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配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财政支配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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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推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对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紧迫性。随着近年来国际社会对绩效评价的普遍重视，我国财政部门在公共财政支出领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实践探索，但是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体系尚未有效建立，财政支出未得到有效评价，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有待提高。

随着近年来国际社会对绩效评价的普遍重视，我国财政部门在公共财政支出领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实践探索，但是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体系尚未有效建立，财政支出未得到有效评价，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有待提高。推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对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紧迫性。

1.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现实意义

财政支出绩效，是指财政支出活动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它反映了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资源配置活动与所取得的社会实际效果之间的比较关系，重点研究政府配置资源的合理性和资源使用的有效性。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指按照财政支出经济性、效率性和有效性的总体要求，运用科学、规范的绩效评价方法，制定统一的评价标准，对财政支出的行为过程、支出成本及其产生的最终效果进行科学、客观、公正地衡量比较和综合评估，使财政资金得到事前、事中和事后多方面的控制。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贯穿于财政支出安排和实施的全过程，是对财政支出效益、管理水平、投入风险等方面的综合评价；是发挥财政调控功能、提高财政资金安排科学性、促进财政支持社会经济目标实现的重要保证。

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对于规范财政支出，依法理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有利于增加公共支出透明度，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二是有利于重点项目建设，对项目的运行及效率情况提供及时、有价值的信息，促进项目管理，增强项目管理者对项目的责任感；三是有利于正确引导和规范财政资金监督与管理，形成有效的财政执法和监督约束，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四是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通过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获取有效的信息，使政府决策者有效地规避投资风险及短期行为，节约财政资金，缓解供求矛盾，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不仅有其必要性，而且随着部门预算管理改革、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拥有了现实可行的条件。

2.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不同于微观经济组织的效益评价。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不仅要分析计算直接的、有形的、现实的投入和产出，而且还要计算分析间接的、无形的、预期的投入与产出，支出绩效既反映为可用货币衡量的经济效益，又反映为大量的无法用货币衡量的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财政支出追求的最终目标是社会福利最大化。这表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远比微观经济组织的效益评价复杂。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应遵循以下原则：

2.1全面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原则。财政支出类别多，内容繁琐，涉及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国防安全、外交事务、行政司法、科教文卫等众多领域。支出对象的广泛性、差异性决定了其绩效的表现具有多样性特征，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整体效益和局部效益等。要对财政支出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就必须对上述因素进行全面衡量，从多种效益的相互结合中得出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综合绩效评价结果。同时，由于不同类别的支出具有特定的功能，所追求的效益也有所侧重，因此，评价时，在全面衡量各种效益的基础上，也要充分考虑不同类别支出所产生的效益的特殊性。

2.2统一性和差别性相结合原则。从西方国家的实践经验看，对财政支出绩效的评价可以采取多种方法，常用的有前后对比法、有无对比法、逻辑框架法、成功度法等。但无论何种方法，都有严格的标准、指标、程序和分析框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必须设计一套统一的原则、制度、标准和程序，以此作为开展评价工作的基本规范，否则，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将失去衡量的依据，评价的程序和质量也会失去控制。但考虑到财政支出绩效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对不同类别财政支出的评价，可以在统一规范的平台上，充分考虑其差别性，结合各自的功能特性，选择相应的指标和标准来进行。

3.目前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面临的问题

3.1保障制度缺乏。目前，《预算法》、《审计法》等法律法规对财政支出均侧重于资金投入的管理和监督，而对资金产生的投资效益则缺乏相应的制度约束，使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缺乏法律约束和制度保障。

3.2绩效标准难以建立。绩效标准是管理部门或评价人员对实际效果进行衡量或评价的鉴定要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是衡量被评价单位或项目绩效高低的尺度。由于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的缺乏,制约了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诚然，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标准绝非易事。与企业追求财富最大化相比，政府组织追求了太多的公共目标(经济的、政治的、自由的、安全的、环境的、社会的等等)，且其中多数目标都很难衡量。也可说，公共支出目标的多样性和难衡量，是其评价标准难以建立的根本原因。如何从科学角度,突破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手段、认知和主观决策限制,建立一套科学、系统和完整的绩效评价标准，综合评价财政支出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以及政府绩效,是财政资金绩效评价的重要目标，也是当前开展绩效评价的难点。

4.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思考及建议

4.1划分评价层次。根据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主体和客体的不同，可以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分为四类：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财政支出综合绩效评价。

4.1.1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的主体通常是财政部门、项目实施单位及其主管部门，评价对象是财政支出项目的效益。由于财政支出项目是部门（单位）财政支出的重要方面之一，而且项目支出内容十分广泛、项目间差异大、项目效益不确定性大，因此，对财政支出项目开展绩效评价，对合理安排财政经费、提高财政资金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4.1.2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主体通常是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评价对象是主管部门所属二级和基层预算单位的财政支出效益。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基础，单位作为财政部门预算管理的基层单位，其支出效益直接反映为财政支出的总体效益，因此是财政部门预算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上述评价工作分类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并且共同构成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上述四类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目的相同，四类评价工作都以提高财政资金效益为目的；二是层次分明，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是部门、单位评价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总和，而综合绩效评价又要以部门财政支出的绩效评价为基础；三是差别显著，项目支出评价是具体财政支出项目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总体评价，部门、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侧重于财务管理效率评价，综合绩效评价是一种政策评价。

4.2建立评价制度。

4.2.1建立规范统一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制定和完善财政支出绩效的评价办法、工作规则、工作程序、评价指标、评价标准、评价结果运用等一系列制度和规程，并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纳入财政管理制度范畴。

4.2.2要在财政资金运行各环节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在收缴环节，采取集中收缴方式，提高资金入库效率；在分配环节，分类细化预算指标，有助于对财政支出进行监督和评价，还可清晰地衡量预算分配环节的成本与效益；在购买环节，实行政府集中采购制度，可以取得规模效益；在支付环节，采取国库集中支付方式，是提高财政资金绩效的有效途径。因此，财政支出各环节上都存在绩效问题，应该研究在财政资金运行各环节都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

4.4编制绩效预算。绩效预算作为一种公共支出预算模式，是由绩、效和预算三个要素构成的。“绩”是指财政支出所要达到的目标；“效”是指具体考评完成目标情况和取得的成绩；“预算”是指为实现支出目标提供的财政资金数额。绩效预算是绩效评价的前提与基础，绩效评价贯穿于财政支出安排和实施的全过程。在财政支出管理的各个环节中，笔者认为，从绩效预算编制入手开始构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是应用绩效评价理念的一个良好切入点。编制绩效预算，就是要进行事前控制。财政与主管部门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对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都要进行可行性研究，运用成本——效益法，对重大项目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进行分析审查、组织专家论证、筛选，严把入口关。编制绩效预算可以起到事前监督的预防作用，解决了其他事中和事后环节监督管理上的不足，能够从根本上提高资金的绩效水平，加强预算制度的约束作用。

在具体的绩效预算编制过程中，要结合预算支出管理实际，在绩效预算的各主要环节加强制度约束。如结合部门预算的编制程序，各预算部门首先要进行自我评价，在这个环节需要对各部门明确支出责任，建立奖罚措施和资金追踪返还制度。各部门要对影响财政支出绩效的因素进行定义、识别、衡量和预测，并对要实现的目标进行评价，制定科学、合理的支出计划，在编制本部门支出预算草案时进行科学的项目评价；在各级财政部门的预算审查环节，要建立严格的绩效预算审查制度，通过加强对预算支出绩效的审核、评价及综合平衡，对绩效差、不合法、不合理、不科学的部门预算支出计划予以调整；财政部门要建立预算执行过程的绩效跟踪检查制度，在提出公共预算时要设有与该支出对应的效果指标；在预算执行的中期报告中要对比资金的使用与绩效，在决算时要报告最终的资金绩效情况，并对各部门的财政支出进行横向的成本效益分析，找出不同单位或部门项目间成本效益差异的原因，为以后支出决策提供依据。

5.结束语

放大这个“节约点”的功能和效应，不仅事关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而且事关党风廉政建设的深入持久开展，更事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从这样的高度认识建设“绩效财政”的极端重要性，才能不断增加财政投资评审的客观性、科学性和透明度，用好用足财政投资的每一分钱，获得“好钢用在刀刃上”的财政投资超值回报。在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进程中，虽说节约的着力点是不可再生资源与可再生资源，但财政投资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节约点”。

参考文献

［1］陈志刚.我国政府绩效审计的发展趋势［J］.中国审计，20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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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品房价格；因素；研究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8-0093-01

近年来，房价一直是非常热门的话题，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性产业，商品房在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商品房收入是地方政府业绩的主要依赖对象，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1]。日前，出现的炒房热以及泡沫经济冲击着商品房价格，伴随着新一季的适婚年龄人数的高峰，刚性需求的增加也推动着商品房价格持续上涨。因此，本文综合各个因素进行整体分析，提出建议和对策，使政府调控策略更加有力、有度。

一、规范土地供应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地方政府手中的金融权力被悉数上收，地方政府赖以主动推动经济增长并能够独立支配的基本只有土地这一项核心资源[2]。于是，房产价格涨得越快，房地产投资越多，拉动经济增长的力度越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就越大。这使政府开发土地资源几乎达到了毫无节制的程度，土地已经成为城市政府名副其实的“第二财政”[3]。首先，对于地方政府的土地控制权应该给以限制，没有绝对的控制权力。再者，因为房地产收入是地方政府的主要支柱，所以国家放宽政府的对于其他可获得收入建设的权力。这样，房地产不再是主要的来源，地方政府的开发力度也会相对降低，土地供应量也会相应降低。

二、积极促进其他行业发展

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的同时，政府应该加大力度努力促进发展其他可投资行业。同时，借鉴2008年金融危机的因果，加大对金融市场的有力监管。使人们减少投资房地产项目，该多方面投资其他方面，减少房地产市场的膨胀，能够有效地降低商品房价格。

三、做好宣传，防止盲目购房

随着商品房投资的火热，中国部分较发达城市已出现了“泡沫危机”。如广东省，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就业，随之带动了商品房的数量和价格的增加，居民对商品房的不断投入，导致现在广东省有部分城市已经出现空城，无人居住，这种病态的发展是人们对商品房的信息不完善，随波逐流现象严重导致的。所以，努力宣传商品房的知识和容易产生的后果等信息，让人们更加了解房地产市场，科学理性地投资，加大宣传力度，可有效地减少房地产市场的拥挤状态，降低商品房价格，防止盲目购房。

四、适当放宽购房要求

针对商品房市场出现的空置现象，一方面，政府应该适当放宽购房者的身份要求，允许有能力并且在城镇地区长期迁移的非城镇居民户口的人在城镇地区买房；另一方面，政府应采取租赁形式来消化空置房。在我国，由于人口众多，并且贫富差距大，很大一部分工薪阶层及以下的人购买商品房的能力有限，而房屋租赁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目前我国市场上可供出租的房屋并不充足，如果能够促进空置商品房进入租赁市场，将大大地增加出租房的供应量。商品住房的租金价格将会大幅下调，租金的普遍下降，导致对出租房的需求大大增加，进而促进空置房得到更好的消化，同时对降低房价也起到积极作用。因此，要较好地解决商品房空置面积过高的问题，发展租赁市场是一条极为有效的途径。

参考文献：

[1] 李杨.我国商品房价格的计量经济学分析[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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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库集中支付制度 高校财务管理 变化 成效

一、实行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后高校财务管理的变化

（一）经费划拨方式转变与支配经费权限的变化

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前，财政拨款是由国库将资金划到一级预算会计单位（如省财政厅科教文处），再由一级预算会计单位划转到二级预算会计单位（如教育厅财务处），最后由二级预算会计单位划拨到高校在商业银行开设的账户上，由高校自主支配使用。国库集中支付后，国库根据已批复的高校部门预算和用款计划直接向高校内商业银行新开设的零余额账户下达和划拨用款额度。高校需依据批复的年度财政预算，逐级上报本单位的分月用款计划，待审核批复后方可执行。

（二）结余资金管理变化

实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前，财政性资金同学校其他资金一样，其结余自动转入“事业基金”，以后年度可继续使用。国库集中支付后当年的预算经费仅限当年使用，其中尚未使用的授权用款额度中的基本支出将自行注销，不可跨年度使用。其中项目支出在年底自动注销后，将于次年一季度各月按一定比例返还到高校零余额账户。

（三）校内资金转拨权限的变化

实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前，高校可以根据教学科研业务的实际需要向分校（校区）及校内非法人二级单位（如校医院、设备处和基建处等）直接转拨资金。国库集中支付后，这一校内直接转拨资金的权限被取消。

（四）部门预算编制和执行的变化

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前，高校的预算按来源划分收入，按性质和用途划分支出。收入和支出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高校可统筹安排各项支出。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以后，高校的预算采取了“条块分割”模式，即区分预算内、外资金，区分不同的类款项等资金渠道进行核算，并且不能串项。高校需依据批复的年度财政预算，逐级上报本单位的分月用款计划，待审核后方可执行。其次办理财政直接支付或授权支付申请都要通过层层审核，对不符合预算规定的支付，财政国库执行机构将予以拒付，学校无权自行调整。

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在高校运行取得的成效

作为对政府财政资金拨付方式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具有极其深远的重要意义。而在高校中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是规范高校资金管理，提高高校财政资金运行效率和资金使用透明度，实现财政管理体制创新的一项重要措施。

（一）增强了政府宏观调控能力

高校实施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以来，从运作机制上改变了财政资金在银行分散和重复设置的管理方式，对财政资金实行集中化管理，便于财政部门及时、准确、全面掌握财政资金运行信息，真正实现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合理配比，增强政府预算的科学性和财政赤字的可控性，充分发挥财政决策的前瞻效果，及时准确掌握财政资金的运用、结存情况，全面、客观地反映财政资金运行全貌，为政府科学编制预算收支计划，合理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现政府的宏观经济社会管理目标。

（二）提高财政资金运行效率

首先，取消了各种收入过渡性账户，从制度上解决了随意延压库款，收入缴库不及时，退库不规范的问题，从而规范了收入收缴。其次，财政资金实行直接支付，减少了支付的中间环节，规范了财政资金的拨款程序，提高了支付的效率，改变了分级分散支付制度资金划拨渠道不畅、周转速度慢的状况。

（三）规范高校预算管理与执行

根据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管理流程，财政资金将以额度指标的形式按部门预算下拨，严格划分“政府支出经济分类”的类款项。同时，对项目支出预算采取“项目化管理方式”，进一步硬化了预算约束。这也使高校对各项经济活动进行严密的计划，树立“先有预算，再支出”的理念；并且要求加强预算执行的全过程监控，提高自己的使用效率。

（四）强化财政监督职能

分散支付方式下，高校既是资金支出的决策者也是办理者。对收到的财政资金高校怎样使用、如何使用，财政部门无法及时了解，只有当高校上报会计报表时才能知道，这是事后监督。在实行国库集中支付改革之后，建立了预算单一账户和统一的数据交换平台，高校每月的用款均需要通过国库系统向财政申请计划，对于没有纳入预算的项目或不符合该项预算指标的项目，财政有权拒绝批复。另外，对于预算计划内支付的每一笔款项，都需要由国库部门审核，不合规的支付业务国库部门也有权拒绝付款，并及时纠正大部分违规行为。这样，通过国库系统，财政实现了对预算资金的事前和事中控制，加强了财政的监管力度，杜绝了财政资金被挪用、乱用、违规支付的现象，有效防范了“小金库”的产生，保证了资金的合理利用，预防了腐败的发生。

参考文献：

[1]翟刚.现代国库制度研究[J].北京：中国宇航出版社，2006.

[2]徐明坚.论我国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J].中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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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研究生；导师；责权利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4-0032-02

一、明确导师责权利的必要性

责即导师所应承担的研究生培养中的责任，也是与其岗位职责相对应的义务；权就是权力，即导师职责范围内可支配的力量；利就是利益，即对导师培养研究生的付出给予的回报或好处，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目前由于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的责权利不明，以及导师权力的行使、职责的履行以及利益的获得缺乏相应的机制保障，导致目前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突出的问题是重视招生、忽视指导，重视科研、忽视教学，重视使用、忽视培养，影响了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虽然解决前述问题以提高研究生培养的质量，不能忽视研究生、学校制度等在其中的作用，但导师是众多环节中的重要一环，是关系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第一责任人。所以，有必要明确导师的责、权、利，使导师能将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与自己的声誉和利益挂钩，以对导师产生更直接、更实在、更强大的影响。[1]一般而言，责权利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统一于责任承担者，责任者既是责任的承担者也是权力的拥有者和利益的享受者。一方面，只有使责权利互相挂钩，才能克服有责无权或有责无利的责权利脱节状况；另一方面，只有使责权利对等，才能调动积极性，亦即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就应该具有相应的权力，同时应该取得相对称的利益。这也应同样适用于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的责权利。若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仅有责而无权、仅有培养义务而不需承担培养质量的责任，那么就不能充分发挥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的主导作用。因此，需明确导师的责权利，使导师能够知晓具体的责任内容、权力范围和利益大小。

二、导师的职责

导师职责是导师指导研究生的行为准则，它对导师指导程度的深浅具有约束和指导作用，也是对导师给予学生在思想、课程与科研方面给予的指导进行考核评价的依据。[2]在责权利三者之间，责任不仅是传导层次，而且是关键环节。首先，导师负有培养品德和培育人格以引导学风的职责。导师教书育人的天职决定了导师对学生除了在学业上指导外，还需通过培养品德和培育人格以引导学生树立良好的学风。我们在对研究生调研时，要求就选择导师时考虑的因素进行排序，其排序结果依次是导师人品和修养、学术水平、关爱学生、导师背景。这表明学生不仅注重导师的学问，更注重导师的人品和修养。由于研究生在校期间，接触最近的教师即自己的导师，他们将导师作为自己的前辈，而愿意与导师就自己的学习与生活进行多角度的交流，希望导师能给予多方面的指导，所以导师的一言一行从各个方面都会对其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导师在培养学生品德和培育其人格、引导其学风方面具有天然的主导作用。[3]所以，为了督促导师履行这一职责，可考虑依导师对研究生的指导频率进行考核。当然，由于学科性质、导师的个性、指导方式的差异，对此也不宜采用硬性统一标准，但应有最低指导频率的基本要求为宜。[4]其次，导师负有参与制定本学科研究生的培养方案，并制定研究生培养计划的职责。因为每个研究生的专业功底和思维方式不同，导师就需要根据研究生由入学直至毕业期间的课程学习、学术研究、总结研究成果撰写学位论文三个培养阶段，因材施教，制定每个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对他们提出明确的学习任务，帮助他们安排课程学习计划，并引领他们进行学术研究。再次，导师负有承担研究生课程教学任务的职责。研究生导师除了注重不断改进教学方式外，教学内容也应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能反映本学科专业领域的前沿，[5]使学生不仅系统掌握本学科的基本理论及最新发展，并具备完善的学科知识体系。对此可借鉴我国台湾地区一些高校的做法，要求导师每学期授课的内容应有适当比例的更新，并可考虑建立教学质量检查评价制度以及召集学生定期座谈，及时监控和获取研究生对课程教学的评价信息，且反馈于导师以帮助其完善教学内容或改进教学方式。另外，导师负有指导研究生从事学术研究的职责。导师是带领学生走上学术生涯的引路人，所以，既要帮助学生树立本学科的学术意识，引导学生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还要帮助学生选择并规划本学科的研究课题，鼓励并指导学生申报研究生的科研创新项目，以培养研究的技能。[6]导师对学生学术研究指导之责的履行情况可通过适当的量化标准，例如研究生的数量、质量和获得的奖项以及毕业论文的质量等予以考核。最后，导师负有指导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职责。研究生学习成功与否的评价指标是其完成的学位论文的质量和水平，这也是评价导师指导水平的重要指标。所以，导师要引导学生选择既具有研究价值又具有实践意义和创新性的论文题目；引导学生设计、细化研究的思路以做好开题；最终指导学生完成论文的撰写和修改。

三、导师的权力

如果单纯强调导师的指导之责，却忽略导师权利的落实，则既难以调动导师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难以将其责任落到实处。所以，还需明确导师的权力范围。首先，导师有权自主招生。由于研究生培养的特殊性即导师负责制决定了导师有权参加研究生的复试，通过面试选拔并决定研究生的录取，这应是导师最重要、最基础的权力。这不仅可保障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从源头把关，也可提高导师指导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当然，在有些高校由于生源质量问题，导师的这一权力尚难以真正实现，对此，除了应允许调剂生源外，还应对外宣传招生以扩大优质生源。其次，导师有权决定学制。由于导师对研究生的培养负有主要责任，所以应允许导师根据学生的综合素质、学业状况和研究能力决定研究生更短或更长的学习时间，即提前毕业或延迟毕业，并且对淘汰综合素质和学业不合格的学生有建议权和表决权，以此引导学生不断进取以树立良好的学风。再次，导师有权推荐奖学金申请并支配使用培养经费。由于导师是研究生的直接管理者，对研究生的学习态度、能力与水平最为了解，[7]所以，导师应有权对优秀学生进行鼓励，推荐其申报奖学金，并根据学生学习与科研情况决定培养经费的使用以取得最大的成效。不仅如此，赋予导师这一权力还能将导师的人事管理权和财政支配权相统一，有助于提高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的责任心与积极性，真正发挥导师在研究生招生、录取、培养、资助和推荐就业等方面的作用。

四、导师的利益

为保障导师对研究生实施有效指导，除了明确导师的责权外，还需通过建立导师指导研究生的激励机制与导师利益挂钩，使导师切实感到力有所用、才有所展、劳有所得、功有所奖，从而自觉自愿地向预期目标努力。一般而言，利益可以被划分为“外在”的和“内在”的两类。前者是指可以被量化为货币形式表现的价值，例如：基本工资、奖金、岗贴和其他货币性的福利等；后者则是指不能被量化为货币形式表现的各种奖励价值，例如：给导师指导工作带来的成就感、被认可的程度、指导才能的展示、指导工作所赋予的各种机会即可被转化为给导师提供的培训机会、提高导师名望的机会以及对导师的名誉表彰等。[8]目前，在对导师的激励机制方面确有不尽如人宜之处。一方面，现有的激励措施与导师的工作绩效联系不甚紧密，导师指导工作出色与否和相应的报酬没有直接联系；另一方面，过于注重低层次的“外在”激励，忽视高层次的“内在”激励。不少高校实行的尚是导师岗贴和若干福利项目等“外在”的物质激励，而对满足导师的高层次“内在”需要，在现有的激励机制的中还远未有体现。[9]所以，为调动研究生导师的干劲与积极性，就需设计合理的与导师利益挂钩的激励机制。一方面，实施“外在”的物质奖励措施，这一激励措施将提高优秀导师的经济待遇并与导师绩效挂钩，是激励导师必不可少的源动力之一。这主要包括提高导师的绩效工资、岗位津贴、出版资助、科研经费奖励等；获取与研究生培养质量挂钩的培养经费；建立优秀导师奖励基金或专项资助基金，并定期评选，对被评选上的优秀导师给予一次性的物质奖励；另一方面，实施“内在”的精神激励措施，这一激励措施既是对导师就研究生教学和科研指导的肯定，又是对导师工作的尊重和承认，也能满足研究生导师的成就需要。[10]这主要通过各种形式的表彰、荣誉授予（如“优秀导师”）、享受导师学术奖、适当增加指导的学生名额等方式来体现，以达到奖励先进、表扬优秀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曾红权，贺浩华.建立责、权、利统一机制：发挥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的主导作用[J].高等农业教育，2009，（5）：68.

[2]张悦.研究生导师职责标准研究[J].教育研究，2011，（10）：187.

[3]吴岩，徐茜，朱小平，罗俊.导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职责分析[J].西北医学教育，2010，（1）：65.

[4]国兆亮，王楠.关于研究生导师评价的几点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2012，（1）：56.

[5]李扬.研究生的培养对导师的要求[J].高等教育，2011，（3）：165.

[6]曾红权，贺浩华.建立责、权、利统一机制：发挥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的主导作用[J].高等农业教育，2009，（5）.

[7]吴岩，徐茜，朱小平，罗俊.导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职责分析[J].西北医学教育，2010，（1）：66.

[8]章淑华，杨艳萍.关于建立教育激励机制的探讨[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2）：36.

[9]李阿利.建立研究生导师有效激励机制的系统思考[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5（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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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VAR模型，脉冲响应，方差分解

 

一、引 言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英文缩写为CPI）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居民消费价格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的相对数，是以居民购买并用于消费的一组代表性商品和服务项目价格水平的变化情况来反映居民消费价格变动幅度的国民经济核算统计指标。从一般理论来看，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受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之间差数的影响，也受到货币发行量的影响。这一指标影响着政府制定货币、财政、消费、价格、工资、社会保障等政策，同时也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因此，长期以来，不仅宏观政策的制定者密切关注着CPI的高低，而且很多学者也围绕着CPI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尤其是自2007年以来，CPI持续地呈高位增长，引起了政府、学者、企业厂商的高度关注，成为目前学界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难点问题。

关于CPI的影响因素分析，学界已有研究。李敬辉、范志勇（2005）将粮食价格波动作为价格指数变动的重要因素[1]，李庆华（2006）认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对消费价格通胀率的反应是相当敏感和强劲的[2]，何维炜等（2007）则认为食品价格和居住价格是决定CPI走势抬高的两大主导力量[3]。这些研究都有一定的科学性，但将过多的将视线注意于CPI的构成因素上，即CPI的结果本身是由这些因素如食品、居住等加权计算得来的，这无疑具有较大的自相关性。

笔者认为CPI涨幅的适度规模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资源的有限性等诸因素综合发展的必然结果，属正常调整。然而，CPI的过高上涨则反映了社会供需之间的矛盾已经明显，客观上需要及时调整影响社会供需关系的主导因素以将CPI稳定在一定的变化幅度内。因此，本文试图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跨度内，选取影响社会供需的主导因素的数据，通过VAR模型来测试CPI的影响因素及其程度。

二、VAR模型设置、估计与解释

（一）数据收集和变量选择

从宏观经济理论看，社会总供给主要有消费、储蓄、税收以及进口等构成，社会总需求主要有消费、投资、政府购买以及出口。可进一步将这些因素具体化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货币供应量、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

从宏观经济理论来看，物价上涨的原因一般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需求拉动式的物价上涨，它是由于需求扩张所引起的；第二种情况是成本推动式的物价上涨，它是由于原料、燃料价格等成本价格的上涨所引起的；第三种情况是物价上涨的国际传递，它是由于一个国家的物价上涨或货币贬值传导到他国的现象。为了较准确地分析CPI的影响因素，须对每一种情况进行考察。

从需求来看方差分解，自2007年全国各地区开始出台了不同程度地提高工资的政策措施。提高工资在短期内会增加居民的购买力，进而有效地刺激需求。一方面，产品会由于需求的增加而涨价，另一方面，这会增加投资者的预期，刺激他们更多的投资。因而，收入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拉动了物价上涨。同时，为了尽可能准确客观地分析收入对CPI的影响程度，在这里采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作为变量，因为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对CPI的上涨是滞后的，反应不敏感。其次，货币供应量也是影响需求变化的重要因素，根据货币数量论，通胀率来自货币增长率，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内生性。再次，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产品价格，固定资产投资由于主要是由政府支撑的，所以它不会因为货币政策的变化而发生显著变化，基于此，将其也作为一个变量进入模型。

从供给来看，农产品价格和工业品价格的增加是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外在因素，考察农产品价格波动的指标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考察工业品价格波动的指标是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因此，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来反映供给方的变化，将其作为外生变量进入模型。

从国际传递来看，由于我国的经济总量比较大，经济结构是复合型的，即不是单一地依赖某一生产要素取得发展，因此，其他国家的物价上涨或货币贬值的波及效应是有限的，意即国外通胀率的变化对我国CPI的影响是不显著的。

（二）VAR模型的建立与估计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选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Income）、货币供应量（Money Providence,简写为M）、固定资产投资（Permanent Assets，用PA代替）、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Agricultural ProductionPrice Index，简写为A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IndustrialProduction Price Index，简写为IPI），为了量纲的统一，将这些变量通用“率”来考量。

在模型中将货币增长率（货币供应量）作为内生变量，同时由于固定资产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决定于利率和货币供给两者的变化，因此将固定资产增长率也作为内生变量进入模型。将来自两方面的供给冲击——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API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IPI作为外生变量。基于此，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并经计算整理后，得到表1的样本。

表1 与模型相关的数据表

 

YEAR

CPI

M

PA

API

IPI

1990

103.1

100.0

102.4

105.5

104.1

1991

103.4

126.5

123.9

102.9

106.2

1992

106.4

131.3

144.4

103.7

106.8

1993

114.7

137.3

161.8

114.1

124.0

1994

124.1

134.5

130.4

121.6

119.5

1995

117.1

129.5

117.5

127.4

114.9

1996

108.3

125.3

114.5

108.4

102.9

1997

102.8

119.6

108.8

99.5

99.7

1998

99.2

114.8

113.9

94.5

95.9

1999

98.6

114.7

105.1

95.8

97.6

2000

100.4

112.3

110.3

99.1

102.8

2001

100.7

117.6

113.1

99.1

98.7

2002

99.2

116.9

116.9

100.5

97.8

2003

101.2

119.6

127.7

101.4

102.3

2004

103.9

114.9

126.8

110.6

106.1

2005

101.8

117.6

126.0

108.3

104.9

2006

101.5

115.7

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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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概念说明

（一）高等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

我国高等教育主要包括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普通高等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主体部分，本文研究范围是普通高等教育，包括本科和专科，不包括成人高等教育。

（二）相对规模与绝对规模

招生规模趋势可从相对规模和绝对规模来分析。绝对规模是指招生人数增加的数量，是绝对数量；相对规模是通过招生人数和其他人口指标的比值。本论文采用相对规模-招生率，即每年高等学校（本、专科）招生人数与高中毕业人数之比这一指标，来反映招生规模的趋势变化。

二、指标选取和模型建立

本研究主要从经济、科技、社会、财政、教育和政策六大宏观方面对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学校招生率的因素进行选取。各方面的指标按照客观重要、数据完整、利于解释、易于获取的原则，选择如下：（凡是涉及反映现价的指标我们均采取1978为基底的商品价格指数进行标准化）

经济方面：第二三产业比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1978年为准）（元）、城镇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以1978年为准）（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以1978年为准）（元）；

科技方面：三种专利申请授权量（项）、万劳动力R&D工程师科学家人数（人）；

社会方面：城镇人口比重（%）、城市登记失业率（%）；

财政方面：国家财政决算支出（亿元）；

教育方面：普通高校专任教师与本专科在校生比（%）， 普通高等学校生均教育支出（元）；

政策方面: 各年教育部等部门对扩招和收缩扩招的政策（虚拟变量）；

被解释变量：招生率（%）。

考虑到每个变量间出现多重共线性，我们先从每个方面选取对解释变量解释最拟合的因素变量，方便准确建模，精确修正。通过eviews软件分析结果，最终选取指标如下：

X1：第二三产业比重、X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X3：三种专利申请授权量、X4:城镇人口比重、X5： 国家财政决算支出、X6：普通高校专任教师与本专科在校生比（简称师生比）、D: 虚拟变量（政策因素）、Y:招生率。

所有数据为1978年-2010年的数据，X3的数据仅从1987年开始，并且代替该方面的指标数据很难收集齐全，EVIEWS分析得知，X3与X2存在高度共线性，且数据较少，保护自由度，将X3变量剔掉。

得到模型如下：

=-169.5114+0.065573X1-0.025398X2+70.56907LNX4

+0.002417X5-2.3908X6

t=（-1.355136）（0.583792）（-1.431682） （2.191586）

（1.07557）（-2.969732）

R2 = 0.955866F = 116.9549

经过多重共线性，异方差、自相关，数据平稳性检验和修正并考虑虚拟变量的影响我们得到最终模型为：

=98.85329-0.209136X1-1.983887X6+14.68732D

t=（10.88655） （-2.914664） （-4.093198）（3.102956）

R2=0.8090038F=75.54428df=28

三、结果说明

从本文的整个研究过程，可以看出最终我们选取的是反映经济因素的第二三产业比重、反映教育因素的高等学校专任教师与在校本专科生比和政策因素来反映对招生率的影响。说明教育、经济、政策因素对高校招生率的影响是最大的。

从最终模型我们可以看出，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第二三产业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平均来说招生率就会减少0.209136个百分点，原因是第二三产业比重反映了经济发展的一种结构，高等教育（本、专科）招生率反映的是教育的一种发展状况，同时也反映了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一种需求状况。教育属于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发展得越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对教育的是一种促进作用。第二三产业比越低，说明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越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教育的发展就越好，那么对应的招生率就会越大。

高等学校专任教师与在校本专科学生比对招生率，反映了教育发展的一种结构。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师生比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平均来说招生率就会减少1.983887个百分点。高等学校专任教师与在校本专科学生（简称师生比）比反映了对教师资源的利用情况说明的是教育因素对招生率的一个影响，师生比越高说明对教师资源的利用率越低，对教育的发展越不利从而对招生率产生一个负面的影响。

我们从模型可以看师生比对招生率的影响远远大于第二三产业比重的影响，说明教育本身的影响因素大于经济的一个结构因素。

扩招政策也对招生率产生一个很显著性的影响。从模型可以看出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1999以前和1999年以后相比，平均来说招生率相差14.68732个百分点。从中可以看出招生政策的对招生率的影响颇大。政策的制定是与政府对整个社会的判断紧密联系的。

四、总结

查阅相关资料可知目前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正处于增长期，以后并且还会持续这种增长趋势。在扩大招生规模中我们要注意每个因素对招生率的影响，而不能盲目追求招生率，出现一种高校人数和整个社会资源的不匹配，引发严重的社会后果。在进行因素分析的时候我们不仅仅要从理论分析，还要进行实证分析，挖掘对招生率影响的潜在因素。

政府可通过第二三产业比重和普通高校专任教师与本专科在校生比来调控招生规模，同时，也要考虑到对其的间接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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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府财政；收入分配；贫富差距；财政收支政策；调整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5-0087-05

一、引言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外贸出口增长开始下降，扩大内需消费已成为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路径。但受到我国传统发展模式的影响，内需消费增长缓慢，消费不足，且投资与消费不平衡。解决内需消费不足的办法就是调整收入分配以消除贫富差距，这其中政府财政应当起到主要的调节作用。实际上，政府财政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收入再分配。

目前对我国政府财政的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财政问题本身和政府财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蒋亚萍（2010）[1]对我国政府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VAR时间序列模型分析；董直庆等（2007）[2]利用Bootstrap方法对我国财政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刘晓红（2006）[3]从作用机制角度分析了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汪东华（2006）[4]从我国处于转型期入手对我国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研究。而有关我国居民收入、贫富差距问题的现有研究则集中于对贫富差距本身和基尼系数等指标的分析。例如：陈昌兵（2007）[5]对各地区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的计算及其非参数模型分析；陈宗胜（2002）[6]关于总体基尼系数估算方法的一个建议；黄涛等（2006）[7]在地区人均GDP分布的基础上对基尼系数进行了分析。其它还有不少类似文献，但在既有文献中鲜有研究政府财政与我国收入分配以及贫富差距之间关系的学术论文。仅有的几篇从财政角度论述贫富差距的论文，如王瑞（2008）[8]和贺蕊莉（2005）[9]等均仅从定性分析与经验分析的角度加以研究，缺乏理论深度和定量分析结果的支持。

本研究通过对既有数据进行统计和计量模型分析，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揭示目前中国政府财政和收入分配以及贫富差距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图弥补相关研究领域的欠缺。

二、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现状

1.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与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是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提出的用以衡量一国居民生活水平的经济统计指标。其计算方法可以简单地表述为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一般而言，一个家庭越穷，家庭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就越大，家庭越富，家庭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则越小，因此恩格尔系数越小越好。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1978年我国农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高达67.7%，城镇家庭约57.5%，平均超过60%。到2009年，中国城市家庭恩格尔系数已经下降至36.5%，农村家庭恩格尔系数也降至40.96%。图1与图2分别描述了从1978年至2009年我国城市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变化情况，两者总体上都呈现下降趋势，而且农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下降要比城市家庭下降幅度显著。这些变化充分说明了我国居民总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居民收入仍然很低。美国2007年的恩格尔系数仅为12.7%，远远低于我国，说明其人均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准大大超过我国。因此，在外贸出口减缓、内需消费无力的经济压力下，如何大力提高我国居民收入水平，进而提高内需消费，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2. 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政府财政影响之计量模型分析。除了以上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本研究对我国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进行回归分析，期望找到与之有关联的影响因素。自变量选取了国内生产总值（GDP）、财政总收入、财政总支出以及建筑业总产值，所有的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统计年鉴。由于本模型采用了2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故而对其进行了单位根与协整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因变量与其它自变量均无协整关系，而单位根检验显示有轻微的一阶单位根现象。故本研究将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分析结果均陈列在表1中，括号外面的是OLS的回归结果，括号里面的为VAR分析结果。从整体上看两种估计方法的结果差异很小。两个回归的结果均显示GDP和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间呈现强烈的正相关，即GDP的增长或者说经济的增长可以从总体上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此外两个模型的结果表明，政府财政收入会对居民可支配收入产生不利影响，这主要是由于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收入税）会减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这一结果符合宏观经济基本理论。在财政总支出这一变量的显著性上，两个模型略有分歧，OLS的回归结果显示财政支出对因变量有明显的正相关性，而VAR显示这一正相关性的统计显著性不是很强。但不管怎样，两者的结果都说明了政府财政支出总体上对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有着积极的作用。建筑业总产值这一变量（这里的建筑业在统计中仅包括建筑工程、基建项目等工业产业，与之相关的房地产服务业等则不包含在内，被归类在第三产业中）在两个模型的分析结果中均对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有着显著的负相关性，表明我国现在建筑业的过度投资，已经整体上对居民收入的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

以上分析显示了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总体发展情况，但是仅有恩格尔系数和居民收入模型只能说明家庭总收入的增长和总体生活水平的变化，却无法阐明我国居民收入的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而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提出的基尼系数则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三、 我国贫富差距状况

1.贫富差距与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根据劳伦茨曲线所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在0和1之间变化，可以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基尼系数最大为“1”，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100%的收入被一个人或一类人全部占有了；基尼系数最小等于“0”，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等，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均。由于这两种绝对情况在实际生活中不可能出现，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一般介于0-1之间。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

根据世界银行、联合国等机构的资料（见图3），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978年大约为0.304，到2000年上升至0.409，之后一直攀升，2004年为0.439，2009年在0.48左右，2010年则估计达到0.52（联合国测算），远远超过了0.4的警戒线，已跨入收入差距悬殊行列，财富分配非常不均。

2.基尼系数与政府财政影响之GARCH模型分析。为了了解影响我国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的原因，本研究将基尼系数作为因变量与相关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这些自变量包括政府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财政收支平衡状况（将财政支出减去财政收入）以及包含了房地产服务业的整个第三产业产值。所有的数据均为时间序列年度数据，包含了2009年之前共23年的数据样本。本研究把因变量做单位根检验发现仅有不是很严重的一阶自相关，然后将基尼系数与其他所有自变量逐一做协整检验发现均无协整问题。最后决定采用GARCH模型，模型中设定为滞后一阶加以方差调整分析。

从表2中可以看出包含了商业、金融业和房地产服务业的第三产业与我国的基尼系数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即对我国贫富差距的拉大起到了推动作用。首先这很符合我国的国情，表明最近几年我国富裕阶层的出现主要来自于这些第三产业部门。因此政府的税收力度应当向第三产业部门集中，不仅包括收入税也应当包含营业税和其它税种，并且适当减少从第一、第二产业部门收税的幅度。

从政府收支赤字来看，其也对我国的基尼系数有着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表明我国政府的过度支出和基础建设投资绝对值，不能减少贫富差距，反而增加了贫富差距，说明我国政府的财政收支政策尚未达到保证社会公平的目的，因而需要调整政府的收支对象，减少一些大型基建项目的存量投入，增加对普通公民的支付转移，从而真正发挥政府财政调节社会公平性的作用。从政府支出增长速度来看，其统计量表现出严重的不显著特征，即该变量对我国基尼系数的影响不明显或者无法判断。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我国政府的财政支出政策失去了社会调节功能，无法达到保持社会公平性减少贫富差距的目标。最后一个自变量政府收入的增长速度和基尼系数之间呈现出显著的高度正相关性，再一次表明政府的财政税收收入增长过快并且其结构不合理而对我国的贫富差距起到了拉大作用，而非调节。

3.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的地理分布。统计显示，目前我国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这其中，除了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区位因素导致的收入差距也很明显。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很大。图4为世界银行根据资料数据提供的中国贫困人口的地理区位分布情况。该图利用GIS系统描绘出中国贫困率的情况，颜色越深代表贫困率越高。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西部地区贫困率很高，而低贫困率的省份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其中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为中国贫困率最低的4个省份。

从省内贫富差距来看，也有类似的区位差异情况。中国基尼系数最低的地方是浙江，最高的地方是贵州。浙江的居民多经商，中高等收入人群庞大，而贵州个体私营经济较少。类似于贵州，甘肃、青海等地的基尼系数也都高。表明贫困率较低的发达地区贫富差距反而小于贫困率较高的西部欠发达地区。

综上所述，我国当前的贫富差距已经拉大，收入和财富的不平均分配，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内需消费，尤其会影响到中档消费品的消费。根据消费理论，低档产品的收入弹性很小，故而贫富分化可能会影响到低收入家庭的总体消费水平，但是无法明显减少其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而高档商品会随着一批新兴富裕阶层的出现而被扩大消费。这样，既有一定的收入弹性，又不是生活必需品的一些中档商品则会成为贫富差距变动过程中的弃儿，从而影响到这些产品的消费和生产，进而影响到整体国民经济的增长。进一步说，由于贫富差距的拉大和通货膨胀，即使在居民名义收入增加的情况下，其实际收入所代表的实际购买力仍可能出现下降趋势。如何在通货膨胀与居民收入之间保持平衡，是扩大内需、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一个主要问题。

四、导致贫富差距的财政与政策因素

1.政府税收的过度增长和不合理结构。目前，中国政府税收过度增长，已经导致政府收入直接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产生了负相关性（表1中的模型分析结论），同时也推动了贫富差距的扩大（表2中的分析结果）。过度的税收增长和土地收入，导致各级政府存下了大笔存款，据央行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政府存款”项目下的资金额从1999年的1785亿元上升到2008年的16963.84亿元。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小，据人民银行统计，2007年家庭储蓄占国民收入比重仅在20%左右。美国《福布斯》杂志2009年将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排在全球第二的位置。该排名反映的并不仅仅是税赋过重问题，而是我国税制和税收收入结构，即社会上低收入水平成员的实际税负过重问题。事实上，消费者承担的相当一部分税款来自重复计收的营业税，涉及交通、建筑、金融保险、邮电通讯、文化体育、娱乐、服务业等很多方面。此外，政府的税收外财政收入过高且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也是导致 “宏观税负”过重的原因。

2.政府支出的不均衡与社会保障。按发达国家的理念，政府收入中仅有一小部分是为了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政府通过财政进行收入再分配是为了更加公平地将社会财富在居民中分配，因此，大量的政府收入被用于对居民的转移支付而不是政府消耗。但是目前，我国政府的支出明显偏重于政府本身的消耗和对基础设施的投入，而对福利与社会保障体系的转移支付力度不足。从表2的模型分析来看，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已经无法对减少贫富差距产生显著的作用。而在理论上，政府支出应该是减少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目前，公民感到税收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财政性支出在社会福利、转化为居民服务的社会性保障设施方面还远远不够，导致了对我国税负水平的误解。换言之，“宏观税负”的高低只是一方面，其与“宏观福利”是否匹配则更为重要。如果高税负带来了高福利，或者低福利导致的低税负，都是可以接受的。瑞典等北欧国家的税负比我国重，但公众抱怨却少，主要是因为财政收入多用于民生。但是目前我国的国民纳税比例已经等同于甚至高于发达国家，而享受到的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却不足。此外，社会保障和支付转移在不同地区间的水平也不平衡，中西部地区的基本社会保障低于东部沿海地区，也进一步加剧了整体上的贫富差距。

3.政府补贴与农村收入问题。我国农村居民收入问题一直是影响贫富差距的主要因素。据统计，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之比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8：1扩大到2007年的3.33：1。在农村，社保、医保普及面小、福利低。由于我国人多地少的传统问题，农业收入无法成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外出劳务则面临大量的社会问题，包括社保、医保、工伤与失业保障等。而政府对农业居民的补贴明显不到位，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几乎可以被完全忽略。事实上，一些发达国家对农村居民的补贴甚至超过其农业收入本身的数额。

4.政府垄断行业与收入的结构性失衡。目前国内的完全公平竞争市场还未完善。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存在着行业垄断和权利寻租问题，导致垄断行业职工收入过高，而非特权、非垄断普通工商业的员工收入的低迷。某些特殊的行业和企业掌握着垄断性的权力和资源，与其他行业和企业处在不平等竞争地位，获得垄断高额利润，其主要存在于金融、电力、铁路、医疗等部门。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5.政府土地收入与房地产业资本的过度扩张。我国建筑业的扩张已经对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包含了房地产服务、开发、营销和中介的第三产业也对贫富差距的扩大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房地产业近10年来的过度增长，产生了极大的泡沫，在吸聚了大量社会资金、成批制造亿万富豪的同时，却使整体经济遭受重大损失。这样就形成对一部分人明显的利益输送，构成了一种财富掠夺的方式，使大多数非投机普通购买者的消费能力受到重创。

五、减少贫富差距扩大内需的财政对策

1.政府税收改革与平衡课税。由于税收的增长可能会直接伤害到经济的效率，因此要积极地关注国家税收增长的问题，在考虑到税收与经济效率的同时照顾公平课税。目前我国税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直接影响的收入税，还有一个是间接影响的消费税，消费税可以通过对价格的影响改变居民的消费需求。因此，政府在制定税收政策的时候必须同时考虑这两个方面，在尽可能不伤害经济效率的前提下，考虑到公平问题。

减税是未来税制改革目标，应进行结构性减税。居民收入税、企业增值税、营业税等税种从总体上说都应当减少。减税可以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也可以为居民收入和消费提供动力。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1）对垄断性行业加大征税力度、对竞争性行业减少税收。这样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也有利于社会公平。对于小企业、企业的创新活动要给予税收优惠。

（2）在减税的同时，也要有结构性增税。最典型的是对资源税和对于污染环境产业的征税要增加，这样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符合科学发展的外部性税收改革。

（3）实行居民收入税制度改革。尝试实行两个层面的个人所得税政策，对于针对居民劳动所得的工资收入实行较低税率，并继续加大不同收入层次的税率差距；对资本投资收入实行较高税率，在实行此项措施时可以有计划地区别对待投机资本收入和实体投资收入，对投机资本收入实行更高税率，而对实体投资收入实行相对较低税率。这样不仅可以在保障国家税收收入的情况下减少贫富差距进而促进内需，还可以抑制资本投机行为，减少证券市场风险。

2.政府支出体制改革与社会福利保障。目前的贫富差距问题会影响我国未来的发展潜力，直接抑制消费，影响经济增长，尤其会抑制贫困地区的发展，加剧地区差异。因此，收入分配政策必须调整，社会福利保障必须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这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增加社会福利保障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减少风险，同时还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分配收入给予个人更多的机会和更多的资源，保障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而能够进一步推动内需消费的增长。

因此，政府的财政支出要向改善民生倾斜。减少体制内与体制外社会福利保障的差距，增加社会福利的公平与效率。财政支出需要建立有效机制，实现公开透明，能够发挥人代会监督作用。

（1）加强对地方政府建设项目支出的监管，充分运用PPP等新型机制，减少无效率的财政支出与浪费。目前，各级政府的政府间资源转移缺乏可预见性。在这些资源的运用过程中，需要建立更好的问责机制。加强中央以及上一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财政资金使用的监管能力，强化人代会监督同级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以减少无效率的财政支出与浪费。在大型基础建设项目中，可以减少政府财政的投入，转换政府的角色，使其从投资者变成监管者，充分利用新型的公私合作（PPP）模式，利用更加完善的私人融资市场，完成大型基建项目的融资、运营和管理。这样，不仅可以节省财政资金，而且可以提高效率。

（2）加大社会福利保障的支出力度。社会保障能够非常有效地减少贫困、缩小贫富差距，从而实现可持续的增长。通过进一步保障居民收入，保护居民少受各种经济风险的影响，减少收入的不平等，能够帮助我国扩大内需，进而推动增长。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提供充足的社会保障应该被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在减少政府消耗性支出和基建投入的同时，加大对居民的支付转移，大幅度增加社会福利保障。要实质性增加城镇最低工资水平，加大对贫困人口的补贴水平。加快医保改革进程，把政府财政实质性地投入到医疗、教育、廉租房、环保等公共服务上来，解除制约消费的瓶颈，提高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同时要加快建立现代慈善组织，改革原有的组织，救助弱势群体。鼓励民间组织参与救济特困阶层。在税收上实行慈善抵税制度，给慈善捐助以鼓励。充分利用民间资源和慈善捐助，共同进行慈善事业，使其与政府行为互相补充。

3.政府的政策调控与收入分配。政府的经济性政策调控对收入分配也会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可以通过政府相关政策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减少贫富差距。在以人口红利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时代，低收入曾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然而长期的低收入，使中国的内需消费市场无法得到发展。因此，有必要大幅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可以从几个政策层面加以完善：

（1）完善中国证券和其它资本投机性市场的监管体制，防止普通公共投资者的利益受到特权机构、上市公司和暴利投机者的影响。要进一步改革新股发行制度，堵住最大的掠民通道。新股应全流通发行，减少公众股投资者的利益剥夺问题，改革新股询价制度，解决特权机构的无风险暴利、上市公司高价圈钱等弊端。要制定严格的措施，规定上市公司必须合理分红，控制新股发行节奏，逐步形成真正鼓励长期投资的环境，保障公众投资者的利益。

此外针对房地产市场中的投机行为，要出台相关政策加以限制，运用投机税收、价格上限、房屋和土地空置惩罚等多种手段，切实有效地减少房地产投机行为，阻断有关暴利渠道，进而减少普通消费者的损失。

（2）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强化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从行业的角度，政府应当打破现有的行业准入导致的垄断，放开对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垄断行业的准入限制，发挥市场的选择优势，减少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从垄断收入的角度，政府必须借鉴成熟的发达国家经验，以法律的形式，对政府垄断的范围和垄断价格加以限制。从垄断行业职工收入的角度，政府对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要加强对其收入分配的控制，完善国有垄断企业的治理和规范薪酬。对国有垄断企业的高管薪酬也应加以限制，以合理的分配机制鼓励职工创新。

今后国家应更多地扶持国内中小企业，开放行业的准入，通过税收、资金等给予中小企业更多的支持。

（3）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消除政策性因素，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除了之前提到的强化农村社会福利保障的政策外，应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注意解决农民收入问题。例如：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减少农民进城的身份障碍；全面开展农村劳动力再就业培训制度，积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工作素质，消除农民进城的就业障碍；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保障农民的合法财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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