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学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历史文学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历史文学；叙事性；历史性

中图分类号：I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5-174-01

一、叙事性

对于“历史文学”，最传统的理解就是“历史”+“叙事”。姚雪垠说：“历史小说是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有机结合，作家所努力追求的不是历史著作，而是艺术成果，即历史小说。”历史文学所要求的历史内容，实际上，既是“人的历史”，也是“历史的人”。

（一）对历史记载中的未知通过叙事来传神的表达出来

一些优秀的历史文学家往往于此做出最漂亮的文章。姚雪垠将李白成到谷城会见张献忠的传说采入《李白成》第一卷，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据姚雪垠介绍，这件事，吴伟业是作为一个未必可信的传说，用双行小字夹注在《绥寇纪略》的正文里边，从来不为史学家所重视。但姚雪垠通过精心营造，写出了表现明末农民战争波澜壮阔、错综复杂，极富传奇色彩，极富艺术魅力的“双雄会”，作者的艺术想象获得了广泛驰骋的天地。

（二）对于鱼龙混杂的历史问题进行叙事性整理，使其合乎逻辑与科学

李白成被围于鱼腹大山，穷蹙冻饿，十分困难，久而久之，军心动摇，无计可施。这时李白成就把一切付诸上苍，同他的将士们到一座野庙中求签问卦，约定，吉，则破釜沉舟再干；不吉，则请将士们割下他的头颅去投降官军，从此解甲归农。连求二签，签签大吉。于是将士们决心重整旗鼓，冲出鱼腹大山，进军河南。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将士们纷纷将白己的妻子儿女杀了，情形十分悲壮。

（三）叙事性由浅入深，包含简单叙事与深入刻画

史册记载历史人物的事功，往往有声有色，但对历史人物建立事功过程中的苦乐忧思，对人生的体味，对历史的感悟，却常常付予阙如，这就需要历史文学家去精心建构一个幽深隐秘的感情王国。只有写出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人，才能最充分地表现出特定历史时期的真实。

（四）叙事性是历史文学得以表现的重要特性

不仅要有广博的知识，举凡政治、经济、军旅、天文、地理、民情风俗、医药卜卦、猜枚博戏、棋琴书画、诗词歌赋，无一不通，无一不晓，而且对于世道人心的体验，更要比常人深切。这是还骨架以血肉。骨架是历史，血肉是文学。凡优秀的历史文学无一不是一幅鲜明、生动、形象的当时社会生活的图画。

（五）叙事性将生硬的历史进行形象化加工

如“春去冬来”，十分干瘪，换成“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不独形象宛然在目，有如图画，而且情思韵味无穷。又如，“舞到月落，歌到人困”，此种记述，情趣索然，若换成“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韵味就大不相同。这就是文学的魅力，文学家的艺术创造。

二、历史性

历史文学是借具体、特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来显示人类的历史创造活动及其思想的形成，并表达作者对历史人物、事件的认知、阐释和价值评判。它必须反映历史生活的真实，具有历史性，这是没有分歧的。

（一）国外关于历史的解释

西方史学之父、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队为：历史是人类的功业，写历史“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

西方近代史学之父、德国实证主义历史学家兰克反对传统史学中的传奇因素，强调搜集和考订史料，如实记述，“不折不扣地描绘出这些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完全真实地再现历史。

（二）国内关于历史的解释

我国汉代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说他写《史记》的目的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即研究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以及历史的演变和发展，而他研究历史的方法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注意历史事实的因果关系。

意大利历史学家维科认为，历史的过程是人类由以建立起语言、习俗、法律、政府等等体系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历史是人类社会和他们的制度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历史决不重演它白身，而是用一种有别于己成为过去事情的形式而出现于每个新阶段，呈螺旋运动。历史学家能够在自己的头脑里重新构造出人们在过去所借之以创造这些事物的那个过程。历史学家必须神游于古代的精神世界，重现古人的精神，但不应该把今人的思想认识强加于古人。

三、结语

大致可以论定，历史性、文学性、当代性是历史文学的二大要素。它们构成历史与文学、历史与现实两组对立统一的矛盾。按照的观点：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己，人是历史创造的主体，而文学是人学，以人为白己的表现对象。正如恩格斯所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

参考文献：

[1]陈雪虎.理解历史文学：叙事塑形与历史意识[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2）：53-58

篇(2)

关键词 史通 同源性 文史两分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关于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刘知几在《史通・才》篇中曾云：“昔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盖史者，当时之文也。然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辙。”由此可见，刘知几认为文史关系一开始是水融、密不可分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文史开始分道扬镳，逐渐相分离。

1文之将史，其流一焉

我国是一个史学传统非常悠久的国家，据《礼记・玉藻》篇记载，天子起居“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艺文志》也曾载：“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虽然两则材料对左、右所书内容的记载不同，但我们也可以看出，我国在很早的时期就已经有了史官。史官总是由一个朝代有文化的人所担当，因此读书人将修史看做极为荣耀的事情，他们有着崇高的文化使命，总是调动一切形式技巧来创造美感。史官既是记录者、文书的掌管者，也是天道、人事种种现象的解释者，可以说一切文字的记载皆为史。 刘知几所说的：“昔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盖史者，当时文也。”就是这样一种文史无以科分的现象。

文史一体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文史具有同源性。《史学要论》中曾说：“古者文史相通，一言历史，即联想到班、马的文章，这是因为文史的发源，都源古代的神话与传说的原故。这些神话与传记的记载，即是古代的文学，亦是古代的历史；故文史不分，相沿下来，纂着历史的人，必为长于文学的人。”另一方面，文史一体是由于两者具有相同的社会功用，即“劝善惩恶”。刘知几在《载文》篇中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文学这种“以化成天下”、“以察兴亡”的特点，正与史的作用，即“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着相通之处。所以刘知几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

2文之与史，较然异辙

先秦时期论及文、史问题，以孔、孟的“文胜则史”的说法最具代表性。《论语・雍也》篇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孟子・离娄下》中曾记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当时人对“史”的观感是“文胜”、“辞多”、“繁于文采”，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到汉魏时期。杨树增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史的分合》一文中提到：“之后，文史开始各行其道，正史的文学性日趋淡薄，史学性逐渐加强。”《史记》以后，经过魏晋时期，直到唐代，文史两分。

魏晋时期，文学进入到一个自觉的时代，文学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突出强调文学的社会地位：“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华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因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嫁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身名自传于后。”这种对文学地位的肯定，无疑推动和引导了魏晋时期文学的发展。魏晋时期文学意识的觉醒，一方面促进了文学作品的创作，使文学进入到一个繁荣时期，但在另一方面，它也使得传统的史学创作受到了“世重文藻，词宗丽”（《史通・才》）时代风气的冲击和影响，从而走向了“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的境地。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一些学者就提出了文史两分的要求。如萧统在《文选序》中曾主张：“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企图把史著和文学分离开来。刘知几在《史通》中也提到这样一种现象：“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辙”。他对这种“文非文，史非史”的现象十分反感，主张应该文史异辙，纯洁史体，也就是要求史家严守“史书之大体”（《论赞》）。

3史之为务，必籍于文

为减少骈俪繁饰文风的影响，实现“史书之大体”，刘知几主张修史者应该做到“文约而事丰”。他曾在《载文》、《浮词》、《叙事》诸篇中反复强调简约的重要性：“拨浮华，采真实”、“务却浮词”。只有“取其所要”，才能实现“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的史学要求。

虽然刘知几看到了文史两分的趋势，但由于古之文学与历史具有同源性，并在发展过程中一直保持着息息相通的关系，所以完全意义上的文史两分是不可能实现的，关于这一点，刘知几在《叙事》篇中也有论述：“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籍于文。自五经以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

《史通》虽然为一部史学专著，但在许多篇章，如《载文》、《论赞》、《言语》、《浮词》、《叙事》、《模拟》等中也谈到了文学论。刘知几认为修史也必须借助于文学手段，需要一定的文采。《叙事》篇中阐述了尚简、用晦、夸饰等写作技巧，《言语》篇中谈及人物语言口语化、个性化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涉及到了文学理论的内容。

从《史通》中我们可以看到刘知几对文学与历史关系的认识：文史具有同源性，但时代的发展对文史提出了两分的趋势和要求；由于文学与历史的相互影响，文史两分并不能在完全意义上得到真正的实现。

参考文献

[1] 刘知几，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篇(3)

历史为文学而生之，但文学非历史而生之，在我们这56个民族里，哪一个民族没有自己民族的历史，哪个祖国没有这个时代的缩影？曾几何时，人类会想到文学和历史是息息相关的？难道这不值我们去深思领悟吗？

在这个高科技发展的时代，一个个伟绩将会记录在历史的手册里，一个个惊天动地的历史将会镌刻在人们的心中……

“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顺利成功，“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顺利成功，“神舟”载人飞船的……这些丰功业绩都是因为——文学。

因为有了文学，人们才有了形象的表达和丰富的诠释；因为有了文学，才会给世界添上这这神州大地“福满人间”，因为文学，人类才会倾听到远处成功在彼岸对他发出的真正呼唤！

篇(4)

《荆轲刺秦王》中易水诀别这一场面描写有以下特点：1.环境渲染；2.重点突出，主要人物是荆轲；3.有细节，如送行者皆“白衣冠”。抓住这些特点，再展开丰富联想、想象，进行细腻的心理描写，再现多维的历史场面，给人身临其境之感。下面是我描写的《易水诀别》场面的文字：

萧萧秋风起，凄凄易水别。山河如旧，残阳如血，易水东流。

悲凉的变徵之声渐起，像暗云密布，压抑，黯淡，像孤舟螯妇的呜咽，悲悲切切，像落单的雁鸣，凄苦长号。悲凉的声调像萧瑟蚀骨的冷风拂来，令人颤栗。又如弥漫的硝烟，飘散在山川、丛林，模糊了人们的明眸。

全身缟素的人群在骚动。啜泣者，拭目者，肆虐的泪水宣泄着他们云涌的心绪。深入虎穴，为国除患。荆轲在知已好友的泪眼中，读到危难重重，九死一生。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士为知已者死，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为国效力，肝脑涂地，在所不惜，牺牲自己一人，成就国家大业。他的目光坚毅、刚强，脱口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这豪迈的歌声如澎湃的琴弦叩击众人的心扉，人们握紧拳头，怒目圆睁，燃烧着对强秦的仇恨，琴师也被感染了，羽声大作。像狂风突至，凌厉呼啸，像大雨倾盆，哗啦直泻，像刀枪剑舞，霹雳眼前，像万马奔腾，雄浑壮阔，像惊涛拍岸，咆哮壮观。

荆轲目光如炬，神情肃穆，他迅速地扫视送行的好友，温暖涌上心头，多么挚诚的朋友呀，为自己的生死牵肠挂肚。他看到了太子丹急切而盼望的眼神，心如刀扎般。他再次放眼面前的河山，美丽富饶。她如酣眠在阳光下的猫，宁静安祥，但嗜血的狼在不远处凝视。铲除，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还国人于安宁，这是多么兴荣的付出呀！他掸掸身上的尘土，迈开坚定的步伐。走吧，上路吧，成也罢败也罢，千古英雄浪淘沙。

荆轲登上马车，辘辘车轮踏上黄沙古道。车后尘烟滚滚，斜阳中，送行的人默立不语，泪千行。

篇(5)

“中”文化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中”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还是一个历史概念和文化概念。中国古人对时空的把握和体认，源于对自然及其变化的观察。我们的先人认为，大地是一个正方形的平面，中国处于大地的中心，中国之外有四夷，四夷之外有四海。而大地的绝对中心就在中原地区。在中国人独特的宇宙观念下，郑州登封成为中国早期王朝建都之地和文化荟萃的中心，中国几大主流文明———儒、佛、道都在这里建立了弘扬传播本流派文化的核心基地，这里也成为人们测天量地的中心，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正是“中”文化的物质体现。“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的礼制文化，“传道济世、兼容并蓄”的书院文化，“慈航普度、仙真仪范”的宗教文化，“经世致用、求真求理”的科技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多辐辏在此，并成为中国文化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源泉，辐射四方。

2010年8月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表明了国际视野对中原文化“中”之特性的普遍体认，也昭示了对内包容、对外开放的中原人文精神已经成为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

中原人文精神之“中”，更体现在它对异质文化的巨大包容性和改造功能，以及它的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包容精神上。“中原文化通过经济、战争、宗教、人口迁徙等众多渠道，吸纳了周边多种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实现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全面融合与不断升华。……如中原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就是东夷集团的海岱民族和中原民族交往、融合的结果；郑州大河村遗址中出土的一些富有山东大汶口文化特征的陶器，说明中原文化在那时就开始吸收周边文化成果，熔铸自己的文化。胡服、胡乐、胡舞、胡人食品在汉唐间传入中原，都融入中原文化之中。世界其他地区的宗教基本都具有排他性，但是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传入中原，却被本土的儒道文化所接纳，成为中原文化和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文化传统

“农业最早是在中原地区兴起来的。中原农耕文化包含了众多特色耕作技术、科学发明。裴李岗文化有关遗存中出土了不少农业生产工具，为早期农耕文化的发达提供了实物证据，尤其是琢磨精制的石磨盘棒，成为我国所发现的最早的粮食加工工具。……三皇之首的伏羲教人们‘作网’，开启了渔猎经济时代；炎帝号称‘神农氏’，教人们播种收获，开创了农业时代；大禹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水，推进了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数学、测绘、交通等相关技术的进步”。

历史悠久的农耕文化，丰富了中原人文精神的内涵。中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可以归纳为八点，即：和谐共存的自然观念，和谐共处的社会观念，反分重合的国家观念，以人为本的人学观念，知行并重的求知观念，有所作为的人生观念，重德守信的伦理观念，尚俭节用的经济观念。这八点今天已作为普遍价值被中国人接受，并成为中国文化秉持的基本原则，但在其根源处，这些价值观却是中原农业文明的孕育和滋生的结果。其中，像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它的前提就是因农业劳动而形成的人对土地的依附关系；人与他人的和谐共处，则是乡居者围绕土地形成固定社群后，协调利益关系必须持守的原则。同时，中原地区形成的国家形态，具有典型的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特征。国家观念上的反分重合，是农业民族重视家族血缘、社群和谐的自然延伸。而所谓的以人为本、有所作为，其前提也是因为土地首先为人的生存提供了一个不可更移的衡量，然后才有了人不断扩张其实践力的变量。

“商”文化传统

中国商人、商业和商业文化的起源在中原，是考古学界、史学界的共识。郑州商城遗址是中国商代都城的遗址，1955年发现并开始发掘，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商朝人擅长贸易，“商人”称呼即来源于此。由此可见，郑州正是商业文明的起源地，也因此留下了商业文明的诸多佳话，如“新郑人弦高，在经商途中遇到了秦师入侵，以自己的十五头牛为代价智退秦军。……第一个由政府颁布的保护商人利益的法规《质誓》就诞生于春秋时期的新郑……最早的商家诉讼条例也发生在春秋时的郑国即今郑州……清代巩义的康百万家族，更是写下了‘富过十二代、历经四百年而不败’的商业神话。由此可见，中原商业文化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原文化传播工程的顶层设计

中原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丰富，要对中原文化进行有效的传播，必须把握好中原文化传播的指导方针、基本内容和实现路径，具体来讲，主要应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提炼关联文化元素

中原文化博大精深、涵盖面广，因此需要对丰富的中原文化加以分析、梳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从中提炼出那些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体现当地文化整体风貌的优秀文化。因此，应按照地缘相连、文化特质相同、历史阶段相近、外在形象相似等原则进行顶层设计，对中原文化资源进行梳理分类，通过提炼关联的文化元素，聚焦品牌的核心元素，彰显中原文化的整体魅力。

（二）确定中原文化传播主题

根据上文对中原文化传统的提炼，可归纳出四大中原文化传播主题：第一，依托新郑黄帝故里、始祖山、拜祖大典、炎黄文化节等核心元素，体现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自强不息的指向，策划“叩祖寻根”文化主题，弘扬源远流长、团结统一的爱国精神；第二，依托“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嵩山自然人文景观等核心元素，体现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指向，策划“天地探中”文化主题，弘扬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包容和创新精神；第三，依托裴李岗遗址、大河村遗址等核心元素，体现自然和谐，内敛自足、低碳环保的指向，策划“重农兴邦”文化主题，弘扬顺应自然、和谐共处的和谐精神；第四，依托商城遗址、康百万庄园、现代城市商业等核心元素，策划“商道在豫”文化主题，体现诚、信、义、恕、让的指向，弘扬艰苦创业、开放进取的创业精神。

（三）选择有效的传播路径

文化传播要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就要发挥文化的渗透力，使文化具备更广泛的大众基础和更强的影响力，使之具有持续性。纵观文化发展和传播的历史，可以发现，文化传播主要通过商贸活动、人口迁徙、教育等途径进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大众传媒逐渐成为现代文化传播的主要手段。中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正根”“正道”“正宗”“正统”，对其进行弘扬传播就要切实使其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中原文化传播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通过多种途径，不断扩大中原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中原文化的弘扬与传播

按照以上中原文化传播工程的总体设计，中原文化传播主要通过以下途径进行。

（一）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加大宣传推介力度

以文化宣传部门为主体，统一部署，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宣传中原文化的魅力和神韵。首先，通过举办全国乃至国际性的规模较大、层次较高的推介宣传活动，利用全国各地的文化场所和国内主流媒体充分展示中原文化，提升中原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如继续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举办“中原文化周”“中原文化行”等大型活动。其次，在河南省境内举行全国或国际性质的展览和演艺活动，如大型文艺晚会、戏剧戏曲演出、图书节、书画摄影展等，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为河南作为中原文化核心区域的形象造势，形成一个关注中原文化、学习中原文化、研讨中原文化的热潮。

再次，各级文化宣传部门要为中原文化的宣传与推广提供强有力的政策和组织保障，把中原文化宣传工作“作为一项有组织、有系统、有计划的长期工程，每年都应当确定一个面向国际、国内市场的推广主题，有系统地推广中原文化。要围绕推介活动主题，以新的思路、新的国际视野、新的科技能力、新的文化传播载体，以开放的姿态与心胸，充分发挥自己的历史和资源优势，设计丰富多彩的推广活动，搭建交流的平台和对外文化营销的渠道，使民众能够系统地了解中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精髓内容”。

（二）充分利用媒体媒介，扩大宣传范围

动用一切可利用的各种媒体，实现跨媒体联动宣传。借助出版传媒，出版中原文化系列丛书，以中原文化为主题参加各类书博会和图书展。借助新闻传媒进行中原文化同一主题的文字版、音频版、视频版同步报道。借助影视媒体，推出以中原文化为内容的影视作品和动漫作品。借助新兴媒体，在门户网站上开设“文化中原网上巡礼”大型专题，不断更新有关栏目之下的音视频、图片、文字等。通过专业机构设计研发“中原文化”智能手机终端应用软件，实现“中原文化尽在掌中”。拍摄中原文化系列电视纪录片，在电视台、电台网站同步播出，同时通过网站提供下载，通过报纸刊登解说词、编创人员创作体会和观众的观后感，全方位宣传中原文化。

（三）不断推出精品力作

品牌经济时代的品牌效应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在文化产品和文化产业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一个文艺巨星、一部精品佳作的市场号召力和现实影响力，是一般的数量叠加所难以企及的。所以，中原文化的有效传播离不开名人名作的精品化。

首先，整合资源，有计划地宣传河南名人，可以利用系列丛书、电视系列片等打造河南名片，通过他们的成就扩大中原文化的影响。其次，加大人才培养，特别是培养大量民间文化艺人、非物质遗产文化传承人、文化专业人士，抓紧培养、推介具有全国影响的名作家、艺术家、学者、教授、编辑、记者、主持人、出版家、创意家、文化经纪人等，通过他们的创造加工，不断把各种优秀的文化资源加工整合成具有较高附加值、较高艺术含量的文化产品，在文化产品的推销和推广中传播中原文化。

再次，借助优秀人才的聚合和综合优势的发挥，推出更多代表中原形象、风貌和精神的各类文化精品，创作出值得人们永久记忆的文化力作。加强对文化品牌精品力作的宣传推广，运用各种媒体、公共文化场所等传播渠道，开辟专门频道、版面、场地，展演、展映、展播、展览中原文化的精品力作。组织文化学专家在电视台推出系列讲座，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全面、系统、生动地讲解中原文化。重视把传播中原文化和人民现代文化生活密切结合，用底蕴深厚的中原文化引领百姓的文化消费，如旅游、度假、健身等。

（四）积极组织阐释研讨

篇(6)

1.对于什么是历史题材剧的认识不一致

这一认识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明确历史题材剧所具有的外延，同时还包括两个内容：首先是在当前历史题材剧多样的情况下，对具体什么是历史题材的作品认识不足，只是将纪实性的作品作为历史题材剧的素材，而忽视了一些历史上流传的“戏说”“大话”等内容的作品；其次是对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的评价过于简单，没有综合性认识。

2.对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的研究存着缺陷

在研究历史题材影视作品时忽略了综合性评价的方式，没有认识到其特殊性，更没有结合文学、历史进行研究，更没有联系到现代的生活进行实际分析，以至于在研究的过程中缺乏方向性，多是简单的自说自话，缺少协调与统一。

二、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的文学特质

自古有“文史不分家”的说法，历史是依靠人的文字记载来完成的，因此历史在反映真实的过去生活的过程中也一定程度上具有文学的特色，甚至有的作品很难分清楚是历史作品还是文学作品，即使在一些表象看来是历史类型的作品中，也多少具有文学的成分，因为在使用文字记载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文字的艺术表达性。

1.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具有情感性

影视作品最终都是依靠人来完成的，同时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所依据的题材必定都是具有文字记载的内容，在记载这些内容时是依靠文字表达的方式完成的，这种文字表达方式形成了文学作品或者历史文学作品，其中必定会加入写作者的主观判断或者思想认识，不论是所谓的正史还是野史，在创造过程中都会有感情性，因此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也是如此。

2.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具有虚构性

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依靠历史的一些记录或者还原，但同时这些记录也会受到当时政治、社会环境的影响，写作者在描述事件时也会加入一些主观性或者虚构一些内容，这样才能使整个历史事件的过程更加完整，影视作品的制造者也会根据题材进行一些创造，为了达到吸引大众的目的对历史情况进行一些虚构和创造。

3.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具有审美性

一部完整、优秀的历史作品必定是受到社会大众喜爱的，其中也会夹杂一些文学语言或者特殊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历史题材在叙事的同时表达了其所具有的美感，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也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塑造力求将其中的内容设计出具有吸引力，符合大众审美观的影像。

三、国产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中文学与生活的关系

在历史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必定要对社会生活进行真实反映，比如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其中虽然描述了国家的正史，但同时在作品中具有文学的感召力，如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等语言具有极强的文学特质，另一个方面在作品中也反映了现实的生活，比如其中的大部分内容中都记录了皇室或者大臣的事件，所以说在拍摄历时题材的影视作品时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1.国产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中文学反映生活

我国在新媒介发展的几十年中生产了许多的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比如《大秦帝国》《康熙王朝》等，这些作品获得了社会大众的极大喜爱。同时这些影视作品拍摄中所依据的题材正是在具有文学特色的历史作品，在影视作品中所具有的一些文学元素让作品更具吸引力，同时这些影视作品所反映的一些现实生活更加真实明确，也符合大众生活的需求。另外这些影视作品在制作的过程中必定会考虑收视率、社会反应等问题，所以作品的制作也尽量符合当前社会的价值观和认知需求。

2.生活塑造了影视作品的文学价值

生活是历史传统与现代文化共同发展的结果，在历史长河中，人们不论是历史作品的创作还是文学作品的创作都离不开一个主题——真实生活，可以说生活是文学的源泉，当前国产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的制作也是如此，从现代生活的角度看，该文学是根据现代人的价值需求和观念进行改编、制作的，从历史生活的角度看，影视作品所依据的前提是历史的现实生活，所以说生活塑造了影视作品的文学价值，并将其在现代社会体现出来。

四、结语

篇(7)

[关键词]传播媒介;文学发展;作品风格;艺术形式;伊尼斯;帝国与传播

加拿大学者哈罗德・伊尼斯在他的代表性著作――《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中，鲜明地阐释了“媒体决定论”的观点，他认为，不同的传播媒介及其发展变化会对特定的社会形态、社会心理产生深重的影响，“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1]（p34）。《帝国与传播》是他的“媒介决定论”观点的最好诠释。在这本书中，他将帝国的概念作为传播效果的指征，勾勒了传播在几个帝国之中的意义，以阐明传播在一般意义上的作用。总的来说，传播媒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利于空间上延伸的媒介，如质地轻巧、容易运输、使用方便、能够远距离传播信息的莎草纸和纸张，另一类是有利于时间上延续的媒介，如性质耐久、容易传承的羊皮纸、粘土和石头。倚重空间的媒介使信息易于地域传播，适合广袤地区的治理和贸易;倚重时间的媒介使信息易于长久保存，适合年久王朝的继承和延续。相应地，伊尼斯将帝国分为两类，即政治性帝国和宗教性帝国，“政治性帝国倚重空间的控制，大肆扩张，攻城略地。宗教性帝国倚重时间的传承，比较能够经受改朝换代的折腾和帝王更替的沧桑”[2]（pVI）。因此，空间偏向的媒介导向政治帝国的建设，时间偏向的媒介利于宗教帝国的创立，这是传播媒介对帝国发展的潜在的、总体的影响。具体来看，传播媒介在微观层面上对帝国的民主政治、商业贸易、科学技术、哲学宗教和文学发展等也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文学发展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伊尼斯看来，埃及充足的莎草纸供应阻碍了文字的演化进而抑制文学的潇洒自由，“埃及永远没有迈出逻辑的一步，抛弃笨拙的表音方法，也没有创造一个字母表”[3]（p17），“文学失去了清新的风格，让位于矫揉造作、虚夸浮华，往往置内容于不顾”[4]（p99）;希腊的口头传统蕴含着一种创造力，使文学作品的结构适合这种口语传播媒介的需要，“吟游诗人创造了一种6音步诗行的史诗。这种韵律严密而且富有弹性，适合口语的灵活变异”[5]（p58-59）;传播媒介对于文学发展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作品风格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

1. 媒介与作品风格：以埃及文学为例

埃及的传播媒介经历了从倚重石头向倚重莎草纸的转移。石头是非常笨重的媒介，在上面镌刻的文字或直或圆，成规矩的方形;相反，莎草纸是极其轻便的媒介，在上面书写的文字可以是快速书写的草书;社会传播媒介的变化，使得人们适应这种简单易行的书写方式，心态和思维方式也随之变得轻松活跃，“由于摆脱了石头这种沉重的媒介”，“所有的环境都激发了人们的兴趣、观察和反思”[6]（p37-38）。表面看来，文学逐渐从宗教神坛走向世俗，“古王朝走向新王朝的社会革命，有一个显著的标志，那就是雄辩之才如滔滔流水，世俗文学取代了宗教文学”[7]（p13）。

然而，传播媒介对埃及文学作品的深层的影响，却是通过其作用于文字的发展演变体现出来的，随着莎草纸这一书写媒介应运而生的“世俗文学”并没有实现真正的“世俗化”。石头是最初的占主导地位的传播媒介，与之同时发展起来的是刻于其上的图画似的象形文字，同时代表语词和语音，形式复杂、数量众多;长久使用石头作为书写媒介的民族会逐渐意识到书写的难度而促进文字向固定声音符号的转变。但是，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埃及，一方面，由石头这一原始的媒介塑造了图画似的象形文字的最初形态;另一方面，很快便拥有了新的媒介――莎草纸，莎草纸书写轻便，又供应充足，这使得其文字的发展演变并没有像其他民族那样迫在眉睫，于是，它延续了相对复杂的象形文字传统，将图像和声像混合，使用纯图像、纯艺术的文字，而没有前进到固定声音符号的阶段。这样一来，便产生了两个后果：第一，古老的纯图像、纯艺术文字，促使自诩为艺术家的抄书人们过分地专注于文学的艺术性，不自觉地玩起了文字游戏，他们攻心于藻饰浮夸，纯粹为文学而文学;第二，繁复的文字使得普通民众接受起来并不容易，公元前13到公元前10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僧侣阶层，通过复杂的文字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知识垄断。文学作品艺术性的增强为僧侣阶层的知识垄断提供了方便，僧侣阶层的知识垄断又促进了文学作品艺术性的增强;两种后果相互作用，使得文学作品脱离世俗民众，书面文字与日常口语严重分离，行文风格流于虚夸浮华，矫揉造作;“文学的新鲜感，有赖于写作艺术与实际言语的和谐统一”[8]（p485），埃及文学终于随着传播媒介由石头向莎草纸的顺利转变对文字逻辑演变产生的阻碍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力。

2 .媒介与艺术形式：以希腊文学为例

不同于埃及由石头向莎草纸转变的传播媒介，希腊的信息传播以口头传统为主。口头传统即口语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的第一个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大致从人类摆脱‘与狼共舞’的野蛮状态、组成原始社会开始，一直到文字的出现”[9]（p29-30）。灵活易变的口语传播方式，不仅使文学作品在形成过程中避免了由文字带来的刻意雕琢，而且加快了其发展演变过程中的自我更新速度，为在口语传播基础之上形成和发展的文学作品注入了清新、鲜活的气息。

口语传统对希腊文学的形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作品的体式和体制。口语的传播方式使得作品在日常交流中成形、又在口耳相传中流传，它们或是劳动休憩的片刻娱乐、或是生活感受的随心表达。作为声音符号的口语传播范围小、不便于保存记忆;为了适应这种传播方式，作品往往在体式上成为朗朗上口的韵诗，易于传诵，在体制上成为短小精悍的诗节，便于记忆。希腊吟游诗人的6音步诗行史诗“韵律严密而且富有弹性，适合口语的灵活变异……能够灵活地使用语言的形态、词汇和常用表达”[10]（p58-59），“出于口头传统的需要，史诗并非鸿篇巨制……它容许经常的调整和改进……用全新的内容去描绘显著的变化”[11]（p60）。另外，口语传统对希腊文学的影响还表现在加快了其形式的自我更新。口头语言灵活多变，在人们的日常交流过程中不断地自我发展和完善，对社会新需要的回应也更加灵敏，因此，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学作品会随之不断地做出形式上的调整和改变，并与日常口头传播的服务对象的需要相适应。“公元前8世纪和7世纪，从王国向共和国的转变，反映在哀歌和抑扬格的创造性风格中。阿尔基洛科斯的抑扬格作品适应公共舆论的需要，有力地推动了史诗诗体在公元前7世纪后半叶的衰落”[12]（p60）。

在中国，传播媒介同样对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产生深刻的的影响，这在先秦文学《诗经》中有突出的体现。《诗经》中有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叫做“重章叠句”，所谓“重章叠句”，是指诗歌章与章之间句式基本相同，意思相近，每章换几个字，略微变化，而所换的字，也与原字意思相同或相近。比如《王风？采葛》中，“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全诗三句，句式基本一致，内容相似，只是换了“葛”、“萧”、“艾”和“月”、“秋”、“岁”六个字。再如《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予望之。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宋远？曾不崇朝。”句式一致，略换几字。“重章叠句”形式的大量运用，使得诗歌回环往复，一唱三叹，韵律和谐，节奏舒卷徐缓，情感得到充分的表达;易于流传，容易记忆。值得注意的是，《诗经》中运用“重章叠句”艺术形式的诗篇，多见于“十五国风”和“小雅”中的平民创作部分，此种现象不是和传播媒介全无联系。众所周知，《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即“土风歌谣，民间乐调”，是民间创作，在民间广泛流传的。“颂” 是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是贵族创作。“雅”则介于二者之间，是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即所谓正声雅乐。《雅》诗是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歌，除《小雅》中有少量民歌外，大部分是贵族文人的作品。“风”和“颂”比较典型，一个在民间，一个在庙堂。《诗经》时代已经出现了文字，但是书写材料匮乏，主要是龟甲兽骨和青铜器，而且学在官府。平民既不能掌握文字，又难以获得书写材料。民间流行的诗歌，靠的是口耳相传、群体歌诵，诗歌要想流传和保存，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方便记忆，“重章叠句”的艺术形式恰恰满足了这一需求。相反，流行于庙堂、贵族创作的作品，很少出现“重章叠句”的现象，且篇幅较长，古奥难懂，是因为贵族掌握教育和文字，有充足的写作材料，他们所创作的诗歌也多是歌功颂德，赞美祖先，用于宴饮祭祀，不用考虑记忆和流传的问题。由此可见，传播媒介对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意义重大。

总之，在伊尼斯的著作《帝国与传播》中，我们可以汲取到他关于传播媒介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的精辟见解大致如此：媒介不仅可以通过破坏文字的逻辑演变间接地对文学风格的塑造施力，而且能够直接地对文学形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诚然，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艺术形式的形成和发展受到文学自身发展更新、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需求等多方面影响，但是，传播媒介对文学发展的作用却也日益成为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我们要做的便是多方面寻求影响文学发展的要素，力图准确、全面把握文学的发展走向。另外，这里论述的“媒介与文学”关系主要体现在传播媒介对文学作品的风格、形式等表层的影响，而随着传播媒介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的增强，媒介势必会通过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哲学观念等，对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等方面产生不容小觑的深层的影响，比如网络与网络文学的关系研究已经成为逐渐崭露头角的重要课题。虽然深层影响研究涉及许多不易把握的相关变量，但是，随着学界的不断努力，这一研究一定会更加深入和成熟。

参考文献：

[1][加]伊尼斯.传播的偏向[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何道宽.译者序言.见：[加]伊尼斯.帝国与传播[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5][7][10][11][12] [加]伊尼斯.帝国与传播[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4]T.Eric Peet.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Literature of Egypt，Palestine and Mesopotamia[M].London，1931.

[6]Lynn Thorndike.A Short History of Civilization[M].New York，1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