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论文摘要]针对社会学方法论领域长期存在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和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对立，布尔迪厄提出了一种综合的社会学方法论。布尔迪认为社会学应以场域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利用”(场域)而把握“两头”(社会和个人)。这种引入关系主义的研究方法，克服了由实在(社会和个人)取向的研究方法而导致的社会学中的一系列二元对立。布尔迪厄这一社会学方法论如今已成为人文社会领域内最具有影响力的方法论范式之一。

在社会学理论史上，方法论问题始终是一个核心课题。西方传统社会学对此的认识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发端于涂尔干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另一类是开创于韦伯的个体主义方法论。由于这两种方法论生成的本体论背景不同，因而形成了社会学领域中的一系列二元对立。这一系列的二元对立，不仅使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出现严重分裂，而且也将社会学家们分成两大对立阵营。从20世纪70-80年代起，这种对立状况得到了很大改观，一批风头正健的年轻社会学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方法论整体主义和方法论个体主义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社会学应该克服这种方法论的二元倾向，并主张建立一种全新的方法论范式。在此背景之下，许多有创意的理论建构纷纷出笼，其中引人注目的有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卢曼的功能结构主义、吉登斯的结构化社会理论和布尔迪厄建构的结构主义理论。这些旨在超越方法论整体主义和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探索性理论，为社会学开辟了新的境界，特别是布尔迪厄从关系主义立场出发的社会学思考，成功超越了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二元对立，为实现社会学方法论范式的转换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一、整体主义方法论和个体主义方法论

社会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以后，社会学家们像孔德、斯宾塞等人就开始对社会学方法论问题进行思考，可以说在他们的研究中深深地渗透着他们所处时代的方法论成果，但他们没有进行严格意义上的方法论探讨。在社会学中对方法论进行自觉的探索应该可以追溯至涂尔干和韦伯。

(一)整体主义方法论

涂尔干所倡导的是整体主义的(holistic)、实证的(positive)方法论。在他看来，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那么，什么是社会事实呢?根据涂尔干的定义“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的约束的、或者换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可以看出，这一界定包含了社会事实区别于个体(或心理)现象的三个特征：即外在的客观性、制约性和普遍性。具体来说，涂尔干所列举的诸如法律、风俗习惯、道德规范、宗教信仰和仪式、语言和货币制度这些社会事实却独立客观地存在于个人意识之外，一旦个人不愿意接受社会事实的引导而严重地违反它，那么，这些社会事实的强制性将会正式地(如逮捕)或非正式地(如舆论谴责)表现出来。这种整体主义取向的学术路径决定了他所主张的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其一：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涂尔干认为在他之前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将现象的观念而非现象存在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即把现象认为观念而不是客观存在物。他强调事实先于观念、存在先于本质，从而把社会事实(即社会现象)作为构成社会学研究出发点的实物论据来研究。其二：社会事实必须根据别的社会事实来解释，并且这种解释必须包括因果分析和功能分析。涂尔干批判了各种对社会现象解释的还原论，认为根据个别现象(如意愿、意识、利己)来解释社会事实只会掏空社会学的内容。涂尔干在《论自杀》中，成功地贯彻和验证了上述方法论原则，为社会学家具体考察、解释社会事实提供了一个标准的实证研究范例。

涂尔干开创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为许多社会学理论流派(如结构功能主义、冲突理论、批判理论等等)所接受。就整体主义取向的研究方法而言，这些理论与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却从客观层面出发去解释和理解社会以及社会中的个体。

整体主义方法论有助于我们了解客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化，但是也存在着它无法逃脱的内在缺陷。这与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前提预设不无关系。涂尔干是从社会唯实论的社会本体论观念出发的，认为社会学分析的基本单位是超越个人的具有群体特征的社会事实。如是，在涂尔干的方法论中，“社会”的过程被悬置起来，“社会”成了一个暗箱。另外，在涂尔干的方法论中，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个人的主体性无从体现，个人在强大的社会结构面前，绝对处于被支配的地位，没有任何能动性，从而出现了“过度社会化”的情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整体主义方法论悬置或消解了个体。

(二)个体主义方法论

韦伯是个体主义方法论的主要代表，与涂尔干不同，他的方法论是建立在社会唯名论的本体论观念基础之上的。作为一名典型的社会唯名论者，韦伯认为，社会是个人行动的产物，或者说是行动者组成的系统，只有作为社会行动的个体才是真实存在的，社会学不能撇开个体去研究超越个体之上的社会实体。因此，在韦伯看来，社会学是一门致力于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动并通过理解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和影响做出因果说明的科学。从韦伯对社会学的定义中可以看出，他将社会行动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作为社会学的两大任务。既然社会行动的本质是其蕴含的精神内涵和文化意义，那么用自然科学中的实证方法来研究社会学则无异于方枘圆凿，因此研究社会学的方法就别无他途，只能是理解和说明。所谓理解，就是试图探究行动者主观行动的意义关联，从而建构起行动间的基本分析单位和意义脉络。韦伯认为，理解可以分成两类，即对主观意义的直接观察理解和解释性理解。

对语言、行动(如砍柴、关门等)，非理解性的情绪反应(如惊叫、愤怒等)，以及对数学和逻辑命题的理解就是直接观察的理解。解释性理解就是对动机的理性理解，它把社会行动置于可理解的和更加内在的意义背景之中。例如樵夫砍柴，直接观察理解仅能理解樵夫的行为是砍柴，而解释性理解则要寻求砍柴的动机，或为挣钱、或为自用。可以说，韦伯的理解社会学的目的是将隐藏在外化行动背后的主观意义揭示出来，从而达到对整体社会现象的因果说明，亦即在研究社会现象时优先考虑个体，通过个体研究整体。

由韦伯开创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在以后许多微观社会学理论流派(如符号互动论、现象社会学、常人方法学等)中得到了延续和发展。从总体上来看，这些学派都注重对社会微观层面的关照，即都是从“化约主义”的立场来看待社会整体的。在方法论个体主义者看来，个体是社会的真实整体，也是社会科学分析的基本单元。社会不能脱离个体而存在，“社会”不过是一个方便的“名称”或标签，用来指称个体及其行动集合的关系。因此社会可以还原为个体。和整体主义方法论一样，个体主义方法论有其局限性。这与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前提预设也是直接相关的。但他们并没有揭示出个体行动意义的生成过程。此外，在个体主义方法论中，个体是基本分析单位，而与个体相对的“社会”却隐而不显。这样，个体就获得了极度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如果说方法论整体主义者悬置了个体，那么，方法论个体主义者则悬置了社会。

二、布尔迪厄对方法论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超越

方法论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之间的对立，构成了社会学理论历史发展脉络中重要的两极。对此种社会学方法论分野，布尔迪厄进行了批判性考察，并设计出一套可以同时超越方法论整体主义与方法论个体主义的社会学方法规则。布尔迪厄社会学方法规则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在涂尔干方法论整体主义基础上导入被其忽略掉的个体行动者的直接体验的规则。具体而言，就是首先运用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首要原则——系统地摒弃常识性认识与成见的原则——实现其“认识论断裂”，即首先将社会看作一个独立的客观事物(客观结构)。紧接着再对这一客观主义认识实施对象化与客观化操作，并把被方法论整体主义者所忽略的常识性认识与成见看作社会结构的象征补充并将其放到客观结构和被身体化了的结构(惯习)，即社会结构与心智结构的辩证关系中加以把握。显然，布尔迪厄的这一方法规则是对社会学方法论整体主义和方法论个体主义的一种新的综合。在这种综合中，个体(行动者)和社会(结构)同等重要，而且个体与社会不是简单地拼凑在一起，这样就成功地避开了方法论折衷主义的暗礁。布尔迪厄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提出了极具原创意味的惯习概念，并且研究中引入关系主义视觉。

那么，何谓“惯习”呢?喜欢“开放式概念”(openconcepts)的布尔迪厄曾多次作过阐述，使其内涵充满了丰富性。第一，惯习是持久的可转移的禀性系统。菲利普·柯尔库夫(PhilippeCorcuf)对这一定义作了解释：“禀性，也就是说以某种方式进行感知、感觉、行动和思考的倾向，这种倾向是每个人由于其生存的客观条件和社会经历而通常以无意识的方式内在化并纳入自身的。持久的，这是因为即使这些禀性在我们的经历中可以改变，那它们也深深扎根在我们身上，并倾向于抗拒变化，这样就在人的生命中显示出某种连续性。可转移的，这是因为在某种经验的过程中获得的禀性。(例如家庭的经验)在经验的其它领域也会产生效果；这是人作为统一体的首要因素。最后，系统，这是因为这些禀性倾向于在它们之间形成一致性。”第二，惯习是与客观结构紧密相连的主观性。布尔迪厄认为，惯习属于“心智结构”的范围。是种“主观性的社会结构”，或者说，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第三，惯习是一种生成性结构，是一种人们后天获得的各种生成性图式的系统。布尔迪厄把时间变量引入到惯习分析中，指出“惯习是历史的产物”，并且具有“双重历史性”(DoubleHistoricity)。作为一种历史的产物，惯习必然是一种动态的、开放的系统。布尔迪厄指出：惯习“是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不断地随经验而变，从而在这些经验的影响下不断强化，或者调整自己的结构。它是稳定持久的，但不是永远不变的。”可见，布尔迪厄的惯习概念在个体和社会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布尔迪厄避免了长期以来许多社会学家试图在个人和社会之间所作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也使布尔迪厄超越了方法论整体主义和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努力中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除了上述惯习概念，布尔迪厄社会学方法论具有浓厚的关系主义色彩，关系主义思考方式是布尔迪厄社会学方法论的一大特色。其实，关系主义视角本身并不新颖，它源自于结构主义。马克思和列维一斯特劳斯等结构主义大师都十分强调关系的重要性。但和布尔迪厄不同的是，在马克思和列维一斯特劳斯那里，关系的存在及其重要性并没有上升到方法论层面。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世界中存在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关系，他还特意把黑格尔的“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这一著名公式，改为“现实的就是关系的”。据此，他将关系视角引入方法论层面，既摒弃了方法论个体主义，又拒斥了方法论整体主义，竭力主张关系主义的方法论。这可以从他的场域概念(是一些关系束)作为例证。布尔迪厄认为，概念的真正意涵来自于各种关系，只有在关系中，这一概念才能获得它的意涵，场域概念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而获得的。

布尔迪厄的这一关系主义方法论认为，社会科学真正对象不是研究单纯的个体，也不是社会实体，而是研究无数个体所构筑的一种场域，以及无数场域构筑的一种更大的场域综合性结构。

篇(2)

关键词： 比较教育 哲学基础 方法论

纵观比较教育的发展史，比较教育的方法论问题一直是国内外比较教育学术界探讨和争论的焦点问题。随着19世纪末哲学思潮的兴盛，比较教育方法论的萌芽也埋下了哲学的种子。其中，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比较教育方法论都有着其深刻的哲学理论基础，堪称是在哲学这块肥沃的“土壤”上开出的几朵比较教育方法论的“生命之花”。下面，具体探讨这几朵“生命之花”及其与“土壤”之间的关系，以期抛砖引玉，希望广大同仁为比较教育这片“广袤的田野”更添几树“新枝”。

一、实证主义哲学与实证主义方法论

1.实证主义哲学概况介绍

在所有的比较教育的方法论里，实证主义无疑是最早运用于比较教育实践之中的。当时英法等国正初步发展实证主义学科，而作为社会学创始人的孔德，基于之前的认识，制定出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准则。他强调使用自然科学方法论来建立“实证的社会科学”，认定其主要的任务是“要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1］他又提出：“社会现象的确切原因应从那些以往社会现象中寻找，而不能从那些个人意志状况中去挖掘。”“必须区分事物的原因和它所实现的功能，而且应把原因问题放在功能的前面去考察。”［2］两项准则确立并推广之后，实证主义方法论红极一时。

与此同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比较教育一个很大的优势就在于其善于接受新事物。而在那个时代里，生命力最强的莫过于实证主义了。由此，实证主义的特点很快与比较教育领域融合。很快，一大批比较教育工作者开始成为实证主义的忠实拥趸，这其中更是不乏安得森、胡森、诺亚和埃克斯坦这样的比较教育名家。［3］实证主义哲学思潮开始风靡全球。

2.实证主义方法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运用

作为那个时代里的“一枝独秀”，实证主义方法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首先，通过实证主义方法论进行比较教育研究，目的不在于个人，而在于寻求各国教育的普遍规律，在于揭示各国教育的普世价值。其次，持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比较教育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大都主张采用量化法，他们认为，唯有如此，方能保证研究的效能。由此，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开始纷纷通过以数理逻辑取代形式逻辑，化繁为简，化抽象为具体，从而揭示命题的经验基础，以此获取真理。［4］可以说，实证主义在比较教育的历史舞台上画上了浓重的一笔，其利弊都是有目共睹的。

二、人文主义思潮与人文主义方法论

1.人文主义思潮概况介绍

实证主义风靡后的19世纪末，人文主义学派开始进行反击。这其中以狄尔泰为代表。狄尔泰在《精神科学导论》中提出了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区别，并指出：“前者研究客观事物及其运动过程，是僵死的、无意识的，研究的目标是要找出自然界物体之间必然的因果关系，排除偶然性和意义；后者研究具有历史性和目的性的人类行为及其精神活动。由于人的自由意志，它是独特的，偶然的，所以人类行为既无规律，也无法预测。”［5］也就是说，人文主义方法论最看重的就是“理解”二字，并把“理解”理论作为自己的核心思想，贯穿了整个人文主义的始终。“理解”理论即是人文主义思潮的哲学基础。

2.人文主义方法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运用

人文主义曾经在比较教育史上占据过重要地位。其治学之道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对知识进行研究，而是对知识进行感受。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研究方法是属于个人的，［6］并无规律可供推广。一般来说，人文主义者比较注重历史分析，他们通常将历史情境置于一个更高的位置，要理解教育，首先就要理解历史情境。相比于其他一些教育因素，更让人文主义者关心的是人的本身的发展。在他们看来，多元文化之间的理解、国际社会和平，以及防止教师和教育行政人员的偏狭的地方主义倾向等方面的作用更值得看重。［7］

三、后现代主义思潮与后现代主义方法论

1.后现代主义思潮概况介绍

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初见端倪。其起始于欧美，以工业社会为背景，以批判否定现代主流文化的理论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为基本特征，强调多元、否定中心和等级、主张开放、重视平等、崇尚差异、推崇创造、［8］去掉本质和必然。其萌芽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用于表达要有必要意识到思想和行动需超越启蒙时代范畴。

2.后现代主义方法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运用

一般说来，比较教育研究者更关注微观层面的教育现象，如学生个体、个别学校等的教育问题研究。后现代主义思想与比较教育融合后，从另一个侧面促进了比较教育研究中质性研究方法的应用。这在比较教育的历史上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尝试。这种尝试，一方面肯定了比较教育自身研究范式的文化多元性，另一方面，针对某一具体文化背景中的教育问题，它能进行深度研究，还能防止用单一理论文本解释不同地域的平面化分析现象，最终推动比较教育研究自身方法论的科学性发展。［9］

这即是说，后现代教育理论虽然未在一定范围内达成共识，在比较教育等众多领域内却早已经出现了采用后现代主义方法进行的论述，且数目之繁、类型之众，皆有迹可循。而后现代主义在比较教育研究中之所以得到如此迅速的应用与发展，与其能促进比较教育众多因素的迁衍也密不可分。

当然，除了以上三种理论之外，还有很多哲学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对比较教育学的发展奠定了哲学基础，使得比较教育的发展有了哲学上的依据，比如，相对主义理论、冲突理论、多元文化主义理论、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依附理论等。这些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均丰满了比较教育的哲学理论羽翼，充实了比较教育的学科框架，为比较教育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2］［法］迪尔凯姆著.胡伟译.社会学研究方法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13.

［3］［4］Philip G.Altabach，Gail P.Kelly.New Aproaches to Comparative Education［M］.Chicago：Th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73，85-86.

［5］［6］于杨，张贵新.后现代主义与比较教育研究［J］.外国教育研究，2006，（9）.

篇(3)

【关键词】：研究方法；硕士论文；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方法是科学研究的首要问题，贯穿科学研究的全过程。它上与认识论、方法论相连，下与理论性质、研究问题紧密相关，是保证研究成果科学性的前提和保障。一、学位论文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生学位论文

研究生学位论文是衡量研究生科研能力和培养质量的重要手段。研究生学位申请者根据学位授予要求而撰写的研究论文。它是评判学位申请人学术水平的重要依据和获得学位的必要条件之一。学位论文质量的高低是衡量研究生科研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也就是正确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是研究事实所不可缺少的理论原则、程序、手段、方式和技巧。是保证观察可靠、判断、推理得以正确形成的原则、程序、手段、方式。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者秦宗熙和穆怀中、谢圣明认为社会研究方法的体系由三个不同层次构成，即一般方法、具体研究方法和具体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技术。

首先，一般方法包括哲学方法论、社会学的学科方法论以及逻辑方法论。其次，具体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献法、个案法、访问法、问卷法、观察法、实验法、抽样法、社会测量法、典型法等。具体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技术。最后，研究程序包括四个阶段即选题阶段、计划阶段、实施阶段和总结阶段。一般情况下，学生在论文写作上采取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采取文献法、历史法、比较法、统计分析法、问卷法、测验法、经验总结法等多种方法相结合使用。

二、思想政治教育硕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分析

硕士学位论文是一个硕士研究生写作水平的展现，而方法的运用则体现了作者研究过程中方法原则程序是否科学合理，这也就直接影响论文的质量和水平。通过分析得出思政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以传统的理论思辨研究方法为主，缺乏科学的研究方法意识，缺少相应的实证与量化分析

（一）研究方法自陈状况分析

在抽样的华东师范大学2014、2015年30篇思想政治教育硕士学位论文中分析发现，从整体上而言，有90.1%的学位论文明确交代论文研究方法。能清晰单列“研究方法”部分并作“详细说明”和“简要说明”的学位论文的比例比较大，这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硕士论文的研究方法意识在已经比较高，研究的科学性从总体而言呈比较好的状态。当然，如果把自陈水平为详细说明和简要说明的论文判为“合格”的话，那么合格的比例仅仅有37%。

（二）研究方法的主要类别及其运用情况

总体分析后发现，理论学科硕士学位论文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研究法、经验总结法、理论思辨法、比较研究法、历史研究法、调查研究法等。在30篇硕士学位论文中，以文献研究法為主要研究方法的占60%，排名第一；以思辨抽象法为主要研究方法的硕士论26%，排名第二；比较研究法为主占23%；其余还包括历史研究法、跨学科研究、调查研究等等占有一定比例。此外，100%的硕士论文的是融合两种方法以上的综合方法，融合的方式较为多样。

从以上可以看出，研究方法依然以经验研究和思辨研究等传统研究方法为主。文献研究法、思辨抽象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传统研究方法备受青睐，其中文献研究法的使用率100%。新的实证研究方法，如调查研究、访谈法等开始进入理论学科领域，使得研究方法更为丰富和多样化。

三、结论

（一）优点。通过分析30篇抽样可以得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的写作中方法意识逐渐增强，通过本研究的调查分析发现过去单一的研究方法有所下降，对研究具有实际指导价值的学科层面方法论和原则层面方法论急剧增加，这表明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出现了多元化趋向。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研究方法论趋向多元化意味着研究者对研究方法论认识更加深人，这也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同时，具体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种类多样性，尽管定量与实证研究方法的整体运用中占比例不大，但从调查结果可以说明研究生们已经意识到定量与实证研究方法在研究中的重要性，通过定量与实证研究分析更能确定的各影响因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研究技术的这一层次是研究方法结构体系中与研究成果联系最为密切的层面。一定的研究方法论和研究方式最终必然要通过具体方法与技术才能展现出来。

（二）存在的不足。通过对样本的分析，可以得出，虽然在毕业论文中很多人都陈述；了研究方法，但是研究方法陈述不够明确，甚至对研究方法本身并不是非常清楚，部分论文对研究方法敷衍了事，有的研究生将实证研究、思辨研究、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规范研究及跨学科研究、多学科研究当作研究方法。事实上，从哲学和科学方法的角度看，实证研究、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及跨学科研究、多学科研究都是开展科学研究的一种指导思想，是方法论。如实证研究与之对应的有实验法、调查法等。

定性与思辩研究多，定量与实证研究少。定量研究与实证研究在研究科学性能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从调查结果显示，虽然定量和实证研究有所增加，但从总体上而言，定量和实证研究还是很少。通过案例、实验、非实验、实地研究，用事实情况及真实数据更能有力地证实研究者的观点的文章少。调查数据显示，在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方法中以文献法、历史法、比较法这些以叙事性的定性研究为主导，从个人经验出发的感悟性、思辨性研究较多，说明定性研究仍是主要研究方法。虽然随着研究的深入及对研究的科学性的重视，定量与实证的方法逐步受到重视，但比较而言，运用的仍然较少。调查结果显示，在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最常用的定量与实证的研究方法是调查法，最常用的统计分析方法是描述统计。方差分析、差异检验及显著性分析等定量方法在论文中少有出现。

综合上述分析，在培养学生论文写作方法上，我们应该更加注重方法意识，培养学生方法自觉，注重开设方法论课程的质量，提高研究质量，重视定量与实证研究，优化定性与思辨研究的结构，规范研究方法，树立科学研究意识，促进思想政教育学科理论发展。

参考文献： 

[1]孙浩森、潘莉.理论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的实证研究--以合肥工业大学理论学科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为例[J]， 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6）. 

[2] 袁方、王汉生.社会研究方法教程[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214. 

篇(4)

默顿受逻辑经验主义和内史主义影响，走向了科学社会的内在主义，20世纪60年代形成了颇有影响的功能主义的美国传统即默顿学派；贝尔纳受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史外史主义的影响，走向了科学社会外在主义，并影响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形成的社会建构主义的英国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爱丁堡学派和巴思学派。不同观点、不同思想、不同传统的相互碰撞与合流，使科学社会学得到迅速发展。80年代后的一些科学社会学家受库恩(T.S.Kuhn)历史主义、系统论、整体论和语境论(contextu-alism)的影响，开始进行科学社会内在主义与科学社会外在主义的整合研究。于是，出现了社会语境意义上的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

概括地讲，科学社会学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了重大变化，由默顿传统的现代科学社会学走向了英国传统的后现代科学社会学；由非认知科学社会学走向了认知科学社会学”[1]；由科学结构研究的社会学走向了科学知识研究的社会学；由社会功能主义走向了社会建构主义；由宏观研究走向了微观研究；由科学的社会学研究走向了更广阔的科学的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2]。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我们认为，科学社会学经历了从不成熟到成熟、从单一的定性和单一的定量到定性与定量的结合，从单一的科学社会结构分析到整体的科学社会语境分析的发展。具体地讲，科学社会学方法论经历了科学内部因素分析方法、科学外部因素分析方法、科学社会语境分析方法三个发展阶段。

1　科学内部因素分析方法

我们把对科学进行内在社会结构分析和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的研究流派称为科学社会的内在主义，其研究方法称为科学内部因素分析方法。它包括结构—功能分析方法、计量分析方法和人类学方法。

1.1　结构—功能分析方法

这主要是默顿及其学派的方法论，其实质是从结构出发分析功能。他们把科学看作是具有复杂结构的社会系统，对其社会体制的结构做精细的分析，由结构解释功能，而很少研究科学知识的内容及其与社会因素的关系，被称为科学社会学的功能主义，形成了科学社会学的美国传统”[3]。从1938年发表《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到1973年出版的文集《科学社会学——理论和经验的研究》，默顿运用结构—功能分析方法对科学的社会建制、科学的精神气质、科学的规范结构、科学交流、科学奖励制度、科学家的行为模式、科学中的优先权之争等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内容构成了科学社会学的主要内容，形成了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其他学者如本·戴维(Joseph Ben-David)的《社会中的科学家角色》、巴伯(Benard Barber)的《科学与社会秩序》、克兰(Diana Crane)的《无形学院》、科尔兄弟(Jona than Cole，Stephen Cole)的《科学界的社会分层》、加斯顿(Jerry Gaston)的《英国和美国的奖励制度》等，进一步运用了结构—功能分析方法，发展了默顿的思想，成为默顿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这种方法的保守性是十分明显的，因为它只能从科学的现存社会结构出发，依据结构决定功能的假设进行某些功能的预测，而对于过去和未来的科学的社会结构的研究不能令人满意；它只研究科学的宏观社会结构，而不研究科学知识产生的微观认识过程，其方法论说到底是“黑箱式”的。

1.2　计量分析方法

计量分析方法是运用数学、统计工具对科学进行定量描述的方法，包括数学统计分析、引证分析、内容分析、多变量分析。

数学统计方法就是运用数学、统计工具对大量数据进行处理，从中得出结论的方法。默顿在《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博士论文中广泛采用数学统计方法，通过对大量文献的统计所得数据进行分析，说明十七世纪英国上层社会特别是知识界对科学兴趣的普遍转移，有力地说明了当时英国科学的社会结构随着科学兴趣的转移而发生的微妙的变化。普赖斯(Dreek J De Solla Price)在1961年发表的《巴比伦以来的科学》和1963年发表的《小科学，大科学》中，广泛运用数学分析和统计方法研究科学的整体发展，揭示了科学由小科学到大科学的发展规律，说明了科学机构与科学组织的不断规范化、规模化、国家化。

引证分析(citation analysis)是利用科学引文索引(SCI)所提供的资料进行数量分析得出结论的方法。在科学社会学中，广泛运用引证分析研究引证数与科学奖励的关系、引证率与论文影响度的关系、科学发现前后的继承关系、科学共同体内部科学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引证的网络分析还用来研究不同学科间的相互交叉与渗透关系，譬如普莱斯运用引证分析研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发现自然科学近五年的文献引证率远高于人文科学，说明不同学科内部的体制与进步程度是有区别的。克兰在《无形学院》中用引证分析研究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结构，发现知名度高的科学家的论文被引证率高。科尔兄弟利用引证分析研究科学论文的质量、科学界的社会分层情况以及获奖情况等[4]。

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是对传播交流的内容进行精确的数量分析的方法，它最早出现在新闻学，随后在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众多学科中广泛应用。科学社会学中还只是初步使用这一方法。这种方法不研究行为，也不研究语言、符号的语义，只是通过语言、符号的数量分析如篇幅长短、篇数多少的统计来达到研究的目的。萨顿(G.Sarton)在《科学史导论》中运用内容分析考察先前科学史著作中各组成部分不同时代所占的篇幅数量的多少，以此来说明科学的加速发展。默顿在《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也运用了此方法说明科学兴趣的转移现象。

总之，计量分析方法对科学进行统计学的概括，注重数量关系分析，通过数量关系研究科学内部各个要素的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讲，计量分析方法是一种通过数量关系的分析研究科学的内在关系的宏观方法。

1.3　人类学方法

这主要是法国哲学家拉图尔(Brune Latour)和美国社会学家谢廷娜(Karin D.Kno-Cetina)研究科学实验室情况的方法。人类学方法的引入，使科学社会学发生了人类学转向。谢廷娜把这种方法称为微观—倾向发生学方法，因为人类学对科学的研究关注的是科学家信念的形成过程[5]。

他们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进入实验室，把一个具体的实验室看作一个部落进行考察，把看到听到的如实记录下来，再应用语言分析方法对所记录的情况进行分析。拉图尔的研究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实验室可以描述为一个文字标记系统，因为仪器具有标记能力，每个标记的装置是机器、仪器和实验人员的组合，科学论文就是这种文字标记系统的产物；其二、实验过程中产生的科学事实不过是实验人员的构造物，是仪器产生出的文字标记被人为地解释为事实，因此科学实验不是发现事实而是创造事实[6]。前一个结论是对实验室活动的自然主义描述，后一个结论是对实验结果的哲学说明。

谢廷娜(K.D.Knorr-Cetina)运用人类学方法提出了科学的建构主义纲领，认为科学是人为的，实验室的一切都是人们事先精心准备好的，即决策负荷的，这样科学实验就是主观建构活动，它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她特别强调科学实验的社会网络不是科学共同体，而是超认识的资源关系形成的社会网络。[7]因此，人类社会学的方法就是要说明科学认识过程、科学知识形成过程无不与社会有关，无不说明社会因素向科学的渗透。

然而，这种方法仍是一种经验描述方法，因为它关注的是科学研究的过程，对科学实践过程进行微观研究而不注重宏观研究；倾向于对科学家言论的主观分析而不注重科学研究的客观实在性。因此，人类学方法的语言学转向、认知转向也是十分明显的。

2　科学外部因素分析方法

我们把对科学与其外在诸因素相互作用的研究传统称为科学社会外在主义，其方法论就是科学外部因素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论的特点是把科学当作一个“刚体或黑箱”，不考虑科学本身所包含的意义，只考虑科学与其周围其他因素的相互关系。谢廷娜把这种研究称为宏观—定向相一致方法即宏观方法，它包括历史背景分析方法、历史主义方法、文化分析方法。

2.1　历史背景分析方法

这主要是贝尔纳(J.D.Bernal)考察科学及其社会功能的方法。贝尔纳是一位对科学的历史及其社会功能进行全面考察与研究的科学家，他认为对于科学的分析应放到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进行，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科学已不是个人的事业，它已成为大工业集团甚至整个国家的事业，科学发现与发明不再是个人的发明与发现，而是科学共同体的共同成果。因此，科学的作用、功能必须结合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来加以认识。正是从这种科学观出发，贝尔纳反对当时流行的两种对立的科学观：一种是理想主义科学观，认为科学是追求真理的纯粹智力活动，其功能是建构与经验世界相符合的意义世界，即创造能解释经验事实的理论；一种是现实主义科学观，认为科学是人们用来认识自然、支配自然并为人们所利用的手段，这实际上是一种实用主义，几百年来人们一直这样看待并利用科学[8]。

2.2　历史主义方法

库恩(T.S.Kuhn)把历史注入科学的方法不仅影响了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转向，而且也影响了科学史的外史转向，反映在科学社会学中就是科学的外部因素分析倾向。美国哲学家阿伽西(J.Agassi)把对科学的这种研究称为社会学主义。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不约而同地从社会维度研究科学，一方面说明科学对社会的影响日益增大，另一方面说明对科学的理解绝不能脱离社会历史环境。我们认为历史主义可分为内在的历史主义和外在的历史主义。前者指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它着重科学理论结构、科学发展模式的演化研究，如库恩的范式转换模式、劳丹(Larry Laudan)的研究传统进化模式等，较少研究社会因素对科学的影响。后者指科学史的外史论和科学社会学主义，它关注科学与其之外的社会因素的互动关系，而很少关注科学内部的历史演化。但不管哪种历史主义，从动态而不是从静态，从历时而不是从共时，从整体而不是从部分考察科学的方法和立场值得肯定。

2.3　文化分析方法

这是一种从文化学角度研究科学的方法，代表人物有巴恩斯(B.Bames)、布鲁(Da vid Bloor)、怀特(Leslie A.White)、李克特(Maurice N.Richter，Jr)。

巴恩斯以爱丁堡学派的代表人物著称，他在《科学知识和社会学理论》一书中主张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知识形态的观点，科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思想的影响。他把科学看作一种亚文化的集合，是人类整个文化的一部分，科学文化是在文化的氛围中生成的[9]。在他看来，文化影响科学家的信念和想像，从而影响到科学知识，通过对整个文化进行分析就能弄清科学的发生与发展。不过，他把科学看作是一组程序和方法论的约定，由约定主义走向了文化相对主义。

以提出科学知识社会学强纲领而著称的布鲁把科学当作文化现象，把真理看作文化符号，而不是把科学看作智力形态。他主张在整个人类文化的框架中审视科学及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10]。他的强纲领的四个内容因果性、对等性、对称性和反身性就是要说明科学知识产生和评价的社会文化原因。

怀特在《文化的科学》中认为科学是一种人类行为，是把握经验的活动，科学不是实体本身，而是解释经验世界的方式。科学依赖于文化，而文化依赖于符号，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在使用符号中产生的。从这一观点出发，他进一步认为正是文化而不是社会才是人类与众不同的特性，文化对于科学较之社会对于科学有更直接和更重要的作用。一种发现与发明是已经存在的文化要素的综合或是将一种新的要素吸收到一种文化系统中。每一种发现和发明都是文化经验积累过程的有组织的表现，计算机的发明不可能出现在牛顿时代，因为当代就没有发明计算机的文化积淀。由此，他得出两个推论：一是当文化积累还没有到达产生发现与发明的条件前，任何发明与发现都是不可能的；二是当文化积累到成熟，发现与发明便必然产生。这是典型的文化决定论，一种绝对的文化主义。

李克特在《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一书中阐明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科学是一种方法，一种社会建制，一种专门职业。他把科学定义为过程，认为科学是作为个体的认知发展在文化上的对应物，是作为传统文化知识的一种生长物，是作为文化发展的一种认知形式。在他看来，科学发展的方向类似于个体的认知发展方向，科学发展的起始点是传统的文化知识，科学发展的结构一般类似于进化过程的结构，特别是类似于文化进化过程的结构，科学是一个从个体层次向文化层次的认知发展的延伸，是一个传统文化知识之上的发展生长物，而且是一个文化进化之特殊的认知变异体和延伸。

我们认为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过程，但文化并不能决定科学的一切，文化决定论是一种绝对主义，一种外在主义，过分夸大文化对科学的决定和渗透作用，忽视了科学的内在自主性.

3　社会语境分析方法

将科学置于社会历史中进行考察，从内因和外因、历时和共时的综合上分析科学与其外在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我们把这种方法称为科学社会语境分析方法，主要表现为社会实践方法、系统分析方法、功能—结构分析方法、社会修辞学方法、行动者—网络方法和实在论的建构主义方法。

3.1　社会实践方法

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科学的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生活在19世纪，但他们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就运用实践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分析当时的科学技术，把科学作为社会的内在因素来考虑的。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科学的社会实践的分析，东、西方的社会学家都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看作科学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论著中研究了科学技术，他们的着眼点是考察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力的关系，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进步及社会变革的关系。他们对科学技术的研究表现出社会实践观。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科学的发生与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科学在社会生产中产生，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它反过来又通过改造技术来推进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引起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实践方法为我们研究科学与技术、科学与生产、科学与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十分有效的方法论。

3.2　系统分析方法

系统分析是把研究对象当作一个系统进行定量化、模型化和择优化研究的方法。在科学社会学中，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对科学及其社会因素的关系进行全面的分析与综合，并给出科学与社会诸因素互动的模式。魏因加特(P.Weingart)研究科学外部控制的非科学目标内化方法和科劳恩(W.Krohn)的科学目标化方法都属于系统分析方法。

魏因加特的非科学目标内化指把科学以外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社会目标在国家和政府的干预下转化为科学内部的研究准则，或者说科学的环境目标被科学有选择地吸收、消化、整合。他以美国癌症研究为例进行个案研究，运用系统方法详细地分析了非科学目标内化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大致为：社会问题——政治阻力——政策规则——科学政策规划——机构阻力——研究[11]。这种系统地研究非科学因素转化为科学内部问题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科劳恩的科学目的化指国家和政府有意识地把科学的外部目标导入一个学科的发展之中，使之成为科学理论发展的主导线[11]。科学的目的化使科学与政治、经济、军事等社会问题紧密相连，使科学致力于社会实际问题的研究。这样一来，科学便与整个社会一体化。因此，对于科学目的化的研究必然要运用系统分析方法。

3.3　功能—结构分析方法

这是德国社会学家鲁曼(N.Luhmann)创立的一种与结构—功能方法相对立的方法[11]。它不是从结构出发分析功能，而是从功能出发分析结构。鲁曼把科学看作一个社会系统，运用功能—结构分析方法研究了科学的社会运行机制。他认为科学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具有自治性、适应性和学习能力。科学的自治性是指科学能够根据自己特定的规范去行动、根据自己特定的价值标准去选择。科学的适应性指它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作出反应的能力。适应性是科学赖以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不适应环境的学科迟早会消失，因为科学是一个开放系统，需要不断与其环境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从而与环境保持动态平衡，既发展自身同时又高效地影响环境。科学的学习能力指主动适应环境的能力，这种能力从根本上讲是科学的创造力，被动地适应环境是一种被动的学习，是缺乏创造力的学习。

3.4　社会修辞学方法

这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英国出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代表人物马凯(M.Malkay)的研究方法。它是在科学哲学的反实证主义、现象主义等哲学思潮影响下形成的。它不同于默顿传统方法论的地方在于科学知识社会学依据传统社会学的方法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社会考察与分析。马凯在对科学知识作社会文化的解释时，提出了“科学社会修辞学”这个新术语，其含义是：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科学家行为并不能用统一的规范来说明，而只能以科学家各自的利益和目标来说明。[12]也就是说，科学家的行为和科学的行为并不是依据科学语言来说明的，而是依据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的社会语言或文化资源来说明的；科学规范不是用默顿所说的科学体制来保证的，而是用科学的文化资源来说明的。在他看来，科学是一种解释性的事业，客观世界的本性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科学知识是经科学家磋商(negoiation)建立起来的。磋商就是科学共同体内的科学家之间运用共同的文化资源提供的节目单(repertoire)或字典(vocabul ary)进行的协商和交流。通过科学“磋商”建立起来的结论并不是对物理世界的确定性说明，而是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科学家们认为是正确的主张而已。

我们认为，马凯的社会修辞学就是社会语境(social context)，科学家的行为规范要在其社会语境中得到说明。科学知识的意义以及它产生的过程都要用社会修辞学来说明。这种社会修辞学方法说到底就是一种社会语境分析方法。

3.5　行动者—网络方法

这是拉图尔和卡龙(M.Callon)研究科学实验室生活的方法[13，14]。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的含义有三：一是微观网络，指生产科学知识的场所——实验室。在实验室中，实验者、实验仪器、实验材料、实验环境应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行动者（实验者）与其他因素相互关联，构成了实验语境，也就是一个行动者—网络。这个行动者—网络系统不断构造自然，不断生产新的科学知识；二是宏观网络，指实验室与其之外的社会的关联，形成社会语境。在宏观网络中，行动者不仅是科学家，也包括政府、企业和消费者，这些行动者共同编织成自然—社会之网络；三是微观网络和宏观网络是双向互动的。实验室通过建构进而塑造社会，即把科学知识社会化；社会以它特有的方式支持、支撑和资助实验室。他们认为，科学论的研究不应停留在对已经形成的“科学文本”的哲学考察，而应对正在建构中的“科学实践”即实验室活动进行考察。他们由对科学的哲学建构走向了社会建构；由科学知识的微观研究走向宏观研究；由自然、实验室走向了自然、实验室、社会的语境化建构。

3.6　实在论的建构主义方法

这是当代美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科尔(Stephen Cole)研究科学的方法论[15]。他认为科学上长期存在着两大传统；一是实证主义或实在论传统的“默顿学派”；另一是建构主义传统的“西欧学派”。实证主义科学观把科学看成是纯理性的事业，理性的认识结果必须由经验事实裁决，即科学是由自然界决定的，人只是被动地反映自然，而且科学的发展与社会无关。建构主义科学观把科学看成是完全由社会建构的事业，科学知识不是对自然的描述，而是社会性地建构起来的；科学不是由理性和规则支配的活动，科学知识的真伪也并非由经验证据裁决，而且自然界对科学知识没有影响作用，科学知识是科学家社会行为“磋商”的结果。科尔既不赞成极端的实证主义立场，也不赞成极端的建构主义立场，因为前者是绝对主义，后者是相对主义，它们的错误在于“非此即彼”。科尔明确宣称他的科学观介于“右翼的”社会建构主义和“左翼的”传统实证主义之间，是实在论的建构主义。在他看来，科学知识是社会和自然界共同决定的，是理性和经验共同决定的。我们认为，科尔的方法是一种语境化方法；他在社会、人和自然之间建立了必要的联系，突破了实证主义的“人—自然”框架和建构主义的“社会—人”框架，建立了“社会—人—自然”语境化的框架。 参考文献

[1]　浦根祥，狄仁昆.科学社会学的认知转向[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8(5):29-34.

[2]　刘jùn＠①jùn＠①.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和科学技术人类学[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8(1):24-30.

[3]　刘jùn＠①jùn＠①.科学社会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27，75.

[4]　乔纳森·科尔，斯蒂芬·科尔.科学界的社会分层[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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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runo Latour.Laboratary Life[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58-64.

[7]　Karin D Knorr-Cetina.The Manufacture of Knowledge[M].Pergamob Pre，198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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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李汉林.科学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308，311，97.

[12]　Michael Mulkay.Science and the Sociological Knowledge[M].George Allen and Unvin Ltd.1979:62-63.

[13]　Bruno Latour.Science in action[M].Milton Keynes:Open University Press，1987.

篇(5)

关键词：创新能力；公共卫生事业管理；研究生；课程设置优化

中图分类号：R-01；C9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5-000-02

公共卫生事业管理学硕士专业是医学和社会科学、管理科学之间的一个交叉学科群，重点培养能够综合运用社会科学、管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揭示社会、文化、经济等因素对群体健康的影响，采取社会措施来防治疾病，以促进卫生事业的发展与改革的应用型、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对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研究生来说，培养创新能力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迫切要求，是研究生毕业后独立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工作或卫生事业实际管理工作的现实需要，也是促进我国卫生事业改革的时代呼唤。优化研究生课程设置是提高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通过分析目前研究生课程设置的问题，调整与改革现有课程体系，合理设置课程内容，能够总体上提升研究生的综合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卫生事业改革的发展。

一、目前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研究生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

1.重视理论教学，轻视实践教学

由于研究生教育的理论教学方面的优势和重视学术的传统，一些高校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研究生课程重视理论教学，轻视实践教学，与管理实践、管理技巧相关的实务课程在师资和教材上都明显匮乏，相关的实践基地建设也有待加强。实践教学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占得比例很少，形式较为单一，研究生综合能力评价体系不够全面。一些学生对毕业实习应付了事，毕业实习考核、反馈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实践教学在考核中的比重也应进一步提高。对毕业通过对黑龙江中医药大学2010-2015近5年研究生毕业分配情况调查发现，90%左右的毕业生分配进入医院机关、高校、事业单位的管理职能部门，只要不到10%的毕业生能够继续读博或从事教学科研相关的学术工作。可见，提高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和综合素质，将实践教学置于与理论教学同等重要的地位是目前研究生课程设置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2.重视理论素养，轻视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

对有公共卫生事业管理硕士点的各大院校教学计划可以看出，公共必修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所占课时比重较大。由于高校教学重理论、重学术的传统，高校普遍重视公共必修课、专业课基础课和专业课的设置，师资力量配备较强，而有利于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及综合素质的课程较少，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课程较少。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硕士毕业生大部分直接就业，除人才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外，应重点培养应用型、创新型、复合型公共卫生管理人才，增加实用性和实务类课程，如美国雪城大学公共卫生事业管理课程包括公共事务讨论、领导艺术等实用性课程等。

3.部分课程设置不科学，不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部分课程设置不是从学科和专业培养目标所需的知识结构出发，而是根据现有师资开设课程，存在因人设课的现象；部分课程设置缺乏科学的论证，随意性较大，缺乏规范性、系统性和完整性，学科价值和实用性较差。创新往往来自于多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学科前沿的重大突破和重大创新成果往往是多学科交叉、融合和汇聚的结果。但是，目前大部分高校选修课范围有限，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有待加强，不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如医学社会学、循证决策、健康和疾病社会学、卫生职业社会学、社会行为学等都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且与社会医学和卫生事业管理学密切相关的交叉学科，都可以纳入选修课中，并及时更新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美国各大学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专业为满足研究生的兴趣和专业需要设置了丰富多彩的选修课程，比如Harvard大学为两年制硕士研究生共开设18门选修课，Iowa大学为研究生开设26门选修课。

4.方法论课程开设较少，重视程度有待加强

方法论课程通过对研究方法的讲解与总结，有助于研究生夯实研究基础，与国际学术界研究方法接轨，有助于研究生在宏观层面上把握研究方法的发展历史及趋势、特点与局限性等，对于研究生如何正确开展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研究生通过方法论课程的学习和训练， 不仅有利于掌握正确而严谨的科研方法，而且有利于培养对科研的兴趣，提高科研创新能力，有助于理论、方法和技术方面创新。目前，方法论课程在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研究生的课程体系中所占比重偏低，研究生学位论文存在着逻辑分析与推理能力较弱，缺乏严谨的实证分析，数学建模能力有待于加强等问题，应增加方法论课程的开设，如卫生服务研究方法、卫生项目制定方法、高级卫生统计学、卫生统计模型等方法学课程都可以纳入到课程体系中来，加强相关师资力量，进一步提高重视程度。

二、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公共（卫生）事业管理研究生课程设置优化建议

1.增加实践教学的比重，提高研究生应用创新能力

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研究生实践教学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科研实践，鼓励研究生参与导师的科学研究，在导师已有课题思路的基础上，学生参与从开题、立项调查分析、课题实施、结题验收整个过程，熟悉研究课题的每一个步骤，通过建立学习型小组，导师和研究生之间、同一课题组研究生之间定期研讨，鼓励研究生发表创新性科研论文，为研究生今后独立从事科研打下良好基础；二为社会实践，增强研究生的社会实践能力是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是研究生顺利就业的需要，也是提高其应用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学校和学院应创造条件积极建立实习实训基地，推荐研究生去医院、医疗管理机构、政府部门等参加社会实践，并改革和完善考核、反馈机制，将实习单位的考核纳入到研究生总体成绩的考核中。

2.合理设置课程体系，增设交叉学科和方法论课程

目前，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研究生课程设置有待于进一步优化，应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为导向，按照科学性、系统性、前沿性的原则，对课程体系进行进一步拓展和调整。具体来讲，在公共必修课上缩减政治理论、公共外语课时，增加专业外语课时比重；调整基础课程的设置范围，增加理论前沿性和探索性的课程；以重点学科方向重新整合专业方向必修课；扩大选修课范围，激励导师开设前沿性、开拓性强的选修课，如艾滋危机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聘请人文、社会科学方向兼职导师，举办跨学科专题讲座或学术活动，作为研究生创新课程体系的有利支撑与补充。增设交叉学科和方法论课程，鼓励学生从多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中寻找创新点，通过方法论课程提高科研创新能力，促进理论、方法和技术等方面创新。

3.实行“双导师”制，保持导师制和课程设置协调发展

高水平的导师队伍是研究生教育的核心，为促进研究生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协调发展，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应采用双导师制，导师组由2名导师组成，要明确1名校内导师和1名校外医院管理岗位的导师。校内导师负责理论学习与指导，校外导师负责实习实践、项目研究、调研过程、政策研究等实践环节指导，促进研究生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的共同提高，毕业论文由两位导师共同指导撰写。同时，完善导师评价机制，改变实践评价流于形式的现状，在研究生总体成绩中增加实践环节成绩的比重，保持导师制和课程设置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李颖，卞永桥，等.优化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设置[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1，4.

[2]洪学智，程薇，等.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研究生课程设置改革探讨[J].中医药管理杂志，2010，4.

[3]孙娜，刘晓晶，等.中医院校公共（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创新人才培养研究[J].学理论，2014，2

[4]满强，凌志海，李雨.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岗位型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J].重庆医学，2015，7.

[5]王琳琳，何敏媚，洪学智.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研究生课程教学方式改革的调查研究[J].中医药管理杂志，2012，5.

作者简介：何 畅（1981-），女，哈尔滨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药技术性壁垒。

左 军（1971-），男，哈尔滨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医方剂。

关晓光（1963-），男，哈尔滨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公共卫生事业管理。通讯作者。

篇(6)

（曲阜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山东曲阜273165）

摘要：对《青少年自主健身行为概念模型建构与量表研制》-书进行评述，研究认为该书从自主性这一层面对青少年自主健身行为的解读，深入到了青少年健身行为的核心。综合运用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从主观能动性视角，引入青少年积极发展的理论，初步提出了青少年自主健身行为的概念及概念模型，构建了具有较高信效度的量表。

关键词：青少年；自主健身行为；概念模型；量表研制

中图分类号：G80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68X(2015)04-0053-0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13BTY045)。

随着“阳光体育”、“全民健身”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由政府倡导、学校组织的体育活动逐渐增多，越来越多的学生参与到体育健身的行列中来。据2011年国家体育总局官方网站的《2010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显示，持续20多年的中小学生身体素质下滑趋势开始得到遏制，学生体质与健康状况总体有所改善。这固然令人欣喜，但也引发了我们无限的深思：学生体质状况是在阳光体育运动“刺激”下才有所改善，如若没有了他律的、强制性的制度约束，学生健身的坚持性能否持续？学生参加体育活动到底是自觉、自愿，还是迫于学校体质达标测试的压力呢？经过初步调研，曲阜师范大学房蕊教授观察到当前青少年健身自主性缺欠的现象，并就此展开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青少年自主健身行为概念模型建构与量表研制》一书就是这些研究成果的结晶。

该书是房蕊教授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由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出版发行。全书共七章，主要围绕“什么是青少年自主健身行为”、“如何评价青少年自主健身行为”两大基础问题进行探讨，整合了社会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等多学科的相关理论，从自主性和能动性两个层面深入解读青少年自主健身行为，较为恰当地界定了青少年自主健身行为的概念及概念模型，研制了具有较高信效度的青少年自主健身行为的评价量表，填补了“自主健身行为”在理论与评价指标研究方面的空白。

1 独特的研究视角：引入青少年积极发展理论

外因需要通过内因来起作用，如果作为行为主体的青少年健身行为自主性没有被调动起来，长期处于被动状态，即使外部环境再完善，其健身的坚持性将难以持续，增强体质的持续性也难以保障。而在已有的研究中，“自主健身”仅仅是一个使用性语词，尚未上升到概念界定的理论高度。作者的这一发现，就使其必须寻找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才能实现理论及测量工具的创新。为此，该书从主观能动性的视角出发，引入了青少年积极发展的理论，全面、深入地解读青少年自主健身行为，建构了概念模型，确保“青少年自主健身行为”成为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及外延的科学概念。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界对青少年发展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青少年问题行为和不健康的心理状态上，虽然这一研究取向对于防止青少年犯罪，纠正青少年成长中遇到的问题做出了很大贡献，但这种狭隘的研究逐渐背离了青少年发展研究的本意，因为对青少年发展研究的根本目的并不仅仅是消除青少年心理或行为上的问题，而是要激发青少年自身内在的积极力量和优秀品质，引导他们正向发展。该书遵循着这一研究取向，在建构青少年自主健身行为概念模型时，引入了两个有关青少年积极发展的理论，即自我决定理论与意向性自我调节理论。前者是关于人类行为的动机理论，强调人的自主性，即人类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自愿和自我决定的。后者是关于个体行使主观能动性的行动过程理论，个体通过设立目标，积极协调情境中的要求、资源和个人目标之间的关系来调节自身的发展。通过对青少年积极发展相关文献的全面梳理，作者明确指出，青少年自主健身行为中的“自主”采用自我决定理论中自主的含义，但是仅凭这一理论并不能充分解释青少年自主健身行为，它缺乏对自我调节过程中行为策略的关注，忽视了人的能动性，而意向性自我调节SOC理论提出的选择、优化和补偿策略则成功地弥补了这一缺陷。基于此，作者整合自我决定理论(SDT)和意向性自我调节（SOC理论）的相关概念，从自主性和能动性两个层面对青少年自主健身行为的价值脉络作了清晰的界定，归纳得出了一个可操作化的概念。这就从理论上厘清了青少年自主健身行为的本质和内涵，使人们对于自主健身行为有了一个整体印象和全面的理解。

2全新的解读方式：注重行为主体对行为的经验解释

运用符号互动论和解释现象学分析的研究方法解读青少年自主健身行为，是该书的一大亮点。从研究内容上看，已有关于健身行为的研究内容多为现象或经验性描述统计，主要体现在健身行为特征、影响因素、现状及对策等方面，至于附着在行为上的意义和解释则被忽略了。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的研究路径和理论薄弱现状不无关系。国外体育锻炼行为、体育健身行为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对我国健身行为领域的研究很有借鉴意义，但由于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人种等方面的差异，这些理论及理论模型很难直接用来预测、解释我国青少年健身行为的发生和发展。该书作者在这方面付出了很大努力，力图从行为主体的角度解释青少年健身行为的发生和发展，注重行为主体对行为的经验解释，颇有新意。

研究伊始，该书就从探索青少年关于健身行为的经验世界出发，自下而上地为现象寻找理论，并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与整合中，建构了青少年自主健身行为概念模型。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此借鉴了符号互动论中的方法论思想和解释现象学分析的研究方法。作为一种行为分析模式，刺激一反应( S-R)公式在解释行为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它仅仅把人的行为看成特定环境刺激下做出的反应，至于人为什么如此行为则不曾涉及。在社会心理学中，符号互动论对人类行为的研究则走出了简单的刺激一反应分析模式，它关注人类行为的主观领域，主张对附着在行为上的解释和意义进行分析。因此，作者认为，对青少年自主健身行为的研究，既不能重复地沿袭行为主义的刺激一反应(S-R)分析模式，也不能自上而下地直接运用某一现有理论来解释青少年自主健身行为的发生和发展，必须从行为主体的角度理解行为意义本身。从这条独特的思维轨迹出发，该书采用自下而上的解释现象学分析的研究方法，从研究参与者自身对青少年自主健身行为的经验感知中，获得了一个敏感化概念。虽然从某种程度而言，“敏感化概念”缺乏对属性和事件的详细说明，但它却提供了从何处去发现经验现象的线索和启示。根据敏感化概念提供的线索和启示，作者对青少年自主健身行为具体表象的现象信息与自我决定理论及意向性自我调节理论进行互动解读，最终归纳出青少年自主健身行为的操作化概念。这种从行为主体的角度解释行为发生和发展的研究路径，对我国体育行为研究来说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尝试，整体上颇具启发性和可操作性。

3高度的方法论自觉：提供了分析问题的思维程序

毫无疑问，方法论不等同于具体方法。在对体育科学研究方法的追问与反思中，张力为教授深有体会地说：“体育科学研究者亟需解决的不仅仅是研究的技术手段和具体方法问题，而更应关注的是对世界的理解、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等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实质上就是研究者所秉持的方法论理念，它决定了我们采用哪种具体研究方法和工具，指引着整个研究的取向。尽管学界已认识到方法论在整个研究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但在实际研究中，却没有给予方法论应有的重视，甚至没有形成方法论的自觉，导致研究程序出现逻辑错误而损害研究的科学性与合法性。有学者曾对我国体育学300篇博士学位论文进行研究发现，我国部分体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存在明显的方法论缺失问题，科学方法论与方法的自觉意识在体育科学研究中还没有形成制度性的氛围。难能可贵的是，该书作者则表现出了高度的方法论自觉，在明确而突出的方法论意识指导下，科学规范地选择与运用研究方法，既合乎逻辑又合乎经验地完成了青少年自主健身行为概念模型建构与量表研制工作。

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该书之所以能够实现理论与测量工具的创新，首先在于并没有将研究视野局限在刺激一反应( S-R)的行为主义模式下，而是站在社会学、哲学的高度，运用整体、辩证、可持续发展的系统观来看待青少年自主健身行为这一体育人文社会现象，并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渗透在整个研究设计和过程之中，使得青少年健身行为的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其次，作者力图实践上下求索方法论，通过对“什么是青少年自主健身行为”、“如何评价青少年自主健身行为”两大基础问题的探讨，实现了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的完美融合，提供给我们体育行为研究纵深拓展的范例。在理论建构方面，作者本着向上求索的“论道”精神，采用质化研究，综合运用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知识，解读、探讨青少年自主健身行为具体表现，并且建构了青少年自主健身行为的概念模型。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在于如何精确地解读附着在青少年健身行为上的“自主性”，它关系到后续现象信息与相关理论的整合，直接决定着继之而来的建模工作和论证过程，关系到整个研究工作的成败。为此，作者借鉴了符号互动论的方法论思想和解释现象学分析的研究方法，全面、深入地分析青少年自主健身行为具体表现的现象信息，从而保证了研究结果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这也成为该书的一大亮点。为了不流于单一论证，作者继续实践向下求索的“道论”理性，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与验证性因子分析等量化研究手段进一步探索、论证概念模型，进而研制出具有较高信、效度的青少年自主健身行为评价量表，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篇(7)

[关键词]：江村经济 反思

自我国思想家严复对《天演论》算起，他第一次将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带入了中国的浪潮，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影响着中国早年的学人，以此开始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历程。在学科传入的近百年间，中国培养了众多的人类学家与学者，而则是国内与国外培养的学者中最有成就的人类学家之一，其著作《江村经济》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开启了人类学本土化的历程，同时也是西方由此开始了对中国农村进行了最为细致的描述。本文从先生的写作过程、《江村经济》的贡献以及最后讨论当今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使命与责任，缅怀大师、追随步伐，人类学、民族学探索在路上。

一、先生与《江村经济》

先生的《江村经济》写于1938年，是先生在英国伦敦政治学院求学于马林诺夫斯基时的毕业论文，因此其还有一个英文名称 “Peasant Life in China”，直译为“中国农民的生活”，这是中文版《江村经济》的副标题;就像先生在题目一样，书中对位于江苏吴江的开弦弓村进行了细致的描述，系统对该村落的现状进行了记录。

当我们翻开江村经济的扉页时，我们会看到一段话“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由此展开了一段先生的奋斗史与不愿被轻易提起的往事。先生早年读书于东吴大学学习医学科，后由于各种原因求学于北京大学学习社会学，深受美国社区研究的归国社会学家吴文藻从此开始了先生的社会科学研究，由于其良好的悟性以及发奋的努力后考入清华大学跟随史禄国教授学习人类学，在学习期间其对体质人类学进行了细致的学习，为其大瑶山的花篮瑶的研究奠定了体质人类学基础。

研究生毕业后，在恩师吴文藻的主持下，先生与自己比翼双飞的才女王同惠喜结连理，开赴大瑶山进行调查;在调查期间，他们定期向吴文藻老师汇报调查状况。但事情有时充满了遗憾，在调查过程中前往下一个村落时先生与王同惠在向导的带领下掉队，因此迷失方面误入抓捕猎物的陷阱使先生受伤严重，为了救助先生王同惠独自原路返回，却在焦急中迷失方向、溺水身亡，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或许是先生最难忘的时刻，新婚燕尔的夫妻就这样各自天涯。先生受伤后返回吴江养病，期间在开弦弓村边养病边挨家挨户的进行调查，这为《江村经济》的写成收集了资料。同时利用先生姐姐的费达生有力资源，并对该村新兴的近代工业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先生由于养伤的机遇，为其博士论文的写成创造了有力的条件。先生也曾有过表达，是王同惠成就了《江村经济》的书写，或许是命运的巧合与安排，让先生在悲痛交加的情况下，完成两人曾经的愿望支撑先生完成了调查，同时先生也完成了对花篮瑶数据的整理工作，最后使《花篮瑶社会组织》得以问世成为了王同惠的遗著。

二、《江村经济》及其贡献

在《江村经济》的序言中，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功能主义代表人物布・马林诺夫斯基写到：

我敢于预言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的某些段落确实可以看作是应用人类学和人类学的。①

因此该著作对于人类学的发展具有历史的意义。由此我们可以梳理一下人类学的发展史。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伴随着工业革命与殖民扩张，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中也主要集中对异民族、异文化的研究，以及对异社会结构的分析，西方国家认为异文化是落后和野蛮的，希望由原来的文化与社会发展来反观当重构今天西方的发展历程。而先生的《江村经济》便有所不同，是本土中国对自己所生活的本土社会的研究，在这一研究领域研究者不仅仅要掌握人类学、民族学的调查方法，更重要的是要对主客观的转换中寻找制衡点，使民族志的写作更加具有科学性与客观性。在先生撰写并完成《江村经济》的同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也掀起了，各国反对殖民统治，驱赶殖民者，而人类学、民族学主要是以研究异文化以及殖民文化为基础的，此时的学科研究基点被打破，因此学科处于一种迷茫的状态中，而先生的著作正在此刻提醒并昭示了学科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即本土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