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工业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重工业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论文摘要：新经济时代的企业竞争是文化的竞争，是理念的竞争。煤炭企业作为传统型企业要想更好的取得竞争优势、战胜竞争对手，必须对其企业文化实施再造。论文将就这一问题展开分析和研究。

2l世纪人类经济形态已经进入了以知识、速度、创新、文化理念为根本特征的新经济模式。新经济条件下，企业文化成为一种重要的企业能力，是一种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途径，是一种为企业生成价值的重要来源。一个企业要打造具有自己独特优势的核心价值观和核心理念，就必须要从企业文化建设和管理着手，培养具有个性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管理是新世纪重要的企业管理模式。煤炭行业作为能源基础性行业，其作用和地位不容质疑。不久前国家为了力促煤炭工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出台了《国务院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煤炭是我国重要的基础能源和原料，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由于历史和现时的一些因素积淀，煤炭企业发展遇到许多困难与挑战。煤炭企业正经过着历史性转化过程：即从“制度+控制”型转变成为“学习+激励”型。最近几年随着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和国际原油等替代性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煤炭行业的形势开始出现好转。在这样的历史机遇下，煤炭企业必须牢牢抓住时机、适时掀起企业变革、塑造新型企业文化，推动整个煤炭行业和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化发展。

l企业文化理念的产生与实质

企业文化理念的产生源自美日两国不同管理模式的比较。20世纪60～80年代日本经济迅猛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并在各个领域与世界经济第一的美国展开强有力的竞争。美国学界在惊呼“狼来了”的同时，分析思考认为日本的成功在于其“管理软件——文化因素”的成功。从1981年到1982年间美国管理学界连续推出了四部重要著作：《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战略家的头脑——日本企业管理艺术》、<企业文化》、《寻求优势——美国最成功公司的经验》。系统精辟的分析构成了企业文化这一新的理论系统，标志着企业文化理论的诞生。一般认为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其内外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行为规范、制度规范和外部形象的总和，是激发企业员工积极性的唯一源动力。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价值观为企业职工提供了一种共同意识，以及日常行为的指导方针。企业文化通过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意识观念，说服、感染、诱导、约束企业成员，用一种共同的价值观把全体职工凝聚在一起，最大限度地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2煤炭企业文化以往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2．1文化观念陈旧、思维模式定化

由于地理条件和作业环境限制等原因，煤炭企业矿区一般都远在与城市市区相隔较远的郊区或野外。因此煤炭企业难以接受到外部最新的信息，思维模式容易固化。而思想的僵化又往往就是企业文化再造最大的敌人：企业管理层和员工安于现状，害怕变革、不愿变革，使得企业的改革发展创新的尝试只是“换汤不换药”，难以从根本上起到引领企业发展思路转变，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需要。

2．2企业领导层不理解或企业文化意识淡薄

众所周知，目前煤炭企业占相对多数的是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很多的领导并不是通过市场机制的选择产生，而是直接由上级安排任命。这其中虽然有很多有志于改变企业落后面貌的领导者，但苦于对企业文化理念的不理解和认识不足。造成企业文化建设的思路不开阔，企业文化建设停留于表面。更有甚者，一些领导者认为企业文化建设是只投入，不产出的“买卖”，搞不搞对企业效益都无所助益。

2．3企业文化建设政工化、部门化

在煤炭企业调研的时候经常发现在许多企业中，将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相等同或混淆两者之间的异同。实质上企业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是煤炭企业建设中两个既有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范畴，通过两者有机的融合和协作，可以有效的帮助企业解决经营管理中所潜在和发生的一些问题；还有的煤炭企业将企业文化建设职能安加在工会、宣传部等部门，实际上企业文化建设是整个企业都必须共同承担的职能，而不是哪一个具体部门自己的事情，企业文化细化在企业运作流程的每一个阶段之中。

2．4企业文化建设表面化、口号化

以往煤炭企业文化建设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企业文化建设表面化、口号化。由于思想保守和员工素质参差不齐等因素，煤炭企业内部对企业建设的效用和重要性认识不足。经常是“热热闹闹开场，冷冷清清收场”，没有将企业文化建设真正的嵌入到企业的灵魂之中，企业文化留于表面。因此我们走进矿区经常发现是口号、标语很多；今天号召这个，明天要求哪个。没有一个有序、继承性的企业文化发展建设思路。

3煤炭企业文化建设的方向与思路

3．1以“客户服务至上”为导向

由于多年来传统体制的影响，使不少煤矿至今还没有在思想上真正确立“服务至上”的思想，煤炭产品同其它产品相比虽然有自己的特性，但作为生产者为消费者提供优质服务上有共同之处，如认真履行合同、定期走访用户、提高质量、扩大产品品种满足不同用户的要求等。及时了解市场动态，预测客户可能会提出什么要求，提前准备，在第一时间提供给客户，从而大大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为客户节省时间、为客户节省成本、为客户提供方便已经成为新经济时代企业成功的首要因素。

3．2以“以人为本”为核心

企业有价，人才无价。新经济时代中作为知识载体的人力资源，已经成为企业最具竞争力的核心生产力要素。企业文化的实质是以人为本，是在企业管理实践中，从过去只注重物转到重视人的基点上来，把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信任人、培养人、重视人的价值，不断提高人的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作为企业发展的基本动力。如何有效的引人、留人、用人、培育人已经成为煤炭企业文化管理中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企业必须充分调动资源，做好企业人力资源开发这篇大文章。

3．3以构建、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为支撑

煤炭企业文化重塑要以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作为支撑和保障。通过建立和完善以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有序的法人治理结构，可以有效的促进煤炭企业文化建设科学化、制度化、明确化。为企业下一步将企业文化渗透到企业的各个角落中，打下坚实的基础。

3．4落实沟通培训和激励机制

由于煤炭企业内部传统势力强大，抗拒文化革新和消极对待文化革新的现象普遍，而且广大员工素质参差不齐、认识不一。要想在煤炭企业内部顺利开展企业文化理念革新，首先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有效沟通。解除员工对于企业文化再造的疑虑和不解，并通过具体培训的方式，使广大员工认识到企业文化再造的效用与意义所在。通过激励机制吸引和鼓励广大员工参与到企业文化再造的过程中来，实现由“企业要我做”到“我要做”的转变。

3．5以绩效考核机制为约束

有时候企业传统势力过于强大，企业文化变革在企业内部寸步难行。此时为破除阻力、引进新思路，就必须果断借助绩效考核机制等强制手段，引导员工个人行为向企业希望的方向转变；新文化的引入要想真正“生根”必须有一定的强化过程，通过绩效考核机制的作用，我们可以使得员工逐渐生成“习惯反射”，使得企业文化最终能够在企业内“生根发芽”。

3．6以企业与员工“双赢”为诉求

强制并不等于强迫。虽然要员工将个人目标与企业目标自觉做到相统一，但不能抹杀员工个人作为独立主体的需要。长久以来，煤炭企业以“牺牲、奉献”精神为感召，而忽视了员工作为个人有自身多元化、多层次需要的现实。21世纪是合作的世纪、是双赢的世纪，企业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建立“双赢”的文化理念，只有企业和员工都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

4煤炭企业文化再造的具体内容

4．1继承传统，面向未来的新型企业精神

一个企业要有自己的灵魂，要有自己的追求和信仰。企业精神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中外企业无不把培育企业精神当作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和根本任务，把企业精神当作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制胜的法宝，视之为企业之魂。煤炭企业要精心提炼出最适合本行业发展、最有价值、最有特色的企业精神和核心价值观，并加以确立和塑造。将长期经营活动中培育的能反映企业精神风貌、激励职工奋发向上和规范企业行为的群体意识，能引导职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相融合，树立具有本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精神。树立企业精神要注重继承和创新相结合，同时要突出时代性和个性化。

4．2加强煤炭企业安全文化建设

由于煤矿生产的特殊性、复杂性和多变性，煤矿事故时有发生，有的甚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巨大经济损失，干扰正常的生产经营。事故高发及难以遏制的趋势，不单源自科技管理水平低下，更在于员工对安全的认识水平不高和企业整体安全文化理念不强。企业安全文化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做到“安全第一，预防为先”，实现文明生产，才能保证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健康、稳定、高效发展。珍惜、爱护和尊重员工的生命，从安全的意识、思维、观点、行动、态度、方法上使员工形成深层次的安全文化素质，并付诸于完善和维护企业安全文明生产上，认真将安全文化细化到现场生产管理之中。

4．3重新塑造煤炭企业形象

企业形象是企业文化的外在表现，它是指企业在社会公众中的印象和评价。一个企业在社会公众的心目中是否有高度的信任感，关系到这个企业是否具有竞争力。一方面，传统上社会意识中煤炭企业的形象就是“苦、脏、累、险、黑、大、笨、粗”；另一方面由于只注重效益，缺乏环保意识。导致企业环境恶化：煤尘飞扬、地表塌陷、酸雨、温室效应、固体废弃物、光化学烟雾等敏感环境问题既危害了企业，更危害了社会。因此煤炭企业要建立新型企业文化，首先就要重新塑造自身企业形象。对内要提高环保意识，提升员工素质。大力实施“绿化、美化、净化、亮化”工程建设，建设成为一个生产生活秩序井然、环境整洁优美的现代新型矿区。对外要通过cI形象设计塑造个性鲜明、全面完整的企业形象。注重企业声誉，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帮助企业树立讲文明、负责任的光明形象。

4．4通过质量文化树立强势企业品牌

高质量的产品是企业生存的根基。它既反映了企业的工艺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高低，也是企业吸引客户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才能赢得更多的客户，也只有树立质量第一的文化理念，才能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产品质量实际上是企业质量文化、伦理观念在实践层面的反映和体现。有什么样的质量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产品质量。良好的技术、设备固然是影响产品质量的重要因素，但非决定因素，要从根本上解决质量问题，还必须以人为本，从指导人们实践的观念形态着手寻求解决途径。从煤炭企业长远发展、从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地域经营的大视角出发，重视企业形象、商标形象、产品形象的策划、宣传、投入，把品牌意识和策略引入企业营销机制中，提高企业竞争力，最终塑造强势企业品牌才是煤炭企业在21世纪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取得最终胜利的必由之路。超级秘书网

4．5科技文化兴煤，创新文化富煤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一战略性的指导方针在今天的煤炭企业改革中意义犹为重大。今后我国煤炭企业的改造目标重点是要应用高新技术：比如遥控与自动化技术、加快高产高效矿井建设、推进洁净技术的产业化。煤炭企业的发展正朝向科技化、数字化、网络化的方向迅猛发展。毫无疑问，科技文化将给煤炭企业的发展带来一场新的革命。能源有限、创新无限。煤炭企业不可能永远靠煤吃饭，大力推进企业创新文化理念的形成是企业可持续化发展的必然选择。要在企业内形成一种创新生产工艺、创新管理理念、创新发展思路为核心的创新文化体系，为煤炭企业不断飞跃，添砖加瓦。

篇(2)

关键词：钢铁企业；节能减排；熵权法；评价分析

中图分类号：TF089文献标识码： A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Handan Iron and Steel Group energy-saving emission reduction benefits based on entropy weight method

Abstract: This paper made an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iron and steel enterprises’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benefits, according to the objective reality of the iron and steel enterprises, aimed at responding to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 of our country and fulfill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lan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The evaluation method in this paper is entropy method. This paper also has played a role in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energy-saving and emission-reduction in related companies.

Keywords：Iron and steel enterprises, energy-saving emission-reduction, entropy, evaluation analysis.

1、前言

自从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后，人类对资源环境的利用与破坏也日益严重，已经导致了资源的匮乏以及环境的不断恶化。近年来，由于环境的破坏而对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影响，比如雾霾。导致雾霾的直接原因是重工业的污染，北京早以把钢铁重工业迁出，但仍避免不了粉尘等环境污染。华北另一个重工业城市邯郸，粉尘等可吸入颗粒物污染也很严重，这些污染的主要排放者是钢铁工业，而钢铁工业也是资源消耗的大户。为了让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让经济、社会健康长久的进步，钢铁等重工业的节能减排必须贯彻落实，文章对邯钢集团节能减排的指标进行主客观分析，对节能减排的效益结果给出科学的评价。

2、熵权法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

最大熵原理是对客观物理系统的某种实际分析分布的估计，虽然计算熵时所用的概率分布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但在最大熵原理下所给出的解完全是一个客观的量，因为这一解只与一组数学期望值有关，而这组数学期望值可以客观测量得到。所以最大熵给出的解完全是一个客观量，没有主观因素。因此，基于最大熵原理得出的用于评价指标权重的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评价法。

2.1、熵权法原理

设有m个评价指标，n个评价对象，建立原始数据矩阵；

，

对原始数据矩阵进行无量纲化：

当评价指标为正指标，即收益性指标时：

当评价指标为负指标，即成本性指标时：

当评价指标为适度性指标时，即指标越接近越好：

得标准化矩阵

定义熵： , 。 ， 。

且当时，令。

定义第个评价指标的差异系数

则熵权表示为

2.2、熵权法评价体系及其权重

评价指标 指标类型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熵 差异系数 熵权

吨钢耗煤量（t） 负 0.033 0.029 0.025 0.021 0.0205 0.794 0.206 0.14

吨钢耗电量（kw・h） 负 382.28 366.86 347.43 331.08 309.17 0.782 0.218 0.148

吨钢耗水量（t） 负 3.6 3.42 3.2 3.01 2.89 0.799 0.201 0.136

吨钢SO排放量

（公斤） 负 2.02 1.86 1.72 1.5 1.36 0.787 0.213 0.145

吨钢烟尘排放量

（公斤） 负 0.075 0.069 0.062 0.05 0.046 0.774 0.226 0.153

吨钢粉尘排放量

（公斤） 负 1.41 1.23 1.06 0.95 0.93 0.825 0.175 0.119

吨钢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公斤） 负 80.1 79.7 78.9 78.5 77.6 0.765 0.235 0.159

3、邯钢节能减排综合评价

将权重与原始数据矩阵相乘，结果用图标表示如下：

由上图表可知邯钢集团在节能减排工作上取得的成绩喜人，但也应该继续落实节能减排工作，一方面通过落实资金、引进技术设备，让能源的消耗和污染物的排放进一步下降。另一方面积极利用二次能源，发展钢铁循环经济。高炉煤气粉尘是钢铁企业污染源之一，若采用高炉煤气干法除尘技术，不但除尘效果好，而且不消耗水资源。煤气是钢铁企业的伴生产品，炼焦会产出焦炉煤气，高炉转炉也产煤气。依靠钢铁生产过程产生的余热、余温、煤粉和煤气发电，可以满足钢铁企业90%以上的电力，几乎不需要社会供电。对钢渣的回收利用，用于制造水泥和混凝土掺合料，每年可减少水泥行业石灰石开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减少能源消耗和粉尘排放。

4、结束语

建立邯钢集团节能减排评价体系，用熵权法求各个指标权重，再乘以原始数据最后得出2010年至2014年节能减排的效益指数。评价的结果与实际情况相符，证实了熵权法在钢铁行业节能减排评价的科学性、可行性和实用性。

参考文献

[1] 赵萌，路文冉，李刚.基于熵权AHP组合的循环经济发展评价与实证. 科技管理研究.2013.06.59-62

[2] 王富强，高秀春. 河北省钢铁行业节能减排现状与对策. 唐山学院学报.2010.07.23(4)

[3] 任洁. 内蒙古大中型钢铁企业节能减排效益分析与评价. 内蒙古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06

篇(3)

论文关键词：产业结构调整，金融发展，中部地区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焦点之一。学者们通过大量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肯定了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Stiglitz(1985)、Levine 和 King(1993) 、Levine和Zervos(1998)）。产业结构的变迁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相比经济总量的扩张而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更是决定了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和可持续性。于是很多学者将研究的的视角逐渐转入到产业结构与金融发展的联系中，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金融发展所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Binh、Park和Shin（2006）研究了不同金融结构对不同技术特征产业的影响，Wurgler (2000)、Fisman和Love (2003)分析了金融配置资本和社会资源的效率如何影响产业发展，这些研究的结论都证明了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存在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对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互动性展开了探讨（Goldsmith（1969），Rajan和 Zingales (1998)）。

上述国外学者在对众多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大量实证研究中，却鲜有关于我国的研究，且很少深入研究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变的关系。在国内，学者们对我国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杨琳、李建伟（2002）研究了我国金融结构转变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联性，并指出金融发展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而现阶段我国的金融发展相对落后，面对产业结构升级对金融服务提出的更高要求，应加快金融改革。傅进、吴小平（2005）从金融的资金形成机制、导向机制及信用催化机制的角度，分析了金融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机理。曾国平、王燕飞（2007）理论分析了中国金融畸形发展的非常态模式，并通过实证说明了我国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变迁表现出的扭曲效应。史诺平 、廖进中、杨炜娜（2010）基于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机制，对我国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其结论显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存在长期相关关系，而金融整体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仅存在单向因果关系。

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日益凸显出来，各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金融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引起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有关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金融发展之间联系的研究日益增多。范方志、张立军(2003) 通过实证分析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金融结构转变与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并指出了中西部地区金融结构转换速度不快金融论文，妨碍了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增长，而产业结构升级的滞后，又导致金融业发展缓慢和当地经济发展的落后。杨胜刚、朱红(2007)从中部经济塌陷、金融弱化入手展开研究，研究认为中部地区金融发展有利于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但是以国有银行为主的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之间不存在有效互动，资金的使用未能实现优化配置。这些研究仍然将重点集中于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且并未对产业结构调整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做进一步研究。中部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金融发展滞后，那么产业结构调整的不合理性是否是造成金融发展滞后的原因？这需要我们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因此本文拟从产业结构调整入手，试图全面揭示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对金融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以期在中部崛起中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推动金融发展提供可选择的政策建议。

二、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下的金融发展

改革开放以前，受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目标影响，中部地区主要以粮食生产为主的第一产业和以军工、重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而改革开放后，由于国家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东部沿海地区作为发展的重点带动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而中部作为国家农业和工业原材料基地的定位却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部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性（如下表1所示）。

 

表1 2008年我国分地区产业结构比较

 

  全国

中部地区

东部地区

东北地区

GDP占比

100

19.3

54.3

8.6

人口占比

100

27.1

36.7

8.3

工业占比（%）

100

19.02

55.94

8.96

第三产占比（%）

100

17.2

58.22

7.86

三产结构（%）

11.3:48.6:40.1

14.6:50.9:34.5

6.8:51.7:41.5

篇(4)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是在总结已有的产业集聚和产业集群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衡量产业集群发展程度的一种新方法:产业群聚度,亦称CES测度法,然后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群聚度和经典的产业集聚度具有明显的差别。一般来说,两者在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上一致性最大,而在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和自然资源型的重工业上存在较大的差异。

关键词:衡量 产业群聚度 产业集群 发展程度 方法

近年来,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产业集聚的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例如,罗勇、曹丽莉两人就中国制造业集聚程度变动的趋势作实证研究,他们主要是利用Ellision和Glaeser建立的产业地理集中指数和自定义的五省市集中度对中国20个制造行业1993、1997、2002、2003的集聚程度进行了精确测定(经济研究,2005);路江涌和陶志刚两人则就中国制造业区域聚集问题以及国际比较问题进行研究(经济研究,2006),接着金煜等人又从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与经济政策角度来分析中国的地区工业集聚(经济研究,2006),稍后范剑勇从产业集聚、劳动生产率、地区差距相互的紧密联系出发,认为非农产业规模报酬递增地方化是产业集聚的源泉,并提高了该区域劳动生产率,进而对地区差距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经济研究,2006)。

本文主要是基于他们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衡量产业集群发展程度的一种新方法――产业群聚度,明确指出产业集聚与产业集群是两个相互密切联系,但又有其特定内涵的两个不同的概念,产业集聚主要是指产业在空间上的集中分布现象,也十分强调从产业分布到集中的空间的转变过程。产业空间集聚可以形成产业集群, 但是, 并不是所有的产业集聚都能形成产业集群, 它只是产业集群形成的一个必要条件, 而非充分条件。总之,两者的关系是,产业集群往往存在着高度的产业集聚,而高度的产业集聚未必就会存在大量企业的集聚,产业集群的构成从量上来看必须依赖两个条件,一是大量就业人员的集聚,二是大量企业的集聚,两者缺一不可。

目前,关于产业集群发展程度的度量问题,不仅国内鲜有论述(罗勇、曹丽莉,2005),即使是国外学者,在该方面的研究亦属罕见,原因不外是产业集聚理论和产业集聚的度量已经发展得比较完善,研究者往往会简单的运用产业集聚度来衡量产业集群的群聚程度。产业集聚和产业集群虽然存在着难以割舍的裙带联系,但在本质和具体的表现上两者毕竟都不相同然而长期以来,由于产业集聚理论被许多经济学名家述及,他们过多的从地理集中度来考察集群的问题,即过多考虑了产业集群的地理因素,而忽略了对产业集群本身进行更细致的研究,使得研究者忽略了产业集群尤其是产业集群的度量问题,本文试图对集群发展程度和规模的度量问题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由此给出了产业群聚度的计算方法,作为衡量产业集群发展状况的指标,这可以看作是对产业集聚理论的补充和拓展。

产业集群的定义及其度量

(一)产业集群的定义

要想对产业集群发展状况进行清晰的识别,首先就得对产业集群的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尽管对集群的概念众说纷纭,但也不是无迹可寻。关于产业集群的论述,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指出,具有分工性质的大量种类相似的中小型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区域从而形成了产业区,这些企业有这样一些特点:规模经济较低但专业化程度较高,联系十分密切。马歇尔认为之所以产生集聚的原因在于集聚的企业为了获取外部规模经济的好处,即企业可以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层面上实现社会层面的规模报酬递增;同时,在产业区内提供一个专业化劳动力市场,并集聚了许多潜在的劳动力需求和潜在的劳动力供应。

亚当•斯密从分工的角度认为集群是由一群具有分工性质的中小企业以完成某种产品的生产联合为目的而结成的群体。

威廉姆森(1988)从生产组织形式的角度认为,产业集群是基于专业化分工和协作的众多中小企业集合起来的组织,是介于纯市场组织和层级组织之间的中间性组织,它比市场稳定,比层级组织灵活。

迈克尔•波特在其1990年出版的《国家竞争优势》,认为产业集群是指由与某一产业领域相关的、相互之间具有密切联系的企业及其他相应的机构组成的有机整体。具体来讲, 就是企业按行业或相关产业在地域空间集聚的现象, 是产业组织在空间上的一种表现形式。

我国学者林金忠(2001)认为,聚集经济本质上是空间意义上的外部规模经济。他把规模经济分为如下两类:单个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众多企业在局部空间上的集中而产生的聚集经济。同时,它提出了三种聚集经济的类型:多层次聚集(企业间横向联系而形成的聚集);企业纵向关联而形成的聚集(工业综合体和产业链);区位优势指向而形成的同一产业或不同产业的众多中小企业的聚集。

总结以上经济学家对产业集群所作出的经典论述,我们不难得出,产业集群就是众多的企业和大量的劳动力在一定地域上的集结。再次应该注意的是:该定义对本文的立论至关重要,我们在计算产业群聚度时,就是以该定义为标准而计算的。

(二)产业集群发展程度的测定方法

笔者根据总结得出的产业集群概念并参考了有关产业集聚度计算的方法,采用了一个新的度量产业集群发展程度的测度法,简称CES测度法(CES分别是法人企业Corporation、雇员Employee 和份额Share的缩写),计算方法如下:

δ=eαCi•Ei+βCj•Ej-1 (1)

(α和β的值均取0或1)

其中,(1)式中的Ci、Ei分别是某国家或地区i区域中j行业的企业单位数(或法人单位数)、单位就业人员数(或职工数)占i区域总企业单位数(或法人单位数)、总单位就业人员(或职工数)的份额;而Ci、Ei分别是某地区i区域中j行业的企业单位数或法人单位数、单位就业人员数或职工数占该地区总企业单位数(或法人单位数)、总单位就业人员(或职工数)的份额。

而(1)式也完全可用Q=αCiEi+βCjEj来替代, 我们将该式代入(1)式,且两边取对数,则有:

ln(δ)=Q-1即Q=ln(δ)+1(2)

又由Q1=ln(δ1)+1,Q2=ln(δ2)+1,得到:

Q1-Q2= ln(δ1)-ln(δ2)(3)

Q1/Q2= [ln(δ1)+1]/[ln(δ2)+1]= ln(eδ1)/ln(eδ2) (4)

由(3)式可知ln(δ)为δ在(0,∞)区间内的增函数,所以Q也是该区间内的增函数,而(4)式则表明Q的比值和δ的比值也具有一致性(注意e为自然对数底数),因此,可以认为Q和δ是等价的,由Q推导得出的结论仍然会适用于(1)式。在实证中产业群聚度的大小往往只有相对的意义,没有绝对的意义,因此两种算法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我们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而采用Q=αCiEi+βCjEj或者(1)式。

该值可以准确的测度出某行业的群聚程度。当只考虑某行业在i区域各行业中的群聚程度时,α=1,β=0;或者只考虑j行业在不同区域的群聚程度时,α=0,β=1;当α=1,β=1,则既可以测度出某行业在i区域各行业中的相对群聚程度,又可以测度出某行业在不同地域的群聚度。有时侯,我们也用到(1)式的平均值:

(5)

(5)式中, M是该地区所包含的区域数,在没有该地区的上一级区域的数据情况下,可以用来表示j行业在该地区里的平均群聚度,当M=1时,就是i区域j行业的群聚度。

CES测度法既考虑到了企业比重对产业群聚程度的影响,也考虑到了就业比重对产业群聚程度的影响,并分别反映了产业在行业之间的群聚程度和在地域之间的群聚程度,不仅计算十分简练,还可以准确的计算出产业的群聚度,通过下文的实证研究分析表明,这一计算方法的确真实反映了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以及不同时间的产业集群发展的真实状况。

实证分析

本文在截面数据分析这一部分,所有的数据都是以2004年全国经济大普查的数据为标准,即使如此,还存在着一些小问题,有必要简单的说明一下:第一,辽宁省、山东省、河北省、没有细分行业的数据,而是采用了这四个省区的统计年鉴中的国有以及非国有规模以上企业的数据,在具体计算中也进行了适当处理,所以这四个省的数据误差较大,仅作参考。第二,没有提供北京和上海的单位就业人员,所以采用了全国单位就业人员数占二、三产业的比重来计算出这两市的单位就业人员数,所以数据会部分失真。第三,在部分省(如湖南省)的经济普查数据中,笔者发现用Excel合计得出的总数和第二号文件所给出的统计数据不一致,笔者以Excel计算为准。

笔者根据全国第一次经济大普查的数据,计算出我国2004年度20个有代表性的工业行业平均产业群聚度,并和罗勇等计算出的2003年的产业集聚度排行进行对比(见表1)。

从表1可以得出,产业群聚度和产业集聚度具有明显的差别。不难发现,排行之差大于5以上(包括5)的产业超过一半,共有11个。其中,排行上升的行业是纺织业等五大行业,大部分是传统的轻工业或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排行下降的行业分别是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等,绝大部分属于重工业或资源型产业。

其中,排行之差大于等于7的有四个行业,分别是烟草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及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而差别最大的产业是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两者之差竟达12,原因就在于这一行业地域性差别很小,分布相对均匀,但由于其拥有最多的企业单位数和就业人员,而使其产业群聚度挤入前十名,排在第八位。

排名之差不超过3的行业(考虑到年度上的差别,排行之差不大于3可以认为是在正常值范围之内)有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8个行业,几乎都属于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其中,排名保持不变的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这三大行业,都是技术密集型产业。

从以上分析可知,产业群聚度和产业集聚度既存在一致的地方,但也存在明显的区别。一般来说,两者在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上一致性最大,而在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和自然资源型的重工业上存在较大的差异。

此外,笔者列出了主要群聚地区的主要群聚产业,并和罗勇论文提到的主要集聚产业进行对比(见表2),发现两者同样也存在明显差异。

结论

产业群聚度和经典的产业集聚度具有明显的差别,一般来说,两者在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上一致性最大,而在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和自然资源型的重工业上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主要是因为两者在衡量的侧重点不同而产生的差异。所以,产业群聚度反映的是产业集群发展的程度,而后者主要反映的是产业集聚的程度,通过产业群聚度的测定,可以为地方政府制定产业集群发展政策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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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白重恩,杜颖娟,陶志刚,仝月婷等.地方保护主义及产业地区集中度的决定因素和变动趋势[J].经济研究,2004(4)

篇(5)

本文对我国工业部门的全要素能源使用效率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考察期内全部样本行业的能效均值基本维持在50％至60％水平之间，能效水平总体不高。能源使用效率存在着较为显著的行业间差异，采掘业能效水平均值要高于轻工业和重工业。总体能效水平以2002年为拐点，出现了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轨迹。采掘业能效水平在考察期内有所波动，但基本能够维持在相对较高水平，重工业呈缓慢上升态势，而轻工业则在2002年以后出现了大幅下降。通过计算标准差，我们也未发现能效出现行业趋同。企业平均规模的扩大、市场竞争强度的降低、外资规模的增加对行业能效提高具有积极影响。

关键词：工业部门；能源使用效率；行业差异；决定因素

一、引言

能源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问题。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扩张导致能源需求大幅增长，作为一个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能源供给不足的约束效应日益凸显，解决能源缺口越来越依赖于国际市场。以石油为例，2005年进口量已经达到了1.3亿吨，对外依存度高达43％。这种依赖性不仅严重影响了能源安全，而且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也给国内经济的平稳运行构成了严峻挑战。与此同时，石油、煤炭等非可再生化石能源的大量消耗又是导致我国环境质量急剧恶化的直接原因。为了缓解能源约束与长期增长之间的矛盾，节能降耗、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就成为当前的必然选择。“十一五规划”着重强调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出通过提高整个社会利用、配置资源的效率来降低能源消耗，万元GDP能耗降低20％也作为约束性指标提出。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节能降耗到底有多少潜能可挖?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涉及对另一个问题的思考，即我国的能源使用效率到底处于一个怎样的水平?产出既定条件下，有多少能源真正用于生产，而又有多少在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中耗散?这些问题的答案，直接决定了节能降耗工作的远期规划路径，进行深入分析很有必要。

我国能源使用效率的测度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兴趣。例如，高振宇等(2006)以省级单位划分为基础研究了各地的能源生产率，并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将全国划分为能源高中低效三类地区。史丹(2006)同样以省为基础测算了区域能源生产率，结果发现东南沿海地区的能源效率较高，内陆煤炭资源丰富、以煤炭消费为主的地区的效率最低，作者还进一步计算了各地节能降耗的潜力。这些文献中测算能源使用效率的指标是能源生产率，又称为单要素使用效率、能源强度等。依托全要素能源效率框架，Hu等(2006)对我国各省能源使用效率进行了DEA分解，结果发现中部地区的能源使用效率最低-。应该说，既有研究得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结论，也为判断我国的能源使用效率提供了有益借鉴，但从中也不难发现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首先，国内研究多是采用能源生产率作为能源使用效率的测度指标，该指标虽然易于统计，但正如后文所述，也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缺陷，相对而言，在全要素生产函数框架下计算的能源使用效率具有更好的包容度，但这种方法的应用还不多。其次，既有研究几乎都是以区域数据为基础，但区域实际是一个由产业构成的加总概念，若进一步据此来制定节能规划，不得不去面对的问题就是，区域层面下的规划又如何在不同产业上加以具体落实?如果从更加接近实践的角度出发，以产业为基础进行分析同样具有必要性，区域层面和产业层面的研究应当作为有益的补充，遗憾的是，就我们的检索来看，后一方面的研究还未能得见。这些问题的存在也为我们的研究指出了一个可行的方向。具体而言，本文将以产业层面的经验事实为基础，依托全要素生产函数框架，对我国工业部门能源使用效率进行测度，并进一步对影响能效水平的关键因素进行初步考察。

二、能源使用效率的界定与分析方法

本文依据史丹(2006)的定义，能源使用效率即是有效的能源投入与最终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测度能源使用效率目前存在两种方法，一是计算单要素能源效率，即只是把能源要素投入与产出进行比较，计算某种能源投人占总产出的比重来反映能源使用效率，这一指标在既有文献中又被称为能源强度、能源生产率等；二是在全要素生产函数框架下计算能源使用效率。比较而言，单要素能源效率的思路简单，易于计算，在既有研究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但它的缺陷也是明显的。首先，单要素能源效率指标并没有考虑生产过程中的其它要素，如资本、劳动等，以及这些要素之间可能会存在的替代关系，这就有可能致使结果存在偏差。其次，应用单要素能源效率时，只是通过与其它单位(如区域、产业)的对比来判断自身效率水平，指标值最低的单位往往被认为是效率最高，同时也成为其它单位的努力目标。然而这个目标是否就是各个决策单位的最优能源投人目标?各决策单位的最优决策又处于何种水平?这些问题是单要素能源效率指标所难以回答的。有鉴于此，Hu等(2006)提出了全要素能源使用效率的概念，即在全要素生产函数的框架下，借助数学规划的方法测度各决策单位的最优能源(当然也包括其它要素)投入规模，将最优投入量与实际投入量相比，从而得出能源使用效率。相对而言，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概念要更为合理，本文的研究也将基于全要素能源效率展开。出于表述的便利，后文中凡单独使用能源使用效率均指全要素能源效率。

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一个不便之处是其计算较为复杂，一般需要借助于运筹学中的DEA，即数据包络分析的方法，该方法的基本要义就是使用线性规划数学模型来拟合出各决策单位的最佳效率边界(包络曲线)，进而测度出各决策单位的效率水平。例如，在不变规模报酬前提下，假设有N个决策单位，每个单位有K种要素投入M种产出，那么第i个决策单位的包络线可以通过求解如下线性规划问题得到：

Minθλθ

约束条件：-yi+Yλ≥0；θxi-Xλ≥0；λ≥0

其中，0是标量，入λ为N×1维向量。O取值在O和1之间，值越高说明决策单位越是靠近效率前沿边界。上述规划问题的求解过程较为复杂，具体过程可参阅Collei(1996)的相关说明。

对上述规划问题的求解确立了决策单位的最佳效率位置，以此为基础即可以测度出各个投入要素的实际投入量与最佳投入水平之间的差距，进而计算出包括能源要素在内的各要素的使用效率。图1做了更直观的表述，折线ss’就是在产出既定条件下的最佳效率包络线。位于A点的决策单位，其要素使用就存在无效性，在保持既定产出的前提下，要素投入可以从A点所示水平降低至A’点，AA’称为要素使用的径向(radial)调整。进一步，还可以在保持投入要素1(input1)不变的情况下，再次减少投入要素2(input2)的投入至c点水平，CA’被称为松弛(slack)调整。径向调整和松弛调整之和代表了无效的要素投入量，要素实际投入量减去无效投入即得到真正有效的要素投入，计算有效投入占实际投入的比重，即反映出要素的实际使用效率，这就是全要素框架下要素使用效率的含义。本文即是根据以上定义计算全要素能源使用效率，具体公式为，全要素能源使用效率=(实际能源投入量一径向调整量一松弛调整量)／实际能源投入量。

三、数据来源及说明

工业是最主要能源消费部门，其能效高低直接决定着宏观经济的整体能效水平，因此本文的分析将针对我国工业部门。考虑到1998年起我国工业经济统计口径发生改变，本文将研究期定为1999--2005年。具体而言，我们将以二位数细分行业为基础，测度各行业样本期内的能源使用效率水平及其变动趋势。考虑到水电煤气的生产和供应业所具有的公用性、垄断性及地区性的特殊性质，本文研究将这些行业剔除。我国在2003年实行了新的行业分类目录标准(GB／T4754--2002)，前后行业划分存在一定差异，不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说明，这次调整主要是二位数行业内部各细分三位数、四位数行业的归并或重新划分，对于大部分二位数行业，这种调整并不会影响前后数据的可比性。将前后两个目录进行对比，我们剔除了旧目录中存在但新目录中没有以及新目录中新增的细分行业，最终包括了33个细分行业。

在全要素框架下测度能源使用效率，我们需要使用产出、资本、劳动及能源投入等四方面的数据。关于产出数据，本文使用工业总产值，原始数据取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各期。使用历年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对原始数据进行平减处理，将其转换为1999年价格水平的不变值。由于2004年数据是基于第四次工业普查得到的，与前后数据的统计口径不一致，本文的做法是进行插值处理。进一步来看要素投入。(1)本文采用固定资产代表资本投入，具体地，我们根据永续盘存法对各行业的年末固定资产净值进行折算：ki(t)=ki(1998)+(ki(t)／pi(t))。其中，k；(1998)是不变价格水平的1998年末固定资产净值，ki(t)是第t年固定资产净值增加量，以相邻两年固定资产净值的差额表示，pi(t)为固定资产价格指数。按照通常的做法，为了使资本投入数据更加准确，基础存量(即此处的ki(1998))应该取更加久远年份的数据，但考虑到1998年的统计口径变更，我们也只能从1998年算起了。计算资本投入所需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期。(2)关于劳动投入，本文采用年均就业人数来表示，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期。年鉴只是从2001年之后才开始公布这一数据的，不过，在年鉴的指标解释部分，我们发现1999--2001年的年均就业人数，可以借助于增加值和全员劳动生产率两个变量来获得，具体推算公式为：年均就业人数=增加值／全员劳动生产率。(3)关于能源要素投入，我们采用经标准化处理的各行业能源消费总量，单位为万吨标准煤，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各期。

四、T业部门能源使用效率的测算

在全要素生产函数框架下，我们借DEA模型考察在既定产出下工业部门能源使用效率，这又被称为投入导向的DEA分析。分析之前还需要确定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特征。DEA分析包括规模报酬不变(CRS)和可变规模报酬(VRS)两种情况，根据既有关于中国工业的研究文献，我们认为CRS假设基本符合中国工业的实际情况。例如，樊潇彦(2004)的研究就发现规模报酬不变的CD函数对于工业行业是可行的选择，胡永泰(1998)、李京文和钟学艺(1998)、张军(2005)等也都认为中国工业经济的规模报酬不变。从计算方法的角度来看，采用CRS假设也有一个优势，即无论是以产出为导向，还是以投人为导向进行DEA分析，所得到的效率值具有一致性，故本文最终选择在CRS假设下进行分析。考虑到不同行业在能源消费方面具有一定的差异，我们将33个二位数行业进一步划分为三组，即采掘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不包括采掘业)(具体划分方法参见表1)。

总体而言，我国工业全要素能源使用效率并不算高，32个两位数行业的效率均值在样本期中基本维持于50％至60％水平之间，而且在样本期内没有显著变化。较低的能源使用效率同时也表明我国工业部门节能降耗具有较大的潜能，“十一五规划”所提出的万元GDP能耗降低20％的目标，不仅具有现实性及合理性，事实上也已经为今后的节能工作留有了一定的余地。进一步观察各行业数据，不难发现，不同行业的能源效率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首先将采掘业、轻工业、重工业三大组别进行比较，就很容易看出三组的能效均值存有不小的差异。其中，采掘业的能源使用效率是三者中最高的，该指标在样本期中基本维持在70％至80％之间；轻工业组别的平均能源使用效率在2004年之前一直高于重工业，但在2005年出现了趋势逆转，重工业组别的能效水平首次超过了轻工业，然而从效率指标绝对值来看，这两组行业的能效水平均不算高，样本期里基本维持于40％至50％之间的水平。进一步比较各两位数细分行业，不难发现行业间的差异性更大。在采掘业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的能效达到或接近了前沿效率水平，并在总体上提高了该组别的能效均值，但煤炭采选业的能源效率值却低出不少，例如在1999年只有28％。根据史丹(2006)的研究，内陆煤炭资源丰富省份的能源效率最低，这一结论也可以从本文的分析中得到进一步的印证。与之相似，轻工业和重工业组别内部各细分行业的能效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在一些行业达到或接近效率前沿面的同时(如轻工业组别中的烟草加工业、服装制造业、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制品业等，重工业中的化学纤维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材料制造业等)，也有一些行业的能效水平基本维持在很低水平上(如轻工组别的纺织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等，重工业组别的化学原料及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

图2是上述计算结果的更直观反映，其中(a)图反映的是全部行业及采掘业、轻工业、重工业三组行业的效率均值，(b)图反映的是相应组别的标准差。从(a)图中可以看出，工业部门总体效率均值不高，分组别来看，采掘业要高于其它两组，这在前文中已有说明。从演变轨迹来看，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2002年似乎明显成为轻工业的拐点，因为在此之后该组别的能效值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而这一变化趋势也带动了总体效率的走低。也正是在2001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了世贸组织，这是否导致了轻工业组别的效率下降?应该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市场开放度和竞争强度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企业利润水平以及节能减排投入的激励。当然，由于我国加入世贸的时间并不很长，其对我国经济的深入影响还未能得到充分反映，上述解释只是作为假说提出，同时希望能够在以后的研究中得到更为深入的思考和验证。

与轻工业组别不同的是，由于国家节能降耗政策对于重工业部门的特别关注，重工业组别的能效逐渐提高，但从(a)图中不难看出，效率增幅比较平缓，说明节能降耗工作确实存在着不小的难度。再来看(b)图，这反映了全部行业以及各组别效率值的标准差。容易发现，轻工业组别的效率标准差波动最大，同样是在2002年，该组别的效率标准差由此前的下降，逆转为大幅上升，说明行业间的效率差异逐渐扩大。重工业组别和采掘业的效率标准差在样本期内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然而从总体来看，各行业能源使用效率的标准差则是沿着一条上升轨迹变化的，表明行业间能源使用的效率差异在逐渐扩大，并没有出现行业间能源使用效率趋同。

概括而言，中国工业的能源使用效率具有这样两个基本特征，一是能效水平总体不高，且在样本期内没有明显的改进，二是行业间存在着较大差异，没有出现能效水平的行业趋同。中国工业的发展目前仍然是以高能耗为基本特征，存在着较大的节能潜力，但要实现节能降耗的规划目标，确实存在着不小的难度。

五、能源使用效率影响因素的初步考察

进一步借助计量方法考察哪些因素影响着能源使用的效率水平。根据相关研究以及产业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我们主要考虑了这样一些因素。首先是企业的规模，这一点并不难理解。能源是与资本、劳动一样的投入要素，也存在着规模收益的问题。随企业规模的扩大，设备使用潜能的发挥，能源使用效率应该也会得到提高。第二个因素是市场结构。一般而言，市场上的竞争者越多，企业就会越有激励去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然而，高强度的市场竞争同时却也可能降低企业的利润水平，这又会制约企业实施节能降耗的相关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市场结构对能源使用效率的影响方向，最终还要取决于两种效应的力量对比。第三个是国有企业因素。国有企业往往被认为存在预算软约束问题，进而存在不合理配置资，源的担忧。第四个是外资因素。无疑，外资进入已经成为我国工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外资的影响较为复杂，它既可能通过竞争效应降低内资企业节能改造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有可能通过示范效应推动内资企业的节能改进。

对上述变量的数据来源进行说明。企业平均规模(sL)由工业总产值除以企业个数得到，其中工业总产值为1999年价格水平的不变值。在产业组织的相关研究中，市场结构(NF)一般采用行业集中度、赫芬达尔指数等指标来表示，但已有的数据还无法支持这些指标的计算。作为次优解决方案，我们选取了企业数量作为替代，数量多寡可以间接反映出市场竞争的强弱。国有企业因素(sOE)采用国有企业产业占工业总产出的比重来表示。外资因素(FDI)由外资企业产出占工业总产出比重表示。上述变量的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及中国资讯行数据库。回归方程的被解释变量为各行业的能源使用效率EE，数据来自表1。

为了确保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我们采用了多种计量方法，结果见表2。我们首先利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由于豪斯曼检验最终确定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故表2中只列出了固定效应模型的检验结果。考虑到本文研究样本包含行业较多，行业间存在一定差异性，可能存在异方差问题。进一步地，我们又在只考虑异方差以及同时考虑到一阶自相关两种情况下，分别使用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了检验。此外，由于效率取值均位于0和100之间，这种有截取(truncated)变量取值是否会导致分析结果出现偏差也是需要考虑的。因此，我们最后还采用了面板数据环境下的Tobit模型对数据进行了检验。不过，从对多种方法的计量结果来看，结论并没有发生显著的改变。

多个模型的检验结果均表明，企业规模是决定能源使用效率的一个显著正相关因素。能源使用同其它要素一样存在着规模收益特征，企业规模的扩大、能源消费的增加，有助于设备潜能的发挥以及能源更加集约化的使用。那么，如果企业规模过大是否反而会导致能源使用的非经济性?事实上，我们也曾在模型中引入该变量的平方项，最终结果也确实证明存在一个规模上限，但这个上限值已经大大超过了企业的现有规模，从而不具有现实意义。因而在本文的研究期内，企业规模对能源效率的提高具有稳定的正向作用。再来看市场结构指标，结果显示，企业数量也是能源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多个检验模型中，该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均显著为负，这说明企业数量增加以及由此代表的产业竞争强度的提高，并不利于能效水平的提高。这很有可能是竞争强度的提高，削弱了企业的利润基础，从而不利于其技术改进及规模效应的实现。尽管竞争强度提高会激励企业去更有效地使用要素，但显然在我们的研究中，这种激励效应并不足以抵消竞争效应。相对而言，国有企业因素的影响要复杂一些。尽管表2第3列的结果却表明国企因素具有负向作用，但多数模型的检验结果都显示该变量的估计系数为正，不过，除了Tobit模型外，其余模型的检验结果均表明该变量并不显著。尽管现代产权理论认为国有企业往往存在预算软约束的问题，进而存在不合理配置资源的可能，但这里的结果却显示这种担忧是并不成立的。国企预算约束的逐渐硬化、国有企业总量的减少，这些都是减少国企资源误置的可能原因。关于外资变量，其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外资比重的上升有利于能效提高。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结果也只能揭示出这一结论，至于外资进入是因为示范效应促进了内资企业能效水平的提高，进而导致行业能效的全面提高，还是仅仅由于能效水平较高的外资比重上升导致表面上提高，这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但由于无法得到进一步的数据支持，这一工作也只能留待后续研究中去完成。

六、结束语

篇(6)

【论文摘要】早期工业化等一系列问题一直是中国史研究的热点，江南早期工业化作为一个区域性的问题研究是从李伯重先生开始的，且已硕果双累。本文从宏观入手探讨这一问题，首先对“江南早期工业化”概念作一概述，抵制“萌芽说”和“西方中心主义史观”.从与英国模式的对比中重.点阐述其发生发展的前景，并最终得出结论，即江南早期工业化在再生产理论的普遍规律下不可能走向近代工业化。

早期工业化指的是近代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发展使工业在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日益重要，直至超过农业所占的地位。由于这种变化发生在工业化之前，因此又被称为“工业化前的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beforeIn-dustrialization)，以区别于近代工业化。而一般所说的工业化，指的只是近代工业化，其含义是大力发展(近代)工业，使之在国民经济中占主要地位。工业化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经济变革，因此，作为近代工业化标志的工业革命，通常被视为“把人类历史分开的分水岭”。由于其在世界历史上具有“头等的重要性”。所以，对早期工业化的研究在历史研究中也理应占有特殊地位。

一

工业化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变化过程，不是凭空发生的。工业化最初出现在西欧，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展逐渐波及世界各地。在工业化由欧洲向世界各地扩散的过程中，西方的确起了重大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地方只是被动地等待着西方的“冲击”而后作出“回应”，其工业化进程开始的基础并非一片空白。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非西方地区的工业化，绝非完全由西方所创造。从根本上说，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实现工业化，主要取决于内因而非外因。因此，工业化不能“克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能否实现工业化，主要取决于该国(或地区)以往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基础。

“江南早期工业化”的观点最早由李伯重提出酗，这里，“江南”的地域范围指的是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太仓直隶州所组成的地区。这一地区亦称为长江三角洲或太湖流域，总面积大约4.3万平方公里，在地理、水文、自然生态以及经济联系等方面形成了一个整体，从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区。首先，这个地区同属于太湖水系，纵横交错的水路网络将此八府一州连成一整体。其次，明清时期，这个地区已具有几个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中心城市，如上海、南京、杭州等。在这些城市中，苏州处于突出地位。它不仅位于太湖水系中央，而且也处于此地区最重要的交通要道—江南运河的中段，成为江南水路交通网的中心。最后，明清时该八府一州已形成了一种具有核心—边缘关系的地域分化结构。苏州不仅是江南最大的商业城市，而且是最大的工业城市，其人口和财富的集中程度在当时的中国城市中无与伦比。在其周围，由南京、杭州、松江构成了一个三角形的核心区。此核心区内集中了这八府一州的大多数城镇、人口与工商业。而在此核心区外的其他部分(主要是太湖西的宁镇丘陵和浙西山地)在城市化、人口密度和工商业繁荣程度等方面均逊于核心区内的部分，并在经济上依附于后者，属于边缘地带。而且，这个经济区辐射功能远不止于该地区，以苏州为例:作为最大的商业城市，苏州及其近郊集中了全国最大的稻米、棉布、丝绸、木材等市场，其商业辐射到全国大多数地方。无怪施坚雅认为苏州是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惟一拥有全国性经济中心地位的城市，其经济腹地可以说延伸到了中国大部分地区。而事实上，不仅这些大城市，就是江南一些专业化的市镇，贸易范围也往往越过上述边界。

综上所述，早期工业化是一个地区性的历史现象，必须以一个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为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某些工业部门虽然也有可能发展起来并达到相当的规模(如闽广沿海一些地方的造船业)，但这个发展就不一定能使该地区出现早期工业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江南地区，由于其内部经济联系极为紧密，又最早接触工业化，因此，对其发展前景作一番探讨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江南近代工业化发生于19世纪后期，最早的近代工业，是洋务派在中模仿西方建立起来的军火工业和少数民用工业。这些工业主要集中于上海，也即江南新的经济中心。虽然此时的近代工业规模很小，但从工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却有重要意义。江南近代工业化的真正进程，实际也是肇端于此。此外，就江南经济的发展而言，1850年是一分界线。在1850年以后，江南成为战争的主战场。多年战乱使江南人口减少过半，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也受到空前巨大的打击。因此，就把江南早期工业化研究的下限放在战乱前的1850年。其始发时期，按照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大致是明朝嘉靖、万历时期。网也就是说，江南早期工业化大约始于明嘉靖中后期，终于清道光年间，约300年。这300年，也是许多学者历来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阶段。

二

那么在这里，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江南的早期工业化，是否会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近代工业化?

乍一看，这个问题似乎很奇怪。因为在许多人心目中，这是一个毋庸讨论的问题。持萌芽说的学者都相信明清江南工业的发展走的是一条与近代早期西欧相似的发展道路，所以才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并且像西欧国家一样，最终发展到近代工业化。中国没有走上该道路，这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人侵导致了中国自身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中断。这种看法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经济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因此再讨论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前景，对于许多学者来说自然是一个十分奇怪的问题。可这个问题却实实在在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以英国模式作为参照，因为它成功体现了工业革命从早期工业化向近代工业化转变的过程。早期工业化向近代工业化转变的实质，是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比例关系发生重大改变，即生产资料的生产迅速扩大(表现为重工业的快速成长)，导致它在社会生产中所占比重明显上升。在英国，以煤铁工业为主干的重工业急剧发展，使得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成为最重要的产业部门。而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情况，与英国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其工业发展最主要的特点之一，是重工业畸轻而轻工业畸重，形成了一种“超轻结构”。随着江南工业的发展，这种畸形结构还日益加剧。可见，以往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学者们认为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人侵，江南就可以和英国一样朝着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的道路前进，显然这种假设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与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那些普遍规律处于完全对立的地位。

在明清工业研究中，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江南工业发展前景的问题。在这里，涉及到对它的评价。李伯重曾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情结，当然，不能否认，“萌芽说”研究打破了自黑格尔以来盛行于西方的“中国停滞”论及其变种(如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出现的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是超稳定系统”之说等)，和上世纪中期以来西方流行的“冲击—反应”模式的束缚，使得我们能够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过去的历史，并把研究重心放到中国自身，而不是将近代中国经济的变化归之于外部因素。但这是一种先验性的研究方法，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实际上是从英国模式出发来研究明清江南工业的发展，以证明明清江南工业发展必然像英国那样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由于该理论是把江南工业发展的前景视为英国经验在江南土地上的重复，就会忽视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真正特点。过去认为英国模式表现了一种历史的必然，即早期资本主义必定导致近代的资本主义，如今已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质疑。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说:“任何对工业革命原因的探索都是徒劳的，因为它没有一个简单的和主要的原因。……单单用经济因素不能说明这个或其他任何历史事件。这里没有超乎相互依赖的可变因素之上的其他独立的不变因素。这里只有相互联结的可变因素，其复杂性深不可测。”两闪可见，把工业革命的发生视为历史的必然是不对的。

三

既然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并非明清工业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么其前景究竟是什么?在探讨这一问题之前，我们要了解明清江南工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什么?受到什么制约?是否有极限?

明清江南工业发展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现象，其推动力量也不止一种，但是最主要的，应当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这种推动力量，因为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得到高度的重视和很好的总结，因此也被称为“斯密动力”(theSmithianDynamies)。这种推动作用的大小和持续时间的长短主要取决于市场的变化，就是指国内市场贸易。据证实，在明清时期，中国国内市场不仅在绝对规模上，而且在扩大的速度上，都是惊人的。与英国相比，至少在绝对规模上，明清国内市场比英国及其殖民地所形成的大英帝国市场要更大。不仅如此，由于明清江南是大一统的明清帝国的一部分，而且在这个帝国中占有最佳交通位置，因而江南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从巨大的中国国内市场中获得地区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优势。近代早期的英国则为强邻虎视，大部分殖民地又远在万里之外，为保卫本土与争夺殖民地，不得不一次次地与荷兰、西班牙、法国等强敌血战。因此，英国在从殖民市场获得重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要为保卫这个市场付出代价。从此意义上来说，虽然江南没有殖民地，但是江南从巨大的中国国内市场中所能享受到的地区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好处，可能更大，也更有保证。此外，明清时期东亚地区国际贸易的发展，导致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贸易圈的形成。而在这个贸易圈中，江南也处于中心地位。由于这种地位，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的地区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中，江南逐渐成为附加值高的轻工业产品的生产中心。由于东亚地区此时正处于一个经济加速成长的时代，因此到了清代中期，由地区劳动分工与专业化推动的江南早期工业化，还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远未达到其发展的极限。

那么，如果没有西方人侵，江南的早期工业化就必定不会发展成为近代工业化了吗?答案是“机会很小”。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斯密动力无法导致工业革命。欧洲发现了新大陆，便获得了一笔横财，而英国人则得到了其中最好的北美，这笔横财使英国推迟了斯密所说的“经济增长极限”的到来。但英国不仅仅依靠它，而且靠世界史上空前的矿物能源的大开发。相反江南由于缺乏煤铁资源，也就无法出现能源革命以及材料革命，因此也就无法发展到近代工业化。

江南在早期工业化方面曾有出色的表现，从而使江南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地区之一。这个早期工业化虽没有导致自发的近代工业化，但是它毕竟为后来的近代工业化提供了一个相当好的基础，到了20世纪30年代，江南已是亚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当时世界上主要的纺织工业中心之一。在整个20世纪，它一直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扮演着火车头的角色。如今中国经济腾飞引起的产业结构大调整中，它又站在大潮前沿，成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基地。江南工业在19世纪中期以后的表现，虽与其在明清时期的经历有天渊之别，但若仔细寻去，仍能看到二者间的承继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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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6]范金民，夏维中.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第三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篇(7)

关键词：资源型经济 经济转型 对策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02-146-02

资源型城市是指随矿产资源、森林资源或石油资源的开发而兴起，并以资源开采为主导产业的城市。改革开放初期，资源型城市作为工业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家、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大量能源、资金。但由于资源本身储量的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源型城市如果一直依赖这种经济发展方式，必然会走向因为资源枯竭而经济衰退这条路。所以为资源型城市重新谋求发展之路成为了当前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山西省是典型的煤资源省份，其中以大同、阳泉、晋城最为典型。经过近50年的大规模建设山西的能源产业规模已经发展的相当成熟，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同时环境也受到日益严重的压力，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和环境问题。如何解决资源型城市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如何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了如何实现“山西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的战略目标，实现山西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山西煤炭资源型城市现状

山西素有“煤炭之乡”之称。山西煤炭资源不仅储量丰富，而且由于山西的地质条件，煤炭资源的开采环境也非常好。随着山西经济的发展，煤炭工业不仅在“量”上发生了变化，在“质”的上面更是发生了深刻巨变，煤炭工业成为山西名副其实的第一支柱产业。据统计，煤炭工业收入占到全省可用财政收入的50%以上。也正是煤炭工业的发展，使得山西成为了一个切切实实的煤炭资源型城市，也使得山西不可避免的有了大多资源型城市所面临的问题。

二、山西煤炭资源型城市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1.经济结构单一，对煤炭产业依赖过重。近几年，在国内能源、原材料市场需求快速增长拉动下，山西以煤、焦、冶、电为代表的重工业发展优势得到充分发挥，重工业占全省工业比重不断加大。重工业占绝对优势地位，轻工业被挤出的趋势十分明显。山西企业生产的产品大多属于能源型，科技含量非常低。同时，在生产的过程中环境污染程度也日益加剧。

2.开采技术落后，思想观念落后。山西目前的生产活动始终围绕着资源的开采与加工。生产活动大多集中在开采技术、安全生产等方面。在煤炭加工转化方面也还是集中于传统的：筛选、洗选、炼焦、发电这些方面。而工人的知识和技能也还是局限于煤炭开采与加工方面，对于其他高技术、科技含量的技能掌握程度非常低。

同时，由于山西长期存在的指令性、计划性生产经营规章制度和管理体制，导致自上而下各级管理人员的思想逐渐僵化，缺乏创新精神。不能够及时分析市场信息，墨守成规。受这种文化的影响，山西的大多数企业家包括当地居民在内，把“煤炭经营”作为了山西的唯一出路。认为山西的老板就全是“煤老板”。人们的主观意识就不敢或不愿意从事其他产业。主要采取保守策略，稳中有升，仅仅追求自己任期内的企业发展和经济赢利，不敢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变革和产业升级。

3.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煤炭资源型城市以煤炭资源产业结构为主体，属于典型的线性经济。它是建立在对煤炭资源大量开采和消耗基础上的，属于典型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随着山西煤炭资源的过度开采，山西的生态环境破环非常严重：水土大量流失，雾霾天气加重等问题都日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三、山西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对策分析

众所周知，煤炭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随着人们挖掘时间的积累总会有枯竭的一天。因此山西资源型城市现在或者不久的将来也面临着“矿竭城衰”的危机，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关键是要寻找一条适合山西自己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1.政府引导。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产业转型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政府作为一个城市发展的领头羊，就要在经济发展转型的总体设计上全面把关，从宏观上积极促进山西的经济转型。在这一方面，山西政府已经作出了一些努力。比如2010年12月，国务院批准设立山西省为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山西省委、省政府随即提出了转型跨越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思路，出台了包括《山西省煤炭企业转产煤炭城市转型政策试点实施方案》、《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意见》等。可见，要想转型成功，首先政府要正确引导，积极发挥宏观协调的作用。

2.积极发展优势特色绿色产业。根据山西目前的发展情况，山西要进一步壮大产业规模，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培育现代化产业体系，首先，要着力引导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大力承接、改造和发展一批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绿色劳动密集型产业，充分发挥其吸纳就业的作用。二是积极吸引国内外有实力的企业，大力发展能源矿产资源开发和精深加工产业。在有条件的地区适当承接发展技术水平先进的高载能产业。加强资源开发整合，允许资源富集地区以参股等形式分享资源开发收益。三是依靠发达城市的力量，与其实现对接，在现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产业“孵化园”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绿色创新成果转化。四是我们可以利用山西其他优势资源，比如农产品等建立新的发展思路。

3.改善生态环境，多途径解决就业矛盾。对于山西资源型城市因资源过度开发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应该采取一些积极有效的措施进行改善，要避免走以前那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运用标本兼治的办法，从根本上改变生态环境的状况。对已经遭到破坏的环境，我们要下大功夫进行改造、修复以及人员的积极安置。这只是补救措施，我们还是要从根本上改善环境。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加大宣传，提高公民的环境意识；我们可以通过转变产业结构，积极进行产品的升级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本着生产与治理两不误的原则，生产与治理同时进行，采取“对号入座“，谁污染谁治理的办法。总之，要通过多方努力，提高城市的服务能力，提升其综合实力。

山西长期的煤炭工业发展，使得山西劳动力大多集中在重工业领域。一旦进行产业改造，必定造成大量下岗失业人员，他们就成为了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对此，应本着以人为本的精神，在进行城市经济转型时，把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安排下岗职工再就业，解决他们生活实际困难作为根本出发点。把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和提高下岗职工的素质结合起来，以解决结构性失业现象。在结合国家政策的同时，山西还要制定一定的地方性政策法规，促进更多下岗人员就业。只有个人、企业、各级政府共同努力，多种途径开拓就业门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山西资源型城市的就业问题。

[本文为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SZS201101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制度创新的空间扩散与协调模式研究。山西大学商务学院院级课题：2012060基于心理契约的知识型员工管理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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