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产品创新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金融产品创新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论文关键词：我国流通服务业自主创新问题研究进展—基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调查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现代流通服务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可以带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而且可以促进国民经济总体发展，对于社会就业、国民福利及城市发展也有着重大贡献。[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通服务业虽然获得了巨大发展，但是“还不够快”，并且流通产业集中度低，流通费用高，流通方式陈旧，商业网点布局不合理，流通企业核心竞争力普遍缺失等一系列问题依然存在。流通服务业发展的滞后，带来了全局性的不良后果，如制造业资本周转和经济节奏放缓，城乡居民消费受到非收入方面严重制约等。[2]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流通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外资在中国流通领域的加速扩张企业管理论文，已经使缺乏创新能力的本土流通服务业遭遇严重威胁，而且容易引发政府调控能力弱化、上游产业失控，导致国家经济安全等问题。[3]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流通服务业的发展面临复杂而严峻的形势，如何实现我国现代流通服务业又好又快发展已经成为关乎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党的十七大高度重视自主创新，为我国现代流通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恰恰当前我国流通服务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普遍缺失，这和该领域理论研究严重滞后有密切关系，已经严重制约着流通服务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已成为我国流通服务业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生存，打造并保持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唯一砝码。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尝试着对国内学者在流通服务业自主创新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并梳理分析其理论脉络，以便更好的了解该领域研究进展和尚未解决的问题，为流通服务业自主创新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指明方向。

“自主创新”是我国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提出的新概念，路风将“自主创新”界定为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国家坚持技术学习主导权，并且把发展技术能力作为竞争力或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源泉的行为倾向、战略原则和政策方针，但是他也指出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不自主”的创新。[4]事实上，对流通服务业自主创新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关于服务业创新的研究上。鉴于国内流通研究领域单纯以“自主创新”命名的研究成果非常罕见，我们在研究中将流通服务业及其所包含的四个子行业（零售业、批发业、物流业、餐饮业）创新的研究成果均视为研究对象。

二、研究方法

中国期刊网是我国最大的全文现刊数据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其收录的核心期刊对行业的研究现状很据代表性核心期刊目录。本文通过以下方式对我国流通服务业自主创新的文献进行检索，具体包括：（1）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上，搜索篇名中含有“创新”，同时

摘要中含有“流通”、“零售”、“物流”、“批发”、“餐饮”“饭店”、“酒店”、“商业”、“商店”的文章，期刊年限选择2000-2009年，来源类别选择核心期刊。（2）剔除其中的书评、新闻、会议等非学术论文，并且剔除文章核心研究内容不是流通服务业创新的以及部分非代表性的期刊（如《特区经济》等）上的论文。按以上标准，共得到论文样本330篇。（3）分别按照三个标准对论文样本进行分类，即按研究主题进行分类、按年份进行分类、按流通服务业中零售、物流、批发和餐饮四个子行业进行分类。根据以上三种分类，本文从三个视角对流通服务业自主创新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图1）。

图1 分析框架图

三、文献回顾与分析

(一) 研究主题分析

以研究主题为标准，我们可以把研究样本划分为9个研究主题，分布结果显示研究最多的是综合创新，即涉及非单一创新维度的研究，共105篇；其次是流通模式创新，共55篇；再次是组织创新（以业态创新最多）企业管理论文，共40篇。

1. 综合创新。该部分共105篇文章，涉及流通服务业战略创新、价值创新或体系创新等许多摘要用时间消灭空间。[7]

2. 组织创新。该部分共40篇文章，很多文章在充分分析我国流通组织存在问题的基础之上，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流通组织措施的对策。关于我国流通组织的现状，主要观点认为我国流通组织规范化、组织化程度较低；管理手段、管理技术和管理水平落后；增长模式仍属于粗放型；专业化分工协作水平低，各自盲目发展；流通组织间的竞争仍停留在低水平的过度竞争，且竞争不充分和过度竞争并存。[8]孟铁和张殿波总结了流通产业组织优化的政策选择，即坚决打破行业垄断、部门分割和地区封锁；制定适度市场壁垒政策；流通产业有效竞争政策；制定跨区域集团化的催化政策,以培育一批现代大型流通企业。[9]关于组织创新研究最多的是业态创新，如李飞认为零售业态的构成要素就是零售营销中产品、服务、价格、店址、环境和沟通6个组合要素，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零售业态创新的路线图，6个要素中24个细节维度的组合变化就是零售业态创新的具体内容。[10]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涉及了农产品流通组织的创新，如冯邦彦和段晋苑提出通过建立专业运销合作组织改革现行的生猪流通制度的建议。[11]

3. 流通模式创新。该部分共55篇文章，研究内容比较分散，包括生产模式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物流模式创新和渠道模式创新等，表明我国的流通模式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着急需解决的问题。如于奎和文启湘分析了批发商业模式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批发商业发展模式创新可以通过推进供应链管理模式，积极探索电子商务批发交易，向现代物流中心过渡以及发展规模经济等途径来实现。[12]

4. 营销创新。该部分共29篇文章,主要集中在零售和批发上面，大都从企业营销手段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入手，探讨了如何创新改进营销方式。很多学者强调零售企业营销创新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正确选择。[13]范增认为营销创新是连锁超市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下，能持续、稳定的发展的必然选择，营销方法的创新应包括绿色营销，情感营销和导入CIS推广形象营销等方面。[14]

5. 技术创新。该部分共24篇文章，主要研究了技术创新对流通服务业的重要性，如何进行技术创新等。如张宏以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提出了改进的A—U模型，流通产业的升级可以是跳跃式的，发展具有可跨越性的，而这都是由又是由技术创新的跳跃性所决定的。发展我国流通产业应从宏观层面加强技术创新的政策地位，强化对加快发展现代流通产业的政策支持，积极引导第一、第二产业参与流通技术创新，提高流通企业对流通技术的认知和掌握程度，加强现代信息技术物质基础建设等角度进行改进。[15]

6. 制度创新。这部分有25篇文章，主要从政府企业管理论文，企业以及社会组织等角度探讨了如何健全我国流通市场的制度创新。如文启湘和赵玻指出流通产业天然就是低进入壁垒产业,要防止流通产业过度进入,今后我国必须加快流通产业进入管制制度创新核心期刊目录。[16]

7. 观念创新。该部分共18篇文章，如宋则提出要确保流通产业的先导地位, 充分认识流通和流通创新在市场经济当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17]黄国雄认为流通是基础产业，并从流通观念的创新理论要点出发，对商业的本质、商业城市建设、商业信誉、商业市场、商业利润、商业文化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18]

8. 服务创新。这部分共18篇文章，主要研究了我国流通业服务中的不足，并提出了适应新时期流通业服务创新的若干措施。如许彩国和柳思维指出零售企业必须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扩大服务范围，完善服务设施，更新服务内容，通过服务创新才能实现顾客满意，培养顾客忠诚。[19]

9. 其他。以上的分类方法并不能涵盖所有流通创新论文，凡是不能归入以上类别的学术论文归入该类，合计共16篇学术论文。

(二) 时间序列分析

为了更好了解最近十年国内学者们在流通创新方面的研究，我们对论文样本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对总的样本论文以及不同研究主题的论文分别按时间序列进行了统计分析，以便更好的得出学者们研究重点的变化。

图2 流通创新论文时间分布图

从图2可以看出，近十年里，国内学者在流通创新方面的研究成曲折式上升，在2003、2007年达到两个峰值。2001年末中国入世之后，外资流通企业进军中国市场的速度加快，此时的本土流通业迫切的需要创新理论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流通创新的研究持续增多，所以考虑到学术成果刊登的滞后性，在2003年流通创新达到一个相对峰值是符合实际的，但是这种研究态势并未持续。直到2004年底零售业全面对外开放以后，本土流通业面临外资的威胁和压力骤然增加到一个更高的程度，这使得通过创新提升竞争力的研究成果应需要而增多，同样考虑到学术成果刊登的滞后性，所以在2006-2007年间才达到另一个更高的峰值。但是随后流通创新的成果又出现了下滑的迹象，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在流通服务业受到冲击的背景下，自主创新的研究成果才又再度受到关注。总之，流通服务业创新的研究论文数量呈现着波动，这表明学者们在该领域的研究还不够成熟企业管理论文，并未形成持续稳定的增长局面，同时也表明一直致力于该领域的学者有限，更多只是在某一段时间关注流通服务业创新的发展。

（三）流通服务业各子行业的研究文献分析

以下我们对流通服务业4个子行业即零售、物流、批发、餐饮的研究现状进行简要分析。

1. 零售业创新。零售行业的研究论文有79篇，研究的焦点集中在零售业态创新，服务创新，营销创新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研究中大多数都是研究城市零售创新的，论文样本中仅有5篇是专门研究农村零售创新的，主要研究了农村零售业的业态创新和营销创新等。如汪旭晖和徐健从农民消费行为偏好视角对农村零售业态创新模式进行了探究，通过探索农民消费行为得出了新型业态创新模式“农村现代综合商场”,这种业态与城市大型综合超市有显著差异,融合了农村现行传统业态——杂货店、集贸市场等的优势,并且摒弃了这些传统业态在商品品类少、假冒伪劣商品多、环境脏乱差等方面的缺陷,在零售组合要素各个方面具有典型的农村化特征。[20]张蓓从绿色营销、体验营销、定制营销、整合营销和关系营销等新型营销方式出发，对农产品超市的营销方式创新提出了若干建议。[21]

2. 物流业创新。物流行业的论文有106篇，研究内容包括物流服务模式创新，供应链创新以及技术创新等。张光明认为物流服务创新模式主要包括跟随竞争创新、顾客需求主导创新、物流技术创新、物流网络创新、增值物流服务创新等，各种创新模式具有不同的优劣势及风险，选择何种模式取决于企业环境条件及诸多因素的考虑。[22]魏际刚提出物流技术创新涉及经营管理和工具、装备、设施等领域，物流技术与装备的发展趋势是先进性，信息化，多样性与专业性，标准化与模块化，系统性与可扩展性，智能性与人性化，绿色化与节能化。[23]总体来讲，我国物流也起步较晚，无论在技术还是管理创新方面都还与发达国家有显著差异，关于这几方面的研究还很不成熟，多数的设计和建议还都停留在纸面上，这需要我们一方面加大物流现代化的研究，同时也要结合国情逐步健全我国的还很不完善的物流系统。

3. 批发业创新。研究批发业的论文有27篇，具体包括了批发商业态模式的创新及批发市场的创新。如李芬儒研究了中国农村批发商业的业态创新问题，指出由于农村批发业存在着批发网点组织化程度低，批发商业功能萎缩，批发成本过高，流通效率低下等问题，所以农村批发商业业态创新方向应该是产、供、销一体化，批零一体化企业管理论文，产销地一体化，批发与物流配送一体化，贸工农一体化等核心期刊目录。[24]谭本艳和赵晓飞提出了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创新策略，即组建批发商群，扩大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规模；通过创新模式，实现批发市场间的横向整合；通过打造龙头，实现批发市场间的纵向整合。[25]

4. 餐饮业创新。检索到研究餐饮业创新的文章只有23篇，与其他几个流通子行业相比，餐饮业创新相对较少，这些论文集中在研究餐饮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等方面上。如杨铭铎对餐饮企业产品创新体系进行了设计，认为餐饮企业产品创新系统可分为菜点创新、服务创新、环境创新三个子系统，各个子系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26]于干千从中国餐饮企业“集体创新动力缺失”的现状及成因出发，分析了不同餐饮企业对自主创新、模仿创新及合作创新三种技术创新模式的选择。[27]

四、结论

本文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对我国2000-2009年流通服务业创新的学术论文进行了检索，研究发现可归纳为以下方面：（1）通过研究主题内容分析，发现学者们对现代流通服务业发展的研究已积累了不少成果，但总体来说比较分散，而且大多侧重于流通业创新的某一方面，对流通服务业自主创新科学内涵的理解不够深入，研究主要集中在流通组织创新，流通服务方式创新，流通技术创新以及流通制度创新等有限方面。迄今为止还没有学者用系统的理论统揽流通服务业自主创新的整个全局，并深入探究现代流通服务业自主创新系统的构成及运作规律，这将成为流通服务业创新研究的重点。（2）通过时间序列分析，可以看到学者们在流通服务业创新的研究论文数量呈现一种上升势态，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流通服务业创新问题。但论文数量并不是一种持续上升，而是折线上升，表明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对某一方面问题的研究往往集中在某些时间段，如何全面，系统并且有层次的对流通服务业创新进行研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3）通过对4个子行业的研究，发现学者们对流通服务业各子行业的侧重点差异很大，零售和物流领域创新的研究比较多，而批发和餐饮则较少。究其原因在于零售作为商流的终端企业管理论文，是最终实现企业利润的环节，理所应当的受到更多的关注。物流在节约流通成本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也得到了人们的不断关注，其创新研究也涉及到各个方面。而作为零售商背后的批发业，则很容易被人们忽视，从商业发展的趋势看，多种现代流通组织的出现如工厂实行产销一体化，零售连锁公司实行批零一体化等抢占了批发业的经营空间，使许多人质疑批发业存在的价值，批发业的创新也未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至于餐饮业创新的论文最少，主要是因为高等院校对餐饮相关专业的设置起步较晚，从事餐饮研究的学者非常稀少，以及餐饮企业长期漠视创新所致，但是随着餐饮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餐饮业自主创新问题将会越来越被关注。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目前零售业创新的研究集聚在城市零售领域，但是随着城市零售业在城市竞争日益激烈，可以预见未来会有更多的零售商进军农村市场，而对于农村零售创新的研究将成为一个热点问题。

参考文献：

[1]夏春玉.流通概论[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2]宋则.中国流通创新前沿报告[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宋则,李蕊.外资在流通业超速扩张值得警觉[J]. 商业经济与管理,2007,(3).

[4]路风.走向自主创新——寻求中国力量的源泉[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5]徐从才,李颋.论流通创新与贸易增长方式转变[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8,(11).

[6]赵振民.价值创新:零售企业发展的战略选择[J].商场现代化,2005,(12).

[7]晏宗新.物流体系创新——从行政区域组织到经济区域组织[J].经济管理,2001,(11).

[8]宋羽.浅析我国流通产业组织创新[J].商业时代,2007,(8).

[9]孟铁,张殿波.论我国流通产业组织结构优化与创新[J].经济纵横,2008,(9).

[10]李飞.零售业态创新的路线图研究[J].科学学研究,2006,(24).

[11]冯邦彦,段晋苑.我国农产品流通制度的组织创新研究——猪肉涨价背后的制度经济学分析[J].学术研究,2008,(8).

[12]于奎,文启湘.谈批发商业的模式创新[J].商业时代,2005,(32).

[13]叶敏,兰昌贤.我国零售企业营销创新策略思考[J].江苏商论,2007,(10).

[14]范增.连锁超市的营销创新[J].商场现代化,2006,(1).

[15]张宏.技术创新与我国流通产业的发展[J].中国流通经济,2009,(9).

[16]文启湘,赵玻.论我国流通产业进入管制制度创新[J]. 商业经济与管理,2003,(4).

[17]宋则.新世纪新主题:流通现代化——促进流通创新提高流通效能政策研究[J].商业研究,2003,(9).

[18]黄国雄.流通观念的创新理论要点[J].商业时代,2008,(28).

[19]许彩国,柳思维.我国零售企业的服务创新浅论[J].中国流通经济,2004,(4).

[20]汪旭晖,徐健.农村零售业态创新:一个基于东北地区农民消费行为的探索性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2009,(5).

[21]张蓓.论我国农产品超市的营销创新[J].经济纵横,2007,(7).

[22]张光明.物流服务创新模式研究[J].经济管理,2006,(18).

[23]魏际刚.物流技术的创新、选择和演进[J].中国流通经济,2006,(3).

[24]李芬儒.农村批发商业业态的创新与开拓农村市场[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4,(1).

[25]谭本艳，赵晓飞.创新批发市场经营模式提高农副产品流通效率[J].宏观经济管理,2009,(11).

[26]杨铭铎.餐饮产品创新系统构建[J]. 扬州大学烹饪学报，2007, (4).

篇(2)

张晖明，1956年7月出生，江苏南通市人。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教授、现代企业理论与实践方向博士生导师；兼任比利时卢汶大学和日本关西大学客座教授：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科学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企业联合会常务理事；上海联华超市、上海梅林正广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和顾问。主要研究领域为企业理论和产业经济理论、技术进步科技体制创新、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管理问题。发表专著8部，论文近200篇。获省部以上科研奖励7项。

简单化的背后是功利主义盛行

新沪商：您一直关注创新领域，也参与到不少高新技术文化的决策中。最近您发现在对“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认识和实践中，存在着一种追逐时髦、不求甚解、急功近利的风气，而忽略了它本来的面目?

张晖明：是的。现在人们一说到“高新技术”、“先进制造业”、“产业升级”就夸夸其谈，而对于它们的真实内涵却少有人静下心来琢磨。

举个例子，很多人认为先进制造业就是造大飞机、造卫星、造太阳能光伏电池，这些没错。但我问你，瑞士手表是先进制造业吗?印象中好像不是吧。但是，瑞士手表有几百年的工艺传统，很时尚，很有收藏价值，还打上了一个国家的世界形象，在全球分工中占据了无可比敌的地位。它怎么不是先进制造业呢?

一说先进制造业，我们往往就将传统产业和先进产业对立起来。其实，先进制造业是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上成长发展而来的。瑞士手表走了几百年，应该说它还是先进的。瑞士人在手表上镶嵌了一块钻石，就有了收藏价值，这就与当代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方式结合起来，说明它在与时俱进，一直保持着它的先进性。

又比如，什么是现代服务业?我们习惯上划分，一种是传统服务业。比如餐饮业，认为是传统服务业，档次较低。但哪个人哪天不吃饭?问题是，我不仅吃了饭填饱了肚子，我还在吃饭的场合享受了某种文化，而且去了以后还想去。当一个餐饮业要让人经常光顾时，不仅仅满足填充饥饿的功能，更多需要的是享受这种餐饮的文化。你说它先进不先进?我觉得它很先进。有人性化的服务，有人性化的环境，超越了物质生活的层面，上升到了对生活质量、对文化的体验，不是平面化、单纬度的生活享受，而是一个立体的享受，那就是先进的。

我们一般将金融划为现代服务业。其实，金融业是古老的行业，英国人从17世纪开始就有信托典当，这就是金融业。你能完全说金融业就是现代服务业?这样理解过于简单化了。诸如此类的简单化理解，容易造成我们对工作方案、对政策取向、对社会成员的误导。而这种简单化的背后，是功利主义盛行，现代经济素养和文化素养缺失的表现。

并非“买来”才是“高新化”

新沪商：在您看来，又该如何理解“高新技术”、“产业化”、“产业升级”这些热词?

张晖明：首先，什么是高新技术?它是相对我自己手中拥有的产业、技术、管理驾驭能力而言，比我高，比我新，就叫高新技术呢?还是在全球竞争格局下，与国外其他企业或者跨国公司相比，装备技术水平高低之间的落差比呢?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

如果我认为，我不如别人，就应该“买来”，那就忽略了自己手中原来的技术。一旦别人先进，我就买来，那必然造成“买来主义”的依赖性思维方式和简单的照抄照搬，培养不出内生的自信，难以在学习积累的基础上注入自己的智慧，形成自己的创新。反之，如果我在自己原有技术的基础上更多地注入针对适合中国市场、中国消费者、中国产业结构特点的创新元素，可能使得我手上掌控的物质要素的产出效率得到提高，那也是进步。这不也是“高新化”了吗?这样节约、低成本地实现了升级和发展。

但今天，我们很少去研究发展的成本，只说产出了多少GDP，但是从来没想过要拿到这个GDP我们投进了多少，买来了多少，不看发展的成本到底有多高，这与科学发展观是背离的。

技术进步是升级市场做透也是升级

新沪商：再说“产业升级”。我们一般认为技术装备进步了、产品更新换代了，就升级了。您是怎么理解“产业升级”?

张晖明：我们通常把升级理解为“硬升级”。比如手机，我们过去用大哥大，今天用3G，都不脱离具体形态，是使用价值的升级。这样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企业更多在比拼装备的技术含量，结果升级就变成了不断“买进”新的设备和技术。

但往往我们在没有把某个产品的市场做透的情况下，就“心无旁骛”地投入升级了。比如，把桑塔纳2000升级到桑塔纳3000，这叫做升级。但是，为什么今天“普桑”还很有市场呢?因为普桑的市场还没有做透。当然，不是说不要做新的产品，而是要处理好新和旧的关系，要处理好供给能力与市场需求之间是否能匹配。

上海的产业发展很大程度上在这个问题上要反思，就是有没有把产品的市场做透。本世纪初时，对上海产业发展阶段的判断认为，上海在全国是工业化比较早的城市，因此工业发展必然表现为在轻工业基础之上发展重工业。于是当时大家都冲着莺化工阶段去了，去做石化、汽车、钢铁，而没有把轻工业的市场做夫做透，结果原来的轻工业都做没了，老字号一度全军覆没。这给我的启发很大。升级是什么?技术更新是升级，而市场做透也是升级。市场占有率提高，客户对产品的依赖度提高，这是永远的市场。所以对于升级的理解不要只在装备技术含量、规模上去思考，应该在市场做透，规模做大和消费者信任度提高这些方面思考，这样升级的内涵才完整。

产业化不是简单的产品化

新沪商：再说产业化?

张晖明：“产业化”，是市场化、规模化。当然规模化是有一个过程的。首先是要市场化，科技创新要与生产生活方式相结合。你的创新技术最后要为消费者接受，消费者无论从物质意义或者心灵意义上对这个产品有了享受。如果没有这些，怎么能说是产业化?换句话说，要把高新技术转化为设计，转化为产品，转化为营销方案，转化为消费者行为的改变，这才是完整的对创新的理解，对产业化的理解。

我们现在说产业化，好像只是追求能不能做出一个产品，但是不管能不能用。企业说，我可以做出来，但做出来后这个新产品是否有市场?在有市场的情况下，又是否能完全跟上市场发展的节奏，从而做到把市场掌控在自己手里?这些涉及到商业模式能力，市场操控能力，特别对产业节奏的理解能力。所以产业化不是简单的产品化，还包含着市场化，规模化，和消费者购买行为之间的匹配。而我们现在考核企业创新能力就是新产品产出

率，这脱离了产业自身发展的规律，这往往会对企业产生误导，结果产业化变成为时髦而时髦，为产品而产品。

“为”与“不为”政府角色如何扮演

新沪商：在前不久召开的浦江创新论坛上，经济学家吴敬琏无不忧虑地指出，眼下在科技创新领域，由政府出面分钱、分物、分人的做法仍然相当普遍政府将“为”与“不为”的概念混淆了。在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过程中，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张晖明：说到政府和企业在高新技术产业化中的关系，主体应该是企业，政府不能直接帮助企业去做决策。但正如吴老所说的，现在政府在帮助选项目，甚至选技术路径。我们通常对政府的概念是很抽象的。但是回到现实中，政府一定是某些具体的产业部门。到具体部门的时候，又涉及到具体当事人的利益。政府“不为”就是不要直接帮助企业选项目，选技术路径。项目来自哪里?来自市场。市场谁最先感知?“春江水暖鸭先知”，一定是企业。所以要尊重企业。

但现实是技术创新在某些领域某些时段，碰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巨大障碍。我们作为学者，开始理解并不深刻，但是接触了一些企业后，感触就很深了。有的企业说，你不要认为我这个技术好，我这个技术应用起来是很难的。因为一旦使用我的技术，就意味着把人家的技术颠覆了，就意味着把别人的前期投入全都泡汤了。这个时候就有某种力量出来阻碍创新技术的推广。政府发挥的作用，应该是在标准的认定上，应该考虑全社会在什么时候把这个技术标准采用了，而不是直接参与选择项目。

企业创新要有变失败为财富的机制

新沪商：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但是现在企业界流行一句话：“不创新等死，创新找死，”企业为何陷入创新的两难境地?

张晖明：我们的企业和国外的企业处于不同市场的“位势”上。我们的企业处于劣势，而发达国家的企业已经走在前面。第一，发达国家企业内再生产资金循环是围绕着成熟产品的投入产出，围绕着拓展市场的投入产出，围绕着研发的投入产出，西方企业在这几个循环之间已经产生了1+1大于2的效应。尤其研发与产出的良性循环，支持了企业长期的持续发展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研发投入的现金流有高额的回报，不仅表现在产品上，还表现在一些具有专利技术标准的收费能力和受益能力，所以研发中现金流的投放之后回报是倍加的。在培育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起步阶段，研发阶段的现金流是净投放，研发成果的回报至少在5年之后，而我们令天的企业忍受不了，但是国外的企业已经熬过了这一阶段，经受住了这个考验。它的研发已经是一个可以带来高回报的投入。

第二，研发项目选择的技术风险。技术选准了没有?当年日本人在模拟信号技术上做得不错，坚信这个产品有生命力。但美国人做数字信号技术，结果数字技术战胜了模拟信号技术，日本人全军覆没。这就涉及到研发着力点的选择、方向和路径问题。

第三，选了某个项目后执行中的干扰和各种不确定因素的风险。也许选了这个科研项目但最后不成功，这就意味着前期的投入全都白白流失了。从企业行为意义上说眼前的投入是白自流失的，但是如果有一个好的创新体制，这个白白流失恰恰是企业创新中不可回避的经历。因此需要研发团队的稳定性，审慎性，敏感性，通过自觉意识来积累失败的教训。有一些企业是专门使用经历过失败的人，希望将这些人把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变为财富，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机制。

但是我们今天的企业没有这样的机制。第一，团队不稳定，经常发生跳槽的问题，这与激励机制有关系。第二，心气浮躁，这是文化积淀的问题，企业创新需要持续跟踪所形成的信念、文化、团队合作精神和对某些问题的经验性、敏锐性的累积能力。我们现在讨论核心竞争能力，它是一种“默会”知识，就是“不能言传的知识”。这是研发团队要形成一定的默契，甚至是领军人物使一个眼色，就能理解他的意图。

要做到这个境界，就要很热爱很投入事业，还要给员工合适的报酬，要有凝聚人心的企业文化。而我们今天对研发激励机制是不够的，往往是谁权力大谁就能力强。

“不断改悔”没有一成不变的理论

新沪商：现在一些高校出现了一种怪现象，认为做实际问题研究的是下里巴人，档次不够；而一些在SCI和NATURE上发表的高精尖论文，却又离现实问题太远 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张晖明：一度确实有这样的说法，认为做产学研结合是低端的，不是国际前沿的。如果你是关注现实问题比较多的人，那就会被认为是下里巴人。这是没有处理好社会总体分工。一个社会创新的体系，有最前沿的国家队，也有注重实际应用的地方队。即使在国家队里也可以分成理论型和应用型。社会要有分工，有一批人做学术研究，高精尖，但是有一批人集中精力做国民经济主战场需要的项目。

但是今天的学术界有一种不好的倾向，为学术而学术，非常学究气。有报道说，中国的学者参与国际会议，有著名的“3S之说”：见了面“shake hands”(握手)和“have a smile”(微笑)，然后坐下来就是“keep silence”(沉默)，不说话了。我们的科研课题来自哪里?一定要来自实践，而不只是头脑里。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成果是文化的积累，是有学术意义的。但是一种学术如果不能对实践有解释力，有指导意义，那只是起到了对文化的传承，文化的延续的作用。

新沪商：对现实问题的关照是您的偏好，这与您个人经历有关吗?

张晖明：我在农村5年的经历对我影响很大。1973年我高中毕业后在农村待了5年。人心好像天然具有向善和向上的天性，当时我在农村生产队带着一帮年轻人做病虫害防治的时候，就开始琢磨为什么人家的地产量高我们的产量低，这也是一个初始的经济学的思考。到了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已经是农村基层的骨干，村里的党支部副书记了。

进了大学，我的老师蒋学模先生，做的是现实经济理论的研究，他总是说要“不断改悔”，今天用时髦话说是“与时俱进”，他对我的影响很大。今天我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对主流经济学的很多东西我们要学习，要理解，但是把这些理论用于中国的实际时却不能照抄照搬。所以我有一种强烈的将理论转化为应用，对实践产生干预指导的思维取向。现在我一边做专业研究，一边也积极地与创新第一线的企业对话，成为几家企业的独立董事，参与到企业治理中去。

篇(3)

关键词：应用型人才培养；国际结算；教学改革

作者简介：王涛（1976-），女，四川大竹人，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讲师。（重庆40112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重庆市教委教育教学研究项目“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2）08-0084-02

“国际结算”是高校国际经济及贸易专业的必修课程，也是金融学专业的选修课程。但是“国际结算”是一门“老师难教、学生厌学”的课程，教学内容既包括结算工具、结算方式、结算单据及贸易融资等诸多理论知识，也涉及诸多国际惯例及规则条款，不讲这些条款教学内容不完整，而讲起条款又非常的枯燥，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往往对国际结算理论知识掌握较好，在实务工作中却无从着手。因此，探索“国际结算”课程的教学改革显得尤为重要。

一、“国际结算”课程的特点

“国际结算”课程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具有较强的实务性。课程教学内容与国际结算实务工作有着密切联系，不仅要求学生掌握各种票据及单证的性质及作用，而且要求学生能运用相关国际惯例和规则条款规定解决实务问题。而国际结算方式、贸易融资等知识既是课程教学的重点内容，也是国际结算实务的具体操作流程，因而体现出较强的实务性。第二，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国际结算的教学内容会随着国际贸易方式及国际金融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国际结算适用的规则和惯例也处于不断地修订和完善过程中，如UCP600与UCP500 相比进行了大量的修订，这就要求国际结算课程教学要紧跟结算产品及国际惯例的发展，体现出应有的时效性。[1]

二、“国际结算”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国际结算”的课程特点是教学难度大，而目前高等学校国际结算人才培养与课程教学中也存在着较多问题，主要体现如下：

1.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教学

用人单位需要懂金融、懂贸易、熟悉国际惯例、外语水平高的应用型国际结算人才。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教师在教学活动中重理论知识体系、轻实践技能，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重知识积累、轻方法研讨。许多学生能够掌握一些理论知识，但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无法满足用人单位的需要。

2.教师缺乏实务教学经验

国际结算课程不仅要求教师有较高的理论教学和科研水平，也要求教师具备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但现实中大多数教师缺乏在外贸企业或金融机构的实际工作经验，上课时也只能就书本谈书本，从理论到理论，讲授的知识不能和实际情况相联系，导致学生对所学知识不感兴趣。[2]

3.教学手段单一，课堂缺少活力

传统课堂教学是以教师为中心的单向知识传输过程，教师上课往往是一张嘴、一言堂，即使采用多媒体辅助教学，也没有改变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局面。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没能体现，学习自主性没有得到发挥，更谈不上创新和能力培养。

4.办学模式封闭，缺乏校企合作

用人单位从高校吸收学生，高校应当按照社会需求培养人才，才能在需求和供给之间形成良性循环。但现实中高校与用人单位往往缺乏有效合作机制和经常的交流机制，造成高校对用人单位的需求信息了解并不充分。以校企合作为主导的联合办学模式尚未形成，制约了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三、应用型人才培养与“国际结算”课程教学目标

应用型人才是指具备一定理论知识，并能灵活应用理论知识的、具有实践能力的专门人才，[3]“厚基础、强能力、高素质”的培养目标要求学生具备三种素质：第一，要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能从理论的高度理解社会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和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第二，熟悉商务操作流程，具备较强的实践能力，能较快地适应企业经营管理和市场竞争环境；第三，有较高的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意识。[4]

为此，“国际结算”课程的教学目标应确立为：以能力培养为核心，以教学改革为基础，培养掌握扎实理论基础、富有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及较高的综合素质的应用型人才。教学重点帮助学生具备三种能力：首先，掌握国际结算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基本方法、熟悉国际结算的国际商法及国际惯例的知识储备能力；其次，具备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良好的英语能力和较强的适应能力，能熟练地阅读英文文件并进行书面和口头的专业英语交流；能在国际规则框架下灵活而不失严谨、开放而不失原则地从事相关工作；最后，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包括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国际商业信誉，能遵纪守法、诚信守约，具备敏捷的思维和应变能力。

四、应用型人才培养与“国际结算”课程改革措施

根据应用型人才培养导向下国际结算课程的教学目标，需要对传统教学做如下改革：

1.创新教育理念

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国际结算人才的需求，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秉承“厚基础、强能力、高素质”的思想，开放办学，根据社会需要确定人才培养目标，按照人才培养目标改革课程体系及教学方法。以生为本，尊重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在强化专业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充分整合英语、国际贸易、金融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教学资源，注重学生知识结构的复合性；通过实务训练、社会实践等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以适应社会对国际结算人才多层次、多方面的不同需求。

2.整合知识模块

以能力培养为主线，将课程教学内容整合成四个模块，并分别突出教学重点：首先，结算工具模块应结合票据的特点适当补充票据法知识；其次，结算方式模块应在结算流程的基础上强调适用范围、国际惯例及风险防范；再次，结算单据模块的教学重点应放在单证的缮制及审核；最后，贸易融资模块部分应结合当前形势分析保函、国际保理、福费廷等融资方式的应用。

3.改进教学方法

“国际结算”课程教学应突出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升教学质量。

（1）加强案例教学法。采用案例教学法，不仅可活跃课堂气氛，还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鼓励学生锻炼思考能力、分析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及快速反映能力，并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任课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精选案例，课前将资料分发给学生，课中应有效地组织学生讨论，让其充分发表意见，然后再对其讨论意见给出点评，对疑难问题进行重点阐释。

（2）推行专题讨论法。专题讨论法是将课程内容分解成专题，把学生分成小组，共同对专题内容进行探究式、研讨式学习的教学方法。学生在小组内发表观点和见解，并做出研讨结论，再和其他小组同学分享。比如，对于UCP600新修订条款的解读，传统讲授形式非常枯燥且教学效果不好，可改为专题讨论的形式，将教学内容以专题的形式布置给学生，要求其自行解读并与UCP500进行比较，并结合相关案例进行分析。小组专题研讨，可加深大家对条款的理解，并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将学习活动从课堂延伸到课外，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与实践能力。

（3）实施情景模拟法。情景模拟法是通过模拟情景、设置场景、角色扮演等活动，让学生在仿真实务环境中亲身体验并计划、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从而将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紧密结合的教学方法。托收及信用证结算方式的业务流程、相关单据的缮制与审核均可采用情景模拟法，由教师设计模拟情景，学生分别扮演进口商、出口商、进口商所在地银行、出口商所在地银行等不同角色，将讲解内容直观化、具体化、形象化，增强学生对国际结算流程的理解与应用。

4.优化师资结构

国际结算课程要求教师既具备较强的专业理论知识，又要具有国际结算实务的经验，还要具备较好的英语能力。为培养应用型所需要的“双师型”教师，教师应该了解和掌握本学科最前沿的动态问题，提升自身英语水平，增强双语授课能力，以改善处理英文文件的实务能力，采用业务培训、挂职锻炼等方式定期在校外实际工作岗位上进行锻炼，丰富实践教学经验。同时，通过向金融机构、外贸企业等实务部门聘请兼职教师到校授课或进行实务讲座，全面提升教师实务教学水平。

5.强化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国际结算课程应充分利用各类资源构建多元化的实践教学平台，具体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1）加大资源投入，建好实验教学平台。国际结算课程要求学校应建立实验教学平台，增设实验实训环节。在校内实验室中由学生独立完成国际结算业务的相关实验，做到教、学、做一体化，帮助学生了解实务操作流程，并在动手过程中解决理论学习中的疑难问题。

（2）加强校企联合，用好实践实训平台。推行开放式办学，本着互利互惠、资源共享的原则加强校企联合，搭建各类实践、实训和实习基地，共同培养应用型人才。一方面，企业为学校提供先进的学习设备和实习场地，将企业的实务现场变为教学场所；另一方面，企业也将实际问题引入课堂，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学习和讨论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更好地转化为实践能力，更好地服务企业。

（3）延伸课堂教学，完善科研训练平台。根据课程内容布置调研、论文写作等训练项目，积极引导学生参与实践创新活动，以课题研究、社会调研、学科竞赛等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训练活动，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与综合素质。

总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核心在于“厚基础、强能力、高素质”，围绕这一目标，“国际结算”课程应该从教育理念、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师资结构、实践教学等方面不断推进教学改革，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参考文献：

[1]李俊锋,孟繁华.关于改进“国际结算”实验教学的探讨[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0,(4):116-117.

[2]潘天芹,孙钰.“国际结算”课程实践教学体系的整合[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0,(S1).

篇(4)

【关键词】 核专业；研究生培养；培养模式；协同创新

协同创新（Collaborative Innovation）体现了系统思想与技术创新模式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变，是对自主创新内涵的丰富深化。21世纪以来，科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逐渐形成，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和产业创新之间建立网络联结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国际上涌现出大量关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结构目标、组织特征、绩效评价、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研究[1-4]。2011年4月，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积极推动协同创新，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项目引导，鼓励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5]。这一重要论述对我国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随后，教育部正式推出《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计划），各高校积极响应，并与企业、科研院所、政府、金融机构、中介组织等社会单位联合培育组建协同创新中心，整合资源要素，打造创新平台，培养高素质人才。

南华大学由原隶属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的中南工学院、核工业第六研究所与原隶属湖南省的衡阳医学院在2000年合并组建而成，实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中国核工业集团与湖南省政府共建的管理体制，在“核科学与技术”等学科领域具有鲜明特色与优势。目前，学校已与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湖南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中核四O四有限公司、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中核四川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新疆中核天山铀业有限公司、中核建中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中核二七二铀业有限责任公司、湖南桃花江核电有限公司等11家单位签署协议，由南华大学牵头共建湖南省“核燃料循环技术与装备协同创新中心”，并与衡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签订了共建南华大学核能产业科技园的协议，将打造一个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社会服务等于一体的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基地。本文结合“核燃料循环技术与装备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与发展，探讨协同创新环境下南华大学核专业研究生的培养理念形成、培养目标定位、培养机制建立和培养体系保障，提出了实施“多渠道、大协同”的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建议。

一、把握规律，树立协同创新培养理念

协同创新已成为多学科融合发展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途径，全面推进教育协同创新不仅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需要，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在科学技术高度综合化、社会系统日益复杂化和国际竞争趋近白热化的新形势下，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大量高层次、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而协同创新性研究生培养就是促进高层次、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一种有效途径和方式。我国研究生教育长期沿用苏联模式，实行专业化的研究生培养方式，过分强调学科专业的独立性和排他性，忽视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这种培养方式已越来越不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创新与发展的需要，不利于解决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也不符合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规律[6]。

研究生教育是本科后以研究为主要特征的高层次教育，其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教育，对于研究生的协同创新培养更需要采用系统化的创新思维。这种协同创新思维，是围绕适应新时代要求的研究生健康快速成长成才这一创新目标，多主体、多因素共同协作、相互补充、配合协作的体系架构。通过倡导 “协同创新， 文化先行”的思想理念，搭建科学精神与学术道德的宣讲平台，塑造现代科技文明下的大学精神，突破传统中庸思想、单一性思维对研究生思维的禁锢，激发研究生形成集发散辐射思维、收敛辐集思维、人机互补思维为一体的协同创新思维。在加强研究生自身宽厚知识面和素质能力基础上，培养研究生信任感、自主性、主动性、勤奋和自我认同等5种人格，提高研究生“创新、创意、创业”精神，提升其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7]。在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注重文化先行，创造适合其成长的人文环境，特别是对核专业的研究生，要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爱国奉献的优良传统。牢牢把握“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创新能力是提高质量的灵魂”这一主旨，形成协同创新培养理念。

二、突出特色，确定协同创新培养目标

南华大学是我国核类学科专业设置齐全、培养层次完整、培养规模最大的高校之一，是中南地区唯一一所覆盖核产业链核学科专业的高校。学校汇聚国内核燃料循环系统的优质资源，牵头组建了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解决核能行业重大关键技术问题的政、产、学、研、用一体化的“核燃料循环技术与装备协同创新中心”，重点建设“核资源开发、先进核能技术、核燃料循环安全技术与装备”三个政产学研用创新平台，构建人才高地、培养创新人才。依托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和发展，南华大学核专业研究生的协同创新培养目标定位：

一是充分发挥核燃料循环技术与装备协同创新中心作为科技资源和人才资源汇聚地的优势，促进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与人才培养的深度融合，寓教于研，以“多渠道、大协同”的模式培养本领域专业扎实、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创新人才。

二是面向核燃料循环技术与装备制造领域，发挥协同体的优秀科研教学资源和工程实践优势，通过参与重大科研项目、国际合作及企业工程创新实践等多种培养方式，培养行业产业重大工程所需的、具有创新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的研究型人才。

三是要求培养的研究生具有核科学与技术、核资源开发、核动力装备、核仪器仪表等方面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能适应行业产业重大需求独立地开展科学研究与工程开发工作，创新性地解决核燃料循环技术与装备制造的基础科学和工程技术问题。

三、整合资源，建立协同创新培养机制

协同创新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由过去的强调不同主体参与性，转变为强调主体之间的合作、协同性，同时把创新人才培养提高到了国家战略发展的层面。各协同创新主体坚持学科、科研和人才培养“三位一体”，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实现研究生培养创新要素整合，建立协同创新培养机制，是新形势下全面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关键和突破口。唯如此，才能在“核燃料循环技术与装备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实现对南华大学核专业研究生的协同创新培养。

1、实施“多渠道、大协同”培养模式

利用行业、地方的特点和优势，突破以往封闭式的培养，实施核专业研究生“多渠道、大协同”培养模式。一是通过与协同单位建立若干核专业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为协同培养研究生提供师资条件、实验条件、技术开发和学术研究条件等，有效改变目前以教师、课堂和教材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将研究生教育与技术开发、工程建设和生产实际结合起来。二是整合协同创新体各组成单位的资源平台，通过协同组建博士后工作站、工程技术中心以及博士生进企业、研究生挂职锻炼等举措全方位、多渠道强化对研究生的培养。三是设立名师讲坛基金，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讲学，为研究生提供高起点、高水平的前沿知识，拓宽研究生的知识与学术研究视野。四是设立博士生国际学术会议基金，资助博士生参加国内外高水平学术会议，提高博士生捕捉最新研究成果、追踪学术前沿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拓展博士生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2、建设科学性、前沿性和实践性相结合的研究生课程体系

第一，研究生课程设置要充分利用各协同单位的优势资源，培养研究生开阔的视野和灵活的思维。协同创新中心协同体内实行学分互认，结合平台的科研特色，开设相应的先进工程技术集成、开发和应用的研究生课程，突出研究生工程创新能力培养。第二，结合重大工程需求探索急待解决的新技术、新工艺等技术难题或理论问题，注重研究生工程设计、研究和创新能力培养。第三，鼓励研究生在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上钻深吃透，关注热点，追踪前沿，多在相关领域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

3、建立导师组联合指导制度

其一，协同创新环境下的研究生培养应针对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实际需要和地方产业集群及主导产业的技术、产品和市场需求，积极整合学校和各协同单位的人才培养资源，探索建立研究生导师组联合指导机制。其二，研究生进入协同创新中心后直接进入研究团队，实行导师组联合培养。导师组由研究团队内 3-5位不同领域的专家组成，其中1名为责任导师，至少1名企业专家和1名跨学科导师。其三，导师组根据科研项目需要申报研究生招生计划，招生方式包括面向社会公开招生、优秀应届毕业硕士生推荐攻读、优秀一年级硕士生转博士生等，创造条件招收国外留学研究生。

4、建立协同创新能力激励制度

一是建立核专业研究生协同创新奖学金制度。研究生协同创新奖学金由协同创新人才培养专项经费中支出。研究生奖学金按学年进行动态评定。二是设立研究生协同创新成果奖。对做出突出技术或学术成果的研究生给予物质奖励。三是设立研究生协同创新基金。资助研究生提出具有创新思想的研究课题，预期成果在技术上或理论上要有较大的实际意义和学术价值，或者对行业产业发展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经导师组同意可以作为学位论文课题。四是设立研究生协同创新论坛。为研究生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探讨学术热点问题，启迪创新思维，锻炼他们的组织、协调、沟通和表达能力，展示才华创造条件。

四、完善保障，构建协同创新培养体系

依托“核燃料循环技术与装备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与发展，最大限度争取各方支持，建立健全研究生协同创新培养过程中“从头到尾”所涉及到的各类制度和措施保障，逐步构建南华大学核专业研究生协同创新培养体系。

第一，协同创新体、各协同单位或由协同单位积极争取其他相关单位在核专业研究生招生、研究生导师分配、跨导师培养、课程、研究、实习实践、学位论文和竞争机制等方面实施有利于核专业研究生协同创新培养的改革创新，同时在人才、经费、场地、物资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健全和完善促进研究生协同创新能力培养的政策支撑体系及相关保障措施。

第二，围绕涵盖核专业研究生协同创新能力培育的关键环节与核心指标，全面实施研究生教育协同创新计划。积极推行年度目标责任制，以指标引领工作、以指标落实工作、以指标检查工作、以指标促进工作，实现协同创新教育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的融合，将研究生协同创新能力培养落到实处，健全和完善研究生协同创新教育管理制度体系及相关保障措施。

第三，突出对核专业研究生协同创新能力的评价。重点考察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改变单纯以论文获奖为主的考核评价方式，健全和完善研究生协同创新能力评价体系和相关保障措施。

五、结语

研究生是高校培养的高层次人才，是高校创新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人才来源，是国家科技创新的开拓者和承担者。南华大学作为行业特色高校要在打造“核燃料循环技术与装备”协同创新平台、构建“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过程中加快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通过实施“多渠道、大协同”的研究生培养模式使研究生培养与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形成相互支持良性互动局面，切实落实相关保障措施，建立以科学研究为主导、突出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生协同创新培养体系，制订体现硕士、博士不同层次要求的研究生协同创新培养方案，优化专业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大力推进研究生协同创新培养模式，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参考文献】

[1]菅利荣.国际典型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研究[J].高校教育管理，2012.6（5）：6-11.

[2]Miles，R.E.，Snow，C.C.，Miles ，G..Collaborative entrepreneurship：how communities of networked firms use continuous innovation to create economic wealth[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3]Etzkowita H.The triple helix：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 innovation in action[R].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8.

[4]Auerswald P，Branscomb L ，Demos N，et a1.Understanding Private-sector Decision Making for Early-stage Technology Development：A “Between Invention and Innovation Project”[EB/OL].2012-1-2， http：//Atp.Nist.gov/eao.

[5].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4-25（02）.

[6]冯飞芸，江国华.地方高校研究生协同创新培养的保障体系建设研究[J].中国电力教育，2013（11）15-16.

[7]蹇洁，席海峰.构建协同创新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体系[J].科教导刊，2012（10上）164-165.

篇(5)

1.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老字号的知识产权和无形资产包括:品牌、商号、专利、版权、管理经验、技艺诀窍、广告用语等方面,老字号应提高自身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主动与知识产权等中介服务机构交流沟通,做好国内、国际市场的知识产权工作,并配合工商管理部门打击冒牌经营的行为。

江苏老字号企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进行知识产权保护:(1)强化商标先行意识:秉承“自愿注册原则”和“申请在先原则”,企业应对已经在他国或其他地区进行交易的商标及时“补过”、尽快注册,对即将打入他国或其他地区市场的商标提前、及时注册。(2)适当构筑防御性注册:根据“一类商品一件商标一份申请”原则,老字号商标可在与该商标类似或非类似商品类别上分别进行防御注册,以免受职业商标炒家的侵害。现在就有许多浙江人在炒作商标。(3)加强国际市场的监测:企业应密切关注国家工商总局颁布的《商标公告》,如发现相同或近似商标,及时向国家工商总局提出异议;应委托商标组织进行市场追踪监测,及时反馈侵权信息。(4)及时注册老字号域名:在如今的网络时代,老字号企业不能忽视“网络商标”——IP地址的注册,注册商标有时间限制,而域名可以归权利人终身使用。(5)及时对老字号商标进行延期续展:注册商标第一次有效期为10年或20年,到期就应续展。⑸老字号企业应与知悉企业技术秘密的员工签订“竞业限制协议”:被“竞业限制”的人员不得在生产同一核心技术产品,且有竞争关系的其他单位任职,或者自己从事与原老字号企业有竞争关系的同一核心技术产品的生产经营;同时,根据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还应该给被竞业限制的人员一定限制补偿费用。

相应的政府机构要加强老字号被侵权的证据管理和诉讼管理,对侵犯老字号权益的行为建立严格的惩戒制度。

2.拓宽融资渠道,扩大经营规模。

江苏老字号企业可以着手改善的工作有:(1)老字号企业应集中于从一家融资机构贷款,进行关系型贷款。从多家融资机构的贷款行为显著影响贷款的可获得性和贷款利率,集中型贷款行为相比非集中性贷款行为利率更低、贷款数量更大、可获得性更强。(2)老字号企业要规范自身管理,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特别是财务管理和长期规划,争取可能的融资机会,力争信息透明,解决内部账务混乱的现象,让投资者相信企业的确具有经营能力和发展前景,从而从根本上解决贷款的管理成本高、风险大的问题,提高中小老字号企业信用。(3)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合作制和合伙制老字号企业进行重组和改制,建立符合上市要求的规范的股份有限公司。(4)江苏老字号企业应该奉行开源节流的良好风气,通过留存利润、盘活存量、员工入股等方式进行内部融资。还可以通过商业承兑汇票、会员卡、促销等渠道融资。

政府需要做的工作:(1)培育区域性的中小企业产权交易市场和中小企业债券市场,应借鉴美国的小型股权市场和国内北京、上海、深圳、西安四地产权产易市场的经验。培育规范江苏甚至下属各地区产权交易市场,为大部分不能上主板市场和创业板市场的老字号企业提供一个产权交易、收购兼并、股权回购与风险资本退出的场所,有关方面还可以考虑组织发行老字号企业发展债券,所筹集的资金全部提供给符合条件的老字号企业使用并由其偿还。(2)可以创立江苏老字号创新发展基金。通过拨款资助、贷款贴息和资本金投入等方式扶持和引导老字号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培育一批具有浓厚江苏特色的老字号小企业。(3)江苏省政府可以对老字号企业进行财政支持,如对老字号进行贴息贷款,提供技术、设备支持,税收减免等等。

3.提高人员素质,创建创新团队。技术创新不仅需要物质条件的支持,而且关键要靠全体企业员工来落实执行。老字号企业需要一个有创新精神和敏锐洞察力的企业家,企业家需对自身产品或服务的市场需求有清楚认识,能识别不稳定市场中的获利机会,能利用各种方法带领员工把握住机会,将潜在机会转化为现实利润。

老字号企业不能忽视基层员工的技能培训和职业培训工作。由有经验的老师傅轮流给基层员工授课,或者鼓励中低层员工定期进行经验交流,一来可以增强企业内部凝聚力,同时可以提高员工素质。江苏高校众多,科技资源丰富,为老字号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供了优厚的技术资源条件。各种类型的老字号,只要找到匹配的相关专业院校进行技术研发合作,就会为其创新发展提供广泛的空间。老字号企业要致力于组建创新团队。技术创新活动需要一个创新团队,从企业家、管理人员、技术专家、营销人员、生产或服务人员和其他企业各部门人员组成,创新团队内各成员由各部门选取,并负责本部门内新创意的收集。企业人员目标一致,各部门人齐心协力,对各自的新思想、新创意相互反馈。

二、江苏老字号企业技术创新的发展现状

对30家经营得较好的江苏老字号企业进行调研,发现有70%的江苏老字号企业周期性地进行产品或服务创新,28%的江苏老字号企业偶尔进行创新,仅有2%的江苏老字号企业几乎没有产品或服务创新。经营状况良好的江苏老字号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普遍存在如下特点:(1)不断有新产品开发问世;(2)不断引进先进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扩大经营规模。

江苏老字号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主要体现在老字号企业缺乏商标、专利、技术秘密保护意识,无形资产管理有待规范。江苏老字号被侵权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由于历史原因,老字号同名现象严重,商号、商标等知识产权纠纷也时有发生;(2)一些缺乏诚信的企业擅自使用与老字号相似或相近的字号来为自己企业冠名;(3)“移花接木”盗用老字号企业名称中的字号来为自己企业注册商标;(4)将老字号企业的字号在网络上抢先注册成自己的域名等。

目前,许多江苏老字号商标被别的企业抢注,大量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老字号的形象严重受损,导致众多江苏老字号企业在竞争中失利。江苏老字号企业产品的商业价值及其技术的完整性和成熟性,已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被老字号企业的生产运作和市场营销过程所验证,为人们所喜欢,具有极其宝贵的财富价值。这些技术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它若被其它公司盗用,江苏老字号企业也就存在着生存危机。

江苏总共只有南京中央商场、新百和镇江恒顺3家上市老字号企业,算是规模较大的老字号企业,其余的老字号企业均属于中小企业。一些江苏老字号企业自身管理水平低下,工具、设备落后,技术创新能力、盈利能力低,抗风险能力较弱,同时负债水平整体偏高,信用级别低,因此贷款抵押担保难,造成了向银行金融机构融资困难的硬伤。资金不足又会引起人才、新技术、新设备引进难和技术创新难等一系列问题。比如说,由于经费拮据,南京云锦博物馆大量的云锦实物和资料的有效保护成为一大难题,一些传统云锦工艺的科研与复制攻关项目难以落实,这也是一些云锦手工工艺濒临失传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如诸多学者所说,要进行技术创新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1)科技经费的投入,即技术创新费用的支出,需要前述的融资来解决;(2)科技人员的投入,即技术创新人才的引进。江苏老字号企业技术创新的又一大难题也就是创新人才的匮乏,缺乏创新的潜力。江苏老字号企业员工的整体文化素质均不高,技术人员数量少,科技人员严重缺乏。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影响因素:(1)大多江苏老字号企业大都是以家族企业的模式存在着,从基层管理人员到高层领导,体现权利的岗位均被企业高层的亲戚朋友所占据,而且他们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2)江苏老字号企业所谓的技术人员通常也是以师傅带徒弟的形式存在,涉及关系可靠的少数几个人,或是家族内部人员掌握着核心技术或配方,秘而不传。(3)江苏老字号企业大部分员工缺少工作所需的技能培训或职业培训教育,在与部分江苏老字号企业底层员工交谈时,发现他们几乎没有或很少会有学习培训的机会,从而老字号企业无从开展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和技术条件创新等技术创新活动。(4)以前的老字号的员工,无论是诸如苏州稻香村、黄天源糕点等生产加工类,还是诸如南京绿柳居、镇江存仁堂等餐饮零售类的“师傅”,都是经过“三年学徒,三年帮工”,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而如今的年轻人急于求成,缺乏持之以恒的毅力,所以老字号的技艺难以找到真正的继承人。

江苏老字号企业产品缺乏统一的技术质量标准,老字号企业在进行连锁经营扩张的过程中,会遇到各分店产品与总店产品味道、质量不一等诸多问题。诸如云锦、丝绸、玉器等类产品,因为产品本身种类、质量就参差不齐,缺乏统一的技术质量标准,容易招致其他厂商仿制,又以低价倾销扰乱正规老字号的销售市场。不仅侵害了南京云锦的知识产权,给正规云锦生产企业带来了压力,影响了南京云锦的声誉。

三、老字号应建立统一的技术质量标准

老字号产品制作严格的标准、程序与技艺,很难在短时间内继承与发扬,很多产品形似而神不备,老字号产品上的微弱差别,都瞒不过老顾客。一朝老字号产品因各种原因有品质上的欠缺,就会酿成美誉度的下降,造成信誉危机。因此,致力于扩大经营规模、进行连锁经营的江苏老字号企业,建立统一的技术质量标准需要注意如下问题。

1.企业的技术质量标准的编制要重视程序文件的可操作性,上下进行反复的论证和修改,方方面面进行有效的沟通、征求多方面建议,使质量方针简洁、易记;质量目标尽可能量化,使其具有可操作性,为日后技术质量体系的贯彻落实打下坚实的基础。

2.对企业内控标准、工艺技术操作规程、管理制度和计划、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等可执行性文件进行较为客观的界定,对企业内控标准和工艺操作规程进行重新修订,删除繁琐的条款,并将成熟的操作经验以简明的叙述融入其中,使其操作时易于执行。对质量记录尽量采用表格的方式,在设计表格时,突出重点,做到不漏项,无多余项,保证了在记录过程中便于操作。

3.有了统一的技术质量标准,不能忽视按建好的标准进行严格的审核管理。像无锡三凤桥肉庄,一直采用传统作坊式生产,每天仅有10多吨产量,因为传统的烧制方式是低标准检测指标,无法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因此三凤桥肉庄投资了2000多万元,按当前被认为是控制食品安全和风味品质最有效的管理体系———HACCP标准建设了生产基地,以及三条现代化流水线,从原料、辅料验收到生产加工、预煮、烧煮、包装灭菌、成品出库各个环节均进行严格的检验、检测、化验跟踪。现在日产正宗口味的“无锡排骨”可达60吨,改变了顾客排队买货的现象。

另外,诸如生产云锦、丝绸、玉器等富含中国文化特色产品的江苏老字号企业,由于产品本身种类、质量就参差不齐,易招仿制,无法从源头(建立统一的技术质量标准)上根本控制假冒伪劣品的侵犯,则可以从产品进入市场时开始控制,只有特许经营权的商家才能销售自己的产品,其他的一律属于假冒品。就像正宗的奥运产品只有在授权经营的商家才能销售。关键一点是这一信息要让公众知晓。

参考文献:

[1]刘友金.企业技术创新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2]丘磐.产品创新实务[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

[3]陈浩.传统食品的知识产权保护[D].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6.

[4]贺爱忠,彭星闾.中华老字号企业复兴的关键:创新力与控制力的动态统一[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5(7).

[5]唐明,蔡东松.老字号面临的法律问题[J].知识产权、中小企业科技,2007(4).

[6]姚靓.苏州老字号的SWOT分析与发展战略[J].江苏商论,2007(2).

[7]张杰,尚长风.资本结构、融资渠道与小企业融资困境——来自中国江苏的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2006(3).

篇(6)

[关键词]高管薪酬 外部性 委托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除了各国政府、中央银行不遗余力的天量救助方案外,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金融高管们的天价薪酬。AIG前CEO马丁•沙利文2005年、2006年两年奖金总额达到4000万美元。2008年7月他从AIG辞职时,拿到了4700万美元的“分手费”。 美林证券前CEO奥尼尔,在2005年、2006年两年的奖金分别为3600万和4700万美元。当他2007年10月被迫辞职时,获得的期权和股票共值1.615亿美元。2009年7月底,纽约州总检察长科莫公布了一份报告,披露9家获得政府巨资援助的银行在去年累计发放了326亿美元的高额奖金。

2009年10月22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对接受政府救助最多的7家大公司高管进行限薪。包括花旗、美国银行等7家企业收入最高的25名高管面临严格的薪酬限制。美联储则在同一天宣布对银行业员工的薪酬提出监管要求,将审查和否决银行业的薪酬政策,范围覆盖辖内的近6000家银行。

在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对金融危机产生原因的反思从来没有停止过,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机制无疑是关注的焦点之一。为什么金融高管的薪酬机制会被认为是本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为什么政府和国际社会要去干预甚至是私人金融机构中的公司治理(薪酬)问题?政府和国际社会应该以什么方式去纠正金融高管扭曲的薪酬机制?本文将通过金融高管薪酬制度所体现的负外部性与委托成本来分析其和金融危机的关系及解决的思路。

一、外部性和委托―理论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首开对外部性问题的关注。什么是外部性,斯蒂格利茨在其《经济学》一书中给出了简明的答案:"当个人或厂商的一种行为直接影响到他人,却没有给予支付或得到补偿时,就出现了外部性".根据这一定义,外部性分为两种情况:当个人或厂商的行为给社会上其他成员带来收益,却没有因此得到补偿时,称之为正外部性或外部经济;当个人或厂商的行为给社会上其他成员带来损害,却没有支付其成本时,称之为负外部性或外部不经济.正负外部性都不利于社会资源最优配置:负外部性往往只能带来个人利益,却增加社会成本,没有社会效率并且容易引发恶性循环;而正外部性则一般不产生激励,因而不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因而也不具有社会效率。

而谈到金融机构高管薪酬机制问题,我们就不能不涉及到 “委托理论”了。由于社会大生产和分工的细化使“专业化”成为社会需要,美国经济学家伯利和米恩斯提出“委托理论”,倡导两权分离,即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所有者保留剩余索取权,而将经营权利让渡给专业经营人员。委托理论是建立在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上的。信息不对称指的是参与人对信息的拥有是不相同的,某些参与人拥有其他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通常委托人在博弈中处于信息劣势,而人是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人由于具有信息优势代表委托人行动可以获得更高的社会效率,因此通过契约形成了委托关系。委托关系是指根据契约的规定,委托人指定、雇佣人为其服务,同时赋予人一定的决策权利,并根据人的工作内容和绩效按照契约原则对其支付相应的报酬。

虽然人是代表委托人的利益行使权利,但不可否认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人也具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委托人追求的是自己的权益(财富)增加,而人则要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收入、职务消费和较小的工作压力等),不同的目的会导致两者的利益冲突。在委托关系中委托人是根据明示或隐含的契约给予人以委托工作的报酬,但是契约的设计的报酬制度是否能够满足和优化委托人和人的利益诉求则是委托关系中的关键点了。换句话说,在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契约激励人将是委托关系的核心问题。

近年来,对企业所有权的研究认为:在现代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和上市企业中,由于作为委托人的股东通常人数众多且过于分散,从而使他们很难有效参与公司管理决策,而作为人的公司管理层实际上通过专业技能和专职工作从而掌握着公司的控制权。所以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亨利.汉斯曼认为在现代企业制度中,委托人―股东享有的是名义控制权和名义索取权,而人―公司管理层则享有实际的企业控制权和有效的企业剩余索取权。

二、美国金融高管薪酬机制和金融危机的关系

高管薪酬问题在美国最为突出,所以我们以美国为例运用外部性和委托―理论来分析金融高管的薪酬问题。美国公司股权结构的理念基础是分散.因此,美国公司呈现出以高度分散为特征的股权结构,并在分散的股权结构基础上形成公司治理模式。尤其是最近十年来,美国绝大部分金融公司通过上市而形成公众化,股东非常分散,对公司缺乏实际的控制;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管理层掌握了公司实际的企业控制权。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委托人(即股东)与人(管理层)的最终目标函数是不一致的。对委托人来说,其对公司的利润具有占有权,其利益最大化可以简化为公司利润最大化。而公司管理层只是公司资产的控制运营者,其收益不等于公司盈利。由于委托人和人的利益实现途径不一致,自然衍生出所有人和控制权人激励不相容的问题。而这种利益冲突在股东分散而管理层控制力强的金融机构就更加突出了。以传统的华尔街薪酬模式为例,一般底薪低而奖金高,鼓励高风险高回报的模式。比如前雷曼兄弟CEO富尔德的基本工资只有75万美元,但他的奖金部分(现金+期权)通常高达数千万美元;前贝尔斯登CEO Jimmy Cayne在2006年的基本工资为25万美元,但当年的奖金总额却高达3360万美元。管理层作为理性的经济人自然会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从事高风险业务以获取高收益。而在相当的金融机构中(如基金、投行等)的部分产品是属于代客理财的,即风险由客户承担,金融机构收取管理费和超额利润分成,于是金融机构高管人员的冒险行为具有很大的负外部性,其冒险成本由客户承担,而自己则可分享冒险成功的收获。即或是在金融机构从事自营业务时,其动用的大量金融资产也是属于股东权益或他方权益(公司负债等),那么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负外部性的存在,区分仅在于冒险成本不是由客户承担而是由股东或他方承担。这样,经营层的冒险显性成本基本不用自己承担(但有隐性的市场声誉成本),但却能分享冒险收益,这种成本收益的核比将对理性的经济人产生激励,所以金融机构的经营层会有驱动力从事高风险高收益的业务。而在美国,由于资产证券化的流行,不同行业的关联度很高。通过资产证券化,房地产、银行、保险、基金、债券等不同行业和机构被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形成了关系复杂、涉及广泛的系统性链条。而组成这个链条的各个机构的经营层都具有从事高风险高收益的激励,虽然机构个体也有风险控制机制,但多个环节累加在一起则形成了聚集风险、一损俱损的多米诺式的系统性金融危机。

长期以来,曾经有理论认为作为委托人的股东因为利益攸关,会采取尽职的方式监督人的行为,会对人过度的冒险行为形成有效的抑制。诚然,作为委托人的股东因为有资产的投入,其决策行为的成本收益核比自然与经营层不同,其对风险后果将承担所有者权益范围内的责任,因此股东相对经营层而言应该具有较低的风险偏好。但金融机构通常其自有资本比例是比较低的,以状况较好的商业银行为例,通常其资产数额都在自有资本十倍以上。即在杠杆作用下,股东对于金融风险而引发的损失仅以其在金融机构的所有者权益为限,超过限额的风险则由社会、政府或纳税人承担,由于金融机构的规模和在经济中的影响力逐渐达到“大而不死”的地步时,政府一般会对于其困境采取救助措施,因而在这种负外部性激励下的股东也开始逐渐放松了对业务和发展的监督,使道德风险逐步成为发展中的主要风险。当层出不穷的衍生金融产品不断产生时,股东对管理层有效监督的成本显著提高,因此股东倾向于采取使管理层利益与自己趋同的股权、期权和奖金等公司利润增长分享方式,以较高的收益提高其失败的机会成本,从而以较低的监督成本来保障人实现委托人的利益诉求,这就是股东愿意对高管发放高薪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高薪有利于吸引高端优秀人才加入,客观上有利于公司竞争力的增加。但这种股权、期权和奖金的高薪机制又加剧了管理层对公司的实际控制,以及对短期利益的追逐。因此,完全寄希望于股东的约束可以制止管理层的高风险行为是不现实的。

换句话说,金融机构的股东和管理层对于高风险业务都有负外部性,区别仅在于程度不同;负外部性程度较低的股东由于分散、专业能力不够和较高的监督成本而无法实际控制金融机构行为;而实际控制金融机构的管理层在短期利益的驱动下由于其较高程度的负外部性在高杠杆和高证券化的金融环境下容易诱发系统性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成本最终会由其本国全体纳税人甚至是其他国家承担,而引发危机的管理层仍然可以按照薪酬合约拿走高额的奖金和补偿金,这种明显的负外部性使金融机构高管薪酬机制面对强大的改革压力。

三、改革金融高管薪酬机制的思路

上文已经阐述了当前的金融高管薪酬机制所存在的外部性成本和委托―成本。所以改善金融高管薪酬机制也应该从减少这两方面成本着手。

解决外部性成本的思路一般有两条:一是以庇古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思路,它强调政府调节,主要是指税收和补贴;二是科斯提出的产权理论思路,该方法强调市场机制,主要运用产权界定和产权交易手段。经济学家们一般认为将市场手段和政府调节相结合更为有效,因为它们既避免了一些靠实行纯市场化无法克服的难点,同时又保留了市场手段经济激励作用。在实践操作中,内部化高管薪酬负外部性的常见手段有改善薪酬结构、延期支付一定比例的薪酬(锁定)、奖金必须与长期业绩挂钩、当盈利状况发生负面变化(尤其是当相关业务发生负面变化时)高管要回吐相应比例的薪酬、金融衍生品的设计者持有一定数量的头寸,政府对不合理的高薪采取限薪和征税等等措施。

降低委托―成本通常采取的措施是在利益相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契约激励人。事实上,学者和股东们设计了诸如减少信息不对称、创设双方利益趋同机制、建立长期重复博弈关系、人市场声誉、相对业绩评估等措施优化双方的契约关系,限制和改善利益冲突及信息不对称。

但正如我们看到的,由于处于一个竞争的动态市场环境内,单个企业无法采取有效的措施来真正遏制外部性成本和委托―成本,各种良好措施和机制很难在非统一规则环境下发挥作用。

我们依然以美国为例,自1929年大萧条后,相继通过的《1933年银行法》、《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确立了分业经营和严格管制的原则。因为存在着诸多统一而具体的管制,企业的商业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在的管制,管理人能够独立自主投资的机会相对较少,整体薪酬机制大致相似,出于高管自身利益驱动追求高风险回报的可能因而也较小。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由于来自对冲基金、PE、VC等金融机构的激烈竞争,华尔街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监管体制开始出现松动。自此以后,金融机构竞争发展不断推动监管部门放松管制,直到1999年的《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重新确立了混业经营的体制,从而由严格管制转而由市场竞争机制自我调节。各金融机构在市场化条件下逐渐采用更为商业化的激励机制,以追逐更高利润。与此同时,在混业经营的环境中伴随着规模的扩大和金融产品的创新,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和核心专业人员在日常业务中的自由裁量权不断扩大,在提高机构竞争力的同时,也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委托-”成本,从业人员热衷追逐高风险以换取高回报。这不但体现在对业务的争夺,更体现为对高端金融人才的竞争,从而使不断出现天价薪酬。另一方面,由于华尔街投行分散的股东对短期回报的期望通过激进的高管薪酬体制使得追求风险以获取短期回报成为行业的风气。事实上,在很多行业都有这种现象,但由于金融业的主要资产是人,有着更大的“委托-”成本,因而这种现象表现得更加明显。当然,很多有识之士认识到了这一点,也设计出了诸如在薪酬条款中增加锁定和回吐条款等机制来减少“委托-”成本,但在市场竞争环境下,很难发挥真正的作用。原因很简单,采用这些薪酬限制条款的金融机构将难以吸引和留住高端金融人才,从而会削弱其市场表现。虽然各种薪酬限制机制会降低外部性成本和“委托-”成本,但在类似“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下只能成为边缘制度。在市场条件下,很少有企业愿意采取比其他企业更加严格的薪酬制度从而造成自己的优秀人才流失,所以各种内部化负外部性的机制往往成为小众选择或是只具有理论价值。通过调查发现,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长期激励的普遍绩效周期是4~5年,而2008年的调查显示54%的公司在竞争的环境下已经缩短为3年了。

因此,要想对高管薪酬的负外部性和“委托-”成本形成有效的遏制,关键不在于理论上的认识和设计,而应该由政府和国际社会形成共识,加强监管,统一基本原则。这样才能纠正市场失灵的缺陷,在统一合理的原则下优化管理层薪酬机制。监管的目标不是“限薪”,而是降低“委托-”成本和限制不合理薪酬机制的负外部性。政府不仅要在政府注资金融企业里行使投资人权利去调整高管薪酬机制,而且也有必要通过行业监管去规范所有相关企业的高管薪酬机制,从而建立统一的市场规则。只有在统一的市场规则下,具有较低负外部性的薪酬机制才可能真正被金融企业广泛采用,也才有可能在整体上降低系统风险。事实上,如前所述:银行等金融机构所有者(股东)有决策权和经杠杆放大的风险收益权但仅承担与所有者权益等额部分的风险,金融高管有实际的决策权和风险收益分享权但却只承担了极小的个人风险和成本,而社会公众或纳税人往往成为最终的风险承担者,这是一种极其不公平的社会权利义务结构。因此,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结构目标,不能仅仅为了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而是有必须要实现社会公众利益与股东利益之间的平衡。为了解决金融机构这种不相称的风险与收益,政府金融监管机构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应该实施对金融机构的外部制约,包括对金融高管的监管。而限制金融高管薪酬机制的负外部性就应该是金融监管的一部分,而这也正是美联储为什么会将审查和否决其辖内近6000家银行的薪酬政策的原因。所以建立统一的金融企业薪酬监管原则是限制金融高管薪酬的负外部性的关键性因素。

参考文献:

[1](美)斯蒂格利茨.沃尔什 著,黄险峰张帆 译:《经济学》,[M]. 2005

[2]黄金老 郝宝宝:《国际商业银行的薪酬探秘》[J].银行家,2006年1、2期

[3]陈亚男:《金融危机背景下高管薪酬法律规制新论》[J].特区经济,2009/09

[4]黄辛:《高管薪酬背后的机制问题研究》[J].保险职业学院学报,2009/04

[5]刘京海 陈辛辉:《对萨班斯法案中追回条款的思考》[J.]中国总会计师.2009/04

[6]张砚杨雄胜: 《内部控制理论的回顾与展望》[J].审计研究,2007/01

[7]亨利.汉斯曼:《企业所有权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8]Eugence Fama , Michael Jensen.《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Control》[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83, 26 (6)

篇(7)

论文摘要：证券税制包含证券流转税、证券投资所得税和证券交易利得税等税种。国外的证券流转税正朝宽税基低税率方向发展，其作用日渐淡化；证券投资所得税的税率不断下调，计税方法不断优化以处理股息重复征税；证券交易利得税正逐步推广，税负普遍从轻。我国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和证券投资所得税的税负偏重，调控功能较弱，证券交易利得税也不完整。我国的证券税制政策调整，应以宽税基低税率来改革证券流转税，运用一体化方法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并合理设计计税依据和税率以健全证券交易利得税。

一、导言

证券市场是现代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被形象地称为现代经济的“晴雨表”。税收作为政府调控证券市场的重要政策工具，对证券市场的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证券税制是由多税种、多征税对象、多税率组成的税制体系。它主要涉及的税种有三种。一是证券流转税。这是对证券的发行和流通课征的税，包括证券印花税和证券交易税等。二是证券投资所得税。这是对证券投资所产生的股息、红利、利息所得课征的税，即通常所指的股息税和利息税，它们经常列入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范畴。三是证券交易利得税。这是对证券买卖差价收益课征的税，理论上应归属于资本利得税范畴，许多国家未单独开征资本利得税，就把证券交易利得归入普通所得税计征。总体而言，国外证券税制模式的发展表现为初期以流转税为主体税种模式，成熟期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模式，税制目标经历了“效率优先——公平为主——效率与公平兼顾”的调整过程，具体制度设计也体现出“简单——复杂——简单”的特点。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和各国之间经济竞争的加剧，各国政府都在积极调整各自的证券税制政策，以更好地鼓励投资的增长，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因此，研究各国证券税制的发展动态，借鉴它们的成功经验，然后结合我国证券税制的运行状况，做出适当的证券税制政策调整，可以更好地规范和调节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贯彻社会公平政策。

二、国外证券税制的发展动态

(一)证券流转税的发展动态

理论上认为，证券流转税会降低证券价格水平，迟滞资本的流动，缩减市场成交量，影响证券市场效率，总体的消极效应较大。所以，证券流转税通常适用于发展初期的证券市场。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已不再征收证券流转税，现在仍旧征收该税的部分国家，也在积极调整相关的税收政策。

证券流转税的发展动态主要表现为：(1)证券流转税改革朝宽税基、低税率方向发展。随着各种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产品层出不穷，因而各国证券流转税征税范围也从传统的股票市场扩展到债券、基金以及期货期权等衍生金融产品，涵盖整个资本市场。同时，证券流转税的税率呈现不断下调趋势，甚至许多国家已完全废止证券流转税。(2)证券流转税普遍运用差别税率来调整证券市场结构。通常，股票交易税率较高，公司债券和政府债券税率依次降低，基金税率更低甚至免税，而各种衍生金融产品税率也各不相同。同时，不同的投资主体也实行不同税率，短期投机者适用的税率要高于长期投资者适用税率。这些措施的目的都在于调整投资结构，促进证券市场的平稳发展。(3)证券流转税主要采用单向征收方式。因为双向征收无差别地对待买卖双方，抑制投机效果较差。如果仅对卖方征税，那么仅增加卖方成本，促使其延长证券持有期，这样可以鼓励投资抑制投机，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同时，单向征收税负远低于双向征收，也符合证券流转税率不断下调趋势。因此，绝大多数国家的证券流转税仅对卖方征收，只有极少数国家仍采用双向征收方式。

(二)证券投资所得税发展动态

证券投资所得税中最主要的是股息税，关于股息税的理论争辩很激烈。传统论代表Poterba和Summers等认为股息税对新股投资和留利投资均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解决股息的重复征税具有重要意义。而新论代表Auerbach等认为，股息税会对新股投资产生重要影响，但并不影响留利投资。经验论证中，支持股息税传统论和新论的实证证据基本是平分秋色。各国分别根据各自的经济特点采纳不同的股息税理论，并积极调整股息税政策。

股息税的发展动态主要表现为：(1)证券投资所得税税率呈不断下调趋势。OECD国家在1980—2000年之间，平均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从67％下调到47％，平均公司所得税率在1996—2002年之间从37.6％下调到31.4％。这些持续的轻税政策强有力地刺激了投资需求，推动了证券市场的发展。(2)妥善处理股息税已成为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的核心问题。现实中，美国等极少数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实行古典制所得税，对股息重复征收公司和个人两个层次的所得税。而欧洲发达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实行一体化的所得税制度，采取各种措施减轻或者消除股息的重复征税现象。目前，这两种所得税制度呈现不断融合的趋势。因此，根据各国实际情况，设计合理可行的所得税方案已成为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的核心任务。(3)税制设计兼顾公平与效率，体现简化原则。发达国家为贯彻税收公平，常采用一体化所得税制度，并且税制往往设计得很复杂，这在20世纪下半期已经成为股息税改革的主流趋势。然而，过于复杂的制度设计，使得实践中的税收遵从成本和行政成本都很高。因此，发达国家也正在考虑简化股息税制，以更好地提高税收的效率。2000年，德国对实行了数十年的极其复杂的分劈税率和归集抵免制度进行改革，重新实行简便的古典制所得税，这充分体现了税制简化原则的回归。

(三)证券交易利得税的发展动态

证券交易利得税会产生“资本紧锁”效应，妨碍资本流动，也会影响证券投资需求，调节证券市场规模和价格水平，经济效应较复杂。总体而言，证券交易利得税不适用于初期的证券市场而更适用于成熟的证券市场，证券所得税代替证券流转税是证券税制发展的大趋势。

证券交易利得税的发展动态主要表现为：(1)长远来看，各国都逐步将证券交易利得纳入征税范围，以贯彻税收公平政策。由于证券交易利得税会改变证券市场的分配状况，不利于高收入者，往往会遭到激烈的反对。例如，英国税法就将证券交易利得排除在所得范围之外长达250年，澳大利亚也是在开征所得税后80年才对证券交易利得征税。但是，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交易利得逐步成为高收入者的重要收入来源，开征证券交易利得税能对这部分非勤劳所得做出适度合理的调节，是税收公平政策的重要体现，所以是证券税制发展的主流趋势。现在，发达国家已大都将证券交易利得纳入征税范围，并适时调整各自的证券交易利得税政策。(2)各国都很谨慎地处理证券交易利得税，认真研究恰当的开征时机。证券交易利得税“双刃剑”效应很强烈，它在成熟的证券市场上发挥“自动稳定器”作用，防止证券价格暴涨暴跌；而在不成熟的证券市场中，却起到“震荡器”作用，产生了强烈的压抑市场上扬和促使市场下挫的效应。例如，1986年意大利政府拟开征证券交易利得税的消息传出后，短短10天左右股价指数就暴跌了25％。证券交易利得税的重要影响体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各国都会认真充分地研究各自的证券市场环境，做好各项评估预测，才会做出征收证券交易利得税与否的重大决策。证券交易利得税开征时机的把握是至关重要的。(3)证券交易利得税实行税负从轻原则。各国的证券交易利得税率普遍控制在20％～30％之间。同时，还充分运用差别税率，来调整证券的品种结构和期限结构，以贯彻鼓励投资、抑制投机等政策意图。另外，配套以合理的证券投资利亏抵扣措施，以更好地实现政策目标。相对于证券流转税而言，证券交易利得税更容易实现公平目标。它根据能力负担原则，多得多税，少得少税，再辅之于起征点、免税额等方法，充分发挥了税收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状况的功能，实现公平收入的目标。

三、我国证券税制的运行现状分析

我国的证券市场从90年代初起步，经历十多年的风雨坎坷，已经取得了巨大发展。证券税制也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而不断调整。总体来说，我国形成了以证券流转税为主体，证券所得税为辅助的证券税制模式。它对证券市场初期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调控作用。然而，随着证券市场的逐渐发展成熟，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与不足，需要加以仔细研究并及时调整完善。

(一)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现状分析

1．在财政收入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在90年代基本处于持续增长状态，增长速度较快。它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一路攀升，从1995年的0.42％增长到高峰期2000年的3.63％。随着2001年后的证券市场持续低迷，证券交易印花税收人大幅萎缩，其占财政收入比重也相应下降。

(2)税率偏高，税基偏窄。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90年代初起征时设为6‰，这是个非常高的水平。直到2001年前，税率仍维持在4‰的高水平。2001年后的股市持续走低，政府才调低税率至2‰，2005年1月后调低至1‰。2007年5月底，政府又将证券交易印花税率从1‰上调到3‰，而世界上征收证券流转税的国家的税率基本都在1‰左右，且多实行单向征收，实际税率远低于我国。另外，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实际上仅对股票交易征收，并没有将债券、基金和金融衍生工具纳入征税范围，税基相对较窄。

(3)调控功能不显著，股市投机很活跃。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曾多次进行调整，试图调节股市的运行。但事实证明它对股市的调节大多为短期影响，并不能使股市进入理性运行状态。例如1998年6月调低印花税率后，虽然当日成交量涨幅达20％，但后期成交量不增反降。2000年股市狂涨，印花税也未能抑制过度投机。2005年1月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率，试图挽救过度颓废的股市，而结果恰相反，一周后股票指数不升反降，跌幅达1.69％。而2007年5月30日证券交易印花税率从1‰上调至3‰后，当日股指重挫下跌6.5％，连续三日内股指累计暴跌近14％，市值蒸发12873亿元人民币。印花税的巨大震荡影响已远远超出决策层的预料。种种现象表明，印花税显然不是调控股市的优良税种。另外，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对买卖双方征收，它对抑制我国股市过高的换手率作用甚微。

(二)证券投资所得税的现状分析

(1)股息的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征收，不利于较好地贯彻公平原则。我国税法将个人所得分为11类，股息利息所得属于单独的一类，不论股息收入多少均按20％的税率单独征收。而世界上多数国家实行综合的个人所得税，将股息利息并入个人全部所得，再按适用的累进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随着我国股份经济的蓬勃发展，股息收入已成为富裕群体的一项较重要的收入。如果继续给予富裕群体股息收入以单独课征的税收优惠，就无助于缩小社会正逐渐拉大的贫富差距。

(2)我国的股息税名义税率较低，但联合的企业与个人所得税税率要普遍高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33％，股息的个人所得税率20％，因为古典制重复征税，100元企业税前所得，先要承担33元企业所得税，余下分配的67元股息还要承担20％的个人所得税，所以最终要缴纳合计46.4元的联合的企业与个人所得税。虽然2005年6月政府为刺激过度低迷的股市，暂时将股息的个人所得税率调低至10％，但股息的联合的企业与个人所得税率仍然达到39.7％的较高水平。而世界上很多国家因实行一体化所得税制度，联合的公司与个人所得税率并不高，如发展中国家巴西为33％、阿根廷为33％、墨西哥为34％，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为40％、新加坡为28％。发达国家平均的联合的公司和个人所得税率稍高，理论上能达到51.1％，但这是按各国最高的个人所得税率计算的，实践中大多数股东适用的个人所得税率要低很多，其实际的股息联合税率要低于我国股息46.4％的名义税率，而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的成熟完善程度却是我国无法比拟的。所以我国的证券投资所得税制度可能对股份经济的长远发展存在一定的抑制影响。

(3)我国的股息税未能对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发挥积极的调控功能。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形成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独特的股权结构，这直接导致中小股东表决权太小，“以手投票”治理机制失效。广大的上市公司又很少发甚至不发股息，股东无从了解公司经营信息，且没有很大的投资选择余地，“以脚投票”治理机制也收效甚微。而我国的证券投资所得税非但不能惩罚那些不支付股息的低信誉公司，还对国有股和法人股不征收股息税，加剧股权结构的不合理。因此，如何利用税收政策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合理调控证券市场已成为越来越值得关注的问题。

(三)证券交易利得税的现状分析

证券交易利得税理论上应列入资本利得税范畴，而我国至今尚未形成完整的证券交易利得税体系。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从事证券买卖所获得的差价收益列入企业所得范畴，统一征收企业所得税，这与多数国家相关税法规定一致。而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个人从事证券买卖所取得的差价收入应列入财产转让所得，按2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但我国相关税收法规又规定，对个人买卖股票取得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所以，事实上我国并没有征收个人的证券交易利得税。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成熟，以流转税为主体的证券税制模式转变为以所得税为主体的证券税制模式，这是大势所趋。所以完善证券交易利得税体系将是今后证券税制建设的重要任务。

四、我国证券税制的政策调整

综合考虑国际上证券税制的发展趋势和我国证券市场实际状况，我们认为，我国证券税制调整的总体思路应为：改革流转税为主体的证券税制模式，逐步过渡到以所得税为主体的证券税制模式。具体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完善我国的证券流转税

1．增设发行环节的证券印花税，运用税收调节证券初级市场的运行。初级市场的证券发行是

资源配置的重要环节，英国和日本等国也都在证券发行环节征收相关的印花税或者注册税。我国应开征初级市场的证券印花税，根据产业政策设计既公平统一又兼顾特殊的税目税率，以更好地对进入股市的资源进行合理的初次配置，平衡初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税收收入，也可适度调节初级市场的投机活动。

2．根据“宽税基、低税率”原则，调整证券交易税。建议首先将证券交易印花税改名为证券交易税，奠定其应有的法律地位。然后，扩大证券交易税的征税范围，从股票扩展到债券、基金以及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成为真正的证券交易税而不是单纯的股票交易印花税。最后，仍要根据市场发展情况，继续调低证券交易税率，同时按照股票最高、债券居次、基金较低甚至免税的顺序制订差别税率，以合理调节证券结构。

3．实行单向征收方式，充分发挥证券交易税的调节功能。我国的证券市场投机气氛浓厚，股票平均年换手率在300％左右，远高于西方国家成熟证券市场年平均换手率60％的水平。因此，应改变现在向买卖双方征收的方式，实行仅向卖方征收的方式，可以对证券市场的投机活动起到积极的抑制作用，有利于实现证券市场的理性平稳运行。

(二)改革我国的证券投资所得税

1．扩大证券投资所得税税基，设计合理的税制模式。首先，要将股票、债券、基金以及金融衍生工具的投资收益均列入证券投资所得税征税范围，公平税收待遇，减少各种税收优惠待遇。其次，统一国有股、法人股和个人股的证券投资所得税待遇，取消给予国有股和法人股的不合理的税收优惠。最后，待时机成熟时，将证券投资所得列入个人的综合所得，按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率征税。

2．降低证券投资所得的实际税率，权衡考虑实施一体化的所得税制度。我们一方面要考虑适度调低企业所得税税率，2008年开始实施的统一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已将税率确定为25％，这是个较理想的税率水平；另一方面，要注意适度减轻股息的重复征税问题，考虑实施一体化的所得税方案。这个改革过程的相关的测算和设计比较复杂，所以要做得谨慎详细。作为过渡措施，相关部门可以确定宣布降低股息的个人所得税率至10％，取消“暂按10％”字样，增强投资者信心。甚至可采取更积极措施，加大股息所得税优惠力度，降低股息的个人所得税率至5％，以更强有力地促进股份经济及证券市场的持续发展。

3．所得税一体化方案中优先考虑分劈税率法，再结合归集抵免制度，以充分发挥税收对股市的调控作用，改善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将公司的税前所得分为两部分，对未分配利润征收相对较高的企业所得税，而对作为股息分配的利润则征收较低的企业所得税，这样可以促使公司积极分配股息，以便股东掌握公司较多的经营信息，从而对公司经营者产生较好的约束。另外，可以在股东层次实行股息税的归集抵免制，这样可以减轻甚至彻底消除重复征税现象。这样，税收对公司治理结构的调控作用就得到了较好的发挥。

(三)健全我国的证券交易利得税

1．明确划分投资期限，抑制投机活动。证券持有期限划分为：1年以下为短期，1－5年为中期，5年以上为长期。短期证券交易应缴纳法定全额的交易利得税，而中期证券交易可获得减半征税的优惠，长期证券交易则全部免税。其目的就在于抑制证券市场的短期投机活动，促使证券市场长期平稳运行。

2．合理设计计税依据，保证投资者税负适度。原则上，证券交易利得税的计税依据是证券卖出价减去买入价以及相关合理费用后的差额。为减轻中小个人股东的税收负担，应考虑设计免征额，例如每次交易允许1000元的免征额，每月最多允许运用一次交易免征额，这样可以避免大幅度增加中小股东的税收负担。另外，证券投资亏损实行特别抵扣，企业证券投资亏损只允许用投资利得抵扣，不能用普通经营所得抵扣；个人证券投资亏损也只能用投资利得抵扣，抵扣剩余部分可无限期结转至以后年度再加以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