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脱贫攻坚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P键词】政策；审计；扶贫；策略

【Keywords】policy； audit；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中图分类号】F239.2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069（2017）04-0057-02

1 引言

目前，我国正致力于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建设，针对一些贫困地区，国家加大了扶贫力度，实施了精准扶贫政策，坦白说精准扶贫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大工程，需要各个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通力协作，才能将扶贫这项工作做好。审计机关作为其中关键的一环，如何在新时期转变思路、创新方法、全力服务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成为当前审计机关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2 开展精准扶贫政策跟踪审计的重点内容分析

2.1 认真贯彻基本方略

2015年12月15日，“十三五”脱贫攻坚工作有关情况的新闻会召开，会上扶贫办主任刘永福表示：脱贫攻坚的基本方略就是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这项基本方略的实施，变革了现有的扶贫思路和方式，更为形象地来说，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就是将“输血”转变为“造血”，来实现贫困地区的自主脱贫。以往扶贫项目的重点放在了GDP的增长上，现在要转变为注重脱贫的成效，也就是说要将“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的一系列问题解决好。前文我们提到了精准扶贫政策主要涵盖了“六个精准”和“五个一批”，其中六个精准包括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五个一批包括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

2.2 精准扶贫、脱贫的工作方案

按照《重要政策措施分工方案》和《2016年工作要点》明确进度安排，不断压实责任、传导压力；深入推进“五个一批”，扎实开展十大扶贫行动，深化社会参与扶贫，实施好“直过民族”脱贫攻坚行动计划；瞄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四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最困难的地方、最贫困的群体、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把解决深度贫困摆在优先位置，集中力量打攻坚战。还要建立扶贫项目资金整合和监管机制。抓紧出台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的具体意见，把管好用好扶贫资金作为最重要的任务，集中整治和查处扶贫领域的职务犯罪，防止扶贫资金“跑冒滴漏”。

3 精准扶贫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的必要性

3.1 是适应新常态的内在要求

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就是适应新常态、践行新理念，在此背景下，各个政府职能部门要积极贯彻落实中央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审计部门作为重要的基层职能机构，要深入分析新常态，深化审计重点，强化跟踪审计精准扶贫等重大政策、方针的贯彻落实情况，将改善民生作为工作重点，提高精准扶贫的实效性[1]。在新常态的新要求下，要与时俱进，转变思路，创新工作方法和手段，助力精准扶贫政策的有效落实，帮助贫困地区的群众脱贫致富。

3.2 是实践“五大发展理念”的创新要求

“五大发展理念”包括创新、开放、绿色、共享、协调，这些是新常态下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我们在开展各项工作时就要根据这些理念，本着解决社会公平公正问题，遵循以人为本，践行发展“以人民为中心”开创共同富裕道路的新局面，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本质要求。当前我国已进入了“十三五”时期，这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攻坚期和收关期，扶贫攻坚应取得阶段性成果。所以，全面落实精准扶贫政策跟踪审计工作，是践行“五大发展理念”的要求，同时也是贯彻统筹分配、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

3.3 是实现精准脱贫目标的保障

从顶层设计来看，精准扶贫是一项较为全面的政策，也被称为“点穴式”扶贫，其主要内容涵盖了“六个精准”、“五个一批”、“五个坚持”等多个层面。精准扶贫的关键点在于解决扶贫中的难题，突破以往扶贫的瓶颈，将扶贫具体落实到特定的困难地区、特定的困难群众中。审计机关的工作就是要及时跟进产业扶贫措施的落实情况、扶贫资金的使用情况、帮扶跟进机制的建设等各方面的内容，只有审计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时效性显著提升，才能保障整个扶贫工作成效，帮助真正贫困的群众实现脱贫致富。

4 强化精准扶贫政策跟踪审计的策略分析

4.1 完善精准扶贫审计新机制

在新形势下，精准扶贫政策的跟踪审计工作必须具备较高的时效性，这就需要完善审计新机制。具体来说，一是要对审计项目进行系统化的规划部署，对审计项目的思路、重点、方法进行细化，提高审计方案的针对性、可操作性，确保精准扶贫政策跟踪审计的有效落实；二是要提高审计整合工作的协调性，精准扶贫工作具有自身的特点，开展跟踪审计时要准保把握扶贫地区的优劣势，实现审计工作的多维度融合，针对审计工作中遇到的难点和重点实现，要做好及时沟通与协调工作，按照相关规定及时报告，强化跟踪审计监督效能；三是全面梳理、总结、分析审计工作的经验，以及相关的工作情况，结合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转变跟踪审计理念及审计方式，切实提高审计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4.2 加强高素质、高水平??计队伍的建设

精准扶贫政策跟踪审计的效率和质量离不开审计队伍的支持，审计人员应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高审计的职业化水平，引进新的技术方法，并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和工作能力，积极为审计工作的顺利开展贡献力量。具体来说，审计队伍的建设包括：一是建立健全审计干部选拔任用机制，以工作能力、学习能力为基本标准，构建能上能下的任用机制，确保干部能够正确引导审计工作。二是加强职业化建设，优化审计教育培训体系，建立审计专业技术资格制度，尤其是基层审计机关，需要进一步加快审计职业化建设。审计工作其实是一项涉及学科很广的工作，包括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这就要求审计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基础知识，才能做好审计工作，所以针对在职人员，必须强化教育培训工作，努力打造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审计队伍。三是坚持依法文明审计，加强审计自律意识，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审慎客观，文明规范，取信于群众、社会、党和政府。四是建立基于大数据的审计管理系统，高度重视跟踪审计过程中关联数据的分析，有机整合数据分析与实地审计工作，以精准的数据分析为基础，制定相应的审计方案，有效提升审计水平。

4.3 加强精准扶贫的跟踪审计监管

精准扶贫政策跟踪审计的结果应做到及时报告、依法公开，让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能够及时了解精准扶贫工作开展的情况，可以利用如微博、微信等现代化的通信平台来及时公布审计结果，尤其是对政策不落实，或是落实不到位等突出问题，应重点报告并提出相关建议，通过公开、公正、透明的信息，加强精准扶贫的跟踪审计监管，将扶贫政策落实到位。

篇(2)

“什么是农业？乡村振兴战略的要义是什么？在乡村振兴中云南发展的优势、短板是什么？一直在提的三农问题，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三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联系？科技如何支撑乡村振兴？什么是融合农业，融合什么？在哪些经营主体中融合？”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有的是在工作中思考过的，有的是第一次接触。在此次研修班的学习过程中，在学习相关知识的同时，更从老师们的授课内容中，学到脚踏实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那种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科研精神，从调研扶贫点的光、热、水、土地资源情况到将资源优势转换为经济效益，老师省略了工作过程的艰辛，更多介绍了为农户创收、增收改变生活面貌生活质量的那份喜悦与安心，从结合我们生活工作实际的实例，把那份工作中的方式方法，面对困难的工作态度如清泉般灌输给我们，让我们无比轻松的学会要因地制宜发挥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在农业发展过程中插上科技的翅膀，凸显科技创新的意义，农业始终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和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农村是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重要载体，农民是发展农业生产和建设农村的重要着力。这些一系列的教学，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知识面，更让自己反思作为一名农科人员需要承担的责任和工作的更大意义。联系我县乡村振兴过程中，亟需破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利益联结“卡脖子”难题。

一、永胜县新型经营主体基本情况

（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定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就是在农村新出现的生产模式，主要是指在完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上，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职业农民和大规模经营、较高的集约化程度和市场竞争力的农业经营组织。一般认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类型包括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4种。

（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基本情况

通过近年来农业产业的不断发展，永胜县基本形成了食用菌、肉牛、软籽石榴、魔芋等主导优势特色农业产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农民专业化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各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蓬勃发展，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推动作用不断加强，“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基地）+农户”等模式不断得到巩固。永胜县共有家庭农场78家，农民合作社1420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47家。

（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利益联结基本情况

在2020年，指导、规范44家企业、60家合作社、2户家庭农场采取订单帮扶、托管代养、投资合作等方式对2020年实施扶贫产业的15317户贫困户进行产业发展利益联结。2021年，为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通过建立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产业全覆盖。将我县有产业发展条件的15328户已脱贫户、858户边缘易致贫户采取已脱贫户、边缘易致贫户与合作社绑定发展，合作社与龙头企业绑定发展的模式，建立“双绑”利益联结机制，做到了利益联结机制建立“全覆盖”。并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建立“一平台三机制”的工作安排及丽江市农业农村局转发《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开展云南省产业帮扶信息监测管理平台和村级集体经济帮扶救助管理服务平台试运行的通知》，完成“云南省产业帮扶信息监测管理平台”和“村级集体经济帮扶救助管理服务平台”录入。

二、面临的困难问题

为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通过建立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实现利益联结机制建立“全覆盖”。永胜县采取已脱贫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与合作社绑定发展，合作社与龙头企业绑定发展的模式，建立“双绑”利益联结机制，做到了利益联结机制建立“全覆盖”。虽然建立了利益联结机制，但也面临一些困难问题。

（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范程度有待提高

永胜县共有家庭农场78家，农民合作社1420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47家。从数量上来说，已具有一定的规模，但是也存在一些合作社财务不规范、成员账户未建立、运营管理不善等情况，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范程度还有待提高。

（二）部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基础薄弱，带动能力不强、农户参与度不高

由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规模大小不一，部分还存在基础薄弱的问题，在满足自身经营的前提下，并不能够带动农户进行增收。部分经营主体由于所经营产业和经营方式的影响，带动农户的能力不强，农户的参与度不高。

（三）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指导力度不大

全县对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指导，需要县乡村三级专职的经管员专人负责。但目前我县负责经管工作的同志还兼管着其他工作，同时经管服务体系建设的相对滞后，使得我县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指导力度不大。

（四）产业链条短，抵抗市场风险能力弱

由于我县作为农业生产大县，在农产品加工方面发展比较滞后，所成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从事农产品的生产，产业链条短，受市场行情波动影响大，抵抗市场风险能力弱。

（五）奖补力度不是很大，政策扶持有待加强

每年省里的合作社、家庭农场的项目有限，县里也因财力所困，支持县级示范合作社、家庭农场的扶持力度不够大。

三、对策建议

一是以县级示范合作社、示范家庭农场创建活动带动全县合作社、农场家庭等新型农业主体的发展，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范程度。

二是加大奖补力度。在出台创建办法的基础上，还要加大奖补力度，让合作社实实在在的得到实惠的同时，加大农户的参与度，带领群众共同致富。

篇(3)

六盘水师范学院院长钟郁铭教授致开幕词，他指出，乌蒙山区是“十二五”国家扶贫攻坚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处于乌蒙山腹地的六盘水师范学院在推进乌蒙山区区域发展和扶贫攻坚过程中，应找准位置，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六盘水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付昭祥介绍了六盘水市的资源、工业基础、行政管理、发展布局等基本情况，认为乌蒙山区发展研究会议将会为推动乌蒙山连片特困产业扶贫开发献计献策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对建设创新型六盘水具有重要的意义。

会议安排四位专家围绕着乌蒙山区的发展作大会主题发言。云南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肖迎教授在题为“西部贫困地区农业产业现代化经营的思考”的发言中，结合其多年来在云南农村的实地调研的经验，指出目前西部地区农业发展的困难主要体现在农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不够、农业水利化程度低、农业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不强、农业合作社发展质量不高、公路道路运输能力偏低、农村能源开发利用低、工业对农业的反哺作用不足、农村信息化程度较低、带动“三农”的外部力量不足九个方面。西部贫困地区要实现农业现代化经营，必须转变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具体而言，应强化农业“固本强基”的认识，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延伸地方性的农业产业链。同时，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规模化，尤其是在可耕地较为细碎的乌蒙山地区，适度规模经营是山区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下，培养和壮大农业龙头企业，强力推动农民合作组织建设，培育新型农民，推动农业经营主体的职业化将是未来农业现代化的一个发展方向。地方政府应积极建立多渠道投入增长机制，落实税收优惠政策、金融政策扶持、价格政策扶持、生态补偿政策扶持等相应的配套措施。西南民族大学少数民族发展中心主任杨正文教授从区域研究、产业扶贫、资源开发等方面阐释了“乌蒙山地区研究”的学理意义与现实意义。杨正文教授指出，对乌蒙山区的研究是人类学“区域研究”的学科需要，也是学术研究服务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参与倡导该区域研究的几所高校既基于学校的区位优势，也体现了高校服务社会，服务于国家发展重大战略决策的需要。他进一步指出，乌蒙山区既是一个涵括了汉、彝、苗、仡佬、回、布依族的多族群文化区域，同时也具有三线建设重点区、十四个连片特困区、综合治理试验区、生态脆弱区等政治区域的意义。目前围绕着乌蒙山区的发展，可以开展对该区域改革、试验与创新的经验研究、产业扶贫开发路径探讨、资源开发与贫困问题、灾害与生态治理风险等课题的研究，这些研究可以为地方政府决策提供有价值的智力支持。杨正文还针对乌蒙山区产业扶贫提出了“结合特殊气候自然条件，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化劣势为优势”思路。贵州民族大学吴秋林教授在题为“乌蒙山连片贫困地区的文化政治”的发言中，首先对“政治中的文化”与“文化中的政治”的内涵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政治是有文化的，最终极的政治就是实现文化的转型和文化的复兴”。他说，以前学者们容易将“文化中的政治”等同于“意识形态”，而今天的中国在文化中强调政治却不是“意识形态”的，这个“文化中的政治”是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许多文化行为的政治意味。乌蒙山区特殊连片扶贫开发地区的设置，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是国家扶贫政策的深化；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彝族、苗族、布依族文化在此区域内共生共荣，这是此区域扶贫开发的重要人文因素，因而对于连片贫困地区的设置是政治对于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理解。因此，“乌蒙山连片贫困地区”的扶贫政策体现了“文化中的政治”。付昭祥副市长在发言中分析了六盘水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对于当地的扶贫开发工作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指出其劣势主要表现在喀斯特地貌造成土地贫瘠，可耕地零星、细碎，增加了推广集约化农业的难度。同时，也造成了当地的可进入性差，交通建设成本高，通讯服务覆盖效率低等困难。但如果因势利导，同样也可发展一些特色产业。比如高原喀斯特小气候，适宜于猕猴桃、茶叶等特色农产品的种植。因而，他认为六盘水市的发展方向应是合理控制规模，发展特色优势农产业，最终达到产业链条上各方的共赢。

会议分为“人文社科组”与“自然科学组”分别进行。“人文社科组”的学者们围绕着乌蒙山区的地理特征、资源开发与能源利用、经济发展、民俗传承、民族文化保护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贵州师范大学的李旭东教授根据乌蒙山区基础地理数据和相关统计数据的分析结果，指出乌蒙山区人口和耕地垂直分布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影响山区人口垂直分布的主要因素是耕地，海拔高度通过影响耕地面积来影响人口分布，随着海拔升高，人均耕地减少呈递减状态。六盘水师范学院的吕学琴教授对妥乐古村寨“人树相依”的独特景观进行了分析，对其以银杏树为载体的历史迁徙文化、宗教文化、农耕文化等“古树文化”进行了文化的阐释。西南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郎丽娜从地理环境、彝族族源关系和历史、仪式、英雄史诗、日常生活等六个方面探讨至今仍影响着乌蒙山区的文化性质和基本表现要素。六盘水师范学院的张绪清副教授对乌蒙山国家能矿基地“财富悖论”问题与深度脱贫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思考，指出政治、经济、文化、法律、技术、保障等制度的存在，矛盾叠加与问题累积抑制了矿区转型跨越与深度脱贫。贵州六盘水行政学院的封毅教授发言指出，六盘水作为乌蒙山区一个典型的煤炭资源型城市，面对资源挑战，迫切需要创新驱动，跨越发展，开创出一条发展的新路子。张宇以梭嘎生态博物馆为例分析了“六枝原则”作为一个建设生态博物馆的国际共识在建设过程中的指导作用。

自然科学组的讨论上半场由贵州师范大学的罗充教授主持，贵州六盘水师范学院的谭萍教授、杨友联副教授、杜琨教授、周庆萍老师分别就自己的研究进行了学术报告。谭萍教授采用DPPH法探究了苦荞麦多糖提取物对自由基的清除作用，实验数据表明苦荞麦多糖具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杨友联副教授采用单胞分离法对引起云贵川三省炭疽病的常春藤病原进行了分离，通过显微形态特征和ITS分子系统学研究表明，常春藤炭疽病病原为常春藤炭疽菌（Colletotrichum trichellum（fr.） Duke）。周庆萍老师以液体培养基取代固体培养基，对提高太子参组培苗质量进行了实验，结果表明此方法经自然光照培养能得到高质量的试管苗。下半场讨论由六盘水师范学院的谭萍教授主持，六盘水师范学院的石开仪教授，毕节学院的骆强教授、贵州师范大学的罗充教授分别就白腐真菌对低价煤模型化合物喹啉降解机理、韭菜坪及其邻近地区蕨类植物物种多样性、丛枝菌根真菌对西南岩溶地区退化生态系统的修复作用进行了报告。

篇(4)

【关键词】数字经济；经济学；高质量发展

1引言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基于5G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实践证明，数字经济的崛起与发展对社会经济产生诸多影响，因此，立足于经济学视角详细分析我国数字经济的崛起与发展，以此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而提供支撑。

2数字经济的概述

2.1数字经济的模式

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学概念的数字经济是人类通过大数据（数字化的知识与信息）的识别、选择、过滤、存储、使用，引导、实现资源的快速优化配置与再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形态。其中网红经济是数字经济的一种类型。根据调查，我国网络经济发展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其主要是以网络为主。按照数字经济的变现方式，数字经济可以分为：一是线上数字经济，其主要是通过线上交易完成商品流通；二是线下经济，其主要是利用网红效应实施的系列经济活动。

2.2数字经济的发展优势

发展数字经济具有较高的优势：首先，数字经济是带动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发展的重要战略。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推进，推动产业结构性转型升级成为当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而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带动产业结构的快速转型，带动一批新兴产业的发展，从而有效地推动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其次，数字经济成为巩固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以陕西省为例，陕西省通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电商扶贫和消费扶贫成效明显，通过组织系列扶贫活动及大力发展农村电商产业，有效带动4万多个贫困户增加收入。积极推广“名校+”“名师+”远程教育帮扶模式和“互联网+健康扶贫”模式，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不断促进优质服务资源下沉，向农村地区延伸覆盖。推进网络扶贫与数字乡村发展有机衔接，积极实施数字乡村发展“六大行动”，促进乡村全面发展。河南省大荔、柞水、佛坪和杨凌4县区被确定为国家首批数字乡村建设试点县。

2.3数字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任何经济发展模式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结合调查，数字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一是技术快速革新导致部分人群摩擦性失业。技术带动产业升级，数字经济依托于互联网技术而发展，技术的进步创造一些新的岗位，同时数字化推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有可能导致大面积“技术性失业”，对就业市场、民众生活与广大社会造成的影响是痛苦的。数字经济对劳动者的数字技能和数字素养提出很高的要求，不具有数字素养的人将面临失业和边缘化危险。二是线上平台强势压低线下实体收入。线上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模式。线上经济的便捷性塑造了一批具有极高粘性的消费者，加之没有店租等实体成本的负担，线上平台相较于线下从业者往往有更强的竞争力。在线上平台的竞争压力下，大量线下实体从业者被迫降低利润目标，甚至面临破产。三是巨头垄断挤压中小企业生存空间。数据是一种边际成本递减的生产资料，数据一旦形成规模就具有天然的扩张性，不受规制的扩张必将走向垄断，垄断的后果是行业资源集中与行业内部分化加剧。在这样的竞争格局下，行业资源高度集中，互联网巨头与小微企业差距悬殊，并且差距还在渐渐扩大。

3数字经济崛起的原因

数字经济是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也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手段。根据调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例如，2016-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呈现增长态势，从623亿元增长至3419亿元，增长了2796亿元，如图1所示。其中，直播带货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尤其是2020年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国直播带货成为拉动国民消费的重要方式。2020年直播电商占GDP比重达27.8%，年增速高达227.7%。通过深入分析，我国数字经济之所以取得巨大成效，主要决定因素有以下方面。

3.1数字经济和新媒体的迅速发展

我国进入数字化经济时代，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基于5G技术的发展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了稳定的发展动力。5G技术能够为网络直播提供稳定的信号，为直播带货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例如，基于5G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的平台形式更加丰富，为市场消费者提供了多元化的观看平台，有效地刺激了粉丝的消费欲望。尤其是2020年肺炎疫情发生后，基于“居家隔离”政策的实施，网络购物成为满足人们消费的重要方式，提高了人们对网络的依赖性，进而扩大了数字经济的粉丝量。据统计，2020年我国移动用户占比达互联网用户数量整体的99%，手机流量时代全面来临。可以说庞大的网络群体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了大力的潜在客户。网红利用营销手段，猎取消费者心理，通过高粘度、高互动的方式拉近与粉丝的距离，并且通过精准的营销手段引导粉丝消费，形成价值回报。

3.2国家高质量发展政策的支持

基于“双创”战略的实施，推动经济产业结构调整，拉动国内消费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数字经济的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政策，例如，在全国经济发展会议中多次强调要大力发展民营企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数字经济是民营经济、“双创”战略实施的具体体现。为支持数字经济的发展，国家层面、地方省市出台了诸多优惠政策，如表1所示。陕西省加强数字领域标准制定，探索推进数字经济领域地方立法，完善数字经济政策体系。围绕“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2条路线，打造“一带一路”数字经济核心区。目前陕西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位列全国第12位，数字经济产业蓬勃发展的西安，助力陕西加速步入“数字时代”。

3.3人们生活方式与消费观念的转变

我国进入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主要目标。2020年我国实现绝对全面脱贫攻坚战役的胜利，我国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个性化消费成为当前90后、00后消费的主要方式。相比80后消费群体而言，新一代消费群体具有更强的包容性与创意性。所以数字经济的发展迎合了当下消费主体的个性化消费理念：一是基于数字化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线支付方式的转变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发展契机。例如，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中，由于支付方式实现了自动化操作，因此一定程度会刺激消费者消费欲望，产生诸多“不必要消费”。二是新一代消费群体的“懒惰性”催生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实现了居家消费的方式，大大节省了新一代消费群体的时间。

3.4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持续夯实

数字经济发展依赖于完善的基础配套体系。一是我国物流产业快速发展。根据调查，目前我国物流产业体系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尤其是近些年我国物流产业技术不断创新。冷供应链物流技术不断发展，有效地保护了新鲜食品的质量。例如，根据调查，基于冷供应链技术的发展，生鲜农副产品的网络销售额不断扩大。大力发展物流产业成为国家政策，道路、网络成为物流发展的重要支撑。近些年国家加大了对上述产业的支持。二是网络建设力度不断增加。在5G通讯方面，截至2020年5月底，陕西5G基站已累计开通7621个，力争打造中西部地区5G网络建设先行区，为后续5G产业发展与应用奠定基础。

4数字经济的经济学效用分析

4.1经济增长效用分析

经济模式存在的本质就是促进经济发展，为消费者提供更大的消费满意感。数字经济是一种新型经济模式，是数字化经济发展的产物。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有效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一是数字经济带动了经济产业转型升级。通过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改变传统的粗放型、高能源消耗型产业的发展，从而引导地方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例如，陕西省是全国有名的网红城市，通过互联网传播有效带动了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二是数字经济催生了诸多新职业，助力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数字经济有效带动了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例如，通过助农直播带货可以将诸多农副产品推广到全国，以此提升农副产品的市场价值，形成品牌效应。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也有效地丰富了就业岗位，拓宽了就业渠道。以网络直播为例，网红直播带货不仅需要大量的后台客服岗位，而且还需要大量的物流配送人员，因此，数字经济的发展有效提高了我国的就业率。

4.2营销效用分析

数字经济不仅带动了产业转型升级，而且为消费者提供了便捷的生活方式，尤其是线上购物模式的发展改变了消费者的消费方式。一是数字经济模式下的营销方式实现了全员营销模式，营销人员面对的是所有的受众，需要了解消费者在态度与行为上的改变，因此迫使电商企业要从过去的营销局部视角升华为用户、文化、生意、经济、民生的大局观。二是细化市场。市场细分和目标定位都是确定品牌营销策略的关键要素。在数字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互通互联性不断提高。因此，企业通过大数据洞察了解目标用户，以精品内容与品牌用户创造共鸣，以优质产品和资源矩阵搭建更贴近用户的营销场景，全面助力品牌实现营销突围。

4.3数字经济文化效用分析

文化效用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数字经济发展背后是当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陕西是网红城市，例如，基于数字经济的发展，西安加入GDP万亿俱乐部，2020年西安市GDP增速5.2%，总量10020亿元左右。根据调查，当前我国网红更多采取的MCN批量生产的模式，导致缺乏内涵文化。而依托区域独特文化可以有效带动经济的发展。例如，陕西老乔是一名美食博主，在抖音上的粉丝为1200万，其认为自己走红的原因归功于陕西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可见，数字经济的发展有效地宣传了当地的特色文化，弘扬了当地传统文化。另外，数字经济变现速度快，网红一夜成名现象助长了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加剧了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等错误思想的传播，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产生冲击。

5结语

总之，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是时代变迁和市场变化共同作用下的产物。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更加符合当代社会心态与社会价值的变化，更好地满足了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也发挥了其经济学的本质，促进了“双创”发展及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但是同时数字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小觑，其归根结底是缺乏正确引导和有力监管以及其自身缺陷的产物，我国应积极消除数字经济的负面影响，通过政府完善数字经济相关管理制度、数字经济主体自觉维护数字经济生态环境、社会公众共同监督等方式引导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以放大数字经济对经济的积极贡献，规避克服其负面影响，促进其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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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生态修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通渭县

论文摘要：生态修复是对生态系统停止人为破坏，以减轻负荷压力，依靠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与自身组织能力，使其向有序的方向进行演化；或者利用生态系统的这种自我修补能力，辅以人工措施，使遭~l,at坏的生态系统逐步恢复或使生态系统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主要指致力于那些在人类活动影响下受到破坏的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工作。

通渭县鹿鹿山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修复试点项目于2004年被列入黄河水土保持生态工程试点项目，经过3a实施，项目区内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林草覆盖率从52．30％提高到60．29％，农户人均纯收入由1613．80元提高到1967．20元；生态、经济系统开始良性循环，该项目的实施为本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初步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1基本情况

通渭县鹿鹿山水土保持生态修复项目是黄河水土保持生态工程生态修复试点项目。实施期为2004—2006年，项目区年均降水量500ram，年均气温3～5oC，适宜各类生物生长，属黄土丘陵沟壑区第三副区。该地区为石质山地，项目区辖陇阳、北城、寺子3乡，12个行政村54个村民小组，总人口7839人，人口密度84人／km，全部为农业人口，农业劳动力4706人。人均土地1．19hm，人均耕地0．26hm，总面积93．30kmz。完成封禁面积56．25km2．人工补植9Ohmz,人工种草277．5Ohm2,设立封禁工程围栏5km、标志碑5座、标语牌9O个、封育区“四至”边界标志界碑600个；新建管理房3间、示范养殖圈舍150座。布设植被监测点5个、气象观测点1个、径流泥沙监测点1个，选择监测典型农户60户。

2生态修复成效

生态修复是指对生态系统停止人为破坏，以减轻负荷压力，依靠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与自身组织能力，使其向有序的方向进行演化；或者利用生态系统的这种自我修补能力，辅以人工措施，使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逐步恢复或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主要指致力于那些在人类活动影响下受到破坏的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工作。

该项目实施后，项目区水清、山绿、水土流失减轻，群众的思想观念转变，实现了生物、产业趋于多样化，取得了明显的生态效益、蓄水保土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据测算，到项目实施年限末期，林草覆盖率从52．30％提高到60．29％；监测区年土壤侵蚀模数由1430t／km。·a降为964．40t／km项目区内农户人均纯收入自1613．80元提高到1967．20元；农、林、牧、副各业产值结构由基期的76．70：0．94：17．30：．5．06变为50．30：．1．07：29．50．：19．13；土地利用结构调整为农地：林地：草地：荒地：其他=21．12：20．97：34．30：4．30：18．56。舍饲养殖数量6000多(只)，实现牛、马、猪、兔、鸡、鸽等多元化养殖。各产值机构有了较大变化，土地利用结构更加合理，使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开始良性循环。该项目的实施为本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初步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3几点启示

3．1科学规划，对位配套措施是实施生态修复工程的前提

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是一项系统工程，直接关系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为指导，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坚持以人为本理念，科学规划。在生态修复技术措施运用上，以保护和利用水土资源为核心，依据“源于自然，还于自然”的思想，为大自然恢复其自我修复能力创造条件，对位配置各类措施，以封为主，封禁、补造、抚育、管护并重，工程、生物、农艺措施相结合，生态修复与群众脱贫致富相结合的原则。使项目区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隔离区，减少或禁止人、畜活动对生物群落的干扰和破坏，促使土壤质量正向发育，生态系统自我调控能力向健康状况演化。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3．2加强组织、建章立制、加大宣传是生态修复工程顺利实施的基础

生态修复是新时期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重大战略调整，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加强生态修复的组织领导和部门协调，专门成立项目执行领导小组，健全管理机构、配备工作人员，明确和落实各部门的责任权属。制定和颁布有关项目建设的法规及管理制度，对生态修复区林草及其设施的管护管理提出具体的操作要求。做到管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利用集市、庙会等多场合、多形式、多渠道对农民进行广泛宣传教育，印发传单、公告、宣传画及日历和手册。为生态修复的顺利实施提供组织保证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3．3建立部门联动机制，整合项目，为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提供资金保障

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涉及农、林、水、环保、畜牧、财政、扶贫、科技等诸多方面，综合性很强，我们利用中央资金的主导作用和退耕还林草的机遇，深化投资管理机制改革，整合项目资金，统筹兼顾，合理规划，相互配套，镶嵌实施，达到资金技术、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使有限的投入资金发挥最佳使用效益。在项目建设中，与相关部门在工程实施、科研和监测等方面密切配合，加强合作，全面提升生态修复的科技水平和效益，加快生态修复进度。在管理上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形成部门之间“各负其责，各尽其力，各投其资，各计其功”的工作机制。为生态修复工程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

3．4立足实际，政策引导，狠抓落实是实施生态修复的关键

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土地资源的开发必须符合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使其得到休养生息。必须按照“顺应天时，遵循自然规律；顺应市场，遵循经济规律；顺应科学，遵循市场规律”的原则，坚持川台河谷区发展全膜覆盖玉米、浅山区种植马铃薯、深山区发展畜草产业的种植结构调整思路，大胆探索，积极挖掘本地资源潜力，引导农民转变观念，大力发展玉米、洋芋、畜草、中药材等富民产业。通过政策引导，利益驱动，解决了许多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实际问题，使支柱产业开发和扶贫攻坚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通过生态修复，既满足了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条件，又确保了当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安定团结、人民安居乐业。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

3．5依法监督，狠抓管护是生态修复效益正常发挥的保证

生态修复能力的体现根本在于彻底控制人为活动对生态环境的一切干扰因素和防止水土资源的污染，关键是水土保持监督执法和封禁成果管护。为此，要采取以下强有力的措施：

①建立健全水保监督执法网络。县、乡、村、社四级执法网络组织机构健全，并逐级签订监督管护目标管理责任书，做到责、权、利绝对明晰。

②依法具体落实“三区”划分与“三权一案三同时”制度，严格管理，奖惩兑现。加强修复成果管护。

同时，对水保预防监督执法的检查情况纳入乡镇年终综合考核评比的内容，推行奖励机制，以管促封。使生态修复效益能够正常发挥。

3．6合理布设监测网络，为生态修复提供科学依据

监测工作所获取的基础数据，对于生态自我修复能力的研究及评价意义重大，根据基础监测指标体系和监测评价体系要求，合理布设监测网络，采用实地定点、定时，多方位、多层次、多目标、多样点统计调查的方法进行。着重做好以下监测内容：

①蓄水效益监测。定点观测和统计径流、土壤侵蚀、泥沙变化、流域降水量等数据，分析评价项目实施后的蓄水保土效益。

②生态效益监测。林地监测：采用多样点抽样调查法。草地监测：选用不同草地类型，采用刈割测定生长量等，分析评价了项目实施后的生态效益。

③社会效益监测。通过布设网点社经调查，采用分层抽样的调查方法，以定点观测和典型农户调查结合，进行统计调查，统计分析，评价项目实施后的经济及社会效益。

根据监测结果与效益分析评价，为同类地区生态修复的科学研究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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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参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区域对口协作；跨越式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4-0090-05

一、问题的提出

没有欠发达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没有欠发达地区的现代化就没有全社会的现代化。对于已步入中上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宁波来说也是如此。①加快低收入农户脱贫致富奔小康，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跟上全市发展步伐，以乡镇为区域基本消除面上贫困和欠发达状态，不仅是相对欠发达地区农民群众的热切期盼，也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宁波各级党委、政府重大的政治责任，更是建设幸福美丽家园的必要举措。

为推进相对欠发达区域②（简称为“16+3”区域）的发展，遵循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农村扶贫帮困工作思路，宁波市委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帮扶政策。从2001年起，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扶贫帮困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快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等文件；“十一五”规划期间，为进一步推进扶贫项目深入开展，又连续出台了《关于推进相对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开展区域对口协作帮扶活动的通知》等实施意见。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和实践，宁波“16+3”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加强，基本公共服务有了显著提升，低收入农户增收致富能力和潜力不断加大。但总体上“16+3”区域存在的问题和深层次制约因素仍较多，而且，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相同的扶持政策在不同的乡镇效果却有可能大相径庭，因此，该如何因地制宜，实行针对性强的差别化区域政策，分类指导，使有限资源发挥最大化效用成为现阶段关注焦点。鉴于此，课题组采取村民访谈、村干部调研以及主管部门座谈等多种方式，了解政府各类帮扶政策在不同区域做法和实施成效，挖掘成功案例和失败典型，总结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或教训，结合区域资源现状，提出扶贫政策优化建议，为进一步推进宁波相对欠发达区域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参考，同时也为沿海发达城市推进相对欠发达区域协同发展提供指导。

二、具体做法与实际成效

回顾十余年来宁波市委市政府推出的针对相对欠发达区域的扶持政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参与式扶贫，逐渐从“救济式”分钱分物向“开发式”政策配套扶持转变

从2001年起，在原扶持的贫困乡镇全部达到脱贫目标的基础上，宁波市帮扶重点从贫困乡镇逐步向贫困村、贫困户转变，扶贫帮困工作以扶持薄弱村、贫困村、生产型贫困户为重点，做到点面结合、进村入户。该阶段扶贫特征为“参与式扶贫”，帮扶方式逐渐从救济式的分钱分物向造血式的政策配套扶持转变。

首先，政府每年通过安排一定的脱贫资金，重点支持其欠发达地区发展集体经济项目；选择当地适宜的项目，通过注入扶持资金入股的方式对山海资源丰富的区域进行开发。在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新品种开发、产业技术改造、建立农产品商品基地方面，主要以资金支持为主。其次，在人口、劳动力下山转移方面，市财政每年安排一定的脱贫攻坚资金，重点实施下山脱贫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补助。第三，改善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侧重于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对公共服务支出较少。第四，在对农村弱势群体实施救助方面，大多也是采取资金补助的方式。如发放农村社会临时救助资金，向农村五保困难群体支出供养资金，提高五保供养率。对于困难群体实行门诊、诊疗和注射费、护理费和手术费的减免政策，实为变相的资金补助政策。

由此可以看出，在该阶段采用“分钱分物”手段之余，已逐步开始探索扶持集体经济发展的路子。如在产业扶持方面，拨给贫困村调剂使用建设用地指标，鼓励薄弱村、贫困村在规划指定的城镇和工业园区内，建造标准厂房或经营性用房，培植稳固的村级集体收入财源开发。通过这些造血式的政策配套扶持手段，有些村级集体经济找到了一些新的增长点，如将特色农业与当地旅游业相融合，成为山区、海岛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但覆盖面不广，方式较为单一。

据统计，列入市级帮扶的经济贫困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00年的2 906元增加到2006年的4 667元，每年平均以8.5%的速度递增；生产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改善，初步达到了村村通公路，多数通水电的目标；标准海塘、水库等水利工程的建设以及绿化造林工程，有力地改善了当地的生态条件；初步建立了包括社会救济与福利、自然灾害救助、最低生活保障等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实现了农村贫困人口“应保尽保”的目标。

第二阶段：进村到户，开发式扶贫为主，资金支持为辅

为进一步推进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宁波市政府于2007年4月份出台了31号文件（即甬政发[2007]31号《关于加快区域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进一步扶持欠发达镇乡村加快发展的实施意见》，涉及16个镇乡和余姚市东南街道茭湖片、宁海县跃龙街道水车片和黄坛镇双峰片。该阶段性帮扶工作已由乡镇转入“进村到户”，工作重心以开发式扶贫为主，辅以资金支持手段，即以“造血型”对口扶贫为特征。

与第一阶段参与式扶贫方式相比，第二阶段“造血型”的扶贫方式则更有针对性。如在产业扶持方面，对耕地、林地集中流转期限五年以上、十年以上的农户，分别按每亩50元和3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补助。对欠发达地区建立农产品加工、养殖基地的企业，根据其投入规模和带动效益给予不同的补助；在基础建设方面，对欠发达村村内道路、小型水库等基础设施进行建设。在“村联网公路”工程基础上，由交通部门安排资金，加强对欠发达村村内“泥巴道路”的改造。同时，加固扩容有供水职能的小型水库，对农民饮用水工程加大投入力度，增加补助标准。对达不到农村环境整治要求标准的村级卫生室，由卫生部门补助运行经费；在对低收入农户帮扶方面，建立低收入农户档案，推行了“一户一策一帮扶”的扶持措施；按照不同档次、不同比例的原则，使用政府专项民政医疗救助资金对因病致贫低收入农户进行补助。针对低收入农户中的无房户、危房户、受灾户分别通过自筹自建、购旧房、修破房的形式，逐步解决低收入农户住房困难问题。

“开发式”扶持政策成效显著：一是扶贫开发工作机制得到完善。逐步建立以市为统筹、县负总责、社会广泛参与的扶贫机制，先后制定出台了多项扶贫政策文件，帮扶工作由乡镇转入“进村到户”。二是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实施移民搬迁工程，完成山区、海岛及自然条件恶劣区域的农民移民搬迁10 498户、29 639人，拆并自然村271个，搬迁移民基本实现安居乐业。启动实施住房救助工程，6 000多户低收入农户在该项工程中受益。实施机耕路和村内道路援建工程，农民生产生活环境和条件逐步改善。三是基本公共服务实行倾斜。发挥职能部门的作用，实施一些特惠措施，有效开展了教育扶贫、卫生扶贫和社会救助，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低收入农户生活状态。四是低收入农户增收致富扶持力度不断加大。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形成了一批规模化的特色产业基地，带动农户增收致富。2010年“16+3”区域内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 598元，比2006年增长41.37%。

第三阶段：区域对口协作帮扶，以提高民生水平为主

2011年12月，宁波出台了《关于推进相对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开展区域对口协作帮扶活动的通知》等政策，设立专项扶持资金，动员慈溪、北仑、鄞州、江北、江东、海曙、镇海以及余姚市强镇对口协作帮扶“16+3”区域。这一阶段对欠发达地区的扶贫措施以提高民生水平为中心任务，更加关注效率、公平和民生水平的提高。在产业扶持方面重点引导产业的转型升级、绿色发展，加大对绿色生态环保优势、示范能力强的特色产业项目的扶持力度，以引进资本或合作参股的形式开发项目，打造专业化高效生态农业项目。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基地，增强农业龙头企业等经营主体联结带动功能，挖掘区域内山水、人文、自然资源内涵及综合优势，优先发展乡村生态、休闲旅游业，积极探索“景区+农家乐”联动发展模式，改善农家乐休闲旅游业发展环境。① 另外，创造性地提出将人口集聚与产业发展结合起来，鼓励通过人口迁移引导农田、林地流转和集中连片开发。对集体经济扶持力度也开始加大。包括通过统一组织开发项目来开发厂房和三产用房，利用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在城镇和工业区异地置业，稳步配置和增加村级集体物业经营资产，以进一步增加村级集体收入来源。包括通过集中资金、土地资源统一组织合作开发项目。市级在专项扶持资金中每年安排1 500万元用于村级运行经费及增强造血功能项目补助。

依据建设“幸福美丽新家园”的要求，重点扶持建成区、中心村、特色村和集中居住点，整体实施房屋立面、道路饮水、垃圾处理、村庄绿化、村内河道、村级便民中心等内容的建设，力争欠发达地区村庄集体面貌的改观。同时，资金的安排较为合理，体现在使用专项扶持资金中每年安排9 000万元，对60个左右村的村庄整治建设按中心村、全面小康村、特色村、规划保留的一般村分档实施特惠制补助。

提升低收入农户收入和保障水平方面，对区域内已建立的低收入群体数据库进行动态管理，切实做到建档立卡、分类指导。将低收入群体引到相关特色农业产业基地、来料加工、乡村休闲旅游等业态以带动就业，对低收入群体安排专项资金给予扶持。继续落实惠农补贴和生态补偿等支持保护政策，逐步提高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让更多农户通过直接补贴获得转移性收入。

三、典型案例

从2001—2013年，为推进欠发达区域实现跨越式发展，宁波市委市政府先后采取了“参与式”扶持、“开发式”扶持、到“区域对口协作”方式扶持等政策，“16+3”区域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文化生活等方面均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善。截至2012年“16+3”区域人均纯收入8 581元，同比增长15.8%，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其中，陆埠、大岚、四明山、鹿亭、茶院人均收入增长率在20%以上。村级经营性收入平均18.35万元，同比增长17.1%。其中鹿亭、胡陈、深甽、前童、高塘岛五个乡镇增长率超过60%。

同时，调查中发现，政府所推进的扶贫项目中，由于实际操作方面的局限性，实施效果并不一致，即同一政策在不同的区域实施的效果不尽相同，有些区域收效显著，有的区域收效甚微。宁海黄坛镇里天河村与奉化溪口镇东姜坑村截然不同的发展结果就是一个证明。

（一）绿色产业中不断壮大的里天河村

通过扶持集体经济，发展绿色产业，增加农户收入政策。

黄坛镇里天河村地处白溪水库上游，全村共有305户，896人，其中外出创业务工人员229人。里天河村有耕地271亩，山林11 045亩，承担着水源地保护的涵养林建设任务。近年来，依靠森林资源优势，村两委会实施兴林富民工程，积极引导当地村民由传统的农田耕种为主向香榧等经济林规模种植转变，使经济林面积逐渐扩大，到目前，有茶叶150亩，毛竹2 500亩，香榧1 112亩。村集体经济和农民收入逐年上升，2012年实现村民人均收入9 500元。

首先，该村发展集体经济充分利用了当地的自然资源。里天河村位于双峰山区。该山区具备良好的自然资源，拥有山林面积120 948亩，海拔为200米～800米，是一个典型的低山丘陵地区，较适合香榧的生长，而且双峰山区原本就是木榧的发源地和主产区，现仍存有野生木榧千余株。近几年，村里经过集体考察，将原为主导产业的梨树基地改为香榧基地，村里还将附近100亩产出率不高的山林进行了林相改造，改种香榧，专门雇员管理，鼓励村民种植香榧。目前，里天河村利用山地资源优势，以市场为导向，调整优化林业产业结构，积极发展茶叶、毛竹、香榧等，基本形成特色产业基地，特别是香榧基地，至今已拥有香榧种植面积1 112亩计5万株，是宁波市最大的香榧产业基地，其中村集体335亩，人均香榧种植面积达到1.4亩。

其次，投资资金的保障。长期以来，村级集体经济形成了有效的积累机制，村集体年可用资金达到35万元，在维持基本运营费用的同时，还发挥了对村里主导产业的扶持、管理、服务保障功能。

第三，发展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与保护生态环境可以兼顾。该村主要的产业茶叶、香榧的种植都属于无公害、绿色、有机的产业，生产过程中无任何有毒有害物质残留或重金属超标现象，对当地的生态保护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四，对影响集体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村里都采取了一定的措施，逐一破解。如针对里天河村交通设施发展比较滞后的问题，村里积极开展机耕路的建设，目前已建成了杨染自然村至大罗塘全长2公里、宽4米的资源型机耕路，沿线可开发香榧基地900亩。2012年又新建了2.5公里的资源型机耕路一条，不断扩面增量。针对香榧种植人才的缺乏，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加大香榧标准化生产技术的培训力度。如村里积极与宁波市林业局等单位结对，带领香榧专业户到诸暨枫桥等香榧产区取经，并邀请浙江林学院教授等专家到村讲课，培养了一批本村的种植专家；针对产业链不够完善的情况，村里还建了香榧加工中心和上百亩香榧苗圃基地，定期收购村民的香榧。为了将香榧产业与市场对接，村里加大了香榧的标准化生产，不光配置了加工香榧的流水线，以高价收购香榧，还成立了专门培育香榧树苗的公司，节省村民到外地购买种苗的时间，里天河村也由此形成了完整的香榧产销一条龙。

目前香榧已成为里天河村人均收入的“半壁江山，随着香榧从幼林期不断走向始果期、盛果期，该产业成为里天河村脱贫致富的朝阳产业，该村分别被省、市、县林业部门授予林业产业特色村。村集体经济和村民收入逐年提高，2012年销售产值达366.6万元，村民人均收入8 000多元，比未种植香榧时翻一番。

（二）依然困境中的东姜坑村

奉化市溪口镇东姜坑村地处四明山腹地，现有农户157户，人口633人。山林总面积3 920亩，耕地面积143亩。2012年村集体经济收入4.6万元，主要来源于扶贫款利息、村集体花木销售、村级闲置房屋出租款。而刚性支出达14万元，包括干部工资、电费支出、保洁支出、办公经费等，可以说是入不敷出，基本运营费用不足，其管理服务保障功能不能得到发挥。

2011年“区域对口协作”扶持政策规定加大村级运行经费补助额度，每村运行经费达到10万元，要求创新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模式，集中资金、土地统一组织合作开发项目，集中开发标准厂房，有效配置村级集体物业经营资产等。但具体实施到村庄，又因为自然条件制约、生态保护限制、产业人才外迁等多方条件缺位的困难，使得政策的效益大打折扣。

首先，自然条件的制约使得开发项目落地难度很大。东姜坑村地处偏僻，建造物业用房、标准厂房缺乏优越的区位条件，寻找合适的项目难度很大；该村又地处溪口雪窦山风景区内，如果要引进工业项目，又要服从景区总体规划，难以统一；二轮土地承包后，村集体预留土地偏少，拟通过土地增减挂钩增加指标，又受到该政策需优先满足本镇（街道）农村建设用地、工业的需要，难以落实。

其次，投资资金的制约。长期以来，村级集体经济没有形成有效的积累机制，多是一次性投入，随后带来的集体收入一次性消耗完毕，缺乏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入。往往碰到好的项目，因缺乏资金而只能眼睁睁地丧失发展的机遇。村级集体经济自身造血功能弱，正常运行经费即使通过财政补差，扣去应付的刚性支出，仍然停留在低下水平。村集体只能依靠向上争取扶贫款和结对单位帮扶来拓宽集体收入来源，缺乏创新发展能力，不能很好地利用现有资源进行开发。

第三，发展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冲突。东姜坑村地处“生态屏障”地区，在执行产业政策方面受环保约束更严，自身发展所需的环境容量相对更小。该村村集体以及家家户户村民都种有苗木，包括樱花、红枫、茶花等。其中，花木是集体经济的大头，占了约2/3的年收入。但种植周期只有五年，如果对花木进行频繁移植，会破坏当地的土地植被，危及城市的饮用水安全。显然，扶植集体经济产业的发展时，如果不注意对生态资源的保护，会引起土地贫瘠化、水源地污染等后果。从环境保护角度出发，限制了大型养殖业、工厂的进驻，选择的其他项目少了，同样制约了经济发展。总体来说，产业集聚、资金集聚的规模带动作用和辐射效应难以在该村形成，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压力仍将十分明显。

第四，建设人才的制约导致一些建设中的项目无法产生预期的经济效益。中青年主力军外出打工，东姜坑村发展缺乏后劲力量，科技力量不足，缺少人才和专业技术指导。该村的花木产业起步较早，在业内已有些许名气，但主要处于产业初级阶段，花木高端专业技术人才缺乏，无法提升产业的层次和附加值。目前的花木销售主要依靠外来采购人员之间的信息传递，没有自己的营销人员，未能充分利用现代新技术，尚未建立全面的营销网络，品牌意识不强。

从里天河村与东姜坑村的对比中看出，集体经济发展受到限制的欠发达地区既有自身先发优势缺乏、发展模式传统、集体资金积累空白的原因，还有生态环境限制、产业人才外迁的因素，导致这些地区产业、资金集聚的规模效应和辐射效应难以形成。除此之外，农村集体经济实际上承担了过多的农村社会职能，面临财政实力薄弱与民生保障加强的双重压力。主要体现在集体刚性支出承担了多项公共管理和社会公益福利开支，包括补助农户参加新型合作医疗、卫生保洁、治安民防、绿化养护、路灯照明、村级道路、基础设施维修、生活饮水、办公室、卫生室、活动室和便民服务点等各种开支。这些开支成为集体经济的一大负担，而村民对建设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

四、政策优化建议

（一）因地制宜，按主体功能定位错位发展

即一村一策，寻求合适的发展领域、投资项目和经营模式，培植村级集体经济稳定增收的来源。鉴于宁波欠发达区域往往是生态环境敏感区、水资源、森林资源保护区等的现实，在制定欠发达地区发展规划时做到：首先，根据生态环境敏感性和脆弱性、环境容量划定生态控制线，分成适宜—限制—禁止开发三个主体功能区，发挥其原有的水源涵养、气候调节、水土保持等功能。 其次根据生态资源禀赋，充分发挥生态资源优势，对具有山海资源欠发达村，可以采取自行开发、资源入股、使用权转让的方式来发展海塘养殖、特色种植、小水电等产业。对具有人文资源优势的欠发达村，可拓展红色旅游、花卉观赏旅游、农家体验旅游等休闲旅游产业。再者在加强农田保护的前提下，推进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大力发展绿色产品和名优特色产品，构建竹类、茶叶、花木、果树等多元化农业体系，以避免某些项目受到环境制约时产生的消极影响。

另外，生态保护区域因承担着诸多生态效益功能，与开垦耕作的矛盾突出，可供当地农民耕作的土地较少，对那些扶持产业发展与当地生态环境有冲突的欠发达地区，各级政府应继续落实相应的生态补偿政策，财政资金获得应与该区域承担的生态环保任务直接挂钩，对需要生态保护的欠发达区域倾斜，向保护生态的村民给予财政补贴，使之自觉成为保护生态的主体。可由居住在生态保护区域、积极参与并履行保护生态资源职责的成年村民向村委会申请，根据生态区位、天然林及水源涵养林分布、国有林地与集体土地比例，农民收入等因素来拟定补贴区域和标准，报上级部门审定。当前，首先要逐年提高生态公益林的补助标准，提幅不能小于经济指标的增长和社会其他补助（如养老金、最低生活保障金等的增幅）。

（二）挖掘潜力，对农村土地进行综合整治

随着城镇化的日益推进，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步伐的加快，农村遗留的宅基地、“空心村”、废弃山塘渔塘也日益增多。各级政府可以利用新农村建设和村庄整治的契机，拆除空心村，迁并自然村，进行宅基地的整理。同时开展农地改造升级、土地垦造等工程，增加有效耕地的使用面积，对宅基地进行复垦，获取非农建设用地折抵指标。对依法取得的非农建设用地，优先保障项目内农村住房集聚、公共设施配套和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等项目需要，节余指标纳入交易市场，土地出让金收益全额留给所在镇（街道）、村，用于农民身份转换的保障支出和基建投入等。这样，就将拓宽集体二三产业发展空间与美丽幸福新家园建设、中心村建设两者相结合，有效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其次，对于农业副业化、兼业化和小型化经营的村庄，可通过安排专项财政资金补助的方式，鼓励当地的农户和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种植养殖大户参加小块种植、散状经营的耕地林地集中流转。这种土地流转模式，引导土地承包经营权向生产和经营能手集中，有助于这些组织发展“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实现规模化、专业化生产，促进土地集约、资金集中和技术更新，从而促进村集体和农户增收。

（三）税收优惠，切实减轻村集体经济负担

允许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免缴村级工程建设的部份税费，以基础设施建设补助方式返还集体；将租用村集体土地开办的企业的税费收入（指房产税、营业税地方政府所得部份）按一定比例，以公共设施建设补助方式返还给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对村集体建设居住小区所需自来水、有线电视、供气等市政设施安装，有关部门应根据农民建房有关政策给予优惠。

（四）增加预算，扩大公共财政农村覆盖面

增加各级政府在教育、文化体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节能环保、城乡社区服务、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等方面的预算，减少村集体经济组织承建公共设施的压力，为集体经济减负，增强发展的后劲。

参考文献：

[1] 聂辉华.新兴古典分工理论与欠发达区域的分工抉择[J].经济科学，2002，（3）.

[2] 屠高.东部沿海发达省份欠发达区域发展研究[D].南京：河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8.

[3] 江建英.政府主导下欠发达区域产业整合与发展对策[J].价格月刊，2011，（8）.

[4] 孙姗姗，朱传耿.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研究进展与展望[J].人文地理，2008，（2）.

[5] 张落成.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差距状况以及经济低谷地区的崛起[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2，（3）.

篇(7)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度并不是很高，产学研一体化水平还比较低，导致了创新资源使用的低效和产业发展动力的缺乏,极大的限制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加强对公益性农业科研机构和农业院校的支持。依托重大农业科研项目、重点学科、科研基地,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团队建设,培育农业科技高层次人才特别是领军人才。稳定和壮大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加强农业技术推广普及,开展农民技术培训。

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产学研、农科教结合,支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同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农户开展多种形式技术合作。”[1]2009年湘西州委书记何泽中在州委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解放思想大讨论会上的讲话中大力强调要坚持科学发展，富民强州。而实践证明，产学研一体化是坚持科学发展、富民强州的必经之路。

一、湘西“三农”问题产学研一体化的必要性

（一）培养农业人才的需要

湘西州是一个农业州，据调查显示，2008年湘西州农业人口便有225.12万人。从现实状况来看，这些农业人口的整体素质还有待提升，大部分劳动力没有具备较好的科技文化素质、受教育程度、身体素质、心理素质。人是生产力的主体，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农业的过程中，培养一大批高质量高水平的农业人才是非常关键的，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利用科技，发展现代农业，摒除农村落后的思想观念，提高农民队伍的整体素质，进而提高农业生产率。高校拥有丰富的人才等资源和优势，产学研一体化可以促进当地高校直接面向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根据当地农村、农业的需求促进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增强人才成长的活力，为当地农村、农业的发展造就大批量的高层次人才，为区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可靠的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

（二）科技成果转化的需求

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加快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充分发挥高校科技成果的优势，创建开放型的自主创新体系，促进产学研一体化，已经成了国家和区域提升自身整体实力的必然选择。提高科技含量是农业生产的根本出路。改革开放以来，在历届湘西州州委、州政府的领导下，在国家和省扶贫政策的帮助和引导下，湘西的“三农”问题现状有所改善，可是，湘西农业农村农民发展还是存在很多问题，发展相对滞后，如果不很好的把当地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促进农业产业化，将极大限制湘西“三农”的进一步发展，“三农”问题的解决只能是个空想。从产学研一体化的定义就可以看出，它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途径。我国重大科研成果30%以上来自高等学校，这也说明了高等学校在我国科技领域及科技成果转化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产学研一体化，有利于转变高校教师的思想观念，增进科技人员的市场意识，提高对科技成果的二次开发的重视程度，从而使其能够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加快成果转化的速度；有利于发挥各自的优势，企业掌握市场需求，了解市场运作规律，高校拥有人才和技术，二者密切合作，开展的项目针对性强，成功率高，能够使成果的产出与应用紧密衔接，缩短科技成果转化的周期；有利于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企业拥有雄厚的资金优势，高校拥有雄厚的人才和技术优势，双方联袂能够将资金优势、人才优势和技术优势转化为科技成果产业化、商品化优势。[2]

（三）高等院校职能实现的要求

高等教育几经发展，特别是通过英国、德国、美国等大学的不断转型，形成了高等教育现有的三项职能：培养专门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高等教育对社会的发展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高校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索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3]高校职能的实现，是一种互赢的效果实现，不仅关系到高校是否充分发挥了它的自身优势,也关系到区域乃至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随着产学研的一步步深入，产学研合作的模式也更加多样化。产学研一体化为高校科研职能的充分发挥提供了重要平台，使其科研成果更加符合社会市场的需求，有利于高校专门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也有利于高校师生加深对社会的认识和情感，从而使得社会服务功能得到拓展，实现职能的转化。

二、湘西“三农”问题产学研一体化的成功实践

当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吉首大学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进行了理性的研究和思考，结合地方高校的历史使命，提出了“平民大学”的办学理念，即把吉首大学办成一所“贴近普通民众、造福平民百姓，直接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大学”。沿着这种认识，吉首大学在产学研一体化方面成效显著，尤其是近几年为湘西“三农”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自然科学研究方面

吉首大学利用湘鄂渝黔边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为当地资源的合理开发提供了科学理论与技术支持，已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4]与湖南群博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合作，5年来共投放10000只波尔山羊于农户，主持实施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和产业化项目6个，企业总资产已达5000万元以上，累计科技贡献值达500万元。成功提取富含亚麻酸植物油脂，并实现了富含亚麻酸功能性植物油脂生产的工业化，形成“立足资源、瞄准产业、创新科技、服务地方”的山区资源开发利用新模式，有效地促进产学研的有机结合，具有较强的推广和示范作用。研究培育出的美味猕猴桃“米良1号”被国务院扶贫办列为扶贫开发项目，在全国16个省（市）推广栽种，仅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种植面积就达20万余亩，帮助湘西10多万农民摆脱贫困。[4]湘泉制药与吉首大学联合建立了湖南中药和天然药物产业化工程技术中心。合作以来，完成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开发28项，其中研发新产品2项，新产品上市4项，启用新技术5项，开发新工艺3项，申请受理和拥有发明专利各1项，实用新型专利1项，参加制定国家标准2项，主持制定湖南省中药材行业标准化5项，创省名优产品2个，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农民增收。在湘西“三带理论”的指导下湘西州边城醋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与吉首大学联袂出击，共同对河溪醋传统酿造工艺现代化关键技术进行研究，不仅让湘西的“百年老字号”在继承中获得新生，还结出了产学研合作的硕果———河溪香醋跻身于中国醋业三大品牌行列。据吉首大学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张永康教授介绍，随着项目的深入实施和落实，湘西“醋城”还带动着种植、饲料加工、包装、印刷、广告、运输、服务等行业的发展；每年可处理优质大米和中草药分别为1500吨、800吨，可有效缓解当地农村粮食难于处理的问题。带动基地农户年增收1000万元以上，带动10万农民依靠本项目脱贫致富。以张永康教授为首的吉首大学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杜仲项目，以杜仲翅果为原料，以富含α-亚麻酸的杜仲果提取物为原料，开发出了“金雪康杜仲果软胶囊”等保健产品，项目成果经省科技厅组织专家鉴定为填补国内空白，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并已在湘西和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实现了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生产，成为湘西“老、少、边、穷”地区人们的致富产业。保靖县武陵山花椒开发有限公司以吉首大学林产化工实验室为技术依托，研发出“武陵青花椒”等“九叶青花椒”系列品种，正在筹建花椒精生产线，微囊花椒粉生产线，花椒籽油生产线，α-亚麻酸生产线，使产品进入日用化工，医药保健领域，为自治州扶贫攻坚、解决“三农”问题做出了贡献。

（二）社会科学研究方面

吉首大学的民族学始终坚持立足于和服务于中国南方或西南民族地区尤其湖南民族地区，对少数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学艺术、社会组织、传统科学技艺、经济生活、风俗习惯等进行系统的调查，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了一系列颇具实用价值的理论支持，有利于提高湘西农民的整体素质。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湘西州土家族、苗族两个主体民族依靠自身勤劳奋斗，创造并保留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吉首大学的科研、教学都紧紧围绕着这些资源，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成绩显著。2010年，湖南省文化厅、湖南省教育厅联合向吉首大学授予“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人才培养基地”，并签署了共建协议，有利于农村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得以薪火相传、后继有人。据旅游学权威期刊《旅游学刊》2008年统计分析，在1987~2007年间承担国家级旅游产业项目的高校及科研单位排名中，吉首大学仅次于中山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与西北大学并列第3位；发表旅游研究论文量排全国高校第18位，这些极大促进了湘西旅游产业的发展，也为当地农民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湘西农村要走出落后和贫穷的困境，就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化资源优势，合理有效地变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吉首大学和湘西州政府联合探索“文化产业管理”教育，成功申报“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并开启文化产业管理教育新模式，正是当下高校与社会合作联动办学的新典型。

学校将苗族、土家族的艺术融入了其产学研之中，在原有少数民族民间传统歌曲舞蹈的基础上加以整理编写入教材、加以创作编成具有少数民族风情的歌舞。与此同时，还安排艺术专业学生参与民俗风情旅游的表演、到周边的中小学代课，不仅传承了少数民族传统艺术，更让自己学校的毕业生有了独特的竞争力，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双赢”之路。湖南省卫生厅委托吉首大学定向培养农村贫困地区医卫人员，满足了农村最贫困地区最基本最真实的需要。联合湘西州政府部门开展民族地区医学研究，很好的适应了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

三、湘西产学研一体化服务“三农”的有效措施

（一）进一步提升对“三农”问题产学研一体化的认识

首先，湘西的高校对“三农”问题产学研一体化的认识还有待提升。由于受传统办学思想的束缚，一些高校封闭式、经院式的办学观念仍然在人们思想上占据着重要地位，衡量高校办学水平着重点仍然放在重点学科数量和博士点、硕士点的数量上；教师中也存在着只重视国家大项目的研究，而轻视应用研究和成果推广的现象。[5]其次，企业对“三农”问题产学研一体化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很多企业宁愿购买成熟的生产技术，而不愿与高校合作开发新产品，认为这样风险高、投资大，而且回报慢。今后要多加强“三农”问题产学研一体化的宣传，提高高校的认识，使高校在重视系统的理论教学和学习的基础上，加大对产学研一体化的研究，同时也引导企业合理有效地利用高校资源，创造出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二）进一步拓展“三农”问题产学研一体化发展领域和工作平台

受各种条件的限制，湘西各高校产学研合作的领域还相对较单一，产学研合作工作的平台也比较有限。湘西州作为一个农业州，如果产学研一体化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度不提高，不及时拓展“三农”问题产学研一体化发展领域和工作平台，湘西的“三农”问题将愈演愈烈。以后，当地高校应培养组织一大批高质量的人才在畜牧业、种植业、农产品加工业等方面进行集中研究，对农村进行科技扶贫。高校可以适当对湘西农村劳动力进行技能、素质培训，也可委托科技特派员定期去农村进行科技、现代知识巡讲，开展科技论坛等，切实把关注“三农”落到实处。政府可以适当加大对农业农村的财政政策支持，帮助拓展“三农”问题产学研一体化发展领域和工作平台，进一步促进产学研的进一步深入。

（三）进一步改善“三农”问题产学研一体化创新的环境和条件

创新的环境和条件建设既是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基础，也是区域创新能力提高的前提条件。[6]但是，从湘西创新体系建设的现实来看“，三农”问题产学研一体化创新体系建设的环境条件尚待改善。一方面，地方政府对当地科技创新与发展的导向能力还不是很强；另一方面湘西的科技基础设施普遍相对简陋，科技基础条件薄弱，难以得到必要的公共科技基础支持;还有就是有关创新的制度、政策不能适应创新体系建设和发展的要求。针对这一情况，湘西一定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创新。政府要加快湘西财政税收制度的变革与创新，对“三农”问题产学研一体化恰当的进行扶持。

（四）进一步发挥科技特派员在服务“三农”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