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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生态系统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JamesF.Moore在《竞争的衰亡》一书中提到,GregoryBateson一生致力于复杂系统工作的研究,对其在商业生态系统方面的思考影响巨大。Biggiero和WysockiJr.等提出复杂巨系统的理论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来思考组织的管理。如果组成系统的成分数量庞大且种类众多,这些成分之间的关系也错综复杂,还形成多种层次结构,那么我们称这类系统为复杂巨系统。自然生态系统是复杂巨系统,社会系统也是复杂巨系统。相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社会系统由于人的意识作用更复杂。商业生态系统是社会系统,因此,商业生态系统也是一个复杂巨系统。nGeneraInsight智库董事会主席、著名新经济学家TapscottDon在《Macrowikinomics:RebootingBusinessandtheWorld》一书中提到,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与消费者一起组成共同体,对公司的决策经营非常有好处。自组织理论是20世纪60年展起来的一种系统理论,主要包括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突变论、超循环理论等,吴建材利用自组织理论研究商业生态系统进化机制,认为只要条件满足,商业生态系统也可以以超循环的方式实现自组织进化。Backers认为复杂系统理论的研究成果对分析企业与竞争者、供应商和消费者之间的复杂关系非常有效。
2商业生态系统的研究方向
综上所述,所谓的商业生态系统,其实就是一个基于自然生态系统思想精心创建起来的企业网络组织。和自然生态系统一样的是,商业生态系统也是复杂巨系统,在条件满足的时候,同样能实现自组织的进化。与自然生态系统不同的是,参与系统的成员是被精心选择发展的;与普通企业网络组织不同的是,它具备生态系统的特点,通过企业生态位的分离,创造协同进化的条件。同时,它又符合复杂巨系统的特征。根据对国内外学者研究的成果看,目前针对商业生态系统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方向,即自然生态系统的方向和复杂系统研究的方向。
2.1引用自然生态系统知识方向从这个方向开展研究的学者认为商业世界中的企业组织就像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生物一样,企业与企业之间既存在着竞争,也有合作的关系,它们之间在竞合过程中形成了类似于自然界中食物网的价值网络。每个企业是这个价值网络中的一个成员(结点),承担了这个价值网络中的一个功能,比如苹果移动生态系统中的富士康科技公司,其主要功能就是为苹果公司生产iphone手机,一旦富士康科技公司的生产出现大面积的问题,将严重影响苹果公司iphone手机品牌的声誉。因此,商业生态系统关键企业(结点)的缺失将对商业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发展造成重大的破坏。从自然生态系统方向开展研究的学者,特别重视对生物学和生态学中关键知识的延伸理解和使用。比如在商业生态系统的创建形成方面,JamesF.Moore认为,如同自然生态系统的形成主要是“集合定律”的作用一样,商业生态系统的形成同样适用这个规律;EricSchmid相信“企业组织与自然界的生物体一样具有DNA”,这种组织DNA(即企业文化、企业行为和企业精神等方面)主要来自于组织最初的创立者或组织强有力的领导者;DanielZ.Sui研究发现,自然界中,生物间的竞争导致其生态位的分离,并最终形成自然界中生物的多样性现象,也才有了今天我们见到的如此缤纷绚丽的世界。商业世界也有相似的情况,同一条食街的酒家选择了“回避性定位”的策略,减少了彼此间的竞争,而且群集效应为他们带来了更多的消费者,实现了“协同进化”。
2.2复杂系统研究方向从复杂系统方向开展研究的学者认为,基于线性思维的理论并不适用于现实的商业世界,现实的商业世界运行错综复杂,不可预测。李志坚等认为商业生态系统是一个典型的复杂适应系统,具有适应性、协同进化、自组织、涌现、反馈和有意识选择的复杂适应性特征;刘健辉认为商业生态系统通过自我组织、突发性和协同进化而得到发展,并以此获得适应性。吴建材运用基于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理论和超循环理论分析了商业生态系统的演化发展及其动力问题,指出商业生态系统的演化发展的方式是协同进化,具体来说,是通过内部各子系统的竞争实现协同,形成系统发展的序参量,并支配着商业生态系统的进化发展。Biggiero和Lucio强调自组织过程在创建商业生态系统的重要性。
2.3存在的问题商业生态系统是一种崭新的研究领域,在体系上还没有完善,需要更多的学者和专家来补充和发展,任何一个有益的方向都是值得探索的。总的来说,自然生态系统方向的研究更注重商业生态系统在实践上的运用,尤其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等生态学理论早已深入人心,故这个方向的研究更容易让人理解。不过,该方向的研究未能很深入到商业生态系统的基础问题。复杂系统研究方向则不同,它从系统演化发展的角度,引入包括序参量、熵等概念,深入理解商业生态系统的自组织进化的条件、动力和方式,有助于整体把握商业生态系统的本质和内在机制。随着信息通信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企业组织将摆脱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迎来企业组织结构的大变革时代,管理和任务可以通过网络通信技术进行集成,自组织管理模式将会是未来组织管理的一个研究方向。
3商业生态系统的主要研究领域
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进行归纳总结,我们发现,目前商业生态系统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3.1基于商业生态系统视角研究企业的竞争战略像美国苹果公司一样,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商业生态系统是所有渴望成功的企业梦寐以求的追求。因此,研究商业生态的开拓、领导和创新就成了学术界和企业界研究的热点。JamesF.Moore在《竞争的衰亡》一书中写道,商业生态系统的演化发展经历四个阶段,依次是生态系统的开拓、生态系统的扩展、对生态系统的领导和自我更新或死亡。关键企业必须做到能开发比现有系统更有效的、新的首尾相接的价值创造系统、吸引更多的参与者并保持系统成员的多样性、处理各种内外部冲突、持续地为系统注入新的思想和创造新的机会等。
3.2商业生态系统的演化机制和评价体系吴建材提出商业生态系统的本质是协同进化,其演化机制是系统内成员通过功能耦合实现自组织进化,竞争和协同在进化过程中扮演着动力的关键作用。杜国柱、王娜、李爱玉等构建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健康模型,并提出了商业生态系统的健壮性评价体系,认为所谓商业生态系统健康是指能高效将原材料转变为有生命的有机体,面对环境的干扰与冲击,能持久地生存下去,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创造出新的有价值的功能。
3.3基于商业生态系统理论视角研究地区经济和产业集群黄昕和潘军从商业生态系统物种多样性和关键物种等角度,提出我国汽车工业缺少成熟和有力的关键企业的观点,而且汽车工作处于长期封闭和孤立的状态,导致了汽车企业竞争力不强、配套不完善、产业链断裂等一系列问题;吴建材基于商业生态系统理论视角研究广州服装专业批发市场,提出专业批发市场已进入协同进化的时代,应从商业生态系统角度构建专业市场的核心竞争力。HaraldMahrer和RomanBrandtweiner运用商业生态系统理论分析奥地利国家电子商务产业现状,认为奥地利电子商务发展正处于商业生态系统的第二阶段。
3.4商业生态系统理论在多领域中的应用胡岗岚等从商业生态系统理论的视角研究我国电子商务产业的集群化现象,并给出了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定义,同时认为我国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演化发展过程包括开拓、扩展、协调、进化等四个阶段。张蓓运用商业生态系统理论研究我国零售业,提出建立健康零售业商业生态系统的思路,建议走协同进化的道路,建立共赢的商业社会。郭哲从商业生态系统理论的角度,提出构建无线城市的商业生态系统模型,并给出了三种发展战略,即网络核心型战略、支配主宰性战略和缝隙型战略。
4结语
1.1研究区域概况
陕西省长武县洪家镇,位于黄土高原南部丘陵沟壑区(35°12'-35°16'N,107°40'-107°42'E),海拔940-1220m,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气候,年均气温9.1℃,年均≥10℃积温为3029.8℃,年均日照时数2226.5h,年均降水量578.5mm,多集中在7-9月且年变率较大,多年平均无霜期为171d,热量供作物一年一熟有余。该区域是黄土高原地区典型的生态脆弱的强人类活动区域,辖区地域总面积49km2,其中耕地面积约为1718hm2,复种后的农业用地面积约为2342hm2,其中粮食播种(夏秋复种)面积为1161hm2,果园面积1124hm2,经济作物面积57hm2;当地从事农业人口数为13486人,占总人口数的90%以上(2008年数据)。历史上,洪家镇是陕西省的粮食主产区之一,当地农业经济的产业基础是单一的种植业(包括苹果种植业),以生产初级农产品为主,生产、加工和销售未形成产业链,而由于家庭分散经营,又存在的市场信息不畅、技术含量低、规模小、生产效率低、抗风险能力差等状况。随着长武县发展成为全国的苹果优生区,洪家镇也成为该县重要的苹果产区之一,当地农业产业逐渐发展为以粮食种植业、果业、工副业为主的三元经济结构,农户家庭的土地利用方式、生计方式和收入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剧烈变化。
1.2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对社会-生态系统的研究,受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和开放性制约,相关数据的获取异常困难。文中主要采用传统的社会学调查方法,即将田野调查、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等方法结合起来获取数据,在2008-2011年间,共进行了两次问卷调查,内容涉及农户家庭的人员构成、经济收入结构及土地利用方式等各方面情况(收回有效问卷348份)。在此基础上,分别进行了5-6次的田野调查和入户访谈,就80年代以来农户自身的家庭状况、经济结构以及土地利用结构方面的变化等一系列的主题展开讨论。最后再抽取10户典型农户进行更为详细的问卷调查和访谈,跟踪其家庭情况的动态变化,运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及其恢复力(resilience)思维,基于农户视角对乡村人地关系的演变与农户适应能力进行分析。
2农户家庭体制转换的结果与分析
2.1农户家庭基本情况
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洪家镇每户家庭人口平均为4人,其中(适龄)劳动力数量和初中以上人口数量均低于2人;农业土地主要用于种植苹果,平均每户复种后的耕地面积约0.5hm2,苹果林地面积却超过0.37hm2;在家庭收入方面,苹果收入平均约占总收入的56.92%(最高为90%),外出务工为33.96%,而单纯的种粮收入,仅为总收入的0.38%。可见,当地劳动力普遍较为缺乏,劳动力素质也亟待提高,农业土地利用结构僵硬度较大,农户家庭对苹果收入的依赖度高,但农户的生计方式逐渐多样化,除从事农业生产,还涉及到建筑业、服务业、商业等多个行业,部分农户还存在兼业现象。
2.2农户家庭体制的变量选取和类型划分
通过对10户典型农户家庭在近几十年变化的跟踪,经过反复比选,从所获数据中筛选出描述系统体制状态的七个变量。同时,因每个农户家庭体制各自的状态不同,必要进行先期的分类处理,以完成对其家庭体制转换的具体过程分析。显著性分析结果显示,年人均纯收入是农户受到干扰时响应最为强烈的变量,因此将其作为样本农户的划分依据。
2.3农户家庭体制的分类辨识
低人均收入农户家庭的收入虽然都在3000元(2011年数据,下同)以下,但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年总收入较高,劳动力相对充裕的农户,其所拥有的土地面积相对较大且几乎都用于种植苹果,家庭对苹果收入的依赖性非常高,因其种植苹果的时间较晚,还有大部分果树尚未挂果(非嫁接状态下有6-7年的成熟期),生产投入大,再加上抚养年幼子女的经济负担,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不高。第二种劳动力相对缺乏农户,其家庭成员仅由独居老人和留守儿童组成,体力和精力的限制导致其所利用的土地面积较小,管理粗放,收入较低。这类农户有的干脆选择对劳动强度相对要求较低的牲畜养殖,有的则因健康状况欠佳,丧失部分劳动能力。中等收入农户,人均年纯收入在3000-5000之间,一般为4-6人的三世同堂大家庭,劳动力相对充裕,但青壮年劳动力主要是农忙时回家务农,农闲时在外务工,老年劳动力则一直留守在农村务农。该类农户的土地利用面积在0.3-0.7hm2之间,除有少量种植粮食作物外全部都种上了苹果树,由于该类农户种植苹果的时间较早,管理也较为精细,果树都已挂果且产量和质量都较高,经济效益较好。高收入农户人均年纯收入都在5000元以上,也是4-6人的三世同堂家庭,劳动力相对充裕。但又存在两种情况:一类是苹果种植专业户,家中青壮年劳动力在农村务农并同时从事非农行业,老年劳动力一般不参加农作或是零星帮忙,大面积种植的苹果,主要是依靠雇工务农,有的种植面积甚至多达1.3hm2,每年仅雇工费一项就在4000元左右。另一类的农户则开始由农户向非农户转变,祖辈家庭成员居住在农村少量务农,子辈和孙辈都在城里上班上学,有固定工作,经济收入也以非农业收入为主。
2.4农户家庭体制转换的过程分析
2.4.1农户家庭体制的两种状态
农户作为一种独立经营的生产单位,面临着市场和自然(气候)的双重风险,极易受外界干扰影响,发生体制转换。综合以上分析,结合前期对镇级尺度农村社会-生态系统体制转换的研究结果,当地农村社会-生态系统在自80年代中期以来的近三十年时间里,发生了以下变化:一是农户生计方式多样化。以前的农户家庭的劳动力都被束缚在土地上,仅从事农业劳动,现在除了务农还从事多种非农行业;二是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以前农业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生产资料投入不够,土地生产效益不高,几乎所有的土地都用于种植粮食,而现在农业用地模式发生剧烈改变,粮食播种面积骤减,以苹果为代表的经济作物大面积种植,土地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粮食播种面积比率已从1984年的近100%降为当下的17.97%左右;三是农户家庭收入结构的变化,由以种粮收入为主转变为以苹果收入为主,外出务工等多种收入为辅。综上对农户生计模式、土地利用结构和收入结构的分析,该区农村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农户家庭体制确已发生转换,即由传统农业体制(R1)转换为新型农业体制(R2)。
2.4.2不同类型农户家庭的体制转换差异性
对于较低收入的农户来说,在体制发生转换的最初期,受较低的经济水平或较少劳动力数量的影响,对政策调整的感知不敏感,对苹果市场相关信息的响应也较晚,直到后期有了一定的经济积累后,才开始将土地利用方式转变为种植苹果。但目前,随着家庭中青年劳动力的流失,老年成员体力和精力不济,其对相关信息和政策更为漠不关心,也缺乏对未来土地利用模式的规划和计划。这类农户还兼具一些传统农业体制的特点,处于新型农业体制的早期。中等收入的农户早期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家庭成员文化程度较高,劳动力较充裕,其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创收意识,在当时温饱勉强满足,土地几乎仅用于种植粮食的时候,就敢于寻求新的土地利用和经营方式,在当地农业生态试验站(1984年建立)工作者的指导带动下,积极响应苹果种植推广优惠政策,快速转变土地利用方式,在1986年就开始种植苹果;另外,他们也努力寻找如饲养牲畜(猪、奶牛等),种植葡萄、烤烟等经济作物,外出打工等多种生计方式来增加家庭收入。这类农户家庭体制转换的最为典型,处于新型农业体的成熟阶段。收入相对高的农户,不但早期经济收入较好,还具有较强的开创意识和增收意识,除了对农业政策和相关的市场变化相当敏感,敢于在系统体制转换的初期抓住机遇,快速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从而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又开拓了像办农村托儿所,苹果自运自销,与他人合伙投资做生意等其它经济风险和效益都较高的生计方式。至目前,这类农户有的已具备了向其它体制状态转换的可能性,即已经具备了其他系统特征并处于新型农业体制的后期阶段。
2.5农户家庭体制转换结果的适应能力评价
适应能力即适应力,其强调的是系统中的社会成分(系统管理中起作用的个人或团体)对其抵抗外部干扰的能力的影响。由于不同类型农户家庭体制转换的程度不同,其在面对如苹果价格下跌、极端气候等干扰打击时,恢复生产、生活的能力各不相同,即对外部条件变化的感知力和响应力的综合素质--适应力(Adaptability)不同。文中对农户家庭体制适应力的量化,是选择适应力的替代物(Surrogate)来计算得分,确定农户所具有的三种资本,7个指标作为替代物。其中,社会资本代表农户在遇到不可预期的干扰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的反应时间和恢复的时间,经济资本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户在受到扰动后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的投入。而在自然资本中,土地面积越大,利用结构越多元化,其应付各种病虫灾害、旱灾、雹灾等的能力越强。其中,收入多样性指数表示农户收入来源的多样性高低和各种收入的均匀程度。当农户所具有的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越大,农户家庭的年纯收入越多,收入多样性指数越大,收入依赖指数越小,其自身所具有的适应力越高。同时,对三类农户家庭体制的适应力得分显示出,适应力的高低与其体制转换的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即在由粮食作物种植为主转向以苹果种植为主的新型农业体制下,随着农户家庭体制状态转换的加深,其适应力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即这种体制转换对农户家庭应对外界干扰是有利的。
3讨论
在新时期城乡转型的背景下,西部农村地区的土地利用和种植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如收入成分和生计方式的多样化等因素,都构成当地农户家庭体制转换的驱动力。文中从农村社会-生态系统的微观尺度入手,基于农户研究我国黄土高原生态脆弱区农户家庭的体制转换,采用选择替代物的方法来量化农户家庭抗干扰的适应力,并通过这一指标来衡量这种转换对其是否有益,为农户自身也为从农户层面对当地整个农村社会-生态系统农村人地关系的适应性管理提供相应的对策。为未来在更大尺度,如将乡镇和县域的人地关系演变研究结合起来,分析不同尺度下农村社会-生态系统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和驱动力提供研究基础。事实上,将脱胎于生态学的恢复力思维中的适应力概念,应用到社会-生态系统中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农村社会-生态系统作为SESs的亚型,其本身的复杂性、开放性和各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综合性极大的增加了研究困难,文中虽以小尺度体制研究为突破口,有效简化各变量的复杂性相关关系,但也存在以下值得改进的问题:1)各农户家庭体制转换过程中,肯定会存在不同农户家庭之间的变量相互影响的扰沌现象,但该种关系较难体现出来;2)对某个系统体制转换的适应力计算应是动态的、变化的,不同阶段应考虑选取不同的替代物才更符合事实。例如,对于处在新型农业体制后期向非农户转变的高收入农户来说,其适应力似乎是在降低,这是因为本研究中只计算了农户在其农业生产活动中的适应能力大小,忽略了对这类农户来说重要的从事非农行业带来的自身适应力的提高。3)文中对农户家庭体制转换过程的研究排除了导致其自身体制状态剧烈转换(速度和方向改变)的社会事件,如家庭成员分家、意外事故等,仅是通过提取常规系统变量来追踪系统的动态性,分析系统体制的转换过程等。
4结论
1.1森林覆盖率增加,森林资源数量减少
大兴安岭经过50年的开发建设,森林的覆被率由开发初期的75.7%,增加到81.37%,但是森林资源的数量却大幅度减少。大兴安岭林区现有的天然林资源情况与开发初期相比,已发生了质的变化。整个林区活立木总蓄积下降,已由开发初期的7.2亿m3减少到5.5亿m3,减少了23.6%。有林地单位面积蓄积下降了21.3%,疏林地单位面积蓄积下降了27.5%,而近成熟林的面积比重由解放初期的65.7%,下降到现在的12.1%,蓄积比重由79.4%下降到现在的15%。
1.2森林质量下降,生态系统趋向脆弱化
大兴安岭开发建设50年,长期超负荷利用森林资源,加上过量采伐致使林相破损、火灾频发,天然林逐步减少,林缘回缩,逆向演替加剧。一是单位面积林木蓄积量处于低水平,全区商品林平均每公顷蓄积量为77.26m3;二是林分低龄化,中幼龄林面积占有林地面积83.1%;三是树种单一化,针叶树比重下降,阔叶树比重增加,优势树种兴安落叶松与白桦蓄积比值发生了重大变化,由7∶1变为1.29∶1;四是一些地方林地流失严重,形成越来越多的低质低产林,大兴安岭林区特有的生态功能弱化,已经引起生态环境的破坏。
2森林经营工作的对策和建议
2.1掌握实据,科学规划是森林经营首要安排和解决的问题
摸清底数,科学经营。目前我们的森林资源数据,是在每十年一次对林业局的资源二类清查基础上调查累计的结果,同时也因资源管理和木材生产中存在的一些实际情况,使统计数据与现实森林资源状况存在差距,有些还有较大出入,所以当务之急,应对大兴安岭整个森林资源情况进行一次彻底清查,真正地摸清家底。家底清了,才能做到措施得当,实现“永续利用”;才能统筹规划、分步实施。在此基础上,才能对目前的森林资源科学安排、规划各项森林经营(如天然幼中龄林抚育、造林、人促、低质林改造、母树林经营)目标和措施。原则是要彻底改变目前各项木材生产计划安排体制,不以产量为依据,给森林“松绑”,一切按照森林资源现实状况进行规划与生产,即要经营好、培育好、利用好,又要切实保护好森林,走在保护中经营,在经营中利用,在利用中发展之路,让森林自身不受“过劳”之害,从而才能真正使林区经济和森林资源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2.2明确培育方向,实施分类经营,保证森林经营目标和效果
因地制宜、因林规划、分区施策。一是对生态脆弱、森林植被稀少、恢复难度大的生态公益林,实行严格保护、合理补偿,科学经营,对宜林地和林中空地,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恢复森林植被,保持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促进森林群落的正向演替。二是对生态功能低下的疏林地,要进行合理补植和封育,改善林分结构,逐步增强森林生态功能。三是对一般生态公益林要按照可持续经营的目标和“近自然林”的经营模式,实行可许经营管理,严格执行森林经营管理的规程、规范,加强对现有林的抚育和残次林的改造,合理调整树种、林龄结构。四是对立地条件好的商品林区域,大力发展速生丰产林、珍贵树种、大径级用材林的培育。五是对可采资源濒临枯竭、森林质量急剧下降、迫切需要休养生息的区域,全面停止木材采伐。
2.3推进林业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和全面综合经营转变,保障森林健康发展
森林经营要从粗放型经营向集约经营、全面综合经营过渡。全面综合经营核心就是实现森林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模拟森林的原有生态系统,恢复森林的顶极群落。因此,在森林经营的全过程中,我们必须拼弃原有的经营模式,在森林资源恢复上从单纯营造纯林向针、阔、草相结合方向转变,宜阔则阔、宜针则针、宜草则草,使广袤的林地得以充分利用;在调查规划中从单纯看现状转向看现状和历史相结合,要认真研究原有森林的生境,了解原有森林群落的特点、立地条件、树种组成及与周围环境和其他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恢复过程中最大限度地模拟原有森林群落,以其达到恢复原有生态位的目的。在营造林上从单纯重视造林质量(成活率、保存率)向重视营造林的全过程上转变,首先要从种子抓起,在育苗方面必须加大力度。其次,要注重林地质量,在今后营造上在贯彻适地适树原则基础上,更要注重后期林地的经营,促进林地增温、培育林地肥力、调节林地旱涝等。
2.4加大科技投入,积极推广使用新技术,统筹兼顾的开展森林经营工作
推广和使用先进的科研成果及生产技术,是提高林分综合质量的关键,在衡量营造林质量上不能只靠成活率、保存率等数量指标,而必须考虑该林地的整体功能,对现有森林经营规程及技术规范要做到及时修改和完善,保证其时效性。对森林经营的技术人员定期进行业务技术培训,及时更新知识,要加强森林资源的动态信息管理,逐步建立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次的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共享信息网络体系。
2.5探索多种森林经营模式是脆弱生态系统恢复的有效途径
探索适合林区特点的森林经营模式,其一,划小经营单位,以家庭或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使家庭成为森林经营的最小主体;其二,划小经营单元,根据森林资源分布特点,按林班、沟系区划经营单元,在一个经营单元内,采取立体经营、综合经营等具体措施;其三,在荒山荒地造林上,则可鼓励个人投资或引资造林,在保证国有林地不流失的前提下,和承包人签订中长期造林合同,成林后,国家按其林分质量进行回收;其四,在森林抚育上,在严格核定原有林分立木蓄积和质量的前提下和承包人签订15~30年的长期经营合同,经营期满,国家按其经营成果,按立木蓄积进行回收。
2.6改革创新体制和机制是林业发展重要举措
林业管理体制和机制直接影响着林业生产力发展,森林资源管理体制、机制是林业管理体制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改革和创新是实现森林可持续经营、林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要进一步深化重点国有林区森林资源管理改革试点,实现森林资源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责权利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办事高效、运转协调、执法严明、监管有力的森林资源管理新体制;进一步做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配套政策的完善,逐步建立“产权归属清晰、经营主体落实、责权划分明确、利益保障严格、流转顺畅规范、监管服务到位”的现代林业产权制度;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完善责任追究制。
3结论
【关键词】复合生态理念;城市景观;地域性;地域特色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古典园林追求“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审美旨趣,强调“天人和一”“道法自然”的设计理念。但在经济全球化和快速城市化的宏观背景下,不同地域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加之经济利益的驱动,城市自身建设的盲目性和无序性,导致社会分异、生活肌理与历史传统文化割裂乃至沦丧、景观“趋同化”、“同一性”、景观形态无序状态蔓延、生态坏境承载力下降、城市地域性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这与地域性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地域和民族文化特色的保护与发扬也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如何在符合复合生态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将地域特色融入到城市景观规划设计中,来提高人们对城市地域的认知度,激发人们的归属感?
1 内涵认识
1984年,马世骏提出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为我国生态城市研究奠定了基础[1]。复合生态系统是一个由社会、经济、自然三大子系统构成的、蕴涵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发展和整体生态化体系。而和谐共生的生态文化是生态城市的灵魂所在,由此可见,生态城市设计要更多的侧重于挖掘地域文化内涵、注重整体性与地域性的结合。而城市景观正是处于这个众多维度上的一个空间点,并限于这个空间点所延伸的范围之内。
城市景观是“城市居民与其周围环境相互作用形成的网络结构,也是人类在改造和适应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特殊人工生态系统[2]”。它是一个多元素组成的城市复合体,所反映的是一个城市的整体容貌,包括城市整体布局的各组成要素的空间结构和外观形态,兼具经济、生态、文化等多重价值。从系统论和生态学的深层次角度进行深入剖析,可知城市景观是一类以环境为载体、自然生命为支撑、生态为纲、文化为常、受人类社会驾驭的集“自然—经济—社会”为一体的复合生态系统。它具有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双重属性。
依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十四卷,可知地域是指有内聚力的地区。地域本身具有同质性,具有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它强调地域环境和文化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和整体性。1988年,吴良镛先生指出“所谓地域,既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单元,也是一个经济载体,更是一个人文区域,每一个区域每一个城市都存在这深层次的文化差异……”。“地域特色”是指在某一个特定的地域内,其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因素等共同构成的特征,它是相对于一定空间维度存在的,是历史特征和时代属性相统一的地域文化的综合表现[3]。地域性的缺失,使景观失去了原有的个性,丧失了活力,地域性可谓彰显城市景观个性的血液,地域文化景观具有有机生命体的特性,缺乏了地域文化的景观空间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同地域孕育不同的景观,如沙漠中的绿洲、大地景观、草原景观等。地域性的城市景观规划设计是营造具有场所精神的城市空间的重要途径,也是延续复合生态理念的真实体现。
2 理性反思
遵循以上内涵认识,显然我们需要改变传统的城市景观规划设计与发展模式,转向地域特色的表达来应对全球化和地域化的冲击。具体来说,我们需要建立一种立足复合生态理念下的具有地域特色内涵的城市景观发展模式。因此,在价值观和方法论层面上的转型和调整是首当其冲的。针对不同层次的整合与梳理,整体来说,可以分为宏观整体层次和微观要素层次两大策略。
2.1 宏观整体层次
1)尊重地域自然环境,因地制宜营造生态性地域特色景观。对于地域特色的理解,不仅指纵轴历史文脉的传承,也包括对其所处地域自然环境的深刻认识。每一个地域自然环境的形成,都与当地的气候环境、地形地貌、动植物资源、矿产资源等元素密切相关。在不同地域文化融合的浪潮下,城市景观规划设计要充分尊重和理解自然地理和场所,这种理解不仅是指静止的形态,也包括对其动态发展形态和历时性的理解。在设计时应将这些带有地域特色的自然元素融入到设计中,构筑生态走廊中的绿色网络。以尽可能地避免对地表肌理和地质构造的破坏。
2)挖掘地域文化内涵,重构地域景观特色。传统文化在时刻影响景观形态的发展;民俗文化具有强烈的地方认同感;现代文化则既含有传统文化基因又汲取了时展精髓。文化具有明显的历史延续性、整合性和重塑性,而且每一个地域的地域文化都是该地域人们活动与交流的历史积淀,都具有它们独特的文化多样性。与此同时,城市的发展水平、功能定位、整体风貌、城市肌理等也是地域性景观规划设计的重要影响因子。整合梳理地域文化,充分挖掘文化内涵,提炼地域文化精华,用生态化、现代化的表现手法塑造特色景观形象,是彰显城市景观地域特色的重要途径。
3)多元文化融合共生。景观只有在保持本土文化特色基础上进行的创新才具有生命力[4]。只有正确把握人们的审美需求,在不同地域文化交流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为本土文化不断补充新鲜血液,永葆本土地域特色。
2.2 微观要素层次
1)“天人合一”的景观形态。地域特色的城市景观规划设计应坚持复合生态理念,尊重地域固有生态系统的标准,以提炼、概括的景观处理手法进行再加工,呈现出高度概括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景观空间形态。
2)揭示景观机理,满足人类心理需求。在景观规划设计中,避免景观均质化问题,洞察人类心理需求,运用空间尺度和比例的地域概念,切入形象、材质、尺寸等各个方面,加入景观符号元素,丰富空间的层次性,阐释空间的延伸与渗透。
3)合理利用新技术、地域景观生态性材料,注重色彩的延续与控制。可持续的合理利用风能、太阳能、水能,应用天然材料和再生材料,重视资源的生态价值与物质的循环和转化,凸显生态安全与生态效益。同时着重探析色彩的冷暖、饱和度和明度的变化规律,提炼意境美、艺术美和自然美。
4)复合生态绿化体系的营造。将绿化作为城市景观的一个子系统考虑,组织层次丰富的绿化空间,保护物种多样性。城市的生态自然环境和文化内涵是城市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城市形象的最显著特征。综上所述,景观规划设计中应从整体入手,逐项分析,综合考量,尊重自然环境,遵从生态规律,弘扬传统文化,亮化景观形象。
3 结语
“从可持续发展的口号走向生态景观建设的具体行动,这是当今国际城市人居生态研究的主流”[5]。在城市景观地域特色塑造中,要注重优化城市资源、保护城市生态系统、尊重原场地的地形地貌与其周围环境和谐共生、并结合地域性符号元素,将景观创造性地融入环境之中,形成更加完美的景观效果,营造一个生态化、个性化、特色鲜明的城市景观形象,来展现其特有的生态、文化、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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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结构; 过程; 集成; 地理学; 生态学
人类活动的强烈干预推动着地球系统演化进入了“人类世”(Anthropocene Era) 的新纪元[1]。人类活动对地球系统运行的影响赶上甚至超过了自然变化, 地球系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率发生变化并进入一个未知的演化方向和轨道[2]。在这种背景下, 传统地理过程、生态过程研究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 地理过程、生态过程及其与相关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正在成为现代地理学和生态学发展的重要方向。本文在概述地理—生态过程研究进展的基础上, 探讨地理—生态过程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和未来发展的重要领域, 以期为我国地理学、生态学等相关领域研究与发展服务。
1 地理—生态过程研究进展概况
地理过程是指地表环境(要素、综合体) 随时空变化的历程, 按要素可分为自然过程和人文过程, 按机制可以分为物理过程、化学过程和生物过程等[3]。在传统地理过程的研究中, 地貌过程和水文过程是其研究的主题和核心内容, 各种营力作用下形成的地貌形态和地形单元以及流域水循环的过程与机理是其研究的主要方向。生态过程作为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主要涉及生态系统中的元素循环、种群动态、种子或生物体的传播、捕食者和猎物的相互作用、群落演替和干扰等方面[4]。
20 世纪后期以来, 人类活动及其所导致的全球环境变化成为了全球生态系统格局、结构和过程变化的主要驱动力[5, 6]。在这个过程中, 土地利用改变了全球生态系统格局与结构, 人工直接管理的生态系统达到陆地总面积的40%以上[7]。1970~2000 年间土地利用扩展使物种灭绝速率比自然背景值提高2~3 个数量级, 全球物种多样性降低40%[8]。同时, 人类活动深刻地改变了水资源与水循环[9, 10], 1960 年以来, 水资源利用每10 年增加20%, 15%~35%地区出现水资源过度利用; 此外, 人为因素诱导的土壤侵蚀、土地退化等也成为全球面临的突出生态与环境问题[11], 全球约有40%的农业土地存在不同程度的土壤退化现象[12]。在21 世纪, 人口和经济持续增长以及全球环境快速变化将给全球生态系统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8]。
在人类活动深刻影响和全球环境变化的背景下, 早期地理与生态过程的相关研究表现出明显不足。在地理过程的描述中, 由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研究内容的分化[13], 自然地理过程往往只考虑自然变化机理, 而忽视人文因素的作用和动态过程。如早期的水文过程研究, 虽然可以分析径流和输沙的动态变化, 但是却往往难以揭示人类活动的影响效应。同时, 在构建的地理过程模型中, 也存在许多相互割裂的现象。如土壤侵蚀模型,其经验模型往往难以揭示土地利用空间分布格局对土壤侵蚀过程的影响; 而物理模型虽然能够反映出土壤流失的过程, 模拟不同土地利用情景下土壤侵蚀的变化; 但在实际应用中, 却由于野外和实验获取的数据难以满足模型参数设置的要求、误差累积和不确定性增加等原因, 而影响模型精度, 限制土壤侵蚀模型的应用[14]。
在生态过程研究中, 也多以自然生态变化的机理而展开。如植被空间格局变化研究仍然以顶级群落概念、群落格局演替Gap 理论和生命区划分体系为理论基础, 难以解释由人类主导的生态系统的动态过程。如在生态系统结构和过程变化的动态描述中常以Odum 的生态系统演变规则(Strategy of Ecosystem Development)[15]为理论框架, 在此框架下生态系统应向热力学稳定态(Homeostasis) 演化; 然而, 生态系统很少达到稳定态, 也不一定呈现向稳定态演替的趋势。生态系统对环境长期变化的适应性研究经常以Tilman的资源竞争平衡理论为依据, 但以此为基础的模型并不能现实地模拟生态系统结构和过程的动态变化[16]。同时, 由于大多数生态学理论是基于单个生境中小尺度上的研究发展起来的, 而目前的环境问题具有大尺度的性质[17], 所以, 尺度问题业已成为现代生态过程研究的需求。
在全球环境变化驱动下, 传统地理过程与生态过程的研究发生了深刻变化, 与地理—生态过程相关的国际重大科学计划相继启动。如从国际生物圈计划(IBP) 到人与生物圈计划(MAB), 再到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 从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 到全球变化的人文影响计划(IHDP)等。纵观这些研究计划和相关学科的发展, 可以发现地理过程从任何角度看都不再是单纯的自然过程, 生态过程的研究也不再仅仅局限于生态系统内的动态与发展, 注重人类活动影响, 注重多学科的交叉融合, 正在成为现代地理—生态过程研究的重要特点。
目前, 地理过程的研究正经历着从自然向自然与人文结合方向发展, 从无机向无机与有机结合方向发展, 从单要素、单个过程的研究向多要素、多过程耦合与综合研究方向发展, 从宏观到宏观与微观结合方向发展[3]。生态过程的研究也伴随着生态学的发展,表现出生态过程研究与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相结合, 其研究对象从自然生态系统向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方向发展。研究方法从局部的、孤立的研究向整体的网络化研究发展, 生态过程研究的时空尺度不断拓展, 研究手段不断更新。在地理—生态过程的研究中, 新的科学问题和研究领域正悄然凸现。
2 地理—生态过程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
现代地理—生态过程强调人为因素在各种过程中的作用, 强调人为因素作用下的地理—生态过程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强调地理—生态过程与全球变化之间的耦合作用以及可能引发的后果, 强调地理—生态过程在土地退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强调利用现代手段进行定量化研究和过程模拟。在地理—生态过程研究中, 所涉及的基本科学问题包括结构与过程、综合与集成两大方面, 其研究重点则集中在尺度—结构—过程相互作用、自然—经济—社会相互联系、地貌—水文—生态过程相互耦合、地理—生态过程与资源环境效应相结合等领域。
2.1 基本科学问题
2.1.1 结构与过程在地理—生态过程的研究中, 结构往往是指不同生态系统和景观单元的空间关系, 如生态系统与景观单元的大小、形状、数量、类型及空间组合等。所涉及的过程包括自然过程(元素和水分的分布与迁移、物种的分布与迁徙、径流与侵蚀、能量的交换与转化等) 和社会文化过程(交通、人口、文化的传播等)。目前, 结构与过程研究的科学问题主要集中在结构、功能、动态、驱动力、过程、机制等几个方面。
(1) 结构关于结构的研究, 是重点探讨地表系统的要素组成和空间分布特征, 如土地利用/ 土地覆被的组成和分布格局、生态系统的空间异质性等。其中, 如何有效刻画生态系统和景观单元的结构特征, 构建具有生态学意义的格局指数是目前地理—生态过程研究中富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现代信息技术为获取生态系统和景观类型空间分布的基础信息提供了强大技术支撑, 深入分析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相关学科的发展趋势对于全面提升结构分析的研究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2) 功能系统的要素组成决定系统功能的发挥, 功能是不同系统要素与结构的外在体现。功能的研究主要分析陆地表层系统的结构演变与过程动态所表现出的生态、经济和社会功能。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研究、结构变迁与过程耦合下的资源环境效应等是目前功能研究的热点问题。
(3) 动态动态变化是在结构分析的基础上, 研究生态系统和景观单元等的变化规律和特征, 解释结构发生怎样的变化、变化的地点以及变化的速度等问题。在动态变化的分析中, 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 对现状的分析; 对未来变化的模拟。其中, 采取何种方法或技术刻画动态变化的特征, 是学者们共同关注的话题。此外, 在动态分析的研究中, 对不同时期数据精度、分类系统等一致性的处理, 往往是进行动态分析的先决条件。
(4) 驱动力驱动力分析是在结构变化分析的基础上, 揭示生态系统和景观单元变化的原因和驱动机制, 以期为预测结构变化方向和制定相应管理对策等服务。驱动力包括自然驱动因子和人为驱动因子两个方面, 其中, 自然驱动因子主要指对特定结构的形成与演变起作用的自然因素, 包括气候、地貌、水文、土壤和自然干扰等; 人文驱动因子主要涉及到人口变化、技术进步、政治经济体制变革、文化价值观念改变等。在驱动力的分析中, 重点探讨: 驱动因子选择与关键因子甄别、驱动力分析方法确定、不同驱动因子在不同时空尺度上的功能和效应等。
(5) 过程陆地表层系统过程的研究内容涉及物理过程、化学过程、生物过程和人文过程等方面, 其研究将朝微观深化和宏观综合两个方向发展, 其关键在于系统中界面过程的综合研究[18], 同时注重过程的格局分析[19]。目前, 地理—生态过程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水文循环过程与水量转化、流域系统中物质迁移过程、土壤侵蚀过程、土地系统演变过程、土壤—植物—大气连续系统过程、环境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生物多样性变化过程、人文与文化过程等方面。
(6) 机制旨在揭示结构与过程的相互作用关系。在机制的研究中, 注重地理—生态过程与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关系, 重视非线性科学和复杂性科学在揭示机制研究中的应用。模型作为地理—生态过程的定量表达, 是探讨机制的重要途径, 需要通过模型的手段开展机制的分析和情景预测研究。
2.1.2 综合与集成综合是地理学的本质和存在依据, 集成是综合的演进与升华[20]。在地理学研究中, 需要综合多学科的理论和知识, 选择典型区域, 针对主要问题开展综合
与集成研究。在地理—生态过程的研究中, 也需要综合多种实验观测手段和研究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在此基础上实现地理—生态过程研究中的要素集成、过程集成和区域集成。
(1) 要素集成现代地理—生态过程受自然、生态、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将人类活动纳入地理—生态过程, 对多种要素进行集成分析, 对于揭示结构与过程的演
变规律与特征具有重要意义。在要素集成的研究中, 要考虑自然社会经济要素的集成和
相互作用, 也需要考虑要素的尺度效应。
(2) 过程集成黄秉维先生早在20 世纪50~60 年代就提出了综合研究地表物理过程、化学过程与生物过程的学术思想[21]。过程集成强调地球表层系统各个过程之间的相互关联, 注重自然过程与人文过程的耦合研究, 强调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地理—生态过程的综合研究, 突出自然地理过程与生态过程的耦合研究等。在过程集成中, 基于过程模型的模拟与预测研究是过程集成方法研究的重要内容。
(3) 区域集成地球表层系统不仅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和地域分异规律, 同时也是
一个多层等级系统, 既有坡面—小流域—流域—区域—全球的不同尺度, 也存在种群—群落—生态系统—景观—区域—全球的多个层次。在地理—生态过程的区域集成研究中,不仅需要针对不同尺度地球表层过程的发生机理展开研究, 更需要通过尺度效应分析和尺度转换(尺度上推与尺度下推), 获知其他尺度的信息, 开展多尺度研究, 从而体现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在尺度效应分析与尺度转换中, 需要注意特征尺度选择与尺度域划分、转换方法与模型构建、时间尺度与空间尺度的合理匹配、尺度转换结果的不确定性分析等问题。
此外, 在综合与集成的研究中, 也需要加强集成方法的拓展, 发挥计算机技术、应用数学方法、空间信息科学与技术在地理—生态过程研究中的作用, 开展基于对过程理解和定量阐述的模型研究, 如建立区域综合模型、多尺度地理—生态过程模型等。
2.2 重点研究领域
2.2.1 尺度—结构—过程相互作用“尺度—结构—过程”是地理—生态过程研究的核心理念, 结构影响过程, 过程改变结构, 尺度不同, 结构与过程的关系也将有很大的差异。其中, 结构是不同地理—生态过程与自然背景综合作用的结果, 地理—生态过程的变化与发展影响和改变着陆地表层系统结构的形成, 从某种意义上说结构是各种地理—生态演变过程的瞬间表现。同时, 结构能够从多个方面影响过程, 如生态系统的空间分布能够影响局域地表温度、养分丰缺、生物种群或其他物质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 景观要素的变化可以影响景观中的物质流和能量流等[22, 23]。
结构、过程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离不开其所依赖的尺度。地理—生态过程不同, 其相应的尺度也会有很大的变化。就研究粒度而言, 富营养化的研究往往在30 m 或更小粒度上展开, 而森林砍伐的粒度则多在100 m 以上; 就研究的幅度上, 叶片的生理过程一般发生在平方毫米/ 平方厘米的空间尺度和秒/ 分钟的时间尺度上, 而景观动态过程的研究则需要考察几百/ 几千平方公里的空间尺度和十年/ 百年的时间尺度[24]。结构与过程的关系会因研究尺度的不同而发生明显的变化, 如在不同尺度上, 土地利用结构与土壤养分、土壤水分、水土流失的影响机制并不相同[4], 中小尺度上的研究成果并不能满足大规模综合治理与开发的需求。
尺度—结构—过程的相互作用研究是现代地理—生态过程研究的重点领域, 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 针对单一尺度分析结构与过程的作用机理;
(2) 探讨不同尺度之间结构或过程变化的规律和特征, 并分析其尺度效应;
(3) 基于不同尺度结构与过程的作用关系和尺度效应分析结果, 进行多尺度综合研究和尺度转换研究;
(4) 探讨不同尺度划分体系(如时间尺度、空间尺度、过程尺度、观测尺度、模型尺度等) 对结构、过程、结构与过程作用关系的影响效应;
(5) 其他研究, 如多尺度模型研究、尺度转换不确定性分析研究等。
2.2.2 自然—经济—社会要素相互联系当代地理学作为一门研究地球表层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相互作用与关系及其时空规律的科学, 其研究内容主要面向当前世界性的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25]。现代地理—生态过程的研究, 必然注重自然、经济、社会等多因素的综合研究, 注重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的关系[19]。
在自然—经济—社会要素相互联系的研究中, 地理—生态过程重点探讨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自然、经济、社会单一系统内部的要素、过程时空变化规律与特征;
(2) 自然、经济、社会不同类型的要素、过程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机理;
(3) 自然、经济、社会不同系统之间多要素或过程之间的综合与集成;
(4) 地表系统在自然、经济、社会共同作用下的变化规律与发展趋势;
(5) 其他研究, 如复合系统基础理论创新等。
2.2.3 地貌—水文—生态过程相互耦合地貌过程、水文过程和生态过程是地理学、生态学研究的传统优势领域。在早期的研究中, 往往关注单一过程的研究, 而对两两过程或多种过程的综合研究不够。然而, 多种过程的耦合作用机理往往是识别系统动态演变的关键所在。在全球环境变化的背景下, 地貌过程—水文过程—生态过程的耦合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 地貌过程—水文过程—生态过程的耦合研究重点关注地形发育、径流形成、污染物迁移、土地退化、生态系统调控等领域, 其重点研究内容有:
(1) 人类活动影响下的生态—水文过程;
(2) 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
(3) 流域水、沙及化学物质迁移过程;
(4) 其他研究, 如耦合模型开发等。
2.2.4 地理—生态过程与资源环境效应研究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并寻求解决其中关键问题的途径, 为区域整治提供理论基础和决策依据, 是当代地理学和生态学服务社会的重要方面。目前急需解决的资源环境问题包括水资源供应危机、土地质量急剧下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益严重、灾害频发等问题, 这些资源环境问题的解决往往和地理—生态过程的调控密切相关。探讨地理—生态过程与资源环境效应的关系是目前地理—生态过程研究的重要方面。
地理—生态过程与资源环境效应研究的重点内容有:
(1) 生态系统物质循环与全球变化;
(2) 流域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及其资源、环境和灾害效应;
(3) 土地利用/ 土地覆被变化过程及生态环境效应;
(4) 城市化过程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与效应;
(5) 生态系统过程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6) 地貌过程与灾害效应等。
3 地理—生态过程研究的发展趋势与方向
3.1 地理—生态过程研究的发展趋势
现代地理—生态过程研究正跨越不同时空尺度, 开展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 从近期发展看, 地理—生态过程研究具有以下明显的动态和趋势。
(1) 系统化系统化是地理—生态过程研究的重要方向。地理—生态过程是以系统论为基础, 以陆地表层系统、环境系统、人地系统等为对象开展研究。在系统化研究中,需要探讨系统的内部要素与结构组成、系统层次与相互关联、系统动态与外部环境的相互关系, 揭示全球变化背景下地理—生态过程与地表系统演变的作用关系, 探求系统协调发展的机制与途径。
(2) 综合性综合性是地理—生态过程研究的重要特色。在地理—生态过程的综合研究中, 不仅要在分析要素与要素关系、要素与过程关系、过程与过程关系的基础上开展要素综合和过程综合, 也要在尺度效应分析和尺度转换的基础上开展区域综合研究。在区域综合研究中, 不仅需要聚焦危机区、脆弱区或热点地区, 针对独特区域开展独特问题的综合研究[26]; 同时也应具有全球化视角, 开展跨国或全球尺度的研究。此外, 也应注重总结性的综合研究[27], 基于重要地理区域科学数据构建国家级的地理科学基础平台,为进一步创新研究提供基础。
(3) 交叉性地理—生态过程研究本身就属于学科交叉的范畴。随着人口、资源、环境、发展等全球性问题重要性的日益突现, 地理—生态过程研究的交叉性特点将愈加明显, 自然与人文的交叉、科学与技术的交叉、多学科交叉成为地理—生态过程研究不可逆转的趋势, 地理学、生态学、资源科学、环境科学、大气科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对于地球表层系统的共同关注, 在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的同时, 也为地理—生态过程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机遇。
(4) 应用性地理—生态过程的未来研究, 将积极拓展科学研究的应用领域与范围,在环境与灾害管理、生态系统管理、国土综合整治、全球环境变化、土地退化防治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开展应用研究, 以满足国家需求, 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服务。
3.2 地理—生态过程的重大研究论题
地理—生态过程作为当代地理学、生态学及相关学科研究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领域,在未来的研究中, 需要整合科技资源, 针对以下领域和内容开展工作。
(1) 地表系统中的物质、能量和生物流过程研究其中重点加强生态水文过程、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人地相互作用过程、全球碳氮循环等研究; 注重界面过程和不同类型过程的耦合; 注重野外观测、试验分析、空间信息技术、数学模型等研究方法的综合应用。
(2) 地表环境变化的驱动力、过程和效应研究主要分析陆地表层系统、环境系统和人地系统演变的自然和社会经济驱动, 分析不同结构和过程的时空变换特征, 探讨不同变化情景下的资源、环境、生态和灾害效应。
(3) 区域综合和区域内异质性研究区域综合研究有待于加强区域综合实验研究、区域综合的方法与模型应用; 同时针对区域内的时空变异, 开展区域内景观多样性与异质性、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研究。
(4) 尺度推绎与转换尺度问题是地理—生态过程研究中极富有挑战性的课题。针对不同的尺度划分体系(种群、群落、生态系统、景观、区域、全球; 坡面、集水区、流域、区域、全球), 开展尺度推绎与转换的理论基础研究和区域实验研究, 发展尺度推绎与尺度转换的方法和模型。
(5) 地理学的整体性研究整体性是地理学的特色, 在当前环境变化研究中, 基于系统分析的整体性研究愈加重要[19]。目前, 地理学的整体性研究亟需加强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融合, 注重环境变化与规划、土地利用变化与规划、区域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研究, 突出人类活动对环境和过程的影响, 探讨模型模拟研究在地表系统整体性中的作用。
(6) 方法论创新方法论创新是推动地理—生态过程研究的重要途径。需要加强非线性科学和复杂性科学在地理系统研究中的应用, 开发研制或发展地理过程模型、多尺度综合模型等, 加强模型的有效性检验与验证。
(7) 地理—生态过程研究的应用在地理—生态过程的理论与创新的基础上, 积极加强应用研究, 其中重点加强的领域有: 水循环与水资源、地貌过程与工程和灾害防治、气候变化及其效应、生态过程与生态系统恢复和保护、土地退化过程与治理、人地相互作用过程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全球变化的区域适应研究等。
3.3 地理—生态过程研究的几点建议
我国在地理—生态过程这一领域已经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 并取得许多重要的研究进展。但是, 与国际相关研究的发展相比, 我们还有明显差距。为了更好地开展地理—生态过程的研究, 服务于学科发展与国家需求, 在未来研究中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 加强观测、实验、调查与模拟获取数据是开展地理—生态过程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目前, 我国已经建立了长期野外观测与研究台站网络, 为监测我国资源环境动态、推动地理学与生态学的发展、服务于国家需求和政府决策提供丰富的数据基础。然而,很多研究还缺少第一手的观察与监测数据。因而, 在未来的研究中, 要加强观测、实验和野外调查, 注重数据监测的长期性、监测手段与方法的一致性。同时, 加强地理—生态过程的模拟研究, 发展基于观测的过程模拟模型。
(2) 加强遥感与野外观测的结合遥感手段是目前快速获取地表信息, 开展地理—生态过程研究的重要手段。然而, 由于时间分辨率与空间分辨率的限制, 遥感数据的解译结果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因而, 在基于遥感手段开展野外调研和数据分析的过程中,需要加强野外的同步观测, 将遥感调查结果和野外观测数据相结合, 提高地理—生态过程研究的准确性。
(3) 加强区域综合和全球研究在我国目前地理—生态过程的研究中, 区域的综合研究已有较多的案例, 但是缺乏基础理论创新, 多尺度综合研究的内容也并不多见; 同时, 在地理—生态过程领域, 我国具有全球性视野的研究非常匮乏。在今后的研究中,我国学者要关注全球的问题, 积极开展跨国或全球尺度的研究。
(4) 加强学科交叉, 特别是一级学科的交叉学科交叉点往往就是科学新的生长点、新的科学前沿, 这里最有可能产生重大的科学突破, 使科学发生革命性的变化[28]。然而,从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申报情况可以看出地理学者有意开展交叉研究的项目比例较低[29], 地理学家们对于自然与人文的综合研究相对薄弱, 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国家需求。因而, 在今后的研究中, 亟需加强学科交叉, 将其他学科, 如生物学、物理学、化学、数学、信息科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应用到地理—生态过程的研究中, 以期取得突破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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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有效教学 生态信息 生态系统 反馈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4(a)-0136-03
1 有效教学概念的理解
效率、效果和效益是企业的生命。效率作为经济学的术语,其基本要义是用最少的投入得到最大的产出。效果是通过生产活动产生的合乎目的性结果,效益是生产活动产生的最终的实际效果和利益。教育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有意识的培养人的活动,而教学工作是学校教育的中心工作。在知识经济时代的现实背景下,知识、信息日新月异,科技发展迅速竞争日趋激烈,新技术、新工艺、新行业不断呈现,职业岗位变化加剧。这些变化强烈地促使学校要加强教学改革,理性认识追求教学效率、教学效果和教学效益是当今教学活动的应然需求。
20世纪的西方教育科学化运动促进了有效教学概念的产生,尽管对有效教学概念的内涵的解释却没有统一的界定[1-5], 但基于企业发展经济发展的理念出发,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有效教学”概念。教学活动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培养人的活动,从教学活动的过程来看,有效教学活动的行为主体(教师、学生)投入了时间、精力和物力,而从教学活动的结果来看,教师和学生取得了教和学的效果。从教学活动的社会效益看,学生成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简言之,有效教学的内涵包括教学要讲究教学效率,追求教学效果和教学效益。效率是指教学的投入与产出应符合一定的比率;有效果是指教学活动的结果要符合预期的教学目标;有效益是指教学目标是否符合特定的社会和个人的教育需求以及符合的程度[6]。理解有效教学的概念不仅要抓住有效教学中“效率”的本质,更要抓住有效教学“效果”和效益的本质。
2 有效教学的系统性和生态信息流
2.1 有效教学的系统性
生态学理论认为,自然生态系统是由生物和非生物诸因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的实现物质循环运动、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的复杂有机整体。教学是以教师和学生为生物因素,借助多种无机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因此,与自然生态系统相似,教学也具有系统性,也具有系统的重要特征:一是其整体性,构成教学系统中的诸多元素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二是其结构上存在着层次性,教学系统中的诸元素在空间、时间上有不同的分布格局,存在横向和纵向上的内在联系。三是其功能性,教学系统的整体性和结构层次性决定了教学系统的功能性,系统通过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的输入和输出实现其功能性。有别于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因素,教学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因素(教师和学生)具有突出的社会属性,通过人类社会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主动和能动地适应和改造环境。而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正是教学生态系统的功能性的呈现。
2.2 有效教学的生态信息流
Shannon从统计学角度分析认为信息是用来消除随机不确定的东西[7]。Wiener认为,信息是人与外界交流的内容和名称[8]。陈国能在研究分析的基础上,认为信息是自然界的物质、能量、知识(意识)对信息受体的映射[9]。与反映自然界物质和能量存在和变化的源信息相比,知识信息是由信息处理系统产生的“知识”转化而成的[9]。审视教学活动的整个过程,可知教学中的文化传承和发展是一个依托教学生态系统实现复杂信息传递的时空动态变化过程。而授课前的信息搜集、分析与处理,课堂教学中的知识信息传递以及授课后的教学信息反馈是构成教学信息时空动态过程的三个重要环节。每个环节的内在变化都蕴含着教学信息的交互传递过程。因此,相对于物质流动、能量流动而言,信息流动在教学生态系统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2.1 授课前的信息收集、分析与处理
诚然,教师在进行授课前都要进行一番准备,一般称之为备课。依据教学实践的体会,可以认为备课是教师为完成教学目标而对多种信息加工处理的认知活动过程。这种认识能体现教师备课的主观能动性,教师的思维创新性,认识和实践的统一性。教师是多角色的扮演者和任务的承担者。要出色地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标,教师需要消耗一定时间、精力及物质,形成有特色、有创意的教学预想或教学设计过程。首先,教师是个决策者。教师需要调查了解学生的知识背景、思维和能力水平,了解所授课程的知识体系及与其他相关课程的有机联系等。在获得较为充分的信息后进行分析与处理、作出判断,进而确立教学目标。其次,教师是编剧和策划者。备课是个复杂的信息预处理过程,它不仅包括教师围绕教学目标,研究教材、查阅参考书籍,确立和完善教学内容,研究设计预实验;而且包括为实现课堂知识信息传递和思维能力开发而进行的教学方法选择、教具等媒介的选择及教学策略的运用等。离开了授课前对复杂信息进行搜集、分析与处理的认知活动,就不会形成有效的教学设计或预想,势必导致教学出现平淡无奇甚至低效的局面。
基于上述的分析,在实践教学中认真贯彻实施,收到非常明显的教学效果。例如大学无机与分析化学中的实验课教学,在研究教学大纲和专业培养计划和要求以及在了解学生实践基础等信息的基础上,确立实验课的目标:学会用基准物质标定氢氧化钠的标准溶液的方法,掌握滴定法标定酸碱标准溶液的原理和操作技能,学会指示剂的选用和滴定终点的判断。实验的成败取决于碱式滴定管的正确使用,因此碱式滴定管的使用是实验的重点和难点。通过查阅资料及以往的实践经验和体会,抓住减少实验误差的因素:洗涤、润洗、排除气泡、读数、滴定时手捏塑胶管的位置、接近滴定终点时半滴的操作以及溶液颜色的识别。采用重点讲解、师生互动交流、演示和观察、思考、操作练习等方法,学生主动投入实验活动中,兴趣高,不仅理解和掌握了原理,而且全面熟悉造成误差的因素,掌握了减少实验误差的实验操作技能,从实验中获得了真实体验,也产生了成就感。实践证明:对于滴定实验,如果不对有关滴定实验信息全面的获取和预实践,不全面考虑好影响误差的因素及找到减少误差的对策,实验课难以获得好的效果。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数时功。没有经过授课前对知识信息进行搜集、分析与处理等认知活动,即使教学实现了“率”,也收不到“果”。
2.2.2 教学中的知识信息流
课堂是一个复杂的环境,它具有具体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两个独特的特征。在课堂这个环境中,教师、学生及各种无机物理因素之间彼此作用并相互影响 [10]。在教学生态系统中,除了物质运动和能量传递以外,教学生态系统中诸要素间相互作用的内在方式是知识信息的交互传递,进而形成教学中的知识信息流。因此,实现有效教学,更好地获得教学效果,需要尤为重视教学生态系统中信息的传递过程。
2.2.2.1 创建有效的知识信息流
在生态系统中,信息流不像物质那样循环,也不像能量单向流动,信息流是双向的,有从输入到输出的信息流,也有从输出到输入的信息反馈流[11]。基于生态系统中信息传递的这一特点,我们可以来剖析课堂教学中的信息传递过程。教学中,教师是教学的主导者,教师通过语言、手势、媒体等方式向学生传递知识信息,另一方面,学生是学习的行为主体,学生接收教师、媒体等传递的知识信息,并对信息进行编码和储存。学生对信息的接收、编码的结果如何往往会通过表情、语言等方式发出反馈信息。学生眉目舒展,可见教师的信息被很好的接收、编码和储存,学生的脸上有了笑容和惊喜,反映出他们领会了其中的真谛或有创新性的发现。倘若学生眉头紧锁,反映出在信息接收、编码过程中出现困难或障碍;抑或教师在传递知识信息的过程中,而学生注意力不集中,对教师的信息传递不呈现积极的反应。这些现象揭示出教师的信息传递没有引起学生的共鸣,师生间的信息流出现障碍,影响教学的有效性。因此,教学中,教师、媒体向学生传递的知识信息是否有效,需要教师运用敏锐的感觉来捕捉学生的各种明显或不明显的信息呈现,及时调整教学策略,促进教学知识信息流的有效传递,从而保证教学目标实现的最优化。具体的措施:一是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信息传递过程中往往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教学中教师首先要担当道具、灯光音响师的职能。营造一个和谐的教学环境氛围,避免物理环境因素对知识信息的传递、接收和编码等过程的干扰。二是信息的驾驭与调控。教师要担当导演、演员的角色。通过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兴趣,调动学生的参与性,加深师生间的有效互动,加强师生间知识信息的交流。三是视觉信息的有效传递。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视觉具有获得较多信息的优势。教学中灵活有效地利用课件,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信息传递效果。例如,在“细胞的跨膜物质转运”的知识教学中,Na+-K+泵的结构及作用机制是复杂抽象的知识。通过教师创设问题情境,引起对细胞跨膜物质转运机制的兴趣和思维集中。教学中力求言语简洁,层次明晰,结合结构模型,构建直观,形成表象。然后由静态到动态,适时结合动画演示,学生轻松地理解和掌握了钠-钾泵的结构和生理作用机制。这与单纯用繁多的语言描述或讲述结合观察静态的图形教学相比,简洁讲解与适时的动画教学结合使教学效果显著提升。
2.2.2.2 注重教学知识信息流的深化
大学教学的目标是培养人才,人才的质量不仅是拥有知识,更重要的是掌握实践技能和具有广泛的适应能力和思维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大学生基础知识扎实、概念清晰、理解力较强,但在动手能力、适应能力,特别是创新能力方面普遍欠缺[12]。思维能力培养不仅关系到学生未来思维创造性的发展,而且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在未来日益激烈的竞争中的成败与否。因此,教学活动的开展应紧紧围绕培养学生思维能力这个核心。
思维是应用感知的信息和贮存在大脑内的信息去解决问题的过程,解决问题是学习知识、形成概念、发现规律、做出决策等。思维过程是一个信息传递、接收和储存加工的过程[13]。在教学中,引发思维的起点往往是由问题开始,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建构主义认为,若问题中呈现的信息没有与学生原有的认知结构信息之间建立必然的联系,致使问题过难或过易而不能引起学生的思维,问题属于无效问题。因此,教学中教师要避免即问即答式之类等无效问题,追求问题的有效性,使给出问题中的信息能与学生头脑中的灵犀建立联系,产生问题得以解决的效应。
在教学实践中,激发学生思维,提高思维能力的有效问题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构建“黑箱”问题。这类问题呈现的信息与学生头脑中已有的知识信息之间无直接的联系,但知识信息接近学生的“最近发展区”。通过适当的挑战性知识信息的刺激,激发学生大脑中知识信息的有效碰撞,建立和存储由点到线乃至面的知识信息结构,进而达到较好的思维训练效果。二是组织讨论非良构问题。认知心理学把问题分为良构问题和非良构问题。非良构问题是起始状态和目标状态皆不明确的问题[14],非良构问题具有结构不确定性和答案多元性的特点,其解决方案和解决途径也是多样的[15]。非良构问题属于开放性问题。教学中,运用大脑风暴法,引导和鼓励学生积极思考,通过观察、分析、比较、推理、判断等过程探索不同的解决方案和解决途径,使各种设想在相互碰撞中激起创新思维的火花。既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又激发学生的发散思维,形成创新思维能力意识以及促进创新思维能力提高。三是实验探究的问题。相对于书本知识信息的学习而言,实验探究在激发学生创新思维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实验研究的对象本身具有很多奥秘能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引发学生探究的欲望。探究性实验问题可以培养学生自主探究的科学素养,激发思维创新的内驱力。例如在观察植物根与侧根结构,认识侧根起源的实验中,容易取得的实验材料豆芽却没有侧根,通过激励法鼓励学生积极思考探究,有的学生折断部分主根,培养出侧根,有的学生从影响侧根发育的源头探究,从控制豆芽生长素的浓度上深入探究侧根的发育等等。教学实践表明,学生在探究实验中往往会呈现多元化的思路,有许多奇异的发现,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疑难或困惑,而这些活生生的实践探究正是增强学生创新意识和创造力的重要途径。
2.2.3 教学后的知识信息反馈
时常存在这样的现象:学生认真听、也认真做笔记,但还是有相当多的人并没有完全懂。表现在作业出现错误、测试中对某些知识没有很好理解掌握、实验探究中很少有创新意识甚至创新思维能力存在缺失等。学生的这些信息呈现给教师提供了最真实的信息反馈资源。这种情况下,教师就要及时抓住这些信息,对前面教学乃至后续教学进行反思,适时适当地调整教学计划,采取务实可行的措施,真正地围绕学生发展这一核心,提高有效教学效果。
控制论反馈原理认为,反馈是控制系统利用从某行为活动产生的结果中获得的信息反过来调整、校正某行为活动,使之趋向实现某种预定的目标。教学是微生态系统,教师和学生等诸要素间的信息流是双向的。教学中知识信息的转化过程要通过信息流来实现,学生的发展程度也依赖于学生呈现的信息反馈。而信息反馈常通过这些途径来实现:学生的听课评价,学生的作业质量评价,实验、测试或考试质量评价、论文写作等。教学后的信息反馈不仅是教学生态系统中知识信息传递不可缺少的环节,也是教师为实现良好教学效果而作出信息调整和校正的行为活动基础。因此,教师应善于在教学中捕捉信息,尤其是挖掘来源于学生的信息反馈,认真深入地剖析,积极探索对策。这样不仅有利于教学效果的提升,有利于学生的发展,也有利于教师自身的发展。
有效教学是现代教学的一种理念,有效教学不仅要追求教学效率,更要追求教学效果。教学是由教师、学生、各种物理媒体和知识信息载体等构成的教学生态系统。用生态思维的方式认识教学生态系统中的知识信息传递功能,有利于深入研究教学中知识信息流的创建和深化机制,有利于提高有效教学的认识水平和实践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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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旅游影响;生成机制;旅游影响场;旅游影响因子
一、前言
旅游影响研究是旅游研究的重要内容,旅游影响如何产生、发展与演进的生成机制成为旅游影响研究的重点。关于旅游影响研究的文献相当丰富,国外旅游影响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语国家,并取得了较大进展。近20年,我国旅游影响研究也取得了较多的成果[1-5]。但就整体而言,对于旅游业多重影响的研究只是形成了基本的体系,还需要进一步的总结、提升和深入[2]。在国外,针对旅游影响机制的研究,Butler(1980)提出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理论[6],认为旅游者数量、类型和发展历史是影响旅游目的地不同发展阶段的决定因素,从而形成不同程度和形式的旅游影响。Smith(1978)认为不同类型的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规律[7]。Doxey(1976)对目的地居民的态度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著名的“愤怒指数”[8]。Mathieson(1982)指出了旅游经济影响的5种制约因素[9]。Butler(1974)分析了旅游者行为对旅游影响影响的5个因素[10],并(1993)进一步指出旅游目的地社会影响与目的地5个特征有密切关系[11]。Archer(1977)和MathiesonA与WallG(1982)等研究了旅游经济影响的因素和形成过程[12,13],SmithVL(1977)和ButlerRW(1974)等讨论了旅游社会影响的因素及形成机制[14,15],TurnerL和NashJ旅游对文化的影响问题[16],WallG(1977)研究了旅游环境影响因素及机制的问题[17],Mieczkowski(1995)认为4种因素对旅游环境影响发生作用[18]。在国外的旅游社会文化影响因素及影响结果的研究方面,宗哓莲等(2004)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19]。在国内有关研究中,罗明义、保继刚等分析了旅游经济影响的问题[20-22],杨俭波分析了对旅游社会文化环境变迁产生干扰和波动的几个因素及其作用机制[23],李星明等分析了旅游者对旅游影响的3个因素[24],申葆嘉、刘赵平等分析了旅游社会影响及其形成机制的问题[25-27],陆林等分析了旅游对当地居民态度影响的问题[32,33],杨桂华等分析了旅游环境影响及机制问题[30-33],黄泰等对区域旅游影响的旅游流因子进行了形成机制分析,并构建了几个模式,但未能从系统角度分析其他因子[34]。从上述旅游影响机制的研究来看,案例分析较多,理论分析较少,旅游单项影响机制研究的较多,旅游综合影响机制研究的较少,旅游影响单因子分析的较多,从系统论综合的角度进行旅游影响多因子分析的较少。因此,论文试图在系统论和系统动力学的指导下,通过对旅游影响多因子分析和驱动机制分析,建立一个旅游影响生成机制分析的初步框架,以求能为旅游影响理论的建立提供一些参考。
二、旅游影响因子分析
旅游影响因子较多,根据影响因子在旅游影响生成中的作用不同,可分为三大模块:一为旅游影响动力因子模块,即旅游流系统;二为旅游影响应力因子模块,即旅游目的地系统;三为旅游影响规范因子模块,即旅游制度创新系统。
1.旅游影响动力因子模块――旅游流系统
旅游流是支撑旅游空间经济系统运行的基点和动力,是维系旅游目的地空间系统运行要素的总称,它们始终处于动态的流动之中[35]。旅游流系统是由多重要素在多重空间流动的复杂巨系统,是旅游影响产生的动力因子。
这里的旅游流是一个狭义的概念,是指因旅游者的流动而引起的以旅游客流为主体的,包括旅游信息流、旅游货币流、旅游物流、旅游能流的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旅游客流即旅游者的流动。旅游信息流是指与旅游活动有关的信息的产生、保持、传递、接受、加工和使用的过程[36]。这里的旅游信息主要包括旅游者和旅游客源地的信息,如经济状况、文化形态、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等。旅游货币流指旅游者消费的现金流和非现金流。旅游物流主要包括旅游者的附属物,交通工具和随身物品等。旅游能流指因旅游者流动而引起的能量流动。
2.旅游影响应力因子模块――旅游目的地系统
旅游目的地,是在一定地理空间上的旅游资源与旅游专用设施、旅游基础设施以及相关的其他条件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旅游者停留和活动的目的地[37],是旅游目的地空间和时间结构中形成和存在的包括社会、经济和环境在内的实物形态和精神氛围的总和,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系统。
旅游流系统作为旅游影响的动力因子,需要旅游目的地系统的响应才能对旅游目的地产生各种影响。旅游影响应力因子模块包括经济环境因子、社会环境因子和生态环境因子。(1)经济环境因子。它不但对旅游业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而且对社会环境、生态环境等也有着较大的影响,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基础设施、产业结构、产业集群、经济开放度、市场体系的完备性、外来投资、人力资本环境,资本环境,人文交流与信息环境,技术发展环境,社会及公共管理环境和特定的企业文化传统等方面特征。(2)社会环境因子。它为整个目的地的旅游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环境,是旅游影响产生和发展的前提,主要包括当地居民及地方文化、当地政府及相关组织、区位及可进入性、总体形象、治安、科教环卫等状况。(3)生态环境因子。它主要包括生物环境、土环境、大气环境、水环境、岩石环境、声环境、光环境、放射性环境及资源状况等。
3.旅游影响规范因子模块――旅游制度创新系统
从区域层面来看,旅游目的地系统是一个自组织和它组织相结合的系统。自组织和它组织的作用力来自旅游制度系统。目的地系统在旅游流动力和目的地本身应力以及旅游制度创新系统的共同作用下,系统进行自组织和他组织的交织作用,不断发生演化,是一个从稳定――失稳――稳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旅游制度创新系统对旅游流的规模和特征以及目的地的响应不断进行规范,对旅游影响不断进行调适和优化。制度是与具体行为集有关的规范体系,它是由非正式的约束、正式规则和这两者的实施特征组成的[38],旅游制度系统就是与旅游活动有关的行为规范系统,包括与旅游有关的政策、法律、政治规则、意识形态、价值观、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经济规则、契约等。多种形式的旅游制度构成了一个系统,成为旅游制度系统。为了解决旅游业中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就需要不断进行旅游制度创新,构建旅游制度创新系统。
三、旅游影响场
旅游影响场是指旅游空间内各种旅游流在一定的作用方式下流通而形成的时空分配状态,它是一个时空分布的非均衡结构。在旅游影响的形成过程中,存在5种形式的旅游影响场,它们分别为经济场、信息场、心理场、引力场和生态场。
经济场的概念早在10年前就有学者提出[39],在经济场中,经济主体是在有限理性和约束条件下通过成本效用分析和福利最大化原则来进行行为选择的,因此,经济流一般是从低效用向高效用的方向流动。由于经济场的作用,经济流导致了社会交换、乘数效应、外部效应、空间集聚、产业集群、产业结构变动、经济发展、就业增加、通货膨胀等一系列现象。
信息场是信息的集合[40]。信息就是不确定性的减少或消除[41],信息流通的本质在“信息差异”,信息流通过程是不断地消除信息生产者与信息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差异、隔阂、距离和信息误区的过程[42]。信息场的作用机制就是通过信息流通来减少或消除信息源与信息接受者之间所蕴涵的信息差异。旅游行为的本质就是摄取地理信息的过程[43],是一个通过信息流通来减少或消除信息差异的过程。在旅游活动的文化传播过程中,存在两个信息源和两个信息接受者,旅游者从旅游目的地获取各种文化信息,同时,当地居民也可从旅游者身上获得各种文化信息,因此文化信息的流通是双向的。代表先进文化的信息源所蕴涵的信息量较大,代表落后文化的信息源所蕴涵的信息量较小,因此,文化信息流动的总的方向是从信息量较大的信息源流向信息量较小的信息源。
心理场是心理与物体之间形成的场[44],是以人的心理为中心组合成的特定的场。空间事物的数量和排列以及属性、时间、群体人数和群体结构、个体经历、个体自然特征以及个体的出生时间和出生地点等都会对心理场产生重要影响。旅游目的地的任何事物都必然会影响到心理场,同时这个已经形成的心理场又反过来影响周围的事物。
引力场是物质世界在引力作用下的空间存在状态,引力作用是自然世界一种基本的相互作用,地球引力对自然环境的演化产生重要作用,如人、汽车、建筑、植被等对土壤的压力,从而影响土壤结构,并进一步对生态系统产生影响。同时,社会经济物质实体之间也会产生引力作用,如城市之间、乡村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社会经济要素在引力场的作用下进行流动。
生态场是生命系统与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而存在的一种状态,在生态场中,通过物质和能量的物理生化作用,在生态链的作用下使物质流动和能量流动与循环来影响生态系统的发展。生态链中的某个环节,或物质流动和能量循环中的某个环节发生了变化,就会使整个生态系统发生变化,从而对旅游目的地系统产生影响。通常,以上几种场是共同作用产生影响的,组成旅游影响场系统。
四、旅游影响生成机制分析
1.旅游流系统对旅游影响的驱动机制
旅游流是由旅游者的旅游需求和旅游行为所引发的,也是满足旅游需求和践行旅游行为的空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旅游流各因子的经济行为、空间行为、文化行为和心理行为在旅游影响场的作用下,对旅游目的地产生一系列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并实现旅游目的地经济、社会、环境价值的增值和综合效益的最大化。旅游流系统对旅游影响驱动作用的强度、范围和特征是由各因子的流向、流量、流速、属性和组分等特征决定的,其驱动作用是通过旅游流的各种行为进行的。
(1)由于旅游流的经济行为,旅游货币流通过产业链流向旅游企业、当地居民、地方团体和地方政府,在信息场和经济场的作用下,引起旅游供求矛盾,促使当地居民增收致富,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演进和生态环境演变,从而引起旅游目的地社会经济的一系列变化。(2)旅游流的经济行为还伴随着旅游能流,如交通工具的废弃物、生活垃圾、排泄物等,在生态场的作用下,产生旅游生态影响。(3)旅游流与当地居民进行直接和间接交流的文化行为中,旅游者所蕴涵的信息流在心理场和经济场的作用下,进行信息传播和扩散,促使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发展和演化。旅游客源地的旅游需求信息,通过信息场传播到旅游目的地,旅游信息流在引力场、信息场和经济场的作用下,引起旅游目的地供给的变化。(4)旅游客流和旅游物流的空间行为在引力场的作用下,对环境空间产生一定的压力,引起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变化。(5)旅游流的心理行为在心理场的作用下,影响着旅游动机、旅游需求、旅游消费、旅游体验以及与目的地的文化互动,其所蕴涵的信息在信息场、经济场和心理场的作用下,导致旅游供给内涵和形式上的变化,从而引起旅游目的地一系列变化。
2.旅游目的地系统对旅游流系统的响应机制
在旅游流践行旅游行为和在旅游目的地实施经济行为、空间行为、文化行为和心理行为过程中,旅游目的地的地方政府、旅游投资者、旅游经营管理者、当地居民、旅游媒介、其他相关团体与个人等利益相关者在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指导下,在利益分配机制和价值增值机制激励下,在各种旅游影响场综合作用下,在旅游信息的引导下,通过为旅游者提供行为空间和旅游供给,参与到旅游供给的各个环节,产生一系列对旅游流直接和间接的响应行为,改变旅游目的地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和生态环境因子的时空结构,从而导致旅游目的地产生旅游社会、经济和生态影响。目的地系统对旅游流的响应的程度、范围和方式,取决于旅游流的属性和特征以及旅游目的地各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特性以及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特征(见表1)。
3.旅游制度创新系统对旅游影响系统的规范机制
旅游制度系统就是与旅游活动有关的行为规范系统,它的规范作用不是直接对旅游动力因子和应力因子模块发生作用的。旅游制度系统及其派生措施可降低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消除外部性、促进社会效率,通过界定旅游利益相关者权利边界和行为空间,支配着旅游利益相关者的行为,规范着他们行为方式的选择,为行为绩效提供激励,改变旅游影响“场”中各个因子的数量、规模、强度和方向,影响旅游流的动力方式和旅游目的地的响应方式,使系统在新内外力的作用下打破了过去的混沌状态和无序局面,进入动态有序的开放系统运行状态中,促进积极影响,抑制或消除消极影响,从而使旅游目的地系统不断得到优化,使旅游目的地系统保持稳态,或向顶级系统发展,从而实现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和综合效益最大化。这要求旅游制度系统必须保持开放性来降低系统熵值,防止内部的低水平自我复制,从外部吸收能促进增长和进化的动力,获得不断持续的制度创新(见表2)。
4.旅游影响的生成机制
旅游影响是在旅游影响动力因子、应力因子和规范因子在旅游影响场的作用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生成的。旅游影响具有一定的社会、经济、生态结构,形成一个旅游影响系统,旅游目的地系统与旅游影响系统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因此可把旅游目的地看作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旅游影响”系统。旅游目的地各种旅游利益相关者在旅游流各种因子的行为驱动下,在旅游制度规范下,在旅游影响场作用下,产生各种响应行为,三者共同作用对旅游目的地社会、经济和生态产生一系列旅游影响。一旦旅游流的驱动作用与旅游目的地响应行为的辐合效应和旅游目的地系统不协调就会产生消极影响,这就对旅游制
表1 旅游目的地旅游利益相关者对旅游流的响应
度提出了创新的需求,使旅游制度变迁能对旅游流和目的地系统产生新的规范作用,旅游制度创新系统通过界定旅游利益相关者的权利边界和行为空间、规范旅游利益相关者行为方式、改变旅游影响场中各个因子的特征与属性、影响旅游流的动力方式和旅游目的地的响应方式,使旅游影响系统的发展符合旅游目的地的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以及生态环境系统的演化规律,从而实现“旅游目的地――旅游影响”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旅游目的地――旅游影响”系统也会对旅游流系统产生反馈作用,旅游者获得旅游体验和总体评价后,会影响今后的旅游决策,并产生口碑效应,从而影响旅游流系统的演化,并通过旅游流的演化进一步对旅游影响系统产生作用(见图1)。
五、结论与讨论
旅游影响的生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旅游影响动力因子模块即旅游流系统、旅游影响应力因子模块即旅游目的地系统以及旅游影响规范因子模块即旅游制度创新系统在旅游影响场的作用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通过旅游影响的不断反馈而生成的。因此,对于一个“旅游目的地――旅游影响”系统要分析三大旅游影响因子模块的特征及旅游影响场的机理,在此基础上,注重旅游影响评估,针对“旅游目的地――旅游影响系统”存在的问题,通过旅游制度创新系统来规范旅游利益相关者的行为,改变旅游目的地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时空结构,优化旅游影响,促进旅游目的地系统良性演化。论文只对旅游影响的生成提出了一个研究框架,对于各种旅游影响场的机理、在旅游影响场作用下旅游影响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各种旅游影响之间的相互作用还未能深入分析,这可能是旅游影响生成机制研究的一个重点和难点,需要通过模拟方法建立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而且不同类型的旅游目的地的旅游影响的生成机制也会有所差异,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才能把握旅游可持续发展机理,以推动和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 论文研究的旅游影响是旅游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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