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扶贫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大学扶贫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摘要：社会力量扶贫是精准扶贫资源配置的一种补充性吸纳机制。然而，“碎片化”已成为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这种“

>> 碎片化社会与碎片化传播断想 碎片化与浅学习 碎片化的省域 茶叶的“碎片化”问题 碎片化传播的时代 碎片化的影视表达 破解社会扶贫碎片化的威海探索 应对“碎片化”与“数字化” 碎片化的信息与显示 改变碎片化创新格局 整合建构与碎片化输出 浅谈微博的碎片化写作 碎片化:数字出版的方向 社保制度“碎片化”的隐忧 整合“碎片化”的网络行为 拯救碎片化的Android系统 论网络的碎片化特征 流域碎片化治理的整合 《幕间》：现代意识的碎片化 媒体碎片化的时代已经到来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2015年12月8日。③顾磊等：《“社会组织是扶贫开发中不可忽视的力量”――访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王名》，《人民政协报》2015年12月8日。④李周：《社会扶贫的经验、问题与进路》，《求索》2016年第11期。⑤赵佳佳、韩广富：《香港社会组织扶贫及其启示》，《理论与改革》2016年第2期。⑥王春光、孙兆霞：《扶贫开发：惩防腐败应重点关注的新领域》，《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年第9期。⑦李浩杰：《引导社会资金参与扶贫的财税政策研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67页。⑧梁土坤：《新常态下的精准扶贫：内涵阐释、现实困境及实现路径》，《长白学刊》2016年第5期。⑨李晓辉等：《应对经济新常态与发展型社会政策2.0版――以社会扶贫机制创新为例》，《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⑩陈成文、黄诚：《论优化制度环境与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李颖：《社会扶贫资源整合的类型及其适应性》，《探索》2015年第5期。

Abstract：Social forces participating in poverty reduction is a compensatory absorbed mechanism of resource allocation of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However， the fragmentation has become a practice dilemma for social forc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his fragmentation dilemma is the interacted product of formal institution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 From the point of formal institution， mainly including social mobilization， policy incentive and management service institutional bottlenecks； from the point of informal institution， mainly including values bottleneck. In order to get out of the practice fragmentation dilemma， social forces participating in poverty alleviation have to break through the institutional bottlenecks， scientifically arrange the institution and realize the mechanism innovation. This requires as soon as possible improving the mechanism of value guidance， social mobilization mechanism， policy incentives mechanism， information display mechanism and supervision and restraint mechanism.

Key words：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ocial forces participating in poverty alleviation； dilemma of the fragmentation； mechanism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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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ecial Fiscal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 is a crucial supporter to aid the po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arouses new requirements and more improvements for the alloc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 fund. The paper proposes policy suggestions on how to manage the Special Fiscal Poverty Allevation Fund， based on fund management experiences in the 12th Five-Year Plan of China and advanced international principles on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 performance management.

关键词： 扶贫资金;指标体系;资金管理

Key words：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target system;fund mangement

中图分类号：F8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5）04-0159-02

1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使用及运行管理体系

我国1980年开始设立财政扶贫专项资金，经过多年的运行，一个涵盖财政扶贫资金来源、分配、使用、拨付和财务管理、监督检查、信息监测、绩效考评等全过程管理的制度体系框架基本形成。在财政扶贫资金的来源方面，为了保证筹措到足额的财政扶贫资金，对专项财政扶贫资金的来源有明确的规定。

例如，2000年颁发的《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规定，财政扶贫资金来源包括中央财政安排的资金和地方方配套资金。配套资金不能虚列预算，不能多头配套。在财政扶贫资金的分配方面，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财政扶贫资金分配主要采取按项目分配和按“基数+增量”分配两种方式。

1997年出台的《国家扶贫资金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综合考虑某一地区贫困人口数量和贫困程度、扶贫资金使用效益、地方配套资金落实比例等影响因素。

2008年5月修订后的《财政扶贫资金绩效考评试行办法》规定，财政扶贫资金绩效考评包括：扶贫成效、管理使用和工作评价三大类。

2 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存在问题及面临挑战

2.1 扶贫资金绩效管理理论与方法需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2007年，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上任后不久，特别强调在提供资金、技术和其他形式的援助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关注结果并评估援助有效性，提出了对华援助的五大支柱。世行在与中国的扶贫贷款项目合作中，十分注重扶贫理念、扶贫方式和管理模式的创新。

具体做法可以归纳为：

①一次规划、分年实施;

②以社区为单位的多部门综合性扶贫开发;

③特别关注性别和弱势群体的需求;

④以村级规划为平台建立农户广泛参与的机制;

⑤完善贫困监测系统建设，客观全面评价扶贫项目;

⑥将能力建设贯穿于项目的全过程。发达国家以结果为导向的绩效管理理念对我国提高财政扶贫资金管理绩效有很多有益启示。

2.2 扶贫主体责权划分不清，权责设计不对等

政府主导是我国扶贫开发事业的一大特色，其优势可以制定直接针对贫困人口的扶贫政策，创造良好环境，动员社会资源，引导全社会广泛参与。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明确提出扶贫开发实施分级负责、以省为主的扶贫工作责任制，并逐步过渡到 “四到省”原则。尽管扶贫资金管理体制经过多次调整与完善，但从运行结果来看，责任划分仍不清晰，权责设计还不对等。

中央强调责任，地方强调权力;扶贫工作仍具有委托性质，“四到省”的责任缺乏有效机制来落实，其结果是：中央与地方的扶贫目标有时候会产生偏离;地方政府扶贫开发投入明显不足;扶贫开发工作的效率与效果受到较大影响;出现了责任、任务到县，而权力和资金却停留在省一级的不对称局面。

2.3 资金分配与使用，难于做到科学、公正，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主要表现在：

①目前，财政资金分配有三种方式，即按项目分配资金、按基数分配资金和按影响因素分配资金。按项目分配资金容易出现寻租行为，造成地区之间较大差异。按基数法分配资金不能充分体现资金分配与贫困程度的对应关系，容易导致平均主义倾向。按照因素法，九大因素中的有些因素如“国家扶贫方针政策”和“其他”因素难以准确界定等。

②立项、评估统计数据不客观、准确，影响立项资金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

2.4 多渠道的资金分配缺乏有效整合，协同效应不明显

目前，我国有多个部门共同参与财政扶贫资金分配和项目管理，例如，2010年，我国各类扶贫资金515.1亿元，但财政扶贫资金仅为185.7亿元，包括中央扶贫贴息贷款、中央专项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补助、利用外资和其他等各类资金329.4亿元，财政扶贫资金占各类扶贫资金总和的36.05%。

此外，对于龙头企业、民间组织、国际机构、新闻媒体和研究机构等通过间接方式对扶贫资金绩效产生重要影响的利益方重视不够。

2.5 扶贫资金投入的目标瞄准存在偏离

贫困人口在地域分布上分散，呈现点状分布特点，以重点县为基本单元的扶贫资金瞄准机制在覆盖贫困人口方面可能存在偏离。

2.6 政府主导模式未能激发使用主体积极性，造成资金使用的低效率

贫困群体是扶贫工作的主体和主要利益相关者。但在我国，扶贫干预活动往往是自上而下的，贫困人口的参与只是被动的投工投劳和自筹资金。上不上项目，上什么样的项目，贫困人口基本没有发言权。最终项目能否完成和是否有效，政府部门从不承担责任。

2.7 监测评价体系和问责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2008年根据绩效考评增加了“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贫困人口收入增长幅度”两大指标，体现了更加注重扶贫成效的理念。同时，为了加强过程管理，财政部会同国务院扶贫办等部门开发建设了“财政扶贫资金管理监测信息系统”。但从前瞻性的角度看，距离构建科学、合理的绩效考评体系还有一定差距。

主要表现在：

①缺乏对项目相关性、可持续性以及贫困人口满意度的考评指标。

②缺乏项目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及将资金使用效果指标与资金投入有机联系起来的投入、产出类指标。

3 财政扶贫资金分配使用管理体制、机制创新

3.1 完善扶贫责任制，提高资金瞄准度

准确识别和瞄准贫困人口是提高财政扶贫资金绩效、将扶贫战略规划落到实处的重要前提。

考虑到我国贫困人口分布更加分散，而低层级政府具有了解、熟悉实际情况的优势，应在理顺各级政府职责的前提下，进一步强化县级政府的责任，并根据绩效管理理念的要求，相应赋予其更大的管理权限。

3.2 建立以绩效为基础的资金分配使用管理机制

改变单一依据贫困人口等基础数据分配资金的方法，将财政扶贫资金管理使用的结果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

建立以绩效为基础的财政扶贫资金分配机制，应遵循的原则是：

①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②客观、科学、规范原则。通过制度手段，最大程度地避免人为的、主观的因素。

③权责统一的原则。

3.3 进行体制创新，整合财政扶贫资源

要以“四到县”机制改革为契机，充分发挥县一级在扶贫资源整合中统筹全局、协调运作的优势和能力。提高财政扶贫资源的整合，发挥协同效力。

3.4 完善扶贫项目库建设，逐步推行扶贫资金多年度滚动预算

目前，由于我国受预算制度、行政管理能力等方面的局限，尚不具备全面推行多年度滚动预算的条件。但可以在各级政府扶贫规划、重点村扶贫规划、扶贫资金项目库的基础上，开展扶贫资金多年度滚动预算试点，在部分省份试点的基础上，适时在全国范围内推开。

3.5 完善扶贫财政资金绩效评价体系

在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加大反映结果和影响的指标的权重，逐渐减少主观评价指标的数量和权重，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完善：

①应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分析评价不同项目对不同地区发展的相关性，增加对扶贫项目的相关性考评指标。

②在重视扶贫项目经济效益指标的同时，还要关注其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及增加对扶贫项目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考评指标。

③根据不同类型资金的投向和用途，从项目产出的数量、类型、质量、时效、成本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增加对扶贫项目投入与产出类指标。

④增加贫困人口满意度评价。

⑤增加对项目可持续性评价。

3.6 建立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监督机制

全面推行扶贫项目资金乡村公示公告及监察机关“民生特派组”制度，各级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要发挥职能作用，人大、政协发挥监督作用，共同加大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监督管理。逐步引入社会力量，充分发挥中介机构、新闻媒体和群众的监督作用。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管理中出现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严格按照国家法律和相关规定进行问责和惩处。

参考文献：

[1]吴国起.财政扶贫资金绩效管理改革研究[D].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2011.

[2]邓毅.财政支出绩效考评与预算管理相结合的制度研究[J].财政研究，2008（4）.财政部预算司.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J].中国财政，2009（21）.

[3]广东省财政厅.以绩效为核心，建立竞争择优的财政专项资金分配机制[J].中国财政，2009（21）.

[4]付英.兰州市扶贫开发绩效评价及实证分析[D].甘肃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5]孙前路，等.扶贫资金管理与挪用倾向的内因分析：解释框架与稳定[J].江苏农业科学，2014（1）.

[6]陈卫宏，谢晓英.扶贫资金投入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分析――基于贵州省RSST#UTRT年扶贫数据的实证检验[J].农业技术经济，2013（4）.

[7]张伟宾，汪三贵.扶贫政策收入分配与中国农村减贫[J].农业经济问题，2013（2）.

[8]翟彬，杨向飞.基于灰色关联的我国农村扶贫资金投向分析――以2002―2006年农村扶贫资金为例[J].贵州社会科学，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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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受北京市学科建设项目（PXM2014014224000045）;

篇(3)

学院对云南省食品加工行业进行了深入调研，选择具有一定规模和发展潜力，有一定代表性的食品企业进行结对帮扶，共建教学科研实践基地。学院与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制定院企结合实践教学方案，签订符合法律要求的合约，明确院企双方的责和利，最大限度地利用双方优势，通过基础能力、综合能力、科技创新能力和生产实践能力四个模块实践教学环节，加强院企结合实践教学平台建设，为培养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打下良好基础，为地方农业院校在人才培养、科技扶贫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2院企合作双方各自优势

学院的优势在于：有庞大的知识丰富的人才队伍，完整、系统的理论基础，能准确把握行业动态，有先进的技术和成果。企业的优势在于：有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和雄厚的资金，有经验丰富、技术扎实的技术人员，有完善的管理体制和完整的生产运行机制，能提供完备的生产实践条件。

3院企结合实践教学中的四个模块

3.1基础能力模块采取课堂教学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形式，在课堂讲授后，结合实验操作进行专门练习，在实际操作中，加深对食品专业的了解，逐步提高学生自愿进行专业课题研究的兴趣。在大学一、二年级时，让学生逐步了解与专业相关的常规试验室仪器设备，结合专业特点，加强专业实践操作，增加感性认识，为今后到企业生产实习打下良好基础。

3.2综合能力模块为改善校内实践条件不足的实际情况，结合专业课程教学和实践教学课，让学生到实践教学食品生产企业参观学习，使学生了解企业生产实际状况，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3.3科技创新能力模块在专业实践基础上，大学三年级学生可从课程实践、专业调查、教师的科研和自身的爱好兴趣等方面积极申报课外科技作品等，参加学生第二课堂，开展专业科研训练，提高学生科技创新能力。

3.4生产实践能力模块在第一、二、三学年的暑假期间，各安排社会实践1周，结合与专业有关的生产、市场、流通和人才需求等进行调查，撰写相关调查报告，通过调查以确定学生进入生产实习的具体模块，整个过程实行导师负责制；生产（毕业）实习安排在第四学年，学生须完成一个完整的生产周期，并完成以某一课题为研究内容的毕业论文。在生产实习中，除实验室实验操作外，鼓励学生到院企联合实践教学基地实习，采取与毕业论文或某一具体内容相结合的形式，由指导教师提出方案，学生独立完成。

4取得的成效

多年来，学院坚持院企结合实践教学，在人才培养、科技扶贫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逐步形成了院企结合实践教学的办学特色，主要表现在：一是构建了相应的实践教学体系，在校内外建立了7个教学科研实践基地；二是完善了各门课程实践教学计划和大纲的修订，每门主干课程新增1～2个综合型或设计型实验；三是创建了食品科学与工程教学科研团队，取得了院企结合实践教学人才培养的初步成效。具体体现在学生受益、教师受益、企业受益和学院受益四个方面。

4.1学生受益通过参与生产实践，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明显提高，尤其在拓宽知识面，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科学研究能力、就业率、升学率等方面都得到提高。例如，硕士研究生在3年的学习过程中，均参加到指导教师的科研项目中，承担了一部分科研开发任务，这一过程既培养了学生实事求是的科研精神，又完成了毕业论文，理论素养、创新能力、就业竞争能力等都得到了提升。近年来，学院学生就业率达100%，考取浙江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浙江工商大学等院校博士12人。另外，大学生综合素质得到提高，如以学生为骨干力量参与教师课题完成的《云南晶美天然色素化妆品开发有限公司创业计划书》获得云南省第二届“红塔杯”高校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金奖，《曦源燃料乙醇有限公司》获第四届“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一等奖，10余件作品获得不同级别奖励。另外，还有多名学生获得了学生创新行动基金和创业基金项目的资助，学生综合素质得到提高。

4.2教师受益“科研是源，教学是流”，教师理论联系实际，把研究开发的技术和体会带进课堂、带进教材、带进实践，丰富了教学内容。教师只有通过科学研究，才能及时掌握本学科的发展动态和趋势，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本学科的特点、研究方法和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完善知识结构，更新知识体系，培养创新能力，提高学术水平，为提高教学质量奠定坚实基础。学院食品质量与安全系教师在教学科研方面获得了显著成绩，近年来，教师先后承担科研项目30余项，申报专利18项，编写教材和专著14部，80余篇，其中，教学研究论文9篇，累计获得19项荣誉；先后有2名教师获学校课堂教学质量评价二等奖，1名教师获教学基本功竞赛三等奖；获云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3项、云南省科技发明三等奖1项，获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有2名教师被作为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2名教师被作为学校首批“百名”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

4.3企业受益院企合作工作，主要体现三个方面：一是申报项目；二是为企业解决生产难题；三是企业为学生提供实践教学平台。通过合作，促进了企业发展进步，尤其是在科技创新能力提高、人员综合素质提升和创新意识增强等方面[9]。院企合作申请的项目得到立项支持后，企业的实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实现了又快又好地发展。例如，石林绿汀甜柿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学院合作，在项目申请立项后，通过项目的实施，企业综合实力得到增强，资产由100多万元增加到1000多万元；在学校“3+3”联合行动工作中，学院与会泽县者海镇天伟火腿公司制定企业标准，联合申报富民强县项目，获200多万元立项经费。

4.4学院受益学院通过院企结合，在人才培养、科技扶贫、社会服务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的办学特色，学院的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教师的业务水平得到提高，学院的办学条件得以改善。学院利用科研课题经费采购了部分实验仪器设备，价值60余万元，大大改善了实验条件，使学院教学、科研资源真正实现优化组合和资源共享，建立了具有开拓精神的科技创新团队，并取得了良好的团队效应。

5结语

篇(4)

关键词：重庆；农村小额信贷；对策

一、引言

农村小额信贷是在小额信贷的基础上把服务对象界定为城乡低收入阶层的一种金融服务方式，它也是一种重要的扶贫方式。早在20世纪70年代，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就创建了小额贷款的模式，以后，世界各国就把小额贷款作为扶贫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抓，我国的小额信贷模式是由杜晓山首次将孟加拉银行模式引入，并在河北易县实验取得成功的。

目前，我国农村小额信贷主要有由正规金融机构推行的与有非正规金融机构推行的这两种方式。正规金融机构，如农村信用合作社，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是由民间或半官方运作的。

农村小额信贷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好途径，是解决资金需要，帮助农民增收的优良途径。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在扶贫、解决就业、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其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重庆农村小额信贷发展现状分析

有着大城市，大农村之称的重庆，由于农村资金的大量外流，使得农业的投入产出严重不足，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面临重大挑战。总体来看，重庆农村小额信贷在发展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农村资金需求旺盛，但资金总量不足，配置效率低下

重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突出，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的农业人口逐渐向非农业人口转移，外出打工的打工，自主经营的自主经营，这些生产经营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再者，由于农户自身以及家庭消费的增长，也会使农村资金需求旺盛。但是，我市在农村资金配置结构与配置体制的运行绩效上的表现不佳，使得本应用于农村的资金大量流出，新农村建设遇到资金短缺的问题。

2.农村小额信贷利率的设定欠合理

利息率简称为利率，在金融市场上指的是资金的使用价格。重庆的农村小额信贷利率处于政府管制之下，在正规金融机构受国家支持的条件下，商业性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市场上盈利的机会不大，参与度不高，商业性金融机构不愿意做农村小额信贷，造成农村资金的供应不足。有研究指出，重庆现行小额信贷利率较低，且普遍能被农户所接受，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价格取决于市场上的供给与需求，利率的制定理应交给市场，而在利率政策上，却违背这一基本的经济学理论，贷款利率的设定有待合理化。

三、几点对策与建议

1.充分运用自身优势与国家政策，弥补资金缺口

重庆自直辖以来，国家在统筹城乡方面给予了许多政策，政府应该规范行为，切实保障农村资金的安全运行。加强在政府引导下的农村资金配置效率，防止农村资金大量外流；改善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现象，放低市场的准入标准，建立具有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鼓励地方性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各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以及民间金融合法积极的进入市场，优化市场配置；切实保障国家支农和农业贷款资金的到位，资金运用于实处，提高农村资金的整体运行效率。

2.进一步引入市场化因素，促进贷款利率的合理化

农村小额信贷在我国被当成扶贫手段，开展农村小额信贷是为了实现政策性目标，盈利因素所占比例很小，政府对贷款机构控制严重，机构经营效率低。引入市场因素，将贷款机构的发展交给市场，淡化“扶贫”这一概念，结合重庆本地实际，建立合适的信贷机构；实践表明，合理的利率是农村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重庆小额信贷利率偏低，对金融机构的激励不大，既然机构要发展，就必须使用较高利率，农民自主决定要不要贷款，如何使用贷款，与此同时通过市场的竞争优化来降低利率过高的问题。

3.加强农户信用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提高农村小额信贷经营管理水平

在加强农村金融建设的各项立法的基础上，建立完善的农户信用评价体系，加大宣传，增强农户信用观念，营造农村良好的信用环境。在现有的评定机制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完善，通过对农户信誉状况、家庭基本情况、生产经营状况等情况做参考来评定等级，提高信用评定的质量。农村小额信贷经营管理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农村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培养高素质的管理者、经营者与专业人员，设计相应的人员激励机制，结合外部环境因素，优化组织内部结构，降低运行成本，实行管理创新。同时对于农户的贷款期限的管理也要科学化，既要符合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点，也要最大限度满足农户需要。

参考文献：

[1]徐 鹏：重庆农村小额信贷发展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4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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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和完善我国证券公司退出机制的思考 云南省贫困县退出机制构建浅析 准入和退出:如何决定贫困县去留 完善我国私募股权基金退出机制的对策研究 协同推进环京津贫困县发展问题研究 浅谈我国现行廉租房退出机制的问题和对策 杜绝“带着贫穷帽子，过着炫富日子”现象 江西省建贫困县退出机制 我国私募股权基金退出机制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我国证券公司退出机制研究 我国创业投资退出机制研究 浅论建立和完善我国抵御医疗风险的保险机制 四川：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有了退出标准 建立与完善我国煤炭资源开发补偿机制的研究 对建立健全我国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的思考 完善我国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的相关思考 我国保障性住房退出机制的完善—借鉴香港经验 浅析我国私募股权退出机制选择与完善 关于完善我国保险市场退出机制的思考 资源富集型贫困县构建工业反哺农业长效机制研究 贫困县窘境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4]梁子叙.精准扶贫岂容“轮流坐庄”折腾[EB/OL].网易新闻中心，2015-11-14..

[5]黄俊毅.贵州贫困县为何竞相“摘帽”[N].经济日报，2015-01-09.

[6]有多少百强县仍是国家级贫困县[EB/OL].人民网，2011-9-23..

[7]张琦.我国农村贫困退出机制研究[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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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我国贫困退出的标准和程序包括四个方面[EB/OL].国新网，2016-05-10..

[10]徐彦平.国家贫困县政策改革的路径依赖及其破解之道[J].理论导刊，2014，（9）.

篇(6)

关键词：企业参与型；扶贫移民；岢岚县；

中图分类号：D63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50932066

1 引言

扶贫移民是在政府和其他机构或个人的组织协调下，使贫困人口摆脱现实的恶劣生存状态获得较好的发展条件与发展环境而进行的一种人口迁移活动，是基于扶贫、脱贫的目的而进行的移民[1]。，近年来在帮助贫困地区人们摆脱贫困，改善生活，实现致富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根据移民组织形式可概括为3种类型，即自发性移民、政府组织移民和企业参与移民搬迁3种类型[2]。本文以宋家沟村企业参与型移民模式为案例，从移民过程中迁移地域与空间距离的长短、移民主体在迁移中的地位、移民集散程度、谋生方式和从事行业的产业安置和移民后期开发6个方面对案例进行分析，探讨移民后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中的不足之处，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2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中用到的数据是基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贫困地区大规模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国式自愿性生态扶贫移民模式研究”问卷调查数据汇总得来。对岢岚县宋家沟乡宋家沟村进行了抽样调查，共做了18份调查问卷，均为有效问卷。

2.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有问卷调查法、统计法。

3 案例分析

以岢岚县宋家沟乡的宋家沟村为例，从移民过程中迁移地域与空间距离的长短、移民主体在迁移中的地位、移民集散程度、谋生方式和从事行业的产业安置和移民后期开发6个方面对移民现状展开分析。

3.1 宋家沟村移民概况

宋家沟村为岢岚县宋家沟乡的一个行政村，只包含宋家沟村一个自然村。从2009年开始筹划移民工作，主要接收本乡镇甘沟村（甘沟村处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区，农业生产极为困难，每667m2地1a只能产粮食200kg，农民只能勉强维持温饱）的移民户，到目前为止，移民工作告一段落，共接收移民户25户，从甘沟移来12户，其余均为本村村民的村内迁移。移民工作分2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也就是2010年移入8户，第2阶段即2011年迁入17户。迁入地住宅由政府同意施工建成，只需移民户出7万元，每户移民在迁入地就都拥有4间砖瓦房，附带1座温室大棚、1个羊圈、1个庭院。具体移民情况见表1。

3.2 迁移地域与空间距离

从地域上考虑包含以下类型，村内搬迁、乡镇内搬迁、县内搬迁、跨县搬迁、跨地区搬迁和跨省搬迁；从空间距离上可分为就地迁移和易地迁移，长距离与短距离移民这4种类型。但是在实际过程中还是得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搬迁模式。张小民（2008）在研究陕西省移民时，根据移民距离分出近距离迁移（100km）[3]，从迁移地域与空间距离的长短而言，宋家沟村主要是针对本乡镇甘沟村的移民，甘沟村距离宋家沟村25～35km，可知宋家沟村的移民为中等距离的迁移。

近些年虽然国家加大了种地补助，但种地的收益依然是各种收入来源渠道中最少的。而对于从25km外的甘沟迁移过来的村民，他们的耕地均在原村，无形之间增加了种地成本，收入来源一定程度上就减少了。除此之外，2010年入住的这批农户院子中的大棚由于质量不好，冬季温室内温度无法保证植物生长，所以并不能真正发挥温室大棚的效益，不能从实质上增加农民收入。

3.3 移民工作的主导力量

从我国扶贫移民的主导力量来看，我国移民主要有政府主导型、居民自主型和企业参与型[2]。目前，政府操控型移民是占主导地位的模式，居民自主性移民还是并不多见的形式，企业参与型移民也处于探索试验阶段[4]。目前移民的主要推动者和实施者是政府，移民自身尚未成为移民选择的决定主体，主张变革现行政府操控型移民模式为居民自主性移民模式[5]。

从移民工作的主导力量而言，宋家沟村属于企业参与型，即扶贫办、发改委和白曹家沟的私人企业，三方注资修房、扩路、建大棚，为解决搬迁难题，县里专门出台了扶贫政策，每户的搬迁费用政府负担一半、农户负担一半。每户只需缴纳7万元即可入住。政府为解决农户资金紧张的问题，出面为农户在信用社无息贷款3万元/户，减免一年利息。这种模式属于张志辽（2005）论文中提到的目前我国生态移民处于探索试验阶段的企业参与型移民。该模式能从最大程度上整合社会资源，财政投入、部门协同、社会赞助、信贷扶持，各方力量共同帮助贫困群众走出大山。

3.4 移民集散

学术界根据移民规模把移民分为集中搬迁与分散搬迁模式、集中安置与分散安置等形式。

在移民集散方面，宋家沟村属于分散搬迁与集中安置的形式。宋家沟村地势平坦，交通便利，水资源丰富，耕地肥沃，农业生产条件优越，从2009年开始，县里统一协调周边的甘沟村、东场沟等迁移至此。搬迁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宋家沟村的搬迁自主选择权为100%，也就是说不存在强制搬迁现象，完全由村民自己的意愿决定。虽然政府提议帮大家无息贷款一部分，但大部分村民还是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只能放弃搬迁。加入搬迁的均是有一定积蓄的富户，导致最终搬出来的农户比较少。

在移民安置方面，县政府通过扩建中心村镇建设了宋家沟乡宋家沟移民新村，移民集中有序的安置在新村内，还配备了小广场。

总体来说扶贫移民改善了移民户的生活环境，提高了移民户的生活水平。

3.5 谋生方式和从事行业的产业安置

对于移民户来说生态移民之后收入来源与维持生计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一定意义上这一问题的解决关系到移民的成败。如果移民后居民的收入来源方式增多，劳动力基本都能就业，那么居民的生活水平就会提高，对于移民的满意度就会提升，如果满意度提升了，那么这个移民至少在移民安置后期生活方面有了成效，某种程度上也保护了原来居住地的生态环境，达到了生态移民的目的。扶贫移民与生态移民是分不开的，通过移民实现生态改善与扶贫的“一石二鸟”策略，大部分生态移民工程都是与扶贫工程是结合在一起实施的，扶贫的对象也是生态移民的对象[6]，而扶贫移民工程中改善迁移户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使得迁出地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搬迁前后移民户的总体收入有了显著的增加（见表1），但是移民户的谋生方式和从事行业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见表2），为了使得移民搬迁后能稳得住，考虑到移民户回迁出地种地太远，在搬迁之前就为每户移民都配备了温室大棚，希望大棚能成为移民户增收的一种方式，切实站在农民角度想问题。政策虽好，但在实际落实中却遇到了问题，不能让迁移户真正受益。2010年入住的这8户移民院内的大棚由于质量不过关，无法在冬季保证植物生长需要的温度，所以无法发挥大棚的真正作用。而2011年的入住的这部分移民大棚质量很实用，能够达到为人们增收的目的。

结合表2和图1可以看出，移民前后从甘沟村来的移民户收入来源构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搬迁前养殖业为主要的收入来源，占总收入比例的31.68%，远远高于其他2个村；移民后甘沟村收入来源中打工占的比例最大，养殖业占的比例最小，打工成了主要的收入来源。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有2点，搬迁前当地有很大的生存空间，能够自由放牧，以种地为主的土地经营一定意义上为牲畜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如秸秆、玉米和草等。而搬迁后这些有利于发展畜牧业的条件都没有了，养殖业就发展不起来了；搬迁前甘沟离县城20km路，农闲时间不多，去县城打工也不方便，而搬迁后到县城的距离大大缩短，比较方便外出打工，而且农闲时间特别多，也有时间出去打工。

3.6 移民后期开发

移民后期的开发关系着移民区今后的发展方向。在众多的实践中经过总结共有下列开发模式，城镇化开发模式、产业开发模式、产业与城镇化开发模式相结合、区域特色开发模式等四大类型。宋家沟村考虑到移民区后期的发展，为移民户修建的一排排蔬菜大棚，这些大棚位于209国道旁，犹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大棚中间点缀着整齐划一的砖瓦房，非常的醒目。蔬菜大棚的修建想给移民户增收；也可以通过新型农业促进当地农业观光旅游业的发展，走产业与城镇化想结合的开发模式。

但在后期开发的蔬菜大棚质量问题上，政府没有严格把关，导致没有达到预期给移民户增收的目的，反而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4 移民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建议

4.1 存在的问题

根据上述分析，宋家沟村的移民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4.1.1 政府的政策非常实在

不仅想改变移民户的居住环境，也想让迁移户能稳得住，修建温室大棚，让移民户无后顾之忧，但在实际落实中却大打折扣，第一批大温室大棚的由于质量关没把好，造成了冬季温室大棚内的温度无法保证植物生长需要，最终都成了摆设。

4.1.2 虽然也考虑到移民户的养殖需求

每个移民户都配备了一个圈舍，但没合理地预测到实际运作中的效果，最终大量圈舍空闲，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4.1.3 当初把甘沟划入迁移村考虑到2个原因

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但在实践过程中只是一部分中上等家庭的农户迁移出来，还有一部分贫困户依然按固有的生活习惯在原村生活，这并未达到迁移的最初目标。

4.2 对策与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下对策：

4.2.1 在以后的实践中应加强对统一修建工程的质量验收

建立政府、企业组织者相互监督督促机制，必须保证工程的质量，杜绝这种豆腐渣工程的出现，最大限度的为移民户的利益着想。

4.2.2 在实际构想中，要立足实际，多观察，多思考

加强对迁出地村民的调查研究与评估，找出最适合迁出地移民的对策，正确估量移民户的数量及生产能力，最大限度的使得预测接近事实，减少和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4.2.3 在移民之初深入调查了解迁出地村民的搬迁意愿与搬迁成本的承受能力

依据调查评价结果制定搬迁计划，使尽可能多的村民可以搬得起，给迁出地留有足够的生态恢复空间，在以后的移民实践中紧紧围绕移民的目的展开，加强探索，争取能找到一条“一石二鸟”的路子，既能最大限度地改善当地生态，又能使得迁出地村民搬得起，在迁入地稳得住，提高移民户生活水平。

5 结论

宋家沟村的移民工程虽存在不少问题，但也有很多值得推广的地方。该项工程集合了政府和社会企业的力量整合社会资源来推动移民的发展是很好地模式，在以后的实践中应尽可能推广，鼓励社会企业家投入到移民的支撑工作中来，在以后的移民工作中很大程度的整合政府、移民和社会3大资源，发挥政府、移民和社会3大机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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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摘要：本文首先对小额信贷的内涵做了详细分析和界定，提出真正的小额信贷应该坚持以国际通行模式主要扶助贫困妇女的原则；然后从妇联组织的性质、基本职能、组织网络、性别沟通优势和从业经验等五方面论证了妇联系统承担小额信贷业务的合理性和可能性；最后提出了政府如何支持妇联在小额信贷工作中积极发挥作用。

中图分类号：D442 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004-2563（2007）04-0030-05

Role of Women and Women's Federations in Microfinance in China

LIU Xue-hua1 LI Shu-jie2

(1.2.Department of Finance at the Women's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101, China)

Keywords: microfinance; poverty alleviation; women; women's federations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defines the details of microfinance and realizes that the principle of microfinance which becomes commonly accepted in the world is to help women who are in poverty.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given its nature, function, networks, advantage in communicating with women and work experience over the years it is not only logical but also possible for women's federations to take up microfinance. It, in the end, proposes ways for the government to support women's federations to play an active role in microfinance.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以扶助中低收入阶层为主要目的的“小额信贷”，①为解决中国“三农”面临的金融抑制问题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思路。然而，对于小额信贷概念的界定，在中国理论和实务界存在着误区。另外，关于小额信贷的扶助对象问题，国内亦存在分歧。其中主要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排斥贫困户，认为“贫困户自身能力差，不符合贷款条件”，[1]认为只有将款贷给现在看来有偿还能力的人，贷款资产才能得以保全。二是认为，既然中国的小额信贷是模仿孟加拉等国家的扶贫性微型金融，我们就应该坚持服务低收入群体，特别是低收入妇女。②再有，对谁最适合作小额信贷的从业者或从业主体，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或者仍然没人去认真思考和规范。最后，政府的态度和政策直接决定着小额信贷的发展，特别是民间扶贫性小额信贷机构作用的发挥。

二、概念界定：小额信贷

“小额信贷”这一概念在国外产生已历三十余年，而在中国还只有10年左右的时间。在这10年中，小额信贷对推动中国三农经济的发展和扶贫工作正在发挥越来越重大的作用。然而，中国金融理论和实务界对于小额信贷概念的界定和内涵的理解还存在误区。Morduch认为小额信贷是一种“高利率的无担保的小额贷款”，[2]杜晓山认为是“小额度的持续的信贷服务活动”，[3]国务院扶贫办认为小额信贷是“向穷人提供信贷服务帮助他们摆脱贫困的特殊信贷方式”，等等，这些概念界定都片面强调的是Microfinance的一个侧面，那就是只强调了其中的放贷功能。焦瑾璞和杨骏将其扩充为向“客户提供额度较小的金融服务”[4]（这就涵盖了其为参加成员或社员提供信贷、吸储、理财和结算的功能），但却没有强调“为贫困妇女提供这种服务”这一小额信贷创设之初衷。我们从孟加拉学来的这个小额信贷，是穆罕姆德・尤努斯教授专门为贫困人口创设的包括提供小额度信贷在内的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后来又特别强调了为贫困妇女提供这种服务（乡村银行的借款人97%是妇女）。从这个角度来衡量，乔安娜・雷格伍德的“使低收入妇女和男人受益”、“向低收入客户或个体经营者提供金融服务，通常包括储蓄和信贷”的界定就更贴近小额信贷的本质了。因此，Microfinance这个词实际上应该翻译为“微型金融”（为了适应国内的习惯，国内学者才将其翻译为“小额信贷”），因为只有这样翻译，在我们汉语里才能真正含其向贫困人口提供“小额度信贷、储蓄理财、现金和账户结算等”在内的全部金融服务。[5]

真正的小额信贷要强调“几户联保、整贷零还、小额短期、几周例会”的操作模式。这种模式对于减轻农户偿还负担、避免信贷申请、使用和偿还中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降低信贷资产风险是最为有效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焦瑾璞博士认为，在团体贷款制度下，那些互相了解且风险水平相近的借款人将会自动组合成联保小组，并把风险较高的潜在借款人排除在小组之外。这种联保小组机制的“信用发现”功能，有利于克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逆向选择，也有助于减轻贷款机构承担的高昂交易成本。从而也有利于降低小额信贷的市场利率，提高贷款的偿还率，并可以提高社会福利。[6]此外，“静态博弈”理论证明，这种小组联保、定期例会的模式确实能够让借款人之间互相监督，督促借款人按照在借款协议上允诺的用途使用贷款资金。这又将有利于降低资金使用中的道德风险。再有，小额信贷模式还强调“信贷循环使用，额度逐渐累进”的动态激励机制。该机制用模型来表示就是，只要Y■■>Y■■，③[4]借款人就有较强的还款动力。另外，整贷零还的办法在借款人某一期出现还款推迟时具有“早期风险预警”的功能，能提前发现那些具有较大潜在风险的借款人，从而避免所有的信贷风险在期末的时候集中暴露，可以为小额信贷机构赢得更多的时间采取措施，尽量减少损失。而小额短期的规定就更能分散小额信贷机构全部资产的“集中风险”和降低“期限风险”。此外，有些NGO小额信贷机构实行的“小组共同基金”确实能够发挥“贷款损失备付金”的作用，对于解决因部分到期贷款未能及时收回而造成的“流动性风险”能够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5]

世界银行《公平与发展：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公平性的基本定义是人人机会均等，享有“机会公平”。而机会公平被认为是目前实现公平的可行方式。[7]在中国，低收入群体占了人口的绝大部分，2000年城乡高收入户占总户数的2%，中低收入户占18%，低收入户占了80%。中国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对于因个人能力不同而造成的收入差距，国家可以通过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来保障困难群体的最低生活需要，但对于机会不平等而造成的收入差距就要改变制度安排，尽可能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否则既是严重不公，又会极大地阻碍发展和效率”。[8]因此，消除贫困，向贫困人口（包括赤贫人口）提供参与经济建设的平等机会就显得格外重要了。这既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又是一个关乎社会稳定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大课题。

另外，实践已经证明，农民是否接受小额信贷，其最大的顾虑并不在金融本身，而在农村的“非金融服务”（non-financial services）供应不足。因此，小额信贷机构还应该模仿孟加拉乡村银行的模式，为借款农户定期聘请农村实用技术人员、市场经营人员等讲解相关知识，服务贫困农户的生产和经营。

总之，以“几户联保、整贷零还、小额短期、定期例会”模式运作、以扶助贫困人口（主要是贫困妇女）为主要目标、向她们提供包括贷款、储蓄、结算和非金融服务等全方位服务的小额信贷，才是真正的小额信贷（Microfinance）。

三、扶助对象：贫困妇女

如果说是否“坚持扶贫”是衡量一个信贷机构是否真正小额信贷机构的主要标准，那么它是否又做到了“扶助贫困妇女”，就是这一标准的精髓。

强调尽量将小额信贷贷放给妇女，原因有三：一是在现代经济社会，“男权”主要表现为对经济资源的控制权。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妇女往往都是弱势群体，她们在获取贷款方面就更加处于劣势。因此，妇女一旦取得了贷款，往往格外珍惜，在贷款的使用和偿还上加倍小心。二是与男人相比，“妇女更善于持家”；“妇女具有更大的牺牲精神”，随时愿意为家庭做出贡献；妇女会更主动地精打细算，否则会“担心受到丈夫的责怪”。④三是实践已经证明，凡是按照“五户联保、整贷零还、小额短期、每周例会”模式或类似模式将小额信贷重点发放给贫困妇女的项目，都是很成功的，而未能按照这一方式发放的小额信贷其成功概率总是逊色于上述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贫困问题研究中心利用福特基金在河北省易县建立的“易县扶贫经济社”，采用上述模式，坚持以扶持贫困妇女为主的运作目标（妇女用款金额占到82%），以提供小额度生产性贷款的方式帮助妇女从事其擅长的家庭养殖和小商贸等项目，并要求资金的回收和循环使用。经过10年的运转，其累计还款率达到96.6%。项目成功率达到96%。[9]内蒙古赤峰市妇联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共同成立的“内蒙古扶贫与妇女参与发展项目”，坚持“贷穷不贷富，贷女不贷男，不用抵押，五户联保，整借零还，连续贷款，强制储蓄，中心会议，可持续利率（8%），项目自选，技术培训”的模式，经过4年的运转，不仅还款率达到100%，而且运营资产回报率达10%。[10]另外，爱德基金会在云南、广西、宁夏、甘肃、山西、江苏、贵州等省区开展的小额信贷项目的回收率也高达99%；[11]1999-2002年，云南省木兰县妇联与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开展的“妇女参与发展项目”（县妇联主席担任项目办主任），贷款偿还率也高达96%，贷款收益率还达到5.2%，[12]等等。成功的案例不胜枚举。

四、最适从业者：妇联组织

目前国内从事小额信贷业务的机构大致分为四类，一是纯粹地下的民间融资；二是专门实施小额信贷的民间非政府组织（NGO），如社科院的扶贫社、山西省等5省建立的实验性“某某小额贷款公司”、2007年春节前夕刚刚开始审批的村镇银行和村镇贷款有限公司等；三是由国际援助机构在中国各地方建立的利用其援助资金实施小额信贷的双边开发机构；四是部分从事“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的所谓正规金融机构，如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其中第一类是国家不承认的纯地下金融机构，属于取缔或有待合法化的部分。后三类机构，如山西等5省的“小额贷款公司”，发放的贷款利率皆为16%-22%，太高，真正贫困人口的涉农项目难以承受，并且也没有坚持主要发放给贫困人口，更不用说贫困妇女，[13]实属纯商业性信贷机构。而信用社和农村商业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由于产权模糊，经营者并不十分关心资产的增值保值，甚至利用入股社员的资金为自己谋私利。“她们虽然放款利率不高，但加上信贷人员和其他经营者索要的‘回扣’或给他们送的礼，总费用率也就在15%以上了”（山西省平遥县“晋源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董事长韩仕恭先生原话），贫困农户仍然是承担不起。[14]更何况，放贷人员经常以不熟悉借款人、放款风险太大为借口，拒绝非关系户的借款申请，从而更加使贫困农户告贷无门。按照焦瑾璞和杨骏的话说，这些“所谓正规金融机构的所谓‘小额信贷’只是基于‘特定政策目标的额度较小的普通贷款’”。至于2007年春节前夕国家刚刚开始审批的村镇银行和村镇贷款有限公司等机构，前者因为要求必须有当地一个金融机构参股20%，所以，目前其前景和效果还难以预料；后者因为只允许在成员内吸储和结算，[15]所以仍然不能算作真正小额信贷机构。

如此看来，只有社科院杜晓山教授创办的扶贫社和国际援助机构在中国各地方建立的利用援助资金实施小额信贷的双边开发机构，才比较接近真正小额信贷的内涵（国家还没允许他们从事向非成员公众提供储蓄和结算业务）。这两种机构的共同特点，一是坚持扶贫，并且大多坚持扶助贫困妇女，坚持“五户联保、整贷零还、小额短期、每周例会”的操作模式或类似模式，强调资金的有偿和循环使用，即坚持了真正小额信贷的基本原则。二是这些机构的资金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妇联机构直接管理下发，或由妇联提供借款人信用证明的。三是这两类机构的资金都是来自国内外的援助资金，特别是她们都有效利用了国际援助资金，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也就是说，妇联在其中发挥了很好的助推作用。因此，妇联机构管理这种非盈利性或低盈利性、主要靠国内外援助的资金（含政府拨付的一部分扶贫资金），不失为一个最为明智的选择。⑤

首先，妇联组织的性质使然。全国妇联章程规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是全国各族各界妇女为争取进一步解放而联合起来的社会群众团体。这种“社会群众团体”正好适合从国内民间和国际吸收包括捐助形式在内的资金。另外，只有妇联组织对真正小额信贷主要扶助的妇女群体最为热心和关心。再有，这种单笔金额非常小的微型金融，单位交易成本相对大型金融活动要高得多，而且收益率相对较低，市场份额不大，大中型金融机构根本不屑一顾。因此，真正小额信贷正好适宜妇联系统开展。

其次，妇联组织的基本职能是团结、动员广大妇女参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代表和维护妇女利益，促进男女平等。小额信贷机构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帮助贫困妇女摆脱贫困，实现男女平权。中国引入小额信贷的目的也是让贫困人口脱贫致富，而贫困人口中的多一半是妇女。只有妇女有了经济自，特别是直接从事经济建设的本领，才谈得上男女平等。所以妇联从事真正小额信贷活动实属份内之事。而且在中国农村男性剩余劳动力大批转移到城市务工的大背景下，农村留守妇女便成了主要劳动力。妇联利用小额信贷资金帮助乡村妇女开展种植、养殖生产和小商贸经营，对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将发挥更大、更直接的作用。

再次，妇联具备组织网络上的保障。全国从国家层面到每一个行政村都有妇联组织，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之一”。这种组织网络上的广泛性和权威性为它从事真正小额信贷活动的代表性、民主性、权威性和可靠性提供了保障。既能够避免金融利益过分向私人金融机构聚集，又能够赢得广大妇女的信赖。

第四，妇联拥有性别和沟通上的优势。妇联组织各级机构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女性，而且妇联干部具有很强的责任心，办事干练，又熟悉农村政策和风土人情，具有难以替代的号召力和威望。这种特有的优势非常便利妇联与贫困妇女的沟通，对于成功开展真正小额信贷业务无疑是一个极好的保证。

第五，妇联组织已积累了真正小额信贷的从业经验。妇联机构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积极参与小额信贷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收效极佳。比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妇联在广西开展小额信贷扶贫工作（全部扶助贫困妇女）已历时6年，截止2003年8月底共累计发放到户贷款近4.7亿元，近27万贫困农户获得了支持，到期贷款回收率均达90%以上，大多数县保持在95%以上。实现了小额信贷“放得出、收得回、有效益”的目标。[16]再如，云南省师宗县妇联实施的小额信贷扶贫项目，把办公室直接设在县妇联，通过乡镇和村妇联发放、回收贷款和提供农业技术服务，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到期还款率高达98.7%。 广大妇女们连声夸赞：“小额信贷就是好，它让妇女直了腰”。[17]而开始于1996年，经由德国的爱德基金会和米索尔基金会赞助和从县财政等借入资金开展的“爱德盐池县小额信贷系列项目”在盐池县妇联干部的主持下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年利率虽达12%，但到期还款率仍高达100%，机构本身还产生了10%左右的资产收益率。[18]这一个个成功的案例，既帮助贫困妇女脱贫致富，又锻炼了妇联干部队伍，使她们在组织和管理金融经济工作上积累了经验。为整个妇联系统开展真正小额信贷工作打下了基础。

五、作用前提：政府支持

在政府指导性市场经济模式下，妇联组织系统性成功开展真正小额信贷业务的前提是中央政府的支持和资助。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要赋予妇联组织领导经济工作的职能和权限

这首先表现在允许妇联的章程和基本职能的完善和具体化，增加“利用国内外援助和拨付资金，广泛参与和领导全国妇女的扶贫工作”等职能。其次，在政府工作报告和相关金融法规和条例中赋予妇联系统“利用小额信贷扶助贫困妇女”的权力和能力。再次，如果经过若干年的实验，妇联积累了足够的经验，适当的时候，可以考虑筹建“妇女扶贫银行”。

2.政府要允许妇联组织内部建立扶贫性专门机构，发放、回收和管理小额信贷款项，并由政府拨付相应的工资等相关待遇

具体管理方式是由妇联组织专家比照孟加拉等比较成功国家的小额信贷经验，结合中国社科院杜晓山教授领导的扶贫项目以及茅于轼教授领导的扶贫项目等的成功做法研究制定。

3.政府要向妇联系统提供日常性扶贫资金支持

政府通过现有的国家和省、地、县扶贫机构将原来经过农村信用社下发的扶贫性贷款的一部分（比如10%）转移给相应的妇联机构拨付，但明确该扶贫款只能发放给经过考核确定为真正贫困的妇女（比如年人均收入低于850元人民币）。

4.政府对妇联开展的真正小额信贷扶贫业务予以像给农村信用社那样的贴息支持

比如也按照农村信用社现行利率月息6.6375‰执行，其中贫困妇女负担2.4‰，财政补贴4.2375‰。当然，对于来自国际援助的资金利率可以随行就市，比如月利率10‰等。

总之，妇联系统全面开展真正小额信贷扶贫工作，是关乎女性地位提高、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大事，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还需要缜密规划，精心设计。对其中可能产生的风险也应该高度重视和严加防范，但这绝不是我们因噎废食，知难而退的理由。

作者简介： 1.刘学华（1963-），男，中华女子学院金融系主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银行会计理论与实务；2.李树杰（1963-）男，中华女子学院金融系教授、博士，金融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民营金融理论与实务。

① “小额信贷”是从英文的“Microfinance”翻译而来，这种译法实在不妥。首先，从形式上说，信贷一词在英文中应为“credit”或“loan”。如果将Microcredit或 Microloan 译成小额信贷无可厚非，但Microfinance就不能这样译了，而应该翻译为“微型金融”或下文将提出的“真实小额信贷”。其次，从内涵上来讲，无论是孟加拉乡村银行GB，还是印尼人民银行BRI等，在提到Microfinance时，都是指放款、存款、结算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务，甚至还包括向借款人提供与农业经济有关的科技、经营等知识的培训。而“信贷”一词恐怕只能包括提供贷款等银行信用。因此，将Microfinance一词翻译为“小额信贷”是一种错译，会导致国人对外国真实小额信贷的曲解。

② 信贷获取权实际上是一种人权。正像尤努斯教授所说：“借贷是一项基本人权，只有建立了这项人权，其他权利才能得到保障。”（见Muhammad Yunus. Is’ Grameen Bank Different from Conventional Banks? December 2006, 省略.）。一无所有的人往往最应该优先获得贷款。孟加拉乡村银行看中的不是借款人现在拥有什么，而是他们的潜力。它认为，最贫穷的人往往最拥有发展的潜力。

③Y■■为借款人在时间序列上第t+1期的收益现值，即第t期的贷款额。Y■■=Y×■+?琢■?啄■°其中，Y为借款人第一期的收入；i为每期的利率；α为激励系数；δ为借款人对未来收入的贴现率（根据焦瑾璞、杨骏《小额信贷和农村金融》第67页公式改写）。

④ 尤努斯创办的乡村银行最初只把一半目标放在扶助妇女上。但经过若干年的实践检验，他发现，无论从社会公平，还是从贷款效益和促进经济增长最大化的角度来看，更应该将扶助的主要目标放在妇女身上，特别是放在扶助家庭主妇身上。现在Grameen Bank的借款人中已有97%是妇女。

⑤ 这一建议是有理论根据的，正像有专家研究得出的结论那样：“中国小额信贷面临的迫切问题是组织制度层面，其次才是技术层面。” （见哈佛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孙若梅文章：“中国小额信贷的发展”，载杜晓山教授：《中国小额信贷十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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