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论文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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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美国贸易立法中美贸易

一、美国贸易立法的回顾

1、二战以前美国的贸易政策和立法

美国贸易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贸易政策的法制化和程序化,这体现在美国国内众多的贸易立法及其发展演变上。美国早期的贸易立法基本上是围绕着关税政策来制定的。本世纪30年代对于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年代,遍及世界各国的经济大萧条和贸易战成为那个时代的特征。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法》制定了美国历史上最高的一般关税水平,标志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最高点。1934年美国出台了《对等贸易协议法》,它成为美国贸易政策史上的转折点。该法案旨在降低关税税率以及通过双边谈判和协定来降低对美国产品的歧视,以此扩大美国产品的海外市场,通过出口的增加带动美国经济走出萧条。该法案标志着通过协议进行关税减让的时代的开始。这种通过双边谈判和签署贸易协定来解决贸易争端和推进贸易自由化的作法在1946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签署之后扩展为多边主义。除了规定有关关税减让谈判的事宜,美国的贸易立法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减少贸易自由化对国内工业的严重冲击和负面影响,依法对因进口而造成的损害提供某种形式的帮助。美国根据国际国内经贸形势的不断变化而不断修改和补充其贸易法规。

2、二战以来美国的贸易立法

(1)《1962年贸易扩大法案》

二战后,特别是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起,来自国外的越来越强大的竞争冲击了美国国内的部分工业。1962年,出于保护国内工业和减少竞争压力的考虑,美国出台了《贸易扩大法案》,推出“贸易调整援助计划”(TradeAdjustmentAssistanceProgram简称TAA),为受到冲击的行业的工人提供正常失业福利之外的的调整津贴、援助和再培训机会,以帮助他们转移至新兴的、更具竞争力的行业,对受到外国竞争威胁的公司提供技术援助、贷款和贷款保证以及税收优惠来减少产业调整中的损耗。TAA计划还授权美国总统对外国在农产品贸易中的不公平作法采取行动,这也就是1974年贸易法核心思想的前身。1962年贸易法规定,只有那些遭受“重大损害”并且损害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美国的关税减让而导致进口增加的行业才可以援引该立法得到补偿。美国专门研究贸易政策的学者德尔塔在对反贴补和反倾销案例进行统计分析之后得出结论说,由于1962年贸易法的授权条款和《贸易调整援助计划》将受益的标准订得很高,使受到冲击的部门和公司很难获准接受有关的补偿。

(2)1974年贸易补救法案的201条款和301条款

70年代以来,美国国会一步步放松了进口补救的标准,更加满足了受冲击行业和公司的要求。1974年贸易法的201条款是《关贸总协定》第XIX条款即保障条款的对应条款,它规定对美国厂商因关税减让和进口激增而遭受的损害进行补偿,或者阻止这种损害的发生。该法案第一次授权私人企业可以就国外产业的非公平竞争行为直接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提出上诉。如果达到预定的标准,ITC会向美国总统提出建议,总统则有权下令提供包括关税、配额或其它进口限制在内的临时性补偿措施。1974年贸易法将1962年法案中规定的“严重损害”的标准降低为仅仅要求证明进口是“严重损害”的“重要原因”,或者是严重损害威胁的重要原因(而不是主要原因),而且,这种损害也不必源于美国的关税减让。此外,TAA计划的标准也有所降低,这些法律规定的变化使得遭受进口冲击的工人、公司和行业组织更容易获得法定的调整援助。

301条款是美国向所谓“不公平贸易”进攻,迫使其它国家对美国开放国内市场的主要武器,1974年立法将301条款的有关权力由总统转至美国贸易代表(USTR)。后者在接到私人部门的投诉后,负责进行调查并向总统提出建议以便总统采取行动(征收额外关税或者实施其它进口限制),针对其它国家所谓“不公正”、“不合理”或“歧视性”的贸易作法进行反击,以保证实现美国各项贸易协定项下的权利。这些由美国单方面定义的‘不公正’、‘不合理’或‘歧视性’的贸易作法以及美国提出的贸易报复和制裁措施常常会招至贸易对方的谴责和批评。

(3)1979年有关反贴补和反倾销的贸易立法

东京回合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1979年《贸易协议法》,将美国在多边谈判中的承诺法律化。东京回合上所通过的关于贴补和反贴补以及反倾销的准则,要求对承诺遵守国家的产品反倾销案例进行“严重性损害”的调查。然而,这些多边的规定和标准在美国1979年的立法中得以放宽,比如该法案缩短了对所有的反贴补诉案的时间限制,并且将不公平贸易补偿法的执行责任由财政部部长转交给商业部部长。这些措施旨在加强反贴补及反倾销立法的实施和执行,为申诉的美国企业和公司提供更加有效的帮助。贸易补偿法标准的放松、规定调查时间的缩短和贸易执法机制的强化,导致70年代以来美国不公平贸易诉讼案件的数量迅速增加。相对于保障条款和贸易调整计划而言,反倾销和反贴补立法成为各个工业部门寻求进口保护的“通常”的“第一选择”。

(4)80年代贸易立法及301条款的各种变形——超级301条款和特别301条款

进入80年代,美国进一步强化了贸易立法的301条款,以便更好地为美国的商业利益服务。1984年的《贸易和关税法案》要求美国贸易代表每年提供一份《全国贸易评估报告》,对重要的国外贸易障碍及其对美国的影响进行量化分析。该法案还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可以主动发起301条款的调查,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强对付贸易壁垒的打击力度。1988年的《综合贸易与竞争法》中的301条款要求美国贸易代表每年提交关于外国贸易壁垒的报告,列出所谓“重点国家”和“重点贸易作法”,并将此作为同其它国家进行贸易谈判的主要目标。它强调了美国的所谓的公平贸易规则,加强了对国外“不公平贸易”的进攻和报复性,是强化了的301条款,因而被称为“超级301条款”。

特别301条款作为301条款的另一发展,是用于加强美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利益,促进国外知识产权方面的立法。该条款特别创立了“观察国”、“重点观察国”和“重点国家”名单,加强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国家的政策威慑,促进美国维护其知识产权领域的利益。中国曾几次被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列为特别301条款的“重点观察国”和“重点国家”,并以法定调查和贸易制裁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5)赫尔姆斯—伯顿法和达—马托法案

1996年美国出台的旨在制裁古巴、伊朗和利比亚的赫尔姆斯—伯顿法和达—马托法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轩然大波,遭到世界其它国家的一致谴责和反对,就连美国的老朋友英国也站到了它的对立面。1996年6月4日,与古巴、伊朗和利比亚年贸易额为18亿美元的欧盟,正式就赫—伯法向美国提出抗议,就连被美国认为最保险的第26届美洲国家组织大会,也谴责美国“执行损害其它国家的法律”。10月16日,欧盟把这个问题提交到世界贸易组织。后者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单方面的措施。1996年11月12日,联合国大会以137票对3票通过了反赫—伯法的决议。赫—伯法一出台就非议纷纷,结果克林顿政府不得不宣布推迟6个月生效,同年10月16日又决定将赫—伯法第三条推迟到1997年2月执行。美国还曾表示,达—马托法的实施也可以考虑灵活地进行。

二、美国贸易立法与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

战后美国的贸易立法的演变过程集中体现了其贸易政策的发展变化,也是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和调整。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退和竞争者的兴起是美国贸易政策的转变的根本性原因。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不仅表现在其对外贸易在世界总额中的份额下降,也反映在美国同其主要贸易对手的人均收入差距和技术水平的缩小上。70年代世界经济的“滞涨”严重打击了美国的制造业,使得贸易问题异常突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浮动汇率制的实施,更增大了美元汇率的波动和经济活动的风险,美元从1981年到1985年期间升值了40%以上。美国同期商品贸易逆差由2.8亿美元增至122.22亿美元。美元突然大幅度的升值是当时美国贸易差额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它对美国贸易政策的变化起到了很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相对实力的衰落和欧洲、日本的兴起推动了世界经济向经济多元化格局的演变,冷战的结束更加速了这一趋势。冷战后的世界经济是以各国为争取在未来世界经济中的份额而进行日益激烈的经济和技术竞争为特征的。美日欧这三大经济集团为了加强各自的经济实力和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纷纷参与到地区经济一体化和地区经济贸易安排当中,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崛起和地位的上升也加剧了世界经济竞争的激烈程度。为了适应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维护美国经济利益,美国不断地调整其外贸政策和贸易立法。

1、贸易政策范围的日益广泛,与其它国内经济政策的关联性增强

70年代以前,美国的贸易政策主要针对关税和较为明显的非关税措施(如数量限制)。随着关贸总协定主持的多边贸易谈判的成功进行,各国的关税水平大大降低,美国的贸易政策也从单一考虑关税措施逐渐扩展为包括政府采购、卫生和技术标准、政府补贴等相当广泛的领域。从行业政策来看,美国的贸易政策在70年代以前主要是针对传统的制造业如纺织业、钢铁工业和化学工业等。近年来,美国的贸易政策也开始更多地针对计算机、半导体和通讯等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中存在的贸易问题和争端,加强政府部门的监督和管理。同时,贸易政策的触角也从制造业开始伸向服务贸易、有贸易关联性的知识产权问题和对外直接投资。1984年通过的综合贸易法案号召不发达国家杜绝侵权和仿造行为,放宽对美国企业投资的限制,并将301条款的适用范围由商品贸易扩大到服务贸易与投资问题,贸易政策范围的扩展在1988年的《综合贸易与竞争法案》中反映得更为充分,它涉及国际金融政策、外国贿赂作法、技术竞争力、教育以及培训等诸多方面。这个法案的名称使用“综合”一词,其原因显而易见,加之该法案长达一千多页的文本,其政策范围的广泛性可见一斑。

2、贸易政策基础观念由“自由贸易”转向“自由和公平贸易”,更强调对等观念

战后的几十年中,美国一直宣扬其追求“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立场。然而,70年代以来,美国自由贸易的目标却逐渐地被一种“自由和公平贸易”的论调所代替,1985年里根政府的“贸易政策行动计划”标志着美国政府由主张自由的多边贸易转向主张“自由的”和“公平的”贸易,其重点则是所谓公平贸易。70年代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改变了美国人对自由贸易的看法及处理贸易关系的方法。美国人开始抱怨美国市场的开放程度远远高于其它国家,要求贸易对手国单方面进行贸易减让以“摆平竞争基础”的呼声越来越高。由于美国对所谓的国外“不公平贸易作法”越来越难以容忍,贸易当局开始积极行动。他们更多地利用态度强硬的双边谈判和单边的贸易制裁和威胁以迫使谈判对手作出让步。例如,日本和东南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60年代以来经济有了飞速发展,美国认为,这些国际市场上的新的竞争者一方面十分积极地为其出口扩展创造条件,他们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迅速提高;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却不愿意开放极其封闭的国内市场,亚洲国家不同于美国的商业做法和市场结构在美国看来更是无形的贸易障碍,严重阻碍了美国企业的进入。美国特别强调指出,这种所谓在其它国家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免费搭车”的做法使得美国的生产厂商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不公平贸易”论调同美国的对等观念的转变密切相关。最早的“对等”观念(Re-ciprocity)出现在1934年的《对等贸易法案》中,它强调对等的关税减让即在双边贸易谈判中等幅的关税减让,并鼓励以经过谈判协商的同等的步伐来推进贸易自由化。然而,近年来美国国内不公平贸易论调的兴起扭曲了贸易对等原则。原来意指在具体贸易谈判中各方减让程度的对等性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整个市场状况的均衡方面。这种新的对等观念的产生将美国其国内的市场开放以及其程度完全建立在其它国家能否为美国的商品和服务提供令其满意的市场准入的基础上。而且美国通常把双边贸易是否平衡作为美国是否享受公平的市场准入的判断尺码。、贸易政策的重点由注重限制进口转变为加强政府在出口拓展方面的作用

美国传统的贸易管理是注重对进口贸易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对国外进口商品的实施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来保护国内的产业部门。六七十年代以来,美国贸易政策的侧重点开始由进口管理转向加强对国外所谓不公平贸易作法的重视和对策研究,美国政府也开始更多地出面,更加积极地为美国公司的出口扫清障碍,打开封闭的国外市场。

六七十年代兴起的“自愿出口限制计划”在80年代以后逐渐丧失了存在的基础,由“自愿进口扩展计划”取而代之。很明显,后者的进攻目标转向打开对方紧闭的市场大门,美国这种贸易策略主要是用来对付外国所谓的“结构性贸易障碍”,抵消它们对美国出口的不利影响。它的1988年贸易法主要内容涉及放松出口管制贷款条件以帮助美国的高技术产业、促进政府行政部门更积极地为出口创造良好条件、扩大“不公平”贸易做法的定义范围等等,克林顿上台后,美国政府及外交官员对涉外合同予以大力支持,多次通过美国驻外使馆建立的经援机构来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他们还减少了对与安全有关的出口的控制,尤其是在高技术方面的出口管制。此外,美国政府机构还修改相应的财政规定,与进出口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一起为美国的出口提供优惠贷款。

4、美国贸易强硬化、法律保护主义和贸易立法治外法权主义

近年来,美国越来越多地依靠直接的行政手段来管理贸易事务,处理对外经贸关系,并且显示出更强的主动性和进攻姿态,美国单方面定义所谓的不公平贸易做法,其中的许多做法在关贸总协定中都没有明确规定。它还单方面决定贸易对手国是否存在不公平做法,在它认为必要时并不提交进行多边仲裁,而是要求对方同美国的贸易代表直接进行谈判来解决问题。这种做法被其贸易对手称为“侵略性的单边主义”(AggressiveUni-lateralism),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贸易法的301条款及其各种变形,它们是美国“侵略性的单边主义”政策的核心所在,同时也是遭受国外抨击和谴责的主要目标之一。超级和特别301条款的出台与实施使80年代美国反贴补税和反倾销税的征收迅速增加,严重损害了其它国家的贸易利益和出口产业。他们纷纷指责美国贸易政策和立法的变化,指出其实质是贸易保护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和表现,是“过程保护主义”或者“法律保护主义”。

美国为了维护其经济利益,以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为后盾,动辄抬出国内贸易立法,宣布对所谓国外不公平贸易做法进行单方面的报复和制裁,其实质是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贸易领域里的典型表现,美国这种贸易法的治外法权主义不仅违反了国际法的有关准则,也是对多边贸易体制基本原则的严重破坏。它恶化了国际贸易环境,增加了贸易环境中人为的不稳定因素,不利于多边贸易体制取得进展,而且美国的单边主义和301条款的滥用很容易激发各国之间的贸易大战,不利于国际经济的发展。作为美国“治外法权主义”典范的赫尔姆斯—伯顿法和达马托法一出台就遭到了包括欧盟在内的各国一致的强烈反应和抨击。西方新闻机构评价说,美国可能是继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南非的“种族隔离”之后本世纪受谴责最多的国家。1996年,不仅联合国、美洲国家组织、欧盟、里约集团、南方共同市场等国际组织对美国的贸易沙文主义加以公开抨击,就连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另外两个成员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也加入了指责美国贸易做法的行列。在冷战之后的新经济形势下,各国都在努力发展民族经济,加强本国的国际竞争力,美国越来越难以行使其个人意志。美国的这两项法律只不过起到了一个稻草人的作用而已。

三、从美国贸易政策与立法的演变看中美贸易争端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与美国的经贸关系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美国也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但是,由于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风土人情和价值观念上都存在着重大差异,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磨擦。近年来,两国在诸如纺织品贸易、市场准入问题、反倾销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对华最惠国待遇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问题上都发生过纠纷。加深对美国贸易政策和立法的演变历程及其经济背景的理解,有助于正确认识中美贸易关系和纠纷,为改善两国经贸关系、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1、正确看待中美贸易争端

(1)中美市场准入争端

市场准入问题是中美贸易的本质问题,也是中国加入多边贸易体系的核心问题。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是导致该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近几十年来,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的经济贸易飞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和活力的地区之一。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着巨大的潜在市场,这对美国拓展出口意义重大。因此,美国近年来把很大的精力放在打开中国市场,为美国公司占领中国市场创造良好的条件。美国多次指责中国对美国产品封闭市场,批评中国的贸易制度和贸易中存在的许多“障碍”和“壁垒”,如繁琐和复杂的进口管理和许可证制度、进口限额管理的不公开、贸易管理和法规透明度不够等。此外,美国还指责中国对服务行业过度保护,特别是在美国特别具有竞争力的金融、保险和会计师事务所、运输等领域中国的开放度太低。美国在市场准入方面做文章,并频繁地向中国施加压力,充分体现了美国贸易政策及策略由追求竞赛规则的公平合理转为追求竞赛结果的对等性,由单纯限制进口转变为限制进口与积极扩大出口相结合,通过增加出口,改善贸易状况,带动国内经济的发展和解决失业问题。

(2)中国加入世界贸易体系与美国的阻挠

我国根据通行的国际标准和自己的国情,坚持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多边贸易体制,这是我国的一个根本立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改革外贸管理体制和开放市场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进口关税水平大大降低。而美国无视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已取得的成绩,以成熟发达国家市场开放标准和经贸管理的做法来要求中国,要求中国承担与自己的国力和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过高的义务和责任。美国还抬出其国内的贸易立法单方面给我国施加压力,以贸易制裁和报复主义的措施相威胁,力求迫使中国作出更多的开放和自由化的减让,扩大美国从中国发展中所获取的份额。

(3)中美知识产权争端

中美近年来在知识产权领域屡有争端。早在1989年和1990年美国就根据美国特殊301条款,把中国列入“重点观察国家”名单。1991年4月26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又以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为由将中国列为特殊301条款“重点国家”之一,并以价值28亿美元的贸易制裁和对中国某些出口产品征收高额进口关税相威胁,要求中国与之签订旨在制止对计算机软件和音响制品的盗版行为的贸易协定。此后,美国又于1994年和1996年多次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做文章,并以高额的贸易制裁相威胁。美国的做法其实质是将知识产权同贸易利益、经济实力挂钩,利用贸易问题和贸易手段外交手段将一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法规强加于其它国家,其实质是一种美国利益至上的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贸易政策。从表现上来看特殊301条款执行一套严格的程序,但是它的实际执行往往取决于美国当年的贸易状况和对因贸易伙伴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而损害的美国利益进行的判断。对此,美国贸易代表有较大的自由裁定权。

2、采取正确的策略对付美国的贸易政策和贸易立法

(1)坚持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增强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和经济技术竞争力,这是提高我国的政治经济地位,加强同贸易对手谈判和协商中的力量,以便更好地维护我国经济利益。只有经济强大了,外国才会以更加平等的态度来处理双边的经贸磨擦。

(2)进一步改革我国的贸易管理体制,积极向国际标准靠拢。改善进口管理体制,增强贸易政策的透明度,促进贸易自由化是国际贸易发展的大势所趋。当前,我们应该加强对国际经贸管理和规则的学习,认真地分析和研究我国现行的贸易制度和贸易管理模式,对于那些已经过时的和不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的做法要下决心进行改革和创新,对于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可以做到的我们应该有计划、有步骤的逐步实现,然而,对于危害我国基本经济利益和属于原则性和立场性的要求和做法我们要坚决顶住压力,维护我国基本的经济利益。

(3)争取早日加入到多边贸易体系中,利用多边机制的约束来抵制霸权主义的贸易,争取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现阶段所应得到的适当保护的权力和我国正当的经济利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大势所趋,我国应积极利用多边机制来妥善解决同其它国家的贸易争端,更好地协调对外经贸关系。依靠多边规则和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地限制和约束个别国家的贸易单边主义和贸易制裁的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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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贸易摩擦是中国崛起的伴生现象经过三十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都有了大幅度提高，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上升。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仅206亿美元，居世界第32位。35年间，中国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6.4%，几乎每4年翻一番。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取代稳坐60多年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交椅的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中国的崛起不仅改变了亚太地区的经济格局，而且在国际经济上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2006年美国是127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是7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仅仅5年之后，两国的地位就互换了，中国成为124个国家的最重要贸易伙伴，而美国的数字减少至76个。2014年前9个月，中国对海外投资额同比增长了22%。投资分布从非洲到拉丁美洲、从美洲到欧洲。2014年全年，中国对海外的直接投资将首次超过外国对中国的投入。中国将在国外拥有大量股本，成为美国越来越强劲的竞争对手，对美国产生了无形的压力。因此，美国采取多种手段延缓中国崛起的步伐。加之，美国当前正处于金融危机之后制造业回归和再工业化的关键时期，国内贸易保护主义者认为对华巨额贸易逆差是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乏力乃至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重要原因，所以对华实行贸易救济调查等的贸易保护愈演愈烈。据统计，在中国2001年入世之后，美国已经15次把中国告上世贸组织，是该组织其他成员中国次数的两倍还多。在2014年年初仅44天中，美国平均每4天发起一场对华的贸易调查或争端。

（二）中美贸易持续增长，依赖加深中国在过去35年能实现令世界瞩目的迅猛增长,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美国大量进口中国产品。中美两国互为主要贸易伙伴，1981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仅为50亿美元。2013年，中美双边贸易额5590亿美元。在21世纪以来的13年中，中美贸易年均增长17.6%。即使在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加剧的情况下，中美贸易也不减反增，中国已经连续10余年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国际贸易增长乏力的情况下，美国对华出口仍增长迅速，这为其创造出许多就业岗位，对降低失业率和经济复苏有着重要意义。

二、中美贸易摩擦成常态，合作互利是主旋律

（一）中国与美国差距依然巨大，美国在世界的优势地位将继续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的研究报告中预测，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2014年的GDP将达17.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17.4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2019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20%。但是，按人均计算，中美差距仍很大。按IMF数据，假设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人均GDP（购买力平价法）年均增长速度是6%，美国是3%，中国要赶上美国还需52年。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已经持续了一百三十多年，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的产值占世界的份额一直在1/4左右。虽然受经济危机冲击，美国经济增长乏力，但仍居世界强势地位，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软实力、世界一流的科研创新能力，无以伦比。

（二）中美贸易摩擦将长期存在，呈常态化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上地位的不断强大，以及中美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从维持自身全球霸主地位和全球战略考虑，都将在各个领域打压中国，阻碍中国在世界上影响力的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间的贸易摩擦将只会增而不会减，而且必将长期存在。纵观历史发展，经贸关系密切的国家产生摩擦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美欧之间、美日之间等都曾有过贸易摩擦的经历。

（三）与中国合作是解决美国经济脆弱问题的出路欧盟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是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力量之一，与美国一直有良好的经济关系。但是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使欧盟经历了宏观经济的严冬，失业率一直高企，正处于6年来第三次衰退的边缘，走向停滞和通缩。奥巴马政府为复苏美国经济，提出大力振兴国内制造业，推动出口大幅度增长的再工业化战略，美国产品的出口只能倚重中国正在迅速扩大的市场和强大的购买力。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统计，2013年美国对华出口比2012年增长10.15%，美国对欧盟出口比2012年减少1.22%。“中国需求”能为美国经济和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能实现经济繁荣，创造众多就业岗位，增加收入。中国正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需要美国大量的服务产品、高技术、人才和经验，是美国的重要机遇。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3年美国对中国出口1220.2亿美元，增长10.4%，占美国出口总额的7.7%，提升0.6个百分点；美国自中国进口4404.3亿美元，增长3.5%，占美国进口总额的19.4%，提升0.7个百分点。从投资领域看，截至2013年底，中美双向投资累计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美国企业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达到10年来的最高水平，英特尔、百胜餐饮集团等37家标准普尔500指数成份股公司约18%的营业收入来自中国。中国始终稳居美国最大债权国地位，持有美国国债约1.3万亿美元。中国是支持美国经济稳定的重要力量。

三、理性处理贸易摩擦，促进中美贸易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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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是世界上的纺织品出口大国，美国是我国出口的一个重要对象，在2005年1月1日纺织品配额制度取消后，中国纺织品出口环境产生了新的变化，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并没有结束，中国迎来了纺织品服装出口的后配额时代，美国以特保措施、反倾销、绿色壁垒等措施对中国纺织品设限，本文分析了中美纺织贸易摩擦对中美双方各有何影响，以及中美纺织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来给政府和企业以警示，使他们尽早采取相应措施。

关键词：中美；纺织贸易；摩擦

2005年1月1日，实施了30多年的纺织品配额制度完全取消，国际纺织品贸易一体化。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进口国，中国是世界上的纺织品出口大国，中国的纺织品服装出口迎来了后配额时代。中美纺织贸易摩擦正以各种形式频繁发生，对此中国应高度重视并应采取应对措施。降低中美纺织贸易摩擦给中国带来的不利影响。

一、中美纺织贸易摩擦的影响

中美纺织贸易摩擦频繁发生，美国对中国纺织品设限，贸易战是一把双刃剑，伤到他人的同时也会伤到自己，这对中国和美国都会产生正面和负面的影响。

（一）对美国而言

1.对美国的负面影响。

美国对中国纺织品设限，贸易战是一把双刃剑，美国极有可能会遭到中国的贸易报复。中国的纺织品成品半成品不能出口到美国，美国国内的零售商和原材料生产商也不能正常生产，使其利润降低。纺织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的劳动力价格相对较高，中国的劳动力价格较低，中国的纺织品价格较低，低价的中国纺织品在美国的销售受到限制，这样美国国内纺织品价格上升，美国消费者不得不承担高昂的纺织品价格，对纺织品的需求降低，不利于美国纺织企业发展。

2.对美国的正面影响。

美国对中国纺织品设限，中国向美国出口纺织品困难加大，大量的中国纺织品无法在美国正常销售，中国纺织品在市场上的数量大大减少，纺织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的纺织品价格较低，在美国市场具有一定竞争力，中国纺织品数量的减少使得美国本土的纺织品生产商少了一个竞争对手，美国纺织品生产企业的销售量便会提高，利润提高，从事该行业的人员收入提高，生活水平也会得到改善。

（二）对中国而言

1.对中国的负面影响。

配额取消后，美国对中国纺织品需求增加，中国的纺织品产量上升，由于纺织行业进入门槛较低，大量生产资料涌向纺织部门，但中美纺织贸易摩擦，美国对中国纺织品设限，大量的中国纺织品无法在美国正常销售，中国纺织品商人的利润和收入降低。纺织品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由于纺织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会导致中国的就业率降低。

2.对中国的正面影响。

中美纺织贸易摩擦对中国也有正面影响。它使得我国纺织品生产企业开始思考，意识到自身的不足，并积极采取措施加以改正，积极设立科研部门，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走品牌战略，注意保护环境，提高企业的自身素质，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使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竞争力。

二、中美纺织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

前文已经阐述了中美纺织贸易摩擦的影响，那么何为中美纺织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中美纺织贸易摩擦的产生，中美双方都有责任，不能把责任都推到美国身上，中国也应该从自身寻找原因。

（一）从美国方面考虑

1.美国自身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抬头。

中国是世界纺织品出口大国，自纺织品配额制度取消后，大量我国纺织品出口到美国，纺织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我国劳动力相对美国价格较低，我国充分利用劳动力优势使纺织品成本降低，价格在美国市场上有很强的竞争力。美国市场是高度自由竞争的市场，中国纺织品进入美国市场后，将导致美国国内纺织品价格的下降，纺织品部门的资本收益率会趋于下降，纺织品部门的产出将会受到影响。中国的纺织品对美国形成巨大压力，美国国内纺织产业竞争力下降，美国便会在公平贸易的政策下加强贸易保护。

2.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影响导致中美纺织贸易摩擦。

中国纺织品占领美国市场，严重影响美国纺织产业，纺织产业工人收入降低，纺织业作为美国传统支柱产业，从事纺织业的美国劳动者人数众多，工会便会向政府施压，迫使政府颁布纺织品贸易保护政策。政府官员为了自己的选举利益，争取更多的选票，也会制定针对中国纺织品进口的贸易政策。

3.欧美大环境对美国产生的影响使得美对华加大贸易摩擦。

在2005年1月1日纺织品配额制度取消后，中国出口到欧洲的纺织服装品数量大幅增长，这也存在一定的隐患，引发欧洲对我国展开贸易战，如欧盟重启对华聚酯纤维面料反倾销调查，对纺织服装品要求产地证明等，这些都会影响到美国对华纺织服装品的态度。

（二）从我国自身考虑

1.中美贸易长期不平衡。

表现为中美双方国际收支的统计口径和统计方法不同，美国用的是“原产地”原则。这就将中国从香港或者其他国家出口到美国的商品都算入中国，美国用的是到岸价格，与中国的算法差了运费和保险费，美国也没有包括他们优势的服务贸易。

2.国内纺织产业结构不平衡导致摩擦产生。

中国纺织产业结构不平衡，企业多以小型为主而且分散，缺少市场竞争力；大型企业大都缺少核心技术，跨国资源配置能力不强。中西部差距依然较大。配套原材料发展比较缓慢，普通纤维产品生产量较大，产能增长较快，而科技含量高、功能品种多样化纤维却比较短缺。纺织产品生产多集中在劳动密集的服装加工中，且竞争十分激烈；而高技术含量的纺织品生产较少。

3.中国纺织品生产企业自身存在问题。

中国纺织服装企业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以及渤海湾地区和山东。纺织服装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纺织生产企业利用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大量生产。纺织企业自主生产性不强，他们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不能自主设计，生产适合销路的产品，产品出口主要是定牌、贴牌加工，缺少自己的优势品牌。有些纺织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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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世平,赵春燕.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探析[J].商场现代化,2005,22

篇(4)

采取适应的外交手段对于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能够起到极大的整治效果。当前形势下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除了经济层面上的因素之外，更是由于受到了中美两国之间政治因素的影响。基于此，我国在进行中美贸易摩擦问题的处理时就应当充分考虑到对美国对外政策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比如，在中国进行投资经营的美国跨国公司是中美贸易过程中的最大获益群体。中美贸易之间产生摩擦无疑会对这一群体的利益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因此，中国政府可以通过调动美国在华跨国公司的力量对美国政府进行交流与沟通，努力促进中美双方经济双赢局面的产生。除此之外，中国政府还应当采取多种外交手段同美国政府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层面的交流与协作，加强双方的友好合作关系。

二、充分利用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则，寻求合规的解决方式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世贸组织的许多贸易规则中都有针对向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规定，可以使我国在对外贸易过程中享受一定的特别优惠。世贸组织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相关规定在解决中美贸易摩擦问题中能够起到突出的积极作用。因此，我国政府必须充分利用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则，寻求合规的解决方式。我国政府可以组成成立一个由法律专家组成的、专门负责进行针对我国对外贸易企业遇到贸易争端问题时法律援助的机构，为中美贸易摩擦中我国企业的以及应诉问题进行有效的指导。

三、积极发展国内市场的需求

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较高的外部依存度，因此，在遭遇到对外贸易摩擦时，就会对整个经济运行体系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同我国的贸易大国——美国产生摩擦时，表现尤其明显。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应当看到只有积极发展国内市场的需求，并将这一发展战略长期坚持下去，才能够使我国经济经得住国际贸易摩擦的考验。从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战略来看，我国政府应当把宏观经济的调控重点放在扩大国内市场的需求上来，特别是要注意加强对住房、汽车等耐用消费品消费、信用消费、负债消费、农村最终消费、休闲服务消费等新型的国内市场需求结构。只有在国内市场形成规模并经过激烈国内竞争的产品才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只有积极发展我国国内市场的需求，才能够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人口众多，这就意味着巨大的市场潜在购买力，这是其他国家所不能相提并论的。为了使当前紧张的中美贸易摩擦状况有所缓和，笔者认为我们应当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出发，适当的调整消费需求结构中国内需求与国外需求的比重，通过加强两岸四地的紧密经济合作，培育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统一大市场。以中国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不仅有利于形成区域范围内的规模经济和集团竞争力，抵御外部对中国市场的冲击，而且有利于提高中国在对美贸易博弈中的地位，缓解中美贸易摩擦的巨大压力。

篇(5)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中美贸易失衡；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822

根据传统弹性理论，本币升值有利于进出，而抑制出口。近几年来，人民币一直在升值，贸易顺差反而继续扩大。因此，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的贸易收支究竟有多大的改善作用值得商榷。

近年来，中美双边贸易迅速发展，贸易额持续快速增加。美国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美双边贸易的扩大为两国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中美贸易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美国常指责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从而造成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因而多次要求人民币升值。但是，汇改以后，中美贸易失衡的状况并未得到改善。面对贸易差额继续扩大的窘境，美国仍然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那么，人民币币值的变化与中美贸易之间究竟有没有相关性？人民币被低估是否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因素？这些问题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正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文献综述，评述了国内外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第二部分是实证分析，选取了2005年汇改以来的月度数据，验证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美贸易之间的相关性。第三部分根据实证分析结论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 文献综述

从目前国内外理论界的研究成果来看，有关汇率变化对贸易收支的影响还没有一致的结论。但通常分为两类：中性论和非中性论。中性论，即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汇率的变动对一国贸易收支的影响趋于零；非中性论指汇率变化对贸易收支有正的影响，或负的影响。①

（一）国外研究

国外很多学者对此问题做过研究，主要有两类观点：

1.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改善美中贸易

BaaK Saang Joon（2008）②选取1986―2006年的季度数据，用协整向量回归模型检验中美双边实际汇率对两国贸易的影响。研究表明，人民币贬值时，中国对美出口提高，即美中贸易收支改善。Krugman和Baldwin(1987) ③、Heikie与Hooper(1987)④及Moffett（1989）⑤分别对美元实际汇率与美国的贸易收支进行研究，得出结论：汇率贬值有利于改善一国贸易收支。Won W.Koo和Renan Zhuang(2007)⑥ 认为，汇率在中美贸易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人民币升值有助于中美贸易状况的改善。Jaime Marquez和John Schindler（2007)⑦认为，人民币升值10%会使中国出口额下降1%，对进口贸易的影响并不明显。这样会使中国贸易顺差减少，甚至出现逆差，从而改善美国的贸易收支。Chou.W.L.(2000)⑧发现，汇率波动对中国总出口有长期负影响。因此，人民币汇率的不确定性波动会对中国外贸产生阻碍作用，也意味着对美国外贸有利。Menzie D.Chinn(2004)⑨通过对美国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美国大量的贸易逆差，特别是对华贸易赤字需要通过汇率和收入的综合调节才能得到缓解。Pingfan Hong，Rob Vos和Keping Yao(2008)⑩通过吸收理论、弹性理论等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认为中国应通过人民币升值、刺激本国消费来改善目前全球经济不平衡的状况。Zhenhui Xu(2008)也认为，长期内美国的贸易失衡需要通过人民币升值来缓解，尽管这个影响在短期内不明显。

2.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失衡关系并不显著

Rahman & Mustafa(1996)对美国1973―1992年季度数据研究发现，美元实际有效汇率与其贸易收支之间没有系统的长期影响关系。Stephen Jeffrey(2006)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说明人民币升值难解美国贸易失衡。 Guangzhong Li，Jan P. Voon 和Jimmy Ran(2006)提出，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中国出口的负面影响将会被人民币实际汇率矫正所带来的正面效应所抵消。

（二）国内研究

中国入世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美贸易失衡的问题。也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1.人民币汇率对中美贸易收支有显著影响

许少强和马丹（2005）采用Johansen检验对1994―2003年的季度数据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和中美贸易收支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能够缓解中美贸易顺差，且实际汇率是影响中美贸易收支的主要影响因素，因而提高人民币汇率可缩小中美贸易顺差。卢向前、戴国强（2005）运用协整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1994―2003年的数据，证实人民币实际汇率对中国进出口存在显著影响。李海菠（2003），宋兆晗、卜建明、杨晓森（2008），曹瑜（2008）分别选取不同时期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都显示：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美贸易收支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指出实际汇率的变动可改善美中贸易。

2.二者关系不显著

沈国兵（2004），任兆璋、宁忠忠（2004）分别对不同时期中美贸易关系进行计量分析，都认为中美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之间没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也不能解决美中贸易逆差的问题。谢建国、陈漓高（2002）分析了1978―2000年的数据，认为人民币汇率贬值对中国贸易收支的改善没有显著影响。曹阳、李剑武（2006），用AR-GARCH模型分析了1980―2004年的年度数据，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影响并不显著。王细芳、叶全良（2008）对2005年8月至2008年2月的月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二者不存在因果关系。叶永刚（2006）也发现：无论长期还是短期，二者之间均不存在因果关系。王中华（2007）运用协整分析、方差分解等方法分析了实际汇率和需求等因素对中美、中日双边贸易收支的影响。他认为，实际汇率并不是中美贸易收支的主要因素。并指出，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真正影响中美双边贸易的因素是美国的需求。钟永红（2007）选取2001―2007年的季度数据，讨论了实际汇率和收入等因素对贸易收支的影响。结果显示：无论短期还是长期，人民币实际汇率并非中美贸易收支的主要影响因素，而美国的国内需求才是罪魁祸首。因而人民币升值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中贸易逆差的问题。

二、实证分析

根据弹性理论，本币贬值会减少进口，刺激出口，从而减少逆差，改善贸易收支；而本币升值会恶化贸易收支。无论是根据美方数据,还是中方数据,中美贸易逆差持续增加都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中美贸易逆差扩大是否与人民币币值有必然联系？本部分通过建立模型，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与中美贸易收支进行实证分析，检验二者的相关性。

（一）数据选取

本文选取2005年7月至2010年12月共66个月度数据。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ER源自国际清算银行, 汇率指数上升（下降）意味着人民币升值（贬值）。中美贸易差额TB取自中国海关统计。考虑到其他可能影响中美贸易收支的因素，本文又添加了诸多因素，如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C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A。外商直接投资额FDI源自和讯网。由于国际上只有季度和年度GDP，故此处用工业生产指数Industrial Production替代月度GDP。美国工业生产指数IPA源自美联储（以2007年为基期）。中国因为没有直接的统计数据，故通过各月工业增加值来计算，同样以2007为基期，得到各月工业生产指数IPC。

为降低异方差问题造成的影响，本文对相关变量均取自然对数。即主要讨论LNTB、LNREER、LNFDI、LNIPA、LNIPC等五组变量序列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二）单位根（ADF）检验

由于宏观经济的时间序列往往都是不平稳的，若直接进行回归估计，可能出现伪回归现象。因此，在正式回归估计之前要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ADF检验。即xi=θ0+θ1t+(ρ-1)xt-1+ΣφiΔxt-i+εt。其中，表示一阶差分，θ0表示截距项，t表示时间趋势项，εt表示随机误差项。滞后阶段根据AIC和SC准则进行选择。原假设：H0：ρ=1；备择假设：H1：ρ

虽然上述数列未通过ADF检验，但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后若能通过检验，依然可以运用协整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框架进行协整检验，从而得到回归结果。表2是对各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后的ADF检验结果。

根据表2得出：各变量的一阶非平稳序列检验的ADF统计量均小于1%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说明这五个时间序列经过一阶差分滞后是平稳的，不存在单位根，所以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即I(1)。

（三）协整检验

协整理论用于描述两个非平稳时间序列的长期均衡关系。对于非平稳序列，只有当它们存在协整关系时，才能表明变量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通过ADF检验，证实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中美贸易差额、FDI及中美两国的工业生产指数各时间序列都为一阶单整。那么就可以进行协整检验以得到回归结果。

1. E-G协整检验

设定中美贸易收支的方程为

LNTB=α+β1*LNREER+β2*LNFDI +β3*LNIPA +β4*LNIPC+ε。其中β1、β2、β3、β4分别表示中美贸易收支对各种因素的弹性。

协整分析一般用E-G两步法和Johansen协整检验两种方法。本文采用E-G两步法：先使用最小二乘法对因变量和自变量进行回归，然后再把回归得到的参数进行单位根检验。若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则回归方程的设定就是合理的，说明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反之则不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

首先对各变量进行OLS回归，得到的回归方程为：

LNTB=-5.029635-0.311991*LNREER-0.171339*LNFDI+1.998521*LNIPA+0.630654

(-1.096837) (-0.565038)(-1.974597)(3.368937)

*LNIPC

(5.916940)

R2=0.509978 D.W.=1.235412 F-statistic=15.87108

结果显示：回归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t=1.296），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t值都不显著，而其他几个因素的t统计量都是显著的。这说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中美贸易收支没有显著影响，而其他几个因素对中美贸易收支都有显著影响。其中，FDI增加1%，中美贸易顺差减少0.171339%；美国工业生产指数增加1%，中美贸易收支增加1.998521%；中国的工业生产指数增加1%，中美贸易收支增加0.630654%。

第二步，检验残差的单整性：与上述ADF检验步骤类似，对残差序列et进行ADF检验。经试验发现，ADF检验式中时间趋势项和截距项均不显著，因此应用模型1的形式进行检验，结果如下表：

从该表的检验结果来看，在1%显著性水平下，可拒绝原假设，即残差序列是平稳的。这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LNREER与中美贸易顺差LNTB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2. 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由协整检验结果可知，序列LNTB、LNREER、LNFDI、LNIPC和LNIPA均是I(1)，而对它们进行协整回归后得到的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因此，序列LNTB、LNREER、 LNFDI、LNIPC、LNIPA之间存在（1，1）阶协整关系，即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以稳定的时间序列et作为误差修正项，建立如下模型：

其中误差修正项ECMt-1为：

et =λ*[LNTBt+θ1*LNREERt-1+θ2*LNFDIt-1

+θ3*LNIPAt-1+θ4*LNIPCt-1]

用直接估计法来估计ECM模型，估计式为：

DLNTBt=β1*DLNREERt+β2*DLNREERt-1

+β3*DLNFDIt+β4*DLNFDIt-1+β5*DLNIPAt+β6

*DLNIPAt-1+β7*DLNIPCt+β8vDLNIPCt-1+λ

*LNTBt+α1*LNREERt-1+α2*LNFDIt-1

+α3*LNIPAt-1+α4*LNIPCt-1

同样，对此模型进行估计，得到：

DLNTBt=0.456468*DLNREERt+2.566025*

DLNREERt-1-0.025863*DLNFDIt-0.046421

*DLNFDIt-1+0.506698*DLNIPAt-0.922723

*DLNIPAt-1+0.156257*DLNIPCt+0.708610*

DLNIPCt-1-0.543386*LNTBt-0.520638*LNREERt-1

-0.223588*LNFDIt-1+0.829341*LNIPAt-1

+0.472616*LNIPCt-1

R2=0.629978.

将上式写成误差修正模型的形式为：

DLNTBt=0.456468*DLNREERt+2.566025*DLNREERt-1-0.025863*DLNFDIt-0.046421*DLNFDIt-1

+0.506698*DLNIPAt-0.922723*DLNIPAt-1+0.156257

*DLNIPCt+0.708610*DLNIPCt-1-0.543386

*[LNTBt+0.958137*LNREERt-1+0.411472*LNFDIt-1-1.526247*LNIPAt-1-0.869761*LNIPCt-1]

从上式可看出，LNTB关于LNREER的短期弹性为0.456468，LNTB关于LNREER的长期弹性为0.958137；LNTB关于LNFDI的短期弹性为0.046421，长期弹性为0.411472；LNTB关于LNIPA的短期弹性为0.506698，长期弹性为1.526247；LNTB关于LNIPC的短期弹性为0.156257，长期弹性为0.869761。

（四）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分析只是帮助我们分析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没说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此处要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来证明。

从表4分析结果可以看出,LNREER在1%和5%显著性水平下都不是LNTB的Granger原因，而且LNTB也不是LNREER的Granger原因。即LNREER与LNTB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

（五）检验结果说明

本文采用2005年7月至2010年12月的月度数据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及其他因素对中美贸易收支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美贸易收支与REER、FDI、中国GDP、美国GDP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即人民币升值一定程度上会扩大中美贸易顺差。

第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中美贸易收支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即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并非中美贸易收支变动的主要原因。

第三， FDI、中美GDP与中美贸易收支之间也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其中，美国的GDP对中美贸易收支的弹性更大，即美国GDP的增加会使中美贸易收支有更大程度的增加。

三、政策建议

鉴于第二部分的实证检验结果，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并不是影响中美贸易收支的主要因素。但实证分析中列举的其他因素，如美国的GDP对中美贸易收支则有显著影响。这就属于美国内部因素，并非人民币汇率所导致的。因而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对此部分贸易逆差是没有影响的。这就要求美国及其他指责人民币被低估的人士重新认识中美贸易失衡的问题。

对中国来说，我们更应该正确看待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中美贸易失衡不仅是单纯的贸易不平衡问题，而且是世界性的经济失衡问题。为改善中国对外贸易失衡，我们需要采取的措施有：

（一）扩大内需

一个经济体的运行，主要通过需求来拉动。从需求的空间构成看，出口需求属外部需求，而投资和消费属内部需求。扩大内需实质就是扩大国内需求在总需求中的比重。

一方面，随着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各国之间的经济联动性提高，一个经济体出现漏洞，就有可能波及整个国际经济体系。因而，我们必须构筑一道坚实的防火墙，使中国的经济体系不至于被国际经济动荡所动摇甚至摧毁。那么，内需才是最根本的。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经济体过于庞大，中国的产出需要比本国现有的需求更为广阔的市场。而国际市场是有限的，并不能全部吸收中国的巨额产出。如果内需过少，过多地出口，势必会造成国家之间较强的贸易摩擦。事实上，多年以来，中国的出超地位使得中国频遭各贸易伙伴的责难，贸易纠纷也源源不断。因此，一个大国的经济发展和平稳运行，主要还是靠内需。

（二）完善人民币汇率改革

近些年来，很多国家认为，人民币被低估是造成全球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但实证检验表明，人民币汇率并非全球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人民币汇率的升值也无助于解决全球贸易失衡。目前我们应该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这既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全球经济复苏和稳定发展的要求。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更加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根据全球经济波动的形势，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适时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应该是一个更加灵活的、可以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双向运行机制。因此，人民币汇率也应该反映市场的实际供求关系。应该按照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的原则，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基本稳定。

（三）加快国内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要改善对外贸易结构首先应调整国内产业结构。不仅要增强产品在价格上的竞争力，而且更要提高其质量和技术性能上的优势，逐步减少对国外尤其是美国高新技术产品的依赖程度，提高我国自身制造业的水平，尽快完成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劳动、资源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转变，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巨大调整和升级。

与此同时，应该提高对外贸易产品的质量和档次。虽然我国出口大于进口，但是进口的主要是高新技术产品，而出口的大都是廉价低质的产品。一方面，这种低档商品不能满足欧美发达国家消费者的需求。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低档商品的市场越来越小。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那么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很快就会消失。另一方面，我国出口产品存在很多质量问题，很容易遭受欧美发达国家各种质量认证体系的责难。鉴于这些方面的因素，在加强国内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我们应该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逐步改善以初级产品和制造品为主的贸易结构，逐步树立中国“贸易强国”的地位。

注释：

① 周惠：《人民币汇率变化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8页。

② BaaK Saang Joon. The Bilateral Real Exchange Rates and Trade Bala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J].China Economic Review, Jun 2008, Vol.19 Issue:117-127.

③Krugman, A.O., and R.Baldwin. The Persistence of U.S. Trade Deficit.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s Activity, 1987.

④Heikei, W.I.,and P.Hooper. The U.S. Deficit in the 1980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International Finance Discussion Papers,1987, No.304.

⑤Moffet, M.H. The J-curve Revisited: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1989,8(3):425-444.

⑥Won W. Koo, Renan Zhuang. The Role of Exchange Rate in the Sino-U.S. Bilateral Trade [J].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2007(3):362-373.

⑦Jaime Marque, John Schindler. Exchange-rate Effects on China’s Trade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7, 15(5):837-853.

⑧Chou, W. L. Exchange Rate Variability and China’s Export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0 (28):61-79.

⑨Menzie D.Chinn. Incomes, Exchange Rates and the U.S. Trade Deficit, Once Aga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2004 (3):451-469.

⑩Pingfan Hong, Rob Vos, Keping Yao. How China could Contribute to a Benign Global Rebalancing―A Model-based Policy Study. DESA Development Policy Seminar, 2008(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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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论文摘 要：通过对近些年美对华贸易政策总结，研究其现状和发展趋势等。

中美两国现已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的战略组合之一。多年来美国对华政策时冷时热，软硬兼施，对我国经济产生绝对性影响。在研究中美贸易的时候，有必要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政策进行研究。

本文将近几年关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问题的研究成果总结，分析其发展历程，并预测未来趋势。

一、卢荣忠.孙忠《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变化的特点、原因及其影响》

八十年代末期以来，由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巨变，美国对华政策渗透着强烈的政治因素，日益表现为：第一，加强单边行动，双边谈判强硬；第二，以贸易立法为武器，日益突出歧视性；第三，加强非关税壁垒的作用；第四，有多边主义转向双边主义和区域主义；第五，贸易优惠制度的地区化倾向。

美国对华的战略已经转变为：对经济迅速增长的中国予以支持，加强"和平演变"攻势。

二、商务部研究院梅新育《分析美中贸易政策评估报告》

三项对华贸易核心原则，即推动日益开放、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为美国人民赢得该体系的经济利益；追求更平等、更持久、具有平衡的机会、能够为美国创造对称的出口部门就业机会的贸易关系。

具体政策：第一，美国即将针对美中贸易采取一些行动，包括强化美国贸易代表署执法能力，以便更好地确保中国履行贸易义务；第二，强化美国贸易代表署获得中国贸易体制和实践的信息的能力；强化对华贸易谈判能力；就对华贸易增强与其他贸易伙伴的协调等；第三，为保护本国跨国公司的利益，美国政府采取经济外交手段为本国跨国公司进入他国市场提供服务支持，同时采取歧视性贸易政策即通过“出口自愿限制”和针对性的反倾销措施等，把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拒之门外，以确保美国跨国公司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第四，对中国商品连连设限和反倾销；美国把经济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来认识，寻找各种借口对中国的发展设置障碍，除了向中国施加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之外，在贸易政策上实施歧视性待遇是实现牵制中国的有效工具；第五，美国对中国实施歧视性贸易政策，更能刺激美国的贸易伙伴积极寻求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近年来，美国加紧与其他国家建立FTA，一方面是美国政治经济的需要，另一方面就是与中国有竞争关系的那些国家要维持或增加在美国市场中的地位，并且那些国家的出口产品也都集中在纺织品和服装方面，而美国用更大优惠的市场准入换取那些国家非经济方面的承诺，如柬埔寨承诺实施劳工标准，中美洲五国承诺与贸易开战、促进民主和环境保护，与摩洛哥、巴林建立FTA有利于美国在中东的影响。

三、余利红.刘海云《对外反补贴的最新动态、发展趋势与因应对策》

（一）最新动态

多国运用其国内法对华反补贴：

1.加拿大和美国是对华反补贴的先行者好主力军：美国2006年对原产于中国的铜版纸发起的“双反”调查，是1991年以来首次对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发起反补贴调查。虽然该案最终因无损害而以无措施结案，但美国却扫除了对华实施反补贴的法律障碍，到今年3月底共对华发起13起“双反”调查。 转贴于

2.反补贴和反倾销双管齐下，对中国涉案出口产品造成双重救济：对于“双反”调查，尤其是美国的“双反”调查，中国在多次抗辩后，发现抗辩并不能起到实质作用，中国产品的出口仍然面临双重救济的风险。

3.对华反补贴已经蔓延到其他一些重要的贸易伙伴：就在加拿大、美国对我国紧锣密鼓进行反补贴之后，澳大利亚，南非和印度从2008年开始也拿起了反补贴大棒。

（二）将中国补贴问题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

未来趋势：在未来几年中，对华“双反”调查仍将在高位运行，但随着世界经济的好转以及中国补贴制度的规范和相关立法的健全和实以及反补贴应诉能力的提高，对华“双反”调查将逐步回落。

四、《中国加入WTO以来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相互依赖、相互受益的经贸合作模式决定了中美两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将继续在总体上保持互惠互利的经贸关系，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也将保持稳定的、开放的格局。但无论如何，巨额贸易顺差在政治上仍然是相当敏感的，并常常被联系到国家竞争力这类有煽动性的概念上。美国受到影响的利益集团、国会和政府，都十分关注这一问题，并进而在上述诸多贸易政策议题上对中国采取日益强硬的立场。

五、美对华现行贸易政策

（一）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

（二）美国的农业补贴政策

（三）贸易制裁与贸易补救措施：特别301条款；“非市场经济国家条款”； 特保条款与保障措施；“337条款”

（四）歧视性政策

六、结束语

上述研究成果说明，美对华贸易政策，在中国加入WTO前后，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美对华贸易政策基本上都是保护性和歧视性的，并手段多样。在几年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对华贸易政策会更加强硬，至少不会放软，将对中国经济产生绝对性影响。

参考文献：

[1]卢荣忠，孙忠.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变化的特点、原因及其影响[J].国际经贸研究，1995.

篇(7)

论文摘要：随着中美双边贸易额的不断增大，美中贸易逆差已成为双边贸易摩擦的主要焦点之一。通过对近30年来美中双边贸易数据的分析，并在结合维农(RaymondVernon)提出的产品周期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相似性比较分析，得出美中贸易逆差是结构性的结论。另外，这种结构性的逆差对中方也是不利的，但会随着中方的经济发展而逐渐缩小，甚至消除。如果双方加以不适当的人为干预，不但不能达到预期效果，还会损害双方的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政策建议。

1、前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特别是通过大力引进外资来发展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美贸易也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美国在2004年成为了我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占我国对外贸易的14.8％，仅次于欧盟(15.5％)。1997年美国超过日本成为了我国最大的海外市场。根据美国2000年的统计数据，我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美国是我国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三大进口国。2006年，我国取代墨西哥成为了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由此可见，中美双边贸易已经成为两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美中两国自1979年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从1979年的不足25亿美元猛增到2009年的3659.8亿美元，短短的30年时间增长了146倍之多。近几年来，美中双边贸易额增长迅速，根据美国官方统计，在美中贸易中，美国自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2009年贸易逆差达到2268.3亿美元。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在从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中，中国对外贸易一直为逆差，1993年开始转变为顺差，2009年底顺差为1960.7亿美元。

由于巨额贸易逆差的存在，导致美中经贸关系引发许多问题，如反倾销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纺织品配额问题等。本文结合产品周期理论从两国贸易逆差总量、商品结构和贸易方式对美中贸易逆差进行分析。

2、中美贸易额及产品结构的比较分析

产品周期理论主要从技术变化的角度探讨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如果要分析美中贸易逆差是否是符合产品周期理论假设条件所规定的结构性的，那么就不仅要讨论中美间双边贸易总额之间的关系，还要深入探讨中美贸易产品的结构性差异，只有结合了这两方面的因素，才能说明美中贸易逆差的首要原因。

2.1中美贸易额的总量分析

为了更真实客观的反映数据的可信性，本文分别采用中国官方公布的中方贸易顺差数据和美国官方公布的美方贸易逆差数据，虽然双方的加总并不是平衡数据，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哪方的统计存在误差，只是统计范围的差别，比如对直接外资投资企业进出口统计标准和统计口径的不同等原因。基于以上原则，本文整理了美中双方1980年至2006年27年间的贸易总量的统计数据，见图1：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1)中美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特别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双边贸易额以每年约20％以上的速度增长，到2006年美国成为中国的仅次于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美国也是中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国，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和第四大出口市场。(2)尽管中美双方的统计口径存在上亿美元的差距，但是纵观美中贸易26年间的差额变化，总体趋势是不可争议的，即中国的贸易顺差在逐年增大，但增速有所放缓；美国的贸易逆差也逐年增大，但逆差的扩大也呈逐年减小趋势。

2.2中美贸易的产品结构的比较分析

对中美两国的历年贸易总额进行分析，只能得出美中贸易逆差的感性概念。因此，除此之外，还应对美中贸易逆差的商品结构进行仔细分析。本文选取的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统计署贸易数据库(UNCOMTRADE)，根据中国从美国的分类商品进出口值，我们可以得出美中贸易逆差的分类商品值。本文选取的时间跨度为1995-2006年进行分析。数据的选取标准采用SITC一位数，本文将两国出口商品按1位数的SITC代码分为农产品(0＋1＋2)、初级产品(3＋4)、相对劳动密集型制成品(6+8)及相对资本密集型制成品(5+7+9)。因此在具体分析时，本文将0-9类商品划分为农产品、初级产品、相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相对资本密集型产品。图2形象地显示了美中贸易在这四类商品上的不平衡值。

由上图可以看出，1995-2006年期间，中国的农产品一直处于逆差状态；相对资本密集型产品从1996年开始由逆差转为顺差，虽然2001年出现小幅回落，但2002年以后增长迅速；而相对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处于缓慢上升的顺差状态，但是其比重却占了美中逆差额的绝大部分；初级产品相对处于较低贸易额平缓发展的状态。

2.3结合产品周期理论分析美中贸易逆差的性质。

经济学家维农(Raymond Vernon)提出的产品周期理论从技术变化的角度探讨了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他认为某种产品从生产到消费完成一次循环，需要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初始期、成长期和成熟期。在这三个阶段中，各国由于自身的发展阶段和比较优势的不同，贸易的形式、范围和数量都有所区别。如图3所示，t0-t1时期是产品的研发期，t1-t2时期是贸易的初始阶段，贸易主要发生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这两个时期共同构成了比较优势理论中的初始期；随着国际贸易的深化，在t2-t3时期扩展至新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由于工业基础薄弱，进口需求旺盛，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海外市场，在t3时期，次发达国家基于自身比较优势成为净出口国，在t4时期，首要发达国家由于竞争激烈，研发、管理、营销等方面成本的提高，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逐渐由净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这三个时期就是产品周期理论中的成长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产品已实现了标准化，并普及到广大的市场汇总，参与国际贸易各国厂商的生产基本达到了最佳规模点，劳动力红利成为发展中国家后发制人的主要手段，制造业的长足发展使发展中国家在t5时期由净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这一转变即意味着产品周期理论中的成熟期的到来。

通过对比笔者发现，根据产品周期理论绘制的图3中代表中国进出口商品平衡额的L3曲线和代表美国进出口商品平衡额的L1曲线，与根据中美贸易实际发生量绘制的图2.1种的中国顺差额和美国贸易逆差额存在惊人的相似性。此外，由于美中贸易逆差额主要来自相对劳动密集型和相对资本密集型产品，这就使上述分析由曲线上的“惊人的相似性”转变为实际贸易状况符合产品周期理论的指导。

综上，可以得出美中贸易逆差额是结构性的，是美中两国在长期经济发展中所不可避免的必经阶段。图2.3中标出的t5时期即是中国加入WTO组织前后的时期，是中国经历自78年改革开放以来卓有成效的积蓄性发展所达到的必然高度。

3、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上述分析表明，美国向中国出口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和中国向美国出口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种国际贸易形势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一定的稳定性。结合产品周期理论，本文认为，美中贸易逆差是结构性的，并且随着中国的发展，这种贸易逆差将会经历一个峰值，随后逐渐下降。2009年和2010年的初步数据显示，美中贸易逆差额的扩大趋势正在逐步放缓。但是，由产品周期理论(图2.3L2)可知，即使中国发展到与美国的双边贸易能够实现零顺差的地步，即中国发展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时候，美国仍会面对着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逆差，这些问题不是美国施加政治压力、外汇压力以及舆论压力所能克服的。这种贸易逆差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发生自由国际贸易时所必然产生的。

另外，美中贸易巨大逆差的存在也表明中美经济潜力、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存在巨大的差距。因此，这种贸易顺差对中方来说也是不利的。

综上，我国应该继续大力推进产业结构改革，建设创新性社会，加大创新投入在企业成本中的比重，努力实现由高污染、高消耗、低附加值的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向出口低污染、低消耗、高附加值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转变。这一转变需要长期的、渐进式的进行，因此，本文建议尊重国际贸易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人为的给双边贸易加以负面限制，这样对双边贸易各国都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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