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文化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法国文化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一、论文的书写格式规范化要求

论文本身由论文题目、作者、中文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等几部分组成。

1.论文题目：简明、确切地表述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一般不超过25个字，可分两行书写。

2.作者：处于论文题目正下方，须写明院系、专业、年级、班别、学号、姓名。

3.摘要：摘要应反映文章的主要观点，重点表述研究内容及结论，必须重点突出、文字简练，中文摘要字数不超过300字。

4.关键词：要符合学科分类及专业术语的通用性，并注意与国际惯例一致，中文关键词限制在3～8个。

5.正文：论文的主体。论文须符合学术论文的格式，正文要标明各级标题，设计合理，文稿中应采用规范化名词术语。

6.参考文献：必须是本人真正阅读过的，应选用公开发表的资料。以近期发表的学术期刊文献为主，图书类文献不能过多，且要与论文内容直接相关，参考文献应按文中引用出现的顺序列全。

二、论文的排版格式规范化要求

1.版面尺寸：a4(210×297毫米)。

2.装订位置：左面竖装，装订位置距左边界0毫米。

3.版芯位置(正文位置)：按照a4纸张默认格式。

4.页码：采用页脚方式设定，采用五号timenewroman，处于页面下方、居中。

5.论文题目：三号黑体，居中。

6.作者：论文题目下隔一行，居中，采用小四号仿宋体，

7.中文摘要和中文关键词：用五号仿宋体、两端对齐方式排列。

8.正文文本：宋体小四号、标准字间距、行间距为1.25倍行距、所有标点符号采用宋体全角、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采用半角的要求排版，采用多级符号版式。如：一级标题用阿拉伯数字(1、2、3……)标引，采用四号黑体并缩进4个字符排列；二级标题缩进4个字符并用阿拉伯数字(1.1、1.2、1.3……)标引，字体采用小四号黑体。

9.文中图表：所涉及到的全部图、表，不论计算机绘制还是手工绘制，都应规范化，符号、代号符合国家标准，字体大小与正文协调，手工绘制的要用绘图笔，图表名称和编号准确无误。

10.参考文献：位于正文结尾后下隔2行，“参考文献”四字左对齐，采用宋体小四号加粗；具体参考文献目录按五号宋体、靠左对齐、阿拉伯数字标引序号([1]、[2]……)的方式排列。

三、论文书写、排版、打印规范化要求样式

论文题目(采用三号黑体，居中)

(隔一行)

(仿宋体小四号，居中)院系专业名称年级班别学号学生姓名

(隔一行)

中文摘要：(仿宋体五号)关于高等教育改革体制问题的思想观念问题，……。

关键词：(仿宋体五号)

(隔一行)

(正文用宋体小四号)当前，在教学领域中，……。

1教学思想(黑体四号，左对齐)

1.1有关关系的处理(黑体小四号，缩进4个字符)

(正文用宋体小四号)在知识传授与能力和素质培养的关系上，树立注重素质教育，融传授知识、培养

比较文学论文范文欣赏：浅探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与文学变异

摘要：形象学研究一直未能合理地解释两个本质性的问题，一是文本意义上的他国形象与现实社会、历史文献有异；二是接受过程中读者所还原的形象与作家所塑造的形象有异。本文认为形象在塑造、传递过程中产生了多重变异现象，变异的深层原因是不同文化语境的影响与制约。

关键词：形象学；法国学派；集体想象物；文学变异

传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形象学发展于1880年代的欧陆诸国，由卡雷创立，经巴柔、莫哈、基亚等人的不断努力，当代已成为比较文学领域颇具扩张力的学科。然而，传统的形象学研究局限于历史研究方法，一味强调事实关系，囿于文本，繁琐考证，将鲜活的文学文本当做纯粹的历史文献，忽视文学形象的美学价值，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狭隘民族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等，都限制了形象学研究的发展。

事实上，外国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不只是文本意义上的形象，它是作家主体情感与思想的混合物，也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反映，是一种文化形象，代表了一国对另一国的态度和看法。异国形象的建构包含了作者对异国文化的总体认识，同时在潜意识中又代表一个群体对异国文化的精神观照，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言说。另一方面，形象本身与形象建构，也透露出作家和本国人的心态，“他者”形象是反观“自我”形象的一面镜子。正如当代文艺理论家佛克马所指出的那样，“赫胥黎的《海岛》中对东方的描写受到赛义德的批评，因为这部作品所表现的东方实际上是构想出的东方。”

一集体想象物如何实证

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在形象学研究上是求“同”的，其基本方法是实证，本文认为形象学是“异”的研究，异国形象是想象，是集体想象物，image就是somethingimagined，所以形象学研究就是辩“异”。具体问题有三个：一是描述形象之“异”的具体表现。文学作品中的他国人物形象，相对于“原型”有什么不同的特点。二是考察“异”是如何发生的。形象的生成、传递、接受是一个多重变异的过程，作家是如何塑造的，读者是如何解读、还原的。三是思考“异”何以会发生，集体是如何想象的，深层的文化原因何在。

早期的形象学研究即已包含了变异的因子，正如后来巴柔所说：“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并非现实的复制品(或相似物)，它是按照注视者文化中的接受程序而重组、重写的，这些模式和程式均先存于形象。”这里的“重组”、“重写”意味着这种形象是一种变异的形象，这是从实证研究求“真”的现象考证向理性主义求“异”的本质探求作出的可贵努力。形象是对文化现实的描述，是情感与思想的混合物，一切形象都是个人或集体通过言说、书写而制作、描述出来的，但这种描述并不遵循真实的原则，即并不会或不能忠实地描绘现实中客观存在的那个“他者”。

作家对文学形象的创造与读者的接受，不可避免会产生二度变异，所以运用实证的方法很难对形象学进行研究。形象学研究的实质就是变异，法国学派在最早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就已提到文学作品中的“他国形象”问题，证明他们早已涉足非实证性变异学领域的研究，只是自己还未察觉，因而也没能从学科理论的高度加以总结。

正如山人画笔下怒目圆睁的鸟是对自然鸟的变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是观众对艺术形象接受、还原的变异，他国人物形象的创造与接受，正是这样一个多重变异的过程，其学理性亦可以从保尔・利科等人的想象理论中找到理论根据。保尔・利科将休谟那种把想象物归诸感知的理论命名为“再现式想象”，将萨特那种认为想象物“基本上根据缺席和不在场来构思”的理论命名为“创造性想象”。

巴柔认为：“他者形象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所以形象学所关注的是文学和文化互动中生成的形象，要全面、深入地理解和阐释他者形象，就必须将其置于扩展了的社会、历史、文化等领域去考察，扩大的“新的视域要求研究者不仅考虑到文学文本，其生产及传播条件，而且要考虑到人们写作、思想、生活所使用的一切文化材料”。

新批评的那种将文本作为完全独立的对象进行研究的文本分析法则因此而受到质疑，因为这种形象不仅是作家个人呕心沥血的产物，而且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阐释和想象，它要求研究者的重心不再局限于文本、修辞、话语，而要将他者形象纳入到总体分析的框架之中，既考察文学文本中他者形象生产、传播、接受的条件，又将这种文学形象与同时代的报刊、影视及其他媒介的描述进行比较，这种比较会使更多的材料和证据加入到接受的文学研究视野中来，从而使文学研究与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人类学等领域交汇，通过跨学科的研究将其联系起来。通过对这种联系的探究，研究者可以发现作家与集体想象物之间种种密切而又复杂的关系。

考察他者形象与他者现实之间的关系，重点应在于注视者，在于注视者一方的文化模式，因为变异是肯定的，当下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作家这一创造主体，是如何接收、注视、创作、塑造异国异族形象的，作家的潜意识中集体是如何想象他国想象的，如近代“西方人的话语表现了西方对东方文化的漠视，贬低和拒斥，欧洲中心主义通过把欧洲以外的世界再现为愚昧、落后、懒惰，成为东方的同义词，因而需要欧洲的介入而界定为落后的从而服务于殖民主义事业”。其次是关注自我形象与他者形象之间的互动关系。所以，形象学讨论的重点自然不是异国形象描写的真实抑或失实，而是考辨作家何以塑造出那样的形象，追溯异域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当时的语境下是如何生成的。

异国形象与现实中的异国之间，他者形象的真实程度并不能决定这一形象的审美价值。考察他者形象与他者现实之间关系的重点在于对注视者一方文化模式的产生、发展、传播与影响的探寻。席勒创作的《杜兰朵》中，“杜兰朵对于自由、压迫、自我价值等观念的认识，就那个时代的中国而言，不仅作为一个女人的意见，即使作为一个男人的意见也是不可思议的”。因而，“作为理解《杜兰朵》的历史背景的应是欧洲思想史，而不是历史上的中国。”

二形象传递中的变异机制

法国学者梵・第根认为：“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他认为比较文学的特质就是要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归纳在一起，使“比较”二字摆脱美学的含义，获得一个科学的含义。法国学派的主要理论家马・法・基亚称：“比较文学并非比较。比较文学实际只是一种被误称了的科学方法，正确的定义应该是：国际文学关系史。”卡雷也指出比较文学是实证性的关系研究：“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它研究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瓦尔特・司各特与维尼之间，在属于一种以上文学背景的不同作品、不同构思以及不同作家的生平之间所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从形象学的各要素分析，它主要是指一部作品、一种文学中表现出的他国形象。“他国形象是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

然而，文学形象的传递是非常复杂的，宏观来看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变异(literaryvariation)，一是作家创作时与原型的变异；二是读者接受、还原时与文本形象的变异。就文本而言，又有语言层面的变异，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在1930年代，为了便于国人接受，“milkyway”被译为“银河”，而不是“牛奶路”、“神奶路”，就是明证。也有文学层面的变异，不同的作家写作同一题材的作品，主题、手法各异。具体而言，形象的变异现象发生在四个层面。

一是文字层面的变异。

属于翻译学或译介学研究的范畴，在进行研究时将文学的变异现象作为首要的研究对象，把注意力从语词翻译研究转向语词的变异本身。我国翻译界曾有这样一个特例，不懂外文的林纾竟然成为一代翻译大家，康有为在《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中赞其“译才并世数严林”，钱钟书也著文《林译小说研究》探讨林纾的翻译问题。

从翻译技术层面看，林译小说许多都走了样，甚至可以说很多地方是选译、节译，或者随意删改，更有甚者，写人写景的许多地方都有想象的成分。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个现象？这就是文学变异的问题，为了照顾中国读者阅读小说的习惯，译者不得已而为之，将外国人的名字归化，去掉大量的景物描写、心理描写部分，以突出故事情节，将外国的现代语言换成简明、雅洁的中国文言。

文艺理论家敏泽先生认为，美国的意象派诗人庞德的意象诗是从中国学过去的：“当时的西方意象派诗人们掀起了学习和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热潮，他们在研究和翻译汉诗的过程中对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的丰富性、含蓄性、生动性、鲜明的形象性和动态美赞叹不已，而他们对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的研究和翻译也在客观上促进了西方意象主义的发展。”

赵毅衡先生在《远游的诗神》中也提到了意象诗的源流问题，认为“庞德是新诗运动中的大诗人，他是先接触日本徘句，然后转向中国诗的。观察这个变化过程，对于考察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新诗运动的影响是很有意义的”。庞德从汉字中受到启发，认为一个汉字就是一个意象，如东方的“东”由一个“日”和一个“木”组成，以太阳挂在树梢上指称方位，这种由象形到抽象再还原为情景的语意现象，其深处有一个形象的文字层面和文学层面的变异问题。

二是文学作品中他国形象的变异。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比较文学形象学，从形象产生到还原有一个变异的过程，我们应从文化或文学的深层次人手，分析其规律。比如我们考察中国近现代文学作品中的“洋人”形象时会发现，其形象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流变，(一)近代文学作品中的洋人形象特点是“奇”、“怪”，深层理由是长期闭关锁国造成了国人无知、恐惧的心理，表现为对洋人形象丑化、妖魔化。(二)现代文学作品中洋人形象的演变情况是，大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相对于“原型”大多“变”、“异”，深层的文化原因是“师夷长技”的学生心态，手法大多是将之美化、乌托邦化；港、台作品中的“洋人”形象相对“本”、“真”，因为作家身处殖民主义环境，可以近距离地观察、书写。

三是相同的文学主题和文类在不同的语境下发生变异的问题。

中西小说写作目的不同，所以叙事模式亦不同，西方小说治目宜阅读，中国小说治耳宜讲说；西方小说常鸿篇巨制，动辄万字，而中国古典小说多为章回体，更像连续剧。

四是文化语境不同造成的接受方面的变异。

由于文化模式的不同造成文学现象在跨越文化集团时，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过滤背景下的误读现象，比如《格列佛游记》是饱寓讽刺和批判的文学杰作，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读了不下六次，他说：“如果要我开一份书目，列出哪怕其他书都被毁坏时也要保留的六本书，我一定会把《格列佛游记》列入其中。”可是谁会想到该书在世界各国的流传中却成了受妇孺喜爱的、单纯的少儿读物。唐朝僧入寒山的诗在中国实在没有多少人知道，可是在1950年代的美国，他确是反主流文化青年们的偶像。而三仙姑的形象在性格外向、好表现的美国人看来可不像在中国这么负面。

三形象研究要走中国化之路

我国的形象学研究要走学科本土化之路，需要克服学术上的殖民心态。形象学是法国人所创，然而其中的文化沙文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倾向和过分强调考据而忽视美学思考的弊病显然是存在的，中国学者应勇于推陈出新，不能老跟在西方学者后面学步，比起西方的“中国人形象”研究，如果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作品中的西方人――“洋人”形象，很显然，我们具有文献方面的优势，事实上其结论也应该是更有理据的。

多年来，比较文学研究已经打通了比较文化的学术通道，架起了文化交流的桥梁，开展了以对话、沟通，尊重、理解、共建人类多元文化为宗旨的各种学术活动。19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的理论著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能从时代的全球化和文化转型的新角度，在融合多元文化视野的基础上创建比较文学学科的新未来，也反映了中国学者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第三阶段的地位、作用和走向的看法。

中国学者摆脱比较文学的传统观念，冲破比较文学“欧洲中心论”的藩篱，不断更新比较文学的观念、方法，以新观念、新眼光，通过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跨语言的文学研究，开展与世界各国、各民族多元文化的对话，促进互识、互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以期改进人类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共建全球的多元文学和文化。

形象学研究所涉及的内容复杂多样，学科的发展与深化呼唤理论的思维，比如学科的本土化问题。面对新世纪的形象学研究，中国学者要有为世界文学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力争学术独立的勇气。有理由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挖掘到中国古今文论中有关形象学研究的理论资料。同时，我们的优势在于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料的丰富，应该扬长避短，着眼于国内的文献，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搞外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形象研究。

二是研究视野的问题，我们的研究应该更开阔一些，形象研究至少有五个方面的内容值得探讨：

(一)外国文学作品中的外国人形象，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犹太人形象、《简・爱》中的南美人形象，欧美人长于此项；(二)外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形象，如赛珍珠作品中的中国农民形象，这方面的工作汉学家做得比较多；

(三)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外国人形象，这方面的研究应该是我们的主战场，如留学生散文中的导师形象，客观地说，外国人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无论在史料占有，抑或是文本解读上，都不可能赶得上我们；

(四)华人自塑形象，如老舍《二马》中的马氏父子、曹桂林《北京人在纽约》中的王启明等人，张艺谋电影中的近代国人形象等；

(五)外国人的自塑形象，如美国人写的《丑陋的美国人》，日本人写的《丑陋的日本人》等。

三是学科发展的综合性问题，形象学涉及的领域众多，其研究必然是多指向、多维度和多领域的，与其他学科和领域有着剪不断的关系。形象学研究可以根据学科的需要与心理学、历史学、文化地理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结合，拓宽新的形象研究领域，展现新的生命力。

形象学研究尚有一些关乎学科发展的问题，如仍然局限于影响研究。本文认为，学科建设目前有“三个转向”和“一个注意”的工作要做：

(一)转向对“主体”的研究。理解异族与认识自我是密不可分的，一国作家塑造的异国形象，是将异国作为一个他者来看待的，这个他者是认识自我、反观自我的一面镜子，研究他者是有意义的，而审视自我、发现自我、建构自我更有意义。

(二)转向总体分析。文学作品所包含、传播的文学形象与历史、社会、文化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形象研究不能够将文本阅读简单化，不能局限于文本研究文学形象。形象研究必须考察一个民族对异国看法的总和，即由感知、阅读，加上想象而得到的有关异国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各个层面的看法的总和。形象是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比如要想更深刻地理解俄罗斯文学，首先就一定要了解、熟悉并领会他们的文化和信仰，研究具体的作家、作品更是如此，否则，我们的视野将会很狭窄，论断亦将不免偏狭。

篇(2)

【关键词】教学改革 本科毕业论文 课程设置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10-0047-02

作为全国优势特色专业的宁夏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在长达五十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已经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并兼具民族地区特色的教学和人才培养模式。特别是近十年来不断改进的“四环节”教学法的实施，不仅在本科教学上是一大创新，其教学成果也得到了区内外同行的广泛好评。但是，如果我们不固步自封，如果我们希望进一步提高我们的人才培养水平，我们会实事求是地直面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的学生在最终实践能力的提升上，程度有限，效果并不特别突出。它集中表现在学生本科毕业论文的设计与写作中，一直存在着较大的问题，且一直没有明显的改进。笔者承担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任务已经有十余年，平时也担任《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原理》两门课程的教学工作。积多年的经验，我以为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四环节”教学法所能解决的。我所指导的学生论文均是外国文学方向的选题，学生在毕业论文写作上存在的问题，既带有一定的特殊性，是外国文学方向论文特有的问题;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代表性，是中文系各方向论文写作共同存在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进一步深化中文系的教学改革，从课程教学内容调整、课程设置改进及学生专业学术研究训练等多角度入手，别无它途。下面我就以外国文学方向本科毕业论文为例，谈一谈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一、选题范围

虽然从比例上看，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论文外国文学方向的选题不少，但具体到写作内容，则呈现了选题较为陈旧及视野较为狭窄的特点。四年本科教学中，《外国文学》课程的开设，基本奠定了学生外国文学的知识基础，对学生论文选题的确定影响巨大。它引导我们的学生更多地关注经典作家作品、关注典范性的文学人物及文学现象、关注对作家作品的美学及人文批评。一些作家作品及典型人物，几乎每年都会有学生涉及，即使学生写作切入角度会略有变化。比如，英国十九世纪女性文学、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俄国十九世纪文学，而涉及到的作家有勃朗特姐妹、哈代、司汤达、陀思妥也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他们笔下的简・爱、苔丝、于连、卡拉马佐夫、安娜等，也往往成为学生人物性格分析的常客。不同届学生的论文选题，重复现象较为突出，虽然指导老师在最大程度上力图避免这样的重复。这一现象，与为期一年的《外国文学》课程教学是相吻合的，能反映课程教学对学生外国文学接受与理解的影响，因为中文系的外国文学教学比较强调对经典作家作品的解读。

因此，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那就是学生在论文写作上所体现出来的外国文学视野，受《外国文学》课程的影响是明显的。关注经典作家作品、关注近现代文学、关注文学的思想及美学价值，始终是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的最显著特征。而由此反映出来的学生主动性和创新性思维的不足、写作视野的相对狭窄，也无庸讳言。如果我们的《外国文学》课程在课时上有所增加、内容上有所延伸，能在二十世纪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文学方面对学生有所引导，学生的写作视野无疑会开阔得多。而这恰恰是我们今后在教学内容设置上应当大力改进的地方。

二、研究方法

较之选题范围上的相对狭窄，学生在外国文学论文写作上所展现出来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方法上的陈旧和单一，则表现得更为明显，值得我们反思。究其原因，我以为还是与我们在课程设置上对文艺学方法论的忽视密切相关。在中文系的培养模式设计中，除了《文学概论》一课外，并没有其它的相关的文学方法论课程，也没有与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相关的课程。学生在三年的学习中，没有接受到文学方法论的课程教学，这使得他们对文学研究的基本原理与方法相当陌生，没有明确的理论概念和方法意识。所以在毕业论文写作时，他们只能模仿传统文学史研究的方法，在作品与作家、社会及读者的四维关系上做文章，内容也无外乎作家传记研究、作品主题及思想价值分析、人物典型性格研究等方面。而从形式主义的角度、从接受理论的角度对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的分析研究，几乎没有出现过。曾经有一个学生的论文选题是《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语言风格》，应该说已经论及到一个新的角度，但遗憾的是，该学生在写作中不过强调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韵律上对欧洲十四行诗承前启后的贡献，浅尝辄止，并未能对作品进行较为深入的语言学角度的形式主义分析。究其原因，还是缘于对形式主义理论和方法的不熟悉，对“文学性”和“陌生化”等概念的不熟悉，在写作中不能运用这样的理念去分析文本。

不过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在研究方法上，很多学生已经能够自觉地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和思维。这不仅表现在学生的许多外国文学选题直接就是比较文学或与比较文学有关的，也表现在学生在对作家作品的分析过程中，能自觉地置研究对象于世界文学的语境，用比较文学的眼光去看待问题、剖析问题。无论是作家研究还是人物性格分析，不少学生都自觉地将其与同类型的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典型进行比较，试图从比较中确立其文学和艺术的价值。我以为，这样的思维方法，对外国文学研究而言，也许较之希望其在方法论上的变化，有更多的价值和更新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对学生在比较意识和思维上的期待，应该高于对他们在研究方法上变化的期待。而且就文学研究的价值而言，比较文学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角度和视野，使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呈现了与从前截然不同的新的姿态。这一点，从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中已经有了充分的证明。

三、问题反思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在教学改革中一项引人注目的成果，就是“讲授――阅读――讨论――写作”四环节教学法的构想和实践，通过对学生阅读、思考及写作能力的多层次积累式训练，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这一教学模式的改革至今已近十年，成效显著，已经得到了教学同行的一致认可和好评。但问题在于，这样的长达三年的培养过程，其人才培养的效果到底如何？能否有效地集中反映在学生毕业论文写作中？仅就多年来中文系本科毕业论文外国文学方向选题写作的情况看，我认为无论是论文选题范围、研究和批评方法，还是论文的写作规范，都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而要改进我们的教学工作，解决这样的问题，就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教学改革。很显然，这些问题已经不是四环节教学法所能解决的了。只有在我们的课程设置和写作指导模式上进行一定的改进和调整，方足以应付这样的变化。学生对论文方向和选题的抉择，无疑与《外国文学》课程给予他们的外国文学知识背景是相关的;他们的学术兴趣，主要也是由这样的知识背景提供的。很少有学生能越过这样的背景，去独立地完全凭借自己的爱好与兴趣选择一个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所以，如何拓展他们的外国文学知识范围，让他们对外国文学的认知与今天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及文学背景联系起来，应该是《外国文学》教学改革的主要方向。具体来说，我以为，如果现有的教学课时不能有大的提升的话，那就加强教学内容的调整与改进。已经成熟的没有大的争议的内容，如古典文学与文艺复兴文学，不妨让学生主要用自学的方式去掌握;而一些未有定论的领域，一些与今天的文化文学密切相联的文学现象。

学生在文学研究方法上，也需要得到有效的训练。为此，我以为急需设立一门文学方法论研究的课程。这一新课程可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中外文学理论特别是西方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与方法的介绍，二是对古今中外典范的文学研究实践和范例的介绍。这一门文学方法论课程，还应该涉及学术研究基本条例和规范的介绍与研究。遗憾的是，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忽略了这一问题。我们在学生培养中，注重了学生文学知识的积累，注重了学生文学鉴赏和思维能力的培养，却忽略了最后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就是学生学术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和学术素养的提升。

篇(3)

关键词： 口译 跨文化交际 重要性

随着世界全球化的发展，来自不同的国家、社会和民族的人们有更多机会互相交流沟通。虽然大多数人们用英语作为交流的工具，但是他们有时仍然发现在交流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障碍，自己话语的意思很难清楚地表达出来。特别是当一个口译员为重要会议或者政党工作时，他作为一座沟通的桥梁，也会常常面对这样的交流障碍，也称文化障碍。如何帮助口译员处理好在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这个问题？一些专家和学者一直致力于对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幸运的是他们的一些研究结果在某种程度可以帮助口译员上消除文化障碍所带来的影响。实际上，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只有不到40年的历史。

在美国，跨文化交际的研究与人类学、心理学和交际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在欧洲它则与语言学联系紧密。与西方国家相比，跨文化交际在中国的发展只有不到20年，并且主要是英语老师、语言学家和有些心理学家去研究它。［1］

口译员不仅仅要从书本里学习有关跨文化交际的理论知识，还要特别注意它在实际中的运用。他的工作不仅是困难和复杂的，而且很重要和兼负责任。本文通过分析因文化障碍造成误解的例子帮助口译员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而且试图找出消除文化差异导致的交流问题和提高口译员口译质量的有效方法。

一、跨文化交际的定义

胡文仲教授认为跨文化交际简言之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从事交际的过程”。

1.跨文化交际的起源

毫无疑问的是人们会想对有关跨文化交际先有个大概的了解。首先，他们会试图去追溯跨文化交际的起源。根据胡文仲教授的研究成果，跨文化交际起源于美国。

美国作为跨文化交际的发源地有其内在的原因。因为它是最大的移民国家，大多数移民来自欧洲、非洲、亚洲，等等，这些人给美国带来了他们本身的传统文化和风俗。当他们互相交流时，文化障碍出现了，并且有文化障碍导致的冲突非常难处理。所以，当地学者更深入研究跨文化交际。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黑人为了自身的权利和平等地位斗争运动的展开，美国其他的民族也逐渐意识到他们应该维护他们原有的文化和增强自己的民族意识。［1］

2.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成果

在过去的20年中有关跨文化交际的理论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第一部有关跨文化交际理论的论文集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nual出版于1983年。近年来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情况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开设跨文化交际学课程的院校大幅度增加，跨文化交际教材相继问世，例如，许力生主编的《跨文化交流入门》（2004）和《跨文化交际英语教程》（2004）、杜瑞清等编的《跨文化交际学选读》（2005）。［2］同时有关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论文也层出不穷，以跨文化交际的研究作为基础平台，从介绍跨文化交际知识、语言与文化关系以及外语教学中渗入文化因素等方面入手，形成有关跨文化交际的一个系列论文集，极大地推动了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和发展。

二、跨文化交际与口译

1.跨文化交际意识的重要性

当谈到跨文化交际的时候，人们首先会想到跨文化交际意识，因为跨文化交际意识在跨文化交际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没有这样的意识，口译者就不会明白他在各种各样的文化氛围的环境里工作。在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的时候，有两个方面是必须注意的。一是口译者在做口译的时候必须意识到在不同文化间译文是否存在引起文化冲突的可能性。对于口译者来讲，跨文化意识是指在跨文化交际中，译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一种认知标准和调节方法，或者说它指的是口译者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判断能力。［2］

例如，一个美国人来到日本，做一项商务访问。在汽车上，日本人问他是否到过日本，对日本有什么印象。他说他到过日本，是1945年来的。这时的口译有两种选择，一是照实一字一句地译，另一种是绕过敏感的战争历史影响，表达成为“我以前到过日本，但现在与以前大不相同了，发展变化很快”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后者的翻译显然灵活机动，而前者的翻译无疑在暗示这美国人当年作为占领者到过日本，他的对手怎么可能欢迎他，译得再准确也不能称为高质量的口译。［3］

二是口译员政治敏锐性的培养。在外交事件中，口译者的翻译代表了这个国家明确的政治立场，因此他的译文必须要表达出清晰准确的政治观点。例如，台湾事务是我国当前政治生活中最敏感的问题，在翻译中涉及台湾的用语必须十分慎重，必须严格掌握“一个中国”的原则，注意避免可能产生“两个中国”或‘”的任何用语。“”应译为“Taiwan question”，不宜译为“Taiwan issue”。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终将与祖国统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解决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人干涉。台湾作为一个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而“issue”这一词的含义是“a matter that is inispute between two or more Parties”因此，台湾“问题”应用“question”，而不能用“issue”。［4］

2.跨文化交际与口译的关系

现今，人们意识到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并且他们相信越深入地了解文化间的不同，他们就可以更好地与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一个口译员要想得出高水平的译文，他就必须了解跨文化交际与口译之间密切的关系。

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文化的背景。口译员必须知道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并且有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因为口译是一个口头转述的过程，是一个把一种语言的信息快速和准确传达给另一不了解这种语言的人。作为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的活动，口译拥有它自己的特点。因为口译员所面对不仅是两种语言，而且是两种文化，没有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他就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一般来说，不论口译员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他应选择简洁和常用的词语，能让听众比较容易地明白译文。虽然英语是现今全球一种普遍通用的语言，但口译员还必须注意选词是否恰当。例如：各个不同民族的人语用习惯大不相同，如对于坦率、自信的美国人，口译者尽量避免用about，might，some等词语；对于办事讲计划、节奏不快的北欧人，译时应放慢语速，用清晰详细的字句效果最佳；对日本人各种级别的称谓不同；对重修养讲礼仪的英国人主动采用polite form，等等，这些均为跨文化交际中口译者跨文化意识的表现（，1997：45）。［5］

谈到跨文化交际，就不能不涉及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培养。

三、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的方法

培养口译员跨文化交际意识的有效方法是什么？不同的学者有各种不同的建议，但是他们都一致认为口译员必须充分了解自己本国的文化，以及能够熟练地运用母语，不然他就没有办法了解别国的文化，成为一个出色的口译员。除此之外，还要能够熟练地运用目的语，以及深入了解目的语国家的文化。

1.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语言的习得离不开其所处的文化环境之中。意大利哲学教授恩贝托・埃珂认为两种不同的文化相遇，由于相互间的差异，会产生文化间的冲撞。在这点上，有三种可能性：征服、文化掠夺、文化交流。［6］无论是征服还是文化掠夺都对两种文化间的交流造成巨大的障碍，甚至有可能误解和扭曲彼此间的文化内涵，因此作为一个口译员，为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交际，他就必须先了解好本民族的文化，提高自己的语言文化修养，认识到本土文化的优秀性。例如英汉口译员，加强汉语言文学的修养成为了必修的功课，因为世界共同的文化正在形成与发展中，此时如果口译员有意识地输出中国文化的优秀因子，这不仅有利于中国自己，也有利于全世界的人类，使中国在世界语境下的文化交往更能被他民族所理解和接纳，减少文化间的冲突，增强中国文化的地位。而且口译员还要避免在口译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汉语思维方式和符合汉语习惯的表达方式，导致产生一些语用性错误。在中国文化中，龙是古代帝王的象征，龙的图案在建筑中象征尊贵与庄严。在民间，龙也是吉祥之物。而在西方文化中，龙是传说中的有翼的鳄鱼。［7］口译员在碰到这样的情况时，就应该特别注意了，不能单用一个“dragon”了事，而要加上特别的注释，以便听众能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中龙的概念，避免产生误解。

2.深入了解西方文化内涵

要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口译员需要的不仅仅是掌握大量的词汇和流利的口头表达语言，还需要了解语言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是反射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语言学习不能独立于文化学习之外，而且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寄托。西方国家的历史由来已久，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氛围和内涵，口译员想要了解和熟悉目的语国家的历史风情、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民族心理等，就必须学习相关的文化内容，从而开阔他们的视野，从根本上提高他们的语言习得能力和语言运用能力，以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交际。

著名的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书使人渊博，交谈使人机敏，写作使人严谨”。因此在学习外国文化的过程中，阅读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因为它能诱发口译员的求知欲望，使得他们的思想逐渐成熟，开阔他们的视野，以及丰富他们的生活。而且文化知识的积累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主要也是通过阅读去实现。通过这些方式，他们能了解外国人的日常生活以及外国的风俗和礼节。

观看电影和连续剧是了解的外国文化另一个方式。换句话说，电影和连续剧反映了文化的发展和演变。通过外国的电影和连续剧口译员可以从更多细节方面去了解外国的文化底蕴，易于克服由文化冲击所带来的不利因素。例如一个对美国社会的大部分领域，包括文化、风俗、法律等方面都有详细了解的口译员来说，成功完成一场高质量口译的几率就会大得多。而且用观看电影和连续剧学习外语这样的方式相对别的学习方式来说就比较轻松，寓教于乐的形式也受到许多口译员的喜爱。

3.参加一系列的文化活动

在传递信息和传播文化方面，各类的媒介起到了毋庸置疑的重要作用。通过阅读外国报纸、杂志，观看影视作品成为学习了解外国文化的渠道。然而，在亲身参与一系列的文化活动中，口译员能有更深的体会，也利于培养自己的跨文化交际意识。这一系列的文化活动包括文化沙龙、文化年等。沙龙是法语Salon的译音，原指法国上层人物住宅中的豪华会客厅。从十七世纪，巴黎的名人（多半是名媛贵妇）常把客厅变成著名的社交场所，戏剧家、小说家、诗人、音乐家、画家、评论家、哲学家和政治家等，志趣相投，聚会一堂，欣赏典雅的音乐，一边就共同感兴趣的各种问题抱膝长谈，无拘无束。后来，人们便把这种形式的聚会叫做沙龙，并风靡于欧美各国文化界。文化沙龙是小会议或汇聚人们能谈论文化、文学、艺术等，口译员将有机会与来自不同的国家的外国人接触并且能够参与到交流活动之中，直接深入地了解外国文化。

文化年是一个新的国际交流的活动形式，由中国和法国首创。中法文化年是由法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合作举办的一系列大型文化交流活动，根据两国政府的协议，2003年10月至2004年7月率先在法国举办中国文化年活动，2004年10月至2005年7月则在中国举办法国文化年活动。两国的文化年涉及了多领域的广泛交流，举办的大小项目达到300多个，涉及文学艺术、教育、科技、广播电视、图书出版、青年、体育、民族、宗教、建筑、环保、旅游等方面，活动能让中国和法国人民知道关于彼此的文化，了解文化的多样性。加入这种文化活动，口译员能够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以及从更多细节方面去了解法国的文化。参加一系列的文化活动，口译员便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别的国家的文化，也能更好地体会不同文化间的差异。

四、结语

本文提到了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意识、跨文化交际与口译之间的关联及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培养。而且文章通过分析由于文化障碍造成口译中的失误案例，力求消除由于不同文化导致的交流问题和帮助口译者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

谈论到如何学习外国文化和加深对跨文化交际的理解，比较各种不同的文化，以及结交外国的朋友也是较为有用的方式。口译者与外国文化接触得越多，他们就可以更好地了解不同的文化，进而提高口译的质量。

然而，在学习外国文化中，有一点必须提及，圣雄甘地说：“我不想自己的屋子四面是墙，门窗紧闭。我希望八方的文化之风自由自在地吹拂在我的房院周围；但我绝不会在其中摇摆不定。”［4］那意味着，即使口译员身处不同文化之中，他也不能失去对自己国家文化认知的标准而轻易地被其他文化左右。意识到跨文化交际在口译中的重要性，分析由于文化不同导致的交流问题，加上不断增长的口译经验，口译员的译文质量必定会有显著提高。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2］胡文仲.趋势与特点：跨文化交际研究评述［J］.中国外语，2006，（3）.

［3］赵军峰，蒋楠.论口译者的跨文化意识［J］.中国科技翻译，1998，（2）.

［4］过家鼎.注意外交用词的政治含义［J］.中国翻译，2002，（6）.

［5］.译海无涯苦求索：中国著名口译专家访谈录［J］.中国翻译，1997，（1）.

篇(4)

【关键词】王韬 跨文化传播

一、“王韬研究”分期概述

在传统向现代演进的时代，王韬成为“口岸知识分子”①的典型代表，经历从“文人”到“译者”的蜕变。七十年的人生几经跌宕：译书、办报、游历、教学，柯文笔下的“新人”在中西文化与信仰的冲突中探索着。毋庸置疑，他是学者、政论家、文学家。但放眼流淌近代中国的滚滚“西潮”，一个头衔或许更配得上他的贡献——中西文化传播中的先行者。

党月异②《王韬研究世纪回顾》把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王韬研究大致分为始发期、持续期、发展期、深入期四个阶段。最近的一个阶段是从1990年至今，这个阶段的研究在王立群看来“突破了前期研究王韬生平和笼统整理介绍王韬著作的局限”③，全面而细致地考察了王韬的各种思想和活动。九十年代以后，相继问世的研究专著主要有两部《王韬评传》（忻平④1990、张海林⑤1993）、《王韬年谱》（张志春⑥1994）、《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2012年，王立群《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采用原典实证的研究方法，全面考察了王韬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活动以及西方文化的冲击给他观念上带来的变化。目前，这种对主人公跨文化传播中表现的关注已逐渐开辟出研究王韬新的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党月异在《王韬研究世纪回顾》中把王韬的事业划分为“报刊事业”、“中西文化交流”和“翻译事业”三个方面。总体看似没有问题，但细究起来却值得商榷。站在跨文化传播的角度，三者之间有重叠部分，翻译书籍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形式之一，而《循环日报》的创立尤其是政论文体的大量采用，其实同样是在给民众灌输西方制度思想，增进民众对西学世界的了解。

二、王韬与中西书籍互译

王韬不仅协助麦都思将《圣经》等宗教作品翻译成中文，也在英华书院同理雅各合作将儒家经典译成英文。此外，王韬还与传教士合译过不少科技类书籍，如《格致新学提纲》、《华英通商事略》等。尽管著述颇丰，王韬的工作场所却主要集中在上海和香港两地。

1、上海墨海书馆

选择步父亲后尘前往墨海书馆的王韬，最有可能是出于经济利益。王宏志⑦ 《“卖身事夷”的王韬：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力主此类观点并结合证据详尽剖析。关于他在上海13年的翻译工作，有学者将其大致分为两期：前期以《圣经》、中文赞美诗等宗教作品为主，后期以科技、贸易类书籍为主。柯文的专著《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提供了王韬参与《圣经》翻译的相关细节，包括成员构成、工作流程和时间安排等。就王韬对两期工作的态度而论，不少学者从王韬的自述中得出大体一致的结论：前期“消极应付、厌恶不已”，后期则“积极参与、引以为傲”。童元方和王立群等都察觉到了主人公前后微妙的心态变化以及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在王立群的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里，将前期厌恶抵触的原因归结为传教士中文功底差劲和文化差异带来的“内在抗拒”。童元方⑧《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认为，后期翻译寄托了王韬“经世致用”的抱负。“以器通‘道’、藉‘器’见‘道’， 因中西之道相通而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构成了佣书墨海的王韬独树一帜的思想内涵。不论王韬自身是否满意，他的翻译工作却在“第60届传教大会报告”中得到高度肯定，罗香林⑨《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也对王韬参与的“代表本”《圣经》报以“文辞雅达、音节铿锵”的肯定。

2、香港英华书院

1862年，因政治避难而客居香港的王韬给理雅各当起了助手，工作性质与在上海类似——翻译。不同的是，这次是把儒家经典译成英文，使“东学得以西渐”。王立群《王韬与近代东学西渐》肯定了王韬在中西文化传播中的突出贡献，并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勾勒了王韬参与的不少细节，比如面对浩如烟海的各家注释，王韬不因个人喜好偏重一门一派等等。在英华书院的几年时间里，王韬直接参与翻译的经书共5部，分别是《书经》（第3卷）、《诗经》（第4卷）、《春秋》、《左传》（第5卷）、《礼记》（第7卷）。在与传教士的合作中，“华夷之辩”的心态普遍存在于传统文士的内心。如果说在上海翻译《圣经》的王韬多少存有“获罪名教”的痛苦与不安，那在香港翻译《中国经典》则充分填补了他“宣孔孟之道于西土”的虚荣心。王志宏《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深刻洞察了王韬的上述心态，并把这次的跨文化传播与中西文化的第一次接触进行对比，得出了“尽管传播方向各异，却都秉承‘以儒学为重心’”⑩的结论。由于在上海有着十几年与西人合作译书的经验，外加自身深厚的经学功底以及对“东学西传”的积极态度，王韬在英华的表现称得上可圈可点。理雅各将其誉为“最博通中国典籍”的学者。王立群《王韬与近代东学西渐》也认为正是王韬扎实细致的工作使译作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三、王韬与西学论著编撰

王韬一生著述颇丰。据学者统计截止目前约有40余种。这些书目中，涉及西学与中学的含量大体相当，而站在历史角度看，显然对西学的介绍更具分量。

1、科技类书籍编撰

王韬在上海除协助麦都思翻译《圣经》外，还花费大量时间与其他传教士们合译科技类书籍，主要有《格致新学提纲》（与艾约瑟合译）、《重学浅说》（与伟烈亚力合译）、《光学图说》（与艾约瑟合译）、《西国天学源流》（与伟烈亚力合译）等四本。《弢园著述总目》中对此做了记载，一部分学者如宋建昃⑾《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王韬》、童元方《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等都对上述内容进行了考证和详尽分析。作为“译者”的王韬工作同时也留心西学知识，竭力让自己成为“学者”。并在工作之余以上述四部译本为原始材料，另外编撰了《西学原始考》、《西学图说》、《泰西著述考》等三部著作。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逐本考证了其内容和材料来源。可以说，王韬在介绍和传播西方的科技知识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在中西科技交流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2、文史类书籍编撰

在国外文学作品翻译方面，王韬可谓是最早的“试水者”。李景元⑿《王韬和他的翻译事业》指出翻译外国文学的第一人不是林杼而是王韬，并将法国《马赛曲》的早期翻译归功于他。此外，这篇论文还引述和评价了王韬“选材必严，取材必富，擦言必雅，立体必纯”的翻译主张。

在王韬的众多著作中，世界史方面的研究占有相当比例，其中尤以《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两部影响最为深远，在当时的中、日两国均引起较大反响。邹振环⒀《最早由中国人编译的欧洲战争史》介绍了王韬编撰的历程，并给予《普法战纪》高度评价，认为这是“近代世界史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部欧洲当代专史”。忻平⒁《王韬与近代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则从体例、内容、评析等方面深入解读了这两部史著，认为“王韬治法国史绝非单纯为学术”，还寄托了个人“振兴中国”的夙愿。王韬对以法国史为典型代表的世界史的编撰对近代国人观察世界提供了全新窗口，引导人们通过阅读西方各国历史来深入了解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

3、贸易类书籍编撰

1857年，王韬与伟烈亚力合译的《华英通商事略》问世，并于同年在《六合丛谈》连载。对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家来说这部著作的意义可谓非凡，而“中国欲制西人以自强，亦莫如由商务始”的见识更是卓然超群。张广杰⒂《王韬商本思想论略》认为王韬的“商本思想”成形于欧洲游历归来以后。但不可否认，“羁旅香海”尤其是编译了《华英通商事略》之后的王韬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启思想的转型。

4、综合类书籍编撰

1853年，王韬逐步参与《中西通书》这部综合性科学刊物的翻译与编订，并为之作序。序中，王韬以“用心不专”、“墨守成法”概括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的原因，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认为“这在当时无疑是非常先进的观念”，并进一步揭示出王韬在编撰西学书籍过程中思想转变的信号。

四、游历海外、宣道异域

跨文化传播的形式除了以文字为载体的书籍，还有以声音为载体的演讲以及衣食为主体的习俗。按当时的条件，除了第一种方式的传播能做到跨越时空外，对于后两种来说则必须亲历亲为，零距离沟通。作为早期踏上西土的传统知识分子，王韬在幸运之余也多了份责任。

1、欧洲之行

1867年，王韬随理雅各前往英国，游历欧洲近三年时间。这期间，零距离接触西方文明的王韬逐步意识到中、西文化具有各自特点，无分贵贱。但彼此缺乏了解的事实让他自觉的承担起传播儒家哲学与文化的使命。通过《漫游随录》不难发现，王韬跨文化传播的一条主要途径就是演讲，地点包括在理雅各故乡亨得利的教堂、在金亚尔乡书院、在爱丁堡的教堂、在牛津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对此，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据她阐述，在王韬的演讲中，“吟诵诗词”成为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手段。

就演讲的反馈效果来看，王韬自己是比较满意的。不是“诸女皆相顾微笑”⒃就是“一堂听着，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墙壁为震”⒄等等。当然，这样用词难免有夸张成分，但不可否认这样的传播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一部分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的偏见。另外，演讲的顺利进行离不开精通汉学的理雅各的穿针引线，是他劲道的翻译让王韬的讲述精彩纷呈。

逗留英伦期间，王韬曾将所带的中国典籍赠送给牛津大学和大英博物馆，被誉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盛举”。对于这起“置书英国事件”的几个细节如“书籍存放何处？”“共多少书籍？”“是赠还是买？”等，多位学者间存在争议。田正平、叶哲铭⒅《重新认识王韬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的置书英国事件》梳理了各家的意见，推测出王韬置书地应为大英博物馆，有203本共712卷中国书，被购买的可能性大。

2、日本之旅

1879年，王韬开启历时百日的日本之行，并据此写下《扶桑游记》。但实际上，他对日本的关注早在墨海书馆时便已出发。通过英美传教士，王韬逐步意识到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的变化。而凭借几部欧洲史著蜚声海外的王韬受邀前往日本进行文化交流。舒习龙⒆《晚清江苏人与日本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将王韬在日的文化活动做了大体描述，主要是与日本文士“相互拜谒、切磋学问、探讨诗词”。此外，舒习龙还进一步把这些文士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华文明的钦慕者；另一类则是西方文明的同路人。

关于王韬对日本态度的嬗变和矛盾，王立群《从王韬看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文人的日本观》认为，在王韬笔下的日本西化运动是彻底的，单从日本角度看值得肯定，但崛起后的日本不断以威胁中国为代价则令王韬无法释怀。此外，王立群还提出，“对中国文化在日本遭遇的冷落，王韬也深感惋惜和遗憾。”⒇

五、王韬的办报经历

在近代口岸知识分子中，王韬的影响力可谓巨大。究其缘由，除游历海外的特殊经历外，离不开办报活动的推动。学者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按时间顺序，将其办报经历大致梳理如下：参与《遐迩贯珍》文字校对和发行、兼任《孖刺西报》中文附录《近事编录》编辑、香港《华字日报》主笔。1874年，《循环日报》创办，王韬的新闻事业步入顶峰。

《循环日报》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内容方面提出“君主立宪”等政治改良方案。形式上，政论文体则开启一代文风。王韬晚年，一部分政论文章被汇集成《弢园文录外编》出版，成为后人研究其新闻思想、改良思想等的重要参考依据。

六、王韬与格致书院

在李鸿章的默许下，王韬回到上海，为献言献策。当初正因科举而受拒仕途之外的王韬，在人生最后的十几年里把大部分精力留给了“教书育人”，在格致书院践行自己“传播西学、教育新人”的教育理念。通过王韬《格致书院课艺》和傅兰雅《格致书院会讲西学章程》，不少学者（如王立群）认为，王韬接管下的格致书院与传统教育相比，从招生到教学内容和方式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为近代中国教育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另外，王尔敏专著《上海格致书院志略》对王韬在书院“考课”等一系列举措进行详细考证和记录。

结语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关于王韬的研究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几百篇论文的发表和五部专著的出版就是最好说明。尽管如此，对王韬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仍有较大上升空间。一方面新的史料不断被挖掘和整理，如浙江师范大学的陈玉兰《王韬著作整理》项目获得高校古委会规划立项等；另一方面，新的理论视角不断涌现，新闻传播学、社会学、文化学、史学等领域的共同推进和交叉分析或将成为未来研究的主流。

参考文献

①柯文[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6

②党月异，《王韬研究世纪回顾》[J].《德州学院学报》，2003（10）

③王立群：《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王韬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4

④忻平：《王韬评传》[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⑤张海林：《王韬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⑥张志春：《王韬年谱》[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⑦⑩王宏志，《“卖身事夷”的王韬：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J].《复旦学报》，2011（2）

⑧童元方：《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J].《上海科技翻译》，2000（1）

⑨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61：78

⑾宋建昃，《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王韬》[J].《夏之卷》，2001

⑿李景元，《王韬和他的翻译事业》[J].《中国翻译》，1991（3）

⒀邹振环，《最早由中国人编译的欧洲战争史》[J].《编辑学刊》，1994（4）

⒁忻平，《王韬与近代中国的法国史研究》[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书季刊》，1994（1）

⒂张广杰，《王韬商本思想论略》[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8（1）

⒃⒄王韬：《漫游随录卷三》[M]：P135、97

⒅田正平、叶哲铭，《重新认识王韬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的置书英国事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3）

⒆舒习龙，《晚清江苏人与日本文化的交流和融合》[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8（4）

⒇王立群，《从王韬看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文人的日本观》[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10（3）

篇(5)

关键词　专门用途法语FOS　复合型人才培养　法语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1　专门用途法语FOS

专门用途法语（，简称FOS）是指针对职业人群或者学生群体进行某个特定专业领域的法语教学，如商务法语、法律法语、医学法语、旅游法语、科技法语等。在法国，对FOS的研究由来已久，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经历了军事法语、科技法语、工具性法语、功能性法语、专门用途法语等发展阶段之后，目前又产生了职业用途法语和学术用途法语等新概念、新分类。FOS在法国已经成为传统法语教学和法语应用语言学的重要分支，在课程设置、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材编写、师资培养以及测试与评估等方面都积累了不少经验。法国众多大学开设有应用外语专业，课程设置通常为“法语+第二外语（英语、德语、中文等）+经济管理或法律”模式，就业率甚高。

在国内，法语教学界对FOS保持着应有的关注。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主任傅荣教授是国内法语教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其博士论文专门探讨了FOS在中国高校的具体运用。①此外，法国驻华大使馆对FOS的推广也不遗余力，2005年组织召开了中国第一届FOS教学研讨会（南开大学承办），2008年协助编纂出版中国第一本FOS论文集。②

2　FOS在中国的应用——国内高校复合型法语人才培养经验

1998　年12　月教育部高教司转发《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若干意见》，提出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的重要性。自此，对于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研究层出不穷。FOS理论可以应用到复合型法语人才的培养当中，国内不少高校进行了探索和实践，获得了一些经验和成果。目前已经进行实践的复合型法语人才培养模式有“法语+专业知识”、“法语+专业方向”、“法语+专业”、“专业+法语”和双学位等。

在外语类院校中，北京外国语大学以“法语+专业知识”、“法语+专业方向”模式为主，培养外交、经贸和文学等方向的法语人才，同时可以辅修其他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工商管理、外交学、英语）或修读双学位专业（经济学、管理学、法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以“法语+专业方向”模式为主，同时可以分校区（大连西路本部和松江校区）辅修其他高校的专业；另外开设颇具特色的“法语（副修英语）”专业，专门培养法语、英语都过硬的双语人才。

在综合性大学中，武汉大学一直走在复合型法语人才培养的前列。分别按照“法语+专业”和“专业+法语”模式，开设中法经济双学士学位班和法语法学双学士学位班等。2011年上半年开始，更是面向全校开办法语双学位（含主辅修）班，大力培养经济、法学、医学、物理等各领域的复合型法语人才。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医学法文班历史悠久，为中法医学界输送了不少人才。目前设有教育部特色专业临床医学专业八年制（法语班），面向全国招生，学生在校以法语为第一外语，部分基础课程以法语授课。每年由法方派遣教授来校参与教学。学生完成规定的学业后，经考核合格者被选送赴法国的医院，作为实习住院医师培训一年，由法国医学院校授予“专业培训证书”。

3　浙江高校复合型法语人才培养现状

浙江省与世界上很多法语国家和地区有着广泛的交流，尤其是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但是我省法语人才特别是复合型法语人才的培养现状却与经济大省、强省的地位不符。浙江高校的法语教学起步较晚，目前开设本科阶段法语专业的公立大学只有浙江大学和浙江工商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从2012年开始招收法语专业本科学生，浙江传媒学院设有法汉双播相关专业；其他高校一般设有二外法语课程（面向英语专业学生）或全校法语选修课。浙江高校如何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地培养复合型法语人才是浙江法语界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浙江大学是我省最早开设法语专业的高校，目前每年招收一个本科班，并设有法语语言文学硕士点，每年招收硕士研究生。根据浙江大学2010级法语专业培养方案，法语专业的课程分为通识课程、大类课程、专业课程、个性课程和第二课堂。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法语专业课程部分，既包括了基础法语精读、高级法语、法语听说训练、笔译实践、口译技巧、法语写作等传统课程，也提供了对象国研究类（法国面面观、法国问题研究）、文学类（法国文学赏析、法国文学史）、商贸类（法语商务信函、经贸法语、跨文化商务交际）、文化类（文化与旅游、法语影视欣赏）等各种专业倾向类课程。

浙江工商大学于2008年开设法语专业，目前已招收五届学生，2012年已有第一届毕业生。浙江工商大学的法语专业立足经贸类院校的优势，旨在培养法、英双语的商贸类人才。结合2008级到2011级四届本科培养方案，可以看出，法语专业的课程分为普通共同课、学科共同课、专业课以及其他类等。其中，专业课又分为专业核心课和专业选修课。专业核心课包括基础法语、高级法语、法语听说、法语语法、法语口笔译和法语写作等课程，专业选修课则包括英语类（中级英语、高级英语、英语口语、高级英语视听说、英文报刊选读、国际商务英语、WTO文本英语、经贸英语应用文）、对象国研究类（法国概况、法国报刊选读、简明法国历史）、文学类（法国文学）、商贸类（法国经济、国际商贸法语、企业法语）、文化类（法国社会与文化、旅游实务法语、法语电影赏析）等课程。从中可以看出，英语类、商贸类课程占了比较大的比重，文学类课程则少于传统法语专业，符合其专业定位。

4　专门用途法语FOS与复合型法语人才培养

综上所述，专门用途法语FOS理论可以应用到复合型法语人才的培养当中。但是，要结合中国法语教学的具体特点，对课程设置、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教材、师资等各方面进行调整和改进。目前，国内不少高校已经进行了探索和实践，也获得了一些经验和成果，已经进行实践的培养模式有“法语+专业知识”、“法语+专业方向”、“法语+专业”、“专业+法语”和双学位等。浙江高校复合型法语人才培养的规模尚小、经验尚浅，可以以FOS理论为指导，借鉴国内外高校人才培养的先进经验，重点进行培养模式和课程设置方面的研究，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地确立人才培养模式，选择复合的专业，努力培养出服务于浙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的复合型法语人才。

本文为浙江工商大学第十一届“希望杯”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课题成果，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专门用途法语FOS与浙江省属高校复合型法语人才培养研究》（项目编号：Y201223640）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enseignement/apprentissage　du　orientation　fonctionnelle　en　milieu　institutionnel　chinois　de　langues　–　le　cas　du　FLE　juridique.法国巴黎第三大学外语语言文化教学法博士论文，2001.

②　李克勇.GERFLINT　SYNERGIES　CHINE　，　Enseignement　du　FOS，　.

参考文献

[1]　傅荣.Politiques　et linguistiques　dans　l’enseignement des　langues en　Chine　nouvelle.GERFLINT　SYNERGIES　CHINE，　Langue，　culture　et　didactique，　le　ais　en　Chine.

篇(6)

选文内容贴近社会现实，文化气息浓厚，能引发人们对历史文化问题的思考。题目设计紧扣议论文的特点。

从埃菲尔铁塔谈起

埃菲尔铁塔值多少钱？这是一个大众非常感兴趣的话题。近日，意大利一家商会给出的评估价是4332亿欧元。这一惊人的数字使埃菲尔铁塔成为欧洲最值钱的文化地标，其价值相当于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5，是米兰全城年收入的两倍。

历史遗存之所以弥足珍贵，是因为它们经历了时间的洗礼。岁月的风霜雨雪在销蚀了其他同代建筑时凸显了留存下来的古迹的稀有性：人类的社会变迁赋予历史遗存丰富的内涵，使其具有了文化性。游客登临埃菲尔铁塔，所欣赏的绝不仅仅是高超的建筑艺术和绮丽的巴黎风光，更有附着其上的数不清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传说故事……这些才是埃菲尔铁塔的魅力所在。

新建的仿古建筑不论外观如何酷似古代的原作，都不可能具有原作天然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新建筑缺乏灵魂。这种灵魂不是说有就能有的，而是历经漫长时光、在历史的变迁中形成的。仅此一点就决定了真古迹和仿造者在价值上的天差地别。

埃菲尔铁塔的“天价”也源自于法国人民尊重历史、热爱文化的态度和情感。法国人把埃菲尔铁塔视为巴黎的标志、法兰西民族精神的象征，对其珍爱有加。法国人的这种态度和情感也引发外国人对埃菲尔铁塔的兴趣。否则，再珍贵的文物古迹，如果人们不加重视、随意毁弃，其价值也必然贬损。

这本是常识，但在今天的中国仍有不断强调的必要性。作为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大国，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古老的历史遗存，但可惜的是，很多文物古迹没能完整地保存下来。即便是长城、故宫这样举世闻名的伟大建筑，相当一部分也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了。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古建筑没有毁于自然灾难和战火兵戈，却在城市房地产开发和旅游的热潮中被推土机夷为平地。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近30年来，全国4万多处文物消失了，而其中一半以上毁于各类建筑活动。

我们一方面拆掉了那么多真实的古迹，另一方面却热衷于搭建仿古建筑。现在只要是个旅游城市，就不难找到新建的仿古一条街。这些仿古建筑的水平如何姑且不论。人们走在其中除了能闻到浓烈的商业气息，还有多少文化的味道可供我们凭吊和怀思？

说到底，我们还是缺乏一种对历史、对文化发自内心的热爱和敬畏。在许多人眼里，文物古迹唯一的价值是商业价值，是能吸引多少游客，能创造多少收益。但越是一心赚钱，反倒越不容易赚到钱。今天中国最吸引游客的还是故宫这样的真古迹。2011年参观故宫的游客超过了1400万人次，而那些仿古旅游点大多数还在亏损的陷坑里苦苦挣扎。

对历史和文化具有正确的态度和情感，就必然会把祖先的馈赠视为无价之宝而倍加珍惜，否则，哪怕是稀世珍宝，在不懂珍惜者的眼中，照样弃之如敝屣，一钱不值。

（张贺/文，有删改）

1.第一段写埃菲尔铁塔的价值，其作用是什么？（3分）

2.决定文化古迹价值的因素有哪些？根据文意简要回答。（4分）

3.运用对比的方法进行论述是本文的写作特点，请找出两处做分析。（4分）

篇(7)

论文摘 要：中西方审美意识和创作思想的根本差异，形成了中西文学创作在写景方法上的明显区别：西方偏重精确再现外界的自然景物呈现于人眼而被感觉到的客观“形象”，主客双方无须通过审美活动达到某种交流或契合；中国文学注重表现自我所感所识，力图将景物人格化，追求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文学是人学，以表现人为最高目的。中西方文学创作在对这一原则达成默契的同时，并没有漠视写景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意义，人与自然景物的现实关系在文学创作中受到尊重。只是因为中西方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两大文化传统的差异，而使得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对自然景物的掌握、认知方式，必然贯穿于整个社会意识形态而形成不同的体系。其中，直接间接地影响作用于文学创作的审美意识及美学思想，区别尤为明显，对写景在中西方文学创作中的种种差异的认识把握都由此而生。

首先，从审美意识上来分析，“写景”在中西方文学创作中因审美意识的不同而在艺术态势上呈现不同的走向。

在人对自然景物的审美活动中，我们不难发现，中西方在审美意识上所表现的基本区别在于：西方一般总的倾向，往往是作为审美主体的人与作为审美客体的景处于相待状态，主体（人）对客体（景）进行欣赏，因而人与景的双方事实上处于互相分立和对峙的关系中。中国一般总的倾向则与之有别：主体没入客体，客体融于主体，人与景的双方暂忘彼我，达到互相契合的一种和谐默契境界。中国古典诗歌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等等佳句中描述的都是这样一种境界，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正是中国艺术的精髓所在。

这种审美意识的差异，取决于中西方美学思想的侧重点不同：中国向来是重表现、抒情、言志，而西方重再现、摹仿、写实。

正是由于这种审美意识和美学思想的根本差异，形成了中西方文学创作在写景方法上的明显区别，从而发生了艺术态势的内倾和外倾的两种走向的分野。大致说来，西方因尚“进取”，而在写景艺术上表现出一种“浮士德精神”，即多向外探索。这种明显的外倾态势导致了西方写景艺术上的偏重“描物——描写（再现）外界的自然景物呈现于人眼而被感觉到的客观“形象”。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对巴黎圣母院的大段大段精确细致的描绘，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对战争场面的呕心沥血的雕刻等等，都是西方文学所擅长的写景方法。而中国因较“安分”而偏于内向，总是喜欢到内心去搜寻情感的表达方法，故而表现出一种中国文学独特的“老庄精神”，在写景艺术上呈现明显的内倾态势。它注重“表现”自我所感及所识，也就是情景交融、物我相渗、主客同一的景与人双方内在生命律动的“气韵”。人与景在审美机制中构成了“双向同构”关系，自然景物取得了人物感情的同化，因而也产生了情。这里人与景的双向同构的主导方面是人。一旦无人，情消逝了，景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王国维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阐发的。

其次，从创作思想上来分析，中国文学的写景目的与西方文学也是不一样的。中国文学传统讲究：“写景就是写我”。景物描写在文学创作中是作为一种主体意识的投射和外化。景与人要求达到主客同构，合为一体。景物总是被心灵化、情态化、主观化、审美化，一句话，就是努力将景物因素人格化，所谓“情景交融”成为中国文学中写景艺术的最高境界。在西方，一向有把景物作为对象进行欣赏的习惯，面对景物，以景物为对象，由“我”观“物”，而重在写其眼前所见的景色。西方现代派文学中出现的一种追求很能说明这一问题。与中国文学竭力将景物因素人格化的努力相反，现代派文学努力从景物因素中排除人的因素，如法国“新小说派”，他们写景，不是使客观外物与主观情感相交融合——造成一种境界氛围，而是竭力将主观思想、情感、情绪掩藏起来，以摄影机似的冷眼来对待。同样，在“意象派”诗歌中，也有类似的说法，他们要求在对待自然景物时做到“绝对精确地呈现，不要冗词赘语”。庞德在给“意象”下定义时说：“一个意象是在一刹那时间里呈现理智和情感的复合物的东西”。他认为，在人的观照下的自然景物本身就是理智和情感的复合物。因此，人的理智和情感与物的理智和情感应始终处于两个不同的系统之内，主客双方无须通过审美活动达到某种交流或契合。

曾有人说：“西方艺术太象自然，中国艺术太象艺术”，在写景这个问题上更是如此。中国文学中的写景艺术，就其“艺术性”而论，与西方相比较，无疑更高、更丰富一些。中国的写景艺术从来不是消极、被动地只求“再现”自然之美，却是更多地重在“表现”人与景相默契和对景物之美的领悟，并且积极、主动地致力于大大高出“自然之美”的一种艺术之美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