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人口问题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1.从外观上规划欠缺，布局凌乱，存在各种安全隐患

走进郑州的城中村，给人一种窒息的感觉，由于城中村土地资源珍贵，加个房租收益可观，村民自己建的到处是握手楼、接吻楼，并且在走访中了解到城中村房屋出现过坍塌的事件，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在道路方面，村中除了几条主干道，其他的根本称不上道路，最多可称为“小巷”，拥堵严重；城中村没有什么配套的设施，环境脏乱，随处可见的垃圾且可用的垃圾桶很少；消防安全方面，城中村房屋居住人口多且缺少逃生通道，每家也没有配备消防栓等应急设备，况且道路狭窄，一旦发生火灾，消防车根本无法进入。

2.城中村流动人口远远超过本村村民

从高皇寨村委会了解到，本村现居住人口十三万多人，但本村村民仅一千八百余口，外来租户却有十几万人。这十几万外来人口人绝大多数都是流动人口。

3.城中村租金相对便宜，但“见风长”现象严重

廉价的租金是流动人口集聚城中村的主要原因，他们租不起小区房，只有在城中村居住。但是城中村房租“见风长”现象严重。随着郑州市城中村拆迁改造的不断进行，流动人口向没有拆迁的城中村集中，城中村房租也在疯长。在沙门村调查中，一位被调查的外来人口说：“一间四十多平方米的房子两个月前的租金是350元左右，现在涨到每月600多”，村民的房租收益非常可观，每户每年房租收入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这些村民大多没有工作，坐等收租，他们的后代也大多没有稳定的工作。

4.城中村街道小商铺林立，小商贩集中

通过调查发现，他们绝大多数为外来流动人口，靠城中村摆摊收入维持生计，但城中村改造不可避免的导致这部分人大量失业。

二、郑州市城中村对流动人口的影响分析

（一）流动人口的构成、特点及作用

1.流动人口的构成、特点

流动人口是指来自非郑州地区的、非郑州户籍的、在郑州生活和工作的人员。他们主要由刚毕业的大学生、农民工构成，这些人员几乎都是青年人和中年人。目前，郑州市流动人口具有以下两个突出特点：第一，人数多，增长速度快。截至2013年9月，郑州市区流动人口达340万，且每年以25%的速度递增，城区人口密度仅次于广州，居全国第二位。第二，流动人口集中在城中村，生活压力大。流动人口工资相对较低，他们买不起房，只有在城中村租房居住，很多拖家带口，精神和物质上承受较大的压力。并且随着城中村的拆迁改造而不断搬迁，越来越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城中村里。

2.流动人口对郑州城市发展的作用

流动人口提供了城市经济和各项事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资源。城市建筑方面最为明显，城市建筑行业绝大多数为外来务工人员，他们用辛勤劳动换来了城市发展的日新月异。流动人口拉动了城市消费，为城市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需求动力。流动人口带来了不同的思想观念，与当地人口相互交流和沟通，丰富了城市的文化内涵，有助于建立开放的城市文化。流动人口中有着许多高技能或一技之长的人才，比如每年都有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通过创业或就业，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为城市的发展不断注入新鲜活力。

（二）城中村满足流动人口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和现在，城中村成为郑州市流动人口的集聚地，城中村为流动人口提供了居住，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1.城中村暂时解决了外来人口的居住问题

以高皇寨为例，我们从高皇寨村委会了解到，本村现居住人口13万多。其中，本村村民1800余口，外来租户十几万，这些租户主要是毕业大学生、农民工等一些低收入人群，他们在此居住的原因主要是城中村租金相对较低。如柳林村不远的二十一世纪社区居易国际一间40多平方米的房子租金每月1800元。而在柳林村同样面积的房子每月房租仅为560元，低廉的房租解决了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

2.城中村解决了一部分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

城中村的个体户绝大多数为外来流动人口。他们以在城中村摆摊为生，因城中村人流量大，这些外来人口年收入颇丰。当问及对是否赞同城中村拆迁改造时，他们明显反对，因为对他们来说拆迁就等于失业。

3.城中村起着“中转站”的作用

“郑漂族”中的多数青年人是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往往具有一定学历或较高的文化素养、知识技能，他们主要寻求在文化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一展抱负，为了能在城市生存和发展下去，他们很多人选择暂时在城中村中立足。城中村也为农民提供了逐渐适应城市生活模式和价值观念的场所，为进城农民融入城市起着桥梁纽带作用。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城中村也为中国城镇化的推进起着“中转站”的作用。四、郑州市城中村拆迁改造中流动人口面临的窘境流动人口本身在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无法享有和城市同等的待遇。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郑州市的城中村与城市发展的矛盾日益凸显，改造城中村就必然涉及在此生活的大量外来流动人口。现实情况是现行的城中村改造政策忽略了在此生活的流动人口的利益，甚至把城中村存在的矛盾全部归结为外来流动人口，简单地采取一律轰走的粗暴方式，这是没有道理的。政府和社会各界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对村民的拆迁补偿安置上，城中村的拆迁改造使生活在城中村的流动人口面临窘境。第一，住房难问题将更加突出，生活成本将大幅度的提高。城中村的改造使在此居住的大量流动人口不得不另找住所，住房难问题将更加突出。一方面，在城市闲置房有限，供给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大批流动人口租房带来的需求增加必然会导致房屋租金上涨；另一方面，在流动人口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投入过高的租金来租小区房，生活成本必然增加，这将导致一部分流动人口将难以在城市立足，不得不“用脚投票”，选择离开。第二，大量流动人口将面临失业。城中村人流量大，在城中村做小生意的流动人口较多，城中村的拆迁改造，使这些商贩无法继续其生意，相当一部分的人口将面临失业的困境。第三，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将面临失业的恐慌。城中村中不免有外来的大学生，这些群体工资有限，如果城中村被拆迁，他们难以找到住所，公司如果无法解决其住宿，他们则可能陷入失业的恐慌。第四，社会保障可望而不可即，一部分人可能会流落街头。目前，政府住房保障政策还不能照顾到所有需要的人群。由于流动人口过多，而优惠政策只有一部分人可以享受到，大部分人难以“排上号”。一些以打零工为生的人群可能会流落街头，无家可归。

三、总结

篇(2)

三十多年来，中国通过大力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使13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在20世纪实现低生育水平的国家。但在人口转变的同时，中国人口问题由过去的以数量为主，向数量、质量、结构相互交织转变，使得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人口问题及其给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带来的压力，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围绕着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中国近年来涌现了众多不同观点，通过对这些基本观点的述评，对加深人口理论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近几年中国人口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中国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70年代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发生了快速转变，致使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过程。这就导致了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使得21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双重压力。

第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转型是在经济追求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的，与工业化几乎同时发生，而欧洲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仅为1000美元，显然，中国的人口的转变缺乏经济基础。

总体而言，对前面提到的人口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各种观点的争论使人口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具体而言：

在未来人口战略目标上，学术界把人口目标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并深刻认识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找到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在确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适度人口方面将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等结合起来，跨学科的特点突出；在分析人口结构问题时，选取了改进之后递进式生育预测方法，这种预测方法更适合于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导向及人口控制的调节机制上，对人口政策的探讨不再仅限于关注人口数量，而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审视人口政策实施的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对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使未来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实际，从而能尽可能的缩小负面效应，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处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地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全国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我国未来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启示

上述针对人口问题的观点，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国人口问题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对我国未来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在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下，生育政策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无论原有的生育政策在过去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总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完善，无论生育政策的导向如何，对生育的调节手段应该发生转变。

篇(3)

一、充分认识进一步推进人口计生信息化建设的意义

1、信息化建设是我区人口计生转型提质的客观要求。人口和计划生育信息化建设是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公共性的信息资源。只有实施信息化带动，才能为政府实施经济社会发展宏观规划提供信息支持，准确深入地掌握人口结构、分布等情况，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提供前瞻性、战略性、实证性研究，当好党委政府的参谋助手。只有进一步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信息化建设，才能更新管理服务手段，改进管理服务方式，为育龄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因此，进一步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信息化建设，全面打造“数字人口”城区是人口计生工作改革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和新时期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一项基础工程。

2、信息化建设是我区人口计生改革创新的根本途径。我区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要求，信息化建设发展迅速、基础扎实。通过努力，我区基本建成村（居）、街道、区三级信息化网络体系，全员人口信息管理平台及省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信息平台共完成常住人口信息41万条、育龄妇女信息10万条的录入核查工作。国家PADIS平台运行正常，2010年共通报避孕节育报告单信息663条，双向协查流动人口出生信息706条。加大硬件投入，投入20余万元，为7个街道计生服务站配备笔记本电脑，为30个社区居委会配备了台式电脑。

3、信息化建设是我区人口计生事业发展的长远之举。对照科学发展的新要求，对照加快转型升级的新形势，对照均等化服务的新方向，我区人口计生信息化建设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部分地区对搞好新时期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高，精力投入不够，经费投入不足，信息化建设缺乏长期稳定的发展潜能；二是信息化应用水平不高，数据库信息质量较低，工作发展不平衡，不能很好地为计生管理服务发挥基础性指导作用；三是统计人员计算机应用水平较低，与信息化工作要求和人口计生工作的快速发展不相适应；四是与相关部门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制约着信息化综合效益的发挥，影响着人口计生工作的发展。

二、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落实《国家人口计生委关于加快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意见》文件精神，按照省、市信息化建设的总体部署，适应人口计生工作改革发展的要求，以统筹兼顾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需求为导向，围绕全员人口信息资源，以提高信息化应用水平为核心，以规范化建设为重点，推动人口和计划生育信息化又好又快发展，提升人口计生科学决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提供信息支撑，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三、主要任务和目标

1、建立“数字人口”公共服务应用平台。

通过有效收集和整合各职能部门人口及相关信息，建立全区“数字人口”公共服务应用平台，加强对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迁移、就业等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综合分析，为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提供有价值的决策信息和咨询报告。

2、完善人口计生信息规范化建设机制。

拟出台《区人口和计划生育规划统计管理规范》，建立健全信息化管理制度和网络安全制度。落实工作职责，明确工作流程，严格操作程序，加强信息工作人员的信息安全保密教育，切实保护公民个人隐私。

3、夯实人口计生信息化硬件基础建设。

3月底前，完成全区第三批24个社区的计算机配备工作，实现51个社区100%配备计划生育专用计算机。各街道要充分利用现有网络资源，做到每台计算机都能上网，并落实专人管理。

4、提升“数字人口”系统信息数据质量。

区将进一步加强与公安、卫生、民政、统计等相关部门信息的互联互通，完善人口信息共享机制，规范信息共享流程，提高信息共享质量。街道应充分利用“六普”成果，认真落实“两库”数据核对补录工作，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及时性和完整性，为6月份省人口计生委“两库”合并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5、开展人口计生信息化建设专题调研。

区、街道结合工作实际，按照“管理要有新思路，发展要有新举措，工作要有新突破”的总体目标，紧扣人口计生工作中重点和难点、百姓关注的热点和焦点，研究分析人口计生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原因，提出建议与对策，提升创新意识，在工作思路和方法上力求新的突破。上半年区将与街道协商制定调研课题，下半年各街道完成1-2篇调研论文。

6、加强人口计生信息统计队伍建设。

要高度重视信息统计人员队伍建设，加强管理。两年内，街道信息统计人员要取得国家承认的计算机初级以上（含初级）资格证书。区将对全区街道、村（居）信息统计人员开展业务培训，不断提高统计人员的工作水平和业务能力。

四、组织保障

1、加强对信息化建设的组织领导。加强对信息化建设工作的领导，及时研究解决信息化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认真落实信息化督促、检查、通报制度，完善责任目标考核机制，将信息化工作纳入年度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范围，组织开展好信息化水平评估工作，保障人口和计划生育信息化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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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理教学 学科特点 研究性学习 步骤

【中图分类号】G633.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6-0090-01

一、研究性学习的内涵及特点

研究性学习的内涵：研究性学习就是让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从学习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选择和确定研究专题,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研究性学习”的目标在教育部《普通高中“研究性学习”实施指南（试行）》中列出了六条，即“（1）获得亲身参与探究探索的体验；（2）培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3）培养收集、分析和利用信息的能力；（4）学会分享与合作；（5）培养科学态度和科学道德；（6）培养对社会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这其中非常突出地强调情意目标，强调经验、兴趣、情感和意志的培养。

研究性学习的特点：（1）学习环境的开放性。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动机和兴趣进行选择自己的学习对象——研究课题，由每一个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学习的目标、内容及方式，进而实现教学目标的个体化，从而实现学生从生活中选择感兴趣的主题和内容的目的；（2）学习知识和获得能力的综合性：研究性学习所学习的不是哪一个领域或学科的知识，而是以学生的现实生活为基础的全方位的各科、各领域知识和实践能力。注重以学生的直接经验和体验为基础对地理知识的综合运用。（3）学习活动的实践性：研究性学习通过学生对周围生活的感受、体验及学生的亲身经历，让学生在活动实践中去发现问题并进行探究，不仅使学生体验和感受了生活，而且培养了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不同的学生发现问题和探究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不同，得到的结论也各异，这就能够克服基础教育课程和教学中脱离学生自身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特点，为学生的生活经验的积累和社会实践能力的锻炼与培养开辟新的途径。

二、地理课研究性学习的一般步骤安排

虽然研究性学习具有开放性，但也应该遵循一定的步骤进行才能达到最佳效果，才能真正达到预期的目的，没有一定限制性的研究性学习只能是一种形式。

1．研究性学习开始之前的动员工作

在研究性学习开始之前，首先向学生交代清楚什么是研究性学习，研究性学习的目的和要求，研究性学习的一般步骤包括常用研究方法介绍、资料收集和分类指导、科学性指导等。首先，应向学生介绍一些常用的研究方法，如观察法、实验法、类比法、案例分析法、社会调查法、数据统计法等。社会调查法中还有：抽样调查法、问卷调查法、街头观察和采访、现状调查法、发展性调查法、相关性调查法、因果关系调查法等。应注意的是我们不仅要求学生掌握多样的研究方法，还要让他们学会选择最恰当的方法进行研究。特别要注意实施阶段与选题阶段研究方法的差异，以做不同的选择。让学生做到心中有数，始终为课题研究积极思考和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并及时对学生提出的问题作答指导。必要时可进行一些专题讲座，如“资料的分类整理、分析论证、综合提炼”、“资料数据的处理及统计图表的设计”、“实验方法指导”等讲座；指导学生整理以前的资料，查漏补缺，制定实施阶段有针对性的资料搜集方案；围绕中心问题，设计多种可行的科研方法开展研究论证等，从而使学生顺利进入实施阶段的研究。

2．选题

给学生提供一部分课题，并向学生交代每个课题的目的和特点，由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特长及获取资料的难易程度进行选择课题，并进入相应的课题组，课题组的同学应该密切合作，积极配合开展工作。老师应该提供更多的与地理相关的课题供选择，特别是能用课本上的知识来引导学生的课题，如：月相的变化规律；天气变化和预报；城市人口问题；城市外来人口问题；城市交通问题；城市环境问题；城市垃圾处理问题；城市绿地调查与研究；课题选择时也可以不受老师的限制，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例如：某同学的家长在公安局刑警队工作，就不妨看能不能充分利用资源查找少年犯罪的年龄、性别、户口及所犯何种罪进行研究分析少年犯罪与年龄、性别、户口等因素有没有关系；某同学的家长在市环保局工作就不妨研究一下本市的环境污染问题等等。

3．资料的获取

在课题选择好之后，老师要分组进行指导，让学生写出课题研究计划和资料的获取目标、途径及方法，如：需要哪些方面的资料（选择不同的课题所需要的资料是不一样的，有的课题只需在图书馆查找资料就可以了，有的资料的获取需要到野外进行实地考察才行）；应该从哪里获取（上图书馆查找、登陆英特网搜索，还有：音像资料、社会调查、观察、走访、座谈等等）；如何进行资料的获取；由谁负责；每一个同学的具体任务是什么；什么时间进行等等，特别是需要野外实地考察的一定要在确保学生安全的基础上对资料进行尽量获取。教师对学生写出的计划要认真阅读并思考，补充和纠正学生的不足和错误。确保活动的顺利深入进行。

接下来就是各组成员分头进行资料的获取和实验，老师应及时了解学生的动向和进展状态，必要时做出指导，为确保活动的顺利进行，有时遇到困难也可以对学生所选的课题作调整。

4．信息资料的加工处理

对信息（资料）的加工处理过程，就是对知识的重新整合过程。它是将各种来源的、比较繁杂的信息（资料），整合成一个新的、较为清晰的整体。因此，这种整合是包含了明显的创造。首先由学生按自己的想法对信息（资料）找出联系、重新构造、进行创造性地整合。信息资料的加工处理直接关系到后面的结论是否科学，所以老师应及时发现问题，给予纠正并指导学生利用创造性思维进行分析和研究，从而得到结论。

5.学生课题研究的成果展示（研究性学习小论文的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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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我国小城镇发展迅猛，数量倍增，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大城市中,以小城镇为载体的农村城镇化，已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在快速城市化建设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本文针对实例对津郊小城镇规划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探讨。

关键字:

小城镇建设、资金平衡、人口平衡、土地平衡

一、引言

现阶段我国小城镇发展迅猛，数量倍增，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小城镇为载体的农村城镇化，正在长期特定的城乡分割制度限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特殊国情条件下，我国农民在农村地域空间内实现城镇化的一条低成本支路。本文结合天津津郊小城镇建设的实例，总结了规划经验以及针对规划建设过程中的产生的问题提出探讨。

二、现状概况

2.1、天津小城镇发展背景

天津市政府为了加快全市小城镇建设、推进农村城市化，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与2005年提出了小城镇发展的“承包责任制不变，耕种土地不减少，尊重农民自愿，以宅基地换房”新思维。其核心内容是：城乡建设用地的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的减少挂钩，保证耕地总量在规划期内动态平衡；以退宅还耕为突破口，加大农村居民点整治，盘活农村存量土地；保护和节约土地资源，协调城乡建设，消除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构建生态和谐宜居小城镇。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天津市从2005年下半年到现在，天津市政府已经先后批准了东丽华明镇、津南区小站镇、武清区大良镇、南北辛庄村、后蒲村、西青张家窝镇、津南区八里台镇和葛沽镇、汉沽区茶淀镇、北辰区双街镇等示范小城镇建设，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王稳庄是第四批批准的示范小城镇之一。

2.2、王稳庄镇现状简介

2.2.1地理位置

王稳庄镇位于天津市西青区东南边缘，示范小城镇距离西青区政府33公里，天津市外环线15公里，距离西青区经济开发区9公里。王稳庄镇面积约11平方公里，由工业区和镇区两部分组成， 规划人口6.2万人。

2.2.2产业基础

王稳庄镇区的工业区主要功能是金属零部件加工和下游高端金属产品加工相关产业。

五金制造业小五金行业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村办企业发展起来，有着40年的发展历史，在全镇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天津市重要的五金制品生产基地。

王稳庄工业以金属压延及金属制品为主导行业，金属深加工产业集聚区的产值、销售收入、工业增加值分别占全镇工业的78%、77%、79%。工业区07年工业产值占天津市同行业工业总产值1.1%,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3.6%， 占全区同行业总产值的84%。规划区2008年完成工业总产值21.5亿元，销售收入24.3亿元，利税总额0.5亿元。

2.2.3现状建筑质量

现状用地大部分以耕地为主。规划区中无农村居民点，仅包含一个居住区――巍然小区，规划区内居住人口2800人，建筑质量一般。规划区内现状主要公共设施有：王稳庄镇政府、王稳庄镇派出所、王稳庄镇中学、王稳庄镇小学等，建筑质量较差。

示范镇内的现状建筑主要分布在津淄公路西侧，且范围很小，建筑质量不高。这也为小城镇建设提供了大片的空置现状土地，降低了建设成本。

三、王稳庄示范镇规划简介

3.1、规划发展定位

王稳庄示范小城镇规划以居住为主，并含有公共设施及配套服务等设施的综合住区。

3.2规划理念解读

根据规划单元自然条件、城镇发展基础等特征，整合单元用地格局，规划形成“一心、三片”的城市空间形态。

“一心”是指由规划次干路三贯穿的规划居住区级的综合服务中心；“三片”是指围绕居住区综合服务中心规划的三个居住小区。

3.3功能分析

整个小城镇按照“居住区―居住小区―居住组团”三级布置。分别规划形成了居住区中心,居住小区中心,组团中心。

3.4规划成果解读

整个示范镇的控规，对用地进行了布局规划，和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对接。整个示范镇视为一个大的居住区，按照6.2万人口配置。

镇区公共服务中心：在规划区中心布置了居住区的中心服务区 ，规划有医院一座，文化娱乐用地，体育用地，公园用地等公益性设施的用地布局；教育设施类布置了中学一所（完校），小学两所，幼儿园五所。

居住小区中心：结合生活型道路和小区规划布局，将居住小区级公共服务设施布置在沿街或是居住小区中心布置。

组团级中心：组团级的公共服务设施结合组团绿地布置，方便居民使用。

四、规划解决的问题

规划以“城乡建设用地的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的减少挂钩，保证耕地总量在规划期内动态平衡；以退宅还耕为突破口，加大农村居民点整治，盘活农村存量土地；保护和节约土地资源，协调城乡建设”为原则，借此改善农民的居住环境，集约了有限的土地，用作城市建设和退耕还地，加快了小城镇经济和社会发展。

王稳庄示范镇的规划通过集约的土地解决了本镇农民安置问题、城市建设用地增加和农村建设用地减少间的土地平衡问题、建设资金的平衡问题。

4.1、安置人口问题

规划解决了安置人口问题，全镇需要安置人口25000人。主要为王稳庄镇常驻农业人口和一部分非农业人口，规划划分了安置区和出让区，安置区主要解决了这部分需要土地被占用需要安置的人口，通过宅基地换房的置换方式，在集中规划的小区中得到自己因统一规划而失去宅基地的补偿。

规划将安置人口的宅基地统一集中规划，安置区用地面积约为91公顷，规划住宅建筑面积101万平米，按照人均40平米的标准进行分配。

4.2、土地平衡问题

规划区界限由国土部门确定，为237.6公顷。规划将其分为了4个片区，其中一个为安置还迁片区，用地面积约91公顷；其余为出让片区,用地面积约为146.6公顷。集中了建设用的，形成规模化、集约化开发，将农民的宅基地集中规划开发,原来分散的农民宅基地用来退房还耕,保证耕地总量的平衡。

4.3、资金平衡问题

示范小城镇建设需要资金,单靠政府解决远不能够,政府投资仅仅是小城镇建设的一个渠道,更多的资金要求运用市场机制来运筹。

王稳庄示范小城镇的建设资金采用土地出让，出让土地的收益来平衡小城镇农民安置区的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将小城镇划分为出让区和还迁区，以达到土地出让还迁建设的资金平衡。

五、小城镇发展还存在的问题

小城镇的规划在宏观层面上解决了人口、土地、资金的问题，促进了小城镇的建设发展，但是当深入到下个层次是就会发现还存在一些问题。

5．1土地开发强度方面

小城镇建设初期，将规划用地划分为安置区和出让区，通过出让片区土地出让收益来衡量安置片区的建设资金。

王稳庄镇待安置人口约为2.3万，而安置区面积只有约90公顷，这直接导致安置区土地开发强度的增加，按照人均40平米的建筑面积标准，总建筑面积约100万平米，除掉城市道路、市政设施、防护绿带等用地以外，各地块的平均开发强度为1.7（容积率），有少数个别地块开发强度高达2.0(容积率)。然而与之相对应的出让区，居住用地面积约183公顷，出于地理区位、小区定位及人口构成预测等方面的综合考虑，将容积率基本确定在1.5-2.0之间。

由于以上原因，安置区和出让区开发强度出现了大的差异，由此导致人口分布的不均衡从而导致城镇空间界面的差异。

5.2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公用设施配置不均的问题

王稳庄示范校城镇的规划可容纳人口6.2万人，安置区除了将要安置的2.5万人之外，还规划了1.3万人的富余量，由此安置区规划人口就有2.8万人；按照人口指标计算，安置区约90公顷居住用地规划人口仅为2.4万人。

人口的分配不均衡就导致了很多跟规划人口有关的配建指标及设施的分布不均衡。

5.2.1 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方面

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按照人口安置区3.8万人，出让区2.4万人的标准配置，安置区的配置要远高于出让区得配置。

5.2.2市政公用设施配置问题

市政公用设施的配置问题所造成的影响要大于公共服务设施。市政公用设施的长站点和管网布局跟项目区的人口、建设规模都有较大的关系。

王稳庄小城镇的总建筑量约为254万平米，其中安置区约90公顷的用地上住宅建筑量约110万平米；出让区约183公顷的用地得总建筑面积约144万平米。

在控制性详细规划层面，市政场站点的布局需要整体考虑，结合已有的主要市政管网走向设置，而在下一层次的规划配置时，安置区的市政场点和管网密度都将远高于出让区。

5.2.3、规划人口问题

王稳庄示范小城镇人口的确定，具有不确定性。如果按照2008年《天津市西青区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分解人口指标得，王稳庄示范小城镇规划人口6.2万人,按照这个人口指标及安置区住宅户型比例分解得到安置区人口为3.8万人。而出让区约90公顷的居住用地只分得2.4万人口指标。人口分布的不均衡和指标分配的合理性势必影响后续规划的各项指标配置。

六、小城镇可持续发展对策探讨

6.1、合理分配人口数量、适当留有规划余地

规划设计中人口的确定有的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往往人口数量的预测的波动性很大。

在计算人口容量是采用多种计算方法，获取平均值区间，人口容量应留有余地。

6.2、还迁安置与出让区的合理划分

可以在城市设计基础上，结合空间布局，可以将安置区高开发强度的地块分散布置在整个示范小城镇规划界限内。

跟出让去结合布置，可以使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更趋于合理，市政设施场站点和管网布置相对均衡。从长远角度有利于规划的实施和管理。

6.3、高标准配置市政设施

采用高标准配置市政设施，为将来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建设量的增加做好了预留，虽然在现阶段资金成本的投入会增大，但从长远城市发展角度来评价，值得尝试。

6.4、房屋配置留有余地

对于安置区的房屋建设和农民安置用房的分配方面，首先建议规划时先前一步考虑人口数量变化和规划建设时序之间的矛盾，尽量预留出一定的建设余量，来满足人口增加对还迁房屋的需求。

其次，对于农民的还迁住房应进一步考虑王稳庄镇的人口结构、年龄构成、性别构成及知识结构，根据具体情况设计出符合当地农民需求的户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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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段成荣，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杨舸、张斐、卢雪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生。北京：100872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是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庞大的流动人口的产生和存在，不仅作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还引发了最为深刻的社会变迁，劳动力的行业和职业构成、人口的城乡分布、社会的阶层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都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此，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非常有必要对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化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总结其变化规律。这样的梳理和总结，不仅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历史，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见我国流动人口的未来。

本文旨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主要趋势。我们高兴地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十分注重对人口状况及其变动相关信息的收集（这一点，本身也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一，它为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2年，我国就成功地组织了高水平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此后，又定期地开展了一系列的全国人口普查和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这些调查所提供的宝贵人口资料，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数据来源及流动人口口径的界定

本文研究使用的数据资料主要有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三普）、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简称87年1%抽样调查）、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简称四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简称五普）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简称05年1%抽样调查）的相关数据。

根据历次全国人口普查（调查）的项目特点，本文以调查项目“户口登记状况”为界定流动人口的标识。流动人口是指改变了经常性居住地而未改变户口登记地的人。由于历年人口普查（调查）的调查项目略有不同，依据各次普查（调查）得到的流动人口在口径上有一定差异，具体如下：

在三普中，流动人口指户口登记状况（调查项目六）为“常住本地一年以上，户口在外地①”，以及“人住本地不满一年，离开户口登记地一年以上”两款人；在87年1％抽样调查中，流动人口指户口登记状况（调查项目六）为“户口在外地”的人；在四普中，流动人口指户口登记状况（调查项目六）“常住

本县、市一年以上，户口在外县、市”及“人住本县、市不满一年，离开户口登记地一年以上”两款人；在五普中，流动人口指户口登记状况（调查项目R6）“居住本乡镇街道半年以上，户口在外乡镇街道”以

及“在本乡镇街道居住不满半年，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两款人，并剔除其中的市内人户分离人口；根据05年1%抽样调查项目，流动人口是指“调查时点居住地”（调查项目R7）在本调查小区，但“户口登记地情况”（调查项目R6）为本乡（镇、街道）以外的人口，同时剔除了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在五普和05年1%抽样调查数据中所剔除的市内人户分离人口，是指在同一城市的市区范围内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相分离的人口，其具体界定比较复杂，详细内容可参看段成荣和孙玉晶论文（2006）“我国流动人口统计口径的历史变动”，此处不赘述。

上述各年流动人口口径之间并不完全一致，那么，依据这些数据得到的各年流动人口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呢？这是本文研究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对此我们作了专门研究，结论是，可比性较强。这些可比性分析的结果，我们将另文专门讨论，限于篇幅，本文不赘述。以下就两个主要的问题做出简要说明。

首先，研究表明，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和流动人口在很多结构性指标上存在较大差异（段成荣、孙玉晶，2006）。在2000年和2005年数据中，我们将市内人户分离人口从流动人口中剔除出来，而2000年之前的历次普查和抽样调查都无法将市内人户分离人口从流动人口中分离出来。那么，对市内人户分离人口的这种不同处理方式，是否会影响本文的对比呢？我们认为，基本没有影响，原因在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很少。

其次，各次普查和调查对于流动人口离开户口登记地的时间长短和距离远近的界定有所差异，主要表现在时间上是否包括离开户口所在地一年以内的人和空间上是否包括县内跨乡镇流动的人。这些差异会对本文研究产生什么影响呢？利用05年1％抽样调查数据，本文分别比较了流动时间为“一年以内”与 “一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县内跨乡镇与跨县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教育、婚姻构成、流动原因等结构特征指标，结果发现，本文前述有差异的流动人口口径之间仍然具有较好的可比性。

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

第一，流动人口的普遍化

（1）流动人口规模在短短20多年时间内增长了21倍

20世纪5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由于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管理，加上严格的户籍管理，全国流动人口为数很少。截止1980年代初，全国离开户口所在地外出流动的流动人口数量不过几百万人。根据三普数据估算，1982年我国流动人口的数量仅为657万人（注：由于历年流动人口口径不一致，根据人口普查（调查）数据资料直接计算所得到的流动人口数的可比性会受到影响。为了使各年份的流动人口规模有更强的可比性，我们对1982年、1987年和1990年的流动人口数量进行了调整。调整的依据是：从五普和2005年1%抽样调查数据可知，2000年和2005年的“一年以内”流动人口在当年全部流动人口当中所占比例分别是22.61%和21.40%。我们取这两个比例的平均数（22％）为时间调整系数；县内跨乡镇流动人口在当年全部流动人口当中所占比例分别是30.2%和24.3%。我们取这两个比例的平均数（27％）为空间调整系数。然后用这两个调整系数对1982、1987和1990年直接计算得到的流动人口数进行调整，其中，1987年不需要进行时间调整。调整的计算公式为：

调整后的流动人口数=直接计算得到的流动人口数/（（1-时间调整系数）×（1-空间调整系数））调整后1982年、1987年和1990年的流动人口数分别为1154万人，2479万人和3750万人。）（见图1），只占全国总人口的0.66%。

19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流动人口经历了一个迅速增长的过程。1984年，以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为标志，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农村人口进入中小城镇的控制，并由此带来对整个人口流动控制的松动，随之，流动人口在规模上迅速增长。1987年，全国的流动人口就猛增到1810万人。

此后，流动人口的增长更是势不可挡，人口流动的目的地也逐渐突破小城镇而大量进入大中城市。根据四普数据估算，1990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213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89%。而仅仅五年之后，1995年全国流动人口的数量几乎翻了两番，达到7073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进一步提高到5.86%。

2000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超过1亿。进入新世纪以后，流动人口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2005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14735万人。

资料来源：根据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本文以下图表，如无特别说明，数据来源同此。

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内，全国流动人口规模从仅仅660万人增加到近1.5亿人，增长了21.4倍（注：如果按照调整后的流动人口规模进行计算，则增长速度慢于此速度，但改革开放以来流动人口快速增长的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今天我们面临的形形的流动人口问题，都直接源于流动人口的巨大规模及其快速增长。

（2）流动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大幅度提高

1982年，流动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只有0.66％，那个时候，人们基本上感觉不到流动人口的存在。1990年，流动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提高到1.89％，当时，部分城市中流动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也提高到10％以上，人们对于流动人口的存在已有了很明显的感觉，整个社会对于流动人口的关注也逐渐显露出来。进入新世纪以后，流动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已达到10％以上（2000年为7.9%，2005年为11.27％），而在部分城市，这个比例已高达20％，甚至30％以上。

近年来，流动人口问题的突显，显然也是与其在总人口中比例的大幅度上升密切相关的。（3）流动人口随处可见

流动人口流向四面八方。依据05年1％抽样调查资料，14735万流动人口分布在全国所有的省（市、区），几乎找不到没有流动人口的地方。在各个省（市、区）中，河南省是流入人口占当地总人口中比例最低的地区，尽管如此，流动人口在河南省常住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也达到2.52％。

在部分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集中了大部分流动人口。上海、广东、北京、浙江、福建等省（市）接收的流动人口占当地常住总人口比例分别高达34％、26％、23％、20％和19％。在这些省（市），平均每五个人甚至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流动人口。

（4）流动人口来自五湖四海

流动人口来自全国的每一个角落。以跨省流动人口为例，虽然四川、广东、安徽、河南、湖北、江苏、广西、湖南、江西等地输出了全国多数的跨省流动人口，但全国的每一个省，都有在外流动的流动人口。

可以说，在今天的中国，已找不到一个没有受到流动人口影响的城市街道或农村村庄。第二，流动原因的经济化

依据流动原因，可以将流动人口划分为经济型流动人口和社会型流动人口两类。经济型流动人口包括因工作调动、分配录用、务工经商、学习培训等原因而流动的人；社会型流动人口包括因婚姻迁入、随迁家属、投亲靠友和退休退职等原因而流动的人。

最初的流动人口以社会型流动人口为主体。1987（注：1982年三普资料中不含流动原因信息。)年，社会型流动人口在全部流动人口中占56.3％，而务工经商等经济型流动人口则居于从属地位。1987年1％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在全部流动人口当中，因婚姻迁入而流动的人所占比例高达21.04％，同样，因投亲靠友、随迁家属等原因流动的人分别占18.7％和15.1％。因务工经商而流动的人却只占26.58％，因学习培训、工作调动等经济型原因而流动的比例更低。

但是，追求经济目标毕竟是人们迁移流动的根本原因。经济型流动人口很快成为流动人口的主要部分。四普数据表明：到1990年，务工经商者占全部流动人口的比例迅速提高到50.16％，各类经济型原因合计所占比例更是提高到60.2％。相反，社会型流动人口所占份额则降到1/3 左右。无论是婚迁、随迁还是投靠型流动人口的份额都明显下降。

进入21世纪之后，流动人口中务工经商者的比例维持在50%～55％的较高水平上。

第三，流动时间的长期化

表2展示了1987年、2000年和2005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的时间长短构成信息（注：其他年份无此信息。）。从表2数据中我们看到的是，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不足一年者所占比例从1987年的18.35％提高到2005年的21.4％，而长期居住者（5年以上）所占比例则由40.08％下降到31.34％。这似乎表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住时间在缩短，而不是延长。其实不然，原因是，1987年以后特别是1990年以后，我国流动人口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年均增长率超过10％。在如此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每年都有大量“新增”流动人口加入到流动人口队伍中来，从而导致短时间（如1年以内）流动人口的比例提高，而长时间（如5年以上）流动人口的比例下降。

注：其中1987年和2000年是指“在本地居住时间”，2005年是指“离开户口登记地时间”。当我们考察长时间（在流入地居住5年以上）流动人口的规模时，我们发现在流入地居住5年以上流动人口的数量从1987年的700万增长到2000年的3400万人，2005年进一步增长到4600万人（图2）。

另据中国人民大学的“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资料，2006年，北京市流动人口中“来京时间”5～9年者占25.3％，10～14年者占9.4％，15年以上者占4.1％（翟振武，段成荣、毕秋灵，2007）。

综合这些信息，我们认为，流动人口有在流入地居住时间长期化的明显趋势。

第四，流入地分布的沿海集中化

30年来，流动人口的流入地分布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最突出的特点表现为：流动人口越来越集中地流入到沿海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

（1）在流动人口大规模出现的初期，传统人口流动活跃的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一些资源丰富的地区吸引了相对较多的流动人口。

20世纪80年代，传统人口流动活跃的地区吸引了相对较多的流动人口。三普数据显示：当时黑龙江省吸收的流动人口最多，全国流动人口的8.60％集中在该省；其次是河南、山东、江苏和安徽，这四个省吸引的流动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的百分比分别是6.31％、5.39％、5.06％和4.85％。同期，辽宁、吉林也吸收了较多的流动人口，分别占全国流动人口的4.37％和3.83％。

上述7个传统人口流动活跃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合计吸收了全国流动人口的38.4％，东北三省合计吸收了全国16.8％的流动人口。

新疆、内蒙、山西是资源省份，它们在1980年代也吸引了较多流动人口。1987年，这三省的流动人口在全国流动人口中的比例仅次于广东，总和达到18.46％。

（2）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沿海发达地区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大幅度上升，而东北老工业基地及传统人口流动活跃地区、资源省份的优势大幅度下降。

1990年以后，不论是老工业基地，还是资源省份，其吸收的流动人口在全国流动人口中所占比重都在下降。从1982年到2000年，东北三省的流动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从16.8％下降到了7.6％；而新疆、内蒙和山西三省合计的相应比重从12.0％下降到了5.03％。

与此同时，沿海地区则快速地集中了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在沿海地区中，珠三角和长三角在集中吸引流动人口方面尤为突出。从1982年到2005年，广东省流动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从5.23％上升到了22.37％，而长三角地区的上海、江苏、浙江的流动人口比例总和从11.27％上升到了20.58％。

流动人口流入地分布的这种变动趋势，从根本上讲，是由经济发展以及由此形成的就业机会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先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这些地区越来越集中地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流动人口，是理所当然的。

第五，年龄构成的成年化

（1）年龄结构金字塔的成年化

图3展示了1982年以来我国流动人口性别年龄结构金字塔。观察这些金字塔，不难发现，一方面，各年龄流动人口的年龄构成都符合相当标准的迁移流动人口的年龄构成特点，成年人突出地多，青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则明显偏少；另一方面，1990年以后，我国流动人口的年龄分布更突出地表现出向成年人口集中的趋势，成年化现象很明显。

（2）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断上升，少年儿童及老年人口比重下降，平均年龄不断上升

更精确的统计指标上看，流动人口年龄构成成年化趋势也很清晰。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在流动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82年的不到60%提高到2005年的84%以上。与此同时，我国流动人口中的少年儿童（0～14岁）和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比例不断下降。

综合起来看，全国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和年龄中位数不断上升，年龄中位数由1982年的23岁上升到2005年的29岁，平均年龄由1982年的28.22岁上升到2005年的30.36岁（见表4）。

（3）新增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不断提高

我们选择了来本地时间不到一年的流动人口作为新增流动人口，分别计算了1987年、2000年和2005年的新增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结果表明（表4），1987年新增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为25岁，到2000年提高到26岁，提高了一岁，2005年则进一步提高到26.7岁。流动人口成年化趋势再次得到印证。

第六，性别构成的均衡化

很多人认为，流动人口往往是青壮年劳动力，而且以男性为主，而妇女则留在家里照顾孩子和老人。然而，从历年的流动人口性别比变化趋势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的性别构成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均衡化过程。

（1）我国流动人口性别构成的均衡化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流动人口以婚迁、随迁、投亲靠友等社会型流动人口为主，而此类流动人口更多是女性。因此，在80年代初，全国流动人口的性别比明显较低，1982年仅为84，到1987年，流动人口性别比虽有所上升，但仍低于100（图4）。在1980年代的我国流动人口中，女性在数量上占据了多数。

这种流动人口女性占主导地位的现象在1990年流动人口规模开始急剧膨胀时，发生了根本变化。1990年，全国流动人口性别比达到历史高点，为125。当时，流动人口更多地集中在年轻力壮的男性上。

进入21世纪后，我国流动人口的性别比开始逐步下降，2000年下降到107.25；2005年更是降到了101.17，流动人口中男女两性在数量上基本达到了平衡。进入新世纪之后，女性流动人口迅速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越来越多的妇女加入到流动劳动力大军之中；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更多的流动人口为了实现家庭团聚而以举家流动的方式出现。

（2）流动人口中育龄妇女的比重不断升高，城市计生服务和管理任务日益加重

在流动人口性别构成不断均衡化的同时，我们注意到，育龄妇女在流动人口中所占比重在逐年提高。1982年，育龄妇女在流动人口中的比重仅为28.47％，1990年的这一比重上升到32.47％，到2005年，这一比重进一步上升到了38.39％。一方面，流动人口规模在迅速扩大；另一方面，育龄妇女在流动人口中所占比例在不断提高，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使人口和计生工作的直接对象――流动育龄妇女的规模大幅度增加。流动育龄妇女数量的增多(见图5)对城市计划生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城市计划生育服务提出了更多需求。

第七，女性人口流动的自主化

20世纪80年代，女性人口流动的原因主要体现为从属性流动。从表6可知，1982年，女性人口流动主要表现为社会型流动，因婚姻迁入、投亲靠友、随迁家属而流动者在全部女性流动人口中所占比例分别达到36.97％、19.7％和17.34%。这三种流动加在一起，占了全部女性流动人口的72.13％。这一比例，比男性流动人口的对应比例高35.97个百分点。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时女性人口因经济原因而流动的比例仅仅为20.69%，尤其是“务工经商”的比例只有14.5%，比男性流动人口的对应比例低26个百分点。女性人口作为一种“附属”而流动的特点十分鲜明。

女性作为“附属”而流动的状况到1990年仍在持续，但已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1990年，女性流动人口中的务工经商者上升到33.5％，婚姻迁入、投亲靠友、随迁家属的比重总和下降到了52％。

注：历年普查（调查）的流动原因项目略有变化，五普的流动原因中以“拆迁搬家”取代了四普的“退休退职”， 05年1％抽样调查项目中的流动原因又增加了“寄挂户口”、“出差”两项。

对于流动原因的调查始于87年1％人口抽样调查。由于1987年、1990年和2000年普查（调查）的流动原因是指普查前五年内发生过迁移行为的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为了便于比较，2005年数据中的流动原因只选取那些在普查前五年内发生过迁移行为的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

进入新世纪之后，女性人口的流动原因构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2000年，社会型流动人口在全部女性流动人口中所占比例降到37.08%，而经济型流动人口的比例则首次超过一半，达到58.08%。尤为突出的是，2000年，48.92%的女性因为“务工经商”而流动，该比例只比男性流动人口的对应比例低1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因为学习培训而流动的女性也明显地有所增加。至此，女性作为独立的主体而参与人口流动的地位得以确立。

第八，流动方式的家庭化

近年来，人们普遍注意到了流动人口家庭化的趋势。尽管如何科学地测量家庭化仍有待进一步探讨，但我们认为，以下现象直接反映了这种趋势。

（1）流动人口中的女性比例和规模均逐年升高

在1980年代初期，流动人口中女性的比例比较高，其原因上文已经详细说明。我们从流动人口真正大规模出现的1990年开始观察，发现从1990年到2005年，流动人口中女性的比例由44.45％上升到了49.71％。女性流动人口的规模也从1982年的357万增长到了2005年的7000万。流动人口中的女性比例和规模均逐年升高正是流动人口家庭化的一个佐证。

（2）流动人口的已婚比例不断提高

在1990年之前，流动人口还没有大规模出现，流动人口的已婚比例比较高。1982年，已婚人口比例达到63.45%；1987年，该比例达到最高点，占到68.37%。

1990年，当“民工潮”开始涌现的时候，流动人口中的已婚人口比例下降到59.73%，到2000年，已婚人口比例又开始爬升，上升到64.84％，2005年则达到68.41%。与此相反，流动人口中未婚者的比例由1990年的36.1%下降到了29.1%（见表8）。

（3）流动人口举家迁移的比例不断提高

四普数据表明, 1990年, 流动人口中只有7.44%是生活在纯粹由外来人口构成的家庭户（简称纯外户）中,而有近60%的人是迁入到常住户中,其余34%的流动人口则是迁入到集体户中。这表明，在19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尽管当时人口流动的强度与规模比改革开放之初有了明显的加强,但流动人口仍然以个体流动为主,他们中的多数以住集体户或借助当地居民房屋为主，举家迁移的规模并不是很大。

但在2000年, 迁入到纯外户中的流动人口的比例徒然上升到了46.06%,几乎提高了5倍（见表9）,举家迁移成为流动人口的首要选择（周皓,2003）。

人口迁移的历史经验表明，人口迁移流动的先锋者往往是年龄较轻、身体较强、经济活动能力较高的人，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庭，单枪匹马闯世界。但是随着时间变化、物质生活资料的积累以及人们对家庭生活的需要,便会开始大量出现投亲靠友的迁移流动。许多分离的夫妇与子女再度在迁入地团圆,因而出现合家同时迁移现象。我国人口流动的家庭化现象，正是这一规律的反映。

注：“纯外户”是指户主与配偶均为流动人口的家庭户；“常住户”是指户主或配偶为当地人的家庭户。

资料来源：周皓，2006。

第九，学业构成的“知识化”

（1）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构成不断升级

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迅速提高，呈现出明显的不断知识化的特点。具体表现在，1982年，流动人口主要以小学学历为主（比例达到39.30%），初中学历的比例只有22.69%。而文盲的比例却高达28.56%。接受过高中或高等教育者极少，分别只占8.41%和1.04%。

到1987年，流动人口的学历构成以小学为主的特点仍未改变。但一个突出的变化是，文盲的比例大幅度下降，初中和高中的比例都有明显上升。

从1990年开始，流动人口的学历构成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1990年~2005年，流动人口中初中毕业生的比例上升到第一位，而且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同时，文盲的比例进一步下降，2005年，流动人口中文盲人口的比例已降到5%以下。

（2）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

全国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82年的5.58年增加到2005年的8.89年，即从1982年的平均不足小学毕业水平上升到2005年的接近初中毕业水平。23年内，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了3.31年。

（3）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且提高速度快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表10可知，历年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都高于全国人口的平均水平，这也侧面反映了流动人口并非人们经常想当然地认为的“低素质”的群体。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我国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且提高速度快于全国水平，从1982年到2005年，全国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年提高0.12年，流动人口则平均每年提高0.14年。

（4）较高受教育水平的流动人口不断增多

全国流动人口大专及以上的比率在不断上升。在1982年，大专及以上比率仅为1.04%，到了2005年，大专及以上的比率已大幅上升到7.24%。2000年和2005年普查（调查）可以提供更细致的分类数据，2000年的流动人口中有1.20％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甚至还有0.07％拥有研究生学历。五年之后，这两个指标都升高了，2005年的流动人口中有2.21％拥有大学本科学历， 0.12％拥有研究生学历。这些高学历的流动人口说明流动人口知识水平越来越高，而且也越来越多元化。

3 结论和讨论

3.1 研究结论

流动人口的大规模出现，是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重要社会现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流动人口急剧增长。大量流动人口的产生和存在，对30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也引起了政府、科研机构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然而，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流动人口才只有短暂的30年历史，人们对于这一群体的认识虽然在不断深化，但仍然严重不足。目前，我们对流动人口的认识总体来讲是底数不清、情况不明。对于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的变动情况及其规律性，更是很少有研究涉及，流动人口变化趋势领域，基本还是空白。

我们感到，不深入研究过去30年的流动人口变动趋势，就不能很好地认识和把握当前的流动人口，更无法科学地预见流动人口的未来变化，从而也就不能有效地解决与流动人口有关的各种问题。这正是引发本文研究的根本原因。

本文通过深入挖掘1982年以来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资料，回顾和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历史趋势。研究发现，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突出地表现在流动人口的普遍化、流动原因的经济化、流动时间的长期化、流入地分布的沿海集中化、年龄结构的成年化、性别构成的均衡化、女性人口流动的自主化、流动方式的家庭化、学业构成的“知识化”等九个方面。

本文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所发现的各种趋势，仍有待更深入的研究来发展和完善。但我们相信，所发现的上述趋势，对于更好地认识我国流动人口是有所助益的，我们更希望，本文能引发针对我国流动人口变动规律的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3.2 讨论

探讨既往趋势的根本目的，在于更好地认识现在和未来。

通过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趋势的总结和梳理，我们认为，以下问题是我们在今后重新认识我国人口城市化问题和流动人口问题时需要加以注意的。

3.2.1 重新认识我国的人口城市化道路问题，把流动人口问题纳入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战略高度加以认识

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成功的现代化过程与人口城市化过程是有机统一的。没有现代化的城市化是不可能的，没有城市化的现代化也是做不到的。

欧洲国家在城市化初期，采用了一条“羊吃人”的道路，通过剥夺农民土地使农民彻底丧失在农村生存的根本从而大举进入城市。这是欧洲国家城市化的“经典”道路。在我国，我们没有也不可能选择这样一条道路。但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问题，却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为寻找这条道路。我国已上下求索50多年。曾经长期实行的严格控制城市发展的道路显然是行不通的。20世纪80年代初，先生在深入调查研究之后提出“离土离乡”的小城镇道路，曾经迸发过巨大的活力，但当小城镇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这条道路也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甚至难以逾越的屏障。

我们高兴地看到，改革开放30年来，虽然不具备高深的理论知识，但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却用他们的双脚十分质朴地趟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之路，即以流动的形式来阶段性地实现他们的城市化，同时也实现整个国家的城市化。用人口流动的方式来实现城市化，这是不同于西方“经典”城市化道路的中国独特的城市化之路。显然它并不彻底，但在现实条件下却很有成效。对于这样一条城市化道路，迄今我们还缺乏深入的、系统的研究。我们需要这样的研究。

认识到这条独特的道路，是十分重要的，它要求我们，再也不能简单地把流动人口问题作为单纯的流动人口问题来看待，而要把它作为现代化、城市化战略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如此，在流动人口问题上任何局部利益、短期利益的诉求（很多时候，局部利益、短期利益非常强大，甚至可以否定全局性、长期性的战略利益）都应该为全局性、长期性的战略利益让位！

3.2.2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我们要以改革的思想为指导，进一步改革我们对于流动人口的认识，这是真正有效解决我国流动人口问题的基本前提

应该说，30年来，我们对流动人口的认识是在不断改革的过程中逐步走向成熟的。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对流动人口的称谓。在流动人口出现的初期，方方面面都称流动人口为“盲流”。他们真的是盲流吗？显然不是。本文总结的流动人口九大变化趋势，都完全符合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是人口迁移规律的体现，而不是盲流！近些年来，极少有人再用盲流来称呼流动人口，这本身就是观念变革的成果，是很大的进步。

然而，对流动人口和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的认识，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改革。比如，流动人口是积极因素还是消极因素？应不应该像对待城市市民一样平等地对待流动人口？要不要保障流动人口的权利？保护流动人口的哪些权利？中国的流动人口是不是独一无二的？国外解决移民问题的经验和办法可不可以借鉴和推广到我国来？等等问题迄今，都没有明确、合理、统一的认识。我们要以改革的精神、开放的思路来更好地认识这些问题，更好地推动我国流动人口问题的解决。这也是我们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应有之意。

3.2.3 流动人口将长期扎根在城市，流动人口问题将是一个长期性问题。这是认识人口流动现象、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多年来，很多人一直寄希望于流动人口会像他们的名称一样，只是暂时地在城市工作、生活，他们会很快地回到农村去。迄今，我们的许多与流动人口有关的政策设计，也是基于这一假设的。但事实绝非如此！本文研究的结果表明，一方面，流动人口在城市居住已经表现出明显的长期化趋势。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样的趋势会继续下去；另一方面，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趋势、男女两性的均衡化趋势、女性流动人口的自主化趋势、年龄构成的成年化趋势、流动原因的经济化趋势等，都预示着流动人口将有更加强烈的长期化趋势，他们将长期扎根城市。各国人口迁移经验表明，在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选择方面，妇女和儿童更强烈地倾向于选择留在流入地。那么，家庭化趋势、性别构成均衡化趋势、女性流动人口的自主化趋势共同作用，无疑将促使业已存在的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更多地选择留在城市，而不是回到农村。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的结果也强烈地反映了这一点，在北京市的流动人口中，选择长期留在北京的人在数量上是选择回流老家的人的3倍多（翟振武、段成荣、毕秋灵，2007）。

充分认识流动时间的长期化趋势，就要求我们在对流动人口的认识上，在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的政策思路上，彻底革除那些有悖于长期化趋势的认识和措施。

3.2.4 要认识到我国流动人口仍有较大幅度增长的可能性

对于已经达到1.5亿庞大规模的流动人口的数量变动趋势，目前存在截然不同的判断。有人认为它已经增长到顶点了，以后不会再有大的增长；也有人认为流动人口还将有比较大幅度的增长。不同的判断，并不仅仅是简单的认识问题，它将直接影响我们对于流动人口问题的决策。

从过去30年的变动趋势来看，我国流动人口自大规模出现以来，一直处于单方向快速增长的进程之中。我们认为，它将继续保持增长的趋势，有进一步大幅度增长的可能。原因是：30年来促使流动人口产生的条件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巨大的城乡和地区收入差异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有些条件如城乡和地区收入差异甚至比改革开放前有所强化。在这样的背景下，30年来人口从农村到城市大规模流动的趋势无疑将得以延续。

3.2.5 要及早重视来自城镇的流动人口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端”流动人口

流动人口不仅仅是来自农村的人口。事实上，30年来，城镇人口在流动人口中一直占着比较大的一个比例（大致稳定在25%~30％）。如果地区收入差异得不到缩小，可以预料，会有越来越多的城镇人口加入到流动人口中来，从而推动流动人口规模的增大。

从前面分析中我们看到，在流动人口中，一场静悄悄的变革已经发生。改革开放初期的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很低。但进入新世纪之后，在流动人口中，已经活跃着一大批接受过本科甚至研究生教育的高等教育毕业生。如果以绝对规模看，目前，全国流动人口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人已经超过15万人，拥有本科学历的人更是高达300多万人。如何应对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如何应对越来越多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端”流动人口，已经成为一个需要重视的重要问题。

3.2.6 加大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和管理的投入

前述分析表明，流动育龄妇女规模在不断增长，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任务日趋繁重。而目前流动人口集中的地区，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配备、经费的投入等都远远不能适应庞大的管理服务对象人群的需求。非常有必要及早加大这方面的投入。

3.2.7 要为更多儿童和老年人口作为流动人口的到来做好必要的准备

流动人口的发展大致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流动人口利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以短距离流动为主，大多数流动人口单身外出，农忙季节依然回家，没有脱离家庭生活；第二阶段，随着流动范围扩大，跨省跨区域流动成为主体，流动人口基本脱离农业生产，不少家庭中夫妻双方均外出务工经商，子女留给家里的祖父母或其他亲属照顾；第三阶段，流动人口在外地站稳脚跟后，并且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安排子女随迁，在流入地生活、就学；第四阶段，核心家庭在流入地稳定下来之后，青壮年流动人口进一步将父母列入随迁的考虑范围。

我们认为，当前，我国人口流动正处于第二阶段末期、并向第三阶段转变的阶段。在这样一个时期，不仅流动人口总规模会继续增大，更重要的是，青少年流动人口以及老年流动人口将开始加速增加。作为流入地的城市，需要及早为这些孩子和老人的到来做好必要的准备。

3.2.8 要加强对于流动人口调查研究方法的研究

人口流动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已经引发了高度的关注和大量的研究。但是，我们看到，有关流动人口的调查研究方法的探讨却相对不足。建议加强对于这一领域调查研究方法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段成荣，孙玉晶.我国流动人口统计口径的历史变动.人口研究，2006；4

2 国家统计局.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中国人口统计出版社，1985

3 国家统计局.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中国人口统计出版社,1987

4 国家统计局.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 中国人口统计出版社,1993

5 国家统计局.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 中国人口统计出版社,2002

6 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中国人口统计出版社,2007

7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2005中国人口.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8 翟振武,段成荣.农民工问题现状和发展趋势.载于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9 翟振武，段成荣，毕秋灵.北京市流动人口的最新状况和分析.人口研究，2007；2

10 郭志刚.北京市家庭户的变化及外来人口影响.北京社会科学，2004；3

11 周皓.中国人口迁移的家庭化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人口研究，2004；6

12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人口研究，2007；1

13 段成荣.省际人口迁移迁入地选择的影响分析.人口研究，2001；1

14 段成荣.影响我国省际人口迁移的个人特征分析――兼论“时间”因素在人口迁移研究中的重要性.人口研究，2000；4

篇(7)

[关键词] “人口多” 优势 成本 收益

林毅夫先生持有这样的观点：“劳动力廉价的优势是中国目前的比较优势，所以应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人口基数大更可能出现多的科学家，这是中国将来极大的优势。”的确，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劳动密集的产业更有利于资本的积累，而当资本，知识产业为主导产业的时候，科学家的规模效应也是不容否认的。难道这样说来，中国的“人口多”在任何时候都是优势吗？我们现在无须担心中国的人口问题吗？

就笔者个人来看，林先生得出这样的观点，更多的是就中国“人口多”这样的具体国情来说的，比起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来说，我们只能发挥这样的优势了，似乎让我感受到了一种无奈的伤感，对于笔者提出的两种疑问，答案显然是不对的，林先生的观点肯定也不是那么简单，这正是启发我们去思考的。

笔者认为，“人口多”本身并不是优势，多与少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的转型，我们需要的是一个递减的人口趋势。下面笔者将使用经济学中最为基本的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法来初步解释个人的观点。

一、我国“人口多”的成本分析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谓是从人口问题的源头下手治理了，并且结果十分有效，就像国家的政策这样治根治本，笔者不妨也先从“人口多”的源头开始分析，然后再逐层深入。

1.生育人口成本

由于受到“生育决策微观分析”理论的启发，我们可以把子女看成是“商品”。直接成本是指养育子女花费的一切开支，包括生活和教育等费用。机会成本指父母在生育，照料子女时不得不放弃的挣钱机会所带来的收入。生育多，人口也多，支出的费用就多，这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成本和生活的消费在逐渐增高，即生育子女的成本在增加。许多家庭开始不去追求子女的数量而是重视子女的质量。虽然这种情况在城市更明显，但农村中人们的观念也有所改变，认识到生育更多的子女意味着去开支更多的费用，再加之计划生育政策的鼓励，这会促进人口趋势的递减。

2.资源环境成本

“人口多”意味着要用更多的资源来满足人们的需要。由于人们的思想意识、文化水平、道德观念不尽相同，所以在开发利用资源的过程中会引发不同的结果。而在“资源是稀缺的”前提条件下，人们的低效率、低技术水平造成的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尤其是我国长期以来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使资源和环境饱受了巨大的成本。现在国家开始进行集约式的经济发展，当然也是处于这样的考虑。

3.社会经济文化成本

（1）“人口多”加大了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难度。在我国城市化的过程中，只有一部分农民能为工业化部门吸收，其余的或者是只能进入业已臃肿的服务部门，或者加入了城市失业的队伍，给城市造成了贫困，疾病，犯罪等严重的社会问题，使得城市化畸形发展。

（2）“人口多”加剧社会经济资金短缺，人民生活普遍下降。人口多将使政府不得不拿出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社会保障、经济建设、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医疗卫生行业。更使人担心的是尽管投资巨大，但平均到个人的份额却很少，造成教育水平普遍不高，受惠社会保障的程度不过，最终导致人力资本的积累不高，社会赡养负担沉重。

二、我国“人口多“的收益分析

在此引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公式：GY =aGL+（1－a）GK。GY代表产出增长率，GL代表劳动增加率，GK代表资本增加率，a和（1-a）代表了劳动产出量弹性和资本的产出量弹性。

由此看出收入增长主要是由劳动力增长和资本增长两个因素引起的，显然，作为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的增长在经济增长中伴有重要角色，人口发展产生的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较丰富，相比之下其他资源则匮乏，如果不违背生产的技术规律和边际效益的建设规律，我们要充分利用劳动和资本相互替代性，采用利益导向引导厂商尽可能利用现有的劳动力资源，节约资源和资本，这也利于中国现阶段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可关键问题是在怎么利用，利用过程中所需要的技术和教育文化知识，在短时间内很难成熟，人口多并不代表效率也高，难道劳动力的成本不会上升吗？

下面我就实际情况进行更现实的论述，使读者在现实中判断“人口多”的利弊，能更容易的感受到论文的主要观点。

第一，面对中国的现状，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苗头已经出现，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或许并不像过去那样容易挖掘。如福建、广东的鞋厂用和往年一样的薪水已经招不到工人，出现了“民工荒”；许多外资企业已经转而去更便宜的越南设厂。所以，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一点：随着主导产业的转型，廉价劳动力将自东向西逐渐消失，当产业的转型完成以后，中国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减少，而劳动力的价格还在上升，这时保有众多的劳动力人口不是优势，是过剩，是失业。

实际上，目前由于人口过多，中国现在的劳动力非但廉价，而且连廉价的劳动力都大量过剩，温总理在两会后的新闻会上提出今年要解决5000万人口的就业问题，可见解决失业问题的任务十分艰巨。在劳动力数量合理时，随着经济发展的劳动力价格上升，也推动着企业在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时进行产业转型。但中国过剩的廉价劳动力使企业没有了这一推力，这实际开始阻碍某些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和从东向西的产业转移，长远上看是不利的。

第二，人口基数大就会带来更多的科学家吗？2003年中国首次公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显示，农村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而城市是10.20年。在专业技能培训上，农村劳动力更是缺乏。中国目前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偏低。短期内我国人口基数对这一点没有贡献，长期看来这一优势会逐渐表现。但不是人越多越好，相反，需要的仍是减少的人口变化趋势。

从遗传学上说，人的先天智力分布近似为正态分布，人口基数大，高智力的人数的确多。但据统计，先天因素对最终成就的贡献不足八分之一，后天教育，甚至营养对成就的影响都远大于天赋。很难以想象一个闭塞的西区山区的孩子在难以接受到良好教育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成为一个科学家。如果人口多，但是只有很少一部分可以得到良好的教育机会和营养，那么能贡献科学家的有效人口也很少。后天条件是决定于全社会的发展状况的，所以其实科学家的产率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更有关系，而不是人口。很明显，美国的科学家最多，整体做的也最出色，但美国的近3亿人口相对于这样的科学表现并不多。

而且，当中国的经济水平没有到达一定成就的时候，我国还会面临人才流失的问题，这使得中国除了要负有前面成本分析中提到的成本，还要担当更大的成本。

短期之内我们的人口基数不会产生科学家优势。因为我国的很大一部分地区都难以接受良好的教育，同时难以吸引科学家回国服务。对此，国家应该大力改善教育条件，加大科研投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这一优势会慢慢表现出来。这已经有了苗头：众多跨国公司开始把研发中心放在了中国，许多国外杰出的科学家开始在国内担任一定职务，这说明中国的科研条件已经有了吸引力。长期看来，随着经济发展和教育条件优化，中国对科技人员的吸引力增加，人口数对科学家数量的的贡献会逐渐明显。但这是在一定范围内的，因为要保证良好的教育机会和经济水平，人口不能太多，必须在一定范围之内才能达到贡献的最大化。

所以，人口最终还是从影响经济来影响科技研究的。这就和上一个要点统一了起来，人口基数大对科研是有贡献的，但我国的人口不可能不够，反而是太多了，极大地影响了教育条件、生活水平和科研条件改善的速度，需要的还是人口减少的趋势。

三、总结

虽然目前有这样的预计：中国的总人口将于2030年达到14.39亿，在2033年左右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且负增长的速度将逐年加快。并且许多人在感受到“人口红利”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开始担心“人口负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