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认识自我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心理学认识自我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论文摘要】：分析哲学家赖尔批判了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否认了独立的心的存在，将心灵还原为行为，具有一定理论价值,但同时也面临方法论和本体论上的困难。由于其包含了物理主义的本体论，故成为一种"无头脑"的心理学。行为主义如何对待精神存在的事实?这也正是唯物主义必需直面的问题。

身心关系历来是哲学界反思的对象,在解决自我认知和他心知问题的过程中,哲学家们对心灵的认识范式不断发生转换,并在新的层次上有所迈进。笛卡尔范式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两种实体：物质和心灵。物质的本质属性是广延，心灵的本质属性是思维，心灵状态只为个人所私有。对心灵的认知就是自我认知。笛卡尔范式引发的心灵认知问题上的唯我论和怀疑论遭到了猛烈的攻击和批评。其中以赖尔为代表的行为主义范式给予人们莫大的启发。豪无疑问,对身心问题的解答还没有理想的答案,也许问题是永恒的,答案是暂时的。文章试图从赖尔的行为主义身心观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以理清脉络促进新的认识。

一

在对心灵的不同方式的理解中,在行为主义学说中,赖尔是其主要代表。赖尔的心身学说主要集中在1949年出版的《心的概念》一书中。在该书中赖尔旨在从语言分析的角度来澄清有关心的问题的陈述和概念，以消除混乱。简言之，他的目的不是建设，而是批判或"治疗"。他在《心的概念》一书导言中开篇便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明确提出自己的目的是想修正我们已经具备的关于心的知识的逻辑地图。他说："可以有所保留地说，本书提供了一种心的理论。不过，它并不给心的问题的研究添加新的信息……本书所做哲学论证的主旨并不在于添加我们对心的认识，而是想修正一下那张描给我们早已具备的种种知识的逻辑地图。"[1]

赖尔在驳斥其身心二元论时是借用逻辑范畴作出了有的放失的分析。他所及的范畴是指语句的逻辑类型--语言习惯。在一般情况下，范畴错误有两种表现，而心身二元论正是出现了范畴错误的两种表现，因而是错误的，这就是赖尔否定心的独立存在性的根本方法。

范畴错误的第一种表现是将某一逻辑范畴的语句误认为属于另一逻辑范畴，也即在表达中使用了不该使用的表达习惯。这种有范畴错误的陈述，从语法形式上看似乎是正确的。如：

（一）华盛顿既可指美国的一位总统，又可指美国的一座城市。

（二）克林顿既可指美国的一位总统，又可指美国的一座城市。

很显然，以上两个句子语法形式完全相同，但句子（二）实际上却是错误的。

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可以说，句子（二）犯的就是一个范畴错误，它被误作为句子（一）的同一范畴。同理，信奉"机器中的幽灵说"的人们相应于"身是什么，身在何处"，他们把不属于同一范畴的"心"归属于"物"并类推出了"心是什么，心在何处"的错误提法。笛卡尔的"心是什么，心在何处"的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所以也就无所谓心的独立存在。

赖尔别出心裁的以范畴理论来反驳笛卡尔的二元论，显示出其高超的逻辑思维水平，虽然这只是其行为主义理论的第一步。

二

赖尔进一步分析了笛卡尔范式的错误根源。在他看来，笛卡尔的权威学说的错误是伽利略的机械论推广所导致的副机械论的结果。物理学发展到笛卡尔时代，正是所向无敌一路凯歌行进的时期。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可以用物理学的机械论来说明、解释。这些解释都可以归于用"事物"、"属性"、"状态"、"变化"等概念概括而成的框架。于是，心是不同于身的事物，它的"属性"、"状态"、"变化"等属于与机械论概念框架不同，却相类似的另一个框架，它也有原因和结果，只是不同于躯体运动的原因和结果。"机械论的否定者把心说成是因果过程的另一个中心，它有点像机器，但与机器又有很大差别。" [2] 因此，赖尔认为这些人的理论是一种副机械论的假说。

这种副机械论的假说与伽利略的机械论是属于同一逻辑类型的。笛卡尔力图避免机械论的错误，即不能接受人也是机器，只在复杂程度上与钟表有所不同的观点。笛卡尔想表明，心理事物不是机械事物的一个种类，于是他只是用一些对应的词汇来描述心的状况。但机械论的思维方式使笛卡尔依然使用了机械论的词法，"他对心理活动的描述不过是描述身体的特定词语的否定。说他们不位于空间，不是运动，不是物质的变形，无法被公开观察到，心不是钟表的零件，而是非钟表的零件。" [3] 更进一步的考察，身受机械规律控制，相应的，心受非机械规律控制。"物理世界是一个决定论的系统，心理世界也必定是一个决定论的系统。" [4] 这无疑又把心纳入了机械论的决定论系统中。可见，身心二元论实则是落入了与机械论同逻辑范畴的副机械论。

三

赖尔借以上分析，是要阐明并不存在精神这种与身体相对立的东西，即无所谓独立的心灵的存在。作为一个分析哲学家，赖尔并没有直接回答"心是什么？"，而是换了一种方式，也就是用描述的方法回答"心是怎样的"。因此，他把出发点放在考察那些像"精明的"、"谨慎的"、"愚蠢的"的心理谓词语句，并详细研究了"记忆、知觉、想象、理智、意志"等许多表示心理属性的概念。他说："谈论一个人的精神……就是谈论这个人在做某些类事情时所表现的能力、倾向和爱好……" [5]。他要证明的观点就是：正是由于人们的行为方式才使我们认为人们具有这些心理属性，这是并不涉及任何纯属个人世界的存在。

赖尔事实上是用"作出行为的人"取代了"精神"概念。同很多分析哲学家一样，他并没有明确的回答"是什么"，因为他认为，搞清楚相关概念的含义更为重要。因为，在他看来，心灵是什么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因为不存在独立存在的心，能观察到的，只有人的行为。

通过对描述心灵的相关词汇可以看出，对心灵的描述并没有说明别的，只是描述一种活动、功能，而不是描述实体。心灵不是第二剧场，"谈论一个人的心灵，……就是谈论人在做某类事情时所表现出的能力、倾向、爱好……实际上，认为可能有两个或者十一个世界的说法是毫无意义的。" [6] 因此在赖尔那里，真正存在的只有身体和物质，真正发生的只有物理事件和物理过程。他相信描述心理状态的句子等值于描述行为的句子，从而为消除他心知问题上的怀疑论和唯我论提供了一条途径。

四

赖尔的行为主义范式相对于笛卡尔范式无疑是一个突破，然而赖尔的观点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首先，从方法论上来看，赖尔把心灵还原为行为。但这面临一个问题是，对行为倾向的认识为什么就是对心理能力的认识？其逻辑根据或基础是什么？赖尔认为：是归纳，即从所观察的行为和反应向类法则命题的归纳。然而众所周知，归纳法的可靠性是倍受质疑的。即使有一定的可靠性。

再者，赖尔把心灵还原为行为，虽然二者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但却不仅仅是外部可观察到的行为。有些心理状态与某种特定的外部行为并没有明确的关系。而且两个行为上完全相同的人很可能在心理上是根本不同。由行为推断心理过程也是很不可靠的的，而且人的行为也是可以隐藏的，如心怀痛苦却面无痛苦的表情，如此一来如何辨析之？所以行为主义者在解释自我的意识状态时碰到了巨大的难题。

行为主义作为一种温和的物理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从形而上学的层次上对心进行理解的.在本体论上,它主张把心的本质理解为行为,但是科学发展已经证明,逻辑行为主义对心的词汇的物理分析是不可能的。

回首赖尔在批判笛卡尔的理论时说："每当一门新的科学首次获得一个重大的成就时，它的那些狂热的信徒们总是想入非非，认为只要将其解决问题的方法推广开来，那一切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了。" [7]然而，他有没有想过，他的行为主义心灵观是不是犯了同样的错误？

篇(2)

关键词：镜像理论 “ISR”三界域 无意识学说 能指与所指

雅克・拉康是二战后法国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一直以来研究者对其理论的研究都充满争议，但是研究热情却一直不减。拉康理论始于20世纪30年代，具有很大的创新性和革命性。其理论基础是镜像理论，正如《雅克・拉康》这本书序言中所说，镜像理论“成为了其精神分析理论秘密诞生地”。镜像理论是研究者探究拉康理论的窗口。深入了解拉康一生可以知道，他的精神分析理论的构建受惠于很多人：“唯一的导师”克莱郎博尔，其“精神的自动作用”为拉康对妄想症的研究提供了主题和方法；超现实主义者达利可以看做是拉康的镜像，拉康从达利身上“找到了把他带出精神病学领域狭隘的专业性的诗性之光……”[1]；哲学家斯宾诺莎和雅斯贝尔斯给拉康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平行论”和“过程论”的方法论指导；“导师”科耶夫对黑格尔的解读则为拉康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富有原创力和再生力的思想资源”[2]……但是，对拉康理论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还是弗洛伊德、黑格尔和索绪尔：拉康理论即是对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的继承、改造、发展，他的几乎所有的概念、问题都与弗洛伊德的理论紧密相关；黑格尔的关系性自我意识――主奴辩证法为拉康理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关系式，“拉康镜像理论的重要出发点，是改造过的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它的核心是一种无意识的自欺关系”[3]；后来，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为拉康精神分析的语言学转向提供了方向和方法，拉康提出了“无意识即他者的语言”的理论。笔者将立足于镜像理论，追溯拉康理论形成、发展的源脉和过程，并对拉康理论的建构进行解读和阐释。

一、拉康镜像理论的理论来源

拉康的镜像理论于1936年提出，开始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阐释镜像理论的论文《镜像阶段》像一个失窃的文本遗失在历史洪流中，直到1949年，论文《助于“我”的功能形成的镜子阶段――精神分析经验所揭示的一个阶段》的出现才使“镜像阶段”理论以新的面貌进入大众视野。镜像理论是对诸多前人理论的颠覆与创新，很难辨认出确切的理论源头，但是其素材却直接来自于瓦隆的“镜子测试”的试验，可是其解释已完全不同于瓦隆的心理学概念，而是经过了哲学―人类学的拉康式强力解读。上文提到，拉康的几乎每一个概念、问题都与弗洛伊德有关，“弗氏对自我和本我、意识与无意识的辩证认识为拉康的镜像理论提供了多种丰富的可能性”[4]，可是拉康对弗洛伊德学说经历了从接受到修正、改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起了方法论的作用；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中期，“索绪尔语言学中的能指与所指为拉康的镜像理论提供了内在的理论支持”[5]，强调了语言作为他者的重要意义，从此拉康的镜像理论开始了语言学的转向。

（一）来源之一：改造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以颠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学说

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是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来源之一。弗洛伊德将人的意识分为“无意识”“意识”和“前意识”三个层次，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弗洛伊德认为，自我与本我的关系中，自我并没有与本我完全脱离，而是本我与现实对象世界及他人关系的结果，这并没有改变自我的根本仍然在本我的实质，也就是说，“弗洛伊德的自我主体总还是自足的功能性关系结构”[6]，自我联结本我，并在现实原则作用下不断外化为超我。拉康认为弗洛伊德式的本我是骗人的观念，因为那个本我并不存在，人们一直以为的独立存在的个体（自我）其实是一个幻觉意义上的想象骗局，弗洛伊德认为本我是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本能欲望，它是客观存在的，但在拉康看来，“我”从诞生之时就是一个空无，“我”诞生于虚假的幻象。拉康的观点正暗合了黑格尔认为的人是自然意义上的黑夜一说。

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认为，个人主体不能自我确认，它只是在另一个对象化了的他人镜像关系中认同自己。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认为自我意识是欲望，而欲望是对另一个自我意识的对象性关系以及深化于自反性的主人与奴隶的辩证法关系，而这正是拉康镜像关系的真正基础。拉康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造，他“用带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镜子映射关系取代黑格尔的现实劳动关系”[7] ，这“另一个自我”不是在劳动中确立起来的另一个实体，而是幻象与空无对“我”的奴役，由此，拉康获得了反对弗洛伊德自我论的有力武器。

拉康以6-18个月的婴儿在镜子前的试验来解读人在自我意识形成过程中的自欺性建构。婴儿在镜子前看到“我”的镜像，即产生一种完形的格式塔图景，这一想象中的认同本质不是黑格尔说的另一个自我意识，而只是“我”的另一个影像，正像黑格尔主奴辩证法认为的，个人主体通过另一个他人镜像关系认识自己，只不过在拉康这里，这个他人是一个虚幻的影像，而且这个虚幻的影像作为他者实现了对自我的取代，意思是说，婴儿误将镜中的影像这一幻像当成了真正的“我”。虽然镜前的婴儿在认识上有着我与影像的自欺（即把镜中的影像当成真正的“我”），但他这时拥有了“我”的概念，作为主体“我”的意识已经存在，于是自我主体的成长就要开始了。主体成长过程是被一个个虚无的“镜像”他者的过程。这一镜像最初是镜子中“我”的影像，后来则慢慢变成“我”周围众人的目光、面相和形体行为构成的反射的镜式形象。“拉康清醒地认识到实体性主体的虚无，这既包括弗洛伊德的生物性的本我，也包括自足的意识主体――心理自我。”[8]所以说，从虚无基础上得到的成长实际上是一个伪自我。拉康的镜像理论建立在弗洛伊德自我理论的基础上，他改造了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并以此为武器，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了重新解读甚至革新，进而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

（二）来源之二：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

拉康的镜像理论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他把索绪尔的符号语言学经过变形后用来阐释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反过来也给两种理论赋予了新意。索绪尔认为思想先于语言，但语言的介入使得模糊的思想清晰可辨，于是在语言的约定俗成下能指与所指一一对应，“所指、能指二者之间的关系既是对应的，又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个符号实体中。”[9]但是索绪尔语言学没有回答从能指到所指其意义产生的过程，而拉康却致力于此。在拉康看来，能指对所指的压抑性使所指永远摆脱不了被束缚的状态，语言先于无意识而存在，而且语言结构塑造着个人自我。拉康认为，结构语言学可以对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进行全新的解读，“无意识和语言同时出现，是语言对欲望进行结构化的结果。”[10]在拉康理论中，无意识像语言一样具有结构，是语言的产物，能指是意识，所指是无意识；而且拉康借用了雅各布森修辞学中的术语：隐喻和换喻。换喻指一个意义或形象被另一个意义或形象替代，意味着缺乏；隐喻是将意义和形象压缩、叠加，意味着受压抑的意义（欲望）通过隐喻取代了表面的意义，从而表现了欲望。

索绪尔的语言学中探讨最多的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拉康更多地是关注能指之间的关系。在语义学层面上，能指作为单词的语音和形象系统，它的意义即所指并不是固定的。拉康认为，“把能指与所指扣住的接合，至今还没有出现过，两者的结合点始终是虚假的，因此所指始终处于一种漂离滑动的状态”。拉康分析了爱伦・坡的《被窃的信》，在国王―王后―大臣和警长―大臣―探长这两组三角关系中，“被窃的信”是能指，指信本身，而所指是指被窃的信的内容及意义。在这封信中，所指是缺失的，因为故事中的每一个人都没有弄清楚信的内容是什么，故事也没有交代，但正是这缺失的对象控制着两组关系中的每一个人；信的内容即所指对关系中的每个人意义都不一样。信在不同的人手中流传，从一个能指链滑向另一个能指链，不能够指向确定的所指。

二、拉康镜像理论的建构

拉康理论是弗洛伊德、黑格尔、索绪尔等多种学说的“杂糅”，但并不是简单的抄袭或模仿阐释，而是自成体系。拉康的镜像理论由基本实验“镜子阶段”的提出开始，而后“ISR”三界域说进一步对此理论进行了拓展及完善，至此镜像理论成了拉康整个理论系统的逻辑基础，也使读者得以打开了解拉康理论的一扇门。

（一）“镜像阶段”――他者助“我”踏上自我认知之路

“镜像阶段”是镜像理论的主体部分，儿童的自我及完整的自我意识从此开始。拉康对“镜子阶段”的思考正是基于一个简单的“镜子测试”，进而奠定了整个理论的基石。

一个6-18个月大的婴儿不具备肢体协调能力，尚处于不能自理，必须完全依赖他人的阶段，然而当看到镜子中自己的影像时却表现得异常兴奋和欣喜，这是因为婴儿从镜子中认识到了自己。拉康把这一过程称之为“一次认同”，即婴儿与影像的“合一”。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认同过程是经历了一系列变化的：开始时，婴儿与大人同时出现在镜前，此时婴儿对镜像和自己、大人和婴儿的镜像还不能区分；但当婴儿承接这一镜像时主体内部必然会发生一些转化，正如拉康认为的，认同是主体在认定一个形象时，主体自身会发生转换或变化，而该形象在此阶段似乎注定要产生一种影响，也就是说镜中的影像必然会在婴儿的内部世界产生影像。于是，主体看到镜像后发生的转化使得婴儿发现了一个完整的自己，从而把自己与大人的影像分开；但是，镜像只是一个幻象，并不是真正的婴儿自己，当婴儿触摸镜像时发现它并不存在，这样就实现了自我与镜像的对立，称之为“自我的异化”；但是当婴儿动作变化时镜中的影像也会变化，这时婴儿因对镜像的掌控而充满快乐和胜利感，虽然镜像是虚幻的，却赋予婴儿一种连贯的身份认同感，由此，婴儿开始迷恋镜中的镜像，把自己的影像当恋倾慕的对象，于是婴儿便与镜像产生了一种自恋式的欲望关系。这一欲望关系是由于婴儿对镜像的误认引起的，当把镜像这一典型环境抛开，替换成他人（母亲、亲人等）时，由误认引起的欲望关系依然存在，而且这层误认是将欲望本身误认为施与实现欲望的行为者，即将母亲视为欲望本身。当婴儿自身的需求不能被母亲全部满足时，欲望受挫，“我”的概念也才逐渐明朗化，个体才逐渐地形成自我。镜像不过是婴儿在接触社会和进入语言之前的一个虚构的自我，待自我进入由语言构成的能指世界时，“我”的主体性便完全地建立起来，即用语言来表达欲望之物。这一镜像阶段，正如拉康说的，“一个尚处于婴儿阶段的孩子，举步趔趄，仰倚母怀，却兴奋地将镜中的影像归属于自己，这在我们看来是在一种典型的情境之中表现了象征性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我’突进成一种首要的形式。以后，在与他人的认同过程的辩证关系中，‘我’才客观化；以后，语言才给‘我’重建起在普遍性中的主体功能。”[11]

镜像阶段中婴儿与镜像的欲望关系建立起一个新的模型，即婴儿与作为他者存在的影像建立起一种认同关系，从而由他者助我一臂之力，自我认知才告完成。这个他者可以是虚幻的镜像，也可以是他人，最终他者由语言来承担。他者实现了婴儿自我认同的同时，也使这个“他者”成为“我”的竞争对手或敌手，拉康将之称为“奴隶的欺凌性”，也就是说他者这个“奴隶”反过来对“主人”“我”的压制，特别是语言介入他者后，这一“欺凌性”作用更加强大。语言一方面代替了镜子成为了他者，使主体完全建立起来，克服了前期镜子阶段主客不分的混沌状态；但是另一方面，语言又使得欲望以及欲望的结果立即明朗化，使得前期镜子阶段的自恋欲望瞬间转变为对现实的屈服，实现了语言他者对自我的欺凌。在传统的弗洛伊德的理论中，他者是父亲，父亲的出现使得男孩子产生一种母亲被夺走的压抑感；镜像理论中，他者依然是父亲，只是这里的父亲是一种语言的权威。而语言权威的背后是庞大的社会文化系统，它似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主体的认知行为，而人类的内在真实欲望也因此被掩盖起来。于是，语言成了与自我对立的主体，但同时也使自我与他者的分离成为不可能，自我将永远受制于语言他者。于是自我独立的过程即是走向死亡的过程。

镜像阶段理论解释了自我认知实现的过程，即他者对自我认同的作用，他者理论从而成为镜像理论的核心。从生理学角度看，他者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从镜像到他人到语言，拉康对此做了区分，把他者分为大他者（A）和小他者（a）。小他者总是与感性的他者面容为伍，或者是镜像中的虚构的“我”，或者是他人（父母、亲人、朋友）的面容，但是小他者并不是一个其他的人，而是一个虚幻的存在，是存在之缺。自我总是从小他者中认出自己，所以说自我总是始于虚幻；而大他者则是象征性的语言，它将导致人的不在场或死亡。

（二）“ISR”三界域说――开启广阔地域之门

拉康的三界论是重要的核心理论，可关于“三界”的周全说法不常见。但是“ISR”三界域说却是对镜像理论的再发展和完善，“I”即想象界（immaginary）、“S”即象征界（symbolic）、“R”即现实界（real）。

现实界不能与通常所谓的“真实”相混淆。在拉康看来，现实界本身就是原始的混沌一片，不能够被清晰地表达出来，事实上现实界是不能够被界定和命名的。但它又是真实存在的，是一个超越理性的存在。现实界与婴儿刚出生时的状态相对应，这一时期婴儿的主体性还没有确立，正是镜像阶段前的“空白”状态，它以缺失为对象，是一个缺失的存在，与缺失的小他者相关联。

想象界属于人的主观意识领域，是文化环境使个体形成其特征的所有一切，不受现实原则支配，却遵循视觉或虚幻的逻辑，产生于镜像阶段，并继续发展到成人主体与他人的关系之中，即发展到象征界并与之共存，贯穿于个体发展的始终。想象界是个体实现“理想自我”的阶段，“理想自我”即我曾经所是。人类的认识能力毕竟有限，根本不存在完全的认知，但是随着认知视域的扩大和认识能力的提高，个体逐渐感受到自身能力的渺小，便不再迷恋“理想自我”，而是倾向于与外部融合，从而走向象征界，向“自我理想”转变。

象征界实际上是主体被凝视的阶段。这一凝视可能并不是现实生活中别人对主体的注视，而只是主体的一种感觉，即主体感觉到被凝视。拉康的象征界也属于无意识结构，可它不是受到外部力量的压制，而是主体在无意识中得到他者的认定。它是由想象的主体向真实的主体的过渡，婴儿在象征界获得主体性，婴儿必须通过自己对语言的掌握才能将自己投入语言交际的网络，从而获得“我”的概念。进入象征界，人体自身也被语言异化了。象征界主要是由语言构成的世界，语言是表达欲望的工具。

拉康的三界说有层次上的区别，在三界域中，现实界、想象界、象征界分别处于最底层、中间层和最上层，但它们在时空上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它们之间是相互包容的关系，每一环的错位都会导致人格的混乱。“三界说”基于拉康精神分析技术的需要而提出来，但在理论上却是对人类生存图景的建构，是对镜子理论的进一步拓展，人类整体的发展不能离开三界域而独立存在。

三、结语

拉康的镜像理论表明，主体形成自我意识离不开镜像阶段，这一阶段对自我的形成至关重要，发生了任何偏差都不能实现自我意识，发生了任何偏差主体就可能不能健康成长。语言的介入结束了镜像阶段，语言使个体欲望得到清楚表达，使得欲望变得清晰可辨，但同时由于语言的介入使得自我受到社会他者的控制，终身不得摆脱。在整体社会环境中，他者对个人的欲望进行着种种限制，于是现代社会中，启蒙时期那种认为理性可以支配统领一切的思维模式已经不再适应。拉康的镜像理论超越了弗洛伊德从内部分析个体心理的局限，把个体心理分析向外扩展，同整体人类社会联系在一起，拓宽了精神分析学科的领域，把精神分析同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既是精神分析学的进步，也是人类历史的进步，从而使得人类多了一个视角来认知社会现实及社会自我。

注释：

[1][2]吴琼：《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候》，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5页，第91页。

[3][7][8]张一兵：《拉康镜像理论的哲学本相》，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0期。

[4][5][10]邵文硕：《拉康镜像理论的理论来源及其理论构建》，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第3页。

[6]张一兵：《从自恋到畸镜之恋――拉康镜像理论解读》，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9]赵一凡：《从胡塞尔到德里达――西方文论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27页。

篇(3)

关键词：康德 维特根斯坦 理性批判 语言批判

在1931年“杂评”中，维特根斯坦明确谈到了影响他的几位思想家：“我相信我从来没有创造出任何思想，我的思想总是从他人那里获得的。论文百事通我只不过立即满怀热情地抓住它，把它运用于我的阐释工作。布尔兹曼、赫兹、叔本华、弗雷格、罗素、克劳斯、卢斯、魏宁格、斯宾格勒、斯拉法就是这样对我发生影响的。”在这里，令人奇怪的不止是他相信自己从未创造出任何思想，而且是他没有提到康德。不过，这也许会激励我们去探寻维特根斯坦与康德的深层关系。

实际上，康德和维特根斯坦的研究者大多注意到二人思想令人惊讶的相似性或亲和性。尤其是维特根斯坦的研究者，他们常常把康德的批判哲学和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加以比较，以期在哲学史和问题史的广阔背景中挖掘后者的思想脉络，为他的哲学定位。这一比较研究既涉及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时期的思想，也涉及《哲学研究》时期的思想，当然其中不少论题是贯穿始终的。

康德和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全面比较，不是本文的目的；即便《纯粹理性批判》与《逻辑哲学论》的全面比较也非本文所能胜任。本文作为初步的探讨，首先提供若干背景性的传记材料，其次讨论《纯粹理性批判》与《逻辑哲学论》的若干论题的比较研究，包括思想主旨、形而上学、逻辑以及对哲学的理解等方面。

哲学家的比较研究是有趣的思想探索，同时也充满了危险。危险之一来自研究者的偏好，以及由此产生的“误读”；本文的视角是从维特根斯坦出发透视二者的亲和性。危险之二来自研究者的目的，有人求同，则不免把不同的体系和方法嫁接到一起，有人求异，则不免以某个研究对象之是非为是非；本文以为主，若有牛首而马面之处，或可属于“误差”范围之内。

一、维特根斯坦对康德的理解

按照瑞伊蒙克的记述，在维特根斯坦的早期生活中，有两个人对他的人生态度产生了重要影响：魏宁格和克劳斯。魏宁格的著作《性与性格》和自杀行为吸引了不少追随者，其中包括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承认魏宁格对他的影响超过其他任何人。魏宁格的理论归结为这样一个阴郁而残酷的选择：要么成为天才，要么选择死亡。如果一个人只能像“女人”或“犹太人”（即无法让自己摆脱和世俗欲望）那样生活，则他根本没有资格活着。惟一值得过的生活是精神生活。这种爱与的严格区分，这种除了天才的创造之外一切皆无价值、而天才对诚实的要求与势不两立的强硬观点，与维特根斯坦一生中反复表达的态度有一致之处。1903年的时候维特根斯坦也曾有自杀的念头，同时为他不敢自杀而羞愧。这种自杀想法一直持续了9年之久，直至遇到罗素。

特别重要的是，魏宁格曲解了康德的道德律，按照他的解释，道德律不仅把诚实作为神圣的义务，而且在成为诚实的人的过程中，为所有人发现自己所具有的天才创造了途径。因此，成为天才，不仅是高贵的野心，而且是绝对律令。而1912年罗素对维特根斯坦的天才的肯定，才让他（暂时）打消了自杀的念头，也意味着他接受了这个可怕的绝对律令。

其实早在维特根斯坦8、9岁的时候，他就向自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如果说谎有利，我们为什么还应当说实话？”后来，在克劳斯的影响下，他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个康德的绝对律令式的回答：“你应当说真话，仅此而已；而‘为什么’的问题，既不适当，也不可能回答。”而“你要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惟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

上面这些简要的记述，似乎表明维特根斯坦的道德取向与康德伦理学所规定的道德取向有强烈的亲和性，而这种道德取向深刻决定了维特根斯坦思想和著作的基本定位，尤其是在《逻辑哲学论》中。

除此之外，康德的哲学观对童年的维特根斯坦也有深刻的影响。学生时期的维特根斯坦读过赫兹的《力学原理》和布尔兹曼的《通俗读本》。这两部著作的兴趣实际上是科学哲学，而且都基本上赞成是对哲学的本性和方法的康德式观点。前者对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在于，哲学思考对他来说始于“痛苦的矛盾”（而不是罗素式的对确定知识的追求），而哲学的目标就在于解决这些矛盾，以清晰取代混乱。后者则体现了一种康德式的科学观，即我们关于实在的模型应当与我们对世界的经验相适应，而不是像经验主义传统所认为的那样来自经验世界。这种看法对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十分牢固，使他始终无法认可经验主义观点。

至此，似乎可以认为，康德式的思想对维特根斯坦的早年思想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至于实际的影响程度和范围只能通过对文本的比较研究来获得。

当然，叔本华以及叔本华式的康德对维特根斯坦影响也相当重要，但维特根斯坦不仅熟悉叔本华的著作，也读过《纯粹理性批判》（的一些部分），而且，对康德和维特根斯坦思想的比较研究能够充分说明，维特根斯坦是直接而不是间接地通过叔本华理解康德的。实际上，在他晚年曾和杜里讨论过类似的问题。根据杜里的回忆，

维特根斯坦频繁使用的两个词是“深刻”与“肤浅”。我记得他说：“康德和贝克莱对我来说是非常深刻的思想家”；关于叔本华，他说：“我好像能很快就能把他看得一清二楚。”“艾耶尔有点可说的，但他难以置信地肤浅，克普莱斯顿牧师对讨论根本没有贡献。

我们自然不能认为，凡是维特根斯坦所肯定的就是完全正确、毫无疑义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维特根斯坦是诚实的。实际上，维特根斯坦对理解其他思想家的程度是存疑的。根据特兰诺伊的回忆， 有一次，在他去逝前不久，他谈到真正理解另一个人的思想是多么困难。他说，不要以为你能够理解另一个哲学家在说什么（我相信这时他提到斯宾诺莎的例子）。你能够达到的最接近的程度是这样的：“这片景象是我熟悉的。我自己曾经是它的邻居。”

维特根斯坦在后期对康德的兴趣似乎在不断增长。杜里在1930年左右曾经问过他：“我认为你最近的演讲直接关注的是康德的问题：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维特根斯坦说：“是的，你可以这样说。我关注先天综合问题。当你对你自己的一个问题思考过一段时间，你就会逐渐认识到，它与以前曾经讨论过的问题密切相关，你只是想从不同的方式表现这个问题而已。这些思想对你现在似乎至关重要，但有朝一日也可能会像一袋陈旧生锈的钉子，毫无用处了。”

以上的若干传记材料见证了康德对维特根斯坦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有助于我们把握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也为二者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实证的基础。

二、经验的界限与语言的界限

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版序言中，康德形象地描绘了形而上学这个无休止的争吵的战场；在第二版序言中，康德的理性法庭对形而上学的问题做出了裁定：理性有能力认识经验界限之内的事物，而没有能力认识经验界限之外的事物。“我们不能凭借这种能力超越可能经验的界限”。康德的策略是：寻找区分理性的合法运用与不合法运用的基础，并在不同的形而上学之间做出原则性的区分。这个基础是由经验确定的：当理性运用到经验提供的材料上时，是合法的；当理性与经验分道扬镳的时候，就会与自身发生冲突，成为不合法的。因此，知识的界限就与经验的界限一致：可知的即可经验的；不可经验者不可知。

一百四十年之后，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的序言中说：“因此本书是要为思维划一条界限，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不是为思维而是为思维的表达划一条界限。因为要为思维划一条界限，我们就必须能思及这个界限的两边（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能思不可思者）。因此只能在语言中划界限，而在界限那一边的东西则根本是无意义的。”

对康德来说，知性的超验运用导致幻相。之所以如此，也许关键的因素在于，经过“哥白尼式的革命”，康德倒转了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认识对象不再是现成的被给予的，而是被主体建构的；但主体的建构虽基于先天感性形式和知性范畴，却又必须始于经验。这就是说，人作为认知主体，其有限性决定了不可能通过理智直观本身创造对象，思维行为和对象的呈现分别有两个不同的来源，而经验对象及其知识的形成要求接受性的感性能力（直观）与主动的知性能力（概念）的结合：没有通过客体刺激感官而被给予的杂多和进而由先天感性形式直观到的显象，知性就无用武之地；没有知性概念的综合作用，显象也永远无法成为认识的对象。所以，知性虽然具有产生知识的可能性，但只有与被直观到的显象相结合才能具有产生知识的现实性。因此，如果“因为感官世界给知性设置了如此狭窄的界限而离开了感官世界，冒险在感官世界的彼岸鼓起理念的双翼飞入纯粹知性的真空”，即便竭尽全力也不会有所进展，而只会陷入幻相的风洞。

对维特根斯坦来说，“哲学家的问题和命题大多是由于我们不了解我们的语言的逻辑”。这里的“语言”不是日常语言，而是能够摹画世界、符合真正的逻辑形式、具有真值的事实语言或表象语言。这就是说，表象语言通过摹画世界的逻辑空间中的事实来表象现实世界，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表象语言与世界具有相同的逻辑结构，因而能够客观地表象世界。日常语言固然言说着经验世界、经验世界中的事情、事况中的事物，日常语言固然有自己的形式和目的，但不同于表达思想或知识所需的表象语言的形式和目的，因此“语言遮饰着思想”，“人不可能从日常语言中直接获知语言逻辑”，“命题的表面的逻辑形式未必是它的真实的逻辑形式”。可是，如果人们认为可以用非表象语言表达知识或知识之知识，并且这样的知识具有真理性，那就错了。因此，知识的界限就是（表象）语言的界限；能够有意义地言说的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和语言共同具有的真正的逻辑形式。

这样，我们看到，康德和维特根斯坦分别试图以经验和语言为知识划定界限，而划界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保证知识或科学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先天综合判断/真命题），一是为了确立形而上学的合法性。如果不划定界限，那么理性超越经验的界限而追求超验知识的冲动，哲学对语言的界限的无视和冲撞，不但只能使试图成为知识的形而上学成为泡影，而且必定损害知识本身成立的可能性。究其原因，就在于如果不进行划界工作，就无法勘定人类思想能力的地图，划分各种思想能力各自的权限；这项划界工作，对康德来说，就是理性批判，对维特根斯坦来说，就是语言批判。因此，康德说：“我所理解的批判，并不是对某些书或者体系的批判，而是就它独立于一切经验能够追求的一切知识而言对一般理性能力的批判，因而是对一般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或者不可能性的裁决，对它的起源、范围和界限加以规定，但这一切都是出自原则。”维特根斯坦说：“哲学应当把不加以澄清似乎就暗昧而模糊不清的思想弄清楚，并且给它们划出明确的界限。”“哲学应当通过可思的东西从内部为不可思的东西划界限。”

三、理性批判和语言批判的双重后果

康德和维特根斯坦的理性批判或语言批判的双重后果，都可以用各自的一句名言来概括——康德：“我不得不扬弃知识，以便为信念腾出地盘”；维特根斯坦：“时空中的人生之谜是在时空之外解开的”。

对于康德来说，理性批判导致了消极的和积极的双重后果。前者是“限制思辨理性”，后者则是“排除了限制或者有完全根除理性的实践应用的危险的障碍”，“道德性的学说就保住了自己的地盘，自然学说也保住了自己的地盘”。虽然这双重后果实际上都是积极的，因为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道德的自由自律同时都得到了保证，但与此同时，也造成了知识与道德（信仰）这两个领域之间的鸿沟。更重要的是，为了保证两个领域各自的合法性，显象与物自身的分离造成了人类思想能力及其客体的分离：知与思，或通过人类的感性和知性而被把握的东西以及与感性和知性相分离的东西。这就是说，一方面，从人的立场出发，我们只能把握在感性中被直观到的事物的显象，对象不可能摆脱感性而在时间和空间中被建构和认识，我们的认识对象在先验的意义上是观念性的，虽然它们同时在经验上是实在的；另一方面，从人的立场出发，由于人只有感性直观而不具有理性直观的认识能力，所以无法认识在先验意义上是实在的非表象性的物自身，即与人类感性无涉的具有自身独立构造的无条件者，而只能把它设想为理性的理念调节和范导我们的知识。但在实践理性的领域，“实践理念在任何时候都是极富成果的，而且就现实行动而言是不可避免地必要的。在它里面，纯粹理性甚至拥有将它的概念所包含的东西现实地产生出来的因果性；因此，对于这种智慧，我们不能仿佛是蔑视地说：它只是一个理念；而正因为它是具有一切可能目的的必然统一性的理念，所以它必须作为源始的、至少是限制性的条件对一切实践的东西充当规则。”理性、理念在实践理性、道德形而上学领域为人的自由奠定了条件、动力和目标。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

套用康德的思路，我们不妨这样解说维特根斯坦。如果人想获得他作为主体所遭遇的经验世界或现实世界的知识（全部真命题），他就只能把世界视为以逻辑形式为基础的世界，逻辑空间的结构（事实－基本事实－对象）决定了现实世界（事情－事况－事物）的所有可能性；我们可以以多种方式言说这个世界，但惟一能够有意义地（进而以真值的形式）描画这个世界的可能性在于必须以世界和思想共同具有的逻辑结构为基础。逻辑结构或逻辑形式是先验的，但同时又是实在的；这里的实在并非超越性的实在，而是世界和（客观）思想在逻辑上共同具有的东西。以逻辑形式为基础的符合逻辑形式的命题只是表达了知识的可能性，只有我们将其与实在（事实）加以比较，才能获得现实性的知识——“先天地真的图像是没有的”。套用康德的思路，逻辑句法的规则类似于知性范畴和原理，其本身可能提供知识的先天可能性，却不提供先天的真，它们必须与经验发生关系（触及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实在）才能形成现实性的知识。因此，虽然表面上维特根斯坦的世界是独断论的、超验的世界，但实际上仍然是被逻辑地建构起来的世界，某种先天形式或先天法则充当了世界和知识大厦的构造基础和条件，命题的真假仍然要与实在进行经验的比较。

维特根斯坦的特殊之处在于，他试图在严格贯彻的唯我论与纯粹的实在论之间建立一致性，“我是我的世界”，这一思考所欲达致的目的之一是“主体不属于世界，但它是世界的一个界限”。就自我/主体和对象/客体而言，维特根斯坦与康德之间的亲和性既饶有趣味，也相当深刻，这里仅做一点初步的阐释。似乎可以说，维特根斯坦的主体与康德的包含着思维主体的绝对统一的第一类先验理念具有可比性。也就是说，经验主体在世界中，而且是世界中的事实，但事实是偶然的，没有必然性，如此这般的事实与如此这般的“应该”无涉，因此人作为经验主体在世界中的种种遭遇不是绝对价值的的来源，时空当中发生的一切事情构成的世界不是形而上学主体的居所。“哲学的自我并不是人，既不是人的身体，也不是心理学讨论的人的心灵，而是形而上学的主体，是世界的界限——而非世界的一部分”。同样，先验主体也不是显象世界的一部分，这样一个先验理念也可以视为显象世界永远无法达到的无条件者。维特根斯坦说：“我的语言的界限意谓我的世界的界限。”因此，“我的语言”，也就是表象性、描画性的语言无法言说“我”这样一个形而上学主体。同样，感性形式和知性范畴也无法言说先验主体，先验理念是知识性、表象性语言的界限。但是，世界始终是我所看到的、我所描画的世界，正如“‘我思’必须能够伴随我的一切表象”一样。

实践理性领域的自由是理性批判所欲达致的积极后果，人生之谜在时空之外的解答、人生意义在世界之外的实现却是语言批判的消极后果。正如对康德来说自由问题不是知识问题一样，对维特根斯坦来说价值问题也不是事实问题，不可能用表象性的事实语言有意义地言说。理性批判和语言批判同样开辟了另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只是维特根斯坦对这个世界保持了彻底的沉默。借用维特根斯坦后期对自己的批判，在《逻辑哲学论》中，他把一种特定的语言游戏当作丰富多彩的语言活动的本质了。

四、逻辑与形而上学

在许多近现代富有原创性的伟大体系中，“逻辑”的地位举足轻重：康德的“先验逻辑”是《纯粹理性批判》的主干，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构成了其哲学体系的三个部分之一（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弗雷格的《算术基础》、“概念文字”，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罗素和怀特海的《数学原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卡尔那普的《世界的逻辑结构》，海德格尔也曾借莱布尼茨探讨过《逻辑的形而上学基础》。我们不妨借用海德格尔的观点，把逻辑理解为逻各斯学，即思维之学。逻各斯学不仅涉及思维的形式，而且涉及思维的内容——即思维对象的形成和构造。在这个意义上，逻各斯学不仅仅是普通的逻辑，而且是形而上学，是存在论。逻各斯学才是存在论、辩证法。

康德对先验逻辑的规定似乎是认识论的：“这样一门规定这样一些知识的起源、范围和客观有效性的科学，就会必须叫做先验逻辑。”但由于先验逻辑本身既涉及认识对象的形成、经验世界的建构和认识能力的批判，因此实际上是批判的形而上学，是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基础。

维特根斯坦对逻辑的规定也不仅仅是普通意义上的“形式的”，因为真正的逻辑不仅规定了有意义的思想表达的可能性，而且规定了世界和语言的基本结构，并划定了可言说的界限。因此，逻辑不仅仅是命题的逻辑，而是“命题借助一种逻辑构架来构造一个世界”。

由于以先验感性论为基础的先验逻辑，康德的存在论不再涉及关于物自身的思辨，不再是一种先验实在论，而是关于显象的存在论，即先验观念论与经验实在论的统一。而显象是综合作用的产物，用以综合的范畴表是从判断表引出的，因此，康德追问的不是物本身“是什么”，而是物“是如何”向我们呈现的，关于显象的知识又是“如何”可能。认识对象的建构不再是独断论的“物”的形而上学，毋宁说是一种“事”的形而上学，它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

后来的实证主义，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在他们高举拒斥形而上学大旗的时候，实际上拒斥的是“物”的形而上学，而不是一切形而上学；在拒斥这种形而上学的同时，实证主义者暗地里为科学知识设定了“事实”的存在论基础，不可避免地预设了一种“事”的形而上学，而这种形而上学的建立是由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完成的。

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对象、物、实体虽然是世界的“逻辑原子”，但世界的可理解性、可描述性、可思想性、可言说性，简言之，有意义的世界，在于它是事情、事实而非物、对象的总和。维特根斯坦的对象似乎与康德的物自身一样，是逻辑意义上的先验的设定。对世界及其事实来说，对象在逻辑上是必要的，却不是充分的；而事实对于世界不仅在逻辑上是充分必要的，而且在经验上也是如此。因此，可认识、可理解的世界是由事实构成的，而不是对象的总和。故曰：“诸基本事态的存在和不存在即是实在”；“全部实在即是世界”。

五、哲学批判的定位

康德的哲学被称为批判哲学。批判哲学通过对认识能力的“批判”，既批判了传统的形而上学，也为科学提供了形而上学基础，更为道德形而上学开辟了广阔的领域。这样，“真正说来惟有形而上学，无论是自然形而上学还是道德形而上学，尤其是以预习的方式（以预科的方式）走在前面的对贸然鼓起自己双翼的理性的批判，才构成我们在真正的意义上能够称之为哲学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