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贸易论文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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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海外贸易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清末民初这段时间，江南地区的纺织品在市场流通量上并没有出现大的萎缩，就苏州地区而言，主要是得益于丝织品出口的大幅增长。根据民国初年的统计，1918年，苏州丝织业年产纱缎为107040匹，外销77930匹，占总产量的72.8％，年产值2414250元，外销1184550元，占总产值的49.02％，共有丝织工人16779人，其中生产外销产品的9949人，占工人总数的59.29％（注：王翔：《对外贸易与中国丝绸业的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海外市场的不断开拓一度成为刺激近代苏州地区丝织业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纱缎为数千年之实业，各国未通商以前，遍销全国，虽因丰欠，营业年有盛衰，然平均计之，频年造货与销货之比较，尚足相抵，机工即无辍业之虞，原料亦无造匮之虑，自海禁洞开，各国互市以来，虽有船舶来品之输入，内地纱缎销场，不无渐减。然丝织品之运销出口者，亦足相抵，其时各国税率，尚属平等，中外通商，名实相符。……自日、俄两国，于光宣年间，先后加税至五六倍至十余倍不等，纱缎之销路遂绝"（注："汤一鹗关于苏州丝绸原料生产，销售和出口等情况的调查报告"，1919年2月5日，转引自《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1385-1386页，苏州市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下同。）。
19世纪中期的运动曾给江南经济以沉重打击，江南丝织品业几遭灭顶之灾，直到19世纪80年代初，江南丝织业织机总数不过3万余台，不及战前盛时之半数（注：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第9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下同。）。"几乎所有桑树均已根除或被毁，从事丝业的居民，大多数星散。丝业的普遍衰落就是这几年骚乱的结果"（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第68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运动及日后的社会动乱，导致了社会购买力的下降，这对以国内王公贵族富商大豪为主要消费对象的丝织品市场而言，无疑是一沉重的打击，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刺激了苏州丝织业的恢复发展。1853年，太平军进入江南后，南京城乡约5万台织机停产，江浙一带所产生丝得以大量挤进外贸市场。同时，由于意、法等欧洲国家生丝减产，"从1853年下半年起，中国生丝出口猛增，到1858-1859年度，仅上海一个口岸出口的数量即扩大到85970包，较上海开埠初期1844-1845年度的6433包增加了12.4倍"（注：《上海对外贸易》（上），第62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11月。）。海外贸易的发展，使得苏州地区丝织业的恢复速度高于同时期的南京等地，到同光年间，为苏州地区纱缎业的全盛时代。"营业总额年达六百余万元，纱货远销俄国、高丽（朝鲜）、缅甸、印度等处，官方特设织造府于苏州，从事办差"（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3年2月初版，下同。）。
革命也使苏州地区著名的丝绸中心盛泽镇异军突起，盛泽镇是江南著名的丝织品集散地，"盛泽纺绸昔蜚声于世，在前清乾隆嘉庆年间，营业即已发达，各省客商来该地办货者极多。在全盛时代，出品不但行销国内各埠，且销行南洋各属，甚至推广至于欧洲"（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3年2月初版，下同。）。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距京杭大运河5公里，非水陆要冲，在运动中损失轻微，并成为众多富商大贾的避难地，据《吴江文史资料》记载：清咸丰十年，太平军与清军数度鏖战，尤其是清军在攻陷城镇后的大肆劫掠，江南地区普遭荼毒，南北交通受阻，苏州及浙江的杭州、湖州、双林、濮院等传统丝绸城镇受到重创。浙江嘉兴府的濮院镇，"机废业，织工失业"（注：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第8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下同。）；王江泾"当兵道，被兵后十九瓦砾……泾之士商同时避乱迁盛（泽）者无虑数百家"；"湖州逃难来者，尽至盛泽，人众比平时数倍"（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58-59页。）。来盛泽避难者多为丝绸富商，其中王江泾以绸商居多，双林镇以丝商占优，太平军占领后有"商民苟安"的记载，并划归浙江秀水县管辖。据《盛川稗乘》记载，太平军在盛泽设局抽厘，两年零一个月获银数十万，盛泽绸市呈现"千家一簇万间楼，估客如云采买绸，分寸黄金分寸土，行人不断市捎头"（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58-59页。）。这一切为苏州及至江南地区丝织业的继续发展保存了实力，即便在中国丝绸被排挤出西欧市场之时，盛泽的狭幅轻绸仍在南洋地区拥有广大的市场，并带动了江南丝织品的出口量，使之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水平上（注：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第110页。）。
二
丝绸与生丝是苏州丝织业的重要内容，也是当时出口商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前夕，由于西欧发展了近代丝绸业，中国丝绸逐渐被排挤出西欧市场。同时，又增加了对中国生丝的需求（注：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第58页。）。当时中国丝类出口主要"有白丝、白经丝、白缫丝、黄丝、黄经丝、黄缫丝、野蚕丝、野蚕缫丝、蚕茧、乱丝头、烂茧壳之分"（注：《1916年3月21日在江苏税务处为出口丝茧价格致苏总商会函》，《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788页。）。苏州地区的吴江县是其重要的丝织业基地，震泽丝是吴江蚕丝业的支柱，长期以来，震泽只缫丝而不织绸，其缫丝纯是以出售为目的的商品经济，由于家庭缫丝业零星分散，生丝购销极为不便，丝行行业应运而生，以沟通产销渠道（注：《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孔令奇：《清前期苏州的手工业行会》，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经济史》1996年1月。）。建于清道光咸丰年间的徐世兴丝行是近代震泽镇上有记载的最早的丝行（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80页。）。
盛泽镇作为丝绸生产中心，同时也是生丝聚集地。盛泽本地不产丝，其生丝主要来源于浙江的双林、菱湖、新市、濮院等地。据《盛湖杂录》记载，盛泽丝业在清"咸同间局面极阔在，外县皆直接收买，用护照运销各地，而以上海出口为大宗，名曰洋庄，岁销额值银千余万"（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62页。）。
同治以后，盛泽丝业经营范围仅限于织造用丝的购销，震泽丝经则始终保持出口。替代辑里湖丝而崛起的震泽辑里干经，出口外销全盛期在19世纪下半叶至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清光绪6年（1880），仅震泽一地出口即达5500包（每包约60.48公斤），最多的年份是光绪33年（1907），达13100包，其后至民国8年（1919）均在万包以上（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82-84页。）。当时全国白丝经出口仅南浔和震泽两地，震泽的白丝经出口约占总数的一半左右，出口地大半为欧洲市场。
民国初年丝织产品出口基本保持上升趋势，本世纪20年代中期，出口开始下降，在出口商品价值比例上，生丝比重高于丝绸的比重。当时中国出口英国的商品中，主要是丝、茶两类，其中丝在英国市场上的贸易量仅次于法国和英属印度，在英国市场上尚有一席之地（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64-966页。）。而丝绸在欧洲的市场贸易量则远远低于生丝。
苏州丝织品的对外贸易主要以日、俄、朝、南洋等地为大宗，"清光绪间，运俄绸缎岁有巨额，以海参威为无税口岸，运商皆由此进口"（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0页。）。日本市场方面，清朝末年尚有苏缎商"自往设庄营业，关税值百抽五"（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0页。）。"苏、浙、闽商往长崎贸迁寄居者，络绎不绝"（注：王翔：《对外贸易与中国丝绸业的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朝鲜市场更是当时苏州丝绸的主要出口地，其纱缎销售高丽市场占30％（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3年2月初版，下同。）。1919年至1921年，我国驻朝鲜元山和仁川领事馆的商务报告中，均有各类盛纺输入的记载（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58页。）。"韩人夙爱祖国，故其全国所需要之礼服，向来悉用苏州专造之高丽纱缎"（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0页。）；"吾苏纱缎一业，向为中国大宗贸易，每岁产额几千万元，工商之赖以生活者几千万人，其对外贸易较大者向有二种，一行销高丽、安东等处者，名高丽纱缎，一行销南洋群岛各处者，各曰阔货"（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21页。）。到前，苏州纱缎销售到朝鲜的，有宫纱、亮纱、仿绸、素罗、板绫、库缎等品种（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3页。），岁值一千五百万以上，工商之赖以生活者甚众（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37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日、意、法等国蚕丝生产锐减，给中国蚕丝出口一绝好的机会，辑里干经供不应求，丝价飞涨，每百两自45元涨至100元左右（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85页。）。盛泽绸在其行销极盛时代，"远及南洋群岛、东方诸国，甚至北欧、南美、俄国，每年输入国外及供给全国各地，统计生产约一千数百万，故当年有一日万绸之豪语"（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285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自日俄等国开始征收高额关税之后，销路锐减。1928年，苏州纱缎业海外贸易中，仅南洋群岛尚有运输之货。为此特设苏州出口阔缎检查所以管理运销南洋的丝织品（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22页。）。到30年代后期，海外市场由于受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的影响，盛泽绸的销售急剧下跌，"已不及以前三分之一"（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285页。）。
海外贸易的发展推动了苏州地区的丝织业，吴江县则保持领先地位，据不完全统计，1913年江苏省25县桑田总面积为1023004亩，其中吴江县200000亩，占总数的19.55％，位居第一（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6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全省全年共产茧63081689斤（其中春蚕茧49366655斤，夏蚕茧13715034斤），吴江县产茧5800000斤（其中春蚕茧5000000斤，夏蚕茧800000斤），位居第一（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43-44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1913年江苏省21县制丝人数达350417人，吴江县945000人，仅次于溧阳县（制丝人数134024人，占总数38.25％）；全县全年共产丝2049486斤（其中人工拣制1715266斤，机器拣制334220斤），而吴江县产丝1100000斤（全系人工拣制），占总数53.67％，高居首位（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29页。）。
到1917年，苏州吴江的盛泽镇大约"共有8000台织机，几乎全部都在盛泽镇周围二十五华里以内，所产丝绸，大部分是轻量的，所有生丝再缫，牵经上机以及织绸全由妇女为之"（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29页。）。据估算，当时盛泽镇各类丝绸每天正常产量为三千匹，按一年三百个工作日计，年产90万匹。每匹平均重量以九两计，共重506250斤（合303750公斤）。生产过程中生丝的损耗，当时苏州为35％，而盛泽镇已减至15％。因此，若再加上15％的重量，则全年共用生丝的总数为582187斤（合349312公斤）（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47页。）。由于盛泽本地不产丝，这些丝绝大部分来自南浔、平望以及浙江省的嘉兴、王店、濮院、新市等地，带动了周边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三
市场需求的发展促进了苏州丝织业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首先是在生产技术方面的进步，民国时期的苏州丝织业已开始注意现代新技术和机制工具的引进。1919年，由民间袁钟瑞、沈鹏、张文蔚等集资创设经成丝织有限公司，购进提花铁机24架，改用新法制造，"每年可出绸1650匹，每匹价值37元至40元，运销上海、广东、天津、北京及长江各埠"。其织出之绸，"新丽夺目，精美异常，尤推为绸业中之特色"（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32-33页。）。这一行为荣获当时农商部的奖励（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32-33页。）。1920年，苏州从日本引进了第一台电力丝织机，不久即发展到24台（注：王翔：《对外贸易与中国丝绸业的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到30年代中期的抗战前夕，苏州丝织业已拥有电力织机2100台（注：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第10页。），生产工具发生了很大变化。
其次，产品的原料结构发生变化--改变了传统的以纯天然丝为原料的生产形式，一些人造丝与天然丝的混纺品也加入了丝织品的行列。产生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随着国外人造丝和人造丝织品的输入，传统的天然丝织产品受到冲击（注：据海关贸易报告，我国1919年始有输入人造丝的记录，参见《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282-284页的有关资料。）。
由于人造丝与棉纱的混合品较纯蚕丝品价值低廉，很快为国内各个阶层人们所喜爱，其"光泽之美丽逾于真丝，更以纺织学之精巧，与棉纱混合制造人造丝之织品价值既廉，用途尤广"，"财力不能着绸缎者固所为唯一用品，即平昔衣绸缎者亦以其值廉与夫光泽美丽而购用之"，因而"服用人造丝织品者变渐增多"（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281-283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人造丝及外国机制产口的输入给传统的苏州纱缎以极大的冲击，"生机益形断绝矣"（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这是世界市场经济对苏州丝织业的又一影响；由产品原料结构的变化带来了苏州丝织品销售市场的变化--丝绸贸易开始倾向国内市场，到1933年，盛泽丝织品运销总额五百余万元，天然丝织品仅百余万元，其销路则"东北已绝迹，南洋亦甚微，大部在苏浙闽及长江流域一带"（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78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丝织品结构及销售市场均发生了很大变化。
30年代中期，以蜡线和人造丝为原料的中山葛年销额已占总销售额的75.12％，其他人造丝织品如条子纺和天真纱，年销近10万元；而传统的天然丝织品盛纺年销仅6万匹，加上印度纺，洋纺等品种，仅占总数的16.435（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80-182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销售市场也主要转向国内。
第三方面，丝织业的发展，带来了苏州地区市场机制及社会关系上的新变化。
19世纪下半叶，震泽业市由内向转为外向，著名的辑里丝及丝经由湖丝船装至上海转口输出，震泽丝市东延至沪，咸丰十年（1860），震泽、南浔两地丝商为推动出口，在上海合力组织江浙丝经同业总公会，震泽各丝行，丝经行或单独或联合派员常驻上海丝栈，办理收货及成交和结算等业务，丝栈建有仓库，丝货入栈后，由通事（兼翻译和跑街双重角色）到各洋行接洽销售，丝栈与丝行，丝经行之间建有相对固定的业务关系（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84页。）。
本世纪20年代，震泽镇上丝行共有二三十家，丝行按其经营性质，范围主要分为三类：乡丝行--收购土丝，略加整理后转售于丝经行，绸丝行--收购土丝，大部分为肥丝，分档后售于苏州、丹阳、盛泽等地织造绸缎；吐丝行--收购缫丝及摇经过程中剔下的废丝，整理卖出，大多用于制造丝线。
盛泽镇的绸领头，既要帮绸庄选办货物，又要代替机户销绸，成为介于绸庄与机户之间的仲卖人，按绸价之高低收取佣金，机户将绸送交绸领头，即可向绸领头支借现金约七八成，绸领头负责将绸卖出，若有余则交给机户，不足则向机户追回前所支借现金的一部分，其特点为绸领头必须替机户将绸卖出，而何时卖出，则机户不能过问（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从这些丝行绸庄所反映出来的市场机制来看，这一时期江南市镇内部管理流通的市场机制较以往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牙行、领投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已大不同于传统封建制度下牙行、领投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牙行内部和领投之间分工极细，它们向生产者传递商品市场信息，向商人传递产品生产信息--从而更接近于近代市场机制的运行功能（注：樊树志：《江南市镇的市场机制--吴江个案再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2月号。）。
另一方面，丝织业的发展也带来了苏州地区社会关系的许多新变化。"吾苏纱缎一业，向为中国大宗贸易，每岁产额几千万元，工商之赖以生活者几千万人"（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21页。），"苏州纱缎业在盛时，共有木机9000余架，职工30000余人，连同摔花、机具工、掉经等男女人几之赖以生活者，约十万余，占全城人口三分之一"（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仅盛泽一地，当时"以丝织为业者，殆不下万户，男女工作人数殆在五万以上，所织之绸如绫、罗、绉、纱、纺等类，岁可出数十万匹至一百万匹，行销各地，除本国各省外，其外洋如高丽、＠①罗、印度以及欧美各国，莫不有盛泽绸之销路"（注：王翔：《对外贸易与中国丝绸业的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众多的人以丝织为业，不同程度地改变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格局。以苏州地区的吴江县为例，1935年2月，吴江县各乡镇各类副业总收入为15015942元，其中机织品收入最高，达9580000元，占总收入的63.8％，加上丝、丝茧、绸收入，共10543400，占总收入的70.21％（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309-311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换言之，吴江地区的纺织业收入已大大超过农业收入，纺织业实际上已成为农民经济生活的"主业"。
在传统的中国农业经济中，农村副业无处不在，农副业紧密结合所表现出来的小农经济的坚韧性，是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重要特征，但是，江南地区纺织业的发展，却导致了传统农业结构中"副业"一词内涵的变化。以盛泽为例，盛泽的织绸并没有大规模的工厂，"盛泽纺绸，为一种农民副业，无所谓绸厂，农家织绸，卖于绸庄，农民为生产者，绸庄为销售机关"（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换言之，盛泽的丝织品"皆系零散机户，散处乡间，工人即系本地之乡人，纯为家庭工业，……盖乡人之居室即为织造之工场。凡机户家庭中人口多者，便有织机三、四具，人口少者，只有一、二机，且机户中亦有时织时止者"（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90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这些机户都是地地道道的本地农民，盛泽的纺织业，也确是农村副业的一种。但是，仔细探究其内部的关系，就会发现，盛泽的纺织业做为副业，和普通地区的副业大不相同，我们通常所讲的副业，主要指农民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情况下，于农闲时从事的从属于农业的一种职业，农民的主要收入当然还是以农业为主，而盛泽的情形则不然，"该地农家多以纺绸所得为主要收入，农田收获，反漠视之，大约农户依此为生者，约2万余人"（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从事纺绸业的农民，固然都有土地，而大部都是自耕农，可是对于农业并不重视。他们的重要经济来源是在于纺绸，这一年纺绸业如兴盛，他们竟至可让土地去荒芜。所以，年岁的丰歉，他们视之漠然，而纺绸业的盛衰，却是他们全部的生活所系"（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87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在这里，传统意义上的副业实际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业"。这一变化在当时的全国范围内或属凤毛鳞角，但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江南地区却是不争的事实，正是这一"主、副业"的颠倒，带来了江南地区土地关系的新变化。
自清代道咸以来，上海地区农村土地分散化已呈明朗趋势，其主要原因是，伴随近代化的步伐及新兴工商业城市的发展，出现了各种农业外的投资机会。与工商业利润相比，传统的地租就显得微不足道，最富有者对购买土地已不感兴趣，他们逐渐放弃了传统的雇工经营方式，全部出租土地，携带着从土地上积累起来的财富，迁往新兴的工商业市镇，把它们变成新式的工商业资本。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来地权的分散化（注：樊树志：《上海农村土地关系述评》，《上海研究论丛》第八辑。曹幸穗：《论旧中国苏南经式农业的消长及其经济背景》，《中国农史》1990年第3期。）。地权分散化的直接体现是以中农为主体的自耕农经济比重增大，并出现了"一田二主"、"田底权与田面权分离的"现象（注：樊树志：《上海农村土地关系述评》，《上海研究论丛》第八辑。曹幸穗：《论旧中国苏南经式农业的消长及其经济背景》，《中国农史》1990年第3期。）。像上面提到的盛泽镇从事纺织的农民，他们固然都有土地，且大部分都是自耕农，可他们对于农业并不重视，"农家织绸卖于绸庄为该地农家之主要收入，农国收入反漠视之"（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88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他们还常常把土地转租给来此地打工的绍兴、温州等外乡人，传统的封建土地关系实际上已被打破。
苏州及至江南地区纺织业的发展及由此带来的土地关系的变化确实值得注意。从明清到民国，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总体生产力基础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从历史"长时段"的发展角度来看，民国初年的苏州经济实际上是明清以来江南经济发展延伸的缩影。在农村，像盛泽及其周围地区的经济仍是以传统的小农经济为主，但由其纺织业的发展而带来的土地关系上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新变化，则为我们展示了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逐步解体的一种途径，也是传统农村经济发展前景的一个缩影；在城镇，随着大量的专业经济市镇的崛起及原有的中心城市经济功能的增强，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地主投资。以苏州而言，从20世纪开始建立的近代手工工场及机制工厂，开辟了近代机械工业的先河，预示着传统手工业经济向近代工业经济过渡的必然趋势。
四
本世纪20年代后期始，苏州丝织品的国际市场呈萎缩态势。其原因，除传统产品自身的缺陷--式样老化，不规范，生产工艺落后，难以适应欧洲新潮多变的市场需求以及消费观念的局限、管理方式的滞后等因素外（注：据有关史料，生产工艺的落后，制约了苏州丝织业海外市场的进一步拓展，市场信息的闭塞，消费观念的局限使丝织品生产者不能主动调整产品结构，也缺少主动适应市场变化的意识。）。帝国主义的关税壁垒和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则是导致其丝织品海外贸易下降的直接原因。
民国初年，日俄等国为排斥中国丝织品开始征收高额关税，苏州丝织品销路锐减。1928年，苏州纱缎业海外贸易中，仅南洋群岛尚有运输之货。为此特设苏州出口阔缎检查所以管理运销南洋的丝织品（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22页。）。1932年盛泽各类纺绸的28个品种中，外销产品只有8个，主要销往香港、＠①罗、新加坡等地，其余均销国内（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到30年代后期，盛泽绸的销售急剧下跌，"已不及以前三分之一"（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285页。）。具体地说：
朝鲜市场：后，日本吞并朝鲜，并把持入朝商品关税。1920年以前尚未加税，其最高税率为百分之三十，最低税率为百分之十五（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3页。）。1920年始征高额奢侈关税，值百抽百"以拒华绸"（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35-937页。）。到1931年，日本人造丝大量倾销朝鲜，并趁杜绝中国丝织品进入朝鲜市场之际，"仿造我国同样丝织品及人造丝织品，以廉价竞卖给朝鲜人所用"，至此，中国丝绸在朝鲜完全绝迹（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3-895页。）。
日本市场：自1924年7月开始征收奢侈品税，值百抽百，"遂无运往者"（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0页。）。
美国市场：美国人"好著光彩多目之绸"，而"华绸门面太狭，裁西服颇不合算"，且"货物之光彩"不及他国机织产品，丝绸被挤出美国市场（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54页。）。生丝方面，由于中国缫丝方式陈旧，丝条不均，不能应付美国绸机之用，因此曾一度风靡美国的辑里丝也逐渐退出美国市场，1923年，中国生丝出口美国仅占其市场的6％（日本占80％强）（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59页。）；1928年9月，纽约组织生丝交易所以推动日益发展的美国丝业，但交易所明确声明，"惟将来交易以日本丝为限"，以"华丝价格过高，行销不广"，不能迎合美国之标准为理由，拒绝华丝进口（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61页。），中国生丝在美国竟无立足之地。
另外，在越南、加拿大、英国、意大利及澳洲等地，中国丝织品销售市场均出现萎缩（注：光绪《归安县志》，卷13。）。
丝织品作为消费层次较高的商品，售价也较高，没有棉布的消费层次广，"吾乡绫一匹，平价银2两以上，织文极细，……弘治间，绫匹官给银一两，……近时乃有银10两，买绫四十匹，布二佰者，率计绫匹银一钱，布匹银三分而已"（注：光绪《归安县志》，卷13。）。换言之，一般性的丝织品，其价格要贵于棉布三倍左右，这就使它失去了人数最多的广大的国内下层消费者，就清代苏州地区丝织品市场变化看，虽然其在国外市场销售中仍然保持优势地位，没有像棉布那样受到其它地区产品的严峻挑战，且受江南民俗奢靡之风的影响，消费层次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国内市场有所扩大，但总体上看，丝织品的市场贸易没有棉布市场贸易广泛，其产品市场贸易的触角虽很遥远，但经济意义则逊于棉布（注：张海英：《明清江南地区棉布市场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就市场购买潜力而言，江南丝织品的真正出路还应该是海外市场。
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波及全球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则成为苏州丝织业海外贸易剧烈萎缩的致命原因，震泽丝产销路停滞，价格惨跌，"丝商遂无法维持，相继歇业"（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270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加上淞沪战争、日丝倾销的影响。1934年后，丝价一蹶不振，震泽"丝行相率停业，开行应市者，以严墓平望计之，不及从前十分之一"（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61-984页。）；苏州地区的众多工厂"先后报闭，无力经营"，创于光绪元年的著名老字号同泰怡纱缎庄"鉴于纱缎业之一蹶不振"，亦不得不于1933年宣告停业（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593-595页。）。丝织业陷入一片萧条。
篇(2)
论文摘要:人才所需掌握的东西越来越多是必然的，单一性的人才已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成为同时掌握几项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已日渐成为趋势，国际贫易行业已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单纯为7创汇而经营外贫出口的初级阶段到现在的已比较优势交换一一以“双盛”为目的新阶段。
随着我国加人WTO，中国与世界市场接轨的步伐逐渐加快，国际经济与贸易业已是我国目前最具增长潜力的行业之一，自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创纪录的两位数。越来越多的企业把目光瞄向世界市场，外贸事业呈现快速上升趋势，直接造成了对外贸人才需求的热潮。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待现今国际贸易专业人才的需求问题。
1我国外贸发展的现状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外贸进出口经历了自2008年H月以来的连续大幅下挫，到2009年3月份开始企稳回升，8月份回升趋势基本确立，11月份进出口总值同比开始增长，12月份进口和出口同比双双出现强劲增长，环比也呈现大幅增长，月度进口值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月度出口值也列历史第四高位，表明我国对外贸易在加速复苏。
2用人单位外贸人才需求情况
根据部门高校就业指导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5年内，国内拥有外贸进出口权的企业数量将达到36万家，是现在外贸企业数量的2倍，仅按每家新增企业需要10位外贸专才，就需要180万人。而根据教育部门高校就业指导中心统计，中国每年高校类毕业生在13万人左右，即使13万人全部从事外贸工作，也只能培养出65万外贸人才，尚有100多万人才的缺口。近来，为应对危机对中国外贸的冲击，政府出台了各种政策鼓励重点外经贸企业增资扩产，扩大进出口和内销，外资企业的引进也直接导致外贸人才需求的上涨。
为了取得更有力，更实际的用人信息，笔者去了中华英才网、前程无忧等国内几大招聘网站，查询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各企事业单位对国贸专业的网上招聘要求。从查询过的公司中可以总结出几个问题:用人单位对应聘者的英语要求颇高，一般为英语六级以上水平，口语要好，表达流利。大都招聘大专毕业或高中毕业的懂国际贸易的学生，本科毕业的英语专业或国贸专业学生也在一些公司招聘考虑范围之内。招聘职位以报关员、销售业务员、租船员、外事秘书、外贸业务员、销售主管等为主，大多为国际贸易实务。在性别上，客服和秘书要求女性的较多，在销售、制单等职位上要求男性的居多。而对工作年限一般要求两年以上者为佳。不尽然的是，企业十分注重应聘者的实际工作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及工作经验。
3外贸人才结构的需求预测
3.1外贸公司的业务员即外销员
外贸业务员是外贸企业中从事进出口贸易磋商、谈判、签约等工作的人员，有时可能还要兼顾运输、保险、报关、报检等业务，这类人员通常需要国际贸易及相关专业毕业，英语口语一定要相当流利，有国际贸易经验，熟悉海外市场，熟悉国际贸易整个流程，具备良好的市场开拓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从业人员参加国家外销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考试合格者可获得国家商务部和人事部联合颁发的《国际商务从业资格证书》，该证书全国通用，是外经贸从业人员上岗和从事进出口业务的必备条件。
3.2国际商务谈判人才
根据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国际商务谈判人才会是一个重要需求，主要涉及的领域有信息通讯、生物工程与医药、环境保护、新材料与新能源等专业，与市场开发领域的招商引资、海外融资、上市与开拓海外市场等活动。国际贸易的成交金额动辄数百万美元，对企业来说国际商务谈判师是外贸企业中不可或缺的人物，特别是有职业证书和实际经验的国际商务谈判人才在猎头市场中往往是有价无市。
3 .3各类证书持有者(单证员、跟单员、:报检员及报关员)
单证员:在国际贸易实施过程中各个环节，无一不是通过各种单据凭证来维持。因此，外贸企业对单证员的需求较大。由于单证员操作技能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外贸业务结汇的时效和成败，从业要求较高，而现如今的从业人员中，持专业证书的在10%;左右。因此，具有单证员证书者成为就业市场上的“抢手货”。此外，国际贸易单证操作技能是每个从事外贸业务工作者必备的基本功，大学生进人外贸、外资企业从事外贸工作，一般都从单证操作员做起，因此，求职前最好先考张单证员证书。
跟单员:外贸跟单员是我国商务行业继国际商务从业资格(外销员)、国际货代员、国际商务单证员职业资格培训考试后第四个岗位的培训与认证考试，是外贸行业又一热门职业。跟单员的主要工作是在企业业务流程运作过程中，以客户定单为依据，跟踪产品(服务)运作流向并督促定单落实的专业人员，是各企业开展各项业务，特别是外贸业务的基础性人才之一。
报检员:2007年，报检员开始实行全国统考，规定各地检验检疫机构颁发的现有报检员证书，将停止使用，没有参加“报检员资格全国统一考试”获得“报检员证书”的人员将不再具有报检资格，不得从事报检业务。
篇(3)
论文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加工贸易，出口，应对策略
一、人民币升值概述
2005年7月21日，迫于美国的强大压力，为了给中国经济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1美元兑人民币从8.27—8.28先后突破了8.2、8.1、8.0关口，2005年升值幅度达3%。2006年1月4日人民币汇率以8.0702起步，经历了从“缓步上行”到“快跑”，再到“加速跑”的过程，一年中升值了2 615个基点。2007年截至12月20日，人民币升值幅度已达到6.01%。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步伐进一步加快， 2008年4月10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破7”，为6.9920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以2005年汇改前的人民币对美元比价8.27651计算，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超过18%。到2010年12月23日，美元兑换人民币中间价为6.6466。
一国货币的升值意味着与它相比较的那种外币的贬值，表示一定数量的本币可以兑换的外币数量比之前增加了。自从汇率改革以来，人们持续不断地对汇改的利弊进行讨论分析，尤其关注人民币升值可能造成的对中国对外贸易国际贸易论文，特别是纺织、服装、玩具等利润微薄而我国又具有比较优势的加工贸易产业的不利影响。本文主要分析人民币升值对广州市加工贸易出口的影响。
二、汇率与国际贸易关系的理论及广州加工贸易近些年的状况
汇率作为影响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因素，对进出口有着重要的影响。关于汇率变动对进出口的影响尤其是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外贸的影响，理论上有很多不同的观点。
1、马歇尔-勒纳条件。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与美国经济学家勒纳指出：一国货币相对与他国货币贬值，能否改善该国的贸易收支情况，主要取决于贸易商品的需求和供给弹性，假定供给具有完全弹性，那么贬值的效果取决于需求弹性。用Dx表示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Dm表示进口商品的需求弹性，则当︱Dx︱+︱Dm︱﹥1时，货币贬值将会改善贸易收支；当︱Dx︱+︱Dm︱=1时，货币贬值不发生作用；当︱Dx︱+︱Dm︱﹤1时，货币贬值将会恶化贸易收支。贸易收支通过货币贬值得到改善的必要条件是：当︱Dx︱+︱Dm︱﹥1，即马歇尔-勒纳条件。
2、J曲线效应。本国货币贬值后，初期由于消费和生产行为的“粘性作用”，进出口不会发生明显变化，但由于汇率的改变，以外币计价的出口收入相对减少，以本币计价的进口支出相对增加，造成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增加或者顺差减少，经常项目收支状况反而会比原先恶化。一段时期（往往是6至12个月）之后，经常项目收支才渐趋改善；再经过一段时间（往往是1.5至2年后），经常项目收支的改善达到峰值，然后再度趋向下降论文下载。因此汇率变化对贸易情况的影响具有“时滞”效应，呈现“J”的形状。而货币升值情况下，经常项目收支变动则刚好相反，表现为反向J曲线效应。
3、广州2005年至2008年加工贸易出口状况。
2005—2008年广州市加工贸易出口统计
年份
实绩（万美元）
比上年增长（%）
合计
内资企业
外资企业
合计
内资企业
外资企业
2005年
1593628
175247
1418381
17.74
-5.47
21.42
2006年
1814869
208965
1605904
13.88
19.24
13.22
2007年
2022533.74
245761.49
1776772.25
11.44
17.61
10.64
2008年
2223313
283237.89
1940075.33
9.93
15.25
9.19
（数据根据广州年鉴整理形成）
2005年，广州地区企业加工贸易实现进出口总额265.8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5.42%。其中出口159.3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7.74%，占全市出口总额的59.76%。内资企业加工贸易出口17.52亿美元，占全市加工贸易出口总额的10.99%；外资企业加工贸易出口141.84亿美元，占全市加工贸易出口总额的89.0%。
2006年，广州地区企业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300.0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2.86%。其中，出口额181.4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34%，占全市出口总额的56.05%。
2007年，广州地区企业加工贸易实现进出口总额329.1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9.7%，其中出口额202.23亿美元，增长11.44%，占全市出口总额的53.36%。加工贸易出口增速继续放缓。是年，受国家加工贸易禁止类和限制类新商品目录出台影响国际贸易论文，加工贸易出口增幅比上年下降2.4个百分点。
2008年，广州地区企业加工贸易实现进出口总额358.9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9.06%。其中，出口额222.3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9.93%，占全市出口总额的51.75%。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速下降。加工贸易进出口增幅低于上年0.64个百分点，为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的新低。全年加工贸易出口占全市出口总额的比重比上年减少1.62个百分点。
伴随着人民币升值的步伐，广州的加工贸易出口增长速度在加速下降，过分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三、人民币升值对广州加工贸易出口的影响
自从2005年至今，国际、国内出现经济环境急剧恶化，外需萎缩加剧了出口额下滑，对外贸易风险加大、利用外资受阻，商品结构尚待优化等困难和问题。作为我国对外贸易出口龙头的广州市也受到诸多的影响。
（一）、人民币升值对广州市对外贸易的有利影响。
首先，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广州市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广州市的产品出口主体中，民营企业占了半壁江山，民营企业又以中小型企业居多，规模较小。产品结构从总体上来说，是以高能耗、低效益、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这虽然能赚取大量外汇，但是附加值很低，资本积累相当困难。由于人民币升值，使得进口成本下降，因此广州市可以抓住时机，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从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其次，人民币升值有利于缓解一部分国际贸易摩擦和对华贸易制裁。广州在加工贸易特别是纺织品、服装、鞋类等具有价格优势，在国际上占有较大份额，在产生替代效应作用下，广州出口商品的价格优势使得外国本国的商品被挤出，因此产生反倾销纠纷。人民币升值可以降低有些国家利用技术壁垒、环境壁垒、知识产权壁垒等非关税壁垒对广州商品出口设限的可能性，由此减少贸易摩擦。
（二）、人民币升值对广州加工贸易出口的不利影响。
首先，人民币升值过快过猛，会导致广州市出口的大幅缩减。广州市的出口贸易大多集中在纺织、服装、制造业及电子加工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些行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在于价格，产品之间的差异性小，相互替代性强，因此它们的产品出口价格弹性较大，短期的人民币升值对其出口将产生不利影响。
其次，人民币升值削弱出口，增加失业率。加工企业，在升值的压力下转向技术或资本密集型产业，降低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领域的投资国际贸易论文，导致许多低素质的就业者失业。
再次，人民币升值过快过猛会挫伤外商对广州投资的积极性。广州由于相对廉价的出口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吸引许多外商在华投资并创造出口。人民币升值后，以外币作为股本投资的外商企业，在中国兑换人民币的能力减弱，外商投资成本增加。原来额定的投资项目的资金由于人民币升值将会不足，外商必须追加投资，增加了外商的投资成本，投资回收期延长，打击投资积极性。广州市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沿地带，人民币升值可能对广州的加工贸易出口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作用论文下载。
四、针对人民币升值对广州加工贸易出口的影响的应对策略
鉴于人民币升值对广州加工贸易出口的影响，我们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强化和扩大人民币升值对广州对外贸发展的积极影响，缓解和减少其消极影响。
（一）、政府干预及政策支持方面
1、政府应加强对广州进出口企业在政策上的引导和扶持。在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下，政府应该在进一步优化出口商品结构，遏制对外贸易顺差过快增长，促进广州产业结构升级方面有所作为。主要体现在政策上对出口企业进行适当地引导和扶持。
2、完善法律政策，优化贸易环境。政府要充分利用政治、外交和经济等手段为广州企业的出口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改变以往重行政审批、轻服务、指导的工作作风，在实际操作中，各地商务主管部门、金融、保险机构以及驻外机构等可以通过对国际金融市场、银行的经营状况的掌握以及对进出口国市场动态信息的了解，及时向相关企业进行信息披露和风险预警，帮助企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安全履约能力，一旦发生合同纠纷，可帮助协调沟通，提出妥善解决措施。
3、积极扩大国内市场需求，减少外贸出口依赖。在过去很长时期内，由于人民币汇率的相对低估，导致出口强劲增长，我国外贸持续出现巨额顺差。我国有13亿人口，庞大的人口背后隐藏的是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要真正实现广州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调整经济结构，减少对外贸出口的依赖，尽快实现由“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向“以内需为主”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转变。同时，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各种配套改革，积极培育、扩大国内消费市场，鼓励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重点扶持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
4、优化升级广州对外贸易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长期以来，在广州出口产品中国际贸易论文，附加值较低、技术含量低的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占据着重要地位。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广州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难以发挥，出口企业很难再以单纯依靠低廉劳动力和国家制定的低汇率政策开拓海外市场。在广州很多企业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的意识薄弱，所谓的核心技术和装备基本依赖国外进口。为了广州对外贸易的长足发展和广州经济的持续增长，我们必须调整对外贸易结构，通过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促进广州外贸结构优化升级。
（二）、出口企业方面
1、作为出口企业，应该积极调整经营理念和出口战略，加大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的力度。加工贸易企业应当注重个性化消费需求，进行产品概念、功能、包装、运用等方面的创新，以人民币升值为契机，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加速产品的升级换代，提高出口产品档次， 提升产品的品牌内涵和设计能力， 创建出口产品品牌优势，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以积极的姿态赢得主动。同时，出口企业应重视开发新产品、引进新技术、进口新设备，加快对引进技术的吸收、消化和再创新的步伐，减少高科技新产品对国外的依赖，调整广州贸易结构，减轻人民币升值对广州贸易的不利影响。
2、外贸企业必须调整加工贸易出口的市场结构，改变过分依赖部分地区的出口的增长模式，分散个别货币对内贬值导致的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并做到灵活应对汇率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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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论文关键词 国际贸易 知识产权 战略对策
一、知识产权在企业国际贸易中的作用
(一)积极作用
在知识经济时代,智力资源丰缺盈余程度将成为企业在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的决定性因素。豍知识的生产成为企业在国际贸易中提高竞争力的手段的同时也将成为企业贸易的主要形式。在当前的国际贸易中,含有知识产权的产品与服务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知识产权与货物贸易及服务贸易的关系日趋紧密。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所涉及的商标权、外观设计权和专利权、版权、广告、地理标志等,一方面能够极大地提升商品和服务价值,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大量的知识产权纠纷。竖
一种经济现象的持续与发展需要法律制度的支持。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促进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加强了知识产权的国际贸易的可行性。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使得当今企业的国际贸易成为可能。豏由于知识产权保护会对企业的国际贸易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可以说,只有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的程度得到提高,这个国家的企业国际贸易的发展水平才会同时提高。
在经济、法律与科技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知识产权制度是一种鞭策和调整的利益机制。“知识”也是一种资源,这种特殊资源的归属问题也相应得到解决。为了使特定的智力成果发挥了“知识”的价值,而将知识产权设为法定的专有权。这不仅使权利人拥有了充分的利益,而且还提高了人们进行创新活动的积极性。通过法律机制,知识产品取得了一定的权利,某些无形的知识产品则变身成为受法律保护的合法利益。总的来说,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知识的使用和扩散、知识的产业化乃至国际化的重要条件。
(二)消极作用
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保障了企业国际贸易的秩序,这使众多的企业在国际贸易中获益。但事实上,国际贸易的秩序实质上是发达国家企业的国际贸易秩序,发达国家企业在此获益颇多,而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发达国家的企业却饱受剥削,尤其是中国企业。
为了能够快速地与世界的经济秩序融为一体,中国果断地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为此,中国既要承担因融入全球化经济所带来的经济风险,也应当享有在世界贸易组织之下的法律规则的保护。而在当今的法律规则制度中,最主要的法律规则的保护是享受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然而,中国步入WTO不久,自2005年1月起发生的多起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却使中国陷入了知识产权危机。如英特尔起诉中国某企业生产的语音卡侵犯其专利,又如日本的三洋在电池专利方面与深圳比亚迪产生了纠纷等等。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以及中国产品在全球市场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时候,知识产权危机给这一全球化进程蒙上了一层阴影。
二、我国企业对外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
(一)立法方面
为了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我国做了一系列改进。1982年的《商标法》、1984年的《专利法》以及1990年的《着作权法》都为此奠定了法律基础。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相继加入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尼泊尔公约》、《保护音响制作者防止非法复制公约》等一系列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后,我国为了实现对国际公约的承诺,对国内的法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在1993年颁布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使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水平有所提高。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三大法律及其实施细则均按照WTO的承诺和要求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并于2004年对《对外贸易法》进行了修改。另外,2008年又新增了《反垄断法》。据此,如果权利人随意乱用知识产权,就会与商品市场上的限制竞争行为相同,由反垄断法来进行调整。
配合知识产权立法,最高人民法院也相继出台了若干司法解释,对涉及知识产权的审判工作做出指导,如《关于审理着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协助人民法院审理知识产权案件。
(二)政策方面
我国对于知识产权的政策,方向明确、层次清晰,尤其在国家正式启动知识产权战略以来,更是对知识产权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比如,在2006年颁布了《2006年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确切地指出了当年的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的计划,顾全大局的同时抓住了重点,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
另外,为了加强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商务部已经提出逐步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考虑到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此制度必须是与我国国际贸易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到2020年,我国与国际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战略要达到的主要目标是:(1)建立系统、完善的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2)加强对外合作,参与制定多、双边国际规则,切实有效地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知识产权人利益。
三、我国企业知识产权应对战略
(一)专利对策
政府在推进企业专利战略方面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企业专利战略是介于区域战略与行业专利战略的中介,也是整个国家专利战略实施的基础。政府从宏观角度加强战略协调方面的指导具有重要作用。具体来说,政府在推进企业专利战略实施方面的功能和使命主要包括:第一,启动国家专利战略工程,为企业全面、有效实施专利战略提供切实可行的宏观指导。第二,完善专利政策和法律法规体系,为企业专利战略实施提供政策导向和制度保障。第三,加大专利保护宣传力度。第四,加强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和扶持力度。第五,为企业和公众搭建公共信息平台,强化专利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服务建设。第六,培训企业专利技术管理人才,为企业专利管理和战略服务。
企业需要尽快树立专利竞争观念、专利战略意识和专利经营意识,密切追踪国内外专利战略特别是跨国公司专利战略发展动态,加紧制定和实施专利战略。我国企业的整体经济能力和技术开发能力都比较薄弱,可以在专利战略实施模式上,采取追随战术,在紧密跟踪国内外专利发展动态的基础上,通过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围绕基本专利技术开发外围专利,创设自己的专利战略防御系统,突破跨国公司的专利壁垒。同时,还要加强专利实施、重视专利文献和情报分析、完善专利激励机制、构建自己的技术标准和加强企业的专利管理。由于打破以国外跨国公司为突出代表的专利权的封锁是我国企业对外贸易中需要高度重视和关注的问题,企业特别需要注意以下四方面:第一,高度重视国际贸易领域专利权问题,摸清情况,有的放矢;第二,重视海外专利申请;第三,遇到专利法律纠纷时果断采取适当对策;第四,重视定牌加工(OEM)中的专利处理对策。
(二)商标对策
目前,企业市场竞争,不仅仅表现为技术之间的竞争,同时也表现为品牌之间的竞争。商标是企业信誉和企业形象的载体,尤其是勤勤恳恳逐步培养起来的驰名商标,则成为了企业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锐利武器。正是由于商标在现代市场竞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国外跨国公司不仅在目标市场国家和地区申请了大量的专利,而且申请注册了大量商标。这种做法值得我国企业借鉴。在此基础上还要加强商标管理,包括商标的注册、使用、商标文件资料的保管、商标标识印刷、商标投资管理、权利维护等内容。同时还要保护企业的海外商标权,主要涉及海外商标确权、防止他人在海外抢注商标、打击在海外侵犯我国企业商标权的行为等等。
根据国际经验,实施商标的国际化经营战略、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品牌,是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企业向国外市场渗透并最终取得国际市场竞争优势的重要经验。比如在日本的家用电器、电子、汽车行业,松下、本田、三菱、东芝、索尼等品牌早已经是全球家喻户晓的驰名商标。这些品牌的国际化经营,从市场营销学的角度看是由于需求的国际转移,因为需求的国际转移为品牌的国际化提供了内在动力和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企业应该抓住机会,启动国际化经营战略,这也是我国企业在与国外跨国公司较量中必须学会的本领。
另外,还要选择好正确的商标战略模式。企业的战略存在不同的模式,而且对具有不同技术和经济实力的企业来说,在战略模式的选择上也不尽相同。如就拥有驰名商标的企业来说,利用商标手段获得竞争优势的商标战略、联合商标战略和防御商标战略是其中的重要模式。就品牌定位和使用模式来说,个别商标战略、统一商标战略就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市场定位的企业。在新产品市场上,也存在不同的商标战略模式。因此,选择正确的商标战略模式非常重要。
(三)知识产权纠纷对策
从我国企业的整体实力出发,综合评价我国企业对外贸易中具有的知识产权的实力,可以得出:我国企业的自主知识产权研发仍处于国际贸易的劣势当中,受国际知识产权贸易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因此,必须加快我国企业的知识产权开发和利用,同时在当前的知识产权国际规则中保护我国企业的利益并尽可能寻找突破口。
篇(5)
在世界经济中，国际直接投资是最能体现经济全球化概念的经济运作方式之一，且与国际贸易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从总体上看，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相互作用、相互促进，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扩大。但具体而言，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是具有互补性还是具有替代性？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还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国政府和企业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规则，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促进贸易出口的增长，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一分析。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表1中国海外投资区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对外经济贸易简要统计》(2001)整理。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表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与投资额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篇(6)
宋朝以后的各朝疆域都较宋时的中国大大拓广，可耕地面积明显增加。同时，人口经历锐减再恢复的漫长时期。例如，元朝终其全期人口未见恢复到宋的历史高度。明朝中期之后中国的人口才重新超过南宋时的规模(图一)。由于明的疆域大大超过南宋，所以人均的可耕地一般而言应大大高于南宋。而且，明朝中期以后，土豆、玉米、红薯、花生等土地节省型(land-saving)作物已在中国普遍栽种，有助于减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
公正地说，与明清两朝的统治者不同，元朝统治者承继的是一个横跨欧亚的帝国，因而主观上不但重视陆上贸易和海外贸易，而且重视手工业生产。但是从要素禀赋的变化看，元朝的人口锐减和土地锐增这种逆向变化会使土地和劳动反而从劳动密集型部门流向土地密集型部门，使中国很难自发向工商社会演进。难怪元朝统治者需要掠夺工匠，将他们当奴隶使用，或强迫他们轮流到官府服役。相对于宋朝基于自愿和商品经济原则之上的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元朝要靠对工匠的强制来发展工商业，自然是一种大倒退(陈智超、乔幼梅，1998，PP．696—697；漆侠，1999上册，P.34)。同时，鉴于存在大批因长期战乱而荒芜废耕的土地，元统治者执行一条重农主义政策(黄仁宇，2002，P.174)，用军屯和民屯的办法恢复农业生产。军屯的用意在于能迅速将大批年富力强的兵士转化为农业劳动力。“民屯的劳动力一部分来自招募，一部分来自移民；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被强制编为‘屯田人户’的‘中产之民”’(陈智超、乔幼梅，1998，P.614)。这样做，虽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却导致人口，特别是作为城市中坚的中产之民流向农村，流向商品经济落后的北方。元统治者对民间经济的剥削和恐怖统治也是历代少见的(黄仁宇，2002，P.179)。所以，元朝统治者在主观上没有限制海外贸易，对城市的工商业则通过官府的直接控制，一心想予以扩大。但是元朝的要素禀赋以及所形成的社会—经济制度与政策，都十分不利于市场机制的自我发育和完善，因而十分不利于中国走出农本社会。
明朝的要素禀赋使人口有极大的回旋余地，同样十分不利于中国社会向工商社会演进，而且政府的政策对工商城市的进一步发育也十分不利。例如，“明初曾由政府组织迁民。从苏、松、嘉、湖、杭前往临濠，从山西迁民于北直隶、山东、河南等，是几次最大的行动。尔后官方移民渐少，人口自发流动依然继续，犹以‘人稠地狭’的江西、浙江、福建以及苏、松等地区输出人口为多”(陈智超、乔幼梅，1998，P.25)。尤其将江南居民或强迫，或自愿迁往农村，必然推延中国这块最富庶，最有活力的地区向工商社会演进。虽然明朝中期后随着人口的增长，江南一带人口压力上升，中国社会再次产生向工商社会过渡的内在冲动。然而，明朝长期实行海禁，社会—经济体系十分封闭，海外贸易重新纳入了朝贡体系，使明朝向工商社会演变的条件要较宋朝更为欠缺。
海外贸易是由政府垄断还是有民间参与，决定了为何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海洋霸主葡萄牙和西班牙先后走向没落，最终为英国取而代之。这是因为海外贸易本质上是一个高风险和高回报率的经济活动，需要很多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例如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必须有重大的突破才能克服远洋过程中的各种困难。另外，海外贸易所需资金十分庞大，周转的速度十分缓慢，有时长达几年，而且包含极大的自然或人为的风险。为了解决融资的困难并帮助化解投资风险，股份制和股份有限公司便应运而生，并带动其他金融制度的诞生和完善。这种股份有限制度正是市场机制的重要内核。如果没有海外贸易巨额利润的刺激和各行各业民间力量的积极参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不可想象的，也是无法持续的。工业革命在市场机制能自由运转的英国发生，而不是在王权高于市场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发生，并不是偶然的。由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外贸易由王室垄断，既无助于市场机制的发育，特别是金融制度的演进，又无助于民间经济力量的培植。一旦王室对外贸失去兴趣，外贸因无成熟的民间力量的支撑而很快凋零(陈志武，2003)。所以，在实行海禁的条件下，中国向工商社会的演进是走不多远的。
到了明朝中期后，虽然人口稠密，耕地稀缺的江南一带又有向工商社会演变的内在压力，但是这种人口压力会不会最后冲破海禁和理学的束缚，使中国融入当时方兴未艾的早期全球化进程，今天已不得而知。因为这个过程再次为中国地理禀赋的巨大变化而中断。满族入关使中国人口再次锐减的同时(图一)，极大地开拓和巩固了中国的北方、西北和西南疆域，特别是农耕条件良好的东北疆域，并巩固了对台湾的。这种人地比例的变化使重农主义有了再次实行的客观基础和内在动力。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中国最有希望向工商社会演进的江南一带，清朝的统治遇到最激烈的抵抗，因而镇压也特别残酷。例如，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对昆山、江阴、苏州、嘉兴、宁都、海宁的屠杀，清军杀死总数达好几十万的人口，江南这块土地的元气无疑受到极大的摧残。
明清之后，中国的许多历史名城仍在。然而它们逐渐退化，既失去国际贸易的机会，又因全国分工水平的下降而失去发展工商的机会。即使宋朝时一度成为工商兼外贸型的城市，例如开封和杭州，此时也已经退化成地方行政中心，并不能为中国社会提供内生增长所需的新思想、新制度和新技术。中国社会丧失了内生增长的重要源泉。
清朝早期的几个皇帝虽然被不少人歌颂为明君，其实他们并没有远见卓识为中国带来新的制度和思想，也没有敏锐的目光看到主动参与全球化浪潮的必要性。他们的千秋功业只是使中国的疆域大为扩大，并将北方的蛮族变成了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消除了中国北疆威胁，使在垂死之前获得一次难得的回光返照。清朝后期人口压力再次升高时，世界的格局已经俨然形成，中国和欧洲先进国家的差距也已显著拉大。等到19世纪40年代中国被迫打开国门时，中国社会已经烂熟，全国上下对已经发生了剧烈变化的外部世界几乎失去了辨识和沟通的能力。
由于华北平原的存在，中原一带自古便能支撑巨大的人口。所以中国虽较中东古文明的崛起时间要晚得多，但比起较不利于农耕的周边地区来，还是较早地出现了有文字、城市等为特征的农业文明。这种较先进的文明一直成功地控制中原这一核心农业区。人口压力一般通过向西、向北、向东北，特别是向南的周边地区的迁移获得舒解。这种周边存在广大未开发土地以供移民的地理环境，使中国的文明日益壮大，并在古希腊文明衰败之后，在长达1400年间，在实用技术方面领先于世界。但是，这种环境又使中国文明容易产生内在的惰性，因为不需太多的社会变革便能靠重复繁殖而自我延续。同时，这种地理环境形成的皇权至上的政治结构，也十分不利于对真理的彻底探索和科学传统的形成。
中国的主要各朝都面临边患，唯有宋朝既未能像汉朝之驱走匈奴，唐朝之降服突厥，又不像清兵入关，短时间便征服全境，使明朝的中国无从获得制度创新的机会。南北宋与辽、金、西夏，以及蒙古等国前后对峙将近300年之久。这些所谓‘蛮族’建立的国家，其实早已吸收汉族文明中的许多东西，与匈奴、突厥相比，自然更为先进。这种长期而剑拔弩张的南北对峙，既给中国的传统体制带来严重的挑战，也带来探索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和发展途径的难得机会，使地理禀赋的改变对社会—经济形态的深刻影响有比较充分的时间获得体现。
果然，宋朝不但达到历代最高的城市化水平，城市形态也有很大的突破，由军事—政治中心演变为工商和外贸中心。市民的人身自由、迁徙自由、经商自由和外贸自由也较前朝为高。期间中国出现和农业并无直接关系，但对工商、军事和外贸的发展至关重要的科学发明。这说明，疆域相对人口的不利变化，使宋朝更有内在的压力和动力寻找农业之外的谋生机会，特别是工商和海外贸易的机会。
然而毕竟这是一种前无古人的社会试验，并不能像今天的发展中国家那样，有工业革命以后发达国家现成的榜样和启示，因而可以自觉地作制度设计和政策选择以克服地理环境的限制。所以，尽管宋朝比中国的其他朝代更有机会开创一个新的时代，但实际上宋朝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便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主要原因之一竟是拥有先进武器的宋朝未能找出防止北部游牧民族南侵的有效方法。
和继起的各朝相比，或和世界同期国家相比，宋朝确实代表中国在人类活动的主要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时期。但是，宋朝距离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仍很遥远。我在引言中曾指出，除科学革命的前提外，还要有五大条件。对比这些条件，可以说，宋朝的地理禀赋较不利于中国继续因循守旧地走农本道路，因而有利于中国寻找新的生存、发展之路。当时中国也在形成以工商和外贸为导向的城市体系，出于税收的压力，政府给予民间较大的海外贸易的空间。在这三个条件上，宋朝似乎比后来的朝代更接近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但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宋朝仍面临许多障碍；在确保自身安全的问题上，则存在致命的弱点。例如，对逐渐勃兴的市民文化，传统儒学以禁锢人性的理学作回答。对日益壮大的民间经济力量，宋朝政府中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则强调法家的富国强兵理想，采取的措施重在恢复农本社会和建立政府对经济的垄断。这说明，即使宋朝能确保自己的安全，要冲出农本社会还面临传统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许多阻力。然而，最不利的是，当时的欧洲尚处于中世纪的黑暗之中，科学革命尚未开始。即使宋朝有通过外贸吸收外来知识的愿望和内在动力，也无从分享要300年之后才会发生的科学革命成果。地理禀赋使中国自古以来没有机会分享古希腊的科学传统。所以，要宋朝独立地发生科学革命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也没有发生。宋朝发生的是实用技术的突飞猛进。
难怪李约瑟要感慨，为何科学革命只发生于欧洲，而不是中国或印度。上文指出，由于地理禀赋的原因，古希腊这样超前的城邦文明只发生于巴尔干半岛。包括希腊在内的欧洲公元后不久便沉沦于中世纪的黑暗，使中国走到了世界的前列。欧洲于15世纪末重新发现古希腊的智慧与科学传统，中国便再次失去了对世界的领先。所以，对李约瑟之谜的回答似乎可以总结如下：首先，中东的古文明远远早于包括中国文明在内的其他文明。在希腊文明崛起后，西方文明在科学和技术方面更走到世界的前列。古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在公元2世纪左右衰败后，至西方于16世纪重新发现古希腊智慧的整个1400年期间，是中国领先世界的时候。
但是，中国失去领先地位是一件事，衰败得如此迅速则是另一回事。原因在于继宋而起的各朝正好使土地和人口的比例发生极大的逆转。结果是人口的空间分布由宋朝比较发达的劳动密集型部门带来的相对集中退化为宋朝以后由于土地密集型部门的再次崛起必然造成的相对广布。成为对比的是，1500年后，缺乏腹地的西欧国家将眼光转向海洋和新大陆，以寻求新的生存空间。面对陌生的海洋、陌生的大陆、陌生的文明，这种新的发展途径既有可能带来暴利，也面临巨大的风险，急需新的知识、新的技术和求真的精神，才能征服未知的世界。因此，西欧有强大的动力复活古希腊的科学传统，使之发扬光大。此时，中国却因获得广大的新边疆而重新回到传统的沿陆路扩散人口的老路上去。这条路中国几千年来已经驾轻就熟，对社会组织和技术并不构成太多的挑战，却造成人口在空间上的分布越来越散。在当时的基础设施下，日益散布的人口之间的社会联系必然削弱，导致社会分工和城市化水平的日益下降，使中国严重丧失城市的积聚效应和内生增长的源泉。结果，连实用技术的发明也日趋沉寂。
发生于1776年的工业革命引起全球化的大大加速。全球化的实质是通过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分工和贸易，利用专业化带来的比较利益和规模经济促进经济的发展。以英国为代表的一些民族，在亚当·斯密、李嘉图等杰出经济学家的指引下，比较自觉地遵从这种发展模式，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创造发明层出不穷，影响遍及全球。这说明，这场革命后地理禀赋对社会形态的演进的影响大大减小，因为再没有一个民族能继续传统的生产方式而不受惩罚。然而，由于惯性的原因，至今囿于地理环境的局限而不能自拔的民族处处皆是。
令人高兴的是，自1978年来，中国主动通过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使经济和社会日益变得自由、开放、充满活力，并使中国的东部沿海成为世界分工链的重要部分。然而，对中国通过什么途径实现现代化仍存在不同的观点。中国因此面临如下的两难问题。是进一步改革社会—经济制度，以便让东部沿海获得更多的制度创新的空间，使之更快地攀登全球分工链的较高部位；还是出于对粮食安全、社会稳定、城市居民的承受能力，以及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等等的过多忧虑，对进一步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疑虑重重。换言之，究竟是通过彻底融人世界经济，在社会—经济体制上和世界全面接轨，以求实现自身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是拒绝彻底走出农本社会，限制农民进城定居，力保粮食自给，以发展小城镇和农村工业化为途径，力求避免彻底融入全球经济的争论并没有结束。
在笔者看来，前者不但能使东部地区沿着世界分工链更快上升，还能使中西部分享东部繁荣；后者只会使中国重陷低水平的、重复的分工怪圈。这一争论对中国能否顺利完成赶超世界先进民族的任务，并在完成赶超任务之后能否再次像宋朝那样成为具有原创能力，并能占据世界分工链上端的民族，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研究宋朝社会转型失败的历史教训，对有悠久的自给自足和孤立、清高传统的中国来说，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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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 唐代；丝绸之路；药材贸易；研究方向；意义
一、研究状况
唐代丝绸之路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沿丝绸之路的朝贡、贸易情况在当时极为普遍，规模相当宏大，其中尤以中亚地区的粟特人与汉人之间的贸易活动为多，与之相关的历史资料也比较丰富，因此这历来是中外学者关注的焦点。但是，专门研究药材这一特殊商品在唐代长安至中亚地区沿丝绸之路贸易情况的论著目前还是比较少见，与之相关的成果大多散见于唐代“丝路”贸易的著作或论文之中，缺乏独立篇幅的、具有针对性的研究。李明伟的专著《丝绸之路贸易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从古代丝绸之路的开拓一直写到清代沿丝绸之路的贸易活动，其间唐代“丝路”贸易部分篇幅最长，内容极其详实，论及阿魏、荜茇等胡药沿丝绸之路被引入中原地区，后来为我国唐以降的医疗事业所利用。在这些被引入的胡药当中，有一类并非完全以医疗为目的的特殊药材――香药，颇受唐人欢迎，陕师大温翠芳博士的毕业论文《唐代外来香药研究》（重庆出版社2008年出版）从各类香药的来源、用途以及贸易情况详细探讨了唐代香药经丝绸之路流入长安等地的情况。此外，还有何敦铎的《唐代对外贸易及其成就》（载于《史学月刊》1989年第6期）、程喜霖的《唐代过所与胡汉商人贸易》（载于《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卞蓉荣、韩海梅的《丝绸之路上唐与中亚粟特的文明交流》（载于《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岳东的《唐代六胡州、洛阳间的粟特商队》（载于《晋阳学刊》2015年第4期），这些学术论文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唐代外来药材经丝绸之路由中亚地区进入内地的情况。我国的药材在唐代亦有沿丝绸之路运往中亚等地的，法国学者阿里・马扎海所著《丝绸之路和中国文明》一书中，有《大黄和丝绸之路》一章，论及中药材大黄在汉唐时期就已经丝绸之路运往中亚、西亚甚至欧洲，大黄是唐代的少数出口药材之一。以中亚粟特人为主的胡商在长安等地经商者甚众，葛承雍的《论唐代长安西域移民的生活环境》（载于《西域研究》2005年第3期）、杨磊、孟楠的《唐代西域胡商在内地的活动及其管理启示》（载于《兰台世界》2015年第24期）描述了中亚商人在内地经商生活的场景。这些商人中有些专门进行药材的贸易，陈明的《“商胡辄自夸”：中古胡商的药材贸易与作伪》（载于《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考证了唐代胡商的胡药经营情况，以及他们以次充好、真中杂伪，在药物的性能、形状、颜色、质地等方面作假的行为。在来自中亚、西亚的胡商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唐政府一直在加强和完善对胡商的管理。李叶宏的《唐朝丝绸之路贸易管理法律制度探析――以过所为例》（载于《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讨论了唐代针对胡商的过所制度，这是唐朝政府管理丝路贸易的重要手段，它的实施有效地维护了丝绸之路贸易的正常秩序，保护了商人与商品的安全。刘晶芳的《唐朝丝绸之路贸易管理法律制度析论》（载于《兰台世界》2014年第12期）则从法律制度的变更角度分析了唐王朝对胡商的管理。
目前需要针对唐代长安至中亚地区经丝绸之路药材贸易情况做以专门的、有针对性的研究，试图填补该问题研究上的空白。具体来说，基本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四方面：
二、研究方向
1、中亚药商将胡药带入内地并完成贸易的具体方式
我国医药学历史久远，体系完善，但是为何在唐代中亚等地区的商人能够将外来药材沿丝绸之路带入内地，并很快为国人接受，这很值得具体研究。另外，在唐代来自中亚的商人（主要是粟特人）将中亚、西亚甚至欧洲、非洲的一些药材带入国内，完成交易。这些胡药是以怎样的方式和途径进行买卖，这些药材在唐代究竟价值几何，均需进一步考证和研究。药材的买卖是在怎样的交易场所，存在什么交易形式，如何影响唐人的生活，都属于此方面研究所关注的内容。
2、唐代中国的药材沿丝绸之路出口至中亚地区的相关内容
从汉代开始就有我国药材沿丝绸之路运往海外的记录，但迄今为止，学界对宋代以前中药材的对外传播研究有限，因此，唐长安及其他内地地区的中药材出口情况研究也是本课题研究的重点内容，中药材中的哪些药材在唐代经由丝绸之路传播到中亚以及西亚、欧洲、非洲北部地区，与此同时，来自我国内地的各类中药材如何影响这些地区人民生活，为当地人民祛病救灾、和谐生活带来怎样的帮助，亦是需要查考的重点。
3、唐政府对沿丝绸之路药材贸易的管控情况，包括相关的政府机构、官员、制度、法律等
唐代沿丝绸之路的商品贸易规模巨大，因此政府出台了很多专门管理贸易的制度或者法律，但其中如何针对药材运输、买卖的政策、制度，仍需具体进行研究。另外，针对胡商或本地商人在长安等地经营外来药材，有着怎样的管控手段，亦须进一步研究探讨。
4、唐代胡药的活株引进和本地栽培情况
从整个中国历史上来看，有大量海外药材活株引进并成功完成本地栽培的文献记录，较为有名的例如明清时期由印度引入中国的番泻叶。那么，唐代沿丝绸之路的药材贸易过程中，究竟有多少种药材被成功引入内地完成本地化的培育，值得深究，这也是一个涉及到中国科技史、医学史、农业史和经济史的重要历史问题。
概而论之，本课题所涉及的基本内容包括唐代中亚地区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内地的胡商、胡药以及我国沿丝绸之路出口至中亚地区的药材等相关的全部问题，这涵盖了唐代长安至中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医药、贸易、地理、科技、农业、人口以及百姓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问题，值得深入地进行探讨和研究。
三、难点突破
本课题针对唐代长安至中亚各国药材贸易的研究，主要需突破以下三个难题：
1、唐政府对于药材进出口贸易出台了怎样的具有针对性的管理制度
药材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从汉朝开始沿丝绸之路的贸易中都存在药材的身影，但唐王朝是否和后来的宋朝一样针对药材进行了具有针对性的国家管控措施，有待进一步考证。目前所见各种关于丝绸之路贸易史的研究成果，均未明确指出唐朝政府如何管理药材的输入输出，本课题拟进行具有针对性的考证和研究，尽可能地突破这一历史研究的空白。
2、非香药药材经由中亚进入长安及其它内地地区的原因、途径以及具体的贸易情况
唐代有大量胡药流入内地，这一点在唐代及其后的医书中可窥见一斑，但是关于药材在唐代如何经中亚地区、我国新疆地区完成贸易，在贸易过程中又是如何管控，目前资料较少，不易考证。故需要翻阅大量不常见资料，如有可能甚至需要查阅海外资料。
3、中药材沿丝绸之路出口至中亚地区并对当地产生影响情况研究
中药材（如大黄）经中亚、西亚商队带出国门的记载，自汉代就已经开始产生了，但是我国史料往往记录极简，又未有中药材如何影响当地人民生活的文献，因此中医药对海外的影响研究往往受到限制。近年来，随着不少海外资料，特别是西亚、中亚地区的文献资料的发掘和翻译，有利于我们对该问题重新认识和加以探讨，这也有利于我们更了解历史上中医药的海外影响，对今天中医药走出国门提供借鉴。
四、研究意义
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理清我国唐代时期中亚地区与我国，特别是唐长安一代在医药方面的往来。从唐以降各种医书药方来看，大量的外来药物进入我国，丰富了祖国中医药学的内容，但是此前对于外来药物如何沿丝绸之路经中亚地区进入我国并为我国医家接受，学界讨论甚少。本课题希望通过发掘资料，对比中外史料，并进行个学科文献之间的交叉比较，能够尽可能详尽地将外来药物国药化的过程呈现出来，还原历史。
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明确药材这种特殊商品在沿丝绸之路贸易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德国学者李希霍芬1877年出版《中国》第一卷指出，在中国古代丝绸之路贸易中，药材是仅次于丝绸的重要商品。但就目前来看，丝绸之路虽然已存在了数千年，但是学界对于沿丝绸之路药材的贸易情况研究还有待深入，本课题的研究，至少可以明确唐代药材贸易的情况，这对沿丝路药材贸易这个大问题可以有一定的贡献。
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对明确我国医药学在海外地区的影响具有辅助作用。任何事物的传播和影响首先是实物的交流，医药学也不例外。中国医药学，特别是养生学，在海外地区具有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早期也是通过药材或其他与之相关的实物的交流而产生的，因此对于本课题的深入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明确中医药学在中亚、西亚甚至欧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及如何产生影响。
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中医药借力“一带一路”战略扩大海外影响。近年来，祖国中医药事业在海外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也掀起了学习中医药原理、利用中医药技术的热潮，本课题的深入研究将为有力地推广中医药事业奠定一定的基础，找到一定的规律。与此同时也能更好地了解中医药应当从什么角度更好地融入中亚以及西亚医学，为当地人民做出更大贡献。
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为“中医药”这个特殊商品和文化产品找到更好的海外传播途径，有利于为陕西中医药事业开拓更广阔的海外市场。研究历史是为了找到规律，目前我国正在全力致力于中医药事业的海外扩展，试图使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人民接受接纳中医药，那么这就需要在历史中找到相关的规律，按规律办事，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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