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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功能是政府职能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延伸和具体体现。从规划史看,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可分为指令性、指导性等类型。指令性计(规)划是以行政命令来调控所有的经济活动,起到经济运行中枢的作用。指导性计(规)划的功能较弱,主要是担当信息、协调、调控职能。信息功能是指规划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政府调控意向等信息。协调功能是指规划编制过程中,协调不同群体利益,形成可代表不同群体利益的规划方案;还包括为达到规划目标,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调控功能是指通过规划所确定的政策措施对经济社会主体进行约束和引导,促使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方向符合规划目标和发展战略。调控功能一度被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主要是由于一些采用规划方式调控经济的国家初期都获得了较快增长,如1951~1979年法国GDP年均增长率为4.9%,日本则在5%以上,超过了原联邦德国(4.7%)、美国(3.6%)和英国(2.6%)。但20世纪80年代后,法、日、韩等国经济情况并没有好于其他国家,政府和学术界逐渐意识到规划的功能是熨平经济周期,而不是单项的刺激经济增长。
规划的调控功能是规划功能体系的核心,也是关系到规划存废的关键。从总体上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指令性计划调控功能强,转型国家的指导性计划调控功能相对弱;发达国家规划调控作用较强,而发展中国家调控作用较弱。
规划的调控功能取决于战略目标与政策措施的有效组织方式。我国一直在探索加强规划的调控功能,但成效不大。除规划本身的问题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经济体制不完善和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这集中体现在政府与市场间界线不清晰、财税体制改革不彻底、政绩考核体系不完善等方面。如,政府与市场间界线不清晰使规划内容选择不科学,许多本应由市场实现的内容,却被政府强加干预,目标因此落空。再比如,尽管各级政府在改革绩效考核方面有较大进步,尤其是2006年7月6日中央有关部门下发的《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GDP等经济指标为核心的干部考核机制,许多部门追求眼前利益,“领导指挥规划”、“项目引导规划”的现象较普遍,产业结构升级、地区协调发展、保护资源环境等战略性内容统统让位于经济增长。
要实现好、完善好我国规划调控功能,一方面需要继续完善五年规划,包括进一步优化规划内容设置、目标明确和切实可行、配套政策和措施有力、编制程序进一步科学化。另一方面,也需要坚定不移的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只有理顺经济运行体制、行政管理体制,规划才有可能真正具备调控功能,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手段。
二、中外规划的内容
各国规划内容具有较为一致的演变趋势,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一直是规划的核心内容。但各国规划内容的差异也比较明显。第一,规划的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不同。20世纪50、60年代,各国普遍以经济增长为规划目标,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仍以推动经济迅速增长作为规划的基本目标;20世纪70、80年代,发达国家规划开始转而强调增加就业、消除贫困和公平分配,重视可持续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规划的目标和理念不仅包括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收入分配公平、可持续发展,而且还包括文化的多样性和政治参与等社会、文化和政治目标。我国经过长期的探索,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规划指导思想,在此基础上对规划内容进行调整。第二,规划的内容涵盖领域不同。发达国家的规划一般集中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领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特点较为突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往往涵盖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外交等各领域,“总体”规划特征明显,但重点又放在经济建设领域,社会领域尤其是公共服务领域的内容偏少。第三,规划内容的组织方式不同。规划目标是否可行、政策措施是否有效、目标与政策措施的组合方式是决定规划成败的关键。较为成功的规划一般都是由明确的战略目标和可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有机组合而成。如,韩国的新五年计划纲要(1993~1997)对于“100天、半年、各年”的目标都有清晰的界定,这些目标辅以对应的政策措施,组织严密。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目标和对策措施不够明确,五年规划中的目标多没有具体分解,各年度实现的目标不清楚,而年度计划又较少关注五年规划的目标;而且我国规划采取了“目标、战略+配套措施”的模式,每个领域内都有相应政策措施,这带来了各类政策如何相互协调和配合的问题;政策措施较为宽泛,许多政策往往只是指出方向,缺乏具体的路径设计,实践中难以遵照执行;一些支撑政策如投资政策等,与目标间的关系论证不充分,各种政策不一定能完全满足规划目标的需要。
我国发展规划内容应“有进有退”,围绕“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要求,在政府可调控的领域内进行内容选择,减少经济等领域的内容,增加公共服务领域内容的比重,增加相应的对策措施。规划内容应实现“虚实结合”,即一方面将总体规划作为阐述和落实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遵照发展战略确定规划目标,体现规划的战略导向性。另一方面,还应包含具体工程项目和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与具体工程项目性质相似,政策措施也是规划的“实体内容”,各项政策是保证规划和内容实现的基本手段。因此,规划内容与政策的组合优劣是关系规划成败的关键因素。应逐步推广“规划目标+配套政策”的规划模式,保证各规划目标都有相应的配套政策;配套政策采取总体框架和近期具体政策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强化政策对规划内容的支撑和保障作用。
三、中外规划的编制程序
大多数国家编制规划的程序都包括五个步骤,即前期研究、规划草案、全面协调、正式方案和公布实施。核心环节是前期研究和协调。其中,协调环节是中外规划编制程序中差别较大的部分。协调是不同利益主体对规划方案进行讨论、修改、完善来达成共识,促使规划方案更贴近实际、减少执行阻力的基本手段。因此,协调的范围和深度是决定规划成败的关键。发达国家规划都重视协调,协调的时间要历时3年,而规划方案编制仅需几个月;韩国规划从开始编制到正式公布,整个过程一般需要两年时间。其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协调;日本一个中长期规划的制定,一般需要一年左右的审议和决定过程。
从协调对象看。发达国家规划是与所涉及到的主要利益群体进行协调,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各专业部门、地方政府、各类企业、民众等进行协调,尤其是与企业、民众间的协调更为重要。协调工作较好的法国、日本、韩国都侧重于企业、民众的协调。如,法国负责规划协调的现代化委员会(后改称为计划工作委员会)由产业组织的代表、政府有关官员、政府指定的专家及工会组织的代表组成。其中,前两部分人员占60%~70%。我国总体规划主要与专业部门、地方政府协调,侧重与不同专业部门之间的协调尤其是与财政、土地、建设等部门的协调。但与企业和民众的协调还不够。到目前为止,国家规划的初步方案对企业和民众都是保密的,只有规划批准公布后,广大企业、民众才能了解规划方案。编制“十一五”规划期间,民众、企业还只能通过发展改革委网站专栏反映意见和建议,或采取邮寄信件、电子邮件方式反映意见看法,还不能直接对规划方案提出意见。目前,我国正致力于推进企业和民众“知情权”的建设。
从协调内容看。规划协调的主要内容包括目标选择(在众多可能的目标中选择最优目标或为大多数群体所接受的目标)、目标与政策手段的配合、讨论和修改总体方针和政策建议:最后,形成规划草案报告。协调是为了确保国家规划目标的实现,同时又能充分调动地区或企业的积极性,实现国家目标与企业经营活动的协调一致。我国规划协调主要是不同政府部门、各地方对主要发展指标的可行性进行重点论证,对主要措施、重点项目和资金配套关系等进行讨论修改,这与国外规划大体相同。但协调本身追求的是与大多数群体达成一致,由于我国规划缺少与企业、民众的协调。所以,实质上协调内容较国外少。
从规划协调的机构看。许多国家设有专门机构负责规划协调工作,以提高规划协调力度,韩国的经济企划院是组织规划协调的主要机构,从第五个计划开始,在计划草案报送内阁批准前,必须广泛征集有关方面对计划目标和政策的意见。我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是具体负责中长期规划编制事务的机构。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我国应建立专门负责规划协调的组织机构,以委员会的形式搭建规划的协调平台。加强规划与企业、居民的协调,在进一步加大与专业部门、地方协调力度的同时,逐步加强与企业、民众的协调,尤其是对战略性产业的企业代表、不同阶层的民众代表进行协调。
四、中外规划的评估
较为完善的评估体系包括监测和评估两部分。监测是对规划实施的全程记录,评估可分为定期评估和不定期评估。定期评估包括年度评估、中期评估、最终评估(后评价);不定期评估主要是指应急评估。各类评估的差异很大,年度评估的重点是评价规划实施的环境和进程,中期评估的重点是规划实施环境、实施进程、修改建议和对新一轮规划的建议。应急性评估的重点是重大突发事件对规划的影响,最终评估的重点是规划实施效果评价和对新一轮规划的建议。
目前,我国规划评估体系还不健全,年度评估、中期评估、应急性评估长期没有开展。2003年,我国第一次开展五年计划中期评估,并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规划司提交了“十五计划实施情况的中期评估报告”,但该报告总体上是描述式的,没有对因素进行深度分析来解释所观察到的趋势。
不同类型的规划评估重点差别很大,评估方法因此各不相同。指令性规划的基本目标是实现投资、财政、信贷等的“三大平衡”,主要围绕经济增长速度、投资总量等指标来安排具体项目,对其评估的重点是主要指标实现程度和指标之间的平衡趋势,方法主要是对指标进行定量对比。指导性规划目标的重点在于阐述和落实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方向及相应对策措施,对这类规划的评估也集中到落实发展战略的主要领域,主要是评价各领域的发展是否符合规划的方向,以及实现的程度如何;评估方法也由单纯的定量比较研究向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转变,包括利用定量指标判断基本指标的实现程度,依靠专家定性判断经济社会发展方向与规划战略的吻合程度,利用问卷调查评价规划对企业和民众的影响等。
我国“十一五”规划是指导性规划,而且具有一些新特点:一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念得到较为全面的体现。评估的重点是这一理念的贯彻落实情况,可通过个人、企业等微观主体在规划前后的切身感受对比,辅助以必要的统计数据进行评估。二是产业、区域、社会、政治、文化建设等领域“虚实结合”。评估应兼顾战略方向和具体工程的进度。三是发展指标性质不同。评估应注意到不同类型的指标。应着重从“指标、战略、满意度”三方面对“十一五”规划进行评估。“指标”主要是评估发展指标的实现程度和重大工程项目的进度。“战略”是评价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的发展是否遵循规划的战略意图。“满意度”则主要调查企业、个人、政府部门对规划实施的满意程度。
“指标”的评估主要可采用数值对比方法,难点在于约束性指标的评估。约束性指标包括可均分性指标和不可均分性指标,即有的指标可基本平均分到各年,如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等,这些指标均分后通过数据对比直接测度。许多指标包括全国总人口、森林覆盖率等指标受自然规律影响,工作成效难以逐年体现。为此,一方面,应注重科学合理确定指标年度目标。另一方面,对指标完成情况的测度应放到较长周期考察。还有部分不可均分性指标如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程度,国家已对每年实现的目标进行了确定,可对照实现程度进行评估。一些重大工程中也存在类似情况,如,科技创新工程等探索性、试验性、风险大等项目进程往往具有时间不对称性,存在“先慢后快”、“先快后慢”等情况,对其评估应使用不可均分性指标进行处理。
“战略”的评估是中期评估的难点。开展中期评估时,规划刚执行到中期,从短期发展指标判断长期发展趋势是其难点。以前主要采取定性评估的方法,许多人并不认可这种评估方法,认为这种方法容易“流于形式”。因此,可采取分层评估的办法评估“十一五”规划内容。第一层,基于各领域内重点工程的完成情况和统计指标,判断该领域战略意图的实现程度,并对这些工程能否实现该领域的战略意图进行反馈性思考。第二层,动态模拟规划实施效果。按月份采集规划执行后的相关领域数据,利用定量模拟技术,对当前的政策、措施、工程等在该领域内的效果进行动态延伸,对比该领域规划编制前的发展情况,综合考察按照目前发展轨迹能否达到预想目标。第三层,依靠各领域内的专家,通过研讨的方式判断规划执行后该领域的发展情况与战略方向的契合度。第四层,结合规划满意度的评估,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对该领域内执行效果进行评价。综合这些评估的结果,对战略性内容的执行情况作为进行判断。
“满意度”的评估方法可采取网上调查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测评微观主体的满意度。在发展改革委网站上设立“十一5E"规划评估专栏,请网友通过网络评分、留言和建议等,对“十一五”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价,并提出修改建议。同时,还应考虑到困难群体很难接触网络的实际情况,需要在全国选择多个省份随机抽取一定比例的县、市(在东、中、西、东北地区各选择两个或以上省份),或按照四类主体功能区的设想,在各类主体功能区内选择一定数目的县、市,围绕公共服务的普及情况、生活质量、人居环境、就业状况等,对区域内企业、居民进行问卷调查,获取微观主体对规划的了解情况和规划实施对他们带来的影响。
税收管辖权包括属人管辖权和属地管辖权,其调整对象涵盖企业和个人的生产经营所得、投资收益、商品和劳务销售收入以及财产等。为了便于学习和理解我国新颁布的《企业所得税法》,本文对税收管辖权的研究,仅限于对企业所得进行调整的范畴。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全球化浪潮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国家边界和意识.推动了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都不同程度地从这种开放性的经济结构调整中获益,但由于国家间、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过大,以致在同一税收管辖原则下对不同国家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对此,各国必然基于维护国家权益的立场,对原有的国际税收分配关系作出相应的调整,并由此引发新一轮的属地管辖权之间的冲突,且这种冲突,主要表现为对所得来源地的判断标准不一。
例如,在传统经济体制下,对非居民取得的营业利润,主要分歧是以设立机构、场所为标准,还是以实际经营管理活动为标准;对非居民取得的利息、股息所得,主要分歧是以支付者的居住地为标准,还是以其法律身份为标准;对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主要分歧是以研发地为标准,还是以使用地为标准,或是以支付者的居住地、法律身份为标准。而在信息经济条件下,对非居民取得的营业利润,主要不同是以有形机构、场所或实际经营管理活动为标准,还是以虚拟主机或网络服务器为标准;对特许权使用费,主要不同是以数字化产品研发地、使用地或支付地为标准,还是以上传地或下载地为标准,如以研发地为标准,同一项数字化产品可能涉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研发人员;如以上传地或下载地为标准,也会出现同一项数字化产品上传地或下载地与许方或受方企业居住地不一致的情况。基于上述变化,发达国家作为主要的资本、技术输出国,在信息经济时代也采取了不同态度。其中,美国作为电子商务发祥地,主张采取税收免税政策,并在1998年OECD渥太华会议上建议,网站或服务器用于储存数据,其用途类似仓库,符合OECD协定范本第5条规定的准备性、辅活动,不能解释为常设机构征税。但OECD则持不同意见,并在1999年修订的协定范本草案中明确,在某些情况下,服务器可能构成常设机构。此外,澳大利亚在向1998年OECD渥太华会议提交的报告中认为,设立服务器或网址,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且可以经营业务的,可视为常设机构。加拿大1998年电子税收管理报告认为,服务器或网站是否视为常设机构,应视具体情况而定。而对跨国网上交易的无形商品,如电子出版物、软件、网上服务,美国主张一律免税,OECD则主张对无形资产、特许权使用费、劳务、数字化产品等收入性质加以区分,以便适用不同税率。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作为新兴的资本、技术输出国,面对信息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也采取了相应的税收措施,如印度规定,对在境外使用计算机系统,而由印度公司向美国公司支付的款项,均视为来源于印度的特许权使用费,并在印度征收预提所得税。
二、“两法合并”后属人管辖权的完善
2007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新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两法”合并已水到渠成,并进入统一、规范、公平的税收法制建设阶段,且“新法”较之合并前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在属人管辖权的规定上,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新法”继续坚持原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关于居民居住地税收管辖权的基本原则,并第一次明确使用了居民企业的法律用语,有利于与国际接轨;二是对居民企业的判定,“新法”同时采用注册地标准和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标准,而原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既采用注册地标准和管理与控制中心标准,又采用独立经济核算标准,显然,“新法”规定的居民企业范围更为宽泛,且居民企业的身份更易认定,有利于维护国家和经济利益。
但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新法”规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低于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如果对居民企业的认定范围过于宽泛,并普遍规定对居民企业的境外来源所得征税,容易增加征纳双方税收成本,且由于外国税收可按新法的有关规定计算抵免,我国对居民企业的境外来源所得实际上也可能征不上税。因此,建议考虑这一实际情况,通过“新法”实施细则,一方面明确居民企业的全球所得纳税义务,另一方面在境外所得的纳税申报手续上,尽可能简便些。与此同时,宜针对跨国企业离岸经营的特点,尽快建立避税港税制和资本弱化税制,并进一步完善转让定价税制,通过以上三个税制的联动和相互配合,积极应对跨国企业规避我国税收的行为。此外,在信息经济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宜借鉴国际上对外包、离岸经营、电子商务的税收管理经验,在居民税收管辖权的延伸方面,重点放在避税港税制的建设上,并通过建立严格的海外控股公司利润合并申报纳税制度,对我国居民企业在避税港设立投资控股公司取得的离岸经营利润进行监督和管理。而在所得来源地管辖权的拓展方面,则重点是坚持现有的属地管辖权原则,并对来源地的范围作适度的调整。
三、国内法和税收协定关于税收管辖权的协调
综观各国国内法的有关规定,对居民企业的判定,主要采用国籍标准和住所标准,并据此对居民企业来源于境内外的所得征税。对非居民企业的判定,主要采用所得来源地标准,并据此对非居民企业来源于境内的所得征税。但由于国情不同,各国国内法关于企业住所和所得来源地判定的具体标准,往往会产生一些差异,以致相关国家对企业的同一项跨国所得双重征税,这显然不利于各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于是,各国一方面通过国内法有关境外所得抵免的规定,主动对本国税收管辖权行使的范围进行单边调整:另一方面,则通过国际税收协定,对相关国家税收管辖权行使的范围进行双边或多边调整,并在此基础上确立高于国内法的国际税收分配关系。[next]具体而言,各国国内法关于税收管辖权的协调主要坚持以下原则:一是对居民企业境内外所得分类进行税务处理,即凡是依本国法认定为居民企业的,其来源于境内的所得一律按国内法的有关规定征税,而不考虑该企业是否同时被其他国家认定为居民,但对其来源于境外的所得,则采取直接或间接抵免法进行抵免,以消除对居民企业境外所得的双重征税。二是对非居民企业来源于境内的所得分类进行税务处理,即凡是依国内法认定为非居民企业的,对其取得的营业利润,按照独立企业和利润归属的原则征税;对其取得的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按照低于普通税率的预提所得税税率征税;对其取得的财产转让收益,按普通税率征税。国际税收协定关于税收管辖权的协调则主要坚持以下原则:一是适度调整来源地税收管辖权行使的深度和广度。例如,对非居民企业取得的营业利润,坚持按常设机构征税的原则,并对其承揽的建筑、安装或装配项目引入了时间概念,即与上述项目有关的活动如超过协定规定时间(6个月或12个月),可认定为其在东道国设立了常设机构,并按东道国国内法的有关规定对其征税。而按各国国内法的规定,对建筑工地、建筑、装配或安装工程项目,通常没有活动时间的概念,非居民企业只要在东道国开展建筑安装活动,即可认定其设立了营业机构和场所,并按东道国国内法的规定对其征税。与此同时,对非居民企业取得的股息、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通常按低于缔约国国内法规定的预提所得税税率征税。二是避免和消除双重征税。例如,对人(居民企业)的管辖冲突,一方面通过居民企业的定义,明确属人管辖权调整的范围;另一方面,通过双边或多边税收抵免条款。明确相关国家避免和消除双重征税的责任和义务。三是防止滥用协定避税和偷逃税。例如,我国在对外谈签的国际税收协定中规定,我国居民企业从相关缔约国取得的股息,只有在拥有支付股息的缔约国居民企业10%以上的股份时,才能考虑税收抵免。由此可见,按照各国国内法和国际税收协定的有关规定,对居民企业来源于境内的所得,居住国拥有独占征税权,但对其来源于境外的所得,居住国和东道国则共同享有征税权,或者说,对非居民企业来源于境内的所得,东道国享有优先征税权,居住国享有最终征税权。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迅速,外贸依存度较高,同时面临着资源环境的制约,鼓励居民企业向境外发展已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四、实践中涉及税收管辖权的判定及思考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跨国企业的战略布局、组织结构、业务流程、资源配置方式及税收筹划等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公认的税收管辖权原则面临新的挑战,现有的国际税收分配关系受到较大的冲击。对此,发达国家作为资本,技术和高端产品输出国,多通过延伸居民(公民)税收管辖权的深度,来减少本国税收流失。而发展中国家则通过拓展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广度,来维护本国税收权益。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既是全球较大的资本、技术和产品输入国,又是新兴的资本、技术和产品输出国,本着互惠互利、合作双赢的精神,通过国内法和国际税收协定适度调整税收管辖权的行使范围,进一步理顺国际税收分配关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为此,除应继续坚持传统的居民居住和所得来源地管辖权原则外,有必要根据外包、离岸经营、电子商务的新特点,对税收管辖权的判定标准作出新的规定,以促进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维护国家权益及经济安全。
(一)外包的税收管辖判定标准
外包是指跨国企业将非核心业务分解并转移到投资较少、成本较低、质量和效率较高的国家或地区的做法。从跨国企业开展外包业务的情况看,外包的形式和内容多种多样,但涉及相关国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主要是离岸外包,即将企业的制造流程、呼叫中心、软件编程、人力资源、物流和会计流程等外包给国外供应商。基于此,与营业利润有关的税收,相关国家可以按照传统的税收管辖原则.对发包企业和外包供应商进行税收管辖。具体而言.发包企业可以将外包成本与其取得的营业收入相配比,并按其居住国的有关规定计算纳税。而外包供应商则可将外包收入与其承揽外包业务所发生的成本费用相配比.并按其居住国的有关规定计算纳税。与特许权使用费有关的税收,情况则较为复杂。从发包企业的角度看,其外包的通常为非核心业务流程,而核心业务流程或高端技术和产品仍留在本企业内部。即使是软件外包业务,也是为企业高端技术和产品服务的,且外包软件已以合同约定的价格向供应商买断。因此,不存在向外包供应商额外支付特许权使用费问题。从外包供应商的角度看,其开发的产品虽然涉及知识产权问题,但其开发的产品是为发包企业的核心业务流程服务的,且已以合同约定的价格买断,因此,也不存在额外收取特许权使用费问题。基于上述情况,笔者认为,只要外包供应商以企业形式存在,对其承揽外包业务取得的收入,就应按传统的居民居住和所得来源地标准进行管辖。
(二)离岸经营的税收管辖标准
[关键词] 大学职能 服务社会 应用型人才培养
安康学院是陕西安康市唯一一所本科院校,学校2006年升本,升本之初,学校就确立了“立足秦巴,服务基础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三农”的“三服务”办学指导思想,明确了“培养具有综合素质和创新精神的应用型人才”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安康学院升本以来始终践行“三服务”的办学指导思想。通过强化科学研究、传承文化思想、参与地方建设、培养应用型人才等方式,把服务落实到行动,促进了学校的发展,也赢得了地方政府的支持。
对接地方多样区域文化,传承发展地方优秀文化
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强调,大学“要积极发挥文化育人作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掌握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扬弃旧义,创立新知,并传播到社会、延续至后代,不断培育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思想观念,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1]
安康学院每年都要举办近百次的学术讲座,从两院院士、国务学部委员、长江学者,到茅盾文学奖得主、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作家先后到学院讲学论道,为校园营造了浓郁的学术气氛。浓郁的地域文化氛围给安康学院提供独特而又丰富的人文研究资源,安康学院把文化传承发展与陕南地区积极对接。陕南民间的文艺活动形式汉调二黄、紫阳民歌、汉调桄桄、商洛花鼓、镇巴民歌、洋县社火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旬阳民歌、洋县佛教音乐、八岔戏、弦子戏、花鼓、端公戏、春倌说春、静板书、渔鼓、架花焰火、悬台社火、安康龙舟等21项民间文化活动形态被列入陕西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建议名单。2009年,“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在安康学院揭牌,并成为省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9年以来,记录当地文化研究成果、文化大事的安康年度文存:《丙戊文存》、《丁亥文存》、《戎子文存》、《乙丑文存》、《庚寅文存》、《辛卯文存》出版,该系列文存被当地人称为安康文化年鉴;同时挖掘研究整理后出版的《默翁诗稿评注》、《安康民俗文化研究》、《明清川陕大移民》、《安康历代名人录》、《紫阳民歌文化研究》、《安康龙舟文化》等地域文化研究著作,挖掘整理出很多宝贵的民间文化形态;学校引进的青年作家李春平,这几年先后创作出版了小说《步步高》、《领导生活》,分别获得安康市文学精品一等奖,《步步高》获得柳青文学奖。同时根据李春平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郎在对门唱山歌》在第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获得3项金爵奖。[2]电影提高了安康的社会知名度,同时文学创作的带动,活跃了当地文学评论的学术氛围,培养了大学生人文素养。
安康学院为了更好地服务地方文化发展,主动与地方合作,共建合作平台,设立“李春平工作室”、“章长青工作室”,由青年作家李春平、青年画家章长青主持,通过健全完善激励机制,鼓励更多的教师参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工作,全面提升服务地方的能力和水平。
对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参与地方经济社会建设
安康市为了突破发展,自2008年启动以创建省级卫生城市、国家优秀旅游城市为主的“双创”活动,至2011年持续深入开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的新一轮“双创”。在新一轮“双创”启动时,安康市委市政府认为“三年创省卫工作凝炼出来的精神,丰富和发展了安康精神,与三苦精神、村道精神、阳晨精神一道,成为凝聚300万安康人民意志、引领安康富民强市的一面旗帜”。[3]可见“双创”工作在安康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双创”工作是安康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工作,做好“双创”工作就是服务安康市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体现,安康学院在服务中取得更加快速的发展。[4]
论文关键词:社会需求;以就业为导向;高等教育;改革
一、现状分析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不断推进,高等学校毕业生数量不断增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已成为政府、社会和高等学校各方极为关注的焦点问题。如何让学生适应市场有效地就业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高等学校应该面向就业市场,培养经济社会需要的、用人单位青睐的人才,这已成为共识。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方面是许多用人单位求贤若渴,社会各行各业,尤其是生产第一线和艰苦行业以及边远地区、贫困地区急需大量人才;另一方面则是大学生找工作难,许多学生学非所用,人才资源浪费,高等学校和用人机构双方处于人才供需不平衡的胶着状态。出现这个问题既有社会原因、历史原因,如旧的就业的思想观念、旧的用人观念等。同时,也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脱离市场和社会需要所致。
一是教育理念存在误区。众多高校办学定位过高、办学目标趋同。高职高专热心于“专升本”,升了本就要办成多科性大学,进一步争取评上硕士、博士授予单位,以办成国内(或省内)一流国外(或全国)有影响的多科性、综合性、研究型的巨型大学为发展战略目标。在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上认为培养应用型、技术型人才则“低人一等”。
二是专业设置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高校不少学科专业设置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展趋势与人才供需机制相脱节,高校尚未建立以就业为导向的专业进退机制,出现结构性人才供给过剩,导致结构性就业困难。从表面上看,学校招生要考虑社会需求和学生就业,但实质上更要考虑原设专业的师资、设备等资源,要停办一个专业是很困难的。因此,高校不能根据社会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数量。例如,根据麦肯锡公司的《201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有8个专业是2007~2009年连续三届失业人数最多的,即法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英语、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汉语言文学、电子信息工程、会计学等专业。这与我国所设置的普通本科专业布点数排在前10位的大部分专业是相同的,而同时这些专业大部分也是目前报考火热、招生数量多的专业。
三是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陈旧。我国高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仍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向苏联学习后形成的模式,按二级或三级学科制订教学计划,因此,课程体系单一,专业口径狭窄,教学内容脱离实际,教材内容陈旧、过时,重理论知识传授,忽略对大学生就业所需要的职业思想、观念、知识、方法和专业技能等方面的系统培养和训练,即高校的课程设置严重脱离学生生活实际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
四是高校教师的教学方法单一,教学模式僵化。高校许多教师的教学仍然是“满堂灌”的上课方式,没有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考核方式也主要采用闭卷的一张试卷纸定成绩为主,许多学生的专业知识和综合素质无法满足用人机构对人才的需要。麦肯锡的一项调查表明: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只有3%的人能达到服务业起点职位要求的能力水平。
五是重理论,轻实践。尽管很多高校都提出要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但由于设备、师资、实践教学场所等条件限制,实践教学往往被弱化,致使大学生的实践应用和创新能力不强。麦肯锡公司公布的《应对中国隐现的人才短缺》报告中指出:中国拥有160万年轻的专业人士,是所有国家中最多的,占全部大学生的33%。而德国只有20%,印度则只有4%。然而,教育体系偏重理论,使适于在跨国公司中工作的中国年轻工程师中只有不到10%能够满足跨国公司的要求,这就形成了中国高级人才的供应悖论。
因此,目前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是高等教育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以社会需求和就业为导向的高等教育改革机理分析
1.社会需求和就业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出发点
高等教育在国家体系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高等教育的类型和层次是由经济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结构决定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应该与经济社会的人才市场形成互动,高校的人才培养结构应该与社会人才结构大体相当;另一方面,劳动市场能够反映经济社会对各种人才需求结构及数量的变化趋势,包括各类人才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培养模式的更新必须与经济社会对各种人才需求的变化存在必然的内在联系。因此,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必须以经济社会对各种人才的需求为依据,以社会需求和就业为高等教育改革的出发点。
2.社会需求和就业是高等教育(高等学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点
高等学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实质上就是通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来体现。在这四大职能中,人才培养是根本的职能。高等学校通过培养专门人才,使受教育者就业,通过受教育者的就业、再就业及提高就业质量来间接为经济社会服务;同时,高等学校虽然可以通过科学研究、科研成果推广应用、社会咨询服务等直接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然而,开展这些活动的目的仍然是提高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并最终落实到提高毕业生的就业(或创业)率和就业质量上。应该说,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服务地方的根本职能。高等学校通过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来服务经济社会是有限的,通过人才培养来服务经济社会才是根本。而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是通过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来体现,因此,社会需求和就业是高等教育(高等学校)服务经济社会的结合点。
3.社会需求和就业是社会需求与个人需求的平衡点
社会需求是客观决定的,而个人需求是主观决定的,社会需求和两个人需求者往往并不完全一致。高等教育究竟应该以满足社会需求为主还是满足个人需求为主历来是学者争论的焦点。但是,无论是满足社会需求还是满足个人需求都应该通过就业来实现。可以在这两种需求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毕业生能否顺利就业、就好业。为此,高等学校就必须了解用人市场信息,把握市场需求,通过学生就业状况及时调整高校的学科专业结构、人才培养目标、改革人才培养模式,达到个人需求和社会需求的平衡。
综上所述,以社会需求和就业为导向的高等教育改革是我国高等教育在今后相当长历史阶段的理性选择。只有以社会需求和就业为导向推动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培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才能使高等教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促进高等教育发展。
三、以社会需求和就业为导向的高等教育改革的思路和做法
1.以社会需求和就业为导向,找准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已经成为配置人力资源的基础,这就需要把就业摆在高等教育发展的突出位置。由于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就是培养人才,而人才的价值必须在经济建设中体现出来,高校的办学水平、办学质量和社会声誉归根结底要靠毕业生就业、创业及就业质量来体现和扩大。因此,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高等院校办学指导思想必须发生根本性转变。高校只有通过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人才,促进就业和就业质量的提高,才能增强竞争力和综合实力。从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每年本科毕业生读研的比例不到10%,大多数大学毕业生是以直接就业为目的。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只有遵循市场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才能缓解我国大学生就业的压力,完善我国因教育结构不合理而导致人才结构失衡的缺陷。
经济社会发展不仅需要高校提供学术型人才,同样也需要其提供应用型人才、技能型人才。因此,各高校要依据自身的办学优势,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找准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一般地,教育部直属或有关部委所属大学的百余所学术型高校是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应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地方本科院校是应用型高校,应以培养应用型专门人才为主;职业型高校是高职高专,应以培养技能型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为主。尤其,一直以精英式教育为主的地方院校应切实转变传统学术型本科人才的质量观,可以将培养熟练掌握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一线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能从事一线生产和经营的技术或专业的应用型人才作为学校人才培养目标。
2.政府引导及政策支持,促进以社会需求和就业为导向的高等教育改革
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要注意高等教育的政策导向。在制订相关本科教育政策时强调要加强以就业为导向的思路,引导各高等学校明晰自身的发展方向,准确定位,安于定位,各种类型的高校都可以办出特色,成为国内知名、有国际影响的高校。各高校都应该力争在各自的层次和类型中成为一流高校,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形成分层次、分类型的多样化格局。
另一方面,要深化高校管理体制、运行体制和组织机构改革。《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以转变政府职能和简政放权为重点,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目前,教育体制改革滞后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高校毕业生就业正在实现市场化,但教育体制并未真正实现市场化。高校还缺乏足够的自,招生和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脱节,致使不少高校缺乏改革调整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科专业设置立足于自身的办学条件,而不是面向市场需求,使高校人才培养的结构矛盾突出。因此,应给予高校较大的专业设置和招生自,使高校能够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动向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和招生规模,使高等学校的办学逐步从“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转变。
3.面向区域经济社会需求,适时地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
在高等教育办学过程中,既要从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出发也要考虑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求,适时地调整全面优化学科专业结构,这也是学校服务定位的重要体现。自扩招以来,因为设施条件和师资力量比较好,传统专业的扩招比较明显,但是在社会和经济发展急需的一些专业上,尤其是一些新兴专业的发展还不够充分。高校依据传统优势学科专业,培育新专业的增长点,积极增设满足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需要的专业,建立科学的专业进退机制,适时地调整和优化学科专业结构,使新专业建设既适合需求又能够得到社会的支持,使新专业建设起点高、条件好。
4.面向社会和行业需求,优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课程改革是高校教学改革的核心,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具有灵活性和选择性,适应学生的个性差异。处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的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虽大学生数量庞大,但其毕业生就业问题并不像中国大学生就业问题这么突出,这其中有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方面的原因,更主要的是由于这些国家的高校能够根据就业市场的需求变化及时调整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培养合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
我国高校的课程设置基本上沿袭了前苏联高等学校课程设置的特点,即以学科课程为主,这种模式对培养学术型人才的作用非常显著,而对于培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就不适应。因此,高等学校,尤其是教学型高校,在保持其学术传统的同时,应依据学校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加强综合课程和应用性课程的开发和建构,优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要适应学生的个别差异,力求使每个学生都获得发展。
5.产学研合作,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高校通过科研和社会服务密切学校及教师与企业的联系。学校与企业形成互利互惠的良性互动关系,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一是产学合作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以在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上确保人才的规格和质量,满足社会与企业的需求,有利于学生的就业;二是开展产学研合作教育,实现校企双赢;三是毕业与就业有机结合,将学生就业的愿望与用人机构对人才规格的要求相结合,学生的毕业实习、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等毕业实践教学环节与用人机构就业的岗前培训相结合;四是订单式培养,即结合用人机构人才需求设置课程、调整教学内容、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按用人机构的人才规格分流培养。
关键词:高等学校 培养和集聚人才 作用 浅析
高等学校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担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目前,世界各国正纷纷采取重大措施,大力提升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和集聚能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大力实施了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采取一系列积极发展高等教育的重大举措,促进高等教育发展,为我国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
一、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工作
近些年来,高校人才培养工作取得了可喜成就。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一定突破性进展,一流高水平大学和优势特色专业建设全面推进,人才培养规模实现历史性跨越,人才培养的质量不断提高。在管理体制上,形成了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管理为主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进一步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高等教育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在高校发展规模上,2009年,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超过2979万人 ,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全日制大学招生人数超过2245.7万人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9.8%提高到2009年的24.2% ,我国的高等教育真正进入了大众化阶段。“十五”期间,高等学校输送毕业生1090万人,“十一五”前四年达到1800余万人,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持;在人才培养结构上,高职高专、本科、研究生在校生的比例结构不断优化,一批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紧缺专业、新兴和交叉学科专业以及应用型人才培养工作得到加强。2008年西部地区每十万人口高校在校生人数平均已达1200人,比2001年增长184% 。高校的人才培养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同时,也暴露出存在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
1.人才培养规模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求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
尽管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位居世界第一,毛入学率已高达24.2%,但与国际相比,接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仍然处于较低水平,1995年转型国家(中欧、东欧及俄罗斯等国)接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就已经达到34.2%,发达国家接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更是达到59.6%的平均水平,是我们的两倍还多;如果从每10万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来看,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大。2009年我国每10万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只有2128人 ,而发达国家早在1995年时就已高达4110人。
这主要是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状况决定的,现在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不高,高等教育面临着投入不足和就业岗位有效供给不足的双重压力。2009年,全国教育经费达16502亿元(2005年为8419亿元),财政性教育经费达12231亿元(2005年为5161亿元),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05年的2.82%提高到3.59% 。而高等教育的在校生规模已从2005年的2300余万增长到2009年的2900余万,在校生规模增长了20.69%,在校生规模的增幅远大于经费增长的速度。而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早已引起社会关注。
2.人才培养结构需要优化
高层次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培养仍然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高层次专业性研究人才规模偏小,致使一些企业包括高科技企业高层次人才的比重较低。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每百万人口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构成比例方面,1990-2000年我国每百万人口中科学家和工程师数仅为459人,学科专业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高层次人才比例偏低,自主创新能力较弱,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关键核心技术的人才缺乏;高技能人才存量不足,仅占产业工人的2.8%。此外,全区应用型学科专业缺乏,尤其是与外向型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国际贸易、金融、证券、房地产、经济管理、法学、会展、商贸物流、旅游、电子商务、保险营销等培养既熟悉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既熟悉世界各国经济社会状况,又具有跨文化沟通和对外交流能力的外向型、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的学科专业更是紧缺。
由于人才培养的周期长,而高校不能及时、准确地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及时调整人才培养结构,国家对人才的需求同样缺少准确的预测信息,导致人才培养的结构需要优化,人才培养结构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仍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
论文摘要: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使成人非学历继续教育需求日渐增长。在成人教育发展新形势下,高校继续教育应当找准定位,发挥本校专业优势,整合校外资源,协调服务好校内院系,提高服务社会的能力,努力为本区域及外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当下,终身教育的理念在全社会渐渐形成,高等教育逐步走向大众化,成人学历继续教育需求趋于减弱,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使各种非学历继续教育的需求日渐增长。高校继续教育工作进入转型时期,非学历继续教育正在走向继续教育大舞台的中央。作为非学历继续教育的主要形式之一,非学历培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景象,各种培训铺天盖地竞相登场。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时期,社会上非学历培训已浸染了市场化的色彩。在竞争激烈的培训市场中,走在科技、文化与教育发展前列的高校应当占有自己的领地,为经济与社会发展作出应有贡献。服务社会是高校的职能之一,其服务方式主要有知识传播、知识运用、知识创新。具体实施渠道可以是教育服务和科技服务等。高校继续教育为社会服务的渠道主要是教育服务。
一、分析条件,恰当定位,找准学校继续教育工作发展的着力点
继续教育是面向学校教育之后所有社会成员特别是成人的教育活动,是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对继续教育的需求既有学历教育又有非学历教育。其在非学历继续教育方面的需求又是多样的,有技能培训、资格认证培训、知识拓展培训、娱乐健身培训、生活艺能培训等。不同的高校,由于所在地区特点不同,学校本身条件与特色不同,其继续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内容与方式也多有不同。学校应根据地区特点、社会需求、本校条件来定位,选取适合的继续教育工作方向,确定自己的工作思路,形成本校特有的继续教育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能力。
如南京晓庄学院是以教师教育见长的高校,面对近年素质教育深入发展,加快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成为当务之急的形势,高校最有条件做的就是为中小学教师和校长的专业提升提供培训服务。因此,我们确定把做好中小学教师和校长的培训作为继续教育转型时期开拓工作的着力点。明确“学历教育要着眼本省农村,教师培训要服务南京兼顾省外”的发展思路,树立“优质服务,打造品牌”的办学信念,在保持成人学历教育规模(2010年在籍生近9000人)的同时,着力开展中小学教师培训和校长培训。
二、关注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创新和特色为本地做好继续教育服务
为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是高校肩负的社会责任。地方高校尤其应当为学校所在区域的发展做好服务,以其在科研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优势满足当地的社会发展需要。
如南京晓庄学院继续教育十分重视为南京的教师队伍建设服务,组织精干力量,积极承担本省、本市各类教师、校长培训任务,不断创新,认真完成各个培训项目。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我们精心安排培训课程,遴选理论水平高、对基础教育现状熟悉的高校专家,聘请中小学教学一线的名优教师走上培训讲台,采用集中讲课、案例研究、交流互动等形式进行教学。在理论课程之外,我们强化实践指导,安排学员到中小学名校,由名师指导,跟班听课、研课并上实践课,情境模拟、现场剖析,再辅以研讨沙龙、集体交流、远程学习等方式进行培训教学,努力增强培训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我们用陶行知教育思想设计“教学做合一”的教师培训,让学员“在做上学”,形成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紧密结合的教师培训特色。
在培训中,我们追求两个“为先”,即培训服务为先和培训效果为先,主动服务学员,创新培训方法,加强培训管理,提高办班水平,受到一线中小学教师和校长的欢迎。
三、扩大服务半径,开发经济社会发展薄弱地区培训项目,为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而献力
在做好本地继续教育服务的同时,高校也应努力扩大服务半径,立足本地,放眼全国,到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薄弱的地区开辟项目,到继续教育的空白区域去发展事业。这既可为缩小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而出力,也可避开本地激烈的市场竞争,另辟蹊径,创新发展。而且既能为社会进步作更多贡献,又能提升高校为社会服务的能力,提高学校的社会美誉度。如学校继续教育实行了“种好‘责任田’,扩张‘自留地’,开发中西部,联合发达省”的工作策略。其中“责任田”就是本省、本市教育行政部门交给的本地教师、校长培训任务;“自留地”就是高校自主开发的培训项目;我们在完成好本省、本市师训、干训任务的前提下,努力自主开发新的教师培训项目,借助拥有的教育资源,向新疆、内蒙古等中西部教育薄弱地区进军,为那里的教师队伍建设提供服务。同时,与北京、上海、浙江等教育发达省市加强合作交流,共同办班,互动互助,互利互惠。
到目前,我们自主开发的外地培训已涉及八个省市自治区,融入了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富有特色的培训模式得到外地同行的认可。这些项目的实施明显地扩大了学校的社会影响,锻炼了学校的继续教育工作队伍,促进了地区之间的教育交流与互动。而其过程中生成的许多新教育资源又反哺于高校继续教育的持续发展。 转贴于
四、整合校外教育资源,用好区域优势,增强继续教育为社会服务的能力
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需要多种教育资源的支撑。教育资源既包括学校本身的师资、设施、场地等,也包括高校所在地区的各种可用于教育服务的社会资源。不同的高校所拥有的教育资源各有特点。高校应善于将自身拥有的教育资源用好用足,并视需要对它们进行恰当的改造与整合,让它们在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中充分发挥效用。
南京有众多高校和科研院所、文化场馆等教育资源。这些资源主要可分为下列三种:人力资源、环境资源、信息资源。
人力资源的组成主要是高校教师、科研工作者、教研人员和一线中小学名师、名校长以及企业优秀管理者等方面人才。他们合成了一个理论功底深厚的、具有不同学术风格和研究专长的、有丰富的管理和教学经验的团队,形成我们的继续教育培训师资库。我们根据不同的培训教学需要请他们讲学。
环境资源的组成主要是各具特色的中小学、幼儿园、区县教师进修学校以及陶行知纪念馆等一些场馆组成。它们作为学校的教师培训、校长培训实践基地,为参训者实践考察、跟岗研修等活动提供教学现场。我们借助区教师进修学校的力量,与之合作联手承办外地教师培训。在合作培训中,学校发挥理论研究成果丰富的优势,区进修学校发挥实践指导性强的优势,在和谐的整合之下,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大大提高了培训的实效性。目前已有四十多所优秀学校、幼儿园和四个场馆被作为学校教师培训实践基地。
信息资源是指在培训办班期间,在本市举行的大型教研活动、教育研讨会、教学展示会等活动。我们适时组织学员参加这些活动,使学员从中获取多种有用信息。
五、做好校内协调服务,充分发挥各院系在继续教育工作中的作用
高校利用本校资源开展继续教育,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主要依靠力量是校内的各个专业院系。在实施继续教育过程中,学校的继续教育学院应当主动为校内院系服务,为他们协调解决各种困难,创造良好工作环境,让他们在继续教育工作中充分发挥作用。
通常情况下,高校的专业院系的教师长于本专业的研究与教学,但对校外社会上继续教育市场往往不甚了解,在培训项目的开发与承揽、培训项目的组织与管理方面缺少经验。这需要继续教育学院主动服务,根据他们的特点为他们提供帮助,牵线搭桥,协助开发,将院系的专业优势与市场的培训需求恰当对接,为他们搭建服务社会的平台。并且,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继续教育学院还应协助院系做好组织、协调、管理工作,让院系能集中精力发挥他们的专业优势,搞好继续教育的教学与研究。
除了帮助师范院系开展中小学教师培训,继续教育学院也努力为非师范院系开展继续教育提供帮助和支持。学校与学校驻区合作成立了建邺社区发展学院,为建邺区的社区干部开展素质提升培训,与建邺区社区干部共同进行社区工作课题研究。同时,协助经济管理学院安排社工专业、文秘专业的学生到街道、社区当社工,为大学生调研社会,服务社区提供条件,帮助他们在实践中提高专业素养,增强才干。继续教育学院还协助安排学校社会学专任教师去街道挂职,让其接触社区工作实际,指导社区工作研究,促进其专业教学及科研与社会实际紧密结合。这些工作的开展,使高校在为地方发展提供继续教育服务的同时,也获得了地方为高校提供的大学生实践教学资源,出现了高校与地方双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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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校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深刻变革,政府决策难度不断加大。有效应对和解决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不仅需要政府内部的决策咨询机构加大调查研究力度,而且需要借助社会上专业的研究力量,以增强决策的前瞻性、科学性和公正性。我国高校人才数量庞大、学科结构合理、学术基础深厚,具有服务社会的较好条件。在高校所承担的人才培育、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项职能中,社会服务是一项重要职能。高校科学研究只有积极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才能真正体现自身的应用价值,充分发挥知识和智力密集的优势。因此,高校在重视基础研究、基础学科建设的同时,还应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为主攻方向开展科学研究,以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服务社会,实现高校学科建设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对接,更好地履行社会服务的职能。哈尔滨商业大学作为商业高等学校,正在由教学型向教学研究型大学转变,近年来在开展科学研究中注重发挥商业高校特色,以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为主,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研究,促进教学与科研的发展,也为服务社会做出了积极贡献[1]。
1. 结合自身优势大力开展基础性研究
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先锋,可以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威望,有助于培养专门人才,并进而提高国民的智力水平。对于高等院校来说,重视基础性科学研究工作对提高综合实力,提高科研水平,提高其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威望具有重要的作用。
哈尔滨商业大学历来重视基础研究也要和学校特色相结合。广大教师申报各类基金项目,大多在选题上根据自身特点,注重商业高校特色,发挥优势。中药学、食品科学与工程、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学科等开展的基础研究如国家自然基金项目“羊栖菜多糖的凹形结构与抗肿瘤活性关系的研究”、“葎草酮对人胃癌SGC-7901细胞NAT酶活性中心半胱氨酸亚基硫醇键的失活作用”、“基于主体建模的供应链复杂系统研究”,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生物发酵对玉米粉食用品质特性的影响及机理研究”、“玉米胚谷胱甘肽提取及抗氧化应用的研究”、“地下低温冷库围护结构外部土质冻胀力分析及结构改善研究、“空调新型相变蓄冷介质强化传热及相变蓄能机理研究”、“水环境中金属材料的微生物腐蚀机理及控制”、“物联网环境下协同体系结构自适应调整的研究”等。
2. 强化特色注重应用研究
应用研究为企事业单位解决生产和技术上的难题,帮助企业开发新产品。我校中药学、食品工程、食品机械、物流等专业发挥自身的专业特色,选准突破口和主攻方向,进入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在承担科研课题中突出了这几个专业的优势。食品工程专业紧紧围绕我省农业强省的经济发展战略,开展了“玉米微生物发酵法生产生物可降解高分子聚合物”、“畜禽骨骼营养成分分离机提取技术”、“野生蓝靛果色素的提取及保健食品开发”、“ 马铃薯茎叶再利用”等省市科技攻关项目。哈尔滨商业大学发挥学科群优势,组织跨专业联合攻关。如“农产品真空气调包装及关键技术研究”、 “基于数据挖掘的市场营销行为的决策技术研究与应用”、“生物技术在传统食品加工中的应用研究”等均建立在多学科特色交融组成的学科群基础上。我校承担的“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食品包装新材料研究与开发”, 开发了5种包装新材料、3种包装制品,研制了5种新设备,建立了2条示范生产线、3条小型试验生产线,申请了8项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开发了高阻隔性、环境友好性、可食性的专用包装材料及制品,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开发的新材料解决了食品包装、储藏、销售对功能性包装材料的急需,实现了包装材料的减量和环境友好,延长食品货架期,实现产品增值,获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3. 紧密结合地方经济建设
哈尔滨商业大学与中央红集团等多家知名企业建立产学研基地,推动企业科技进步。如与中央红集团合作,九十年代初完成了“哈尔滨中央商城计算机网络管理系统”,九十年代末期承担了国家“九五”重点攻关项目“商业自动化技术集成及示范工程”,填补了国内商业自动化研究的空白,形成商业自动化集成领域的国内领先优势。近年来,先后完成了国家发改委重点攻关课题“哈尔滨中央红集团在线供应链管理系统”、“黑龙江第三方现代物流交易服务平台的研究”、“移动物流配送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的研究”等十余项纵、横向科研课题。主持完成“黑龙江省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规划”等政府委托课题8项,完成全国各省市物流发展规划、企业经营决策项目、旅游服务、财务管理、电子商务等横向课题54个,参与论证“十一五”黑龙江省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等8项。并将成果积极进行了转化,极大推动了企业科技进步。
结论
在新形势下,商业高校应充分认识自己所处的地位,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利用自己的优势解决社会经济建设中的实际问题,通过这些科研活动形成高质量的学术著作、教材、论文,提高教学质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加强重点学科建设,提高学校的综合实力,推动硕士点、博士点建设,培养更高层次的科技人才,使自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不断向前发展,使学校向更高层次的大学迈进。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十二五规划项目(HGJXHC110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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