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群体极化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网络群体极化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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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网络学习共同体；网络道德；价值

学习共同体的建构是网络学习最突出的一个特点，网络的广联性使学习者的学习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以网络为载体的网络学习共同体作为一种新兴的共同体已经渗入到教育这片领地，它突破了空间、身份、年龄等的限制，涉及面非常广，所以在网络道德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的今天，我们应重视网络学习共同体的构建，并将其作为一种开展网络道德教育的载体加以利用。

一、网络学习共同体的界定及其特征

1．网络学习共同体的概念

“共同体”(community)-词最初源于德国学者滕尼斯(F-J·Tonnies)采用的德文”gemeinsehaft”，原义指共同的生活。滕尼斯认为用忠诚的关系和稳定的社会结构来界定“共同体”是最恰当的，因为他发现个人在共同体中会形成更强有力的、结合更紧密的关系。

共同体的概念引入到教育领域形成了“学习共同体”(LearningCommunity)的概念。学习共同体是指由学习者及其助学者(包括教师、专家、辅导者等)共同构成的团体，他们彼此之间经常在学习过程中进行沟通、交流，分享各种学习资源，共同完成一定的学习任务，因而在成员之间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人际联系。

基于网络的学习共同体就是一个虚拟的学习者组织，一个产生于网络环境下的学习共同体。他们分享知识和经验，交换信息，一起就相同的学习目标和兴趣进行协作地解决问题或者完成任务。该学习共同体的成员在网络环境下通过支持性的电子联系方式进行联系，当他们分享共同的学习目标，兴趣和评价，荣辱与共地协作交流共同致力于学习共同体的发展时网络学习共同体就产生了。

2．网络学习共同体的特征

(1)交流的开放性

开放性是网络的根本特性之一。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就是不断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大大加速和强化了这一进程。开放性的网络造就开放性的网络学习共同体。

(2)时空的超越性

网络文化的传播是对传统课堂教学的一种超越。它既可以课堂作为空间，也可以更广阔的社会场合作为空间；既可以利用课内时间，也可以延伸到课余与假日时间。超时空的教学为学生的知识学习提供了非常灵活而富有魅力的方式。

(3)操作者的交互性

网络的本质特征是交流和传播。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使得人们在信息交流中能够实时交互。传统媒介(除电话以外)的传播都是单向的，网络传播则可以是双向的、多方面的、大范围的实时交流。

(4)传输的高效性

它不同于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其他文化所采取的缓慢传输、逐渐积淀的方式，它的发展速度之快是令人震惊的。其迅速崛起的原因在于它本身具有高速度、高效率传输和发展的特征，它能借助网络技术，跨越各种障碍，瞬间生成，瞬间传播。

目前网络学习共同体的存在形式有很多种，如电子邮件、新闻组、BBS、MOO(Mud，objectOriented)、QQ群和BLOG等。

二、网络学习共同体特征及其所隐含的德育因素

网络学习共同体不仅仅是追求学习的集合体，更是一个追求、分享共同价值和更大的共同的“善”的教育的集合体，是一种具有深刻人文教育意义的人群聚集方式和教育生活方式。从古希腊沿袭下来的共同体文化，就把共同体作为一个情感的、道德的、价值共享的、追求共同的“善”的人类之间的一种生活、思想、精神与灵性的联结方式。杜威认为，共同体的形成不是因为人们同处一地，而是因为大家具有彼此互通的信仰、目的、意识和感情。可见网络学习共同体所具有的特征又决定了其隐含有德育因素。

1．积极健康的文化氛围，有利于规范群体行为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用环境、用学生自己创造的周围环境、用丰富集体生产的一切东西进行教育，这是教育过程中最微妙的领域之一。”网络学习共同体所具有的积极健康的文化氛围就是一种这样的环境，只不过这种环境是以基于网络的虚拟环境。

积极健康的文化氛围，是建立具有凝聚力的网络学习共同体的基础。任何一个群体都具有自身的个性文化价值体系，群体中每个成员的思想、意志、观念都要经历个体内化、社会认同等过程，并逐步形成群体的共同价值观。形成的共同体价值观规范着共同体成员的行为，成为共同体中的个体借以评价自己的标准和原则的出发点，从而以共同体的价值标准对自己和他人做出评价，对自己行为中不符合共同体价值标准的部分做出调整以适应群体的要求，从而使共同体的价值观念内化为他个人的价值观念。这种相同的文化价值观念是学习共同体的粘合剂，它对共同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强烈的感召作用和凝聚作用。共同体的文化主要起着规范作用。如果网络学习共同体能够坚持把认同共同体文化规范的行为称之为是正当，并加以奖赏；把排斥、违同同体文化规范的行为称之为越轨，并加以处罚，那么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就起到了对共同体成员个体行为的规范作用和调节作用。

2．深度的资源共享以及归属感、认同感吸引了众多参与者，有利于提高德育的有效性

学习者可从助学者、学习伙伴和通过在线资源获得大量的知识性信息，这些信息有助于解决学习者的疑惑。在与助学者和学习伙伴的交流中，学习者可以看到不同的信息，学会从不同角度理解问题，促进他们进一步反思和重组自己的想法，重新组织自己的思路。同时学习共同体的存在有利于满足学习者的自尊和归属的需要。在学习共同体中，学习者感到自己和其他学习者同属于一个团体，学习者对共同体的归属感、认同感以及从其他成员身上所得到的尊重感有利于增强学习者对共同体的参与程度，维持他们持续、努力的学习活动。

网络学习共同体的上述特征吸引了众多的参与者，我们可以以学习共同体为载体，将民族精神和生命教育的要求渗透在学生的知识学习过程中，让学生的知识、情感和价值观在求知的过程中得到良性的发展。同时对道德和不道德的行为做出评判，表明爱好和憎恶的态度，促进和强化学习共同体良好的道德认知能力，形成具有“育人和求知”相整合为特征网络学习共同体，从而提高德育的有效性。

3．认知工具和学习方式的多样化以及高度的交互性，有利于大德育环境的构建

在网络学习共同体中，出现许多新的学习方式，如通过论坛进行离线协商讨论，通过网络会议进行在线演讲，通过协作软件进行在线协同编纂电子书籍，学习者的学习方式由纯个别化学习转变为个别化学习与协作学习相结合。认知工具也多种多样，常用的有BBS、新闻组、电子邮件、视频会议、语音会议、群件系统等。在网路学习共同体中，学习者利用众多的认知工具围绕当前学习的主题进行讨论交流。在这种高度的交互中，可以体现出学习者本身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在大德育环境体系的建构中存在着诸多矛盾，如在实现人生价值方面，存在着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的矛盾。高校德育教育为了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通过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但是广大学生在社会上耳闻目睹许多人为了金钱、地位、名利而奔波，忽视集体主义，重视个人主义；家庭教育则重在考虑子女的前途，引导子女在求学、就业等问题上把个人利益摆在首位。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共同体的高度交互表现出来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来密切关注群体的思想动态，引导正确的“三观”的形成，从而有利于大德育环境的构建。

三、从网络道德维度审视网络学习共同体的构建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把教育的意图隐藏起来，是教育艺术十分重要的因素之一，教育意图越是隐蔽，就越能为受教育者所接受，就越能转化成受教育者的内心要求。”所以我们应重视网络学习共同体所隐含的德育因素，并从网络道德的维度来审视网络学习共同体的构建。

1．培养责任意识

网络虚拟环境中没有中心，可以匿名。由于“匿名者”自认为不会被追究，责任感就会弱化，不愿承担对他人、对社会和集体的责任，进而就会出现不负责任的言行，言语偏激，甚至歪曲事实氐毁他人。有些人会利用掌握的网络知识，攻击别人电脑，窥探别人隐私，窃取他人账号，利用高科技犯罪。所以在网络学习共同体的构建中我们应重视责任意识的培养。网络学习共同体的责任涉及到成员的学习动机和成熟度，在网络学习共同体中“共同体意识”是成员责任的具体体现。网络共同体成员在反思自己知识建构的同时更要反思学习的社会性因素，比如人际关系以及是否对共同体作出了贡献。当成员开始从共同体利益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并积极为共同体作出贡献时，责任意识便形成了。在一个社会团体中，只有使成员意识到自己是团队中的一员，并感受到团队对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才会使共同体成员自然地形成共同体意识。因此，赋予共同体成员以身份和职责，使他们在共同体学习中担当被公认的社会角色是培养责任意识的有效途径。

2．防止网络群体极化现象

网络给舆论主体提供了一个新的交流平台，人们之间的沟通可以突破时空的障碍而进行，然而实际运作情况却与人们的预期出现了偏差。由于人的信息处理能力是有限的，而且人们在接触信息和建立联系时会体现处一定的偏好，根据最初或原始共同兴趣或倾向，人们通过排外性的群体讨论和交流，反而将群体引向极端和狭隘的方向，结果局限了群体和每个个体的视野。这种交流方式使得网民以群内同质化，群际异质化的特点聚集，志同道合的网民群体出现严重的“群体极化”倾向。

所以在网络学习共同体的构建中我们密切注意学习共同体的极化程度，及时准确的把握学习共同体的舆论动向，对于由群体极化造成的不良情绪以及破坏社会稳定的舆论进行了网上疏导，对于具有离间作用的、易造成严重群体极化的、可能危及社会稳定的言论予以有力驳斥和回击，从源头上防止网络群体极化的发展和漫延。例如，建立精干的专家级助学者或者请专门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到学习共同体中，在网上多发表具有专家水平的意见充分发挥他们在学习群体中的影响力，对各种社会现象进行适时的评论。

篇(2)

[论文摘要]：在中国加速城市化时期，国际化城市空间同时出现蔓延与极化两种发展趋向。政府主导的单一功能区开发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构成了城市化与郊区化的先导力量，市场主导的房地产以及大型项目填充了交通道路之间的剩余空间，造就了土地空间蛙跳式开发与低效率利用，导致了城市蔓延。同时，国际化城市集中了周边经济区域人力资本含量最高的服务行业，并把其聚集到交通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条件较好的中心城区。中心城区集聚了大量的财富、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它试图通过城市空间极化的方式融入全球性流动空间。这样，在城市化与郊区化并行的条件下，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变化兼具有工业化与后工业化城市空间变化特征：一方面，中心城区不断地集聚财富、科技与人力资本，保持着繁华繁荣；另一方面，郊区在不断向外围猛烈发展。蔓延与极化是城市空间扩张缺乏制度性结构支撑造成的空间失序现象，两者是同一个实质问题的两个外在表现而已。限制国际化城市空间扩张速度，分解拥挤成一个团块的城市空间，构建大集中、小分散与相对均衡的城市空间布局，是提高城市能级与向全球城市发展的必要条件。

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开始步入城市化加速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进入以城市为轴心的阶段。中国的城市发展已经不再停留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层次上，而是向着更高的“全球城市”方向发展。由于“全球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是全球经济管理中心与控制中心，是协调全球经济生产的重要节点与专业化服务生产基地，所以国内许多城市都以此为发展目标，特别是在中国区域性城市体系中居于首位的城市(即“首位城市”)如上海、北京、广州等都制定了国际化战略，试图通过站在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连结通道上发展城市经济，在城市竞争之中获得优先发展，取得优势地位。这样一来，以“全球城市”为发展目标，同时其经济与社会不断向国际化方向发展的中国“国际化城市”(如上海、北京、广州市等)在地区性“首位城市”作用与国际化目标的双重驱动下，其发展空间就发生了较大变化。然而，中国“国际化城市”的发展与“全球城市”在城市空间均衡化方面的发展趋势是大不相同的。中国“国际化城市”的空间变化兼具有工业化与后工业化城市空间的特征：一方面，中心城区不断地集聚财富、科技与人力资本，保持着繁华繁荣，成为增长极；另一方面，郊区也在不断向外围拓展，造成了城市蔓延，最终使城市产生圈层式城市空间结构。而城市空间无论是蔓延还是极化，都不利于城市居民的居住、工作、交通与游憩，不利于城市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一、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蔓延

“城市蔓延(无论是城市的蔓延还是郊区的蔓延)是城市化的一种形式，它的特征是跳跃式开发、商业走廊、低密度、土地使用功能分离、私家车在交通上的主导地位和最小公共空间。”西方发达国家城市蔓延起源于工业革命，发展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城市改革和第一代现代郊区建设。到20世纪后期，城市蔓延成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城市郊区发展的典型形式。以“广亩城市”观点为代表的主张城市空间分散理论为城市蔓延提供了理论支持。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城市蔓延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在经济发展进入较高阶段才出现的城市空间问题，是福特制生产方式得到推广、居民真实收入达到高水平、汽车普及化和交通成本下降的郊区化产物。它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强调市场和消费者主权的国家居民寻找充足阳光与新鲜空气、追求更好生活质量的负面产物，也是困扰美国城市发展的重要问题。

(一)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蔓延途径

在中国国际化城市，城市蔓延问题已经出现，并正在逐渐成为较为严重的城市空间问题。中国与美国的城市蔓延具有不同的特征、方式和途径。美国城市蔓延侧重于“交通导向”，星状蔓延是其主要特征，是居住先行与市场主导的模式。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蔓延侧重于“土地导向”，是城市边缘“摊大饼”式蔓延。在中国，政府主导下以单一功能区、道路基础设施与项目开发构成了城市化与郊区化的先导力量，市场主导下的房地产以及大型单一功能项目开发则填充了交通道路之间的剩余空间，造就了城市边缘空间低密度开发与低效率利用，导致了城市蔓延。中心城区的改造与变迁、城市边缘空间跳跃式和破碎化开发，使得城市近郊向外围猛烈发展、城市远郊呈现板块化发展，导致了城市过分消耗土地，形成了圈层式与蔓延式的空间结构。

“每一个连续式的同心环开发模式只能在短期内奏效。即使这种规律并不是人为的，但开发资金及建筑技术却已经投向了那些寿命较短的建筑产品。”近二十年来，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扩张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纽约、东京与伦敦在工业化时期城市空间扩张速度。上海城市建成区增长了两倍，北京城市建成区增长了近两倍。如此强劲与快速的城市空间扩张，必然威胁到城市周边自然区域与传统社会结构的生存与发展，必然造成城市外围快速衰败与颓废。这种蔓延式的城市空间扩张，不仅远离了全球城市共有的多心多核与相对均衡化的空间结构特征，也远离了城市国际化所必须拥有的空间载体结构形式。

首先，单一功能区开发可以说是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蔓延的重要途径，它包括形形的开发区或产业区建设等。由于许多城市的开发区或产业区直接植入农村或郊区，不仅不能与周边区域形成分工与协作关系，而且直接威胁到周边居民区的正常居住以及功能区的正常生产。在城市郊区，城区各个组成部分互不协调，构不成配套关系，混合使用的土地并不多见。许多开发区或产业区并不具备城市的综合功能，导致开发区与中心城区交通量居高不下。在大型单一用途城市功能区，经常可以见到萧条现象，这也印证了那些认为大型单一用途项目犹如炸弹破坏城市生命力的观点。

其次，低密度的居住区(如别墅群)、设计简陋的拆迁安置区是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蔓延的又一途径。许多低密度居住区或者拆迁安置区占据了较为珍贵的城市近郊区空间，简单地在城市边缘地带呈方格状排列。许多郊区建筑只有单层或单体，或是由6—8层的楼房呈方格状排开，不仅对于居民生活起居极不方便，而且也无美观与设计价值，更没有文化培育与涵养功能。这些居住模式过分消耗土地，过分依赖汽车，却不能对城市创新与文化培育有任何促进作用。低密度与简单化必然威胁到城市的生命。由于土地低密度开发与简单化利用，城市居民活动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被大幅度削减，城市化意义被降低至最小，城市可能被泛化为农村。

最后，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也是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蔓延的途径之一。在人口城市化与城市空间不断扩大的状况下，城市交通量大幅度增加。为缓解交通拥挤与堵塞紧张状况，城市投入大量资金进行轨道、高速公路和公路建设，造成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大幅度增长，从而占据了大量的土地面积。然而，尽管交通道路面积大幅度增加，但是城市交通拥堵现象仍然有增无减。中国国际化城市在交通供需关系处理上存在着一些误区，主要表现在指望供给能够满足需求。然而，根据“当斯定律”(Downs Law)，在政府对城市交通不进行有效管制的情况下，新建的道路设施会诱发新的交通量，而交通需求总是倾向于超过交通供给，即城市道路建设是不可能满足需求的。交通基础设施增加不仅会占用大量的土地面积，而且由于交通量增加造成了交通时间成本增加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二)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蔓延的形成机制

在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城市空间蔓延形成机制的关键是土地私有制、市场机制、现代化交通模式、通信技术和法规标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土地私有制和交易市场，城市蔓延不可能出现。同时，没有一个能够服务于这种蔓延式的交通系统，没有汽车和高速公路，蔓延同样不会存在。此外，网络通信技术把空间处于分离状态的人群重新联接起来，促进经济生产的时间和供需平衡，这也是城市蔓延的必要条件。最后，美国的相关法规标准也在促进城市蔓延。

中国国际化城市蔓延形成机制不同于美国的城市蔓延形成机制。从中国内部的层面看，一个城市能够在国内众多的城市中脱颖而出成为国际化城市，最重要的条件是它居于全国性或地区性城市体系的首位或顶端，即它是首位城市。首位城市不仅在经济总量与人口数量上具有较大的规模与数量，而且在城市基础设施和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具有较高的投入，其经济增长速度也较高。同时，国际化城市的中心聚集作用使得国家和周边经济区域的生产要素进一步向它聚集。这样，在首位城市发展基础上，城市以国际化战略通过竞争吸引到的外商直接投资在国家及其所在经济区域中占有较高比重。

如果从产业结构来看，在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之中，国际化城市通过城市之间竞争并吸引到城市的产业主要是制造业。这些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是全球生产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主要在于利用中国相对低廉的生产要素成本，同时也在利用中国在生产过程中忽视环境污染成本的法规缺陷。由于国际化城市的制造业产品大量出口到国外，许多城市经济生产形成两头在外的格局，即外贸依存度居高不下。

这种工业化模式，在较为宽松的国际经济环境下会得到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在人民币以固定汇率挂钩美元持续贬值并被长时间低估的状况下，国际化城市进出口总量大幅度地甚至是跳跃式增长。2001—2007年上半期，在全球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条件下，中国国际化城市出口行业一直保持有利可图的状态，并以出口量的增大带动企业利润总额增长。除了北京是中国首都较为特殊之外，制造业在国际化城市的产业结构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城市的外贸依存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以长江三角洲首位城市上海市为例，上海制造业比重在长江三角洲二十五个城市是最低的。但是，从上海近二十年发展过程来看，制造业比重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制造业与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线性趋势处于平行状态，制造业在上海经济结构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上海外贸依存度在160％以上。这意味着，有较多的资源与生产要素集中流向出口性制造业。在国际产品相对价格保持一定的条件下，更多的某种生产要素流向制造业意味着更低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也就是更低的工资、租金或利率。不断膨胀的进出口数量促使城市经济生产对厂房、公路、铁路和海港基础设施需求不断升级，即对土地空间的需求大幅度增加。这在扩大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同时，也抑制了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发展。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不但没有削减中国原有的二元化经济增长模式，反而强化了原有的二元化特征，并且形成自我累积因果循环效应。

这种对土地的渴求在土地国有或集体所有的条件下，城市政府很容易通过扩大土地空间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获得财政收入，导致城市郊区猛烈发展。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城市土地成为投机性商品，不但成为私人谋取暴利的媒介，而且成为城市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城市政府竞争、外资驱动、低端制造与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使工业化成为城市空间扩张的最主要驱动力。所以，中国经济增长较快的国际化城市，既是制造业比重较高的城市，也是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城市，同时也是城市空间扩张速度较快的城市。这样的城市空间扩张在中国相关制度约束不到位的条件下，必然演变成为城市蔓延。现存中国制度有效供给短缺也是国际化城市空间蔓延的重要成因。

(三)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蔓延的实质与负面影响

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城市蔓延相比较，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蔓延具有中国特色的推进方式。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蔓延问题主要是城市化偏态发展的结果，当然也是“中国式”郊区化的产物。城市蔓延主要来源于政府对过去生产性城市空间进行战略性调整以及发展制造行业的空间需求。市场机制利用政策空隙并填充剩余的城市空间。在城市政府与市场各具特色的作用下，整个城市空间拥挤成为一个团块，城市空间的组成部分没有自然间隔或缓冲空间。在信息化与汽车普及化的条件下，中国城市蔓延问题更趋于严重。

城市蔓延突出表明，中国城市扩张缺乏制度性结构的支撑。在中国城市化与国际化城市发展过程中，经济与社会制度本应起到约束与规范经济增长冲动的作用，使城市化走向有序化与规范化。然而，中国在刚性规定城市增长边界并具有可操作性的法规发展方面较为滞后。生产型税收征缴制度导致城市之间争夺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同构化问题，公共财政制度还没有对城市之间经济增长作补偿的常效机制；土地制度的缺陷使得地租无法成为调节城市空间的杠杆，也使得城市没有增长边界；社会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导致畸形的城市空间需求；城市规划制度缺陷使得城市空间边界可有可无。这些制度问题不仅催生“虚假的城市化”(pseudo-urbanization)，而且产生城市蔓延问题。

城市蔓延造成居民交通成本增加，并依赖汽车工作与生活，导致能源耗费巨大，环境污染加重；它侵占公共空间，吞噬耕地，减少生物多样性，影响地下水资源；它扩大城市公共财政支出，增加社会税收负担。同时，城市蔓延也引发经济学意义的公平问题，即产生隐性补贴问题和公共服务事业配置问题。从税收公平原则角度来看，城市蔓延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转移支付，大量建设郊区交通道路、医院和中小学校造成的财政投入，实质上是隐性补贴了拥有郊区房产和私家车的社会群体。同时，从社 会学角度来看，城市蔓延会造成社会阶层隔离分化、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从城市空间内部结构来看，在城市蔓延状态下，城市的工业空间、商业空间与居住空间或者相对孤立，或者直接生硬联接。城市边缘区的蛙跳式开发战略使城市内部空间极为不协调，也妨碍城市社会文化发展，抑制城市创新精神。郊区特别是城乡结合部经常处于混乱失序状态，成为滋生疾病与犯罪的温床。

由于城市空间内部结构的不合理，城市空间只能寻求扩张来解决内在矛盾与冲突。但是，城市蔓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空间内部矛盾，城市空间无法通过蔓延的方式满足居民生活与经济生产空间需求，反而因为“摊大饼”的蔓延进一步激化空间结构矛盾与社会冲突，造就新一轮的蔓延，从而形成城市蔓延的恶性循环机制。在国际化城市空间蔓延过程中，必须注意到许多城市居民和进入城市的农民生活福利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这种现象实质上违背了“城市的目的，是为了给居民提供生活上和工作上的良好设施”的初衷。

二、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极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城市蔓延造成中心城区的衰弱与颓废，郊区蔓延与城市衰落具有显著的统计相关关系。全球城市郊区过度发展，大量企业转移到郊区，中心城区走向衰落与空洞化。目前全球城市的中心城区正在试图通过全球化与信息化的作用，试图成为全球性流动性空间的联结节点以获得重新发展，即“绅士化”(gentrifica-tion)或“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进程。与发达国家全球城市空间发展不同的是，中国国际化城市在郊区蓬勃发展的时候，中心城区依然是最为繁荣繁华的，其居住人口密度与产业密度远远高于郊区，仍然是全市人口与产业密集度最高的区域。这种空间结构特征赋予了传统“增长极”概念与“核心一外围”理论新的含义，即作为经济增长极，它是空间的一个点，既可以是一座城市，也可以是城市某一组成部分的空间；它不仅拥有城市主导产业的创新功能，而且还具有不可复制的、整体性的功能支持环境。

(一)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极化形式

虽然中国国际化城市已经开始了郊区化进程，城市蔓延问题在不断发展，但是其中心城区的科技资源、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公共服务依然是全市最为丰富的区域。在城市空间内部竞争之中，中心城区占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地位，具有郊区无法匹敌的重要性，中心城区是高利润率产业与高收入社会群体的首选之地，并在不断排斥低利润率产业与低收入社会群体。高附加值的产业与财富高度集中在中心城区与中央商务区。虽然近年来国际化城市中心城区人口密度有所下降，但是中心城区人口密度仍远远高于郊区；中心城区的产业密度包括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密度都高于郊区；中心城区的综合性功能是郊区所无法比拟的，郊区和开发区必须借助中心城区的综合性功能；中心城区以其不可复制的整体性优势体现了城市化的目的与意义。财富、人力资本与科学技术资源高度集中在中心城区，带来了城市空间极化。

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极化现象还表现在低收入社会群体特别是外来人口主要滞留在城市边缘区域上。作为全国性或地区性首位城市，中国国际化城市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流向目的地，外来人口的非正式就业构成国际化城市就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中心城区生产者服务业所要求的工作技能往往是外来人口无法企及的，外来人口不可能以中心城区的行业作为就业目标。寻找既可以获得低技能的工作机会又可以获得低廉租金的房屋往往是外来人口的主要目标。这样，城市郊区的工业开发区及附件区域成为外来人口理想的栖居地。同时，外来人口的生存与工作需要个人之间的相互协助，在社会保障制度缺失的条件下，同乡籍的农村流动人口便组成了所谓的城市“村庄”。这些城市“村庄”，一般位于在国际化城市边缘区域。

(二)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极化的形成机制

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城市国际化实质上是加入国际经济循环，谋求融入全球性流动空间，成为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之中的重要节点。如果说全球性流动空间侧重于物质构成，那么，世界城市网络体系是建立在这个物质基础的功能构成。它是由各个单元相互“锁链”(interlock)的体系。构成世界城市网络体系具有三个层次：第一是作为节点层次的城市；第二是作为网络层次的世界经济，它超越于节点网络层次；第三是作为次节点层次的生产者服务业。城市作为节点，服务业特别是生产者服务业作为联结内容，它们构成了一种网络。因此，对于国际化城市来讲，如果要成为全球城市，就需要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者服务业。这就必须构建适合服务业发展的空间环境，以求催生服务业并能够吸引外部服务业进驻本市，即让世界城市网络体系的节点落实到城市的具体空间之中。

尽管中国国际化城市与发达国家的全球城市相比，服务业发展较为滞后，知识与人力资本含量较低，但是国际化城市与其周边城市相比较，其服务业发展所包含的知识与人力资本是最高的，城市经济服务化程度也是最高的。这些服务活动落实到城市哪个地方，这取决于那个地方的城市空间能够满足人力资本较高、空间联结度较高服务行业的要求。服务业发展依赖于通达的交通条件和良好的公共服务供给，依赖于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与良好的周边经营环境。为了满足这种要求，国际化城市在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供不应求的条件下，采取集中化的策略把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聚集在中心城区，构建符合世界城市网络体系节点要求的空间环境，形成部分区域性的综合性功能。城市经过一段时间苦心经营，中心城区拥有相对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拥有较为完备的教育、医疗卫生和娱乐设备，其综合功能是郊区无法比拟的，当然也就成为了知识与人力资本含量较高的服务业特别是生产者服务业最为青睐的地方。

然而，一方面，由于国际化城市知识与人力资本含量较高的服务业在增加值与就业两方面的比重都还较小，落实到城市空间的服务业活动也就较小；另一方面，以目前国际化城市财政收入状况，也只能把有限的公共财政投入到有限的空间中。这样，具有综合性功能的中心城区特别是中央商务区的空间范围必然是有限的，甚至是较小的，从而决定了国际化城市是单心单核的而不是相对均衡化的城市空间结构。

尽管国际化城市的城市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大，各种形式的开发区、交通道路基础设施与新城在城市边缘区不断拉大城市面积，但是中心城区仍旧是城市居住的重点与经济生产的重心，郊区还不具备中心城区同样的综合性功能。由于中心城区具有良好的通达性与公共服务，它就成为人口与产业空间竞争的目标。在国际化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供给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产业与居民空间竞争的焦点在于对城市基础设施与优质公共服务的接近与利用上，也就是对中心城区空间的占有与靠近上，因而中 心城区成为平均人口密度与产业密度最高的区域。

不断扩大的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是导致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极化的重要因素。对于高收入社会群体而言，居住在中心城区所获得交通成本节约与居住在郊区所获得清新空气、充足的阳光和宽敞的空间相比较，前者具有更高的权重。相同情况也出现在不同产业对城市空间的占有与争夺上。产业与居住的空间竞争与转移方式既可以通过政府对旧城改造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市场方式进行。产业特别是服务业依据其产业利润率，居民主要依据其收入水平争夺城市空间。这样，国际化城市中心城区逐渐聚集了高产业利润率与高收入社会群体，而中低收入群体与低利润率的产业则不断向城市郊区迁移。国际化城市也逐渐出现了空间极化现象。

(三)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极化的实质与负面影响

中国国际化城市同时存在着城市蔓延与城市空间极化现象，两者实质是同一个内在问题的两个外在表现而已。不同于地理空间的一般极化现象的是，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极化是人力资本、财富与科技知识的高级生产要素聚集，而不包含普通劳动力的空间聚集。相对于人口在中心城区的集中而言，国际化城市空间极化是相对较高层次的极化，反映了信息化条件下城市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国际化城市中心城区在吸收与占有高级的生产要素之后，试图成为世界城市网络体系节点。国际化城市空间极化现象突出地表明了在资本全球性流动与资本主义世界性生产的条件下，城市为吸引资本所作的努力。在工业化尚未完成而又面临着信息化的任务下，由于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总供给不足，城市采取极化策略，即把有限的资源与要素集中在中心城区，以期能够达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最低要求，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种必然现象。

在新的国际劳动生产分工条件下，全球化与信息化催生了一种贯穿于全球的世界生产体系。它以全球城市为节点，构筑了一个全球性流动空间。国际化城市空间极化，表现了它试图融入全球性流动空间。然而，由于它试图构建类似于全球城市的服务化空间，它在不断融入全球性流动空间、接近世界经济发展核心地带的时候，却与本市其他空间组成部分的发展距离不断扩大，产生城市的空间间断与脱节现象，即全球性生产与地方性生产的分离。它在试图带动本区域经济发展的时候，却与本经济区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渐行渐远，以至强化了二元化的区域经济结构。国际化城市空间极化，表现了它不仅产生更大的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也在制造社会隔离与分化。

三、大集中、小分散——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空间形态

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在对城市空间形态应是集中还是紧凑之间一直存在着争论。到20世纪80年代，人们逐渐认识到，城市规划及由此形成的城市形态将是促进城市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并开始认识到集中对城市发展的意义。高密度的簇状社区，有助于提高社区活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自此以后，集中的积极意义逐渐在全球取得共识。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城市化与资源供应变得越来越紧张，主张集中论的观点受到学术界与政界的重视。人们认识到，遏制城市扩张可以缩短交通距离，降低城市交通数量；通过减少利用城市外围空间，城市空间保持一定紧凑度，可以有效地促进城市及其周边区域可持续发展。

(一)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结构的理想形态

在美国城市蔓延较为严重的区域，城市、边缘以及郊区的区别逐渐消失。新型的城市地区缺乏向心结构，以致出现了“逆城市化”概念，即人口分布开始从集中状态向分散状态转变，进入“后都市区时代”(post-metropolitan era)。与早期集中化模式不同的是，城市在蔓延状态下成为一种无定式的结构，它是一种城市星云，这种星云向四面八方扩散，而且在边缘之中还出现了相反意义的中心。分散型的城市空间结构会使城市财政与社会资源趋于枯竭，使得城市居民在路途中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相应地减少了用在家庭、教育、娱乐和其他休闲活动上的投入。同可以步行或骑自行车上班与上学的紧凑发展相比，蔓延的城市空间布局可能会降低社区文化氛围。

从中国资源与人口的比例来看，中国国际化城市必须走紧凑型与集中型的城市空间结构道路。中国的城市化不可能先走美国式的城市蔓延式道路，再进行所谓的“精明增长”，进行空间收缩形成紧凑型的空间结构。那样将付出较大的社会成本与经济代价。在城市空间结构上，中国国际化城市不可能走如洛杉矶式无边无际、无心无核的结构模式，而应当向集中与紧凑方向发展。

从集中的社会与文化意义来看，人的居住与工作必须集中。人类集中的规模越大，“城市化形为力，化能量为文化，化死的东西为活的艺术形象，化生物的繁衍为社会创造力”的神奇色彩就越浓厚。集中可以进行信息交流，激发灵感与创造性，使得文化产生并形成。由于集中，原先农村比较稳定的、非组织化的“死”物质发展成为有机生命的可能性变得明显，城市的出现与文明的形成有着密切关系。

然而，城市必须在集中的前提下进行分散，即应当形成大集中、小分散的空间布局。当城市越来越大的时候，每天花费在居住与工作地点之间的来往时间也愈多。由于大部分居民被迫从事这种日常的往返活动，原本城市安宁状态必然受到严重影响，也使城市居民与自然的联系割裂开来。进行分散就是要改变这种局面，使城市居民拥有充足的时间与空间和新鲜的空气。分散的目标，并不是把居民和他们的活动散布到并恢复到原先的村落状态，更不是把分散变成放任自由的活动，让其演变成为城市蔓延，而是要把中国国际化城市目前那一整块拥挤的空间区域，分解并散布成为若干集中单元，例如郊区中心与卫星城镇等。此外，还要把郊区较为分散的空间单元组织成为在活动上相互关联的功能集中点。

因此，理想的城市空间形态是有机集中与有机分散，即大集中、小分散；城市空间不但有心有核，又具有相对均衡化特征。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应趋于集中，而城市的各种活动则应趋于分散，即有机的分散空间布局模式。城市空间布局的最佳状态是能够把天然美景与人为艺术巧妙地结合起来，把城市的灵动与创新带给农村，把农村的自然与清新带进城市，使人得到解放与充分发展。这样的城市既可以获得经济、社会效果和文化意义，又可以亲近自然。

因此，目前中国国际化城市必须分散中心城区过于集中的产业与居住人口，同时提高郊区集中度，提高郊区的产业密度与居住密度，扼制郊区不断向外扩张的势头，构建带有硬约束性的城市区域，防止城市区域无限制地对外扩张。简而言之，既以集中为主要目标，分散现有的集中，集中现有的分散，实现城市空间相对均衡化发展。

(二)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扩张的有序化

空间的有秩序状态，始终优于混乱状态。对于中国国际化城市而言，城市空间变化无论是朝着集 中或分散的方向发展，首先必须处于有序状态。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的蔓延与极化问题，首先是空间失序发展造成的问题，它是城市空间扩张缺乏制度性结构支撑造成空间布局的混乱。由于混乱与无序，城市空间既有过于集中问题又有过于分散问题，即中心城区过于集中，而郊区过于分散。中心城区与郊区的产业密度与居住密度存在着明显的间断现象。这种城市空间布局一方面过分消耗土地与资源，另一方面导致贫富分居，造成社会分离与分裂固化。因此，中国国际化城市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是秩序问题，即为初级阶段的制度问题。目前中国在规范城市空间发展的制度存在较多滞后或不合理现象，导致了城市空间呈现无序与混乱扩张态势。

因此，中国国际化城市应当构建一套有效的规范与制度约束、限制和规范城市空间扩张沿着既定的轨道前进。一是改革中国土地制度，促使地租成为调节城市空间秩序的重要杠杆，通过建设有效的土地法规体系，规范经济与社会空间，促进空间有序转型和转化，这里特别是要防止土地成为城市政府促进经济增长与提高财政收入的媒介。二是构建符合当前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城市发展法或城市规划法，可以借用建立城市绿化带和法规形式控制城市无节制蔓延，促进中心城区形成合理密度的人口与产业分布。三是构建合理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合理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以利于城市化有序进行。四是改革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把流动人口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实行城镇与农村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融入当地城市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建构完全意义上的城市社会与现代社会，形成相对稳定的城市社会微观基础，以利于流动人口完全城市化，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五是构建合理的社会收入再分配制度、户籍制度和汇率制度，这也是促进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结构合理化的重要方面。

(三)中国国际化城市空间扩张速度的合理化

控制城市蔓延、促进城市空间扩张有序化的核心步骤在于加快制度建设，首先亟需解决的问题是降低城市空间扩张速度，促进国际化城市空间扩张速度的合理化。由于社会与政府取得一致并制定相关法律与制度框架需要一个过程，全面构建适合于现代社会发展的中央与地方法规体系需要较长的时间，而过于快速的城市空间扩张使得立法与制度构建跟不上空间变化步伐，也使传统上约束城市空间的社会与文化结构面临土崩瓦解的危险。所以，要降低国际化城市空间扩张速度，就必须着手转变国际化城市的经济增长模式，改变其外资拉动、低端制造与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降低制造业比重，降低外资依存度，减少经济对外依赖度，消除城市政府的GDP与财政收入增长冲动。国际化城市应当立足于内需，切实提高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进一步发展服务业，形成自我良性循环的产业体系。

篇(3)

【关键词】民办高校；“90后”；消费

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他们迈入校园后消费问题一直是人们关心关注的问题，以首批“90后”学生为例，他们的消费观念、消费喜好、课余生活情趣，高校及家庭、社会如何给予及时正确引导等已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高校和理论界的关注并成为重要研究课题。

按照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到本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的时候，现在的“90后”正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中流砥柱。伴随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民办高校也在迅速崛起。这批关乎国家整体发展的“90后”在民办高校这样一种特殊的办学队伍中成长成才，他们的消费状况、消费心理等需要我们重视和研究。

本文通过发放调查问卷、个别访谈的形式，对在校的民办高校“90后”学生的日常消费情况进行调查，并分析其成因，指出引导大学生正确消费的方法。本次调查针对民办高校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90后”大学生，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回收291份，有效卷291份。

一、民办高校“90后”学生的消费现状

1.经济来源单一化

民办高校“90后”学生的经济来源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父母给予、奖助学金（包括助学贷款）和勤工俭学。调查显示，95%的学生经济来源是靠父母给予，12%的学生绝大部分生活费要靠自己勤工俭学获得，而能成功申请助学贷款的学生只有极少数，仅占3%。特别是民办高校，不能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只能申请生源地贷款，这就无形中给很多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带来了困扰。吉林省今年才开通生源地贷款，也就是说，2012级新生可以享受到这一政策。

2.消费水平两极化

民办高校的“90后”学生其家庭经济状况并不都是条件优越，也有部分学生家庭经济状况极其困难，总体情况呈现两极化，使得学生们在校的消费也呈现两极化的特点。月生活费在300—500元的学生占13%，月消费在1500元以上的学生占15%，绝大多数学生的月生活费集中在1000—1200元和1200—1500元，前者占25%，后者占19%。其次是800—1000元，占17%，600—800元占11%。

3.消费支出立体化

民办高校“90后”学生的消费结构除基本的伙食消费、日常用品消费外，还出现了更多精神层面的消费。如学习消费、娱乐消费、恋爱消费、交际消费、旅游消费等等。而旅游上的消费还细分了小长假旅游、寒暑假旅游和毕业旅游。而个别民办高校离市区较远，使得学生在交通上的花费增加了。从本次调查上看，除伙食消费外，排在前面的有：学习消费41%，大四学生居多，多用于考研、考公务员辅导班、各种过级考试辅导班费用。很多考研机构甚至推出了“钻石卡——超级VIP学员班”，签订两年的学习计划，而学费则高达两万元。公务员考试的保过班，学费也高达万元，令人唏嘘。其次是服装、饰品、化妆品消费占39%，用于交际、娱乐的消费则占总消费的27%。在恋爱的学生中，他们日常用于恋爱的费用普遍占总消费额的30%左右，个别则高达50%左右。

二、民办高校“90后”学生消费特点

1.享受消费居多，追求名牌

处于成长阶段的“90后”的大学生对于老一辈提出的“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生活观念感到不解，反而对李白的“及时享乐”主义颇有认同，他们喜欢更丰富、更随性、更洒脱、更享受的生活方式。他们会定期去做美容、美甲、美发，会去健身、瑜伽，会选择单身背包客旅游、毕业旅游、情侣旅游等等。对于这些，他们则愿意归结为是对生活质感的体验。

2008年我们曾对民办高校学生的消费情况做过调查。当时手机的普及率接近100%，电脑的普及率在30%左右。时隔4年，手机的普及率早已超过了100%，有60%的学生有两部手机，还有3%的学生甚至有4部手机。电脑的普及率更是高达83%。iphone、ipad等高端手机在学生中也不罕见，同时拥有iphone、ipad的学生甚至高达11%。学生们对于名牌化妆品、名牌衣服等高档消费品的追逐也从未停止。

2.感性消费，理财能力差，有攀比心理

调查显示，高达29%的学生从没有记账的习惯，对自己每月的支出没有合理的规划，出现了“月光族”，甚至“半月光族”的消费群体。处于成长期的“90后”学生，还不能够合理的理财，在对金钱的支配上处于被动的状态，当自身的消费能力不够时，会因攀比心理、虚荣心理产生盲目消费。

对待新鲜事物，他们是乐意接受的。有46%的学生对信用卡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其中有18%的学生已经使用信用卡消费了，他们认为非常便捷、非常时尚。

3.勤工俭学多样化

传统的观点是学生的勤工俭学会为在学校的超市、食堂、图书馆打零工，或者做家教、临时促销员等等。民办高校“90后”的学生虽然在学习上相对公办院校的学生略逊一筹，但说起做生意的头脑来丝毫不差。调查显示很多学生开始了多样化的勤工俭学：开网店、开实体店、做补习机构的校园、摆地摊、DIY创意手工艺品、炒股等等。网络的开放化，社会的多元化使得当代大学生和社会接触的更多，他们的观念日新月异，他们的想法也与时俱进，不禁让人刮目相看。

三、影响民办高校“90后”学生消费的因素分析

“90后”大学生目前正处于成长阶段，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的“90后”大学生，尽管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自我意识颇强，思想却不成熟。在消费问题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虚荣攀比心理充斥着他们的生活，这些不良的消费观念广泛来源于他们的家庭、社会、学校，乃至学生本人的亚健康心理。

1.家庭因素

一个家庭中，父母的消费观念、家庭的经济状况直接影响了学生的消费情况。家庭经济状况偏好的学生则日常消费水平较高，反之则较低。父母在日常生活中有较好的理财观念、理财能力，其子女耳濡目染，也会有较好的理财认知和把握。而对于父母日常生活中不善理财、花费随意、没有计划、盲目消费、攀比消费，学生的消费情况也不会太乐观。

2.社会因素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老一辈只讲究吃饱穿暖，现在的“90后”却提出了“吃要吃出健康、穿要穿出风格”等多元化的消费观念。网络已逐渐深入到学生的生活中，各种新潮的、时尚的消费应接不暇。大学生对新鲜事物更是乐于尝试，还不断创新。网络购物、电视购物、团购、促销等等，既丰富充实了购物空间，也大大的推动了“90后”大学生的消费。与此同时，个别商家的引导性消费，商品个性化特征，奢侈品的品牌效应等等，使得广大学生走入了消费误区。

3.学校因素

大学校园本身就是一个新鲜事物云集、潮流品牌竞相登场的舞台。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对于这些时尚、高端的奢侈品牌的谈论更是他们茶余饭后的常见话题。盲目的消费、攀比虚荣的心理、消费理念的错误引导，在学生中愈演愈烈。作为民办高校，其办学主体更多的关注于学生带来的经济效益，忽视了关乎学生成长成才的思想政治教育，没能及时对学生的不良消费行为进行制止和批评教育，助长了学生不良消费行为的滋生。

4.学生自身因素

“90后”大学生思想还不成熟，他们告别了父母，来到学校开始全新的集体生活。离开父母的庇佑，他们还没能完全学会独立，学会自理，盲目的追随潮流，正如歌词中描述的“跟着感觉走”，“你有我也有”，导致“90后”大学生不成熟的消费现状。

个别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看到身边家庭条件优越的学生高水平消费时，产生了强烈的自卑心理，这些学生自尊心极强，好面子，他们选择通过完全超出自身经济状况的高消费，来掩饰贫穷带来的自卑。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行为只会让学生越陷越深，不断的消费来证明自己的“富裕”，实则“富”了皮囊，空了内心。这种追慕虚荣，严重自卑的不健康心理，导致学生超负荷消费。相对家庭经济状况优越的学生，他们更注重享乐，注重高层次的消费。经济因素对他们来说不是困扰，他们任意消费，过度消费，追求高档次的生活。这些与处于成长、学习阶段的学生身份完全不符。

四、引导民办高校“90后”大学生健康消费的几点建议

1.言传身教，树立良好榜样

父母作为子女的第一任老师，日常生活的言传身教，对子女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子女们耳濡目染，沿袭了父母的消费观念。所以，家长要树立良好的榜样，形成健康的消费习惯，引导子女参与家庭理财计划，既可以让其体会到金钱的来之不易，又可以培养他们学会自理、自立的能力。

2.优化环境，营造绿色消费氛围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优化社会环境，加强对新闻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的约束管理，形成健康的舆论引导，提倡简约、绿色的科学消费。不鼓吹泡沫经济，不追逐过度消费，不过度哄抬品牌效应，让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青年学生正确认识消费，规范自己的消费行为。

3.高度重视，加强疏导，引导科学消费

首先，对学生的不良消费现状，高校要高度重视。民办高校虽然在办学主体上与公办院校不同，但同样承载着培养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使命。2006年，教育部为贯彻中央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专门制定了《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即教育部第24号部长令，明确规定了高校辅导员的选聘配备、培养培训、工作和发展等一系列政策。民办高校应高度重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完善辅导员的队伍建设，按比例配备辅导员，并充分调动一线辅导员的工作积极性。密切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把握学生的消费心理，对有不良消费行为的学生提早发现，逐一疏导。

其次，高校要了解把握大学生在校的消费状况。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学校要在新生入学时对其心理状况进行认真的调研分析，关注重点生的心理发展和他们的消费情况。分析掌握学生们的消费特点、消费心理，才能“对症下药”，探究当代大学生的消费规律性，有的放矢，有针对性的开展学生消费的引导工作。

再次，高校还应积极协调，调动辅导员和“两课”教师，普及消费知识，组织各种讲座，结合生活中的案例组织召开主题班会，对学生进行消费教育，用科学的观念武装学生的头脑，用健康的思想引导学生，使其正确认识消费，不被动的受消费支配，形成科学的消费观。

4.学会理财，树立合理消费理念

大学生自身要不断加强自律，克服不良的消费行为，合理支配自己的生活费，学会理财，树立正确的消费理念，理性的对待自己和他人的消费，不盲目攀比、不奢侈浪费，将自己的精力转移到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学习上，以优异的成绩和良好的就业回报父母和学校的培养。

参考文献：

[1]汪行舟，王小敏.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生消费现象分析及对策[J].中国商贸，2010（8）.

[2]张晓晶，叶珊珊，应玲盼，张蕾.“90后”大学生消费现状透视[J].宁波大红鹰学院学报，2011（3）.

[3]李巍.当代大学生消费结构与消费行为探析[J].重庆社会科学，2006（1）.

篇(4)

关键词：上海 创新 创业 生态系统

顺应国家科技强国战略的实施，上海提出了到2050年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愿景目标，打造全球知识策源地和创业高地。对此，建设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是必由之路。但是，和世界发达的纽约、伦敦、东京等全球城市相比，在创新要素集聚、生态环境营造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本文基于国际全球城市建设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主要影响要素和未来趋势，提出上海下一步建设良好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对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Sassen在1991年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y）：纽约、伦敦和东京》一书中研究基于城市生产业，将“全球城市”定义为发达的金融和商业服务中心。周振华（2006）指出，全球城市网络是全球城市重要的中间解释变量，建立了全球城市与一般城市之间的联系。李志刚、吴缚龙等（2007）指出，“全球城市”强调的是城市在城市特别是全球尺度上的经济控制力和管理功能，上海可谓东亚最具潜力的全球城市。屠启宇（2012）强调，未来“世界城市”的发展趋势包括由金字塔形向“钟形”结构发展的格局；以服务业为主向产业均衡形态发展的产业结构；包容性发展逐渐成为关键性标杆的社会环境以及向产业乃至城市总体定位渗透的文化等。

（一）城市创新系统理论

区域创新系统的概念主要来源于创新系统和区域科学的研究成果。中国学者赵黎明等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为背景，以建立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城市创新系统为主线，较早提出了城市创新系统理论。于晓宇、谢富纪（2009）指出，我国城市创新体系的构建不仅仅要考虑长期的科技政策背景和导向，也要考虑到本市创新体系过往的历史和核心特征。2011年，Jorg Musiolikn等提出城市创新体系的功能主要包括促进创业活动、知识开发、通过网络进行的知识扩散、帮助并引导创新参与者找到自身的作用点、市场形成、资源调动、法律制度的形成、积极的外部效应的开发。

（二）创业生态系统相关理论

Prahalad C. K.（2005）认为，创业生态系统是一个允许有着不同传统和动机的私营部门和社会角色共同参与的一个框架体系，在这一体系内，它们扮演各自的角色，并在这一共生关系下创造财富。Florida（2009）解释了创业生态环境运行过程――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和富有创造力的工人共同生活在一个高密度的生态体系中，直接互动，产生思想，将其变为产品和服务。林嵩（2011）认为创业战略和创业支持要素研究在微观层面回答了创业生态系统的部分微观属性特征；创业网络研究从中观层面回答了创业生态系统的部分属性特征；创业环境研究从宏观层面回答了创业生态系统的部分属性特征。

二、全球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影响因素分析

伴随信息通信技术的日益普及，以及知识存在形式和研发创新活动呈现出的新特征，外部资源（尤其是全球范围内资源）的重要性和可实现性不断提高，企业将获取创意的范围拓展至全球，通过嵌入全球创新网络（GIN）有效获取全球创新资源。

（一）全球化和网络化

全球化呈现出两大新趋势：一方面是“区域化”的趋势，即以TTIP、TTP、TISA为代表的区域化将成为全球化深化中不可逆转的趋势，并将呈现出区域管制化、数字化和专业化等特征；另一方面是“平衡化”的趋势，即在全球化深化过程中，全球将着力突破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困境，实现“再平衡化”，所有国家将会进一步开放与合作。

网络化对全世界及全球城市带来的变化将体现在四个方面：海量微主体、低边际成本、碎片化多样化、后喻文化，这对创新创业环境都带来深刻变化。同时也导致全球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全新的需求。

（二）科技进步和产业变革

生物产业、信息产业、材料产业或能源产业的单一产业突破很可能带来累积效应，引发全社会的整体变革。如能源领域，太阳是未来人类最有希望的能源。每年地球从太阳那里获得数千倍于世界上的人类所消费的能源，理论上说只要捕获其中极小部分就能足够提供我们所需的全部的电力，而且不会改变气候、损坏环境和穷竭资源。成本、功率密度、能源储存是决定太阳能发电未来的关键性挑战。

（三）高技能创新型人才的“全球环流”

全球人才流动和集聚将出现一体化趋势，同时全球人才虚拟化趋势显现，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人才将进行更为广泛和频繁的跨全球流动，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将形成高端人才的环流和聚集，北―南流动、北―北流动，南―北流动和南―南流动更为频繁。

大量的高技能劳动力对创新集群的形成至关重要。研究显示，以色列的企业与在硅谷或美国其他地区工作的以色列国民之间的频繁联系对于吸引跨国公司入驻以色列而言至关重要，Saxenian和Hsu（2001年）的研究也指出，台湾裔的美国工程师成为硅谷与台湾之间的纽带，为台湾新竹产业集群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风险资本跨境流动

在未来的创新系统和创业生态环境中，随着新型金融工具的不断开发，支持创新创业活动的风险资金体量将变得更为庞大，资本性质将更为国际化，资本结构将更为多元，资本的流动将更为开放和自由。其中，未来资本最重要的特征是资本势位将逐渐下移，即原来只有富商或大企业资金才能流入风投市场，而未来通过金融创新，普通大众的资金也将参与市场的博弈；而利用互联网技术，全球化的资金将更为精确地指向任何高回报率的领域，并通过信息技术形成资本运用的高度协同。

（五）知识的全球化流动

未来30年，要素流动将呈现知识密集度高的特征。以往全球要素流动主要是来自低成本国家的劳动密集要素和资源丰富国家的商品密集要素。如今，知识密集要素的流动占到了全球要素流动的50%，而且这一比重还在继续上升，增速是劳动密集要素的3倍。

随着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与新科技革命曙光的日渐明朗，由知识流动主导支撑的“全球创新网络”将在下一个三十年逐步成为未来全球化内涵的主要演化方向。

三、全球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未来趋势分析

（一）创新主体多样化，创业行为常态化

创业物种的多样性是全球城市创新体系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基础，是创新持续迸发的基本前提。创业物种通过人才、资本、知识、技术为主要纽带形成了复杂的价值网络，在竞争性合作共生中不断演化发展。多样性共生的特征意味着创新主体与创新环境之间进行着频繁的试错与应答。因此，未来创新体系中的创新主体将形成囊括政府、企业、大学院所和用户，并形成“四螺旋”产学研用“共生”的状态，用户将成为城市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主体，这也使得整个创新体系将变得更为扁平化，而“体验+服务+产品”将成为创新体系的价值实现载体，面对生产消费者（Prosumer）的崛起和产学研用社区生态化创新的新模式，从强调供给侧政策转向依据创新链综合推进需求侧、供给侧和环境面政策的协同运用。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创业的门槛将不断降低，越来越多的个体有能力获取创新资源，并以个体形式创办企业。伴随着越来越多以个体形式成立的小微企业将成为全球创新体系中最富活力的创新主体，其与大企业之间的关系将变得更为平等，并在科研机构、用户群体的协同下全面参与到价值链的各个环节。

（二）创新活动全球化，创业活动社区化（本地化）

全球城市创新体系不再是孤立封闭的“生态圈”，而是建立了与外部的广泛联系。每一种创新物种个体或群落的发展进化均依赖于其他创新物种个体或群落以及周围环境，人才、资金、信息将自由、高效流动，进而更加高效地汇集全球的创新力量。以色列特拉维夫创业生态系统堪称高度开放性的典型代表。特拉维夫吸引着全世界的企业家、投资者和创新人才到此聚集。截至到2013年10月，已有数百家跨国公司在特拉维夫建立了分支机构或研发中心，包括google、微软等世界级高科技公司，同时也有许多以色列创业公司被国际知名公司收购。又如印度的班加罗尔，在其科技园有注册运营的企业超过130 家，其中65%以上为跨国公司，微软、英特尔、IBM、通用电器、朗讯科技等全球多家500 强企业均在园区设有离岸软件研发中心。

（三）创新系统开放化，创业生态繁荣化

未来创新体系是创新主体在全球范围内搜索可利用的知识资源、关注资源使用权并且具备高度开放性的价值网络创新模式。随着城市逐渐成为区域中最具代表性的载体，成为全球价值网络中最为重要的节点，城市创新体系将与全球创新网络这一大系统产生更为全面、深入的交互活动。而未来城市创新体系只有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参与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交互，协同创新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其系统价值。与此同时，到2050年是全球第三次工业革命深入发展的三十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创业机会将不断涌现，而创业的便利化使得全球范围内的创业生态将呈现出空前的繁荣，这也为创新系统的进一步开放和辐射作用奠定了基础。

四、对策建议

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需要培育全球化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应当聚焦关键问题、突破制约瓶颈，分阶段、有层次地推进创新生态环境的构建。

（一）在城市创新发展理念上，从工程化思维转向生态化思维

生态化思维的创新发展，更强调增强回路和调节回路等反馈机制，注重创业生态物种、要素的多样性、异质性，且更迭多，要素间关系更为复杂。重点要突出不同主体间的有机联系，突出政府内部及与各要素的协同，高度重视“选择机制”，如创业要素与“创业环境”（生境）间的选择与适应问题。

（二）在系统运行机制上，要更注重系统可持续演化发展

全球城市创新系统与创业生态环境的形成是一个从低阶到高阶进化发展的过程，系统从单个主体集聚，不断成长、发展、演化过程中，通过“涨落”正反馈机制中达到有序，从微涨落经过要素非线性作用逐渐放大为巨涨落，引起全球城市创新系统与创业生态环境新的有序结构和突变的产生。

（三）在与外部环境互动上，要以更加全面的开放来促进创新

促进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对内对外的全方位开放，促进创新主体之间的对接、交流与交融。上海要充分借助自贸区的建设与发展，以开放竞争促进创新发展。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方式开展国内外科技合作与交流，提升利用全球创新资源的能力，搭建全球原始创新的产业转化平台。

（四）加快建设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

充分结合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对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性作用和政府对产业进化的促进性作用，重点发展提供全球化服务的生产业。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领域，以服务型制造推动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持续向价值链高端迁移，从而使上海的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成为中国产业群落演替和进化的重要“风向标”。

（五）引导企业培育创业生态系统

强化企业间共生合作，规范大企业并购中小企业的有关法规政策，引导、鼓励上海制造企业强化研发设计与技术整合能力，实施开放式创新和嵌入式创新，从“大而散”的产业链内置模式，转向“大而强”的产业创业生态系统模式。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和生产要素，建构面向全球市场的产业创业生态系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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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思想道德 实效性 思考

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理论教学存在的问题

1.教学方法单一

由于旧的传统灌输式的课堂教学模式，使得大学生们对于这门课的反映较为冷淡，积极性也不高，大部分教师仍然偏重于概念、理论的阐述，在课堂上照本宣科，对教材内容缺乏消化、吸收和再加工的过程，只注重教学计划和进度的完成。在教与学的关系中，教师往往采取“一言堂”的教学方法忽视了教学的实际效果。以至于不能够完全掌握这门课程的精神实质，这种重理论而轻实践的现象普遍存在。具体表现为以教为中心，学围绕教转，导致学生只能是被动地对知识进行接受，囫囵吞枣，失去了学习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同时也失去了自主学习思想政治课的兴趣。然而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培养自主学习能力。重理论轻实践非常普遍，导致学生实践意识和能力缺乏，知行脱节现象极为常见。到目前来说“一言堂”的情况有所改善，虽然教师也运用课堂讨论、社会调查等多种方式，并采用了电视录像、多媒体教学等手段，但还没有形成多元的、个性化的教学模式。还有的教师教学没有针对性，对学生所想的所关注的社会热点、疑点问题采取回避态度，对学生的思想状况、思想特点了解不够，没有把握住大学生的思想脉搏。

2.学生重视度不够

思想政治课由于在长期的教学中采取的是传统的教学模式，所以是以教师为主，教师在课堂上享有绝对的权威也更好地宣扬了主流的价值与文化，而学生大多数状况下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中。这门课又是宣扬社会主义的道德，虽然和现实生活紧密结合，但是却不能很好地运用理论知识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面对至高的道德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冲突，又无解决的合理办法的时候，学生就失去了学习的热情，学习的积极性不高。

（二）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本课程实践教学的目标在于解决大学生在思想领域和重大社会问题上的认识困惑，并提高大学生的道德修养和法律素养，若是偏离了这一目标就会使得该课程的实践教育目标被虚化。虽然很多学校的实践教学内容和形式多样化，但是与理论教学的内容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整合。

1.实践课在课时分配上缺乏规范性。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总课时数的规定是很明确，但是对于实践课的课时规定相对来说比较模糊，没有形成专门的规范。大部分学校呈现出来的是课堂教学课时偏多，而实践课时相对来说较少，更没有合理分配的细节。

2.教学的形式缺少社会性。这门课的实践教学环节主要局限于让学生集体观看资料片、举办讲座和演讲，及辩论活动，或者是组织学生的进行社会调查，等校内范围的教学活动为主要的形式，很多的高校由于考虑到学生的安全等等各个方面真正组织学生走出课堂，深入社会的实践活动特别的有限。这样学生参与的热情度也大大降低，像一些外出派学生代表参加的活动，大多数的大学生没有机会参与到实践活动的其中，进而造成实践活动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3.教师的教学指导缺乏实效性。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实践教学活动来看，大多数都是教师在课堂给出学生可供选择的题目或者是学生自己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把学生分组进行，并且撰写实践总结，并由学生讲解和分析本次实践的体会。最后任课教师批阅和整理学生的实践作业，并给出实践的成绩，但是在这个环节中缺少重要的一项是教师跟踪学生的实践活动，并对学生在实践中进行具体和有效的引导与指导，还可以增进师生的情感并能体现实践的效用，以至于整个教学活动缺乏融合性。

4.实践课的考评方法缺乏激励性。实践课在整个教学活动中所占的比例很小，这样很难引起学生的高度重视，很多学生把实践看成是一次简单的活动，很多学生没有在实践中体会真正的价值作用。更重要的是本课程的实践教学缺少严格的规范和可操作性的考核体系，实践活动的内容常常是以内容新颖逻辑的完整性以及字数的多少来衡量学生的实践活动的成果，忽视了对学生实践过程中认识能力和自我评价能力的关注，甚至有少数的同学弄虚作假来完成本次的活动，不仅没有提高自身的知识应用能力，还挫伤了部分同学的积极性。

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实效性不强的原因

目前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对部分学生厌学、部分教师厌教的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既考虑学生和教师的主观原因，又考虑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的客观因素。

（一）从学生方面看

部分学生厌学的主要原因有：第一，功利主义的影响。面对现代社会激烈的竞争，学生们为了能在将来的择业中更能处于有利的地位，报考研究生、过级（外语、计算机）、出国等已成为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的主攻方向，学生专业课负担很重，学习压力大，有些专业还有实习活动，客观上弱化了大学生对政治理论课的学习；第二，抵触情绪的影响。传统“政治”观念的消极作用以及现实政治生活领域负面现象的影响，淡化了大学生的政治热情，造成了对政治理论课的错觉。由于受社会上不良因素影响，一些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抵触情绪比较严重，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一种“教化”，是空洞的说教。

（二）从教师方面看

主要表现为：第一，个别教师缺乏使命意识。不能正确认识自己所从事工作的历史使命，缺乏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意识。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没有意识到学生作为主体的存在，在教学过程中既不能对教师的主体、主导作用进行发挥，又不能到激发和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而是单纯地对教师的主体、主导地位进行强调，从而限制并压抑了学生作为道德主体能动性的发挥；第二，部分教师理论修养不够。许多教师由于自身理论知识欠缺，对于教材的理解度不够，故而缺乏吃透理论融会贯通的过程，使得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教学不能显示出各自学科的特点；第三，部分教师基本功差、执教能力不强。部分教师缺乏教学基本技能的训练，教学感染力不强，不能吸引学生。有的教师教学没有针对性，学生所想的、所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得不到解惑；有的教师授课没有重点，语言平辅直叙，缺少感情投入，不能引起学生共鸣；有的教师授课内容层次不鲜明，缺乏逻辑性；第四，部分教师教学手段单一。从实际情况来看，大部分课堂教学采用的是单纯讲授的形式，虽然有时教师也运用课堂讨论、社会调查等多种方式，并采用了电视录像、多媒体教学等手段，但还没有形成多元的、个性化的教学模式，尤其是能够将教材的内容和电脑等多媒体教学实现完美结合的教师较少。

（三）从社会价值导向看

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信息交流便捷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人们的价值观呈现多样化的态势，人们处于多种价值观的包围之中，面临着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困惑。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变化同样是社会整体价值观变化的一部分，是历史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受社会上多元化价值观念的影响，大学生也不可避免会产生多元的价值取向，并展现出新的特点：他们的价值取向“从理想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从避实就虚到求真务实，从崇尚他人到崇尚自我，从主体丧失到主体高扬，从单一选择到多样选择，并表现出了功利化、实用化和自我化的倾向”。大学时期是大学生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大学生的思想行为是不稳定的，开放的，他们的经验与阅历还不足以使他们在面对多样化的价值取向时做出正确的选择，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主导性价值观，其价值观念还时常随着社会上各种思潮和社会热点等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只有强化对大学生的社会价值导向，才能使他们在事关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的重大问题上始终保持头脑清醒，是非分明，才能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成才观。

三、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效果的措施

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实效性，任课教师是关键，理论课程的教师要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只有政治坚定、思想道德素质过硬，业务素质精良的教师才有资格、才有能力讲好这门课程。在了解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识水平、思想困惑及关注热点的基础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应从教学观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方面加以改进和创新，以增强授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转变教学观念

坚持以学生为本是增强实效性的前提。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学生这一特殊的群体也不例外。他们思维活跃，独立意识主体性明显增强，对同一件事情往往有着自己的观点和判断，愿意在众人面前张扬自己的个性，喜欢与众不同。作为教师，尤其要注意到当代大学生上述思想观念的变化，更新教学观念，在教学过程中遵循以学生为本的原则。这就要求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以学生为主体，首先在教学中要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了解学生内心需求、兴趣爱好，合理调整教学方式。其次以学生为主体，要体现尊重与平等。教师要充分尊重学生的思想、学生的民主与权利、学生的个性、隐私与尊严等。遵循学生与教师平等的原则，将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最后，以学生为主体，要凸显教育的服务功能，以学生为教学评价的主体。这就要求在教学过程中，要集中学生的智慧，反映学生的意愿，心系学生的利益，要以大学生喜欢不喜欢、满意不满意、接受不接受作为评价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否成功的重要尺度。因此教师只有把自己置于与学生平等的地位，以学生为本，引导学生参与对理论的思考、分析，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二）改革教学方法

长期以来，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大多是沿袭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法，重教有余、启发不足。再加上有些教师以权威自居，尽管把教学内容设计得很好，但难以走进学生的心灵，导致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参与程度较低，削弱了学生的主体作用，制约和影响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因此要根据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发展和教育的规律，积极推进教学方法的大胆创新，从学生实际出发，探索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新招和实招。一方面是要不断拓展有效的教学方式。在教学方法上采取师生双向交流的“互动式”教学，倡导启发式、参与式、研究式等教学方式。针对不同类型和不同阶段的大学生的特点以及不同课程，可采取课堂讨论、专题讲座、辩论、社会调查和参观访问等方法，学生在主动参与过程中获得自我教育和自我提升。另一方面，在这门课程的考试上采用开卷和闭卷相结合、笔试与口试相结合、个人单独答卷和小组集体答卷相结合等方法，目的是突出对学生素质和能力的考察。

（三）协同多种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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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国内大学生诚信教育带来了挑战。高校必须加强诚信教育理念创新、诚信教育方法创新、诚信教育管理创新和诚信教育资源整合创新,才能应对金融危机的挑战,提高大学生诚信教育的实效性。

一、后金融危机时期大学生诚信教育的紧迫性

2008年,一场由美国次贷风波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给经济领域和相关产业造成巨大冲击。虽然这次金融危机已经进入尾声,但以美国为首的救援仍在继续,世界各地依然笼罩在危机的阴影之下。无论政界、商界还是学界,都对这场来势汹汹的危机始料不及,对后危机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变化也难以预料、众说纷纭。在全球化背景下,国与国之间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联系空前紧密,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在封闭的状态下求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中国在这场金融危机中不能独善其身。而作为社会生活一个重要的方面,中国教育包括大学生的诚信教育也将直面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挑战。

首先,金融危机对高校的影响体现在大学生就业方面。前教育部部长周济在2009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当前经济形势变化对一些地区、行业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已经产生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2010年初,广东省教育厅举办的番禺人才专场在大学城举行,共有200多家企业单位提供近1000个岗位,而入场求职的毕业生超过10000人。当然,大学生就业紧张状况也与前几年高校规模逐年扩大有一定关系。据教育部统计,2008年,全国共有普通高校毕业生559万人,比2007年增加64万人。2009年共有普通高校毕业生611万人,比2008年增加52万人。连续多年的高校扩招,致使每年进入就业市场的高校毕业生大幅度增加,而社会需求量相对不足,导致了供需总量上的矛盾,而金融危机的来临将使这一矛盾进一步加剧。这就意味着毕业生的就业竞争更激烈,门槛会更高,想要胜出,得到职位,就要有更强的能力并付出更大的努力。

其次,金融危机对高校的影响体现在各种不良思潮的泛滥上。当前,全球一体化浪潮的影响,东西方不同的价值观念、民族文化等在全方位、多层面上相互碰撞和渗透,必将使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道德的批判与继承,冲突与挣扎在大学生身上体现得尤为充分。一方面他们有创新与突破的渴求,但另一方面,他们又生活在既有的生活模式和思维方式之中。由于社会转型时期大学生的思想意识更新和替代的速度加快,全球化背景下各种思潮的渗入容易导致大学生思想出现混乱。目前这场席卷全球的世界金融危机,是由于金融领域的信用失范引起的,贷款人的失信、金融诈骗的涌现、华尔街金融地位坍塌以及实体经济中的贪婪,金融危机在冲击整个世界经济领域的同时,也在深刻地冲击全球的人文价值观。金融秩序是建立在契约精神和诚信基础之上的,而金融危机对诚信伦理的破坏导致社会思想混乱,各种不良思潮的兴起,对当今国内大学生的诚信教育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在巨大的就业压力下,在各种不同社会思潮的影响下,高校大学生在信念认识上出现了一些模糊,甚至存在错误认识,在价值观念与道德行为方面存在失衡现象,如急功近利倾向较为突出、不讲信用现象泛滥。表现在一是学业上弄虚作假,如剽窃论文、考试作弊;二是在就业上不实事求是,而是夸大其辞,甚至无中生有地杜撰自己的实践经历;二是出现诚信德育无用论,只学习技能性适用性知识,导致部分高校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专业知识合格而道德水准低下的局面,尤其是诚信观念薄弱。这些问题的存在,警示我们必须全面加强大学生的诚信教育。

大学生是我国高等教育对象的主体,是我国未来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活跃分子,培养德才兼备、具有较高思想政治素质的大学生对我国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高等教育阶段是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关键时期,也是继承民族优良传统形成精神支柱的重要阶段,此时的伦理素质教育将对掌握知识、培养能力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目前我国高校大学生诚信教育不仅缺乏,而且教学方法仍然停留在传统模式之中,这种模式把理论教学仅仅看作是对学生施加外部影响的过程,而不注重提高其内在认知水平,这是当今高校德育困惑的重要原因之一。要提高大学生诚信素质,必须改变传统的理论课教学方式的路径依赖,从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管理、德育环境等环节中全方位改革,寻求提升教学实效性的有效途径。

二、后金融危机时期大学生诚信教育的创新

诚信教育是塑造大学生人生观与价值观、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的重要途径,而创新是大学生诚信教育的内在要求。大学生诚信教育要面对后金融危机时期文化环境的巨大变化,必须探索新方法,创造新经验,进行全方位的创新发展。

其一,要加强诚信教育理念创新。教育理念直接影响到教育实践行为,并决定着教育实践行为的有效性。在大学生诚信教育中,要廓清那些过时、僵化的思想,确立开放的、发展的、多维度的、不断创新的诚信教育观,增强诚信教育的前瞻性、预见性和针对性,从而提高诚信教育的实效性。一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当代大学生的思维方式、生活理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等已经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与父辈们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他们在思想意识上少了许多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更关心个人价值的实现和社会正义的追求。大学生诚信教育不应该以圣人、神人、至人的形象去要求现实的人,而是以关注人的生活为核心内容,充分认识和把握人的本性,引导人的正当欲望,解决人的精神激励、灵魂塑造和品格提升问题,实现“通其情、达其理、导其行”的目的。二是要树立开放性的教育理念。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价值多元化的今天,作为社会个体的个人无法拒绝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浪潮的冲击,特别是西方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意识形态对个人的影响无处不在,潜移默化,世界互联网的作用更是加剧了这种渗透与辐射。大学生诚信教育工作必须适应这种变化,要避免把学校与社会分开,关门进行诚信教育的做法,要以宽容的心态来接受西方的道德形式,注重在批判的基础上吸收东西方文化的精华。

其二,要加强诚信教育方法创新。今天的大学生不再是过去那种信息渠道单一、易于引导灌输的大学生,而是信息来源丰富,思想倾向复杂的活跃群体,这就要求诚信教育必须彻底改变过去单一的灌输式教育方式,而应从认知性教育到情感性教育、从语言性教育到活动性教育、从灌输性教育到对话性教育、从模式化教育到个性化教育等多种方式的综合。一是采取灵活多样的课堂教学方式。课堂教学一直是我国高校德育的重要途径,通过课堂教学可以向学生传授一些具体的、相对稳定的道德规则和国家倡导的价值观,但要避免一味的“满堂灌”,教师要注意引入启发式教学。启发式教学是一种以引导为要务的教学方式,它注重由浅入深,由表及里,注重运用类比推理、运用假言命题,将一些较为抽象的、深奥的理论用一些较为浅显的示例和具体的情境表达出来,引导学生透过问题、透过实例思考深层理论、思考事物的本源。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联系学生的实际,针对学生的思想问题、模糊认识以及他们所关心的政治、经济和时事方面的敏感问题,有的放矢地进行教学,而不是局限于教材,一味照本宣科。要注意采用讨论、阅读、录像、表演、辩论等多种教学形式,引导学生参与教学,从而达到自我教育的目的。二是开展多种寓教于乐的课外活动。一所好学校的全面而正常的课外生活,会比一些反复灌输道德观念或社会意识的特定课程更能使学生建立起理想信念和培养健全的性格。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高校纷纷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这些活动大致可分为思想政治性的、学术知识性的、文娱体育性的和服务性的四类,这些活动不仅是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也可以从中反映学生所追求的目标和价值,它们为陶冶大学生的情操,促进学生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高校要积极鼓励大学生开展各种寓教于乐的课外活动,尽可能为学生课外活动提供必要的场所和设施,派经验丰富的教师进行指导,使学生的诚信素养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不断得到提高。

其三,要加强诚信教育管理创新。管理创新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大学生诚信教育考核创新,二是教育者评价体系创新,三是建立大学生诚信奖惩机制。在大学生诚信教育考核上,由于高校大学生诚信教育相对于智育和体育来说,有其在内容和方法上的特殊要求,不能简单地将伦理课的考试成绩作为学生伦理素质的单一衡量指标,还应该根据其表现出来的思想素质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形成客观的权威认定,从而促进学生的诚信素质的提高。在教育者评价体系上,主要从科学选取评价主体着手,对教育者的评价考核既不能仅由学校相关管理机构说了算,也不能仅由教育者自己说了算,合理的评价主体结构应该是一个由教育者、学校、学生三方共同组成的,以学生为中心的评价主体结构。此外,在大学生诚信教育中,还要建立有利于诚信教育的奖惩机制,把教育与处罚有机结合,一方面,要以一种积极的教育方式对诚信的行为予以鼓励,在高校建立起一系列的诚信评价体系,如对诚信评价好的学生给予参评优秀的资格等,从而鼓励大学生特殊群体学生自觉地培养诚信品质;另一方面,对失信要要予以一定的批评和教育,甚至处罚,从而起到相应的警戒作用。

其四,要加强诚信教育资源整合创新。一是要促进大学生诚信教育载体的多样化。大学生诚信教育不是只关乎思想政治课堂教育的工作,它还应该渗透到所有专业课程的教学中,因此,其教育载体除了专门的德育课堂之外,还要包括其它专业课课堂;除了系统的课堂讲授之外,还要包括网络、电视、校园广播等大众传播媒介。二是要强化诚信教育中教师的表率作用。教师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做好表率。教师良好品德将对学生道德修养的提升产生巨大影响。高校要努力提高教师的道德素质,做到教书育人、环境育人,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道德陶冶,不知不觉中得到道德升华。三是要加强学校与外界的联合。除了学校之外,政府机关、社团组织、家庭和企业都应为大学生诚信教育做出努力。只要社会各方加强沟通和互动,注重分工与合作,齐心协力,大学生诚信教育将获得实质性的改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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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

文学地理学是一门有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当今时期，在源远流长、积淀丰厚而又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的中国文学研究不断面临学科交融、学术创新的严峻挑战之际，建立中国文学地理学这一新兴交叉学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学科意义

建立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尝试与探索，是基于对目前中国文学研究现状诸多缺失的反思以及如何构建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学史研究范式的双重选择的结果。

文学地理学，顾名思义，即是融合文学与地理学而成的跨学科研究，其学科定位可以有以下多向选择：1、从属于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2、从属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3、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交叉学科；4、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5、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方法。鉴于目前文学地理学学科尚处草创阶段，难免见智见仁，我想不妨先从中抽绎出若干核心要素，然后重新排列组合如下：

1、文学地理学是文学与地理学的跨学科研究；

2、文学地理学并不是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简单相加，而是彼此有机的交融；

3、文学地理学之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地位并非对等关系，而是以文学为本位；

4、文学地理学研究主要是为文学提供空间定位，其重心落点在文学空间形态研究；

5、文学地理学既是一种跨学科研究方法，也可以发展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乃至成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

据此，大致可以将文学地理学扼要概括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其发展方向是成长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

文学地理学中的“地理”，依次包括：1、作家籍贯地理；2、作家活动地理；3、作品描写地理；4、作品传播地理等四个层序，通过对这四个层序动态的、立体的、综合的分析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更真切地了解文学家的生态环境，复原经过文学家重构的时空场景，揭示隐含于文学家意识深层的心灵图景，而且还可以由此探究文学传播与接受的特殊规律。这里，需要特别关注一下文学地理学中“地理”之于“文学”的“价值内化”作用，所谓价值内化，就是经过文学家主体的审美观照，作为客体的地理空间形态逐步积淀、升华为文学世界的精神家园、精神原型以及精神动力。有感于《红楼梦》又名为《金陵十二钗》，且反复出现“金陵”意象，我曾作过一次粗略的统计，结果发现《红楼梦》一书中出现“金陵”（或南京）竟达42次之多，足以表明“金陵”在曹雪芹精神世界中非同寻常的重要地位，因童年时代居于金陵，于是金陵便附丽着美好的童年生活在与曹雪芹坎坷一生的强烈对比中，不断内化、升华为具有精神原型意义的理想世界，积淀为具有精神原动力作用的“金陵情结”。再如鲁迅先生的系列“故乡”小说，则为我们提供了由地理上的“故乡” 价值内化为“故乡情结”的另一经典案例，也同样具有普遍性的启示意义。

文学地理学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其目的首先在于重新发现长期以来被忽视的文学空间，其次是从文学空间的视境重释与互释文学时间，最后则是重新构建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学史研究范式，这对于推动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无论在个案研究的微观方面，还是在文学史研究的宏观方面，都有重要意义与价值。正如一切物质都是时间与空间的同时存在一样，文学的存在也离不开时间与空间两种形态，而文学的研究也同样离不开时间与空间这两个维度。文学史，只有当其还原为时空并置交融的立体图景时，才有可能充分重现其相对完整的总体风貌，因此，文学地理学对于文学空间研究形态的拓展与深化，既在理论层面上更符合构建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学史研究范式的内在需要，同时也可以在现实层面上反思与补救当前中国文学研究现状的明显缺失。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是19至20世纪之交在中国文学变革与西方文学理论传入的双重作用下兴起的。尔后，经过代代学人持续不懈的努力，中国文学史――无论是通代文学史还是更为精细的分类专题史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与成果，成为中国学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纵观百年以来不断涌现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著作，其中最为流行的是注重时间一维的单向度的线性范式――姑且称之为“藤瓜范式”，即文学史的时间进程为“藤”，作家作品犹如结在“藤”上的“瓜”，大家大“瓜”，小家小“瓜”，然后依次排列，循时而进。这种“藤瓜范式”看似提纲挈领，脉络清晰，实则往往是对文学史研究范式的单向度的片面构型，其根本偏失就在于过于注重时间一维的线性演进，而普遍忽视空间形态及其与时间形态内在交融的立体图景，结果不能不以牺牲文学史本身的多元性、丰富性为代价。

今天，当我们面对百年以来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巨大成就与不足，面对学术界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学术争鸣与期待，我认为有必要重温一下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所提出的意见：“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 这里，陈寅恪先生特别强调编著文学史应做到“时间先后”与“空间离合”的两相融合，的确很有预见，也很中肯，对于克服长期流行的“藤瓜范式”之弊、重构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理想的新型文学史范式颇有借鉴意义。

文学地理学注重从文学空间的崭新视境，从一个新兴交叉学科的崭新平台，重新审视一切文学现象、形态与规律，其意义远不止停留于文学的空间研究，它将直接或间接地催化中国文学研究视野、理论与方法的重大变革，为其注入新的精神养液与活力。

理论创新

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建立与进展，首先有赖诸多具体研究成果的累积，但最重要、最核心的是需要具有原创性意义的理论创新的支撑。

追溯中国文学地理的研究实践，可谓源远流长，比如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下》所论《诗经・国风》的地域特点，注重以风俗为中介探讨地理环境与文学作品的关系，堪称早期地理与文学交叉研究的典范表述。此后，关于文学地理或区域文学的论述，在历代的文集、诗话、笔记等中屡屡出现，但多随感而发，缺少必要的逻辑推绎与理论阐述。到了20世纪，在首尾两次略为相似的“文化热”的激发下，传统的文学地理研究先是在世纪初伴随西方文化地理学理论与方法的传入而发生近代转型，其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等；继之则在世纪末再现复兴局面，除了日益增多的单篇论文之外，还陆续出现了以曾大兴先生《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胡阿祥先生《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李浩先生《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等为代表的一批学术专著。袁行霈先生《中国文学概论》也曾列专章《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予以讨论。此外，杨义先生新近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图志》，虽然不属于纯粹的文学地理研究著作，但在文学与民族学、地理学研究的结合上有新的拓展之功。这些都对中国文学地理研究的成果累积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从建立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学科要求衡量之，学术界对此还须付出更多的努力。概而言之，目前的相关研究普遍存在着两大根本缺陷：一是理论创新；二是体系建构，需要同时加以重点突破。其中理论创新是文学地理学学科得以建立和发展的生命与灵魂，但严格地说，迄今为止尚无具有原创性意义的理论建树，因此，这方面的重点突破，最为迫切，但难度也最大。鉴此，本文率先提出了“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的“二原”说，作为建立中国文学地理学的两大理论支柱。

“场景还原”说的要义，就是从文学概念或对某种文学现象的概括向具体鲜活、丰富多彩的特定时空场景还原，向更接近于文学存在本真的原始样态还原。真正的文学研究如同文学创作，切不可舍弃那些具体可感的特定文学时空场景，更不可舍弃发之于那些生动鲜活而蕴义深远的特定文学场景的真情感动。兹举两例：一是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冬，陈亮自东阳赴上饶拜访退闲在家的辛弃疾，二人同游鹅湖，共饮瓢泉，长歌相答，极论世事；陈亮小住十天后，两人又同去紫溪拜会朱熹，未见，陈亮先行东归。别后第二天，辛弃疾为挽留陈亮，一路追去，至鹭鸶林，雪深泥滑，独饮小村，夜宿吴氏泉湖四望楼，忽闻邻笛凄凉，不能成眠，感慨系之，作《贺新郎》词（把酒长亭说）。五天后，陈亮奉原韵赋词《贺新郎》（老去凭谁说）以答。别后，辛弃疾又作《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寄之。两人都在词中寄寓壮志难酬的悲愤和一致主战的心愿。二是清代顺治十五年（1658）四月，吴兆骞因丁酉科场案为仇家所诬，长流宁古塔后，顾贞观、徐乾学、徐元文等多方奔走，终以文才打动纳兰容若，援手相救。康熙二十年（1681）十一月中旬，吴兆骞在历经长达二十四年的流放之后，自宁古塔返还京都，徐乾学大设宴席，亲朋纷纷前来相贺。酒过数巡，徐乾学起身赋诗一首，徐元文、纳兰容若、潘耒、冯溥、陈其牟、王士祯、吴树臣、尤侗、毛奇龄等次韵奉和，吴兆骞本人也当场赋作《奉酬徐健庵见赠之作次原韵》诗：“金灯帘幕款清关，把臂翻疑梦寐间。一去塞垣空别泪，重来京洛是衰颜。脱骖深愧胥靡赎，裂帛谁怜属国还？酒半却嗟行戍日，鸦青江畔度潺。”……此景此情，的确令人感叹不已，感奋不已，它不仅留给我们一幅幅具体可感、形象生动的文人生活图景，而且也一同赋予我们一种震撼心魂的信念与力量。所以，所谓“场景还原”说，既是对一种鲜活生动、多彩多姿的原初文学样态的回归，同时也是对浸透其中的人文精神的回归。

然而，就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来看，特定的具体的文学场景毕竟仅仅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单元，无数个文学场景的组合与演进，才能构成整体的文学时空图景。鉴此，我认为有必要在“场景还原”说的基础上，再提出“版图复原”说，版图之“版”，意为户籍，《周礼・夏官・司士》有“掌群臣之版”云云，即为户籍之意；版图之“图”，意为地图。版与图组合为版图，既可通指一国的疆域，同时又可分指经济、政治、文化的地域分布状态，如政治版图、经济版图、文化版图，等等。文学地理的核心关系是文学家与地理的关系，其中文学家是主体，是灵魂；地理是客体，是舞台。文学家的“户籍”之所在，也就是文学活动空间与舞台的中心之所在；而文学家的“户籍”又非凝固不变，而是始终处于活动之中的，因此以文学家为主体与灵魂、以地理为客体与舞台的文学版图也就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文学版图的复原即是通过文学家的籍贯与流向，还原为动态、立体、多元的时空并置交融的文学图景，此即“版图复原”说的精髓所在。

“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的“二原”说，是相互贯通、相得益彰的。整体的文学版图是由无数个具体的文学场景组合而成，作为文学版图中的主体与灵魂的文学家无不处于具体的文学场景之中，具体文学场景的变化必然会引发整体文学版图的变化，而整体文学版图的变化又决定着具体文学场景变化的方向与节律。如果说，文学版图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整体的概念，那么文学场景则为具体、特定的时空组合，它是不可替代的，也是不可重复的，是高度个性化的时空组合。因此，把握了文学“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的精神实质，并将两者有机地融为一体，相信可以在微、宏观两个层面上为建构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体系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并可以克服缺乏文学地理与中国文学地理独特性的模式泛化现象与倾向。

体系建构

对于中国文学地理学而言，理论创新与体系建构就如灵魂与骨架，无魂不活，无骨不立，两者缺一不可。以“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的“二原”说为两大理论支点，然后通过重点提炼“本土地理”、“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区系轮动”等一系列工具性概念与范畴予以密切配合，这就为“理论创新”之“灵魂”与“体系建构”之“骨架”的融会贯通与逻辑转换铺平了道路。

体系建构既是建立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另一需要重点突破的关键所在，也是标志中国文学地理学学科形成的核心成果。从决定和影响中国文学地理的最为关键的要素来看，首先是文学家籍贯分布，然后依次为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最后归结为区系轮动。这如同一个哑铃结构，文学家的籍贯分布是整个文学地理的基础和始点，但它是静态的、平面的、单向的，与此相对应的区系轮动则是动态的、立体的、多元的，而中间最重要的三个环节分别相当于“动脉”、“心脏”、“灵魂”的功能与作用。

1、流域轴线在中国文学地理中犹如“动脉”的作用。黄河、长江、珠江、运河四大流域三横一纵的展开，犹如四大动脉贯通于中国文学版图之上，彼此在伴随中国文学版图自西北向东南的依次移位中相继发挥主导作用。其中黄河流域轴线具有先发优势，长江流域轴线具有次发优势，珠江流域轴线具有后发优势，而运河流域轴线则在沟通黄河、长江两大流域而构成中国文学版图中的“黄金水网”中，具有交而通之、凝而聚之的特殊功能。然后由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三角洲与京杭大运河相配合，一同构成环东南沿海的弧形“黄金连线”，此与运河与黄河、长江三河交汇的“黄金水网”一同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家最密集的分布区。

2、城市轴心在中国文学地理中犹如“心脏”的作用。城市轴心，意指具有一定空间结构和行政关系的城市序列在中国文学版图的构成与演变中所发挥的最为核心的作用――不仅城市本身成为最活跃、最重要的文学活动舞台，而且也是进一步驱动文学版图演变的核心动力所在。由于黄河、长江、珠江、运河四大流域在中国地理上的重要地位，中国城市群落也主要分布在这四大流域轴线上，流域轴线为城市轴心的形成提供了地理条件，而城市轴心的转换又带动着流域轴线的移动，彼此连为一体，密不可分。与此同时，城市轴心也在行政建置的设立与调整中，推进城市轴心体系的完善与轴心功能的发挥，然后在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上最大限度地吸纳和积聚各种文学资源，发挥文学轴心作用，成为文学版图的“心脏”所在。其中始于西周首陪都制所开创的“双都轴心”源远流长，别具一格，是城市轴心体系中的核心所在。由“双都轴心”将不同等级的城市网络连为一体，并通过“京都情结”的内在引力，最大限度地将各地的文人群体吸纳其中。

3、文人群体在中国文学地理中犹如“灵魂”的作用。作为文学活动与创作的主体，文人群体的流向随时都在改变着并最终决定着中国文学版图的整体格局，决定着文学区系轮动的方向与节律。文人群体的整体地域流向，总是围绕不同级次的城市轴心，从外邑流向都城，从边缘流向中心。其中最重要的，一是由求学、应举、仕进、授业构成的向心型的地域流向，主要表现为以向心力为动力的正向运动；二是由隐逸、贬流构成的离心型的地域流向，主要表现为以离心力为动力的逆向运动；三是由游历、迁居构成的交互型的地域流向，主要表现为以向心―离心力为合成动力的交互运动。以上三者，以前者为主导，以后二者为辅助，在“极化―扩散”的对流与互动中，不断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文人群体也因此而历经不同的排列组合，然后逐步成长为不同的文学社团与文学流派。

以文学家籍贯地理分布为基础，然后依次从静态走向动态，从平面走向立体，从单向走向多元，最后便进入对文学地理区系轮动的动态模型建构与规律探讨。综合中国文学地理的空间分布与时间演变来看，大致可以将其归结为“内圈”文学区系与“外圈”四大文学区系的轮动与互动。“内圈”文学区系，即指秦陇文学区系、三晋文学区系、齐鲁文学区系、巴蜀文学区系、荆楚文学区系、吴越文学区系、燕赵文学区系、闽粤文学区系。前六大文学区系分别座落在黄河、长江流域轴线上，燕赵文学区系、闽粤文学区系则分别座落在运河流域、珠江流域轴线上，然后环绕东海岸线而完成区系之间的连接、过渡与转换。这文学区系既在空间上同时并存，相互影响，又在时间上依次轮动，不断演化。“外圈”四大文学区系，即指东北文学区系、北部文学区系、西北文学区系、西南文学区系，这是“内圈”文学区系轮动过程中不断向外扩散并由此构成内外互动的结果，也是各代文学“拓边”运动的重要成果。

从“内圈”文学区系与 “外圈”四大文学区系的轮动与互动态势来看，处于核心层面、构成核心动力的，则是“内圈”文学区系 。其在总体趋向上，是从西到东，从北到南，先后经历了五次循环往复运动，也由此划开了中国文学地域区系轮动的五个阶段。第一次运动始于五帝传说时代，终于商代，依次从秦陇文学区系向三晋文学区系、齐鲁文学区系轮动，最后重心落在齐鲁、燕赵、三晋三大区系的三角地带。第二次运动始于西周，终于战国，同样依次从秦陇文学区系向三晋文学区系、齐鲁文学区系轮动，最后重心落在齐鲁与荆楚文学区系。第三次运动始于秦汉，终于南北朝，依次从秦陇文学区系向三晋文学区系、吴越文学区系轮动，最后重心落在吴越文学区系。第四次运动始于隋唐，终于南宋，同样依次从秦陇文学区系向三晋文学区系、吴越文学区系轮动，最后重心再次落在吴越文学区系。第五次运动始于元代，终于清代，依次从燕赵文学区系向齐鲁文学区系、吴越文学区系轮动，最后重心仍落在吴越文学区系。

以上各文学区系五次循环轮动的轨迹与规律，作为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的最终结果，是始于文学家籍贯地域，中经流域轴线之“动脉”、城市轴心之“心脏”、文人流向之“灵魂”三个关键环节的接力与互动而逐步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