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理念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司法理念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入世后，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生了显著变化，对审判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而实践中，一些审判人员角色转换慢，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体现在刑事审判工作中，主要是以人为本的理念远未树立，重视发挥刑罚的打击犯罪功能，对被告人合法权益保护不够；重实体法，偏面追求实体公正，漠视程序价值，违反程序法办案的情况时有发生；没有树立证据裁判主义理念，对事实的认定抓不着关键，举证、质证、认证说理溥弱；对量刑的均衡关注不够，个案量刑偏轻偏重，裁判不公现象影响了大众对司法的公信度，作者就此几个方面的问题展开论述，阐述现状，分析原因，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理念”是柏拉图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是指事物的原型或者说是永恒形态。今天，人们普遍认为“理念”主要是指一种完美的或指导性的观念形态。作为一名法官，对证据的审查、事实的认定、法律的适用直至最后的裁判都会受理念的支配。它是法官对法律的认识，但比一般的认识和观念沉淀更深，更具有稳定性、原则性和基础性。裁判的理念是每一位法官在自己世界观、价值观的基础上对刑事诉讼制度和刑事实体制度的一个综合性、原则性的理性感知。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生活方式和社会观念等都发生了有目共睹的变化，法制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今日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秩序的稳定、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更要求法制建设同步运行，充分发挥保驾护航的职能作用。作为负有“打击犯罪，保护人权”职责的刑事司法，其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愈益突出。近几年来，经过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不断努力，我国的刑事司法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并日益朝着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无论是实体上还是程序上都存在着与形势发展不相适应的诸多问题，客观上制约了刑事司法之科学和公正目标的实现。笔者认为，在诸多因素中，思想观念的转变是第一要素。因为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没有科学的思想，先进的理念，超常的睿智，就没有开拓和创新可言，就无法应对纷繁复杂的客观现实，更无法适应社会生活的日新月异和千变万化。作为刑事司法工作者，尤其是一名从事刑事审判工作的法官，要想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做一名称职的法官，其首要的任务是不断加强学习，全面树立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并用以指导实践，使裁判得以维护和促进社会的发展，而不是与社会的发展背离。结合司法实际，笔者认为，目前，应树立如下司法理念：

一、树立“打击”与“保护”并重的理念

“打击”与“保护”的涵义、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条开宗明义地规定“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这说明我国刑法的指导思想和根本任务是一致的，都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即是对少数犯罪分子实行，依法惩罚；对广大人民实行民主，切实维护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也是刑法作为人民民主工具的体现。“惩罚犯罪”也即是要铲除社会上消极的、腐朽的东西，即犯罪，保卫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为促进社会的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保护人民”，也即是保护人民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维护整个社会的安定秩序和团结局面。该条中的“惩罚”和“保护”，或称“打击”和“保护”，依笔者理解，二者实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矛盾的对立和统一，虽然文字排列有先后，但其地位和作用并无先后之分，亦无轻重之分，我想立法者初衷亦如此。事实上，社会客观现实也要求如此。既为矛盾的一体，在实际操作中，难免会常现“矛盾”，顾此失彼，轻重失衡，这在过去多年的审判实践中突出表现为重“打击”，轻“保护”。

重“打击”轻“保护”的渊源。从社会初始分工的角度看，刑事司法制度的本源功能就是打击犯罪。因此，世界各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把打击犯罪作为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价值定位。无论是在古代东方国家还是在中世纪的西方国家，刑讯逼供在司法活动中的广泛运用乃至合法化，就是这样价值定位的表现之一。受“大公无私”等强掉社会利益的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受“敌我矛盾”等阶级斗争的思维习惯的制约，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一直偏重于打击犯罪的需要，而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的保护重视不够，尽管经过近年来的不断努力，情况有所改观，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普遍存在着漠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权利的问题，在一些地方甚至情况还相当严重。如庭审中法官与公诉人一同审被告人，不能让被告人充分发表质证、辩论意见，对待被告人态度蛮横，带着蔑视的口气或目光，甚至剥夺或限制被告人依法享有的重要诉讼权利，使公诉人与被告人在法庭中的平等地位严重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被告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损害了法律的尊严；有的地方严重违反审限规定，无视被告人人身自由权利，案件久拖不决，超期羁押；有的案件由于受过去“有罪推定”思想的影响，在事实不清，证据不确实充分，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情况下，不是作出宣告被告人无罪的判决，而是怕放纵罪犯，偏面地认为错不了，凭感觉判案，直接作出有罪判决，或搞折衷，降格处理，严重践踏了被告人的人权。

“保护”功能的彰显。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以人为本和保护人权的观念越来越受到各国人民的重视，并相继在一些国家被确立为刑事司法的价值目标之一。自1980年以来，我国先后签署了近20个国际人权公约。继1997年签署《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之后，我国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2001年正式成为wto成员之后，我国批准并实施上述公约的历史脚步越来越快。强调刑事司法保护领域的人权保障日益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也理所当然会影响到我国刑事司法价值取向。依《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规定，公民“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公约》第14条第2款）；“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应给予人道及尊重其固有的人格尊严的待遇。”（第10条第1款）这充分说明被告人的人权需要特殊保护，被告人完全享有最低限度的程序，包括“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第14条第3款第7项）。与之相适应，我国刑事立法已作了较大调整，肯定了无罪推定原则，但未从立法上承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沉默权。我们在司法中执行的还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某种意义上不利于保障被告人的人权。因此，在刑事审判领域，我们必须更新观念，强化“保护”意识，使“保护”功能归位，做好执行《公约》内容的准备，保证被告人享有受公正审判的权利，免遭不合法、不公正的刑事处罚，使刑罚真正发挥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刃剑作用。

“打击”与“保护”的均衡。目前，世界上有些国家依然把打击犯罪视为刑事司法的基本目标或惟一目标，其他利益和价值都必须服从于打击犯罪的需要，为了打击犯罪，司法机关可以不择手段，不计成本，甚至不惜践踏人权；有些国家则把保护人权，特别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看作是刑事司法保护的基本目标或最高目标，其他利益和价值都

必须让位于保护人权的需要，为了保护人权，不惜牺牲司法效率，甚至不惜放纵罪犯。毫无疑问，一味强掉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权利保护，必然会影响到打击犯罪的效率。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可取的。过去，我们重“打击”，轻“保护”，现在发现问题了就要改正，但是我们要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走到轻“打击”重“保护”的路子上去，不能用打击犯罪的基本需要来换取人权保护的“美名”。因为刑事司法毕竟肩负着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护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的职能，还具有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的功能。如何在审判实践中保持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这两种价值取向的平衡，是一个摆在我们每一位审判人员面前的新课题，要解决这一课题，我们必须更新观念，努力实践，在追求审判的文明、重视在刑事诉讼中保护被告人乃至法院判决有罪的犯人的合法权利的同时，不能忘记刑事审判的根本任务还是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民。

二、树立“实体”与“程序”并重的理念

“实体”和“程序”的涵义、关系。“实体”是司法的实体公正的简称，“程序”是司法的程序公正的简称。公正是司法的最高价值，是一个常讲常新的话题。罗马法学家凯尔斯曾把司法定义为“公正的艺术”。所谓司法的实体公正，即要求司法机关在审判裁决的结果中体现公平正义的精神。所谓司法的程序公正，即要求司法机关在审判活动中坚持正当平等的原则。前者的要旨在于审判结果的正确性；后者的要旨在于审判过程的正当性。如果把司法系统看做一个工厂，那么实体公正考察的是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而程序公正考察的是该“产品”的“生产工序”。虽然就一般情况而言，要保证“产品”质量就必须遵守科学合理的“生产工序”，而科学合理的“生产工序”也应该导致“产品”的合格，但是二者的考察指标毕竟不同。单纯就实体公正来说，无论采用什么“工序”进行生产，只要“产品”合格就是公正；而单纯就程序公正来说，无论“产品”质量如何，只要采用了科学合理的“生产工序”，就是公正。由此可见，司法的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一方面，两者统一于司法公正，是相辅相成的；另一方面，两者又有着相互区别的价值标准。虽然坚持程序公正在一般情况下就能够保证实体公正，但是程序公正毕竟不等于实体公正，而且坚持程序公正并不必然导致实体公正，程序公正也不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惟一途径。在有些情况下，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甚至是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的，追求实体公正就可能伤害程序公正，而坚持程序公正又可能牺牲实体公正。

篇(2)

随着法官职业化、司法现代化进程的日益推进，法院文化建设这一命题越来越广泛地受到我国司法界、学术界的关注和认同，一些学者、法官相继发表了这方面的调研文章，许多法院将加强法院文化建设作为提高法院整体素质、促进公正与效率主题实现的有效途径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由于法院文化建设在我国司法领域是一个较新的课题，其理论性和实际指导性都很强，法学界和司法界对该课题的基本理论、价值取向等理解不一致，司法实践中各法院也只是根据各自的理解操作，故有必要加以研究。本文在研读有关资料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试图对法院文化进行多维度的分析，深刻揭示法院文化的内涵、本质、渊源、特点等，并就在法治框架下，如何建构法院文化提出自己的思路和见解。

一、法院文化的内涵

研究法院文化首先要界定文化的概念。不过，由于文化本身的多义性，对文化的理解往往因解释者自身的观念、意识、认知结构、教育背景等的不同，而呈现千差万别的态样。在西方，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语culture，语义为耕作、培养、教育、发展，进而泛指人身和精神的发展、培养，人类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人类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在我国，《辞海》中将文化定义为：“从广义来说，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本身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法院文化作为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有其特别的属性，它产生于法院这一特定的社会组织之中，是存在于法院群体有的文化。它既要遵循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共同准则，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对于法院文化的概念，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迄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笔者将各种提法归纳一下，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种“总和说”。认为法院文化是法院群体在长期的审判实践和管理活动中形成的一种共有的精神，是其特有的、共同遵行的一种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规则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物质表现的总和1.第二种“精神现象说”。认为法院文化是法院以物质为载体的精神现象，是以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法院精神、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第三种“群体意识说”。认为法院文化是法院群体在司法活动中所持的信念和价值观念，包括法院精神、法院宗旨、占主导地位的管理形式、传统和现实的特性等等2.上述几种解释，由于站的角度不同、概括的方式不同，得出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总和说”描述了法院文化的范围，“精神现象说”突出了法院文化的核心，“群体意识说”则指出了法院文化的载体。尽管在描述上各有不同，但透过这些解释，可以看出某些共性，概括起来，笔者认为法院文化具备以下特性：一是客观性。法院文化是法院与生俱有、客观存在的，我们现在提出构建法院文化，并不是因为原来没有法院文化，而是因为认识到法院现有文化的建设力度跟不上法官职业化、司法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力度。二是发展性。法院文化是动态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其发展规律是从无到有、从抽象到具体、从散乱到系统、从单一到丰富的变化过程。三是指导性。法院文化对法院的整体行为和法院工作人员的个体行为起着指导的作用，对法院发展目标有质的规定性，同时通过整体的价值认同来指导法院个体行为。四是约束性。法院文化通过对法院群体成员行为形成一种无形的群体压力，使法院倡导的群体共同意识在群体成员的个人价值观念中内化，形成一种无形的标准，来操纵控制法院的各项活动。五是整体性。法院文化必须对法院的整体行为发挥指导与约束作用，仅仅作用于法官的个体行为，就不能成为法院文化。这种整体性表现为法院文化的全面性、长期性和独立性。同时，法院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文化，是法院全体工作人员、个体文化的集合与整合，是一种群体文化，其发展需要并由法院群体来推动。六是辐射性，法院文化一旦形成较固定的模式，就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就能让社会公众更加了解法院、了解法官。七是传承性。法院现有文化有着历史文化的踪影，也必将在未来文化中找到踪影。法院文化正是在有选择地继承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发展的。八是特殊性。法院文化的特殊性在于法院特殊的组织目标、组织价值观和行为方式3.特殊目标是实现司法公正，特殊的价值就是法律至上，特殊行为方式包括思维方式、交往方式等。

二、法院文化的渊源

（一）历史渊源

从历史上考究，中国古代从未出现过现代意义上的法院，由于当时司法与行政不分，司法权隶属于行政权。在中央曾设立过专门司法机构，如大理寺。而在地方，司法机构则完全并入行政机构，不另设司法活动场所，行政长官同时也是司法官员。因此，传统社会的法院文化较之于其他行政机构，在表象上，甚至在内涵上，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我国现代意义的法院雏形出现在民国时期4，到了改革开放，中国真正开始法制建设后，法院才成为独立的司法审判机构。二十多年来，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法院文化。

（二）形态渊源

关于法院文化的形态渊源，也有很多种分法，有的学者从研究社会文化的角度出发，认为法院文化由表层的物质文化、中层的制度文化和深层的认知（精神）文化组成。有的则按“文化结构说”将法院文化分为制度文化、实践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方面。笔者认为，法院文化的形态渊源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物质文化。是以有形的实物形态存在的文化，是法院在长期的审判与建设实践中逐步积累的，凝聚着法院精神文化实质的，为了实现法院职责，推行法院规章制度和行为准则而创造的一切物质环境的总和，包括办公环境、审判场所、司法装备、生活场所等。二是管理文化。是指法院在从事审判活动、管理活动中形成的与法院司法精神、价值观念等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法院管理理念、管理方式、规章制度和组织机构等。三是行为文化。是指法院群体在审判活动、研究培训、生活娱乐、人际交流中产生的活动文化。包括诉讼行为、法官的言行举止、行为习惯等。四是精神文化。是法院文化的核心，是在长期的审判与管理实践中，为实现法院发展目标和履行法定职责，由法院群体共同参与创造而形成的，为群体成员所认同和遵守的，推动法院群体继续社会化的法院群体共同意识，包括价值取向、法院群体形象和精神、思维方式、人文品格、职业道德等。

三、法院文化建设的要点

（一）法院文化建设的关键是树立现代司法理念

现代司法理念是法院群体为达到公正的司法终极目标，在对司法权本质特征及其运行规律进行理性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内心自由选择的，坚定信服和推崇的，并在司法实践中奉为最高行为准则的基本观念。包括司法公正、司法中立、司法独立、司法民主、司法公平、司法效率、司法廉洁等等。从一定意义上讲，法院的物质文化、管理文化、行为文化是司法理念的外在表现，精神文化是司法理念的内在表现。是否确立了先进的现代司法理念，对于法院文化建设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必须教育、引导法院群体牢固树立现代司法理念，以理念指导行为，将现代司法理念体现到每个案件办理的每个环节，同时在法院文化建设中要处处体现现代司法理念。

（二）法院文化建设的核心是培育法院群体崇高的价值观

法院文化的核心是法院群体的价值观，法院群体价值观决定着法官精神文化的基本格调和精神面貌，为法院审判与管理实践规定了方向，同时决定着物质文化、管理文化、行为文化的内容。法院群体是否具有崇高的价值观，关系到法院事业的兴衰和成败。将司法公正视为自己的生命和灵魂，这应当成为法院群体共同遵循的价值观。法院文化建设的核心目标就是要让这一价值观始终占据法院群体的精神世界，成为法院群体精神世界的最高理念，把一切与之相抵触的价值观念从法院群体精神世界中清除一空。同时要将这种价值观转化为法院群体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使其一切言行都严格约束在这一价值观所要求的规范之中。要通过法院文化建设，引导和激发法官的自觉公正行为，充分调动法院群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实现各项工作的协调发展。

（三）法院文化建设的基础是坚持以人为本

法院文化作为一种“无形规则”，存在于法院群体的意识中，法院文化离开了法院群体根本无法独立存在，“以人为本”是形成良好法院文化的基础。在法院文化建设中，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爱护人、关心人、培养人，通过说服教育、感情投入、关心体贴、形象影响、激励尊重、心理沟通等，养成法院群体的职业尊荣，提高其思想道德素养，培养其命运共同感、工作责任心，培育其良好的道德风尚和行为准则，促使每位法官充分释放其潜能，施展其才华，实现其报负。

（四）法院文化建设的灵魂是人文特色的法院精神

法院精神是法院群体共同价值观念、发展目标、管理哲学、司法理念的集中体现，是法院文化的灵魂，是激发法院群体事业心和责任感的内在动力。它是人文精神和法治精神的有机结合，主要包括：法律至上精神、公平公正精神、崇尚科学精神、无私奉献精神等。在法院文化建设中，法院应当结合法院群体思想实际和法院发展目标，注重形成自身独特的法院精神，精心提炼出最适应本院发展，最有价值的精神，使之得到广泛认同，以此作为一种精神支柱，一种共同的目标，共同的追求，共同的信念，共同的行为准则，使法院群体紧紧围绕设置的共同远景，在法院精神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推动下，思想上高度统一，行动上高度一致，朝着既定目标奋力拚博。

四、法院文化建设的途径和方法

篇(3)

    论文关键词 伯尔曼 宗教 法律信仰 法律内涵 司法理念

    一、伯尔曼与《法律与宗教》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句引文就在法律学者和学生们笔下和口中广为流传,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对这句引文的出处予以关注,《法律与宗教》这本书和它的作者哈罗德·J·伯尔曼便成为了法学界研究的一个部分。

    伯尔曼出生于1918年,在那个年代出生的人不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很容易染上“忧患意识”, 基于其儿时的经历,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一书中表现出了沉重的危机感和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强烈关注,使得该书虽然有观念的冲突,但也不缺乏理性的真知灼见和对未来人类发展的极富洞见的预言。通过对法律与宗教的深层次思考,伯尔曼从二者的历史渊源角度论证了二者的关系。他认为,法律和宗教的共通性在于二者具有四个共同要素,即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这四种要素是法律唤起人们对最高价值献身的象征,同时也是法律与超理性价值相联系的纽带和方式,而社会的长治久安便是建立在法律与宗教的这种良性互动与融合发展的基础之上。

    首先,所谓“仪式”,代表了象征着法律客观性的礼节和程序,譬如法官的法袍、法庭的布置、开庭的出场秩序等等诸多仪式,通过这些严格的程序凸显法律客观、公平、正义的崇高价值理念,从而唤起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其次,历经传统沿袭、继承下来的语言和习俗是法律延续性的一种标志。不置可否,几乎所有的法律体系都是有效地建立在对过去的延续和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具体体现在对法律相关术语的保留和法律实践之中。就西方国家来说,遵循先例、维护法律的一致性和法律的传统是其法治的最基本理念。再次,法律的权威,是法律得以顺利实施的保障。没有了国家强制力做后盾,再多的法律规范也只是一纸空文,毫无实际意义。最后,凭借普遍性,即主张法律与绝对真理之间的联系的普遍有效联系是正义原则固有的存在方式,社会道德和法律的基本精神是合乎社会秩序的要求,取得了社会的公认法律便拥有了约束力。

    纵观西方法律发展史,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在其各个阶段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通过与法律的相互渗透和制约促进了西方文明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宗教被赋予了社会性,而法律被赋予了神圣性,宗教给与了法律精神支持和方向,法律又为宗教的崇高价值提供了切实实现的可能。因此,在《法律与宗教》一书中,伯尔曼认为没有信仰的法律将会退化成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会蜕化成狂信, 这也是伯尔曼式的法律信仰的实质理念。在西方世界曾经存在过将法律与宗教截然分离的情形,不仅使法律失去了神圣性,也使得宗教失去了社会性,导致了人们丧失了对法律的信任以及对宗教的崇拜。故此,伯尔曼提出,解决这种危机的办法就是回复法律的宗教性和宗教的法律性,而西方发展史证明了这一点是明智而且唯一的选择。

    二、法律得以信仰的法律内涵

    伯尔曼所谓的法律,“不只是一整套规则,它是人们进行立法、裁判、执法和谈判的活动。它是分配权力与正义,并据以解决纷争、创造合作关系的活生生的程序”。 实际上,西方法律的不断演进就是建立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宗教观念之上的,10、11世纪的教会法与世俗法并存,宗教的观念促进了世俗法的发展;后来路德的宗教改革打破了教会法与世俗法并存的局面,从而把法律从神学教条中解放出来,并通过吸收传统宗教的神圣观念和主要价值使法律被赋予人的理性和信仰。因此,法律与宗教的相互依赖与融合是宗教改革和法律发展的重要连结点。

    法律的本质是法律作为社会核心的控制方式具有的作用和功能,伯尔曼所指称的法律除了是一种维护统治阶级意志的工具外,还是人类社会共同体的价值体现,是人类能清楚地对自身所理解的道德准则的表达。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个人意志自由的契约原则、人人生而平等原则、良心自由原则以及天赋****原则等都是法律能够被信仰的基础性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判断一种法律制度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主要是参照上述原则的全力保障与实现。故而,法律得以信仰的受众群体不仅包括法学家、法学研究者和法律工作者,还要覆盖到整个社会大众,从而实现一种整体对法律的认同与遵守。

    三、伯尔曼式法律信仰的实质和实现前提

    法律信仰的实质就是要人们有一种观念,把这种信仰看作是一种法律精神的深层解读和对人生终极目标的关切,通过自身内心感受和外部生活的结合和联系,从而达到一种权利义务分配平衡、纠纷得以顺利解决、公平正义得以彰显、社会秩序得以很好维护的境界。因此,若要实现这种伯尔曼式的法律信仰,就必须满足以下几个前提:首先,人们思维和观念的转变,要对法律有一种全面综合性的认识;其次,通过法律的实施人们可以充分保障自己的权益,即通过诉诸法律当事人可以得到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实现的心理和物质上的公正;再次,法律的发展和延续要与本国国情相结合,我国借鉴和移植了外国许多优秀的法律制度或体系,为了减少法律在推行过程中的阻力,我们需要通过唤醒民众的民族归属感来使其从内心接受于我国国情接轨的法律;最后,谨慎立法、公正司法、严格执法是保证法律信仰的最要环节。西方国家所谓的“民权”、“****”都是在宗教的影响下催生出来的,我国古代的法律也以“天罚”的神权思想为统治者提供了施行法令的合法性理由和依据,也赋予了法律神圣性。 我国现阶段,之所以有不信任法律的现象发生,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了断层,古代优秀的法律文化和伦理道德在一定程度上被摒弃,充斥着大量的负面情绪和糟粕氛围,立法不完善、司法不公、执法不严给法律的实施带来了很大的阻力。人们的观念需要更新完善、社会的主流思想需要回归传统经典,只要深刻分析社会现状和国情,然后从本源上杜绝法律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相信法律会成为社会的一种普遍信仰的。

    四、我国目前的司法理念

    从法律的本质和法律信仰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现阶段的司法理念,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法谚有云“法律是沉默的法官,法官是能动的法律”,这是目前世界范围内通行的能动司法理念。法律要想得到一种实质上的运用,需要由司法机关依靠公正来予以体现,就我国的司法独立现状来看,我们发现形势不容乐观,某些因素导致了我国的司法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程度上都相应的受到了不应有的外部影响。例如,某些主管机关和领导对案件的干涉和关切,使得法律最初的立法本意有可能在司法机关履职的过程中大打折扣;民众,尤其是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情绪和群众的非难使司法机关面临严重的精神压力;舆论的报道和跟进很有可能左右了司法审判的结果导向;错综复杂的人情世故、社会关系以及量刑的规范化标准模式都有可能妨碍司法公正,继而使民众不信任法律,不信任司法机关,更有甚者会仇视法律,做出偏激的行为。

篇(4)

论文关键词 抗诉 调查取证权 边界

检察机关审查民事抗诉案件时拥有一定的调查取证权是其履行法定职责的必然要求，检察机关能否进行有效的调查取证是维系抗诉正当性与有效性的关键所在。离开了调查取证，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则会成为对人民法院审判过程的简单复核，难以实现有效保障司法公正的目的。既然调查取证权有其存在的必要性，那么到底赋予检察机关多大范围的调查取证权才是合理的，对此我国民事诉讼法未作规定，理论界和实务界看法也很不一致。2001年，高检院制定了《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以下简称办案规制），该规则第十八条规定了检察机关在办理民事抗诉案件中可以行使调查取证权的四种情形。这一由司法解释对检察机关民事抗诉中调查取证权边界的划定，虽未上升到法律层面，但其在抗诉实践中的积极意义显而易见，确立了有限的和规范的调查取证原则，体现了权力防控的自我意识和限制权力的法治精神。然而，随着政治环境的变迁、审判制度的改革完善和法治进程的加快推进，检察机关的这一司法解释没有做出系统性的修改，无法体现司法解释鲜活流动的本性，致使检察机关的这项职权在实践中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进行重新梳理和整合，尽快进入民事诉讼法规制层面，以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

一、检察解释中调查取证权行使情形的梳理

《办案规则》第十八条规定了检察机关可以调查取证的四种情形，其中有“（一）当事人及其诉讼人由于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主要证据，向人民法院提供了证据线索，人民法院应予调查未进行调查取证的；（二）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矛盾，人民法院应予调查取证未进行调查取证的。”笔者认为这两项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第（二）项的这条规定实际上是我国民事审判事实探知绝对化理念的具体体现。传统诉讼制度以客观真实作为诉讼的首要目标，强调审判人员认识案件事实的能力和责任，并在当事人双方提供的证据互相矛盾时，要求审判人员以职权调查收集证据。长期以来，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着我国的法制建设，并且这种路线渗透到法律制度本身之中。这种政治路线与民事司法实践相结合的具体产物就是法官对民事案件客观事实的执着追求，并逐步演变为指导民事审判的理念。这种事实探知的绝对化理念违背了民事诉讼的特征和客观实际，并成为阻碍我国民事审判制度发展的瓶颈。随着民事审判方式的不断完善和现代民事诉讼理念的引入，2001年最高法通过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这种理念，而是吸纳了事实探知相对化的理念，确立了法律真实的价值追求，使证明责任从概念转化为民事诉讼制度。《证据规定》第73条的规定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在当事人举证互相矛盾以致难辨时，法院不是必须对该事实存在与否做出主观判断，而是通过“证明责任”这样一种“装置”将真伪不明的事实拟制成“真”或“伪”并做出裁判。相应地，检察机关也必须按此规则行事，而不应越俎代庖、包揽调查，去探索和查证客观事实。这样既违背程序公正，也降低了诉讼效率，不符合现代司法理念。由于《办案规则》的制定先于《证据规定》，《办案规则》在设定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时仍然建立在事实探知的绝对化理念之上。在理念发生转化的情况下，这一规定已经失去存在的基础。对于第（一）种情形，2007年民诉法修改时已经列为检察机关的抗诉事由，即遇到法院应当调查取证而未调查取证的，检察机关可以直接提出抗诉，无需补充调查取证，这主要体现了实体与程序并重现代司法理念，对法院侵害当事人程序权利的通过再审程序予以救济，凸显了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是民事抗诉制度的一大进步。

二、现代检察监督理念与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

检察机关在代表国家进行法律监督时，须坚持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原则，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检察机关是宪法规定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担负着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使命。检察机关由人民选举产生，理应执行人民的意志，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人民利益的宏观表现则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检察机关有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神圣职责。民事抗诉制度作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价值追求是理所应当的，这也是现代检察监督理念的重要内容。由于抗诉权与调查取证权之间的主从关系，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制度与抗诉制度两者的价值追求应当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调查取证制度也要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价值追求。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经济活动日益复杂化，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也常常受到损失。因此，应当赋予检察机关在办理民事抗诉案件中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调查取证权。这一点在《办案规则》中未有涉及，应该说是一大遗漏。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司法理念，更在《证据规定》中得到了印证。《证据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赋予了法院主动调查收集证据的职权，实质上采取了国家干涉主义，以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中立是法院的生命，法院调查取证实质上有违中立的法律地位，因为证据本身就具有党派性，要么支持一方诉讼请求，要么反对另一方诉讼请求，反之亦然。司法解释之所以赋予人民法院主动调查收集证据的职权，这表明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是比保持中立更重要的价值。既然作为中立的裁判者的法院都有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义务，作为专门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更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抗诉事由的修改与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

承认法律程序的独立价值是现代民事诉讼理念的重要特征，程序正义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越来越广泛的认同。正如有学者所言“程序正义具有自身的独特优势，是可以把握的具有可检阅性的法律规则。”法治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程序之治。由于我国法治社会尚不成熟，程序的独立价值还未得到广大法官特别是基层一线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的内心认同。因此，民事审判实践中法官违犯法律规定，侵犯或剥夺当事人程序权利的情况常常发生。鉴于此，在程序与实体并重的立法理念下，2007年民诉法对检察机关抗诉事由的规定突出了程序的重要地位，细化了法官违反程序的具体情形，使得程序的独立价值在立法层面得以体现，并将检察机关抗诉的事由由原来的4种拓展为15种情形，和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统一。立法的这些变化必然影响到抗诉中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的设置，这是因为调查取证权依附抗诉权，并为抗诉服务的。因此，在民诉法对检察机关抗诉事由作出修订的情况下，有必要对检察机调查取证权行使的具体情形做出进一步的规范和明确。从司法实践来看“（八）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人员没有回避；（九）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检察机关需要调查取证才能查证是否属于法定情形，有必要赋予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职权，否则抗诉事由的规定只能停留在纸面上。这是因为认定审判组织的组成是否合法，需要查明审判人员是否具有审判资格，对这一问题的调查，需要检察机关到相关机关调阅个人档案材料来证明；对于审判人员是否存在法定的回避事由，需要查明审判人员与当事人的具体关系，这既是一个极具隐蔽同时又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需要检察机关寻找证人或调阅户籍等材料认定，对这些问题的证明都是申诉人所无法完成的；当事人有无诉讼行为能力是个极具专业性的问题，必须通过专业机构来进行鉴定，同时，对于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为何原因未参加诉讼通过审查案卷也是不能完成的，需要检察机关找相关证人了解情况，以便判断是否属于客观原因。

四、程序弹性与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

证据收集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在立法层面很难穷尽检察机关应当调查取证的所有情形。为了提高立法的科学性，防止漏洞出现，有必要提高立法的程序弹性，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调查取证自由裁量权。程序弹性在现行的立法中有兜底条款、形容词条款、基本原则条款和漏洞四种表现形式。设置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程序弹性条款时，可以这样表述“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民事抗诉案件中认为有必要调查取证的其他情形”。我国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在设定法院调查取证边界时就采用了这种模式来提高程序弹性。实践证明在对证据收集的规律认识还不到位的情况下，采用这种模式能够避免立法漏洞，有力地提高法律程序的弹性和包容性。笔者认为在借鉴这种立法模式的同时，更有必要吸取其经验教训。现行的民事诉讼法虽然赋予了法院一定的调查取证自由裁量权，但是未能设置条文其予以限制，以致在后来的司法实践中出现权力滥用的问题。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当在立法层面对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自由裁量权予以限制，防止其滥用。从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和民事抗诉的基本规律出发，应对这种自由裁量权作如下限制：（1）不能代替当事人举证；（2）维护审判权威；（3）不能破坏法定的举证责任；（4）检察机关不调查取证有损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的；（5）保障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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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党性涵养强化政治认识。该院接踵展开“发扬传统、坚决信心、法律为民”、“群众观念大评论”、“社会主义法管理念教育”等主题教育运动，组织干警进行“三对照三检查”，指导干警增强党性涵养、坚决幻想信心、标准法律行为、改良任务作风。此外，该院还积极进行日常教育，不时丰厚教育运动内容，组织法官集体宣誓，组建合唱团参与多场红歌会，播放赤色经典光盘5部，引荐赤色经典著作60余部，组织法官赴韶山观赏新居，积极展开“党员进社区、下乡镇、进企业”等运动，让优异党员法官参加辖区建立、效劳辖区农人。

构建交流平台，强化进修认识。该院接纳按期或不按期举办学术钻研运动，展开念书交流，举行法官论坛。以信息宣传任务展开、学术论文钻研、调研课题论证等为主题，组织展开了5次集体运动。此外，法官们还依据本人所学专业、地点部分以及小我兴致，辨别构成民事、刑事、行政等钻研小组，每组推举担任人一名，不按期的组织人人进行交流，不时提拔他们博采众长、学致使用、明析法理、区分长短的才能。

发扬本能机能效果强化群众认识。该院起劲培育群众认识，树立群众观念，践行群众道路，依据“司法依托群众，群众参加司法，司法效劳群众，群众认同司法”的任务要求，起劲知足群众的知情权、参加权与监视权。为实在知足群众司法需求，该院不时增强巡回审讯办案力度，积极构建诉调对接的大调停格式，遴派优异青年法官构成宣讲团走社区、下乡镇、进乡村展开普法宣传，不时推进案件庭审直播和裁判文书上彀任务，大大提拔了法院的公信力和群众称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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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司独立人格 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人格否认

一、公司法人格否认的概念

其产生源于公司法人人格的异化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滥用，最早是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判例中出现的，之后为一些大陆法系国家所借鉴和采用。在德国被称为“直索责任”，在日本则被称为“透视理论”。就公司法人格否认的概念而言，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可以从其产生的背景和一些经典论述中去探讨它的含义。公司法人格否认是与公司法人格独立相对应的一项法律制度。传统公司法赋予了公司独立的人格，公司应当具有自己独立的意志，以其财产独立承担责任，股东则以其所投入的资本为限承担责任，即为有限责任。

二、公司法人格否认的法律特征

1、以承认公司具有独立法人地位为前提。虽然公司法人格否认具有否认公司独立法人格的功能，但它针对的是具有法人格且人格被滥用的公司。如果公司未能成立或者虽然成立但因严重违法情节而导致成立无效的结果（如因严重违反法定的设立程序或者设立条件而被有关主管机构或者法院依法撤销或者解散等）则不属于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或制度适用的范围。

2、公司股东滥用了公司人格，且损害了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当股东存在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法律在承认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时，降低了股东的投资风险。同时也通过一些制度设计对公司和股东的关系进行了限制，以维护交易安全、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3、仅就具体个案中的特定法律关系否定公司的独立法人格，不具有普适性。公司法人格否认“是对公司在某一特定情况下己经丧失独立人格特性的一种确认和揭示，是典型的个案否定，是在追求法律关系的具体妥当性和实质正义性基础上的一种反思性平衡”。它只是针特定个案，在该案中否定公司的独立人格。

三、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本质特征

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是指对照法人制度的目的，就某一公司而言，“贯彻其形式的独立性被认定违反了正义、衡平的理念，并不对该公司的存在给予全面否定，而是在承认其法人存在的同时，只就特定事案否定其法人格的机能，将公司与其股东在法律上视为同一体。”由此可见，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本质特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公司法人格否认的前提是该公司具备独立法人人格

公司法人格否认在个案中具有否认法人人格的功能，但它针对的是法人人格被滥用的公司，这意味着公司法人格否认必须以公司有效成立为前提，如果公司根本就未成立或成立无效，那么公司无法人格可言，更谈不上公司法人格的否认。虽然公司的成立需要具备法定的条件，但是在实践中，不具备法定条件的组织由于种种原因也可能获得登记并成立。

2、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是在个案中对公司独立人格予以否认

公司法人格否认不是对该公司法人格彻底、永久的否认，只是对特定法律关系中法人人格的否认。公司法人格被否认绝不是对法人组织的撤销（关闭），不具有绝对的对世效力，它只是 “基于法人制度的目的在存在一定要件的情形下，仅就成为问题的该具体法律关系，并且仅就该特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其法人格的效力被当作不存在来处理”。

3、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是对失衡的公司利益予以事后救济的法律规制

从根本上说，任何法律规则的制定和运用，都是一种利益的调整，公司法人格否认也不例外，其根本的功能在于通过追究法人人格滥用者对公司债务的连带责任，对因法人人格滥用而无法在传统的法人制度框架内获得权益救济的当事人给予一种法律救济，是对失衡的利益关系的再调整和再补救，以体现公司法律所要求的将利益和负担公平、合理地分配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规范目的。

四、建立我国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最高人民法院及时作出司法解释

从目前的理论基础与立法技术上看，对公司法人格否认理论的条文宜粗不宜细，对于法律条文本身所不能够一一包容的内容，可以在今后通过司法解释的方法进行规范，待以后各方面的经验与技术比较成熟后，再在立法中对之作出相对详细具体的规定。

2、实践中重视判例的作用

在重视成文法的同时，虽然判例在我国不具有法律渊源的意义，但在立法尚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司法实践中由法官依据民商法诚实信用、权利滥用禁止等基本原则为法律基础，发挥法官在特定条件下对法律进行解释及法律漏洞进行补充的作用，通过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突破现有法律的具体规定，实现当事人双方利益与社会利益三者之间的平衡，以判例来解决公司法人格否认理论适用的问题。

3、公司法人格否认滥用禁止

“一切有权利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利，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利的人们使用权利一直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是对传统法人制度的补充和完善，如被滥用，不仅是对公司法人制度的一种冲击，是对该制度自身存在价值的一种否定，还有可能导致新的不公平、非正义发生。

五、结语

近年来，我国不少学者对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理论倾注了浓厚的兴趣，甚至不乏激烈的学术争论，他们大多把注意力放在公司人格否认的理论铺垫与立法构想上，但是对于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如何适用却鲜有论及。笔者认为，公司人格否认案件属于侵权案件，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分析方法对于判定股东是否存在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同样适用。另外，公司人格否认案件作为诉讼案件也有其特殊性，管辖法院、当事人的确定、举证责任的分配、判决的适用效力等一系列程序性问题都与一般侵权案件有所不同。当然，要使纸面上的法成为现实法，法律制度的运行状态至关重要，这就需要司法机关加强自身的相关制度建设，从而真正彰显各级法院的威信与效能。

参考文献：

[1]江平主.新编公司法教程[M].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版.

[2]江平,李国光.最新公司法条文释义[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

[3]朱慈蕴.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4]孔祥俊.公司法要论[M].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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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是缘于一定职业并且带有一定地域性的以法官为主体的特定人群的集合，因此必然会形成一种特定的异于其它群体的文化。如果要给狭义的法院文化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我们认为，法院文化就是以审判为职业的一群人，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所形成的共同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以及其在物质上的体现，包括司法理念、价值标准、管理制度、行为模式以及语言、习惯、传统等。

一般认为，法院文化由四个层次构成，即表层的物质文化、浅层的行为文化、中层的制度文化和深层的精神文化。表层的物质文化是指由法院的建筑、设施和装备等所构成的器物文化。它主要包括法院办公楼、审判楼、审判法庭、法院的徽志——华表天平、独角兽等。浅层的行为文化是法官群体在审判活动、研究培训、生活娱乐、人际交往中产生的活动文化。中层的制度文化是指法院在从事审判活动、管理活动中形成的与法院司法精神、价值观等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法院规章、制度、组织机构等，这一层次是法院文化中规范人和物的行为方式的部分。深层的精神文化是法院文化的核心层，是指法院在审判活动、管理教育活动中形成的独具法院特征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它包括司法精神、法官的职业道德、工作目标、群体意识和行为规范。本文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讨论我国的法院文化的建设的。法院文化对法官队伍发挥着整合、导向、凝聚、规范和激励等作用，先进的法院文化一旦形成，就会成为约束法官的非正式规则，从而使法官放弃一些不适宜的行为习惯和利益取向，而谨慎地约束自己的言行，维护整个队伍的形象，提高队伍的素质。

从历史上看，我国从来没有出现过现代意义上的法院，法院文化自然无从谈起。现代意义的法院雏形出现在民国时期[①]，由于战争的影响并未形成现代意义的法院。解放后，由于计划经济和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现代意义上的司法体系终未建立，真正意义的法院也只是虚幻的“空中楼阁”。改革开放后，随着民主法治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民主法治已然成为时代的主题，尤其是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法院才真正回归其独立审判的职能，并得以迅速发展和完善。作为根植中国特色文化土壤之中的法院文化才逐渐兴起，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以至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把人们对文化的认识和注意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国的法院文化也得以迅速发展。

二、法院文化对于法官队伍建设的意义

文化为人类所创造，同时，文化又使人类受到制约。文化被人类创造出来以后，就形成人类生活的文化环境，影响和制约人们的生活，这一切都是文化的功能使然。文化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作用。积极的文化可以促进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进步。先进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是先进的生产力的反映和体现，是人类文明积累和发展的结晶，同时又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社会前进提供思想指导、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而落后、消极的文化乃至反文化（如“”组织和它的歪理邪说）则会阻碍、破坏人类社会的发展。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依法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人民法院在国家法制建设中，具有特殊的地位、示范作用和影响力。法院文化作为上层建筑中社会意识形态——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建设现代司法文明、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在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和全面深化司法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著名学者贺卫方教授在一次法院文化研讨会中讲到：“我们的法院对法官文化或者司法文化建设的重视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法官是今天社会中的一个独特的行业。这种差别不仅体现在所管辖或处理的事务方面，更体现在人们处理事务或行使权力所运用的方式、思考和分析问题的方式、语言的风格、外部行为的风格等诸多方面。概括地说，法官之所以称之为法官，正是他们具有这种不同的文化。在法官中培育这样的文化，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形成一种理解司法职业特殊性、理解司法独立重要性的文化氛围，这样的文化建设工程对于司法改革的重要性可以说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贺卫方教授的讲话，深刻地提示了法院文化对于法院建设的意义。

1、优秀的法院文化对法官队伍起到一种指引和导向的功能。浓厚的文化氛围、先进的文化方向，对于法官队伍法律知识结构的改善、法律思维方式的培养和法官职业自豪感的培育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法院文化又有利于法官队伍形成荣辱与共、同舟共济的团队意识和大局意识，增强法官队伍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能更好地服务于为社会稳定、国家发展的大局。

2、优秀的法院文化能约束法官的行为举止，使法官在内心信念的约束下，自警自律，自觉地维护法院的良好形象，为法院的建设奉献力量。现代司法理念是法官群体为达到公正的司法终极目标，在对司法权本质特征及其运行规律进行理性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内心自主选择的、坚定信服和推崇的、并在司法实践中奉为最高行为准则的基本观念。在先进文化司法理念的指引下，法官能更好地树立思想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在行为、形象、纪律、作风等方面，遵循法官职业道德准则，使外在的规章制度、管理规范变为自己的自觉行为和理想信念。约束法官队伍的规章制度是各层次、各类别的，从职业道德到单位纪律，从部门规章到国家法律，从检察监督到人大监督，从舆论监督到群众监督，应该说是全方位、非常健全的，但我们应该铭记一句话，那就是不论任何时候，制度都是由人去执行，都是靠人去遵守的。但只有把外在的监督和法官内心的自觉服从结合起来，制度才能用活，才能得到更好地遵守。

3、优秀的法院文化能对社会公众产生巨大的影响。法院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它与其他文化必然会产生互动和相互影响，进而对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的提出起到辐射和促进作用。法院的审判、执行等工作，时时处处与广大的社会公众利益产生直接的联系，法院文化通过具体的审判、执行等工作得以体现出来，从而使社会公众都能感受和了解法院文化，扩大法院文化的影响。

4、优秀的法院文化能激励法官的干劲和工作热情，使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并从中实现自我素质的提高和个人发展。这是法院文化的一种激励功能。在以往的论述中，我们往往都是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但不可否认，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也是为了人的需要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以人为本”是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作为社会成员的一类，法官这个群体同样有人的需求和追求。正确看待这个问题，才能使我们更有针对性的制定针对法官队伍的规则，才能使我们地工作少走弯路，才能使我们的队伍少出问题，这也是对法官队伍的爱护和对法官这个群体的尊重。法官群体是社会精英的集合，法官职业对于他们来说，决不仅仅是一个谋生的手段，更是出于对法律的信仰，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法院文化所宣扬的司法理念，公平与正义、效率与公平、清正廉洁、秉公办案、司法文明等理念，使法官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产生强烈的热情和信心，从而调动起法官爱岗敬业、谨慎裁判的积极性，在实现审判工作公平与效率的有效统一、司法文明的同时，也使法官自身的价值得到了体现。

法院文化是由法官这个职业共同体在其职业生涯中基于对法律的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信念、共同的思维模式而产生的结果。文化的形成相对于群体的产生来说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是文化具有其自身的稳定性，会在较长时期内对某一群体产生一种规范、引导和制约的作用。因此，良好的法院文化也会对法官的行为提出更高的要求，有利于一支高素质法官队伍的形成。

三、法官队伍建设对法院文化的推动作用

人是社会发展的源泉力量，文化与群体紧密相连。具体到法院文化中，法院文化的形成、发展与法官也是紧密相连的，法官是法院文化建设的主体和最活跃的因子。我们在以往的工作中往往只注意到法院文化对法院工作乃至法官队伍的促进作用，而经常忽视法官队伍对法院文化地形成和发展的推动作用。其实，法院文化的形成与法官队伍建设是一个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过程。只有先进的群体才能产生先进的文化，因此在法院文化的建设中要大力提高法官素质，这也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

法官素质是指法官的思想品德、专业知识、业务能力、价值取向、审判经验、情感意志、生活经历和生理状况等内在因素的综合。“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近墨者黑，近朱者赤”，环境对人的影响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因此，在法院内部营造一种浓厚的学习氛围，充分利用环境对人的积极影响，引导和促进群体成员“以学习为荣、以学习为乐”，进而纯洁法院风气、优化内部环境，对于提高法院群体素质、培育先进法院文化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就目前法院状况而言，应当树立“只有学习才能提高素质”的观念，大力倡导和鼓励学习，积极营造“要学习、讲学习、爱学习”的浓厚氛围，影响群体成员将学习变成自觉的意识和行为，只有学习成为人的工作、生存需求，并进而深入到人的精神世界，变成一种愉悦需求时，群体成员的学习潜能就会得到极大的发挥、学习价值得以充分体现，整体素质自然就会提高。

同时，法官运用司法权裁判案件并自负其责不是纯粹的照搬法律条文与事实的机械活动，而是富有人性的创造性活动。英国近代著名法官科克认为，法律上各种案件“是由人为理性和法律判决来决定的，而不是由自然理性来决定的；法律是一门科学，在一个人能够获得对它的认识之前，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②]其关注的便是素质问题。根据我国法官法的规定，法官素质主要包括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品行素质。在政治素质上，法官应拥护宪法，并忠实地执行法律，忠于人民；在业务素质上，法官应有精湛的法律专业知识、熟练的审判业务能力和丰富的办案经验，须通过严格的任职资格和业务培训加以保证。在行使审判权时除了要扮演自然人角色，更重要的是扮演好社会人角色，接受社会主体对自己品德的期待和监督，而不能感情用事，唯有如此，法官才能真正成为法律的使者、公正的化身，才能在法院形成良好气氛，促进良好的法院文化的形成。

总之，培育先进的法院文化，必须大力推进法官队伍建设，全力打造法官职业共同体。法院文化的主体是法院，而法院的主体则是法官。因此说，法官队伍的状况如何是法院文化建设的主要决定因素。目前现有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总体状况亟待提高。诚然，我们可以通过始终不断的理想信念教育、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形势政策教育、党性党风教育以及职业道德教育等一系列教育活动加大“教化”的作用。但毋庸质疑：教育不是万能的。最根本的解决途径是大力推进法官队伍职业化进程，全力打造法官职业共同体，使法官成为法律理念的塑造者、法律传统的信守者、法律秩序的缔造者、法律运行的领航者、法律正义的完善者，以其共有的法律精神、法律理念、法律思维、法律方法和法律语言，崇高的司法品格和精英化的司法能力来体现现代的法院文化。同时，辅之以相应的制度对法官进行约束、规范，并且用制度将已经形成的一部分先进的法院文化固定下来，力争做到，通过法官素质的提升形成良好的法院文化，现有的良好的法院文化又能提升每一个法官的素质，实现法官与法院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

注释

[①]参见蒲坚主编：《中国法制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301-305页。

[②]诺内特、塞乐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M〕张志铭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