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问题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民族问题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论文对绝大多数的朋友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为了让朋友们都能顺利的编写出所需的论文，论文频道小编专门编辑了“以财政角度分析七个怎么看之发展不平衡”，希望可以助朋友们一臂之力!

一、引言

发展不平衡，概括地说，是指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协调、不匹配和不和谐的关系。它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无论在全球还是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发展过程的不平衡性始终广泛存在，只不过在不同阶段表现程度不同而已，必须客观辩证地看待，历史地、全面地、具体地进行分析。发展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两方面。发展不平衡问题若处理不好，还可能引发更为严重的后果。从经济角度看，会使国民经济难以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从社会层面看，容易使整个社会产生心理鸿沟，削弱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一些国家历史表明，当发展不平衡问题与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等纠结在一起时，往往成为社会动荡、国家分裂的诱发因素。

二、发展不平衡现状

篇(2)

关键词：民族院校，班级管理，民族观，民族意识，凝聚力

 

民族院校的班级是多民族学生集中生活、学习的地方，由于各民族的生活习惯、心理特征的不同，学生对学习、生活及人生中遇到事情的看法和态度截然不同。这就要求民族院校的班级直接管理者——班主任充分了解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民族特征，掌握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这样，班主任在做学生工作时更有针对性，更容易使各民族大学生从心理上真正接受、接纳班主任，使他们通过四年的大学学习，成为高水平的专业技术人才，为各民族的发展和共同繁荣做出贡献！那么，如何才能做好民族院校的班级管理工作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和民族意识

由于长期受到民族传统、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从小在心理上意识到自己是本民族共同体中的一员,并跟传统宗教联系在一起。特别到了不同传统文化的地域后,这种表现更强烈,不仅自己热爱、尊重本民族,而且要求别人也要尊重。顺则能产生良好的效果;反之,则易产生消极对抗、自卑的情绪。还有少数学生不能正确认识民族自尊心,是非观念不清,参与打群架、包庇同族或同乡的违法乱纪等行为。

因此，班主任要利用每周的班会以及党团活动日，对学生进行马克思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以及法制教育，使学生掌握揭示的民族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途径。要教育少数民族学生从自己做起,弘扬民族意识中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发扬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优秀传统。客观地认识传统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用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待宗教问题，进一步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努力使自己成为本民族的优秀人才。还要教育少数民族学生自觉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观念,树立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人生价值观。帮助他们树立开拓进取精神及竞争、合作、时效意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和平统一做贡献！

二、加强班级凝聚力建设

班级凝聚力是班级文化氛围的深层内涵，它是一种吸引力、向心力、亲和力，更是一种推进班风建设的动力，它从多个侧面和层面展示着一个班级的生机与活力。

要把民族院校的班级管理好，就必须增强班级的凝聚力。要组织好、引导好、协调好学生的学习、工作、生活，使学生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1.班主任用爱来增强班级凝聚力

班主任作为“一家之长”，要树立班级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关心这一集体，爱护这一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员。班主任不要以老师自居，动辄就训斥、挖苦、讽刺学生。对学生要公平，一视同仁，不能因为学生成绩的好差、相貌的美丑、家庭条件的贫富而对学生另眼相看。对学生要始终表现出关注和热情，巧妙地对学生进行奖励和批评。真正从内心爱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能感受到老师真心的关爱，体会到班集体这个大家庭的温暖。从而使班级真正成为一个团结向上、充满活力、充满爱意、有极强凝聚力的集体。这样同学们就会觉得在这个集体中有温暖、有关怀，从而更加热爱这个集体。

2.建立优秀的班干部队伍增强班级凝聚力

一个成功的班集体，除了要有一名优秀的班主任外，还必须有一支优秀的班干部队伍。班干部作为联系班主任与学生的桥梁，作为班主任的助手，他们工作能力的高低、工作方法的好坏、在同学中威信的高低，往往能够决定一个班级的精神面貌与风气。所以，班主任一定要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从学生中选拔出学习较好、工作能力比较强的学生作为班干部，并明确给他们交代任务、提出希望。让学生明白当班干部不仅仅是一种荣誉、一种权利,更多的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要在班级学习、工作等各方面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团结、带动其他学生不断进取。免费论文。同时也要加强培养和教育班干部,努力发挥其潜力。建立一支责任心强、素质高的班干部队伍,使之不仅要做好教师的助理,更要做班级建设的排头兵和开拓者,为推动优秀班级建设更好更快地发展做贡献。只要准备充分，了解深入，所选出的班委在班级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使班级的各项工作井然有序，而他们也必然会成为班级的中坚力量，从而增强班级凝聚力。

三、班主任做好表率作用

班主任是班级管理和学生教育的第一责任人，是学生思想政治、道德品质的教育者，是学生形成健康心理和健全人格，成长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引路人，是学生学业、科研的导师。不仅是联系学校和学生的纽带，也是沟通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桥梁。

班主任要以自己的思想、学识和言行影响学生；以自己道德的、人格的、形象的力量感染学生；用丰富的感情和言行一致的行为教育学生，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积极向上的心态。学生在面临心理困惑和学习、生活问题时，他们会按照班主任的要求或以班主任为榜样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强化了学生的自律性、自主性，形成健康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所以，作为民族院校的班主任除了要有过硬的政治素质，扎实、系统的专业知识，准确、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崇高的人格魅力，还要认真学习教育管理理论,认识和掌握教育学和心理学中的一般规律,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和管理水平。学习和掌握党的有关民族政策,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尊重少数民族学生,决不能有意无意夸大少数民族某些落后的东西；把少数民族与贫困落后划等号,伤害少数民族学生的自尊心，只有这样才能使班主任对学生的教育与管理更有说服力、亲和力和感染力。

四、关爱贫困生

由于民族院校有很多学生来自经济欠发达、社会生活水平不高的牧区或农村。学校中因家庭经济困难交不起学费而造成学习、生活困难的学生群体已逐步形成。免费论文。如何解决好贫困生问题，是班主任工作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作为班主任应尽职尽责，首先一定要平等的对待经济有困难的每一名学生。可以通过深入学生寝室、与学生谈心等方式，掌握班级学生的整体贫富状况。其次，对经济困难程度不同的学生再进行逐一梳理，从而列出贫困生的名单。班主任要通过各种渠道为每个贫困生创造勤工俭学的机会，并想办法筹集各种社会资助，解决他们的生活顾虑，帮助他们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培养自立自强的品格。再次，要特别关注贫困生的心理健康。不少贫困生因经济拮据，寡言少语、沉默内敛。作为班主任更要多与这一群体促膝谈心，打开他们的“心结”，倾听他们的心声，克服他们的自卑心理，帮他们消除“心理贫困”，从而使他们能够正常的与其他同学进行交流沟通。

五、发挥任课教师的作用

常言道“独木不成林，众人拾柴火焰高”， 仅仅依靠班主任一个人的力量，并不能完全做好班级管理工作。因此，班主任还要充分信任和依靠本班其他任课教师，与他们相互配合、支持，共同研究，统一要求，只有这样才能把班级管理好。

班主任要主动向其他任课教师介绍本班学生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注意听取任课教师对学生的看法和意见，及时向任课教师反映学生的意见和要求等。这样既是尊重课任教师，又能激发课任教师关心班级工作的热情，班主任的主动态度，还能消除任课教师可能存在的在班级管理上的顾虑，从而达到互相配合、同舟共济，共同为班集体建设出力的目的。而且班主任多与任课老师交流，能了解、掌握更多的信息，受到更多的启发，从而全面地了解每个学生的个性。

六、与家长保持联系

当今时代的大学生大多属于独生子女, 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压制,气氛宽松，自我意识突出, 稍有不如意便满口怨言。自控、自理能力较差，养成了不利于日后发展的依赖性。

因此，班主任必须经常与家长联系，与家长多交流，多沟通，利用书信、电话、电子邮件等通讯方式把国家的政策，学校的规章制度、管理措施，学生本人的学习情况、日常表现、思想动态等情况客观、公正、及时、准确地通报给家长，使学校和家庭的要求一致，共同帮助学生适应学校生活、提高交往能力、改善学习状态、培养良好学习观、生活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学生的身心健康、提高学生的自律、自理全面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免费论文。

另外，班主任在与家长交流之前可以先通过查看学生登记表、或询问相关学生去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在与家长交流的过程中要尊重理解家长，对不同类型的家长都要一视同仁。

总之,民族院校的班级管理既与一般院校的班级管理有共同之处,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在班级管理中要充分考虑到各民族大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因材施管,以最大的人文关怀,最科学的方法培养最可靠、最有发展潜力、各具个性的各民族社会主义建设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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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占荣 杨一江.做好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教育和管理工作[J].思想教育研究，199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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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广德 张趁英.新时期班主任工作刍议[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0，（05）.

7.游春梅.小议新手如何当好高校班主任[J].成功教育，2009，（07）.

篇(3)

〔论文摘要民族高等院校不仅是培养教育大学生的重要场所，也是对民族大学生进行理论教育的重要阵地。面对我国民族高等院校理论宣传普及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我们必须努力研究并探讨出有效的对策，提高民族高等院校理论宣传普及的实效，以适应日益发展着的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

我国民族高等院校具有独特的社会历史地位，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人，由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影响，致使我国民族高等院校理论宣传普及工作不能够满足日益发展的社会需要。因此，切实有效地提高和改善民族高等院校的理论宣传普及实效，使之“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理论，增强学习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就成为了当务之急，时代之需。

本文将在结合实际，在对我国民族高等院校理论的宣传普及状况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对策。

一、我国民族高校理论宣传普及的现状、问题

总的说来，我国民族高等院校比较出色地完成了理论研究和宣传普及、教育的两大任务，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总结其进行理论宣传普及过程中的经验的时候，我们还是发现了许多问题:

(1)在我国民族高等院校的理论研究中，注重一般理论问题研究，忽视关于民族理论、宗教理论等对我们民族高等院校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理论的研究。WWw.133229.Com民族高等院校是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一个特别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党和国家之所以要在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独创性地设立“民族高等院校”，其目的就是为了在充分地体现教育公平的基础上，更好地做到“服务于少数民族，服务于少数民族地区”(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两个服务于”)。这一独特的办学目标和理念，决定了民族高等院校在功能上的双重性，其除了具有一般高等院校的功能外，还具有对民族地区的“两个服务于”的功能。这也就决定了民族高等院校必须在加强一般理论的研究的同时，应该结合党和国家设立民族高等院校的目的和宗旨以及根据民族地区实际状况和需要，强化、突出对于理论中关于民族、宗教等理论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和突出民族和宗教等理论对于我们实际处理民族问题，民族宗教问题，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发展、政治发展同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关系的指导意义的揭示和研究。但是，在民族高等院校理论宣传普及过程中存在着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很多理论的宣传工作者往往忽视了对关于民族理论、宗教理论等具有实践意义的理论问题的研究(就更不用说对于的这些理论的实践意义的研究和揭示了)，将自己的理论研究局限于一般理论的研究。虽然也不乏有些研究者打着“民族”旗号，但是，实质上仍然是两张皮，合不到一起。这样一来就不仅使得民族高等院校的理论宣传普及教育失去了理论特色，影响了理论宣传普及教育的实效，而且，将民族高等院校与一般的高等院校混同了，从而失去了我国设立民族院校的目的和初衷。

(2)在我国民族高等院校的理论宣传普及教育过程中，注重理论研究、轻视对我国民族发展实践中的民族发展状况和实际问题的研究，致使我国民族高等院校的理论与民族地区的实际需要严重脱离。大力突出对民族问题的研究，这不仅是民族高等院校的办学目的和要求，也是我国民族高等院校义不容辞的职责和责任，也是民族高等院校区别于一般高等院校的质之所在。更为重要的是，也是促进我国民族高等院校理论研究特别是理论宣传普及教育的内在要求。如果不这样的做的话，必然严重影响理论宣传普及教育的实效。因此，在理论宣传普及教育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对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研究，加强在社会主义改革条件下，民族地区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在当前面临着世界性经济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之下，对民族地区产生的巨大影响和冲击，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合理、科学的解释和说明。但是，在事实上却并非如此，由于多种原因的共同作用和影响，民族高等院校在这方面的研究是很不够的，近年来出现的多次民族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

(3)在我国民族高等院校的理论宣传普及教育过程中，注重对理论的一般宣传普及，轻视有针对性的宣传普及教育，致使民族高等院校的理论宣传普及教育与学生的实际需要和要求相脱离。民族高等院校的学生大多是来自于少数民族或者少数民族地区，他们之间无论是知识基础、知识结构，还是生活习惯、宗教信仰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这种局面的存在就必然要求我们在具体地进行理论宣传普及的过程中必须有针对性的开展宣传普及工作。但是，事实上却远非如此，就以在高等院校理论宣传普及过程中起主渠道作用的“两课”来说:第一，我国民族高等院校在教材的采用上，同整个一般高等院校一样，都是采用同一本教材，同一本教学大纲，进行教学，完全忽视了民族高等院校的特性。第二，“两课”的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一般高等院校一模一样，忽视了民族高等院校的学生与一般高等院校学生之间的差异性。第三，从教学评估的体系上看也是毫无差别。总之，概括的说，如果我们不注意到学校名称，仅就单纯的两个教学课堂来说，是看不出任何差异的。加之理论木身的博大精深和抽象性，使得一些大学生一时还是很难理解和把握到理论的精神实质。因此，也就必然地影响大学生学习理论的积极性，也就必然影响理论的宣传普及教育的效果。

(4)在我国民族高等院校的理论宣传普及教育过程中，注重一般形式上的制度和平台的建设，轻视这些制度和平台的功能和作用的发挥，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从形式上看，民族高等院校对于理论宣传普及工作的制度和平台建设，虽然不能说是十分完善，至少可以说还可以。例如:各种管理民族大学生的生活、学习的机构和制度还是比较完善和齐备，各种涉及到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平台也不少。但是，如果就这些制度和平台的功能和作用的发挥来说，我们不得不感到遗憾和难堪，由于在这方面较多的是重视制度和平台的形式建设(当然这个建设还是不够完善的)，而对这些制度和平台之间的协调等的建设注意得不够，从而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致使到目前为止，在我国民族高等院校的理论的宣传普及教育过程中，还缺乏一个有效的、统一的具有权威性作用的工作制度和平台。

二、改善和提高我国民族高校理论宣传普及现状及实效的对策

面对我国民族高等院校理论宣传普及的现状，我们该如何有针对性的、及时有效地扭转这一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改善和提高民族高等院校的理论宣传普及的实效，真正实现教育部长周济同志在《全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培训班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目标呢?笔者认为，要达到或者实现这个目标，真正发挥理论的作用，我们必须作到以下几点:

(1)要在加强对理论本身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民族高等院校的办学要求和宗旨，强化对于的民族理论、宗教理论等对民族高等院校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理论的研究，并揭示其实践意义。如前所述，民族高等院校由于其在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因此，在进行理论宣传普及教育的过程中，必须要随时注意到这一特点，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提高民族高等院校理论宣传普及教育的实效性。

(2)要加强对实践问题及其意义的研究，具体地说，就是要加强对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种种的问题及其意义的研究。尤其是现在，面对着全球的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当代世界历史新变化，为了更好地开展理论宣传普及教育工作，我们必须要对新出现的一系列新的问题、新的情况进行深入认真的研究，努力揭示这些新问题、新情况对于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对于当前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并做出符合理论精神实质的解答。我们要时常注意加强对当代民族大学生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的研究，并将这些研究的成果有机地融人到理论宣传普及教育过程之中，真正实现“三个贴近”的目标。

(3)要在加强对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基础上，加强民族高等院校的理论课的教材建设，形成有针对性的适用于民族高等院校学生需要的教材，使我们的教材真正做到在“充分反映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实现教育部长周济同志提出的“三个充分体现”和“三个贴近”的要求。并使我们编写的《理论教材》成为“更加有利于大学生科学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更加有利于大学生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更加有利于大学生科学认识人才成长规律。”的认识工具和良师益友。

(4)坚持将理论与时代的发展与学生实际的需要结合起来。因此，在高等院校的理论宣传普及教育过程中坚持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统一，在一般性地进行理论的宣传普及教育的同时，要特别结合时代的不同特点，根据民族院校学生的不同情况:不同的知识基础，不同的知识结构，不同的学科以及不同层次的学生有针对性的开展宣传普及教育工作。真正做到不仅让学生能够学得懂，弄得明白，同时，要能够真正解决学生所面临的问题，遇到的困惑。做到“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大学生”，让民族院校的大学生真正从理论和实践上，感受到理论的巨大的理论威力，同时也要让大学生感到学习理论的实际指导意义及作用。也就是说，真正做到，让大学生“终身受益”。

(5)努力建立、健全和完善民族高等院校的理论宣传普及体制，充分调动学生的管理部门，宣传部，学校团委，学生会，党校，团校等部门在理论宣传普及过程中的积极性，特别是要更进一步地发挥理论课教学部在理论宣传普及中的主渠道作用，真正做到使理论宣传普及制度化、常态化。为此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努力协调好这些机构和部门之间的关系，明确他们之间的分工责任乃至工作的侧重点和角度，充分发挥制度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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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行动研究；英语听说教学；教学模式；教育改革

一、行动研究的背景及研究现状

行动研究，指教师对自己课堂中的教学现象进行考察研究并从中获取知识，改进教学质量的一种探索性活动。行动研究起源于美国，作为一种研究和解决民族问题方法并广泛应用于实际工作。最早把“行动”和“研究”这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是美国学者约翰·柯利尔（J. Collier）。随后，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勒温（Lewin）在《行动研究与少数民族问题》一文中正式提出行动研究的概念，并对行动研究的概念、功能和实践模式作了全面的阐述。

行动研究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斯蒂芬·凯米斯（Kemmis）和罗宾·马可泰格特（ Mctaggart） 认为行动研究是一种自我反思的研究，并将这种反思过程分成四个步骤：计划（设计一个研究方案来解决实际问题）；行动（把方案付诸于实践）；观察（观察并记录这一方案的实施效果）；反思（在实施过程中进行反思，分析评估效果，并将此作为下一步研究方案的基础）。

美国学者斯蒂芬·考瑞（Stephen Corey）于20世纪50年代首次将行动研究的概念引入到教育研究领域，用于解决教育管理及教师面临的各种问题。20世纪80年代，行动研究得到长足的发展，并在这一时期被介绍到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后，行动研究与外语教师的发展就紧紧联系了起来， 大部分论述英语教师发展以及英语教学的论文对行动研究都存在不同角度的论述。与此同时，行动研究在中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我国北京师范大学王蔷教授在《英语教师行动研究》一书中对行动研究理论及实践进行了详细研究，提出行动研究是一种系统的反思性探究活动，它是由教师针对自己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直接参与和展开调查研究，并按一系列步骤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调查，其目的在于不断改进教学，使教学达到最佳效果，同时提高对教学过程的理解和认识。然而，尽管20世纪80年代行动研究被介绍到中国，我国英语教师的行动研究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行动研究对英语教学的启示

（一）强调教师的“研究者”身份

“教师及研究者”的观点是由英国学者劳伦斯·斯特豪斯在《课程研究和开发概论》中提出的。他认为行动研究是教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以解决实际问题作为主要目的。通过行动研究的概念说明，作为教育工作的先行者以及知识的传授者，教师应当充分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成为教育研究的主体而不是客体，被动地执行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因此，教师作为积极的“研究者”（teacher-researcher）应当取代长期以来消极的“教书匠”的形象。在英语教学，尤其是英语听说教学中，著名应用语言学家Widdowson 认为协调 、解决教学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是语言教师的责任和义务， 从而促使语言教学顺利有效地进行。他还强调， 这种“协调”依赖于教师本人对于教学理论与实践之间辨证关系的正确认识，而行动实践是链接教学理论与课堂实践的桥梁。教师同时扮演着教授者和研究者的角色，这有利于将课堂教学实践与研究领域中的理论联系起来，从而缩短教学理论和课堂实践的距离。

英语教师应当把自己作为研究主体，积极进行教育教学实践研究，主动发现英语教学中问题（如在听说教学上花的时间较少，学生对听说的兴趣低），并通过课堂观察、与学生交谈以及调查问卷等形式收集相关资料，对问题进行剖析，进而拟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并在实际教学中实施。此外，教师在主动参与教育行动研究的同时，也有利于英语教师专业素质的全面提高，首先转变教师的教育理念从而影响学生的观念（摆脱传统应试教育思想上的禁锢），对提升理论水平，提高研究能力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二）提倡反思性教学

反思是一种灵活、认真的动态分析过程。 反思是行动研究的关键及核心环节，正是通过反思将过去传统的单向教学模式中单独的环节系统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双向的整体的新型教学模式。在实际教学中，从发现问题到研究计划方案，从实施计划方案到推广计划方案，反思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在观察、对比、反思、改进的过程中更加有效地促进自己的教学，使教学更合理、更科学。英语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经常对教学情境、教学计划、教学效果的反思可以不断改进和提高教学质量与教学效率，而不是只局限于传统的教育研究模式。传统的教育研究模式分成三个步骤：研究、开发和推广，即RD&D模式。这种模式是单向的，而行动研究是螺旋式的不断循环的反思过程，加入了“反思”这个环节使得单向线性发展变成双向循环过程。

三、行动研究应用于英语听说教学的实例

（一）背景

以笔者曾经实习所带的两个实力相近的高一英语班级，一个班（A班）作为实验组，另一个班（B班）作为对照组。

（二）问题

两个班的学生听说能力普遍不及读写能力。

（三）假设导致问题的原因

1.学生课堂上以及课后花在听说上的时间少。

2.学生对英语听力以及交际的兴趣不高。

（四）进行初步调查

通过课堂观察、教学访谈、调查问卷的方式得出以下几个原因：

1.大多数（50%以上）学生以考试为导向，因为考试主要以阅读、写作为主，听力、口语为辅，因此学生不愿意“浪费”时间在听说上。

2.部分（37%）学生对英语学习没有兴趣，并且认为去英语角的作用不大。

3.高中学生学业紧张，没有空余的时间去提高听力和口语交际能力。并且，英语教师在课堂上重点讲语法、写作和阅读，用在训练学生听说能力上的时间只有约30%。

（五）设计教学计划

通过初步调查，笔者发现前期假设是部分正确的，于此基础上制定新的教学计划方案（以《必修一》Unit1 Friendship一课为例）：

1.提高兴趣：找到和所学课文单词或者内容相关的美剧片段及其他英文视频或歌曲，进行字幕或歌词填空，以加强和课文单词相关的视听练习。找到相关美剧及视频有：Friends， Cast Away， Aquamarine， Lizzie McGuire， toys. 相关歌曲：Auld Lang Syne， Trouble is a Friend。

2.提高口语交际能力：组织进行与课文相关的短剧表演、限时演讲或辩论赛。例如，根据美剧Friends第一季第一集中Rachel逃婚投奔朋友那一段进行剧本改编并且表演，以friends为主题进行3分钟演讲，或者以“朋友多好还是朋友少好”作为辩题进行班级辩论赛。

3.结成合作互助小组：组建两人合作小组，一位同学听说及表达能力较强而另一位同学则较弱，以强带弱，促进较弱学生加强口语练习，并且利用课间时间练习30分钟。

（六）实践计划

将以上教学方案在实验组A班实践1个月，而对照组B班仍按照以前的教学方式。

（七）观察效果

1.课堂观察：发现A班90%的同学在视听练习课堂认真练习，专心听讲，尽管有的字幕填空以及歌词听写练习学生正确率只有约40%，并没有打消学生对视听练习的热情与兴趣；短剧活跃了课堂气氛，展现了学生编剧的创新意识，但是口语方面仍有不足，句子朗诵不连贯，学生往往把重心放在剧本幽默程度而非口语交际上；演讲以及辩论学生参与率只有43%，因为时间有限不可能让全班同学上台展现，并且每次参加演讲和辩论活动的都是班里几个尤其积极活跃的学生。

2.调查问卷：大约60%学生更愿意通过字幕及歌词进行听写练习；短剧提高说的能力和创新意识；尽管短剧表演增加了学生口语练习的机会，但56%学生认为其对口语能力的提高有作用；演讲辩论锻炼学生的思辨能力以及口语能力，但近50%学生认为“压力大，会紧张，没时间”；合作小组对较弱的学生更有利，较强的学生则表示更希望与实力相当的同学进行口语交际练习。

3.从一个月的整体效果来看，A班学生由于整体听说练习量大，练习听力和口语的时间多，因此班级整体听说实力有所提高，相较于按照传统模式教学的B班，A班学生对英语听说的兴趣明显提升，也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进行听说联系。

（八）反思计划效果

第一个计划教学方案比较受欢迎，学生乐意通过看视频的方式提高听力能力；短剧及演讲辩论充分展现了部分学生的口语才能，而一些口语能力较弱的学生仍旧没有因此得到提高；合作小组确实提高了较弱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但较强学生则没能提升口语能力。因此，在计划一上仍可以继续实施，短剧表演则以纠正学生的口语错误，多进行口语能力的引导为主，演讲及辩论应当平等分配机会给每一位学生，至于合作小组，可以适当缩小两位学生之间的口语交际能力的差距，以平衡小组学生的学习效率。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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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疆高校 民族团结 实效性

“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是新疆各级各类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新疆的问题最长远的还是民族团结问题，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在新疆的高校中，目前承担对各族大学生进行这方面教育的课程就是《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课。作为新疆高校政治理论必修课之一，也是最具有中国特色、新疆特色的课程，开设此课的目的在于通过系统的学习新疆历史、民族、宗教理论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使各民族大学生掌握关于民族、宗教问题的基本理论，了解中国及新疆的民族及民族情况，牢固树立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

当前新疆正处于暴力恐怖活动活跃期、斗争激烈期、干预治疗阵痛期“三期叠加”过程中，新疆的民族团结教育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更为重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疆地方特色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大学生民族团结教育中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努力提高理论课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对于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大局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疆高校民族团结课堂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1.内容单一。目前新疆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民族团结思想的教育偏重于理论教育，对民族、民族问题、民族平等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内容的理论阐释比较深入，但缺少实践内容，与社会实际联系也比较少，学生普遍感觉内容比较枯燥，缺乏吸引力。

2.方法简单。很多高校教学方法仍然在使用“老师满堂灌、学生拼命记”的传统教学方法。一些多媒体课件仅仅只是实现了教材搬家，简单地把教材上的定义、概念拿到课件上，没有体现教学课件对教材内容的充实和扩展。

3.重视不够。一些高校教育主导思想中存在重专业培养轻思想教育，重科学研究轻人文培养的不良倾向。大学生从入学到毕业均以分数而论，在学期间能否通过一定的英语级数、发表一定的论文篇数直接与学位挂钩，评选三好生、优秀生也只以学习成绩为标准，事实上“三好”成为“一好”。

二、提高新疆高校民族团结教育实效性的几点对策

1.积极推进多媒体教学课件的制作与创新。多媒体课件是教学内容补充和完善的重要载体，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教材内容修订的相对滞后。在内容上，课件要以强化理论课教学为基本原则，结合新疆史实，和新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密联系，充分体现在民族理论的指导下党的民族政策在我国特别是新疆地区的实践和取得的辉煌成就，努力体现时代性，达到使各民族大学生牢固树立“五观”的目的。这样制作成的《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多媒体教学课件要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内容新颖，时代性强。多媒体教学课件结合新疆地区特点，突出“五观”基本理论，并将党的方针政策和民族理论界最新研究成果融于多媒体教学课件之中，充分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感。第二，结构合理，逻辑性强。在教材的基础上，强化重点、热点、难点教学，对部分章节内容进行合理的调整突出，使理论与新疆实际紧密结合，便于学生的理解和掌握。第三，资料丰富，实用性强。多媒体教学课件采用各种多媒体素材为主题服务，内容翔实，材料丰富，音像资料充实。 2.引入参与式教学方法，提高了整体教学水平和质量。充分运用多媒体教学技术以后，教材上单调枯燥的理论和数据通过大量图片、音像以生动鲜活的方式展现出来，缩短了教师主讲的时间，延长了师生交流的时间，把教师从黑板和粉笔中解放出来，将有限的时间充分利用起来，增加了有效的教学时间。在教师课堂授课过程中，坚决摒弃“满堂灌”，引进参与式和互动式教学方法，突出学生的教学主体地位。通过每堂课精心设计的主题引导学生分析、讨论，以及学生就某个具体问题自制的小课件展示和讲演，学生之间的分组辩论，引导学生主动思考，自觉学习。 3.开展实践教学与网络教学，拓展课堂教学的空间和时间。实践教学是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环节。将实践教学引入课程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教学效果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通过参观博物馆、档案馆、主题展览，深化学生对教学内容的认知程度;另一方面，通过社会调查，撰写调查报告，深入思考社会问题，强化学生对理论和政策的理解。此外，逐步推出的网络课程应用平台使学生突破了的学习的时间和空间限制。该平台在教学、答疑、复习、讨论等环节上的设计可以有效满足学生自主学习的需求，网上评教对教师本身具有很大促进和鞭策，同时也起到了对课堂教学拾遗补缺的作用。

三、课程教学的改革和创新，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对于新教学方法，学生的感受怎样直接反映教学实效性。2014-2015学年第一学期，在第一节课讲课前对6个班的学生通过无记名的形式，就“想不想上《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课”以及“为什么”展开调查。6个班的学生回答不想上的有51人（6个班共192人），占学生总数的26.57%;因为还没上课，所以说不上愿意不愿意有17人，占学生总数的8.8%，两者加起来共有68人，占问卷调查的35.41%。在学期结束时，再次进行无记名调查，要求学生对本学期《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课教学及多媒体教学课件做一个客观的评价。除有5名同学仍然对《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没有兴趣外，其他同学对教师的授课方式及多媒体教学课件都做出了高度的评价。有学生这样写到：“本课课件框架结构清晰，内容丰富，引人入胜，另外色彩和谐，给人一种美感。”“《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是印在书上的字，不是‘活’的，而老师您带给我们的却是一个活生生、光彩焕发的有生机的新时代”。通过不断的努力，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的积极性，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课程教学实效性有了实实在在的提高。

指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新疆高校民族团结教育成效如何直接影响着新疆未来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大局，提高新疆高校民族团结课堂教学质量是塑造未来新疆社会民族团结合格建设者的主要途径，而不断改革创新、与时俱进是提升教学实效性的根本途径。

参考文献

篇(6)

【关键词】民族生态学；美国；苏联/俄罗斯；学科比较

【作 者】付广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南宁，530028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1）03-0067-007

A Comparative Study on Ethno-ecologies from U SA and Soviet Union/Russia

Fu Guanghua

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compared ethno-ecology from US tradition with one from Soviet Union/Russia based on their theory origins， research objectives， research methods and academic influence Thus makes Condusion that although the ethno-ecologies were born within anthropology or ethnology， and who did the researches were mainly anthropologists or ethnologists， they had great differences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was the difference of meaning of prefix “ethno-” The prefix “ethno-” within Soviet Union/Russian ethno-ecology was only related to “ethnos”， however， within US ethno-ecology， the meaning of the prefix “ethno-” was “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was a kind of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ic

Key words： Ethno-ecology； United States； Soviet Union/Russia； Discipline comparison

民族生态学是一个跨学科的学术领域，吸引了来自民族学、生态学、植物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参与到其中来。在中国，民族生态学的发展还比较滞后，存在的理论盲点亦比较多，如国内学术界在学理上对美国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以下简称“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与苏联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以下简称“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之间区分不够，因此难以整合来自两个不同学术传统的学者，从而影响到整个学科的健康、快速发展。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在人类学界内部发展起来的，后来才影响到其他学科，从而扩散成一个庞大的学科；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虽然也是由民族学家提倡，但它属于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的交叉学科，是针对民族地区进行的生态学研究。因此，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有一些相同之处，但相异之处又颇多。本文从理论渊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术影响上对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予以比较，希望能为学科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一、理论渊源

理论渊源最能说明一个学科的属性，因此历来学科史的回溯都是指引一个学科发展的必要工作。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然都诞生在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手中，但由于在理论渊源上有所区别，才导致了它们之间异同共存的现象。

在美国，民族生态学的诞生有一个发展的历程。早在1875年，鲍尔斯（Stephen Powers）就提出了“土著植物学”的概念，是今日民族植物学能够追溯的最早起源。二十年后，考古学家哈什伯格（John W Harshberger）在美国费城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民族植物学”一词。1914年，美国民族学家亨德森（Junius Hendersen）和哈林顿（John Peabody Harrington）在美国民族学局组织的“动物在塔瓦印第安人中的地位”的调查中首次提出“民族动物学”这一新词［1］。从这一学术史追溯来看，民族植物学、民族动物学这两门民族生态学的分支学科的诞生都比较早。直到1954年，“民族生态学”这一术语才为康克林（Harold Conklin）首创。康克林通过考察菲律宾哈努诺人（hamunoo）植物术语的内容和结构，证实了民族植物分类的等级本质。康克林提供了第一个人类的自然资源概念的真实洞察，而不像以前的民族生物学研究首先关注的是记录人类对生物的应用［2］pp846-848）。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基本上限制在具体的人与动植物关系的研究上，人类学家们花费大量力气去创建动植物的清单，并记述其使用状况。虽然这样的研究缺乏理论的框架，但却有助于发现传统社会的动植物分类体系的本质。不过在此之后，由于受到认知理论的影响，民族生态学研究开始转向民族科学的方法，即把个体视作文化生成体和把语言视为信息编码的媒介。这样以来，虽然人类学家的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仍是记述动植物分类及其应用，但是其目的却是试图依此透视支配人类行为的思维的深层结构。鉴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具备主位立场、民族志方法、认知的视角等特征，因此被有些人类学家称为系认知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还有的学者认为民族生态学的学术谱系要比上述更为庞杂，如墨西哥生态学家托莱多（Victor M Toledo）就认为民族生态学是融合了民族生物学、农业生态学、生态民族志意义上的民族科学以及研究自然资源传统管理体系的环境地理学等的总学科［3］（pp5-21）。最近又有学者声称，民族生态学有社会科学、生物科学和阐释艺术与科学3个父母：社会科学中人类学发展了主位立场等民族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工具；生态学家和其他生物学家提供了大量的重要的、细节的适应系统的研究报告；阐释作品展示了反思的必要性和价值［4］（pp5-15）。当然，这些都是一家之言。总的来说，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最初的理论渊源更多地在人类学内部，虽与描写语言学的认知理论有一定的交叉，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所有的民族生态学家都具备人类学家的身份。只不过最近一二十年生态学者的介入使得民族生态学的情况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这一点将在第四部分中详述。

民族学人类学研究

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一样，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理论渊源也较为复杂。在苏联存续后期，苏维埃民族学家们认为民族学是一门以研究世界民族为对象的学科［5］（p3）。不过，由于民族总是在一定区域内逐渐形成的，受到所在地区生态环境的制约，采用各种方式去适应这样的自然条件，因此民族文化常常具备适应环境的特点。科兹洛夫认为“可以把处于目前这种状态下的民族学明确为其研究范围包括民族共同体这一最稳固和最重要的人们集体生活形式之一的产生和存在的各个方面的综合性学科。”［6］（p215）这样，摒弃了传统研究范围“本位主义”态度以后，民族学家们积极地参加了反映社会需要的新领域的工作，民族生态学的形成正是如此。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勃罗姆列伊（Julian Bromley）也类似地指出：“当代民族学由于自己的主要研究课题的多样性，实际在某种程度上同民族（民族社会）过程各方面的研究都有关系。这对于围绕民族学所形成的日益众多的相邻学科――从民族经济学和民族生态学到民族社会学和民族心理学，尤其如此。”［7］（ p246）事实上，早在1981年，勃罗姆列伊就发表了《人类生态学的民族方面》一文，虽然文中尚未提到“民族生态学”这一术语，但其中关于各民族利用自然环境的特点、各民族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特殊性等民族生态学原理已在这篇论文中得到充分运用。与此同时，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集体编写的《社会与自然》一书中也已包含民族生态学的许多原理，比如该书强调指出了历代民族文化传统对保护生态是有意义的［8］。勃罗姆列伊还在1982年俄文版的《民族学基础》第三章“非洲各族”单列“地理环境”一目，其中言道：“非洲的地理条件十分复杂，各种自然因素及其区域性配合都很协调，为非洲境内各民族的生存提供了必要的生态条件和相应的食物和技术资源。几千年来，人们适应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过程，构成非洲各民族全部经济文化史的物质基础。”［5］（p155）在借鉴同仁们理论、观点的基础上，科兹洛夫充分吸收了来自人类生态学的思想，于1983年正式提出了名为“民族生态学”的学科。科兹洛夫认为，民族生态学是一门由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相互渗透而形成的学科。由于其与人类生态学的密切联系，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取决于作为人的特殊共同体的民族的特点，而且这一特点表现在生物方面，也特别表现在社会文化方面。民族生态学形成的比较缓慢，是在吸收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民族人口学等与人类生态学有关的内容的基础上形成的。1978年开始的由美苏两国民族学家、人口学家、体质人类学家等共同参与的“为提高各民族和民族群体长寿率开展人类学和民族社会学的综合研究”，对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9］。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在人类学界内部产生的，它吸收了描写语言学的认知理论，变成了民族科学的一个亚领域，后来也受到农业生态学、阐释学以及环境地理学等学科的影响；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则是在民族学界内部产生的，是由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交叉而产生，甚至包含有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民族人口学等学科的若干领域，可见其理论渊源之混杂。

二、研究对象

苏联民族学家勃罗姆列伊认为：“每个学科的对象是在形成一定传统的学科实践中形成的。在确定今天某一学科的轮廓时，不能不考虑到这些传统……而一个学科研究对象的确定，相应地又同阐明它与相邻知识领域的相互关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7］（p235-236）从勃氏的上述论断足可得见研究对象对一个学科的重要性。民族生态学自也不能例外，其研究对象的确定对学科的存续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从康克林1954年提出“民族生态学”之后，学者们对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一直有所争论。然由于康克林不是特别重视理论上的研讨，因此这项工作留给了后来的民族生态学家。到1964年，斯特蒂文特（William Sturtevant）提出，“ethnoecology”一词中的前缀“ethno-”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指的是那些从群体自观出发的研究。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就变成了群体自观下的生物内在联系［10］（p216）。稍后，美国人类学家布罗修斯（J Peter Brosius）等人在界定民族生态学时暗示出其研究范围是传统群体如何组织和分类其环境知识和环境过程［11］。这样看来，民族生态学在当时的研究对象是处于传统社会的群体，范围则仅限于这些群体如何认知环境，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不过，民族生态学家马丁（Martin）认为，民族生态学涵摄了地方性群体与所有的自然环境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研究范围包含了民族生物学、民族植物学、民族医药学以及民族动物学等诸多亚领域。在研究对象上，民族生态学家大多聚焦于土著人环境知识的研究，但他同时也指出，民族植物学家也乐意研究农民传统的农技实践，而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土著人［12］（pxx）。当然，一些生态学家、人类学家正试图扩大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他们认为不仅农村居民值得研究，城市中也有民族生态学存在的空间；不仅要研究特殊群体的传统生态知识，而且要关注漫长历史时期内的生态变迁。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家仍然继续关注传统居民的动植物利用和资源管理实践，关注这些传统生态知识在维护生态安全上的独特价值。

与美国有所不同，苏联式民族生态学最初就是围绕民族（ethnos）来展开的，因此任何跟民族有关的人类生态学问题当然是其职责所在。这里的“ethnos”不同于英语中的“nation”或者“people”，用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的勃罗姆列伊的话说就是指“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相对稳定的文化特点、确定独立的心理特点以及区别于其他类似共同体的联合意识的人们共同体”［13-15］。一般来说，“ethnos”大致相当于英语学界流行的“ethnic group”。正是根据这样的理解，科兹洛夫认为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取决于作为人的特殊共同体的民族（ethnos）的特点［8］，而且其所涉及的问题超出了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和民族人口学的范围。“该学科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族群或族共同体在所居住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文化条件下谋取生存的传统方式和特点，当地生态系统对人体产生的影响，族群或族共同体同大自然作斗争的特点及对自然界的影响，它们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传统，民族生态系统形成和发挥职能作用的规律等等。”［16］到1991年，科兹洛夫主编出版了名为《民族生态学：理论和实践》的论文集，共汇集16篇论文。除涉及生存保障体系外，它还与地理学、人口学、生物学、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相交叉，阐述特殊的地理环境对各民族的生计、饮食、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体质、人口再生产和心理等方面的影响。科兹洛夫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写道：民族生态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在自然和社会―文化条件下生活的各民族共同体的传统生存保障体系的特点，复杂的生态联系对人们健康的影响；研究各民族利用自然环境以及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生态系统形成的规律和功能［17］（p43）。实际上讲的就是各民族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作用。科兹洛夫接着论述道，首先要研究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生物适应和与他们的经济活动相联系的社会―文化适应，这些适应反映在物质文化特点（饮食、服装等）中，甚至反映在民族植物学和民族医学中；其次研究人们在个体和集团层面对周围环境和异民族的社会―文化环境之心理适应的主要方式，预防或降低环境压力的传统方法等；再次还需研究族群和自然的关系，对生态恐怖、生态灾难趋势的预测并借助利用那些物质资源的传统进行生态学教育和其他目的的教育［17］（pp43-44）。与1983年发表的2篇论文相对照，科兹洛夫在1991年的这篇前言中对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补充了一些原来尚未涉及的内容，如“预防或降低环境压力的传统方法”、“对生态恐怖、生态灾难趋势的预测”等。对于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中央民族大学任国英教授认为其“不仅仅局限于民族学与生态学两学科的交叉，他们（指苏联/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家）的学术理念是将生态环境与各民族的方方面面都纳入到本学科的研究框架内。”［17］（p44）堪称一语中的。

两相比较，我们不难看出：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仅仅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其研究对象也基本上限制在传统的居民群体，范围主要围绕这些群体的植物、动物、土地的分类与利用以及他们资源管理的实践等传统生态知识来进行。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研究对象界定为族群或族共同体，范围是与族群或族共同体有关的生态环境的方方面面，范围十分广泛。从这个意义上讲，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与当前欧美人类学界流行的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基本类似。

三、研究方法

对一个学科来说，确定其研究对象之后，就会面临着如何去研究的问题，亦即采用何种研究方法的问题。民族生态学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必须要在方法论上有自己独特之处，方才能得到相关学科学者的承认，在学术谱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由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因此它很大程度上采借了其正规的资料收集方法。为了解被研究群体对自然环境的认知，民族生态学家们常常会设计几个层级的问题，他们首先会问本地有哪些生物？其中有哪些植物？其中有哪些是树？常绿树和落叶树有何差异？这里有哪些不同种类的针叶树？针杉和松树有何不同？……这样一直到最低层级为止［18］（p60）。通过向该群体的不同的人提问同样的问题，经过分析综合，基本上就能够获知被研究群体对他们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的认知总图。不过，后来民族生态学家们逐渐发现，由于他们采用这种假设性的分类，一些被访谈者可能会依照访问者的逻辑去推定，甚至创造出当地没有的事物来。于是民族生态学家们只好又重新依靠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无结构访谈的方法，虽然这两种方法费时又费力，但好在这两种方法的有效性很高。在参与观察的过程中，民族生态学家们常常需要正确记录动植物的当地名称、学名、科属，必须涉及到它的日常用途和仪式用途、利用的部位以及特殊的去除毒素之类的加工技术，甚至还需要了解有关的神话传说，以便更好地把握它们在地方文化中的功用。有时，研究者还被要求采集和保存那些他们记录下来的动植物标本和材料。当然，如今的民族生态学研究虽然在资料采集和分析方法上与以前差别不大，但他们看待这些资料的视角却有了新的变化。比如美国民族生态学家纳扎里（Virginia D Nazarea）就指出，民族生态学是“从某个点出发的视角”，它不仅要摒弃以前那种无历史和政治的倾向，而且要看到权力和风险在塑造环境解释、管理和妥协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民族生态学者才能在跨学科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中充当主角［19］（pp1-19）。

苏联民族学家们认为直接观察是获取民族学情报资料的基本方法，但苏联民族学界起初转向“综合集约调查法”，后来则以夏季短期的小组或个人旅行来排斥综合调查，总的来看是逐渐放弃了“定点”的直接观察方法。鉴于上述民族学调查方法的走向，民族生态学的奠基者之一勃罗姆列伊声称一定要坚持直接观察、定点长期调查的方法，同时还可以根据研究客体变化的实际情况适时采纳问询调查法、历史比较法、类型学方法等其他的研究方法［20］（pp136-146）。但勃罗姆列伊的主张未能坚持多久，苏联就遭遇了解体。随后，民族学也遭受前所未有的学科危机。正是在这个阶段，科兹洛夫总结了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发展历程。在1994年出版的《民族生态学――学科形成和问题史》一书中，科兹洛夫全面阐述了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学科性质、基本理论、流派和研究方法及与其他学科间的关系；其中还对阿塞拜疆的阿塞拜疆人和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人进行研究，开拓性地把移民和民族冲突问题纳入民族生态学研究的视野［17］（p43）。从前人翻译的2篇论文和任国英教授的总结来看，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仍然坚持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同时吸收了人类生态学的方法，从而在方法论上有了自身一定的支撑。20世纪末以来，由于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传入，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研究注意同国际接轨，研究中借鉴和引用西方的理论观点，在研究方法上更加注重实地调查，将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17］（p44）。笔者曾就这一问题向俄罗斯继科兹洛夫后最负盛名的民族生态学家亚姆斯科夫（Anatoly N Yamskov）请教，他认为苏/俄民族生态学依然坚持经典的田野工作方法，创造性地发展了民族生态系统的概念，同时注意使用精细的统计数据和自然地理资料。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由于诞生在认知人类学内部，因此它不仅继承了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无结构访谈等田野调查方法，而且以其独特的研究步骤和视角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初创于20世纪80年代，直到苏联解体以后才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因此研究方法上更多地依赖民族学的直接观察的方法，同时也适当吸纳了系统生态学等理论与方法。只有在俄罗斯民族学界与西方人类学界广泛交流一段时间以后，民族生态学研究才获得了新的理论与方法源泉，从而推动了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四、学术影响

一个学科的生命力是否够强，关键还在于它的学术影响力。对美苏两种传统民族生态学的学术影响的分析，笔者认为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一是看其民族学人类学内部的影响力；二是看其对其他学科学者的号召力；三是看其对境外国家和地区学术的辐射能力。

美国式民族生态学诞生于人类学内部，本身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个亚领域。虽然认知人类学在20世纪60-70年代曾经风靡一时，但随着实践理论、阐释人类学以及反思人类学的出现，民族生态学本身也成为某些学者清算的材料。不过，在文化人类学内部，民族生态学作为一种方法和视角，还是得到广泛的承认的。这从《美国人类学家》、《美国民族学家》、《当代人类学》等顶级杂志上刊登的为数不菲的民族生态学研究论文上可以得到证实。在人类学界之外，民族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也得到了植物学、动物学、生物学、生态学、地理学等学科学者的认可，还有的学者针对性地进行了理论方面的探讨，如墨西哥生物学家托莱多、资源地理学者巴顿（David Patton）都有专门的研讨文章问世。不过，最能说明一个学科影响力的也许要看它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辐射能力了。由于美国社会科学在当今世界研究社群中居于统治地位，单从其数量庞大的实践者、分配到的资源以及学科方法论的影响力上就可以略见端倪，因此美国式文化人类学领导着世界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印刷文本的广为传播更是奠定了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学术优势地位［21］。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如今也已在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印度、中国、墨西哥、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生根发芽。英国与美国同文同种，因此较早接受了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坎特布理肯特大学的埃伦（Roy Ellen）博士更是这一领域中享誉世界的学者，他与《皇家人类学刊》合作出版了名为“Ethnobiology and the science of humankind”的特刊，集7篇专门研究于一体，足见民族生态学在英国人类学界的影响。事实上，即使在俄罗斯国内，从事民族生态学研究的学者们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传统的影响，如今他们在英语写作中已把自身原来应用的“ethnoecology”改称为“ethnic ecology”，且认为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跟美国的文化生态学或生态人类学相差无几［22-24］。

苏/俄式民族生态学虽然创立较晚，但不论在苏联时代，还是在俄罗斯时代，都能在民族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还成立了民族生态学部，专门从事民族生态学研究。从1997-2005年，俄罗斯民族学家与体质人类学家联合会共举办了5次大会，每次会议都有15-20篇的民族生态学专题研究论文参与［22］。在论文的发表上，俄罗斯权威的民族学期刊《民族学观察》（即以前的《苏联民族学》）从1975-2004年共刊发了24篇民族生态学方面的论文，虽然与民族政治研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跟民族心理学、民族社会语言学等其他新兴研究领域一起处于第二序列［24］。值得高兴的是，俄罗斯的学者们还在圣彼得堡创立了名为《民族地理学与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丛刊，专门刊发民族地理学和民族生态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在学术研究之外，学者们还积极参与生态学评估。1999年，民族生态学家斯泰潘诺夫（Valery Stepanov）还主持编纂了《民族生态学评估方法》一书，为俄罗斯民族生态学家参与生态学评估提供了学术指引。由于民族生态学研究在俄罗斯国内已经有了上述良好的基础，因此地理学、生态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在进行研究时也深受影响。对此，亚姆斯科夫曾经说道：“在土著人土地权利和传统居住领域内进行研究的许多专家，他们有着民族学、地理学、生态学（生物学）以及社会学的训练背景，如今喜欢称呼自己为‘民族生态学家’。”即使在一些地方法案的建议草稿中，甚至流行的术语“传统自然资源应用领域”（TTUs）也正在转变成“民族生态学领域”［25］。不过，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学术影响力下降，因此俄罗斯传统的民族生态学对外传播并不是很广泛，仅在原来的加盟共和国内流布。中国从1984年开始译介相关理论，然迄今为止，仅译介过科兹洛夫的2篇论文，且其中尚有不同程度的重复之处。2009年，任国英教授的《俄罗斯生态民族学研究综述》一文算是稍微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

两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在人类学或民族学界内部仍充满活力，都对其他学科造成一定的影响，也都有向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的辐射力。但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更具活力，如今已经得到植物学、生态学等领域学者的认可，跨学科的合作日益增多，兼且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的向外传播更为广泛，如今已经影响到世界上主要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大国。

五、结果与讨论

透过以上四个方面的比较，我们发现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然都诞生于民族学或人类学界内部，从事研究的也都是民族学家或人类学家，但两者之间却有着比较大的区别。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苏联（俄罗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不同的对象所致。我们知道，美国号称为“文化人类学”，其研究的对象是人及其文化，文化在其中尤占重要地位，这跟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始终追求理解土著居民的生态观念有着根本联系。苏联（俄罗斯）既然号称为“民族学”，而且在实际研究中都是围绕“民族”（ethnos）来进行的。苏联式“ethnoecology”中的前缀“ethno-”仅表示着与“民族”（ethnos）或族群单位相关，而并不像美国式“ethnoecology”中的前缀“ethno-”，其意思乃是“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是一种主位的对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前缀“ethno-”意义的区别乃是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之间的根本差别。鉴于这种意义上的差别，一些俄罗斯学者已经采用“ethnic ecology”来指称苏/俄式民族生态学。

在准备和阅读材料的过程中，笔者还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苏联/俄罗斯民族学者都认同这种跨领域的学科。如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切什科（Sergei Cheshko）就认为民族学中出现的民族生态学等之类的亚学科大部分都是夭折的分类。因为它们不能改变任何事情，学者们只是继续做他们过去做的东西罢了，而且以后这些亚学科的继承者会为他们抓住的一点皮毛而沾沾自喜起来，甚至会声称一切事物离开了生态学无法解释［26］。切氏的论述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只是在学界内部划分一下势力范围，而没有理论方法上的升华，这种划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实上，如果民族学人类学者因为沉迷于分支领域的研究，而未能坚持“全貌观”的基本准则的话，那么这种分支不要也罢。

依上述认知去审视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我们会觉得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具备其自身的学科特点，而且具备完善的方法论工具，是一种人类学生态研究范式的更新。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则不然，它更多的是对人类生态学的一种类比，主要作用在于划分学术领域，既没有形成独特的学科特点，也没有完善的方法论工具。当然，这并不是说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一无是处，它所开拓的文化适应不完善的思想、对不同族体的心理适应的研究、景观民族特点的论述，对民族学人类学的生态研究仍然具有其独特价值。

（致谢：俄罗斯科学院亚姆斯科夫博士曾向笔者提供他的论文电子版以供参考，还在电邮中耐心地回答了笔者的疑问，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考文献：

［1］〔法〕乔治•梅塔耶、贝尔纳尔•胡塞尔著，李国强译民族生物学（上）［J］世界民族，2002（3）

［2］ Justin M Nolan Ethnoecology［A］ H James Birx 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 （vol2） ［C］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6

［3］ Victor M Toledo What is ethnoecology?： origins， scope， and implications of a rising discipline［J］ Etnoecologica， 1992（1）

［4］ David Patton Ethnoecology： The Challenge of Cooperation［J］ Etnoecologica， 1993（2）

［5］〔苏〕Ю•В•勃罗姆列伊、Г•Е•马尔科夫主编，赵俊智译民族学基础［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6］〔苏〕BN科兹洛夫关于民族学的界限问题［A］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译文集（三）［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7］〔苏〕Ю•В•布朗利从逻辑系统分析看民族学的对象［A］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译文集（三）［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8］〔苏〕科兹洛夫著，黄德兴译民族生态学的任务［J］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4（3）

［9］〔苏〕B科兹洛夫著，王友玉译民族生态学的基本问题［J］国外社会科学，1984（9）

［10］ Catherine S Fowler Ethnoecology［A］ D Hardesty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C］ New York： Wiley， 1977：216

［11］ J Peter Brosius， George W Lovelace， and Gerald G Marten Ethnoecology： An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Knwledge［A］ Gerald G Marten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in Southeast Asia ［C］ Boulder： Westáview Press， 1986

［12］ Gary J Martin Ethnobotany： A Methods Manual ［M］ London & Sterling， VA： Earthscan， 2004： xx

［13］ Marcus Banks Ethnicity： Anthropological Constructions ［M］ London： Routledge， 1996：19

［14］〔苏〕尤里•勃罗姆列伊著，李振锡、刘宇瑞译民族与民族学［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39

［15］潘蛟勃罗姆列伊的民族分类及其关联的问题［J］民族研究，1995（3）

［16］〔苏〕B•И•科兹洛夫著，殷剑平译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主要问题［J］民族论丛，1984（3）

［17］任国英俄罗斯生态民族学研究综述世界民族，2009（5）

［18］ Emilio F Moran Human Adaptability： An Introduction to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M］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2

［19］ Virginia D Nazarea， A View from a Point： Ethnoecology as Situated Knowledge ［A］ Virginia D Nazarea Ethnoecology： Situated Knowledge/Located Lives ［C］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9

［20］ Ю•В•布朗利、MB克留科夫民族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学派和方法［A］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译文集（三）［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21］ Valery A Tishkov US and Russian Anthropology： Unequal Dialogue in a Time of Transition ［J］ Current Anthropology， 1998（1）

［22］ Anatoly N Yamskov Applied Ethnology in Russia［J］ NAPA Bulletin， 2006（1）

［23］Elena Tinyakova Fieldwork： Man in the System of Nature and Priority of Natural Laws in Human Life ［J］ Coll Antropol 2007（2）

［24］Sergey Sokolovskiy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in Russia： Draft Case Report ［Z］ Paper presented at “Anthropology in Spain and Europ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Madrid， September 2-7， 2008

篇(7)

关键词：环境微生物学 教学改革 教学方法 专业实践能力

我国西部地区是经济欠发达、需要加强开发的地区，也是我国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民族院校是党和国家为解决我国国内民族问题而建立的综合性普通高等院校，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探索，民族院校已成为培养少数民族高素质人才、研究我国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传承和弘扬各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基地。西部民族院校迄今为止共有5所，与中东部地区民族院校相比，基础办学条件落后，实验室建设滞后，极大地影响了教学过程和培养目标的实现。以贵州民族大学为例，如何在国家新一轮西部大开发、贵州省工业强省战略的指导下积极调整学科专业，适应地方经济发展转变和产业结构转型，改进人才培养模式，增强学生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和就业、创业能力，成为新形势下课程教学改革的新要求。[1]

环境微生物学是环境科学、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的重要专业基础课，该课程知识点多且繁杂，涉及多学科交叉，内容极为抽象，学生对其缺乏感性认识，理解难度加大。在课程教学中我们尝试了一些改革，着力激发学生本课程的学习兴趣，加强专业实践能力，本文就此谈几点体会，与同行探讨。

一、创新思路，优化教学内容。

教学改革的重点之一是教学内容的改革。环境微生物学主要以微生物学学科理论与技术为基础，重点研究污染环境中的微生物，整个教学课程原理多、概念多、实践性强，涉及有机化学、生物化学、遗传学、生态学、水污染控制、大气污染控制、固废处理处置、污染物环境中的降解等方面的原理和机理，内容极为抽象，而西部地区学生知识基础相对东西部地区学生薄弱，加之教学实验条件有限，学生到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环保机构及与微生物相关的企业、工厂实习、参观的机会少，学生对本课程缺乏感性认识，理解难度大，上课时往往听得清但易混淆，记不牢。因此，必须根据本课程特点、人才培养目标和区域特点改革课程内容，确保教学效果，达到预期教学目的。

为增强课程的知识性和趣味性，提升学生学习兴趣，有必要在教材内容的基础上适当地增加一些本课程相关的前沿知识和技术方法，适时调整实验教学模式， 增列最新的、有价值的课外读物（教材、各种专业网站的研究报告和综述等），突出专业基础课的特点，逐步提高教学效果。例如，课间通过多媒体播放Discovery探索频道―搜索微生物世界、自然科学十大发现第九名―微生物等视频短片，在课间休息中了解微生物世界;通过嗜酸菌“吃矿石、吐黄金”将废矿、贫矿变废为宝的的微生物冶金技术引出古细菌的讲述;通过展示辽宁大连的“荧光海”图片引出藻类的讲述;通过介绍脱水污泥生物产电的最新研究成果引入微生物与废物资源化的讲解;结合民族地区的特色和优势资源，向学生介绍微生物在民族药学和民族医药资源研究中的巨大作用，课余时间集中参观民族药学实验室，鼓励学生课后与药学专业学生相互交流;介绍一些与环境保护与治理、微生物相关的网站，利用学校图书馆网络资源，知道学生上网查询相关资料，扩大知识面和信息量。

二、科学设计，改革教学方法

1.上好第一课，帮助学生理清课程思路

绪论课是每一门学科的第一课，是学生对一门新课程的第一印象，绪论课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学生在今后学习中对该课程是否产生兴趣，影响到学生对该课程的掌握程度。我们通过“3W”（what，why，how）中的what帮助学生明确微生物学和环境微生物学的相互关系、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引入学科定义并形成定义模式，应用于其他学科的学科定义;通过why的问法明确学科的学习、研究价值，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教育观念，掌握规律，构建专业素养;通过how的提问在第一课时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学好本门课程，自己有哪些方面的想法，有何预期，在学期课程结束时再引导学生反思是否达到了自己的预期目标，并向教授反馈自己的意见及想法，培养能独立思考的专业人才。[2]

2. 采用启发式教学，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启发式教学可以强化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记忆，使学生处于主动学习的过程。例如，在讲述核酸是遗传物质基础时介绍1928年Griffith的肺炎球菌转化试验， 启发学生思考小鼠注射活R菌或死S菌存活、注射活S菌死亡、注射活R菌和热死S菌死亡心血中可分离出活S菌的原因;再介绍1944年Avery等的转化试验，启发学生思考并回答为何活R菌加S菌DNA或加S菌DNA及S菌DNA以外的酶长出S菌，而加S菌DNA和S菌DNA酶长出R菌，引导学生逐步得出DNA是遗传物质的基础。

3. 采用直观式教学，增强学生对课程的理解

现代教育技术的可以将文字、网络图片、视频等直接展示给学生，具有直观性，方便学生理解抽象复杂、枯燥乏味的理论知识。例如，通过多媒体教学将网络下载的污水处理厂3D模型视频展示给学生，让学生观看其整个工艺流程和配置，将已有的水处理知识与环境微生物学中的活性污泥法、生物膜法、生物去氮去磷等知识点结合起来，系统性地回顾和学习;又如，利用动画展示微生物对营养物质吸收的四种方式，简要明了地理解单纯扩散、促进扩散、主动运输和基团转位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再如，利用动态图片展示DNA与RNA的碱基互补配对、信使RNA在细胞中的合成及蛋白质的合成过程，使学生看一次就能理解该内容。

4. 采用辅助式教学，提升学生获取专业信息的能力

现代社会是信息化社会，贵州新兴的大数据产业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教学教育视角，指导学生课后利用校内数字资源平台查询国内专业动态和相关资料，扩大知识面，收集有用信息，思考在前人的研究基础和学院现有条件下我们还可以做的或者创新的东西，提高专业素养;推荐学生利用Endnote文献管理软件、SPSS统计软件、MATLAB软件等科学合理地管理文献、分析处理数据，培养专业文献查阅和数据处理能力;利用QQ群共享专业资料、专业网站链接、环保活动信息等，指导学生共同学习和相互讨论等。

三、更新理念，加强专业实践能力培养

1.调动学习积极性，提高学生动手能力

实验课程是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课程。部分高校在环境微生物学的实验教学中采用PBL教学法[1] [2]，我们根据实际情况，除基础实验外增设了课外自发实验、综合实验和创新实验。

1.1基础实验。按照实验大纲，学生在实验课上完成显微镜的操作、微生物的染色观察、培养基的配置和灭菌、无菌操作、空气中的微生物检测等基础性实验。

1.2自发实验。教师向学生发放“家用双歧杆菌菌粉”、“乳酸杆菌菌粉”等微生物制剂，引导学生课后进行自制酸奶和保存菌种等自发实验，提升学习积极性和动手能力。

1.3综合实验。利用与环保公司的培养协议、学院“喀斯特湿地生态监测实验室平台”等资源，发展学生参与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实际课题。例如应用污染环境中的生态修复知识参与污染土壤中微生物碳源源利用实验，通过微生物对一些典型碳源（如糖类、氨基酸、羧酸类等）的不同利用模式来表征基质利用的动力学特征[3]和微生物群落差异[4] 等，使学生能将课本知识与实际应用统一起来，达到能力提高与素质培养相统一、内容构建模块化、产学研相结合的高素质人才的培养目标。

1.4创新性实验。依托学生本科毕业论文和校级科研课题，由学生根据自身兴趣与要求提出实验方案，学院老师指导完成，学生可以自主完成项目设计、项目申请、实验过程及数据分析，提升文献搜集和整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专业论文撰写能力。

2. 改革实验教学内容，提高专业实践能力

传统的实验教学基本依靠实验指导书籍，由教师制定实验大纲并讲解，学生按部就班地操作，课后撰写实验报告。在我们的教学过程中发现学生有主动、深入研究实验结果的需求，我们认为，作为高校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环境微生物学要适应地方经济发展转变和产业结构转型，改进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增强学生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和就业、创业能力。以贵州民族大学为例，“十二五”期间学校依托中央财政专项资金、中央及省级财政资金为“贵州少数民族医药资源开发与利用重点实验室”（国家民委在建重点实验室，2011年）新购梯度PCR仪、DGGE变性梯度凝胶电泳、荧光倒置显微镜、全自动分析荧光化学发光凝胶成像系统等仪器设备，这些分子生物学设备可应用于环境微生物监测;因此，在讲解微生物监测技术的新发展时，我们可直接给学生展示这部分设备和研究成果，并系统讲解PCR-DGGE技术的原理和操作步骤、16S rRNA的特点等，鼓励学生参与到教师的科研课题尤其是校地、校企联合项目中去，在实际问题中锻炼专业实践能力。

结语

随着气候和环境问题的进一步凸显，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国家的西部大开发、区域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环境开发利用和保护，培养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人才可向民族地区环保产业的研究与开发输送新鲜血液。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们将继续学习、探索并不断总结经验，为培养民族地区高素质环境专业人才而努力。

参考文献

[1]曹媛媛， 等. PBL教学法在微生物学教学中的应用[J]. 生物学杂志， 2013.

[2]刘佳明， 等. P-BL教学法在《环境微生物学》实验教学中探索与实践[-J]. 中国微生态学杂志，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