，削籍隶灵武。其后流落，不复求仕。……太宗初即位，闻其名，召赴阙，授国子监主簿，赐袭衣、银带、钱五万。馆于太学，令刊定历代字书。”[1]93

郭忠恕为后世留下了两部文字学字书：《汗简》和《佩》。关于《汗简》，后代多有论述，如黄德宽先生的《汉语文字学史》将其列为“古文字书”，称其是“对宋以前传世古文的一次全面整理和总结”[2]74，并对该书作了具体介绍，此处不作详述。

《佩》得名于《诗经・卫风・芄兰》“童子佩”一语，所谓“佩”，是古人佩戴在腰间的佩饰。“”，指古代解结的工具。《说文解字》：“，佩角，锐Z可以解结。从角，`声。《诗》曰‘童子佩。’”[3]88此书取名《佩》，是作者的谦虚之辞。

关于该书的性质，后代很多语言文字学著作都将《佩》定位为蒙童识字用书，如何九盈的《中国语言学史》、黄德宽的《汉语文字学史》，等等。但该书内容深奥，体例严谨，是一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字书，而非只是简单的儿童识字用书。

《佩》成书于五代后周，而五代后周是传统文字学发展的低谷时期。《佩》代表了当时的文字学发展水平。该书的体例为“三科十段”，上卷的内容总结为“三科”，主要阐述了郭忠恕本人对文字变迁的看法，总结概述了汉字结构、读音的沿传讹误和撰写偏差；中下两卷的内容概括为“十段”，主要依据平上去入四声编排，根据两两组合相对和自相对的规律列出十个组合，即平声自相对、平声上声相对、平声去声相对、平声入声相对、上声自相对、上声去声相对、上声入声相对、去声自相对、去声入声相对和入声自相对，以此编排进行音近形似字的辨析，这种编排方法简单方便，多为后人沿用。《佩》在进行字音字形辨析时，多为两两举例，如“庠痒：上序羊翻，庠序；下叙章翻，病也，一本作余庠翻。”[1]34也有三字比较辨析的，如“毋母：上古九翻，穿物也；中武扶翻，禁止之辞；下莫厚翻，父母。”[1]46更有极少是四字相比较的，通篇仅4例。中下两卷是字与字之间的辨析，主要是注反切音（极少数注直音），再释义，偶或注明出处，或说明古字，还有极个别析形的例子，如“：上遐甲翻，隘也，从二人；下矢冉翻，郡名，从二入。”[1]71卷末还附有与《玉篇》、《广韵》音义不同者十五字，辨证讹误者一百十九字，似乎并非出于郭忠恕之手。

二、关于《佩》的历代研究状况

清代以前是《佩》的传播刊布阶段。在这个阶段学者对于《佩》的研究成果寥寥，但作为一本辨别音近形似字的字书来说，其使用还是相当广泛的，这也是由当时特定的社会状况决定的。五代后周，封建制度衰落，割据战争四起，当时的统治者急需通过文字的统一规范来稳定政治，而《佩》在当时就承担着这样的责任。特别是宋代，《佩》在当时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丞相宋庠“早以文行负重于时，晚年尤精于学，尝手校郭忠恕《佩》三篇，宝玩之”[4]26。一代文学大家欧阳修在著作《归田录》意提及《佩》，由此可见此书在当时的地位。

清代以后至近代以前，此时是《佩》的校勘研究阶段。这一阶段可谓是《佩》研究的转折点。此时学者们对此书不再局限于传播刊布，而是涌现了王颂蔚、翁方纲、丁杰、谢启昆等一批学者对《佩》的校勘研究。但他们的研究内容重在该书的版本与收藏情况，对该书本身内容的研究却很少。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佩》进行了主要内容的概括，也简要评价了《佩》的优缺点，论述较公允，并认为“忠恕所论，较他家精确多矣”[5]27。这可以说是当时对郭忠恕及《佩》最公允的评断，且在如今看来，对该书这样的评价也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

近代以来，对《佩》的研究就比较深入了，但纵观近代以来的语言文字学、字典学方面的各家著作，虽对《佩》有所涉及，但都没有非常详尽地挖掘。

在语言文字学方面，胡朴安的《中国文字学史》是将《佩》介绍得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的著作，他指出《佩》“三科十段”的写作体例并分别加以简单举例说明，认为钱大昭《说文统释》中的思想就是在“三科”的基础上加以扩充的，并说惠栋的《九经古义》试图批判《佩》的错误与不足，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郭氏的论述虽有偶疏之处，但仍无法抹灭此书的学术价值。黄德宽先生的《汉语文字学史》仅指出了该书是辨正文字之书，并对“三科十段”作了精简的介绍。王力的《中国语言学史》认为《佩》与颜元孙的《干禄字书》及张有的《复古编》都是为汉字书写规范化作出一定贡献的正字法之书，除此外对《佩》并未深入论及。何九盈的《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对《佩》的书名及“三科十段”都作了分析，比较全面，但也将该书归为正字形著作。

由此可见，在语言文字学方面，学者或仅重视《佩》的性质和体例，对其简单介绍，或将《佩》列为正字法字书。其实《佩》重在音近形近字之间的辨析，是一部辨正文字之书，将其与《干禄字书》等并称正字之书是不妥的。

另外，张涌泉先生的《汉语俗字研究》是必须一提的。在此书中，先生将《佩》列为俗字辨析之书，并从正反两方面对其进行论述，为我们研究《佩》提供了新的视角。

《佩》在当时作为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辨别音近形似字的字书，在字典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如刘叶秋的《中国字典史略》认为《佩》是辨正形音义相近字的字典，同样对该书的“三科十段”作了详尽的阐释，并从正反两方面对其进行评价，比较客观。

《佩》作为一本辨析音近形似字的字书，并非完美无缺，正如刘叶秋在《中国字典史略》中所述：“书中所论，大都精确多矣，但也不免有偶疏之处。”[6]101比如该书极力摒弃俗字。由于当时社会的战乱环境，俗字大量产生，但郭氏却一味摒弃。如“y乱”二字，《干禄字书》认为“上正下俗”，给俗字较宽容的态度。但《佩》中却引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oy从舌”之语，推崇正字“y”，并将“乱”字归为“讹俗”之列，认为讹俗破坏了汉字原有的表意和表音作用。这样做虽然符合当时的社会要求，利于当时的社会统治，但不利于正确对待俗文字。其实所谓的正字都是在俗文字的运动发展下筛选变化而来的，我们需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俗文字，并不能一味排斥。但也诚如黄德宽先生所论《佩》：“均病微疏。无伤大雅。”[2]67

综上所述，《佩》在语言文字学及字典学中都有所涉及，尤其是上卷“三科”所列的三十四种文字现象，大有可研究之处，我们今天研究它，可以探讨其中蕴含的汉字演化理论，汲取其中丰富的文字学思想；该书产生于文字学的低落时期，当时的文字学著作相对较少，理性分析该书的价值，从而准确定位《佩》在文字学史上的地位，可以丰富完善汉语文字学史。

三、关于《佩》的成书年代

此书在这一时期得以完成，有多方面的原因：

客观方面，首先要归功于五代时期混乱的战争环境。这一时期，唐朝灭亡，割据战争纷起，导致文化交流加剧，文字在这样混乱的社会环境中必然会受到影响；但同时，从另一方面加速了文字的发展，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俗字大量产生，这一特征在郭忠恕所论述的三十四种文字现象中得到广泛体现，如：矛盾，浅陋，备率，谬误等。

其次，历代学者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的辉煌成就是促成《佩》的主要原因。颜师古的《字样》是“字样”之书的开创之作，此后“字样”学代有新作，如颜元孙《干禄字书》、唐玄宗《开元文字音义》、张参《五经文字》及唐玄度《新加九经字样》相继问世，这些“字样”学著作都为《佩》的产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郭忠恕广泛吸取前人研究成果，却又不拘于成规，在继承与创新中完成了《佩》的写作。

主观方面，郭忠恕本人学识渊博也是此书得以问世的一个重要原因。郭氏“幼能诵书属文，七岁童子及第，兼通小学，最工篆籀，又善史书”[1]93，再加上他少年得志，后周广顺年间被召为国子周易博士，这些都证明了郭忠恕有着非常深厚的小学基础和广阔的文化视野。

四、关于《佩》的汉字演化思想

文字总是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佩》一书用三分之一的笔墨在卷上“三科”，描写了伴随汉字发展形成的三十四种极其精彩的文字现象。这些文字现象对我们今天探索汉字演变原因，分析汉字形体结构，研究汉字发展规律都是非常有用的。

郭氏罗列的三十四种汉字演化现象，学术界历来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仅见姜燕的硕士论文《〈佩〉研究》，对其中逸驾、立教、多僻、寓言、矛盾、声近、尚俗、祛惑、备率、芜累、谬误、俗讹、独擅、方言、迁革、避讳、务省、顺非、浮伪这十九种文字现象有所论述，通过对这些文字现象的分析，可以看出郭忠恕学术眼光的前瞻性，他的很多文字思想是现如今很多文字理论的先导，为后人的研究带来了有益启示。

但姜燕在论文中对相承、浅陋、野言、滥读、离合、不典、约文、求意、交相、疑韵、拘忌、变古、d音、淆溷、赘韵这十五种文字现象并未提及，这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但也给我们如今再研究《佩》遗留了大量学术空间。

五、《佩》研究中还存在的几个问题

（一）据《郭忠恕传》推测，《佩》成书于951～960年之间，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一千多年中，该书经多人之手，辗转传抄，不可避免有讹误现象。如今我们研究《佩》，首要的是根据以往的不同版本细加检核、校勘，在此基础上加以分析研究，纠正讹误。

（二）纵观《佩》成书以来提到此书的相关著作，皆仅对《佩》的“三科十段”作了一些简单描述，特别是其中对“三科”的理解，仅限于“造字之旨”、“四声之作”和“传写之差”，而对“三科”之下的三十四种文字演化现象很少提及。目前仅有姜燕的《〈佩〉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浅析〈佩〉中郭忠恕关于汉字演化的观念》和周玉秀的《〈佩〉简论》等为数有限的几篇学术论文，对这一现象有所涉及。而且上述论文也仅仅研究了郭氏所罗列文字现象的一部分，并不全面。所以，对汉字演化的这34种现象进行全面研究还是十分有必要的，应该从汉字学史的角度对其进行归纳比较分析，探索每种现象所代表的文字演化规律和这种文字演化规律对汉字学史的意义。

（三）对《佩》“十段”的研究也不容忽视。中下两卷按四声编排的十种组合为上卷的“三科”提供了强有力的辅证，是上卷理论部分的具体运用和实践。这部分内容可以从音韵学的角度，探索音近字的语音演变情况；也可以从文字学的角度，剖析形近字之间的书写演化状况；在释义方面，该书虽只收字的常用义，较他家并不算精确，但它只收常用义的特殊释义原则，可谓开启先河，前人鲜少有之，因此也可以从训诂学的角度，梳理该书在释义方面的特殊体例。

可见，《佩》的可研究之处很多，作为一本产生在文字学低谷时期的辨析音似形近字著作，它的学术价值是不可估量的，我们能做的是从汉字学史的角度，对其进行解释、比较和分析，用辨正发展的眼光来研究《佩》，从中了解当时文字学的发展水平，探讨关于汉字演化的理念，从中汲取丰富的文字学启示，完善丰富当今的汉字学史。

注释：

①关于《佩》成书年代，学界多以“宋代”为定论，但经推测，大致成书于后周，详见后文。

参考文献：

[1]郭忠恕.《佩》三卷（丛书集成初编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2]黄德宽.汉语文字学史（增订本）[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3][汉]许慎.说文解字（[宋]徐铉校订版）[M].北京：中华书局，2013.

[4][宋]欧阳修.归田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重印存古斋版）[M].上海：东方图书馆，1926.

[6]刘叶秋.中国字典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4.

[8]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1995.

[9]王力.中国语言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10]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11][唐]颜元孙.干禄字书（丛书集成初编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12][元]脱脱.宋史[M].上海：中华书局，1927.

[13]姜燕.《佩》研究[D].陕西：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2.

[14]姜燕.浅析《佩》中郭忠恕关于汉字演化的观念[J].语言科学，2005（2）.

篇(5)

研究结果与讨论

我们把汉语教育技术期刊论文的统计结果放在国内和国外大背景下做个比较，可以从中了解到汉语教育技术研究的相对状况。与同期国内外教育技术期刊论文数量和年度走势的对比分析与国内外教育技术期刊论文数量的对比分析国内教育技术论文数量为国外同期教育技术论文数量的7倍，至于国内教育技术研究是否真的产生了远多于国外教育技术研究的成果，魏顺平(2010)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汉语教育技术论文数量少，也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它只是某个学科中的某个领域;另一方面，相较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语法研究、教学研究、习得研究等，教育技术研究相对薄弱。汉语教育技术相关论文的期刊类别分布，汉语教育技术相关在语言学及语言教学类期刊上的论文最多瑏瑥，其次是教育技术类。这从侧面表明，汉语教学工作者更多地是从汉语教学的需要和应用出发来讨论教育技术的相关问题。同时，也在探讨教育技术的过程中，以汉语教学的实际应用进行说明和论述。与国内外期刊论文数量年度走势的对比分析下图是2005至2011年间，汉语教育技术、国内教育技术和国外教育技术论文数量年度走势图为便于观察年度走势，即曲线的斜率，此处我们把汉语教育技术论文数量放大100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下三个特点:(1)汉语教育技术发展与国内外教育技术发展走势一样，均呈总体上升态势;(2)汉语教育技术与国内外教育技术发展走势一样，在近期均呈走低状态，进入反思或审视阶段;(3)汉语教育技术发展状况相较于国内和国外走势(从曲线别点上看)，更接近于国外。与同期国内外教育技术领域研究内容的对比分析《敏感词数据表》中的敏感词代表了近年来汉语教育技术研究的各项内容。通过对敏感词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汉语教育技术研究的高频范畴，与世界教育技术研究内容进行对比可以看出研究内容趋于一致的方面、不一致的方面和研究欠缺的方面。汉语教育技术研究的高频范畴及特点《敏感词数据表》中的敏感词频率信息可以显示出汉语教育技术的研究内容受关注程度的全貌。频率越高，受关注程度越高。为了相对集中地反映这期间汉语教育技术的研究特点，我们对敏感词按类别(范畴)进行由高到低排列后总结为如下两点:1)技术应用紧密围绕“语料库”、“多媒体”和“网络”，相关论文数量最多者为语料库，其次是多媒体，再次是网络。样本期刊论文反映出的相关研究细目报告如下:(1)“语料库”的相关研究包括的语料(数据、资源)类型有汉语母语语料库、中介语语料库、多语语料库、动态作文语料库、学习者口语语料库、学习者语音语料库、错字别字数据库、教材语料库和教学用字库、词库等教学资源，涉及的研究内容有语料库(数据库、资源库)的建设、加工、工具研发和应用等。这是语言教学中教育技术研究和应用的一大特色。(2)“多媒体”的相关研究涉及超媒体中的图片、视频媒体的应用瑏瑦，可视化、概念图，编码，多媒体教材和练习，多媒体课件设计、多媒体资源建设、利用和开发，多媒体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有效性，多媒体环境等。(3)“网络”的相关研究包括网络教学/学习环境，网络文化环境，网络虚拟社会，网站建设、网络课程，网络教师培训，网络教学设计、原则，网络平台需求、功能、开发等。2)“汉语知识教学”相关论文数量与“汉语技能教学”相关论文数量相比，前者多于后者。样本期刊论文反映出的相关研究细目报告如下:(1)信息技术支持的“汉语知识教学”相关研究包括汉字、语音、词汇、语法和中国文化教学等;(2)信息技术支持的“汉语技能教学”相关研究包括口语、听力、视听说、视听、阅读、写作教学等。

研究内容趋于一致的方面1)包含的研究层面和类型一致从总体情况看，近年来的汉语教育技术研究包括了三类:理论研究(如教学方法、教学模式、学习策略、自主学习、认知策略、教学环境)、相关技术研究(如多媒体、语音识别、计算机模拟、语料库)和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研究(如计算机辅助教学、网络课程、教学和学习资源)。这一结果表明:汉语教育技术的发展在总体上是全面的、积极的，从研究层次和类型来看，与世界教育技术研究是一致的。另外，世界教育技术研究表明，教育技术研究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呈现出以技术为特征相继变化的发展历程(电视技术计算机技术多媒体和网络技术)。我们的考察结果表明，汉语教学的发展也呈现出同样的格局，并且汉语教育技术还受到一些专门技术发展水平的影响，如汉语语音分析技术、汉语语料库技术等，这些技术的最新发展和应用都被积极引入到了汉语教学中。2)紧随新技术创新出教学新方法关于聊天工具和博客在教学中的应用是目前教育技术讨论和关心的热点问题。在汉语教学中，它的交互性对语言教学无疑是有意义的，符合现代教育倡导的合作学习原则。它通过自发地、积极主动地进行任务或功能教学，开展相互交流，以共同感兴趣的话题驱动，促进学生以文字或语音的形式练习汉语说与写，也在文字或语音的输入过程中习得汉语。此外，过去人们固有认识中不适合于成人学习的游戏软件或游戏方式也受到关注。事实上，正是在现代教育技术发展和应用过程中不断涌现出了一些新课题，寓教于乐又一次成为教育领域研究的热点，探讨如何促进“生活体验、乐趣与学习的目的和手段相结合”等问题(祝智庭等，2010)，学者们提出游戏化学习(game-basedlearning)及教育游戏(educationgames)。教育游戏研究可以把传统的游戏软件提高到一个更有利于学习的角度去认识。值得一提的是，汉语教育技术领域出现了利用新技术、新方法创新汉语教学和学习的报告。涉及三种形式:第一，研究汉语教学中如何运用多种网络聊天形式开展教学的问题，如何敏、张屹(2008)(利用邮件、网络论坛)，袁伟、刘娜娜(2010)(利用聊天工具)。第二，研究应用博客、微博，乃至有声博客开展汉语教学的问题，如陈育焕等(2009)(利用有声博客)。第三，研究运用教育游戏开展汉语教学的问题，如蔡莉、刘芳妤(2011)。因此，可以说汉语教育技术在应用新技术创新教学方面，合着时代的脉搏走在形式和方法的前沿。研究内容不一致但有其合理性的方面1)多媒体技术受关注程度未呈现下降趋势国外教育技术研究在有关技术方面的研究的变化趋势显示，课件(courseware)和超媒体(hypermedia)的关注呈下降趋势;有关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研究的变化趋势显示，多媒体教学(multimediainstruction)呈下降趋势。魏顺平(2010)认为，“这应该是受当前网络技术普及的影响，课件和超媒体是单机环境下用来呈现学习内容、开展个别化学习的媒体”;“这同样应该是网络技术普及应用的影响”。但是，我们对《敏感词数据表》的分析表明，近年来汉语教育技术研究中多媒体技术受关注程度未呈现下降趋势，而是受到持续性的关注(敏感词“多媒体”的年度频率未见明显降低，其频率也没有被“网络”的频率所超越)。我们认为，这是学科特点使然。“多媒体”这一敏感词在汉语教学论文中的使用频率较高、年度受关注程度较高，显然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汉语计算机辅助教学离不开多媒体技术的支持，各种媒体技术在汉语知识和言语技能教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汉字教学为例，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汉字的读音需要声音媒体支持，汉字的笔顺书写作为动作技能的教学理应用动画或影像技术支持，汉字的义项和构词等用法信息离不开文字技术的支持。这些既是汉语教学的客观需要，也是由汉语和汉字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多媒体”受到持续关注，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汉语教育技术研究始终脚踏实地，更多地着眼于学科应用的具体问题，而不是单纯地空谈教育技术。2)网络技术受重视程度未呈现明显增长趋势国外教育技术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应用，网络课程得到了更多的关注，Internet、信息技术、网络课程和虚拟教室等与网络技术密切相关的研究内容均呈上升趋势”，“internet/网络课程等与网络技术密切相关的研究内容均呈上升趋势”(魏顺平，2010)，“基于网络的教育技术研究是当前主要研究内容”(祝智庭等，2010)。但我们对敏感词“网络”(及相关)的考察结果并非如此，而是总体变化不大，按年度在较少的数量间略微波动。分析其中的原因，有三个。一方面，在我们所考察的样本期刊上发表汉语教育技术相关论文的作者大多数为国内学者，他们的教学任务和关注的研究问题主要是针对成人的课堂面授，讨论的内容主要是教育技术应用于课堂教学，且绝大部分为“1+0”模式，而非“1+n”模式瑏瑧;另一方面，在中国学习汉语的留学生身处优越的目的语(汉语)环境，他们课外利用目的语的社会环境学习远比现在还不甚理想的网络教学或远程辅导的效果更优;第三，由于网络教学受当前技术条件的限制(如面向外国人的汉语语音识别技术、人机对话)和理论研究的限制(如自主语言学习研究)，目前尚不能很好地解决听、说这两个语言技能教学的主要问题，或者说效果不理想所致。当然，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网络数字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构建定将为汉语教学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与服务，也将迎来汉语网络学习的新局面。

在汉语教学中，由于该项研究与教师们的实际工作密切相关，因此历年来与课程有关的汉语教育技术的应用研究始终受到关注。但遗憾的是，真正以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technologyintegration)为指导思想和理念，深入研究信息技术与汉语课程整合的论文相对匮乏。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仔细考察汉语教育技术的相关论文后就会发现，大多数只是就教学中具体应用问题有感而发的教学体会或经验，这与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终极目标尚有距离，今后应开展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如从理论上探讨媒体形式与汉语知识和言语技能的相关效应(如什么类型的汉语知识适合或需要用什么样的媒体或它们的组合形式来表现?什么样的汉语技能适合或需要用什么样的媒体或它们的组合形式开展训练?);根据Paivio(1990)双编码理论，言语能力、言语习惯与偏好、表象能力与偏好间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么不同认知风格的学习者对学习材料的结构、内容、呈现方式是有一定偏好的，应研究如何根据学生的认知风格并从汉语学习的角度出发，立足学生自身特点，以信息技术为教学手段来组织教学;从整合的特点、作用和方法等出发进行研究，结合汉语教学的特点和实际需要，逐步形成切实可用的整合操作策略，真正体现AECT，04瑏瑨提出的创新宗旨。2)关于教育技术支持下的教学设计教学设计(instructionaldesign)是近年来国外教育技术研究中受关注的重点或热点(魏顺平，2010;祝智庭等，2010)，反映出教学设计是教育技术的核心内容。但是，从《敏感词数据表》的年度分析来看，“教学设计”并非实际研究中的重点或热点，也没有被历年来的汉语教学研究所关注。当前，汉语教学中的教育技术应用已经走过了探索和试验阶段，逐渐趋于成熟。或者说，技术因素已经成为教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不再是依附于教学的一种附属品或点缀，也不是游离于教学之外可有可无的调味品。例如，当前大多数情况下的教学和学习环境是在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汉语教师备课离不开信息技术，汉语教学和学习资源是数字化的，教学手段和方法离不开信息技术。当信息技术已经潜移默化地全方位融入汉语教学之时，教学设计必然与传统的教学理论和教学观念有所不同。脱离教学设计的技术应用，片面强调技术的应用价值的思潮，不仅难以在教学中真正发挥作用，也违背了教育技术的宗旨。因此，重视信息化环境下的教学设计，广泛地开展教育技术支持下的汉语教学设计研究，把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尤其要注重对教学和学习环境的设计与开发，努力实现教学设计与技术应用的深度整合，对汉语教学具有重要的意义。越来越多的人和组织将会认识到教学设计师这一职位和角色的价值、作用和需求。(桑新民，2009)3)关于应用教育技术的教学有效性和教学实验国外教育技术研究显示，教学有效性(instructionaleffectiveness)是历年关注的重点，它表明教育技术的各项工作最终要落实到对教学效果的改进上(魏顺平，2010)。我们通过对《敏感词数据表》年度使用频率的分析发现，在汉语教育技术研究中这个问题已开始得到重视，表现为汉语教师在应用教育技术的同时，能够自觉地对教学效果进行审视的倾向。这种观念可以帮助我们及时发现问题，并寻求解决和改进的方案。然而，关注和重视程度的提高并不能代表研究的深入和研究成果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从近年来汉语教育技术的相关论文来看，对技术影响下的教学效果问题，谈及的多，付诸实际研究的少;在付诸实际的实验研究当中，严格意义上的实验研究并不多。其中的原因，首先是由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这个群体的特殊性决定的，他们的学习动机、学习背景的复杂性导致实验研究有一定的难度。这方面的研究应加紧开展。因为基于信息技术，特别是多媒体和语料库技术的语言习得实验研究，可以回答双编码教学是否有助于语言习得的问题，可以揭示基于图形和语言双编码输入条件下的第二语言习得过程和机制。其研究结果可以为建立外国人汉语学习模型而开展计算机模拟，最终为设计出智能化的汉语CAI创造条件并奠定坚实的基础。教学有效性问题应该用系统的方法去思考和解决，它与很多因素相关，如学习成绩、教学管理的有效性、课程评价、教学质量、教学创新、教材评估、教师和教学方法等。郑艳群(2012)指出，对汉语教学而言，应该更加重视对语言微教学环节和微技能教学的研究和把握，汉语教学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必将更好地揭示汉语学习规律，指导和管理汉语教学。

余论:汉语教学叙词研究与学科建设

篇(6)

一、开题背景：

1、指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思想、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办出各自的特色。为我们创办书法特色指明了方向，注入了活力。我校决定从学校的写字教学入手，争创特色，全面落实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学校在全面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所规定课程外，开设了写字课，以全面提高学生的书写水平。我们认识到写好汉字不仅是书法家的事，也是每个中国人的事。书写对提高学生文化素质、磨练意志、陶冶情操、培养形成良好习惯、优秀品格都会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学校运用多种方式，加大宣传力度，从多个层面分析，说明加强写字教学对搞好义务教育阶段的基础教育及发展学生的文化素质和人格素质的重大意义。<

二、课题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本课题研究的理论价值

培养学生良好的写字素质，具有现实的针对性，是学生自身之需，是基础教育之需，是社会发展之需。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更新写字教育观念，促进教师形成“学写字即学做人”的教育意识，让学生成为写字主体，成为学习实践、创造发展的主体；更新写字教育目标，让教学不再只是让学生学会了写字，而是要教会学生学会求知，使之成为发现问题的探索者，知识信息的反馈者，学习目标的实现者和成功者；更新写字教育方法，即根据写字教材特点，寻找有利于发展学生主体性的教学形式、方法和手段；优化写字教育资源，力求着眼于学生的终身发展，实现学生写字的自主化，课堂教学的现代化，教育教学的民主化，达到写字教育个性化、特色化，从而为培养学生写字素质服务，为学校写字特色建设服务。

本课题研究的实践价值

从教育论角度看，教育不单单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独立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国内不少专家研究表明，汉字的书写有利于人的左右脑的协调发展。写字教育要努力唤起学生积极的需要，创造各种既能满足学生的心理需要，又能鼓励学生主动参与的机会，获得多种心理上的体验，进而提高其写字素质。写字的学习，是一种创造性的素质教育活动。要找到合理的写字教育途径，运用恰当的写字教育手段，以渐变为指导，从传统中捕捉精神，在创新中融进自我，急躁不得，虚伪不得。它要求学生不仅要练手、练眼，更要练心，需要学生巨量的实践和闪光灵感，以透悟艺术规律，掌握精熟技巧，提高诸多修养，净化心灵品格。进而才能培养学生具有汉字书写所需的多种写字素质和一些最基本的理论素质，达到健身怡情的目的，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这样，既为学生在日后的书法学习奠定了良好基础，又使一些将要从事其他研究与工作的学生从中得到有益的启发与陶冶。同时，也能够丰富写字教育资源，提高写字教育质量。让我们在孩子们的心里根植一颗“写工工整整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中国心吧!

三、课题所达目标和主要内容

本课题的研究目标

创设良好的写字教育环境，大力促进教师书法水平的提高。教师要结合新课程标准、教材和本班学生的年龄特征及写字的实际现状进行写字教育。培养学生把字写得准确、工整、整洁、美观，提高运用汉字这一交际工具的准确性和效率。在写字教育中，要发挥生活的主体性，培养学生的写字素质、道德素质、意志毅力、智能素质、审美情操，健全学生人格，全面提高学生整体素质。

同时，要研究非智力因素在写字教育中的作用，由点到面地完成培养学生良好品格的任务。并且让学生热爱优秀的传统文化，培养并提高他们的审美情趣，为他们的健康成长奠定基础。让学生充分体验成功的喜悦，增强学习的信心和做人的信心，让他们挺起胸膛做人，让学生生动活泼、积极主动地提高自己的写字水平和审美水平。本课题的主要内容

1、开创科学教育体系，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写字技能，提升写字教育质量。

2、开辟多种教育渠道，激发学生写好字的兴趣，形成“提笔就是练字时”的意识，养成良好的写字姿势。

3、开发写字教育资源，培养学生的书法审美情趣，提高学生欣赏美、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

4、开展多种教育形式，培养学生良好的写字道德情操，磨练学生的意志品质。

5、开办各种培训活动，提高教师自身的写字水平及教育素质，形成良好的写字教育氛围，促进学校写字特色的建设。

四、课题实施过程设计和主要措施

本课题的实施过程设计

1、准备阶段

明确目标，进入研究。制定具体的研究计划并实施。同时按照一定的方法，了解小学生写字素质的现状，找出存在的问题，并且通过学习理论经验文章，在理论的高度审视自己的写字教学，总结自己的得与失。撰写相关论文。

2、实施阶段

有了理论指导，有了案例分析，结合自身教学实际，以经验形式提炼出教师在平时教学中所遇见的成功的做法。尤其注意学生个案的搜集和整理。同时针对学生的年龄特点，成立学校“云笔”书法班，制定各项制度和章程。在校内建立一套基本完善的写字教育体系，发现学生中优秀的小小书法家，组织这些学生进行书法创造，提高学生的写字素质，并向报纸杂志投稿，以厚实研究成果。

3、总结阶段

总结课题运作情况，查漏补缺，收集、整理资料，撰写课题终端研究报告。

做好实验验证，总结，撰写有关经验论文及实验报告。

收集，完善各种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归档。

学校对课题进行自查。

准备验收、评价。

推广实验成果，对课题实验进行反思和总结。

本课题的主要措施

在培养小学生良好的写字素质教育中，我们突出强调了课内与课外训练相结合，写字教育与其它学科教育的相配合。

1、激发兴趣，引导写欲。如创设想象、课件展示、实物演示、模型制作、律动表演、儿歌诵读等。

2、多种途径，科学练习。如执笔运笔新认识、先练长体字新方法、整体观察汉字特点等。

篇(7)

关键词：“六书”理论 对外汉字教学 应用价值 优劣

一、引言

根据语言学家们对对外汉语的研究和探讨，以及对外国留学生学习汉字情况的调查与分析，我们得出汉字难学的问题主要归结为：难认；难写；字数多；形、音、义之间有交叉，容易搞混；难查等等。针对这些问题，一些学者们提出了运用“六书”理论进行对外汉字的教学。这样不仅可以降低留学生学习汉语的难度，还可帮助他们弄清汉字的发展脉络，了解汉字的字形和意义的变化，同时又使得课堂教学活动生动有趣，进而激发留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对教师圆满完成教学目标、教学任务也能提供很大的帮助。但也有学者对此持否定的态度，如卞觉非（1999）提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应该定位于现代汉字。虽然传统的“六书”理论与现代文字学有相通之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六书”已不能完全适用于现代汉字的分析。同样的术语有的名同字异。另外，其他一些学者提出如果字字都用“六书”理论进行解说，从古研今，这也未免太繁琐，可行性也不强。所以，本文主要就“六书”理论在对外汉字教学中有无应用价值、应用价值的大小等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二、“六书”的提出及发展

《周礼・地官・保氏》中最早提到“六书”一语，“六书”是“六艺”之一，“六艺”是当时周王朝贵族子弟们必须学习掌握的各种本领。虽然《周礼》中提到过“六书”，但对它的具体内容却没作解释。

前人对“六书”的解释比较权威的是郑众、班固和许慎的说法。郑众分“六书”为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六书”谓之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并以此六书来教育公卿大夫们的子弟。在从古至今的汉语教学中，我们普遍沿用的“六书”理论是东汉许慎的解说，他在《说文・叙》中将“六书”解释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以上三位学者关于“六书”的解释基本上相同，都是把“六书”解释为关于汉字构造的六种基本原则。

后来有人对“六书”是造字之本提出质疑，如戴震认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是造字之法，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转注和假借是用字之法，它们并不能产生新字，故而提出“四体二用”之说。后来又有“三书”说，主要包括唐兰认为的象形、象意、形声；裘锡圭的表意、形声、假借以及陈梦家的象形、假借、形声等。此后又有詹鄞鑫、苏培成提出了新六书说。

三、“六书”理论的应用价值优势论

（一）对汉字教学的指导作用

从古代的“六书”被列入《周礼》的“六艺”之中，我们可以推断“六书”是当时贵族子弟们必须学习掌握的一门本领，也是当时的老师们用以教育贵族子弟所参考的科目。虽然《周礼》中没有明确具体地说明“六书”的内容，但它是用来教育子弟的项目，这说明“六书”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在今天的汉字教学过程中，其价值不言自明。不管是对本族的学习者而言，还是对外国留学生来说，如果教师能够在教学过程当中适当地应用“六书”理论来指导学生，不仅会对学生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学生学习汉字的成果也能显而易见，同时还可以增强他们学习汉语的自信和兴趣。

（二）使留学生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首先“六书”抓住汉字“表意”这个根本特征，它基本上反映了汉字构造方式的客观实际，对通过字形的分析来理解本义、对把握字义的演变线索以及创造新字都有重大意义。“六书”说不仅在中国古文字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还对我们当代人以及外国留学生学习汉字、掌握汉字的形体、了解字义的演变、理解音、形、义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参考依据。留学生即便面对庞大的汉字群体也可以对汉字字形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许多汉字字形中包含着丰厚的民族文化意蕴，教师如果能够在课堂上运用“六书”理论来进行讲解，留学生不仅能学到汉字知识，也能使他们对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有更加透彻、清晰的了解，对跨文化交际也具有重大实际意义。

（三）可以提高留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

在对外汉字教学中注入“六书”用法，如形象展示法（这种方法主要用于象形字），对“子、山、心、木、火”等字，通过板书、卡片展示或者运用现代多媒体技术等来表示物象c文字之间的关系，将生动的形象展现在留学生面前，使他们能够通过视觉、听觉等感官认知，联系现实生活，更加直观地理解每一个汉字的根本意义。既形象生动，使学生一目了然，又提高了留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还会增加教师讲课的激情，有效地调节课堂气氛。让留学生在愉悦的氛围中学习汉字，进而从心理上减少他们学习汉语的焦虑情绪，改变他们认为汉字难写、难认等想法，提高学习效率。

（四）有利于纠正学生的错别字，让学生从根源上重新认识汉字

在留学生学写汉字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写许多错别字。如果能够合理利用“六书”理论，将有效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例如，学生容易把“本”字和“未”“末”二字混淆。如果老师能告诉学生“本”字是个象形兼指事字，“本”字下面一画表示树根之所在，是“根本”之义，那么学生就很少会写错这个字。再比如“家”字，学生经常把它写为“冢”字。如果老师懂得并且运用“六书”理论，向学生解释“家”是个会意字，“家”字上边的“宀”是屋子的意思，下边的“豕”表示猪，因古代大多数家庭都养猪，所以就在“宀”下加“豕”表示“家”。这样一来，学生对“家”这个字就有了新的认识，以后即便再遇到也不会搞错。由此可见，在对外汉字教学课堂中运用“六书”理论讲解某些汉字是非常有用且必要的，这可以大大降低留学生写错汉字的可能性。

四、“六书”理论的应用价值劣势论

唐兰在《中国文字学》中关于“六书”说提到过两点：首先，“六书”说从来就没有过明确的界说，每个人可有每个人的观点、说法；其次，如果每个文字都用“六书”来为其分类，其结果就是常常不能断定它应属哪一类，因为有些汉字是两类造字之法兼有的，还有一些是无法用“六书”来归类的。裘锡圭在评论唐兰的这一说法时指出：虽然此说法有点过头，但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对外汉字教学中，就象形法和字理析字法而言，它们实质上是利用古文字让留学生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让学生知道汉字的本源。但我们也应明确，许慎的“六书”说是根据小篆字体确定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汉字的演变，“六书”中的某些理论已不完全符合汉字的发展实际，“六书”也逐步失去了分析某些汉字的功能。现代汉字中有一大部分是简化字，很多汉字的结构理据都已经被破坏，已看不出汉字的象形义。另外，用“六书”讲解汉字，可能更适宜中高级班。初级班汉字的掌握量极少，教师讲课的着重点在于听和说，要求会书写汉字的情况一般是在中高级班才出现，所以说“六书”方法适应的范围有限。汉语中有些形声字已发生变体，它的形旁已不具有表意效果，因此，如果还按形旁类推，就很难推出字义。

“六书”本身也有局限性，它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第一，“六书”是分析小篆的结果，它对古今文字的解释具有局限性，并不能全部解释到位。第二，对“六书”的阐释有些地方含混不清、不够明确，虽然历代的理解基本相同，但也有很多相异之处。这些都不利于汉字的教学以及文化的传播。第三，“六书”中各种造字法的界限不够明晰，有些字既可以是象形，又表示指事或形声等。例如“本”字，它既是象形字，也是指事字。第四，“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它们的性质并不完全相同，前四种是造字的方法，后两种是用字的方法。如果人为地把两类性质不同的东西放在同一个层面来处理，这种分类方法本身就不够严谨，缺乏科学性。

郑振峰（2002）认为，在运用“六书”理论通过分析汉字的构形来进行教学时，由于汉字的形体结构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演变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汉字具有不同的形体机制，如果不对各个时期的汉字进行断代的调查与描写，统而言之，是很难弄清其构形规律的。当代古文字学者赵诚提出另一问题：汉字的断代研究太薄弱，我们并不能将汉字在各个时代的断展了解、考察、研究得很充分、很全面，这自然会影响到汉字系统的研究、描写。反映在课堂教学环节中，老师在给学生讲解汉字在每一阶段的发展演变时，可能会由于对汉字了解得不充分、有断代，所以讲解不够准确到位。但如果对每一个阶段的汉字都进行断代的测查与描写，这样学者们的考察工作就会非常繁琐，工程量巨大，实施的可行性很小。表现在课堂上，教师在给留学生讲课时，如果把汉字在各个时代的构形特点、断代研究都进行详细的讲解，不仅课堂时间不允许，也会加大学生理解的难度，还容易混淆。

再者，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六书”理论，会受到中外文化差异、学习者自身接受能力的制约以及教师文字素养水平的高低等因素的影响，其最终达到的效果也未必理想。

五、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对外汉字教学中运用“六书”理论有利也有弊，一方面它可以使留学生对中国汉字有更加准确、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可能由于“六书”的局限性以及时代的发展、汉字的演进，它的适用性因时而异，因地而异。所以，关于能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运用“六书”理论讲解汉字，我们要视情况而定，要考虑到它的优劣，不可一味地滥用。还要根据学习者的实际状况及其要完成的学习任务，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之后再采用。

⒖嘉南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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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郑振峰.“六书”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兼评王宁先生的汉字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