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理论论文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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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期望根据社会文化理论中的四个核心理念构建一个适合语用习得研究的理论模式。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比较少见。本文首先综述社会文化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以及语用习得的研究状况，然后从中找出社会文化理论与语用习得的契合点，尝试建立一个理论模式，以便在语言实践中可以更有效地操作，从而达到对所提出的理论模式进行验证的目的。

社会文化理论与二语习得领域、语用习得的研究动态

早在20世纪80和90年代James　Lantolf和他的同事Frawley（1985）以及Aljaafreh（1994）就开始致力于将Vygotsky的理论引入二语习得领域。2000年Lantolf编辑了第一本关于社会文化理论的探讨论文集，着重讨论社会文化理论与互动论、输出假设以及交际教学法的区别。如，Ohta使用最近发展区理论探讨二语语法的习得，从而重新思考互动论；Swain通过对话教学讨论中介的作用，并比较输出假设的理念等［3］。2008年，Lantolf与Poehner又编辑出版了专门论文集，以实证研究报告为主题，重点报告了社会文化理论中的调节论和最近发展区理论在听说写及评估方面的实际运用效果。如，Ableeva的二语听力的动态评估效果；Haught和McCafferty的戏剧和最近发展区理论在二语课堂中的运用以及Mahn的使用对话式教学教二语写作等［4］。国内学者主要以实证研究为主，有一些理论层面探讨和介绍的论文，如，马俊波（2008）从社会文化视角讨论二语习得研究［5］；韩亚文（2009）讨论最近发展区理论对二语习得研究的启示［6］。文秋芳（2008）分析了二语习得领域的认知派和社会派两大阵营的争论，肯定了社会派的新范式作用［7］；高一虹、周燕（2009）则把社会文化理论称为“新维果茨基派”，是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派的兴起［8］；贾冠杰（2010）讨论二语习得社会文化论大家庭中的新成员“活动论”，认为活动论重视社会文化因素，强调学习者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是一种近几年来刚刚引起我国部分学者重视的二语习得理论［9］。

尹洪山（2011）由社会文化理论分析了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10］。实证研究主要探讨支架概念和最近发展区理念在实际教学中的运用，如，彭元玲（2008）［11］，贾光茂、方宗祥（2009）［12］等。关于中介理论、活动理论和内化理论的探讨，理论和实证层面的研究比较少，如，高艳（2008）［13］，张剑锋、李雪飞（2009）［14］，朱静静（2008）［15］。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语用能力的习得研究一直是中外语用习得研究者的热门课题。研究者对们主要关注语用能力的可教性，研究是否可以通过有计划的教学干预使学习者获得语用能力（Kasper　＆Rose，2002：237）［16］。国外研究者在教学效果、教学方法、理论背景、学习目标语、研究设计和测量工具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并且已证明语用能力的可教性，主要理论依据是认知理论，特别运用于对“注意假设”的验证，成果主要发表在Rose　＆Kasper（2001）［17］主编的论文集中，其他可见Fukuya　＆Zhang（2002）［18］、Silva（2003［19］以及Koike　＆Pearson（2005）［20］等。国内语用习得研究主要是在介绍和总结层面，如，戴炜栋、陈莉萍（2005）［21］分析了语用能力、语法能力以及它们的发展与学习生活环境的关系；刘润清、刘思（2005）［22］对语用习得的认知特性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段玲琍（2007）对语用能力的可教性进行了文献评述［23］；毛眺源（2009）语用习得研究理论进行了评述［24］；还有少量相关语用习得的实证研究，如，段玲琍（2008［25］，2009［26］）。到了20世纪初，除了认知理论外，语用习得的理论框架又引入三种模式：文化移入模式、社会文化理论、语言社会化，其中社会文化理论的研究路径已引起语用习得研究者的关注，Kasper　＆Rose（2002）认为社会文化理论，如支架概念，还有语言社交化理论也是语用能力可教性研究的最有潜力的理论依据。在语用能力的观察研究中有少量成果，但在教学干预中几乎没有使用。Ohta（2005）［27］建议研究者使用Vygotsky的最近发展区理论来研究教学中教授语用能力的教学效果，他使用了支架（scaffolding）概念，通过老师对学生的帮助与学生和学生的相互帮助的教学和学习方式来分析和观察学习者的学习效果。

社会文化理论与语用习得结合的理论模式

根据James　Lantolf和Steven　Thorne（2006），社会文化理论核心由四个部分组成：调节论（又译为中介）（mediation）、内化论（internalization）、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最近发展区理论（the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牛瑞英，2007）［28］。调节论是社会文化理论的中心概念，指人类意识或大脑的活动是由文化构建的辅助工具来调节的，这种调节作用是社会关联、社会合作和集体行为以及文化传统交织在一起的庞大系统，主要包括物体调控（object－regulation）、他人调控（other－regulation）和自我调控（self－regulation），其中物体调节，如图表、电脑等，以及他人调节，如教师或同学的指点，可称为明示调节（explicit　mediation）；而自我调节是暗示调节（implicit　mediation）的主要方式（Lantolf　＆Thorne，2006；Lantolf　＆Poeh－ner，2008）。语言是最基本的调节工具，社会言语（social　speech）、自我中心言语（egocentric　speech）、私语（private　speech）、内在言语（inner－speech）和手势语（gesture）是人类获取知识的必要工具，其中内在言语、私语和手势语的运用是二语学习中的重要调节方式（牛瑞英，2007）。内化论认为人类认知的发展是生物因素（内因）和社会文化因素（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结果是人类把社会文化的概念融入思维活动的结果，是对大脑自然发展的控制结果，是最终形成内化的结果（Lantolf　＆Thorne，2006）。#p#分页标题#e#

在语言学习中，当学习者还不能完全掌握目标语时，往往会依靠个体话语，如自言自语、自我重复或模仿他人话语以得到自练的目的；当学习者完全掌握目标语时，个体话语会自动消失，内化为内在语言，成为学习者语言体系的一部分，这表明内化的个体话语已经外化为社会话语，说明学习者对语言已经习得了。活动理论中的“活动”是一种能够解释人类行为和认知的概念工具，是一种能够区别于理论分析的实践活动，即社会环境中的集体互动、交流合作等实践活动；它可以解释人类发展的过程（Lantolf＆Thorne，2006）。活动是联系外部社会和内部个体发展的纽带，它包括活动的主体、目标和动机、达到目标的行动以及行动的操作手段。活动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Vygotsky的文化调节理论过渡到Leontiev的活动调节论，最后发展到Engestrom的集体活动系统，经历了个体活动到集体活动的发展。最近发展区指“两个发展水平：实际发展水平和潜在发展水平。最近发展区就是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实际发展水平和在成人的帮助下解决问题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Lantolf　＆Thorne，2006：266）”。要缩短这样的差距可以依靠他人的帮助。在二语学习中，不同语言水平的合作者可以相互提高语言学习能力，比如，老师和学生、讲母语者和外语学习者、高水平和低水平的学生的合作学习会有助于相互的外语学习；相同语言水平者的合作也有助于他们的学习；甚至低水平者可以为高水平者提供有益的帮助。20世纪70年代，美国教育在吸收、发展维果斯基“最近发展区”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支架教学理论，由此孕育而生支架教学模式（彭元玲，2008）。它是以学习者当前发展水平为基础，与他人构建一种互动和合作的关系，如，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支架关系，使学习者像盖房子一样逐步搭建自己的知识体系，最终达到从合作学习到独立学习，并把知识内化到学习者个体的大脑中的目的。

根据社会文化理论的以上四个核心理论的理念，本文构建了将他们融入语用习得的理论模式，即社会文化理论的语用习得模式，由三个模块组成：首先是语用习得过程的“活动理念”，语用习得过程是一种活动，是社会环境和个体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他可以是个体活动，也可以是集体活动，活动理论的理念构建了语用习得过程的首要阶段，即过程的设计必须融入个体和集体活动的任务或内容。其次是语用习得过程的“活动形式”，活动过程可以由调节论和最近发展区的具体过程来体现，如调节论中的自我调节可以是个体活动，他人调节是集体活动，可以是教师和学生间的互动，这也正是最近发展区理论的精髓，具体理论为支架理论；同时物体调节也是活动重要形式，如网络、通讯等现代高科技的媒体作为调节学习者学习的重要手段。最后，语用习得的“内化”，语用学习的最终目的是将所习得的语用知识内化，即内置于大脑中储存，供学习者随时提取，此内化过程是第一和第二模块的终极过程，同时该过程也可回溯到“活动理念”和“活动形式”模块。三个模块在整个模式中是循环的，同时社会文化理论的四个核心理论在整个教学过程又是相辅相成的。

为进一步体现以上理论模式，本文尝试设计了实施该模式的具体教学形式。第一和第三模块主要是理念的形成，所以该教学形式主要是第二模块的具体操作过程。整个教学过程分为课内和课后两个阶段。适用课型可以是精读或泛读课，也可以是听力或口语课，学习的目标内容为语用知识。课内阶段的任务设计主要以调节论为主要理论依据。如，词汇讲解和词汇练习，首先让学生模仿所学词汇在课文中表达，然后让学生在互动中使用刚学会的词汇造句和做口头作文，达到内化所学词汇的目的。整个学习过程是个人、他人和物体调节的综合体，也是最近发展区（支架理论）的具体表现。课后阶段以最近发展区———支架理论为主要依据。如，课后引导学生阅读有关语用知识材料，根据“支架”理论，按照学生的水平搭配学习小组，一起讨论所读材料，并相互强化所学知识。评估采用动态评估方式，课内和课后都需要评估以检测学生的学习状况。着重考察学生所取得的进步，以最近发展区和调节论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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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这并未影响与西美尔同时代的人和后辈学子对他的尊敬和高度评价。他的学生就“觉察出那个时代的天分”和他“从现代主义者角度对那个时代的解释”。有人把他的《货币哲学》推许为“这个时代的哲学”。卢卡奇认为没有人不对西美尔的思想着魔，后者是现代哲学领域最重要也最令人感兴趣的过渡现象。鲍曼对西美尔也赞不绝口，认为后者是非常有力度和最富洞察力的现代性分析家，同时还是一位敢于发表言论的作家、一位思想家和开创了社会学风格的人。雷克称赞西美尔奠定了德国社会学的现代规则，为德国的美学社会学注入了鲜活力量。诸如此类，西美尔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他对他的学生、同时代人乃至后辈学者有着深远影响，布洛赫、韦伯、卢卡奇、舍勒、布伯、克拉考尔和本雅明都因为从其思想中汲取了营养而受益匪浅。

一.西美尔的现代性研究特色

西美尔在现代性研究方面的独特之处或贡献在于他研究方法和角度的独领。首先，与传统研究不同的是，如果说韦伯是从宏观的角度展开现代性研究的进程，那么西美尔则是从审美的心理感受的角度即从现代都市生活体验的微观角度来界定现代性，以此凸显现代个体的内在心灵。与韦伯致力于用理性来描述现代性不同的是，西美尔特意强调文化的感觉性，同时用个体的生活感受来建构社会整体。故而他的现代性理论研究不是采取历史分析的方式，而是一种对现代性社会现实体验方式的言说。西美尔经常聚焦于人的内在生活和现代性心理学，他将现代性界定为心理主义，并要求按照内在现实来体验世界。因此，对于那些分析现代性体验方式至关重要的心理过程，西美尔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性。正如刘小枫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所说：“西美尔以一种审美（感觉）方式来确定现代经济制度与现代社会文化制度的心性品质之内在关联，以便更切近地把握现代人的生活感觉。”[1]在《哲学文化》一文中，西美尔写道：

现代性的本质是心理主义，……是固定内容在易变的心灵成分中的消解，一切实质的东西都被心灵过滤掉，而心灵形式不过是变动的形式而已。[2]

构成西美尔现代性洞识的社会经历与他个人内在体验相结合不是偶然的，这尤其适用于他对大都市生活和成熟货币经济的异化关系所引发的内心紧张。我们可以很容易在他的作品中发现现代性的社会心理学痕迹。而且对个体内心生活的强调，与西美尔保护个体性的意图以及后来重新构建个体性的意图妙合无痕。因此，在西美尔那里，现代性是时下社会中一种特殊的人生体验方式，也就是说现代性存在于一种体验世界的特殊方式之中。它不仅被归结为人们对于它的内在反应，同时还被归纳为人们内心生活对它的接受。

其次，从心理感觉经验出发，西美尔并非是从社会总体上对现代性作高屋建瓴式的分析，而是从日常具体生活中“现实偶然性碎片”出发对后者进行研究。换言之，他的现代性分析不是去考察社会系统或社会制度，而是通过社会现实中“看不见的线索”、那些被看做永恒的现代社会生活中形形的“瞬间图像”或“快照”去建构现代性理论，他走的是从碎片到整体的研究路径――目的在于从生活的每一细微末节中发现其意义总体性的可能。正如陈伯清所说：“……西美尔好像一个能工巧匠，善于充分利用手边现成的材料，甚至边边角角，补裰出一件件精致的作品出来。”[3]从前面刘小枫和西美尔自己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因为现代生活的现实情况已经使总体化理想变得举步维艰，后者关注的并非现代性产生及发展的历史进程而是此过程中的碎片化体验。西美尔研究的出发点是“那些看似最表面、最不实在的东西”，其整个研究的一致之处就是在每个生活细节中发现现代性意义的总体性。西美尔深信，生活的细节与表象乃是和它那最深奥、最本质的部分密不可分的。因此，他尽可能捕捉那些化约为个人内心体验的生活细节，以林林总总的碎片而不是以社会制度或社会系统为切入点来阐释碎片背后的内在实质和总体性存在。“他很早就证明了自己是一个阐释世界碎片意象的大师”（克拉考尔语），西美尔对现代性的研究是煞费苦心而且匠心独具的。

从审美的维度出发，西美尔赋予一切看似平庸的生活碎片以审美特征。日常生活中的桥、门、首饰等社会碎片或时尚、、调情、冒险、旅游、、货币、陌生人等社会现象也因此具有了审美意义。也就是说西美尔想通过审美的方式来确定现代文化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内在联系。在他那里，碎片化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一个特征。借助审美转换，我们可以通过碎片探寻到生活的终极本质。在《社会美学》中，西美尔这样表达自己的见解：“对我们来说，从偶然生成的东西中可以发现规则，从表面和短暂的东西中可以发现事物的本质和意义。”[4]

二.西美尔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如上所述，由于西美尔的学术价值长期以来未被足够重视，导致了对他思想研究的严重滞后，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世界其它各国，即便在德国亦是如此。

首先是同时代人对于西美尔的研究，他们的结论大多是流于对西美尔的思想的评价和并不深入地分析，且语焉不详。如弗里塞森・科勒的《论西美尔》中从文化-社会角度出发，认为西美尔是“表现主义艺术的思想家”，后者那随笔式的哲学是表现主义式的生命创造的尝试。克拉考尔（西美尔的学生）则从他老师那独特的思考风格出发，承认西美尔是一个哲学意图超越经济和历史的观察者。从后者那碎片化的研究范式出发，克拉考尔判定西美尔是把玩世界碎片的大师，并对那个时代的精神生活影响巨大。马克思・韦伯则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评价西美尔，他对西美尔社会学知识的本质和方法论予以批判。卢卡奇对西美尔的研究乃是从哲学社会学角度，研究了后者哲学思想的特点――多元性和不成体系，并将其称为“印象主义哲学家”。从“印象主义”到“玩世主义”，卢卡奇对西美尔的评价是毁誉参半的。哈贝马斯同样从社会学的立场出发，断定西美尔并非社会学的古典思想大师，而是带有社会学科性质的推究哲理的时代诊断者。

西美尔研究中的主将并且颇有建树的当推英国学者戴维・弗里斯比，其理论在学界影响甚大。他在第一届西美尔国际研讨会上的论文《西美尔的现代性理论》开启了西美尔研究的主要思路。在此之前，弗里斯比还和另一位学者波多莫尔合译了英文版的《货币哲学》，在《译者导言》中他梳理了西美尔货币哲学和的关系，作出了《货币哲学》是从审美主义出发的论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弗里斯比的一系列研究西美尔审美印象主义和现代性理论的佳作不断问世，他和西美尔在德国的主要研究者奥特海因・拉姆施特德共同发起对西美尔现代性资源的勘探和挖掘。随后出版的《现代性碎片》即主要讨论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的现代性思想及其方法。作者辟专章研究西美尔后认为，西美尔的现代性研究是从破译现代性碎片的奥秘入手的，后者对现代性的货币经济和大都市的考察，集中在它们对个体的日常生活的现实体验和内在精神生活的影响上，如精神衰弱、大都市生活体验与商品和货币经济等。该书可奉为西美尔研究成果中的经典之作。此外，弗里斯比还主编了三卷本的《乔治・西美尔：批判性的评论》，撰写了著作《社会学的印象主义》和《现代生活的审美》等论文，这些著作与论文对西美尔的美学思想都有指涉。

与弗里斯比的研究类似，格罗瑙的《趣味社会学》从社会美学的维度对西美尔的思想进行了考察，该书集中探讨了后者的“趣味”、“时尚”和“游戏”等概念。格罗瑙认为西美尔的时尚理论是解决现代性悖论（普遍性和个体性、主观性和客观性）最典型的社会结构之一。从时尚的社会游戏入手，著者把西美尔的社会学定义为“美学社会学”。还有戴维斯的《西美尔与社会现实的美学》、狄塞的《西美尔的艺术哲学》、勒曼的《乌托邦的美学》、胡布纳・凡科的《社会认知的审美化构成》、华斯的《超越艺术：论西美尔的艺术哲学》等亦是从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

还有研究西美尔的宗教社会学的，如格罗斯的《宗教社会学导言》、科瑞奇的《西美尔的宗教理论》、罗伯斯的《社会学视野中的宗教》、韩梦德的《西美尔论宗教文集（前言和导言）》等。有专门研究西美尔女性思想和文化的，如魏茵戈特纳的《西美尔与女性的文化困境》、提森的《女性与客观文化》、伊克哈德的《西美尔关于“女性问题”的阐释》、克塞的《受忽视的西美尔对女性社会学的贡献》等等。一般说来，对西美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和现代性方面，如贝勒的《反讽与现代性话语》、布罗迪的《西美尔作为都市文化的批评者》、达美的《西美尔的性别社会学》、雷威因的《西美尔论个体性和社会形式导言》、穆勒的《社会分化与个体性：西美尔的社会诊断和时代诊断》、丝柏科曼的《西美尔的社会理论》、斯卡夫的《韦伯、西美尔和文化社会学》

此外，拉尔夫・雷克的《西美尔与先锋社会学：现代性的诞生》一书堪称西美尔研究的新声，它提出了许多关于西美尔研究的新观点和新发现。雷克将西美尔塑造成先锋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性别论者，使后者从哲学沉思者摇身一变为社会革命家。在书中，雷克还强调西美尔思想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并认为西美尔思想是尼采和马克思哲学的辩证结合，分析了西美尔对早期表现主义艺术运动以及对表现主义哲学的贡献。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西美尔研究更是重视不够。长期以来，学者们只是做些表面性工作，如翻译和介绍西美尔的思想。目前被翻译成中文的西美尔著作有：《社会是如何可能的》（林荣远译）、《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金钱、性别和现代生活风格》（顾仁明译）、《社会学》（林荣远译）、《宗教社会学》（曹卫东译）、《生命直观》（刁承俊译、《叔本华与尼采》（朱雁冰译）、《现代人与宗教》（曹卫东译）等。

国内真正对西美尔进行研究并形成专著的人屈指可数，根据统计，仅有杨向荣、陈戎女、刘小枫、陈伯清等几人而已。对他的时尚理论进行专门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从研究的内容来看，陈伯清的《现代性诊断》主要是探讨西美尔的生平、他的社会学和社会学的片段以及他的现代性的理论和他的历史影响等，重点是研究西美尔的社会学和现代性思想。陈戎女的《西美尔与现代性》主要讨论西美尔的文化哲学思想，尝试整体性地把握他的思想脉络，以专门的个案，从女性主义、货币文化、审美和宗教等方面具体解读西美尔思想的不同层面，勾勒出其思想的基本轮廓。同时，又围绕文化的现代性来展开西美尔思想不同层面的论述，凸现出西美尔文化-现代性思想的不一样的现代性理论形态和理念旨趣。杨向荣的《现代性与距离》选取了西美尔思想中的三个关键词：现代性、碎片和距离来对西美尔的美学思想展开研究，该书偏重于美学和文化社会学的探讨，从美学的层面来讨论作为社会学家的西美尔，审美现代性的视域和美学的维度是贯穿全书始终的主线。而最终目的也是以西美尔的现代性理论为背景，以“距离”为聚焦点，进而从文化社会学、美学、艺术以及现代日常生活的审美等层面窥探西美尔的文化、美学与艺术思想。研究西美尔现代性思想的还有刘小枫，他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对现代性的审美特性和西美尔的现代性体验美学进行了初步探究。该著以现代性问题为焦点，审视百年来的欧美社会理论对现代性的观察和把握，力求通过进入现代性问题的纵深来讨论迄今的社会理论的问题性。在考察欧美社会理论、探析现代性问题的思路中，着意引入现代中国的基本问题。由于涉及西美尔的研究内容只是以章节形式出现，严格说来，它并非研究西美尔的专著。此外，顺便需要提及一下的是苏国勋的《西美尔》，也只是《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上卷）中的一个部分，在此也不计入专著之列。

在论文方面，从中国知网上搜索到的以西美尔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44篇）和学术论文（不足200篇）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西美尔的宗教理论和社会学思想、他的货币理论；西美尔的现代性理论、他的女性主义思想；现代性文化危机理论、有关时尚的理论（8篇）等方面。

从上述国内外对西美尔研究现状的综述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迄今为止，人们对西美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领域：其一，从宗教、文化、艺术等方面来挖掘西美尔的社会学思想；其二，以文化、审美、心理等关照方式为依托，从他的社会学、货币哲学理论中发掘西美尔的现代性理论资源；其三，从文化、历史和经济等角度来阐释其哲学思想。

参考文献：

[1]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三联书店，1998：337.

[2]转引自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周宪、许均主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62.

[3]陈伯清.现代性的诊断[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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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应用型财会本科；实践教学；改革

应用型本科是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本科层次教育。随着我国高等院校招生规模的逐年扩大，高等教育也从过去的“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本科院校依据招生层次有“一本”、“二本”和“三本”,各层次院校的培养目标不再是过去单一的研究型，一些“二本”和“三本”院校依据自己院校的特点提出了以应用型作为学生培养目标，以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而应用型财会人才与普通财会人才相比，最大的区别点在于，应用型人才是具有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自学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方面综合能力的人才。为了实现这一培养目标，很多应用型本科院校都对此进行着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据有关院校对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财会专业学生应具备的能力进行问卷调查，显示财会专业学生应具备以下能力：一是较强的语言与文字表达、人际沟通和合作共事能力；二是计算机操作能力;三是遵纪守法、具有较强的自我控制能力；四是财务分析决策能力；五是终身独立自学能力、信息获取及处理能力；六是经济业务处理能力。这是应用型财会本科学生应具备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为了将学生培养成具有以上素质与能力的人才，应用型本科院校必须在课程的设置体系、课程的内容和教学的各个环节上都要体现实践性，强调应用型和创新性。但很多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学模式却存在以下缺陷。

一、现行的财会教学模式存在的缺陷

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培养方向存在偏差

目前，应用型本科财会专业学生的培养方向，大都定位在大中型企业，忽略了多数应用型本科院校也包括当前财会毕业生大量地服务于小企业这一现实。

(二)课程设置不够合理

体现在“两课”与专业课的课时比例、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课时比例、各门专业课的课时比例、课堂教学与实习实训的课时比例等方面存在的课时结构不尽合理。表现在会计专业课程设置过多过滥，不明确会计专业的核心课程，造成会计专业学生掌握的会计知识面宽，而深度不够的局面。

(三) 实训手段比较欠缺

主要表现在实训手段以仿真为主，少有实战的训练；实训资料中存在仿而不真，与实务操作存在较大的差异，实训规范有待加强。

（四）实训指导教师素质有待提高

主要表现在财会教师队伍中相对注重的仍是教师的专业职称、文凭等，而具有双师、兼职、企业工作背景的教师比重仍不理想。这一方面源自具有较好的企业背景的财会专业人才向高校流动的动力不足；另外，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使得校内教师无暇顾及外面的兼职及考取会计职称证和注册会计师等证书，即使有有限的闲余时间也不如进行再深造，以此取得高校师资的文凭为重。具有实战经验的实训教师的匮乏必然会影响实践教学的效果。

二、实践教学改革措施

针对上述应用型财会本科教学模式未能很好地体现其应用型、实践性和创造性，经过多年的理论与实践教学探索，笔者认为应作如下改革：

（一） 加大财会实践课程比重

由于财会实践课程是体现应用型教育的核心课程，它可使学生把所学的财会理论知识及时转化为实际应用能力，为学生从学校到工作岗位之间架起了桥梁，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途径。因此，在制定教学计划时，应将财会实践课程的比重由过去的10%提高到30%以上，这样才能使财会专业毕业生不断更新财会知识，适应千变万化的环境，在工作岗位上发挥作用。

（二） 建立多层次的财会实践课程体系

科学、合理地设计财会实践课程是实现良好教学效果的可靠保证。财会实践课程不仅有利于学生逐步巩固所学的理论知识，而且有利于对所学知识全面系统的理解，达到系统掌握、融会贯通的目的。笔者认为财会实践课程应包括单项实践、综合实践、社会实践、毕业实习与毕业设计等形式。具体设计如下：

1. 单项实践课程设计科目与时间安排

单项实践课程是以理论教材章节为试验单位，按理论进度分别组织实践，科目包括会计学基础、财务会计、成本会计、会计报表分析、财务管理、审计、会计电算化等专业能力试验课程。一般安排在每门理论课讲完的那个学期末，时间大约2周，这样可以乘热打铁，提高课堂理论教学的效果，使财会理论与实践很好地结合。

2. 综合实践课程设计科目与时间安排

财会综合实践课程是将几门相关课程的知识融合在一起进行的实践，目的是达到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如在学习《中级财务会计》、《成本会计》时分别安排了单项实践。在《中级财务会计》、《成本会计》两门课程都学习完之后，再安排2～3周的时间会计综合实习课程，重点进行工业企业的综合会计业务实践，实践的目的是熟悉企业会计账簿的登记、成本的核算和会计报表业务。试验的内容一般选用一个工业企业12月份的业务进行试验。实验时只提供原始凭证,要求根据所提供的原始凭证编制记账凭证、登记账簿、年终结账和编制会计报表等一整套会计处理业务，以培养学生的动手和应用能力。

又比如在财务管理、中级财务管理学完之后，可以安排2~3周理财综合实习课程，选择相对来说筹资、投资业务较多的某些上市公司或其他成长性较好、较有活力的企业为考察研究对象，进行该企业、该行业的筹资、投资、营运资金管理、股利分配等业务实习，以更深入地进行具体的财务预测、财务决策、财务分析和财务控制。在这一课程中可以很好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资料的采集、处理和分析。达到学生对财务管理知识的融会贯通，而避免只拘泥于每一个孤立章节的单项实践，以提高学生进行较为综合和较复杂的财务决策能力。

3. 社会实践课程

笔者建议，除以上的实践课程主要集中在每一学期末之外，为了与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有一个很好的衔接与准备，在学生大四第一学期后半期进行为期十周左右的社会实践课程。这一阶段是在学生已将校内所开课程全部修完，而在大四第二学期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之前开设的。这一阶段让学生真正融入到社会，带着任务到企业、事业或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社会实践。单位主要由学校来联系，主要是学校的校外实习基地，这样便于实习指导教师对学生的统一管理。这样可以将财会专业的所有重点理论课，如财务会计、财务管理、审计、成本会计、会计电算化、管理会计、税务会计等内容，真实地融入到企业财会工作的综合实务中。当然在最后一周可以将有关实践数据结果，带回到学校，进行财务分析和审计，并运用有关财会理论知识，提出管理建议。这个成果可以形成学生的社会实践报告。

有人认为，这一阶段的社会实践与毕业环节的毕业实习会有所雷同，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经过多年的毕业论文的指导工作，认为虽然要求学生进行为期八周的毕业实习，但个别学生由于就业压力，毕业论文的压力，联系实习单位的积极性不高，或联系了和自己专业无关的实习单位出具相应的证明以敷衍了事，这样，使我们的毕业环节的实习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今天，笔者认为在大四第一学期就安排这样的一个社会实践课程，一是对学生毕业实习单位的联系、论文选题的把握有了一个提前的准备，二是对就业的压力有一定的缓解。因为越早一点接触社会，对我们的学生就越有好处。

对这一环节的实施，需要合理制定教学计划，将有关非核心专业理论课程进行适当压缩，以保证这一阶段较大的实践课时数。

4. 毕业实习与毕业论文

应用型本科财会专业的论文，要求具体分析某个企业或某行业会计、财务、审计等的具体问题等为内容，培养学生运用所学专业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提高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及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培养学生刻苦钻研、勇于创新的精神和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三） 完善校内模拟试验和建设校外实训基地

1. 校内模拟试验的完善

校内财会试验室在传统手工账务处理的基础上，应大力开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会计电算化实习和综合的财会实习内容。比如会计电算化课程，教研室可以选派相关教师到财务软件公司挂职锻炼，去实际参与企业会计电算化系统的设计与实施工作，然后把经验和技术带到课堂，用企业的实际数据来解释教材中的原理。

还可与财务软件公司合作，引入ERP（企业资源计划）（用友版）网上虚拟实验（包括五大系统：财务会计实验系统、管理会计实验系统、供应链管理实验系统、生产制造管理实验系统、人力资源管理实验系统）组成。ERP案例引入到课堂教学，采用多媒体与案例教学相结合方式，在用企业的实际数据强化基本层（账务处理、报表管理、工资管理、固定资产管理等模块）的教学上，开展采购管理、库存管理、存货管理、财务分析、成本管理、生产计划等环节的教学，加大对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此外，还有财务软件公司开发的沙盘对抗赛、银行证券等多样化的虚拟试验，以此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

2. 积极开拓校外实训基地

学校可以联系行政事业单位、工业企业、商业企业、房地产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外贸企业等的财会部门，作为本专业的专业实践基地。尽管在一个单位的财会部门建立实习基地会有一定的难度，这毕竟涉及到企业的商业秘密，这就需要学校的支持和教师对实践的勇于参与。

（四） 高素质的实训指导教师的培养与聘请

学校应鼓励财会专业教师参与社会各类财会专业职称和注册会计师等能力考试，以提高“双师”教师比重，同时建议教师更多地进行校外兼职。当然，这些措施需要学校有充足的师资，教师的教学任务得以减轻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实现。此外，在鼓励教师走出去的同时，还可聘请校外较高层次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财会工作人员来学校作短期的实训指导教师，这样可以将其切身的工作经验、业务能力传授给学生，这样必将大大提高学生的实践教学效果。

通过以上财会实践教学的改革，将会使培养应用型财会类专业毕业生具有过硬的业务水平，娴熟的财会实务操作技能，使其所学与所干零距离，毕业与就业零过渡的目标尽快实现。

【参考文献】

[1] 徐经长.“会计学”精品课程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大学教学， 2003年12期.

[2] 李瑞生. 新经济时代对《会计电算化》课程的认识 .河北建筑科技学院学报(社科版)， 2002，(2)：56.

篇(4)

关键词： 体育英语教学 实证研究 研究方法 研究主题

1.问题提出

目前有关体育英语教学的研究正在成为相关专家、研究人员关注的热点，越来越多的体育科研论文对体育英语教学的相关概念、基础理论、研究内容、研究难点、问题对策、研究方法等做了许多前瞻性的、独创性的探索。有学者认为，体育科学，尤其是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并无二致，在实证研究与反实证研究之间，不应简单地进行调查、问卷、统计数据，而应在实证的基础之上，运用逻辑主义方法，对基本理论进行判断和推理[1]。也有学者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对整个体育科学研究现状做出分析，选取我国1999-2004年度体育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论文作为分析样本数据，对我国体育科学的体系内部结构、研究的“社会化”倾向、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及论证方式四个方面展开分析。在体育科学研究方法方面，得出体育科学研究论文运用定量方法较少的结论[2]。另有学者从微观的角度出发，专门分析了我国艺术体操科研现状[3]。

综上所述，研究方法的探讨正成为体育科学研究领域的热点。尽管体育英语教学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对于体育英语教学研究来说，还有许多欠缺的地方，没有形成规范的、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2.统计分析

本文以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http：///Grid20/Navigator.aspx？ID=1）为检索对象，第一次检索以“体育”为篇名，匹配选择“精确”，检索时间跨度为1979―2014，再在以“体育”为篇名的搜索结果中进行第二次检索，以“英语”为篇名，最后得出相关论文112篇。第二次检索，首先以“英语”为篇名，再在搜索结果中以“体育”为篇名进行检索，其他搜索各项与第一次检索相同，最后搜索结果是同样的112篇论文。尽管112篇论文的篇名中都包含“体育”和“英语”字样，但经笔者甄别，剔除一些关于《中学体育课堂英语名词活用》、《英语自考》之类的非学术论文，最后确定87篇为分析样本总量。

2.1时间分布

在所有统计的样本中，最早有关体育英语教学研究的学术于1987年。如果以2003年教育部启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评估工作为分界点，那么在2003―2014年间的学术论文数量为57篇，占总样本数的66%；2003年以前的学术论文数量为30篇，占总样本数的34%。

数据显示，以2003年为分界点，在教育部启动为提高英语专业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的工作之后，很多体育院校纷纷开设了体育英语专业，有关体育英语教学研究论文数量越来越多。与经验判断相一致，这表明体育英语教学研究在我国逐渐受到重视，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研究这一体育科学研究的热点领域。

2.2论文作者单位类型、专业

本文将总样本87篇有关体育英语教学的论文的作者单位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专业体育院校；第二类是非专业体育院校（包括各类综合性高等学校中的体育院系、社会科研单位及其他）。其中，对专业体育院校的论文作者又可分为三类：一是英语专业研究；二是体育专业研究；三是不清楚（文章没有标识）。经统计，有58篇论文作者来自专业体育院校，占论文总数的66.7%，其中作者从事英语教学研究的论文为40篇，占论文总数的46%，将近占据了体育英语教学研究的半壁江山。有29篇论文作者来自非专业体育院校，占论文总数的33.3%。这说明，目前我国体育英语教学研究的主阵地是在专业体育院校中从事外语教学工作的教研人员。因为在专业体育院校中，从事英语教学工作必须面对学习体育各专业的学生。这部分学生给人们的普遍印象是文化课成绩较差，活泼好动，英语成绩难以提高。所以研究他们的学习环境、学习特点，提高英语教学成绩成了在专业体育院校从事英语教学工作教研人员的一个重要课题。进行体育英语教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群体是来自非专业体育院校从事英语教学工作的教研人员，他们结合自身较强的英语专业背景，对体育专业学生学习英语进行研究。

2.3研究主题分类

从87篇总样本中的研究主题分析，可以发现体育与英语相结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有关于体育专业学生的大学公共英语教学，一般主要研究体育院校或综合大学体育专业学生的大学英语教学现状、问题、难点及对策分析。典型代表如《综合性大学艺术体育类学生英语教学现状与启示》、《体育院校英语教学模式的改革与探索》等。这类研究主题的论文数量共有80篇，占论文总数的92%。第二，有关于体育院校专业课程的英语教学，研究此类问题的作者主要认为大学英语仅仅是体育专业学生的英语学习的基础阶段，而体育专业英语教学是使学生从英语基础阶段过渡到专业阶段的必经环节，使其顺利阅读体育专业英文资料。该类研究主题的论文数为4篇，占论文总数的4.6%。第三，第三类文章是有关于体育英语专业（或英语专业体育外事方向）设置等问题的探讨。典型代表如上海体育学院的吴贻刚对体育学院英语专业办学定位与课程设置等问题的分析。该类研究主题只有3篇，占论文总数的3.4%。

由此可知，体育英语教学论文研究主题分布不均匀。现在很多专业体育院校和非专业体育院校因我国体育对外交往的大好形势，纷纷开设了体育英语专业（或英语专业体育外事方向）。到目前为止，我国至少有30多所高校开设了体育英语专业。作为一个新开设的专业，应该理论先行，理应有很多的学术论文百家争鸣。但从论文统计数据得出，目前对体育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专业定位、培养方法等进行探讨的论文只有4篇，即使加上3篇研究体育专业课程英语教学的论文，也只有7篇，不到论文总数的8%。

2.4研究类型分析

按社会学家詹姆斯・S・科尔曼的说法，所谓“理论研究”，是指建立旨在一种理论体系（或概念体系）但又不以经验资料加以验证的研究[4]。这里，我们按科尔曼教授的理论，把对体育英语教学研究分为理论研究（规范分析）与经验研究。理论研究主要探讨体育英语教学的基本概念、原则、理论、范畴等研究；体育英语教学的经验研究主要是指那些经过实地调查、个案分析、问卷调查、实际观察等方法而得出的可以直接指导、规范体育英语教学活动和关系的经验研究，这类研究不作纯理论上的逻辑分析。

从检索结果看，有58篇论文采用规范研究方法，占论文总数的66.7%；有29篇论文采用经验研究方法，占论文总数的33.3%。采用规范分析、逻辑分析方法研究的论文篇数比采用经验研究、应用研究方法的论文篇数多出29篇，说明体育英语教学的规范研究远远多于经验的应用研究。

2.5研究的规范性

一般地，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包含四个基本阶段程序，本文从这四个方面对体育英语教学论文的规范性进行研究：一是是否有理论预设（或称理论假设）；二是是否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即有没有提出需要加以论证或验证的问题；三是是否有对相关现存的文献加以评论；四是文献引用情况。

从研究的规范性所设定的四个指标来看，没有理论预设，没有文献评论，但有明确问题的论文占据了大部分，它们分别占有论文总数的91%、92%、94%。这些数据说明，在体育英语教学研究中，从问题或假设提出到论证检验、形成、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关键环节严重缺损。论文研究的规范性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至于是否有文献引用，有25%的论文没有文献引用，在某种程度上，没有文献引用，容易导致重复研究，没有文献评论，难以提出独创性问题见解。

2.6经验研究方法的具体运用

从统计87篇总样本看，主要的经验研究方法有：参与观察、普遍调查、局部调查、个案调查、问卷调查、非随机调查、随机调查、文献收集。采用以上8种具体的经验研究方法的学术论文共有29篇，其中采用普遍调查与非随机调查方法研究的学术论文共有6篇，而采用局部调查研究方法的学术论文有17篇，占总数的59%。这说明采用普遍调查的研究方法受到很大的局限。因为要进行普遍、广范围的调查，需要较多的经费支持，而这又是很多研究者、研究机构面临的难题。采用局部调查的论文中，大部分把调查的对象限定在一个班级、一个年级、一个学校，跨学校、跨省之间的调查很少开展。如果普遍调查没有人力、财力的支持难以开展，那也可以理解。但没有论文采用既省钱又省力的个案调查方法，这确实是体育英语教学研究的一个误区。

3.结论建议

从上文数据可以看出，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体育事业发展正在逐步走向世界。特别是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使得体育领域对于英语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环境的变化要求体育英语教学越来越受到教师、学生、社会用人单位的重视。如何培养高素质的体育英语人才，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目前体育院校和高校体育专业教研人员关注的热点。

但在体育英语教学研究中，还有很多亟待完善的地方。如研究者偏重于规范研究，而较少采用经验研究，论文研究不规范，不能遵循科学的研究程序。如缺少研究的理论预设，相关研究问题理论综述、评价较少，这就容易导致研究者相互重复同一个问题。经验研究手段单一，不能充分运用多种经验研究方法全面、广泛的开展研究。

笔者认为，体育英语教学，要从规范研究到经验研究、从宏观研究到微观研究、从静态研究到动态研究，力争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体育英语教学方法论体系，首先必须进行方法论上的补课。如开展普及性训练和方法论讨论。其次，像《体育科学》等专业核心刊物要发挥专业示范导向作用，倡导刊发论文的规范性。最后，组织编写、翻译相关体育科学方法论方面的著作和教材。

参考文献：

[1]张洪潭.体育基本理路研究[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52-257.

[2]李建军.关于我国体育科学研究现状的分析[J].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12，（01）.

篇(5)

论文摘 要：“自然的终结”是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本体论前提。一方面，贝克的“自然终结观”反映了现代性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特点、新趋势；另一方面，贝克的“自然终结观”又具有深层理论问题，这使其整个风险社会理论导向不可知论与宿命论。现代性的推进并没有否定“自然的先在性”与“规律的强制性”。应立足于马克思历史哲学，在“规律论”、“实践论”层面深层揭示风险本质。

德国著名学者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的风险社会理论，对我们全面把握当代社会本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但不可否认，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在认识论、本体论等方面也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从哲学上呈现、反思这些问题，对我们正确认识当代社会风险本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在《风险社会：知识与实在——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知识问题”与“历史超越”》(《研究》，2006年第7期)、《风险社会与“异化劳动”：贝克的“异化生产观”及其“历史超越”》(《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中，笔者反思了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认识论问题”、“行动论问题”。本文反思其“本体论问题”，包括三个部分：(1)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本体论基础——“自然终结观”——的基本内容；(2)贝克“自然终结观”的价值、意义和问题；(3)人与自然关系及风险社会的规律、实践、历史本质。

一

所谓本体论，也就是对“世界最终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同的哲学家、思想家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解答，形成不同形态的本体论。在留基波、德谟克利特那里，本体也就是原子；在柏拉图那里，本体也就是理念；在笛卡尔那里，本体也就是作为“我思故我在”之主体的“我”；在休谟那里，本体也就是作为心理感受的体验、经验；在现代唯物论那里，本体也就是物质实践。虽然不同思想家对“世界最终是什么”有不同的解答，但本体论在不同思想家那里的方法论意义却是相同的：本体论是一个完整思想体系的建构元点、思维基点，从根基处决定一个思想者的理论走向。在反思的意义上，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有其或明或暗的本体论内容；人们对一种思想体系之所以存在不同认识，往往是因为人们对这个思想体系的本体论内容理解不同；在方法论意义上，深刻理解一种思想的重要前提是呈现这个思想体系的本体论基础，揭示一种思想体系问题实质的重要方法是呈现这种思想体系的本体论问题。

虽然贝克没有自觉地使用“本体论”这个范畴，但贝克对其风险社会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有过明确表述，这个逻辑出发点也就是贝克风险社会理论所内涵的本体论。贝克指出：“古典工业社会的概念基于自然和社会的对立，风险社会的概念则从被文化整合了的‘自然’的观点出发。”这个“被文化整合了的自然”，贝克也称其为“自然的终结”。贝克指出：“自然史正在结束，但历史的历史刚刚开始。在自然终结之后，历史、社会、自然，或无论过度庞大的野兽被称作什么，最终都可归结为人类的历史。”可以看到，“自然的终结”是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本体论基础，把握了其“自然终结观”，也就从根基处认识了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

在贝克那里，所谓“自然的终结”，在现实内容上，主要有两层含义。其一，在空间、现实这个意义上，指没有受到人类影响的纯自然界已经不复存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都直接或间接地留有、刻下了人类的痕迹，地球上的每一种生物都深刻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其二，在变化、发展这个意义上，指不受人类活动影响的纯自然变迁、纯客观变化的终结，人类活动已经深刻影响了自然界的发展方向、变化速度。全球变暖、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增加与人类人口数量的增长、实践能力的提高具有正相关性。贝克指出，随着工业社会的推进，自然已经不可挽回地终结了，纯自然已经深刻地转换为文化的自然、社会的自然、政治的自然。“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自然既不是给定的也不是可归因的，而是变成了一个历史的产物，文化世界的内部陈设。”“如果‘自然的’意味着各行其是的自然，那么它的一分一毫都不再是‘自然的’。”

在贝克那里，所谓“自然的终结”，在学理内涵上，也主要有两层含义。其一，“自然的终结”指客观自然的被人化，指自然已经成为被人所掌控的、实现人的各种目的的实验场，指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的绝对主导地位已然确立。自然“是一个在系统中循环和被利用的自然，所以即使在客观的(自然)科学家的客观的手里，自然都变成了政治性的”。其二，“自然的终结”指原来被人们所把握的人与自然互动规律被人的活动所打乱，指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新的人所尽知的、不确定的新特点、新趋势。以上两个层面含义的统一，“这意味着，自然不再能被放在社会之外理解，社会也不再能被放在自然之外理解””。“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自然就是社会而社会也是‘自然’。”

贝克对“风险”本身的认识，对“风险应对策略”的设计都以其“自然终结观”为本体论承诺。正是以“自然的终结”为理论原点，贝克建构起其整个风险社会理论。

第一，“风险”是风险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贝克对“风险”概念本身的确认，以“自然的终结”为基础。在贝克看来，近代以来，工业发展、科学进步等人的活动使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呈现出新变化、新特点，但这些新特点、新趋势并没有为人们所尽知，因而呈现出鲜明的不确定性。贝克将这种既是“人为”的，又是“不确定”的“世界状态”、“人与自然的关系”状态，称为具有“人为的不确定性”的“自然的终结”。也就是说，在贝克那里，风险的本质是“人为的不确定性”，而“人为的不确定性”的根本实在所指也就是“自然的终结”，这样，在贝克那里，“风险”的根本实在内容也就是“自然的终结”。方法论上，对贝克而言，离开了“自然的终结”这个实在内容，作为“人为的不确定性”而存在的“现代性风险”将无法得到揭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概念……从被文化整合了的‘自然’的观点出发”。

第二，社会理性与科学理性的和解、和谐，是贝克为应对现代性风险而开出的“知识行动”策略，而贝克倡导两种理性和谐的基础，也正是“自然的终结”。在贝克看来，“自然的终结”的重要表现就是自然与社会已经内在地成为一个问题性的共同体，纯粹的自然与纯粹的社会都已不再存在。“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自然就是社会而社会也是‘自然’。”正是自然与社会的问题性统一，使社会理性与社会科理性都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基础。一方面，社会理性、社会科学研究受到自然科学的强大影响，另一方面，科学理性也日益受到社会理性的制约，“自然科学家就工作在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魔法领域中”。正是以“自然的终结”为本体基础，贝克认为“没有社会理性的科学是空洞的，但没有科学理性的社会理性是盲目的”。

二

贝克以“自然的终结”定位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对我们认识现代性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特点具有重要参照意义。如果说，古代社会，人类受不为人所知的自然规律的支配，自然是人的主人；近代社会，随着工业与科技的进步，人开始逐渐把握自然规律，人与自然开始平等，那么，现代社会，随着工业、科技的普及、深化，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与推进，人的行为已经深刻影响了自然界的变化，人似乎正在代替上帝成为自然的主人。“自然的终结”这个论断，正深刻反映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新趋势。美国学者比尔，麦克基本(BillMickibben)与德国学者克劳斯，科赫(Claus Koch)也分别以“自然的终结”、“自然性的终结”为题，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在《自然的终结》一书中，比尔指出：“人类第一次变得如此强大，我们改变了我们周围的一切。我们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终结了自然，从每一立方米的空气、温度计的每一次上升中都可以找到我们的欲求、习惯和期望。”“我们再也不能认为我们自己是被巨大的力量抛来抛去的物种——现在，我们就是那些巨大的力量。飓风、雷暴和大雷雨已经不再是上帝的行动，而是我们的行动。”在《自然性的终结——生物技术与生物道德之我见》一书中，克劳斯，科赫则对基因、胚胎等生物技术的发展给人自身自然性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反思，认为“现代市场社会的文明化和一体化力量，归根到底是基于利用逻辑”。在这种利用逻辑、利益逻辑的支配下，胚胎、基因等生物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人们对自身的性别、寿命、血缘关系等都可以进行自主控制：自然包括人自身的自然性生命日益成为非自然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人似乎已经成为自然的主人。

在与比尔、克劳斯的比较中，贝克对“自然的终结”的理解独具特色。如果说，比尔、克劳斯更加侧重于对“自然的终结”本身是什么进行问题呈现，注重从伦理、道德、心理层面对“自然的终结”所导致的问题进行实证性的揭示，那么，与他们不同，贝克则主要将“自然的终结”作为一个基础性的理论命题使用。贝克研究的重点，既不在于揭示“自然的终结”本身是什么，也不在于揭示“自然的终结”所带来的伦理、道德、心理等问题，而在于揭示以“自然的终结”为问题基础的社会结构变化、社会行动变迁和社会知识转换；在于揭示以“自然的终结”为基础的现代性本身的本质属性转换问题。贝克认为，20世纪以来，特别20世纪中后期，以“自然的终结”为基础，现代性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转换，人类已经从工业社会进行了后工业社会，这个后工业社会的真正本质是“风险社会”、“世界风险社会”。“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风险社会’”。“全球风险的客观社区(objectivecommunity)形成了。”

贝克以“自然的终结”概括现代性条件下的人与自然关系，确实抓住了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基础性问题。但问题在于，贝克所理解与定位的“自然的终结”，是否有问题?究竟应该在什么层面上理解所谓“自然的终结”?可以看到，贝克所谓的“自然的终结”，其本质是指纯自然的消失，指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新的趋势、新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同意“自然的终结”这个论断，但“自然的终结”是否意味着自然规律、规律已经不起作用、不复存在?其所内含的“不确定性”是否意味着人已经无法把握人与自然的新关系?

现代性条件下，人干扰了纯自然的变化，不等于自然规律已经不存在，不等于规律已经不起作用。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于人的实践能力的增加出现了新特点、新问题，不等于人与自然关系出现的问题具有绝对的不确定性，不等于人不可能对人与自然的新关系进行规律性把握。如果说，现代性条件下，事物、世界发展的趋势与前现代性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么，这种变化不是指规律已经不复存在，而是指规律的“构成结构”发生了变化。如果说。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人们面对的规律是纯客观规律，人们重要实践目的是把握这种“无人干扰情况下的纯客体”规律，那么，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现代性条件下，人们需要着力把握的则是“有人参与的、主体与客观相互作用”意义上的规律。也就是说，现代性条件下，虽然人们所面对的规律的构成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无论如何，规律都仍然存在。离开了“规律论”，对现代性的把握将走向肤浅、抽象、不确定。

显然，贝克，包括比尔、克劳斯等“自然终结论”的倡导者、认同者，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基本上停留在“现象论”、“问题论”层面，而没有深入到“规律论”、“本质论”层面。当贝克割裂了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必然与偶然、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仅仅在现象、偶然层面，仅仅用“不确定性”定位现代性条件下的人与自然关系时，其“自然终结观”在本质上就必然导向不可知论与宿命论。这从根基处、原点处决定了贝克的风险观、社会观的不可知论、宿命论走向。

在贝克看来，现代社会的真正本质也就是风险社会，而风险的主要特性至少有两个：一个是影响的广泛性，另一个是不可确定性。贝克指出，“首先，现代化风险出现在地理上特定的地域，同时它也是非特定的、普遍的；其次，它们形成有害影响的曲折途径是多么的不稳定和不可预测”。所谓影响的广泛性，是指风险对所有地域、所有社会阶层的人都平等地起作用，风险是全球性的、“普遍的和不具体的”。所谓不可确定性，是指相对于风险的普通性、广泛性而言，人们对风险的来源、发生时间、具体影响等在本质上处于无知状态，“不明的和无法预料的后果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在“广泛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中，在贝克那里，广泛性的本质就是不确定性。这样，贝克所指的“风险”就与康德“物自体”具有深层学理关系，其最根本的性质也就是神秘、不可知。在贝克看来，对于风险，人们唯一能够确知的就是：风险存在，人类已经进入了世界风险社会；风险如命运一般，风险来时无人能够逃遁。这显然是一种宿命论意义上的社会观。

方法论上，贝克之所以在对风险本质的认识上、在社会观上走向不可知论与宿命论，重要原因正在于其风险社会理论的本体论基础——“自然终结观”——存在问题。应超越贝克的“自然终结观”，在正确揭示人与自然的历史关系基础上，具体历史地揭示现代社会风险本质。

三

当我们揭示现代性条件下的“人化自然”关系时，需要明确两个前提。其一，现代性条件下，“自然界的先在性”还是否存在；其二，现代性条件下，世界变化发展是否还有“规律的强制性”。显然，当贝克等学者断言“自然已经终结”时，我们认为他们回避了这两个问题：

第一，现代性的推进没有改变“自然的先在性”。现代性条件下，人的实践能力不断增强，人对自然干预的广度与深度不断增强，但这并没有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自然的先在性”这个基本事实。这不仅表现在自然界先于人类而存在，更表现在人的生存与发展、任何实践活动，包括所谓的高科技活动，最终都离不开自然、依赖于自然。自然是人类永恒的母亲、最终的归宿，人类是自然的“永恒子民”。人类始终不可能超越于自然、离开自然而存在、发展。“自然的先在性”的基本逻辑内涵是：自然是人类存在的历史前提，现实中自然没有终结，未来的自然也不可能终结，即使人类由于自身或其他原因而消失，自然也将继续存在。在我们进行现代性研究、讨论现代性条件下的人与自然关系时，一个不可回避的基本前提语境是“自然的先在性”。离开了这个前提，对所谓“自然终结”、“人化自然”的讨论只能是非历史的、抽象的。

第二，现代性的推进没有改变“规律的强制性”。我们认为，自人类产生以来，从人类进行实践活动起，人就必然、已然改变了自然，但是，这种改变始终是在规律的深层关照、约束之下进行。也就是说，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与相互改变中，虽然会出现大量偶然、不确定现象，但是，总体上，人与自然的互动仍然只能围绕着规律这个中轴进行，规律并不因人的实践能力的增加而不复存在。现代性条件下，虽然规律的具体结构、具体内容、具体形态在变化，但规律却始终存在。一方面，自然界的变化仍然是有规律的；另一方面，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同时，人与自然的互动也是有规律的。当人的活动违背了规律时，规律就以强制性的力量要求人们服从。在本质上，风险恰恰是规律实现自身的具体方式。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的过程，是人们不断认识、掌握、利用规律的过程，而不是人们改变规律的过程，更不是人们消灭规律的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所谓“历史的方法”，也就是从对象、事物发展的过程出发，从真实的实践出发，具体揭示事物、对象、世界变化发展特点的方法。贝克等学者之所以走向不可知论与宿命论，其重要方法论原因正在于缺少这种自觉的“历史的方法”。自觉运用“历史的方法”，将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具体地揭示现代性、现代风险社会的本质。立足于“历史的方法”，关于现代性、现代社会的风险性，我们认为：

第一，现代性的发展过程是必然与偶然、本质与现象的具体历史统一。虽然，现代性的过程相对人们即有的认识能力呈现出更多的偶然性、不确定性，但这种偶然性、不确定性却始终以必然性与规律性为底蕴。对现代性而言，“规律的强制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规律对现代性“发展方向”的“强制”。现代性的发生、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过程，不管人们是否愿意，现代性已然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并将继续向纵深推进。其二，规律对现代性“发展速率”的“强制”。虽然人们可以通过知识的更新、技术的进步、制度的转换在一定程度上加速现代性的具体进程，但在本质上，现代性是一个自然与社会、本土与世界、个人与社会、现实与历史的复杂互动过程，人们无法在整体上实现对现代性必经历史阶段、历史过程的跨越。这一点，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着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第二，对社会发展而言，风险是必然与偶然的具体历史统一，风险是实践的、历史的、过程的。在贝克看来，风险性也就是“人为的不确定性”，风险的重要基础特点是不确定性”。我们认为，风险是必然与偶然、确定与不确定的具体历史统一。风险与实践、风险与规律是辩证统一的，应该在“规律论”与“实践论”这个层面具体揭示风险本质。从现象上看，风险也就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关系的断裂、不和谐；从本质上看，风险也就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具体盲目性、具体代价。在“规律论”意义上，所谓风险，也就是规律对人的活动的强制性强约；风险是规律强制性实现、呈现自身的具体体现、具体方式。在“实践论”意义上，所谓风险，也就是由于人对规律的无知、不尽知，由于人的实践的盲目性，所导致的问题、代价，在这个意义上，风险也就是实践在具体过程中的问题性，或者说实践的代价。在“规律论”与“实践论”的具体历史统一中，风险产生的根本客观原因是客观规律的存在，风险产生的根本主体原因是人对自然、社会等规律不自觉、无知、不尽知，风险具有实践性、历史性、过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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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后现代主义;教育研究方法;启示

论文摘要：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复杂的思维方式，对现代性进行了反叛和超越，强调主体的解构，破除了二元思维模式，尊重差异，强调平等。后现代主义对教育研究方法产生重要的影响和启示一是教育研究者应在对话双方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个性话语方式;二是充分认识和尊重教育对象的差异性;三是教育研究中应采取多元的、开放的方法。

当我们试图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来理清教育研究方法问题时，不仅产生了深深的困惑和矛盾，而且对教育进行所谓的研究中也是手足无措。文章其实也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难道这不是一种荒谬吗?可是同样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出发，这种研究和分析问题也是必然的、有意义的。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在《后现代社会理论》这本书的前言中也提及了这种矛盾。“本书对后现代社会理论采取了一种现代的阅读方式……从一种现代的观点来考察后现代社会理论就完全是可接受的”。

瑞泽尔从一个社会学家的视角将后现代主义区别于后现代、后现代社会理论，但他所说的后现代主义仅局限于艺术、电影、建筑等领域中的与现代文化产品不同的文化产品。显然，这种界定太过于狭隘，相反，它更倾向于他在随后提到的“后现代的观念”(包含着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新的文化产品以及一种新的有关社会世界的社会理论类型)。也有中国学者从后现代主义的三种形态将其分为激进的或否定性的后现代主义、建设性的或修正的后现代主义、简单化的或庸俗的后现代主义。

把后现代主义分解开来强行纳入不同类别的做法，本身或许就是违反后现代主义精神的。但正如上文的概念界定一样，也是为了我们理清思路和用于分析教育研究方法的方便之举。况且，后现代主义自身就是一种东拼西凑的产物，因此我们只取其中一部分对教育研究方法有所影响和借鉴的特征加以引述，那也是不足为怪的。

一、后现代主义的共性特征

1、颠倒主体，强调平等性

在后现代主义的术语中，主体性指的是个体性和自觉性——某主体的生存境况。而在传统哲学和科学研究中存在的观点是主体居于主导地位，客体则属于从属地位。在后现代主义内部，对这种主体性的否定也存在了一些实质性的差异。极端的怀疑论者认为主体是虚构的，在极端意义上它只是一个建构，他们把主体看作是过去的陈迹，现代性的遗老，自由人道主义的杜撰，不可取的主客二分法的始作俑者。这个经过解构的主体并不是不存在，而是必须另一种不同与现代主体的形态出现，可以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不再是宇宙和万物的主宰，人没有任何权利可以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是要关爱这个世界，与自然达成“同一性”。另一方面，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个体并非生来就是一个具有各种属性的自足的实体，相反，人是一种关系的存在，每个人都处在与之相关的人群中，只有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中才能被理解。因此，他们提倡平等、开放的“主体间性”，人与人要形成平等交往和伙伴合作的关系，而消除曾经蕴涵其中的不平等性或是等级关系。

2、对二元思维模式的批判，强调差异性

首先，后现代主义者在解构主体时就指出，现代性主体观念造成了主-客二分法，把主体规定为积极主动的人，而客体规定为消极被动的物。因此要破除这种主-客二分法，摧毁一方胜过另一方的权威地位，中断同主体范畴相联系的独断权利关系，并由此消除了其隐藏的层系(等级关系)。其次，西方思想的主流一直受到现象-本质的二元分裂模式支配，而这种模式导致的思维则是从多中发现一，从异中求同，从现象中探究本质。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差异无所不在、无处不有，事物中所蕴涵的差异总是会不断产出新的差异，而要根绝差异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要做的是发现差异，尊重差异，同时，要鼓励多元的思维风格，而世界本来就是多样的和丰富的。最后，后现代主义对二元思维模式的批判还表现在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批判，这也是他们最为重要和旗帜鲜明的观点。现代社会长期以来对理性和科学的无限推崇，相信人的无限理性和科学的发展可以创造美好的社会，然而也正是这种理性和科学的泛滥给现代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和灾难。对理性和科学的推崇也表现为对真理的追求，我在随后一段中再论述。 转贴于

3、后现代主义的认识论

现代社会科学受到指导研究行为的一般方法规则的引导，试图以一种训练有素的方式来达到现实对于思想的检验。然而，后现代主义者则认为根本不存在方法，不存在他们务必遵守的程序规则，存在的只是他们后现代主义的反规则和怀疑一切的严格作风。他们假定了这样的方法，它们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相反，它们进一步混淆了是非，杜撰了更加精微细致的问题，其中每一个问题都引发无限的解答。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使用的所谓方法就是解构和直观的阐释，同时，他们认为只要是有用，什么方法都可以，可以运用感觉、亲身经历、情绪、直觉、想象力、创造力等等的因素和方式。

二、后现代主义对教育研究方法的影响和启示

1、教育研究者

从主体性上来看，现代的研究往往把研究者置于专业的地位，因此拥有专门的特权，往往以知识的占有者和权威者出现在研究对象面前，从而可以主导决定研究的方向、性质、结果，甚至可以凌驾在被研究对象之上。然而，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主体让我们看到了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是处于同一地位，我们要更多的是要面对活生生的人，具有思想和情感的人，研究者应该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对被研究者的生活故事和背景有所了解，从被研究对象的角度出发，了解他们的思想、情感、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在此基础上开展平等的信任的对话，在相互理解、相互关心中实现研究事实的自然流露，从而才能保证研究的顺利进行。因此研究者应该促进话语的平等，力求让处于弱势地位的话语发言，在对话双方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个性话语方式。

2、教育研究对象

教育研究的对象有不同的层次，既包括教育活动又包括教育观念等一切的教育现象，而且这些对象又有自己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所以，我们在研究时要充分考虑到他们的差异性，并且尊重这种差异性。以往的教育研究中，由于对科学主义的推崇往往就使我们使用单一的标准对教育现象进行研究和评价，而忽略的对象之间的不同和差异。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教育对象对研究的建构意义，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作用，从而有利于教育研究的进行。

3、教育研究方法

尽管后现代主义者否定方法的存在，可是在具体的研究中，我们还是不得不运用一些所谓的方法，不管是有意的甚或是无意的。但是，在现代主义依存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下，教育领域长期存在着科学主义研究范式和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争论，具体到实际操作层面就表现为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对教育研究方法的垄断。教育研究者在把一种研究方法推向极至的同时就排斥另一种研究方法，而且由于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崇拜，往往更强调对教育现象采取定量的研究，用简单的方法量化教育问题。在教育研究中可以采取一切合适的方法，应该采取多元的、开放的方法，不论运用什么方法，都是为了教育研究的更好进行，从而促进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美]瑞泽尔著，谢立中译.后现代社会理论.华夏出版社，2003.

[2] [美]波林罗斯诺著，张国清译.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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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余教授主要从事公司治理与资本市场中的财务会计问题、上市公司独立审计与企业管理审计等领域的研究。他已出版《审计比较研究》、《中级财务会计》、《审计学》、《注册会计师职业发展史》等多部著作，公开发表了100余篇学术论文，多次获得湖北省、武汉大学优秀学术成果奖和青年教师奖。

余教授认为，进行审计制度和实务的国际比较研究是丰富审计理论体系、探索审计发展内在规律的重要基础，也是完善我国审计制度、改进我国审计工作的重要途径，因而他注重对审计问题的国际比较研究。专著《审计比较研究》，对政府审计制度、内部审计制度和民间审计制度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而不仅仅是简单地分别介绍各国审计制度的现状。《审计比较研究》被数所高校和科研机构选为研究生参考教材。

上市公司独立审计一直是余教授的重点研究项目，他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余教授明确指出了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可靠性差的根源在于注册会计师与上市公司间的审计关系失衡；首次系统地分析了造成上市公司注册会计师审计关系失衡的两大原因，即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及由此而来的公司治理结构不合理（内部人控制严重）、审计市场结构不合理（集中度过低、地域性过浓）；他还首次在我国提出了培育寡占型的上市公司审计市场结构的设想，分析了它对增强审计独立性、提高审计质量、降低审计成本、实现规模经济、提高审计声誉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并进一步指出，为加快审计市场的结构调整，必须发挥政府宏观监管的作用，如由财政部和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联合发文提高上市公司审计市场的准入标准，以促使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合并或联合，不断扩大规模和提高市场占有率；论述了政府加强对上市公司变更审计机构的监管的必要性，以及开放会计服务市场对改变我国审计市场的成份结构、增强对上市公司审计独立性的特殊意义；余教授在我国较早采用国际通行的市场结构测度方法，以A股公司年报审计为样本，对上市公司审计市场结构进行了统计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