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艺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民间文艺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这些艺术学的新成果之所以让人刮目相看，是因为作者去了除了自己的导师以外其他学者很少去的田野地点，掌握了独有的田野资料。那里曾经是一片历史典籍烛照不到的地方，没有西方的钢琴、现代的舞池，但那里却有成百上千的地方社会的歌者、舞者和粉墨扮演者。那里生活有谱系，生产有规矩，仪式有故事，戏曲有信仰。

他们都是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时期成长起来的现代人。对他们来说，田野就在“那里”，他们就在“这里”。现在的“那里”，有农村空心化的偏寂；现在的“这里”，有城市集群化的喧嚣。“这里”可以给“那里”打手机、通商贸，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距离他们的呼吸不远的地方。然而这一“田”之隔，却有文化上的种种差异。他们需要掌握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考察同时代存在的不同文化样式和文化概念，选择更合适的理论与方法，去研究地方文化空间保留的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得出有价值的和有意义的学术观点。

这样的艺术研究成果的产出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包括可能产生新问题，对某些已形成思维定势的专业术语予以重新界定，对研究对象的内在关系作出新的描述，乃至说服其导师级的学术同行，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这样的研究成果便不以年资论，而视其能否用理论烛照历史，推进学科研究。

本书的作者孟凡玉博士正是这批年轻博士中的一位。他的田野在安徽贵池，他从那里“拿”了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有一天，他到北京师范大学来找我，记得那论文封皮上写了他的村社调查地名“荡里姚”三个字。这三个字一下子“跳”入了我的神经，而不只是“跳”入了我的眼睛。我收下了这篇论文，仔细地看，然后答应参加他的答辩会，现在又乐意为他的这本书写序。这期间，他花了六年时间修改论文，这种学风，我也欣赏。前辈都提倡“十年磨一剑”，因为这是人才成长的规律。一位博士研究生，从学子到学者，也需要较长的蜕变时间。后来作者从事高校教学科研工作，比起专攻艺术学本身的学位，也确实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扩充知识，反观以往。而这段多出来的时间，正是作者重新解读和消化田野的时间，这样才能对艺术所承载的文化差异作出从容的解释。说实话，我与作者不大认识，六年来只见过一两面而已，但从这份成果本身来说，我们又似乎在理论上认识了很久。

现在需要具体而简要地谈谈这本书。本文是在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进行讨论的，这样能解释作者所坚持的东西。这些东西含有田野地点的内在知识，又拥有当地历史与现代社会共生的宏观文化环境，因而其个性中必有共性。在作者的研究中，是有诸多可谈的共性问题的。不过，属于我的专业，适合我来谈的，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即从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视角，从作者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研究过程中，提取一些可资借鉴的东西。以下，我重点就这方面谈谈这本书。

作者是一位艺术学学科的青年学者，按照他的排序，民俗学站到了艺术学的背后。而这种艺术学与民俗学的联系，正是文化差异性研究的一种共性。当然，艺术学与多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都有关联，只要看看早期的人类学、民俗学和社会学著作，都能找到这种学术史。况且在以往的人类学、民俗学和社会学对艺术现象的研究中，还经常共用资料，共享理论和方法。以往各学科还都从不同的侧面，证明了民间艺术是一座保存地方、民族、语言、宗教和音声的独特成分的富矿。在我国，钟敬文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对艺术学的民俗学研究。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术解放、文化宽松，在艺术学领域里，傩戏研究推进很快，钟先生还曾就傩戏面具研究与保护问题发表过文章②。本书的研究对象便是傩戏。傩戏研究是涉及戏曲、民俗、宗教、音乐、舞蹈、绘画和考古等多专业的综合性研究，近年有各行专家的多种发表成果。本书作者的田野研究在21世纪初进行，已有前人成果的厚实铺垫，可以提出更为深入具体的问题，而深入具体的问题才能上升为共性问题。

本书的书名是《假面真情――安徽贵池荡里姚傩戏仪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不用说，作者的田野调查地点是安徽贵池的一个叫“荡里姚”的村庄。作者使用的方法是个案法。他主要运用音乐学等艺术科学的理论，同时运用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理论，对当地傩戏音乐的传承内容、形式、文本保存状态和传统地方音乐文化空间进行了全面的描述，尤其对个案点的傩戏音乐的历史文化内涵与音乐符号，作了尽可能详尽的讨论。作者的田野作业不是一般的走过场，而是在田野定位、田野观察、田野关系、田野文本和田野研究等多个环节上，都把自己的观点和方法贯彻得相当扎实。作为青年学者，他还将自己的专业志向和社会责任感都投入到田野中，一丝不苟地面对他观察的世界，也同时面对他所身处的多元文化组合的现代生活，这种个案研究便能成为全文研究的基础。

作者的观点是将傩戏音乐表演与地方民俗文化表演结合起来讨论而产生的。他以自己的导师薛艺兵先生提出的“仪式音乐”理论为基础，作了拓展研究。其实这种选题和研究路径不无冒险，但他能将自己的研究搭建在以傩戏音乐为主线的“村落文化空间”的资料系统上，建立了与导师不同的资料系统，这样就有可能找到自己的新视角。事实证明，他将薛艺兵的理论给“荡里姚”化了，这就在他的领域里完成了这项拓展研究。从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角度说，在他的个案中，对“荡里姚”傩戏里长期传承的《孟姜女》剧本的傩戏音乐和民俗表演作了相当完整的调查研究，还对这部戏中的哩和装饰音乐作了精彩分析，这也给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者带来了新的刺激。孟姜女本来是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经典题目，但从前它们关注的是孟姜女的文本，而不是孟姜女的戏曲音乐和民间宗教仪式。现在作者用音乐学理论之烛，照亮了这两个暗处，而且让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者都能接受，这就是从个案到共性的成功。

作者对自己所使用的综合性研究方法，进行了多层次、有分寸的交代，这也是严肃的研究成果所必备的一部分。

这种艺术学与民俗学的交叉研究，如果是成功的，那就应该能够从中抽取出一般性的可资借鉴的东西，进而转为宏观层面上的讨论。我认为，根据作者的这本书，也结合考察其他艺术学科的同类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可以看出，这类研究之值得关注，在于提供了三种理论上的可能性。

第一，仪式研究的文化价值。从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角度看，艺术学所研究的民间艺术对象会被分为艺术的与非艺术的两大类，艺术学者要对其中的非艺术现象进行文化含义的研究。在一国艺术学中，这种文化便是民俗文化。对这种民俗文化要进行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其深处便是民间宗教。民间宗教的传习方式是仪式。有了仪式，才能招徒弟、念经文、作表演。仪式让地方集体不停滞地走进信仰世界，让他们将历史与现实灵活地融合，并产生能说服自己的集体性共同情感和价值观。仪式也是一个知识教育系统，它脱离于现代学校教育的体系之外，而深深扎根于地方文化多样性之中。

现代学者已习惯于启蒙浪漫主义的思维方式，将多样化的、差异性的民间艺术说得自娱自乐、排忧解难、热火朝天，其实它们有时也很孤独、狭隘和寂寞。正是在这种地方，仪式中的音乐、舞蹈和戏剧表演成为照亮艺术的一缕强亮的烛光。民间艺术的表演活动对于保存民俗、宗教和仪式而言，是精神传承，也是物质化行为，同时是初级均质社会组织的活动过程。在这些方面，仪式还起到流动性的链接作用，而这正是仪式所具备的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

第二，发现民俗知识的价值。从艺术学的视角调查研究民俗文化，容易把民俗当作“知识”处理，然后艺术学者往往使用变迁和发展的观点，对各种非直接用于艺术活动的民俗文化传承予以延伸解释。作者大量描述了“荡里姚”正月期间上演的孟姜女傩戏的整体演出过程，介绍了相关的家族、道士、科仪、日常器用和说唱文本，而这些描述和介绍无一不能脱离对当地的“知识”的解释。作者在艺术的背后找到了民俗，其实就是解释了这些知识。民俗学正是这样一种研究民众本身解释历史与现实的情感价值观同一性的科学。作者还提供了他本人在田野现场中换位追求、理解和反观这种民俗知识的发现过程，这就交代了交叉学科研究的经过与必要性。

当然，作者对民间社会的、非外来的、非艺术的地方文化活动是认同的，而这种认同又会使他的个案与文献有矛盾。而艺术学与民俗学交叉研究的特点，本来就不是没有矛盾的，作者的工作是站在个案与文献两者之上构建新的理论格局。更宽泛地说，艺术学的研究一旦进入民俗文化，就会多元，就会有差异，就会非均质，而艺术学者正确地描述这种多元、差异和非均质的文化现象，就能发掘艺术在民间的巨大生命力，增加艺术学的活力。

第三，用考古学的眼光将古老艺术当作所有古老文化现象的一部分。艺术学，毕竟以艺术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下田野，调查研究广大基层社会传承的民间艺术，发现了古老的艺术种类，艺术学者便容易使用考古学的观点，将这些古老艺术当作文物。这也使艺术学接近民俗学，因为民俗学的研究包括以艺术形式传承的“礼仪、风俗、行为惯制、迷信、歌谣和谚语”③。更早一点，英国考古学者汤姆斯在167年前就已经这样说了。但是，现代民俗学的研究已经证明，这种观点已经并不可信。我们要问：古老的艺术现象怎样以古老的传统形式不停滞地传承？怎样被地方群体加以新创造后转型传承？而这正是艺术学和民俗学在当代社会都要进行的工作。

第四，用民俗志的观点将文本化的历史文献放到日常生活中考察，补充民众对民俗表演的认知内容和地方民俗文化要素。我国傩戏文献缺乏，仪式音乐文献稀缺，但不是没有。这类文献一旦留存下来，也已经历了几百年或上百年的历史。要用田野个案的方法恢复历史文献的实践活动是不可能的。目前的问题是，田野调查者容易将所获得的历史上的音乐或戏曲表演文本当真，并将之作为文本化的民间文件去处理，甚至试图照样还原其在民间的表演活动。我们要说，这只是学者的假设而已，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个案法的好处是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即历史文本与日常实践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不是时间问题，而是由文本化过程中的复杂社会活动造成的。任何社会活动都有空间要素，空间要素不允许时间的任意延长。所以，我们在个案调查的空间中看艺术表演，对特定空间的特定社会人群而言，空间表演是有时间长度的，这个时间长度要符合该空间中的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习惯。超过了这个时间长度，人们就要去休息，回到日常生活的时间节奏中去。如果这时空间中的表演还在继续，那么剩下的是神的时间或寺庙的时间。本书的民俗主体是村民群体，当作者告诉我们，正月里村民出门看孟姜女的傩戏表演了，他们什么时候聚合，什么时候散场，什么时候只剩下道士和戏班在没人看的时候仍在吟唱，我们就能感觉到，这里面是有外人与局内人对时空观念的理解的差异的。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艺术现象和对艺术现象的实地调查研究，本身就是对某些学者过度文本假设的批评。

现在谈谈研究过程。在开始这个话题之前，我想说几句题外话。我在跟随钟敬文先生学习和工作的年代里，体会到了艺术学与民俗学的缘分。二十多年前，我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记得当时在答辩委员会中，就有中央音乐学院著名音乐理论家廖辅叔先生。在进行到古代民间艺术理论的环节时，廖先生曾问我，民歌的艺术传承是否存在其他独立因素，而不止于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解释？我听了就明白，廖先生所提出的问题出自他长期、复杂而深入的研究，而他在这种场合下提这个问题，还夹杂着他对一个研究生的学术期待，因而承载了、超越了研究生实际业务储备的巨大科研信息量。他是钟敬文先生的多年友好，钟先生了解他精通德文和中外音乐理论，熟悉德国的民俗学传统，他看中国历史上的民间艺术是有不一般的眼光和深度的，这也正是钟先生请他来的目的。数年过去了，钟先生和廖先生均已谢世，而我仍记得当年廖先生的直面和友善，记得他的问题。

我毕业两年后，开始协助钟先生编纂我国高校文科统编教材《民俗学概论》④。在这项工作启动之初，钟先生圈定了一个以民俗学者为主的多学科作者团队，其他学科的学者分别来自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艺术学和科技史学。艺术学小组的负责人是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的乔建中先生。他对中国乐理、器乐和声乐的研究几乎是无所不能，出书也多。他负责的那一组，除了他，还有专攻戏曲、舞蹈和民间工艺美术的其他学者，都是他请来的本行的“八仙”。这几位作者个个业务精专，都能遵守结稿时间，交稿很快，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乔先生的另一个身份是北师大著名语言学家萧璋先生的女婿。萧先生是我们中文系的老主任，口碑好，学问好，还擅长唱京剧，据说有精通音律的世传功夫。他的女儿是钢琴家，招了乔建中这位音乐理论家的女婿。钟先生派我到萧先生家去“搬兵”，萧先生果然满口答应，不过说了一句让我吃惊的话：“我不用给他打电话，他每周一定来看我们，他来的时候我告诉他。”“不来怎么办？万一他有事呢？不然您把他的电话告诉我，我来打。” “我从来不打，他一定来，我没有他的电话。”如此“铁”的翁婿信任让外人无言以对。

因为有了这层关系，钟先生和我都在私低下叫乔建中为“乔老爷”。他还动不动就送我们一本新书⑤，里面经常会写到音乐与民俗的关系，让我们看了很爽。这部教材写了八年，我们也与乔先生交往了八年，可以说，与乔先生的这段交往，直接产生了我国民俗学与艺术学交叉研究的教材成果。

本书作者孟凡玉的博士生导师薛艺兵教授，我是通过英国音乐人类学者钟思第（Stephen Jones）知道的。有一首歌叫《传奇》，我与钟思第的见面也可谓一段传奇。1994年的一个下午，有人敲响了我家的门，开门一看是他。他像一般欧美学者一样开门见山，坐下来就问我在河北定县调查秧歌戏对民间音乐的看法。他还说，他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学者合作，搜集了河北民间乐社的宝卷唱本，里面有文字部分，需要继续做文学、民俗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我直到最后也没问他究竟是怎么找到我家来的。这种访问之奇特，让我见识了异国书呆子的风貌。他还给了我两个信息，一是艺术学与民俗学的研究不能回避宗教，二是他有一个中国合作者叫薛艺兵，他很看重薛艺兵的才能和踏实的田野精神。以后，我去国外学习和工作，每到一处，都会偶尔与钟思第通信，他来信，我就回信，内容都是有关音乐与民俗表演的问题。我在英国时，他还邀我去伦敦大学讲课，我顺便参观了他的工作室，那里布满了音乐制作设备和光盘架，几乎没处下脚。1997年底，我去香港中文大学开会，听说薛艺兵就在香港中大学习，我便趁会议休息时间跑出去找他，但到了地点，人家又说他暂时不在，我只好退回。就这样，直到2007年参加孟凡玉答辩时，我才第一次与薛艺兵教授见面。不过说实话，因为有了钟思第，我们好像早就是老熟人了。

由于与乔建中和薛艺兵的关系，我又认识了张振涛教授。他们都是好兄弟，满怀学术理想，多年合作奋战，开辟了中国音乐人类学的一方圣土。他们当年取得的大批成果轰动一时，也影响长远。我曾把钟思第的遗憾说给他们听，他们便热情地介绍我去他们在河北易县开辟的田野调查点作民俗学调查。以后，钟先生和我合招的一名博士生就以这个村的宝卷文本为基础资料，撰写了民俗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并通过了答辩。在这个过程中，“钟思第”是我们经常谈起的名字。

按字辈论，孟凡玉当属新科派的艺术学学者了。现在，他的新著的出版，不免让人回忆起这段研究路途上的长长的队伍。我想借央视一个栏目的名称《文化正午》形容此时的心情，因为“文化正午”能忆旧，也能望远，而学术创新的过程莫不如此。

注释：

①孟凡玉著《假面真情――安徽贵池荡里姚傩戏仪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

②关于钟敬文先生的艺术观，参见董晓萍《钟敬文的民间艺术学思想》，《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12年第9辑，第39-53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10月出版。

③（爱沙尼亚）于鲁・瓦尔克（?lo Valk）《民俗学的基本概念》，董晓萍译，收入朝戈金、董晓萍等主编《民俗学与新时期国家文化建设》，第70―7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

④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初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二版。

⑤乔建中《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文艺艺术出版社，1987年；《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年。

篇(2)

关键词：镇江；端午习俗；白蛇传说

民间传说具有中国丰富的民间文化，在民间广泛流传。他们经过人们口头的演绎、升华，一直流传到今天。而《白蛇传》作为四大民间传说“之一，故事发生地涉及了几大区域，杭州、镇江等。在千百年的变迁中，作为故事发源地之一的镇江，已经形成了以“白蛇传”为口头传承的文化空间。同事端午节作为中国的传统节日，在镇江这座城市中，端午节的民间习俗又与“白蛇传”息息相关，具有独特的地域节俗特色。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民间文化面临着萎缩，一些关于“白蛇”的端午民间习俗正在被年轻人逐渐淡化，镇江“白蛇传文化”的发展面临着挑战。

一、“白蛇传”溯源

“白蛇传”在民间历经千年的演绎，故事情节经过不断的嬗变，白娘子的形象也在不断地变化，同时故事所富含的文化内涵也在变 化。成为了一个有着悠长形成发展史的民间传说。从我们最早看到的白蛇故事《西湖三塔记》，到民国年间托名“梦花馆主”的文人所作之《寓言讽世说部前后白蛇传》。

学界对于“白蛇传”发展故事演变的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唐朝《博异志》的《李璜》短篇开始，到宋代洪梗的《清平山堂话本》中的《西湖三塔记》为止。这个阶段的白娘子形象皆为蛇妖化作美女，诱惑男子，贻害民间的形象。她们只能称作妖，凶残狠毒，不具备“人”的特点，外表的美丽与内心的凶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第二阶段以明朝冯梦龙的《警世通言》中《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为主，这一阶段的人物形象逐渐清晰，主要的故事情节也已经出现，最主要的是白娘子的形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志怪形象向伦理说教过渡。第三阶段以明朝陈六龙的《雷峰记》开始的到清朝玉山主人的中篇演绎小说《雷峰塔奇传》，白娘子逐渐褪去妖性，性格的主要特征也变成了勤劳善良为主。

白蛇故事的嬗变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大众的普遍接受心理，和作者的创作心理。从妖气甚重的志怪形象，到脱去妖性的善良的一个女子形象，逐渐符合了社会道德所规范，所希望成为的女性形象。“白蛇传说”也形成了其特有的民间文化。

二、白蛇与镇江端午习俗

在白蛇故事的发展中，开始慢慢与镇江发生关系，与镇江“三山”之一的金山发生关系，同时“端午惊变”等重要情节也发生在镇江，形成了独具内涵的端午民间习俗。

白蛇传故事起源于唐宋，到了明清基本定型。这期间，冯梦龙小说《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将法海与金山寺结缘。这其中有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在冯梦龙所编刊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出现的四个南宋时期镇江地名“针子桥”、“五条巷”、“渡口码头”、“金山寺”，镇江专家陆朝洪先生曾对其进行考证，证明了其真实性。

在“端午惊变”这一章节中，在端午节许仙受到法海的挑拨，将雄黄放置酒里，白娘子喝下显现出了原形，许仙掀开罗帐被惊吓之死，继而有了后面的嵩山盗草、水漫金山等情节。而这一情节对端午习俗产生一些影响。故而，民间便认为蛇蝎蜈蚣等毒虫可由雄黄酒破解，端午佳节饮雄黄酒可以驱邪解毒，身体健康，以此来表达人们的美好祝愿。在江南地域俗称过端午要吃“五黄”，雄黄粉便是其一。有的家庭还会在屋顶撒雄黄粉，门上插菖蒲，身上揣香包，达到辟瘟除疫的习俗，这体现人类对瘟疫的预防与抗争。

家中还会吃“十二红”，传说可以避邪。“十二红”均为五月应时蔬菜和瓜果，样样带红：有枇杷、红果、拌黄瓜、炝虾子、炝萝卜、烧鸭汤、凉粉皮、咸鸭蛋、炒{莱、烧黄鱼、红烧肉、雄黄酒等。

在孩子头上佣雄黄酒画“王”字，穿老虎衣，挂老虎肚兜，系“长命缕”等辟邪之物件。这些都表现人们对于现世和谐生活的良好愿望。

同时，在镇江每逢端午在各个剧场、书场都轮番演出有关“白蛇传”的戏曲、曲艺。群众聚集在集镇演讲、演唱与“白蛇传”有关鲜活的故事。许多人家中，药店门口均发放中药熬制的免费避暑药汤等。这些都具有着独特的节俗特色，同时也表现了着和睦的邻里关系。

三、端午习俗中“白蛇文化”的现展

“白蛇中心”文化在镇江有着一定的发展空间，它与镇江的一些民间风俗有着不可分的关系。

镇江的民间手工艺品，内容题材丰富多样。因“白蛇传”故事与镇江的渊源，以及随着镇江已逐步成为“白蛇传”传说文化的中心，在镇江的民间手工艺作品中，以“白蛇传"故事为题材的艺术创作最为常见。

同时，位于镇江西津古街街头的镇江民间文化艺术馆，已成为“白蛇传文化”集聚地。馆中有在全国范围内搜集的20多个省、市的民间文艺专著、资料数万册和珍贵的手稿80余份。还展示有与“白蛇传"相关的话本、弹词、戏曲、文学的稿本，如：宋话本、唐传奇、魏晋志怪小说的《白蛇记》中《西湖三塔记》、《警世通言》中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等。同时，镇江民间文化艺术馆积极出版由数十位文化学者、民间艺术专家所撰写的《白蛇传文化集萃・论文卷》、《白蛇传文化集萃・异文卷》和《白蛇传文化集萃・异文卷》已经被列入“镇江民间文艺资料库金库丛书”序列。

与此同时，镇江政府积极构建“白蛇传”文化中心，重新构建金山“白蛇传文化”，新建“白娘子爱情园”等，通过景观的构造来达到文化的一种符号。文化作为一种记忆，具有遗忘机制，它在选择的过程中必将伴生遗忘。景观符号的构建是一场别有用心的符号编码过程，将文化在景观的塑造中，逐渐融入其中，以一种直观地形式重现，以此来达到永久记录的目标。

虽然政府及相应的文化机构致力于保护构建镇江的“白蛇文化中心”，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高速推进，村庄，集镇越来越少，人们大多居住于现代的城市之中，年轻一辈追求快节奏的生活，端午习俗发生一定程度的变迁。如今每逢端午，雄黄慢慢消失在各家各户，在各个剧场、书场曾轮番演出的有关“白蛇传”的戏曲、曲艺逐渐失去了声音；群众也慢慢不再聚集在集镇演讲、演唱与“白蛇传”有关鲜活的故事。这些举动拉开了“白蛇”文化与普通百姓的距离，给镇江“白蛇文化中心”的建设带来了一些问题。

四、结语

传统节日和节日习俗大都富有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同时民间故事也包含着独特的民间文化。在镇江端午风俗里的“白蛇文化”是民间文化与传统节日习俗的一种交流，同时也是人们的一种情感表达。

镇江端午“白蛇文化”文化内涵在镇江地区就不仅仅具有优厚的民间风俗文化，更有着人们对于现世和谐生活的良好愿望与日常生活中对于“真善美”的重视。这是端午节俗中值得弘扬的积极精神，又能够填充镇江的“白蛇文化空间”，使得镇江的文化内涵更加雄厚。

如何在城市化进程的背景下，继续保持镇江地区端午习俗中独特的“白蛇”文化，对于构建地域节俗特色很有趣味。

参考文献

[1]王立、刘莹莹：《四论白蛇故事的嬗变》；辽东学院学报2005年第五期

[2]孙竞：《近十几年白蛇传研究综述》；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6年第36卷第2期

篇(3)

吴越滨，浙江永康人，1988年中国美院毕业，2006年中央美院美术史论与批评方法研修班深造，2012年被扬州大学人才引进。现为扬州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扬州大学扬州八怪研究所副所长，兼景德镇陶瓷学院硕导。系中国国画家协会理事、亚洲艺术教育协会会员、中国高教学会美育委员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浙高校美协理事、浙中国人物画研究会理事、杭州西泠书画院画师；多次获教育厅“优秀导师”称号等。研究方向：中国画创作与美术理论。

作品获中国书画名人杯大赛一等奖、海峡两岸名家纪念九十周年书画精品大展特等奖等近10次。入选纪念文艺讲话6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览、第八届中国当代青年陶艺家作品双年展、省中国人物画名家作品展、新加坡中国文化艺术展、扬州四家作品展（徐悲鸿纪念馆）等30余次。

科研成果获第二届浙省民间文艺学术理论奖一等奖、省第三届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省第三届高校艺术教育科研论文评比二等奖等。指导学生作品获教育部全国第一届大学生艺术展演国画专业组三等奖，省第一、二、三届大学生艺术展演国画专业组一、二、三等奖10余项。

主持结题中央财政基金项目、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重点课题等9项；论文在《文艺研究》《美术观察》《装饰》等核心期刊发表30余篇；公开出版《浙瓷史》（被国家图书馆、北大、清华、南大、浙大等图书馆珍藏）《中国画》《速写》和《中国美术家・吴越滨画集》浙美协编等专著画集6部。

篇(4)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大家好！

今天我们大家相聚，共同交流探讨音乐教育，我感到非常的高兴，根据培训的安排，我就这几年来我县音乐乡土教材的所做、所思、所想跟大家作交流，不妥之处，恳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全力抓实学习培训及挖掘收集整理工作，音乐乡土教材硕果累累

（一）强化学习培训，效果明显。XXXX年，我县被省教育厅列为全省15个开展农村艺术教育实验工作试点县之一，全面实施中小学课外文体活动工程。校外活动中心承担了此项活动，多次派我到XX等地参加音乐乡土教材的培训，培训的内容有乡土教材的编写整理、各民族器乐、民族民间舞、和声、合唱指挥等等，在培训期间，我注重把XX的民族民间音乐艺术带出去，每次展演都得到专业人士的充分肯定。（相关图片展示）

（二）注重挖掘收集整理，音乐乡土教材结硕果。自从我县被纳入农村艺术教育实验县以来，活动中心切实增强责任感，主动跟县文化馆、文联、电视台等单位联系，依靠我县民族民间音乐、总结整理收集出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作品、筛选出适合编入补充课堂教学的教材内容（图1部分乡土教材）。在此期间，我走访过很多地方，收集了很多的民族民间的音乐艺术，汉族的洞经古乐、花灯、滇戏、仙灯、鱼灯、茶灯、皮影、扬琴、台阁、鱼鼓、耍龙舞狮等民间文艺；佤族的清戏，傣族的嘎光、傣戏、麒麟舞、白象舞等；傈僳族的上刀山、下火海绝技及跳嘎、三弦舞等；阿昌族的蹬窝罗等优秀民族文艺（图2相关视屏图片展示）。以及各民族的山歌、情歌、小调、叙事诗、民间故事、谚语、歇后语、童谣、艺术歌曲、作品等等（图3相关音频、图片、文字展示）。我发表制作过很多的关于XX民族民间音乐艺术的论文、课件，都获得奖励，2012年被省教育厅评为艺术实验县的先进个人（图4让乡土艺术之风吹遍XX山寨课件展示）。

二、方法经验交流

（一）内外联动，借助外力是关键。搞好音乐乡土教材要多与相关单位、相关人多联系、多交流，间接获取别人的知识。

（二）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是核心。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到民间去采风，获取直接音乐，再及时总结提炼，效果会更好。

（三）善于扑捉，留意生活是基础。乡土音乐来自民间，来自生活，要发掘好地方的乡土音乐教材，必须留意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善于扑捉有意义的素材，外出时要带上摄像机或照相机，随时扑捉有意义的瞬间。

篇(5)

论文摘 要：民间文化传统决定了动漫文化的生命基因，多方面影响了原创动漫的人文精神、审美品格、题材来源、艺术手法等，探究民间文化独特的民族特征和旺盛的生命力，寻找与动漫创作的契合点，能够为创作真正具有民族风格的原创动漫精品提供借鉴。同时，动漫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艺术传播媒介担当着传承民间文化的功能，因其跨媒介性、兼容性和受众全龄化等优势，通过动漫作品和动漫形象实现民间文化的经典化保存和大众化传扬，对民间文化的推进和弘扬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动漫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或文化现象，在整个文化大系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诞生之时起就参与和推动着文化历史的发展进程，并且必然受到本民族文化生态系统的制约。在文化大系统中的民间文化，是立足于民众的生产生活，以一种通俗活泼的形式创造出来的用以娱乐民众的文化形态，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生活在民众之中并身为民众一员的作家、动漫家、读者、观众的“文化心理结构”，对动漫创作与动漫欣赏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动漫的显著特征是创意性，而文化积淀是创意的源泉。动漫创作必须对具有地域特色的民间艺术元素进行改造和创新，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有机结合，才能激发人们对本民族本区域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实现走产业化道路同人文坚守之间的相融相生，并在动漫形象的塑造、动漫产品的研发、动漫品牌的树立、动漫企业的崛起中展示出中华文化的魅力，使动漫产业走上生生不息的创新之路。

一、民间文化传统决定动漫文化的生命基因

首先，从美学角度来看，民间传统文化涵养了原创动漫的美学品质：在审美风格上，倾向于意境美、道德美、意味美；在审美价值上，是寓教于乐、注重写意、质朴阳刚、内敛含蓄的中和之美与朴素之美；在艺术思维上，追求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永恒秩序以及和谐统一；在塑造形象上，崇尚“神似”、“神韵”和“会意性”。这一切都构成了中国原创动漫的基本美学气质，《大闹天官》就是最好的例子。其人物造型风格以古雅和神奇致胜，追求的是灵动飘逸、超凡脱俗的奇幻风格，引入了脸谱艺术、民间彩塑、戏曲表演、壁画年画等设计元素和色彩配比，并从先秦青铜器、汉代画像石、六朝造像以及皮影、木刻等多方面汲取营养；在场景设计上借鉴了民间艺术造型元素并发挥想象创造力，虚实结合，简练而变化有致，鲜明地突出了神话中的幻境，艺术风貌凸现出民间艺术极强的写意性和装饰性。这传达出中国人特有的哲学观、宇宙观、审美观，并将人民性和民间性表现得浪漫而神奇，民间文化与动漫形式自然交融，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境界。

其次，民间艺术凸现出的人文内涵和人文价值，是中国人观念体系中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动漫创作应从中国人爱国爱民的民本精神，自强自立的开拓精神，惩恶扬善、反抗、见义勇为的道德精神，善良质朴、勤劳智慧、诚实谦虚的传统美德等人文精神中，集英纳萃、提炼浓缩出作品的精神内核，一脉相承地展现民众所具有的道德品质、心理特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采取主动的姿态吸收传统文化并与世界现代文明和谐相融，形成全人类普遍的文化价值追求。如《葫芦兄弟》讲述七只神奇的葫芦，七个本领超群的兄弟为救亲人前赴后继，同法力无边的妖精进行了一场场扣人心弦的较量，宣扬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这一人类发展永恒的主题。其中老翁与穿山甲代表了正义与奉献；绿色的仙草代表了生命和希望；蛇精和蝎子精象征“邪恶的智慧”和“阴毒的力量”；葫芦种子则是上天为了克制恶的力量而赐予人类的宝物，用七种颜色分别代表人类的七种品性：勇敢无畏、温柔宽容、刚强坚毅、平和慈善、嫉恶如仇、活泼自由、沉郁思辨。七兄弟的故事如同七个生动的寓言寓示受众：优点可能同时也是缺点，长处有可能转化成为短处；放纵单方面特定的优势或夸大个体的力量，势必会导致整体的失衡与失败；唯有“七子连心”的融合、凝聚与团结，才能最终战胜阴险、黑暗、诱惑和背叛。而结尾那充满生机的美丽的七色峰，象征了中华民族追求美好、向往和谐的人文追求。《葫芦兄弟》成功地将传统表现手法与动漫审美特征、民间意象与现代内蕴、鲜明的民族价值观与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完美地融为一体，成为国内原创动漫中的经典。

二、民间艺术为动漫创作提供广阔的生命空间

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历程中，诞生了浩如烟海的优秀民间艺术作品。民间艺术题材广泛而丰富，囊括了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浓郁的地域化色彩，体现了民间特有的风土人情，是动漫原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藏。现代的动漫创作虽然是专业创作者艺术思维的结晶，但根据创作意图，在创作中采用民间艺术的形式或从民间艺术中撷取素材，从民间艺术传统的宝库中挖掘精彩的“动漫原型”，用现代的设计语言重新组织以达成新的意境和情趣，创作出具有中华风格气质的动漫形象，承担起弘扬民族文化的重任，是原创动漫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

动漫艺术和民间艺术难以割舍的源流关系，首先表现为动漫作品取材直接源于民间，是在采集整理民歌、民间故事、野史传说等的基础上，对民间叙事原型进行整体重现、改编和创新而成的。如中国的《哪吒闹海》、《渔童》、《人参娃娃》、《阿凡提的故事》、《九色鹿》、《金色的海螺》、《孔雀公主》等，国外的《白雪公主》、《埃及王子》、《大力士海格力斯》、《小美人鱼》、《阿拉丁神灯》等，这类成功的动漫作品比比皆是。其次还表现为对民间叙事类型的借鉴与生发。民间艺术具有自发性、传承性、实用性、娱乐性、民俗化和程式化等特征，民间叙事因出自集体口头创作，并以口耳相传的方式长久地传承下来，使得同一“故事核”在不同时间、空间、背景中的人群里流传时，组接故事的元素既保持了原有的基本形态，又会发生丰富的变异，进而形成“叙事类型”，如灰姑娘型、小红帽型、魔法宝物型、王子复仇型、异域探险型、三兄弟型、两姐妹型，等等。情节类型跨越时间和空间流传于世界各地，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这种稳定性来自它具有人性共同的心理构架、情感需求和艺术鉴赏基础。在原创动漫中，民间故事类型中的人物形象及人物关系经常是以现代的演化形式而出现，不禁让人感叹民间叙事永恒的艺术魅力。比如近年来风靡世界的魔幻潮，就有千年的民间魔幻文化根基，将善恶冲突设置在神话、传说、童话、民间故事原型中，对魔法、精灵和怪物等幻想元素进行整合、改造，引起了当代观众渴望打破平庸、超越现实、追求奇特的心理共鸣。

原创动漫的核心竞争力是新颖的形象和独特的创意，这依赖于角色设定、画面效果、拍摄手法以及在叙述时对节奏的控制和把握。从根本上讲，一个好的剧本是这一切的基础，没有好故事、好形象，再高明的技术制作也不能创造经典。随着技术的发展，动漫艺术进入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阶段。一些动漫创作者片面夸大科学技术的含量，在人物设计和故事情节方面存在着幼稚化、雷同化、性格特征不突出、模仿意味较重、缺少想象力和创造力等问题；不论在文化定位的整体把握上，还是对人物性格的动态刻画上，都缺少感人至深的人文内涵和艺术生命力。科学技术是动漫发展的血脉，人文主义则是其灵魂。只有将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相结合，才能使动漫发展处于协调状态。曾在国内外获得极高声誉的优秀动画片《三个和尚》，取材于一句古老的民间俗语“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它采用最简单的故事、线条、结构、形式来表现，无人物语言，寥寥几笔就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连音乐都被精简成了几声木鱼，制作的技术简单到最普通的逐格摄影，但它却成为中国动漫的原创精品。究其原因，就在于民间文化和民族传统激活了原创动漫的生命。场景具有水墨山水画的味道，气韵生动，达到了中国传统绘画技法传神写意的艺术效果；在角色塑造中，将西方现代漫画表现手法融合在本民族风格中，随意洒脱却又神情具现；在音响效果上，把佛家色彩与现代风格结合在一起。作品的故事取材、人物设计、场景设定、背景音乐和叙事表现手法都极具民族性，将民间生活的哲理在动漫的写意与诗化氛围中充分表述出来。

三、民间文化构成了动漫艺术的生命画卷

中国民间艺术不仅有着多姿多彩的艺术形式，而且每种艺术形式，从创作手法到美学风格都极具个性化和地域性。有的朴素豪放又俏丽多姿，如民间戏剧、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相声、魔术、杂技等；有的造型古朴、色彩明丽，如青铜、石刻、建筑、彩陶等；还有的形态多样、内容丰富、美不胜收，如民间皮影、民间剪纸、民间刺绣、民间雕刻、民间绘画等；更有那些存在于神祀祭拜、四时节令、婚丧嫁娶、物象装缀中的“生活化的艺术和艺术化的生活”，如民间服装、民间玩具、民间饰物、面塑泥塑、木雕砖雕，等等，不胜枚举。这些多姿多彩的民间艺术景象，为动漫在形象设计、表现手法、配音效果、艺术造型、背景道具等艺术创作上提供了滋养。

民间艺术中大量的艺术形式已经运用到动漫艺术中，创造出一批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优秀作品，如《哪叱闹海》借鉴山东民间年画的造型；《九色鹿》的造型风格则完全取自于敦煌壁画；《草人》模拟民间粘贴画和工笔花鸟画的形式摄制而成；《猪八戒吃西瓜》、《人参娃娃》、《渔童》、《金色的海螺》等成功地使用民间剪纸的叙事思维和动作造型，简洁地讲述着民间最质朴的故事；《小蝌蚪找妈妈》则第一次运用中国水墨淡彩的绘画手法来绘制，整部动画片洋溢着江南水乡的清新气息，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而此后的《牧童》配竹笛、《山水情》配古琴，更是将水墨动画发挥到极致，每个场景都是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独立画卷。但令人遗憾的是，刺绣、陶瓷、书法以及民间工艺等民间艺术宝藏尚未被充分开发和有效利用。这些艺术表现形式形象多变、色彩丰富，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和可塑性，具有充分挖掘和利用的空间。将民间艺术造型中鲜活的传统元素融入到动漫角色设计中，能使观众感受到新颖而又亲切的视觉体验，能在价值观念、审美观念、风俗习惯等方面领略到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魅力。

四、对民间文化的弘扬升华了动漫艺术的生命价值

动漫承载着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信息，带有民俗文化的特征。原创动漫从对民俗意象的领会、对民俗事项的再现和创造中汲取灵感，构筑艺术时空；从对民俗文化凝聚的深厚历史内涵进行现代化的感悟中，丰富动漫艺术的深层意蕴；从对传统民俗文艺的置换、变形和创新中，将创作个体的情感倾注于群体文化模式，使民俗文化在动漫作品中达到升华和重建。动漫艺术也因此获得艺术生命的力量，长久不衰。创作者借动漫来诠释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期望，寄寓着生活感悟、人生冷暖和社会变迁，给动漫赋予深厚的思想内涵和丰富的文化因素。受众则由此受到熏陶、接受教育、耳濡目染，寻找到情感、梦想和精神的家园。文化符号不一定是这个民族最精髓的思想，但一定是最直观、最易被世界接受的形象。如提到中国会想到茶叶、瓷器、饺子、中国红等，尽管这些已经不再是现代中国人生活的全部，但这些符号是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同、引起共鸣的元素。动漫角色的塑造，不仅仅是创一种品牌，是动漫衍生产品开发的基础，它更是具有民族精神内涵的文化符号。那些代表民间传统的文化元素就成了赋予角色生命力的“点金棒”。中国动漫曾经的辉煌也正说明，强大的民族文化支撑才是动漫艺术生命不息的根本所在。近年来颇受欢迎的《喜羊羊和灰太郎》，关注当下大众的日常生活和心理状态，用冷笑话、流行语、热点问题等来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同时还融入了春节、牛年故事等大量的民族文化和民间元素，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因此，原创动漫的成功就是要植根于民间文化沃土，生长成流淌着民族文化热血的鲜活生命体。

动漫作为一种文化媒介，能把复杂的内容、抽象的概念加以形象化，准确、深刻、具体地表达其文化本质，是传递文化信息的强有力手段。优秀的动漫作品具有深刻的寓意、波折的情节、充满哲理的想象，是老少皆宜的。动漫产业的本质是形象产业，动漫文化也是通过动漫形象体现的，动漫形象通过跨媒体传播体系的传播，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受众喜爱这个动漫形象的同时，实质是接受了它所承载的文化特质。那些经典动漫形象永远不会衰老，永远精力充沛，被动漫所承载着的民间文化也永远生机勃勃。动漫是具有很强兼容性的综合性艺术，不仅综合了传统艺术，而且把现代艺术纳入其中。它囊括象征、比拟、变形、夸张、神化、虚构、合成等手法，用其想象力的无极限成像方式，表达日常生活中渴望但不可及的审美范式；它糅合多种成熟的艺术手段，以不同的组合方式集中成了独特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价值；它又是一个由精神价值与市场价值共同构架的“产业化的艺术”，是用艺术作为灵魂，借助技术的外形，乘着多种媒体的翅膀飞腾起来的。在动漫的发展过程中，一系列民间文化先后被吸纳进来并为其服务，同时民间文化也通过动漫异彩缤纷地呈现出来。

中国动漫不断将传统民间艺术进行动漫形态的创新，使民间习俗和民间文艺得到经典化的保存与流传，对民间文化的传播和弘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众传播的特性也使动漫具有民间文化的色彩，网络动漫以其轻松幽默的风格，开放、普及和互动所带来的参与和交流，具有了草根性、平民化的民间文化特色。随着“三网融合”的来临，原创动漫的互动性和参与性将更为突显，其文化渗透力将不可估量。全球化时代，伴随着以动漫产品和服务为代表的资本输出，文化的渗透力已经开始影响着许多国家的消费观念、核心价值体系以及主流意识形态，而寻找民族文化的自我定位，实现文化的自觉，成为动漫原创的文化担当，原创动漫本身也因此获得蓬勃而长久的生命力。中国动漫艺术要立足于自己的民族精神和民间文化，对外来文化进行借鉴、分解、还原、抛弃，把他国经验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动漫文化体系，形成独有的艺术风格和艺术身份。这样，随着原创动漫形象在全球传播的将是这些动漫形象所携带的民族价值观和文化思维。对于当代原创动漫来说，民间文化早已渗透在民族的血液之中，并镌铸着中国人深层的心理积淀，其中既蕴藏着民族的主体精神，又包含有外来因素的影响。如果以科学的精神探求民间文化的主体意识，高扬民族精神之优长，反思民族精神之缺失，在民族文化和民间艺术的振兴中，动漫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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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说话;话本小说;源流

话本作为一种大众文艺，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就谈到，人们在劳动之余就唱歌、讲故事，有时也作为休息时的一种消遣。显然，这就是话本的起源，点到了话本的基本特征：讲唱故事，娱乐民众。需要注意的是，在这里他们并不以说话为职业，是非伎艺性质的一种娱乐消遣活动。关于话本伎艺的记载，最早出现的是瞽者的故事，周初“瞽”者是职掌乐器的瞎子，说唱故事是他们的日常伎能之一，这里的瞽者虽然不能断定是职业艺人，但其有一个醒目的特点就是他们说为娱乐他人服务的。战国之际，出现了一些游说之士，他们常用讲故事或笑话的方式来阐发自己的见解学说，虽然这并非伎艺活动，但他们的表达方式和伎巧，却对后来的“说话”有重要的影响。

一

一般认为，“说唱故事”这一伎艺，可以从古代宫廷中的“俳优侏儒”中追溯其源流。在秦汉之际，有关“俳优侏儒”的记载就很多，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他们是以娱乐帝王将相和贵族为主，《史记・滑稽列传》里也有赫赫有名的一些俳优的记载，他们有时候会用笑话来进行讽谏，其中“滑稽之雄”就是这样的例子，这些都表明秦汉之际的说唱艺人是多才多艺的，他们是以讲唱故事、说笑话、表演歌舞和乐器等为主要职业，并与后来的宋代话本在题材上面是有承继关系的。但这一时期的艺人，毕竟是以讲说故事笑话为生，没有明确的职责和分工，也不同于后来的艺人，所以说这一时期的“俳优侏儒”，最多只能算是“说话”艺人的萌芽时期。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说话”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即上层统治阶级也开始喜欢说唱故事和笑话。刘勰在《文心雕龙・谐隐》中出现“魏文（曹丕）因俳优说以著笑书”的记载，刘义庆在《世说新语》列有《排调》一门，专门用来记载诙谐幽默而带有嘲讽意味的俳优故事，还有曹操的儿子曹植喜欢讲故事等的例子，并且故事都是幽默诙谐动人的，水平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可见，说讲故事在当时上层名士中已开始盛行，尤其是参加者的范围在不断的扩延，开始扩张到统治阶级和上层人士，有时还会亲自演出，取材的范围也比先秦两汉要广，内容的丰富性和趣味性也有所增强，这为唐代民间“说话”繁荣开了先河。

三

关于唐代的“说话”记载，比较重要的是元稹诗自注的“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根据演唱的时间，可以初步断定其内容的丰富性和水平的高度。“一枝花”可以说是现存最早的有关“说话”艺人的记载，现今保存在《醉翁谈录》中。同时期白居易写的《一枝花》话到他的弟弟改编的《李娃记》小说，从中可以看出唐代民间文艺对文人作诗选材也有一定的影响。

唐代的民间的“说话”现存资料不多，除了有“市人小说”和“民间小说”，有关唐代宫廷的“说话”记载，在郭的《高力士外传》中提到唐玄宗万年被软禁冷宫，因苦闷让高力士安排伎人为他讲故事、说笑话、讲经等来消遣，当然高力士请来的伎人大多来自民间，伎人主要是来为唐玄宗解闷的，从这些伎人可以反映出唐代民间“说话”伎艺的是很兴盛的。另外，唐代诗人的一些诗句，也可以反映出唐代“说话”一些发展状况，例如诗人李商隐的《娇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以上唐代说话的发展状况，我可以看出，唐代的说话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更直接的是有了“说话”、“市人小说”的准确称谓，开始走上专业化的伎艺道路，选材的内容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故事笑话，插科打诨发展成为民间传说和现实问题，篇幅也在增长，同时，“说话”开始走出贵族阶层的路线，参加者也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统治阶层和上层人士扩大到民间普通市民，逐渐成为一种适应民间百姓口味的大众化文艺。

然而，从史料记载来看，唐代的“说话”在寺院神庙中最为流行，寺庙中“说话”的内容和形式主要有两种：一、俗讲;二、僧讲。所谓的“僧讲”就是僧人向出家人讲说经文，是以讲说经文为主的，属于宗教事务活动;“俗讲”即对俗人，尤其是世俗男女，讲说世俗化、通俗化的故事，内容已不限于佛经故事，有时会把佛经故事化来吸引世俗男女的眼球，扩大其影响力，是属于娱乐性质的活动，即便是在寺院里进行，但其娱乐成分也是很大的。唐代的寺院，在充当宗教场所角色的同时，其娱乐场所的性质也是很明显的，尤其是“俗讲”在寺院的演出，还可以给世俗民众带来了多趣的文艺活动。民间“说话”和寺院里“俗讲”的流行，说明“说话”这一文艺在不断的走向成熟，这为话本小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现存的敦煌遗书里，有很多文学作品里的“变文”，就是唐代“俗讲”的底本，因为僧人在“俗讲”的同时，旁边会有一些伴奏的，有时候为了让大众很快理解，必要的时候还会悬挂佛教画展出，这种佛教画就是“变”。当然，“变”是相对于“经”而谈的，佛教是以讲经为主，以变为辅作为陪衬的，其内容既有演唱佛经故事的，也有历代故事和现实传说的题材，甚至还有一些歌颂现实英雄的故事。所谓的“变文”就是将难懂的佛经教义译成浅显易懂的生动故事，把古典的历史或故事传说演变成大众喜闻乐见的样式，让世人所明白。当然，因为“俗讲”是以讲佛经故事为主，“变文”也便跟随讲一些民间传说或现实故事等。目前可以考证的敦煌话本小说主要有：《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叶净能诗》、《唐太宗入冥记》等，搜集在王重民等编写的《敦煌变文集》中。总之，敦煌的话本的出现，标志着话本在逐渐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创作活动，且敦煌话本在故事内容的选材，故事情节的创造、故事结构的安排、语言伎巧的设计以及结构体制等方面都为后来的话本小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直接影响到宋代的话本小说产生。（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张兵著.话本小说简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

[2]胡士莹著.话本小说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石麟著.话本小说通论[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

篇(7)

关键词：年画；衰弱；拯救

中图分类号：J52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9-0264-02

过年全家热闹的在一起看电视，无意间电视主持人的一句话打开了我写论文的心扉，她在从复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一句振奋人心的话：“抢救民艺，一天也不能耽误！”首先提到年画，以前过年家家户户都必须做的事就是贴年画，现在如此陌生，后来侄女的一句话更让我下决心写这篇论文，侄女儿今年4岁歪着小脑袋很好奇的问我：“姑姑年画是什么呀？”在这繁华的大都市，每个人都在追求时髦，时尚科技，高速度高效率，都在为钱为生活而忙碌，又有谁会去思考原本属于我们龙的子孙自己的东西呢？又有谁会不顾一切会去维护它？去拯救它呢？去继承它呢？让我进入深深的思考当中。拿起笔去追忆消逝的民艺——年画，跟随我的脚步去追忆年画的衰弱的原因，我们该如何留住年画呢？

一、总结年画衰弱几个不同的原因

随着经济不断的增长人们对周围生活环境的要求不断提高，曾经先辈们墙上贴几张年画就觉得是非常高档、非常雅致了，而且左邻右舍去家里看新房子时候，她们都会先看看一进门就很醒目的年画，大家还会一起讨论年画的制作方法和它种种背后的故事，然后大家就会展开很多过去与年画有关的话题，但是现在新房子的构建，人们很少在室内贴年画只有个别怀旧的老人会偶尔贴一下，为了对过去的追忆。今天的剪纸创作已不再局限于、喜字、窗花、灯花，刺绣花样的民俗范围，而是追现代艺术之风，年画的市场很多被剪纸创新所取代。其他传统的民俗的艺术都在更新换代，都在向经济社会所需要的形式发展，跟随这高科技时代的脚步这样才不会被冷落，被遗忘。很多店铺里也不再看到年画的身影，政府曾经号召书店多展示年画，每次进新华书店看到有科技类、文艺类、哲学类、装饰类的书等，无论我在哪类型里面都找不到当年年画的影子，记的小时候一进新华书店满眼都是花花绿绿的年画大的小的，横的竖的看的眼花缭乱，而如今因为年画制作繁琐，制作经费比其他装饰性材料贵，很多书店营利为目的不再展示年画，有的只是放在不起眼的角落里，没人问津。

二、现代年画的艺术展望

我认为不能单方面去重视它，首先寻找分析原因，要从源头着手，与时代背景相结合起来去思考它的衰落，思考它怎样创新才能被20世纪的我们所接受并且延续下去：比如博物馆里可以专门陈列曾经很受欢迎的老年画。每个时代的受欢迎的年画珍藏起来，让后代们去观看时候知道年画曾也是我们不可缺少的吉祥物。每幅年画也有它当时的背景，也可以从背景方面让孩子们了解我们国家的过去，也许曾经的老年画N年后会像邮票那样珍贵，都想去珍藏。再从现象上看民间美术，似乎给人以粗、俗、野、土的感觉。有人认为粗不如精、俗不如雅、野不如文、土不如洋。将两者对立起来，否定民间美术的艺术价值，我觉得这样的观点是不足取的。对于艺术格调和特点，有粗有精、有俗有雅、有野有文、有土有洋当属自然。民间美术在制作主题上还是贴近生活、质朴清新、不事雕琢，我觉得这样才更被大众接受，更源远流长。我们可以把制作年画的技法学精，并延续下来。比如高校里开这门专业，让喜欢这门艺术的专攻这门艺术，学精并且会融会贯通，创作出更新颖、更打动人心的年画。现在讲求的是精品、艺术品，我们也可以把年画融入到精品当中，把它绘制的像艺术品一样，这就要求每个环节、每个部揍、每一笔的手绘效果都要精、雅、文。从构图到创新到制作到完成都要用心去做，当再把它摆在你面前，你不会只看到一张纸那么简单，艺术品的珍藏它，年画或者可以和雕塑联系起来，现在各个大型场所都会用到雕塑，雕塑有浅浮雕、深浮雕、圆雕等，而且学校里面大部份都会有雕塑，学校里面的雕塑一般是为了让学生处在一个好的环境下学习，有一个好的学习氛围雕塑一般都是预示学生有个好的将来，好的希望，好的前途。比如在宾馆里的雕塑就想来往的宾客能开开心心的来舒舒服服地度过在宾馆的每一天，在公共场合的雕塑一样有不一样的意义，雕塑如此受大家喜爱，在这里让我想到可以把年画和雕塑结合，不同的年画贴在不同的地方也是有不同的寓意的，比如贴在门上门神，驱除邪恶保护家庭平安；贴在车上的年画，又是表示人车路路平安；贴在大厅的年画，又是迎宾好客的意思等。可以与雕塑的结合，国外的人对雕塑都非常了解但是她们不了解中国的年画，年画和雕塑的结合我想会有个很好的未来，雕塑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与年画的结合从此国外也会知道中国的年画，年画的意义和对于中国的如此珍贵。说到民间美术创造的动力，我在此还想提几点自己的见解。主要是题材和形式的创新，例如像剪纸一样的，现在所谓的剪纸。不是以前单纯的一把剪刀。一张纸，用了许多高科技在里面，剪纸艺术现在得到广泛的应用。从剪纸中我看到年画也可以像剪纸那样除了美化人们节日家庭的挂笺，墙花窗户和灯花外，还有建筑上用的棚花、檐花、墙花的雕刻和喷印，室内挂蓝、烟盆等彩色。（1）从材料上创新年画可以突破纸质的材料的图案，比如特殊布料制作年画可以用于床单、帐帏、床帘等，或者年画图样设计上融入现代工艺设计趣味，更具有时代性，能与现代家庭的室内装饰相协调，或者年画可以追求现代艺术之风。可以加入现代元素，比如走进舞台美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2）从造型手法上也可以采用装饰绘画的造型手法，并运用国画当中渲染的效果，但保留传统年画的基本元素，使作品更有视觉冲击感同时融入了油画和版画的感觉，使画面更有透视感，别有风格，我觉得会受到现代人的青睐。

我们对民艺的认识创新是永远不会完结的，事物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许多东西需要去认知和探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本文结束语并没有结束，在世态渐变中，年画正悄然离我们远去，因此我们要赋予它蒸蒸日上的生命力和地方的不同特色，只有这样，这门艺术才能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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