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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走出去”战略的指引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参与跨国并购活动。跨国并购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一条捷径,是企业实现规模扩张、获取资源的有效途径,也是企业规避不平等贸易壁垒的方法之一。从国际趋势看,一些国际知名企业在激烈的竞争压力下急于脱离非核心业务而进行战略收缩,这给我国急需技术和市场的企业提供了一个并购机会。基于这些动因和趋势,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数量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2002年,中国企业以并购方式对外投资的额度只有2亿美元,到2005年,已达65亿美元,2006年依然有47.4亿美元。在几年时间内,中国企业以并购方式对外投资的数量增长20-30倍。
二、并购战略在并购中的作用
跨国并购是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的一种手段。无论以何种原因实行跨国并购,企业的最终目的都是希望跨国并购的战略决策能够实现,借助并购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弥补自身的不足,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强自己的长期优势。因此,我国企业对外并购是基于战略的并购,是在战略规划指引下的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并购战略是并购顺利进行的前提和基础,对未来的并购整合及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一)明确的并购战略是并购成功的前提。对跨国经营的企业来说,并购并不是停留在业务环节的合并层面上,而是在其战略统领下,依靠并购达到更高的目标。如我国万象集团收购美国(UAI)是基于其良好品牌和市场份额,我国京东方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收购韩国现代显示技术株式会社的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业务,主要是为获得世界先进的核心技术。
对并购目的进行合理而科学的定位,从而指导企业选择符合自身发展战略的目标公司,不仅影响并购的效果,更对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产生重要影响。并购目标模糊会使企业失去发展方向。从并购失败的案例看,往往是企业在急于扩张的冲动下,在没有弄清并购目的情况下盲目做出并购决策,因而给并购的失败埋下致命的诱因。创建于20世纪80年代的加拿大善美集团于90年代初为获得广泛的销售网络和知名品牌效应收购了有100多年缝纫机生产制造历史的上海胜家集团,在并购的效应还未发挥出来之前,又分别在同年和次年收购了日本山水电子公司、香港东茗国际公司和德国百福公司。激进而不明确的扩张策略使善美公司债台高筑,管理混乱,发展至1999年,善美公司申请破产。
(二)有明确的并购战略,才能正确地对并购目标企业作出是否有利于自己企业整合的评估和判断。企业跨国并购整合不是两个企业的生产要素或销售渠道的简单加总,而是通过有效的重组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的过程,它涉及两个企业的发展战略、人力资源、财务、营销、企业文化等诸多方面。因此,整合是并购中最复杂和困难的环节,也是决定并购是否成功的关键一环。通过详细的调查和评估目标企业,掌握与并购交易有关的重要信息,才能降低整合的风险。通过微观层面即企业内部运营情况的考察,并购方可判断与目标企业的财务、营销等经营管理方面整合的难易程度;借助于对宏观环境的分析,并购方才能掌握目标企业所在国的政府行为、工会势力、法律法规和文化背景。通过收集这些相关信息评判目标企业是否符合企业的并购战略,最后决定是否并购目标企业。如,台湾明基公司并购德国西门子后,由于工会力量的强大和当地法律的规定,原来的裁员和转移工厂措施都未能实现。为此要支付昂贵的人力资本成本。另外,对“西门子”复杂的外包业务了解不充分,外包业务的切割程序直到“明基”申请破产时还未完毕,严重影响了整合的进程,也使这笔曾被视为非常划算的买卖归于失败。同为轰动一时的并购,我国“联想”集团并购美国IBM公司已初见成效,这源于“联想”有详细的并购战略。在进行充分的分析后,“联想”作出并购战略设计。第一阶段是稳定。用IBM原来的人担任CEO;第二阶段是变革。2005年底更换CEO,进行两次大规模结构重组。同时,“联想”和IBM一起派2500名人员到各大用户处做安抚工作,使市场基本稳定。并购后,“联想”从亏损到盈利的转变说明“联想”整合的成功,更显示拥有正确并购战略并对目标企业进行详细调查和评估的重要性。
(三)明确的并购战略可为并购企业指明并购后的发展方向。并购战略的系统性和长远性,有助于并购企业理清发展思路,找到自身的弱项,借助并购整合,成功实现优势互补,从而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和长期竞争优势,便于企业确定以后的发展方向。“联想”在2004年初确立了新三年战略,其中收购IBMPC业务是“联想”新三年战略的一部分。购并后,“联想”不仅获得了自己缺少的品牌效应和多元化的客户基础和领先的技术,而且一跃成为全球第三大个人电脑(Pc)生产厂商。同时在与供应商的谈判能力、降低采购成本方面取得了主动权,使“联想”的核心优势得以发挥,大大提高了竞争能力,确立了在PC上的竞争优势。
跨国并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大多数企业缺乏长远的并购战略,对自身优劣势的分析不够充分,对宏观经济状况和趋势、技术发展水平等缺乏正确的分析,只注重并购的短期利益,不仅使企业的并购战略无法实现,更影响了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模糊了长远的发展方向。以我国TCL集团为例,2004年分别并购了法国汤姆逊彩电业务、阿尔卡特手机业务。由于对并购行业发展潮流研究不充分,TCL购并汤姆逊之后业绩方面遇到极大的风险:TCL收购汤姆逊电视的本意是要获得电视机方面的最新技术,但实际获得的仅仅是即将被淘汰的CRT电视屏幕显示技术,而未来几年的发展方向是液晶电视和平板电视,TCL还要另外付费给汤姆逊购买多项专利;手机业务方面,国际大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加速扩张还使TCL手机业务陷入危机。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并购后公司的业绩,更使TCL国际化道路充满了艰险。
三、制定跨国并购战略应注意的问题
(一)确定跨国并购目的,慎重选择目标企业。并购目的作为并购战略的出发点,指引着企业对目标公司的筛选。从企业国际化的总体战略目标出发,明确企业跨国并购究竟是为市场、技术还是为品牌和资源。以此遴选出与企业并购目的相符合的目标企业,切忌重量不重质的并购行为。并购行为不但要考虑自身的资本实力和并购成本,还应考虑经济成本和预期收益。不是为扩张而盲目收购“便宜”的企业,而是通过反复的评估和论证来判断并购行为能否实现预期的战略目标,能否通过并购提升企业的潜在价值,以利于实现购买的价值。具体说,应认真考察目标公司所在国环境,选择政策法律环境较好的国家和自己的竞争优势可移植的产业进行跨国并购;选择能与自己企业实现互补的目标企业以实现联合经济或产业链条的延伸;选择并购成本低但经过整合能产生很好效益的跨国企业进行并购。另外,目标企业一般是跨国公司为集中优势发展核心业务而急于剥离的非核心业务,我国企业应抓住这一产业分工调整的机遇,在策划并购战略和进行并购谈判中审时度势,灵活应对,以减少并购的风险,提高并购的成功率。
(二)实施跨国并购前,并购企业必须对自己和并购目标企业有一个正确的评估。一项成功的跨国并购项目从酝酿到完成,有60%-70%的时间应用在战略规划的准备上,其中调研和评估是其中最费时间和精力的一个环节,但也是最关键的一环。如“摩托罗拉”在中国投资之前,调研费用就是1.2亿美元。所以,并购战略是在这些调研和审查工作基础上制定出来的。一方面,拟实施跨国并购的企业对自身的实力和规模,能否承担并购活动中的风险能力进行评估,主要包括:公司经营规模、物力和人力资源、财务状况、管理能力及整合这些资源的能力。还需考查企业的市场规模,一般需要有强大而稳固的国内市场规模和市场影响力为支撑,才有能力进行海外并购。另一方面,需要对并购的目标企业所从事的业务和资源状况有充分的了解。最后,对企业并购双方的经济实力、技术水平、市场占有率等因素和并购双方所在国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外部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对比,以了解双方整合的难易程度。
由于调研和评估的重要性和专业性,借助于中介的力量可缩短时间,提高调研的质量和信息的准确度,保证并购的高效性。目前我国中介市场尚不成熟,有并购意向的企业应积极接洽熟悉中国企业且声誉很好的国际中介机构,请专业人员参与审查评估等过程。如我国京东方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并购韩国TFT-LCD时聘请美国花旗银行做国际财务顾问为其做融资方案的策划;“联想”并购IBM时聘请美国高盛投资银行和麦肯锡做并购顾问,聘请美国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做财务和人力资源方面的调查,为制定并购战略提供信息支持。
(三)制定跨国并购战略要突出核心竞争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核心竞争力是支撑企业长远发展的基础,企业基于战略的并购行为旨在通过并购来完成或强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并购战略的制定要突出核心竞争能力的培养。通过并购中的优势互补实现核心技术从优势企业向劣势企业的转移或相互渗透。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能消化吸收并购来的技术和资源,从而提高自身的整体技术和研发水平;注重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用好并购获得的品牌,以此带动自有品牌的塑造;培养跨国经营管理人才;营造多元化的企业文化环境,为企业的整合提供良好的土壤。
关键词跨国并购直接投资资产重组市场化
1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截止2002年12月底,全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424196个,合同外资8280.60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4479.66亿美元,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但由于我国政策的限制,国际直接投资进入我国一般都是采用新设投资的方式,跨国并购这一跨国直接投资的最主要方式在我国利用外资中所占比重并不高。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1年我国吸收了468.88亿美元的国际直接投资,但只有不到5%是通过跨国并购的方式进入我国的。本文论述了汽车工业跨国并购之所以难以在我国广泛展开,主要面临着法律、体制、资本市场、企业文化等方面的障碍。
2跨国并购面临的主要障碍分析2.1法律障碍
(1)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体系不健全。我国还没有专门适用于外资并购的法律,仅有的几个用于调节外资并购活动的规章制度,如2002年10月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02年11月,证监会、财政部、国家工商总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的《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特别是2003年3月7日颁布、4月12日起施行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成为我国第一部外资并购的综合性行政法规。综观这些法规,其规定原则性太强,缺乏可操作性。另外,缺乏一系列的外资并购配套法规,如《反垄断法》、《社会保障法》等等,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外资并购的发展。
(2)缺乏科学、高效、透明的外资并购审批制度。我国在《合资经营企业法》、《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法》及其实施条例、细则中对外资进入做了规定,但这些规定从总体上看,具有重审批权限和程序界定,轻操作办法的特点。例如《外商收购国有企业的暂行规定》虽然是直接针对外商收购国有企业行为制定的,但其中的实质性内容只是设定了审批权限和审批程序,而对许多细节性操作问题没有明确规定,缺乏内在协调性和结构的严密性,难以构成一个相对完整和独立的审查外资准入的审批制度,因而极易引起外商的误解。
(3)缺乏排斥地方利益约束及国有股权管理的法律制度体系。由于汽车制造企业是以资本为纽带,以全球为资源利用销售市场的综合产业,其本质决定了该产业排斥地域封锁和地方保护主义。而我国汽车制造企业一般都与所在地方具有密切的联系,许多汽车生产厂家都是借助于地方性产业政策及地方法律法规得以发展起来。更多的地方通过设立国有股权投资公司来对相应的地方汽车生产企业达到控股或参股。因此,急需建立排斥地方利益约束的法律制度体系。汽车制造企业一直以国有股权为主控制,虽然多数汽车制造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都已经进行了改制,但国有股包括国有法人股的股东权利的行使路径并没有真正清晰过。因此如何建立关于国有股权管理的法律制度体系是中国汽车工业发展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2.2体制障碍
(1)企业产权不清,治理结构不健全。在企业产权不清晰的条件下,跨国公司对国内企业的收购标的本身就蕴涵了巨大的风险,收购后的企业组织也难以通过产权来实现对资源的内部化配置,并形成跨国直接投资的内部化优势。因此,企业产权不清严重制约了跨国公司的并购意愿。又比如股权结构的缺陷,目前我国企业的大股东平均控股比例大多在50%以上,这种特殊的股本结构使得外商想成为控股股东就必须取得较大比例的股权,无形之中增加了并购成本。外资企业若不能控制被并购企业,就无法获得转移技术和管理能力优势的收益,也无法把在生产经营、营销手段、售后服务等方面的经验嫁接到国内企业中来,跨国并购的优势就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2)资产评估问题。外商购买国内企业时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购买价格。目前,国内企业的资产评估大多采用国有资产评估制度。评估部门的评估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确认是以账面资产为准的,而外商接受的价值不是账面价值而是市场重置价,即该企业的实际价值,这和账面价值有较大的差距。这个问题是外商购买国内企业难以成交的结症之一。另外,全国仅有国有资产评估机构400多家,专门从业人员
1000余人,远不能满足需要,评估实际水平距国际水平差别甚大,操作过程中有时还受行政干预。一些国内企业的资产没有经过规范化的核定和评估,如对企业品牌、商标、信誉等无形资产的评估。
2.3资本市场障碍
所谓资本市场障碍是指现阶段我国资本市场的缺陷,从而为企业之间产权交易设置的障碍。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完善是企业间开展并购的前提条件和基础。不仅如此,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还决定了企业并购活动的发达程度。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证券市场的发展直接影响着上市公司并购的质量。国外大多数企业间的并购都是在证券市场上完成的。我国的证券市场起步较晚,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不仅市场规模比较小,而且本身带有很多的不规范性。目前国内的资本市场,除A股市场刚开始对合资企业开放之外,基本不对外资开放;证券市场上“一股独大”现象突出,国有股、法人股不流通,而流通股B股、H股数量有限,加之股市低迷、信息披露不规范、幕后交易时有发生。这些都大大限制了外资通过证券资本市场进行跨国并购。
资本市场发育不成熟的另一表现是金融工具品种少,企业筹资渠道狭窄。并购活动耗资巨大,单纯依靠一个公司自有资金显然是不现实的。在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要利用国际资本市场和证券市场,借别人的钱来完成跨国并购。90%以上的并购资金是通过发行股票、债券、以股换股、抵押贷款、信用贷款等融资手段筹资。但我国绝大部分并购活动还仅仅停留在资产无偿划拨、承担债务或现金收购等方式上,并购活动中的融资效率十分低下。
2.4企业文化差异造成的整合障碍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并购呈现出范围广、巨额化、跨国化等一系列新特点,逐渐成为世界各国企业扩大规模、获取竞争优势的最有效的战略选择。但这一战略选择的实现并不完全取决于有形资产规模(如厂房、机器、技术、资本等)的简单叠加,更重要的是实现并购企业和目标企业从有形资源到以企业文化为核心的无形资源的整合,从而在根本上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跨国并购中,并购双方来自不同的国家,政治、经济背景不同,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东西方文化差异造成的冲突不可避免。由于并购中往往要涉及到人员变动、管理模式选择等问题,双方文化的差异就表现得更为突出和明显。据有关数据统计,在全球范围内资产重组的成功率只有43%左右,而那些失败的重组案中80%以上直接或间接起因于新企业文化整合的失败。因此,如何通过整合在企业内部建立统一的价值观和企业文化,实现“l+1>2”的效应是并购双方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3采取的主要对策与建议
3.1健全外资并购法律法规,适当简化审批程序
首先,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及其发展中国家的成熟经验,构建起既符合国际惯例,又体现我国具体国情的、操作性强的外资并购法规体系。具体而言,应将重点放在《企业兼并法》、《反垄断法》、《产业政策法》等法律的制定上。在制定上述法律的基础上,还应完善其他配套法规和制度,以更好适应外资并购的需要,如修改《公司法》中关于公司投资限制的规定,适当放宽收购资金的到位期限;完善《证券法》中要约收购的规定,使国有股向外资转让的比例进一步合理化;完善《企业破产法》,使破产企业的债务清晰、职工安排与安置进一步合理化,减轻外资并购的相关成本等。其次,简化外资并购的审批程序。外资并购的审批制度要按照国际惯例改为实行有限度的自动核准制,用统一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审批程序,明确审批权限,强化审批责任,简化审批手续,合理规定审批时限。外资并购的审批权力可以适当下放,此外,国家及各省市都应该尽可能设立或委派专门机构开展外资并购的审批工作,以防止出现政出多门、相互冲突的现象。
3.2规范资产评估制度,提高资产评估水平
科学合理的资产评估制度为企业并购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有助于外商对目标公司的资产结构、经营状况、资产价值、获利能力等重要指标进行详细了解与科学分析,从而确定恰当的并购交易价格,使得整个外资并购工作定量化、规范化,避免主观随意性。因此,必须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我国现有的资产评估制度,努力提高评估水平,积极与国际惯例接轨,以实现既保护国有资产在外资并购中不受侵害,同时又保证外资并购活动顺利进行的目标。我们在转让相关资产时,要尊重国际通用的评估原则和方法,不应人为地要求国有资产、国有股权的转让定价不得低于净资产价格,同时,也要改变不论国有资产质量如何,一律用重置成本法来评估其价值的做法。
3.3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畅通外资并购的市场渠道
资本市场是跨国并购的重要平台。就目前来看,我国资本市场的规模还相对较小,而且缺乏高度流动性和稳定性,要想真正成为外资并购国内企业的基本平台,还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加快推进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在A股市场上市;二是当市场发育相对成熟,监管制度相对健全时,有限度地对外资开放二级市场,适当允许外资通过收购流通股来达到并购的目的;三是对于外资收购的上市公司国有股、法人股等非流通股,在“禁售期”满之后,是否可以借助QFII机制,以及其他配套措施来解决其持有股份的流通问题,以调动外资并购国内上市公司的积极性,也给外资退出被并购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市场渠道;四是建立上市公司国际并购审查制度,防止国家相关的优惠规定被纯粹的投机性外资所利用,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五是建立一支能够为外资并购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国内中介机构。
3.4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规范汽车制造企业治理结构和股权制度
按照现代公司制度规范,依法落实股东责任、董事责任和经营责任,实现责权利相结合,使其成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独立主体,彻底脱离行政附庸的角色。逐步实现地方国有股权在当地汽车制造企业中退出控股地位,这样在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影响的同时,还可以保障汽车制造业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进行零部件采购和汽车销售,彻底消除地区贸易壁垒和资源壁垒。与此同时,建立清晰有效的中央与地方两级有机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
3.5加快产权市场建设
市场化是汽车制造企业进行产业内并购重组的根本保障。要建立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企业并购市场环境,通过企业之间的股权关系纽带,逐步形成以股权并购为主要形式的产业内并购,同时以法律制度的形式确立企业并购市场规则。同时通过汽车制造企业国有股权出让获得资金,专门建立以汽车技术开发为主的投资公司,支持中小科技企业,确保中国在汽车新技术方面的合理利用和技术开发,再以向大企业转让或由原企业股东回购的方式退出,逐步建立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汽车技术支撑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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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上市公司;跨国并购;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6.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7-0024-02
国内外学者对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具体的研究,国外学者认为,以下因素均影响跨国并购的绩效。
一、持有期限
并购持有期限从长期和短期两个方面来研究的。Jensen and Ruback(1983),Bradley,Desai,Kim(1988),Jarrell,Poulsen(1989)、Franks,Harris,Titman(1991)、Healy,Palepu,Ruback(1992)、Schwert(1996)、Loughran,Vijh(1997)、Echbo,Thorburn(2000)和Houston et a1(2001)等的研究,对目标公司(target firms)获得显著的正收益已经有非常一致的结论:获得显著的正收益。
二、支付方式
有两种基本支付办法:现金支付和股份(资产)支付。(Travlos,1987)发现,并购企业的经理寻求最盈利的支付并购的方法;特别地,如果认为企业的股票被低估,经理就会用现金支付并购;如果股票被高估,经理就会用资产支付并购。Pettway et al(1992)研究日本企业在美国的并购发现:收购中用现金支付比用资产支付对并购者有着高回报;Harris and Ravenscraft(1991)在跨国并购的研究中得出用现金支付对目标企业也有着高回报;可是,Eckbo et al.(1990)发现在加拿大的收购,混合支付(现金和股票)比单一支付(全部现金或全部股票)可获更高的超常收益。
三、收购公司的财务特征
负债权益比例(总负债/股东权益)的值越大,收购公司(bidder firms)的收益越大;Lang, Stulz, and Walkling(1989)的研究发现,收购公司的超额收益与收购公司的Q比例(市场价值/重置成本)存在正向关系。
四、双方行业的相关性
Rumelt(1974)把并购分成相关并购和非相关并购。并购企业与目标企业的资源或产品――市场类似,它们之间的并购称之为相关并购,或相关多元化;如果并购企业和目标企业处在不同的市场,并且他们的产品并不直接竞争,则称为非相关多元化,或混合并购。
Markides和Ittner(1994)认为在国际并购中,相关并购比非相关并购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但Seth(1990)认为,相关并购与非相关并购在总体价值创造方面无显著差异;Lubatkin(1987)发生在1948―1979年间的1 031起美国FTC备案的最大并购案例证明得出并购企业与目标企业的股东价值升值的从大到小的顺序如下:垂直并购、纯粹混合并购、市场集中型并购、水平并购、产品集中型并购,而这一结论恰恰与传统假设相反。Ghosh(2001)及Linn和Switzer(2001)发现企业集中度与长期绩效之间不存在正相关关系;Agrawal,Jaffe和Mandelker(1992)发现混合型并购的长期股价水平要高于非混合型并购;Shelton(1988)研究表明并购允许并购者进入新的但不是相关的市场,可以为股东创造巨大价值。
五、并购的行业特点
Anand和Singh(1997)研究了美国国防工业多样化(diversification-oriented)并购与集中(consolidation-oriented)并购的绩效差异,其结论是处于产业的衰退阶段,集中并购的股票市场和运营绩效优于多元化并购;Bruton、Oviatt和White(1994)研究了51起困境企业的相关性并购和非相关性并购,发现困境企业的相关性并购其成效优于困境企业的非相关性并购;Park(2003)研究了在比较盈利性的产业,相关多元化比非相关多元化更加可获利;Kwok and Reeb(2000)提出上游―下游假说,不同国家相关业务的风险影响外国直接投资。投资于上游企业(在比较稳定的经济)可以降低风险,而投资于下游产业却增加了风险。
六、相对资产规模
(Asquith et al,1983;Kang,1993)认为当目标公司的规模增加时,并购企业的超常收益也增加;Cakici etal.(1996)利用发生在1983―1992年间的195个外国公司并购美国企业的数据推出与上述相反的结论:在国际并购中,外国收购者的超常收益同收购者与目标公司的相对规模没有关系。
七、汇率影响
Harris and Ravenscraft(1991)用实证的方法验证国际并购中的收益与汇率影响系统相关,他们发现美元越强势,对美国收购者来说收益越大。换句话说,买者的货币相对于美元是强势的话,把美国企业作为它的目标企业进行跨国收购的收益就高。
八、文化差异
Jemison、Sitkin(1986)和Buono et al(1985)认为,当两个企业有相对大的文化差异很可能导致“文化模糊”和过程损失;(Jemison and Sitkin,1986)认为大的文化距离与高程度日常并购整合冲突紧密相连;实证结果表明,对于双方存在明显文化差异的并购,投资者往往持消极态度。Buono,Bowditch和Lewis(1985)则进一步判断,企业文化(管理风格)的差异很有可能是购并不能实现预期目标的主要原因。
与前面看法不同,很多跨国并购研究对民族文化的存在持积极态度:Morosini,Shane和Singh(1998)在1987―1992年间调查52家跨国并购的企业发现,多国籍企业可以通过进入目标公司并获得嵌入民族文化中的多样化的惯例和技能,可以提高跨国并购的绩效;Barney(1986)认为,跨国企业需要拥有多元化的惯例和技能,以应对多元化的世界;Larsson和Finkelstein(1999)的研究更明确,他们认为跨国并购(民族文化差异)意味着更高的购并潜在价值,更低的员工抑制和流失率。
九、并购类型
并购一般分为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理论上认为混合并购的效率是相对比较低的。Jensen(1986)认为,混合并购相对于相同行业内的横向并购和纵向并购而言更难以成功。效率理论认为,混合并购不能提高企业效率,但是,实证研究的结果没有为这些理论提供经验支持。Elgers和Clark(1980)发现混合并购的并购企业的收益高于非混合并购。Agrawal等人(1992)的实证检验则说明兼并后若干时间内混合并购的并购企业的效益并不低于非混合并购。
十、其他因素
其他影响跨国并购绩效的因素很多:
1.组织先前的并购经验
(Walsh,1995)认为,有着不同环境下的经验的经理和工人比没有这些经验的经理和工人的生产性会更高;(Calori,Johnson&Sarnin,1994)在国际化多样性企业的CEOs比国内企业的CEOs有着更丰富的知识结构;(Hitt et al.,1998)过去的并购经验可以加速企业形象建立的过程和被并购企业的资源整合;(Han,2002)通过91家投资在中国的韩国企业分析,有着相当多的国际化经验的投资者比有着有限国际化经验的投资者能够展现更优良的业绩;Markides和Oyon(1998)也认为先前的国际并购经验能够更有效的管理和整合并购;可是,Haleblian和Finkelstein(1999)认为组织先前的并购经验的影响由正到负。目标企业与先前的目标企业越类似,并购效果越好。但当这些先前经验如果被不适当的总结,组织先前的并购经验与并购绩效没有显著的相关性,甚至呈负相关关系。
2.管理风格差异与绩效
(Bhagat,McQuaid,1982;Sathe,1985)认为管理风格是指管理要素和组织的主体文化;(Covin,Slevin,1988;Khandwalla,1977;Miller,1987)认为管理风格包括以下一些要素:管理群体对待风险的态度,他们的决策方法,以及控制沟通类型偏好;(Davis,1968)认为:管理风格的一致性能够促进并购后的吸收,而管理和哲学上的差异会成为成功并购的障碍;(Buono和Bowditch(1989))提出假设,管理风格上的差异是企业通常未达到并购前进行的可行性研究所预估的绩效水平的主要原因。
3.并购企业获得目标企业的顺利程度
Bradley et al(1983)认为目标股东在经历一次未成功的并购之后,在紧接着的数年内的一次新的并购提议能够保持在第一次并购的价位上。如果第一次未成功的并购导致目标企业的股价上升,而在五年内未见新的合并方案,那么,其股价基本上跌到原来的水平。Bradley et al(1988)认为如果有多个收购企业对同一个目标企业进行竞争那么就会降低收购者的回报;Harris and Ravenscraft(1991)和Cakici et al(1996)研究外国公司并购美国企业时也有类似的结论;另外,美•罗伯特J.博尔盖塞(Robert J Borghese),保罗F.博尔杰塞(Paul FBorghese)提出,识别和筛选潜在的收购对象中,也是一个影响因素。
国内学者也对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持有期限、支付方式、收购公司的财务特征、并购次数、并购类型、相对资产规模、汇率因素、同属管辖、关联交易、并购的成功与否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并购财富;干春晖(2005)认为,并购的顺利程度对并购财富有一定的影响;廖运凤(2006)目标企业外部环境包括政治法律制度、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技术环境。外部环境是一个由多种复合因素构成的系统。投资者在做出跨国并购的决策之前,必然对这些影响并购成败的外部条件有所了解,才能使并购为并购双方带来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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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银行业跨国经营现象越来越普遍,银行跨国经营主要是通过新设投资和银行跨国并购两种方式来完成的,银行在国际化的进程中采用何种方式,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在对两种路径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讨论了我国银行国际化路径的选择问题。
一、银行国际化两种路径的简单介绍
(一)新建投资
跨国银行新建投资是指一国银行根据具体情况在另一国设立形式各异、规模不一的海外分支机构,如行、分行等机构组织形式。在新银行中,外国投资者可以以全部股权参与,即设立独资银行;也可以以部分股权参与,即设立合资银行。
(二)跨国并购
跨国并购,是指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一国银行为获取对另一国某银行的经营控制权,有偿地收购该银行的部分或全部产权,以实现资产经营一体化的市场行为。包括跨国兼并和跨国收购。跨国并购的渠道包括发起收购的银行直接向国外目标银行投资,也包括通过在外国的子公司、分行进行并购活动。
二、两种路径各自的优势分析
(一)新建投资的优势
1.新建投资使银行拥有较大的灵活性和主动权。新建投资在投资规模、投资地点的选择上受外界的干扰较少, 拥有较大的主动权和灵活性,能使跨国银行在较大的程度上把握投资的风险。而跨国并购则不同,要受被并购银行自身条件的限制。
2.新建投资的成功率要高。经验数据表明,通过新建投资的方式创建子公司的成功率要大大高于通过并购方式而设立子公司的成功率,银行也同样。因为投资新建的银行是母行的附属机构,比较容易控制,所以成功率相对较高。而在跨国并购的过程中,国际化银行与目标银行处于信息不对称地位,国际化银行很难对目标银行的资产价值和盈利能力做出非常准确的判断,从而使其难以找到合适的价位;而且被并购银行原有的管理制度可能不适合收购方,收购方在对此加以改造时,可能遭到习惯于原有管理体制的管理人员和员工的抵制。一次并购活动大致由三个阶段组成:准备与设计、谈判与实施、整合,任一阶段没处理好都可能导致并购失败。
(二)跨国并购的优势
1.跨国并购可以使银行迅速进入并占领东道国市场,实现快速扩张。通过并购,银行可以充分利用被并购银行的原有客户和市场基础,快速适应东道国市场,以较低成本实现快速的外部扩张。而新建投资只能依靠自己开辟市场,而且对东道国银行监管法制及政策的把握能力也有限,所以不利于迅速进入东道国市场。
2.跨国并购可以突破机构设立和业务范围的限制。
现在许多国家、地区对外国银行进入本国市场都采取严格的审查和限制措施,对新开设的外资银行分行的业务范围也有很多限制。通过并购,可以规避政策障碍,绕开这些金融服务贸易壁垒,快速进入东道国市场。
另一方面,一些地区尤其是某些国际金融中心如香港、伦敦的金融机构已经趋于饱和,外国银行开设分支机构的数量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并购是最好的选择。
3.跨国并购可以实现竞争优势的转移。当银行试图获得另一家金融机构在某一方面的竞争优势时,单纯的学习与模仿常常是徒劳的,因为这种优势往往产生于这家机构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经营积累的组织资本与组织经验,外部竞争者难以复制。这时,通过并购与目标机构融合,可以实现转移竞争优势的目的。而且这种转移可能是双向的,会创造出新的竞争优势。当银行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市场时,这种竞争优势就显得更为重要。
三、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路径的选择
(一)根据我国银行的实际情况选择进入方式
跨国银行如果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优势和国际经验可以优先考虑以并购的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中国银行是最早走向国际市场的国内银行, 目前在亚、欧、澳、非、南美、北美六大洲均设有分支机构, 建立起了全球布局的金融服务网络,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优势和国际经验的大银行,可以优先考虑以跨国并购的方式向海外扩张。工行、建行、农行和交通银行在国内具有较强的规模优势和组织管理优势但缺乏国际经验, 通过跨国并购的方式向海外扩张并不具备优势, 要根据东道国情况灵活采用两种方式。
而对于招商银行、光大银行等股份制银行,可以采用并购的方式。通过并购设立子银行是弱势银行进入和拓展发达国家市场的有效途径。采用并购方式可以节省新建投资的开办费用, 缩短从开办到盈利的时间,而且可以直接利用目标银行的原有市场影响力、信誉、客户基础、营销网络以及长期以来构建的完整的运作制度和人才体系,迅速打开地区市场,拓展业务网络, 减少新建投资可能带来的经营失败风险,克服弱势银行难以赢得市场信任和客户资源的困难。
(二)考虑东道国市场情况。
1.考虑东道国政府对跨国银行市场准入的监管以及监管当局对两种方式进入的不同政策。一般来说, 在东道国对外国银行的市场准入有严格限制的国家倾向于采用跨国并购的方式进入,以避开东道国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法律条例的限制, 迅速进入东道国市场。从东道国监管当局对两种进入方式的不同政策看, 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等国鼓励银行并购, 以加速银行业集中, 促成经济规模化发展, 在这些国家, 最好选择以并购的方式进入。
2.考虑东道国市场与本国市场的文化差异。如果两国市场存在很大的文化差异,则跨国并购是最好的选择。因为,通过跨国并购,银行可以充分利用被并购银行的原有客户和市场基础,快速适应东道国市场,以较低成本实现快速的外部扩张。
3.东道国银行的市场集中程度。当东道国银行的市场集中度低时,竞争压力小,可以直接新设机构,避免并购带来的组织学习成本,获得更高的知识传递效率。相反,在一个集中度高的市场中, 一般倾向于采用并购的方式进入, 因为当有新银行进入时,原有的市场在位者往往会做出激烈反应, 以维护他们的市场影响力,采取并购方式可以避免这种摩擦。
(三)除了考虑上述因素外,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方式选择时,比较注重的一个因素是成本问题。可以用托宾的理论解释:q=企业的市场价值/企业的重置成本当q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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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跨国并购 经济原因 博苏化学
一、背景案例介绍
烟台万华是中国第一个目前也是国内规模最大的聚氨酯工业基地,主要从事MDI为主的系列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是亚太地区最大的MDI制造企业,目前产品质量和单位消耗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匈牙利博苏化学是全球聚氨酯企业之一,也是中欧区域唯一的MDI生产企业,公司主要资产为MDI,TDI与PVC生产装置。
2008年5月,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博苏化学公司出现了严重的资金链断裂,打算出售股权,2011年1月31日,经过一场激烈的并购与反并购大战,万华对博苏化学成功完成了跨国并购。
二、跨国并购的涵义
跨国并购是指一国企业为了某种目的,通过一定渠道和支付手段,购买外国企业的一部分甚至全部产权,从而对后者的经营管理实施部分或完全控制的行为。这里所说的渠道,包括并购的跨国企业直接向目标企业投资,或通过目标国所在地的子公司进行并购两种形式。这里所指的支付手段,包括支付现金、从金融机构贷款、以股换股和发行债券等形式。
万华对博苏化学的并购渠道和支付手段是直接通过对当地公司(博苏化学)的股权收购实现的,而资金来源于金融机构的贷款。通过采取购买公司夹层债和为其提供所需资金缺口的方式,最终取得了博苏化学公司96%的股权。
跨国并购一般分为三种:横向跨国并购、纵向跨国并购和混合跨国并购。
横向跨国并购发生在同一行业的竞争性企业之间,是跨国并购中经常采用的形式,是指两个以上国家生产或销售相同或相似产品的企业之间的并购,目的是扩大世界市场的份额。由于并购双方有相同的行业背景和经历,比较容易实现并购整合,并能产生协同效应。烟台万华对博苏化学的收购属于横向跨国并购。
纵向跨国并购是指两个以上国家处于生产同一或相似产品但又处于不同生产阶段的企业之间的并购。其目的通常是为了稳定和扩大原材料的供应来源或产品的销售渠道,旨在降低供应链前向和后向关联的不确定性,减少交易成本。
混合跨国并购是指两个以上国家处于不同行业的企业之间的并购,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全球发展战略和多元化经营战略,增强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的整体竞争实力。
三、跨国并购的经济原因分析
本文结合本案例的实际情况,分别从区位优势、速度优势、协同效应和规模经济理论等方面来分析万华对博苏化学并购的实际原因。
(一)区位优势理论
传统的区位因素主要是指东道国的自然资源优势如地理、地质优势等,但自然资源在近年来跨国并购中的地位已经大大下降,目前强调的区位因素主要是市场方面的因素。市场因素很重要,庞大的市场规模能够容纳更多的国内外企业,为企业生产提供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目前在很多行业此因素已经成为跨国投资中的关键考虑因素。
万华对博苏化学的并购首先看中的是博苏化学的区位优势。目前,全球MDI的产能和市场主要集中在欧洲,仅德国巴斯夫和拜耳两家公司的产能,就接近全球总产能的50%,这两大公司几乎控制了欧洲市场。而博苏化学地处中欧,并且是中欧区域唯一的MDI生产企业,通过收购博苏化学公司,万华可以成功规避巴斯夫、拜耳采用贸易壁垒手段的阻止而直接进入欧盟市场。
(二)速度优势理论
跨国并购投资相对于新建投资具有速度优势,跨国并购是并购公司获得意愿目标的最快方式。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如何获得比竞争对手先行一步的优势,关键在于企业的发展速度,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在新市场接管一个具有现成的分销系统的公司要比自己从头建立起一个分销系统和市场组织更为可取,因此寻求增长或许是跨国并购最重要的动因。
对博苏化学的收购大大缩短了万华欧美建厂的进程,不仅节省了投资,而且立即获得了具有市场竞争力的TDI产业,从而对提升我国MDI及其下游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产生重要影响,而这也恰恰体现了并购的协同效应。
(三)协同效应理论
如果一家并购企业在行业特有资源上“能力过剩”,而相关行业中目标企业却正缺乏这些资源时,协同效应将是巨大的。如果行业特有资源是具有可转移性的,那么通过并购就能达到收购企业和目标企业之间的行业特有管理能力和非管理人力资本的边际要素替代率,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目前万华对博苏化学的快速适应及运营能力,充分体现了协同效应的巨大作用。
(四)规模经济理论
规模经济是指企业生产和经营规模扩大而引起企业投资和经营成本降低从而获得较多利润的现象。企业的投入――产出有一个适度规模问题,只有当企业达到一定规模即最佳规模时,才能更好地利用一些先进技术设备、进行专业化生产和分工,提高投入产出率,降低生产成本,反之,企业生产成本过高、产品的个别价值高于社会价值,就会失去竞争性。因此,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许多生产厂家不断扩大企业规模,以达到充分利用资源的目的,而并购是企业最佳规模形成的重要途径之一。
截止2009年底,我国MDI产能为109万吨,其中,巴斯夫和拜耳两公司为47万吨,美国亨斯曼公司为12万吨,实际我国MDI仅占国内产能的46%,并且为了遏制万华,这几大寡头不仅提出了新增产能的计划,而且纷纷在中国建厂。为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扩大国际生产规模,实现规模经济是万华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选择。
2008年5月,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博苏化学公司出现了严重的资金链断裂,急需债务重组,打算出售股权。万华借此契机,经过与博苏化学一场激烈的收购与反收购大战后,于2011年1月31日斥资12.6亿欧元成功并购了博苏化学公司,此次收购不仅节省了投资使万华在海外有了自己的生产基地,而且大大缩短了万华欧美建厂的进程,一举成为世界前三位的MDI生产商和欧洲最大的MDI供应商。
参考文献:
[1]段爱群.《跨国并购原理与实证分析》.法律出版社,1999
[2]成华慧.跨国并购的经济学分析.东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并购浪潮正在席卷全球。许多优秀的中国企业纷纷投身于并购浪潮之中,然而,由于异地民族文化差异,由文化差异带来的文化冲突,严重影响并购整合过程。因而,跨国并购后实现有效的跨文化整合已成为中国企业的当务之急,企业跨文化经营管理的有效性命题被提上议程。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跨国企业纷纷运用跨国并购来实现全球资源配置,掀起跨国并购狂潮。从奔驰与克莱斯勒的合并,惠普与康柏的组合,到埃克森和美孚石油的强强联合,跨国公司搭上并购顺风车,整合各自优势,提高其国际竞争力。近年来,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全球并购,TCL收购了法国汤姆逊公司的彩电业务,随后又收购了阿尔卡特的手机部门;联想以17.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美国IBM公司的PC分部;上汽集团购买了韩国双龙汽车50.91%的股份等等。虽然这些并购案金额巨大,涉及世界顶级商业巨头,曾为业内人士看好,但是我们发现几乎所有企业都出现跨国并购的通病——忽视跨文化整合,而就是文化整合决定了并购企业的成败。
跨国并购的出发点是实现并购双方的经营协同效应,实现优势互补,完成并购方的预期商业价值。然而,从全球并购结果来看,部分跨国兼并没有实现1+1>2的协同效应,反而在并购后因双方企业管理,经营理念及企业文化的差异导致并购以失败告终,背离预期结果。“据实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1/3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存在亏损,即使在全球范围内也有65%的跨国合作是以失败而告终,其中有85%的CEO承认管理风格和公司文化差异是造成购并失败的主要原因。”“世界著名商业论坛机构Conference Board对财富500强企业中147位CEO和负责并购的副总进行调查,90%的调查者认为:实现企业并购后的成功,文化因素至少和财务因素一样重要。”可见,客观存在与并购企业与目标企业之间的文化差异是影响并购后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及发展趋势的重要因素,如不妥善处理,将导致文化冲突的产生,最终导致并购失败。而并购要想成功,关键是进行文化整合。
中国企业要想在并购浪潮中做大做强,一个现实问题就是要理解文化差异,懂得如何应对文化冲突,实现并购企业与目标企业之间的文化整合,激发双方优势互补。本文对明基与西门子之间的“闪婚”背后文化差异与冲突进行分析,以跨文化视角阐述明基西门子跨国并购在文化整合方面存在的三大弊病,并由此提出跨文化整合的建议,对积极投身于跨国并购的中国企业有现实指导意义。
二、明基西门子“闪婚”之跨文化剖析
2005年6月7日,明基正式宣布收购西门子公司的手机业务,西门子填补5亿欧元债务,并向明基提供2.5亿欧元的现金与服务,以5000万欧元购入明基股份,同时明基保证2006年底使公司扭转亏损局面实现赢利,并购使明基迅速成为国际第四大手机生产商。然而,并购以来明基移动连续亏损,自2005年10月以来,明基已向其公司注入了8.4亿欧元资金,并形成了6亿欧元账面亏损,最终明基宣布停止向德国子公司注资,申请破产保护。西门子与明基之间的差异,在并购刚刚宣布时被视为“优势互补”,为何中西合璧最终以“闪婚”宣告结束?“闪婚”的背后是否与文化差异有直接的关系?本文以跨文化视角进行剖析,将“闪婚”症结归结为三种原因,以便深入理解跨国并购与跨文化能力之间的紧密关系。
(一)前收购期准备不充分
根据庄恩平的分析,“合并或合资分为两个阶段,即前期阶段和后期阶段。前期阶段犹如恋爱阶段,后期阶段犹如婚后阶段。在前期阶段,双方选择合作伙伴一般都有一定的要求,有权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也可以共同考虑产品开发、产品定位、技术引进与开发、股份比例、管理机构设置和人事安排等事宜。”明基之所以并购西门子手机部门,首先看中的是其品牌,希望借西门子百年品牌打造高端手机品牌,提升明基的国际知名度,开拓更大的市场,实现产业价值。然而真实情况是,西门子手机在收购前已经沦为欧洲低价手机的代名词,不断出现质量问题,以致声誉受损,这与明基的期望恰好相反,显示出明基并购前期的准备工作不够充分,这就导致并购之后双方出现矛盾,由于这一矛盾在并购之后无法调和,也就成为并购失败的另一导火线。此外,在明基与西门子签订收购协议时,双方对联合品牌明基—西门子(BenQ-Siemens)的使用权限也没有进行详细说明,只是笼统地规定明基可在5年内使用明基—西门子(BenQ-Siemens)这个双品牌,这也就导致了双方“闪婚”后在双品牌使用问题上的纠纷:明基坚决声称,明基停止投资后,与西门子签订的协议仍然有效,因此仍将使用“明基—西门子”品牌,而西门子方面则表示将对明基是否有权继续使用西门子品牌进行评估,该品牌只会允许长期合作伙伴使用。明基与西门子争执的根源在于合并前期阶段谈判中所达成的条件。外方是以合同内容与条款作为与中方合作的准则,在谈判中,中方往往忽略细节,在合同中仅确定几条原则,而未注明详细的条款,或仅在口头上达成共识,所有这些都是日后产生冲突的源头。明基在并购前的产品定位上就走错了一步,偏离其既定高端目标,之后又在并购合同问题上忽视了细节,这一切都为并购后整合期的矛盾留下隐患,可谓一着不慎,全盘皆输。
(二)忽视中德文化差异
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特征,这一文化特征决定了人们不同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及解决问题的方式。通过分析文化差异,我们可以窥见并预测不同文化国家的认识如何沟通、如何思维、如何解决问题的。中国属于感性的东方文化,德国属于理性的西方文化,二者截然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反映在西门子的企业文化中就是其独特的管理制度,经营制度及强势的工会文化。
首先,德国企业管理制度上强调依法治理,注重制度、规范。根据庄恩平“对民族文化、企业文化的分析,只有通过分析该企业的民族文化才能真正理解是该国的民族文化决定了该企业的企业文化。”德企的管理制度是有其固执、坚守而又理性的民族文化决定的。因而,“德企注重法治,按照国家法律依法经营,雇主和员工都极其重视法律和契约。”明基无法理解当中国的研发人员为抢市场为一个产品研发加班加点的时候,德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却在享受圣诞温馨。因为按照中国的管理制度,一切工作强调人伦化,按照上级指示,这是由中国中庸、注重人际关系的民族文化决定的。因而,明基要求工人加班时,员工不打折扣地服从安排。
其次,德企在经营理念上注重质量,认为质量是成功的核心。明基CEO曾表示,“德国的系统倾向于做出来就是做完美,但花很长时间准备。可手机业容不得我们这样去等。想得很清楚才做,商机就丧失了。”显然,明基对“德国速度”表示不满。在中国企业看来,灵活适应市场才是企业经营理理念。然而,对于具有稳重扎实、谨慎周密德国文化底蕴的西门子而言,其企业文化已深深打上民族文化的烙印。典型的经营理念“以新取胜,以质取胜”规定其必须慢工出精品。明基作为收购方并没有事先对被收购企业文化进行调查了解,足以见得尊重与学习异国文化的重要性。
再次,德国的强势工会举世闻名。“德国前总理施密特中肯地评价工会:没有工会富有责任感的、以全体人民福利为目标的态度,我们国家今天就不可能这么好地屹立在世界上;没有工会富有批评的、向前看的合作,我们大家就不可能生活在社会经济、特别是政治方面普遍稳定的德国之中。德国战后经济上的繁荣和成就,其中就凝聚着德国工人阶级及其组织~一工会的巨大努力和卓越贡献。”显然,德国工会的地位和作用与中国工会是截然不同的。德国模式是通过工会参与经济决策,实施经济民主,为工人谋福利,提高其经济地位。德国模式同样存在于西门子手机部门。完成并购后,明基随即意识到西门子有3000名员工在德国工作,劳动力成本有3亿欧元之巨;研发人员冗员过多导致成本开销过大,便想到将工厂转移向工资较低的非德国地区,想到裁员减薪来降低成本,这一切却遭到德国当地工会的强烈抵制,使其领略到德国强势工会享有的发言权,“明基当初的调查了解显然不够充分。”结果,整合过程受到了当地文化和法律的影响,而文化与体制冲突风险加大了整合成本。
(三)忽视文化认同程度差异已错过文化整合最佳期
论文关键词:跨国并购,并购动因,综述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在世界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国际竞争的日益加剧以及各国政府对企业并购管制的放松的背景下,以善意、横向和强强联合为主导特的跨国并购已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跨国并购是进行快速扩张的一种有效途径,它克服企业通过自身积累实现渐进式发展的局限,为跨国公司实现快速发展实现了可能。企业跨国并购是一种复杂的经济现象,东西方学者对其产生发展的动因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经过多年的研究与发展,西方经济学界提出了多种跨国并购动因理论。以下简要介绍三种学科中关于跨国并购动因的研究成果:新古典经济学派、金融经济学、管理学。
一、新古典经济学视角下跨国并购动因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视角下的跨国并购动因理论的两大假设为“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完全理性的经纪人”。该学派在这两大假设基础上以追求公司利益最大化为前提来解释跨国并购的动因,并认为实施跨国并购能提高企业效率,达到追求公司利润最大化的目的。
新古典经济学派有关并购动因的理论主要有规模经济学说、市场势力论和交易成本论。
(一)、规模经济学说(economiesofscale)
规模经济学说认为企业可以通过并购对企业的资产进行补充和重新配置达到最佳经济规模。在经济规模下,企业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技术研发能力和生产效率。并购也使企业有能力在保持整体产品结构的前提下实现产品单一化生产,提高专业化水平。该理论的隐含前提是企业在进行并购之前生产经营达到经济规模、未取得规模经济性。
获得规模经济性事跨国并购的动因之一。Coase研究了并购中技术的规模经济性问题。他的研究表明跨国并购能够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在更大的生产规模的基础上分摊高额的技术研发费用,实现技术的规模经济。
一些大的跨国并购能有效降低成本。例如1998年12月1日,德国最大的商业银行――德意志银行动用101亿美元收购美国第银行信孚银行的全部股权,合并后的银行总资产将达到8200亿美元,成为新的全球最大的银行。从2001年起,每年大约能节省10亿美元(17亿马克)的成本,2001年德意志银行每股利润可增加10%-15%。
规模经济学说在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和我国目前较为流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关于企业规模经济的论述成为学者们研究跨国并购的理论基础。它能很好地解释跨国企业的横向并购。但事实上规模经济在企业并购中的效应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纽博尔德(1970)的研究表明,只有18%的公司在并购活动中承认并购动机与规模经济有关。
(二)、市场势力论(marketstrengththeory)
市场势力论认为企业并购能够增强市场控制力,增强企业对市场环境的控制能力和长期获利能力,其体现在两个方面:横向并购和纵向并购。通过横向并购减少行业内竞争者数量,降低产业内竞争激烈程度,巩固市场占有率,实现规模经济。同时,横向并购能够解决产业整体生产能力扩张速度和市场需求扩张速度不一致之间的矛盾,减少行业的过剩能力。对于资产专用性程度高的行业,并购能降低退出壁垒。另一方面,通过纵向并购能帮助企业实现对供应链和销售渠道的控制,降低买主和供应商的重要性,提高企业讨价还价能力,以此控制竞争对手的活动。
Whittington(1980)的经验研究表明大公司在利润方面比小公司的变动要小。这说明大公司由于市场势力较强,不容易受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规模、利润稳定性和企业市场势力三者是密切相关的。日益国际化的市场和竞争环境要求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获取更大的市场势力,而跨国并购是短期内获取市场势力的最佳途径。
有学者对市场势力理论有质疑如:有学者认为企业拥有足够大的市场势力使企业获得一定程度的垄断利润;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产业内集中程度的提高时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简单的合谋是无法实现的。由此可见关于市场势力论的一些问题仍有待解决。
(三)、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costtheory)
交易成本是指市场交易的代价,即获取信息、谈判、签约等交易活动所产生的费用。交易成本在一般情况下不可能为零(张五常)。交易成本理论最早由Caues提出,后来由Williamsion等学者发展。
根据Coase(1960)的观点,市场和企业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配置资源机制。市场交易发生在企业之间,由市场来调节控制。这种交易存在很高的交易成本,同时风险也大。而企业的主要特征是由企业家进行资源配置,组织经济活动。企业内部经济活动的协调可以节约交易成本。企业边界是指某一生产环节是否应保留在企业内部。企业并购就是确定企业边界的过程。企业通过并购是市场交易内部化,同时将较高的交易成本转化为较低的内部管理成本。纵向并购的边界条件是企业边际交易费用节约额等于边际组织费用增加额。在竞争市场条件下,实现纵向并购的这种均衡能导致企业生产和分配的有效组织和资源的有效配置。
Williamsion(1975)进一步发展了Coase的理论,他深入研究了企业“纵向一体化”问题,提出交易费用理论的两个前提假设“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他认为,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加之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导致了企业跨国经营时交易活动的不确定和复杂性,使交易成本增加。更高的交易成本使跨国企业更加倾向于将外部交易转移到企业内部,即跨国企业对外国企业进行并购。交易成本越大,实施纵向并购的可能性就越大。
以科斯为代表的交易费成本理论从企业边界来考虑跨国并购问题,为跨国并购动因的研究提供了一般理论范式和工具。然而这种理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忽视了在企业与市场之间存在大量的中间地带的组织形式,并且没有考虑并购后的额外效益问题,同时对横向并购和混合并购不能提供有力的解释。
二、金融经济学视角下的跨国并购动因理论
(一)、价值低估论
价值低估理论最早由Hannah.L.和Kay.J.(1977)提出,他们认为企业的真实价值或潜在价值未能得以充分反应。后来学者Pedro,Geraldo和Richard(1998)发表《跨国并购:价值低估假说》证明了目标公司价值低估是跨国并购的动因之一。他们利用托宾q比率来研究价值低估学说对跨国并购的适用性。托宾q比率又称TobinRatio,即企业股票市场价格与企业重置成本之比。当企业股票市场价值小于企业重置成本,即q时,通过购买现存公司的股票来获得扩张所需的资产,要比购买或建造相关的资产史便宜些。因此跨国并购的可能性大。相反,当企业股票市场价格大于企业重置成本,即q>1时,跨国并购的可能性小。
该理论提供了选择目标企业的一种思路,应用的关键是如何正确评估目标企业的价值。目标公司价值被低估是短期现象,而且现实情况往往是目标企业价值被高估。同时该理论也难以解释第五次并购浪潮中西方国家经济快速发展,股票市场整体价格高速上涨与美国、欧洲跨国并购浪潮共存的现象。
(二)、多元化经营理论
多元化经营理论认为市场环境是不确定的,为了降低和分散风险,企业通常采用混合并购的方式实现多元化经营。当企业并购与原经营领域相关性较小行业时,整个企业在不同领域进行多元化经营。当某个领域经营失败时,可以通过其他领域内的成果经营而得到整个企业较平稳的报酬率。从而多元化经营的企业更易从资本市场或集团内部筹措资金,这有利于多元化经营的企业进入新的市场。另一方面企业处于延长产品生命周期的考虑而进行跨国并购。不同的国家,其产业结构、经济制度、生产力水平、市场成熟度等各不相同,其经济周期以及产品生命周期也相应地有所差异。当本国的某种产品已经走向衰退,市场开始萎缩将被淘汰时,可以选择该产品仍处于成长期甚至还未开发的国家实施并购,从而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降低了对某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依赖,也降低了投资风险。
多元化经营理论曾经十分流行。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核心竞争力、价值链等新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公司倾向于采取专业化的经营模式。Seth(1990)的研究发现混合并购行为,与其他并购类型一样,不能降低企业的系统风险。因此用该理论来解释混合并购的动机从目前来看也显得缺乏说服力。
三、管理学视角下跨国并购动因理论
(一)、理论
理论由Jenson和Meekling(1976)首先提出,他们认为当管理者只拥有企业股份的一小部分时,便会产生问题。小部分的所有权可能会导致管理者的工作缺乏动力或者进行额外的消费,而由此产生的大部分成本又拥有绝大部分股份的所有者。Fama和Jensen(1983)指出,并购事实上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外部机制。在企业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情况下,将企业的管理决策与控制决策分开,能降低人侵蚀股东利益的可能性。当目标公司有问题时,要减缓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所带来的问题,并购就成为解决目标企业问题的一种外部机制。通过并购获得控制权,可以弱化问题。
(二)、管理主义者理论
Mueller(1969)提出的假说认为并购行为一部分可以解释为企业管理者对自己利益的保障,一部分可以解释为企业管理者想拓宽新领域的愿望。假定管理者的报酬是公司规模的增函数,由于人的金钱和非金钱报酬是由企业规模的函数,而并购是最快也是最有保障的扩张道路。因此经理人有强烈的动机将企业规模扩大,管理者愿意接受较低投资报酬率进行并购,借此增加收入和提高职业保障程度。但Lewellen和Huntsman(1970)的实证分析表明,人的报酬与企业利润率相关而与销售水平无关因此Muller的理论收到极大地挑战。
(三)、管理者自大假说(HubrisHypothesis)
Roll(1986)根据拍卖市场特点提出的自大假说认为,并购企业决策者过多地关注目标企业的未来价值,从而忽视或有意回避两家公司合并后可能产生的负面协同作用。并购决策者由于过度自信在评估斌巩固机会是过分乐观或过高估计其对目标企业的资源利用能力,从而进行并购活动。Mueller和Sirower(2003)以1978-1990年间大公司之间的168起并购为样本,发现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并购产生了协同,反而有相当的证据是被管理者的自利和自大所驱动。这一理论的提出,从并购决策者自身的角度出发,以决策者的行为来解释并购现象,增加了人们对企业并购动机的认识。
(四)、协同效应
Ansoff(1965)最早提出协同效应理论,即是指并购双方资产、能力等方面的互补或协同从而提高公司业绩和创造价值为社会收益带来一个潜在的增量,即合并后公司的整体业绩会大于合并前各自原有业绩的总和。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Jensen和Ruback(1983)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获得效率增进是推动企业并购的主要原因。当两个效率不一样的企业通过并购方式形成一个企业时,则可以形成“1+1>2”的效果。协同效应主要体现在财务协同效应、经营协同效应、管理协同效应等方面。
1、财务协同效应
该理论认为,由于税收、会计处理惯例以及有关企业并购的法规的组合应用,企业可以从一些并购中获得货币经济利益,这种收益是通过财务运作带来的,被称为财务协同效应。获取财务协同效应是企业进行并购的一个重要动因。盈利的企业可以与一个有累积税收损失和收减免的企业进行合并,从而实现合法避税的目的。大多数国家税法都有此项税收优惠政策。这些税收政策的优惠对于那些内部投资机会短缺而现金流动又很宽余的公司而言,是一个实施购并的直接动机。
2、经营协同效应
经营协同效应主要来源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或互补性。企业通过并购方式可以扩大企业生产规模,达到规模经济的生产范围,从而降低生产成本。纵向并购可以将行业中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联合在一起获得不同水平间的更有效率的经营协同。
3、管理协同效应
管理协同效应主要来源于管理能力层次不同的企业合并所带来效率的改善。如果一家公司其管理能力超过了公司日常管理的需求,该公司会倾向于收购另一家管理效率低的公司,使其过剩的管理资源得以充分利用。并购后,通过资产重组、业务整合,可以改善低效率公司的管理效率,达到惯例协同,提高企业价值。
(五)、自由现金流量假说(FreeCashFlowHypothesis)
自由现金流量是指公司的现金在支付了所有的净现值为正的投资计划后所剩余的现金量。Jensen(1986)认为,股东和管理者在闲置资金配置问题上会产生冲突,由此产生成本。当成本很大时,并购活动可以适当提高负债比例,从而增加产出,提升公司价值,有利于减少成本。因此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在自由现金流量上的冲突而产生的成本是造成并购的主要原因。
四、总结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关于跨国并购动因理论的研究不断发展、创新。然而通过对以上各种跨国并购理论的综述与分析,不难看出关于跨国并购的动因,学术界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性理论。现有的对跨国并购动因的研究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跨国并购的动因。一些学者采取了并购的视角,将并购的动因理论加入国际化因素用以解释跨国并购动因。另一些学者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角度进行研究。还有学者从宏观、围观两方面探究跨国并购的动因。但是这两种分析体系的差异很大,难以融合为系统的理论。因此,就目前而言,理论界关于企业并购和跨国直接投资的理论均较为成熟。但是对于跨国并购即将企业并购和跨国直接投资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来加以研究,这个领域仍然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模型。虽然没有得到系统性的理论模型,但国外学者在相关领域研究中不断有新的理论提出并加以完善,他们的结论是值得肯定的。
从本质上来说跨国投资动因理论的研究室一项系统性工程。笔者认为影响跨国并购的各种因素之间是复杂多变的。因而如果想实现飞跃必然涉及不同学科知识和不同研究方法的双重整合。就学科知识而言,跨国并购动因理论的研究应该跳出经济学的范围,融合金融学、管理学、行为学、应用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同时,跨国并购动因理论的研究方法也必须突破规范研究、实证研究的束缚。只有如此,这一研究领域的真正飞跃才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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