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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区域公共管理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区域管理机制中新兴的主导形态是行政区行政,行政区行政是国家治理的历史产物,也是社会演进的时代标志,在人类行政区划史的伴随下诞生并发展。由此可见,区域性公共管理是国家内部行政管理的主要手段,也是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主导机制。传统的行政区域管理机制存在一定弊端,比如行政区域管理目标模糊、治理主体单一、“权力至上”等[2]。随后,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科学技术的影响作用下,国家行政部门对区域性公共管理的认识更加深刻,切实感受到区域性公共管理对构建有序社会的积极意义,使区域性公共管理的发展进入全新阶段。在新形势下,区域性公共管理面临着多种因素的挑战,同时也是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发展机遇,“无界性”和“外溢性”是当今世界格局下区域性公共管理的突出特征,经济、政治以及社会事业的治理急需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规范,它要求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区别于传统的行政区划模式,同时发展区域性公共管理的全新形态,进而推动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发展与崛起。
2.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时代特征
区域性公共管理是社会公共管理现代观念的突出表现形式,其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法都初具规模,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体系性。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挣脱了传统行政划区的硬性束缚,同时弥补了行政区行政的制度缺失,在全新的世界格局下构成了区域性公共管理机制的稳固框架。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发展与崛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可以从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社会背景、价值导向以及运行机制等方面着手探析。
2.1从社会背景的角度谈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特点
从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社会背景出发,区域性公共管理是国家社会开放和制度透明的时代产物,它满足了公民知情权的合法享有,是构建民主社会的机制保障。在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影响下,权利变更、风险加大、难以估测是社会生态复杂的发展趋势,市场经济的全球化、科技信息的普及化以及社会公共事业的高度渗透巩固了区域性和全球性的依存状态,进而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对象层面不断扩大,实现了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广度”与“深度”的全方位管理。
2.2从价值导向的角度谈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特点
从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价值导向出发,公共问题和公共事业是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价值导向关注的重点内容,弥补了传统区域性公共管理中以行政区划为一切工作重点的固有弊端,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秉承区域性行政和共同合作治理的科学观点,实现了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事务分层和细化治理。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同时也是广泛的,既有国家部门,也有私域机构和第三组织,切实构建了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新格局。
2.3从运行机制的角度谈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特点
从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运行机制出发,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实现了多元、分散、上下互动的管理对象的有机整合,理顺了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中合作网络和交互重合的复杂关系。协商、洽谈、调解、谈判等方式方法是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主要手段,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对区域内部以及与该区域有横向或是纵向交错关系的区域进行联合治理,这种联合治理的模式遵循了经济市场的内部原则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观点,实现了公共利益的多元认同,加强了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多元主体的合作关系。
3.推动区域性公共管理发展与崛起的策略方法
3.1区域性公共管理的理念创新
区域性公共管理的理念创新需要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开展区域性公共管理的实践工作,继承并革新先前区域性公共管理理念的精华,打破传统区域性公共管理理念的束缚,与现代管理理念接轨。在满足时展需求的条件下,实现共同合作管理机制的创新与发展,与此同时,还需加快改变区域性公共管理“集权式”的传统模式,明确区域性公共管理多元主体与多层客体之间的关系,加强主体与客体的现实联系,促成新形势下多元化的区域性公共管理模式,体现出区域性公共管理理念创新的优势。
3.2区域性公共管理的法制建设
法制建设是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能够有效规范区域性公共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使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始终走科学化、理性化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利用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明确区域性公共管理的责任践行范围和权力使用范围,加强区域间公共管理的新型合作关系,同时能够有效保障国家间的国际化合作。纵观区域性公共管理的发展历程,现代区域性公共管理的法律制度化树立了区域性公共管理主体的权威形象,保证了区域性公共合作管理的持续性。
4.总结
[论文摘要]现有的行政关系有陷于失序的隐患,应该引起关注。研究者针对行政关系调整所提出的不同思路,平衡论更切合中国的实际。但是,平衡论忽视了绩效管理的功能。参与式绩效管理对行政主体和相对方都是兼具控制和激励作用,而且有助于形成行政共识。
行政过程属于公共管理的微观范畴,主要表现为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关系在形式上体现为管制、指导、协商、控制及监督等,在过程中表现为相对平衡与绝对失衡的不断转化,在本质上存在着许多种矛盾和悖论。如何通过科学的机制设计实现行政过程的动态平衡,既有效地维持公共秩序,又能切实维护公众权利,是调整行政关系所要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警惕行政关系的失序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社会经历了巨大变迁,但目前仍然面临多重转型的任务。在这段历史性的发展时期,新情况和新现象不断涌现,新问题层出不穷。为了抓住关键时期的发展机遇,在欣喜于取得的巨大成绩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一些值得引起关注的问题,比如行政关系有陷于失序的隐忧。
(一)失序与失衡
“失序”不同于行政关系的“失衡”。失衡是指行政主体与相对方在行政过程中的不对等关系。“一般情况下,在实体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和相对方形成行政机关为优势主体、相对方为弱势主体的不对等关系;在程序法律关系和司法审查关系中,则形成另一种反向的不对等关系”…。失衡有可能是有序的,也有可能是失序的。如果行政过程中的主体都认可行政关系的失衡,或者如果不认可这种失衡,但局限于采取合法合理的方式寻求调整失衡状态,那么行政过程会呈现出有序性。但如果行政过程的主体不认可行政关系的失衡,并且诉诸于不符合法治要求的方式寻求调整失衡状态,那么行政过程会表现出“失序”。
在目前的行政过程中,行政主体在大部分情境中仍处于强势地位,但这种相对优势面临越来越大的公众压力,甚至是(暴力)对抗,而且社会对行政行为的信任度在不断下降,以致在某些领域出现了政府的公信力危机。另一方面.相对方的权利意识在不断增强,维权技能在不断提高,但现有制度框架内的参与机制和维权渠道尚不健全,使得一些本属正常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容易诉诸于极端之举。面对越来越频繁发生的对抗行为,公信力不断下降的行政主体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往往选择以危机管理的名义去强力控制。
在强制与对抗的互动中,如果上级部门或领导认为下属部门的行为有悖于公共管理的政治要求,会以指示、批示、批评、惩罚等方式介入行政过程,从而使行政关系的优势转向相对方。在整个过程中,行政关系的调整既不是自我纠正式的,也不是有序的,往往取决于特定问题、特定领导以及特定情形。
(二)行政关系失序的表现
以上海某些区出现的“钓鱼式执法”为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对执法机关的不正当执法方式,处于弱势地位的相对方大多选择忍气吞声,因为表达诉求的渠道非常有限,而且成本高昂。行政关系的失衡格局纵容了一些行政主体更加毫无顾忌地选择执法手段,这也为互动关系的逆转埋下了伏笔。当个别相对方选择极端的方式表达抗议时,其他感同身受的相对方即刻予以响应,社会公众由于惊诧于行政主体的肆无忌惮而为指责行政主体的公共舆论奠定了社会基础。于是,行政主体至少处于舆论上的弱势地位。在该事例中,行政关系调整的直接起因是个别相对方的极端行为,而非有序的参与和表达;实现行政关系调整的直接动力来自于上级部门的关注,而非相关主体的协商与讨论。
又比如,近年来各地的城市管理执法工作(“城管”)普遍面临一个三元困境:城管如何执法,才能既维护城市的市容市貌,又能让城市小商小贩合理生存。城市环境属于公共产品,其供给要依靠行政主体的强制手段;小商贩的存在既是民生需求,也满足了一些社会需求;而对于小商贩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社会公众本身也是矛盾着的,在享用这些服务时会赞成小商贩存在的合理性,而在其它时间,则希望小商贩尽量不影响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在行政实践中,这些矛盾都集中到行政主体和相对方的行政关系上,造成城管工作“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甚至出现“一管就有冲突、一放就有投诉”的现象。如此周而复始,不仅未能解决城市管理的根本问题,反而影响行政执法的公信力。
如果不正视行政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仍然以危机管理的思维沿用个案处理的方式,行政关系将会陷入失序的境地,其表现就是行政主体或者不作为,一旦作为就是强力控制,而相对方要么不参与,一旦参与就会酿成。
二、调整行政关系的不同思路
如何防范行政关系陷于失序,既使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维护公共秩序,又能切实保障相对方的权利?在相关研究中,先后出现过管理论、控权论和平衡论等理论。
(一)管理论
管理论主张维护行政主体的优势地位,认为行政过程的有序来自于行政主体的指导和相对方的服从。应该指出的是,管理论并非完全排斥对相对方权利的保障,而是将保障从属于对行政秩序的追求。另外,也不能简单地将管理论视为行政特权的等价物。因为如果法治相对健全,并且在行政过程之外设计了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相对方的权益可以通过其他的渠道得到保护,那么行政主体的优势地位依然是面临实质约束的。
在实践中,欧洲大陆一些法团主义文化的国家的行政管理过程更接近于管理论。在这些国家,行政主体在法定职责权限内享有绝对优势,管理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在政治运行中,致力于维护公众利益的组织和集团是由国家和政府所创造并规范的。一方面,这些利益表达组织具有垄断性,另一方面,这些组织在与行政主体的互动过程中享有较大的话语权。因而,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的优势地位受到政治过程的约束,这也意味着行政关系的失衡由政治关系来调整。
(二)控权论
控权论主张限制或取消行政主体的主导地位,从而彰显相对方的权利优势。这种理论认为在大多数行政实践中,行政主体不仅不能有效地解决公共问题,反而会滋生一系列问题,比如权力滥用、腐败、限制相对方的自由等。所以,控权论主张政府最小化,认为大多数公共事务都可通过市场和私人组织得到解决。另外,控权论的基本假设是,行政过程是由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活动所组成的,国家不具有主体性,只是一个各种势力互争雌雄的竞技场。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场被命名为“新公共管理”的运动席卷全球,一度垄断了公共管理研究和实践的所有话语资源。这场运动的基本思路就是控权论,主张公共管理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经过30多年的实践,如今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股潮流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有其情境性,有其局限性。尤其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家的空心化、公共管理的市场化和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并没有实质性地促进公共福利的改善,反而引发了一系列严重问题,比如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不足、公共服务分配结构失衡等。
控权论在多元主义文化的英美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英语国家)较为盛行。在这些国家,政治活动的主体是各种利益集团,行政主体的管理行为受到多种主体的限制和监督。主流的社会文化和法律体系都主张对公共权力保持质疑和挑战的态度,因而行政主体的自由裁量权是一种被普通公众所广泛担忧的存在物。如何限制行政主体的权力,确保相对方的权益免受行政主体的肆意侵害,是这些国家在行政管理方面的主要议题。
(三)平衡论
平衡论是中国行政法学界的创新,认为无论对行政主体还是对相对方,都应在法治原则的统治下加以制约和激励,以实现两者在利益关系上、法律地位上,以及在制度、机制的构建和运作等方面的平衡。从理论上说,平衡论主张既要保障行政管理的有效实施,又要防止公民权利的滥用或违法行使。具体而言,平衡论“既不同意控权论过分强调行政程序、司法审查的作用,也不同意管理论过分强调命令、强制手段的作用,……主张综合运用行政法的各种手段:既在必要的场合运用命令、强制手段,同时在大多数场合尽量避免采用行政命令、行政制裁、行政强制手段,淡化权力色彩”。
作为一项本土化的创新,平衡论在中国行政关系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关注。从文化角度看,平衡论的思路符合中国的中庸文化,主张通过调和来解决矛盾,而不是诉诸于零和的博弈与对立。从社会发展的实践来看,平衡论试图在政府与市场、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取得平衡,符合中国在转型时期的政治社会生态。
尽管平衡论的响应者众,但质疑声也不少。其中与管理实践关联度最高的质疑来自于具体的平衡机制:如何既制约行政主体滥用权力(相对方滥用权利),又激励行政主体积极作为(相对方积极参与)。主张平衡论的研究者详细探讨过公务员制度、行政指导等具体的平衡机制。在此,笔者着重分析参与式绩效管理作为一种平衡机制。
三、参与式绩效管理
要实现行政关系的有序调整,既不能只突出行政主体的权力优势,也不能只强调相对方的权利本位。就此意义上,我们赞成平衡论兼顾制约机制和激励机制的观点。不过,行政法领域的研究者忽视了绩效管理的平衡功能。
(一)绩效管理的发展与不足
绩效管理是管理实践的重要工具,也是现代管理学的重要议题。比如,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纽约市就尝试用现代方法测量和评估行政部门的绩效。但是,由于行政行为具有目标多样性,行政过程的委托关系具有多层次性,不同行政主体的产出难以横向比较,以及公共产品缺乏类似市场这样的价格发现机制,因而相比企业绩效管理,政府绩效管理实践进展更为缓慢。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下,政府绩效管理广泛地采用企业绩效管理的理念、方式和工具,比如顾客导向、平衡计分卡、绩效合同、绩效规划等。不过,从已有的案例材料看,这些工具的引人并未显著改善政府绩效管理的实践。
近些年来,研究者逐渐认识到,绩效测评工具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具是否与问题以及环境相匹配。如果政府绩效问题主要表现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大规模地采用绩效合同,并推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那么不仅不能改善公共服务的供给,反而可能导致公共服务“嫌贫爱富”,使公共服务丧失应有的公益性。如果整个国家所处的阶段是快速发展时期,一味地模仿其他国家的限制政府活动范围的绩效管理方式,不仅不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反而会使整个社会陷于断裂,因为这些国家的社会组织尚无法承接起政府转移出的功能。
(二)参与式绩效管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府绩效管理先后采取过岗位责任制、目标管理、效能监察、政风行风评议、服务承诺等形式。这些做法在提高行政效率、健全行政监督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也存在诸多尚待改进之处。比如,大多数绩效管理形式都是封闭性的,没有设计公众参与的渠道。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在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比如群众评议政府、社会满意度调查等。在目前中国的政府绩效管理中,公众参与最多的环节是对具体行政部门的评估。以南京市为例,该市自1999年以来,一直坚持“万人评议机关”的做法。每年年底,南京市政府向市民发放评议问卷,要求对所有的政府机关进行打分排名。北京、珠海、杭州、海口、银川、昆明等城市都先后开展过“万人评议机关”的活动。
作为政府绩效管理的一种理念,参与式绩效管理主张社会公众应有效地参与到对政府绩效的测评和管理过程。公众参与绩效管理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对施政目标的讨论,对评估体系的建议,对具体行政主体的评估,对绩效结果运用的监督。所以,参与式绩效管理并不仅仅局限于“万人评议机关”的形式。从行政关系的有效调整角度看,公众对具体行政主体的评测仅仅是一个起点,并没有穷尽参与式绩效管理的内涵。
如果缺乏政府信息公开作为配套工作,公众的评测失去了基本的信息基础,只能依据感性认识.不仅不利于行政主体改进工作,反而可能消耗公众的参与热情。比如在不少地方的“万人评议机关”活动中,将所有行政部门不分类别地排列在一起,导致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普遍得分较低,而主要服务于政府内部的部门得分较高。南京市2001年群众评议政府的活动中,得分第一的部门是市委办公厅,得分最低的部门分别是市政公用局、市房地产局、市容局、市规划局等;北京市2003年群众评议政府的活动中,得分最高的部门是市乡镇企业局,得分最低的部门分别是市交通委、市建设委、市城管执法局、市政管理委、市规划局等;昆明市2008年群众评议政府的活动中,得分第一的部门是市政协办公厅,得分最低的部门分别是市规划局、市城管局、市建设局等。
由于各个行政主体的工作难以进行简单的横向比较,因而群众的评议大多数只能作为评估各个部门实际工作的参考材料,这就引发了一个如何对群众评议做出反馈的问题。如果给出积极反馈,比如南京市2002年根据群众评议结果调整了几个部门的领导班子,就会面临“群众感知是否为充分统计量”的问题,毕竟各个部门的法定职责对群众感知有直接影响。但如果不对群众评议结果做出积极反馈,那么群众对评议活动的参议热情就会快速消退,从而使评议活动陷入名存实亡的尴尬处境。
所以,参与式绩效管理不是简单地将公众动员起来定期为行政主体给出评测分数,而是包括目标设定、体系设计、信息生产、结果使用等环节的全过程参与。那么,为什么说参与式绩效管理有助于行政关系的有序调整?
(三)参与式绩效管理促进行政关系的调整
1.参与式绩效管理对行政主体而言,既是控制机制,又是激励机制。绩效目标为行政主体的管理行为设定了目标,指标体系则引导行政主体按照预定方向实施管理。如果公众的合理诉求能够被纳入到政府绩效管理体系中,行政主体的管理行为对公众需求的回应度就大大提高。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行政主体的管理目标应该融合公众需求和部门法定职责,即行政主体在开放性条件下保持相对的管理自主。其中原因在于,公共需求的表达有其内在矛盾性,而且正如“阿罗不可能定理”所揭示的,多种多样的公众需求应该有一种提炼和合成过程,才能形成真正的社会公共利益。
在具体操作上,可以根据脆弱性和敏感度的强弱程度,将行政主体的行为分为四种类别,每一种类别所对应的公众参与形式分别是:广泛协商、自主决策、自由裁量和听证会。如果某一公共问题的敏感度强但脆弱性较低,则可以考虑召集相关公众的代表参与讨论,比如举行听证会。这样既可以节约管理成本,也能满足公众参与的需求,而且将行政关系的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这一类管理行为包括价格管制、区域性的环境问题、城市市容管理等。如果某一公共问题的敏感度和脆弱性都很强,就必须预先准备好公众广泛和深度参与的方案,因为这一类问题往往是引发行政关系失序的主要领域。这一类管理问题主要涉及社会治安、动拆迁、民生问题等。所以,对于公众参与,行政主体应该在开放性条件下保持相对的管理自主,既充分了解各种公共需求,吸纳其中合理之处,又要主动建立有效的利益合成机制,避免行政过程的不连贯性。从这种意义上说,参与式绩效管理既有助于控制行政主体的方向,又能使行政主体保持一定的自主性。
2.对相对方而言,参与式绩效管理既是控制机制,又是激励机制。通过设定相应的渠道,将公众诉求的表达引导到讨论绩效目标和监督绩效结果等方面,使公众参与呈现出有序性。
在城市管理中有一个著名的“垃圾桶问题”。在扔生活垃圾时,居民通常都希望垃圾桶离住所越近越好,因为方便快捷;而在扔完垃圾之后,居民又通常都希望垃圾桶离住所越远越好,这是出于卫生和环境等方面的考虑。如果只注重部门的法定职责,即便科学合理的垃圾桶设置有时也无法获得相关居民的理解;而如果只注重居民的诉求表达,垃圾桶可能无立足之地。实际上,不仅仅垃圾桶的设置,包括公交车站、通信基站、电力设施等许多公共产品的规划选址都面临类似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合理的参与途径,行政相对方的诉求表达很容易演变为,使行政关系面临严重考验。换一个角度看,如果设计了有效的参与途径,公众有序地表达利益诉求,不仅能激励公众参与公共管理过程,而且也能避免行政过程的冲突。
【摘要】随着自助旅游的兴起,结伴自助旅游亦日趋流行,旅游者在长期结伴自助旅游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角色,针对自助旅游者的信息搜寻行为相关的研究已大量展开。与此同时,智慧旅游相关的实践和理论逐渐发展成为前沿问题,相关研究重点倾向于宏观层面的智慧旅游架构和智慧旅游概念解析,未将自助旅游者信息需求与智慧旅游信息提供二者结合起来进行探讨。基于此,笔者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使用案例研究方法,使用公开的局内人身份对研究对象进行长期观察和调研,发现在长期结伴自助旅游者中存在组织者与参与者两种角色,通过对两种角色分别进行访谈和调研,总结出二者在信息搜寻渠道与信息搜寻内容两方面存在的较大差异。为促进智慧旅游发展更好的为游客服务,笔者从智慧旅游视角提出针对自助旅游者的信息服务体系构建对策。
【关键词】结伴自助旅游;智慧旅游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智慧旅游”概念最早由江苏省镇江市于2010年提出,并已在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得到应用。之后有厦门、南京、苏州、北京等18个城市入选首批“国家智慧旅游试点城市”,智慧旅游在我国旅游业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尤其是经历2014智慧旅游年之后,智慧旅游的概念深入人心,各地纷纷展开智慧旅游建设实践,为广大游客带来诸多实惠。另一方面,根据驴妈妈的2015春节旅游报告,2015年春节游客出行方式同往年相比,自由行人数占比越来越大,参团旅游呈缩水趋势,中国游客正趋于成熟,越来越多的传统跟团游客加入自助旅游者行列成为新时代的主流旅游群体,这一群体旅游体验卷入度高,信息搜寻努力程度高,在出游前和出游过程中伴有大量信息搜寻行为,给旅游信息服务提出新的要求。那么,自助旅游者这一旅游群体还可以进一步细分吗?这一旅游群体会使用哪些信息搜寻渠道?主要关注哪类旅游信息?智慧旅游又该如何为自助旅游者提供更好的信息服务?本文将对这些问题展开研究。
二、文献综述
(一)智慧旅游研究
从2008年IBM提出“智慧地球”概念以来,“智慧城市”、“智慧国”相关概念逐渐被延伸出来,受其启发,“智慧旅游”应运而生。“智慧旅游”相关研究逐渐成为旅游学科研究的新热点。目前国外在相关领域的研究较少,而主要集中于信息技术在旅游业的应用和实践[1]。我国前期研究主要集中于智慧旅游体系的构建及智慧旅游的实践价值方面[2][3];吴学安(2011)[4]、刘军林、范云峰(2011)[5]、黄超、李云鹏(2011)[6]分别指出智慧旅游能够满足旅游咨询、智慧的旅游预订和购买、智慧的旅游接待和智慧的旅游售后服务等综合旅游信息的需求,促使游客主动感知旅游相关信息,并及时安排和调整旅游计划。后期研究逐渐转移到对智慧旅游概念的理解和理论体系构建方面,如:张凌云、黎崾、刘敏(2012)[7]指出智慧旅游应用对象为旅游公共管理与服务部门、旅游者、旅游企业以及目的地居民;乔海燕(2012)[8]从智慧旅游角度探讨了公共信息服务系统的构建;李云鹏等(2014)[9]指出智慧旅游是能够让旅游者随时、随地、随需获取到的无处不在的旅游信息服务是为旅游者个体提供的旅游信息服务;罗剑宏,杨茹(2014)[10]认为智慧旅游管理、服务、营销对旅游消费行为存在显著影响。
(二)信息搜寻研究
目前国内外对游客信息搜寻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信息搜寻影响因素、搜寻渠道、搜寻内容、搜寻过程等方面。在旅游信息搜寻影响因素方面,现有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特征、旅游者特征两大方面[11-16],也关注了在团队中不同角色对旅游信息搜寻产生的影响[17-18]。在信息搜寻渠道与关注信息重点方面,S?rensen(2003)[19]指出网络可以帮助背包旅游者获得旅游信息;岑成德,梁婷(2007)[20]研究得出在国内高校学生获得旅游信息的途径中,互联网的使用位于第一,游客最重视价格信息、景点介绍、住宿情况、特色饮食和旅游线路。张学梅(2009)[21]总结了自驾车旅游最关注的信息为气象、交通、维修、食宿等。蒋晟(2008)[22]认为旅游网络论坛为背包客提供了驴友结伴、互动体验、电子商务三大咨询服务;文谨,宫辉力(2009)[23]认为自助旅游者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收入等因素影响了他们对旅游目的地有关信息的需求。
综上所述,尽管理论界对智慧旅游的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学术界对智慧旅游相关概念的认知角度不尽相同,但智慧旅游对游客信息搜寻以及旅游信息提供方面较大影响的观点却十分一致;而在旅游信息搜寻相关研究中发现,游客的信息搜寻渠道日趋网络化,游客会利用网络进行目的地相关信息的了解,并进行酒店、交通、餐饮安排。在自助旅游日趋成熟的趋势下,智慧旅游为自助旅游者提供更全面、更及时的个本应为智慧旅游发展的题中之义,而现有研究尚未对二者的对接进行深入探讨。本文将从自助旅游者的信息搜寻特征入手,探讨智慧旅游信息服务提供策略。
三、研究方法
(一)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是对一个个人、一件事件、一个社会集团,或一个社区所进行的深入全面的研究。它的特点是焦点特别集中,对现象的了解特别深入、详细[24]。尽管自助旅游形式越来越流行,智慧旅游也被上升到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的战略中来,如何应用智慧旅游为越来越多的自助旅游者提供更便捷的信息搜寻,现有研究并未做进入探讨,因此本研究选择个案研究方法,进行探索性研究。本研究选择爱威海社区威海户外版块作为研究案例,因为该案例集中了大量的自助旅游者,群体行为突出体现了自助旅游者的行为特征,并且作为区域性旅游社区,可进入性、研究可行性、调研访谈便利性较好,能够深入群体中去展开访谈与观察,而通过笔者观察分析,在长期的互联网社区自助旅游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组织者与参与者两种角色,本文对二者的区别分别进行分析,并基于此探讨智慧旅游信息提供的启示。
(二)研究信度
本文主要采用相关检验法(又称“三角检验法”)、反馈法、参与者检验法三种方法对研究效度进行检验。(1)相关检验法。笔者通过结伴自助旅游者的召集帖、回顾贴、社区评论、访谈记录、参与观察多方面的对照来提高研究的效度。(2)反馈法。笔者将总结出的观点与有经验的结伴自助旅游者、相关领域的研究者进行交流,听取他们对研究观点的看法,以发现问题不断修正。(3)参与者检验法。笔者与个别自助旅游的参与者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通过与他们的交流并询问笔者的表述是否反映了他们的真实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对结论进行修改。
(三)资料收集
本研究主要使用了文献法、访谈法、参与式观察三种资料收集方法。(1)文献法,对现有的相关文献和互联网社区的网络志进行整理。(2)访谈法,笔者主要采用无结构访谈,并随研究深入对个别访谈对象进行多次访谈。(3)参与式观察,采用公开的“局内人”立场,参与结伴自助旅游活动,公开自己的研究目的,以“圈内人”的身份深入了解和挖掘这一群体的思维习惯和行为特征。为了便于研究,笔者对所收集资料进行编码:FT―访谈材料;01―被访谈者序号;a\b\c―访谈次数,两者之间的大写字母表示被访谈者代号。如“FT01-YG-c”表示该资料来自第一位访谈者YG的第三次访谈记录。
四、自助旅游者信息搜寻行为特征
(一)信息搜寻渠道
1.网络。组织者在确定目的地之后,首先会通过网络来搜寻关于目的地的基础性资料,甚至通过网络地图来判断目的地的环境,对目的地的地理位置、大体空间走向进行详细了解;通过网友在社区的攻略来判断哪一条路线更安全,哪一条路线风景更优美;二者结合形成路线安排具体计划。而参与者使用的网络渠道主要为社区的帖子(本地社区与全国性的大型户外资料社区)。
2.人际关系。经验丰富的组织者会参考周边资深驴友的意见来进行目的地选择,确定目的地之后又会参考当地向导或者经验丰富的驴友意见来衡量活动的可行性,以此为依据对旅游计划进行更周密的安排或者取消活动。而参与者参与活动前期的信息主要来自于组织者,对组织者的信息存在严重依赖,随着参与结伴自助旅游活动的次数增加,参与者的经验也不断丰富,独立性与判断能力不断提高,也开始尝试从网络渠道获取信息,对组织者的依赖程度逐渐下降。如下文是代表性人物访谈记录。
森林人:网络的信息来源更重要,信息量更大,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目的地有所认识,网络上不同的人写的攻略所反映的侧重点不同。预订饭店是通过联系当地向导或者通过网上驴友推荐,一般不会利用携程网一类的旅游搜寻引擎,也不会通过饭店的官方网站预订。(FT05-SLR-b)
小攀:组织活动信息搜寻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网络……(FT04-XP-b)
寓公:从网上先查一下地理环境怎么样,它在哪儿,然后对应着再找当地附近我熟悉的那些人来了解,听取他们的意见作为参考,接下来我就会用心的从网上搜集相关的资料……。(FT01-YG-c)
红粉丫头:起初参加活动的时候是依赖组织者,基本是完全依赖。(FT08-HFYT-b)
睿童:活动信息一般组织者都会公布出来,周边的活动对他们老驴来说都是小菜,看他们公布的信息一般就够了,其他的可以从网上稍微看一看。(FT07-RT-a)
悠果:从网上搜集信息时主要是看社区或别而论坛上的帖子,也是为了学习别人的经验,所以自己搜集学习很重要。(FT06-YG-a)
NG:一般都是看召集帖,再根据召集帖从网上搜些信息,有时间就多了解一些,因为出去了,主要靠自己。(FT10-NG-b)
约翰兰博:上网看帖子是必须的,很多信息都是从网上得到的,但有时候也从电视媒体上获得一些。(FT14-YHLB-a)
(二)信息搜寻内容
组织者在出行前需要大量信息搜寻工作,对各方面信息进行了解,以做出周密而有弹性的安排,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并根据可能发生的意外状况做出紧急预案。根据笔者调研,发现组织者在出行前的信息搜寻中,路线及时间计划是需要进行搜寻的重点内容,同时对目的地环境、气候、可进入性等信息进行了解,保证活动的高体验性、安全性和可行性;需要对队员的经验、体力进行了解,以免意外情况发生。而参与者在信息搜寻内容方面与组织者有较大差异,出于安全考虑,他们对装备购买方面的信息比较关注,同时关心自己是否对目的地风景感兴趣,路线长短及难度是否适合自己的体力,活动组织者是否可靠等方面信息。这些因素往往能够决定参与者是否出行。
寓公:你发帖了就说明已经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需要确认的信息都已经得到确认,认为活动非常可行,才会发帖召集活动。(FT01-YG-d)
森林人:对路线、时间计划、天气、目的地可进入性、是否重装、队友体力相关的信息详细掌握并做出有弹性的安排。(FT05-SLR-c)
江南:主要会看看时间安排、路线、天气、然后上论坛发公告。(FT03-JN-b)
寓公:对队友的要求,根据不同的路线,环境情况对结伴的队员的要求是不同的……因为环境太恶劣在召集队友的时候刻意招了一个懂医护的……这部分人在去玩儿的时候去农家乐比较多一些,这些信息一般是通过当地驴友了解到,有他们或者某宾馆的老板推荐。(FT01-YG-d)
默菲:要针对出行地点、地势的具体情况准备装备,装备的购买首选是在组织者处。(FT12-MF-a)
约翰兰博:会上网去查一查目的地的情况,找一下合适的路线,不过这些准备工作做多了也没什么用,因为路线随时都可能根据当时的情况变化。(FT14-YHLB-b)
悟情:会去百度一下,关注目的地的风土人情,景点什么的。(FT13-WQ-b)
睿童:一般都是会选择一些自己比较熟悉的老驴组织的户外活动,目的地相关、路线、装备等内容发起人会告知的。(FT07-RT-a)
悠果:不了解的领队组织的活动肯定不会参加,领队的责任心很重要。(FT06-YG-b)
红粉丫头:对目的地危险状况,路程时间,活动时间长短等方面信息比较关注,怕活动的难度自己会承受不了。(FT08-HFYT-b)
(三)自助旅游者信息搜寻行为特征总结
综上所述,自助旅游者的不同角色在信息搜寻过程中表现出了较大差异,且与之前的研究结论有所不同,集中在信息搜寻渠道的选择和信息搜寻内容的侧重两方面。
(1)信息搜寻渠道方面,组织者对互联网信息应用更多,而经验欠缺的参与者对组织者的信息依赖程度较高,经验丰富的参与者对互联网信息应用亦逐渐增多。值得注意的是,在食宿信息的搜寻渠道选择方面,组织者并未使用常用的旅游搜索引擎,而是选择了更了解旅游目的地情况的驴友,与研究者的主流认知有较大差异,这与结伴自助旅游者的旅游动机紧密相关――低成本高体验,他们在旅行过程中对食宿的消费要求并不高,而当前旅游搜索平台门槛较高,低端餐饮酒店难以入驻。
(2)信息搜寻内容方面,之前的研究并未对自助旅游者的角色进行区分,而是对自助旅游者这一群体的信息搜寻行为进行笼统概括,经笔者访谈得知,在长期的结伴自助旅游中,存在组织者和参与者两种角色,二者在信息搜寻内容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组织者对信息内容考虑的更加全面,除去对旅游信息本身的信息关注之外,组织者还关注参与者身体条件、知识结构等内容,而参与者除了更多关注旅行前的装备购买、旅游资源吸引力等方面之外,同样也对组织者的可靠性关注度也很高。
由结论可得出,在结伴自助旅游中,组织者才是利用网络进行信息搜寻的主力,参与者的信息搜寻对网络信息的依赖程度远低于被组织者;通过研究,笔者还发现在长期的互联网结伴自助旅游过程中形成的组织和被组织关系,不仅仅是因为双方对相同目的地有共同的兴趣,同时也是二者进行相互考察而达成“契约”关系的结果,现有研究并未对此进行深入分析。
五、自助旅游者信息搜寻行为特征对智慧旅游信息服务的启示
根据现有研究的主要观点,智慧旅游的根本属性是信息服务,而自助旅游者是智慧旅游的四大服务对象之一,有必要对自助旅游者这一市场群体进行进一步细分――组织者和参与者,并针对其信息搜寻行为提供更加适应自助旅游者需求的信息服务,同时为二者契约关系建立互信机制。
(一)智慧旅游信息服务应发挥互联网信息搜寻渠道作用
根据朱珠,张欣(2011)的研究,智慧旅游管理平台架构应从全面感知层,云平台构建层,应用服务层三个层面展开,其中,在应用服务层面应包含酒店服务、商旅服务、景区服务、位置服务、交通服务等方面。由于自助旅游者中的组织者才是网络信息的主要使用者,智慧旅游的信息提供应重视组织者的网络信息依赖,注重搭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平台,使组织者在出游前和出游中都能够随时随地接收到景区信息,及时调整旅游计划,以便于更好的组织自助旅游活动。尤其是针对食宿安排较多使用人际关系渠道的现状,除应搭建本地组织者和外来组织者的互动交流平台之外,还应建立本地食宿信息数据库,将各层次的食宿信息于网络平台供自助旅游者参考。针对自助旅游者中的参与者,除提供旅游目的地基本信息之外,更应注重建立目的地旅游论坛,为参与者互动交流提供平台。
(二)智慧旅游信息提供应重视组织者与参与者需求差异
从上述研究结论中可以看出,组织者和参与者共同关注的信息有:旅游目的地资源、旅游线路等与目的地吸引力相关的问题。另一方面,因为在结伴自助旅游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二者所关注信息亦有所区别。组织者更关注旅游目的地的可进入性、参与者的体力和知识结构等问题,而参与者出于对组织者的信任,所关注信息更少,并且集中在装备购买和组织者的可靠性相关信息上。因此,在景区进行智慧旅游体系构建时,应注重提供景区可进入性、景区周边食宿、景区游览对游客体力的要求、旅游所需装备、景区资源情况等信息,为组织者组织自助旅游做信息参考。
(三)基于智慧旅游建立组织者与参与者的信息互动机制
从研究结果可知,决定参与者是否参与自助旅游活动的因素除了景区吸引力、线路难度之外,组织者是否可靠也是参与者考虑的重要问题。而对于很多经验匮乏的参与者来说,对组织者的情况并不了解;而组织者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即在组织活动时要考虑线路难度是否适合参与者参与,要对参与者的体力和队员知识结构进行全局考虑,面对越来越多的参与者,组织者无法对参与者的能力做出准确判断。因此需要互联网社区建立注册机制,并在注册时选择自身角色,组织者提供组织活动历史记录、经验值、知识结构、年龄、旅游目的地倾向等信息;参与者也应提供参与活动历史记录、经验值、知识结构、年龄、体力、旅游目的地倾向等信息,使二者达成智能匹配。在结伴自助旅游活动结束后建立评价机制,将评价结果信息公布,供组织者和参与者参考。
六、结论与研究展望
伴随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智慧旅游必将成为未来旅游发展的方向,并对中国旅游业发展产生极为显著的影响。在智慧旅游建设过程中,应注重互联网渠道信息服务体系设计,重视组织者和参与者的不同信息需求,对自助旅游者进行更深层次的细分,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在此基础上,未来研究应对智慧旅游如何为自助旅游者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如何建立组织者与参与者的互信机制进行探讨,以及智慧旅游信息服务对景区生命周期的影响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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