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史总结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美术史总结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现代美术教育对美术教师的素质要求

现代美术教师的素养包括先进的教育观，广博的社会文化知识，开放的审美情怀，多元美术知识结构，明澈的美术发展视野等。如此，给21世纪的美术教育者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一个合格的美术教师除应具备高尚的思想道德修养、文化科学基础知识；除了具备完成美术教学的综合能力外，还应具备合理、全面的美术学科素质结构。

现代美术教育课程理念是多元的和具有通过性的，这里有两个核心的概念：一是“通道”，二是“经验”。所谓“通道”是指它对学生素质教育的贡献体现在它具有一种非达标性的目的设定，“过程及目的”。所谓“经验”是指它通过具体的审美实践活动，对学生施加影响，促进学生人生体验的丰富。美国教育家艾斯纳所倡导的discipline—based art education.简称DBAE（学科基础教育）。他尊重美术教育的学科独立性，强调美术教育学科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这些理念对世界美术教育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推动和影响。美术批评、美术史、美学以及美术实践，在专业化的美术教师素养中都具有核心的价值。而具体到现代美术教师所应该具有的能力结构包括：⑴人文素养。⑵教育理论及实践能力。⑶美术文化拓展及研究能力。除此之外，现代美术教师还应不同程度的具备丰富的姊妹艺术知识、前瞻的文化发展观。

现代美术教育专业课程构成与设计

现代美术学院美术教育专业的课程设计应以现代中小学美术教师综合素养的建设为基础，以推动中小学美术文化的普及，推动中小学生人文素养与综合能力的完满为核心价值目标。

本科四年的美术教育专业，美术师范生所要学习的课程应包括基础文化知识类课程，普通教育基础理论类课程，美术教育理论与实践类课程，美术理论与专业实践类课程，艺术文化素质拓展类课程等五个部分。

1.基础文化类课程应涵盖基础人文学科和部分自然科学学科的文化常识。它是作为教师素养的基本保障和学习钻研更深层的艺术教育以及美术文化的基础。一般大学都会开设诸如大学语文、大学外语、哲学基础、现代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等文化课程。这些课程一般不作为学生专业技能的主体学科而开设，应该在具体内容和程度上合理配置。

2.普通教育基础理论类课程是教育类专业的通修课程，包括教育学、教育政策与法规、教育心理学、教师口语、现代教育技术研究等课程。这些课程的开设是所有教育专业学生的基础理论与素养的保障，也是学生获取教师资格证的必修课。

3.美术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类课程是美术教育专业学生的第一大核心专业课程。它具体包括：美术教育史、美术教学方法论、美术教学实践（或美术教育见习与实习）、现代美术教育研究与论文写作等。往往在美术学院的教育专业中很多学生并没有把这些课程当作专业核心课程来看待，更多的是把它们笼统的归类为文化或理论课程，这是本质性的错误。造成这样的认识究其原因根本来自于学科教育中对这些课程的性质、作用以及价值的忽视。加上美术学院大的教学环境中对美术实践类课程的推崇与侧重，也是使其形成的重要因素。加强对这些课程的核心地位的引导也是专业课程建构中的重要环节。

4.美术理论与专业实践类课程是美术教师美术专业素养的基础。它的地位仅次于美术教育类课程，是美术教育专业课程构成中的第二大核心。对于它的构成应具有现展的课程观念，应具有包容意识和综合意识。其中美术文化理论课程应包括：美术史、美术概论、美学（或艺术哲学）、美术批评、现代美术研究、艺术比较学等。其次，美术专业实践类课程可以因不同的校本资源来合理配设。建议开设课程包括：造型基础（以现代开放的素描实验为基础）、色彩基础（色彩知识与主观色彩表现实践）、自由绘画（自觉的、自主的、非特定媒介的绘画实践）、现代媒体艺术、综合艺术实践（以社会生活与现实为背景，开展总体的、综合的、多元的视觉表述、艺术策划）等。另外，传统的书法、国画、油画、工艺设计、版画、雕塑（或陶艺）、水彩、水粉、摄影等可以以选修的形式开设，具体的内容则以鉴赏和基础技法训练为主，点到为止。

5.艺术文化素质拓展类课程是美术教育专业学生综合素质得以滋养与丰满的途径。各学校应结合自己的办学基础开设相关的拓展课程以供学生选学。在这个板块中综合类大学相较于美术学院更显得得天独厚。建议所开设课程应尽可能的宽泛和丰富。可开设的课程如：艺术人类学、艺术市场学、音乐鉴赏、现代艺术传播与媒体研究等等。

对综上这些课程的课时配比需依据美术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以及各学校资源的整合、综合利用的整体考量之后来设计。建议在第一部分基础文化类课程中做到文理兼容，理论性与应用性相结合。在第二部分普通教育基础理论类课程中，尽可能做到对先进的教育理念与经典的教育理论综合阐释，兼容并蓄使其具有包容性。在第三部分美术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类课程中，应尽可能多的展示国内外最优秀的美术教育理论与教学方法。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习、研究与调研、总结相结合。在第四部分美术理论与专业实践类课程的设置中，应以前瞻的眼光来看待发展中的美术文化，以作为素质教育要求下的中小学生的美术需求为出发点，以美术教师综合的现代美术能力的培养为目标来设计。在第五部分艺术文化素质拓展类课程的设计中，应充分的考虑到现代美术教师应具有的艺术文化素养的广博性和可延展性。

具体到每个课程板块的比重，因第一、第二部分为国家调控课程，已基本固定。第三、四、五部分的课程内容应至少是等分的比例。其中第三部分美术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课程的比例应保持2：3左右。第四部分则较为复杂，建议美术理论课程与美术实践课程的比例为2：1；美术理论课中传统美术文化与现代美术文化的比例应保持2：3左右；创造性、实验性美术实践课程与传统技法实践课程内容的比例至少保持1：1的比例，甚至2：1。在美术实践课程中民间 美术的研究与实践内容应占到其总内容的1/4左右。现代美术信息的收集与整理，创造与管理也应该在所有课程中有所涉及。第五部分艺术文化素质拓展类课程应兼顾到传统与当代、理论与生活实践相互补的原则。

如此设计与配比是基于对现代美术师范生的自身素质的需求而考虑。总体设计理念是立足当代美术文化的多元性与包容性，以美术的发展为前瞻，以美术文化的传统为滋养。也只有具备了当代意识的美术教师，才能在美术传播中紧密的联系生活，发觉现实世界的审美本质。

现代高等美术学院美术教育专业课程实践研究

明确了美术教育专业课程组织的方法与原理，还应该对不同的美术课程实践有一定的理解和认知。课程的实施包括课程定位、课程研究、课程实践、课程总结与评价四个部分。

1.课程定位是课程实践的基础。每一门课程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具有不可替代的设计目的。特定的课程针对受教者产生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促使受教者在某一方面得到完善与发展。每一门课程与其他课程都具有关联性，相互联系、相互补充、互为基础。认识每一门课程的目的、意义与价值是进行课程实践的开始。

在美术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课程中所罗列的美术教育史、美术教学方法论、美术教学实践（或美术教育见习与实习）、现代美术教育研究与论文写作课程就具有关联性。其中美术教学方法论是美术教学实践的前提和指导。美术教学实践是美术教学方法论的具体应用与检验。美术教育史是理论与实践知识的补充，现代美术教育研究与论文写作则是所有这些课程的总结与深化。这几门课程的安排也应由浅入深，由理论到实践，再由实践到理论总结。

2.课程研究是针对不同课程的具体内容、秩序、组织、知识点、难点、重点的深入研究和思考。对课程的深入研究是课程实施的关键和保障。

比如在美术理论课程中，美术史的内容就应该有所侧重。因为课程时间的限定，合理分配教学内容就成为一个新的课题。对于非艺术史论专业32课时的西方美术简史授课内容里，西方传统美术文化与现代美术文化的内容合理的比例应该是40%比60%。而在中国美术简史的教学中，32课时的教学时间里对中国传统美术文化与现当代美术文化的比例则应该是70%比30%左右才更合理。

在美术实践课程里，自由绘画的提出和设立则意在模糊传统的国画、油画、版画等狭隘的画种界限。鼓励学生自主的选择工具媒介，自觉的寻找适合自己的艺术造型语言。从而自由的吸纳更多元的美术技巧，创造更为原创的、丰富的视觉信息。

3.课程实践是对课程的具体实施和体验。不同的美术课程实施的方法存在极大的差异，没有绝对的正确与标准。教师在课程实践的过程中应保持主导的地位，参与与旁观相结合。

理论性课程建议以学生课外的资料收集、整理，加课堂讨论为主。教与学双方提出问题以学生自主研究并解决问题为目的。美术史类的课程则建议以比较美术的方法来展开。

实践类的课程也由学生自己提出方案，学生个体独立实践与集体小组实践相结合。教师适时地旁观与指导整个过程，但不能生硬地左右学生的实践成果。

4.课程总结与评价是课程实施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理性的思考课程实施中的具体问题与客观的界定课程得失的重要环节。评价则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对课程实施的评价，另一个是对课程中学生学习的评价。

篇(2)

关键词：美术学；美术史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0-0253-01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高等美术教育和美术研究机构中原有的“美术史及美术理论”专业被陆续改称美术学，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有关部门又将美术学定为艺术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与音乐学、戏剧学等并列的一个二级学科。从那时起，美术学正式作为一个二级学科在中国诞生，并得到迅速的发展。美术学作为艺术学科的一个分支，涵盖了视觉造型创作与美术史论研究的广泛领域，是艺术学领域的支柱学科之一，在我国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遗憾的是，这个重要作用尚未引起普遍的认识，与发达国家比，美术学的社会地位和普及程度相差甚远。

美术学是人文科学的组成部分，是一门研究美术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美术历史的演变过程、美术理论及美术批评均是它的主要内容。美术学要研究美术家、美术创作、美术鉴赏、美术活动等美术现象，同时也要研究美术思潮、造型美学、美术史学等。此外，美术学还要研究本身的历史即美术学史，就像哲学要研究哲学史一样。美术学既可以运用自己特有的方法进行研究，也可以借鉴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文艺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因此对美术学的研究还可以同其他学科的研究结合起来，形成美术学研究的边缘地带或者形成新的交叉学科，例如美术社会学、美术心理学、美术市场学、美术信息学、美术管理学等等。这里，“美术”二字的涵义有时会扩大到书法及摄影等造型艺术领域。通过这一界定，美术学的基本研究对象包括美术史、美术批评与美术理论，构成了对“美术”这一现象的研究，这在我国已经形成美术学的基本框架。

总之，国外还没有一个可以能够包含史、论、评含义的美术学概念。同时，也似乎不存在一个学科管理意义上的美术学。在中国古代美术文献中，常常把画评、画史、画论结合在一起进行探讨。例如南齐谢赫的著名批评著作《古画品录》便是这种体例。谢赫提出的绘画六法，即品评绘画的六条标准：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这六条标准成为此后绘画批评中的根本原则，也成为我国古代美学理论的重要内容。由此可以看出批评理论和美术作品研究也可以进入史的范畴，中国古代画论常将史和批评融汇其中。

美术批评与美术史、美术理论是三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学科，它们却构成美术学的基本内容。美术批评学可以作为美术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加以研究，当然在批评学领域，美术批评学也可以作为批评学的一个分支，与文学批评学、音乐批评学等并列。美术批评运用一定的批评方法与原则，对美术作品的形式、语言、题材、内容、思想和风格进行品析、评判，揭示其价值，分析其优劣，或者对美术现象，美术思潮、美术流派、美术活动进行分析评价，揭示其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这种活动就是美术批评或者叫美术评论。美术评论和当前的创作实践活动联系比较紧密，批评家要参与美术活动，及时了解创作动向，推动创作活动的发展，美术批评家有时还可参与策划美术展览，组织创作研讨等活动，因此美术批评也是一项操作性、现实性比较强的活动。而美术批评学则是从理论上总结批评规律，提出批评观念、批评标准和方法，或者总结历史上的批评成果，建立起理论形态的批评学科。

美术史是由美术史家和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美术作品、美术文献、美术遗迹进行发掘、研究、探讨，客观地揭示美术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基本规律的科学。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美术史著作是唐代美术史家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它开创了撰述中国美术史先河。西方美术史学科的建立可以追溯到16世纪意大利画家瓦萨里写作的《大艺术家传》。

美术理论是对美术问题的理论探讨，通过对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及设计艺术作品也可以包括书法及摄影的功能与作用、基本特征、形式、结构、语言、风格及其中的审美规律和思想活动，揭示美术的普遍特点与规律。美术理论在狭义上主要是指美术基本原理，在广义上则可以包括美术美学、美术哲学、美术心理学、美术社会学等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讲美术批评理论也是美术理论的组成部分，但鉴于美术批评理论和美术评论活动相对的独立性，因此美术批评和美术理论常常分成两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进行探讨。

在对美术史的研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客观地揭示作品的创作年代、材料、作品的题材内容等，但当美术史家对其内容和形式进行探索时，也必然要与用一定的批评方法和艺术观念及价值标准对作品做出评判，而在这一过程中，批评或明或暗地在起作用。固此美术史不可能完全离开美术批评。美术批评还是联系美学、美术理论与美术史、美术作品的桥梁。由此看来，美术批评与美术史、美术理论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三者成为美术学的基本内容。

篇(3)

1民间美术相关概述

记得路易斯康说过未来是由融化过去演化而来，民间美术同现代环境在艺术设计方面互相联系并互相促进。而民间美术又在我国传统文化当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从民间起源并表现在生活当中[1]。时至今日，人们对民间美术投入更多关注的视线，原因是民间美术习得我们国家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为本原艺术语言与文化符号，它彰显劳动人民最为朴素艺术观念，也为艺术创作众多灵感之源。民间美术属于造型艺术中的一类，它的造型变化万千，并且呈现出纷繁多样风格，还有新颖独到思维方式以及唯美纯真审美意识。形式方面它构图精简，色彩鲜明，形式繁多，为民族文化精华与凝聚的化身。因此相关设计人员应当努力由此将更多精华元素提炼出来，并有机融合在艺术设计当中，使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内涵更为丰富，创作出更富文化底蕴和民族特色的空间艺术，使人情感回归找到依托[2]。民间美术的定义：民间美术为一类重要艺术表现形式，妇女占据劳动主体地位，凭借总结经验与辛勤劳作缔造出各类艺术，从人们日常生活劳动起源而来，由于人们智慧与勤劳不断发展壮大，是人们生产生活真实的体现以及民族发展特色彰显，不单备受人们重视，而且应用范围也越发广泛。

2民间美术运用形式

2.1民间美术创新运用

虽然传统的民间美术是人们智慧的结晶与民族文化的象征，但是这并不代表它能够原封不动一直被人们沿用下去，在审美情趣与意境等方面它有些地方与现代元素格格不入的，当代人们只愿意去了解深藏内心民间文化，所以在现代艺术环境设计方面设计人员不可以只是照搬照抄民间美术元素与符号，必须予以提炼并加工，凭借解构形式对民间美术各种元素进行抽象转变，然后重塑，使其成为现代艺术环境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有赖设计人员掌握现代技术应用方法，比如像在自己作品创作时应用计算机或网络等高科技产物，或者适当加入一些欧美流行元素等，从而对传统的民间美术相关内容进行创新，让其更好地为现代社会服务。而这部分创新元素应当将现代设计理念与民间美术精华统统融入其中，最终才能确保设计成功。民间隐喻文化应用，不可以单纯地将表示祈福的蝙蝠等元素拿来就用，必须结合现代元素予以改变与创新，这样才会让更多当代人接纳。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当传统文化同现代元素发生冲突时，切忌不要死板抄袭传统文化，就算最精华的东西也可能不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所以在有机运用时应当将传统精华同现代先进相互融合，使其合为一体，这样现代人类工作效率与接受程度都会得到大幅提升。

2.2形式运用

将民间美术融入现代艺术环境设计的核心内容便是分析民间美术方面的视觉传达，即设计作品纹样、色彩以及造型等方面[3]。现代设计应该建立在尊重造物精神基础之上，而不应本末倒置，单纯注重形象上的拷贝。所谓精神本质也可将其看作为一种形势，极力烘托造物韵味与气质，使造物中融入自身灵魂，也使得设计作品中充满灵性。现代艺术环境设计需要通过民间美术势与形深刻蕴含，从而重构其外观，也为设计作品蒙上一层新意境外衣。

2.3造型运用

民间美术的造型元素同样起源于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人们通过不断归纳总结将精美图案编制出来，并且有效结合于生活之中，为人类生活与精神所需提供服务。从民间美术角度看，造型和图案均为非常重要的表现形式，比如，面塑，刺绣，泥塑与年画等，均是凭借造型和图案对某种深刻内涵进行阐释，像年画辟邪等，某种层面也是满足人类使用与观赏所需，例如像有些刺绣异常精美不单能够让人们观赏满足人们精神需要，还可以充当屏风等之用。谈到现代艺术环境设计，这些造型图案同样是设计人员们的座上之宾，并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促进艺术设计事业向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前行。如服装，包装与广告，装饰等，将大量民间造型图案应用其中，也使得设计水平更上一层楼，同时联系实际所需，创新民间美术艺术，同样也促进民间美术事业创新发展。除此以外，民间美术讲求意形融合，天人合一，这对现代艺术环境设计构成积极影响。而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要属飞机，它存在鸟类翅膀，燕尾以及汽车轮子等，可以说是环境设计过程中运用民间艺术的典型案例，对全部设计工作存在深远的现实作用与历史意义。另外民间美术对各类符号也赋予深刻蕴意，并且广泛应用于现代艺术环境设计之中，像中国银行中字等均属此类，另外还有一些代表喜气祥和的符号如阴阳鱼和凤头鱼尾等。

2.4地域元素运用

我们国家地域广阔，也具有丰富多样民间美术艺术，如湖北剪纸与天津泥人张等都是浓厚地域特征下的地方产物。将地域特征应用于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经适当融合与创新，都会塑造出富有地域特色的设计产物。再通过经年累月历史积累，独有的精神文化在不同民族与不同地域下形成，当地人们已经对这种文化达成共识，如果机械化将此文化应用在其它地域之中，就很有可能本末倒置，类似于邯郸学步，新地域的文化未学到原有优秀的传统文化也被自己摒弃在外，即使创意不错，也会由于对我们国家民族地域特征了解不深导致作品最终被历史尘封[4]。因此，将民间美术地域元素应用在现代艺术环境设计之中，一定要充分联系实际，紧密结合当地乡土人情，地方风格，文化内涵以及民族特色，这样才会对我国传统优秀的民间美术艺术最大程度应用。

3结语

篇(4)

关键词：考工记；天时；地气；材美；工巧

“燕之角，荆之干，胡之，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漫步中国美术工艺史的长廊，巧夺天工者不乏其数，我国工艺美术发展的源头可追溯到周秦时期，它的发展贯穿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能工巧匠开创了管理和制造的先河，也给后人留下了包罗宏富的文化巨献。

《考工记》是春秋末期齐国的工艺官书。书中记载了六门工艺的三十个工种的技术规则，书中分别介绍了车舆、宫室、兵器以及礼乐之器等的制作工艺和检验方法，涉及数学、力学、声学、冶金学、建筑学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重要文献，也是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书中保留有先秦大量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工艺美术资料，记载了一系列的生产管理和营建制度，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工艺思想观念。在中国科技史、工艺美术史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周秦至春秋战国时期，工艺制造在我国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甚至已有了完善的管理制度和完整的制造流程，古老的文献中囊括着先人的智慧，在当代，工艺美术事业飞速发展，展望未来的同时，我们同样应该回顾身后那些深深浅浅的脚印，旧日的经验可以给人们提供借鉴和创作的灵感，精湛的技艺和灵活多变的手法同样使人深思，许多古代的工艺美术作品也是今人的创造难以媲美的，因为一件好的作品需要诸多的条件方能成就，对这个问题，《考工记》做出了详尽的阐述。

"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考工记》认为，只有同时具备“天时”“地气”“材美”“工巧”四个因素俱备才可以制作出优良的作品。所谓“天时”“地气”是指自然因素，“材美”“工巧”是指人为因素。四者分指不同的方面，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

1.“天有时”就是时间性，“天有时以生，有时以杀；草木有时以生，有时以死；石有时以泐；水有时以凝，有时以湿：此天时也。”

一件工艺品只有在各方面的时机成熟之时才能出现，司母戊鼎是出现在青铜制造技艺成熟之后，加之工匠的高超技艺，雄浑的气魄方表于后世。丝绸出现于缫丝技术成熟之后，市场劳动力剩余，机户出资，机工出力，丝绸之路贸易繁盛，于是遍风靡了大半个世界。盛世年月，经济蓬勃发展，便是工艺制造的“盛世”，倘若兵慌马乱，民不聊生，人们连性命都无法自保，优良乃至经典工艺作品的出现从何谈起呢？

2.“地有气”就是空间性，也就是看在什么地点设计。“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相同品种的橘，生长在南方就甘甜可口，生长在北方的却苦涩难以下咽，同样的产品有的地方有的地方滞销，这就是空间的原因。书中说“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则不时不得地气也”。 高中课本上的例子曾举过例子：羽绒服高价在东北卖的火爆，可即使在海南降价抛售也无人问津，这就是“地气”的作用。

3.“材有美”是指材料制作的选择。

好的设计没有好的材料同样不能体现设计的优良，材料的好与坏直接分出了作品的优良。高档的玉器基本度是选择好的特种玉料加优良的雕刻工艺而成，有些玉料的本身就已是绝世珍宝，如果再由能工巧匠雕刻，鬼斧神工，匠心独运，必然就成了千载万载受人瞩目的经典。景德镇的陶土土质优良，烧制出的瓷器质地细腻，坚硬，“材美”使它在瓷器的发展道路上得天独厚，名扬海外。材料的好坏在产品的生产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好的产品总是以好的材料为最基本的条件。

4.“工有巧”就是设计构思的巧妙。在确定了特定的时间，空间和材料后以后，就必须考虑设计的重要性。这时候作品的美与不美就有了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三材既具，巧者合之。”“六材既具，巧者合之。”。古人认为，虽有良材而无良工，则“弗为也”。即“纵然有天时、地气、材美，如无‘巧者’，宁可将美材束之高阁，而决不付诸庸工”。“巧者”即良工，可以使各种材料在制作中合理而科学的协调好，发挥出它们的最佳特性。从而使产品达到完美的境地的能工巧匠。

以上便是《考工记》中这简短四句所包含的意义，这四项工艺设计的基础原则，今天看起来依然是如此的受用如此的不可，这本书的论题向我们证明了在产品的设计过程中设计者要有一个全面性的观点：时间、空间、材料、构思。看作品不能单纯的看设计，更要看产品的性能， 成就一件优良的艺品四者缺一不可，“材美”和“工巧”更为必不可少的条件。书中列举不同的器物百十种，详细的阐述了选材的严格和制造过程中必须遵守的流程。

考工记中还有一句话：“斩三材必以其时，三材既具，巧者和之。” 前文已经阐述过，然而古人认为，虽有良材而无良工，则“弗为也”。即虽有了天时、地气、材美的良材，但如无“巧者”，还是无法制造出绝妙的作品。由此可见一名好的工匠对于一件工艺产品的重要性。没有好的材料再好的工匠难以创造震惊世人的做品，可是真正令人叹为观止的技艺却可以轻易的化腐朽为神奇，将一件废料甚至是垃圾变为流传千古的经典做平，这充分体现出“工巧”对于工艺美术的重要性，《考工记》中对于“工巧”的要求也极为严格，许多产品的设计制作还包括很多技巧和成功的捷径，很难想象，一本千年前的古书竟然已经演化出了直至今天仍然极为正确的产品生产原则，为后人所推崇，并延用至今。其书中多为总结性的语句，是对前人生产过程的总结。

《考工记》绝对是一个时代中工艺美术史上划时代的巨著， 它的篇幅并不长利，却保留了先秦大量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工艺美术资料，记载了一系列的生产管理和营建制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思想观念。在中国科技史、工艺美术史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考工记》从“和合”的理念出发，再通过“和合”的方法与手段，最后达到“和合”的境界与效果，这正是其作者所信奉和追求的，也是我们今天在设计制作各种器物时所应坚持的原则。它反映的是一个时代主流的工艺思想理论，这种“材美”“工巧”的原则至今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应将其与时代的新元素合并加以改造和发展，运用到当代的工艺美术创作中，从而令这种自远古流传下来的思想细流般涓涓的流传下去，永远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工艺美术史上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 《周礼译注》

[2] 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东方出版中心，1996

[3] 张言梦，《略论戴震“考工记图”的编绘及其影响》，新美术，2006年第6期

篇(5)

在《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开发美术史料的价值，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愿望，是课堂教学有效性提升的一项重要策略。首先，注重美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结合，将中国美术史的理论教学与学生的艺术实践相联系，如在对原始美术的学习中，将原始彩陶纹饰与学生的平面设计相联系，使学生意识到原始彩陶纹饰的构成特点对现代设计形式美和意象性等美的规律的重要借鉴作用。而通过分析当代油画家罗中立的作品、梵高奶奶常秀峰的绘画以及被称作“真正的后现代”的农民雕塑家邬良英的作品，让学生体会到现代艺术中的原始意味，认识到原始美术对当代艺术创作的重要价值，从而在学习中端正态度，产生学习的内在需求。其次，注重理论教学中的人文演绎与情景创生。教师可以通过分享艺术创生相关背景和调动学生的人文参与等方式增加教学的趣味性，把艺术家的生平轶事、作品创作背景等进行穿插讲解，从而使晦涩的理论变得有趣易记。如在讲解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时，教师可以穿插“墨池”、“东床快婿”、“王羲之写字换白鹅”等轶事的讲解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样，当教师在对隋唐佛教美术中较为抽象的概念“经变画”进行理论分析时，可以结合“西方净土变”、“维摩诘经变”、“东方药师变”、“法华经变•化城喻品”等经变题材的相关故事讲解，来分析这些经变画作品的艺术元素和美学特点。在分析元代黄公望名作《富春山居图》时除了讲解画家的创作意图外，教师可以适当播放一些与之相关的视频，如费玉清和张靓颖合唱的《山水合璧》MV，其背景即是对《富春山居图》创作的故事化演绎。在讲清初大写意花鸟画家山人的艺术时，可以让学生结合对山人的独特身份和独特生活经历的认识进行角色互换认知。学生对山人独具个性色彩角色的体认，不仅能够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增加了学生对山人的生活经历及其水墨大写意花鸟画风格的直观感受。再次，借古以开今，如通过介绍国航标志——红凤凰的设计灵感来自云南出土的文物——汉代青铜凤凰拐杖头，学生能够把中国美术史的学习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认识到美术史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从而激发学生对中国美术史学习的内在动力。

二、图史共建：视觉轨迹之中的理论解读

对美术专业的学生来说，视觉在其感知和接受过程中居于首要地位。因为艺术活动“必须依靠经过选择和改造的物质媒介并作用于审美感官才能进行。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交际工具，艺术家必须创造出有独特时空特征的艺术作品，呈现于他人的感知觉。艺术活动不是纯粹的精神活动，而是材料中的体验和思维”（王林，2004）。所以，中国美术史课程的理论解读可以循着图像分析的视觉轨迹来行进，这就要求教师要充分利用教学媒体，包括多媒体课件、图像和影视等资料的综合运用。例如在讲授秦汉美术的画像石、画像砖艺术时，可以用多媒体课件的形式向学生展示不同地区画像石、画像砖的作品图像，通过图像的分析来阐述画像石、画像砖的题材内容、艺术手法及艺术特点，从而将美术理论的分析贯穿于图像的解读过程中。这种以读图来释理的方法较之传统的理论分析，可以更加直观地向学生展示汉代先民缤纷多彩的生活画面，也更容易被学生接受。再如，教师在讲授清代山水画的特点时，可以采用图像演示的方式，让学生从直观的图像感受和比较中，得出清代山水画的空间已由两宋时期自然化的物象空间转向抽象化的笔墨空间。而通过对清代山水画代表作品的图像分析，也可以使学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清代山水画是以“笔墨”、“写意”和“书法性”的特点作为中国古代绘画的结局。从而使学生对清代山水画的特点有更加直观和深刻的认识。正如彼得•伯克在《图像证史》一书中所写的那样：“对图像研究者而言，绘画作品并不简单地只是用于观赏，而是用来‘解读’。在今天，这种思想已成为常识”（彼得•伯克，2008）。所以，在中国美术史的课堂教学中，通过图像和美术史的共建与解读，学生才能更加直观和全面地了解艺术作品的全貌。

三、人文制衡：从先验的说教走向经验的认同

中国美术史的课堂教学，并不是简单地对美术史知识的先验说教，而是要将理论知识与学生的生活经验、艺术实践相连通，使美术史和艺术理论知识真正得到学生的经验认同。“教师由知识和技能的讲解者、传授者，变为学生能力构建的帮助者、指导者和促进者”（钱初熹，2005）。所以，一方面，教师可以将中国美术史的教学内容与学生的美术技法学习相结合，更好地促进学生技法的提高。正如学习在五代时期山水画的章节，教师引导美术专业的学生结合自身山水画的创作实践，来分析在构图和表现技巧方面五代时期所形成的南北两大山水画派的艺术特点，学生结合自己的绘画实践很容易总结出山水画的南北两大派别及其各自在构图和表现技巧方面的特点。反过来，教师对这一时期山水画派别及特点的理论分析及总结，特别是对南北两大山水派别皴法的分析则会对学生的绘画实践起到深化和指导的作用，这样理论学习和绘画实践之间就形成了相辅相成的互通关系，形成了学生的绘画经验认同。同样，在花鸟画、人物画等教学中教师也可以联系学生的绘画实践，把学生对美术史学习的被动性转化成主体内在的驱动力。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将枯燥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学生生活经验紧密联系，使学生从日常生活经验中领悟美术史知识学习的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原始彩陶及不同历史时期陶器及瓷器艺术的学习中，教师可以让学生结合自己在生活中接触到的陶器和瓷器，对辨别陶器和瓷器找到经验的认同，这样学生在学习陶器、瓷器艺术时必定会产生主动学习的愿望。因此，将中国美术史知识的学习置于学生美术学习经验和自身生活经历中去解读，使教学效果得到有效性提升的重要策略之一。

四、调转模式：多元文化生态中教学方法探寻

中国美术史的教学要不断探寻更加适宜的教学方法。首先，不同阶段要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我们一般认同原始美术用人类学的方法，古典美术用图像学的方法，现代艺术用形态学的方法，当代艺术用文化学的方法。由此，在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对中国古典美术的学习阶段，教师要向学生扩充符号学、图像学等学术研究方法，并注意培养学生的读图和分析能力。其次，在教学中教师要适时对不同美术类别的发展线索进行梳理，包括纵向历时性的，如中国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文人画等发展线索的梳理；和横向共时性的，如中国明代山水画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风景画的横向比较、中国秦汉美术与西方古希腊美术的比较、西方油画的传入及其对中国明清时期绘画的影响等。再次，对美术史知识的分析要放到整个历史背景之中，把社会历史文化对美术发展的影响加以阐释。当然，教师在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还可以采取更加多元的方法，注重学生的课堂参与和互动。总之，在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要调转传统单一的教学模式，开创更加开放多元的教学方法。

五、因材施教：特定学生群体的针对性教学

教师要对所教授学生群体的能力、兴趣、特点等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再有针对性地采取适合于该学生群体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策略，这样才能使课堂的教学效果得到提升。在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教师要针对美术专业的学生逻辑思维及理性分析能力较弱，但感性认识和形象思维能力较强等特点，在教学内容上多与美术实践相联系，在教法上多选取图像分析方法等。如果教师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一味地将中国美术史的教学内容教条化或者是采用单调的理论分析的教学方法，则可能会收到事倍功半或者是教师的理论分析再严谨细致也引不起学生学习兴趣的消极效果，学生只能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配合理论课学习。因此，针对具体的教学班级，教师要做到因材施教，有的放矢地组织教学内容，并采取适宜该学生群体的教学方法，这样才能使教学效果得到有效提升。

六、自我成长：教师业务素养的全面提升

篇(6)

关键词：艺术学；学科建设；美术学科；术与学；艺术创作；艺术理论；学术评价；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

自从艺术升为门类以后，关于一级学科如何设立，以及美术创作的学术评价问题为学术界所热议。虽然，艺术上升为门类经过了靳尚谊、于润洋、张道一等老一辈学者和中青年学者的共同努力，才确立了今天的地位。但是，让我记忆犹新的是，2009年4月25日教育部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的“新时期高等学校艺术类人才培养和学术繁荣工作座谈会”，来自全国著名艺术院系的82位知名艺术家、学者出席了座谈会。这次座谈会仿佛是艺术升门类出征前的号角，会议中有关艺术学科学术评价的议题，遭遇了两种不同学术视野面对面的一次大交锋。可以说会议的直接意义是在一定范围为艺术升门类奠定了思想基础，对于艺术学科、特别是美术创作学术评价问题进行了一次实质性的大讨论。

我有幸参加了艺术学科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次会议，并且直接参与了这场讨论。当我又一次展开当年的会议记录与发言提纲，置身于现场的历史纵深感油然而生。我清楚地记得，座谈会现场有一位著名戏曲理论家发言时，谈及艺术学科的学术评价，飞砂走石、情绪激昂，刚有诋毁实践创作之意，即被座谈会第二小组负责人许江先生喝断，斥责为“有你这样的想法，我为艺术界感到耻辱”。术与学孰重孰轻、孰高孰低的讨论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虽然，留给了大家讨论的时间不足两个半小时，我还是用20分钟时间阐述了自己对艺术人才培养与学术评价的看法。在发言提纲的开头，我清晰而又明确地写着三行文字：“培养曹雪芹，还是培养俞平伯”；“写《红楼梦》的人与红学家哪一个更应该尊重”；艺术学科发展应该“术学并重”。我用《红楼梦》与红学的关系，来比喻绘画创作实践与美术理论研究，就肇始于此。如果说当时论及这个问题，我表达的观点多少有些为“美术创作到底有没有学术”鸣不平的话，那么，经过两年多的思考，以及近几个月来，出席国内艺术学界几次重大的高峰论坛，我本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日趋完善。同时，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术学并重”、“《红楼梦》与红学”，已经成为当下美术学科学术评价讨论用词率最高的专用词汇。许多学者已经越来越倾向于认同实践创作也蕴含着强烈的学术信息，承载着作者的学术思想，进而认为美术学科的术与学无高低之分，应该确立必要的学术评价标准。分析争论的缘由，主要是美术学如何定义，术与学如何评价，美术学学术评价的原则是什么，存在着不同意见。长时间以来，许多重实践的学者不断呼吁：“美术创作也有学术！”从而引发艺术学科学术评价问题的诸多思考。

一、从美术史学研究方法论的现状看美术学如何定义

艺术升为门类以后，遭遇了美术学科分类和学术评价的大讨论。传统意义上的“学”，又有新的释义。

美术作为人类创造性文化活动，它的第一要义是精神性的，它的宗旨是感应人的心灵、表达人的心灵、启迪人的心灵。它赋予了人类思维领域的创造活动本质。因此，思考美术学和美术学科如何定义，可以寻找到术与学如何进行学术评价的逻辑起点，便于我们从艺术门类个体来理解艺术的创造性本质。

在现有的学术视野中，对于美术学和美术学科，我个人同意许平先生对此所作的归纳总结。所谓“学”是人类思想和知识产生与发展的总结。所谓“学科”，则是对于相关专门知识、技能、技巧的分类归纳。“学”是思想和精神文化领域人类知识财富与智慧的贡献。而“学科”却是学术制度建设层面的归类。

我们通常理解的美术学是大人文科学的组成部分，是一门研究美术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美术历史流变、美术理论、美术批评是它的主要研究内容。关于“美术学”的表述颇具中国特色。有专家研究认为，在欧美大学的学科设置中，不存在所谓“美术学”相对应的英文词汇。只有“美术史”的概念。欧美美术史研究多为历史与哲学研究所包容。关于西方美术史研究方法论的梳理，曹意强先生2001年在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生中开设了系列讲座“欧美艺术史学史与方法论”，对欧美艺术史，特别是美术史研究的方法论作了系统梳理。曹意强先生说：“艺术史不单单是为研究艺术而发展起来的学科。它是一门研究人类探索世界、认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的知识模式演变史，这个观念，在不同的文化中都得到了一致的认可。”①他接着说：“随着视觉艺术在知识宇宙中的地位的提高，它对于我们认知能力的塑造作用也愈显重要，艺术与‘行为之书’和‘言词之书’一起构成了我们理解过去和现在的三部必读之书。‘艺术之书’不仅磨砺我们的认知机能，而且在方法论上还提供完善我们认知工具的新方式。” ②

进入20世纪以后，强调美术史本身的社会文化意义和人文意义的学术流派，甚至超越了同时并行的李格尔、沃尔夫林、阿恩海姆以直觉心理学为基础展开的艺术形式美感研究。欧文·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研究方法成为美术史研究的主流，而美术史学界的另一位扛鼎人物贡布里希则将图像学的观点进一步推延到人文学科的其他领域。而曹意强、范景中等先生又推动了中国国内用图像学理论研究美术史的学术实践。

当我们论述“美术学”如何定义之时，我们无法绕开潘诺夫斯基和贡布里希，因为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美术史界采用图像学理论研究东方美术的思潮正强烈地影响着中国国内美术研究。

意大利学者吉多·尼里（Guide Neri）在《欧文·潘诺夫斯基的艺术理论》一文中说：“潘氏的名著《作为象征形式透视》（Perspective as Symbolic Form）曾经激发起五十多年的讨论，这本书是他治史方法的最佳例证。在这里，他按一个独特的历史哲学观点阐述空间表达的各种不同的历史和艺术形式；保卫了艺术形式的‘表意的’特性（即反对形式主义的分析）。同时，要求系统而确切地表述历史世界的普遍的解释范畴（即反经验主义的编年史方法）。”吉多·尼里接着又说：“潘氏展现了重新解释艺术的全部历史的可能性，这不是作为一系列心理的一个别的表述，也不是形式方法的分类，而是作为在共同构成和表现人类世界历史的传统与技术之间，对历史遭遇（已发生在已限定的历史情境中）的编年史。潘氏的决定是要考察艺术生活在现实世界发展中所有的偶然性（相应于在一个整体历史领域中的连续和间断），以弄清楚他的工作在‘形式主义的’广泛传统中是不可能被同化的——虽然许多人曾试探过。相反，他的工作对洞察历史问题和形式领域中的内容，显示了伟大力量。”③而恩斯特·贡布里希作为当今国际学术界艺术史、艺术心理学、艺术哲学的大师级人物，他的学术思想直面科技、设计、以及广泛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他的著作被广泛刊印，1950年出版的《艺术的故事》，已被重复印刷四百万册以上，可以说是艺术理论通俗读物的圣典。更有范景中等先生翻译的大量贡布里希著作和谈话录，对中国美术理论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学术推动力。

我对贡布里希学术思想的最先了解来自于《艺术与错觉》和《秩序感》这两本书，他所强调的艺术与科技进步之间的关系，以及将他的学术定位在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论述的图式对称与对称破缺，图画的秩序与混沌，装饰与朴素等对立性质对于艺术关系的重要性而言，特别强调了两极之间的视错觉张力。他的著作，虽然由于翻译者用词技巧问题，有时显得晦涩难懂。但是，文字间洋溢着的可以被感知的哲学家般的睿智，充分显示着恩斯特·贡布里希先生的惊人知识量。

目前国内美术史学研究以往从史料和经验出发，习惯于从断代史的角度，以时代背景、作品、作者、风格特征这样的序列，用考据的方法去解读美术发展流变。中国美术史研究从陈师曾、俞剑华、黄苗子到王伯敏等都是用此方法来做研究。进入20世纪80年代，人们不满足于此。

首先，研究现代美术的理论家们试图从弗洛依德、叔本华、尼采那里寻找到图形背后的思想根基与创作激情。而后，具有黑格尔语言特征的李泽厚先生的美学著作，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朱光潜先生，用李泽厚特有的美学套路俘获了一批青年艺术家、艺术学生的心，并以此解释艺术史和艺术发展流变的现象。大家从一本《美的历程》中，普及了另外一种了解艺术史的常识。“审美积淀论”、青铜器所凸显的“狰狞之美”，深深地烙在了年轻艺术家和史论工作者的心里。然而，“审美积淀论”和所谓“狞厉之美”的论断，也遭遇了后来者的诟病。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潘诺夫斯基和贡布里希艺术史研究的方法论，被越来越多地介绍进中国。这一学术研究方法论秉承了人文主义的态度，为我们开启了艺术创作和作品参与两种世界心智的大门，即物质的现实世界和自己的感觉世界。尽管，这本质上是从康德那里借来的研究视角与概念，但已经成为潘诺夫斯基强调“作为人文学科的艺术史”理论研究的基础。在贡布里希的眼里，以再现为主的古代绘画与现代视觉艺术如此的不同：“通过电视屏幕和电影，通过邮票和食品包装，现实世界的种种面貌在我们眼前。绘画在学校里教授，也在家里演习，或者作为一种疗法，或者作为一种消遣之计，许多普通的业余爱好者也掌握了一些技法，那些技法会被乔托（Giotto）惊叹为地地道道的魔法。大概连我们在早餐食物盒子上看到的那些粗糙的彩图，也会让乔托那个时代的人瞠目口呆。我不知道是否有人以此得出结论，认为食物盒子比乔托的画更高明。我不是那种人，但是，我认为再现技术的成功和庸俗化向艺术史家和艺术批评家两方面提出了一个问题。”④贡布里希力图唤醒人们用线、形、色呈现的“图画”的视觉现实的神秘幻想的惊奇感。既然一件艺术作品属于它自己的感觉世界，艺术史就必须要创作一种先验的范畴，用它来讲述艺术作品。“艺术作品既属于现实的，又属于它自己的感觉世界。”⑤因此，他必然存在着两种对待他们的方式。

贡布里希先生说：“作为一个艺术史家，我的论述是以一批批传统图式语汇的存在和常见的词法为前提，不再详细说明它们的具体性质，由于这个问题的本性所决定，有些本来认真地看一看博物馆和艺术论著就能得到证实的问题——以往的艺人和艺术家创作他们的杰作时，天地是多么狭窄、变异是多么细微——要想在这里解决，哪怕是仅仅展示一下大量的埃及侍者形象、中国写竹的绘画，拜占庭的圣玛利亚像、哥特式天使像或者巴洛克式儿童像，也需要数目庞大得不相称的一批插图。”⑥因为论著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描述，而是阐释为什么艺术家显然是想让他们的物象看起来接近自然却会遭遇始料所不及的困难。”⑦这一段贡布里希写在《艺术与错觉》1961年第二版序言中的言论，似乎想说明艺术史研究的另一种途径。潘诺夫斯基和贡布里希继承的瓦尔堡的“图案学研究体系”，对艺术史中的图像内容及其意义转变进行探究，对重构艺术史研究体系，对中国美术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然，西方美术史学研究的方法论不仅于此。以李格尔、沃尔夫林、阿恩海姆等为代表，以知觉心理学为基础展开对艺术形式美感研究的方法，也深深地影响着美术理论研究。相对于此，西方美术史研究的方法，深刻影响着中国美术学研究之时，以国内美术与艺术史论家为主的学者，高举“中国美术学派”的大旗，强调美术研究要重视研究中国美术思想，确立“有自己”的美术观念纬度，宣扬中国美术学科应有的荣誉。虽然，研究者立意甚高，但影响甚微。

在西方的大学里，美术史学研究实际上是借美术的外壳，承载的任务却是社会文化的历史内容与含义。就学科设置而言，他们大多拥有独立的系别，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剑桥大学，这些知名大学均有美术史研究的专业，而且各有所长，以我曾进修过的马里兰大学为例，他们的美术与美术史专业是设在人文与艺术学院中的，而且以亚洲艺术史，特别是日本及东亚艺术史研究见长。有的美术理论、美术批评学科，又常设在哲学系美学专业之中。总的来说，国外并不存在一个包括史、论、评含义的美术学概念，似乎也不存在一个学科概念上的美术学。

我们今天重新讨论美术学与美术学科如何定义，恐怕具有更大的现实性。怎么理解“艺术作品既属于现实的，又属于自己的感觉世界”？对于我们今天重新定义美术学，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美术学作为人文科学研究视野中的概念，“学”当然包括了人类思想和知识的产生及其发展的总结。美术学顾名思义，就是人类美术发展流变的思想与智慧的总结与归纳。但是，如果这样认为，学科概念又是狭窄的，这个“学”还应该包括艺术作品的实践创作，因为它也是艺术家通过积极的思维活动，用实践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觉世界。新的一级学科美术学的二级学科如何划分的讨论也说明了这一点。其实“美术学”无法找到对应的英文词汇也不作为怪，因为这种划分本身是中国式的。因此，美术学与美术学科在当下的语境中，又有一些含混的意味。学包括了学术、学问，甚至创作。美术学又包括了学科归类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划定的一级学科美术学，美术学已经不单是美术史学，它必然包括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美术学更不单单是美术理论与博士点建设，它必须要有宽阔的学术视野来认识美术学所承载的研究内容，它既有人文领域思想的总结，又有学科归类管理的任务。这与后面论证美术学科的术学之争有着逻辑关系。

二、从曹雪芹和俞平伯的学术地位看美术

学科的“术”、“学”之争当我在“2009年教育部新世纪艺术人才培养与学术繁荣座谈会”上，用红楼梦与红学的关系比喻美术创作与“美术史”及理论，明确表达这一观点的时候，遭遇了极大的争论。“科研与创作成果按说还是两码事”，这种来自于理论家的阻击，客观上形成了两派观点。以实践起家的一批学者，诸如潘公凯、许江、等先生认为美术创作也有学术，并在大会总结交流发言时，潘、许二位为此发出了强烈呼吁。尊重实践创作的学术意义，重构学术评价体系。由此可见，两种学术视野的大碰撞，经纬分明。

为什么要将《红楼梦》与红学和美术学科的“术”与“学”等同来看待？首先，我认为找到了能够类比而又值得类比的条件和基础；其次是源于我本人对《红楼梦》的偏爱。《红楼梦》作为一部通俗小说，可以说是实践创作成果。自乾隆年间开始在民间传播以来，《红楼梦》研究，既为一般读者和爱好者所喜爱，又吸引了大批学有专攻的专业学者。《红楼梦》描述大观园的人世情态，仿佛装有整个中国，每位读者仿佛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红楼梦》作为文学作品的创作成果，反映了作家高超的写作技巧，丰富的人文素养，以及写作者渗透其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学术思想。这好比达芬奇创作的《蒙娜丽莎》，一件尺幅不算大的肖像画作品，却蕴含着强烈的人文主义理想，神秘的微笑和饱含着生命的人文主义的双手，是画家表达自己学术理想的载体。正是这幅作品强调的学术信息，通过图像清晰地传递给了观赏者。几个世纪以来从古典主义的经典美学理论到“达达主义”的现代审美理论都从中找到了自己理解的“蒙娜丽莎”。作品与理论研究，孰轻孰重，孰高孰低，理性的人一目了然。先有《红楼梦》，然后才有红学，先有“蒙娜丽莎”，然后才有研究文艺复兴的思想家，这些应果关系不应该不明白。当然，人们在肯定红学的时候，丝毫没有贬低《红楼梦》及其作者。相反，所有研究者都怀着敬仰的心情，审视这位跨越时代的文学大师——曹雪芹。

我时常思考，红学自诞生以来，实则上它的发展也是极其不平常的。似乎冥冥之中，也预示着美术学科中“术”与“学”的不平坦。红学的称谓始于清中后期。据清人均耀在《慈竹居零墨》中的记载，清道光年间松江有一位名叫朱昌鼎的文士，笃嗜《红楼梦》，而当时的学术风气是讲经学，有人问朱，“治何经”？他说：“吾之经学，系少三曲者。”问其者不解其意，他释道：“吾所世攻者，盖红学也。”据说这是红学的起因。当然这位名叫“均耀”的人，何方人士，我因不是专攻红学没有考证，是从民国早年的文艺杂志上转引而来。

而所谓真正的“红学”，理论界普遍认为要从和的论战算起。1917年，的《石头记索隐》发表，文中指出《红楼梦》是一本政治小说，认为曹雪芹用隐喻的手法表达了深沉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强烈的反对满清的倾向。1921年的《红楼梦考证》发表，次年又写了《跋〈红楼梦考证〉》。在文章中明确指出，《红楼梦》系曹雪芹的自传。并向的索引派红学宣战，形成了以为代表的考证派与索引派的第一次论争。论争的结果，导致了真正意义上红学的产生，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而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小说批评派，又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领域。王国维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发表了《红楼梦评论》。由此，红学的索引派、考证派、小说批评派三大研究派别正式成形。深受其影响，每一派都有其追随者。其中考证派影响最大、学者最多，占有比较大的优势。但发展到现在，可采集和索证的新资料越来越少，研究也已步入危机。索引派，因为产生于清末民初，反清思想的索隐与隐喻颇多，有一定的影响。而小说批评派，主要基于《红楼梦》本身的文学和美学价值，因而有着长久的生命力。从周汝昌、俞平伯、冯其庸到现在活跃的蒋勋（台湾）、王蒙、刘心武，红学方兴未艾。甚至刘心武以考据方法探讨秦可卿身世到了痴迷的境地，有人干脆称之为“秦学”。更有甚者，将红学提升为国学，与甲骨学、敦煌学并称为三大显学。而且，分析其依据还有自己的理由，说甲骨学是研究上古历史的，敦煌学是研究中古历史的，红学是研究近代史的，凡此种种。

我看《红楼梦》是因为它是一部好的创作作品，它好比是一幅史诗般的宏大历史风俗画。纠缠于“秦可卿的身世”，就如同一定要考证出《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究竟为何人一样无聊之极。北京社科院的王文元在评价红学时有一段话，我是部分同意的。他说：“按照王国维的思路，研究分析《红楼梦》的内容、艺术风格与思想性，固然比考证、索引好。然而即使这样做，也不能谓之‘红学’，更不该将其升格为‘显学’。只要把小说当‘学’对待，提笔必落言筌，想摆脱也难。因为凡‘学’都是真实的，一部小说，无论怎样好，都是虚构的，不存在标准答案。”⑧我推出王文元的观点，意在告知大家，即便已经约定俗成的观点和理论概念，也还有不同的意见。而且，王文元的观点还是有警示作用。更何况，早在1927年鲁迅先生就已经在他的《集外集拾遗》中说，《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密事。”我甚至在课堂上发挥：“美食家看见红楼菜，服饰家看见服装，设计家看见室内陈设，中医师看见药方。”当然，红学如果将《红楼梦》研究方向引向庸俗化，那就另当别论了。

如果说年少之时对《红楼梦》中哭哭啼啼、扭捏作态、男欢女爱的矫饰之风颇为反感，对《水浒传》、《三国演义》中的英雄豪情崇尚有加的话，那么我步入中年以后，重新阅读《红楼梦》却有了新视野。为此，我对《红楼梦》前后批阅两遍，将其中所有人物的服饰全部摘录下来，上至北静王的头冠、王熙凤的华衣、老祖宗送给宝玉的“雀金裘”、宝二爷的木屐和蓑衣，下至袭人、晴雯的内衣，梳理成文。然而，诸葛铠先生看了我撰写的《〈红楼梦〉衣饰研究》一文后，一句“雕虫小技，意义不大，不发表为好”，随之我将其束之高阁。虽然文章迄今未发表，但是我对《红楼梦》及红学的关注始终未停止。《红楼梦》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的文学描写，它跨越时代，《红楼梦》已经成为一部描绘明清两朝贵族生活与人世沧桑的大百科全书。

鉴于人们对红学的不同意见，我愿意将曹雪芹和俞平伯两个人物联系起来，表达自己对“术”与“学”相互关系的观点，用他们的关系来比喻美术创作与美术理论研究的关系。

如果说我们将曹雪芹创作的《红楼梦》，比为“术”的话，作家个人生活的经历及学养是写好《红楼梦》的基础。“术”需要生活与学养的基础，如果说小说的成果是以文本的方式呈现的话，画家作品的呈现方式却是非文本的，非逻辑的，而是以图像的方式反映画家的心灵，呈现画家的学术品格与学术理想。写好小说，作好画，都需要生活、学养、技能、技巧的积淀。

曹雪芹和俞平伯均出生于大学族，一个是世袭官宦之家，一家是书香门第，家学渊源。

曹雪芹据说是内务府正白旗出身，究竟是旗人，还是汉人，学术界是有争议的。说其小说中淡化时代背景，有反清复明的思想，恐怕要说他是汉人。但是作为世袭的官僚家庭，其曾祖曹玺任江宁织造，曾祖母孙氏做过康熙帝玄烨的保姆，祖父曹寅做过康熙的伴读和御前侍卫，后任江宁织造，兼任两淮巡盐监察御史，极受康熙宠信，他的身世不应该有疑，恐为满人。曹雪芹素性放达，曾身杂优伶而被鈅空房，常以阮籍自比。他的爱好极其广泛，金石、诗书、绘画、园林、中医、织补、工艺、饮食等相关领域知识积累，为撰写《红楼梦》奠定了基础。他出生在一个“百年望族”的大官僚家庭，享尽荣华富贵。康熙六次巡游江南，四次由其祖父曹寅安排迎驾，甚至还住在曹家。曹寅病故，其子曹颙、曹頫先后继任江宁织造，他家祖孙三代担任此职60年之久。雍正初年，曹頫以“行为不端”、“骚扰驿站”和“亏空”等区区罪名革职查办，家产抄没，曹頫下狱“枷号”一年有余。曹雪芹经受家庭的衰败而饱尝人生的辛酸。晚年的他常常“满径蓬蒿”，“举家食粥”，几经搬迁住在香山的陋室。他以坚忍不拔的毅力，“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历经十年创作了《红楼梦》，并专心致志地做着修订工作，死后遗留《红楼梦》前八十回稿子，另有《废芝斋集稿》一部。对于曹雪芹的个人形象及其评价，现在之人多有谬误。画作中常见的曹雪芹形象均为瘦骨嶙峋的凄苦状态，实则清人裕瑞在《枣窗闲笔》中有记载：“其人（雪芹）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称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是以其书绝妙尽致。”活生生描绘出曹雪芹“性格傲岸，愤世嫉俗，豪放不羁”，且嗜酒的人物风貌。

而俞平伯成为红学家与曹雪芹的身世相得益彰。他是晚清进士、河南学政、朴学大师俞曲园，俞樾老先生的曾孙。其父俞陛云亦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进士和探花，渊源深厚的家学，在他手上薪火相传。俞平伯的成长，既得益于家学，更仰仗于其父开明的思想。一位前清探花，在许多人眼里一定是食古不化的朽木。其实，俞陛云的思想还是能够契合时代的，特别是在教育儿子俞平伯的问题上表现得颇具现代意识。俞平伯幼年跟随曾祖父俞曲园及父亲学习传统文化。年纪稍长后，俞陛云即将俞平伯送到上海学习英文和算术。15岁又进入苏州当时的新式学校平江中学习读；16岁时即进入京城最高学府北大的教室，可以说俞平伯接收现代文明的熏陶是得益于父亲俞陛云的支持。

俞平伯第一次读《红楼梦》，据说是1911辛亥年。一个十来岁的少年读的是闲书，不能完全读懂，而且也不太感兴趣。据王华著的《红学才子俞平伯》披露，俞平伯说：“那时我心目中的好书，是《西游记》、《三国演义》、《荡寇志》之类，《红楼梦》是算不得什么的。”十来岁的男孩看不懂《红楼梦》是完全合乎常情的。据傅斯年当年写给校长的信中透露，1920年海上西行英国留学的空闲中，他俩所读的不费力气的书主要有《红楼梦》。后来俞平伯在《红楼梦辩引论》中回忆道：“孟真（傅斯年，字孟真）每以文学的眼光来批评他，时有妙论，我遂能深一层了解这书底意义、价值。但虽然如此，却还没有系统的研究底兴味。”但无论怎么说，这次海上西行的空闲，正好给俞平伯打下了研究《红楼梦》的基础。由此还可看出，他迷上红学研究，开始就只是打发空闲，并不是当学问来研究的，歪打正着俞平伯成为红学专家那是后话。俞平伯在英国逗留了13天，就又乘坐邮轮“佐渡丸号”回国了。多年以后，俞平伯回忆这段匆匆的英伦之旅，在当时留学界中传为笑谈，仍颇有“终不悔”的味道。回国之后，蔡、胡对于《红楼梦》的论争，诱发了俞平伯参与讨论《红楼梦》的极大兴趣，于是他写了《对于〈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的批评》一文。发表在1922年3月7日，上海出版的《时事新报·学灯》上，署名一个“平”字。读到此处后，曾在日记中写道：“平伯的驳论不很好”，但俞平伯敢于直言不畏地批评校长，进行辩论，这种精神是很勇敢的。批的索引派，可以说是新红学诞生的先声。这情形让我联系到当下美术史论的陈腐，有人站在高高的山岗上，唯我独尊，听不到别人不同意见，美术理论界厚古薄今，重“学”轻“术”的术学之争，实质上也是某种不良学风的体现。

我拿曹雪芹与俞平伯的学术地位说事，为的是想回击重学轻术的陈腐之见。《红楼梦》作为实践创作作品理当归为“术”，红学以《红楼梦》为研究载体，重学理重理论可说是“学”。一位是曹雪芹，不因为是小说家，被后人小看之为“文人”，而掩盖不了他的伟大。俞平伯作为新红学的代表人物，积极参加“五四”，精研中国古典文学，从不看轻曹雪芹而夜郎独大。他还是现代诗人和作家。他同样出身名门，并以新诗人、散文家享誉文坛，自己亦丝毫不轻视“术”。更何况二人的学术影响及在历史上的地位还是不可等同而语的。

三、美术学科学术评价必须秉持“术学并重”的原则

我用如此之长的篇幅来阐述曹雪芹与俞平伯，无非想说明美术创作与美术理论研究应该“术”“学”并重，无高低之分，美术创作也有学术。当然，应该承认实践与理论是有区别的，实践问题更无法同大学、小学、音韵学、考据学、甲骨学、训诂学等国之重学相比。因此，学术主管部门应该建立两套不同的学术评价体系。让学者相互攻讦，创作与理论到底谁更有学术，无益于学术事业的发展。问题的症结是学术主管部门应该承担起责任，从顶层设计做起，在广泛调研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起合理的学理上的认知体系和符合专业规律的学术评价体系。

我们谓之“学术”，是指系统专门的学问，是对存在物及其规律的学科化论证。这个词对应的英文为Academia，更常见的意义是指进行高等教育和研究的科学与文化群体。延伸开来，Academia这个词也可以用来指“知识的积累”，在这个意义上通常被翻译为学术，在中国的词语中学术包含的语义颇多。《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史记·张仪列传》：“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苏秦自以不及张仪。”这里讲的是学习治国之术。南朝梁何逊《赠族人秣陵兄弟》诗：“小子无学术，丁宁困负薪。”宋代苏轼《十八罗汉颂》：“梵相奇古，学术渊博。”明朝李东阳《求退录》：“加以志虑日短，学术愈荒。”这里说的是学问和学识。黄人《〈清文汇〉序》：“再一代之政教风尚，则有一代之学术思想。”章炳麟《訄书·学变》：“汉晋间学术则不变。”这里蕴含的是有系统的比较专门的学问。而坡《到惠州谢表》：“臣性资偏浅，学术荒唐。”宋朝吴曾《能改斋漫录·神仙鬼怪》：“士大夫以嗜欲杀身，以财力杀子孙，以政事杀人，以学术杀天下后事。”明朝李贽《孔明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墨子之学术贵俭，商子之学术贵法，申子之学术贵术，韩非子兼贵法、术。”在中国词语解释中，学和术分而述之，其语义又更趋复杂。单“术”字又有技艺，方法，甚至道路的意义。我们现在所述的术与学，特指学，即为理论，术可作为创作实践代名词。

由于美术学科的学术高地多为纯理论家所占领，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大文科转行而来的理论家，他们囿于文学、哲学研究的思路，更重所谓学理的研究，轻视实践创作中的学术评价问题。而美术学科学术评价体系的确立又直接影响美术学科的繁荣与发展，以及学科和学术成果评价的话语权。

近几个月来频繁参加国内相关会议，每次论及美术学科及相关艺术学的学术评价问题，多有争论。争论的阵营也多分两大派。其中最重要的会议有三次：其一为2011年4月下旬由曹意强先生召集的“国务院艺术学科评论组成员扩大会议”在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召开，学科评议组绝大多数成员均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主题之一就是学术评价问题。其二为5月18日由叶朗、王一川先生召集的“2011综合性大学艺术学科发展论坛”在北京召开，会议的重点是艺术学升为门类以后，综合大学艺术学理论如何建设，以及综合大学如何发挥优势建设艺术学科。其三是2011年6月29日黄厚明先生召集的“全国高校美术学科发展高峰论坛”在浙江大学召开，会议主题是美术学科发展。但会议的真正焦点却是在学术评价问题之上。上述三个会议中的后两次会议，我再次发表了美术学科建设应该“术学并重”，对其学术评价问题以“《红楼梦》与红学”关系入手，不应该有高低之分，实践创造也有学术等问题发表了看法。北京大学会议上叶朗、王一川先生，以及其他理论家对此观点虽有不同意见但都给予了观念认同，并在会议综述中给予了意见表述，显示了对待学术研究的包容性。但是6月29日的浙江大学会议在自由发言的讨论中，有关美术学科学术评价因所举“《红楼梦》与红学”而引伸出“术学并重”问题，遭遇部分理论家的强力阻击。以北京大学李松先生为代表的理论家，发表了与此截然相反的观点，引起会议的热烈讨论。客观上，毛建波、包林和我成为这场争论的另外一方。特别是在我发言完毕之后，李松先生发问的“四个如果说”，直接导致这场争论的白热化。当我用《红楼梦》与红学来意比美术创作与美术理论研究都包含有学术的含义，是术学并重，没有高低之分之后，李松先生发问了“四个如果说”，由于语速极快我只记住了两个发问。大意是，他不能同意用《红楼梦》与红学来比喻美术创作与美术理论研究的学术地位。他说：“如果说弗洛依德研究精神病是学术，那么精神病患者也有学术说啰？”“如果说学者研究民间艺术是学术，那么剪纸老艺人也有学术啰？”……他的直接发问，完全否定了绘画实践创作的学术意义，将置于形而上的理论研究放到了目空一切的高度。如果说这场讨论仅此而已，作为持对立观点的我，会尊重其个人的价值判断。但当学术主持沈语冰先生在最后总结陈词之时表达了对李松观点支持的时候，我认识到了美术学科学术生态问题的严重性。术学之争不能够有公正和理性的认识，美术学科的学术评价就可能出现偏差。将直接影响大学美术学科建设的健康发展，将直接影响美术学科学术重心的偏移。这是导致写这篇长文的直接动因。

持上述观点的理论家至少偷换了概念，我认为李松等理论家所想是当下美术理论界的一个缩影。我无意诋毁李松先生，他在宗教美术领域的研究受我尊重。但术学之争反映了李松等一批理论家内心对美术学如何定义以及如何评价等问题观念上的狭隘。用《红楼梦》与红学的比喻美术创作与美术理论研究，是基于《红楼梦》与优秀的美术创作实践同样具备人类创造性精神文化活动的本质，同样是通过作品展示作者（画家）精神世界的学术理想的“文化产品”。这和“精神病”是无法等同起来的概念。李松们混淆概念不知是出于其何种思维，而将民间艺人与学者对立起来，虽然不是逻辑概念出了问题，但是从一个侧面反映李松先生从内心割裂了精神世界同样如此丰满的手工艺人与学者思想感情融通的渠道。实则上，民间艺术家同样具有丰富的精神世界，他们的创造同样是作者心灵世界的外显，其中的学术含义也是不言自明的。

其实，李松先生所述观点本身是自相矛盾的。他如此看轻美术创作学术问题，那么所谓美术学研究的载体又是什么？难道是空对空的概念游戏和形而上的哲学抽象？李松先生作为“首届中国美术奖·理论评论奖”的获得者，他的获奖论文是《论〈八十七神仙卷〉与〈朝元仙仗图〉之原位》。对于其获奖的评价是：这一论文回归了“美术”的美术史研究，体现出一种艺术本体为核心，又具有深厚人文内涵的理论文章。更有评论认为李松的理论贡献“立足于美术作品内部的构成因素和艺术特质，将作品与历史环境紧密联系的写作风格。作者通过对图像细腻的观看和分析，善于发现有价值的细节，同时又紧密关注艺术史的纵向变化，具有宏大的历史性眼光。”为此我要试问：脱离了作品本身的学术思想、技能技巧，如何回归“美术”？如何体现“艺术本体”？如何立足于“艺术特质”？如何发现有“价值的细节”？又如何从“图像细腻的观看与分析”体察出宏大的历史性眼光？难道是李松先生凭空想出来的？李松先生没有从作品体会到什么？理论家成果建立的基础是作品，作品本身的深刻含义是画家学术思想通过高超技能技巧而体现出来，离开了优秀的作品，哪里来优秀的艺术史著作？固此，贬低美术实践创作是一种狂妄自大和自欺欺人的做法，更是史学观、思想观念和方法论的谬误。

一场讨论美术学科的高峰论坛，狭隘地演变为捍卫美术史教学与理论研究领地的小农意识的争峰会，我想这不是会议组织者的初衷。究其所以然，是美术学如何定义问题上出了偏差，所以我试图从美术史研究方法入手，确立美术学如何定义，方才论述美术学的术学之争。

美术学在当下的学科归类中不能单纯地认为是美术史教学与理论研究。美术学包含着学术和学科归类的含义，必然包含实践创作与美术史论两个方面。更不能将美术学科的学术评价演变为齐白石、刘海粟、陈丹青能不能当博导的争论。至于技法博士能不能招生就更是另外一个层面讨论的问题。在我出席的许多会议上，常有人将学科建设，单纯认为是博士点建设。常常听到自得其乐的理论家们如何讥讽“不学无术”的画家型教授。我始终认为，绘画实践有没有学术与当不当得成博导是两码事。有一种误解，似乎凡实践出家的学者必理论不行，理论好的学者实践必不入流。这实在是天大的误解。凡大画家、大师无不学养高深。画家应该是美术理论的主体，考证格罗塞、费德勤、宗白华是如何定义艺术学的，这是人文学者要下的功夫。中国画论的主体是画家，这是中国绘画史历久弥坚的法宝。无法想象从不动手实践，仅凭写几本理论书就能繁荣美术创作。更何况在中国古代美术文献中，画评、画史、画论常是结合在一起探讨的。例如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便是这种体例。谢赫在这本批评论著开头就对画品即绘画评论做出了界定，“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接着他对绘画的功能和作用发表更为深入的见解：“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览。”这一席论述便是他对美术观众和绘画理论的表述。谢赫的“六法论”更是绘画实践的总结，也是我国古代美术理论的重要内容。由此可见，从人文社会科学入手，美术批评和美术作品是美术史研究的重要范畴。中国古代画论常将史和批评融汇其中，形成了美术史、美术理论和美术批评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构成了美术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

综上所述，美术不仅仅是赏心悦目的生活课题，还是博大精深的学术课题。美术创作和美术作品，它是用非逻辑的感悟、非语言的传授，用图像表达画家理想造型的最高境界。世界各地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展品承载了人类心灵史的成长轨迹。伟大的美术创作活动反映着民族和历史的积淀，也预示着人类文化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民族文化旗帜的高扬。（责任编辑：楚小庆）

①曹意强《欧美艺术史学史与方法论》，《新美术》 2001年第4期。

②同①。

③[意]吉多·尼里著，汪坦译《欧文·潘诺夫斯基的艺术理论》，《世界建筑》，1987年第4期。

④[英]E.H.贡布里希著，林夕、范景中译《艺术与错觉》，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⑤同④，第9页。

⑥同④，第9页。

篇(7)

本次系列纪念活动的筹备历时三年，在各方的帮助与支持下，终于在2016年5月得以举行。从家乡的角度而言，这是作为家乡人对雷圭元先生一生贡献的仰慕与致敬，从中国现代设计史视角来看，这也是对中国20世纪图案学或设计学发展的一次历史的回望。

中国现代设计的历史很奇诡，表现之一就是对雷圭元的遗忘和漠视。在他生前，20世纪50年代，他已经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副院长，并且已经有足以与英国现代设计之父威廉.莫里斯媲美的成就――出版了教育部颁发教材《新图案学》，标志着中国自己的图案学体系的建立；他还在上海创办了中国最早的设计组织“中华工商美术联合会”；抗战艰苦时期，他与庞薰l一起在成都创立了中国最早的现代设计性质的学校“成都艺专”，指导学生半工半读，将设计应用于民生；1954年，他与庞薰l联手，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现中国美术学院）北上，在北京创建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这是中国以至亚洲艺术与设计界的大事件，标志着源于西方工业革命的现代设计教育体系在东方的正式确立。如果说中国现代也有“设计之父”，那么，雷圭元和庞薰l，是最有资格获得此称号的人。

这样一个人，进入21世纪以来无声无息，不仅大众无人所知，就是设计界知道的人也寥寥无几了。数典忘祖，这是中国这个自然经济“悠久”而工业革命后进的国家，面对现代化而自感虚弱的一种典型写照。无数个“他”急切但是却在表面追赶“现代”设计，无数次外表潮红内心急躁，自诩我们已进入现代设计的先进阵营。几乎每个人都是设计英雄，大咖大腕，而忽略了我们进入“现代设计″的真正历程――而恰恰是这个历程的“过程”性痛苦，揭示了我们连接传统，克服局限，了解世界，解决问题的价值。它是真实的，可以激励自豪，同时也展开自我反省。

作为Design的设计在中国是如何表述为“图案”的？这个问题现在大多数人己经不想去搞清楚，而“图案”与“纹样”有何不同？更是泛人问津。在20世纪末设计基础教育弃图案转以“三大构成”取代之后，图案几乎离开了高等设计教育视野。近年来在本土化思潮下、在日常生活中重提图案，实际上是回到雷圭元近八十余年前的研究，也就是重回到中国在上个世纪初年遭遇问题的思考：在世界民族和区域文化的旷野中，什么是中国人本来的图腾和象征样式，我们应该怎样在古人“杂乱无章”的世俗表现中，寻找到内在的规律和隐喻？这些样式能为现在的设计应用提供什么样的原理和方法？这些问题，雷圭元在《新图案学》、《中国传统图案作法初探》等著作中最早做了描述和总结。例如太极图形人人皆知，历史应用比比皆是，但雷圭元由此出发，寻觅了各个阶段不同区域的变体，他又通过“住弊止钩傻奶崃叮使后世的图形互补生生不息的变衍就如纲举目张，有理可循。在中国传统纹饰的总结和提炼中，雷圭元表现出深刻的洞察力，他从传统会意和象形世界中找到了“指事”性的逻辑思维，在我们知道西方纹样系统与其图形构成的社会发展关系后，才会意识到中国传统纹样总结的不易。

雷圭元不是一位单纯的图案学和设计学术体系的建构者，他还是一位杰出的设计实践者。他重要的作品有作为组长的北京国家人民大会堂等首都十大建筑的装饰设计，它们几乎奠定了20世纪后五十年的设计美学风格。他也是现代漆艺发展的奠基人和推动者，他在五十年代的漆艺创作，揭开了这门古老技艺的现代转型历程。他同时支持乔十光南下福州学习闽地漆艺传统，使后者成为蜚声中外的漆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