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文学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后现代文学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现代性；多元；跨界；文化中国

什么是“现代性”？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整体性变迁，人们的生活世界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而在此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转变背景中，作为现代社会的根本精神，“现代性”便成橹泄学界讨论任何问题都无法回避的知识背景。

这一名词在当下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频频出镜，影响几乎已经辐射到了整个学科研究领域――自90年代以来，可以说，绝大多数现当代文学研究著述中都使用到了此概念。然而进入实际运用中，这一概念却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统一的标准，往往显得大而无当，指代模糊不清，且常常被泛化、乃至被误用，如温儒敏就曾批判过当下学界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1]。这一问题甚至体现在了海外汉学界对“现代性”概念的研究中，一如论文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2]所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一种对“现代性”的“本质性的拜物癖”现象。

针对这一学界现象，美国罗福林（Charles A.Laughlin）教授以消除现代性研究中简单的二元边界为主旨，凭借一种广泛比较的全球性眼光，取鉴多元，听取各方声音，主编了一本名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的论文集。论文集中汇聚了北美汉学界12位年轻学者的论文成果，从小说、戏剧、电影和文学史等多个视角，探讨中国“现代性”的迷思，展现了中国文化生产者所开拓出的与西方经验所不同、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有的现代性。从该论文集中也可以管窥美国汉学界现代性研究的一些思路。

一、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也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关于“现代性”的概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谢立中教授曾专门著文《“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3]，来一一阐明“现代性”（modernity）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现代”（modern）、“现代主义”（modernism）、“现代化”（modernization）等词的界定问题。谢立中教授在其文章中指出，在西方文献的实际运用中，这几个词的涵义常常是模糊不清，互相混淆的。可以说，“现代性”这一范畴在西方近两三百年的发展积累过程中，几乎已经可以用于包含所有的东西。对于究竟什么是“现代性”，研究者们都基于自身的立场和语言背景，而引发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由此可见，一个统一的定义是不可能的，而且研究者无论侧重哪个方面，都会有片面化之嫌疑。

因此，当代学者纷纷开始尝试从多元的角度解读现代性，甚至产生了“多元现代性”（mutiplemodernities）这一新概念。“‘现代性’作为一个能包容各种异质因素的观念，它的使用可以说打破了多年来人们所习以为常的一元论文学史完整图景，各种差异、悖论、矛盾得以发掘呈现。”[4]正是因为现代性具有“不断更新”（continuous renewal）的本质，才能使得“现代”这一概念能够在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中，与“传统”分裂开来。

然而往往在此类对于现代性的认知中，因为理论本身非一元化的特质，导致“现代性”最终被当成了一种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即被称作是“无边的现代性”的理论隐忧。在此类研究中，甚至还产生了许多自相矛盾的悖论。例如类似于60年代兴起的许多“革命样板戏”的“现代性”意义，在今天的文学评论中，有批判和“红色经典”美称两种评价并存的讽刺性对比。[5]

故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多元的现代性”的研究到底该如何展开，是一个值得人思索的话题，这也是罗福林论文集所尝试解决的问题。

二、论文集内容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缘起于200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一次题为“有争议的现代性：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视角”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的不同议题和学术报告都显示了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共同发展趋势：打破传统的二元法研究方式，从概念和方法论上重新架构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集的核心观点认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不应该再被各种传统的分野所束缚，历史的宏大叙述和日常经验的对立，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中国本土与海外侨民的对立，城市和乡村的分解，性别的区分，社会阶级的差异，甚至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的区分，所有这些二元分界都是可变、可商榷的，是应该被重新审视的，并意图探索各种传统二元分野中的互动和流动性。论文集分为“重写文学史”，“日常生活的末日启示录”和“全球资本下的道德主体”三个部分展开。

作为一本论文集，本书最重要的思想倾向表现在罗福林教授所撰写的前言及文集选材、编撰上，虽然本书中收录的所有论文，可能并没有完全表现出罗福林对中国文学的整体认知和重新整合。但是此论文集的诞生，仍体现了一种具有启发性、值得继续的尝试。尤其是罗福林教授所作的序言，更是对北美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的过去、现状和未来作出了精彩的论述。

在序言中，罗福林着重强调“现代性”这个词在1989年之前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很少使用，它是个来自于西方的名词；同时因为受到对西方的推崇，在中国，“现代化”与“西方化”的意义往往不自觉的被等同了。借用爱德华.萨义德的理论，罗福林指出因为本身可以说是一个有东方主义色彩的运动（强调西方文化霸权，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落后的惯性思维），以及五四一代相关的理论造成西方汉学界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的特殊心理，形成了双重“东方主义”[6]的认识局面。因此便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要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现代性，同时避免将现代性与西方化等同，避免受到西方霸权文化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告诉我们，或许应当拓展视角，将文学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加以全球化的眼光来进行解读。例如本部论文集中，各位作者的研究范畴十分多元，无论是现代性理论、研究现象，还是含有现代性因素的文本以及现代性文化（城市、影像、流散文学）都是他们的研究对象。

第一部分的标题是“重写文学史”，罗福林借用了这个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盛行于中国学术界的概念。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海外学者，“重写文学史”的目的都是为了打破以五四文学传统为正宗的“经典”书写模式，来重新拷问、思索和发掘那些在历史书写过程中长期被忽视、低估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进而重建动态的文学世界。文学史需要被重新审视，但是该“如何”重写则是本书关注的重点所在。

在这一部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借用弗洛伊德的“拜物癖”理论，提出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起，在美国汉学界所迷恋和依赖的几个重点大词汇中，“现代性”是最突出的一个。文学现代性常常被定义为一种始于五四时期的一场与“传统”的裂变。这些研究往往接纳欧洲的理论结构，总是事先假设中国存在一种庞大、并且坚如磐石的中国传统，然后，再把这一传统与现代文学相对立起来，而无视中国文学中存在的真实文本。此外，由于是以西方的文学经典为参照系，早期汉学家不得不时常为他们所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充满“次等作品”而发出嗟叹，忧国忧民的感叹中国的伟大作品少之又少。

而杨晓滨（Xiaobin Yang）则是从中国学界对“后现代”这一热门概念的讨论出发，揭示出这类对于中国“后现代”先进性的鼓吹，其实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对于“现代性”的戏仿和解构，仍体现出一种历史目的论的旧有观念。因此，杨晓滨在此后提出用“后毛邓”理论，来强调中国式的“后现代”在全球“后现代”话语中独特性。

“重写文学史”也体现在用颠覆性的视角和理论来挑鹬髁鞴勰睿而女性主义研究就承担了这一作用。如杜林（Amy D.Dooling）对白薇与文学左派的研究，不仅使那些被公众和学术遗忘的作者重回历史的舞台，也纠正了我们对中国现代妇女的认识。杜林认为以白薇为代表的女作家标志着妇女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中逐渐发挥作用的开始，因此，她更强调“创作的女性”，而不是“女性的创作”。她的研究强调的是从现代性出发，重新思考，甚至重新定义什么是女性，展示了在男权社会中”新女性”如何形成的过程。梅根・费里（Megan M.Ferry）的论文则阐释了现代文学是如何借“女性主义”，把女性作家整合到民族、国家话语之中的。邓津华（Emma J.Teng）则试图在她的论文中跳出中国内地文学的范围，在更广阔的地理观念上探讨什么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到底是一个政治、文化、语言概念，还是一个种族概念？有“中国性”的中国台湾、海外华人社会、非中文的华裔文学到底算不算是“中国文学”？她的论文几乎打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新兴中国流散文学之间的界限。

所有的作者在本节抵制、解构了那种对于本质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痴迷，即所谓“中国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经典”、“华人”或“新女性”。这种反本质主义的实现本身，可以说是从某种层面上实现了“重写文学史”的目标，而不是组建成另一种拥有“另类”外表的现代性。

本书的第二部分从历史的宏大叙述中拯救对“日常生活”的表现，同时也结合了1989年以来文学创作和日常体验中所折射的末日感。人们对清末以降文学创作与活动的研究与书写，常常局限在黑格尔的历史目的论中，或者过于强调物质基础的决定作用，重视“大历史”的书写，而忽视了个人的、私人的、日常的经验。在论文集中看来，历史一样可以从个体的角度来理解，张恨水、张爱玲等人的创作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对20世纪末小说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在现代性中发掘世纪末情怀的意图，他在“历史小说”中看到的就是一种历史的重复性或毁灭性。康开丽（Claire Conceison）的论文则研究了留学生话剧《大流放》新颖、怪异的表现形式，以及导演借助表面肤浅、戏谑的形式所表达的对个人危机和文化冲突的深刻思考。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台湾电影和戏剧也常常表现历史大背景下的个体经验。柏佑铭（Yomi Braester）的论文则探讨了赖声川、蔡明亮和杨德昌电影中的台北市――与城市一起拆毁的不仅仅是集体意识，更是对身份的毁灭。但另一方面，当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的分野消亡，当城市的公共与私人的边界不再分明时，可渗透性提供了另一形式的重建。与这部分其他几篇论文相呼应，吴文思（John B.Weinstein）的研究强调李国修和他的“屏风表演班”其实是在以笑和幽默来应对后“解严时代”台湾那些惊人的发展和变化，并再次说明在李国修看似轻松的系列喜剧中，缓缓呈现的其实仍是不可忽略的末日景象。

本书第三部分更进一步表现了对于日常生活和个体行为的关注。这一部分的三篇文章都将个体作为道德与非道德的竞技场，关注对那些边缘化的、不合常规的个体的书写。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个体的选择可能符合历史的走向和发展，更可能与历史的发展相逆；个人对道德价值的认知可能与社会、国家认可的道德价值相左。王玲珍（Lingzhen Wang）的文章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作家充满自传色彩的创作，认为这一时期的写作以“消费性”为手段，共同表现了一种重新定义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探求自身欲望和主体性的特点。魏若冰（Robin Visser的研究关注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都市小说中所展现出的私人与公共领域的伦理道德困惑、变化与暖昧性。桑禀华（Deirdre Sabina Knight）则以个案研究的方式重读了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从启蒙和人文主义的视角来审视许三观的道德困境。

本书的三个部分共同体现了西方汉学界中国现代性研究的多元性，历史、虚构、民族、流散、性别、情感、日常生活、历史……的边界被打破。通过跨界，多重话语在这里对话、融合、共生，有着鲜明的跨文化、跨学科、跨语际交流的特征。在论文集中，为了避免跨界中“无边的现代性”情况的出现，罗福林和论文作者们选择使用一个与历史无关的标题――“文化中国”去将这些离散的现象捆绑在一起。

可以说虽然学术背景、出场语境、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等仍存在着差异，但在以对话与交流为主调的当代，打破观念性、时间性、空间性的自我设限，寻求跨地域、跨科际的学术整合，早已成为一种必须而且可行的研究路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这一论文集表现了一种新兴的现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景观的轮廓――一种不再仅仅是补救或补漏的术语定义，而是代之以概念重构，挑战或颠覆了传统的假设和框架。总之，正如罗福林在前言中所说：“这个会议主要是关于用什么样的手段来绘制和协定这些边界，对我来说，这件事本身就是打开这一领域历史的新一页。” 虽然论文集中所提及的关于现代性的问题可能尚有很多仍然悬而未决，而且所谈论的中国现代文化的源头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文集总当前的讨论已经为制定了进一步如何解决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复杂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试金石。

⒖嘉南祝

[1]参考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第110～118页。文中提及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会导致三个“危险”：一是现代性被当作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其理论向度被无休止的夸大和扩展，成了“无边的现代性”。再者，这类现代性探寻的出发点与归宿都主要是意识形态批判，文学不过是这种批判的材料或通道。其三，现代性研究中被反复引证的某些基本概念会在不断重复的论述中定型成新的简单化的模式，进而束缚对复杂丰富的文学史现象的想象力。

[2]见罗福林《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中第17页，福格斯所作《现代性的修辞和恋物癖的逻辑》（The Rhetorics of Modernity and the Logics of the Fetish）一文

[3]谢立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05期

[4]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

篇(2)

新世纪的第一年,中国学界对后现代的讨论仍然十分热烈。中国后现代与西方后现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中国后现代具有类后现代性,即它因为经济地位落后的原因正在走向现代,但其文化的超越性和精英们引进的急迫性又使它具有较明显的后现代特征。因此,经济的复苏、文化的多元、传统的强盛、意识形态话语的中心、市民文化的崛起成为一种多元差异性文化景观。在后现代语境的多元对话中,既不能采取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而搞封闭,也不能采取中心主义的态度进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而应充分承认个体的差异,强调达到共识的合理的具体步骤的合法性。

后现代主义引发了当代中国多种问题,如中心与边缘问题、价值平面问题、文化观念转型问题、价值归属问题、知识分子文化身份问题等。讨论后现代主义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思路引进的问题,而是人类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问题。那种回避的态度不足取,那种站在现代性或者后现代立场宣布什么本质层面被取消,什么东西不具有合法性,其本身就是独断论的。后现代反对独断论。因而,人文知识分子不仅要放弃虚无主义立场,还要放弃极端民族主义立场,才有可能在极高明而道中庸中,找到价值重塑的思想地基。

下面,从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后现代思想、后现代政治、后现代文学艺术、新世纪文化转型等几方面的后学(post-ism)问题,对2001年中国学术界对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做一学术史考辨。

一 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多元问题

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后现论的时髦和现实问题的复杂造成的交错状态,使中国学界必得认真分析传统型、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紧张关系。那种缺乏分析的取舍使中国文化转型产生了困难,同时也使选择的主体和主体的选择分外艰难。这方面有几篇论文值得注意。

向世陵在《传统哲学的现代反思传统、现代、后现代与中国哲学的价值》 中认为:中国正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本质上是西方文明产物的现代化或现代性,成了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第一推动。作为西方现代性标志的理性启蒙,集中体现了西方文明对世界的贡献。但这条道路本身却是不完备的,时代提出了调整的要求。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注重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和资源的合理配置,强调人和自然的亲和关系,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文化发展的多元性等等,可以说都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如此思潮被引进到中国,大体上是与改革开放后西方现代性文化进入中国同步的。后现代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批评和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青睐,促使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哲学的价值。他认为,思考中国传统哲学资源在21世纪的价值,离不开西学的参照。由西方传入的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为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准备了条件,中国哲学本有的开放性则为这一转型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应当在认真总结自身短长的基础上,将西方的现代性精神与中国传统的真善美的价值追求自觉结合起来。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结构模型和变常互动互补的生存机制集中体现了中国哲学的价值。经过与现代性、后现代的相互折衷,必将能够适应新世纪的需要。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社会得到呼应并与传统思想产生某种共鸣,突出地表现在传统的天人合一观重受重视和被大力推崇。集中体现中国哲学价值的流变性、和合性、生生不息性、天地人一体性等等与后现代的不少主张是可以相容的。

陈喜辉、付丽在《道家哲学与后现代主义比较研究的缘起与现状》 中认为:隔着两千年的时空,人类精神的境遇和反抗并没有根本的变化。陌生的只是面孔和语言。我们相信浪子式的后现代主义能在古老的中国找到自己的源头,而幽玄的道家思想能借清明的西学得到现代的诠释。实际上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如德里达等已表现出某种对中国文化的寻亲意识。道家哲学与后现代主义文化皆禀赋鲜明的反传统、反理性主义倾向。当三代礼乐文化与儒家思想整合为礼教中心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老庄以自然主义的道为出发点,以知识的有限性和相对性为根据,彻底泯灭了理性规划的可能性及政治统治的合理性。道通为一,人与物齐,在西洋哲学中死去活来的二元论和主体性等问题对老庄来说如雪融于水。换言之,道家哲学与后现代主义作为两种有着巨大时空距离的思潮,具有内在的亲缘,在言不尽道、反理性专制以及价值的多元化等方面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并在消解的同时表现出建设性的价值。这种内在的亲缘孕育于同在边缘的命运,即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清算,道家对礼教中心和经学中心的批判。二者的比较研究已广泛展开并引向深入,根本指向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以及现代化进程等问题。

张建军在《后现代语境中的《庄子》》 中认为:后现代文化语境,赋予我们重新审视经典的视界,在后现代语境中理解《庄子》,可以发现《庄子》载法对崇高、解构神话、一变原理场反对中心强势话语的统治等方面都与后现代主义有相通之处。《庄子》和后现代主义代表了一种原始天真对抗模式化世界,以人类精神解放为其终极目的的一种追求,它通向人类精神领域的一种更为自由的境界。

余章宝在《传统历史话语的颠覆

篇(3)

我国现代文学理论经历“五四”文学革命前后对西方文论的引进，近百年已有崭新的发展，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人文主义文论，在我国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文艺理论的引进，更把文学理论奠定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之上。改革开放30年来，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论，包括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文论，还有从尼采到柏格森、克罗齐等的美学，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到胡塞尔的现象学、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从卢卡奇的现实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从原型批评、符号学、接受美学到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纷纷被译介到我国，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都拓展了我国学者的视野。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目前，继承中西方文论的积极成果并总结新的文艺实践经验的、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完整体系正在新的探索中形成。在此时刻，王彦霞的新著《文学理论向度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问世，应该说非常及时，也很有意义。

文学理论的生成，是文学理论话语从无到有、从简单到繁复的生长过程。所谓“向度”，据著者解释说，是指理论生成过程中表现出的形态特征、倾向特点等，隐含着理论主体的世界观、方法论及其对文学功能、价值的不同认识，并决定着理论话语产生意义的根本条件。换言之，每个理论家如何根据他的世界观、方法论和文学观念，确定从什么视角切入文学研究，并把文学现象的哪些部分作为其理论阐述的主要对象，都会对文学理论向度产生一定的影响。

《文学理论向度研究》这本著作的贡献在于，它将历史上的种种文学理论按照其向度分为四种，即按研究者对客观世界(生活)、创作主体(作家)、作品(文本)、接受主体(读者)及其相互关系所取的不同视角和不同理论模式，将文学理论向度分为载体向度、本体向度、读者向度和文学之外的向度。历史上的“模仿”说、“再现”说、“反映”说、“表现”说、“言志”说、“抒情”说都被归为“载体向度”；而注重文本形式研究的符号学、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则被列为“本体向度”；至于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理论等又被看做“读者向度”；文学理论走向对影视、媒体文化和现实生活中的图像、音响、广告等的研究，则被视为“文学之外的向度”。书中逐一考察了每一向度的中外文论生成的过程和理论观点，不仅比较、分析其合理性和不足，还提出了当今的文学理论研究应博取众长，走新的更高层次的综合道路。

著者的上述基本观点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也是比较正确的。对四种向度的论述都有充分的展开，引证丰富，足可让读者作为文学理论的发展简史来读，清楚地认识到各家文论提出的根据和立足点，以及各家文论的历史进步意义与时代局限。对新的综合研究，书中也提出了比较切实的思路。这本著作原是作者的博士论文，视野开阔，学术含量大，分析也比较细致严密，特别是从向度视角切入文学理论研究，颇具新意，给读者以新的启发，对于把文学理论研究推向前进，应是有帮助的。

篇(4)

一、互文。互文即所谓“互文见义”，是基于文体限制或表达的特别需要，将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有关联或存在对应关系，能互相补充、互相渗透或互相限制、互相说明的语言结构单位按一定顺序罗列在一起，以起到言简意深、委婉错杂等特定艺术效果的修辞手法。互文是古诗文中习见的表达方式，在中国文化中，这种表达方式在汉唐以前甚至在语言大发展的春秋时期就已经取得长足发展，臻于成熟。所以说，互文的传统或传统的互文，都该是有所本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百年前兴起、白话文产生发展之后，互文这一表达方式运用渐少，似乎被我们束之高阁，日渐与我们隔膜、生疏，以至于现在我们大家包括各类大中小学校语文教师们淡到互文，每每也就是“古代诗词作家在进行诗歌创作时用到的一种修辞手法”，最多也只不过是把互文当作一种已经“死去的艺术”来欣赏，这一现实应引起我们高度警觉。这种认识既割裂了传统，又可能扼杀了互文生存、发展的生机。

二、互文性、互文本。“互文性”是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种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通常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文本之间发生的“交互”关系。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所谓“互文性”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文本策略，渗透于多种后现代文学中(包括元小说、元诗歌、反叙事、纯小说、戏仿、拼贴等等)。它是一种价值自由的批评实践，是所谓“互文性革命”——结构主义批评家在放弃历史主义和进化论模式之后，尝试应用互文性理论，来看待和定位人文、社会乃至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关系的批评实践。这种批评实践并不隶属于某个特定的批评团体，而是与20世纪欧洲好几场重要的知识运动相关，例如结构主义语言学、精神分析学、、俄国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其代表人物包括巴赫金、哈罗德·布鲁姆、罗兰-巴特与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等。真正推动互文性革命并从理论上系统建构起文本与互文性观念的，当推巴黎的两位著名批评家——巴特和克里斯蒂娃。

(一)文本，以及巴赫金的对话概念、狂欢理论。我们知道，在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中，互文性不过是两个个体诗人之间的影响关系。而巴赫金则提倡一种文本的互动理解。

从批评理论的角度看，对于文学文本的互动理解，其实在英美文学批评乃至文学创作中并不鲜见。18世纪初，亚历山大·蒲伯曾在维吉尔的作品中发现了荷马，蒲伯确信，一首诗在模仿自然方面的优劣，取决于它的互文性，或者说取决于它对前文本的模仿；艾略特也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会融入过去与现在的系统，必然对过去和现在的互文本发生作用。尤其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利用荷马史诗的情节敷设他的篇章，并在两个文本问确立了一种肯定的互文关系；又通过诸多的作者自我指涉，形成了一种内文本关系；还因对荷马人物的改造不能表现出一种否定的互文关系——无论是吸收还是破坏、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无论是自我引用还是自我指涉，特定的此文本总是与某个或某些前文本纠缠在一起；同时，读者或批评家总能在作品中识别出这个特定文本与其特定先驱文本的交织关系。

巴赫金从对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从小说中各种外文学文本存在的现象考察出发，把文本中的每一种表达，都看作是众多声音交叉、渗透与对话的结果。巴赫金把这种共存互动称之为小说的“多声部”或“复调”现实，并用“文学狂欢化”概念来支持他的对话理论。他倾向于把世界和人生看作一种共时结构，偏爱把文学置于文学之外的象征性语境之中，借以由此造就一个杂乱拥挤的互话语空间，创造一个众声喧哗却又是内在和谐的弹性环境，从而赋予语言或意义某种不确定性。

(二)巴特、克里斯蒂娃与“互文性革命”。1973年，巴特几乎在发表《文本的》的同时，发表了著名论文《文本的理论》，文中他试图回答“文本是什么”。在他看来，文本不是作品，也不是客体，甚至不是一个概念，文本产生于读者与文字间的关系空间，它是一个生产场所；文本作为生产活动，它生产出来的不是产品，而是一个作者与读者相遇、上演戏剧、进行语言游戏的场所。巴特进而又说，文本是意指，是一种意指实践，是读者参与的意指实践过程——其核心是以矛盾形式出现的多元性。

篇(5)

关键词：波普艺术；特征；影响

引言

波普艺术是有别于高雅艺术，而是将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物品通过艺术处理后，用于表达特有的内涵。解读波普艺术的内在涵义充满了幽默，一些艺术作品看起来简直是荒谬至极。波普艺术发展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达到了顶峰，在该种艺术的设计形式上更多地迎合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同时还更多地考虑到了人们的心理需求。因此，波普艺术备受欢迎。二十世纪80年代，伴随着文化批判热潮的掀起，波普艺术更多地体现出文化批判的内涵，在社会各个领域都有所体现。

一、关于“波普艺术”的理解

所谓的“波普艺术”，就是“POP”艺术，即“PopularArt”，属于是有别于高雅艺术的大众化艺术，能够被人们所接受，是具有时尚感的艺术。波普艺术与高雅艺术有所不同，如果说高雅艺术充分了文化底蕴，是一种艺术文化思想的表达，那么，波普艺术是一种现实主义体现[1]。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人们文化意识不断提升，透过波普艺术就可以深层次地理解社会现实，由此而喜欢波普文化，接受波普文化。在目前的各个领域中，波普艺术都被充分地利用起来，以其艺术写实的特点，迎合了当代人的审美，使人们在观赏波普艺术的时候，能够从社会的角度进行分析，并产生共鸣。各种表现现代人心理的主题，包括刺激冒险、狡诈、性感、机智等等，都用夸张的手法，用艺术的形式表达出来，文化批判色彩融入其中，后现代文化色彩也非常浓重，其中能够体现社会的感性思想尤为突出。这种艺术模式由于符合了现代的社会节奏，所以在短时间内就已经超越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潮流。

二、波普艺术的社会背景

波普艺术是在英国诞生的，逐渐在美国流行并发展起来。二十世纪50年代，波普艺术开始在英国和美国的艺术领域流行。关于这一概念，是英国的艺术评论家劳伦斯・艾洛威在《建筑设计》上所发表的论文《艺术与大众媒体》中提出的。1958年，波普艺术开始成为被社会大众所接收的艺术。作为艺术殿堂的法国，不仅塑造了艺术的世界，而且在艺术创作领域上也走到了世界的前沿，也因此在世界艺术领域中占据着同时地位。但是，法国在艺术创作上，很长时间以来都是在走新现实主义路线[2]。一些艺术创作者对新的艺术表达形式具有很强的接受能力，于是，就在新现实主义艺术创作手法的基础上，将波普艺术充分利用起来，即为具有政治色彩的波普艺术。应用波普艺术表达现实社会的形态，以美术内容进行表达，使得波普艺术的社会现实性体现出来。法国对于艺术的定位，是以传统艺术为主，并没有完全意义地接纳波普艺术，甚至于存在排斥意向，这也是波普艺术虽然没有纳入到世界艺术殿堂的原因，而是作为一种文化批判形式存在的艺术表达。

三、波普艺术的特征

（一）波普艺术的生活化

波普艺术与高雅艺术有所不同，高雅艺术源自于生活实践，是对生活内容的一种艺术升华，波普艺术则是落实到生活中的艺术，可谓是在生活中开拓的一个新的艺术领域。将波普艺术融合到生活中，以各种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事物为载体传递出艺术主旨，诸如流行音乐、赛车以各种海报等等，都可以运用波普艺术受到进行设计。将艺术素材取材于社会环境，创作出令人耳目一新而容易解读的艺术作品，通过媒介将作品的艺术形象和思想传递出来，使得艺术不再是脱离生活的艺术，而是向生活普及的艺术，从设计思想上以及设计风格上来看，则是向后现代艺术转向。波普艺术的创作以拼贴的手法居多，所应用的原材料多为生活用品，一些作品甚至是非常巨大的，而且并不是平面的作品，比如，《包裹帝国国会大厦》是克里斯托在二十世纪90年代设计的，就是非常大的波普艺术作品。

（二）波普艺术的商业化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各个国家的文化开始崛起。处于二十世纪80年代，波普艺术伴随着商业潮流而发展，以其独特的术形象成为商业中的艺术代表。《到底是什么使得今日的家庭如此不同，如此有魅力？》是一部波普艺术设计的海报，是英国的汉密尔顿在二十世纪50年代所创作的拼贴画[3]。用于拼贴的材料包括各种海报以及当时已经出版过的杂志，其中的内容以及人物都是被公众所熟悉的。经过拼贴之后形成一幅带有波普艺术色彩的画面，发挥着商业作用。这种波普艺术的表达符合了商业特征，而且迎合了公众的视角，是合法的艺术创作形式，而且具有涵延化的艺术性质。

（三）波普艺术的政治化

波普艺术的艺术表达形式有所不同，其中更多地蕴含了文化批判精神，而这种精神也并非是其他的艺术形式可以准确表达的。主要是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而在国际艺术市场中波普艺术并没有被重视，使得波普艺术逐渐被推向艺术领域的变化，而以政治形态存在，发挥着政治价值逐。二十世纪90年代中国全面改革开放，在中国的艺术市场上出现了带有政治性质的波普艺术，至此，政治波普成为了一个艺术研究领域，其中所含有的政治性的艺术元素尤其受到重视。

四、波普艺术的影响

（一）波普艺术对政治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波普艺术首先是以政治形象出现的，各种波普艺术作品都是以社会政治题材为主要的素材，使得政治文化通过艺术的形式表达出来，幽默而带有浓重的讽刺意味。随着各国政治社会的发展，波普艺术取得了一定的艺术地位，使得波普艺术创作内涵更为丰富。以早期的苏联波普艺术为例。此时所创作的波普艺术是对现实主义文艺作品的仿真，特别是美国与苏联之间存在着政治冲突，而且这种冲突被延伸到文化领域中，美国开始从文化上对苏联进行渗透。波普艺术正是以这种方式传播到苏联。各种抽象性的表现主义艺术作品大量地在苏联社会环境中呈现出来。包括美国日常物品的宣传广告，美国超市所张贴的各种贴图广告等等，都不同程度地起到政治思想传播作用。

波普艺术在苏联传播，主要是在苏联艺术解冻期。此时，苏联要大力发展艺术文化，官方会举办形式多样的艺术展览，但是所塑造的艺术环境使非常宽松的的，对非官方的艺术作品并不产生排斥感。对于有一些充满文化批判色彩的波普艺术，虽然当时被界定为“异端艺术”，却不加以限制[4]。当时的官方艺术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波普艺术更多地体现为商业色彩，但是政治内涵非常丰富，更为深刻，很多的波普艺术家都会创作这种风格的艺术，特别是美国的波普艺术家，都会采用这种文化传播形式起到政治渗透的作用。

（二）波普艺术对社会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从绘画的角度而言，现代艺术与后现代艺术之间存在着很多的差异，不止于艺术形态的表达，更多的是在艺术思想的表达。现代艺术创作中，特别具有立体感的现代艺术创作，即便是原材料之间并不存在相关性，经过拼接之后，将这些材料叠放在一起，也会形成整一性的画面，只要是在画面中较为恰当的位置，就可以获得良好的视觉效果，能够令人产生同时性的印象。对于这种方式所形成的艺术作品，从不同的视角审视，都可以获得不同的效果，却能够明确所观看的是同一样东西[5]。后现代艺术作品则有所不同，虽然同样是采用了拼接的创作手法，但是，所采用的各种原材料都是独立存在的，不仅保留了物质性，而且还保留了独立性，通过对物质形象的复制，按照某一意图进行拼接，以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对于安迪・沃霍尔的各种波普艺术作品，詹姆斯是这样评价的，这种拼接的主要目的是存在着其商业价值，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比如，玛丽莲・梦露的形象逐渐离开了她自有的属性，被媒介所占有，发挥着其货币的价值。这就说明玛丽莲・梦露的艺术形象经过波普艺术处理后，已经发挥了商业价值。史密斯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研究波普艺术，得出结论：如果对美国的波普艺术进行深入研究，就会发现这种艺术充满了叛逆，并不是对大众文化的认可，而是一种反大众的文化行动[6]。正是由于波普艺术具有这种涵延化的效果，因此被用于文学创作中，使得文学作品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对于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不同文体的文学作品进行拼凑之后，就形成了后现代文学作品。

沃霍尔所以创作的艺术作品具有波普艺术表现形式，各种独立性的物体不断重复的排列，表明工业社会中所采用的机械化生产方式，使得大批量的相同物品被生产出来。通过他所创作的作品，就可以对当时的社会进行解读。通过波普艺术作品的传播，大众更能够深入了解社会现象，波普艺术就这样成为社会中的一部分。

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中，波普艺术的影响越来越广泛，已经不再局限于艺术领域，抓紧向社会中的各个领域延伸，并发挥着其文化传播价值，比如，在传媒也中，在商业领域中，在工业领域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波普艺术的影子。这种大众化的艺术表现形式，使得生活元素通过波普艺术的塑造之后被放大了。这就说明波普艺术很容易被接受，在生活中得以普及，而且可以在数中生根发酵了。现代的文化呈现出多元化，流行元素越来越多。这些流行元素都与波普艺术密切相关，而且波普艺术也成为流行元素的主要传播载体。波普艺术的创作题材丰富，主要是从大众生活中发掘，是通俗文化的表现形式，可以恰当地将当时社会的变化反映出来。波普艺术与其他的艺术有所不同，其具有讽刺性以为，而且以游戏的形式表达出来。后现代主意的艺术就立足于通俗文化，将社会大众文化与艺术文化相互融合，以通俗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目前我们走在大街上，就可以看到艺术设计包装，各种广告艺术，包括流行音乐、宣传海报等等，都是波普艺术的表现形式。

五、结语

综上所述，波普艺术是商业时代的产物，是将艺术通俗化的产物。在对波普艺术的文化内涵表达中，主要是将生活中的各种物品充分运用起来进行艺术创作，使得所创作的作品能够切实地反映社会现实。波普艺术有其自身的特征，这些特征与创作时代相辅相成，其中存在着文化批判性，也是一种社会形态的特殊表达方式，充满了讽刺，不仅对文化艺术领域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人们的生活也产生了观念引导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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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嵩.艺术设计中的美学思考[J].长春教育学院，2015，31（01）：38-39.

[3]熊珂.\谈艺术设计中美学的应用[J].艺术科技，2014（03）：272-272.

[4]邹倚婧.浅析超现实主义绘画之反逻辑性写实艺术符号构成[J].东华大学学报，2012（01）：52-53.

[5]郭晓冰.艺术设计中的美学思想[J].大舞台，2014（02）：60-62.

篇(6)

论文关键词：《东西方比较文学史》，世界文学视野，比较思维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文学是人学，从人类有文明以来就有了文学，世界文学也从来就是一个历史存在。

世界文明的多元性起源，决定了世界文学的多元性。从上古时代起，各个民族都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学，埃及的神话与诗歌，两河流域的神话、史诗与诗歌，印度的吠陀经典、史诗与神话，中国上古诗歌与神话，美洲神话等。世界文学自源头上的差异性，使得不同文学之间必须相互交流。唯有相互交流，才能更好的理解本民族文学，进而更好的理解世界文学。

世界文学史，就是对世界文学发展过程的历史规律的总结，是一种反映文学活动内在联系的历史，并非世界文学现象无规律的罗列与杂陈。可惜的是，对于世界文学史的研究，当今现状并不令人满意。世界文学史不是成了名著选读就是成了作家传记加作品分析。这样的文学史研究模式，用后现代主义的话来说，是一种“视域限制”。《东西方比较文学史》的横空出世，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因为它采用的是东西方文学的视野和比较思维的角度。

世界文学史，在文学史研究中一直是一个空白。长期以来都是单纯的国别文学史，如俄国文学史、美国文学史等等；又或者是单纯的区域文学史，如欧美文学史，拉美文学史等等。即便出现了冠以“世界”或“外国”的“世界文学史”或“外国文学史”，也多是各走各的独木桥，不存在所谓东西方文学的真正会面。这是因为，学术研究中长久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决定了相当多的西方学者看不到东方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更无益于人类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在这种“视域限制”的视野下，源远流长、极具特色的东方文学被忽视和遗忘，世界文学史变成了单纯的西方文学史，一种视野观照下的文学必定会走向枯萎和荒芜，必定使得人类文化的多元发展终成泡影。

后现代主义的精神教父拉康，提出了“主体分裂”学说，认为主体所处的地位不同，会导致视域的限制，从而应当“视域转换”。这样的理论主张，对世界文学史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视域转换的理论要求下，我们的研究注定要摒弃之前单一的西方模式或者是东方思维。

《东西方比较文学史》，在内容上覆盖广阔、内容丰富，避免了这一缺点。世界文学的两大板块——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都被包揽其中。从古代的埃及、两河流域文学，到古代的印度、希腊和中国文学；从印度始发的佛教文学，到近代的西方文学；从日本文学的起步，到拉美文学的滥觞；从20世纪文学思潮的嬗变，到东西方文学的多元化浪潮；从阿拉伯到拉美；从黑非洲到瑞典皇家学院……中国文学、印度文学、埃及文学、阿拉伯文学、非洲文学，这些曾经在“世界文学史”上或被遗忘、或被轻视的东方文学，如今理直气壮的与西方文学共处于相同的历史坐标上，平分这世界文学的秋色，共享着世界文学的光荣与梦想。

“知古不只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知中不知外，谓之鹿柴；知外不知中，谓之转蓬。”西方文化中也存在着这样的见解。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有这样一位独眼巨人，他力大无比，所向披靡，但是只有一只眼，因而视域不够全面，所以最终被人类战胜。西方中心主义，就是这样一位独眼的巨人。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具有多元视域是一个关键，《东西方比较文学史》做到了，它对灿烂的东方文学的吸纳，必将使东方文学光辉的价值得到公平的展示。

另一个不亚于这些丰富内容之外的重要价值，是将这些博大内容组织起来的比较文学的理论思维。世界文学是各国文学的总和与汇集，比较文学是世界文学研究的认识理论、实践模式与方法论。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约斯特曾经说过，

“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并非是等同的概念。前者乃是后者的决定条件，它为研究者提供原料和资料，研究者则按评论和历史原则将其分类。因此，比较文学可以说是有机的世界文学，它是对作为整体看待的文学现象的历史性和评论性的清晰描述。

作为实践模式，比较文学通过历史影响与美学把握、跨学科与跨文化的界限的多种实践方式，丰富了传统的作家作品的板块研究结构。当然，比较文学最大的贡献还是方法论，比较不再是类比与异同之辨，而是多元化的方法与对象的统一体，极大地推动了世界文学研究的前进。在《东西方比较文学史》中，编者于宏观的背景下描述东西方文学的演变与发展之时，用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对东西方文学的发展历程一一加以阐释，使“比较”的意识自觉地渗透到每一个细节之中，很好的解读了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发展演变历史。采用比较文学的理论模式与学科思维所进行的世界文学史的研究编写，将不仅是世界文学多元化的单纯现象汇总，更是对世界文学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历史事实的发掘，使文学的内在规律与发展特性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探索。

东西方文学从古至今，经历了大规模的交流，必须承认文学间的影响与作用的存在，由此有了“影响研究”理论视角下的世界文学史。古代印度佛经文学对中国的影响，现代西方文学对中国、阿拉伯文学等其他东方文学的交流与影响；反之，也有东方文学对西方的历史影响，中世纪及其以后的阿拉伯文学、中国近现代文学包括意象诗等对西方的影响等，这种基于具体的历史记录、作家作品的接受及其他历史事实的研究，在本书中得到了很好的重视和体现。如“汉地生‘莲’：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受西方天主教影响的17世纪日本文学和文化”、“巴西文学与欧洲文学的特殊渊源关系”等等。另外，也不乏如“平行研究”的运用。虽然没有直接交流，但是东西方文学发展史上的逻辑与美学的联系，也有很多。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作家团体或是作家作品中，都有对本土文学与异域文学的关注，在这种关注中必然产生对异己文学关系的反映。这种关注可能源于多种原因，如间接接受世界文明与文学的作用，异域或世界性思潮的作用，作家对异域文明的想象等，虽然并没有真正接受，但是在这种研究中可以看出东西方文学的联系与世界文学的一体性。这种平行研究具体体现在很多的章节，如“英雄史诗、骑士文学与中国的侠文学”、“《离骚》与《神曲》之比较”、“意大利十四行诗与中国传统诗”等等。

另外，有“跨语言研究”，如“汉字对日本书面文学起源和发展的巨大影响”；“译介学”研究，如“17——19世纪四书、五经的译介”；“形象学研究”，如“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流传学”研究，如“印度古典文化在年轻的美国”；“渊源学”研究，如“巴西文学与欧洲文学的特殊渊源关系”；“文字媒介”研究，如“《赵氏孤儿》在法国的翻译、误读、改编、演出”；“个人媒介”研究，如“中国文化的传播者”等等。

综上，《东西方比较文学史》，采用的世界文学的视野和比较思维的角度，使得它极具创新意义，是对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发展的一大贡献。作为一部世界文学史的研究成果来看，它包罗万象，使得东方与西方比肩而立，有益于世界范围内的东西方文学交流；作为一部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来看，它是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围的文本实践，有益于比较文学学科的丰富和扩展。

参考文献

[1]方汉文.比较文学基本原理[M].第1版.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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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方汉文.“世界文学”的阐释与比较文学理论的建构[J].东方丛刊.2007,3:193-212.

篇(7)

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以另一种形式演绎着文学历史的进程,发展着我国文学观念、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的生产,构成文学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些文学批评刊物和批评成果在文学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导向、组织的作用。但是,文学界对于文学批评在文学发展史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却认识不足,相关的研究也非常薄弱。我们知道,在文学创作、欣赏和批评实践中所积累的种种经验最终都要敛聚成思想、观念的结晶,以理论的形态反映文学思想、观念的发展水平。据此,我们可以看到,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发展,往往是从对既有批评理论局限性的批评开始的,以不断注入新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实现推动文学的进步。无论是在文艺学学科领域,还是在现当代文学,乃至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都是通过运用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实现对本学科领域研究的不断拓展。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批评研究所做的是为一定的文学批评方法提供理论基础,而相关研究的水平高低,决定着整个文学实践的发展水平。因此,全面梳理和评价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和现状,应该是当前文学研究的基本课题,对于推动我国文学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关于文学批评的理论研究,包括文学批评的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发展论、功能论等,关系到文学批评逻辑前提、文学批评的对象与范围、文学批评的范畴与方法、文学批评的标准、文学批评功能,以至文学观念的建立等最为重要的文学基本问题。在文学界,将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概称为/批评的世纪0,意指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成果对文学的影响超出了文学创作,不同流派的文学批评观念、理论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文学观念,极大地拓展了文学活动领域。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批评各个思想理论流派的出现及其对文学实践的积极推进作用,以实践成果表明了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对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为我国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总体上说进展与局限均极为明显。

就其进展来说,可以说中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种发展集中体现在四个层面:一是实现了解放思想、突破、全面开放;二是全面占有了世界上一切文学批评的思想与理论资源,获得了世界性的视野;三是在对影响当代文学批评的四个主要思想与理论资源)))文学批评理论、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理论、西方古典文学批评理论,及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在系统性、全面性和深入性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四是在吸收、融合与建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一些新的文学经验、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已经丰富了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形成了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形态。中国当下的文学批评在开放性、理论视野、占有的思想理论资源,以及思想、理论、方法的多样性方面,与新时期之前相比已经有了新的繁荣。

但是,熟悉文学理论的人都明显感受到,新时期的发展历史中,受到诟病最多、最集中的不是某种文学创作现象,却是文学批评。这就意味着文学批评的发展现状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还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就其现象层面看,存在着思想性的弱化、功利性的极端化、现实性的淡化、批评的人情化、消费性的娱乐化,以及捧、骂、炒、抄的非学理化等现象。就其基础理论的研究层面,我国新时期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总体上还处在对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引进、模仿、吸收阶段,自身还没有形成关于建构文学批评的逻辑前提、方法、范畴等原创能力,还没有达到对现有的文学批评思想与理论资源的综合、创造,从而与中国文学传统与现实经验相契合,建构符合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历史发展逻辑的要求。根据文学发展规律,这一层面的局限是最应该受到重视的,因为它关涉到文学批评思想理论的核心创造力的问题。近年来,文学界的学者们关注文学批评、批评文学批评、研究文学批评,就是要突破这种局限,探索形成原创力的方法和途径。

鉴于西方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经验和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批评取得的成果与局限,笔者认为,我国当前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关键在于彻底改变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局限于对西方现代个别思想流派的思想、理论、观点引进、模仿、吸收的状态,形成中国文学思想理论的核心创造力,即在全面占有世界一切思想、理论资源的基础上,根据中国文学传统与现实,开展文学批评基础理论的研究,在文学批评的逻辑起点、方法、范畴、价值、功能、发展规律等本体层面进行系统研究,从而达到在综合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建构反映中国文学经验与文化精神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实现这一目的,文学批评的基础理论的系统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在文学批评的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功能论、发展论等不同领域全面开展研究,在多种思想、观点相互交流、碰撞、融合过程中实现综合与创新。应该说,新时期三十年中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在不同层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为此任务的提出和实现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仍没有以自觉的意识和明确的目标与方法开展系统的研究,实现综合与创新。基于此种认识,笔者主张,要自觉地开展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进展的课题研究,并且使之成为我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热点课题,力图通过有规划、有组织的系统研究,分辨清楚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究竟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在历史的考察中掌握我国文学批评思想、理论的发展脉络和基本特点,以对当前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发展方向和基本任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更重要的是,通过总结和反思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现状,对取得的成果、存在的问题与发展的任务提出自己的观点。开展这一课题研究不仅在文学批评理论建设本身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对于整个文学领域的理论与实践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现状大体上可以从两个层面考察:一是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研究,一是文学批评理论的本体研究。考察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在这两个层面究竟做了哪些研究,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对于我们全面掌握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进展,反思、评价我国的文学批评研究的进展和水平,从而在此基础上自觉地整合各个具体研究,最终形成系统的中国文学批评理论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中,对于构成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四个主要思想与理论资源的研究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只是由于学科领域和具体研究目标的限制,这些研究都还是相对独立的,还没有实现较为理想的整体性的研究,更没有在文学批评的基础理论研究层面形成如西方二十世纪学派林立、不断创新的局面。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新时期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已经为今天实现高水平的整合奠定了基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四个思想与理论资源的研究对于建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意义与价值。概括地说,文学批评理论的中国化,试图解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和指导思想问题;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本土化,解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性和现代性问题;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现代转化,解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民族文学传统和民族特色问题;西方古典文学批评理论研究,解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建构的基础性和普适性问题。这些努力,都从不同层面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当代的文学批评思想和理论,为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在新世纪实现提升奠定了基础。对于文学批评理论本体的研究,如在文学批评理念、批评的逻辑起点、方法、标准、功能等等方面的研究,也都获得了丰富的成果。可以说,本体研究是文学批评理论在新时期以来取得最显著进步的领域,从哲学基础对认识论模式的突破,到对语言学、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符号学的借鉴和融合;从批评方法对社会历史批评的突破,到对语言学批评、英美新批评、精神分析批评、神话原型批评、解构主义批评、符号学批评、接受美学批评、阐释学批评、新历史批评、后现代批评、文化批评等等借鉴和融合;从概念、范畴对作者、环境、再现、表现、真实、典型、本质等核心范畴的超越,到对文本、读者、语义、能指、所指、共时、历时、结构、符号、无意识、原型、隐喻、转喻、变形、荒诞等范畴的借鉴与融合;从对文学的政治、伦理价值观念的突破,到对审美、人文价值的借鉴与融合;从对文学的政治工具论的突破,到对本体论、交往论、对话论的借鉴与融合,等等。新时期以来发表的大量著述主要集中在这一层面,为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研究开拓了空前的视野与巨大的空间,使当代文学理论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些成果体现为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论文和著作中的点滴积累,逐渐汇聚成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构成的思想、观点元素,丰富着新时期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

新时期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取得上述的成果,为今天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发展进程创造了可能性,提出了新要求。在这个基础上,有必要在文学批评构成的各个层面系统地考察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理论发生的嬗变和所取得的进展,通过辨析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建构的哲学基础、文化与文学思想资源、研究方法、基本范畴、基本概念、基本观点、理论形态等在新时期的发展变化,梳理出文学批评理论在不同层面所取得的进展,并在此基础上对新时期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水平、存在的问题做出分析与评价。开展这一研究,必须要改变以重要的文学事件、理论论争现象为线索的思路和方法,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在文学批评理论基本要素嬗变的考察上。这一考察应结合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实际,通过对各个基本层面的考察,最终达到对新时期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现状的总体把握。如在哲学基础层面的研究,系统考察批评理论界如何逐渐将关于、西方、中国文学理论哲学基础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新时期文学批评理论建构的哲学基础,形成了怎样的现实形态。又如,在范畴层面,考察新时期以来中国的文学批评理论如何不断拓展研究的领域,丰富研究对象,将过去不在批评理论体系建构视野和研究范围的领域转化为文学批评的基本范畴的过程,并研究在中国的文化与文学语境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等等。在历史的梳理与考辨中分析和评价文学批评理论的内在构成要素的嬗变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