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与哲学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生活与哲学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关键词：“三思”，《生活与哲学》

 

新课程理念下的《生活与哲学》课堂教学必须要有生活味和哲学味。然而，要让课堂洋溢着生活味相对容易些，而充满着哲学味却并非易事。因此，很有必要对《生活与哲学》课堂教学充满哲学味进行探索。

一、让课堂充满理性思辨的魅力

普通人对哲学家所大惑不解的那些问题往往终生不疑，甚至从来就没有思考过它们，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哲学是高高在上、高不可攀的学问。实际上哲学的问题就深深地蕴涵在日常生活中，并且与生活密切相关、密不可分，只不过我们缺少使它们“浮出水面”、“上升”到哲学高度的理性思维罢了。

哲学的土壤，尤其是“辩证法”，孕育的是人的思维方法，敢于否定自己的、客观的、不拘泥于任何束缚的思维方法。研究哲学的人受过这种逻辑思维的训练之后，长于推理及判断，不容易自相矛盾。哲学家大都具有整体而根本的立场，在提出观点时，也明白自己的预设及限制，总是温和而有商榷的余地。我们常不可避免地要从哲学意义上对“人”进行思辨。尽管有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的说法在先，但是“如果失去联想，人类将会怎样”？

有个故事，说是一个瞎子在森林里迷了路，摸来摸去却怎么也找不着方向。后来，他一不小心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跤。这时他听到地上有人骂到：“谁踢我了？”原来绊着他的是一个瘸子。两个人于是坐到地上聊了起来，瞎子说自己迷了路怎么也找不到方向，两人彼此诉了很长时间的苦。后来瞎子灵光一闪说：“我把你背在背上，你为我指明方向，我来行走，不就能走出去了吗？”两人一拍即合。故事中说的瞎子即指理性，而瘸子即直觉。同样，日常工作中，它们缺一不可，我们只有合理地使用二者才能取得成功。毕业论文，“三思”。这种理性的思辨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舒展着师生的心灵。

二、重视哲学思维能力的培养

哲学是一门特具思辨性的学科。在《生活与哲学》课教学中，教师除了要重视知识的传授和立场观点的教育外，还应特别注重对学生哲学思维能力的培养，主要包括抽象思维能力和辩证思维能力。一方面，培养学生抓住事物本质属性，从广泛的社会实践中，从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个性中找到共性，揭示事物本质的能力。我们身边的人、事，我们的社会、国家，我们的思想，大到宏观天体、小到微观世界，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在变化着。因此，我们看事物的时候应该把事物如实地看成是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另一方面，注重学生辩证思维的能力培养，让学生逐步学会在运动、联系、矛盾中去考察和分析事物。毕业论文，“三思”。《生活与哲学》教材中，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构成章节内容的基本框架，而哲学思维方式则是隐涵于教材中的一种思路。如果教师机械地分成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教学，而忽视了学生思维方式的培养和形成，就会造成学生对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理解上的分离。哲学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更重要的是一种思维方式。哲学思维是把知识、观点、方法串连起来的一条暗线，没有这条线，教学结构就缺少内在联系，不能构成有机统一的整体。

《生活与哲学》课程是一个前后连贯、互相渗透，包括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价值观、人生观等一系列哲学问题的系统。这就要求教师在备课时就要用哲学的思维来备课，通盘考虑，准确地把握各部分、各知识点之间的联系，把每一部分都看作是整个系统中的一个环节。哲学是一种对各种思想和认识的贯通和超越的思想，是“智慧之学”，是追求真、善、美的学说，是人类精神的灵光和时代精神的精华。毕业论文，“三思”。要在求“是”的基础上，重视对学生的心灵、智慧的开发，重视对他们性情的陶冶，重视人格与个性的教育，重视对情感、情绪和意志的培养，重视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倡导，使学生理解人生的意义，追求更高的生活境界，这才是我们要给学生的最最重要的东西。

三、留给学生思考的时间和空间

哲学注重思辨，思辨需要时间与空间。为了活跃课堂气氛和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不少教师往往设计丰富多彩的活动及大量的提问，使得课堂热闹非凡却失去应有的思考时间。教学提问的价值在于教师能够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启发学生深入思考，获得新知，而不是简单应答。一节优秀的《生活与哲学》课，必须留给学生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为此笔者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可从以下几点进行教学：

第一，巧妙设疑，善于解难释疑。巧妙地设疑，是启发学生积极思维、培养学生探索真理能力的重要手段。其次，结合热点，密切联系实际。多提一些应用型的问题，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提高学生的思维与应用能力。毕业论文，“三思”。第三，留有余地，巧设课堂“空白”。毕业论文，“三思”。中国的绘画、书法很讲究“布白”艺术。毕业论文，“三思”。课堂教学也是一门艺术，课堂中的“空白”艺术，要求教学中要留有余地。

从课堂教学改革导向看，哲学味的《生活与哲学》课堂教学，必将随着课堂教学改革的春风，伴随着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的进一步推广而获得新生。探索的道路还相当漫长，但我们始终应朝着一个目标努力，那就是：让《生活与哲学》课充满着哲学味，用智慧启迪智慧，让智慧的火花在课堂中碰撞、绽放，感染每一个渴望和追求智慧的学子；让诗词之韵、哲言之智、思辨之美透出百般意、万种情，舒展心灵，铸造灵魂。

篇(2)

关键词：游牧文化；乌桓；鲜卑；研究索引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273-03

一、论著类（含博士、硕士毕业论文）

成永娜，《乌桓民族关系探析》，烟台大学硕士生论文，2009年。

郭鹏，《十六国时期慕容燕集团文化述论》，西北师大硕士毕业论文，2009年。

闵海霞，《匈奴发展史研究》，兰州大学博士生论文，2010年。

吴松岩，《早期鲜卑墓葬研究》，吉林大学博士生论文，2010年。

蒋东明，《慕容鲜卑兴衰原因探析》，内蒙古大学硕士生论文，2012年。

李莎，《论乌桓、鲜卑的南迁及其对汉匈关系的影响》，渤海大学硕士生论文，2012年。

陶丽根，《拓跋鲜卑早期史地综考》，内蒙古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郝燕妮，《慕容鲜卑对“中国”认同问题研究》，吉林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刘洋，《东汉王朝东北地区治理政策研究――以东汉王朝与鲜卑的关系为重心》，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梁云，《拓跋鲜卑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生论文，2013年。

周刘备，《唐代诗人眼中的汉代边疆问题》，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李洪波，《两汉时期的马政与边疆安全》，东北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李焕清，《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名号与崇山习俗考论》，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

李路《汉代东北边疆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流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6月

张婷婷，《鲜卑族民间美术造型》，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高建国，《鲜卑族裔府州折氏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

二、论文类

理论研究综述

傅新民，《融合、消亡、新生――北魏拓跋鲜卑文化改革沉思》，《网络财富》2009年01期。

闫祥云、马成军，《拓跋鲜卑史学自觉与北朝史学编纂》，《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02期。

姚胜，《甘英出使大秦原因考》，《塔里木大学学报》2009年03期。

李焕清、王彦辉，《匈奴“瓯脱”考辩》，《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04期。

王平、陈文，《简述东汉前期对北匈奴的政策》，《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04期。

薛海波，《试论汉魏之际东北各民族的政治发展形态――以部落酋豪为中心》，《东北史地》2009年08期。

闵海霞、崔明德，《试析南匈奴未能实现统一的原因》，《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0期。

李治亭，《论边疆问题与历代王朝的盛衰》，《东北史地》2009年11期。

陈得芝，《秦汉时期的北疆》，《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09年12期。

焦应达，《古代北方民族法律起源探析》，《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5期。

程尼娜，《汉代东北亚封贡体制初探》，《学习与探索》2010年05期。

梁云，《内蒙古地区鲜卑历史的研究意义》，《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0年06期。

秦树才、梁初阳，《〈后汉书〉中国民族史史料概说》，《西南古籍研究》2011年06期。

杨春奋，《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男子发式微探》，《鸡西大学学报》2011年07期。

梁云，《早期拓跋鲜卑研究回顾》，《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1期。

王冉，《论早期鲜卑和东胡的渊源》，《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年02期。

付开镜，《魏晋南北朝鲜卑民族性观念的儒家化》，《史林》2012年06期。

周丽莎，《魏晋时期鲜卑之崛起及其被打压》，《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2年12期。

尹波涛，《略论马长寿先生的北魏史研究――以〈乌桓与鲜卑〉为中心》，《西北民族论丛》2013年08期。

李晓标，《区域旅游开发中的文脉分析研究――以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园为例》，《现代营销（学苑版）》2013年10期。

李昆、李建凤，《知网所见鲜卑族族源研究综述》，《青春岁月》2014年01期。

高然，《民族历程与慕容改姓》，《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07期。

戴光宇，《试论鲜卑语、契丹语和满语的关系》，《满语研究》2014年12期。

赵红梅，《汉代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比较研究――以度辽将军、护羌校尉、使匈奴中郎将为中心》，《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年09期。

起源与发展史

李海叶，《北魏时期的慕容与鲜卑》，《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

黄河，《3-4世纪昌黎鲜卑胡姓群体初探》，《东北史地》2010年01期。

赵学政，《诗歌（词）中的北疆游牧史考――以匈奴、鲜卑为例》，《前沿》2010年01期。

殷宪，《拓跋代与平城》，《学习与探索》2010年03期。

李书吉，《拓跋魏代北史实拾遗》，《学习与探索》2010年05期。

曹永年，《关于拓跋鲜卑的发祥地问题――与李志敏先生商榷》，《中国史研究》2010年08期。

潘玲，《西汉时期乌桓历史辨析》，《史学集刊》2011年01期。

刘军，《论鲜卑拓跋氏族群结构的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01期。

赵红梅，《慕容鲜卑早期历史谈论――关于慕容氏的起源及其对华夏文化的认同问题》，《学习与探索》2011年05期。

梁云，《拓跋鲜卑西迁大泽、匈奴故地原因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07期。

杨军，《乌桓山与鲜卑山新考》，《欧亚学刊（国际版）》2011年10期。

倪瑞安，《拓跋南迁匈奴故地研究述评》，《东北史地》2012年01期。

穆臣，《慕容鲜卑民族共同体形成考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7期。

温玉成，《论拓跋部源自索离》，《新疆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11期。

丁柏峰，《简论吐谷浑西迁之后与慕容鲜卑的历史分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01期。

崔向东，《论慕容在慕容鲜卑崛起中的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02期。

王鹏，《鲜卑人觊觎中原慕容世家的“皇帝梦”》，《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02期。

刘宗铭，《简述鲜卑族的起源及发展演变史》，《学理论》2013年03期。

王天蛟，《嫩江流域是鲜卑入主中原的必由之路》，《理论观察》2013年04期。

魏俊杰，《论鲜卑段部的源流和兴衰》，《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6期。

高然，《慕容鲜卑早期历史考论》，《地方文化研究》2014年08期。

文化、社会生活与习俗

高恒天、赵金国，《秦汉时代鲜卑族的道德生活及影响》，《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2期。

徐海晶，《从北朝上层女子看鲜卑族的贞洁观》，《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04期。

孙险峰，《北魏鲜卑人的宇宙观――从鲜卑人的祭天礼制看宇宙观的变迁》，《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年11期。

庄鸿雁，《鲜卑萨满文化三论》，《学术交流》2012年09期。

王永平，《北魏后期迁洛鲜卑皇族集团之雅化――以其学术文化积累的提升为中心》，《河北学刊》2012年11期。

陈鹏，《拓跋鲜卑七分国人时间异说形成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2年12期。

吕净植，《鲜卑非瑞兽辨》，《北方文物》2013年02期。

艾荫范，《尾音节为“隗”的古鲜卑人名音读和意涵初判》，《北方文物》2013年04期。

王春红，《北魏鲜卑八姓之嵇、奚辨》，《许昌学院学报》2014年04期。

赵和平，《于阗尉迟氏源出鲜卑考――中古尉迟氏研究之二》，《敦煌研究》2014年06期。

肖永明，《青海魏晋十六国墓葬的鲜卑文化因素》，《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05期。

曾顺岗、张宏斌，《鲜卑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儒士命运――对北魏崔浩被诛的深层解读》，《天府新论》2014年05期。

孙楠，《鲜卑族口传文学的史料价值》，《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09期。

陆刚，《东汉鲜卑立体造型艺术发展脉络研究》，《雕塑》2014年09期。

宋丙玲，《从文本和考古材料探析早期鲜卑服饰反映的汉人意象》，《中国美术研究》2014年09期。

陆刚，《鲜卑立体造型艺术作品构成形式解析》，《美术教育研究》2014年10期。

政治、制度与军事

薛宗正，《关于慕容氏集成制度的探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

李俊方、魏舶，《汉晋护乌桓校尉职官性质演变探析》，《北方文物》2009年11期。

李大龙，《简论曹魏王朝的鲜卑政策――以王雄刺杀轲比能为中心》，《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10期。

李瑾明，《游牧社会领导者的作用考――以鲜卑君主的地位为中心》，《宋史研究论丛》2010年12期。

金洪培，《淝水之战与慕容垂复燕》，《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4期。

林永强，《汉朝针对降附乌桓的军政管理措施考论》，《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年04期。

曹晋，《克里孟古城：檀石槐鲜卑军事大联盟的指挥中心》，《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06期。

毋有江，《拓跋鲜卑政治发展的地理空间》，《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2年12期。

赵红梅，《鲜卑朝贡制度构建的历史轨迹――1―4世纪鲜卑朝贡中原王朝特征述略》，《学习与探索》2014年04期。

程尼娜，《汉魏晋时期东部鲜卑朝贡制度研究》，《学习与探索》2014年04期。

民族交往与融合

王华权，《汉语亲属称谓前缀“阿”成因再探――兼说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语对中古汉语的影响》，《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4期。

崔明德、成永娜，《乌桓调整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原因及其影响》，《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07期。

周惠泉，《宇文虚中新探》，《文学评论》2009年09期。

孙玉景，《古代浑河地区民族族系嬗变及其文化特征》，《民族论坛》2010年03期。

汪锡鹏，《由太和五铢到北周三品――从钱币上看北朝鲜卑统治者的汉化进程》，《中国城市金融》2010年03期。

羊瑜，《从六镇鲜卑看拓跋鲜卑的汉化过程》，《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06期。

赵秀文、金锋、包福存，《鲜卑族汉化与诺曼底贵族盎格鲁化比较》，《牡丹江大学学报》2010年08期。

庄金秋，《略论段部鲜卑与两晋的关系》，《东北史地》2010年09期。

束霞平，《刍议鲜卑族服饰对南北朝戎服的影响》，《丝绸》2010年10期。

沈波，《对鲜卑族种属的多角度探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11期。

金洪培，《叛服不常――略论慕容鲜卑与西晋的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12期。

高然，《鲜卑豆卢氏世系补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12期。

赵红梅，《乌桓朝贡东汉王朝探微》，《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11期。

胡玉春，《铁弗匈奴与拓跋鲜卑关系考略》，《黑龙江史志》2012年01期。

王荔，《慕容鲜卑汉化过程浅析》，《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年03期。

李春梅，《匈奴与乌桓的关系考述》，《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03期。

李莎，《论两汉时期乌桓、鲜卑南迁的原因及对汉匈奴关系的影响》，《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05期。

管芙蓉，《鲜卑族入主中原的意义》，《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6期。

潘慧，《浅析拓跋鲜卑和中原文化的融合与冲突》，《丝绸之路》2012年08期。

赵红梅，《政治中心的移徙与民族文化的交融――慕容鲜卑传统教育渊源解析》，《学习与探索》2013年02期。

孙泓，《慕容鲜卑迁入朝鲜半岛及其影响》，《朝鲜、韩国历史研究》2013年03期。

郑亮，《试论东汉与鲜卑的和战关系》，《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3年09期。

刘彦坤，《浅析鲜卑文化在南北朝时期对民族大融合推动作用》，《商》2014年04期。

孙颢，《高句丽与慕容鲜卑关系解读――以陶器为视角》，《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6期。

崔向东，《乌桓、鲜卑南迁西进与北方民族关系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年07期。

杨懿，《华裔理殊：永嘉之乱前的慕容鲜卑及其改革动因》，《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7期。

苗霖霖，《党项鲜卑关系再探讨》，《黑龙江民族丛刊》2014年08期。

考古研究

吴松岩，《早期鲜卑考古学主要发现与研究述评》，《东北史地》2009年01期。

韦正，《鲜卑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07期。

倪瑞安，《拓跋―北魏墓葬研究的学科背景与核心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2010年01期。

吉平、刘海文、马婧，《内蒙古南宝力皋吐鲜卑墓地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0年06期。

陈孔坛，《“北周三品”钱币是鲜卑宇文部汉化的物证》，《东方收藏》2010年11期。

李怀顺，《河西魏晋墓壁画少数民族形象初探》，《华夏考古》2010年12期。

潘玲，《东汉至魏晋早期鲜卑墓葬的特征与演变分析―以性别和年龄差异为例》，《草原文物》2012年03期。

范恩实，《论西岔沟古墓群的族属――兼及乌桓、鲜卑考古文化的探索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04期。

吴荭、王策毛、瑞林，《河西墓葬中的鲜卑因素》，《考古与文物》2012年04期。

潘玲，《长城地带早期鲜卑遗存文化因素来源分析》，《边疆考古研究》2012年08期。

吴松岩，《拓跋鲜卑一种特殊的合葬类型―二次叠葬墓》，《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09期。

谢洪波，《北朝镇墓兽造型与鲜卑族汉化的关系解析》，《贵州民族研究》2013年04期。

林林、冯雷、郭松雪，《慕容鲜卑早期落脚点“棘城之北”考》，《草原文物》2013年09期。

范兆飞，《北魏鲜卑丧葬习俗考论》，《学术月刊》2013年09期。

张景明，《鲜卑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边疆考古研究》2013年12期。

篇(3)

课题名称： 儒家孝道与现代家庭养老

学生姓名：

系 别： 政治与法律

专 业： 思想政治教育

指导教师：

一、综述国内外对本课题的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研究动态：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问题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各国学者开始对这个古老的研究领域给予新的重视，寻求各种解决方法，以面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主要有二个方向，一是以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多数学者选择的希望通过发展社会养老即建立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来解决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一是希望健全现有的家庭养老体系，辅助以社会养老体系，中国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这，主要希望发扬中国传统的尊老、敬老的思想来促进家庭养老的健康、和谐发展，这方面较为突出的论文有有萧振禹主编的《养老，你指望谁——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困惑》等，张怀承主编的《中国的家庭与伦理》等。他们提倡目前中国应继续以家庭养老作为主要的发展方向、通过对儒家传统的孝道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来达到家庭养老的健康发展。

选题的依据

孝道思想是儒家及儒家思想核心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种孝道思想的影响，中华民族才形成了尊老爱幼，孝敬老人，赡养老人的传统美德。据有关资料统计，2000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已达1.3亿，占总人口的11%，根据科学预测，到2025年底老年人口将达2.8亿，约占总人口的20%。显然，我国正以惊人的速度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与发达国家不同，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进入的，时间短，速度快，指望在短期内用社会保障和敬老院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医。老有所终不太现实。家庭养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是我国养老的主要途径。在这种背景下，探讨儒家的孝道思想尤其是其中的敬老原则与现代家庭养老的关系，对于现代社会的进步发展，解决老龄化社会中的一系列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选题的意义

a 从理论上看，丰富和深化了儒家“孝道”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健康的养老体系

b 从实践上看，对于加强家庭道德建设，推进家庭文明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基本内容

儒家“孝道”思想与现代家庭养老

1儒家“孝道”的基本内容

2儒家“孝道”原则的糟粕和精华

3现代中国的家庭养老

4儒家孝道的现代转承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重点：在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儒家“孝道”的转承

2、难点：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儒家“孝道”的糟粕和精华

三、研究的步骤、方法、措施及进度安排：

步骤：

1、收集资料

2、归纳整理资料

3、编写写作提纲

4、写作论文

5、修改文章

6、完善定稿

方法：

1、文献研究法;

2、历史分析法;

3、演绎归纳法;

4、分析综合法。

措施：

1、充分收集资料

2、对资料进行阅读，分析和综合

3、制定写作计划表

4、主动多与指导老师交流

进度安排：

1、2005年12月20日前确定选题

2、2006年1月16日前提交开题报告

3、2006年4月10日前提交论文初稿交指导老师审阅后进行修改。

4、2006年5月20日前交定稿

四、主要参考文献：

[1] 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 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3] 刘翔：《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4] 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5] 辜鸿铭著，黄兴涛、宋小庆译：《中国人的精神》，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

[6] 杜汉生：《中国精神》，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7] 萧振禹主编：《养老，你指望谁——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困惑》，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

[8] 武寅、石竣主编：《家庭伦理与人格教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9] 吕平主编：《孝经》，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6年版

[10]《中国人口报》，1999年2月5日1版

[11] 张怀承主编：《中国的家庭与伦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12] 高成鸢主编：《中国的尊老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3]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4] 杂志：《中国哲学史》、《哲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等有关中国哲学、儒学网站

五、指导教师意见：

签名：

六、教研室意见：

签名：

注：此表由学生本人填写，一式三份，一份留系里存档，指导教师和学生本人各保存一份。

篇(4)

尽管如此，这并未影响与西美尔同时代的人和后辈学子对他的尊敬和高度评价。他的学生就“觉察出那个时代的天分”和他“从现代主义者角度对那个时代的解释”。有人把他的《货币哲学》推许为“这个时代的哲学”。卢卡奇认为没有人不对西美尔的思想着魔，后者是现代哲学领域最重要也最令人感兴趣的过渡现象。鲍曼对西美尔也赞不绝口，认为后者是非常有力度和最富洞察力的现代性分析家，同时还是一位敢于发表言论的作家、一位思想家和开创了社会学风格的人。雷克称赞西美尔奠定了德国社会学的现代规则，为德国的美学社会学注入了鲜活力量。诸如此类，西美尔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他对他的学生、同时代人乃至后辈学者有着深远影响，布洛赫、韦伯、卢卡奇、舍勒、布伯、克拉考尔和本雅明都因为从其思想中汲取了营养而受益匪浅。

一.西美尔的现代性研究特色

西美尔在现代性研究方面的独特之处或贡献在于他研究方法和角度的独领。首先，与传统研究不同的是，如果说韦伯是从宏观的角度展开现代性研究的进程，那么西美尔则是从审美的心理感受的角度即从现代都市生活体验的微观角度来界定现代性，以此凸显现代个体的内在心灵。与韦伯致力于用理性来描述现代性不同的是，西美尔特意强调文化的感觉性，同时用个体的生活感受来建构社会整体。故而他的现代性理论研究不是采取历史分析的方式，而是一种对现代性社会现实体验方式的言说。西美尔经常聚焦于人的内在生活和现代性心理学，他将现代性界定为心理主义，并要求按照内在现实来体验世界。因此，对于那些分析现代性体验方式至关重要的心理过程，西美尔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性。正如刘小枫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所说：“西美尔以一种审美（感觉）方式来确定现代经济制度与现代社会文化制度的心性品质之内在关联，以便更切近地把握现代人的生活感觉。”[1]在《哲学文化》一文中，西美尔写道：

现代性的本质是心理主义，……是固定内容在易变的心灵成分中的消解，一切实质的东西都被心灵过滤掉，而心灵形式不过是变动的形式而已。[2]

构成西美尔现代性洞识的社会经历与他个人内在体验相结合不是偶然的，这尤其适用于他对大都市生活和成熟货币经济的异化关系所引发的内心紧张。我们可以很容易在他的作品中发现现代性的社会心理学痕迹。而且对个体内心生活的强调，与西美尔保护个体性的意图以及后来重新构建个体性的意图妙合无痕。因此，在西美尔那里，现代性是时下社会中一种特殊的人生体验方式，也就是说现代性存在于一种体验世界的特殊方式之中。它不仅被归结为人们对于它的内在反应，同时还被归纳为人们内心生活对它的接受。

其次，从心理感觉经验出发，西美尔并非是从社会总体上对现代性作高屋建瓴式的分析，而是从日常具体生活中“现实偶然性碎片”出发对后者进行研究。换言之，他的现代性分析不是去考察社会系统或社会制度，而是通过社会现实中“看不见的线索”、那些被看做永恒的现代社会生活中形形的“瞬间图像”或“快照”去建构现代性理论，他走的是从碎片到整体的研究路径――目的在于从生活的每一细微末节中发现其意义总体性的可能。正如陈伯清所说：“……西美尔好像一个能工巧匠，善于充分利用手边现成的材料，甚至边边角角，补裰出一件件精致的作品出来。”[3]从前面刘小枫和西美尔自己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因为现代生活的现实情况已经使总体化理想变得举步维艰，后者关注的并非现代性产生及发展的历史进程而是此过程中的碎片化体验。西美尔研究的出发点是“那些看似最表面、最不实在的东西”，其整个研究的一致之处就是在每个生活细节中发现现代性意义的总体性。西美尔深信，生活的细节与表象乃是和它那最深奥、最本质的部分密不可分的。因此，他尽可能捕捉那些化约为个人内心体验的生活细节，以林林总总的碎片而不是以社会制度或社会系统为切入点来阐释碎片背后的内在实质和总体性存在。“他很早就证明了自己是一个阐释世界碎片意象的大师”（克拉考尔语），西美尔对现代性的研究是煞费苦心而且匠心独具的。

从审美的维度出发，西美尔赋予一切看似平庸的生活碎片以审美特征。日常生活中的桥、门、首饰等社会碎片或时尚、、调情、冒险、旅游、、货币、陌生人等社会现象也因此具有了审美意义。也就是说西美尔想通过审美的方式来确定现代文化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内在联系。在他那里，碎片化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一个特征。借助审美转换，我们可以通过碎片探寻到生活的终极本质。在《社会美学》中，西美尔这样表达自己的见解：“对我们来说，从偶然生成的东西中可以发现规则，从表面和短暂的东西中可以发现事物的本质和意义。”[4]

二.西美尔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如上所述，由于西美尔的学术价值长期以来未被足够重视，导致了对他思想研究的严重滞后，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世界其它各国，即便在德国亦是如此。

首先是同时代人对于西美尔的研究，他们的结论大多是流于对西美尔的思想的评价和并不深入地分析，且语焉不详。如弗里塞森・科勒的《论西美尔》中从文化-社会角度出发，认为西美尔是“表现主义艺术的思想家”，后者那随笔式的哲学是表现主义式的生命创造的尝试。克拉考尔（西美尔的学生）则从他老师那独特的思考风格出发，承认西美尔是一个哲学意图超越经济和历史的观察者。从后者那碎片化的研究范式出发，克拉考尔判定西美尔是把玩世界碎片的大师，并对那个时代的精神生活影响巨大。马克思・韦伯则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评价西美尔，他对西美尔社会学知识的本质和方法论予以批判。卢卡奇对西美尔的研究乃是从哲学社会学角度，研究了后者哲学思想的特点――多元性和不成体系，并将其称为“印象主义哲学家”。从“印象主义”到“玩世主义”，卢卡奇对西美尔的评价是毁誉参半的。哈贝马斯同样从社会学的立场出发，断定西美尔并非社会学的古典思想大师，而是带有社会学科性质的推究哲理的时代诊断者。

西美尔研究中的主将并且颇有建树的当推英国学者戴维・弗里斯比，其理论在学界影响甚大。他在第一届西美尔国际研讨会上的论文《西美尔的现代性理论》开启了西美尔研究的主要思路。在此之前，弗里斯比还和另一位学者波多莫尔合译了英文版的《货币哲学》，在《译者导言》中他梳理了西美尔货币哲学和的关系，作出了《货币哲学》是从审美主义出发的论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弗里斯比的一系列研究西美尔审美印象主义和现代性理论的佳作不断问世，他和西美尔在德国的主要研究者奥特海因・拉姆施特德共同发起对西美尔现代性资源的勘探和挖掘。随后出版的《现代性碎片》即主要讨论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的现代性思想及其方法。作者辟专章研究西美尔后认为，西美尔的现代性研究是从破译现代性碎片的奥秘入手的，后者对现代性的货币经济和大都市的考察，集中在它们对个体的日常生活的现实体验和内在精神生活的影响上，如精神衰弱、大都市生活体验与商品和货币经济等。该书可奉为西美尔研究成果中的经典之作。此外，弗里斯比还主编了三卷本的《乔治・西美尔：批判性的评论》，撰写了著作《社会学的印象主义》和《现代生活的审美》等论文，这些著作与论文对西美尔的美学思想都有指涉。

与弗里斯比的研究类似，格罗瑙的《趣味社会学》从社会美学的维度对西美尔的思想进行了考察，该书集中探讨了后者的“趣味”、“时尚”和“游戏”等概念。格罗瑙认为西美尔的时尚理论是解决现代性悖论（普遍性和个体性、主观性和客观性）最典型的社会结构之一。从时尚的社会游戏入手，著者把西美尔的社会学定义为“美学社会学”。还有戴维斯的《西美尔与社会现实的美学》、狄塞的《西美尔的艺术哲学》、勒曼的《乌托邦的美学》、胡布纳・凡科的《社会认知的审美化构成》、华斯的《超越艺术：论西美尔的艺术哲学》等亦是从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

还有研究西美尔的宗教社会学的，如格罗斯的《宗教社会学导言》、科瑞奇的《西美尔的宗教理论》、罗伯斯的《社会学视野中的宗教》、韩梦德的《西美尔论宗教文集（前言和导言）》等。有专门研究西美尔女性思想和文化的，如魏茵戈特纳的《西美尔与女性的文化困境》、提森的《女性与客观文化》、伊克哈德的《西美尔关于“女性问题”的阐释》、克塞的《受忽视的西美尔对女性社会学的贡献》等等。一般说来，对西美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和现代性方面，如贝勒的《反讽与现代性话语》、布罗迪的《西美尔作为都市文化的批评者》、达美的《西美尔的性别社会学》、雷威因的《西美尔论个体性和社会形式导言》、穆勒的《社会分化与个体性：西美尔的社会诊断和时代诊断》、丝柏科曼的《西美尔的社会理论》、斯卡夫的《韦伯、西美尔和文化社会学》

此外，拉尔夫・雷克的《西美尔与先锋社会学：现代性的诞生》一书堪称西美尔研究的新声，它提出了许多关于西美尔研究的新观点和新发现。雷克将西美尔塑造成先锋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性别论者，使后者从哲学沉思者摇身一变为社会革命家。在书中，雷克还强调西美尔思想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并认为西美尔思想是尼采和马克思哲学的辩证结合，分析了西美尔对早期表现主义艺术运动以及对表现主义哲学的贡献。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西美尔研究更是重视不够。长期以来，学者们只是做些表面性工作，如翻译和介绍西美尔的思想。目前被翻译成中文的西美尔著作有：《社会是如何可能的》（林荣远译）、《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金钱、性别和现代生活风格》（顾仁明译）、《社会学》（林荣远译）、《宗教社会学》（曹卫东译）、《生命直观》（刁承俊译、《叔本华与尼采》（朱雁冰译）、《现代人与宗教》（曹卫东译）等。

国内真正对西美尔进行研究并形成专著的人屈指可数，根据统计，仅有杨向荣、陈戎女、刘小枫、陈伯清等几人而已。对他的时尚理论进行专门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从研究的内容来看，陈伯清的《现代性诊断》主要是探讨西美尔的生平、他的社会学和社会学的片段以及他的现代性的理论和他的历史影响等，重点是研究西美尔的社会学和现代性思想。陈戎女的《西美尔与现代性》主要讨论西美尔的文化哲学思想，尝试整体性地把握他的思想脉络，以专门的个案，从女性主义、货币文化、审美和宗教等方面具体解读西美尔思想的不同层面，勾勒出其思想的基本轮廓。同时，又围绕文化的现代性来展开西美尔思想不同层面的论述，凸现出西美尔文化-现代性思想的不一样的现代性理论形态和理念旨趣。杨向荣的《现代性与距离》选取了西美尔思想中的三个关键词：现代性、碎片和距离来对西美尔的美学思想展开研究，该书偏重于美学和文化社会学的探讨，从美学的层面来讨论作为社会学家的西美尔，审美现代性的视域和美学的维度是贯穿全书始终的主线。而最终目的也是以西美尔的现代性理论为背景，以“距离”为聚焦点，进而从文化社会学、美学、艺术以及现代日常生活的审美等层面窥探西美尔的文化、美学与艺术思想。研究西美尔现代性思想的还有刘小枫，他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对现代性的审美特性和西美尔的现代性体验美学进行了初步探究。该著以现代性问题为焦点，审视百年来的欧美社会理论对现代性的观察和把握，力求通过进入现代性问题的纵深来讨论迄今的社会理论的问题性。在考察欧美社会理论、探析现代性问题的思路中，着意引入现代中国的基本问题。由于涉及西美尔的研究内容只是以章节形式出现，严格说来，它并非研究西美尔的专著。此外，顺便需要提及一下的是苏国勋的《西美尔》，也只是《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上卷）中的一个部分，在此也不计入专著之列。

在论文方面，从中国知网上搜索到的以西美尔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44篇）和学术论文（不足200篇）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西美尔的宗教理论和社会学思想、他的货币理论；西美尔的现代性理论、他的女性主义思想；现代性文化危机理论、有关时尚的理论（8篇）等方面。

从上述国内外对西美尔研究现状的综述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迄今为止，人们对西美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领域：其一，从宗教、文化、艺术等方面来挖掘西美尔的社会学思想；其二，以文化、审美、心理等关照方式为依托，从他的社会学、货币哲学理论中发掘西美尔的现代性理论资源；其三，从文化、历史和经济等角度来阐释其哲学思想。

参考文献：

[1]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三联书店，1998：337.

[2]转引自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周宪、许均主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62.

[3]陈伯清.现代性的诊断[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3.

篇(5)

康德的实践哲学

[摘要]康德的伦理学具有形式主义的特征，但正是这一点被人们所误解，认为康德的道德哲学是一种空洞无物、没有实际效用的学说。然而，综观康德的道德哲学，可以看到，康德道德法则形式化的追求只是其道德哲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另一方面，康德力图使自己的道德哲学走向经验和情感，走向生活世界。这也就构成了康德伦理学的实践性。

[关键词]康德伦理学 形而上学 至善

[中图分类号]B8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5-0035-02

一、康德的伦理学

康德伦理学的出发概念就是自律的善良意志，人们常说，通向地狱的道路是用善良的意向铺砌的，但康德的善良意志并不是消极的，这位思想家向善良意志的体现者所要求的是活动和行为。人们或许会批判康德对事情的形式主义的看法，他暂时谈到的只是帮助人们在生命的海洋中找到确定方向的指南针，道德方向的丧失不会是长久的，道德境界迟早会在人的面前清楚地显示出来，并且人们将看到他们的行为会把他们引向的方向——引向善或恶。善就是善，其准是如此的显而易见。

在康德看来，实践理性的宗旨就是用之指导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生活，如果人们拥有了一个对实践生活很合理的理性却不用于人类实践生活，不能普及开来，那么原理描绘得再美轮美奂，事实上它是没意义的。想要指导人类的实践道德生活，就必须将理论带回到现实的大千世界中。

《实践理性批判》是对一般的实践理性进行批判，一般的实践理性包括我们日常的实践活动。“这个批判为什么不提名为纯粹理性批判，而是简单地提名为一般实践理性批判……如果它在这一方面成功了，就无需批判纯粹能力本身，以发现理性是否以这样一个过分僭越的要求，超越了自己……”[1]康德在导言中，强调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区别，理论理性是处理认识的问题，实践理性是处理欲望和意志的问题，其最高表现形式就是意志能力。

那么什么是意志呢?在康德看来，就是自己实现自己的对象的能力。

纵观《实践理性批判》这本书，康德的道德形式主义研究到达最高之处了。实践理性批判事实上是对人类道德法则的元伦理分析。对道德法则的表达是形式主义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它就是康德的绝对命令或定言命令法则。康德对道德法则是这么评价的：“以上所列举的观察道德原则的三种方式，归根到底，是同一规律的不同公式，其中每一个又包含着其他两者。它们之间虽然有着区别，不过这种区别与其说是客观实践的，还不如说是主观的，其目的在于通过这种类比使观念与直观相接近，并由此与情感相接近。”[2]而随后的两种表述只是为了能更接近情感。

康德认为“至善”是纯粹实践理性的全体对象。他认为前人的哲学实际上是“求达至善之术”。康德研究了关于“至善”的内在涵义。

在康德看来，追求幸福是每个有理性者的合理的要求。同时，他也意识到了人们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也会有各种感情：快乐、激动、悲伤等。如若这样，人们是否可以将“追求幸福”作为普遍法则呢?康德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法则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而“幸福”是一个具有不确定因素的东西。人们在现实的生活中追求“幸福”时有时不会考虑道德的因素，有时道德甚至成了阻碍“幸福”的因素。康德说：“事实上，一个理性越是处心积虑想得到生活上的舒适和满足，那么这个人就越得不到真正的满足，因此，很多人特别是那些最精明的人，如果他们肯坦白承认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对理性的憎恨。”[3]德行有时甚至会阻扰人们对幸福追求的达成。因此，幸福不一定能与道德很融洽地协调。

制约人欲是一个要求，同时又必须满足人的各种欲望。于是康德伦理学产生了有关幸福和道德内容的二律背反：幸福和道德是“至善”中两个相对而言的要素。所以，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对它们来说不见得行得通，所以对“至善”概念的研究和演变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形而上学这一边。所以，想达成至善这个目标它的条件只能在形而上学这样先验的基础上讨论和研究。在现实实践的生活之中，人们一边受到各种道德和规范的激励和鼓舞，另一方面，道德律也在适时地限制人，这就是一般人们追求的“幸福”的基本构成。康德却认为：“这种自得好报的道德体系，仅仅是一种理念，它的实现要依靠这个条件，即人人都做他们所应该做的事”[4]。我们知道，现实的生活中并非所有人都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所以，想把道德和幸福真正统一在一起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康德将道德的研究转到了形而上学这一高度。于是就有了康德的两个悬设：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在康德看来这是十分必要的：“必须假定那道德的世界，对我们说来，是一个未来的世界。所以上帝与来生是两种基本设定，而按照纯粹理性的原理，这种基本设定和同一理性所加乎我们的责任，是不可分的。”[5]

康德为他所提出的两个悬设感到十分自豪，按他的观点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使人自己内心对现实生活中的诱惑有抵抗性，人们便会知足而后“自足”。站在实践理性角度，康德认为：“理性的那种必然的理念，是把我们自己看做是在思宠的世界中的而在那里幸福是等待着我们的，除非由于我们自己不配得到幸福，而限制了我们在幸福中的份额。”[6]理念世界解决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道德问题，达成了二律背反，这是康德理论的一项伟大创举。

二、后人康德伦理学的批判

(一)海涅的批判

严谨过度的人责备康德哲学的二元论，并认为其伦理学只流诸形式主义。海涅认为，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作为绝对不能证明的东西加以推倒了全部的东西——灵魂不朽、意志自由、上帝存在，却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作为公社恢复起来。这是他理论不能自圆其说的表现，他认为虽然其并没有扩充我们的知识，但整个说来“它们给理性一种对这些概念的权利，否则，理性就不能允许自己甚至有论证这些概念的可能性了”。这是海涅对康德伦理学理论的嘲讽，也是他认为康德伦理学流诸形式的证据。

(二)叔本华的批判

叔本华认为康德的理性主义哲学批判了宗教哲学，但是他的实践理性最终又变成了另一个被复活的上帝。然而，康德对于理性的限制，实际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非理性主义的一种默认，理性所不能到达的地方，也就只有非理性来加以解决了。他建立起经验主义伦理学就在于，继承康德的宗教批判思想，进一步对理性宗教进行更为彻底的批判，最终树立起关注个体的人的存在和境遇的非理性主义伦理哲学。

在伦理学上叔本华认为：“道德学研究的是实际的人行为，不是研究先天的纸糊楼阁。”[7]叔本华也因为这一点批判了康德的道德哲学，他认为康德的伦理学是不会存在的一种假定，是“伪装的神学道德学”[8]，是一种最为抽象的概念，是表面的道德学说，而其内在是对康德“上帝”之说的迷信。叔本华要建立的是基于人们实践生活的具有社会实践性的伦理学说。

叔本华认为康德一开始就偷换了道德学概念。义务等概念都不能逃脱上帝哲学的假设的最初，上帝存在的假设保证了道德在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实际意义。“一切责任的观念与意义，纯粹、完全来自于它对威胁性惩罚和允许的奖赏的关系。”[9]责任本身以人们设定惩罚和奖赏来作为条件，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它是以惩罚或奖赏作为条件来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康德所说的“绝对”的意思是“无条件的”，所以他的伦理学以“无条件的责任概念”作为基础，就是“一个形容词与其形容物结合的矛盾”[10]，然而，这种“无条件的责任”在人们的社会现实生活当中难以找到依据。

叔本华批判了康德伦理学的基础和根源：他完全建立在纯粹先天概念(即纯粹理性)之上，没有任何实在内容和经验依据，适用于有理性者却不能激动人;缺乏真正实体，没有可能的功效，是建立于虚无之上和漂浮于空中，无物能赖以支持，无物能被激动。这种以命令形式出现的义务伦理学来自于神学道德观，“它本质上，是牢固地建立在人之依存于另一个意志的假设之上，这一意志向他命令，宣布奖励或惩罚。”[11]似乎上帝存在这个悬设扎根在了康德所有的伦理学和道德学说之中。

三、康德的“回应”

海涅和叔本华都未曾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在康德那里宗教并不是道德的原因，而是道德的结果。道德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然而它从何而来，这一点对于康德本身来说也是一个宇宙之谜。就像宇宙本身从何而来是一个谜一样。“有两样东西，我们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所唤起的那种越来越大的惊奇和敬畏就会充溢我们的心灵，这就是繁星密布的苍穹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律。”[12]康德接下去说，惊奇和敬畏虽然能够激起人们去进行探索，但毕竟不能弥补探索的不足，那么对探索来说需要的是什么呢?首先是科学方法，哲学永远都应该是科学的维护者和导师。康德从来没有对这个具有深刻意义的概念放弃。

无论在理论哲学之中，还是在实践哲学之中，法则都具有中间的位置。纯粹理性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都必然要通过法则实现出来，而这里最为特殊的一个特征就是，无论在自然领域还是在自由领域，纯粹理性都通过作为理性存在着的人在颁布法则，人既为自然立法，也为自己的实践活动立法。然而在哲学世界纯粹是有必要的，这是康德的坚持。

纯粹实践理性原则就其本身而言仅仅为意志提供了一个只具有形式意义的原理，而没有任何具体的内容。这条法则并没有告诉人们，他们应该具体做什么，比如，不许说谎、尊重生命。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们可以做任何事情，只要在做那些事情时他们的意志所依据的准则能够同时用做普遍立法的原则，这就是说：他据此准则来对待所有其他人，并且他也愿意所有其他人据此准则来对待他自己以及任何人。深入分析表明，在更为准确的意义上，这样一条实践法则应该是对所有实践原理的形式约束，只有符合这个约束的实践原理才能成为实践法则。

但是，从理论上来说，这里仍然存在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纯粹实践理性法则是先天的决定意志，但是道德行为毕竟是需要。此处关系到既是理论性又是实践性的问题，康德认为这种实在性法则自身是需要得到判定的，实践对象始终必须有其经验的表现。康德对这个难点有相当清楚的认识，并且充分意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如果一般而简单地说，这个困难就是：先天的道德法则的实践效用如何在经验事件上得到验证。因为这样一个作用不仅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东西之间的单向作用，而且还要在已经受到另一法则支配的事件中有所表现。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的愿望是能够构建感性和理性的桥梁，他希望他的研究能够推进伦理学的发展使后人受益无穷，并且能够使人们完全明白伦理学的真正内涵，从而找到什么是真正的“善”，这种善具有纯粹性并且是最高的善。因为“在康德看来，审美判断力通过人的审美使人意识到自己的自由并激发起人的道德情感，目的论则通过对自然目的的追溯使人们意识到自身已肩负着和世界相关的道德目的”[13]。

康德永远在追求一种他认为内心完美的伦理学，这种伦理学是纯粹的，所以他用形而上学只是想像数学一样使伦理学达到一个形式纯粹的高度，然后这个形式如果是合理和可以实行的，那么再回归到人们的社会实践生活中去再让人们去践行。他认为只有达成了这种形式主义的内在认可，人们才能从心底诚服，才能发挥道德的约束作用。包括他假设的上帝和灵魂不朽也是为了让人们从心底遵循这种道德律，有一种对道德的敬畏之情。另外，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毕竟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年代，人们迷信上帝的多，所以他借用上帝这个翅膀来表达自己的道德观念，实际上是想维护自己建立的这个道德王国的威信。

看了“康德的实践哲学”的人还看了：

1.关于哲学实践认识论文

2.康德道德哲学观论文

3.关于哲学实践认识论文(2)

4.康德哲学论文范文(2)

5.关于康德哲学的论文

篇(6)

关键词：伊壁鸠鲁；德谟克里特；必然；自由

马克思看到，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对原子理解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直线运动、排斥运动只是产生在原子间的外在的、强制性的运动，但是这样一来，经过无穷递推也无法解释原子自为的运动到底是什么，源于什么的问题。如马克思所言“德谟克利特只是从现象世界的差别的形成这个角度，而不是从原子本身来考察原子的特性的。”更为重要的是，德谟克利特关于原子直线运动和排斥运动的理论，只把原子看成是被一个定在所规定的另一个定在，是单纯由空间规定的彼此外在的关系，这就忽略了原子本身的坚实性、原子的内部矛盾，从而摒弃了原子本身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就改变了原子王国的整个内部结构，因为通过偏斜，形式规定显现出来了，原子概念中所包含的矛盾也实现了。”

对原子理解的不同出发点，形成了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对于原子构成世界的理论差异。马克思通过对卢克莱修对伊壁鸠鲁的评价间接表达了自己原子偏斜创造世界的观点，认为正是由于原子的偏斜，原子间才有了冲击与碰撞，世界才得以形成。世界的多样性在原子偏斜理论中得到了最原初的论证。在这一点上，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直线下落的结论是无法达到的。“把作为‘本原’即原则的原子同作为‘元素’即基础的原子区别开来，这是伊壁鸠鲁的贡献。”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对两位哲学家生活的进一步解读，逐步为我们剥开了他们的唯物主义中人与世界对抗抑或和谐的关系的微妙差别。德谟克利特从世界多样性的现象来界定原子，从外在空间规定和“元素”的意义上来理解原子，看不到原子本身具有的自在自为的矛盾对立统一运动，无法真正把握世界多样性的和谐内涵。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下降只作直线运动，这种思想折射到他对世界的理解中表现为单一、表面。他看到的只是必然性统治了世界，人受到必然性规律的支配无可奈何。伊壁鸠鲁从原子作为本原的角度来理解世界，规定了原子本身在直线运动外还会发生一点点偏斜，原子具有自在自为的矛盾对立统一运动。伊壁鸠鲁的这种思想反映到对世界与人的关系的把握上，即相信世界在原子的偏斜运动中产生必然性的同时也产生着偶然性，人本身是自由的。

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同样是唯物主义者，但是，由于对世界与人的关系上的不同理解而走上了不同的生活道路。德谟克利特认为人为必然性所支配，人的感觉妨碍了对必然性规律的认识，感性世界是主观假象，他怀疑所有感觉到的东西。德谟克利特的一生是对世界充满怀疑与探索的一生。他致力于追求超越感性知觉的真实性，一生的足迹走遍半个世界，求学不倦。为了不使感性的目光蒙蔽了理智，他甚至弄瞎了眼睛，最后，带着对知识的绝望离开了人世。伊壁鸠鲁则恰恰相反，他认为人面对世界并非完全是必然性的奴隶，世界充满偶然性，人在世界面前能够获得愉悦。他热爱哲学，热爱思考，相信自己对事物的感觉与思考，致力于从哲学思考中获得快乐，伊壁鸠鲁认为快乐的最终目的“是指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追求肉体与精神的和谐。伊壁鸠鲁寻求生活的自足，一生仅为探望朋友外出了两次，在临终前，他洗了热水澡，喝了葡萄酒，安然而平静地离开了世界。伊壁鸠鲁由于其对快乐的理解与生活的方式被称作为“逍遥学派”。

篇(7)

[关键词]哲学　考据　文学史　罗根泽　学术史

[中图分类号]I2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1300―7326(2009)10―0131―06

一

1933年初，受顾颉刚委托，罗根泽(1900-1960年)在北平编定《古史辨》第四册《诸子丛考》，并模仿顾编《古史辨》第一册，借长篇《自序》畅谈自家的学术经历及理想。此后四年，罗氏又续编《古史辨》第六册，由此彻底完成了从学历不太完整的农家子弟向前途无量的著名学者的转型。这中间，1927年之考取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师从梁启超研究“诸子学”，以及随后考取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师从冯友兰研究“中国哲学”，极为关键。如此学术背景，加上两篇毕业论文《孟子评传》与《管子探源》，不久分别由商务、中华公开刊行，罗根泽的学术道路似乎很清晰；可形势比人强，辗转各大学教书，需要开设的课程，除诸子概要、中国学术史外，还有中国文学史、中国批评史等。于是，一半是个人兴趣，一半是工作需要，就在这春风得意的十年间，罗根泽时而文学，时而哲学，时而考据学，开始多面出击。

为何如此纵横驰骋?在《古史辨》第四册《诸子丛考》的《自序》中，罗根泽做了如下解释：

做考据吧，按不住自己的奔放的情感。做文学吧，理智又时来捣乱。做哲学吧，哲学要有己见；我呢，觉得凡是己见，都不是最终的真理，最终的真理在若干哲学家之己见的中间：我反对己见，当然不配研究哲学。可是哲学，文学，考据学，又都在被我爱好。那末怎么办呢?经了这一次的徨，最后体察出自己的短处和长处：自己没有已见，因之缺乏创造力，不能创造哲学，亦不能创造文学。但亦惟其没有己见，因亦没有偏见，最适合于做忠实的，客观的整理的工作。利用自己因爱好哲学而得到的组织力与分析力，因爱好文学而得到的文学技术与欣赏能力，因爱好考据而得到的多方求证与小心立说的习惯，来做整理中国文学和哲学的事业。那时的罗先生，年轻气盛，展望未来，前程似锦，谈起研究计划时，口气实在大得很。关于《中国文学史》，请读者参见他的《乐府文学史》；关于《中国学术思想史》，分为四个时期，在第一期即“诸子研究”中，罗根泽开列了五类研究计划：人的研究、书的研究、学说的研究、佚子的研究、历代人研究诸子的总成绩。就拿第三类“学说的研究”来说吧。可分成“侧重人”与“侧重学术”两种。前一种可分四类，每类罗先生都有拟想中或正在做的具体题目，而其中的第四类“比较的研究”，“细分又可析为四类”。如此发散式思维，以及庞大无比的研究计划，决定了其工作目标永远无法实现――即便再活一百岁。而这还只是其众多规划中的一个。眼界开阔，志向远大，喜欢制订计划，擅长建立框架，论述时勇于下大结论并列表说明，如此做派，极像其师梁启超。

谈论诸子学以及文学史，罗根泽多次引用“本师梁任公先生”的相关论述，明显看得出他很重视自己的师承。可以上《自序》，尤其在分析自家性情与学问之关系时，模仿的却是另一位清华国学院导师王国维。

王国维在“三十自序”中，谈及学问“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这一困境使得他彷徨无地：

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

那一代读书人，普遍有大志向，希望将生命与学问合一，而不仅仅是谋一职业。王国维之治学路径，由哲学而诗歌而戏曲而古史，几次成功转型，给中国现代学术留下了极具启示意义的探寻足迹。罗根泽显然从中获得启示，也在30岁左右，借“自序”剖析自家的性情、志向、趣味与学力，最后确定“以毕生的精力，写一部忠实而详赡的《中国文学史》和一部《中国学术思想史》”。

此一早年制订的目标，既未彻底实现，也不至全然落空。这或许是所有美好愿望或工作计划的共同命运。“学术思想史”方面，除了编辑《古史辨》第四册、第六册，自家论著主要集中在《诸子考索》(人民出版社，1958年)或《罗根泽说诸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二书互有重叠，也不无差异，可参照阅读。至于“文学史”研究，在罗根泽这里，日后展开为“批评史”与“文学史”两翼。1930年秋，在《乐府文学史・自序》中，罗根泽称准备分歌谣、乐府、词、戏曲、小说、诗、赋、骈散文八类，撰写“中国文学史类编”。而1935年发表的《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计划》，认定歌谣是诗词乐府的生母，且本身变化极少；“又以文学批评虽不一定也算创作，但确是创作的导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极高”，因此，计划中的“中国文学史类编”，删去歌谣，添人批评，仍是八类。

只不过随着学术发展以及本人兴趣转移，“批评史”逐渐自立门户，不再委托“文学史”代管。至于罗根泽本人，从《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计划》之将“批评史”作为“中国文学史类编”之一，到《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史》之主张“文学批评及文学史的参取”，再到《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章“绪言”之专门讨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历陈“文学批评史虽与文学史有关，但文学批评史的去取褒贬，不能纯以文学史为标准”，中间多有变化。其实，放长视线，称《中国文学批评史》也是一种“文学史”，一点都不委屈，而且，更能体现郭绍虞、罗根泽等第一代批评史家的情怀。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中称自己“屡次想尝试编著一部中国文学史”，因规模过于庞大，没有勇气进行下去，“所以缩小范围，权且写这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我只想从文学批评史以印证文学史，以解决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对于郭、罗这一代学者来说。在教学、研究及著述中兼及批评史与文学史，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二

这里暂且从俗，尊重现有的学科分野，让“批评史”与“文学史”并驾齐驱。这么一来，罗根泽的业绩大致体现为诸子学、批评史、文学史三大块。这方面，周勋初有精彩的论述。周先生是罗先生晚年在南京大学时的得意门生，对其师学问的理解与论述相当精辟，其中的“盖棺论定”尤其值得关注：

总的看来，罗先生在诸子学的考辨工作中取得了不少成绩，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学科的发展；他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建设作出了不少贡献，特别是在材料的发掘与格局的定型上。他在文学史方面的开拓，则有逊于前二者，未能取得相应的成绩，这是有其原因的。

所谓“原因”，指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罗先生，受时局影响，转而走“以论带史”道路，教训十分深刻。关于罗先生的学术业绩，到底是诸子学第一，还是批评史领先，可以讨论；但文学史只能叨陪末座，这点大概没有疑问。

按照时下的学科分类，罗根泽先生的文学史著述，主要是1931年文化学社印行的《乐府文学史》、1955年五十年代出版社所刊《中国古典文学论集》和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下面就主要围绕这三书，讨论罗先生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贡献。

《乐府文学史》是罗根泽设想的《中国文学史类编》的第二编，分第一章“绪论”、第二章“两汉之乐府”、第三章“魏晋乐府”、第四章“南北朝乐府”、第五章“隋唐乐府”、第六章“结论”，共290页；加上12页《自序》，在草创时期，也算是一本很像样的专著了。因体制新颖，此书曾吸引众多目光，以至直到今天，谈论中国诗歌或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史”时，一般都会提到它。

作者之所以分类撰写“中国文学史”，理由是：“我相信一种文学的变迁的原因，和并时的其他文学的影响，终不及和前代的同类文学的影响大。”也就是说，论及文学创作时，将文类内部的规制与承传，置于外部的时代风气之上。可最为关键的第二至第五章，也仍然是以朝代为线索。如此“以类为经，以时为纬”、“以类为编，以时为章”，作者希望达成的目标是：“指望读者一方面得到各类文学的竖的观念，一方面也得到全部文学的横的观念。”

此一“文学史类编”研究设想，确有创新之处。不过，意识到的历史责任与承担者的实际能力之间，其实是存在差距的。作者称：“我这本《乐府文学史》，采取他人说最多的，两汉则有先师梁任公先生的《美文史》里《两汉乐府》一章(未刻)，唐代则有之先生的《白话文学史》里《八世纪的新乐府》一章。”可仔细阅读，你会发现，此书更像是一册课堂讲义，多为铺陈与综述，少见精彩的深入探讨。

这确实是一本大学教材，作者还没来得及撰写众多相关的专业论文，故线索清晰，但底子单薄。这一点，作者心里很明白。1934年10月，罗根泽曾借《何谓乐府及乐府的起源》的“引言”，讲述其研究乐府的历程!

余于十八年秋，应河南大学之聘，以乐府教坊，讲授学子。十九年秋，移讲席河北大学，整理旧业，对原用讲义，大加修改，以乐府一部分，命名《乐府文学史》，交北平文化学社付印。出版后，续有新获，觉应当增删之处仍甚多。二十年秋，又移讲席北平，在燕京大学讲“乐府及乐府史”，除以已出版之《乐府文学史》作教本外，又成《乐府中的故事与作者》及此文两篇。若谈论罗根泽“乐府研究”的成绩，单凭《乐府文学史》远远不够，非将《何谓乐府及乐府的起源》、《南朝乐府中的故事与作者》拉进来不可。换个角度，新刊《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若能兼收1930年代公开出版的《乐府文学史》和1950年代内部印行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无论其学术水平高低)，当更能体现罗根泽的“文学史”业绩。这样，方可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和《罗根泽说诸子》鼎足而一。

不过，在《乐府文学史・自序》中，罗根泽先声夺人，表达自己的学术志向：“生平有一种怪脾气，不好吃不劳而获的‘现成饭’，很迷信古文大家的话：‘凡菜蔬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也。’《中国文学史》虽然已经有了许多的本子，但被逼于不吃‘现成饭’的我，却不能不来尝尝‘手植手撷’‘其味弥甘’的滋味。”这种白手起家、发凡起例的大气魄，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但确实是罗根泽著述的一大特点。

1955年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论集》，收文六篇，共119页，其《后记》称：“文学的发生、发展是有客观规律的，伟大的古代作家是遵循着现实主义传统，表现了很高的人民性。”在作者看来，发掘“现实主义传统”与“人民性”，乃“祖国文学史工作的不可免的重大任务”。若《古奴隶社会的奴隶歌谣》、《陶渊明诗的人民性和艺术性》、《李白爱祖国爱人民的一面》等文，乃解放后作者适应新环境，认真学习新理论的成果。可我以为，此书最值得欣赏的，还是考辨性质的《绝句三源》；此文撰于1944年，十年后增加“三点补充”，没有引入任何时髦理论，反而显得质朴可爱。

这六篇文章全部进入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后者收文42篇，582页。算篇数，三分之二撰于解放前，三分之一撰于解放后；但若计算字数，则旗鼓相当。集中文章，最早的是1929年11月20日脱稿，刊于《河南大学文学院季刊》第一期的《五言诗起源说评录》，最晚的是刊于《文学评论》1959年第4期的《现实主义在中国古典文学及理论批评中的发生和发展》。这两篇长文，前后相隔30年，论述风格迥异：一考据为主，一以论代史。与其说是作者学术兴趣的转移，还不如说十分形象地体现了时代风气的变化。

《五言诗起源说评录》引述13家说法，从晋人挚虞《文章流别论》到近人徐中舒《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以“根泽案”的形式展开论辩。其中谈及“本师梁任公先生著有《美文史》一书”，称扬其“兼用考证的直觉的两种方法”。文章最后，得出如下结论：

公元前二、三十年(西汉成帝时)，已有纯粹五言歌谣，为五言诗之原始时期。

公元七、八十年(东汉章和时)，已有文人五言诗，为文人初作五言诗时期。

公元一百四、五十年(东汉桓灵时)，已多优美之五言诗，为五言诗完成时期。

公元二百年后(汉、魏之交)，五言诗笼罩一时诗坛，为五言诗全盛时期。

周勋初先生对此文相当欣赏，称：“这样的结论，因为是从大量的材料中客观地概括出来的，也就经得起推敲，可以信从。”延续此等以大量资料考辨，解说某一文类起源的，还有《何谓乐府及乐府的起源》、《七言诗之起源及其成熟》、《绝句三源》等。

在《五言诗起源说评录》结尾，作者不满足于就事论事，而是希望有所提升。于是，有了如下的“曲终奏雅”：

今国内文学家无虑千百，而文学史家则无几，以故时至今日，尚无厘然有当于人心之文学史也。根泽窃为此惧，思竭绵薄，勉力于此。其工作计划，拟先将中国全部文学，分为若干类，如诗类、赋类、词曲类、小说类……。再于每类中分为若干小问题以研究之，兹篇其嚆矢也。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罗根泽1929年已经形成分类撰写文学史的设想，而不必等待1931年《乐府文学史》的刊行；第二，作者原本也是主张先做专题论文，而后才写总体论述的专著。按此标准衡量，两年后之刊行《乐府文学史》，显得有点仓促。

至于30年后发表的《现实主义在中国古典文学及理论批评中的发生和发展》，就述学文体而言，与小心求证的《五言诗起源说评录》风马牛不相及。表面上高屋建瓴，从恩格斯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以及高尔基关于现实主义的定义人手，转了大半天才“言归正传”。作者熟悉中国文学的相关史料，从远古神话一直数落到曾朴的《孽海花》，结论是：

综上所述，现实主义在中国古典文学和理论批评中的发生和发展，经过三个阶段：一、不自觉

的“真实的描写”阶段，包括自远古的歌谣神话到《诗经》中的《国风》和《左传》以及其他书中所录存的人民讴谣，时间是远古到春秋时代――即到公元前五、六世纪。二、自觉的“真实的描写”阶段，包括自《左传》到元、白、韩、柳的诗文及理论批评，时间是春秋末至中唐――即公元前四、五世纪到公元九世纪初年。三、除了“真实的描写”，还“正确地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阶段，包括自唐代传奇小说到晚清谴责小说，时间当公元八、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年。M(”)努力爬梳众多史料，只是为了印证“恩格斯、高尔基的正确指示”，这一时代潮流，虽难以回避，实不敢恭维。生活在50年代中国的文学史家，有冷眼旁观，有干脆搁笔，也有当时积极参与、日后自我调整的，可惜，罗根泽先生过早去世，没有这样的机会。以如此“宏文”收场，与作者当初“以毕生的精力写一部忠实而详赡的《中国文学史》”的志愿相去甚远，能不让人感叹唏嘘?

上海古籍版《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中，有些文章可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补充。比如，《苏轼的文学思想》就延续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三册“两宋文学批评史”第六章“苏轼及其他议论派的述意达辞说”的思路，而又有较大的推进；至于《笔记文评杂录》(九则)和《笔记文评新录》(四则)，提要钩玄各种宋人笔记中的文学观念，可与《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三册附录的《两宋诗话辑校叙录》对照阅读，进一步坐实了郭绍虞的评价：“他搜罗材料之勤，真是出人意外，诗词中的片言只语，笔记中的零楮碎札，无不仔细搜罗。”

三

作为文学史家的罗根泽，喜欢“宏大叙事”，若《中国文学起源的新探索》、《中国诗歌之起源》、《散文源流》等，还有《乐府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开篇必是“绪言”，义界与分期，从头说起。朱自清表彰罗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编制便渐渐匀称了，论断也渐渐公平了”，但以下这句话，却蕴含着某种批评：“罗先生的书除绪言(第一册)似乎稍繁以外，只翻看目录，就教人耳目清新，就是因为他抓得住的原故。”明显地，北大哲学门毕业的朱自清，并不喜欢罗著的“绪言”。可这总共14节、长达30页的“绪言”，是罗著的特色。从“文学界说”一直讲到“编著的体例”，确实是哕嗦了些，很多“常识”没必要如此大张旗鼓。可罗根泽肯定不这么看，会认为这是体现其“因爱好哲学而得到的组织力与分析力”的绝好机会。几乎每做一个课题，无论专著还是长篇论文，罗先生都想来一点总揽全局的“绪言”。其实，引述时髦理论，非其所长；讨论著作体例，属于操作层面。在同时代的人文学者中。罗根泽并不具备与外国新学说直接对话的机遇，也缺乏就文学或人生展开深入骨髓探究的能力。早年的“爱好哲学”，主要体现在思路清晰，擅长条分缕析上。相对来说，我更看好其“因爱好考据而得到的多方求证与小心立说的习惯”，认定此乃其文学史著的最大特色。若能更加执着于自己这方面的擅长，加上对于文类的敏感，罗根泽先生在文学史研究方面，本可做出更大的成绩。

如此事后诸葛亮，很可能不为罗根泽先生所接受。原因是，罗先生有更加宏大的目标。在《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史》中，有这么一段：“中国文学的历史很长，文学及其他书籍真是浩如烟埃，一人的精力当然无法全读，更不用说细心研究。所以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应当从大处着眼，但必需从小处人手。”因此，罗先生制订一“以论文为始、以通史为终的步骤表”：

第一期：各种文学史论文

第二期：各类文学史、各代文学史

第三期：中国文学通史

只是人寿几何?哪经得起如此庞大且周密的研究计划。不过，这也是罗根泽先生可爱之处：只考虑学问之“可爱”与“可信”，而不考虑计划可行不可行。此文没有注明写作时间，但提及十几年前编著《乐府文学史》，据此推断，当撰于1940年代。大处着眼小处人手，这当然是做学问的正路，可研究者往往高估了自家的时间与精力(更不要说才华)。

“千古文章未尽才”，学者何尝不是如此?做学术史研究的，当有更多悲悯之情。茫茫学问路，除了规避外界的风刀霜剑，还得有把握机遇以及克制欲望的能力。在所有学者中，罗根泽的“人生规划”不见得是最为成功的，但像他那样坦诚，不断地自我表白，实不多见。在这个意义上，除了诸多精彩的专业论文，我推荐罗书中那些有点繁复、略带自恋的“自序”、“绪言”以及“研究计划”，因其能让我们了解前辈学者的思考与探求、奋起与失落。

[参考文献]

[1]罗根泽.《古史辩》第四册《诸子丛考》自序[A].罗根泽说诸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王国维.自序二[A].静庵文集续编[M].王国维遗书(第五册)[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

[3]罗根泽.乐府文学史・自序[A].乐府文学史[M].北平：文化学社，1931.

[4]罗根泽.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计划[A].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5]周勋初.罗根泽在三大学术领域中的开拓[A].陈平原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罗根泽.何谓乐府及乐府的起源[A].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7]罗根泽.中国古典文学论集[M].北京：五十年代出版社，1955.

[8]罗根泽.五言诗起源说评录[A].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9]罗根泽.现实主义在中国古典文学及理论批评中的发生和发展[A].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0]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序[A].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三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