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史论文精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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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根据笔者目前的认识，公元10世纪因第二寒冷期的到来而导致的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是其时经济格局变迁的初始动因；而草场南移作为气候变迁的结果又持续挤压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板块，显然这是晚唐以降党项、契丹、女真等周边部族与天水一朝争夺生存空间的经济动因；在农业经济板块向东南方向收缩的同时，由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恶化和战乱的压力。中原士民在晚唐五代和两宋之际扶老携幼、持续南移．导致劳动力分布和国家赋税重心移往长江下游地区；而江南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除向湖海要田(圩田、涂田)之外，日益增多的农业剩余人口转向工商业领域谋生，江南经济区于是不仅在量上(人口、耕地、赋役征取)，而且在质上(商品货币经济的发达程度)全面超越中原经济区．我国传统社会的区域经济格局于是显现出崭新的面貌。至于交通网络的变化则从一个侧面反映经济格局变迁的脉络及其具象，亦须揽人视野。本文即挟此认识，将学界关于唐宋之际经济格局变迁的成果归纳为五个方面，即自然环境的变迁、农牧经济板块的错动、经济重心的南移、交通网络的变化以及区域经济的盛衰，扼要加以介绍．

一、自然环境变迁研究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其变迁必然会对人类社会经济产生影响。在自然环境诸要素中，与唐宋之际经济格局变迁关系至为密切的三方面当是气候变迁、森林植被变迁和水系变迁。

关于气候变迁。气候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影响重大而深远．特别是气温升降和干湿状况的变化对于人类经济行为的选择之影响尤为突出．竺可桢《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东方杂志》22：3．1925．2)为研究历史时期气温变迁的较早成果。1972年．竺氏又在《考古学报》第1期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认为唐宋之际正处于物候时期由第三个温暖期(公元600年到1000年)向第三个寒冷期(公元1000年到1200年)转变的阶段，年平均气温持续下降，致使生物分布亦出现较：丈变化。张家诚等《我国气候变迁的初步探讨》(《科学通报》19：4，1974)、任振球《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的异常期及其天文成因》(《农业考古》1986．1)等文，又做进一步申论．龚高法等《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历史地理》第5辑．1987)认为，隋唐温暖时期，亚热带北界位置较之现代北移1个多纬度；而宋代寒冷时期，亚热带北界位置较之现在则南移1个纬度以上。

也有部分学者从区域研究角度对竺氏观点作局部的修正和补充。张天麟《长江三角洲历史时期气候的初步研究》(《华东师大学报》1982．4)认为，长江三角洲在公元500年至850年处于暖期，公元850年至1200年处于冷期。王开发等《根据孢粉组合推断上海西部三千年来的植被、气候变化》(《历史地理》第6辑，1988)认为上海西部在公元550年至1100年期间气温处于上升阶段。李一苏《江西唐代以来的冷暖振动》(《农业考古》1990．1)认为，北宋初期的江西继唐代之后更加温暖。盛福尧《初探河南省历史时期的寒暖》(《历史地理》第7辑，1990)推断河南省在隋唐时期以暖为主．自9世纪起转寒；五代至宋初，暖情占优势，温度有所回升；11世纪寒情显著．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分见《历史地理》第8辑，1990；第11辑，1993)指出，唐代气候以8世纪中叶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气候冷暖的总体特征与现代相近，后期气候明显转寒．气候带要比现代南退1个纬度。而在五代北宋之际至元中叶．包括黄淮海平原在内的我国东部地区大部分时间都有偏暖的迹象．陈家其《江苏近二千年来气候变化研究》(《地理科学》1998．3)指出唐代中期以前很少有冷冬记载．何业恒《近五千年来华南气候冷暖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1)认为，唐至北宋，华南气温较高，北宋末年气温逐渐降低．程遂营《唐宋开封的气候和自然灾害》(《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1)认为，在公元1000年以前，北宋东京仍处于隋唐以来的第三个温暖期；但到了公元1000年以后，频繁的雪灾预示着寒冷气候的到来．

总体说来，竺可桢关于唐宋之际气候变迁的论断，迄今仍为学界的主流观点，并为众多历史地理教科书所采纳，如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上、下)》(人民教育，1987；1988)，张步天《中国历史地理(上、下)》(湖南大学．1987；1988)，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下)》(山西人民．1991)，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福建人民．1993)，张全明、张翼之《中国历史地理论纲》(华中师范大学．1995)等。

关于干湿状况．竺可桢《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前揭)根据对比中国历代旱灾和雨灾的统计资料，认为唐代旱灾相对较少。徐近之《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的初步整理》(《地理学报》1955．2)认为长江流域一般较黄河流域湿润．黄河中游早多于涝。1977年，郑斯中等《我国东南地区近两千年气候湿润状况的变化》(《气候变迁和超长期预报文集》，科学)指出，自公元初以来，我国东部地区存在着水灾相对减少而旱灾相对增加的趋势，公元1000年以前早期持续时间短，湿润期持续时间长．其后则恰恰相反。王乡、王松梅《近五千年我国中原气候在降水量方面的变化》(《中国科学》B辑，1987,1)指出，公元630年到834年这200多年是中原地区近3000年来历时最长的多雨期．张步天《中国历史地理(下)》(前揭)认为，东部地区的干湿状况大致与气温对应，唐中期至北宋中叶为最长湿期．持续约240年(811年-1050年)。而且淮河以北地区旱多于捞，淮河以南地区则相反．刘俊文《唐代水灾史论》(《北大学报》1983．2)根据唐代降水旱情的统计分析，认为气候特征以温湿为主。

关于森林植被。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河三集·二集》，三联．1981)认为，唐宋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地区继续缩小．山地森林受到严重破坏，丘陵地区的森林也有变化。宋代的破坏更远较隋唐时期剧烈，所破坏的地区也更为广泛。林鸿荣《历史时期四川森林的变迁(续)》(《农业考古》]985．2)指出，唐宋时期四川森林的变迁进入渐变时期，表现为盆地、丘陵的原始森林基本消失．偏远山区森林受到一定程度摧残，部分地区手工业的发展也使林区受到破坏。张靖涛《甘肃森林的历史变迁》(《农业考古》1986．2)指出．唐宋时期森林采伐的规模很大，时为农耕区的黄土高原上的森林日益遭到严重破坏．陇南山地森林覆盖率仍然较高．李继华《山东森林的历史演变》(《农业考古》1987．1)认为唐宋时期山东森林日益减少。朱士光《历史时期我国东北地区的植被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4)认为唐宋时期该地区森林未受明显破坏。植被方面。朱士光《历史时期农业生态环境变迁初探》(《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0．2)认为，黄土高原上植被的严重破坏是唐宋以来的事．其后果是助长或促进了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西部的三个沙漠的形成与发展．史念海《历史时期森林变迁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3)和《论历史时期我国植被的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2)两文，认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及东北地区的森林植被的减少大多始于唐宋之际。赵永复《历史时期黄淮平原南部的地理环境变迁》(《历史地理研究》第2辑，1991)指出，唐宋以后，随本地区植被的锐减．湖泽陂塘逐渐淤成一片平陆。水早灾害加重．邹逸麟《前揭书》认为，唐宋之际华北平原的次生草地和灌木丛渐为大片栽培植被替代，黄河中游地区植被破坏严重，太行山区森林至北宋已为童山．秦岭大巴山区森林仍然茂密。林鸿荣《隋唐五代森林述略》(《农业考古》1995．1)指出，唐代北方森林面积进一步缩小，不少林区残败，生态后果远远高于南方．而南方自然条件优越，生态环境良好．程民生《宋代林业简论》(《农业考古》1995．1)指出．宋代的天然林带主要分布于山区．如南方的四川、湖南、江东和两广、福建北部，北方则主要集中于秦岭山脉和京西路的部分地区以及太行山区．

关于水系和湖泊。唐宋之际东部平原水系变迁较大，而尤以黄河中下游水系和长江中下游水系变迁对经济格局影响至为明显。郑肇经{中国水利史)(商务，1．939)较早涉足水系变迁问题。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人民，1957)为探讨黄河变迁的最早专著。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2)认为．安史乱后，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黄河下游河患增多．五代以降，河患更是愈演愈烈．史念海《由历史时期黄河的变迁探讨今后治河的方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1．1)指出．唐代后期黄河中下游河道泥沙大量增多．宋代淤泥更为严重，河道频繁改易．张含英《历代治河方略探讨》(水利．1982)介绍了黄河下游在北宋初至中叶前后的五次改道情况．周魁一《隋唐五代时期黄河的一些情况》(见《黄河史论丛》．复旦大学，1986)认为．唐末下游河道渐趋淤高，曾于河口段改道，五代时期53年内决溢19次，11世纪初又出现了悬河现象。邹逸麟(前揭)认为至唐末以前黄河下游河道相对稳定．此后黄河下游进入变迁紊乱时期．湖泊方面，邹逸麟《历史时期华北大平原湖沼变迁述略》(《历史地理》第5辑，1987)认为，从6世纪至]o世纪，华北大平原上的湖沼虽有一部分消失或缩小，但整个湖招的布局似无根本性的变化。北宋时期，由于主要河流频繁改道，华北大平原湖沼逐渐发生了较大的变迁．部分湖泊开始淤废。

关于长江中下游水系的变迁．王育民、张步天、邹逸麟(前揭)在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别进行了概述。他们认为，唐宋时代云梦泽已淤成平陆；下荆江统一河床形成，河床不断淤积．逐步深化为河曲，北宋河患始见频仍；洞庭湖进一步下沉，湖面向西部扩展；鄱阳湖因彭蠡泽迅速向东南方向扩展，迫近鄱阳县城。太湖平原湖泊广布，太湖水系中之太湖至北宋复归淤浅．泛滥时有发生，而吴淞江虽在人宋以后渐淤，但经北宋中叶整治，情形有所改观．李文澜《唐代长江中游水患与生态环境诸问题的历史启示》(《江汉论坛》1999．1)认为唐代是长江中游水患频率最低的历史时期．湖泊方面，张修桂《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历史地理》创刊号，1982年)认为，唐宋时期洞庭湖仍处于沉降扩展之中．谭其骧、张修桂《鄱阳湖演变的历史过程》(《复旦学报》1982．2)指出，唐末五代至北宋初期大体奠定了鄱阳湖未来的范围和形态．

二，农牧业经济板块错动研究

在自然环境诸要素中，气候变迁是影响我国北部农牧业经济板块发生错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张家诚《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生产影响的初探》(《地理学报》1982．2)认为，若其他条件不变，年均气温下降1℃，粮食单位产量即会较常年下降10%；年均降水量下降100毫米，粮食产量也会下降10％。程洪《新史学一一来自自然科学的挑战》(《晋阳学刊》1982．6)认为，若其他因素不变，某地区平均气温降低1℃，相当于将该地区向高纬度推进200到300公里；若年降水量减少100毫米．我国北方农业区则将向南退缩100到500公里。龚高法等《气候寒暖变化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纪念科学家竺可桢论文集》，科学普及，1982)认为，唐五代温暖湿润期农作物的生长期比现在长10天以上．翁经方等《中国历史上民族迁徙的气候背景》(《华东师大学报》1987．4)认为，如果年平均气温下降2℃，生物的分布区域就要向南移纬度2‘至40C，反之亦然．倪根全《论气候变迁对中国古代北方农业经济的影响》(《农业考古》1988．1)认为，历史时期气候变冷变干造成我国北方湿润区和半湿润区由北向南退缩，农业地区随之不断南退。

关于唐宋之际的农牧业分布，史念海《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历史地理》创刊号，1982)指出．陇东、陕北和晋西北地区，从隋唐开始逐渐由牧区转变为农区，农牧区之间的界限则处在变动之中。赵永复《历史时期河西走廊的农牧业变迁》(《历史地理》第4辑．1986)认为，河西走廊自唐安史乱后至北宋，处于畜牧业生产占优势的历史时期。史念海《隋唐时期黄河上中游的农牧业地区》(《唐史论丛》第2辑，陕西人民，1987)指出，唐初牧马地原在陇右，鄂尔多斯高原也在唐初开始成为游牧区．河陇各地在吐蕃占领时，也均为牧场．唐后期马政渐趋废弛，原牧马区仍为半农半牧区。史念海《唐代河北道北部农牧地区的分布》(《唐史论丛》第3辑，陕西人民．1987)说，“燕山以南，在唐代已经都成为农耕地区，司马迁所规定的碣石龙门间的农牧地区分界线，这时应北移到燕山之上”。“燕山北的桑干河中游和玄水、白狼河流域。就是当时的妫州和营州。仍当是半农半牧地区”。韩茂莉《唐宋牧马业地理分布论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987．2)和《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1993)指出，唐后期牧马区由前期的集中于陇右、关内、河东三道，转向河淮一带分散。而且牧马区域稳定程度渐差．人宋以来，河牧监内移，良田被占，河北路农耕地仅为该地区总土地面积的十分之四．河东路山区及泽、潞、辽等州军，农牧混杂。陕西路地处农耕区西界，西、北两面均为半农半牧区．程民生《宋代畜牧业略述》(《河北学刊》1990．4)指出，因失去北方及西北牧场．宋代畜牧业总量较唐代为小，但在其他地域畜牧业的发展却超过唐代。杜瑜《甘肃、宁夏黄土高原历史时期农牧业发展研究》(《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五集，海洋，1993)认为，自唐宋时期开始，该地区由以往的半农半牧状态向农业地区转化。雍际春《宋代以前陇中黄土高原农牧业的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2)认为．中唐以后，陇中牧业衰退，农业也呈不平衡发展。唐代后期肇始的滥垦之风更使草原牧场加速退化。张泽咸认为，西域在吐蕃占领期间，畜牧业有显著振兴，农业亦未见衰落；归义军时代河西农业仍称发达(分见《汉唐间西域地区的农牧生产述略》。《唐研究》四，1998；《汉唐间河西走廊地区农牧生产述略》，《中国史研究》1998．1)．史念海《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迁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见《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科．1999)认为，唐代农牧业界线为农耕区与半农半牧区的界线．较汉代有所北移．东段北移到燕山山脉以上，西南端达至陇山之西，东北端伸向辽水下游．而半农半牧区的界线则由阴山山脉西达居延海，东达燕山山脉．葛金芳《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湖南人民，2002)指出．宋辽夏金时期的农牧分界线由从外长城(即秦汉所建长城)退缩到内长城(即明代长城)一线，即从位于东北方向的碣石向西南蜿蜒伸到龙门一线．此线以西以北，大片农田化为牧地，除燕云一带的部分地区外，多以畜牧业为主。就是此线以东以南的农耕区中．草场牧监也为数不少．

研究唐宋之际北部中国的农牧业分布情况．尚须关注辽和西夏辖区。契丹(辽朝)南境之南京道(治今北京)、西京道(治今山西大同)地处今河北北部和山西北部，属华北大平原的北半部。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三联，1963)认为。契丹北境草原以牧业居多，分布着“插花田”；而毗邻汉区的南部地带定居放牧的成分也逐渐增加，燕山以南则是传统农耕区．邹逸麟《辽代西辽河流域的农业开发》(《辽金史论集》第2辑．书目文献，1987)认为．自10世纪始．西辽河流域分布着墨点农家村庄．辽代以后．该地成为半农半牧区，或称农牧交错区。林荣贵《辽朝经营与开发北疆》(中国社科．1988)指出，北部、西北地区和潢河(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为传统畜牧业区；潢河与土河(老哈河)汇流处及其周围地区．分布着零星的垦殖点；在上京道的东部、南部和中部还分布着一些草原式的“插花田”．由于在草原地区开辟农业区，又在农业地区开辟牧场或放牧点．故辽代农牧业的总体发展方向是，农业生产向北拓展，畜牧业生产向南推进。颜亚玉《契丹统治下的燕云农业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3)指出，唐末至五代初该地区农业经济堪称发达，其后又有起伏，但仍以增长为主。郑川水等《历史时期辽河流域的开发与地理环境关系》(《历史地理》第10辑．1992)认为．在10世纪初辽河中下游平原重新出现点线分布的农田与居民点。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河北大学，1994)指出，契丹人所在的草原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穿插一点农业；大定府以南奚人居住的部分草原和燕山山区．畜牧业与农业相间．燕山以南至白沟以北．西达东北．东至辽东．则以农业为主，杂以部分畜牧业和果树业。邓辉《辽代燕北地区农牧业的空间分布特点》(《历史地理》第14辑．1998)认为．辽代燕山以北到大兴安岭东南麓．是一个非常宽阔的农牧交错地带，农业集中于赤峰市以南的中京地区，赤峰以北的上京地区则以游牧为主．农业区的北界大约位于隆化县北到赤峰市一带，再向东穿过奈曼、库伦二旗南部的黄土台地北缘。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中国社科，1999)指出契丹立国之前以畜牧业为主，还未形成固定的农业垦殖区，汉城主要分布于西拉木伦河、大凌河、滦河流域。辽建立后，主要农业区分布于西拉木伦河流域、医巫阊山北端以及中京周围，辽东、燕云地区亦以农业生产为主，畜牧业区以北疆和东北疆最为广泛，半农半牧区的典型区域为河东、代北一带。

西夏辖区在今甘肃、宁夏一带。江一鸣《历史时期宁夏地区农林牧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988．3)研究了宁夏地区或农或牧的变迁过程。漆侠、乔幼梅(前揭)认为，除夏州一带的毛乌素沙漠地区外，西夏境内皆适宜畜牧业．农业区集中于灵州、横山天都山一带的片段土地．以及河西走廊。韩茂莉《西夏农业区域的形成及其发展》(《历史地理》第l0辑．1992)指出，西夏农耕业最为成熟与稳固的地区是银川平原及宋、夏交界处的丘陵山地，河西走廊附近的农业亦有一定发展，但不占重要地位。杜建录《西夏经济史》(中国社科，2002)认为，西夏的农业区为兴灵平原和内蒙古河套平原，荒漠与半荒漠牧区由鄂尔多斯与阿拉善两大高原组成，农牧相间的半农半牧生态区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与宋夏沿边山界．

三、经济重心南移研究

唐宋经济重心南移问题的提出。始见于张家驹《中国社会中心的转移》(《食货》2：11，1935)，其后张氏又相继发表《宋室南渡前夕的中国南方社会》(《食货》4：1，1936)和《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1942)重申自己的观点。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就此进行了激烈的讨论，焦点主要集中于对经济重心的理解、南移完成的时间、南移的判定标准，以及南移的具体内容等方面．

在对经济重心的理解上，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人民．1977)提出安史乱后唐代财赋重心在江南的说法．冀胡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科，1981)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认为隋唐时期，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已取得了基本经济区的地位。袁荚光、李晓路《唐代财政重心的南移与两税法的产生》(《北京师院学报》1985．3)提出财政重心的说法，但认为唐代后期财政重心的南移并不等同于经济重心的南移。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若干问题探讨》(《光明日报》1988．6．15；《农业考古》1991．3)赞同．财赋重心”的提法．赵德馨《我们想写一部怎样的<中国经济通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3)，则区分了．经济重心地区”与．经济中心地区”的不同，认为．经济重心地区”是指经济较其他地区发达、财富较其他地区多的地区，是经济发展、财富分布不平衡的结果。

在南移时间的看法上．学界存有较大分歧。依各家意见提出的先后次序而盲，第一种是“南宋说”．张家驹(前揭文)认为，中唐以后．南方社会的发达已渐渐超过北方。及至宋代．东南已完全成为国家根本。而南宋时代更为中国社会经济中心转变的最大关键．其所撰《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1957)再次强调，宋王朝的南渡标志着南方经济的空前发展．这一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完成南移行程的时代。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1996)认为．经济重心南移至北宋后期已接近完成．至南宋则全面实现。第二种是．隋代说”。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重庆商务，1944)认为，中古之经济重心在隋代业已南移．第三种是“晚唐五代说．，韩国磐《五代时南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限度》(《厦门大学学报》1956．1)认为，五代时南中国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均较北方发达．曹尔琴《唐代经济重心的转移》(《历史地理》第2辑，1982)认为．唐代后期经济重心从我国北方转向南方。童超《东晋南朝时期的移民浪潮与土地开发》(《历史研究》1987．4)认为。经济重心南移始于东晋南朝，终于唐五代。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1992)认为，安史乱后．经济重心加速向南方倾斜．终南移于长江流域。翁俊雄《唐代区域经济研究》(首都师大，2001)认为唐代后期经济的总体水平大大超过唐前期。尤其是长江流域。宁可主编《隋唐五代经济卷》(经济日报，2000)指出。大体上从安史乱后，南方经济发展的水平超过北方，全国的经济重心转移到南方。第四种是“宋代说”，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1957)说，“宋以后之经济重心遂移于东南”。漆侠《宋代经济史(上、下)》(上海人民．1987，1988)认为宋代经济水平整体上是“北不如南．西不如东”。葛金芳《宋辽夏金经济研析》(武汉，1991年)根据《元丰九域志》的统计数据，认为北宋熙丰年间(1068年-1085年)耕地和劳动力资源重心的南移过程已经完成．近在《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前揭)中又重申了这个观点．但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3)认为，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似仍在北方。程撰《宋代粮食生产的地域差异》(《历史研究》1991．2)中甚至认为宋代“北方地位比南方有过之而无不及”。稍后又在专著《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1992)中说，”宋代南北经济各有特色。经济重心从发展趋势上看正在南移，但从历史现状上看还未完成．．五是“六朝说．．罗宗真《六朝时期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江海学刊》1984．3)为其代表。

在经济重心南移完成的判断标准上．学界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多数学者是从人口分布人手，易曼晖《唐代的人口》(《食货》3：6．1936)指出，天宝以后，北方南徙人口大抵集中于江南道．黄盛璋《唐代的户口与分布》(《历史研究》1980．6)认为，安史乱后人口比重发生变化，黄河中下游让位于长江中下游，汴河两岸让位于汉江襄鄂等州，沿海港市户口猛增．林立平《唐后期的人口南迁及其影响》(《江汉论坛》1983．9)认为，经过安史之乱的人口南迁．江南人口密度已居各道之冠．我国古代的人口分布重心也由此基本上从黄河流域转向了江南．胡焕庸《中国人口地理(上)》(华东师大，1984)指出，安史乱后．人口分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南方远远超过北方。胡道修《开皇天宝之间人口的分布与变迁》(《中国史研究》1984．4)亦认为安史之乱是南北人口升降的主要转折点．费省《论唐代的人口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2)认为．元和时期的淮河以南及江南地区为大面积的人口密集区．人口占全国三分之一。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大，1993)指出，安史乱后人口南迁与经济重心南移同时发生，黄河中下游地区失去了传统的人口重心地位。翁俊雄《唐后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大，1999)指出，安史乱后，长江流域民户日趋增多．宋史领域，胡道修《宋代人口的分布与变迁》(《宋辽金史论丛》第2辑，中华，1991)认为宋初人口分布的最大特点为北方人口的减少和南方人口的增加。人口增加之区主要分布在东南、江淮一带，这是南方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表现。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复旦大学，2000)指出，辽宋初期无疑是南北人口分布的一个转折点，此前北方人口占优，此后南方人口逐渐确立了绝对优势，并一直维持到明清时期。

后来渐涉农田水利、蚕丝纺织、自然生产力和城市分布等诸多方面。论者们普遍认为，南方水利事业在中唐以后的大规模兴修，是促使南方经济赶超北方经济的重要原因之一．邹逸麟《从唐代水利建设看与当时社会经济有关的两个问题》(《历史教学问题》1959．3)指出．在唐前期138兴修的163项水利建设中，北方五道有101项，占全数三分之二．唐后期101项工程中，南方五道就有76项，以江南道为最多，竟占49项．因此安史乱后，是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局面的初步形成期，至于其巩固与发展．则在10世纪以后的宋代。阐明同一主旨的成果极多．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有：李灿文《唐代水利事业与南北经济重心的转移》(《新亚书院历史系系刊》4．1978)．黄耀能《隋唐时代农业水利事业经营的历史意义》(《中山学术文化集刊》30．1983)．周魁一《中国古代的农田水利(续)》(《农业考古》1986．2)，杨荫楼《秦汉隋唐间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趋势与经济区域重心的转移》(《中国农史》1989．2)，钮海燕《唐代水利发展的因素及其影响》(《历史地理》第10辑．1992)，屈弓《关于唐代水利工程的统计》(《西南师大学报》1994．1)等．

纺织业方面，孙运郅从丝织业角度考察，认为丝织业中心的南移完成于唐宋之交(《丝绸之路和我国丝织业中心的迁移》。《华东师大学报》1981．1)．黄世瑞《我国历史上蚕业中心南移问题的探讨》(《农业考古》]985．2；1986．1)认为我国蚕业中心的南移开始于唐末五代．完成于南宋．陶绪《论宋代私营丝织业的生产形态及地理分布》(《中国经挤史研究》1990．2)认为宋代南方私营丝织业的发展速度高于北方．邢铁《我国古代丝织业重心南移的原因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2)认为，在两宋三百年间丝织业的生产重心尚未转移．邹逸麟亦指出，唐宋以后我国丝织业南盛北衰的局面逐渐形成(《有关我国历史上蚕桑业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选堂文史论苑》，上海古籍．1994)．

董咸明从自然生产力角度探讨，认为唐代北方自然灾害远较南方频繁．对经济的破坏程度远远大于南方(《唐代自然生产力与经济重心南移》，《云南社会科学》1985．6)。郑学檬、陈衍德《略论唐宋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厦门大学学报》1991．4)认为南方经济超过北方是自然环境的优劣互为逆转的结果。

林立平从城市分布角度加以阐述．认为唐宋之际的中国都城已由长安而洛阳而开封地向东迁徙，中国城市分布重心也从黄河流域移到了长江下游的江淮及太湖区域，也表明全国的经济重心已移到长江下游地区(《试论唐宋之际城市分布重心的南移》，《暨南学报》1989．2)．近有郑学檬(前揭)将经济重心完成南移的判断标准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经济重心所在地区生产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超过其它地区．表现为人口众多．劳力充足；主要生产部门的产量与质量名列前茅；商品经济发达。第二，经济重心所在地区生产发展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不只是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居优势地位．而是有持续占优势的趋势．就是其优势为后世所继承。第三，新的经济中心取代了旧的经济中心后．封建政府在经济上倚重新的经济中心，并在政治上有所反映。

四，交通网络变迁研究

唐宋交通网络由国内陆路、水路和通向域外路线三方面组成．目前最具代表性的著述．仍是严耕望《唐代的交通与都市》(《大陆杂志》8：4，1954)、《隋唐五代人文地理(上、下)》(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唐代交通图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3，1985．1986)，和青山定雄《唐宋朝代的交通和地志图研究》(吉川弘文馆，1963)，两人对复原唐代、宋代的交通路线贡献尤巨．日野开三郎对《五代时期南北中国的陆上交通道路》(《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12．三一书房．1989)作过研究．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1997)中也有六篇关于唐宋交通道路的考证文章．

先看陆路。白寿彝《中国交通史》(商务，1937)列举出唐代以长安为中心向四周展开的六条陆路交通干线．在所开凿的新道中．又以大庾岭山路为最重要。宋代陆路干线改以开封为中心。陈伟明《唐五代岭南道交通路线述略》、《宋代岭南交通路线变化考略》(分见《学术研究》1987．1；1989．3)认为，唐代以广州为中心向四方延伸的各条交通路线中．北路较南路发达，西路较东路发达。宋代岭南交通基本格局除沿袭唐代，但其功能开始由唐代的政治型、军事型向经济型转变，岭南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动脉．李孝聪《公元十一十二世纪华北平原北部亚区交通与城市地理的研究》(《历史地理》第9辑，1990)认为．宋辽驿道的开辟，使得大名府、澄州、澶州为代表的一批地方中心城市地位的上升．宋辽边界形成了一条新的城市带。蔡良军《唐宋岭南联系内地交通线路的变迁与该地区经济重心的转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3)叙述了唐宋时期岭南以广州为中心联系内地的三条道路，即桂州路、郴州路和大庾岭路，认为自唐代完成对大庾新路的开凿后，该路成为人岭南的最佳线路，岭南交通重心亦因此东移至郴州路和大庾岭路．韩茂莉《宋代岭南地区农业地理初探》(《历史地理》第l1辑，1993)指出，宋代由内地进入两广的道路自西向东主要有三条．湘桂道(水路)、骑田道、大庾道，而以后者路途较为通畅。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科，1995)指出，安史乱后西线中的荆襄段因汴水通航受阻而变得格外重要。曹家齐《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宋史研究通讯》2002．2)指出，唐代南北交通干线主要有两条．一为长安东南行至岭南道；一为洛阳东南行至汴州．经运河至福建、岭南道．宋代人闽路进一步开辟，几条南北干线之间联系进一步加强，杭州与淮西地区联系进一步密切。

再看水路。白寿彝(前揭)指出唐代的运河较江河等水道所居地位要高，唐代中叶后大运河南段地位更见重要．北宋汴河(通济渠)在交通上居于睥睨一切的地位。而在唐宋之际，所开浚的河渠中作用较大的还有嘉陵江、新源水、蔡河、广济河、金水河、荆南漕河、深州新河等．但地位均无法与运河相比。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前揭)认为．运河联结着北方的军事政治重心和南方的经济重心。导致唐宋帝国的经济地理发生剧烈变动．李剑农指出，安史乱后．除江淮汴道地位见重外．由湘、赣二水人江，沟通江以南与岭表，又顾流人扬州．经汴淮以达于河，由湘出者至鄂州人汉、汉沔经陆路至长安。此亦有唐一代内河南北交通之要道．就沿海航线而言，唐代海舶，由交广北航经泉州．北以江都为终点；扬子江口以北至白河口之线．几无定泊之港。然在宋时，已由交广闽浙江淮扩至密州(《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宋元明经济史稿》，前揭)。《长江水利史略》(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江水利史略》编写组，水利电力，1979)指出．北宋时期，与长江干流密切相关的运河有三个系统：其一为江北运河，联系黄河、长江的汴运颍运等；其二为江南运河，联系江浙；其三为荆襄运河，联系长江、汉水。冯汉镛《宋代国内海道考》(《文史》26．1986)，对宋代沿海各地，包括长江口外、钱塘江口外、闽江口、珠江口外、黄淮以北的海道，进行了详细考察．王兴淮《我国历史上的江汉运河》(《中国水运史研究》专刊一，1987)指出，北宋是江汉运河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的历史时期之一．王力平《唐肃、代、德时期的南路运输》(见《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武汉，1988)认为，中晚唐水陆交通中。穿过秦岭．经汉、沔水系，沟通关中地区与江汉流域以及整个东南地区水陆联系的南路，肃、代、德时期运输非常活跃．承平之际即告萧条．王力平《唐后期淮颍(蔡)水运的利用与影响》(《河北学刊》1991．2)说，“北宋的惠民河与唐时的淮颖(蔡)水运相比，已不再是临时性、替代性的运道，而成为了固定运输线．”张泽咸(前揭)认为，有唐一代，珠江、长江、淮河、黄河等都有商船通行，沿海自南海至渤海的海上交通亦有发展．

域外交通又分陆、海两路。白寿彝(前揭)较早据《新唐书·地理志》列举唐代通四夷的七条重要道路，除登州海行人高丽渤道、广州通海夷道外，其余五条为陆路，自唐天宝乱后，西域交通渐形衰落，虽北宋盛时也不能完全恢复。乌廷玉《隋唐时期的国际贸易》(《历史教学》1957．2)、陈守忠《北宋通西域四条道路的探索》(《西北师院学报》1988．1)分别考察了隋唐和北宋的通西域道路。蓝勇《唐宋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转输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4)认为，南方陆路主要有川滇道、邕州道、滇缅印道．

港口与海上交通．开创者当属桑原骘藏《蒲寿庚考》(陈裕青译．中华．1929)和《唐宋贸易港研究》(杨炼译，商务．1935)．两书据伊本．胡尔达兹比《道程及郡国志》记载，指出交州、广州、泉州、扬州为唐宋四大贸易港．此外潮州、福州、温州、明州、松江亦为沿海贸易港。白寿彝(前揭)指出，隋唐宋时代的域外交通，较前为特别进展并历时最久的，是南海上的交通。乌廷玉(前揭文)认为．唐代从广州出发可至大食波斯及南洋诸国；对日本的商路则有两条，一为北路，即由登州出海；一为南路．从明州出发．两宋海外贸易路线经冯承钧(《诸蕃志校注》，中华．1956)、苏继顷(《岛夷志略校释》．中华，1981)和章巽(《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商务．1986)等诸多先生的持续努力，现已清楚有四条航线。东海起航线是从明、杭等州出发东渡高丽、日本；南海起航线是从广、泉等州出发．有三条．一是经三佛齐(今苏门答腊)转航阉婆(今爪哇)、渤泥(今加里曼丹)、麻逸(今菲律宾群岛)等地．二是经兰无里(今印尼亚齐)再横渡印度洋去阿拉伯半岛上的大食诸国．三是从兰无里出发横渡细兰海到故临(今印度奎隆)．在此换乘小船，沿近海西北向驶入波斯港、亚丁湾。与此同时，也有更多的沿海港口被发掘出来。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1981)指出，宋代东海航路中有登州、密州、明州、杭州、华亭、温州等港；南海航路中的广州、雷州、徐闻、琼州等港；介于东海和南海航路间的有泉州、福州、漳州等港。章巽(前揭)指出，北宋时期，长江口以北的通、楚、海诸州．以及长江口以南的越、台、福、漳、潮、雷、琼诸州，也都是通航的海港。沿渤海湾的登州、莱州、沧州、平州、都里镇诸地，亦有海舶往来．关履权《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广东人民．1987)认为，广州是唐代最为繁荣的贸易港，宋代与之通商的海外国家较唐代为多．海外贸易也超过了唐代．蒋致洁《唐宋之际丝路贸易与海路贸易的消长变化》(《社会科学战线》1993．5)认为，自唐宋以降，在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中．陆路(丝路贸易)地位日趋下降。海路贸易逐渐占据优势．基本上处于主导、支配地位。陆韧《宋代广西海外贸易兴起初探》(《海交史研究》1997．1)认为，宋代广西海港得到了极好的发展机遇。一跃成为西南地区贸易重地和出海门户。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2003)认为，宋代贸易港较唐代有明显增长，北自京东路．南至海南岛．港口以十数．形成多层次结构，大致可分为广南、福建、两浙三个相对而言自成体系的区域．

五、区域经济研究

此项研究源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杂志．进入80年代后，关注者益多。漆侠对两宋区域经济的研究堪称详尽具体．他认为从整体看是“北不如南．西不如东”(《宋代经济史(下)》．上海人民。1988)。葛金芳在《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前揭)中．从动态角度将其发展趋势概括为“东强西弱．南升北降”，并将各区域经济的特色归纳为：中原经济顽强发展、一波三折，东南经济蓬勃兴起、后来居上．西川经济不平衡发展，中南经济困顿停滞，广南经济地旷人稀、起点过低。

中原经济区。该区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唐代大体包括关内、河东、河北、河南四道，以及山南道北部地区．宋代则为京畿、河北、京东、河东、陕西、京西北路六路．学界普遍认为，关中地区自唐中叶后经济发展遭受重创，人宋以后渐次恢复。杨德泉《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1987)指出，从农业和手工业看，较之唐代．宋代陕西经济地位明显低落。韩茂莉《北宋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生产的地域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1)认为，中原地区以河南的经济发展水平为高；陕西则次之．虽本地农业区仅限于关中，但仍能达到较高水平；河东略有余粮；唯河北一路粮食最为短缺。程民生《论宋代河北路经济》(《河北大学学报》]990．3)认为．宋代河北路经济仍然发达，实力雄厚．邢铁《宋代河北的丝织业》(《河北学刊》1990．5)认为河北的丝织业仍较发达，丝织业的重心似仍在北方．程民生《论宋代陕西路经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1)认为宋代陕西的经济发展屈从于国防利益，但手工业门类齐全．商业也异常活跃．

东南经济区。该区泛指长江下游地区，尤其以太湖流域为重心．在唐代大致为淮南、江南道东部地区．宋代大致为淮南东西路、江南东西路和福建沿海地区。该区在两宋时期发展迅速，故成果较多．陶希圣《五代的都市与商业》(《食货》1：10，1935)指出，五代时，各地商业繁荣．都市繁盛。尤以淮河以南最足称道．杨章宏《历史时期宁绍地区的土地开发及利用》(《历史地理》第3辑．1983)认为，唐后期，该地区已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至宋代，更成为全国的粮食基地之一。方如金分析了《北宋两浙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原因》(《渐江师范学院学报》1984．1)．彭友良《两宋时代福建农业经济的发展》(《农业考古》1985．1)指出两宋时代福楚农业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表现为土地的垦辟，耕地迅速增加；水利的开发和兴修；各种物产丰富；对外贸易的崛起。梁加龙《宋代江西蚕业发展初探》(《农业考古》1985．2)．文士丹、吴旭霞《试论北宋时期江西农业经济发展》(《农业考古》1988．1)和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6)等．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江西的经济发展。谢元鲁《论“扬一益二”》(《唐史论丛》第3辑．陕西人民，1987年)认为．扬州在唐以后的衰落不过是东南地区内部中心城市转移的一种表现．杜瑜《历史地理变迁与扬州城市兴盛的关系》(《平准学刊》第4辑上．光明日报．1989)指出．唐代后期江淮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扬州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扬州亦因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很快发展为全国最大经济都市。杨希义《唐代丝绸织染业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l990．3)指出江南地区的丝织业到唐代后期已超过北方．林汀水《两宋期间福建的矿冶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1)认为福建的矿冶业初兴于唐代．至宋极盛．成为全国重要的矿区之一，出产金、银、钢、铁、水银、锡和矾等矿。方亚光《论唐代江苏地区的经济实力》(《中国史研究》1993．1)认为，唐代中叶以后，从生产工具水平、手工业技术、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而盲，该地区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韩茂莉论述了《宋代东南丘陵地区的农业开发》(《农业考古》1993．3)。方健《唐宋茶产地和产量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2)认为，若从唐宋茶的产量而言，江南路居首位，次则四川，荆湖第三，两浙第四，淮南13山场至北宋盛极，福建茶产量虽逊于以上各路．但以品质优良著称．两广产量甚微．周生春《论宋代太湖地区农业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93．3)认为北宋崇宁以后太湖地区农业发展达到北宋后期最高水平．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1994年)通过分析和比较，认为宋代的经济与市场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在东南的两浙、福建、江东、江西四路。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前揭)指出．太湖地区自晚唐五代以来，农业经济的发展最为突出；手工业以制茶、制盐、纺织、竹编、苇编、瓷器、酿酒、造纸、药材等为主．水平较高。江西经济开发自五代始大大加速，有特色的产品主要是稻米、猪、牛、禽、鱼等副食品资源、木材、矿产、蔬果、乌血等经济林等等；手工业品则以瓷器最出名。宋代福建农业发展最快的地区是沿海平原，在许多方面与两浙有共同之处，它也代表当时中国农业经济的水平。而从总体来看，五代时期南北方农业经济发展不平衡．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农业经济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北方，但本地区内部亦不平衡。方健《两宋苏州经济考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4)一文，认为宋代苏州经济居当时全国的领先地位，与中唐以来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相一致．周怀宇《论隋唐五代淮河流域城市的发展》(《安徽大学学报》2001．3)认为，隋唐五代是淮河流域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快速成长期，扬州、开封为两大龙头城市，而沿运河相继涌现出的新城市中较为突出的有宋、楚、泗、寿、颍、濠、宿、庐等州．陈国灿《宋代江南城市研究》(中华，2002)认为．北宋时期，两浙路的城镇发展最为显著，已达到乃至超过了北方发达地区的水平；江南东路次之．接近北方发达地区的水平；江南西路虽较宋代以前有显著的发展，但由于起点较低，直到北宋中后期，仍与两浙、江东地区有相当大的差距．葛金芳《两宋东南沿海地区海洋发展路向论略》(《湖北大学学报》2003．3)认为，人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贸易的兴盛，促使东南沿海地区开放型市场崛起，进而在本地区出现海洋发展路向，其具体表征有五：其一．东南沿海众多外贸港口，从南到北连成一片；其二，海外贸易范围大为扩展，构成当日世界性贸易圈的两大轴心之一；其三．进出口商品中，分别以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为主；其四，中外商人队伍壮大，出海经商风气盛行；其五，对域外世界的认识远较汉唐丰寓详赡。此前，也有专文讨论福建地区的海外贸易问?，如林汀水《略谈泉州港兴衰的主要原因》(《厦门大学学报》1984．1)，韩振华《五代福建对外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3)．胡沧泽《宋代福建海外贸易的兴起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1)．廖大珂《唐代福州的对外交通和贸易》(《海交史研究》1994．2)等．

西川经济区。该区大致指唐代的剑南道，北宋的成都府和梓州、利州、羹州这四路．关于唐宋时期四川经济的发展．先后有两部专著予以讨论，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5)认为，自10世纪后期至北宋中叶，本地经济发展迅猛，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李敬洵《唐代四川经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8)指出中唐以后四川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两个地区之一。贾大泉《宋代四川的纺织业》、《宋代农村商品生产》、《宋代四川城市经济的发展》(分见《宋史研究论文集》1982年年会会刊．河南人民，1984；《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5．1；《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6．2)认为，宋代本地的纺织业在前代的基础上又有长足发展，农村地区的商品化生产的专业分工现象极为普遍．在蚕桑纺织业、茶叶种植业、甘蔗种植业和制糖业、药材种植业、酿酒业、井盐业、水果生产方面均有体现，从而促进了本地区商品经济的日趋活跃。城市经济的发展貌似繁荣。但在封建势力的干扰和战争的冲击下，很难持续．谢元鲁《宋代成都经济特点试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3)、《论“扬一益二”》(前揭)认为，宋代成都的经济十分繁荣．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4)认为．川峡四路的农业生产发展很不平街，川西成都平原是全国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川东地区却仍然较为落后．林文勋《宋代四川与中原内地的贸易》(《宋代经济史研究》，云南大学．1994)认为．时至宋代，四川地区已发展成为我国西部区域的经济中心区．

中南经济区．该区大致措庸代山甫道南部和江南道西部一带，宋代的京西南路和荆湖南北路。郑学檬《试论唐五代长江中游经济发晨的动向》(见《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武汉。1988)指出，唐五代长江中游(今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地区经济发展加速．使地区联系日趋紧密，由此江南经济正在向超过北方的方向发展。韩茂莉《宋代荆湖地区农业生产述论》(《历史地理》第12辑．1995)认为，宋代荆湖南、北路尚未得到全面开发．尚未处于粗放经营阶段。杨果《宋代两湖平原地理研究》(湖北人民，2001)认为．两宋时期是两湖平原市镇在空间上迅速扩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又是县以下镇、市的扩展．

广南经挤区．该区大致指唐代的岭南道，北宋的广南东西二路．徐俊鸣《古代广州及其附近地区的手工业》(《历史地理》创刊号，1982)认为，唐宋时期本地区手工业较为发达．诸如造船、纺织、食品加工、陶瓷、制纸、矿冶等均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陈伟明《宋代岭南主棱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1)认为宋代岭南地区初步形成了独立的农业生产区。关履权《宋代广东历史发晨趋向与农业商品化》(《广东社会科学》1991．1)认为工商业和海外贸易对广东历史发展起了催化剂作用．韩茂莉《宋代岭南地区农业地理初探》(《历史地理》第11辑．1993)分析了宋代岭南地区的人口构成及其分布，认为蛮人集中分布的广西和海南岛生产方式还很落后．指出宋代内地移民是岭南地区重要的农业生产劳动力。内地移民集中的南岭南坡地带，以及珠江三角洲，是岭南农业开发程度较高的地区．也是岭南最重要的农业经济区．但与内地相比．岭南大多地区的生产方式仍很落后．

笔者自知，对于学界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段中所做的有关唐宋经济格局研究的成果，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此文中一一尽述的．因取舍眼光和目的所限．即使部分较为重要的成果，间或亦有遗漏．在对经济格局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上述梳理后．笔者认为要使此课题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还须从如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确立贯遇研究的思路，打破朝代分野．即以唐宋变革期学说为指导．改变过去以朝代为中心的叙述模式，将晚唐至宋的经济格局变动视作整体予以考察，关注趋势的演变特征，以期反映出其时经济格局变动的总体面貌。

第二，明确经济格局变迁的内涵，切实把握其所涉及到的各个方面．经济格局当以自然环境、农牧业经济、经济重心、交通网络和区域经济为主体构成部分．这也理应成为学界探讨此课题的侧重点．

篇(2)

关键词：初中历史；教学制度；改革；创新

一、初中历史教学现状分析

初中历史教学的主要目的就是用来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以及与他人合作和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能力。要引导学生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所创造的文明成果，正确看待国际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初步形成正确的国际意识；要使学生学习和继承人类的传统美德，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曲折历程中理解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逐步形成真诚善良、积极进取的品格和健全的人格，以及健康的审美意识和情趣，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初中历史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我们应该注意，首次就是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为指导，正确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并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要坚持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力求做到科学性、思想性和生动性的统一。要考虑到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心理特征，从学生的认知水平出发，调动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鼓励学生积极地参与历史教学活动。同时，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的安排要从有利于学生学习的角度出发，注重启发学生对历史的理解，避免死记硬背，以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然后就应该要注重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使学生学会学习，逐步掌握学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一些基本技能和方法，例如；计算历史年代；阅读历史教科书及有关的历史读物；识别和运用与教学有关的历史地图、图片、图表；搜集和整理与历史学习相关的材料；叙述重要的历史事实；解释重要的历史概念；分析和评论重要的历史问题，等等。要注意多层次、多方位的联系，包括：历史发展的纵向联系；同一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横向联系；历史发展的因果联系；中国史和世界史之间的联系；历史演变与现实生活、时事之间的联系；历史学科和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以开拓学生的视野，更好地认识历史。

最后，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我们要提倡历史教学形式的多样化，积极探索多种方式的教学途径，组织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例如：开展课堂讨论；组织辩论会；举行历史故事会；举办历史讲座；进行历史方面的社会调查；参观历史博物馆、纪念馆及当地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考察历史的遗址、遗迹；编演历史剧；观看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阅读欣赏历史文学艺术作品；仿制历史文物；撰写历史小论文、历史人物小传；编辑历史板报、通讯、刊物，等等。要注意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多样化。应积极运用幻灯、投影、录音、录像、影片、模型等，进行形象直观的教学。要积极创造条件，利用多媒体、网络组织教学，开发和制作历史课件，创造性地开展历史学科的计算机辅助教学。

三、如何让学生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学好历史

在平日的历史教学中，我进行了一些探索，摸索出了“把学法指导贯穿在历史课堂教学始终”的教学模式，实践证明，学法指导是培养学生能力的有效途径。

（一）编写学习提纲，培养阅读能力

阅读教科书是获取历史知识、提高学生成绩的重要途径，也是培养智能的重要前提。因此，教会学生阅读教科书是历史课堂教学的重要内容。由于历史学科具有过去性、综合性和史论性的特点，学生在初读时容易遇到许多障碍，也有一部分学生因为基础差、阅读不得法，抓不住重点，所以，在起始阶段，我重点训练学生的阅读方法，通过提问引路、审题启示、疑难突破、重点探索、提纲导读等多种方法，把学生引到自觉阅读的轨道上来。例如，在教授中国历史第一册的《大变革时期的社会经济》一课时，我首先给学生指出：社会经济主要包括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三个方面，农业方面包括工具、技术和经验、水利及成就；手工业方面包括冶炼、陶瓷、纺织、造纸、市场等。然后指导学生按上述提示阅读教材，找出本课中的重点知识，学生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二）创设问题情境，培养思维能力

历史学科对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具有重要作用，但部分学生由于受传统偏见的影响，仍认为历史是一门知识性学科，只需死记硬背即可，而不需理论的思考和理解，所以，他们缺乏学习历史的内驱动力。为此，教师应十分注意利用历史学科内容丰富、纵贯古今的特点，有目的、有计划、有针对性地从历史知识本身提出各种具有较强启发性的问题，组织学生讨论，让他们自己去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激发他们求知的欲望，组织学生讨论，让他们自己去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激发他们求知的欲望，促进他们大胆地驰聘自己的思维和想象，发展他们的智力。

（三）注意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

在教学中，我认识到不能再同我上学时那样教学了，现在应该教的不是书本上死的东西了，那些学生都能知道，“读史可以明志，学史可以鉴身”现在教给他们的是就某个知识应怎样分析理解，使从中得到启发。所以我努力改变学生原有单纯接受式的学习方式，建立和形成充分调动、发挥学生主体性的学习方式，在教学过程中，我主要教给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答案由自己归纳得出。我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努力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要，创设能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教育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能对学习活动进行自我支配、自我调节和控制，让他们主动地去认识、学习和接受教育影响，从而达到所预期的学习目标。初中学生天真、幼稚，该说的他们说，不该说的他们也说，有时课堂一旦放开，教师不易驾驭。可将全班学生分成几大组，自荐组长，组长负责讨论时推荐（自荐）代表发言、参与讨论。在上导言课时，为了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和主动探索知识的能力，设计了“秦始皇陵兵马俑”这个内容。先由封面图引出话题，再结合第17课的相关内容，使学生对世界第奇迹有一定的了解，然后让学生根据三幅图中三个陶俑的神态和动作猜猜他们的身份。学生讨论的很激烈，进行了大胆的想象，他们都争先恐后的发表自己的见解，把课堂教学推向.短时间内便创造出了一个浓厚的学习气氛 ，学生的主体性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使学生真正做了课堂的主人，享受到了历史课堂的快乐。所以辩论课的开展，故事会的举行倍受学生的欢迎和重视。总体来说，有以上几方面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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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环境；陕西南部；清代

陕南，位于川、鄂、豫、陕、甘五省交界地带，是长江、黄河两大河流的重要水源补给区，北跨秦岭，南依巴山，汉水自西向东横穿而过，西部有嘉陵江由北而南流入四川，东部有丹江等支流汇入汉水，在江河谷地依次分布着汉中、安康与商洛盆地，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清代隶属汉中、兴安与商州，并以其、的典型性而为学界所注目，特别是乾嘉以降，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发生明显逆转，森林植被大量被毁，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社会经济受到深刻。因此，探讨这一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必须充分认识生态环境这一重要因素的变化。学界对此已有相关成果问世，但是相关研究多拘于文献的资料性描述，往往把生态环境作为长期不变的因素，作为经济开发的背景条件加以简单罗列，对自然科学的相关成果及更是缺乏借鉴和吸收。[1]鉴于此，本文将在系统搜集陕南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自然科学量化统计分析的方法，从动植物资源的变迁和自然灾害的统计分析两方面着手，以期深入考察清代陕南的生态环境变迁。

一、动植物资源的变迁

清初，陕南仍分布着相当规模的远古森林，被称为“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有“陆海”之美誉。乾隆二十五年卓秉恬奏报朝廷说：“由陕西之略阳、凤县迤俪而东经宝鸡、眉县、盩厔、洋县、宁陕、孝义、镇安、山阳、洵阳至湖北之郧西，中间高山深谷，千枝万派，统谓之南山老林；由陕西之宁羌、褒城迤俪而东经四川之南江……陕西之紫阳、安康、平利至湖北之竹山……中间高山深谷，千峦万壑，统谓之巴山老林。”[2]清中叶大规模的流民涌入垦殖。兴安州的平利、洵阳、白河、紫阳、石泉、汉阴六县，“从前俱系荒山僻壤，土著无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因川、楚间有歉收处所，穷民就食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所以“户口骤增，至数十余万”。[3]据萧正洪研究，河谷盆地区的褒城、南郑、沔县、城固、西乡、石泉、汉阴、商州及安康等10县，人口由康熙中的41．6万增加到道光初的211．7万，而同时期其它山地各县(除宁陕、孝义、留坝、定远外)人口由原来的8．1万增加为146．1万，人口增长率分别为408．9％和1703．7％，迁移增长率分别为141．3％和1436．1％。[4]可见，山区的人口增长迅速。至道光初年，外来移民人数可以说已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三省边防备览》载：“川陕边徼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广东、安徽、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5]具体到各个山区州、县、厅更是如此，所占的比重更大。定远厅，“近来烟户渐多，川人过半，楚人次之，土著甚少。”[6]凤县，“新民甚多，土著稀少，多系川湖无业游民，佃地开垦，杂处五方。”[7]留坝厅，“土著民人甚少，大半川楚、安徽客民。”[8]白河县，“境内四面皆山，外来佃种者，十居六七。”[9]镇安县，“土著不过十之一二，客民十之八九。”[10]平利县，“民多系楚蜀迁居之户。”[11]

更有甚者的是，这些移民的开发、谋生方式又极为原始。“山中开荒之法，大树巅缚长絙，下缒千钧巨石，就根斧锯并施。树既放倒，本干听其霉坏，砍旁干作薪，叶枝晒干，纵火焚之成灰，故其地肥美，不需加粪，往往种一收百。间有就树干中挖一大孔，置火其中，树油内注，火燃不息，久之烟出树顶，而大树成灰矣。”[12]移民在山区四处迁移，“流民之入山者……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庙、岩屋或者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锅，拾柴作饭，遇有乡贯便寄住，写地开垦，伐木支橼，上覆茅草，仅蔽风雨。借杂粮数石作种，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方渐次筑土屋数板，否则仍徙他处”。[13]一处垦种几年，地力下降后，便又迁一地，“山民伐林开荒，阴翳肥沃，一二年内杂粮必倍。至四五年后，土既挖松，山又陡峻，夏秋骤雨冲洗，水痕条条，只寸石骨，又须寻地垦种。”[14]因此，“今年在此，明岁在彼，甚至一岁之中迁移数处”[15]的现象甚为普遍，许多地区植被由于这种盲目无定的开发消失殆尽。上世纪30年代何庆云在考察秦巴山地的森林后说：“南郑秦巴山中各森林，向称最富，只以佃户居住不定，无久远经营心，只知砍伐，不愿培植，故林木茂密之庄。多系自耕农，反之，童山濯濯者，一望而知其为佃农区减。现在南郑森林，荒弃之地，殆过半矣。”[16]

大量的手更全是资源消耗性产业。纸厂，“定远、西乡巴山林甚多，厂择有树林、青石、近水处方可开设。有树则有柴，有石方可烧灰，有水方能浸料。如树少水远，即难做纸厂，只可就竹箐开笋厂。”[17]炭厂，“有树木之处皆有之，其木不必大，山民于砍伐老林后，蓄禁六七年，树木长至八九寸围，即可作炭，有白炭、黑炭、粟炭”。[18]木耳厂，“择山内、五六年花粟、青棡、梓树用之，不必过大。每年十月内，将树放倒，纵横山坡上，雨霖日晒。至次年二三月间，将木立起，二三十根攒一架，再经淋晒，四五月内，即结木耳”。[19]香菌厂，“于秋冬砍伐花粟、青棡、梓树、桫椤等木，山树必则大者，小不堪用，将木放倒，不去傍枝，即就山头坡上，任其堆积，雨淋日晒。至次年，树身上点花，三年后，即结菌”。[20]这种竭泽而渔的开发方式，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大片森林被毁。如紫阳县，乾隆中叶尚未开垦，到了乾隆末年则“尽已开垦，群兽远迹，石骨岐增，向之蔚然森秀者，今已见其濯濯矣”。[21]至嘉道时期，陕南许多地方的森林都已经消失殆尽。汉阴厅，“南北两山老林，皆垦伐殆尽。”[22]商南县，“跬步皆山，久经开垦，并无老林。”[23]凤县，“境内跬步皆山，数十年前，尽是老林，近已开空。”[24]洋县宋军山，“县北百三十里，旧有从林。今废，止存大殿五楹前，有古松二株，偃盖盘郁荫约数亩”。[25]略阳县寒蓬山，“乾隆间，此山林木茂盛，虎豹麋鹿，络绎不绝，惜乎土人喜招客民，开垦取材。以迄于今，非复牛山之美矣。”[26]留坝厅紫关岭，“往时岭旁尚为老林”，嘉庆时期，“开垦人众，见其濯濯矣。”[27]叶世倬《重修连亭记》说到自己目睹紫关岭一带森林变迁的情况，“紫关岭……予自乾隆丙午入蜀，道经此岭时，则槎桠俊茂，阴翳蔽天，此树杂错众木中，前有亭立碣以表之。今嘉庆戊辰，自关中之兴安复经此岭，二十三年间，地无不辟，树无不砍……”[28]紫柏山，道光九年，有人经过时，“览庙后山冈，古柏翳天，无间杂树”，“其树皆千数百年物”，十年之后，“复过此地，见山谷依旧，林木全非”，“古木荡然”。[29]留坝厅至褒城县的北栈道附近，地势险峻，同样未免被毁的厄运，“数十年前，古木丛篁，遮蔽天日，异花奇木，芬馥泉岩。近为川楚棚民开垦，路增崎岖，而风景不复葱苍矣。”[30]“惟柴关一处，尚有古木数千丈。”[31]面对此番情景，时人也只能慷慨万千，有诗石：

“山中有客民，乃与造物争。利之所在何轻生，悬崖峭壁事耘耕。有土即可施犁锄，人力所至天无功。我闻故老言，思之令人羡。在昔山田未开时，处处烟峦皆奇幻。伐木焚林数十年，山川顿使失真面。山灵笑我来何迟，我笑山灵较我痴神力不如人力好，对景徘徊空叹息。”[32]

随着大片的植被被毁，森林系统的生态平衡逐渐打破。与森林资源密切相关的其它生物资源亦受到严重影响，生存环境逐渐萎缩，一些动物群落不断减少、减退，甚至灭绝。比如，老虎，长期以来一直生活在陕南秦巴山区，历史上有许多关于该地区虎患的记载。[33]直至清初，这里仍有虎患的记载。西乡县山深林密，经常有老虎出没，清溪、桑园铺、白沔峡等地均有虎食人。每至薄暮，虎游于市。惊怖街衢，伤及人畜。康熙五十一年(1712)，知县王穆悬赏重金，募虎匠数十人，人山林扑杀，三年之间，即杀虎六十四只，虎患才息。[34]这说明当时陕南仍然维持着较好的生态环境。但是好景不长，尽管我们没有找到西乡县的直接记载，从其它地区却可略知一二，乾嘉以来，老虎的数量锐减。乾隆《旬阳县志》记载，“近各乡山已尽童，亦鲜虎暴矣。”[35]到光绪时期纂修的《旬阳县志》已经完全没有老虎的记载。[36]紫阳县三台山旧多虎豹，乾隆末年以后，由于山林被开垦殆尽，“群兽远迹”。[37]石泉县，嘉庆时还有“虎豹为害”的记载。[38]至道光时期，不仅虎、豹，其它物种也未免生态失衡而导致灭绝的厄运，“鸥、鹭、鸳鸯、虎、豹、麋、鹿、熊、罴，旧志有之，近开垦既遍，亦不尽有。”[39]凤县，早在开垦初期，“其僻处山林者，垦地种作，暇则猎兽从禽利，其皮、角、毛、羽入市货卖”，而且“时有虎患，樵采者恒苦之”。[40]可是，到了光绪时，獐、狐、麋鹿、豺豹、虎、野羊、野猪、鼠、兔之属，“非山薮深邃，林薄丛郁殊不多。”[41]镇安县，康乾时期，虎患问题是地方政府极为头疼的事情，各级政府都极为重视。乾隆年间镇安县宰聂寿曾记：“乾隆十五年(1750年)秦岭多虎，奉文拔宜君营兵捕杀，卒以无所获。时在省晋遏制台尹公，蒙示以防范之法，即于省城制备短枪火药，捐散四乡，一时打获数虎。”[42]但是，到光绪朝，老虎在这里已是极为罕见。光绪《镇安县乡土志》云：“昔年地广人稀，山深林密，时有虎患。乾嘉以后客民日多，随地垦种，虎难藏身，不过偶一见之。”[43]随着老虎等动物的大量消失，这一地区的食物链遭到严重破坏。例如野猪，由于自己天敌老虎的锐减，则大量繁殖，成为祸患，“近年以来殊无大异，惟南山一带野豸妨农，民多徙去。”[44]凤县，光绪十一、二等年，“秋雨太多，野猪戕害，贫民远徙。”[45]

可见，整个清代，陕南动植物资源变迁较为明显。随着大规模移民的盲目涌入以及不当开发，大片的森林植被和大量动物群落在这一带也逐渐消失。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地方的植物和动物种类的变动受气候等自然因素变化的影响也十分明显。[46]清代陕南地区动植物资源的大规模衰退，人为的不当开发固然是最直接最根本的因素之一，但是气候变化也不可忽视。大规模移民入迁的乾嘉时期是明清寒冷期的极冷时期，这势必会影响该地区动植物群落的分布和恢复。[47]由于气候条件更为不利，本来应该加大对动植物资源保护，更不用说反其道而行之。总之，在人为和自然因素共同作用下，陕南生态环境变迁作为一个有机的生态统一体，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动态连锁反应，动植物资源并不是简单的你消我长关系。由于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变化导致该地区的动植物生活环境发生急遽变化，大片的植被大规模消失，随之大量的动物资源也不断减少，甚至消失。

二、生态环境变迁的统计——以水灾为中心

清代陕南生态环境变迁的另一集中表现就是水、旱等多种灾害频发。本部分冀通过对灾害时空分布的量化统计，增强对陕南有清以来生态环境变迁的认识。诚然，利用资料进行量化分析具有一定的难度，但也不是不可能。美国学者赵冈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一是利用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来推断生态环境变迁；另一是通过对粮食亩产量升降的考察来分析环境变化。[48]考虑到陕南区域特点以及资料情况，这里采用第一种，即通过对自然灾害频率的量化分析来更为深入的考察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

(一)相关资料说明

清代陕南自然灾害记载主要是以各府、州、县、厅方志为主，私人文集、笔记、档案奏折也有相关记载。涉及到的灾害种类包括水灾、旱灾、雹灾、冻灾、风灾、震灾等。关于这些自然灾害资料前人已作了较为系统地整理，包括气象局气象院主编《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49]、陕西气象台编《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50]以及水利电力部水管司、司和水利水电科学院编《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51]，从而为利用分析提供了方便。

但是，上述三种资料也存在优劣详略之别，《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较其它两种资料更具有可信度和可操作性。首先，资料来源丰富。据统计现存清代陕南各地府、州、县、厅以及乡土志书总共94部，[52]《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一书收录其统计的达到39部，占到二分之一多，考虑到相当一部分志书并没有灾异部分记载，因而资料的覆盖幅度已相当广泛。此外，还包括各种实录、故宫档案等文献以及调查资料。其次，统计以县一级的行政区划为单位，记载更为具体。因此，该资料的史料来源广泛，灾害记录相对详细具体，可以弥补因多种原因所造成的阙失，纵有不足与遗漏之处，也不致在总体上统计的结果。基于此，以下的量化统计分析即选取《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作为基本的史料来源。

(二)自然灾害统计分析——以水灾为中心

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水灾、旱灾、雹灾、冻灾、风灾、震灾等。其中水灾和旱灾与生态环境变迁的关系最为密切，而水灾又是陕南最主要的灾害类型。因此，以下选取水灾作为统计指标，通过对其时空分布特征的研究，深化对清代陕南山地生态环境变迁的认识。[53]

1．空间布局

为了更清楚地反映，有关水灾的时空分布状况均予以列表说明。在统计过程中，我们对相关资料作了如下技术处理：

(1)资料中的灾情记载，明确注明某县，则视为该县发生水灾一次；所谓的“陕西”灾害，除非见到各地所属州县的具体记载，否则不在内，例如，“康熙三年，陕西，被水”，我们将不作为一次记载；而“陕南”灾害，则陕南所属州县分别按一次计算在内，例如，“嘉庆十八年，陕南，兴、汉、商各属秋涝(多雨)，稻苗半槁，年岁大荒”；另诸如“南山一带，七月间，阴雨过多”、“汉水，七月十四日大水”等这样模糊记载，由于很难确定具体所属各县，我们在统计中将不计算在内。

(2)留坝、定远、佛坪三地是清代才设置的，原隶属其它州县。留坝厅，乾隆三十年，分凤县南、褒城北而设；定远厅，嘉庆七年，分西乡县南而设；佛坪，道光五年，分洋县北、周至县南而设。所以，我们以黑体字表示，在具体统计分析时并没有计算在内。

(3)资料中的灾情记载，明确说明某月某日大雨或者连续大雨几日者则按一次记载；否则则按大雨的具体次数计入，例如，“宁陕、镇安，六(7)月初十并二十一(8月9日)、二十二日(8月10日)等被雨”，则按二次计入。

根据以上原则，陕南各地水灾情况统计列表如下：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清代陕南水灾空间分布的大致情况。安康、旬阳、白河、镇安、商县、商南、定远、略阳等高海拔山地是水灾的多发区，每年水灾暴发的次数要高于其它平坝地区。问题还远不止于此。据尹国康对汉江上游安康地区地表坡度结构分析，16°～25°占19．85％，26°～35°占27．70％，大于35°则占43．90％。[54]而崩塌滑坡的发生与山地斜坡地形形态和坡度大小密切相关，坡度愈大径流速度愈大，同时土体的稳定性愈差，冲刷量也愈大，坡度在20°～30°最易发生滑坡，坡度大于35°典型滑坡减少而崩塌增多。[55]山体则主要由火成岩和变质岩系组成，以花岗岩、花岗片麻岩、片岩、石英岩、大理岩和灰岩分布最广，[56]多极易风化，属于易滑地层。[57]“山中石多而性浮，非独杂在土山者，雨多必至砰裂，即一望悬崖，本自石骨峥嵘，而久雨之后，亦自时时崩坠”，[58]“间有山质为石者似为可靠，不知土内石质是沙土凝结而成，非真石也，与煤矿无异，每岁必增长数分，数年积长一二寸，山既长，砖石之砌其上者，渐次进开，海漫裂缝，雨水浸入，无不坍塌”。[59]“石杂土中，不相连属”，因此，“夏秋之际。霖雨经旬，土石浮泥，力不能以缀石，巨石则由山巅径流而下”。[60]一些志书对此亦有较详细的记述。洵阳县，同治八年秋，“大水山崩”；光绪二十一年，“雨多山崩”；二十三年，“雨多山崩”。[61]定远厅，道光四年大水，“五块石山崩，坏市廛民屋”；十五年雨，“鱼渡坝、母猪硐沟山崩”；咸丰八年大水，“坏民田庐，大池堡、袁家沟山崩”。[62]因此，水灾与山崩、泥石流等山地灾害常常并发，山崩伴随泥石流是这些地区久雨、暴雨成灾时的常见现象。

总之，汉水流域盆地、丘陵和低山区、高山区的环境变化程度存在很大差别，其中高海拔区是清代陕南地区环境变迁最明显的区域。实际上，这些灾害高发区基本上又是清代陕南新开发山区，其地质地貌、气候条件更为复杂恶劣，两者之间的重合显然不是巧合，这说明水灾暴发频次与清代陕南各地的生态环境特点密切相关。

2．时间布局

本部分主要包括水灾的四季分布、水灾在清代不同时期中的分布以及水灾在各地各

个时期的暴发频次。在统计中仍以县一级的行政区划为单位。

(1)四季分布

在统计中，根据农历历法，一、二、三月为春季，四、五、六月为夏季，七、八、九月为秋季，十、十一、十二月为冬季，凡没有具体月份或者季节的归入不详。若出现连续几月的记载，每月分别各按一次计，例如，“康熙元年，商县、洛南，二月中旬至九月中，无数日霁，禾稼无成，麦沾泞，十不中一”。统计结果见表2：

由表2可以明显看出，清代陕南地区的水灾主要发生在夏秋两季，分别占52．76％和42．82％，其中又多集中在农历五、六、七月之中。洪涨期最早是在夏季四月，最迟在仲秋九月，冬季则为低水位时期，几无洪水发生。这一统计与自然科学工作者根据水文仪器对1934—1940年汉中盆地汉江洪涨季节的测量统计分析基本上是吻合的。据统计1934—1940年汉中盆地汉江的洪涨期起于五月，终于十月，以七、八两月次数最多；就季节而言，夏季最多，达到十次，秋季五次，春季一次，最少。[63]因此可以说，根据文献记载的统计分析，其可信度是很强的。

历史时期分布是指水灾在清代不同朝代的分布状况。根据整个清代帝王统治年号分为十一个不同时期，各个时期水灾的分布情况见表3：

根据表3水灾发生最多的时期是嘉庆和光绪年间，均占22．04％。其次是道光时期，达到15．55％，以下依次是康熙、乾隆、同治、顺治、宣统、咸丰和雍正时期。不过，由于这几个时期是根据各个帝王统治时期划分，所包含的时间段不一，分别为18年、61年、13年、60年、25年、30年、11年、13年、34年、3年，其可比性较低。因此计算出各个时期平均每年水灾次数分别为2、1．07、0．39、0．68、4．48、2．63、0．64、3．07、3．29、3．67总平均为1．89次。从中可以明显看出，整个清代陕南地区水灾的年均暴发趋势，呈波浪状分布，但总体有增多之态势，嘉道和同光时期灾害暴发频繁，较其它时期更为集中，而嘉庆朝最多，平均每年达到4．48次，道光朝平均每年2．63次，同治平均每年3．07次，光绪平均每年3．29次。据研究乾嘉与同光时期皆为清代陕南地区两次移民人迁时期，[64]这一时期自然环境因素，如气候变化又处于“小冰期”的强冷期。很显然，这一统计再次说明水灾的暴发频次与陕南地区的(如移民入迁)和自然(如气候因素)的变迁有很强的相关性。

(3)各县水灾频次分析

上面已经计算出整个陕南地区不同时期水灾的年平均暴发次数，这对于说明清代该区域水灾的历时性与环境变迁趋势是十分有益的。但是，正如前文所言，陕南的小区域特征明显，汉水流域盆地、丘陵和低山区、高山区无论是气候因素，还是地质地貌以及移民开发程度都有很大的差异性。因此，在考察灾害的历时性时同时又要兼顾其共时性，即区域分布特征，进行综合分析。不过考虑到资料的记载多以县为单位，同时与前面的统计统一，这里仍以县为单位，统计分析清代各个时期陕南各县平均每十年水灾暴发频次，见表4：

由表4可知，发生灾害频率较高的地区为安康、旬阳、略阳、沔县、白河、紫阳、商县、镇安，这些州县的海拔也相对较高，而城固、洋县等海拔较低的河谷盆地则频次较低。就时段看，各个县在嘉庆和光绪这两个时期变化最为明显，水灾暴发的频次提高较快，是历年平均频次的几倍，相对其它时期更为集中。这既与气候波动一致，又与移民入迁的吻合。

总之，通过对整个清代陕南自然灾害的统计分析可知：

其一，就空间分布而言，陕南生态环境变化的地域性明显，小区域环境变迁有很大的

差异性，与气候、地质地貌等自然条件的特质相一致，高海拔山地是陕南生态环境的严重变迁区域；

其二，就时间分布而言，与乾嘉和同光时期的两次移民入迁一致，这两个时期亦是环境的集中恶化期，爆发的频次明显多于其它时期。这进一步证明陕南生态环境变迁是自然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综上所述，清代陕南生态环境发生显著变迁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不能仅仅停留于发生变迁这一表面认识。长期以来，人们往往笼统认为其发生严重恶化，虽有道理，但失之偏颇。事实上，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其变化或大或小、或主或从，不能不加区分地给予简单概括。陕南生态环境变迁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统一体，受气候、地质、地貌、人口等自然和社会因素影响，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表现出更多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充分地认识这一点不仅可以全面深刻地理解陕南生态环境变迁的特殊性，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合理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亦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注释：

[1]90年代以来，学术界围绕环境变迁已有不少成果问世，具体可参阅：谭作刚：《清代陕南地区的移民、农业垦殖与环境的恶化》，《农史》1986年第4期；周云庵：《秦岭森林的变迁及其反思》，《中国历史地丛》1993年第1期；梁四宝：《清代秦巴地区的开发与环境恶化》，《晋阳学刊》1994年第5期；耿占军：《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邹逸麟：《明清流民与川陕鄂豫交界地区的环境》，《复旦学报》1998年第4期；葛庆华：《试论清初中期川陕交界地区的开发与环境问题》，《西北史地》1999年第1期；张建民：《明清山区资源开发特点述论——以秦岭一大巴山区为例》，《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陶卫宁：《历史时期陕南汉江走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0年博士论文；田培栋：《明清时期陕西史》，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70～362页；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张建民：《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载李根蟠等编：《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张晓虹、满志敏、葛全胜：《清代陕南土地利用变迁驱动力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期。海外亦有相关成果问+。例如：Ts’ui-jungLiu(刘翠溶)，TradeontheHanRiveranditsImpactonEconomicDevelepment1800—1911．HarvardUniversity，Disser-tation，1974；上田信：《中国生态结构与山区经济——以秦岭山区为例》，载沟口雄三编：《长期社会变动》，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爱德华·B·费梅尔：《清代大巴山区山地开发研究》、《清代中国边疆地区的人口与生态》，分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1年第2期、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第387～433页；郑哲雄、张建民、李俊甲：《环境、移民与社会经济——清代川、湖、陕交界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民间风俗之一》，《清史研究》2004年第3期。

[2][清]卓秉恬：《川陕楚老林情形亟宜区处》，载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艺文下》，第17页。

[3][清]毕沅：《兴安升府疏》，载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艺文下》，第3～4页。

[4]萧正洪：《清代陕南的流民与人口地理分布的变迁》，《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

[5][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21页。

[6][清]卢坤：《秦疆治略·定远厅》，道光年间刻本，第50页。

[7][清]卢坤：《秦疆治略·凤县》，第55页。

[8]道光《留坝厅志》卷四《土地志·风俗》，第5页。

[9][清]卢坤：《秦疆治略·白河县》，第64页。

[10][清]卢坤：《秦疆治略·镇安县》，第43页。

[11][清]卢坤：《秦疆治略·平利县》，第62页。

[12][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20页。

[13][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19页。

[14]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二十一《风俗》，嘉庆十九年刻本，第6页。

[15][清]严如熤：《三省风土杂识》，第35页。

[16]何庆云：《陕西实业考察记》，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第45页。

[17][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第6页。

[18][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第5页。

[19][20][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第16页。

[21]道光《紫阳县志》卷一《地理》，引自张建民：《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载李根蟠等编：《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

[22][清]卢坤：《秦疆治略·汉阴厅》，第60页。

[23][清]卢坤：《秦疆治略·商南县》，第23页。

[24][清]卢坤：《秦疆治略·风县》，第55页。

[25]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四《山川上》，第23页。

[26][清]淡金籯：《寒蓬山记》，载道光《重修略阳县志》卷四《艺文部·记》，光绪三十年重印本，第55页。

[27]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四《山川上》，第1页。

[28][清]叶世倬：《重修连亭记》，《留坝厅足征徵录》卷一《文徵》，第18页。

[29][清]俞逢辰：《禁伐紫柏树木示》，《留坝厅足征徵录》卷一《文徵》，第34页。

[30][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3页。

[31][清]严如熤：《三省风土杂识》，第3页。

[32][清]王志沂：《栈道山田》，《留坝厅足征徵录》卷二《诗徵》，第33页。

[33]相关研究可参阅陶喻之：《汉中历代虎患钩沉》，《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李健超：《秦岭地区古代兽类与环境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期。

[34][清]王穆：《射虎亭记》，载道光《西乡县志》，道光八年刻本，第35～36页。

[35]乾隆《旬阳县志·物产》，乾隆四十八年刻本，引自张建民：《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

[36]光绪《旬阳县志》卷八《赋役·物产》，光绪二十八年刻本，第22页。

[37]光绪《紫阳县志·山川》，引自张建民：《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

[38]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七《城表·乡村》，第11页。

[39]道光《石泉县志》卷二《田赋志·物产》，第21页。

[40]光绪《凤县志》卷八《风俗志》，光绪十八年刻本，第1页。

[41]光绪《凤县志》卷八《风俗志》，第10～11页。

[42]乾隆《镇安县志》卷七《物产》，乾隆十八年抄本，第10页。

[43]光绪《镇安县乡土志》卷下《物产》，光绪三十四年刻本，第63页。

[44]光绪《宁羌州乡土志·历史·户口》，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第46～47页。

[45]光绪《风县志》卷一《地理·河》，光绪十八年刻本，第11页。

[46]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载《竺可桢文集》，北京，出版社，1979年，第477页。

[47]关于清代陕南气候变迁与环境演变的具体研究可参阅拙作：《清代陕南的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变迁之关系试探》，《安康师专学报》2004年第2期。

[48]具体论述可参阅赵冈：《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20页。

[49]中国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主编：《中国近五百年早涝分布图集》，北京，地图出版社1981年，第325～331页。

[50]陕西气象台编：《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内部资料)》，1976年，第31～124页。

[51]水利电力部水管司、司，水利水电科学院编：《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52]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53]关于陕南自然灾害的统计，耿占军曾把整个陕南作为一个区域进行过粗线条的分析(可参耿占军：《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5～155页)。事实上，陕南地区区域差别明显。因此，我们的统计将具体到县一级单位，希望给予更为细致的量化分析。

[54]尹国康：《汉江流域地貌结构与土地资源》，《地理科学》1993年第2期。

[55]秦大河主编：《中国西部环境演变评估》，第二卷，丁一汇主编：《中国西部环境变化的预测》，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56]相关论述主要参阅沈玉昌：《汉水河谷的地貌及其发育史》，《地报》1956年第4期；聂树人编著前揭书，第14页。

[57]陈自生、王成华、孔径名：《中国滑坡灾害及宏观防御战略》，载施雅风等主编：《中国自然灾害灾情分析与灾对策》，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310页。

[58][清]严如熤：《三省风土杂识》，关中丛书本第39页。

[59][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39页。

[60][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29页。

[61]光绪《洵阳县志》卷十四《杂记》，光绪二十八年刻本，第15～16页。

[62]光绪《定远厅志》卷二十四《五行志·祥异》，光绪五年刻本，第3页。

[63]王德基、薛贻源：《汉中盆地地理考察报告·地形篇》，重庆，中国地理研究所1943，第54～55页。

[64]钞晓鸿：《晚清时期陕西移民入迁与土客融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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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在理论上， 向来有两种彼此“对立”的视角: 整体论和个体论。前者在研究农民由乡村向城镇迈进寻求非农职业和城市生活的时候， 关注于宏观的结构性、制度性因素的制约作用(甚至被叫做“决定作用”)， 认为个人不过是社会关系的载体和体现， 而具有整体意义的社会关系和结构， 才是解释社会变迁的关键因素。换句话说， 社会宏观结构层面上的种种关系，如城乡关系， 工农关系， 经济上的发达地区(或国家)与欠发达地区(或国家)的关系， 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等等， 是制约农村劳动力要不要、能不能、以及怎样由传统农业向非农特别是城镇的工业和服务业转移的源头， 也是转移以后这些个人又将如何生存、社会整体又将怎样演变的起因。整体论研究视角的理论渊源， 可以在自称受到马克思深刻影响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中找到。

后者则把变迁的关键归结为行动者主体， 认为不是社会整体， 而是微观上的个人， 凭借对资源的占有情况和对市场信息的了解程度而在现有的务农收益和外出从事非农的预期收入之间作出的“理性选择”。除了古典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之外， 在很大程度上， 这一视角是与韦伯传统有密切关联的，尤其是社会学中的所谓“现代化”理论， 其把社会的变迁归结到行动者个人作为有理性的主体在投入/产出上的计算和在价值观上的改变。随着各个行动者个人在观念和行动上的改变， 社会整体(如果的确有所谓整体的话)也就改变了，最终将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

本文作者一方面承认，上述看来相互对立的理论各自都在自己所限定的范围内---或者在宏观上或者在微观上---有其理论解释的力度， 另一方面又深深感到，这种在整体与个体、宏观与微观两个极端上提出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又都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困难。当然， 如何克服社会学理论中的这一“经典性难题”，一直是理论家们苦苦追求的目标，也是在经验研究中无法绕开的障碍。而且， 试图仅仅简单地将上述对立着的两极凑在一起是无济于事的。

本文受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的启发， 试图对中国广大农村村民的寻求非农活动或非农职业作出某种新的理论说明。 结构化理论是吉登斯在试图克服整体论的二元对立而提出来的，它用结构的二重性去说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所谓结构的二重性， 吉登斯指的是，社会结构既是由人类的行动建构起来的，同时又正是行动得以建构起来的条件和中介。

结构化（Structuration）理论把结构看作是行动主体在其颇富多样性的行动条件下创造出的各种规则和资源， 而结构不断卷入其中的社会系统则是由人类主体的种种特定活动构成的，其在时间与空间的条件下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主体与结构的建构并不是一种二元论的关于两种全然独立的既定现象的组合，而是一种二重化的过程。根据结构二重性的原理，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其不断组织的实践的条件，又是这些实践的结果。吉登斯认为， 人们的有意图的行动包括三个层面的基本内容：第一，对行动的反思性调节，它意味着，行动者总是试图不断地认识自己的种种活动和自己得以在其中活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并期望知道别人对自己的这些活动是如何反应的，因此，他们也总是不断地改变和调节着自己的行动；第二，行动的合理化过程，行动者不间断地保持对自己活动的各种环境条件的理论性领悟，在一般情况下，如果需要，行动者是能够对自己所从事的绝大多数活动作出某种解释的， 既对自己也对他人作出合理化的解释；第三，促使行动得以发生的动因，与对行动的反思性调节或行动的合理化过程不同，行动的动因并不直接与行动的连续性相连，它是潜在于行动的，它是对行动的规划。

但是，更重要的是，正是由于反思性、合理化和行动的动因的作用， 主体的有意图的行动是会导致未能预期(或不曾期望的)后果的，而未预期的后果又会反过来成为以后的行动的未被意识到的条件。图一表明了行动-后果-条件的这种模式:

图一： 行动-后果-条件:（资料来源:Giddens，1984:5。）

未被意识到 ┈┈┈ 行动 ┈┈┈ 未预期的

的 ┊ ┊ 行动

行动条件 ┊对行动的反思性调节 ┊ 后果

┊ ┊行动的合理化过程 ┊

┊ 行动的动因 ┊

┈┈┈┈┈┈┈┈┈┈┈┈┈┈

主体作为行动者，不仅总是具有明确的动因， 而且也总是能够不断地将自己的行动加以合理化， 总是不断地对自己的行动进行反思和调整。易言之， 在逻辑上， 行动者总是可以以不同方式去行动的。这就意味着，行动所体现的，是行动者改变既成事态的能力。如果说行动者在很大程度上知道自己在日常的人际之间的联系过程中在做什么的话，他们很可能对自己的行动所产生的各种后果知之甚少， 其中很有意义的后果是制度在扩展了的时-空条件下的重建， 包括规则的改变和资源组合方式的调整。这些行动后果对他们而言是未能预期的，甚至是不曾期望的， 并且它们又构成了主体再行动的未被意识到的制约条件。

在对中国日益增多的农村人口和劳力就地和异地寻求非农活动或非农职业现象进行调查、研究、描述和阐释的时候， 本文作者认为， 至少在理论上， 上述结构化框架比较有力地沟通了结构和主体的鸿沟， 因而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度。首先， 既不仅仅是制度性安排的阻碍或推动， 也并非简单地只是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 而是是主体与结构的二重化过程， 构成了当今中国数以千万计的农村户口持有者离开农业离开农村而不断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和生活空间。如果没有结构性因素和条件所提供的可能和制约，村民们即使再想外出寻求更大的利润和更多的利益，他们也无法对此施以具有实际意义的步骤，反之， 若没有这样的寻求非农活动的冲动， 无论什么样的制度性安排，对村民自己而言，也是没有意义的。其次， 农村人口的外出或转移，绝不是盲目的，相反，他们总是具有明确的动因和目标， 一开始他们也许大多是为了从非农活动中挣得现金收入以补务农收入之不足; 而不论他们的动因和目的多么明确，他们总是在外出或转移过程中不断的对自己的行动加以合理化的解释， 总是不断地反思自己的行动、调整自己的策略。这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不仅会经过权衡比较而不断说服自己当初选择寻求非农活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而且还会重新审视自己当初的目标， 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当初的目标。最后， 正是因为行动者实际上总是在不断地反思、调整自己行动的"规划"， 故这些行动所产生的种种后果，并非总是能够被行动者自己预期到，也并非都是符合他们当初的初衷，更不是一定都具有“正面的”、“合乎理性的”后果。 转贴于 （二）

本文对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外出或就地寻求非农活动的现象作如下假设性陈述:

第一， 人多地少这一基本的格局是中国数亿农民， 或更准确地说，他们中数量和比例都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早晚要走出农业走出农村的一个主要原因。如果我们仍然按照目前的城乡户籍制度划分农村人口与城镇人口， 那么，无论统计上有多大的漏洞和误差， 也无论中低产田的改造尚有多少余地，农业科技的推广、农业服务的开展还有多少文章可做， 现在的农村人口的平均耕地面积也仍然可以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 大量的农村人口和农村劳力是富余和剩余的。这实际上也许是最明白无误的社会现实和中国国情， 但是，问题在于，人多地少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新情况，为什么在过去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并没有今天这样如此规模巨大的农村人口外出和转移?

第二， 传统农业特别是种植业的比较收益低下， 使农村劳力逐渐意识到务农不如务工经商服务打杂，是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 包括其中并非“剩余”的部分， 纷纷转向非农活动和非农职业的强大的市场因素。人均耕地虽然很狭小，但是如果在这块狭小的耕地上也能够产出至少并不低于务工经商服务打杂的收入， 而且这些收入也已经足以使农户家庭维持并延续其还过得去的基本生存条件， 那么， 虽然在任何情况下也不排除总会有少数人冒险， 但在逻辑上，农村的大量劳力就没有必要以更高的代价和风险去寻求并从事非农活动。接下来的问题是， 农业特别是种植业生产的边际报酬递减并非始于今日， 比较收益低下也可以在分田责任制实施以前就看到， 为什么那个时候并无今天之“民工潮”?

第三， 原有的就业用工、户籍管理、粮油票证以及医疗、福利、教育等一系列制度，是限制农村人口离开农村离开农业(特别是种植业和传统副业)的结构性条件。而随着改革的深化和普及， 当这些制度要么基本上取消， 如粮食凭票供应制; 要么很大程度上改变， 如城镇的就业用工制; 要么被行动者自己有意无意地冲破或改变形式， 如户口制在一定程度上被身份证制度取代， 等等。这些制度原来都曾以一种相互配合的系列形式， 严格地束缚着亿万中国农民， 而作为行动规则， 它们把资源或对资源的利用机会都分割成供城镇人口的和供农村人口的，从而使得亿万在农村社区里生产、生活的人们即使面临着人多地少的困境，即使意识到务农的比较收入太低， 即使想在本地或外地向非农转移， 一旦实施起来都是极其缓慢的。不过这里仍然还有问题。如果是这一套制度框定了行动的规则、分割了资源的配置形式， 那么， 在这一系列制度、规则颁布和实施之前的时间段里，为什么也没有大规模的人口外出或转移?

第三， 城镇和农村社区有没有提供在非农行业和领域里就业的机会， 是广大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外出或转移与否、外出或转移多少的重要“外部”环境条件。在明清以来的几个世纪时间里， 虽然农村的人多地少问题越来越严重， 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段里，也还没有后来那么严格的城乡分割的体制性制度性格局， 但是由于内忧外患等诸多原因， 城镇本身的工业化发展水平相对迟缓， 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么不断地卷入过密化的传统农业特别是是粮食作物的生产， 要么也只好在农村社区内或者改种经济作物(如棉花)或者发展家庭手工业、小商业， 用这样的方式来弥补从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中的收入不足。这种现象， 在江南和华北都比较明显， 出现了所谓商品化与糊口农业并存的局面。问题是，如果有如此严重的人多地少压力，那么多的剩余劳动力， 为什么主要地都选择了过密化或内卷化，而没有想过自己去开辟或创造非农行业里的就业机会?

第四， 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内忧外患、城镇化工业化进展迟缓等原因外， 在明清以来较长的时间内， 大量农村人口面对人多地少的局面，之所以从总体上说走了一条所谓过密化的道路， 而没有主动创造各种非农就业机会，特别是开辟工业发展的道路， 一个主要原因， 是在文化层面上，他们还没有条件对不同的谋生方式进行比较， 还更多地笼罩在传统的生存原则之中。所以，虽然同样是人多地少， 也没有就业用工、户口粮油等制度的严格限制， 非农活动没有成为大量农村人口谋生的主流形式， 是因为农民们在人多地少的压力下不是遵循所谓的“经济理性”原则，而是为了全家的生存糊口。在人多地少、灾害频繁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下， 农户在生产活动中考虑的主要之点， 实际上是如何确保在维持全家的生存的前提下，挣得最低收入。避害第一， 趋利第二， 而且，很多时候根本就不敢想什么“最大利润”， 即是说， 只要还“有口饭吃”， 传统农民是很不容易考虑再投更多的成本冒更大的风险去开辟新的生活空间和就业机会的。“乡”、“土”既是传统农民基本的生存保障，也是其割舍不开的心理情结。

第五，80年代的农村改革也正好是整个社会逐步走向开放， 由于这个时候的年轻农民大都具有小学教育以上的文化水平， 也由于现代文明及其种种表现形式随着传媒技术产品的正日益普及，电视机也逐渐地进入到农村社区甚至农户家庭， 青年农民的视觉和思维空间都已经不同于他们的前辈， 他们的价值取舍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这是大量农村人口外出寻求新的生存方式的重要文化背景。对新生代农村人口来说， 他们不仅仍然面对着人多地少、务农比较利益低下的困境， 而且对他们来说， “乡”、“土”已不再具有原来那样的文化意义， 他们已经有了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横向的比较， 再加上城镇发展所提供的大量(哪怕是临时的繁重体力)工作机会， 在日益松动的体制约束面前， 离开农业，走出农村， 就是不难理解的了。

第六， 农村人口的就地转移或外出务工，不论有多么充分的经济、社会、文化依据， 也不论他们自己有多么明确的目标、动因， 这样一个规模巨大并且还将持续相当时间的社会现象所产生的种种后果， 大多是这些外出或转移者自己未能预期的， 甚至是他们不曾期望的。大量农村人口外出， 就农村本身的发展来看， 不仅就象他们自己在设定目标时所预期的那样，增加了收入， 而且在客观上也减缓了人多地少的压力。但是，随着外出人口和劳力从非农活动中挣得越来越多的现金收入这一事实被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并认可， 会有更多的人外出， 特别是年轻的、受过一定教育的村民。而且， 在实际生活中， 所谓剩余劳动力与非剩余劳动力之间并没有明确可见的界限， 外出的人完全可以包括那些在理论上并非剩余的部分。进一步说，由于外出者总是在不断的对自己的行动进行反思性调节并不断地使之合理化， 他们总在不断地改变目标， 把原来设定的短期改为中期， 季节性改为常年性， 等等。这样， 农村本身的发展，包括对传统农业的改造，现代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 农村社区和农户家庭的维系和整合， 是可能面临新的难题的。

转贴于 （三）

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无疑要比农村人口有没有权利选择外出另谋生路复杂得多。自从清代乾隆以来，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是日益膨胀的人口规模与越来越有限的人均资源之间的尖锐矛盾。而且，由于历史所赐予的机遇已经一次性地“错过”了，这一矛盾在总体上不可象某些先发国家那样能通过向外输出劳工甚至对外殖民的形式加以缓解。农村人口众多，人均土地和水资源稀少，并且剩余劳力难以向外转移，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大制约因素。

在这一背景下，由于五十年代以来的种种国际国内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的综合作用，目前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速度不仅远远滞后于人口的增长，甚至也落后于工业化的发展。这不仅仅体现为，在我国工业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初步具备向现代工业迈进的情况下，十二亿人口中的绝大多数还仍然以农民的身分生活在广阔的乡村，在有限的人均土地上刨食， 承受着越来越严重的农业生产过密化和边际报酬递减; 而且也体现为，在现有体制下，城镇本身也已经出现所谓负担过重的“超载”现象：即使是在仅仅容纳不到三分之一人口的城镇地区，作为基础设施的交通、通讯、房屋以及与之相配的水电气和下水系统，城镇常住人口所人均享有的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也极其有限。正因为如此，不但如今城市改革的推进困难重重，而且城镇人口要千方百计保住自己那点可怜的既得利益，并从心理上排挤、制度上限制农民进城务工。

根据对中国四省八村的280户所作的入户访谈调查，本文作者认为，目前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正发生着的非农化过程(包括就地转移和外出务工两种形式)中，经济与体制的结构性因素起着特别巨大的作用。更具体地说，在土地制度业已改变，户口、粮票等制度性约束有所松动的背景下，由于中国人口多耕地少这一长期存在的尖锐矛盾，大量农村人口主动冲破原有的规则寻求多种渠道向非农活动转移，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外出或转移的原因也不仅仅在于有限的土地或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天旱缺水等问题也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一些村民选择了非农化道路，其中一些村民甚至干脆撂荒土地。

不仅如此。土地和自然资源的限制，再加上某些不利的政策性因素和制度性安排，致使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相当低，这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推力”因素。正是由于农业生产长期存在的低效益，特别是由于某些政策和制度导致的种植业生产的低效益，使越来越多的村民们开始感到种田不划算，结果是他们从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所获得的低收入，必须通过其它的挣钱途径加以补偿，包括通过走出村，乡， 镇，县，甚至走出省去，从事各种各样的非农工作，来补足种田务农的“亏损”。简言之， 由于中国社会原有的工农、城乡二元体制以及由此必然造成的农业比较效益低下的状况尚未从制度的层面上根本改观，农村人口特别是农村青年更多地通过自己的门路外出寻求非农职业以增加收入并希求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是不可阻挡的。

在所谓“拉力”方面，不仅仅是城市发展提供的就业机会，特别是在吸引大量劳动力的中国南部沿海开放地区的就业机会，而且城市里的生活方式，包括受商业消费文化影响的“城市魅力”及其通过电视等传媒手段向乡村社区的直接延伸， 也是吸引农村劳动劳力的重要因素，后者对农村中的年轻人尤其具有很大的诱惑。来自于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化，实际上不仅把大量的劳动力从边远的乡村吸引到南部繁华的沿海地区如广东，而且导致了在农户和村庄两个层面上的乡村结构的改变。

如果我们把支撑社会系统运行的社会结构理解为资源与规则的有机组合的话，那么作为行动的主体的个人， 包括曾被认为是“口袋里的马铃薯”的农民， 在社会结构面前决不是无能为力的，相反，他们总是有目的地首先为了自身的基本生存其次为了自身的进一步发展而行动着；但是，不管他们的行动具有多么明确的目的性，他们在行动过程中又总是不断地反思自身的行动，调整自己行动的目标。村民个人只是根据自己的利益和经验去判断和选择就业形式与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很现实很会算计的。但是，他们不可能事先就知道他们的行动可能导致什么样的社会后果， 这些后果对他们而言是未能预期的或不曾期望的。在这些未能预期到的后果中，一个最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后果，是这些行动所导致的规则的变化和由此必然产生的资源的重组，易言之，社会结构的改变；即使在相同或相似的环境下，不同的行为和行为规则也可以重组资源从而改变社会结构；但由于这些由行动所导致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是行动者自己未能预期到的，故它们并非总是符合行动者们的初衷，也并非总是能“博奕”出合乎所谓“(经济)理性”的结果。

另一方面， 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基本要素的所谓“经济理性”， 本身也并非中国农民的唯一行为准则。 在中国农村长期以来存在的人多地少的严重矛盾压力下， 寻求并维持生存甚至糊口而非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是中国的农民在现实面前做出种种选择的首要策略和动力。 即是说， 中国农民在自己所处的特定资源与规则条件下， 为寻求整个家庭的生存而首先选择比较而言并非最次的行为方式。 这些农民作为行动主体在这种生存理性驱动下， 究竟是选择走过密化农业道路， 还是就地发展商品化的家庭手工业或后来的乡镇企业， 还是外出到异地去打工、服务、拾荒、经商， 并不仅仅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意愿， 也要受制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 尤其是制度性条件， 例如结构性的城乡关系格局以及由此产生并体现这种格局的户籍身份制度和就业用工制度。

被誉为中国农民的两次伟大创造的分田到户和乡镇企业，在很大程度上， 是在城乡户籍管理和就业用工分割体制下农民自己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创造”。如果说， 分田到户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民从事种植业的积极性问题的话， 乡镇企业才开始了农村的反过密化， 虽然从所谓现代企业的角度看， 乡镇企业是否实现了劳动力、资金、技术的优化配置和对资源、环境的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还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而现在， 在全国范围内现在，大量的农村人口开始自己寻找门路外出务工，无形中又一次未能预期地、强烈地动摇了原有的体制和格局。农民作为有目的地行动的个人，一开始主要地不过是为了多挣些现钱以补务农收入之不足。但是这种有目的的行动所产生的结果，是他们自己当初很难预料到的：异地打工经商进一步敲开了工农等行业间的壁垒，跨省流动则打破了区域间的分割，进城居住并谋职更淡化了城乡间的界限。这样，从分田到户，到乡镇企业，再到外出务工， 中国农民就是如此一步一步地自己闯出了一条实现非农化的道路。

本文作者的调查研究发现，乡镇企业特别是村办企业及其发展水平，是影响中国农村人口外出务工与否、外出多少的重要因素。易言之，乡镇企业发展水平越高，外出的人口就越少，吸纳的外来劳力就越多。但是乡镇企业的发展水平并非仅仅取决于有无发展的动因或目的，它也取决于当地是否具备必要的或起码的资源与规则。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地方都可以象江南一样比较顺利地发展其乡镇企业来。江南农民能做到的，西北西南边远山区甚至中部地区的人就未必能做到的，不论他们多么愿意并且花了多大的气力。

但更严重的的问题还在于，即使是在江南，乡镇企业对农村劳力的吸纳仍然是有限的。并且，乡镇企业如果要在竞争日益加剧的市场中进幸存下来并继续发展，就必须由劳力密集型向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一方面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不再如开初那样以平均一年近一千万的速度吸纳农村劳力，另一方面也由于城镇特别是东南沿海新一轮改革与开发的强劲势头，“民工潮”开始出现并日益汹涌，强烈地冲击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角落。

大量农村人口外出务工对农村本身直接的正面效用，从总体上说，既如外出者预期的那样提高了农村人均户均的现金收入，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们所调查的一些贫困地区，当地各级组织都有意无意地把鼓励青年农民外出务工作为脱贫的一项重要战略，甚至在甘肃有“出去一个，脱贫一家”的说法；又在客观上一定程度地减缓了农村人多地少的困境，这大概是当初外出务工者自己和他们的父母家属并未完全预期到的后果。现在，在人多地少的贫困村落，连老人们也已经开始意识到，即使儿女们打工后没有余钱寄回来也是一种解脱：有限的耕地上靠它吃饭的人口减少了。用这些老人自己的话说，“只要能省下一个人的口粮就是好事。”

但是，目前组成外出务工大军的，已经不仅仅是所谓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人多地少，剩余劳动力寻求就地转移或外出务工势在必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农业生产比较效益底下，加上各种集资摊派，致使农民一年下来所余无多，是另一方面。从对四省八村所作的调查中发现，一些农村村民开始觉得“种田不划算”，并且对家人外出务工多数持肯定态度，还有近半数的人明确认为进城定居也是好事。现在的情况无非是：年老的没法走，年少的还没走；男人已经走出去，女人只好留下来。随着大量的劳力外出务工或就地转移，这些村子已开始出现由妇女儿童老人组成的所谓“386199部队”，农业开始变成靠化肥等维持、由妇女经营的副业生产甚至老人照看的庭院经济。

严格说来，本来在剩余与非剩余劳力之间就没有清晰可见的界限。如果只看数量，留在农村的也并不少，甚至还可以有更多的人接踵而去。但从我们的访谈调查中看出，在留下来的人当中，大多数是十七岁以下和四十六岁以上的人，他们当中有近一半人是文盲和半文盲，一大半是妇女。而且，那些未成年的孩子们也都纷纷考虑着将来步哥哥姐姐们的后尘到外面的世界去。也就是说，潜在流出者要多于实际外出者，一旦条件具备，他们也要外出闯荡。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农村人口只有外出一条路。除了乡镇企业外，文化小传统，以及家庭养殖业的经营状况，也同样起着作用。即使是在相同的或相似的资源条件下，不同的规则也会产生不同的后果。例如同样是人多地少交通偏僻，客观上有没有、规则上提倡不提倡符合当地发展的新型副业，特别是少投入、少占地、无污染的副业，对于农村人口的外出规模和速度，也是有很大影响的因素。当然， 人多地少和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低下的问题，不是一下子能够根本解决的， 因此即使这类新型副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力的实际能力也是有限的。

而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却并不能一定保证农业特别是种植业也肯定会从中受益。相反，在本文所依据的的一些被调查村庄，由于乡镇企业吸纳了大量农村年轻而有文化的劳力，并占据了相当面积的农用耕地，甚至污染了农作物生长的生态环境，农业种植、水利灌溉和土壤保护反而呈衰落之势。 毫无疑问，造成农业特别是种植业衰落的根本原因，并非乡镇企业，而是包括长期以来存在的工农、城乡二元体制以及由此必然造成的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在内的结构性格局。乡镇企业也正是在这种格局下被迫的创造性产物，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工农之间的屏障。现在的问题是， 一方面，人均耕地本来太少， 土地似乎应该倍受珍视; 但另一方面，由于种植业比较收益底下，农民普遍认为种田不划算;一方面， 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 广大农村劳动力必然要另谋他途寻求生存， 但另一方面，由于外出务工或就地转移， 一些村庄的一些农户又出现劳力短缺的现象。

随着改革和开放进一步深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原有的城乡格局正在逐渐被打破，工农之间行业之间城乡之间的屏障也在漫漫消解。这为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其中大量的无疑是剩余劳动力!)蜂拥入城以求寻找非农工作提供了许多机会。在这个所谓的“转型时期”，由乡村向城镇的外出移民活动一方面将大大地促进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体制改革，另一方面，也令人瞩目地改变着农村的社会和家庭关系，影响着农业(尤其是种植业)的生产和农村的繁荣，包括对传统农业的改造， 农用科技的推广和应用， 农村社区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毫无疑问， 在中国这样一个十二亿人口其主体还在农村的发展中国家，大量的农村人口主动寻求非农活动，包括就地实现向非农行业的转移， 和日益汹涌的外出务工浪潮， 现在仅仅才处于初始阶段。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和作用，将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点可以肯定：它将深刻地改变现存的城乡关系格局和城乡管理体制，改变行之已久的行动规则和资源组合方式。

因此，如何面对农村人口外出对并相应地调试有关制度与规范，成为处理未来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城镇化与工业化、区域格局与利益格局、经济效益与社会公正，人口膨胀与资源制约之间的张力的一大难题：一方面，随着信息时代的时-空伸延，任何行政手段也很难挡住数以亿计的农民外出寻求生存并不断改善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的冲动; 另一方面，在社会现有的基础设施条件下和可见的制度性调试阶段中，他们又很难在外落地生根，合理合法地实现向非农的转化；一方面，中国社会在一个不短的时间段内，还仍然将主要依靠自身的农业来养活自己业已超过十二亿的人口大众，另一方面，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的种种必要条件又纷纷面临新的问题。如何从这一困境中走出来，不仅对广大农民，而且对整个中国人群体，包括它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工作者，都是一大考验。

最后， 本文作者乐意在此将上述文字用图二给予简要表述:

图二： 对非农活动的条件-行动-后果的简要概括（参见图一）:

影响并改变农村个人行动和农村发展的制约条件: 人口、劳力过多， 人均资源(耕地、水等)相对太少

传统的影响：生存理性和乡土观念

农业生产过密化

制度安排的作用: 户籍、粮油管理 和城镇用工、保障制度等

务农比较收益低下

宏观政策驱动: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

制度创新:从分田到户到乡镇企业 反过密化:部分剩余劳动力就地实现向非农转移

人多地少和务农比较收益低下问题并

未根本解决，与此同时城镇新的就业

机会出现并不断增加

外出务工，以补农业收入之不足

城市生活和消费文化的“魅力”， 使外出者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

调整行为动因， 寻求比原来更高

的目标，并不断使之合理化

不愿种田务农、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人数增加， 且时间延长， 地域变远， 等等

农村出现386199部队和撂荒现象

城镇出现新的秩序和管理问题

预期后果: 收入增加; 部分预期后果:土地压力减缓; 未预期后果: 冲破原有规则， 改变原来资源组合方式

影响并改变今后个人行动和社会发展的制约条件: 结构性变迁， 城乡格局的调整和工农关系的改变

对农民寻求非农活动的社会学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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