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与生活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社会学与生活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一、社会资本定义与贫困的认知

1、社会资本概念及其理论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这个概念最初是在经济学领域中使用，19世纪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巴维克(Eugen V.B?觟hm-Bawerk)和马克思经济学创始人马克思(Karl Marx)都曾提出过“社会资本”，但他们使用的社会资本或社会总资本是与“私人资本”、“个别资本”相对应的，不是我们现在把握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关于这种社会资本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由经济学研究转入社会学研究后，引起了一些社会学家的关注。直到1985年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Bourdieu)用英文发表“社会资本随笔”的论文正式提出社会资本的新概念后，才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接着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J.S.Coleman)于1988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题为《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这篇经典论文之后，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渐成研究的焦点和热点。但至今社会资本的定义在学术界仍众说纷纭、尚未统一，主要有功能说、资源说、能力说、网络说、文化规范说(卜长莉，2005)。本文认为社会资本是以资本形态普遍存在于制度化关系网络之中，并能够被其使用者投资积累带来一定收益或便利的社会资源。此定义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一是社会资本是以资本形态存在的，也就是人们可以客观感觉到的“无形”资产;二是社会资本存在的载体是社会网络关系，也就是有的学者提到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但从正面来讲，这种网络(或资源)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关系网，而是“制度化的关系网络”，是与规范的组织(团体)成员制相联系的;三是当社会资本作为人际互动过程中而存在的信任、合作、共享、互惠等资源形式时，能够为使用者实现目标提供便利、带来收益。社会资本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为:社会网络、信任、合作(互惠)、参与、共享等。

目前，社会资本理论是一种日渐新兴的理论范式，是近20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一，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现有研究文献已从基本概念、度量方法和指标及其对社会、经济绩效等不同角度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深入构建，它为我们研究和透视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而社会资本理论用于贫困问题的研究是近几年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一种新视角和新尝试，并日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2、贫困的认知:视角转换与思想演变

可以说人们对贫困概念的理解经历着从一元解读到多元解读的过程;经历着逐步从纯经济生存层面，扩大到权利、发展、环境、文化及精神等层面。下面我们将结合学术界对贫困概念界定的思想发展脉络，依循着:物质生存、社会人文、能力发展的逻辑扩展顺序，对贫困内涵的演进给予简要说明，并指出其中的不足。

(1)物质生存的视角。人们认识工业社会的贫困，开始仍然沿用自然经济社会有关物质品匮乏威胁人们基本生存即是贫困的说法，当然物质品的多寡通常采用了货币收入额为标准，这不仅将贫困与低(货币)收入相联系，而且奠定了以货币收入为衡量工具的贫困线标准基础。正是如此，早期的文献可见英国学者朗特里(Rowntree)等学者对工业化初期社会贫困的研究成果。1899年，朗特里在《贫困:有关城镇生活的调查》中对英国约克市做贫困问题研究时，提出了“初级贫困”(即绝对贫困)的概念，这种贫困就是基于“获得仅能够维持体能所需要的最低必需品”的预算，并且随之得出了一个“社会可接受的”货币量(朗特里，1901)，由此开辟了将贫困与无法维持基本生存所必需的物质品，以及这种最低限度物质品折合的货币收入额联系起来的研究思路，为后来研究贫困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标准范式，影响深远。可以说最初的贫困概念都是基于物质生存标准的生理层面考量，虽然这种界定抓住了贫困的基本硬核，但是这种与生存的需要或工作效率的需要相联系的生理学方法，集中于贫困的生存表象而忽视了贫困内在所包含的发展、赋权、能力、人格尊严、知识文化、社会地位等更为深刻的内涵。当然这样的探索也不失为认识贫困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视角，并引起人们对贫困现象更多地关注和思考。

(2)社会人文的视角。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从“社会人文”角度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贫困程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新的贫困概念，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贫困扩展到“人文贫困”(Human Poverty)的概念，它不仅包括反映人均国民收入和支出水平的收入贫困，也包括反映公民权、政治权、文化权及基本人权状况的权利贫困和反映人均寿命、卫生、教育、知识信息交流、生活环境质量条件等因素的人力贫困、知识贫困与生态贫困。其具体指标有:40岁以前可能死亡的人口比例、文盲率、参与公共事物的权力及概率，获得基础性教育与卫生保健服务的条件、环境污染指标、可饮用水和合适的食物状况等等。这些“新标准基本上代表了当前文明发展程度下，人类对相对贫困内涵的理解程度”。社会人文视角将人们对贫困的认识由传统的单一维度(经济角度)拓展到了多元维度(经济、政治、文化、卫生、环境等角度)，加深了对贫困概念的理解。

(3)能力发展的视角。世界银行在过去的15年间，对贫困的认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1981年的贫困定义相比，《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对传统的基于收入的贫困定义进行了扩充，加入了能力因素，认为贫困是“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平的能力。”《2000—2001年的世界发展报告》又在“能力贫困”的定义之中，加进了“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涵义，意指“一个家庭和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将要经受的收入和健康贫困的风险，”同时“还意味着面临许多风险(暴力、犯罪、自然灾害和被迫失学等)的可能性。”而对能力贫困在理论上做出突破性贡献的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森关于可行能力(capability)——贫困视角的提出，把对贫困性质的认识又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他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所谓“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而这却是现在识别贫穷的通行标准”。并且“对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可以表现为过早死亡、严重的营养不良(特别是儿童营养不足)、长期流行疾病、大量的文盲以及其他失败。”当然，这种可行能力——贫困的视角并不完全否认将低收入视为贫困主要原因之一的传统观点，同时还将反贫困的政策视角从直接的生活质量改善，拓展到提高获取收入并摆脱收入贫困的能力。可行能力视角对贫困分析所做出的贡献在于，通过把注意力从手段(而且是经常受到排他性注意的一种特定手段，即收入)，转向了人们有理由追求的目的，并相应地转向可以使这些目的得以实现的自由，强化了我们对贫困和剥夺的性质及原因的解释。

将现有文献关于贫困的概念归纳起来，CDP(Committee for Development Policy)在对欠发达国家2006年的回顾和总结中认为，贫困包含三方面要素:低收入、人力资本的缺乏以及经济上的脆弱性(“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Report”2006)。应该说，这个概括虽然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缺乏所导致的收入贫困、人文贫困、能力贫困融入到贫困概念的框架之中，已经比较贴近现代文明对贫困的认识和解释了，但仍有其不足，也就是欠缺社会资本的视角。在一个日益开放或转型的社会中，贫困群体所表现出的封闭性、边缘化倾向能够用社会资本分析工具加以解释并给出政策取向;同时，社会资本的弱化对知识贫困、人文贫困乃至收入贫困都有正相关性(有关经验研究也证实了这个结论)。因此，采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三维度视角导出的贫困概念，不仅包含收入贫困、人文贫困、能力贫困，还包含边缘性贫困，就是指因缺乏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社会资源(包括组织、网络、信任、合作、参与、声望、地位等)，而在匿名社会里可能遭受歧视、排挤、打击而陷入社会边缘的贫困状态。结合三种“资本结构”的维度来看待贫困，兴许给出的答案能够较为圆满地解读现代社会贫困，也符合人类社会认知贫困的思想演变趋势。

文章借助现代社会资本理论，超越过去仅从物质层面或有形资源形态探讨贫困的传统思路，并尽量克服以往贫困问题研究的片面和不足，力图破解现代社会贫困存在之谜，也就是从物质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多元维度来认识贫困，以便为贫困群体增加“三种资本”的能力寻找新的获取途径。

一、社会资本定义与贫困的认知

1、社会资本概念及其理论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这个概念最初是在经济学领域中使用，19世纪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巴维克(Eugen V.B?觟hm-Bawerk)和马克思经济学创始人马克思(Karl Marx)都曾提出过“社会资本”，但他们使用的社会资本或社会总资本是与“私人资本”、“个别资本”相对应的，不是我们现在把握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关于这种社会资本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由经济学研究转入社会学研究后，引起了一些社会学家的关注。直到1985年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Bourdieu)用英文发表“社会资本随笔”的论文正式提出社会资本的新概念后，才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接着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J.S.Coleman)于1988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题为《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这篇经典论文之后，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渐成研究的焦点和热点。但至今社会资本的定义在学术界仍众说纷纭、尚未统一，主要有功能说、资源说、能力说、网络说、文化规范说(卜长莉，2005)。本文认为社会资本是以资本形态普遍存在于制度化关系网络之中，并能够被其使用者投资积累带来一定收益或便利的社会资源。此定义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一是社会资本是以资本形态存在的，也就是人们可以客观感觉到的“无形”资产;二是社会资本存在的载体是社会网络关系，也就是有的学者提到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但从正面来讲，这种网络(或资源)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关系网，而是“制度化的关系网络”，是与规范的组织(团体)成员制相联系的;三是当社会资本作为人际互动过程中而存在的信任、合作、共享、互惠等资源形式时，能够为使用者实现目标提供便利、带来收益。社会资本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为:社会网络、信任、合作(互惠)、参与、共享等。

目前，社会资本理论是一种日渐新兴的理论范式，是近20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一，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现有研究文献已从基本概念、度量方法和指标及其对社会、经济绩效等不同角度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深入构建，它为我们研究和透视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而社会资本理论用于贫困问题的研究是近几年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一种新视角和新尝试，并日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2、贫困的认知:视角转换与思想演变

可以说人们对贫困概念的理解经历着从一元解读到多元解读的过程;经历着逐步从纯经济生存层面，扩大到权利、发展、环境、文化及精神等层面。下面我们将结合学术界对贫困概念界定的思想发展脉络，依循着:物质生存、社会人文、能力发展的逻辑扩展顺序，对贫困内涵的演进给予简要说明，并指出其中的不足。

(1)物质生存的视角。人们认识工业社会的贫困，开始仍然沿用自然经济社会有关物质品匮乏威胁人们基本生存即是贫困的说法，当然物质品的多寡通常采用了货币收入额为标准，这不仅将贫困与低(货币)收入相联系，而且奠定了以货币收入为衡量工具的贫困线标准基础。正是如此，早期的文献可见英国学者朗特里(Rowntree)等学者对工业化初期社会贫困的研究成果。1899年，朗特里在《贫困:有关城镇生活的调查》中对英国约克市做贫困问题研究时，提出了“初级贫困”(即绝对贫困)的概念，这种贫困就是基于“获得仅能够维持体能所需要的最低必需品”的预算，并且随之得出了一个“社会可接受的”货币量(朗特里，1901)，由此开辟了将贫困与无法维持基本生存所必需的物质品，以及这种最低限度物质品折合的货币收入额联系起来的研究思路，为后来研究贫困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标准范式，影响深远。可以说最初的贫困概念都是基于物质生存标准的生理层面考量，虽然这种界定抓住了贫困的基本硬核，但是这种与生存的需要或工作效率的需要相联系的生理学方法，集中于贫困的生存表象而忽视了贫困内在所包含的发展、赋权、能力、人格尊严、知识文化、社会地位等更为深刻的内涵。当然这样的探索也不失为认识贫困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视角，并引起人们对贫困现象更多地关注和思考。

(2)社会人文的视角。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从“社会人文”角度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贫困程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新的贫困概念，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贫困扩展到“人文贫困”(Human Poverty)的概念，它不仅包括反映人均国民收入和支出水平的收入贫困，也包括反映公民权、政治权、文化权及基本人权状况的权利贫困和反映人均寿命、卫生、教育、知识信息交流、生活环境质量条件等因素的人力贫困、知识贫困与生态贫困。其具体指标有:40岁以前可能死亡的人口比例、文盲率、参与公共事物的权力及概率，获得基础性教育与卫生保健服务的条件、环境污染指标、可饮用水和合适的食物状况等等。这些“新标准基本上代表了当前文明发展程度下，人类对相对贫困内涵的理解程度”。社会人文视角将人们对贫困的认识由传统的单一维度(经济角度)拓展到了多元维度(经济、政治、文化、卫生、环境等角度)，加深了对贫困概念的理解。

篇(2)

    一门学科的建立、发展与成熟离不开对其理论体系的探讨与争辩,体育社会学自70年代在我国发端以来,一直有部分专家专注于该学科理论体系的探讨,并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专家学者们就体育社会学理论基础问题长期、深入的探讨对该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与成熟起到非常重要的铺垫与推动作用。关于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早期的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尔后部分社会学领域和体育学领域学者认为它是社会学下的一门应用社会学。近年来,有的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介于体育科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即它既具有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属性,又是体育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也有学者提出了体育社会学只有一个学科属性,即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的观点。孰是孰非,还需学界的进一步讨论与争辩。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学界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观点,即体育社会现象是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并就什么是体育社会现象、构成体育社会现象的前提条件、什么样的体育社会现象才有研究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范式(para-digm)”是在科学实践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概念、定律、理论、观点、应用等在内的范例,范式可以用来揭示科学发展和科学革命的结构,为某一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模型。[1]有人认为“范式”这一学术词语已逐渐替代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学界大致持这一观点,即实证与思辨研究是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如仇军认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初始阶段注重解释主义(思辨)研究范式,发展阶段具有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色彩,现阶段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与解释主义研究方法相互渗透和融合几个阶段。[2]吴贻刚等认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范式较单一,主要以结构功能主义为主,虽然也有一些使用了冲突理论的范式,还有一些运用了后现代主义范式,但总招来结构功能主义者的激烈批判。[3]目前,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与框架主要援引自社会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包括结构功能理论、角色规范理论、符号互动论、女性主义论、社会越轨理论、社会转型理论、非政府组织理论、公共服务理论、社会排斥理论等。比如运用结构功能主义分析不同时代体育应完成的历史任务和承担的历史责任,运用符号互动论分析体育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人与组织之间的互动以及组织与组织间的互动,运用角色规范理论解释体育游戏与运动竞技对参与者的社会影响,运用社会越轨理论解释竞技体育异化问题,运用社会排斥理论探讨体育中弱势群体体育、体育权利与公平问题等等。其中,运用结构功能主义来解释体育现象的研究居多,其他理论应用较少。

    研究方法是衡量一个学科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近年来,问卷调查法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应用越来越普遍,有学者就体育社会学中与问卷调查方法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陈海燕对6种体育期刊1999-2003年间以调查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的论文进行分析后认为,多数研究者忽视了对研究方法的介绍,在抽样调查中,抽样方式介绍不明的占20.6%,在调查资料的处理、分析和表达方面,多数研究停留在以百分比的直观解释和说明上。[4]杨威的研究也表明,目前体育社会学研究中问卷调查方法的使用,在问卷统计处理和分析上,多采用百分比分类统计分析,注重对现状的描述;但从整体发展来看,呈现出由常规统计、单变量统计分析向多元统计分析发展,由描述研究向解释研究发展的趋势。[5]斯迪虎认为体育社会学因果关系的本质存在于决定论与人的自由意志之中,数理统计是关于体育社会现象之间量的相关分析,任何具体的量都有质的规定性,如果不了解量背后的质的规定性以及数量关系背后的社会背景情况,就可能做出肤浅、错误的解释。因此,体育社会学的数理统计中,即使两个变量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系数,并且具有统计意义,也不能因此作出两个变量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而应遵循数理统计与逻辑实证相结合的原则。[6]杨威的研究也赞成上述观点,建议应注重信度与效度问题、抽样方法问题(随机不等于随意)、统计分析问题(过于相信两个变量间的统计结果分析,忽略体育社会现象间的复杂性)、结果的理论解释问题(厚于资料收集与现状描述,薄于理论分析与解释),并介绍了目前体育统计教材中鲜有论及的定类、定序变量回归分析方法,有利于充实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并有利于提高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从而提高研究成果质量。[7]除传统的文献调研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等外,一些学者逐步开始采用定量分析和计算机技术相结合、典型调查、个案研究、田野调查等方法来研究体育运动中的社会问题,使体育社会学中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运用向前迈出一步。

    总体而言,关于体育社会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仍停留在借鉴与援引母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阶段。尽管近年来有学者介绍了西方国家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理论、视角、范式和研究方法,如“从一元走向多元: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流变”、“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形成与发展”、“西方体育社会学新流派述评”等,但具体应用还不多见,并且在应用过程中还需对援引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本土化的考量。

    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的主要内容

    随时间与政策变化而有所侧重。20世纪80年代,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体育运动的社会功能、体育改革、体育娱乐理论、体育与大众传播媒介等主题上。90年代,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体育群体及其互动、体育与生活方式、体育人口、假球与黑哨等社会问题、社区体育、竞技体育异化、体育产业、中国体育事业发展问题、全民健身理论和实践、体育体制改革等主题上。近10年来,体育社会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与农村体育、体育公共服务问题、北京奥运会、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等主题上。

    农民与农村体育随着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日益关注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号召的提出,农民与农村问题逐渐进入学者们视野,农民与农村体育问题也一跃成为体育领域的研究热点,与此相关的课题立项、成果发表数量剧升。以体育学人最为看重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立项为例,2001年至2004年该基金没有与“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相关立项,但从2005年开始,与“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相关的立项呈现出波浪式上升趋势。这一研究热点在整个社科基金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特别是最近两年,学者们对农村体育和农民体育倾注了更多热情,社科立项也向“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的相关研究作了较大倾斜(如图3)。2001年至2011年10月,收录于中国知网核心期刊以“农民、农村体育”为命题的文章共262篇,其中2001年至2005年47篇,2006年至2011年215篇。一些学者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就以下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对不同地域农民体质与体育锻炼现状的调查分析与对策探讨;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或和谐社会建设为语境的农民、农村体育发展问题的探讨;农民、农村体育需求问题的探讨;不同地域农村体育项目与文化的传承、发展、出路、困境等,农村体育公共服务问题,农村体育发展对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等内容。总体来说,这些问题的探讨丰富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对农村体育的发展也颇有指导意义,但从理论上来看,采用问卷调查对现状进行量的描述与分析偏多,通过实地调查与访谈结合量的分析阐释现象背后的质的研究较少;研究对象不全面,研究方法较单一;宏观研究偏多微观研究较少;从实践上来看,对指导农村体育发展又缺乏可操作性。

    体育公共服务问题随着我国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公共服务问题受到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体育公共服务问题也随之受到体育界的关注而成为近年来继“农村体育”以后的又一研究热点。2001年至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与“体育公共服务”相关的立项颇多,2001年0项、2002年1项、2003年5项、2004年2项、2005年0项、2007至2008年各一项、2009年2项、2010年6项、2011年7项。2001-2011年中国知网核心期刊与“体育公共服务”相关的论文共计74篇,其中2007-2011年6月70篇,占10年间总数的94.6%。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就体育公共服务的内涵、现状、困境、影响因素,体育公共政策供给主体、供给方式、供给模式、供给制度与制度创新,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运行与评价等内容进行研究。不少研究或采用了体育社会学的理论,或采用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或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目前我国建立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应该肯定这些研究成果为促进我国体育公共服务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做了重要的铺垫。但目前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研究在理论上尚未完全纳入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理论框架,在实践上尚未使得这一“体系”规范、有序的运行。[8]甚至可以说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还未建立起来。因此,还需要体育社会学者们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作进一步的研究。

篇(3)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

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篇(4)

一、加强师资培训,明确课改理念。

《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课程改革实验是否能按计划扎实有效地推进,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对实验人员的培训工作是否到位。结合我市实际,确定整体培训思路:实验区教研员,各实验校的领导必须接受课程标准及教材培训,本着“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边实验边培训,边培训边研究”的原则,将培训、实验、研究相结合,构建研究型培训模式,多层面展开工作。

为了使实验工作顺利开展,我市选拔了一批具有先进教育理念及富有教研能力的管理者、骨干教师直接参与到这次课改当中,以提高实验的有效性。

二、开展校本研究,改变教师行为。

1.能注重师生关系的民主和谐

大多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能够依据新课改理念,正确处理教师与学生的关系。表现在:在课堂教学中能够营造愉快和谐的群体生活和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着力让学生成为活动的主体、课堂的主人,能够让学生真正感受到学习氛围的自由与宽松,在很多课堂上出现了学生对问题敢提了、对异议敢说了的现象就足以说明师生关系的和谐;教师的倾听意识明显加强,大多数教师能够认真地倾听学生发表的见解,能给学生比较充足的思考、交流的时间;师生合作意识更加鲜明,大多数教师在教学进程中,能够深入到学生中间,与学生一起交流问题。

2.能注重教学方式的真实有效

大多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能够注重教学方式的真实性、有效性。大多数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注重凸显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教师有意识地从教学活动的主宰,向学习活动的引导者、组织者、参与者、服务者和促进者转变;面向全体的意识明显加强,能从学生的生活实际出发,以学生为中心,采用他们易于接受的灵活多样的方式,让他们主动、自觉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在自己原有的基础上,有所进步、有所发展;引导学生自主探究的意识有了较大改观,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敢于放手、放权,敢于让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尝试自己去设计方案,自行解决问题;引导学生合作学习的意识明显增强;注重学习过程的真实性意识有所加强,无论是教学情景的创设、学习资料的提供,还是学生学习的思维状态,大多数教师能从实际出发,抛弃形式上的东西,去关注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真实,敢于让学生暴露原始的思维状态,敢于面对课堂上出现的偶发事件,对于偶发事件大多数教师不再进行遮遮掩掩,而是进行积极有效的呈现,并把它当作一个宝贵的生成资源,进行合理的利用;教师教学成本意识有所增强,大多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开始注重教学投入成本和所带来效益大小的关系,有意识地在材料选择、活动开展、教学环节设定等方面的有效性上进行了重视。

3.能注重教学评价的全面科学

评价的过程就是一个深化认识的过程,通过评价,可以把学生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的高度,使学生的认知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大多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能够注重教学评价的全面性与科学性,能够比较恰当地发挥教学评价的激励功能。表现在:评价内容趋向多元,大多数教师评价时能涉及到认知的发展、活动的参与、语言表达形式、思维状态、非智力因素等诸多因素;评价的形式也十分丰富,在调研中发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除了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外,还十分注意学生间的互评、学生的自评等形式;很多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十分注重评价的过程性,改变了过去只重结果评价的现象,在课堂上,教师、学生的随机评价随处可见。

4.能注重教学资源的拓展延伸

能够结合自己的教学实际,对教材内容进行合理地整合;学生熟悉的生活走进了课堂,学生周围的环境、学校的一草一木、家乡的风土人情、学生的日常生活、学生的生活体验都成为了学生学习的重要材料,使课堂教学资源得到进一步拓展与延伸;大多数教师注重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的互补,强调了学生综合能力的形成,在教学中,教师立足教材,又敢于超越教材,注重学生课外实践活动的开展,努力地延伸教材的价值。

5.能注重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

课堂生成的意识得到较好体现,大多数教师能够注重课堂教学的动态生成,不再把教案看成是一成不变的,而看作是预设的,在教学过程中,注重以学生的发展为导向,用学生学习的状态、发展的水平决定课堂教学的进程;“放手”意识明显,在课堂教学中,敢于给学生思考的空间与时间,鼓励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并从多种角度解决问题,重视思维成果的碰撞与交流;鼓励学生进行创新的意识有所加强,能允许学生对答案有不同的理解,鼓励学生敢于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尽可能的给学生思维发散的空间。

三、教师教研意识逐渐增强

在调研中发现:大多数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学科教师能够结合教学实际,对教学过程中存在的疑难问题注重研究,问题研究的意识逐渐增强。表现在:自我提高意识明显,大多数教师能够注重自身素质的提高,大多数教师在钻研教材及课堂教学实践过程中,十分注意问题的收集与整理,并能自觉地进行自我研究或与同伴进行随机研究,在调研座谈过程中,很多教师针对课堂教学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问题;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在以前很少有教师能够谈出自己对教学的独特见解,而现在很多老师能主动与教研员进行交流,谈对课改的认识,谈对新教材挖掘,谈新教法、新学法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并能够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想法。

篇(5)

摘要：在体验经济的环境下，用户在设计中的地位日益提升，挖掘隐藏在用户背后的需求，成为了用户研究的关键，而生活形态的研究就是针对不同族群用户的行为与价值的研究，对用户研究具有不可小觑的价值，本文阐述了生活形态的定义，通过对中国城市居民新生活形态的研究简单阐述了生活形态研究在用户研究中的应用。

关键词：生活形态；用户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当今社会的经济形态正从“产品经济时代”向“体验经济时代”过渡，体验设计受到了设计师越来越多的关注，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是科学的体验设计方法，而用户是产品设计中的关键，因此进行用户研究十分必要。近年来，生活方式的概念在用户研究里广泛提出，它主要反映了共性族群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和消费观，为用户研究及产品机会的产出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二、生活形态与用户研究

用户研究的首要目标是帮助企业定义产品的目标用户群，明确、细化产品概念。用户研究的方法较多，常用的用户研究方法有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焦点小组、可用性测试等方法，这些方法以用户为出发点，通过对用户展开相关的调研来收集数据资料信息，再通过综合各种分析方法从大量数据中得出分析结论。在这些常用方法中，问卷调查法与访谈法与生活形态的关系十分紧密，且生活形态测量的内容来源于这些调研资料，并通过这些资料来发现用户的价值与态度，以达到研究用户族群的差异，并以此提出开发新产品的概念与方向，它是用户研究范围中的主要内容，与用户研究紧密相连。

三、生活形态的定义及衡量标准

3.1生活形态的定义

生活形态（Life-Style）的概念最早源自社会学与心理学，六十年代被学者引用到市场营销的领域，它是一个不断丰富的概念，主要解释了人口统计变量无法解释的行为，揭示了用户态度及价值等隐藏在表面后的本质问题，并以此来发现用户的价值诉求。

3.2中国城市居民新生活形态研究

通过中国城市居民新生活形态研究，简单阐述了生活形态研究在用户研究中是如何应用的。首先从中国的大环境出发，发现目前及将来城市的热点问题，再从热点与问题出发聚焦居民生活形态的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运用VLAS量表等一系列与生活形态相关的概念和模型来进行数据的收集，最后通过聚类等分析方法来需找产品方向与机会。

3.2.1政策与热点的分析

通过解析党的十三中全会报告等时下的热点政策，将政策进行了聚类与总结，从中得到了五点发现：1、新型城镇化不断发展，在未来的20年时间里会出现20-30座超大城市；2、区域化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同地域，住宅、理财、消费、沟通等方式存在较大的差异化；3、新阶层不断扩大，在2012年末已经达到了1026万人；4、二胎政策出现带来的家庭结构的变化；5、持续的雾霾现象引发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

3.2.2研究方向与族群的定位

通过对相关政策、社会热点话题的梳理，搭建了研究方向，通过对“住的人”、“居住的空间””做的事“等维度建立预调研模型，归纳出4类族群作为样本用户。1、社会新阶层：富人、贵族，这类人群呈现年轻化的趋势，且带有”炫富“的特征，享受金钱带来的”优越感“；2、体验、回归者：慢生活者、文艺青年，这类人享受着人文关怀，与快节奏的城市生活显得格格不入；3、新公民，不走常规，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他人创造全新的生活；4、老年人，对于科技带来的改变存在着认知的困惑；

3.2.3VALS价值观与生活形态量表及应用

根据20世纪80年代对大约1600户美国家庭进行全面调查，Arnd Mithcell设计出了一个能把消费者置于九个生活形态体系的系统，这个系统称为VALS（values and lifestyles）类型。

吴垠结合中国国情，通过对全国30个城市70684位消费者的入户调查，设计了比较系统的China-VALS，也就是中国居民分群范式。

在中国城市居民新生活形态研究中时，将得到的样本用户族群带入到China-VALS模型中进行分析发现，新的生活方式与用户群积极形态派有着紧密的联系，从侧面也反映了，这些积极的生活态度与价值观念，带给了他们全新的生活方式。

四、生活形态在用户研究中的方法与流程

生活形态属于用户研究范畴。生活形态与人的行为与活动息息相关，是一个群体的概念，它反映的是一群人近似的生活轨迹与需求。生活形态研究的关键是对族群的研究，在传统用户研究的过程中，通常采用问卷调查、用户访谈等方法来进行前期数据收集，通过一些的方法比如卡片分类、聚类分析等方法来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并从中发现机会。

4.1中国城市居民生形态目标用户的确定与数据的收集

针对中国城市居民新生活形态，通过VALS模型以及调研的目标将目标用户进行分层后得出了样本用户的选择标准，主要为两类用户：1、富人：高级管理或有家族企业的高收入群体；2：社会新生代：回归者、深度体验者、关注健康者；针对新生活，将维度分为成三个维度：1：清洁类；2：饮食类；3：娱乐类。其中清洁类分为了：空气、水、空间、垃圾；饮食类为：小家电、饮食习惯、厨房环境；娱乐类分为：室内与室外。针对这些维度，编写了用户调查问卷以及用户访谈的大纲，并进行了相关问卷的发放与用户访谈的实践，通过这些带有针对性的调研方式，收集到了大量本次调研的数据资料。

4.2中国城市居民生形态数据的分析

收集大量的调研数据后，如何将数据进行重新分类与整理是实现数据分析的第一步。在这次研究中，采用了两条思路进行整理，1：以时间为轴来整理，同时将相同时间段的类似行为进行聚类；2：以行为的聚类来整理，将相同的观点态度及行为进行聚类。通过这两条方向的整理，进行人群的重组，得出了3种人群：1：无牵挂情趣转换型；2：独立富足思想型；3：依赖剧集传统交叉型。其中独立富足及传统交叉型占大部分约为60%左右。

进行人群重组后，将用户的行为进行了重点的聚类与分析，得出了需要提升改进的九个方向：1：空气净化设备的定制化、2：清洁类产品的可视化设计、3：非传统清洁领域的现代化设计；4：发掘与饮水关联行为的潜在需求；5：中式厨房的文化体验与经验管理产品设计；6：配合家庭装修风格以及空间大小的电视设计及连接线管理；7：安全保卫儿童、老人监护、健身行为习惯的智能可视化设计；8：家庭娱乐中心，多屏互动；9：卫浴的娱乐方式。

综上所述，对于生活形态的研究首先从定位目标人群入手，再根据调研的宏观方向确定调研的内容，对目标人群进行调研收集大量数据，再通过对大量数据的不断聚合分类分析得出产品设计的机会与概念。（作者单位：湖北工业大学）

参考文献：

[1] 王雅林：生活方式研究评述，社会学研究，1995.5

篇(6)

[论文摘要] 纵览目前城市研究的现状，城市伦理的研究几乎是一个空白。不论是从历史的角度、现实的角度还是从学理的角度，作为人类的聚集形式的城市内在地具有伦理属性。而从城市的产生发展、城市社会生活方式及其交往结构、城市化以及城市文化建设等角度来看，城市伦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对城市的研究对当代中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是，从总体上看，目前国内伦理学界还没有对城市伦理的专门研究。是城市研究不需要伦理学，还是伦理学无法与城市研究相结合呢？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城市研究与伦理学的结合有无可能，如果可能的话，又提出了如何可能以及研究城市伦理有何意义的问题。

（一）城市的伦理本质

从解释学的视角来看，城市伦理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城市社会和城市生活中的道德理论、道德现象、道德问题等等，属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应用伦理的一种。在这个意义上，城市伦理学是“应用伦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城市社会问题，研究在城市生活、城市发展、城市管理中所遇到的社会道德问题的学科”。另一种含义是指城市本质的伦理蕴涵，即作为人类聚集形式的城市的伦理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城市伦理是对城市的伦理学解释，即从伦理学的视角解读城市。从学理上说，两种解释都是成立的，但显然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和根据，而且后一种解释更能体现出城市伦理的理论价值。因此，本文更多地是从后一种意义上来阐述城市伦理。

城市作为人类居住地或人类的聚集形式，是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历史地生成的。而城市一旦形成之后，伴随着人类历史进程的是城市的历史发展。从目前学者们对城市研究的众多成果中，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城市的产生和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伦理作为调节人们之间关系的道德之维，存在于每一个人类集聚之所，城市也不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内在地包含有伦理因素，或者说，城市先天地具有伦理的属性，城市伦理是城市本质的体现，城市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城市伦理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城市的产生过程或者称之为城市化的过程也就是城市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城市共同体由于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相互之间的交往方式等等方面与生活在农村的社会群体有所不同，因而具有自己的特点。这种特点从不同的学科视野来看，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社会学强调城市社会独特的建构方式和运动规律，经济学强调城市经济体系的独特性，管理学关注的是城市管理活动的特殊性，人类学则从人口的数量分布以及居民的流动性和异质性方面来界定城市共同体，而在伦理学的视野中，城市共同体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城市伦理。首先，城市伦理决定了城市生活的基本样态；其次，城市伦理是城市交往的基础；第三，城市伦理决定了城市共同体的变迁。

从学理的层面来看，城市社会学、城市管理学与城市文化的研究都与城市伦理有着密切的联系。城市社会学主要研究城市的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等方面，从动态和静态两个角度探讨城市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变化，涵盖了城市的历史变迁以及城市的各种历史形态，阐述了城市社会的各种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为城市伦理和城市道德的理论分析提供了社会学的基础和依据。城市管理学主要是从公共管理的视角，以城市的长期稳定协调发展和良性运行为目标，以人、财、物、信息等各种资源为对象，对城市运行系统做出的综合性协调、规划、控制和建设、管理等活动进行研究。城市管理活动本身就是城市管理主体（包括城市政府、非政府组织及市民）与城市管理客体（包括各种城市管理活动和行为）的交往和互动，城市管理水平的高低与城市管理主体的素质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对城市管理活动和行为有着直接的影响，决定着城市的整体发展水平，对城市伦理的形成与发展有着直接的内在联系。包括了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在内的城市文化是城市精神面貌的代表性标志，一个城市的文化，在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和这个城市所在的人口、工业、商业、交通、旅游、生活等方面发生互动，并渗透到人们的衣、食、住、行等行为模式中去，从而形成城市文化的不同层面，从各个侧面展现城市的文化形象，体现城市的伦理精神，而城市文化的变迁也与城市伦理的变化息息相关。

（二）研究城市伦理的意义

1.研究城市伦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城市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逻辑及其本质。

城市伦理是伴随着城市而产生和发展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城市本身就是在人类文明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历史地生成的，“城市是一个动态体，城市存在的本身就是社会变迁的集中地，抑或可以说，城市从产生的那天起，从来没有停止过流动、运动和变迁。人在流动，物在流动，货币在流动，旧的街区在老化，新的街区在生成……。”城市的流动性决定了城市伦理也有一个历史的变迁。

城市的本质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创造的人工环境。”也就是说，城市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为人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城市市民是城市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伦理的产生与发展也是如此：要在这个人工环境中保持城市主体之间的正常交往，必须建立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交往规则或游戏规则——城市伦理。

2.研究城市伦理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城市社会生活方式及其交往结构。

城市伦理是城市交往的前提和规则。所谓交往就是指“人与人或与人群共同体之间为了实现变革世界和生存环境的目的，通过媒体中介而开展的相互沟通、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改造的各种实践活动和所形成的普遍性的社会关系。”“交往行为从动态上看产生出人的各种交往实践活动，从静态上看则形成了人们之间的种种交往关系状态，它是人的社会化的根源和动力之所在。”城市交往就是建立在城市社会生活方式和城市生态系统之上的交往活动，除了具有一般的人类交往具有的特点（如主体间性、语言性、社会性和实践性、物质性和历史性等）外，还有自身的特殊性，如大众文化的影响、市民社会的结构、工业文明的历史、公共领域的变动等等，都与城市交往的规则即城市伦理在现实的城市生活中产生互动。

3.研究城市伦理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城市化的过程及其意义。

城市化的过程包括了人口集中、地域转化、产业转型、生活方式变革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几个方面，而从伦理学的视角来看，城市化的核心应该是人的城市化，“城市化是人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断地对自然空间进行创造性劳动的文明产物，城市化研究的出发点是人，……注重城市化中人的主体性和自为性，”而人的城市化的关键是全面提升人的综合素质，而不只是简单地把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样的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迁移过程。因此，城市伦理显然占据了城市化过程的重要位置，是保持城市秩序，开创城市新面貌的关键因素。

4.研究城市伦理有助于更好地塑造、发展城市文化。

篇(7)

关 键 词：体育社会学；大型体育赛事；生态环境；综述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4）01-0057-04

Progress made in researches on issues about big sports events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China

YU Meng1，JING Wen2

（1.School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 Sciences，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Dalian 116029，China；

2.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Dalian 116029，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s analyzed research theses on big sports events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ublished on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between 2003 and 2013. Researches on issues about big sports events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China mainly focused on the following aspects： big sports events and environment’s load bearing capacity as well as evalu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roles played by big sports events in improv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zards caused by big sports events to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trategie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big sports events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tc. Research methods were limited to sociological research methods； ecological research methods were rarely seen. Researches henceforward should apply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ecological footprint and emergy theory in ecology etc.

Key words： sports sociology；large sports events；ecological environment；review

北京奥运会提出“绿色奥运”，其核心是把生态环境与大型赛事结合到一起，实现体育赛事与生态环境的共赢。针对大型体育赛事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是以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赢为目的的，是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承赛办赛方式为内涵，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为着眼点的。大型体育赛事的生态文明强调赛事承办、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既追求赛事与生态的和谐，也追求赛事对社会经济的贡献，在环境可续发展的框架之内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可以说，对大型体育赛事与环境之间相互影响关系的关注，是人们对传统赛事举办理念的深刻反思的成果，是体育赛事举办理念的巨大进步。关注大型体育赛事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现代体育学人理应关注的现实问题。本研究对中国知网（CNKI）2003—2013年关于大型体育赛事与生态环境研究的150篇论文进行分析，探讨有关我国大型体育赛事生态环境问题研究的现状及发展方向。

1 大型体育赛事与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取向

1.1 大型体育赛事与环境承载力及其评估体系的构建

在生态社会中，关于环境承载力的关注度较高。环境承载力，即生态系统进行的自我维持以及自我调节的基本能力，资源及环境子系统容量的供给能力，及其可维持的社会经济活动强度和具有一定生活水平的人口数量[1-2]。纵观目前的研究，大型体育赛事在申办前、申办、举办到举办后的不同阶段中多与环境相关，它以生态环境的发展为框架，实现对资源要素和环境要素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当大型体育赛事给地区生态环境造成压力而使其不能够自行调节时，即超过了环境承载力，这时将会给赛事所在地造成不必要的生态危机[3]。而消除这种生态危机所要付出的代价，远超过大型体育赛事所带来的经济效益[4]。在生态环境承载力之内的大型体育赛事是城市发展的助力，而超出环境承载力的大型体育赛事是城市发展的阻力。有些研究通过借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首先提出的“人均收入与环境污染指标之间演变模拟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将环境承载力分为“‘OAB型’理想发展模式、‘OFGH型’严重超载模式、‘OCDEB型’先发展后治理模式”，并针对大型体育赛事对环境承载力所造成的影响作出预警[5-6]。在环境评估方面，有研究根据我国社会服务业的一般环境污染源分类以及体育赛事特有的性质，选取了“环境改善、环境风险、城市环境治理程度、环保宣传力度、生态环境破坏、大气环境、水环境、噪声环境、固废环境、CO2排放总量、水资源消耗量、噪声、固废排放总量、资源消耗总量等指标作为体育赛事环境影响的衡量指标[7]，对赛事举办地环境进行评估。

1.2 大型体育赛事对生态环境的改善作用

早在20世纪 90 年代，环境保护已成为国际奥委会特别关注的问题。国际奥委会希望通过奥运会促进举办城市及其周边环境的保护及治理工作，增强当地居民的环保意识，留下“绿色遗产”。大型体育赛事对城市生态环境的促进作用体现在申办前、申办、举办以及举办后4个阶段。首先在申办前阶段，大型体育赛事对生态环境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申办城市对城市生态环境的自检和集中治理的研究上，如大气中的粉尘和二氧化硫的含量、水质、噪音分贝是否达标，上风向是否有污染的工厂等[8]。其次是在申办过程中体现出的生态理念宣传以及综合整治的研究上。大型体育赛事申办过程中，必定会宣传其相关的生态环境理念，打出相应的宣传口号或宣传标语，如北京奥运会的“绿色奥运”理念，汉城奥运会的“城市美化计划”等。在申办过程中，在向民众宣传生态环保理念的同时，通过从选址规划、科学施工、空气质量改善、交通清洁、城市水系整治、废弃物管理、清洁能源使用、城市绿化等多方面入手，对环境进行综合治理[9]。再次则是举办过程中具体环保措施执行的研究上，如北京奥运会期间加强机动车管理，倡导“绿色出行”及环保宣传等手段，借大型体育赛事影响之东风，最大限度地宣传生态环保的理念，提高民众的环保意识[10]。最后是大型体育赛事举办后体现在对于生态环境现状的持续保持以及环保理念更新的研究上。如关于汉城奥运会“城市美化计划”对汉江进行的综合治理的相关文献，都强调其环保措施改善了汉江的水质，最大限度地实现局部地区水循环系统的优化等。巴塞罗那奥运会改善海滨地区的海洋景观、悉尼奥运会霍姆布什湾治理工程、亚特兰大建设水上中心和屋顶太阳能系统，以及在北京奥运会后生态学知识普及等研究，都说明大型体育赛事对城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8，10-13]。

1.3 大型体育赛事对生态环境的危害

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对环境的危害及其所带来的连锁效应都引起多方讨论。目前很多大型体育赛事的申办、举办以及大型体育场馆的兴建都需要递呈相关的环境评估报告，以保证赛事的举办、场馆的建设与环境相和谐。谈及大型体育赛事对环境的危害，目前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硬件设施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举办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举办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上。首先是关于体育场馆等基础设施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如兴建高耗能、高排污的体育场馆，修建众多的交通设施和废弃物堆砌场等会破坏自然植被，使区域范围内的植被覆盖率下降，在修建过程中的运输以及施工对环境造成的二次污染和人文景观破坏等[14]，这都是对原生态自然环境的干预与损毁。其次是关于大型体育赛事举办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聚集所带来的区域环境压力增大、依托自然的赛事对环境的直接影响、赛事过程中的直接污染排放以及赛事的噪声污染方面[15-16]。再次是关于大型体育赛事举办过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关于资源的过度开发给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17-19]。

1.4 大型体育赛事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策略

关于大型体育赛事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策略的研究，有关于可度量的环保目标（即“-20%目标”）以及绿色调控体系构建的研究，有关于体育场馆的科学选址以及对体育旅游合理开发的研究。首先是可度量的环保目标的提出以及绿色调控体系的构建。2006年德国足球世界杯期间，由德国应用生态研究院提出具体方案的“绿色目标”得到德国政府环境部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大力支持，并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绿色目标”又可称为“-20%目标”，其具体包括水资源、废弃物、能源和交通4个方面，整合了可量度的环境目标，以实现世界杯对地球气候零负荷的最终目标。在水资源方面，实现雨水利用、节水或无水洁具、渗水性地面铺装、屋顶绿化、量化评估结果；在废弃物管理方面，器具回收及重复使用、无纸办公室、量化评估结果；在能源方面，实现智能化照明管理系统、高效能的电热联产设施、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量化统计结果；在交通方面，鼓励使用公共交通、鼓励步行和自行车交通、量化统计结果；在废弃物排放方面，实现温室气体的零排放[20-21]。在提出具体的可度量的环保指标之后，持续构建绿色调控体系。我国大型体育赛事绿色调控体系主要包括大型体育赛事的绿色规划与管理，大型体育赛事绿色供应链与绿色物流的组织，市场经营开发中“绿色”品牌的塑造，引人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进行赛事绿色成本与效益控制[22]。其次是关于体育场馆等基础建设中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研究，尤以科学选址为甚。科学选址一直都是大型体育赛事与生态环境问题研究的重点。城市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是评价一个城市形象力的基本指标，是塑造城市形象的基础。优选体育场馆位置能够为城市发展提供活力，极大程度地丰富居民生活内容，提高生活层次和品位，使大型体育场馆的建设在成为大型体育赛事的物质基础的同时，成为城市软实力提高的亮点、居民休闲生活的聚集地[15]。在大型运动会场馆全方位建设中选好用好环保新材料及应用技术，是大型体育赛事与生态环境和谐相处的研究热点之一[3，15]。

2 研究不足与展望

我国大型体育赛事与生态环境的相关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虽然学界在理论上已经充分地认识到了大型体育赛事与环境和谐发展的重要性，其相关研究也有不少。但是总体而言，在目前大型体育赛事与生态环境的研究中，处于理论研究阶段的较多，在理论的分析和整合上做了很多的铺垫，如大型体育赛事对生态环境改善作用、大型体育赛事承办对生态环境危害、大型体育赛事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策略等。虽然有关于大型体育赛事与环境承载能力以及评估体系构建的研究，但是没有形成真正的符合体育赛事发展规律的、具有体育竞赛特色的环境评价体系，其研究的方法也多局限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中，生态学的研究方法鲜有出现。目前根据生态承载力阈限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6]已经提出，但是可以注意到的是，其研究还是主要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和综合归纳等方法总结出城市承办大型体育赛事生态承载力的3种模式，其研究视角的变化预示着新的研究趋势的出现，但是由于其研究方法的局限，使其研究结论仍处在理论阐述模型假设的阶段。如果能够把生态学中的生态足迹[23-24]、能值理论[25-26]等研究方法，结合社会学的理论阐述并将其应用于大型体育赛事的研究之中，通过具体指标体系的构建、现有模型的借鉴、相关公式的整理而形成评价大型体育赛事与生态环境关系的可参照体系，则可使大型体育赛事的承办者有理论可依据、有数据可证实、有指标可参照。以生态足迹为例，它是一种定量测量人类对自然利用程度的新方法，通过根据区域的能源和资源消费，将他们转化为提供这种物质流所必须的各种生物生产土地类型的面积，并同区域能提供的生物生产土地面积进行比较，能定量判断一个区域的发展是否处于生态承载力的范围内。生态足迹模型的构建在建筑学和生态学中已经较为成熟，它作为一种计算人类的生态消费、衡量生态可持续性的测量工具，是测量可持续性的生态底线的衡量标准，是国家、地区自然资产核算的以一种廉价而快速的计算框架。如果能够将生态足迹运用于大型体育赛事与生态环境的评价当中，则会使大型体育赛事与生态环境的评价更为科学化、系统化。尤其是大型体育赛事的场馆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根据场馆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工程设计的方案等方面，进行生态足迹理论的计算从而判定场馆建设、运营的生态足迹评价以及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再如美国生态学家奥德姆创立的系统分析方法能值理论，它以能值为基准，把不同类型、不可比较的能量，用能值转换率转换成能值这一可通用于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统一标准来进行比较。能值理论与分析方法有助于定量分析自然与人类、环境资源与社会经济的价值和相互关系而备受瞩目，将其核心的计算方法应用于大型体育赛事的场馆布局与管理中将是未来必然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 何培英. 基于高等海洋教育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承载力分析[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146-151.

[2] Kesenne S. The economic impact of sport events[G]//Miscalculations and misinterpretations in economic impact analysis. Jeanrenaud C Neuchatel Suisse，1999：29-391.

[3] 张小林，李培雄，龙佩林. “绿色奥运”理念下构建我国大型体育赛事的绿色调控体系[J]. 体育学刊，2006，13（6）：9-12.

[4] 任海. 奥林匹克运动与环境[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5，28（4）：433-436.

[5] 杨炯. 大型体育赛事的相关经济效益问题的研究[J]. 中国体育科技，2006，39（3）：16-17.

[6] 曹秀玲，张俊伟，田以麟，等. 城市承办大型体育赛事生态承载力及其预警策略[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0，29（6）：62-64.

[7] 安俊英，黄海燕. 体育赛事对举办城市环境影响评估研究[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3，39（2）：31-35.

[8] 郭琴. 从社会学的视角中谈大型体育赛事对举办城市的综合影响[J]. 体育学刊，2010，17（10）：56-58.

[9] 田静，徐成立. 大型体育赛事影响城市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及实证分析[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1，35（3）：7-13.

[10] 孟纹波. 2008年奥运会对北京城市环境的影响[D].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07.

[11] 张建国. 苏州市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环境分析研究[D]. 苏州：苏州大学，2010.

[12] 龙国强. 以低碳经济运行大型体育赛事[J]. 运动，2010（12）：137-138.

[13] 任海. 奥运会对举办城市和国家的形响[J]. 体育与科学，2006，27（1）：4-6.

[14] 胡乔，陶玉流. 城市竞争力视域下大型体育赛事的效益研究[J]. 体育与科学，2009，30（4）：32-34.

[15] 黄凤娟，付哲敏. 大型体育赛事管理中的体育场馆选址问题的建模与分析[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0，29（3）：29-32.

[16] 杨裴. 论大型体育赛事承办中生态环境的保护[J].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8（4）：151-154.

[17] 程亮，祁红，付蕾. 水上赛事对风景区水域水环境的影响[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1，34（2）：39-41.

[18] 唐智. 大型体育赛事影响民众在申办过程中的角色作用分析[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8，31（12）：1608-1611.

[19] 兰诚，黄增学. 大型体育赛事对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环境影响的研究[J] .经济与社会发展，2010，8（6）：39-42.

[20] 罗艳蕊，董翠香. 环境保护与体育运动的可持续发展[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5，28（5）：584-586.

[21] 钱锋，杨峰，唐敏. 大型体育赛事的环境可持续策略新趋势——2006年德国世界杯“绿色目标”计划[J]. 新建筑，2009（2）：84-88.

[22] 姚颂平，沈佳. 欧洲发达城市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实践对上海的启示[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7，31（6）：1-5.

[23] Wackernagel M，Ree W. Our ecological footprint：reducing human impact on the erath[M]. Gabriola Island：New Society Publishers，1996.

[24] 王书华. 生态足迹研究的国内外近期进展[J]. 自然资源学报，2002，17（6）：776-7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