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博士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经济学博士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界定：

Sheldon首次提出了企业所要履行的各类社会责任（包括道德因素）需要与企业经营服务范围内满足需求的责任联系在一起；Bowen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为实现社会目标和责任所采取的行动和义务；Davis and Blomstrom提出企业追求利润同时有义务增进社会整体福利。

企业社会责任的维度研究：

温素彬和方苑将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货币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方面；张兰霞等从股东、员工、供应商、债权人和政府五个方面研究企业社会责任。Carroll综合了学者们的观点，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一定时间内对企业的经济、法律和慈善等方面期望效益的总和，企业应当履行其社会责任，即在创造利润、提高财务绩效的同时承担起对股东、债权人、供应商、员工和国家的责任。

国内外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研究有三类观点：一是正相关关系。Aupperle et al.依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发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显着提高财务绩效。张兆国等采用系统GMM方法对中国沪市A股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探究，结果显着相关。徐光华和张瑞系统分析了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演进过程并建立了相关模型，证明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显着正相关。二是负相关关系。>>>>>评审专家吐槽博士毕业论文：作者应该回炉深造

Yuhei et al.以ROA和Tobin’s Q为财务绩效指标对四大旅游相关行业进行实证检验，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能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李正以上海证券交易所2003年52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否提高财务绩效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负相关。三是无相关关系。Makni et al.以加拿大179家企业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不相关。Mcwilliams et al.用KID指数衡量企业的财务绩效，证实企业的财务绩效与社会责任之间没有关联性。陈玉清等以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对16个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探讨，发现两者相关性不显着。张川等以ROA为财务绩效指标对2007-2011年中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进行分析，发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不相关。

导致上述三类观点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1) 企业社会责任范围的界定不同；

(2) 企业社会责任的量化方法不同；

篇(2)

一、经济学专业概述

在经济学中，其专业的核心思想是通过研究和把握经济发展规律，从而运用经济发展规律来正确地指导人们的生活实践，在资源的分配上实现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从而能够使人类在最大程度上创造、转化、实现价值，满足其物质与精神需求，促进社会文明的可持续性发展[2]。

（一）经济学专业的内涵

高等院校的经济学的专业核心规律，旨在通过研究经济活动中最浅显的表象与最深层次的本质，来探索经济活动中存在的必然联系，以及决定支配经济活动中其他层次的规律。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价值的创造、转化与实现的过程，而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就是这样一个需要不断进行创造、转化、实现价值，再创造、再转化、再创造的过程中演化而来的，所以经济学其实是一门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分析人类社会演进历程的社会科学[3]。

（二）经济学专业的意义

在我国，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无疑是独特的，这主要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政治制度有关。我国的经济学理论，在理论基础、体系结构、实践功能方面均与现有的西方经济学流派有本质的不同，其既能够反映人类社会发展和经济活动的一般经济规律，又能够反映我国社会发展和经济活动的特殊经济规律，能有效地诠释我国的经济现象、指导我国的经济发展，成为我国符合我国社会演进和发展规律的、系统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理论基础和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度原创性的新的经济学范式。

二、经济学专业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现状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固有的教育观念影响，我国高等院校的经济学专业的任课教师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始终秉持着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活动的理念，即使是高校教育，依然未曾将传统的教学观念打破[4]。有部分教师、教授认为，实践教学只是高校经济学专业学习内容中的一个部分阶段，只是为学生提供一个印证所学的机会而已。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走出学校、走入社会、走进单位的学生的状态普遍呈现为空有一腔热血和一套完整的理论知识，却不知如何应用到自己从事的工作和岗位之中，在其任职的企业面临期经相关问题的时候，面对上级领导的问询，直接反应通常是不知所措和一问三不知，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既难以融入单位集体，又难以在自己任内做出应有的成绩，发挥自己应有的能力。

三、经济学专业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策略

经济学专业学生在走出校园之后会出现实践能力欠缺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由于经济学专业的性质侧重于理论知识，而弱化了实践的效用，所以在该专业的课时设计中，涉及理论讲解的课时所占比例要远远高于实践活动的课时所占比例，由此也造成了部分高校学生不重实践、重理论的通病；其次，由于学校方面的不重视，大多数高等院校都存在这个问题。在经管型专业教育方面均普遍存在，对学生运用理论进行实践的能力的培养工作不重视、不鼓励、不引导的现象，来自上层管理者的不重视，也自上而下地弱化了任课教师对学生实践能力养成的工作的重要性。因此，针对以上问题，为了有效培养经济学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高校可以考虑从校企合作和营建校内实践基地等两个方面进行着手。

（一）通过校企合作的模式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对于经济学专业而言，校企合作的实践能力培养模式，能够使学生具备更宽广的实践环境。在校企合作中，经济学专业学生可以实习的单位通常是实践企业单位、大中型的事业单位或商务企业，这一类的企业所处的市场竞争环境相对激烈，企业内部竞争压力大，可以为经济类专业学生提供不同于学校内设置简单、情境单一的实践环境，能够为学生提供最优质的上岗实训实践和应对各种能够检验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的工作机会，能够让学生通过每一次的实践操作，逐步地提升自身对于知识的掌握程度，逐渐提升自己对所学理论知识的深刻认知和实践应用能力，同时也能有效地提高其业务能力水平[5]。经济类专业的学生，其专业技能和业务能力主要体现在企业面临的经济学问题的解读和资金运行处理，以及为企业决策层提供各种类型的市场发展问题的策略等方面。因此，在校企合作模式中，企业应当按照经济学专业学生自身所学专业涉及的应用方向，根据学生的专业特点和就业特点，为其安排实习岗位。对此，应由合作单位企业安排部分工作经验丰富的单位骨干员工和劳动模范员工等，通过实际项目讲解的形式带领学生熟悉业务，充分培养学生的理论应用和实践能力。此外，合作企业应当在每个学期定期在高校内召开专场招聘会和专题讲座、培训会，高校应积极鼓励和选派优秀学生代表前往该集团及下属公司的各类部门就业，双方应当从合作伊始就奠定良好的人才培养合作共建关系，以促进互利双赢。

（二）通过加强校内实践基地建设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学校在校内营建高度契合市场环境的实践基地，也是促进经济类专业学生实践能力快速提高的方式之一。为了提高实训基地的内部资源使用率，在教学教具配备方面，校方应该积极努力地完善其内部教学资源，购进先进的实验设备、教学模具、实训平台、专业技术设备等，让学生能够不用走出校门就能感受到现代化、专业性的教学体验，这对于提升他们的综合能力及实践能力都有促进性作用；在师资力量配备方面，校方应该对实践基地的实践指导教师团队进行最优配置，可以由高校经济学专业中的优秀教师和校企合作中的合作企业选派的专业技术人员、中层管理人员等共同组成；在实际教学培训工作中，实践基地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充分调动指导教师的积极性，并不断提高指导教师团队的整体教学水平，要明确其责任，优化其意识，让教师以培养经济学类的应用技术型人才和实用技术型人才为己任。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基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在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方面，既要求学生能够拥有深厚的理论知识，又要具备足够的实践能力，学校要从源头上正视我国高校经济学专业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中存在的弊端，并通过合适的教学模式，努力进行改革创新，从而确保在这种培养模式下成长的学生能够满足我国人才市场日渐提升的对经济型人才的需求。

【经济学博士论文参考文献】

[1]孙畅.经济类虚拟仿真实验课程体系建设与实践[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8,37(1):157-160.

[2]张士杰,冯丽.基于新建构主义的应用型研究生培养模式构建:以安徽财经大学区域经济学硕士点为例[J].学理论,2017(2):206-208.

篇(3)

两次赴美，投身公共卫生事业

蔡江南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在经济学教学与研究领域硕果累累：1982年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本科毕业，1984年获得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之后留校任教，1990年成为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候选人之一，1991年获得了我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1988年，他第一次去美国进修，当时他跟夫人结婚才三个月，但无法同行。1991年，蔡江南前往美国布兰戴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一个月后夫人顺利来到美国，蔡江南打算长期在美国发展，于是开始了20多年的美国生活。

刚到美国不久，蔡江南的牙齿出现问题，牙医建议他进行根管治疗，即保留牙齿的根部，去除牙齿上面不良部分后再加上一个牙冠。当时这套治疗费用是两千美金左右，而他需要治疗两个牙齿。四千美元对于一个中国大陆没有牙科保险的穷学生来说，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最后，蔡江南通过华人医生的优惠价格完成了治疗，美国昂贵的医疗费用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件事深深影响了蔡江南。在90年代初，中国人的平均工资只有三四十元人民币一个月，在美国看牙医如此昂贵，一般的经济学供求理论对此又解释不清，蔡江南发觉美国的医疗有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巧的是，他的导师是布兰戴斯大学卫生政策研究所所长，因此他有机会参与了导师主持的联邦政府的一个项目：不同的定价方式对于控制医疗费用的影响。这份经验对于蔡江南的启发和帮助很大，帮助他走上了卫生经济学和卫生政策的研究道路。

蔡江南根据联邦政府课题的研究，又发展出了新的想法，并由此获得了一个新的联邦政府课题，并且发展了他的博士论文课题。1996年在这个联邦政府项目和博士论文课题快完成的时候，蔡江南的5个导师为他写了推荐信，他顺利申请到美国特殊绿卡，实现了美国梦。之后，他加入了美国麻省卫生厅卫生政策研究的行列，参与了2006年通过的美国第一个全民医改的麻省方案的设计和研究工作。麻省的医改方案后来又成为奥巴马医改方案的原型。

西学东渐，助力中国新医改进程

2003年SARS疫情在中国蔓延，国内公共卫生体系漏洞逐渐暴露，拥有国内外卫生经济和政策知识背景人才开始被国内学界和政界重视。在上海市有关领导和复旦大学校方的鼓励下，2006～2009年蔡江南回到复旦担任经济学院公共经济系的第一任系主任，并且参与了我国新医改方案的讨论。2012年5月，蔡江南来到中欧，担任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任，把研究工作重点放在了中国新医改领域，并提出和发表了大量具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蔡江南认为，目前我国的医疗资源被行政高度垄断，打破垄断、实现医疗资源的社会化是解决我国目前医疗卫生体制中的所有严重问题的根本途径，也是我国医改的必由之路。

蔡江南向记者解释：“医疗资源有两个层次的垄断，第一，政府、卫生部门控制90%的医院，而医院又控制了很多医生、药品和检查。在国外，很多医生是独立的，他们与医院是合作的关系，并不是雇员。在美国有80%的医生不是医院的雇员，所以美国的医保是付两笔钱，一笔给医院，一笔给医生。”

垄断之源除了医生的问题，还有药品。很多国家的药品有70～80%在药房购买，它不属于医院的收入（医院只管住院用药）。而中国则是相反的，70～80%的药品消费是在医院。检查也是一样，国外很多身体的检查都有独立的检查中心，但中国基本是在医院完成。

“医院是终端，把药品、检查、医生都控制住了。这样的结果是，政府控制医院，医院控制资源，实际上资源被政府垄断控制住了。还有就是医院医生的评级，包括科研的，编制的。医保也是个很重要的资源，允不允许你进医保，还有谁进医保，由谁来定呢？现在整个医疗资源都被行政垄断了。”蔡江南说起时下医疗领域的弊端一针见血，毫不客气。

医疗怎么做到社会化呢？蔡江南表示：“首先我希望公立医院成为名副其实的公立医院，它主要是由政府出钱，是不赚钱的医院，比如传染病医院、精神病医院、老少边穷医院等，这类医院是资本不感兴趣的，是对患者是免费或者是低价开放的。”

其次，医生可以多点执业非常重要。医生如果可以变成自己的主人、而不是医院雇员的话，就盘活这一社会资源了。医生社会化，他的价值得到了社会的评价，他的劳动价值也得到体现。

“我主张在医疗筹资和医疗服务的提供，非营利的医院占主要部分，就是钱一旦投下去就拿不出来了，这样就变成社会的财产。我觉得将来的主流医院就应该是非营利性质医院。”蔡江南说。

在医疗保险的模式上，蔡江南觉得政府出钱的保险和商业保险应该占小部分，社会医疗保险占大部分。我国的职工医保就是社会性的医保，由雇员和雇主共同交钱买医保。

“总的来说，我提倡中国医改的发展模式，是社会主导的模式而不是政府和市场主导。”蔡江南说。

注重养生保健，提高健康管理意识

蔡江南教授平时工作比较繁忙，但每次见到他总能保持饱满的精神状态，讲到养生保健方法，他总结：“我觉得保持个人健康实际上就是注重三个要点：饮食、锻炼和心情。”

篇(4)

中国父母向来有“望子成龙”的情结，而这种情结又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光宗耀祖”的心态。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他们将教育变成了一种攀比。

他们在乎的是孩子是否上名校，而不是孩子是否适合上名校。在某种程度上，孩子成为了父母实现自己梦想的工具，他们过的不是自己的人生，而是父母希望他们过的人生。

中国父母为了孩子的教育的确很愿意付出，然而与他们所要达到的真实目的相对比，这种付出不是一种伟大，而不过是一种势利。

最近，两件事再次引发我对中国教育的担忧。一是，前不久跟一位美国名牌大学金融教授谈博士研究生招生政策，他说他们今后可能不再招收中国博士研究生了。

这不是种族歧视问题，他自己也是中国人，而是因为过去多年的中国学生，开始学习成绩都好，后来做博士论文研究时虽然未必突出，但还可以。

可是等到毕业上学术市场找教职岗位时，都表现不好，没办法找到一流大学教职。所以，他们不想再浪费时间培养中国学生了。

实际上，不只是他大学有这个打算，即使我所在的耶鲁和其他大学，也讨论过同样的问题，虽然我们没有决定完全停招中国学生，但从那以后，就有意识地少招或者偶尔不招。

以2015年为例，美国的前30名金融系毕业的博士中，来自中国的不少，但找教职岗位最成功的是去了加州理工学院，那个大学当然不错，可是，这么多中国博士生中没有一个被前10名或前15名金融系招聘。

由于这些博士都毕业于顶尖金融院系，这一结果很让人失望，各学校投入的资源和教授精力那么多，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二是，在美国金融和硅谷高科技行业中，印度裔高管远超华裔。大家熟悉的谷歌、微软、Adobe、软银、花旗集团等公司的CEO都是印度人。在这种级别的美国公司中似乎想不起一个中国人CEO。公司副总裁一级的印度人就更多了。

而且，不只是美国企业界里中国人和印度人的反差这么大，在大学里也如此。比如，几年前美国主要商学院中，有12个在选拔招聘商学院院长，其中有10个给了印度裔聘书，没有一个给中国裔。尽管后来一些印度裔谢绝了，但这本身也反映出中国和印度之间在教育、文化上的差距。

中国人天赋好，又聪明勤奋，但为什么结果会如此失望，跟美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的人差别那么大呢？答案主要在两方面，一是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包括中国父母对子女的养育方式；

另一方面是儒家文化，尤其是坏在我们推崇的“顺从听话”和孝道文化上，这些文化烙印实际是中国人一辈子的包袱，走到哪里都无法丢掉，到哪里都吃亏。

关于教育

这么多年教过的中国学生中，真正因为自己喜欢而研读经济学、金融学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因为父母的压力和安排。

既然他们都不是因为自己真实的兴趣而为，出现上面我们谈到的，那么多读金融博士、经济学博士的中国学生最后在职场上表现一般甚至更差，就不足为奇。赶鸭子也许可以上架，但上不了高架的。

中国父母都关心子女教育，即使没有百分之百的“望子成龙”，也想儿女去尽可能好的学校，将来有一份好的职业与收入，能够一辈子过上幸福的生活。

所以，就有了众多中国父母起早摸黑，不分周中周末，一年到头为了子女上学的事情奔波，甚至常年离开丈夫、家人和朋友到外地或国外陪子女上学。

也为了让子女上“最好”的学校，经常想尽办法找关系、开后门，使用所有能想到的招法，就是为了子女能得到“最好的教育”，为了不让子女“输在起跑线上”！

在专业方面，都倾向于要求甚至不惜逼迫子女学金融这样光鲜的专业，或者学会计这样容易找工作的实用专业。

可是，很多父母可能从来没有问过，更没有想过“什么是最好的学校”“什么是最好的教育”。

学过优化理论的人都知道，“好”“不好”“较好”“最好”这些价值判断都只能是相对的，必须首先搞清楚的是“相对于谁”“相对于什么”，因为不存在没有度量指标、没有参照系的“好”和“最好”。

于是，在不问不想的情况下，往往是根据父母自己认为“好”的标准去选择“最好”的学校和专业，等于让子女去过一种父母认为好但子女自己未必认为好的职业和生活。有时候，这实际上是迫使子女去实现父母自己没有能实现的专业梦。

或者，就是一窝蜂随大流，去追求大家都认为最好的哈佛、耶鲁或者北大、清华。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哈佛耶鲁好、北大清华好”时，他们也说不上来。

好与不好，只有基于子女的个人兴趣、偏好、个性和天赋才有意义。否则，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很容易造成天赋与人才的浪费。

结果只会是子女学习、工作没有热情，无精打采，每天因为在做自己没有感觉的学习或工作而特别累，而且会时常抱怨，对生活、工作失去兴趣。

在任何社会中，人才资源是各项资源中最为重要的。因此，把每个人的兴趣和天赋跟其专业尽量配置得一致，是整个经济中最为关键的一部分，也是决定一个国家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关键因素。

经常有朋友咨询子女教育的事情，一个普遍的说法是：“我就想女儿读完大学，立即读研究生，拿到硕士博士学位、完成学习任务后，再去工作、结婚成家。”

我就问：“为什么非要有读硕士、博士的任务呢？为什么不能大学毕业后先工作几年，让他比较一下工作和读书的差别，感受一下自己到底喜欢工作还是学习，喜欢什么专业、什么工作呢？”

篇(5)

关键词：经济人；企业人；软要素；嵌入性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11)04-0066-05

收稿日期：2011-05-11

基金项目：山东省软科学计划项目“服务业集群生命周期与公共政策选择：以山东为例”（2010RKGB1104）

作者简介：商海岩（1971-），男，山东平邑人，山东财政学院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现代企业理论；孙国栋（1977-），男，山东济南人，山东财政学院经济学院教师，山东财政学院MPA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政府管理。一、 序言

自从科斯的企业理论开创以来，企业内部各种非物质因素，如“社会资本”、“学习能力”、“制度”“观念”等被开发出来，比如，企业能力理论更加重视企业的学习能力，并且逐步将这种学习能力作为一种不可模仿的企业特质，成为企业长期竞争力的重要表现。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把企业看作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认为企业从其创业到衰退的整个过程中，有着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一个企业的内部制度、企业文化与外部环境的和谐是企业生存的关键。这些都显示了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企业中的一些“软要素”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这些“软要素”与资本、土地等不同，它与企业内部的人紧密结合在一起，显示出一种网络化、嵌入性、综合性的特征，研究这些“软要素”必须搭建一个合适的平台。为此，我们提出“企业人”这一假设，将它作为研究企业“软要素”的重要平台，并梳理这一模型的思路。

二、 经济学微观基础假设的演进思路

1.“经济人”假设

孟德维尔很早就在《蜜蜂的预言》中提出了关于“经济人”概念，他认为经济人的特点就是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己利益，最终可以造成社会的繁荣。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将这种思想通过优美的经济学理论做出了说明，那就是社会的福利由每个追求自己利益的人所创造，社会是一个完美的有机体。

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在希克斯等一大批经济学家的努力下，偏好理论摆脱了传统的基数效用论，相对完善的偏好理论为揭示“经济人”的行为进一步打开了理论之门。通过一系列完整的偏好假定，“经济人”追求最优化的理可以通过数学方式描述出来，为微观经济学上个世纪后期在各方面的开花结果创造了条件。可以说，“经济人”假设为经济学从政治学科的附属品到相对完善的经济学科发展直至“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产生功不可没。

2.对“经济人”假设的批评

哈耶克曾经说过：“尽管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与生物学相类似，但它却与绝大多数其他的自然科学学科不同，因为社会科学必须处理的乃是那些在本质上极为复杂的结构。”［1］也就是说，“经济人”假设所遇到的问题恰恰在于以它为基础的分析陷入了抽象的科学主义，这样就忽视了经济学微观主体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社会性质，人是能动的，人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学习，人的学习能力是不容被忽视的。

另外，斯密批判的吸收重农学派的时候，将价值的创造源泉定位于劳动、资本等这些“硬要素”，由于这些要素之间关联性不强等特征，“经济人”假设一直强调个人本位主义，忽视了微观经济主体在社会领域的“嵌入性”，同时也抹杀了“软要素”进入生产函数的可能性。这种强调个人本位主义的处理也给斯密本人也带了“斯密问题”，难以自圆其说。

正如格兰诺维所指出的［2］，“经济活动是嵌入到社会活动之中的”，“经济人”在追求社会活动中恰恰忽视了社会因素的制约，不可能达到理性的最大化。事实上很多经济学家都曾对此作出批评，如莱本斯坦从非理性倾向方面对经济人做出了批评，凡勃伦则从人的社会性炫耀这一消费特点方面，批判了“经济人”过度重视个人本位主义所导致的解释力问题。

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一些社会发展所导致的如“企业网络”、“组织能力”“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已经逐渐为经济学家所重视，然而“经济人”假设只要没有摒弃古典经济学重视“硬要素”等传统，继续沉迷于个人本位主义的解释方法，很难对“企业网络”、“组织能力”等一列的“软要素”进行合理的解释，从而阻碍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

第4期商海岩，孙国栋：基于“企业人”假设的 “软要素”研究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1年3.一些新的微观基础假设的探讨

首先是“契约人”假设。在威廉姆森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资产专用性” ［3］三大假设之下，“契约人”假设堪称为新古典范式的“企业人”的标准模式。企业是一系列合约的集合，契约人是这个合约的主体，无论是合约规定的索取权还是合约没有规定的剩余索取权之间，契约人通过不断的试错、谈判、交互作用，维持着有序的社会有机体。人作为追求目的的动物，严格遵守者人类有社会以来形成的各种契约，因为各种维护秩序的契约约束，“契约人”在制度的框架下不断探索符合自己利益的合法的行为。

但是哈特等的“企业就是由它所拥有或控制的资产(比如机器，存货)所组成”［4］之说，最终验证“契约人”依然遵循当初科斯的古板，企业理论的研究严格地被规定在新古典研究领域之内，资本、劳动、土地依然是统治权的根本，一切不可描述的、不可测量的，依然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

其次如“单位人”假设。长期合约一直是企业理论所关注的重要方面，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可以看做是一种默认的长期合约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单位无疑成为一种人们生存主要的空间，单位空间与长期合约的非流动性以及官僚体制，形成了关于“单位人”这样的假设。

由于计划经济的特点是国家通过单位向个人分配资源，因此造成了“单位人”对单位的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面全面的依附关系，尽管标准的“单位人”假设在经济学领域一直没有形成，但是“单位人”的特征却被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的一些学科揭示：那就是一般具有依附性、封闭性、个人缺乏动力机制等等。

“单位人”已经关注到长期合约所形成的一些弊端，这些弊端是由于行政替代市场所造成的，然而由于缺乏标准的经济学分析，“单位人”对于制度、文化等“软要素”约束的机制缺乏深入地分析，仅仅片面地强调这些“软要素”带来的不利方面，而对于这些“软要素”对人的激励方面却认识不到位。最重要的是，“单位人”只是我国制度建设相对不太完善的产物，是一个短期的现象，不具有普遍的研究意义。

此外，还有如“人本人”［5］假说、“社会人”假设［6］、“知识人”假设［7］等，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批判“经济人”的理想化，忽视社会性等方面。

4.“企业人”假设

当我们打破新古典的同质性假设，将要素回归到古典经济学里将创造人类福利作为经济学的本性这一主题，来审视企业内的各种要素时，我们发现，不断的发掘劳动的潜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源泉。为了发掘这种潜力，一开始人们重视“硬要素”带给人们的迂回生产的好处，当经济发展到对物质资本的依赖越来越不重要的时候，“软要素”将是发掘人类劳动潜力的重要方面。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社会资本”、“文化”、“制度”甚至是“心智结构”方面的因素研究越来越多，基于能力的企业理论更是突出了“默会知识”、“学习能力”的作用，并认为是在企业不可复制的能力的主要源泉。随着对这些“软要素”研究的增多，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建立一个更适合经济学发展的平台，解释新的经济现象。

企业里的劳动实际上是被长期合约严格限制在企业范畴之内的异质性的劳动，这种劳动一方面不能离开“硬要素”，如资本、土地等方面，另一方面，由于是人的活动，人与人之间更多是一种社会关系，现实中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并不都是价格机制，还有各种隐性与显性制度、道德规范以及文化，这些多数是价格机制所没有办法衡量的，或者受到时间、空间影响的，或者具有很大的外在性的东西。人与人之间如同网络的存在使得这些软要素在发掘人类潜力、配置人类的精力资源方面一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是在“企业人”界定方面，目前的理论并不统一。一是范畴不同，二是理论侧重点不同。

从范畴上看，一般的理论都将“企业人”作为企业内部的人的总称，并且与企业理论结合起来研究。如赵旭亮、孙建中［8］认为：企业交易契约理论和企业能力知识理论都因其内在的局限性而难以进一步深入下去，走出这一理论困境的前提是必须找到能够整合各种企业理论的理论枢纽。企业人范畴及企业人理论假说，可以成为深化企业理论研究的理论枢纽。从而提出：“企业人是一切契约联合体的每一位当事人，也是企业生产性合作组织的每一位成员，它包括企业家、管理者与每一位员工”。 康丽琴［9］从人的个性偏好出发指出所谓企业人，是指企业作为一系列契约联合体中的每一位当事人，企业人既包括投资者、企业家和经营管理者,又包括企业一般员工。

另一个方面则是认为主要是指的企业内部员工，并侧重于企业文化方面的研究。如潘晨光［10］认为日本企业人的再生产深受其历史传统文化的影响，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劳资关系、内部培训、分层参与、企业内部福利、内部竞争制度等不同方面，都体现出日本企业人以企业为家的特点。

本文认为“企业人”假设是对企业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是基于“软要素“与”硬要素“结合方面对企业内部劳动配置的研究，它的研究前提是长期合约下的要素非流动性。

三、 “企业人”的模型构建

员工的行为价值可以区分为可测度部分和不可测度部分，可以测度的部分可以由激励问题解决，而不可以测度部分则没有办法通过制度问题解决，必须从文化方面去激发员工潜力。Rafeal Rob和 Peter Zemsky［11］设计了一个动态委托模型用以分析员工激励与团队合作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指出了企业文化对长期利润起着正相关的作用。Akerlof和 Kranton［12］认为企业文化具有资本性，Holmstrom［13］则设计了企业团队产出的剩余模型，阐述了企业文化对团队成员效用函数的影响，从而影响到团队成员的努力程度。这些模型的共同点是注意到了文化作为重要的“软要素”，它对于员工效用的影响，并提出了文化作为一个共同要素对于个人努力的影响。由于“软要素”是一个新的提法，所以以上这些关于企业文化的模型对我们构建“企业人”模型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关于企业文化的模型，我们构建“企业人”的效用函数，规定“企业人”的收益来源于“硬要素”和“软要素”的租金，成本为付出的“软要素”的维护成本C。

作为“企业人”，一方面潜力受到硬要素的影响，传统的如资本、土地等，为了研究方便，我们假定硬要素为K。另一方面，企业人还受到“软要素”的影响，为了研究方便，我们假定“软要素”数量为Z。

构建模型：U=rk*+θN∑Ni=1Zi-CZ2i2

其中r是“硬要素”的租金，根据经济学的原理，“硬要素”对于劳动的使用带来更多的利益（比如机器的使用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利益的多少取决于与劳动的配置，由于这些不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所以根据理性最大化原理，我们假定K已经达到了最优的k*。这样，企业人的效用取决于“软要素”带来的收益。

θ为企业人之间沟通的系数，介于0与1之间。C是维护“软要素”所需要的成本，对于员工来说，“硬要素”是由股东提供的，所以使用不用付出成本，但是“软要素”需要自己付出成本，整个“企业人”的效用由“硬要素”和“软要素”带来的收益扣除维护“软要素”的成本构成，下面对这个模型进行分析。

命题一：当人们充分信任和交流的时候，“软要素”的需求随着N的扩大而减少。

我们命θ=1，求最优Z的持有量。

U=rk*+1N∑Ni=1Zi-CZ2i2 ， UZi=1N-CZi=0 ， Zi=1NC

这说明当θ等于1的时候，“软要素”成为一种完全的公共品，人们不会持有太多的公共品，比如“社会关系”这种“软要素”资源共用的时候，一个人并不需要太多的关系资源，共用别人的就可以了，当然，这不可避免导致搭便车的现象。

命题二：企业内的“软要素”为同质性时，设个人拥有的“软要素”相同，都为Zi，当N增大时，有：

U=rk*+1N∑Ni=1Zi-CZ2i2 ， U=rk*+θN∑Ni=1Zi-CZ2i2=rk*+θZi-CZ2i2

UZi=θ-CZi=0 ， Zi=θC

可以看出，每个人都会平均地持有“软要素”，持有“软要素”的数量只和维护“软要素”的成本有关，有效的建立“企业人”的交流平台将会增加“软要素”。

命题三：团队是否有效率取决于θ与“软要素”边际成本的大小。

团队收益为NU，为了分析方便，假定个人持有的软要素依然相等，个人效用函数加总为团队效用：

NU=Nrk*+θ∑ni=1Zi-CNZ2i2 ， NU=Nrk*+NZiθ-CZi2 ， NUZi=N(θ-CZi)

可以看出，企业团队的效用主要取决于θ和“软要素”边际成本的大小，只要θ大于团队边际成本，就可以实现整个团队的正效用，否则，企业团队将只有负效用，个人收益的增多不能保证整个团队有激励去维护“软要素”。

所以，“软要素”的收益非常重要，比如在今天，如果“集体学习要素”的收益比较高，大家将会有激励去维护这种要素。

但是，如果θ不是足够的大，或者说只要小于1，企业团队就会有剩余的损失。

命题四、考虑到额外收益，“软要素”具有一定的资本性。

如果前期的“软要素”沉淀，形成一种资本，这种资本会通过激励、规范以及形成某种“传统”给后面的人带来额外的收益，从而使得后来者更有激励去维护“软要素”。

假设一个两期模型，在T期沉淀的“软要素”在T+1期会带来收益RZi,

则在T+1期有效用：U=rk*+θ+RN∑Ni=1Zi-CZ2i2

这样，使得θ+R大于CZi的可能性更加大，后来者会受到激励，尽力去维护“软要素”，这样，企业团队合作的剩余也将会更大，这显示了“软要素”的资本性。

四、 模型的进一步思考

1.惩罚机制

在企业人的模型假设中，可以看出，惩罚是网络化的，这反应出“软要素”与“硬要素”的区别：

“硬要素”是可以细分的，因此耗损的过程充分显示出时间性。而“软要素”的耗损呈现出系统性，也就是与时间无关，而与系统本身的特性有关。系统本身有一定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的前提是不能超过某个“阈”，这就是系统的“承受阈”。当“软要素”超过这个“承受阈”时，旧的系统平衡将崩溃，带来新的平衡，反映现实中就是人们对网络中的某个事情，某个人的重新评价，引发“道德体系”“制度”等方面的调整，反映在个人上就是要重新树立网络中的“嵌入位置”。

模型中则是局限于某个阈之内，超过会趋向于0，使得“企业人”重新构建或者一无所有。

2.市场势力的构建

由于模型中已经推导出，“软要素”具有一定的资本性，而且难以复制，“企业人”一旦获得“软要素”就等于获得了某种垄断资源，这使得拥有“软要素”的人比拥有“硬要素”更加具有市场势力，在网络中的嵌入性使得其他人要想取代“软要素”拥有者需要更大的网络化成本。

五、 结论

本文探讨了构建一种“软要素”平台的可能性，在反思“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人”这种假设，并构建模型说明以“企业人”为平台的“软要素”的特征。关于“软要素”的研究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区域，进一步探讨如何构建“软要素”平台，以及如何在更加复杂的环境下构建经济模型，将来一定是经济学研究者不得不面对的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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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陆铭，男，1973年生，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曾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上海市教委“曙光学者”（2005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一、二、三等奖、复旦大学“新世纪之星”科研奖以及人事部人事科研奖等诸多奖项及荣誉。担任社会职务有：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咨询专家，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日本一桥大学客座研究员；兼任若干知名经济期刊匿名审稿人。

土地再配置实现多赢

新沪商：陆老师，先请您给我们解释一下“土地跨区域再配置”。

陆铭：要解释土地跨区域再配置，要先从我们国家的土地使用政策说起。我们国家考虑到粮食安全，必须保证至少有18亿亩耕地为农业用地，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18亿亩耕地红线”。国家把这18亿亩的农业用地保护指标按照省市层层分解，这样下来每个省市就会有一个农业用地保护指标，这是必须保证的。与此相对应的，就是非农业用地指标，也就是我们说的建设用地指标。可以说，中央政府向地方层层下达的农业用地保护指标相当于是界定了建设用地指标的产权。土地跨区域再配置，通俗地讲，实际上就是把这个指标盘活，允许不同的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建设用地指标交易。我们知道内地很多省市的建设用地指标相对充裕，而沿海非常紧张。举个例子，上海与内地的一个省份，内地的省份把相应的建设用地指标卖给上海，这样上海就会有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就可以吸纳更多的投资项目；作为交易，内地省份以此分享上海的土地使用收益。也就是说，在规定了产权的情况下，让这个指标的配置市场化。说到底，土地跨区域再配置的目的就是让沿海能够拥有更多的建设用地开发指标。

其实这是多赢的做法。同样的一块土地，在上海被用作建设用地后，外资可以落户了，GDP上去了，它所获得的收益要远远大于这块地作为农业用地得来的收益；而内地省份在建设用地指标再配置的过程中获得的收益也要远远大于这块地在当地开发工业带来的收益。为什么呢？我研究发现，平均来看，同样一块土地的产出在上海和香港这样的大港口附近，要比500公里之外的内地高出一倍。也就是说双方都获得了比原先那种土地资源配置方式之下更多的收益。而且，在土地指标再配置的过程中，企业可以在沿海地区获得相对更大的发展空间，劳动力也可以在沿海地区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因此，这里面没有一方吃亏，是一个多赢的做法。

新沪商：您提出“土地跨区域再配置”的背景是什么？

陆铭：前段时间我注意到，有的跨国企业要在浙江落户，结果因为那里建设用地指标不够没有落成，最终去了其他国家。这使得我开始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

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当中国经济维持了30年高速增长之后，人口红利即将结束，老龄化势必带来储蓄率下降，这使中国经济完全可能进入增长速度下滑的时期，那么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在哪呢？出于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提出了土地跨区域再配置。经过研究，我发现这是个多赢的做法，中国可以通过土地的跨区域再配置获得新的增长动力，并且可以在中长期促进区域间的平衡发展。

经济集聚把蛋糕做大

新沪商：为什么土地跨区域再配置能够带来这么多赢的效果？它又是如何带来这样的效果的？

陆铭：这是因为通过土地跨区域再配置把蛋糕做大了。蛋糕做大了之后，政府可以用再配置得来的新增收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建设、社会保障等。

土地跨区域再配置可以形成经济集聚效应，从经济发展的规律来说，经济集聚发展将是大势所趋。从经验来看，世界各国的经济都在向少数大城市或大都市圈集聚。在国际贸易的主流方式是海运的情况下，中国未来的区域经济格局一定将是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形成三个大的经济中心和辐射全国的都市圈。在经济活动和人口向城市集聚的过程中，经济发展将因为城市规模扩张而获得规模经济效应，从而带来更大的增长动力。

我一直都在说上海太小了。这与平时我们听到的不一样，我们通常会说上海太大了，那要看你怎么比，跟以前相比当然是大多了，但是跟国际上同样类型的城市相比就不一定了。比如拿东京来比，东京的面积是上海的1/3，而人口是上海的2/3。为什么它能够容纳这么多人口呢？第一，交通便捷，去过东京的人都知道，东京的交通非常便捷。第二，环境保护，东京已经以服务业为主，同时，由于地铁的大量普及，汽车的消费相对就不是很重要了，这样生产不耗能了，生活耗能也少了，环境就好了。第三，和谐社会，东京的犯罪率是非常低的。

为什么集聚是一定要的？为什么城市一定要做大？

我们现在一直都在抱怨城市太拥挤了，污染太厉害了，这些问题怎么解决？靠限制人口解决？靠限制规模解决？不对！应该是在城市做大的过程中解决。我们逐一来分析看看。

首先，城市做大之后，就有了规模效应。为什么大城市能够举办大型的高水平演出和会展？这是因为大城市有足够的观众和听众共同分担成本，演出和会展的举办也能够在本地找到各种相关的专业服务人才。同理，城市做大之后，建地铁就合算了，大量的地铁运行起来，交通便捷了，拥挤就会慢慢减轻。

其次，污染问题怎么解决？我们先发展制造业，发展到土地、劳动力等价格贵了之后，开始发展服务业，上海就在这个阶段，服务业发展起来之后，工业污染就会减少。我们现在大量使用汽车，等地铁越来越多之后，汽车的消费就会降低，环境就好了。

再次，我们要解决的就是和谐社会构建。

这样一来，城市不断做大，服务业发展起来了，环境好了，经济也发展起来了，城市的竞争力就上去了。

一招盘活满盘皆赢

新沪商：土地跨区域再配置对沿海和内地的产业布局将会有什么影响？

陆铭：我们一直在喊要发展服务业，怎么发展服务业啊？其实就是要靠集聚。

进行土地跨区域再配置，我们可以预期，大的产业布局一定是这样的：沿海地区的一线城市，北京、上海、深圳逐渐向现代服务业发展；制造业在这些一线城市的周围相辅相成。现代服务业要以现代制造业为基础的。上海要发展金融贸易，如果没有长三角的制造业做基础是发展不起来的，拿上海和香港相比，香港现在是全球金融中心，而上海是全球金融中心吗？显然还不是。但是上海的金融发展非常快，为什么？因为长三角的制造业发展得快，包括贸易、物流、信息等都跟制造业的发展有关系，在这个过程之中，逐渐地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低端的、相对依赖于劳动力成本的制造业扩散到内地城市，而大的趋势一定是向沿海城市集聚。

我们一直在提长三角一体化，我的理解，不是建条铁路、公交地铁同城这个意义上的，真正的长三角一体化应该是在产业布局层面上。也就是说，在整个长三角做大的过程中，由于上海做大的速度更快，上海做大之后慢慢地就减少制造业了，逐渐扩散到周边的城市，周边城市做起来之后，上海的金融、物流等就有了支撑，这样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内地呢，由于人口向沿海城市集聚了，内地人口相对较少，而资源丰富，大量的青山绿水都不要破坏，都保护起来，以后可以搞旅游开发，做现代旅游业。其次，如果经济向沿海地区集聚是因为这些地方接近港口，从而运输成本较小，那么，内地的发展优势应更应该体现在与当地资源相关的产业，或者单位运输成本较低、附加值较高的产业上。中国的中部省份到港口的距离并不太远，完全有可能加入以沿海省份为龙头的产业分工体系，承接在沿海地区土地和劳动力成本进一步上升之后出现的制造业转移。

我们现在一直在提发展内地，如果发展内地要以环境为代价的话，结果必然是各地的环境都受到污染，即便是到最后我们的经济获得了发展，可是经济发展了收入提高了之后，我们要休闲，要旅游，到哪里去呢？出国，这样我们就把大好的旅游业机会拱手送给了国外。

经济集聚与平衡发展不矛盾

新沪商：您提到土地跨区域在配置可以在中长期促进区域间的平衡发展。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和内地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地区间差距一度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按照一般的理解，土地跨区域再配置很可能会加剧地区间差距。您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陆铭：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存在两个认识上的误区。

第一个误区，我们总觉得经济集聚和发展平衡是矛盾的，其实，并不矛盾。为什么？

首先，通过土地跨区域再配置，我们先把蛋糕做大了，政府就可以收到更多的税收用来做相对落后地区的公共服务。

第二，集聚效应并不是无止境的，随着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聚，会出现“拥挤效应”，在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之间，城市规模将达到某个最优的水平。

第三，在集聚过程中，内地的劳动力更多地转移到东部，使得内地的人均资源拥有量上升，从长期来看，这是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和生活质量差距的必要条件。

第四，如果集聚效应与拥挤效应是相伴随的，那么，经济集聚地区和相对落后地区的生活质量差异就会变小，通俗地来说，要高收入的，就需要牺牲点其他方面的生活质量，要生活质量的，就需要牺牲点收入。

第二个误区，是对于平衡发展的理解。其实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人均收入（或人均GDP）意义上的，一种是生活质量上的。人均收入（或人均GDP）意义上的平衡一定是有差距的、相对意义上的平衡。不管是中国还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不管多发达，地区间的人均收入（或人均GDP）差距都不可能完全消除。

真正有意义的区域间平衡，是生活质量意义上的。现代大都市的好处主要体现在两点，从消费者角度来说能够获得消费品（特别是服务）的多样性，从生产者角度来说能够获得专业化的分工和人力资源的多样性。但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强烈地喜欢消费品的多样性和高收入的，而人力资源的多样性则对知识密集型的行业才更有意义。相反，城市的人口密度高，同时也有更多的拥挤、污染、甚至犯罪问题。对于政府来说，促进地区间的生活质量平衡才是更为根本的区域平衡政策，而其中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就是在地区间适度地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不要让劳动力的流动是基于对大城市更好的公共服务的向往，而主要是为了追求集聚效应和人力资本积累。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为什么没有在经济集聚中走向区域间平衡呢？在经济从集聚走向平衡的过程中，关键是需要要素的自由流动，而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情况下，高技能劳动力更多地获得了“学习”效应，而低技能者的自由流动则将使地区间劳动要素回报和人均收入趋于均等。在中国的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中，高技能劳动者其实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是技能较低的劳动者。而中国的地区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在很大程度上与低技能劳动者未能自由流动有关。

三步走实现跨越发展

新沪商：从实践层面上，怎么来实现土地跨区域再配置？

陆铭：第一步，建立地区间土地利用指标的交易机制。我们已经说明这是一个“多赢”的做法。

其次，劳动力要和土地指标一起流动，让更多的劳动力分享经济集聚的好处。这在具体操作上，首先要解决劳动力流动的后顾之忧，也就是要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实现社会保障跨地区可接续，这样劳动力流动的阻碍就小很多了。其次，要改变我们的公共服务筹资体制，适度推进地区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让劳动力的地区间流动不再是基于公共服务的差异，而是基于提升劳动生产率的需求。通俗地来讲，外地人来上海，一般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为了更高的收入，第二是为了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比如医疗、教育等，尤其是教育。而由于筹资体制的问题，我们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资源分布，至今还是不平衡的，外地小孩和上海本地小孩考上海的高校，它的录取分数就差很多。这是由现在的公共服务筹资体制导致的。

第三，改革地方政府官员绩效的考核体制，不同地区的官员考核采用不同的考核标准。我们现行的官员绩效考核体制更多地是追求GDP总量，如果实现了劳动力跨地区的自由流动和土地指标的跨区域再配置，那么，势必造成内地省份的经济总量增长相对较慢，这时，如果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完全基于地区的经济总量增长绩效，那么，全国一盘棋的区域发展战略将得不到较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因此，未来中国需要对官员考核体制做出大的调整，可以在考核体系中同时兼顾人均GDP（或人均收入）的增长和GDP总量的增长，并且为这两个目标分别赋予一定的权重，如经济发达地区更注重GDP总量增长，经济欠发达地区更注重人均指标的增长。

新沪商：在实现土地跨区域再配置过程中会有哪些障碍？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陆铭：第一个困难是思想上的误区，或者说禁锢。第二个困难是官员考核体制。第三个障碍体现在公共服务上，主要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以上海为例，外地人在上海工作，他们的小孩在上海读小学初中都没有问题，最大的障碍是他们的小孩不能在上海考大学，也就是说我们的公共服务还没均等化。

在解决了思想上的误区后，我认为操作上最大的困难是官员考核体制。

未来30年达到中等发达水平

新沪商：请您对实现了土地跨区域再配置后的中国经济格局做一个展望？

陆铭：30年以后，中国未来的区域经济格局一定将是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形成三个大的经济中心和辐射全国的都市圈，这三大区域将聚集超过全国一半的人口，并且70%至80%的人口都居住在城市，每个圈都有2亿至3亿人口，并且有若干人口在2000万至3000万的世界级大城市。在三大都市圈之外，中国将在武汉、重庆、西安等地形成若干个区域性的经济和工业中心，从而形成一个有梯度的区域发展格局。在总体上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人口和经济活动将相对更快地向沿海三大都市圈集聚。

新沪商：您预期达到这个状态需要多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