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28 00:20:10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市场化进程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1.专业比较优势首先,财政专业属于国家控制专业。目前全国开设财政学专业的院校只有100多所,相对属于偏少的,因而毕业生供给量与金融、会计热门专业相比属于相对偏少的,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起到缓解供需矛盾的作用。其次,财政学作为传统专业,原先主要是为政府财税等相关部门培养高级财税管理人才,尽管市场化改革致使财政专业从原先专门为政府培养财政、税务工作人员的财政学专业面临着较大挑战,但多年以来与财政税务部门之间形成的密切联系仍然能为财政学专业办学提供了许多的便利和支撑,例如,毕业生实习岗位的提供和少量专业办学经费。再次,学科内容具有广泛性。教育部先后在1997年和1998年两次调整了高校研究生和本科生专业目录,而这其中,将管理学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学科门类是这轮调整的重要改革成果之一。在经济学与管理学相互分离,以及公共管理学科单列的基础上,财政学科随即成为了一个横跨经济与管理两大学科领域的综合性学科。实际上,按照财政学科专业内容或研究对象来看确实如此,其既包括属于经济学的“财政经济学”内容模块,也包括属于公共管理学内容的“财政管理学”。另外,这两大内容模块之间并非割裂,而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从而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专业内容整体。最近,在教育部2012年新的专业调整目录中,财政学专业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财政学类下设财政学和税收学,并且与经济学类、金融类、经济与贸易类一起成为经济学门类下的4个专业类别。虽然在教育部多次专业目录调整中,总是将财政学归属经济学门类之下,但其转专业内容依旧是包括“财政经济学”和“财政管理学”两大模块,前者属于经济学科性质,而后者则属于管理学范畴。财政学科从其本质上就是一个综合性学科,只是教育部在专业目录调整之后更加凸显,因此,财政学专业学科内容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广泛性和综合性[1]。安徽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作为伴随学校一起成长的首批专业,一是专业历史悠久、学科底蕴深厚,积累了丰富的专业办学经验。二是在国内同行具有较高地学术地位,分别是中国财政学会、中国税务学会、财政学教学研究会、税收教育研究会理事单位。三是具有一定学科建设平台,财政学专业先后2005年和2010年确定为安徽省教改示范专业与第三批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以及财政学科在2008年被评为安徽省B类重点学科。四是师资队伍整齐,学历、职称和年龄结构不断优化。财政学专业共有专职教师27人,其中教授7人,副教授13人,12人获得博士学位。教师队伍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人、校学科带头人1人、省教学名师1人、省教坛新秀1名、校“龙湖学者”特聘教授1名,校学术带头人后备人选5人。另外,还从其他高校和业务部门聘请兼职教授和实践导师50多人。五是财政学专业毕业生形成规模影响,受到社会各界与用人单位的好评。
2.专业劣势分析传统财政学主要是为政府部门培养高级财税管理人才,毕业生就业主要是面向各级财税、海关、银行、企事业单位以及高校与科研机构。伴随市场化改革冲击,高校财政学专业人才培养需要以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为导向重新调整,当前财政学专业毕业生就业途径逐渐多元化,除了继续为政府财政、税务部门培养财税管理人才之外,还为海关、公检法、人大财经委、政府办公室、发改委以及新闻媒体与电台等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培养财税专门人才。当然,财政学专业毕业生就业主要是以面向市场为主:一是在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从事财税管理、税收筹划和税务等方面的实务性工作;二是在企事业单位和金融部门从事财务核算和涉税工作,减少单位生产成本与维护单位经济利益[2]。与其他财经专业相比,财政学专业学生就业情况不容乐观,仅处于中游位置。一些著名高校,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财政学专业也仅能达到供需平衡,而这其中除了名校学生确实受到就业单位的相对青睐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统计高校学生就业时,是将考上研究生的学生也统计在内,而这些重点大学财政学专业学生考研率相对较高。然而地方性高校财政学学生因自身竞争力不强,以及考研率也不高,因而其就业与其它经济类专业毕业生相比要差一些,特别是与会计、金融等热门专业相比。首先,财政学专业原先主要是对口公务员系统,毕业生有稳定的就业去向,但现在政府财税、海关与公安司法等部门对财政学专业毕业生的需求量较小,且岗位竞争压力大。因为公务员制度改革之前,财政学专业毕业生多数都进入到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这些部门的职工队伍得到较大的充实。虽然由于国务院各部委进行了多次机构改革,近来许多单位为了提高公务员的素质和业务能力,以及提高单位工作效率和效益,需要补充大量优秀的财政专业毕业生。与之同时,当前我国财税制度设计与财政部门实践工作不断尝试与国际接轨,例如2006年我国实行了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国家各级部门也需要补充新鲜血液,即专业的财税人才充实公务员队伍,因而进入政府公务员队伍对于财政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仍然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于一些地方性高校,例如,浙江财经大学的财政学专业毕业生每年有近一般进入公务员队伍。然而由于财政学专业毕业生报考公务员时,可供选择的对口职位大都是在财政局、税务局、海关以及公检法等等部门,主要是从事财政管理、税收规划和财务核算等方面的职位,由于这些单位工作稳定、收入较高,而且非常体面,因而也倍受考生青睐,几百人竞争一个职位的场景是一种常态,上岗竞争非常激烈,可以说是千军万马挤过独木桥。另外与之同时,财政、税务等政府部门招收公务员也并不局限于财政或税收专业,一些职位需求被会计、金融、法律和计算机等专业肢解。其次,财政学专业理论性偏强、技能劣势相对突出[3]。伴随市场化进程加快,市场投资主体多元化和资金来源渠道多样化,创业型或小型企业明显增加,对于会计、财务管理和金融等专业人才的市场需求量大,而这其中主要是因为这些专业毕业生的知识结构具有技能性与应用性,从而也致使这些专业的学生就业率高[4]。与之相对,由于财政学专业理论性偏强,许多课程侧重于基础理论,其中一些事务性课程又主要面向政府部门,例如《政府预算与预算会计》、《国债理论与事务》等,显然与就业市场的技能型和应用型需求存在较大较大差距。因此,多数以就业为目标的学生主要将精力置于考取各种证书上,例如会计从业资格证、理财规划师等,以增加毕业时的就业砝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财政学专业的学生对本专业基础知识的掌握不够,更不用说进行深入研读与延伸。而这在地方性高校更为突出,因为地方性高校学生生源质量相对较差,以就业作为其最终目标的学生占比会相对较高。再次,财政学专业在国外高校并不存在与之相对应的专业设置。在国外,一般设立共公经济学专业或政府管理等专业。因此,国内高校在财政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与人才培养等方面无经验可供借鉴,主要是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这也导致一些高校在市场化改革冲击下,财政学专业仍然按照旧的思路进行,毕业生明显难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另外,正因为仅有极少数毕业生能够进入公务员队伍,导致财政学专业的学生在期望值过高与现实“专业不对口”的低层次企业现状就业使在校学生产生专业迷茫。
二、市场化进程中财政学专业改革取向与人才培养目标重新定位
论文关键词:金融市场化,投资回报率,面板数据模型
一、引言
资本运营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获取利润,因而不同的投资主体关注的焦点都在于——投资的资本回报率。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广为关注的一个议题,在应用研究方面,许多学者利用一些数据分析了金融业发展指标与经济增长指标之间的相关性。那么,金融业的市场化程度对我国的资本回报率有没有影响呢?二者的关系如何呢?
国内外学者对于金融市场化和资本回报率等相关问题都进行了一些研究。
在金融业的市场化方面,Goldsmit(1969)在《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一书中第一次探索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开创了金融发展研究的先河,并给出了评价金融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 Mackinnon R.I.(1973)和ShawE.S.(1973)曾针对金融系统的发育状况,将金融市场化理解为金融抑制向金融深化的转变。①此后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概念内涵对金融市场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目前形成相反的两类观点:第一类观点认为金融市场化增强了金融发展的动力,并最终为经济带来了更高的长期增长(Bandiera,2000;Andersen and Tarp,2003;Bekaert,2005;Ghosh,2006);第二类观点认为,金融市场化导致了过度的风险介入,加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性,从而导致更加频繁的金融危机(Demirguc-Kunt and Detragiache,1998;Kaminsky and Reinhart,1999)。②关于金融业市场化指数的测算,自2000年开始,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的学者樊纲,王小鲁,张立文就出版了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报告,其中就包含了金融业的市场化这一指标,并分别在2004年、2006年、2009年了新的报告。本文中采用的数据部分就来自于2009年的报告。
关于资本回报率的问题,白重恩、谢长泰、钱颖一(2006,2007)曾对我国资本的实际回报率进行了测算,分析了我国在高投资率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年总资本回报率约20%的资本回报率,并指出可能由于中国工业部门内的渐进式重组使其向资本密集型工业转变,因此要求中国有更高的稳态投资率。
但是将中国的金融业市场化指数和资本回报率联系起来,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金融市场化对投资回报率影响的文章并不多见。
本文试图利用1999-200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来分析一下我国的资本回报率与金融市场化之间的相关关系。本文以下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说明模型设定已经模型中相关指标的测算方法及数据选取;第三部分对1999-200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相关检验并基于数据对计量模型进行估计;第四部分为结论和简单的政策建议。
二、模型与数据
——————————
(一)模型设定
本文将着重考察资本回报率与金融市场化之间的相关关系,分析金融业的市场化进程对投资回报率的影响程度投资回报率,因而建立如下面板计量模型:
(1)
其中,i表示横截面,即各个省市区,i=1,2,……,31;t表示时间,t=1999,2000,……,2007。为残差。ROIC为投资的资本回报率(Return on Invested Capital),FMI为金融业的市场化指数 (Financial Market Indices)。β为相应的弹性,表明投资的资本回报率对金融市场化程度变动的敏感程度。
(二)数据选取
本文利用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投资的资本回报率以及金融业的市场化指数各279个数据,由于指标选取的限制,样本区间为1999—2007年。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海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1.我国投资回报率的测算
Bai 等(2006)曾经对我国资本的实际回报率进行了核算,其测算公式为:
其中,r 表示实际资本回报率,i 表示资本名义回报率,P 表示价格水平,^表示增长率,α表示资本所得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K 表示资本存量,Y 表示总产出,δ 表示资本折旧率。理论上,式(1)一个的近乎完美核算公式。但是,由于我国统计资料的限制,如果应用其来测算我国分省区的资本回报率,在操作中还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③
如果生产要素是规模报酬不变的,且符合生产要素分配净尽定理,及要素按照其边际产出获得报酬,那么资本回报率就等于资本所得份额除以资本产出比。其原理如下:
设定投入两种生产要素资本K 和劳动L,得到产出Y。投入要素的规模报酬保持不变,则有
(2)
上式中,MPK 和MPL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将等式(2)两边同时除以产出Y,得到
(3)
如果投入要素分别按照边际产出MPK 取得收入,则资本回报率r=MPK。式(3)右边第一项为资本所得份额(记为α),则资本的回报率转化为
(4)
产出Y以实际GDP计算,资本存量K作者借鉴Bai 等(2006)所采用的“固定资本形成”指标。而资本所得份额没有现成的统计数据,作者将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所公布的按照收入法核算的地区生产总值构成来计算。
资本所得应该为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以及属于资本所得的生产税。因而核算公式如下:
资本所得除以GDP总量就可得到资本所得份额。这样,将1999-2007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代入式(4)中,就可以测算出投资的资本回报率。统计数据来源为2000—200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以及锐思金融研究数据库;此外,2004年各地区生产总值结构构成的统计数据缺失,作者利用插值法完成缺失数据的填充后,再行计算出了2004年各地区的资本回报率。
2.金融市场化指数
金融业的市场化指数则选用中国经济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相对市场化进程2009年报告》中的数据。
三、金融业的市场化对投资回报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从选取的变量的实际数据看,都有随着时间而增长的趋势,为了消除虚假回归的现象,需要对这些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由于单一的检验方法可能存在缺陷,本文作者使用了Levin-Lin-Chu检验、Im-Pesaran-Shin检验、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四种方法来对资本回报率和金融市场化这两个模型中的变量进行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使用的计量软件为Eviews 6.0版本,检验结果见表3-1。
表1 资本回报率及金融市场化指数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ROIC?
ROIC?
FMI?
FMI?
LLC值
-4.1952
-15.9634
-4.0889
-24.6921
p值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IPS值
1.2876
-4.7306
2.2567
-8.2947
p值
0.9011
0.0000
0.9880
0.0000
ADF-Fisher值
49.1463
135.1460
57.5226
194.1310
p值
0.8819
0.0000
0.6375
0.0000
PP-Fisher值
46.3882
156.8131
41.0520
185.0343
p值
0.9305
0.0000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银行贷款利率;定位
利率市场化是在中央银行基准利率的基础上,并在货币市场利率的调整下实现市场对于银行贷款利率确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银行应该根据自身的资金保有量以及对于未来市场的发展预判,自主的确定贷款利率。我国处于利率市场化发展的初级阶段,本文通过对于我国贷款利率市场化的进程进行分析,指出利率市场化对于我国银行,尤其是商业银行确定贷款利率的影响,避免带来的消极影响,这有助于我国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进程,改善银行的经营管理方式,提高银行的盈利能力。
一、利率市场化的内涵
所谓利率,是对利息率的简称,通过百分比的形式表明在一定的时间内的利息量与本金之间的计算比率,利率对于实务部门和金融机构之间关系有着重要的调节作用,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变量,是借贷资金的价格。
对于利率市场化了的理解有多种范式,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理解利率市场化的含义会有所区别,现在主流的从三个角度对其进行理解。首先是从政府的角度,认为利率市场化是一种直接的行政管制的消除,在利率市场化之前,政府对于存在利率拥有行政管制的权利,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政府解除对于银行存贷利差的管制,用市场的方式确定资金的价格。其次,是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利率市场化主要是更大程度的发]市场的作用,在市场供求关系的作用下,市场主体自主的是生成利率。最后,是从银行的角度理解,在银行的盈利过程中,实现由存款市场和贷款市场之间的供求关系决定利率,保证了商业银行对于利率调节的自主性。值得关注的是在商业银行对于利率的确定应该是在中央银行的贷款利率浮动范围内进行调节。
二、利率市场化背景下银行贷款利率受到的影响
利率市场化给银行贷款利率定位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所带来的机遇包括:
(一)有利于银行增加存贷比
存贷比是商业银行贷款总额与存款总额之间的比值,这个比值能够反映成本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当存贷比高的时候,表明在此种经济条件下,收入增加的同时,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下降的趋势。在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对于能够自主定价的商业银行带来了新的发展,虽然利率市场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压缩银行的利差,但是对于我国的银行来说,由于资金基础较为丰富,能够保证在实际的发展中不会压缩利差。尤其是银行在贷款业务中的定价权不会受到影响的前提下,实现银行存贷比的增加。
(二)有利于银行提高定价能力
利率市场化带来的好处之一就是商业银行可以提供更多的盈利性的贷款产品,贷款利息是银行收入的主要来源,在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由于银行能够对于贷款产品进行灵活的调整,会出现风险加大的问题。银行为了避免或者是降低风险,会更自觉地建立信贷资产审核的体系,不断完善借贷的管理制度,在实现盈利增加的同时,降低由于风险加大带来的损失。由于我国当前的借贷市场供求之间不平衡,并且长期存在一种供小于求得局面,因此,大多数的企业需要从银行中获得资金支持,而在利率市场化下,银行能够有效的提高自身定价的能力。
(三)有利于银行贷款利率定位的创新
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在不断地加快,商业银行在此种背景下,会不断地对于自身的贷款利率定位进行调整,特别是在管理利率风险增加的影响下,银行会不断创新贷款产品。在过去的时代,贷款的利率较高,银行出于垄断地位,但是随着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发展,过去银行的盈利通道发生了变化,刺激了银行在传统的存贷业务多样化发展。
(四)利率市场化对于银行贷款利率定位不仅是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挑战。主要的挑战包括:
(1)重新定价的风险
利率市场化下,对于银行带来的风险中最为常见的就是重新定价,或者是称之为成熟期不相匹配的风险。这种风险之所以常见,是由于银行的资产负债业务和表外的中间业务之间存在的时间差造成的,尤其是在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利率是有市场供求决定的,不能保证利率的稳定性,一旦利率发生变化,必然会导致银行内部重新定价的不均衡,进一步导致银行的利差收入出现波动。尤其是在重新定价存在缺口,且缺口不为零的状态下,市场上的利率发生变化,银行会存在利率的风险。
(2)基准变动风险
这种风险主要来自于利率的变动,是一种银行利率风险。利率市场化,导致现有的利率水平与市场时供求关系直接相关,一旦供求发生变化,利率水平就会随之变动,导致银行的盈利水平出现不确定性的因素。尤其是银行的贷款利率重新确定的过程中,利率基准变动会增加银行的盈利风险。
三、利率市场化下银行贷款利率定位的建议
(一)提高银行内部资产负债管理能力
利率市场化在给银行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会导致银行的信用风险增加,因此,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实现银行对于内部资源负债管理的能力,一方面完善银行的信用评估体系,针对于市场中的客户行为进行考察,注意客户财务状况,尤其是关注其负债结构和经营成本,避免由于利率的变化造成的不可控问题。另一方面,银行需要制定风险预警系统,利率市场化在国外的发展中已经渐趋成熟,国内的银行亦可以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在内部设置预警系统,对于市场的变化进行监测,实现在利率出现波动时,预测可能发生的风险,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二)完善银行贷款利率定价机制
我国长期以来,对于银行的运行实现利率管制,在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由于利率是有市场决定的,政府不能对利率进行管制,所以银行相对来说在贷款利率定价机制方面比较欠缺。在面对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商业银行对于利率有了更多的定价的权利,所以应该制定相应的定价原则,并在自身提供的贷款产品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产品定价,构建银行贷款定价策略的模型,并在发展的过程中对于这个定价模型不断完善。
(三)完善定价策略,重视传统存贷业务
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与存贷利差之间存在较大的关联,尤其是巨额的存贷利差对于我国银行的盈利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会出现存贷利差收缩的现象,造成银行盈利能力的下降,因此,针对定价策略完善的基础上,也要保证银行传统的存贷业务的发展,在实现利率市场化进行的同时,保证银行具有相应的盈利水平。
四、结论
利率市场化对于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尤其是对于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定价的影响,不仅是有着积极的一方面,还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在这个背景下,银行应该不断提高自身的定价能力,降低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首先银行在新的环境下的新发展。贷款利率市场化能够为我国的经济带来新的生机,促进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创新,还能够加快商业银行业务的转变速度,实现我国商业银行体制的创新,为我国商业银行定价和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
参考文献:
[1]傅晓初.利率市场化的制度供求分析[J].改革与战略, 2012(3):17-18。
关键词:信息化,发展经验
信息化浪潮正在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经济发展的进程,并改变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人们也越来越迫切地意识到信息化不仅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而且还是未来发展的制高点,它关系到科技、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军事、国家安全的全局,其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经济增长能力的重要标准。
我国的信息化建设一直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信息化道路,取得了一些成绩,为实现经济和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在建国六十周年之际,及时总结我国信息化发展进程的经验对我国未来的信息化建设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信息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从我国信息化发展历程不难看出,我国信息化是在相对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在推进工业化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顺应世界潮流,在较高的起点向前推动的。在相对落后的基础上发展先进的生产力是我国信息化发展最核心和最根本的特征,它是建立在我国特殊的国情基础上的,体现了我国信息化发展的特殊性。从这个特殊性出发,就决定了我国的信息化不能走西方国家的老路――先工业化再信息化,而必须把工业化和信息化结合起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以信息化促进工业化,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并进,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信息化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可以说,工业化是信息化的物质基础。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信息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信息产业的发展,都需要有工业化的发展作为载体和后盾。信息化技术的基础研究、开发应用,要由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所获得的资金积累来支持,同时,先进的制造技术和发达的制造业为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因此,高度发达的工业化是信息化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必要保证,没有发达的工业化作基础,信息化就缺少相应的物质基础、产业依托和技术支撑。信息化的发展不能脱离工业化的基础,不能盲目跨越工业化这个阶段,继续完成工业化仍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逾越的历史任务。
2、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信息化是由国家主导,还是由市场主导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从发展趋势看,以市场为主、市场与政府互补进行导向是信息化导向的基本方式,这一基本方式也可以概括成“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一方面,政府通过统一规划和基于长远及全局利益的统筹协调来弥补市场的不足;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大力推进资金筹集、工程建设、运营管理的市场化运作。通过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走出一条低成本、高效益的中国信息化道路。论文大全。
首先,信息化的发展既提出了加快市场化进程的现实需求,也为加快市场化的进程提供了物质手段。市场化的发展也为信息化提供了具有支持和促进作用的活动舞台和发展空间。因为信息化的发展取决于科技进步的脚步,而市场经济是科技进步的土壤和水分,只有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科学技术才能冲破传统的束缚,取得日新月异的发展,信息化才能获得发展的动力。
其次,我们在强调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时候,也不能忽视政府的作用。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推进信息化,政府的地位有其特殊性。政府在信息化推进中的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这主要是因为:①信息化是信息技术、信息网络普及应用和广泛渗透的过程,但它不仅是技术本身,而是更深刻地涉及到管理制度、组织结构以至思想观念变革。因此,信息化是一场革命,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推动。特别是对于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国民教育素质较差的发展中国家,信息化的推动更需要政府高层领导卓越的政治远见和战略决策。② 推进信息化是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而且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的组织协调工作不可缺少。
3、以应用需求为主导
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自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逐渐成熟,已经成为当今信息化浪潮的驱动力量,但它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影响和由此引发的变革,取决于在各个领域的渗透和应用。技术是手段,应用才是目的。信息化实质上就是不断扩大信息技术在各个领域、各个层次上的应用。
信息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方式,提高了信息资源转化为财富的潜在能力。只有抓住应用环节,才能产生效益。信息化应用发展是由应用需求拉动和信息技术推动两方面来驱动的。论文大全。一方面,信息技术的新发展为各种业务应用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另一方面,信息化应用发展又为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推动力和更广阔的信息产业市场空间。信息化进程就是一个信息技术应用与信息技术、信息产业相互推动、相互依存的进程。
4、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相结合
信息化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创新。正是由于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具有源源不断的创新性,才使其成为当代最先进、最活跃的生产力。技术创新已成为推动信息技术应用的重要动力。鼓励技术创新,首先要增加研发的投入。近年来,国家财政对科技的支持不断增强,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研发经费年均增长速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其次,还要形成一定规模的研发力量。我国的研发力量主要由大学、科研所和企业组成,其中大学和研究所主要从事基础类研究和技术开发类研究,企业的研究则集中在试验发展领域,技术力量有了一定的积累。
在信息时代,技术革新的速度远远高于人和组织的转变速度。信息技术的高速更新和广泛应用,对原有结构、业务流程的变革和资源的重新整合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技术创新必须与体制创新相结合。从静态的观点看,现有的信息技术设定了信息化发展所可能达到的上限,但实际上能达到多少则是由制度决定的。从动态的观点看,良好的制度能够推动技术可能性边界不断扩大,而不良的制度只能造成技术进步停滞不前。
5、坚持人才队伍建设
信息化人才是信息化发展的成功之本,对其他信息化要素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是信息化的依托和关键。信息化行业是技术变化快、渗透能力强和国际化特征显著的行业,其中人才直接关系到信息化行业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被认为是信息化推进的核心和动力。论文大全。因而,积极推进信息化人才建设,在各行各业实施信息化人才战略,是顺应时展的需要,关系到信息化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核心竞争力的全面提升,不仅可以对各类人才发展起到统领作用,而且对推动整个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信息化是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对我国来说,信息化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通过信息化可以实现产业优化升级、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可以为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反之,错失信息化良机,我们将在新一轮的国际竞争中成为“边缘化”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会越来越远。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信息化建设是一个全新的事业,信息化也是一个渐进的历史化发展过程,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层出不穷。不断认真总结各个时期的经验教训,可以避免大的决策失误,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以减少资源的浪费和不必要的损失,保证我国信息化建设始终沿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前进。
参考文献:
1、怀铁铮.信息化――中国的出路和对策[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2、游五洋、陶青.信息化与未来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
[论文摘要]经过多次利率政策调整,我国利率体系改革积累了不少经验,这在当前宏观经济稳定、金融市场初具规模、人们对利率波动敏感性和预期心理不断增强的形势下,无疑已使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向前推进了重要的一步。但是,现行利率管理体制中利率改革的基础条件、传导机制与外部环境尚不完备,直接影响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全面实施。
一、利率市场化的内涵
利率市场化是指利率的决定权交给市场、由市场主体自主决定利率的过程。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如果市场竞争充分,则任何单一的经济主体都不可能成为利率的单方面制定者,而只能是利率的接受者。
利率市场化至少应该包括如下内容。
(一)金融交易主体享有利率决定权。金融活动不外乎是资金盈余部门和赤字部门之间进行的资金交易活动。金融交易主体应该有权对其资金交易的规模、价格、偿还期限、担保方式等具体条款进行讨价还价,讨价还价的方式可能是面谈:L招标,也可能是资金供求双方在不同客户或者服务提供商之间反复权衡和选择。
(二)利率的数量结构、期限结构和风险结构应由市场自发选择。同任何商品交易一样,金融交易同样存在批发与零售的价格差别;与其不同的是,资金交易的价格还应该存在期限差别和风险差别。利率计划当局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对利率的数量结构、期限结构和风险结构进行科学准确的测算。相反,金融交易的双方应该有权就某一项交易的具体数量(或称规模)、期限、风险及其具体利率水平达成协议,从而为整个金融市场合成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利率数量结构、期限结构和风险结构。
(三)同业拆借利率或短期国债利率将成为市场利率的基本指针。从微观层面上看,市场利率比计划利率档次更多,结构更为复杂,市场利率水平只能根据一种或几种市场交易量大、为金融交易主体所普遍接受的利率来确定。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同业拆借利率或者长期国债利率是市场上交易量最大、信息披露最充分从而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市场利率,它们将成为制定其他一切利率水平的基本标准,也是衡量市场利率水平涨跌的基本依据。
(四)政府(或中央银行)享有间接影响金融资产利率的权力。利率市场化并不是主张放弃政府的金融调控,正如市场经济并不排斥政府的宏观调控一样。但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政府(或中央银行)对金融的调控只能依靠间接手段,例如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影响资金供求格局,从而间接影响利率水平;或者通过调整基准利率影响商业银行资金成本,从而改变市场利率水平。在金融调控机制局部失灵的情况下,可对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金融行为进行适当方式和程度的窗口指导,但这种手段不宜用得过多,以免干扰了金融市场本身的运行秩序。
二、利率市场化的动因
(一)利率市场化的最主要动因在于,它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就在于,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的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而资源的配置首先是通过资金的配置完成的。这就要求资金的价格商品化,由市场供求决定,使投融资主体根据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要求公开自由竞价,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的利率管制。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竞争垄断模型来分析利率在管制和市场化情况下不同的福利效应。
完全竞争的借贷市场暗含着的前提条件是:第一,构成借方的诸多借款人是完全竞争的,构成贷方的诸多贷款人是完全竞争的,资金的借贷双方也是完全竞争的,因而,借款和贷款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左右借贷市场的价格,只能是市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第二,借贷双方都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借方或贷方,任何一方影响市场价格的变动另一方立即会做出有利于其边际效益的理性反映。第三,借贷双方对信息的占有是充分的。
(二)由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率市场化动因。①加入WTO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国际化成为世界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也带动了国际贸易和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金融业应进一步创造条件逐步实现与国际金融接轨,而条件之一就是以利率和汇率为中心的金融商品价格形成市场化。②迎接网络经济的需要。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网络经济无疑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主流。网络银行是银行业适应网络经济发展的一项创新。网络银行迅猛发展的一个原因在于它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由此带来服务的价格优势。
三、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思路
上述这些问题的存在,决定了当前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不会也不可能一步到位、一蹴而就。根据国际经验,结合我国目前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总体思路。根据实际情况,我国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总体思路可考虑为:
(一)放松对商业银行的利率管制与培育货币市场并举,提高货币市场上形成利率信号的导向作用,逐步形成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有管理的同业拆借利率,初步建立起以中央银行再贷款利率为引导、以同业拆借利率为基础的利率体系。
(二)在放松商业银行不同货币利率管理中,应当先放松对外币利率的管制,后放松人民币利率的管制;对商业银行的不同业务品种,应当依据不同市场主体对于利率信号的敏感程度,遵循先批发、后零售的顺序,先放开贷款利率,后放开存款利率;对于存款利率,先放开大额存款利率,后放开小额存款利率。
(三)在放松贷款利率管制的进程中,及时扩大利率的浮动幅度,简化利率种类,逐步健全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体系,并在国有银行完全商业化的基础上,使我国的金融业与国际接轨。
四、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政策的配合
当前,利率市场化的思路和方案已经基本明晰,当务之急是积极创造条件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防范和化解利率市场化进程中蕴藏的各种风险。从目前看,推进利率市场化应当有以下政策的配合。
(一)加快进行国有企业的债务重组与制度创新,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特别是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对投资效益、资产质量、财务状况的出资人约束机制,在此基础上实现企业借贷行为的合理化。
(二)推进商业银行制度建设,强化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加强其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健全金融监管,确保银行体系内的有序竞争。
(三)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尤其是货币市场,放宽中央银行对货币市场的限制,以便发现资金的市场价格,并以此作为中央银行进行利率政策操作的参照指标,依据市场资金供求状况灵活进行调整。
(四)加大货币政策的实施力度,发挥中央银行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创造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保障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顺利进行。
(五)把握好利率市场化与金融业开放的关系。吸收东亚地区利率市场化的经验教训,在利率市场化改革时,一定要把握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节奏。
参考文献:
[1]李凤玲,《对利率市场化的浅析》,江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论文摘要】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经验表明,经由国债市场的发展来推进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是比较有效的改革路径之一,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看,真正能够成为基准利率的是国债市场的利率。文章提出完善我国国债市场的建议与措施。
一、利率市场化需要完善的国债市场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经验表明,经由国债市场的发展来推进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是比较有效的改革路径之一。十多年来的中国国债的市场化改革对利率的市场化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国债二级市场及其收益率的形成、国债一级市场引入竞争性的招标机制、国债回购利率的市场化、国债期货交易的试验等改革举措,是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加快了改革的进程。近年来中央银行开展公开市场业务引导市场利率,以及各种利率市场化改革措施的出台,都为最后放开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准备了基础条件。但是,随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利率市场化的进程逐步加快,中央银行亟需确定一个市场基准利率来引导市场利率。
所谓市场基准利率,是在多种利率并存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的利率,是金融市场上所有金融产品价格确定的重要参考依据,是人们公认的并普遍接受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利率。目前,中国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利率实际上起着基准利率的作用。但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看,真正能够成为基准利率的是国债市场的利率。
首先,从国际金融市场的一般规律来看,能够成为基准利率的必须是流动性好的金融商品的利率。国债利率具备这一特点。国债有“准货币”之称,变现力极强,它的价格形成与波动能够灵敏地反映资金市场供求的变化,因而可以成为其他金融工具定价的基础。诚然,国债利率也会受到通货膨胀和到期风险的影响,但由于国债到期还本付息是一个固定额,在通货膨胀率与利率变化可以预期的条件下,国债利率就自然成了基准利率的代表。实际上,美国、日本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市场基准利率就是国债利率,国债利率处于整个利率体系的中心环节,它的变动决定其他金融工具利率的变动。
其次,作为基准利率,必须能够较好地反映不同期限的利率水平。国债利率也具备这一优点。在债券期限结构理论中,预期理论与市场分割理论从不同侧面解释了不同期限债券利率水平差异的原因。预期理论在债券具有完全替代性的前提下证明了债券利率差别的原因是期限的长短,即将长期利率等于债券到期之前未来短期利率预期的平均值。市场分割理论则在市场不完全性与不同期限债券不是替代品的前提下说明了各种期限债券利率取决于各种债券市场的供求状况。期限结构理论与流动性升水理论则综合了上述两种理论,将长期利率等于债券到期之前未来短期利率预期的平均值加上反映不同期限债券供求状况的期限升水,从而比较全面地解释了不同期限债券利率差别的原因。非国债(如企业债券)不同期限利率的决定虽然也可以用以上理论解释,但由于存在违约风险,因而无法用来决定利率的期限结构。而国债的发行主体是政府,一般不存在违约风险,其利率结构也就不受违约风险的干扰,因而可以较好地反映不同期限利率的差别,能够成为基准利率的最好选择。同业拆借利率虽然也是反映市场资金供求状况的利率,在市场交易规模、交易者数目和规范化程度上与国债市场也有可比性,但同业拆借市场毕竟只是一个短期拆借市场,同业拆借利率也只是对短期利率有参考作用。国债市场则是提供短、中、长期不同期限债券种类的市场,可以反映不同期限的利率水平。
一旦国债基准利率形成,国债市场的发展对其他金融市场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它不仅改变金融市场规模格局,而且还影响其他市场利率水平的确定,出现明显的利率市场化的传递效应,其中影响最明显的是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存款市场。因为国债市场发展后产生的大量资金需求,首先会冲击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存款市场,结果必然是,在国债市场发展以及国债利率市场化的影响下,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的利率市场化机制将更加完善,银行存款市场也将逐步放松利率管制。
二、完善我国国债市场的建议与措施
完善我国国债市场,提高国债市场流动性,推进利率市场化是充分发挥我国货币政策效应的必要条件。目前,完善我国国债市场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1、完善国债发行机制
(1)进一步规范滚动发行机制。扩大基准国债期限品种范围,进一步健全滚动发行机制,使一级市场国债发行形成更加持续的发行利率曲线,也使一级市场国债招标价格更好地发挥对国债定价与估值的参考作用。
(2)尝试推出国债预发行机制。为建立发行前债券价格揭示机制,规范一级市场债券分销行为,借鉴国际成熟债券市场预发行做法,在中国国债市场尝试进行国债的预发行操作。
2、优化国债期限结构和持有者结构
优化国债期限结构和持有者结构,增强国债市场的流动性,提高国债市场的调节功能。
(1)合理设计国债的期限结构。国债期限结构的形成往往是一个复杂的不断变化的过程。政府必须兼顾自身与应债主体这两方面的要求和愿望,同时考虑宏观经济条件和清偿能力等因素,对国债的期限结构做出选择。
(2)优化国债的持有者结构。国债持有者结构单一是我国国债市场的一大痼疾。这已在相当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国债市场的规范和发展。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中央银行持有的国债规模要加大,配合货币政策的运用,提高公开市场操作的传导效果。第二,取消对商业银行购买国债的某些限制,使国债成为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促进现有养老保险基金等机构的发展并培育国债投资基金。这将有效地提高国债市场的参与程度,促进国债市场发行效率的提升。第四,允许国外投资者购买一定比例的国债。这既有利于我国利用外资政策的实施,又有利于调节国债持有者的结构。
3、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
目前市场交易主体还比较单一,现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交易主体虽然己增加到900多家,但仍然主要是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现在还很少进入这个市场,这样就限制了这个市场的覆盖面。在我国,商业银行目前却是债券市场的主要投资人。应大力发展非金融机构投资者进入国债市场,尤其是债券投资基金,由于债券投资基金具有专业投资和规模经济的优势,它们的投资风格更加稳健,有利于国债市场的健康平稳发展。
4、发展国债投资基金
国债基金有封闭式和开放式两种基本形式,同一般的证券投资基金相比,国债投资基金是国家信用和非国家信用相结合的表现形式,国家信用是其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国债基金的绝大部分资金是投向国债的,同其他类型的投资基金相比,国债投资基金具有信誉高、风险小、收益稳定的特点。
5、大力发展国债市场中介机构
(1)扩大一级自营商范围,完善做市商制度,活跃国债市场。第一,扩大一级自营商范围。我国中央银行应在严格要求的前提下,积极创造条件,进一步扩大一级自营商成员,尽早让一些业绩好、信誉高的证券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加入到一级自营商队伍中来。第二,完善做市商制度,扩大做市商队伍。我国虽已经建立做市商制度,但由于制度不完善,导致报价券种偏少,很多债券不能及时报价或没有报价,价格信息难以及时发现和披露。
(2)大力发展国债市场经纪人。一些国家的政府为了提高国债市场的流动性,非常重视经纪人业务。经纪人作为给交易商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是连接交易商的重要媒介,经纪人本身不参与交易,只是将市场交易进行有效的配置,提供价格发现机制,提高交易的成功率。随着我国国债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市场参与者的增多,直接交易不利于提高市场效率。目前我国同业经纪人只有一家,缺乏竞争和效率。因此,培养一大批活跃的经纪人队伍对发展我国场外债券市场显得尤为迫切。
6、建立统一、规范、分层次的国债市场体系
(1)一个竞争、有序、统一、高效的国债市场是央行公开市场政策利率传导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在国债市场的建设中,当前应集中精力建立以银行间债券市场为核心市场。继续拓展完善银行间债券市场,吸收各类金融机构投资者进入,以之作为批发债券市场。
(2)我国目前的国债流通市场呈现分割的状态,银行间国债市场和交易所国债市场各自存在。国债市场的两个子市场之间既独立运作又互相沟通。但市场交易具有连续性,人为地把不同交易主体分割到不同的市场,不利于扩大市场规模,完善市场机制。而且两个市场价格差的存在也不利于管理层更好地把握宏观经济情况。因此,应逐步将两个市场统一起来,促进国债交易在更广的范围内开展。健全国债交易的基础设施,构建统一的国债托管结算清算系统,是统一流通市场的关键。
7、积极发展国债期货市场
目前我国债券市场没有衍生金融工具,在现有的交易体系和交易手段下,投资者无法有效地解决利率波动带来的巨大风险,使得机构投资者难以进行避险与对冲操作,阻碍了其对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参与。市场上投资者追涨杀跌,不利于债券市场的稳定。发展国债期货等衍生金融工具市场,可以为投资者提供规避风险的有效手段,促进市场价格发现,对于长期进行大量债券投资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用社、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来说,十分重要。
【参考文献】
关键词:制度变迁;经济增长;内在关系;实证检验;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5―0018―09
标准的经济增长理论把制度看作是既定不变的,所以无法认识到制度变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那么,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社会和制度变革作为带动经济增长的动因?为什么在资源、人口、技术都没有巨大变化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为什么有些贫穷国家在最近的几十年里能获得快速的增长,而有些国家却仍在零增长线上挣扎?制度变革与经济增长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深究。本文就是想通过对中国经济转轨和经济增长内在关系的实证研究来试着说明这一问题。
一、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回顾
人们对于当今经济增长模型批评最多的是,模型在强调人力资本、知识和技术作用的同时,却忽视了制度要素。诺斯在评价内生增长模型时指出:“这些模型都取决于一个能驱动模型的暗含的激励结构的存在,如果不将制度中派生出来的激励结构作为这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研究对我来说将是一个无结果的试验”。[1]诺斯从制度安排的]进角度,提出了经济增长由制度“启动”的论断,科斯也把交易成本作为解释和比较不同制度或体制效率的重要因素。交易成本和制度变迁理论的引入,极大地扩展了经济增长理论的解释力和应用空间,它揭示了制度的动态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
从目前来看,关注制度与增长间关系最多的还是新制度经济学家。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才使人们逐渐认识到研究制度与增长间关系的必要。当然,其他一些主流学者也从相关研究中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如Schulley的经验研究就证明了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Jones and Keeper则用考虑有制度背景的影响模型和实证检验突出了这一点;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发现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是互相促进的,两者并不能截然分开;而lener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Tomell和Eicher分别从产权制度和制度实施效率这个角度分析了内生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2][3][4][5]
除了国外学者的研究外,一些国内学者也在考虑制度与增长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如卢荻、沈坤荣、张军、林毅夫和雷钦礼等学者都对该问题做了一些研究。[6][7][8][9][10]他们认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易于在短期内被人们观察到,而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表现不明显或者不易衡量,这可能是许多经济学家忽略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重要作用的原因之一;他们还从不同的视角考虑了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有国内的一些学者通过把制度因素引入到内生增长模型来进而揭示制度与增长的关系,如雷钦礼在其博士论文中做了一个尝试;刘红和唐元虎、皮建才,王泽填等青年学者也在这方面做了努力和尝试。[10][11][12][13]但总的来看,关于制度和增长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还是一个不清晰的问题,本文就想换一个思路,通过检验当代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来揭示这一问题。下面,本文就通过把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当作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来探究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二、转型指标的设定及量化标准
把经济体制转型作为制度变迁的实例来研究,首先必须量化转型指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编制的改革进展指数(IRP)指标体系中,包括了企业、市场与交换、金融体制和法律改革4个领域的共10项指标。在世界银行完成的《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From Plan to Market》)报告中,世界银行对经济转型进展与评估是分类独立进行的。[14]世界银行对经济转型的评估集中在四个领域,分四大类着手考察,它们分别是自由化、财产权和私有化、机构以及社会政策。
卢中原、胡鞍钢选择了投资市场化指数、价格市场化指数、生产市场化指数、商业市场化指数四个单项的市场化指标。[15]国家计委课题组是从商品市场化程度和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进程测算向市场体制转型的程度,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按劳动力和资金市场化程度考察,劳动力程度由市场化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决定,资金市场化程度由银行信贷资金的市场化程度来近似反映。陈宗胜等学者通过对企业、政府、市场三个方面的考察来测度市场化进程[16]。
在构造转型指标时必须做到科学性和可行性的结合,即所构建的转型指标应该能够较好地反映出转型的实际进程和结果。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呈现的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的趋势是同步的,这种耦合的趋势可以很好地揭示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经济转型)的内在关系。在刻画中国经济转型的指标方面,我们参考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17]、陈宗胜等学者的相关研究,并结合国内外其他相关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见解,我们把反映中国经济转型的量化指标确定为以下四个方面(见图1):
(1)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水平(NL)。本文用工业总产值(或增加值)中非国有工业的总产值(或增加值)来表示。公式如下:NL:非国有工业的总产值(或增加值)/工业总产值(或增加值)。
(2)市场化程度(ML)。目前衡量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方法很多,我们选取投资的市场化指数来表示,即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投资”三项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来表示,公式如下:ML=(外资+自筹资金+其他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
(3)对外开放程度(OL)。反映经济外向型的程度,本文采用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表示,公式如下:OL=(GDP-进出口总额)/GDP。
(4)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GL)。我们以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表示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的变化程度。
参照ERBD对改革进展指数(IRP)编制所设定的权重系数和国内、外学者对上述指标重要性的排序情况,我们设定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水平(NL)、市场化程度(ML)、对外开放程度(OL)和政府干预程度(GL)对转型进展的刻画重要性分别为:0.4,0.4,0.2和0.2。那么转型进程综合指数(TL)可以表示为(见图2):
三、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检验
我们可以用图3来表示经济增长指数与经济转型进展指数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仅从图中很难确定二者之间内在的关系,下面我们通过对二者之间进行协整和因果关系检验,来进一步确定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经济增长指数是指把GDP以1978年设定为100计算的各年可比价格比增长指数)。
本文的实证检验分4个步骤完成:第一,利用单位根检验确定时间序列lnGDP(GDP指数数据的自然对数形式),和lnTL(经济转型进程指数数据的自然对数形式)的平稳性;第二,确定lnGDP和lnTL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第三,采用格兰杰因果性检验考察lnGDP和lnTL之间的因果关系;第四通过VAR模型进一步验证二者的内在关系。本文所有检验结果均使用Eviews4.0计量经济分析软件进行了多次回归分析而得。
1.变量平稳性检验
数据选取本文采用前文计算的经济转型进程综合指数和历年经济增长指数的变化数据作为样本数据。lnGDP和lnTL按照有关数据计算而得,其中,以上2个变量均取自然对数,是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样本空间确定为1978―2004年,主要原因是想对中国整个经济转型期做一个全面和完整的考察。
本文将利用单位根检验来确定lnIF和lnFDI两个变量的平稳性,具体采用的是ADF(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方法,其模型为
按照AIC最小值法则选择最佳滞后期项数(2期),见如表2。从VAR模型拟合结果也可以看出(见表3),经济转型确实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经济转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一种较弱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的时间较长,且不会在短时间内衰减;而经济增长却是经济转型的内在决定因素,并且这种决定因素会在较短时间内衰减。
LnGDP(经济增长)与LnTL(经济转型)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与单向因果关系,这从表1和表2的检验结果就可以看出,LnGDP和LnTL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两者之间存在一个长期均衡增长关系。由于LnGDP和LnTL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故GDP与TL之间也存在协整关系。由表2和表3知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经济增长是带动经济转型的格兰杰原因,而经济转型并不是引致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二者的协整关系和VAR模型也充分说明,虽然经济转型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但经济转型对经济增长确实能有一定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长期的(如滞后1期与滞后2期影响系数比较接近)。
四、结论与启示
很多人认为,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会起到决定作用,如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现象。但我们通过二者的内在关系分析却发现,结果恰好相反,正是经济增长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深化,而不是制度变迁决定经济增长。这也说明诺斯的推论是有疑问的。当然,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之间存在的协整关系也说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长期相关关系,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却不是决定性的。
我们再透过20世纪末期以来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转型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在经济转型问题上提倡“华盛顿共识”的学者认为,所有的经济问题实际上都是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而市场无疑是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最有效的方式,通过一系列快速走向市场化的策略,转型国家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成功走向市场体制。但事实证明“华盛顿共识”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其中主要原因是由于把目光局限在“为转型而转型”的狭隘目标以及忽略增长取向的实现途径上。本文的研究也说明,经济增长对经济转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只有把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同步考虑,只有在增长中来推动转型才是有效和重要的。而这正是“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内在涵义。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告诉我们,为了经济增长而重视制度创新是必要的,但过分倚重制度创新来达到经济增长的决策是没有根据的。制度变迁并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说明在推动经济增长中仅靠制度变革是行不通的,必须通过制度变革达到提高有效劳动、资本存量和技术进步改善才能达到。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和VAR模型关系也说明,在经济增长中制度变迁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但这种作用还是不能忽视的,并且制度因素还会通过对其他增长因素的影响来长期影响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179-180.
[2]SCULLY, GERALD W.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1988,(3):652-662.
[3]RODRIK, DANI. Institutions for High-Quality Growth:: What They Are and How to Acquire them[J].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7540.
[4]ACEMOGLU, DARON and SIMON JOHNSON.Unbundling Institutions Rand [J].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87):68-103.
[5]GERARD ROLAND.Transition and Economics[M].Preface,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00.
[6]卢荻.变革性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的结构与制度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7]沈坤荣.体制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增长[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8]张军.增长、资本形成与技术选择: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下降的长期因素[J].经济学季刊,2002,(1).
[9]林毅夫,刘培林.经济发展战略对劳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C].林毅夫发展论坛讨论稿,2002.
[10]雷钦礼.制度变迁、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11]刘红,唐元虎.现代经济增长:一个制度作为内生变量的模型[J].预测,2001,(10).
[12]皮建才.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一个分析框架[J].公共经济研究,2005,(5).
[13]王泽填,卢二坡.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C].厦门大学2005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国际研讨会交流论文,打印稿,2005.
[14]世界银行.1996年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M].北京:中国财政出版社,1996.
[15]卢中原,胡鞍钢.市场化改革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影响[J].经济研究,1993,(12).
[16]陈宗胜等,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7]冯舜华等.经济转轨的国际比较[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