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财政学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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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教材同质化，教学内容选择无统一标准

随着改革开放与经济的快速发展，财政学领域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各种不同财政学教材也相继出版。但是这些教材并未有针对性地区分不同层次高校的需求，导致教材同质化。而各高校选择教材时往往容易忽视应该赋予学生怎样的知识结构这一问题。任课教师，尤其是没经验的年轻教师，在使用涵盖内容不同的财政学教材时，不注重教学内容的选择，导致教学内容无统一标准和明确的范围。

1.2教学内容选择上不能体现不同专业特点

财政学是一门跨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领域的综合性学科。由于财政学教学内容对专业设置的针对性不强，使得教师不能在授课时既体现各专业掌握财政学基本原理上的共性，又突出各专业的特性。例如，金融学专业的学生应该多了解国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结合现实热点来分析，但教材内容只限于理论介绍，不能针对专业突出重点，缺乏理论与实践连接的点。

1.3偏重理论知识讲授，忽视实践教学环节

目前，学生对财政学这门课程积极性并不高，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既抽象又不太实用的课程。这与任课教师在内容选择上重视理论知识，忽视了与实践相结合有关。独立学院的学生基础知识相对薄弱，在授课时加强理论知识讲授是必要的，但不能忽视学生的理论运用能力的培养。很多教师在授课中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点少，加上学生很少会主动用所学知识去分析社会现实问题，这样的教学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也不能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

1.4教学内容过多与教学时间有限的矛盾

财政学教学内容是非常多的，大致包括以下7个内容：基本理论（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国债与国债制度、预算管理、财政政策、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财政问题。一般财政学课程只安排短短几十个课时讲授，很难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

1.5财政学授课与其他学科融合度不高

大多数教师在财政学授课时，仅单纯地从财政学传统理论来组织教学，不能很好地结合相关学科知识深入讲解，也就无法从根本上展示财政学的实践发展脉络，也无从提升学生对知识的融会贯通。

2独立学院财政学教学内容改革的相关建议

作为独立学院开设财政学课程，在授课时需要结合独立学院的培养目标及学生特点来进行教学内容改革。

2.1规范和明确教学内容

财政学主要研究政府的经济行为，首先必须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界定政府的职能范围；其次，在此基础上研究实现政府职能的财政支出内容，进而研究财政收入，最后，通过国家预算展开各项财政活动，以提高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发挥财政政策的经济调节作用。根据这样的思路，高校财政学教学的基本内容应该包括：①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公共产品理论；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概念、财政职能；③财政支出理论及我国的财政支出与政府预算；④财政收入理论及我国的财政收入（税收、国债及政府投融资制度；⑤国家预算管理体制、多级政府与政府间的财政关系；⑥财政政策与宏观调控等。独立学院的学生基础知识较弱，任课教师应该适当侧重一些重要理论的讲解并补充相关知识。

2.2教学内容选择突出专业特色

教师应该有针对性地结合学生的专业及特点，合理安排授课内容，在体现该课程公共性的同时，将专业特性也体现出来。对于财税专业的学生，学习财政学的要求比较高。在授课中应将重点放在基本理论的讲授上，例如公共产品理论、财政收支理论及政府间的财政关系等。为了避免内容重复，可以将一些实务性、制度性的内容留到后续的专业课程讲解。对非财税专业的学生而言，授课时应该以财政政策与制度介绍和业务操作为主。不同专业侧重点也应该不一样。例如，对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要侧重于财政基本理论和运行机制的讲解，并适当增加税收实务方面的内容；而对于工商管理类的学生，可以从管理学的角度考察财政，侧重于财政管理机制的构造和操作等知识讲授。

2.3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本着独立学院培养应用型与实践型人才的目标，财政学授课时应该更加注重理论联系实践。这便要求教师在授课时不能只就教材的内容来讲理论，应该把实践有效地融入课堂中。例如对现行的税收制度、现行的财政体制、财政政策的分析和理解，可以很好地衔接理论和实践，使学生做到学以致用。同时，独立学院的学生有着综合素质较高的特点，对现实中的实践问题比较感兴趣。教师在讲解理论的同时，补充相应的实践内容，既可以提高学生积极性，又可以培养学生的实践与分析能力。例如，结合当前政府管理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进行专题阐述：人口老龄化问题、资源环境问题、“上学难”反映的教育问题、“看病难”反映的医疗问题等。

2.4根据教学时间合理选择教学内容

由于时间的刚性很强，处理教学内容与时间矛盾关键在于教学内容的选择。而教学内容选择的基本标准需要做到“因材施教”。

2.5提高财政学与其他学科知识的融合度

教师在讲授财政学的理论内容时，应该不断融入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内容，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拓展学生在未来经济工作和社会工作方面的视野，使其看问题能更全面、更深刻。特别是针对独立学院的学生更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知识贯通。教师可以尝试从以下的角度来融合：①运用微观经济学中的价格理论来分析比较公共定价和自然垄断行业的定价；用消费理论中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来分析税收的经济效应；运用宏观经济学中的IS-LM-BP模型来分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问题。②将管理学中的“决策”“、计划”、“组织”、“创新”等职能应用于财政收支管理、预算管理等方面，思考如何运用管理学原理来理解财政管理的创新。③可以尝试从社会哲学角度拓展财政本质。从财政的公共性特征，沿着“信仰-权力-表达-幸福”这条哲学线索，去分析个体接受公共生存方式、以税费形式将收入转移给政府等问题。④财政的讲解不能缺失历史脉络，可以说中国历史是一部财政改革史，教师可以利用财税改革的历史经验与规律来分析改革深化的财政之路。

2.6其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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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行为财政学的实验分为以下三大类：

（1）验证型实验，主要是对已有或公认的结论进行论证和验明。（2）创新型实验，主要是指在已有理论知识体系指导下开展的创新型实验，目标是通过不断的实验得出有创新意义的结论和思想。（3）仿真模拟型实验，此类实验主要针对一些财政行为，如政法财政管理、预算编制、政府会计和纳税遵从等，通过在实验室仿真模拟实际操作流程进行实验。研究人员在做这三大类实验研究时，主要通过在可控的实验环境下，针对实验目的，通过控制某些条件（假设）来改变实验的环境或规则，并观察实验对象的行为，分析实验的结果，以检验、比较和完善行为财政学研究中取得的结论，并提供政策决策的依据。因而，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为了真实地表现或模拟财税环境，如何筛选、操纵和控制众多的财税行为的影响因素。在行为财政学的实验研究方法中，主要有两种设计实验影响因素的方法：一是设计单一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是指在实验中仅设置单一影响因素，研究者观察在该影响因素变化的情况下实验参与者的反应；二是设计多个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是指在实验中设置多个影响因素，研究者观察并分析多个影响因素发生变化时实验参与者的反应以及各个变量之间的相互联系。在实际的实验过程中，根据实验条件和实验目的的不同，不同研究者会选择不同的实验方法。

（一）设计单一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

设计单一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主要是通过在实验环境中，经过每次实验检验某一种或某一类影响因子对考察目标的影响情况。其优势主要在于最大程度地简化了实验环境，研究者可以控制单一影响因素从而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实验参与者仅需要面对一种影响因素的变化，这使研究者易于观察该影响因素对实验参与者的影响。Davis　＆Hecht（2003）在研究社会制度对于税收遵从的影响时，就选择将实验中的初始资本、税率、处罚率等影响因素都设为固定值，从而观察社会制度对个人纳税遵从的影响。Cumming　et　al（2006）在实验中也采用了设计单一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他为参与者给定了收入、税率，但是却设计了稽查率的不同可能，通过观察参与者对不同稽查率所做出的反应，便能够得到稽查率对个人纳税遵从的影响。社会规范所包含的影响因素众多，社会规范在一定的财税环境下，对财税政策的当事人具有一定的影响。Bobek　＆Ro－berts（2007）则主要通过设计单一影响因素的实验，将众多社会规范的子类分别设定为固定值或参照样本，考察了社会规范在纳税遵从决策中扮演的角色。另外，在税收策划、申报、核查与征缴的研究中，由于个人申报的主观性相对较大，Park　et　al（2003）、Ma－ciejovsky　et　al（2007）、Coricelli　et　al（2010）等学者在进行个人纳税遵从的实验时也采用了设计单一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来模拟个人申报的思想活动状态和最终的纳税决策。在实验中仅设计单一影响因素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实验难度，但由于实验环境过于简化，与现实纳税遵从环境并不符合，会导致实验结果的精度较低。随着心理学和统计学的发展，研究者们更倾向于在实验中设计多个影响因素。

（二）设计多个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

当研究者需要实验环境尽可能接近现实世界中的财税情形时，往往需要在实验中设计多个影响因素。研究人员采取设计多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主要是为了考察比较在多个影响因素变化的情况下，实验参与者对此所做出的反应。对于较为复杂的税收遵从实验来说，设计多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具有更好的适应性，我们可以通过不断调整各影响因素来对实验结果进行对比和分析，这对于提高实验精度有很大的作用。在Friedland（1978）首次组织进行的研究偷逃税问题的实验中，就采用了设计多个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此后，在进一步检验稽查率与纳税遵从行为的研究中，McClelland　et　al（1991）通过设计多个影响因素的研究方法检验了当纳税人高估检查概率时的纳税行为以及政府服务在个人的纳税遵从决策中的影响，他们发现，由于一些实验者高估了实际较低的检查概率，所以导致所支付的实际税额高于预期效用理论预测出的理论数额。在行为财政学的各种研究中，研究者逐步考虑了各种多因素影响方面，并将各类影响因素考虑到税收实验的设计中。在现实的财税环境中，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的税收自然也成为了研究者的研究重点。由于纳税申报的主观性相对有弹性，故研究者也将心理学因素考虑到行为财政学的研究范畴中。Caroline　et　al（2001）选择了若干样本，从心理学角度去考察税收遵从的问题，利用实验数据实证得出了关于税收遵从的各类动因。而几乎在同一时期，Kirchler　et　al（2001）又将心理学作为起点，从逃税避税的影响因素出发，用问卷调查法讨论了社会对避税、逃税在道德标准和合法性方面的认可程度。Chung　et　al（2003）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了这项研究，他们调查了友好劝说中性别的不同对税收遵从行为的影响，他们创造性地采用了一个2（男性和女性）×2（友好劝说和控制）的完全析因实验。首先，他们要求友好一组的参与者写出并且读出他们理应完全遵循的一系列理由，然后再要求两组参与者说出他们的收入和所得税情况。在这样的实验下，结果显示出了性别和友好劝说以及性别的相互影响在申报所得中的重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友好劝说组中女性申报的个人所得要明显高于该组的男性申报的个人所得。心理学中有一个重要概念－情绪，这个概念在认知科学中日益得到重视的同时也引起了研究税收遵从的学者的注意，并取得了不菲的成果。Murphy（2003）在对过程公平与税收遵从的研究中，就得出了情绪在过程公平中有着重要作用的结论。Cebula（2004）将美国1975－1997年间的实际数据作为基础数据进行综合分析之后认为，公众对所得税偷逃税程度与政府不满情绪的强烈程度正相关。另一方面，Feld　＆Frey（2007）将税收遵从看作是一种心理税收的契约，在这个前提下考察了在惩罚或奖励的刺激下情绪与忠诚的相互作用。在这类研究中，情绪虽然已经被视作影响税收遵从的因素，并且分析了其对决策的作用，但总的来说情绪始终从未作为单个因素，而且情绪在遵从决策中处于怎样的地位也并未得到详细描述，而且在以情绪为主题的研究中也并未出现对税收遵从的研究。除去情绪和公平感，纳税人具有自然人及社会人所具有的很多属性，其中包括自然属性———年龄、性别及其他生理差异，也包括社会人所具有的社会知识、法律知识、纳税认知、税收道德、稽查率、价值取向、大众的认可以及税法的公平性。研究者都已经把这些因素作为影响纳税遵从的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Trivede，et　al（2003）在多因素实验设计中，在控制部分特征因素的同时研究其余影响因素，通过在实验室对自愿者测试了道德推理、风险偏好和稽查率、价值取向、税制公平与否、周围纳税人所施加的影响对税收遵从的影响，在获得一手实验数据后通过协方差分析得出结论，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个人税收遵从决策或行为。由于宏观的税收申报数据不易获得，行为财政学的研究通常采用问卷调查或实验室方法。在此基础上，Dhami　et　al（2007）在基于前景理论的税收遵从模型中创新地使用了一种权重函数形式，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他们比较了期望效用理论模型同该模型在相同稽查率下，为了获得同样的税收遵从度所需要的罚款力度，该模型的计算结果表明前景理论模型比期望效用模型更加贴近实际情况，从而能够较好地解释人们为什么会纳税这样一个问题。同样，Bobek　＆Roberts（2007）在多因素实验设计中使用澳大利亚、新加坡和美国的纳税遵从实际情况数据检验了这三个国家中社会风尚在纳税遵从决策中所起的作用。文章运用因子分析识别出了三种不同的社会风尚结构，并发现纳税人自身及其亲近人群的道德观念和社会公认的正确行为这两种因素可以帮助解释纳税遵从行为。他们的研究认为，这些非理性的因素可以帮助解释纳税人选择纳税遵从的动因以及为什么实际纳税遵从度要高于经济学模型中的预测水平。从此可见，多个影响因素能够最大程度地模拟真实的财政行为，从而达到研究目的。在遵从动因、稽查率和遵从水平都成为了研究的焦点后，也有学者将税收公平感与其他因素综合考虑后来考察税收遵从水平。Hanke　et　al（2010）在进行纳税遵从影响因素的实验分析时，也设计了多个影响因素，在实验中参与者需要依据不同的税率、稽查率、罚款率以及公平性来做出纳税决策。许多学者在进行个人纳税遵从的实验研究时，为了使实验更加符合实际情况，都会选择在实验中设计多个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在研究影响因素对于个人纳税遵从的作用时，有的学者仅仅设计单个影响因素的实验，而大部分学者为了使实验更加符合财税现实，往往采取设计多个影响因素的实验方式，这样能够使实验尽可能地模拟真实的纳税状况。设计多个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对于较为复杂的税收遵从实验具有更大的适应性，可以通过不断调整一些实验要素来进行比对与分析，这对于提高实验精度也有较大作用。

二、实验对象

在纳税遵从的实验研究方法中，实验对象的选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同的实验对象或者同一实验对象在不同时期的实验结果常常是不同的，所以在实验对象的选择方面要有严格的限定。选择合适的实验对象，不仅会简化实验，而且能够帮助研究者得到更加符合实际情况的实验结果。就学者们关于行为财政学的研究情况而言，在个体研究对象方面，本文将研究者所选择的实验对象分为两类，即无纳税经验的行为人和有纳税经验的行为人。

（一）无纳税经验的行为人

行为财政学的实验研究要考察财政行为当事人（包括组织机构纳税者和自然人纳税者）和财税规则制定执行者的行为。当研究各类当事人决策过程和行为模式时，很多研究者使用了无纳税经验的参试人员。无纳税经验的行为人主要指在校本科生，在个人纳税遵从的研究中，出于对实验成本与实验可控性的考虑，以在校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是非常普遍的。利用大型税收工程软件（税收征管及稽查软件），让参试人员模拟税务部门工作人员，对企业、个人的税收申报、核查等进行实验。与针对企业的税收实验相结合，研究人员可以设计大型实验。比如将被测试者分成企业与政府两个组，利用某一大型企业的实际财务数据，分别由两个组的被测试者进行税收策划、申报、核查与征缴。实验研究人员可以对参试人员的认知进行引导，而代表政府的被测试对象则可根据税法的要求检验规避是否合法。通过税收实务的实验，能够最大程度上了解并观测财政行为当事人（包含政府决策者及纳税者）的行为模式和决策过程。Friedland（1978）首次开展了关于偷逃税的模拟实验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以一些本科生作为实验对象，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样本量受到了较大限制，但也取得了预期的成果。Alm　et　al（1992）在设计实验时，也选择了在校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他认为就个体决策实验的精确性而言，在校学生能够与校外人员达到同样的实验效果。在研究财政学中的个体道德与行为差异对税收遵从行为的影响时，也有学者在实验中同时引进有纳税经验和无纳税经验的人作为实验研究对象。Wenzel　＆Taylor（2005）在研究了税收道德的差异对税收遵从行为的影响这一主题时，首先将对64名无纳税经验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将实验结果筛选比对，作为比较组（参照组），之后再对1500名有纳税人经验者进行调查统计，分析其不同的道德行为与税收遵从行为。实验对象以前是否做过类似实验也应当作为选取实验对象的重要影响因素，当参与人第一次参与税收实验时，研究人员往往能够得到更加贴近现实的实验结果。Park　et　al（2003）通过实验方法来分析韩国的税收遵从影响因素。该学者选取了一批未做过类似实验的本科生作为实验对象，将实验参与人分为5个小组，每个小组在不同的环境下进行实验。McGee（2008）则为了分析比较文化差异对纳税遵从的影响，分别在美国和香港选取了一批本科学生来进行纳税遵从实验。将无纳税经验的在校本科生作为实验对象，具有能够降低实验成本以及可控性高的特征，因此有许多研究者选择将无纳税经验在校本科生作为实验对象。但是当实验需要参与者具有对实际纳税情况的切实了解和体会时，无纳税经验的在校本科生就不能作为合适的实验对象。因此在一些实验中，研究者选择有纳税经验的行为人作为实验对象。

（二）有纳税经验的行为人

有纳税经验的行为人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有工作经验和纳税经验的MBA学生；一类则是校外实际纳税人。如何在这两者之间选择合适的实验对象，主要是基于实验成本的考虑以及实验对样本量的要求。选择有工作经验和纳税经验的MBA学生作为实验对象，主要是考虑到在保持较低成本的基础上，使实验参与者与实际纳税人行为更加接近。Cum－mings（2008）在调查预提条件与纳税遵从的关系时，就将一批MBA学生作为实验对象，每个实验对象具有不同的初始资本、流动资金。他在实验中所选择的实验对象就包括了一些MBA学生和有过工作经验的研究生，作者发现，与以在校本科学生相比，有过纳税经验的学生明显更加在意税后收益，而且避税的倾向也更加突出，实验所得的结果也更贴近实际纳税行为。与选择有纳税经验的MBA学生作为实验参试人员相比，也有很多研究人员选择将校外的实际纳税人作为实验研究的对象。这主要是由于，尽管选择有纳税经验的在校学生作为实验对象既能节约成本也能克服在校本科生无纳税经验的缺陷，但这样的选择依旧存在选择实验对象的范围较窄，样本容量较小等问题。因此，有许多学者在进行个人纳税遵从的实验研究时，选择将校外纳税人作为研究对象。Slemrod　et　al（2001）在个人纳税遵从的实验中就选取了填写过1994年美国明尼苏达州纳税申报表的一些居民作为实验对象。此外，Wenzel　＆Taylor（2004）在调查澳大利亚的税收遵从情况时，选取了4500位租赁房产物主作为实验对象。另外，还有Torgler（2003）、Kirchler　et　al（2010）、Klevenet　al（2010）等在实验中也都选择有经验的纳税人作为实验对象。选择真实纳税人作为实验对象，主要是因为研究者认为这些纳税人与税务机关有直接的接触，是现实纳税过程的直接参与人，他们的行为更加具有可参考性。但这样选择实验对象同时存在着高成本、不易操作等问题，因此采用MBA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其实是对两者的中和，能够实现优缺点的互补，提高实验精度。在行为财政学的实验中，大规模的实验是不可避免的，所谓大规模的实验，指实验参试者数量众多、人员结构复杂的实验。大规模的行为财政学实验，可以进一步提高实验精度。Wenzel　＆Taylor（2004）对澳大利亚的税收遵从情况所进行的调查，实验涉及的参试人员超过千名，最后的统计数据为1306名澳大利亚现籍公民，其中人员涉及面广，包括社会各阶层、各年龄层次和各层次学历教育的公民，此种具有大规模参试人员的行为财政学实验可以进一步提高实验精度，模拟更为广阔的财政税收环境，并以此研究纳税人形成道德的过程。通过大规模调查，Wenzel　＆Taylor证实了基于自我分类理论的假设，即税收道德促进税收遵从的关键是纳税人是否将社会道德内化并指导日常行为。实验对象数量的庞大也体现在财税学者们的跨国调查和实验中，跨国调查可以在国际范围内横向比较不同国籍、不同文化的纳税人的行为特征。Belkaoui（2004）横向对比了30多个国家的税收遵从度，通过实际大规模的调查发现，国际间税收遵从度与证券市场重要性程度、经济体的经济自由度、竞争法的有效性呈正比。

三、实验条件

实验条件对于实验结果的精确与否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就实验内部条件而言，在实验中使用高性能的计算机以及精确的模拟计算方法能够使实验更易于控制、操作和计算，对实验结果精度有很大提高。另一方面，在实验过程中与外部资源的合作则能够促进实验条件的改善，实现资源共享，并提高实验的精确性。

（一）内部条件

个人纳税遵从实验的内部条件，主要是指实验室的高性能计算机使用程度以及采用的模拟计算方法，这些条件对实验精度有很大的影响。在Fried－land（1978）最初进行的税收实验研究中，由于受当时研究条件的限制，其实验只是在工作室发放问卷完成的，并不能实现很好的模拟控制。随着实验经济学的发展，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在研究过程中使用合理的计算机软件，在实验结果的分析中使用高性能的计算机并且采用先进的模拟计算方法，能够节约实验时间并提高实验精度。Riedl　et　al（2001）将纳税遵从实验的场所选在阿姆斯特丹大学的CREED实验室，实验室中的数十台计算机能够实现联网，充分保证实验过程将受到较好的模拟控制。但是实验参与者的独立性没有作为考虑因素，实验允许参与者可以进行交流，这显然会影响到他人对于实验的判断和决策。Alm（2006）设计的税收实验中采用了计算机软件来决定随机稽查率，并通过电子屏展示实验参与者的阶段性实验结果。与Alm的实验类似，有的实验中会在电子屏告知实验参与者的阶段性实验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干扰参与者对于其他人的判断，参与者会自行与其他人的实验结果进行对比，然后在下一阶段不断修改。这也干扰了实验参与者的独立性，会影响到实验的精度。Cummings　et　al（2008）发现并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开展税收遵从实验是在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实验室进行的，他认为参与者在实验中应当是完全封闭的，于是在实验室设立了许多小隔间，而且不透露其他参与者的任何信息，完全能够实现个人空间的私密化。

（二）外部条件

实验室的内部条件固然重要，但是也不应当忽视外部资源的利用。与其他机构等外部资源的合作自然也会为行为财政学的实验研究提供研究条件。有些学者会与其他学者或研究院进行合作，完善实验条件，Borck　et　al（2002）的税收实验就是在实验过程中与Fischbacher展开合作，利用其在1999年设计的一个计算机软件来运行实验程序。最终得到非常理想的实验结果。与此相比，有的学者则会通过与一些大型的税务咨询公司进行合作实验，提升实验的专业化程度和精度，Duflo　et　al（2005）的税收实验就是在H＆R公司的60个办公室中进行的，由于H＆R公司是美国最大的税收公司，拥有全球顶级的税收咨询系统，这一点为进行税收实验提供了非常好的实验基础。另外，有一些学者则强调与其他大学实验室的交流与合作，在Cadsby　etal（2007）的实验中，有两个实验组成部分是安排在约克大学的高级实验室，有6个实验组成部分是安排在Guelph大学的普通实验室，由于不同等级实验室的实验条件存在较大区别，所以结果明显发现在约克大学的高级实验室中取得的实验成果精度更高。实验精度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实验研究的结果与目的，在环境较好的、有计算机联网的实验室进行实验，往往能够很好地完成实验步骤，达成实验目的。但是另一方面，实验室中是否存在干扰因素也是考察实验条件的一个重要因素。有的实验允许实验参与者之间开展交流，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干扰其他实验参与者在实验中的决策。因此，在设计税收遵从实验时，应尽量实现参与人实验空间的私密化，尽量确保参与人独立进行实验。

四、实验步骤

学者们在进行税收遵从实验时基本上采取两种方式来进行：（1）将实验分为若干个阶段，在每个阶段中改变不同的控制因素，例如税率、稽查率和处罚率等等，从而在每个实验阶段观察不同控制因素的影响。（2）分为若干个独立实验，每个实验都在一定的税收环境下进行，最后再进行独立实验间的对比分析。根据实验目的的不同，研究者采用不同的方式来设计实验步骤。

（一）分阶段实验

分阶段实验能够实现实验影响因素的动态控制，能够测试不同的影响因素对于实验的结果的影响程度，在个人纳税遵从的实验研究中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Coleman（1996）在调查预提条件与纳税遵从的关系时，将一批MBA学生分为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内部的成员将被分配至不同的税收环境来进行税收决策，通过对每个小组的考察，来分析比较不同初始资金对纳税人决策的影响。他将税收遵从实验分为以下四个部分：首先进行稽查的预先通知，这主要是测验当纳税人知道有可能被稽查之后会采取何种应对措施，其次是提高消费者服务，第三是加入纳税人信息，第四部分是重新设计表格M－1，这是为了检验纳税人发生填报错误的概率或不遵从增加的几率。Lei　et　al（2002）为了研究资本利得税的纳税遵从度，在实验中每个部分都设计有12个交易期，每个交易期都持续4分钟，在每个交易期结束时单位财产都将被赋予一定的红利。Kleven　et　al（2010）则将实验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在2007年的填报月份进行；另一部分则是在2008年的稽查月份进行。这些实验都充分利用了不同实验阶段，通过设计不同的影响因素，考察人们的财税行为和决策过程。研究者会在行为财政学实验的不同阶段，根据不同理论和纳税人的认知情况，人为地对被测试者释放不同的信息，从而证得行为财政学中纳税遵从方面的不同结论。Dhami　et　al（2007）从理论的角度结合行为财政学的实验方法，在累积前景理论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地解释了预缴税款谜题，认为预缴税款能影响纳税遵从的主要原因是纳税人的损失函数并不是线性的，比起可能获得的退税收益，纳税人对损失的感受更为突出。除了风险选择框架之外，Holler（2008）也将被测试人员分组并将实验步骤分为若干阶段，在不同的阶段释放不同的财税信息给被测试者。其研究发现，纳税人在做出纳税遵从决策时会存在目标框架效应，税务机关可以在纳税人遵从度较高时，强调纳税人可能得到的收益，而在纳税人遵从度低时重点突出纳税人可能遭受的损失，用信息手段调整纳税人的预期并提高遵从程度。除了风险选择框架之外，Holler（2008）的实验研究发现，纳税人在做出纳税遵从决策时会存在目标框架效应，税务机关可以在纳税人遵从度较高时，强调纳税人可能得到的收益，而在纳税人遵从度低时重点突出纳税人可能遭受的损失，用信息手段调整纳税人的预期并提高遵从程度。Holler在将被测试人员分为不同的认知阶段后，发现将纳税信息以不同的表述方式传达给纳税者，可以提高税收遵从度。分阶段实验具有比较好的可控性，易于观察不同影响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程度，但是设计合理的实验阶段非常重要，实验阶段太少可能会影响到实验结果的精度，实验阶段太多则会使实验过于复杂，因此，在个人纳税遵从的实验研究中，应当根据不同的实验目的选择匹配的实验阶段。但是分阶段实验存在一种惯性效应，即前一个阶段的实验结果对于后一个阶段有着后续的影响。因此，也有学者选择将实验分成若干个独立实验。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实验间是相互独立的，并不存在干扰的问题，能够进行实验结果的对比分析。

（二）独立分组实验

将实验划分为若干个独立实验，能够很好地解决分阶段实验的惯性效应问题，因为实验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并不存在互相干扰的问题，由此能够更准确地进行实验结果的对比分析。Robben（1991）采用实验研究方法来研究预缴现象，他就采用了将实验分为若干独立实验的方法，将来自于6个国家的674个实验对象分成不同的小组，进行了10个独立的实验。实验根据国别不同来进行分组，最后进行小组间的对比分析，通过对实验进行组间控制，实验结果与前景理论的预测相一致，即处于补缴状况的纳税者表现出更多的不遵从现象。Kerschbamer（1998）在进行税收实验研究时，将实验参与人分为两个独立实验，实验中根据参与者的年龄、初始成本来进行实验分布，同时在这两个独立实验中税收环境也有较大差异（税率和稽查率都相差约5个百分点）。Slemrod　et　al（2001）在1995年调查了美国明尼苏达州纳税人对于稽查率增加的反应，作者将1714名实验者按照收入和稽查率的不同分为9个小组进行独立实验，例如低收入高稽查率实验小组，低收入低稽查率实验小组，高收入高稽查率实验小组等等。另外，Riedl　et　al（2001）在研究礼品交换中的赠予税时，在实验研究中将实验对象分为公司和工人两个独立实验小组，最后进行实验小组的对比分析，这样的独立实验主要是期望能够分析针对不同的纳税对象，调整税收环境是否会造成不同的实验结果。不同的分组与相对的独立组间控制，可以使得实验发起者对实验对象的不同认知方面进行控制。在研究澳大利亚纳税人的申报行为及其态度时Ni－emirowski　et　al（2003）调查了，通过将参试人员按照不同的背景分组，并通过分组对参试人员进行同方向的认知引导（例如从基于税收的价值、信念、态度和法务知识方面引导），其研究证实了纳税人不同信念、对纳税的认知度和对法务知识的了解程度与实际的税收遵从决策之间的关联，从其关联可以得出可靠的结论：对某些避税行为的容忍和不遵从的意图是税收决策的两个关键因素。尽管从心理认知学的角度来看，纳税人对税务知识的了解到深刻认识是复杂及缓慢的过程，但学者们发现，通过行为财政学的实验研究方法可以进一步将纳税人的认知、纳税决策过程和最终的税收决定相联系起来。Creedyet　al（2007）所著的关于线性所得税的相关论文非常具有代表性，对于不同约束条件下怎样确定线性所得税的参数给出了非常详细讲解，为了避免过于复杂的数学推导，他给出了一个近似的算法，简化了计算过程，从而进一步提供了更好的行为财政学实验研究后的计算统计方法。行为财政学的实验内容，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以公共部门的财政预算管理为主。其目的是将公共管理部门进行财政管理的实际操作流程引入到实验室进行仿真模拟操作。目前，可以引入的仿真模拟实验包括政府预算模拟流程实验、政府采购实务操作模拟实验。每个实验还可以根据具体的实验内容细分为不同的子项目，如政府预算模拟流程实验根据政府预算的流程又细分为部门预算编制、财政收入管理系统与财政支出管理系统三个部分。部门预算编制实验模拟真实的部门预算编制流程，将被测试者分为财政部门、各个预算单位等角色，使被测试者在实践中理解和掌握部门预算的基本编制流程。财政收入管理系统能够通过系统的内部控制机制和地方税务局、银行、国库的三方核对，有效控制税金的及时快速缴纳。而财政支出管理系统以细化的部门预算为基础，将所有财政收支全部纳入国库单一账户。这三个部分既可单独作为实验科目，又可以联系起来组成一个综合实验。实验研究人员可以将被测试者分组，赋予各组不同的财政角色，如预算组、国库组、预算单位组、政府采购组等。在实验过程中，实验研究人员可以针对不同的组分配不同的任务，使组内部工作协调起来，并通过业务的串联，使组和组之间形成业务的协作关系。一次试验完毕，被测试者可以进行角色互换，使研究人员能够获得不同组的全面的财政行为的实验结果及各类模拟。分阶段实验能够实现实验因素的动态控制，能够测试不同的实验因素对于实验的结果的影响程度，但并不是实验阶段越多越好，实验阶段应根据实验的目的来匹配。但是分阶段实验存在一种惯性效应，即前一个阶段的实验结果对于后一个阶段有着后续的影响。将实验分成若干个独立实验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实验间是相互独立的，并不存在干扰的问题，能够进行实验结果的对比分析。

五、结语

我们主要从实验方法、实验对象、实验条件以及实验步骤四个方面分析比较了个人纳税遵从的实验研究方法，从这四个方面分别对学者们在个人纳税遵从研究中所使用的实验方法进行了对比。财政学实验以理论知识为基础，理论与实验相结合。行为财政学实验的突出特点是需要建立在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之上，才能自由运用模拟软件、实施大型财政学实验项目。例如税务实验，参加实验之前参试人员必须要对税法相应的知识点熟练掌握或对纳税规则有所了解和认知，才能进行税收规划、申报等科目的实验。如果参试人员对于企业所得税的抵扣条款或个人所得税都一无所知，就不可能完成一项完整的企业税收申报或者个人所得税的申报。研究人员应在实验之前，反复强调理论知识的重要性，督促参试人员做好各项知识储备，才能达到实验的基本目的。根据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并结合我国目前纳税遵从的现况，我们认为关于纳税遵从的实验研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在实验中选择设计多个影响因素的实验方法。我国正处于税收征管大力改革的时期，分析相关税收政策的改革对个人纳税遵从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实验中设计多个影响因素，使实验更加符合实际纳税情况，能够更好地分析比较在多个影响因素下个人纳税遵从实验所取得的结果的变化，从而为我国税制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在行为财政学的研究中可以发现，研究人员长时间地对纳税遵从模式所进行的分析，得出了影响纳税遵从的主要因素包括：基于自利性的影响因素，纳税遵从主体将经济利益置于首位；基于道德性的影响因素，纳税遵从主体较为注重社会的评价；基于社会性的影响因素，纳税遵从主体注重对政治权利的诉求和对自身利益的有效保护，以及由此产生对税务机关的政治信任等。如此一来，影响实验结果的因素可以扩展到很多个，同时研究者还需将心理学以及个体差异等因素考虑到行为财政学实验中。

2．合理选择实验对象，扩大样本容量。实验对象是影响个人纳税遵从实验精度的重要因素，选择合理的实验对象，不仅能够很好地控制实验成本，提高个人纳税遵从的实验精度，也能够保证实验结果更加符合实际纳税人行为，使实验结果具有更高的参考价值。研究人员在对行为财政学的研究中，难免会随机邀请不同专业背景的实验人员，差异化安排实验内容。财政学中的税收遵从是所有公民的必修课，但每个个体所认知的内容的多少和程度的深浅是有差异的。研究人员可以利用和针对这一现象，对不同的参试人员进行考察，根据其不同的认知结构，设计不同的实验方案，以验证和考察所需要的行为财政学结论和观点。比如认知结构不清晰和认知程度不深的参试人员，所了解的财政学或税收的内容原本就少，在上机实验环节就可以少安排一些综合性的实验，只安排一些基本的实验项目。而对财务、会计和财政学了解较专业的参试人员，可以被直接安排参与和税收相关的实验，他们的上机实验就可以增加复杂度或难度，以验证更为复杂和全面的行为财政学观点。对于大规模的行为财政学实验，可以采用分组形式进行的实验项目，应将单个学生的考核与小组的考核相结合，以全面考核参试人员的认知过程和决策程序。实验考核可以将研究实验问卷的结果与在填写问卷或在税收游戏答题时的决策过程想结合，主要根据参试人员的综合表现或状态来确定，如参与情况（心理变化、认知后的情绪变化等）、个人能力（如财税知识的应用能力、对其他人员的组织能力、沟通能力、表达能力等）、实际结果的情况等综合评判。综合后的实验结果评判也从单一的由单向打分制，转变为多维度的全面评价相结合的方式。

3．内部实验条件与外部实验条件有机结合。实验条件对个人纳税遵从的实验精度有决定性的影响。在进行个人纳税遵从的实验研究时，应当尽量保证参与人实验空间的私密化，保证参与人不受外界影响的条件下进行实验。另外，在对实验结果进行处理时，应当采用更精确的计算方法和处理手段，确保结果的精确性。信息技术的发展使财政学的实验环境非常优越。近年来，通过装备先进的计算机和网络设备，实现了从传统手工操作、沙盘模拟一跃跨入先进的计算机模拟，网络化管理的CAI环境。如今80％的实验项目可通过计算机进行模拟和操作，60％的项目在互联网或局域网环境下进行，传统的技术实验也可以由挂图、教师手把手、面对面的辅导方式，转向多媒体、电子幻灯、视频以及电子教室系统实现的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一对一的辅导方式。先进的技术使实验内容的广度深度从量到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验效果和质量都会有明显的提高。随着我国科技的不断发展，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的行为财政学研究人员可以进一步运用现代化实验手段，采用多元化的实验模式。除了采用传统实验室方式让参试人员被动认知和现场指导外，还可以大力采用电子计算机化的实验手段，一方面，利用多媒体技术、投影技术制作多种财税认知课件，增强参试人员主观认知的能动性，利用这种方法可及时补充相关学科最新发展的新信息等等，增强实验的信息量；另一方面，可以建立网络辅助实验平台，向广大参试人员提供该实验的课件、实验网络资源、设计实验及答疑讨论区等内容。参试者可以从中下载获取该实验对应部分的教学资料、实验数据等。答疑区可以使参试者克服羞涩，促使其主动、大胆地暴露自己最真实的财税行为（在讨论区还由实验研究人员担当主持），由参试者进行自由的讨论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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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于个性化发展财政学本科人才培养与教学平台

培养人才是一切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整个教学过程都是为了培养人才而展开。财政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毕业生工作与学习的竞争力。目前，大部分高校的财政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主要以“因校施教”为原则，即充分利用学校现有资源，而非“因材施教”。传统的财政学本科教育培养目标主要体现在拓宽本科生知识面、培养学习与创新能力方面。具体而言，就是知识结构完善、掌握经济学基本原理、熟悉财税基础理论、熟悉财税基本政策法规，具备运用经济学基本原理分析财税问题的能力。它忽视了与学生的兴趣、个人职业规划等个体差异性因素，这种在不以学生为中心确立的人才培养目标下，培养出适应社会的能力就相对较差。现在，我国许多综合性大学的财政学专业正在双轨推进培养学术型与应用型人才的目标与制度。面对近几年就业难的问题，培养创业型、创造型人才愈加重要。不过，对创新型和创业型人才的培养制度和培养模式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基于此，基于个性化发展的财政学本科教学模式改革相对于重视知识传承、学术养成、标准化教学、批量制造的传统财政学本科教育模式，就可以为社会培养更多种类型的高级人才：学术型、职业型、创业型与创造型等。况且经济类专业的大学生，包括财政专业大学生的创业基础较好，具有某些特殊的优势，充分发挥他们的天赋与潜能，其更易于成为社会所需要的创业型与创造型人才。个性化教育是引导个性生命独特性发展的教育，它以尊重差异为前提，以提供多样化教育资源和自主选择为手段，以促进个体生命的自由和充分发展为目的（冯建军，2004）。基于个性化发展的财政学本科教学培养目标，应该从尊重和培养个体的个别性、特殊性、差异性立场出发，结合学生的兴趣与个人职业规划，充分利用各自学校的资源优势与特色，引导学生向不同类型的专业领域、不同层次的专业方向发展，为学生今后的发展创造足够的条件，培养学生在财政学领域具备一定的专业化水平和创新能力。培养财政学专业个性化人才的完整途径主要表现为：首先，在财政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通识教育阶段，培养目标应体现宽口径、厚基础的“广博”培养原则，进一步扩充通识基础模块，增设相关学科的教学内容，供学生选择，可以建立以思想政治类、工具类课程为先导，以经济学基本原理课程为核心，以人文素质类、科技类课程为辅助的综合课程体系。其次，在财政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专业及拓展教育阶段。结合不同高校的特色，在突出专业培养的同时，围绕专业课程进行充分的拓展，引导学生结合专业与个人兴趣，合理制定大学选修课程菜单。在课程设置上，可以建立以财税类课程为必修课，以经济类、管理类相关课程为选修课的综合课程体系，同时，辅之以学术讲座、第二课堂等开放式培养手段。选修课的取舍要体现不同高校的资源优势与特色，体现不同高校财政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个性。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尽可能提供更多的课程供学生选修，使学生最大可能地选择自己最有兴趣的课程，激活他们的多元兴趣与多种思维，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素质提升，进而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与差异性发展。再次，在财政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创新能力培养阶段，就大学本科生的人才培养而言，本阶段培养手段与方法是否科学有效，直接关系到学生创新能力的积累和今后个人能力的可持续发展。此阶段的人才培养方案，应弱化理论课程的安排，强化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如通过学术报告、学生科创、社会调查、案例分析、社团活动、假期实践、毕业实习等方式，有组织、有目的、有成效地实施人才培养活动，为财政学专业本科生毕业后的个人综合能力的提高与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培养个性化财政学本科大学生的具体方法

这种以培养个性化财经类本科大学生为目的的教学模式，应该以“问题—发展”模式为主。正如李亦菲在《个性教育的历史脉络和发展趋势》中所述：要努力超越“以教师为中心”和“以学生为中心”的对立，尽量实现“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合作对话、平等、民主和互惠的关系，而不是先知与后知、控制与被控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这种没有拘束的开放交流，是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的重要方法。在一些必修课和选修课中，教师可以组建多元的小型团队，引导学生各自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特长组建自己喜欢的个性化团队。以公共收入与支出的部门为导向的“职业型”研究团队，以“经济与社会”为导向的“创新型”研究团队等。并将最近兴起的行为经济学、试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试验法，用于财政专业课程的讲授，将此教学方法运用于各种财政实践中模拟和实践，引导学生对学习的热情，提高他们的动手实践能力以及分析能力。应该以“问题———发现”型的新型模式为主，被动接受的传统教学模式为辅，对教师各方面的能力和综合素质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一方面，要具备多层次的教师队伍，既要有研究型教师队伍，也要有负责教学任务的一线教师队伍，还要有针对学生特殊需求的专业辅导员队伍，从而使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大学究竟是专门搞学术研究的地方，还是培养个性化、专业化、富有创新思维人才的地方，这是我们值得深思的问题。另一方面，必须改革传统的教学方式。教师要将传统的课堂教学延展到学校图书馆、实验室、国库、税务机构等财政活动现场，使学生由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积极投入。使“讲堂”变为“讨论”、“对话”、“研究”内容“发酵”、“火花四溅”的具有个性色彩的“研究性学堂”，以增强教学效果为目的，以学生为主体来选择组合教学方法。但要注意在运用试验教学法时，要与课程的合理定位、内容设计和相关资源建设相结合。学生学习的场所不应该受到约束，应该在广阔的天地中自由成长。

作者：仇晓洁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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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的内容安排问题。在具体内容上，表现出了两种主要倾向，一是继续以传统的国家分配论为出发点，一种以公共产品论为起点，这两种体系的断裂与对立表现出了国内财政学界在基本理念上的不同理解和思想冲突，不同学校的财政学理论教学在内容上差异巨大，整合两种财政学体系的基础理念显得很有必要。同时，财政学的很多基本理论和概念在不同的教材中表述差异也很大，像财政的概念，有的教材认为是国家和政府的分配行为，有的认为是收支行为。对财政的属性进行界定，有的教材有，有的教材又没有。与此同时，财政学教材的内容也有些与实际脱轨，对税收、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内容介绍得比较少，很多非财税专业学生学完财政学后并不再学税收学了，因而对税收知识了解甚少，这就为以后进入社会从事财税实务工作埋下了脱节的根。

教学手段和教学模式问题。目前，我国许多高校在教学手段方面仍然很落后，依然是教师课堂上讲，学生认真地做笔记，记概念，整个教学过程当中师生存在着教学“梯级差”，几乎没有太多互动，课堂气氛也比较沉闷。有些院校以为实现了教学多媒体化，教学效果就可以成倍大增了。事实上，在多媒体授课方式下，只不过是将手工板书的知识灌输变为计算机页面展示，教学的模式并未有多大改进，甚至因为课件播放速度过快，学生来不及记忆和消化课堂内容，效果比以前更差。成绩考核和评定也是以期末考试“一考定终身”，没有平时的课堂内外考核指标。这样的教学手段和模式，学生平时听课也会感觉枯燥不已，缺乏对财政实践的感性认识学完之后对财政学理论知识也理解不深刻，只有靠到考试前猛背狂背，考完试也就丢得一干二净，这种教学手段和模式很不利于培养学生理解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财政学课程教学的优化与创新路径

(一)针对不同专业选用差异化教学内容和课时安排。不同的专业需要在统一的大教材体系下选择差异化的教学重点内容，以满足各专业未来知识和实务的需求。如财政专业的《财政学》课程应在强化基础理论的前提下，注意学生的专业技能培养;金融专业应增加国债部分内容的课时量;国际贸易专业应增加关税政策、国际税收等内容的介绍。对于不开设税收课程的财务管理专业、市场营销专业，应增加税种知识的课时比例，而对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应增加社会保险、社会保障以及公共福利方面的内容。在教学内容上，应该以公共财政学理论体系为主，主要包括政府经济职能、公共选择、公共支出、公共收入及政府分权等内容，其制度基础是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在课程设置上，应该在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结课后，会计、税收、财务管理等专业课开课之前开设，使课程在安排上能够前后衔接，使知识的传授具有连续性、逻辑性和科学性。

(二)在教学组织方式上，应引入讨论、案例教学及社会调查等多种教学方式。财政学理论教学中应更多地采用计算机辅助教学和课堂讨论，通过多媒体和传统教学有机结合起来，扬长避短，达到教学相长。如财政部分侧重理论应以课堂讲授为主，讨论为辅。具体可以在讲授财政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就财政总论、财政概念、财政制度、财政职能、财政支出、财政收入、国家预算等一些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专题讨论，也可以结合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一些专题讨论。通过讨论以使学生开阔思路和视野，举一反三，更好地理解社会经济政策。税收部分侧重实践，因此应以案例教学为主，课堂讲授理论为辅。通过对案例的分析求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在接近实际的条件下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与此同时，财政政策和实践贯穿整个社会运行，时时刻刻就在我们身边，需要布置适当的社会调研任务，让学生深入社会，了解国家财政政策和民生概况，在学生调研过程中，能够发现问题所在，进而为其思考政策制定和改良提供视角和思路，增强对书本知识的进一步理解。比如通过调查三峡移民的生活，可以更深刻理解转移性支出的意义和功能;通过调研地方政府豪华办公楼攀比之风，可以知晓财政监督与预算透明的重要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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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经济学；培养模式；创新

一、公共经济学(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培养面临的新挑战

本文所指的研究生主要是全职硕博研究生。从严格意义上说，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比传统财政学更为宽广，但本文并不区分这两个专业，而将其视同一致。

1、社会需求的新变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本专业的社会需求呈现出多元化和流动性强的特征。首先，社会需求多元化。该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和就业去向“天然”地与政府部门联系密切，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非政府部门对本专业学生的需求也日益增加。研究生的实际就业状况表明，政府机关和高校科研机构已不再是该专业研究生的主要去处，金融机构及其他企业、公共事业部门以及社会中介组织也逐渐成为本专业研究生的就业选择。根据我们对本专业研究生的跟踪统计，毕业生的去向主要有高校科研机构、政府机关和公司等三个方向，且人数结构也基本保持在“三、三、三”比例。其次，岗位间流动性强。现代社会发展和激励模式的改进使得原本“从一而终”的就业模式基本不复存在，出于效率和公平等原因的考虑，就业单位经常要求毕业生在其内部不同岗位间进行交流体验。这种岗位间流动不仅符合就业单位的利益要求，也是个人成长的重要条件。根据调查，不论就业单位的性质如何，本专业毕业生在工作后五年内往往都有两个甚至更多岗位的经历。再次，单位间流动性正在增强。除了上述单位内部岗位间的流动性外，目前毕业生在单位之间的流动性也在逐步增强，特别是在政府到企业，企业到企业之间的流动性尤为突出。

2、学科发展的新趋势

当前，公共经济学(财政学)学科在研究范围、研究内容和研究问题等三个方面呈现出新的趋势。第一，研究范围更为宽广。随着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与市场的分工边界重新厘定，第三部门即非营利组织兴起且发展迅速。除政府部门外，市场中的公共企业以及第三部门也成为公共经济活动的主体，政府、市场与第三部门之间合作的现象日趋增多。由此，公共经济学(财政学)的研究范围相应扩展。公共经济学(财政学)不仅关注政府这一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而是要研究以政府经济活动为主体、以企业和第三部门公共经济活动为补充的所有公共经济活动，三种主体参与公共经济活动的制度安排、行为、效应都成为公共经济学(财政学)的研究对象。第二，研究内容深化细化。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形成且相对稳定之后，公共经济学(财政学)的研究逐渐由关注宏观制度改革转向有关理论、制度的更为具体问题的研究。同时，公共经济学(财政学)在与公共管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交流融合中也不断吸取其他学科的优势，再加之以制度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博弈论等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积极吸收和运用，公共经济学(财政学)对公共经济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深化。譬如，对公共支出理论的研究，传统财政学大都侧重于研究总支出，也不大注重支出决策的政治过程，现代公共经济学则不仅细化研究每类具体的公共支出及其经济效应，而且也将支出决策过程作为研究的重点内容。第三，研究的问题更为实际。一方面注重政策化，不仅关注公共经济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而且更为关注公共经济理论如何与现实结合，转化为公共政策：另一方面注重本土化，公共经济学(财政学)要在中国保持生机和活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关注国情，立足现实，中国学者在财政分权、公共品供给、税制优化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收获。

3、社会需求和学科发展的新挑战

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学科发展的新趋势为本专业研究生培养提出了“宽、细、实”的挑战：其一，如何通过培养模式改革，使学生拥有比较宽厚、系统的知识基础和较为全面的专业素质，以适应未来宽口径的研究教学和实际工作需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其二，如何通过培养模式改革，使研究生掌握国际最新的研究方法和科学标准的学术规范，以形成扎实学风和良好学养，做深做细研究，做精做好工作?其三，如何通过培养模式改革，使研究生能够“顶天立地”，不仅具有开阔的国际研究视野，还能了解国情，关注实际，提高能力，做出有思想、切实际、有份量的研究成果，具备长期发展的视野与能力组合?

为应对上述新挑战，山东大学公共经济学(财政学)专业首先明确了本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即既要培养符合现代经济理论研究要求，富有学术竞争能力的研究型人才，也要为社会、企业和政府部门培养人格健全、知识全面的复合应用型人才。为此，我们在研究生培养模式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逐步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公共经济学(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

二、应对新挑战的公共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

1、利用一个平台实现跨学科、跨领域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

当前研究生的培养平台主要在各个学科，即使在同一学院内部，各个二级学科之间的交流都不是很畅通，更难以实现跨学科、跨领域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因此，要真正提高研究生的知识基础、提升其专业素质，实现“宽口径”培养，必须要有统一、开放的平台为基础。2006年，山东省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重点研究基地在山东大学成立。该基地融合了山东大学财政学、卫生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公共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人员，为实现跨学科研究与交流提供了良好平台。研究基地通过聘请跨学科、跨领域和跨单位的教师授课，由不同专业教师和研究生参加同一课题研究，组织多个专业研究生共同参加山东大学公共经济学讨论班，举办跨学科的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学术交流会，编辑出版《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齐鲁文库》、《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报告》、《山东大学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报告(workingpaper)》等系列出版物，建设山东省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基地网站等方式，重点关注公共经济理论的研究进展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评估，在促进各学科研究相互交流融合的同时，也为公共经济学(财政学)研究生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的论文选题、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的学习借鉴、学术交流与讨论以及学位论文出版等方面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通过该研究基地平台，不仅实现跨学科、跨领域和跨单位的科学研究与学科建设，也实现学科交叉中的复合型人才培养，特别是对于学生宽厚知识基础的形成和综合素质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

迄今，在研究基地的平台上，由研究基地研究生自主发起、主要由研究生主讲、由研究生点评的公共经济学讨论班已成功举办50多期，由研究基地培养的博士学位论文入选的《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齐鲁文库》已出版四批共17本，主要由研究基地研究人员完成的《中国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报告》已出版四辑，由研究基地师生共同完成的《山东大学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报告(workingpaper)》也已出版40余期，研究基地作为跨学科培养的新形式和新平台，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09年2月，我们依托基地研究力量和研究方向自主设置的公共经济学二级学科博士点正式获批，并于2010年开始招生。

2、全面实行研究生“双导师”制

传统研究生培养模式下，学生往往局限于甚至“隶属”于某一位导师名下，主要接受一位导师的指导。这种模式虽保证了导师对学生的教育与培养，但往往会因导师的专业限制而无力对学生进行全面培养，特别是导师作为高校中的专职教师，社会经历有限，可直接动用的培养学生的资源有限，存在着培养社科类学生的“天然不足”。为弥补这一不足，山东大学全面推广“一个学生，两个导师，三种经历”的培养模式，公共经济学(财政学)专业的每位研究生除有本单位的指导教师以外，还选定来自校内其他单位、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以及实际工作部门的专业人员作为第二导师(称为“合作导师”)。“合作导师”负责提供专业实习、合作研究等条件，协助校内导师开展研究生指导工作。通过“双导师”制，学生向拥有不同知识结构、学缘结构的导师学习，更多了解和认识社会，开阔研究视野，发现研究课题，提升研究水平。迄今，我们已经聘请了来自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研究所、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地方财政部门与发展改革部门等单位的10余名专家学者出任“合作导师”，与荷兰蒂尔堡大学、法国雷恩一大、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等实行了博硕士生的联合培养制度。“双导师制”既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保证了学生的培养质量，又扩大了学校与其他单位或部门的学术交流和社会联系，还可以有利于高校服务社会目标的实现，可谓一举多得。

3、着力推动研究生的“五种经历”

当前大多数研究生只拥有单纯的校园教育经历，这虽然可以最大程度上保证学生学习时间和精力投入，有助于系统掌握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但过于单一的经历使学生缺少对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不利于学生研究视野的拓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更不利于产生创新性研究成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在公共经济学(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培养中着力推动“五种经历”，即在研究生学习期间，通过学校联系和鼓励、学科组织和筹划、导师指导和推荐等多种措施，使公共经济学(财政学)专业研究生在学期间确保：(1)10％以上的同学拥有第二校园经历。目前我们在国内与厦门大学、武汉大学等建立了研究生层面的交流制度，每年都有同学到另一所名校交流学习1学期，学生不仅在专业学习上有所收获，还可以感受不同的校园文化和学术风格。(2)10％的同学拥有海外学习经历。目前我们已经与法国雷恩一大、荷兰蒂尔堡大学进行了研究生层面的实质性联合培养和密切的学术交流关系，使学生在学习专业与提高外语的同时，还开拓了国际视野。(3)100％的同学拥有专业实习或社会调查、社会实践经历。每年的寒暑假，我们都要求学生回家乡进行专题社会调查，2007－2009年，我们还结合国家课题研究，连续三年在全国各地组织了由全体研究生参加的农民入户调查，以帮助学生了解社会，学会从专业视角观察分析经济问题，也锻炼了学生的沟通和组织能力。(4)100％的同学拥有参与课题研究的经历。坚持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理念，让每位研究生都参与课题研究，保证每位学生都可以扩大专业知识基础，并接受到科学系统严格的科研训练。(5)100％的同学拥有参加全国性或国际学术会议进行学术交流的经历。我们每年主办或参与主办1～2次国际学术会议或大中型全国性学术会议，每位研究生都能有机会进行学术交流，还鼓励并资助研究生参加博士生论坛及其他全国性学术会议甚至国际会议，提高研究生的学术交流能力。“五种经历”的锻炼学习，使得公共经济学(财政学)专业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得到明显提高。

4、创新教学方法，扩展教学内容

传统的研究生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参与的广度与深度不够。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我们强调研究生教学中学生的主体地位，一切以研究生为中心，不断创新教学方法。一方面，我们开设专门的“前沿讲座”课程，全部由学生主讲、学生点评，所有学生都参与其中，人人受益。另一方面，我们还与地方的财政局、税务局以及企业签订校财、校税或校企合作协定，设立学生实训基地。对于一些现实性很强的教学内容，聘请实际部门工作人员主讲，并实现现场教学。

我们根据现代公共经济学的最新进展，对传统财政学的教学内容进行了扩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强调公共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教学。我们充分利用本学科团队在公共品基础理论、公共服务均等化理论研究上的特色和优势，既向学生介绍最新理论动态，又同时向学生展示如何进行研究，实现了教学与科研的相互促进。第二，重视公共政策的教学。考虑到本学科突出的应用特性，我们在研究生教学中还特别强调对公共政策内容、方法以及案例的介绍，使学生在充分掌握已有理论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现实的理解，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5、扎实进行研究方法与学术规范的指导

为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规范学术研究，提高研究水平，我们公共经济学(财政学)专业通过开设专门课程、专题研究以及聘请其他单位、其他学科、其他领域专家讲座的形式，对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方法指导，就如何进行社会调查、调研报告写作、论文选题、资料搜集与文献综述、学位论文写作、学术交流以及学术评价等给予全方位指导，使研究生人人掌握经济学基本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我们还特别注重对研究生的学术道德规范教育。针对近年来学术活动中道德失准、行为失范的问题，为防患于未然，山东大学专门出台了《山东大学学术道德规范》，我们从研究生入学伊始便进行学术道德规范教育，并将其贯穿于学生培养的全过程，约束学生的学术研究符合学术道德规范要求，避免出现失德、失范问题。

三、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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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思想上有个误区，总把“教学”作为一个词来理解，实际上，“教”与“学”是分开的，教是学的手段，学是教的目的。作为老师，不能以完成教学工作量为目标，而是要把如何通过教使学生开始学作为目标，从教到学，才是教学的真正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教学内容的选取至关重要。教学内容指教学过程中同师生发生交互作用、服务于教学目的、动态生成的素材及信息。确切地讲，教学内容涉及学生学的是什么内容，财政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课程，是一门通识教育课程，而通识教育的含义就是帮助学生提出“人是什么”的问题，并让学生了解这一问题的答案，既非一目了然，亦非无从寻觅[1]。

1财政学的教学内容

人是带着问题活在世界上的，这是人所具有的社会化本能的基本特征，而财政学对个体身处的社会化环境的介绍远强于其它课程，对学生了解社会环境帮助极大。自20世纪90年代提倡公共财政以来，财政学教学内容可以概括为“两个理论、两个行为、两个关系、两个管理”。两个理论就是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两个行为是财政收入行为和财政支出行为，两个关系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两个管理是宏观经济管理和国有资产管理。

2财政学教学内容的特点

具体来讲，公共产品理论涉及公共产品特征和供给模型，公共选择理论分直接民主和代议民主讲解；财政收入由税收、非税收入、国债和国有资产收益组成，财政支出则区分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需要说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政府间财政关系主要是集权和分权的对比变化；宏观经济管理要证明政府利用财政货币政策干预宏观经济的有效性和可实施性，国有资产管理是我国社会主义公共财政区别于西方公共财政的基本特征之一。总之，这些教学内容存在以下显著特点：第一，宏观性强，但个体关联度弱。比如财政收入和支出，任何一个构成项目都关系到全国各个地区、各类企业或人群，宏观性非常明显。可是，若平均到每个个体，这种关联度就弱多了；第二，公共性强，但内容之间逻辑联系不紧密。比如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都带有公共性特征，不过，公共产品是从产品特征出发进行理论分析的，是偏好由结果显示问题。公共选择则是从政治行为人的经济性出发进行理论分析的，是偏好表达博弈的问题。两大理论虽有联系，却不紧密；第三，实践性强，但理论与实际不同步。比如国有资产管理，在复式预算构建目标中，明确提出编制包括国有资产预算在内的复式预算体系，这将极大提高我国政府公共管理水平。可实际执行中，只存在公共预算下的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理论与实际相差太大。

二教学内容多学科融合的必要性

从财政学教学内容的特点上可以看出，财政学教学中出现的很多困难是由教学内容造成的，归纳起来有：第一，教学内容过于庞杂，学习负担重。财政学教学内容是非常多的，单靠财政学的讲授，很难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应通过财政学教学内容的拓展，将其他学科与财政学相结合，利用学生已获得的其他学科的知识，来帮助理解掌握财政学知识，融会贯通，减轻财政学的教学任务。这也是通识教育的实现途径之一，即教师在授课时不是限于讲授一门课，而是将多学科知识融会贯通于所授课程[2]；第二，教学内容过于枯燥，学生不易接受。虽然财政学有利于学生理解社会经济的发展现状和趋势以及培养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分析能力，但其特点也导致了讲授过程易于泛泛而谈。为解决这一问题，较实用的方法是进行案例教学。不过，在当前信息流通加速和手段更新的背景下，要想发挥案例教学的效果，就需要其他学科的支持，利用多学科交叉下的融合来理解特征，来对案例进行长远且全面的分析；第三，教学内容脱离应用，学生不愿接受。基于就业压力，学生总是从是否有利于应用能力的培养来衡量课程，只要是与考研、考公务员、考职业认证相关的课程，就是重要的课。财政学恰与上述内容存在差距，故其变成了期末考试及格即可的无用课程，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很差。出现这种情形的原因，一方面与当前本科教育的功利性太强有关，另一方面，脱离应用的教育也是不利于学生成人的，如脱离应用的纯理论学习，可能会造成学生的软弱无助和被动性[3]。因此，在财政学教学中，需要引入哲学、历史学和心理学等其他学科内容，通过历史案例、心理分析和哲学批判来加强应用能力的培养，使学生感受到这门课程的实用性，从而产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三财政学教学内容的多学科融合

教育是实现个体可塑性的重要工具，但思想的转变是渐进的，这就需要循序渐进的教育过程。从每一个思想的起源说起，经过思想本质、内容、变化的学习，才能使学生更容易更好地吸收已有思想，整理、归纳、总结并最终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故财政学的讲解应考虑从人的起源讲起，经过集群到组织到国家，才出现财政，从而阐述清楚财政的本质和内容。这就要求将哲学、历史学和心理学等学科扩充进财政学教学内容，从哲学维度分析财政本质，从历史维度演变财政收支，从心理维度诠释伦理关系，重建知识面宽广、教学意义深刻的财政学教学内容。

1从哲学角度拓展财政本质内容

对经济学的哲学本质回归，在国外已有较多研究，不过，这只是在经济学层面上的回归，并没有具体到经济学下属的财政学分支。至于我国，虽有关于经济学伦理化的研究，但同样也没有具体到财政学科上。从多年教授财政学的实践经验上看，我以为从哲学角度拓展财政本质，就是围绕财政所具有的“公共性”基本特征，沿着“信仰—权力—表达—幸福”这条线索，去寻找个体为什么会接受公共生存方式、为什么会以税费形式将收入转移给政府等问题的答案。因为哲学的全部出发点就是寻找答案，在寻找答案过程中引导人们对现成的一切进行批判和反思，并在这种反思中，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发展自己的人格个性[4]。所以，哲学需要与各学科的融合，其中财政与哲学的融合就是从财政的分配本质上去寻找相关答案，明确地说就是私与公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探寻将涉及围绕分配所形成的各种现实复杂关系，也只有与哲学融合，才能使学生全面认识这些复杂关系。也就是说，财政与哲学的融合，对应的恰是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能使学生从私与公的分配关系中，审视并建立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成为实现个体幸福和国家安康的建设者。

2从历史学角度拓展财政收支内容

任何正规的专业教育都应包括史的内容[5]，财政学的教学也不例外，这是因为：第一，历史是财政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背景。每一种思想或行为都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究其原因，都与特定的历史环境有关。世界范围内财政的发展历程充分表明，人类社会的财政活动，是与国家的存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财政的讲解若缺失了历史脉络，学生就很难深刻理解各种财政思想或行为所产生的原因及所要发挥的作用。第二，财政与历史的结合有助于分析经济增长。自1936年凯恩斯提出赤字财政后，财政就开始承担维持经济增长的责任，这一点在我国表现的尤为明显。建国以来，我国财政一直具有明显的生产性质。巧合的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在对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中，历史也已成为一个核心要素[6 ]。第三，财政与历史的结合有助于理解改革。改革是社会各阶层、各集团利益的重新分配，可以说，中国历史就是一部财政改革史。从战国时期秦国商鞅财税改革，到唐安史之乱后杨炎两税法改革，再到北宋王安石变法和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财政收支的变化反映出了改革的本质和难度所在，即利益关系的变化。如何协调利益关系的变化，如何实现增量和存量的双赢，不仅是历史问题，更是财政问题。因此，应将历史与财政结合起来，以历史上的财政改革家为支点，沿着“商鞅—桑弘羊—杨炎—王安石—张居正”这条线索，从历史原貌中寻找财政收支内容，从历史变迁中了解财政收支变化。更为重要的，还要利用财税改革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来理解当前的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从而寻找出推动经济增长与改革深化的财政之路。

3从心理学角度拓展财政伦理内容

“现代经济学往往被视为独立于心理学的，但实际上，经济学的整个发展过程却与心理学密切联系在一起”[7]。自冯特开创现代心理学以来，在人性探讨方面心理学依次经历过以詹姆士为代表的本能论、以华生为代表的行为论和以马斯洛为代表的人本论，对人的本性概括逐渐从追求最大自身利益的“本能人”过渡到在社会范畴内追求最大妥协利益的“社会化本能人”，但经济学没有跟上心理学的这一发展过程。或者说，经济学分析被人为地规定在“理性人”这一层面上进行，使经济学研究出现了个体性与社会性之间的悖论，这一悖论在财政领域体现的更为具体。以公共产品供给为例，从理性人角度出发，免费搭车和公共悲剧是必然发生的，这使公共产品的提供只能依赖于政府，个体无能为力。可实际情况是个体提供公共产品的实例是非常多的。因此，应回归心理维度，将财政学与心理学结合起来，构建在重视社会关系、实现社会和谐的前提下发展经济的伦理财政。其实，在财政学的教学内容中，公共选择理论所研究的内容本就与心理学有直接关系，一个人的偏好不能产生公共决定，但公共决定却是在每位个体的偏好汇总之后形成的。如何从分散的个体偏好汇总成公共的集体偏好，这一过程涉及个体在社会情境中的情感、思想和行为，这就属于心理学的范畴。将财政学与心理学结合，可考虑沿着“社会化本能—群体—社会自我—社会思想—社会情感—道德与合作”这条线索，寻找减少强制、实现合作，将公共悲剧转化为公共幸福的财政伦理之路。

参考文献

[1]艾伦·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2.

[2]上海金融学院财政系.财政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索［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62-69.

[3]玛莎·努斯鲍姆.告别功利［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45.

[4]程广云，夏年喜.哲学教育三论［J］.教学与研究，2011，（10）：89-96.

[5]孙文学，齐海鹏.中国财政史教学科研研讨会论文集：风云际会财政史［C］.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 13-20.

篇(7)

关键词：财政学；应用导向；实践体系；第二课堂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一、财政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改革方向

作为应用经济学科，财政学专业的研究范畴涵盖了政府部门在资金筹集和使用方面的理论、制度和管理方法，同时也包含了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各类税收问题。通过该专业的培养，要求学生掌握财税方面的理论知识和业务技能。目前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等众多全国性重点建设高校以及部分新建地方本科院校都设置了财政学专业，按照不同的高校定位目标以及专业的发展规划，财政学专业在专业的人才培养路径上应形成自身的培养特色，以期在面向社会需求的衔接中建立起专业人才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按照培养方向和规格划分，大学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大致可归类为应用型、研究型、复合型和创新型四种。财政学专业因关注宏观运行和国家决策的学科专业的限制，人才培养基本局限于研究型。闽江学院作为新建地方性本科院校，在专业的人才培养方面必须使用差异化的培养策略。2004年闽江学院财政学专业自设立之日起，就积极探索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之路，在各本科高校尚未开始进行应用型人才培养转型的时候，区别于传统的研究型培养定位，率先提出了“培养应用主导型财政学人才”的培养思路并付诸实施。

二、财政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确立

在人才培养的改革方向确定之后，为了培养目标制订的合理性与可行性，自身的合理定位尤为关键。作为新建本科院校，闽江学院在师资力量、学生的研究能力方面会稍逊于重点建设高校但又略优于专科学校和职业技术学院，同时，作为区域性地方性院校，培养方向上应以为地方输送经济建设急需的人才为主。基于以上几点，为建立专业建设的比较竞争优势，闽江学院确立了学生在实践能力上强于重点建设高校、在岗位创新上优于职业技术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为此，闽江学院在强化学生对基础理论知识掌控能力的基础上，密切联系地方经济建设对人才的动态需求，不断优化财政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和培养策略，强化对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尤其是实践能力的培养，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与学生的就业竞争力，目前已基本形成较为成熟的以专业素质为基础、以实践能力为根本、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培养路径。

三、财政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具体实践

1.构建“双师型”教学团队

在应用实践导向的人才培养目标指引下，为了实现对学生专业基础和实践能力的双向培育，财政学专业教师团队应当同时具备扎实的理论传授能力与较强的实践教学能力。即教师除了要胜任基本的课堂基础理论教学外，还需要对专业相关的就业岗位有必要的了解，只有自身具备较高的技能岗位水平，才能有效地开展实践教学，这无疑对教师队伍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闽江学院财政学专业从教师引进和自身培养两个方面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师资引进上，主要从具有行业工作背景并具有本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的人才中选择，对于行业的特殊杰出人才在不能全职聘用的情况下，采用兼职讲座教授的方式进行聘用；师资培养上，积极选送本专业教师参加各类专业技能培训并建立起专业课教师定期到相关行业企业挂职甚至轮岗的培养制度。

2.创新专业培养方案

从2005级开始闽江学院财政学专业制定了以实践为导向的中期实习制度，即通过五个学期的校内课程学习后，在第六个学期实施半个学期的校外实践基地的集中实习，通过顶岗的专业实习，学生在理论联系实际能力提高的同时，对于自身过往基础理论知识体系掌握的不足会有一个清晰地认识。实习过后的针对性主动学习使得学习效果大大提高，同时，顶岗实习使得同学们取得了与毕业实习完全不同的实习效果，学生会有一个职业生涯规划的感性认识，通过初步的职业生涯规划，学生在专业选修课及自我学习上也会有极为明确的目标，每年的中期专业实习效果调查数据分析表明，中期实习对于学生的专业学习、实践能力和职业规划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3.改革课程教学内容及方法

闽江学院根据广泛的教学调研，在吸取他人经验的基础上，大胆开展教学改革，提出了“重方法、重基础、重实践”的教学思路。在教学内容的确定上，重点把关教师选用的教材、教学大纲的制定，在培养方案上拓宽基础课程的教学，课程上引入实际经典、热点专业问题，开设财政学前言系列讲座等；教学方法上，引入课程论文、学习讨论小组、课堂讨论等多种形式，运用案例分析、研究讨论、实验实训等教学载体，通过教师与学生间的教学互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创造学习、协作学习的能力；实践内容上，增加“税收管理”“国际税收”等课程中的实践环节，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鼓励“双师型”教师把科研的最新前沿与实践的实务知识引入到第一课堂，从而加强理论教学与社会需求的关联性。

4.创新推进第二课程实践体系

为增加第二课堂与第一课堂的结合度以及第二课堂对学生的吸引度，闽江学院财政学专业在第二课堂的建设方面围绕专业赛事这个基点，通过赛事的理论补缺、专业选拔、集中培训、实践模拟等方式，实现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的良性互动局面；通过与团学合作，兼顾到学科的交融性，以财政学专业为主体，吸纳会计学、金融学等相关专业的加入，组建全校性学术社团――财税俱乐部。俱乐部通过电子期刊、学术网站、学术沙龙等进行财税、会计等专业知识的学习，所有的专业活动教师都全程参与指导；同时，不定期聘请学术带头人、政府机构负责人、校外行业专家面向社团进行专题讲座；根据俱乐部专业会员的不同学习情况，选拔会员参加福州市税法知识大赛、德勤税务精英挑战赛等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专业赛事活动。2015年闽江学院作为唯一的一支地方性院校参赛队在与众多全国知名高校中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晋级全国赛。

5.深化与行业企业的合作

一是在培养方案实践能力体系的制定过程中，广泛征询相关机构对学生岗位专业能力的培养诉求，缩短学生就业后的岗位适应期；二是广泛开展科技合作，教师深入行业了解当前最新的实务热点问题并开展科技咨询服务，教师在提高自身实务能力的同时亦提高了行业对本专业的认可，同时，专业邀请行业专家举办专题讲座让学生了解实务前沿；三是签订正式合作协议，在合作机构建立产学研合作基地、实验实训基地，从而为学生的专业教育、实习实训提供更多的平台。

参考文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