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法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汉语语法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现代汉语中常式句一般表达形式为：

（状语）定语+主语+（状语）谓语+（定语）宾语（补语）

我们可以把现代汉语的常式句作为“标准句式”拿来与文言文的句式进行比较，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古今句式的不同之处。从而识别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确理解和翻译文言语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装句”为例来谈谈这一方法在教学中的运用。

文言文的倒装句，也叫“变式句”，就是句子的表达形式不同于现代汉语“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尧之为君也！”此句中“尧之为君也”是个主谓短语，意思为“尧作为君主”。“尧作为君主”怎样呢？没有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需要进一步陈述，说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词，意为“伟大”，是要陈述，说明，形容某个对象的。这样“尧之为君”与“大”构成主谓关系，但句子形式是先谓语后主语，不符合我们现代汉语通常的表达习惯，明显属于主谓倒装。说话人为了强调谓语，把谓语前置了。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在理解翻译时只需把主谓关系理顺即可。

2、“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让学生划分此句的句子成分可以发现：蚓（主语）+无（谓语）+爪牙（宾语）。主谓宾完整，“利”似乎多出来了。但依据词类知识，“利”是形容词，意思为“锋利”，在句中应作定语或谓语，“什么锋利呢？”，在句中该词语修饰的对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锋利的蚓（蚯蚓）”是讲不通的，只能修饰“爪牙”。因此，“利”是“爪牙”的定语，应该在“爪牙”的前面。该句是把定语后置了，这是个定语后置句。翻译时，学生只需把定语提放到中心语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李氏子蟠，……不拘于时，学于余”、“形似酒撙，饰以山龟鸟兽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蓝”、“于余”、“以山龟鸟兽之形”都是“于（以）+名词”构成的介宾短语（介词结构），均置于谓语动词的后面。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分析，它们处于谓语后面，既不能作宾语（介宾短语不能作宾语），也不能作补语，而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实际上，三个介宾短语都修饰句中谓语作状语，分别表示比较、对象、方式，属状语后置。翻译时，学生只要把介宾短语提前，放置于谓语动词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类句式是文言文中宾语前置的四种形式。不管哪一种形式的宾语前置，都可以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为名词，是句子的陈述对象。“安”是疑问代词，相当于“哪里”，“在”为介词，表示处所。该句本来要表达的意思是“沛公在哪里？”。在让学生认识这一语言现象时，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相类的现代汉语常式句，如“你在哪里？”与“沛公安在”进行比较：“在哪里”与“安在”的意思一样，但前者是“介词+宾语（疑问代词）”，后者是“宾语（疑问代词）+介词”，显然后者把“宾语”前置了。同样“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构成该句的每个词的意思和现代汉语的意思一样，学生容易理解。但学生对“古代的人不我欺骗”这种说话的方式却大为疑惑，古人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教者可举一相类句式进行句法分析，如“他不欺骗我”，“他”是主语，“欺骗”是谓语，“我”是宾语。两相比较，学生会很容易发现“不我欺骗”是把宾语“我”放在了谓语动词前面，是宾语前置。这是古人语言表达的习惯之一，是为了强调宾语。可见，利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认识文言文的特殊句式，从而正确理解句意，快速翻译句子，是一种既简便又实用的方法。

二、把现代汉语的词法与句法知识相结合，快速解读句子，全面理解文意

以苏轼《石钟山记》一文第一段为例。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理解这段文字时，教者可让学生有意识地与现代汉语进行比较，并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加以分析。这段文字绝大部分实词含义和用法与现代汉语一致，只有“鼓”、“是”、“鸣”、“名”用法比较特殊。我们可以用词法知识进行分析。“鼓”现代是名词，而在“微风鼓浪”一句中，“鼓”处在主语和谓语之间，由名词活用为动词，陈述“微风”，支配宾语“浪”，意为“鼓动”。“是”现代是判断词，而在“是说也，人常疑之”一句中，“是说”是偏正短语，是“之”指代的对象，作“疑”的宾语，“是说”应是名词性偏正短语，“是”是代词，限制“说”，意思是“这个”。“鸣”是动词，“虽大风浪不能鸣也”一句中，“鸣”后省略代词“之”。补充完整后的句子应是“虽大风浪不能鸣之（钟磬）也”。按照现代汉语句子成分分析法提取该句主干为：浪鸣之。可以看出主语“浪”和宾语“之”之间产生了“主语使宾语怎样”的意味，据此可以判断“鸣”为动词的使动用法，可理解为“使……鸣”。“名”，现代是名词，在“而此独以钟名”一句中，用句子成分分析法可以看出：“名”处在谓语位置，作谓语。但依据现代汉语的词类知识名词一般不作谓语，由此可推断“名”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作谓语，意为“命名”。

同样，用句法知识比较分析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大多数文言句式与现代汉语一致。而“得双石于潭上”、“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两句的表达习惯就与现代汉语不一样。为了让学生清楚地认识古汉语的特殊句式，教者可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分析。“得双石于潭上”这个句子的主语是“李渤”，承前句省略，谓语是“得”，宾语是“双石”，这三个词按现代汉语常式句表达习惯组成一句话就是：“李渤得双石”。而原句中“于潭上”是个介宾短语，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修饰谓语。据此，“于潭上”应作“李渤得双石”这个句子的状语，这样，该句的完整表达应是“李渤于潭上得双石”，把这个句子与“得双石于潭上”比较，学生自然可以发现原文句子介宾短语后置了，从而掌握状语后置句式。“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一句中，“所在皆是也”意为“到处都是这样”，这是个缺少主语的句子，表达完整应该是：“（什么）到处都是这样”。“什么”是该句陈述说明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石”，“石”后“铿然有声”似乎与“石”构成主谓关系，但这样一来，原句就成为两个句子，这两个句子形成并列关系，表达两层意思，即：“石（头）铿然有声”、“石（头）所在皆是”，这显然不符合作者本来要表达的意思。那么“铿然有声”是不是作状语呢？用句法知识分析可以看出，“铿然有声”是动词性状谓短语，一般作谓语。据此，“铿然有声”只有作“石”的定语，意为“铿锵作响的石头”，是一个名词性偏正短语，正好与后面的“所在皆是”构成主谓关系。这样，学生就可以认识古汉语的定语后置句式。

篇(2)

如何设立论文题目副标题格式与原则？标准的论文题目格式应该具有、客观、符合汉语语法、副标题具有逻辑性、准确性、简练、以便于检索。以下为参考标准

1.符合汉语语法

不合汉语语法的情况多出现在从其他语言翻译成汉语的文章中。每种语言都有各自的语法体系，因此，既然是汉语文章，文章的正标题和副标题都要遵循汉语语法。

2.正副标题具有逻辑性

副标题是对正标题加以补充、解释，所以，如果正副标题之间没有任何逻辑关系，那么，副标题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3.准确性

副标题应该和文章内容保持一致。如果副标题不准确，会适得其反，误导读者。无论从编辑对文章的文字处理角度，还是从作者修改文章的角度，都应尽量减少用副标题夸大文章的研究内容、意义和作用的现象。

4.简练

学术期刊一般对文章正标题的字数有所限制，而对副标题的字数没有明确限定，但是，副标题应避免使用烦琐的形容词和不必要的虚词，也不应使用抽象、空洞或者生僻、生造的词，以免使读者不知所云。

5.便于检索

副标题的用词要为检索提供特定的实用信息。副标题最好包括反映文章内容的关键词，这样也避免了副标题的空泛。

篇(3)

[关键词]少数民族语言学；21世纪的新发展；语言学史

中图分类号：H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5-0083-08

21世纪以来的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学研究在前期取得可喜成果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取得了新的成就，其研究内容和成就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少数民族语言的描写研究

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描写研究一直是我国少数民族民族语言研究的重点，21世纪以来这个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新世纪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描写研究主要是从三个层面进行的：

（一）新发现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对特定的少数民族语言作全方位的描写研究，尤其是对新发现的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

1.孙宏开自1992年立项主持“新发现语言调查研究”课题以来，主编的《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系列丛书》陆续出版，目前已经出版了四十多本，21世纪以来出版的主要有《拉基语研究》、《莫语研究》《柔若语研究》、《阿侬语研究》①等，它们都是对新发现语言的描写性研究，系统地描写了这些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面貌，还分析和介绍了它们的系属问题等。

2.《民族语文》等期刊在21世纪以来也陆续发表了不少新发现的语言的概况，主要有《阿侬语概况》《业隆语概况》《赛德语概况》《茶洞语概况》《巴那语概况》《莽语概况》《克木语概况》《扎话概况》《唐郎语概况》《他留语概况》《布兴语概况》《苦聪语概况》《康家语概况》《蔡家话概况》《克蔑语概况》《户语概况》等。这些对新发现语言的描写对语言学研究有着特殊的价值，它可以让我们了解这些语言的面貌，从而为少数民族语言的共时对比和历时比较提供必要而充足的材料。

3.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是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全面描写研究的重要成果，用57本的篇幅描写了我国59种少数民族语言。随着新世纪以来对新发现语言的研究，这套丛书在2009年重新修订出版，主要增加了新发现语言的介绍和描写[1]。

除了对新发现的少数民族语言的描写研究成果，21世纪以来还对一些原来已经发现的单一少数民族语言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描写研究，成果主要有：

（1）赵杰《新疆蒙古族语言研究：以博州察哈尔蒙古语为例》（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

（2）钟进文《西部裕固语描写研究》（民族出版社，2009）

（3）倪大白编著《侗台语概论》（民族出版社，2010）

（4）曲木铁西《彝语义诺话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

（5）郑宗泽编写《江华勉语研究》（民族出版社，2011）等。

（二）特定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对特定的少数民族语言的语法、语音和词汇系统进行局部的描写研究，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某种特定少数民族语言的语法系统的描写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以专著的形式出现。2009年到201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由戴庆厦主持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参考语法系列”丛书，主要有时建《梁河阿昌语参考语法》、D.O.朝克《鄂温克语参考语法》、蒋光友《基诺语参考语法》、韦景云编、戴庆厦译《燕齐壮语参考语法》、余金枝《湘西矮寨苗语参考语法》、常俊之《元江苦聪语参考语法》、康忠德《居都仡佬语参考语法》、赵燕珍《赵庄白语参考语法》、戴庆厦《景颇语参考语法》②等。所谓“参考语法”，其实就是描写语法的一种，它专门描写某种单一语言的共时语言特征，它的目的是为某种语言的语法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提供比较充足、可靠的语言依据。它和其它描写语法的区别在于，它是系统地、尽可能详尽地描写语言的语法，从而能够更充分地满足语法理论研究和语法比较的需要，它也能为语言应用研究提供充足的材料。

2.关于少数民族语言的语法专题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多以论文的形式出现，动词的语法范畴是新世纪以来语法专题研究的一个热点，主要成果有：

（1）徐世璇《缅彝语言的体范畴研究》（《民族语文》，2000，3），此文通过多种语言的综合分析，提出缅彝语的体存在着动貌和情貌两种不同的类别；

（2）黄成龙《羌语的存在动词》（《民族语文》，2000，4），此文着重分析了羌语的存在动词的人称、数、时、体、态、式等语法范畴；

（3）许伊娜《阿尔泰诸语句法类型及副动词范畴》（《民族语文》，2001，1），此文通过对阿尔泰三种语言副动词范畴的语义功能和句法结构特点的对比，分析了这几种语言的结构类型特征；

（4）胡素华《彝语动词的体貌范畴》（《民族语文》，2001，4），此文分析了彝语体、貌范畴的不同类别及不同类别词的表现手法和虚化特征；

（5）钟进文《西部裕固语使动态的主要特点》（《民族语文》，2012，3），此文对西部裕固语使动态的主要特点作了分析和研究。

结构类型和结构特点是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语言语法专题研究的另一个热点，主要成果有：

（1）戴庆厦、邱月合著《 OV型藏缅语连动结构的类型学特征》（《汉语学报》，2008，2）；

（2）余金枝《湘西苗语述宾结构中的一种特殊类别：“形容词+名词”结构分析》（《语言研究》，2009，1）；

（3）戴庆厦、闻静合著《汉藏语的“的”字结构》（《汉语学报》，2011，4）；

（4）李春风《拉祜语的连谓结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2，1）。

总之，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语言的语法研究比过去更加深入了，而且既有对语法的描写，也有对语法的解释。

3.关于少数民族语言语音系统的描写研究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实验语音学的普及和完善，对少数民族语言语音系统的描写研究进入了一个更为科学的历史阶段。这个方面的成果，首先要提到的是对整个语音系统做全面描写研究的论文或著作，如：

（1）石德富《排烧苗语的语音特点》（《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5，6）；

（2）宝玉柱、孟和宝音合著《现代蒙古语正蓝旗土语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2011），此书使用实验语音学方法，对现代蒙古语正蓝旗土语音系进行了客观、细致的描写和分析，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其次要提到的是那些对少数民族语言中一些特殊的语音现象做专题描写研究的论文或著作，如：

（1）关辛秋《关于满文辅音字母的探讨》上、下两期（见《满语研究》2007年第二期和2008年第一期）；

（2）戴庆厦、朱艳华合著《琅南塔克木语浊塞音、浊塞擦音的死灰复燃》（《语言研究》，2012，1）等。

特别是2010年5月28日至30日在南开大学召开的第九届“中国语音学学术会议（PCC2010）”，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语音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次会议由中国语言学会语音学分会、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语音信息专业委员会及中国声学学会语言、听觉和音乐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会议主题为：“面向语言学、采用新方法的语音研究”。这次会议的《会议论文集》中收录了许多有价值的专门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语音方面的论文，主要有：

（1）包桂兰、呼和、哈斯其木格合著《蒙古语清擦音实验研究》；

（2）丁思志《送气擦音的语音特点――以黔东南黄平苗语为例》；

（3）周学文《鄂温克语重叠辅音及协同发音研究》；

（4）黄蓓《彝语中清浊塞音对声调的影响》；

（5）艾斯卡尔・艾木都拉《维吾尔语鼻音的声学特征分析》等。

总的来说，新世纪以来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描写性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还有不少少数民族语言并未得到充分的描写和研究，尤其是词汇的描写研究更待加强。

二、少数民族语言的共时对比研究

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语言的共时对比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是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对比，另一方面是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对比。

（一）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对比

关于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对比，研究成果主要有：

1.戴庆厦《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语法比较》（民族出版社，2006），此书运用语言比较的理论和方法，对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语法进行了比较研究。此书的内容除了论述语言比较研究的理论方法外，还包括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在述补结构、述宾结构、被动结构、语序、句式、量词、四音格词等方面的语法比较。涉及到汉语、藏缅语族、苗瑶语族、壮侗语族、突厥语族、蒙古语族等几十种语言。此书的研究成果对于语言类型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建设以及双语教学实践都有一定的价值。[2]

2.武金峰《汉哈语言对比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此书在深入调研和充分吸收国内外有关跨语言对比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对比语言学的方法，把汉语和哈萨克语这两种并无亲属关系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三个系统，细分为语音、词汇、词类、短语、句子成分、句型、复句、紧缩句和隐语等九个方面进行对比研究，指出这两种语言之间的共性和不同之处，使汉语和哈萨克语的对比研究更为深入，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3]

3.张洋《新疆汉语方言与维吾尔语比较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此书是将新疆当地的汉语方言与维吾尔语进行语音、词汇以及语法上的比较。[4]

4.骆小所《云南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此书主要是从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学科出发，采用多学科和多方位的角度，比较云南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在语言结构、语言运用、语言习惯、语言心理和语言文化等方面的趋同性与差异性，比较不同民族语言中体现出来的政治经济、物质文化、道德规范、思维方式、心理观念等方面的异同。此书研究的重点是不同民族在语言运用上的特点，特别是少数民族使用的中介语――汉语的特点。[5]

5.戴庆厦《古汉语研究与少数民族语言》（《古汉语研究》，2008，4），此文的最大特点是将古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联系起来，论述了古汉语研究结合少数民族语言的必要性及其难点，还对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分析。[6]

6.戴庆厦、朱艳华《藏缅语、汉语选择疑问句比较研究》（《语言研究》，2010，4），此文是在梳理藏缅语28种选择疑问句特点的基础上，将它们与汉语选择疑问句进行对比，分析二者的共时特点和历时演变特点，此文还进一步讨论了汉语选择疑问句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分析了制约选择疑问句句法结构演变的因素。[7]

（二）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对比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中属于同一语族或语支的亲属语言的比较、以及同一范畴的不同语言的比较。主要成果有：

1.胡素华《彝语与彝语支亲属语言的结构助词比较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6），此文分析了彝语与其他同语支的语言结构助词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如结构助词的丰富性、多功能性、多义性、后起性和发展过程的相似性，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性，以及表现在结构助词次类中的诸多不同特点；[8]

2.黄晓琴《浅析朝鲜语数词与阿尔泰语系的关系》（《语言与翻译》，2001，4），此文将朝鲜语与维吾尔语、以西部裕固语为代表的突厥语数词做比较；[9]

3.高娃《满语蒙古语比较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此书较为全面系统地比较分析了满语和蒙语的语音和词法，找出它们之间的异同点以及语音对应关系。[10]

三、少数民族语言的历时比较研究

少数民族语言的历时比较研究一直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新世纪以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汉藏语系属问题的研究

由于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起步较晚、研究不平衡等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共时描写研究相对薄弱，相应地使得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也有一点先天不足，比如至今都未能很好解决汉藏语系的系属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体现。

汉藏语系的系属问题，是我国语言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长期困扰语言学研究者的、非常棘手的难题。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汉语和壮侗语的系属问题，也就是汉台语是否同源的问题。长期以来，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直僵持着。

一方坚持汉台语同源，以丁邦新为代表，他在《汉藏系语言研究法的检讨》（《中国语文》，2000，6）一文中，提出了对汉藏系语言研究方法的看法，他分析了近年来跟关系词研究有关的几种说法――“语言联盟说”、“深层对应法”及“语言影响论”，他认为应该把语音对应和基本词汇结合起来，仔细寻求有语音对应的基本词汇，从而找出系统的对应规律，只有这样才能讨论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他认为汉台语有系统的对应规律，所以是同源的。[11]

另一方认为汉台语不同源，以梁敏、张均如代表，他们在《从汉台语言的数词是否同源说起》（《民族语文》，2004，2）一文中，主要是从数词是否同源这个角度来考查汉台是否同源。他们认为，壮傣、侗水两个语支语言的数词都借自古平话，与汉语数词不是同源关系，因而认为汉台语不具有同源关系。[12]

虽然他们双方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意见，但是经过双方不断地探讨与争论，双方终于都在对汉藏语关系的认识上有所深化。

汉台语亲属关系问题之所以一直都未能解决，主要是因为学术界没有区分同源词与借词的界限。所以在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语言学家们在区分同源词和借词的研究上作了很多工作。

为了区分同源词和借词的界限，学者们认为必须区分汉台语之间关系词的历史层次，要把汉台语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词区分为不同的类别，这样才能搞清楚同源词和借词的界限。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1.曾晓渝《论壮傣侗水语古汉语借词的调类对应――兼论侗台语汉语的接触及其语源关系》（《民族语文》，2003，1），此文在论述汉语侗台语声调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分析了壮傣侗水语里汉语老借词为什么调类对应一致的原因，并由此展开了对侗台语与汉语接触及语源问题的分析讨论，他认为汉语与侗台语之间的历史关系应理解为同源――分化――接触；[13]

2.蓝庆元《壮汉同源词借词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此书运用历史层次分析法对汉语和壮语的关系作了分析，认为同源词和借词的甄别应该限制在上古层的有限范围之内，指出侗台语与汉语不仅有接触关系，还有同源关系。[14]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论文，如：龚群虎《汉泰上古关系词》（《民族语文》，2000，2），蓝庆元《白土壮语中的汉语山摄对应词的历史层次》（《民族语文》，2000，6）以及《壮语中古汉语借词及汉越语与平话的关系》（《民族语文》，2001，3）等。

汉语与藏缅语的同源关系虽然没有多大分歧，但是它们的关系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科学论证。所以进入21世纪以后，不少研究者在汉语与藏缅语同源关系的论证上也作了不少努力，出版或发表了一些成果，主要有：

1.杨光荣《藏语汉语同源词研究》（民族出版社，2000），此书是国内较早研究藏语汉语同源词的一部著作。

2.丁邦新、孙宏开主编《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一）――汉藏语研究的历史回顾》（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此书集结了有关汉藏语研究历史沿革、参考文献研究以及其他的一些汉藏语研究的论文。

3.施向东《汉语和藏语同源体系的比较研究》（华语教学出版社，2000），此书是汉藏比较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由于采用了邢公畹先生的同源体系比较的研究方法，因而在汉藏同源词的研究方面获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果。[15]

4.2001年10月26日在昆明举行了第34届汉藏语国际会议，在会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少数民族研究所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合作的“汉藏语同源词研究”课题，该课题分为30个子课题，将从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出发研究，寻找汉藏语系不同层次的同源词，研究不同层次的语音演变和语音对应规律，为各语言、各语族乃至语族之间建立同源关系提供科学依据。该课题以历史比较法为研究原则、以具体语言为研究对象，探索适合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此后多种有关汉藏语系系属问题研究的著作就不断出版，其中很多著作在理论、方法以及语料上都有不小的进步，如：

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此书试图从新的角度观察、探讨汉藏语的系属和分类，构拟了汉藏语100个同源词。此书运用人类学、考古学成果论述汉藏语言各族群之间的文化渊源关系，为语言的源流关系提供文化历史背景，对一些语言的演变和历史来源做了解释。[16]

进入21世纪以后，学术界对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也作了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有：

1.瞿霭堂、劲松《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民族语文》，2000，2），此文从类型学、发生学、语音学、语法学和方言学等五个方面，探讨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此文比较深入地讨论了类型分类的综合性和描写性标准、语言历史类型的构拟、语言发生的多源性和多层性、音节化和韵律化特征、语言分析的历史原则、功能原则和动态原则，还讨论了声调学、语法策略和语言识别、方言划分的“非等量原则”等方面的问题，指出汉语是汉藏语言同源链上苗瑶、壮侗语言和藏缅语言之间的桥梁。[17]

2.江荻《汉藏语言演化的历史音变模型――历史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此书以汉藏语为对象全面分析和讨论了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书中还特别强调了语言演变的过程，认为任何研究都不能忽视事物的状态和存在。[18]

（二）汉藏语原始共同语的构拟研究

为了证实汉藏语原始共同语的存在，学术界有些学者一直在做不同层次不同问题的原始共同语的构拟研究。进入21世纪以后，汉藏语原始共同语的构拟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主要成果有：

1.江荻《论汉藏语言历史比较词表的确定》（《民族语文》，2000，3）；

2.吴安其《黎语的古音构拟》（《民族语文》，2000，5）；

3.孙宏开《原始汉藏语辅音系统中的一些问题》（《民族语文》，2001，1）；

4.孙宏开《原始汉藏语中的介音问题》（《民族语文》，2001，6）。

四、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抢救保护性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很多少数民族逐渐放弃了他们原有的语言而改用当地的强势语言。这是一个民族融合的大趋势和世界潮流，并不只是我国特有的现象。在这种大趋势下，使用人口少的民族语言，就逐渐处于边缘化和即将面临消亡的危险境地。目前，我国已经有二十多种语言使用人口不足1000人，处于濒临消亡的边缘，如赫哲族语、满语、仙岛语、木佬语、土家语等。国际语言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重视濒危语言的研究，而我国则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重视濒危语言研究的。

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召开了我国第一次以“濒危语言”为主题的研讨会，它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已经开始意识到保护濒危语言的紧迫性。紧接着在2001年，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和《民族语文》杂志社又联合召开了“中国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从此以后，我国对濒危语言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版了大量的著作。主要有：

1.徐世璇《濒危语言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此书对语言消亡的历史和当前情况、对语言消亡的具体现象进行了描述，还对导致语言濒危的原因和发生的过程进行了分析，指出本族语的保存有利于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19]

2.戴庆厦主编《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此书约有45万字，是国家“十五”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成果。主要汇集了土家语、仙岛语、赫哲语、满语、仡佬语五种濒危语言的个案调查材料，对它们的濒危现象、濒危趋势以及造成语言濒危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分析。[20]

此外，刘辉强《拯救羌语支濒危语言――尔苏语、纳木依语、贵琼语、扎巴语资料的记录和保存》和赵阿平《濒危语言――满语、赫哲语演变比较研究》也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保护濒危语言的重要性。

在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第十届学术研讨会上，范俊军教授作了《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有声语档建设初探》的发言，指出：抢救和保护我们国家语言资源的当务之急是开展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有声语档的建设，从而掀起了后来我国研究濒危语言的一股潮流。

进入21世纪以来，有些少数民族语言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进入了“濒危语言”的行列，并正在向消亡的方向发展，如东干语。我国濒危语言的数量正在不断上升，所以对于它们的抢救保护性研究更是迫在眉睫。除了要随时调查更新语言的近况之外，有的学者还从保护语言文化多样性和语言资源的角度，提出可以对濒危语言所承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记录和抢救性保护研究，向社会宣传濒危语言保护工作，并向社会提供濒危语言相关信息的查询功能，这是最近濒危语言研究的一个新趋势。

五、少数民族的双语教学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少数民族的双语教学研究比过去获得了更突出的成果。首先，连续召开了多次全国性的双语教学研究会议，主要有：

1.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第九届学术讨论会暨首届国际双语教学研讨会。此次会议共收到论文100多篇，研究领域涉及：在双语教育中的语言观、双语政策、西方的双语理论与实践、双语与双文化、儿童的双语获得的基本条件、学童双语教育中的跨文化适应问题等，会议就上述领域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

2.第二届双语学国际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的中心议题是华语社区双语研究，分为6个专题进行研讨：第二语言学习与使用；语言习得与语言对比；语言教学；语法研究；少数民族双语研究；双语社会的语言问题。此次会议还设了华语社区的语言规划问题、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2个专题的圆桌讨论。此次会议涉及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及研究的文论主要有：戴庆厦、关辛秋《第二语言习得中的语法“空缺”》和《西部开发与双语教育》、曲木尔且《试谈双语能力培训的原则》、邓成伦《论凉山彝族社区教育发展与双语教学的关系》、斯琴《城市化进程与双语变迁》、张洋《新疆多语种双语现象的源和流》、董艳《中国跨境民族双语教育研究》、何俊芳《从个案调查看陇川户撒阿昌族的双语类型转变情况》等。

3.第三届双语学国际研讨会。此次会议收到论文42篇，会议的宗旨是为从事双语学研究的人员提供交流经验、分享实际工作心得、加强合作研究的机会、促使双语学这一新兴学科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4.第四届双语学国际研讨会。此次会议于2005年在广州召开，收到论文近70篇，涉及双语教育研究、语言比较研究、语言习得研究、教材词典编写等领域。

还有此后的诸多会议，如：第五届至第八届的双语学国际研讨会、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第十次全国学术研讨会、第七届至第十届的双语双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由此可见国内外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的重视。

其次，21世纪以来发表或出版了大量的有关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的论文或著作，主要有：《双语学研究》第二辑（民族出版社，2004）、《双语学研究》第三辑（民族出版社，2011）、方晓华《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学苑出版社，2010）、黄崇岭《双语教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等。

从21世纪以来召开的全国性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讨会的会议次数和发表或出版的相关论文或著作的数量来看，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在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的地位还是很高的，取得的成就也是很多的。

六、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研究

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研究一直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工作出现了新的特点，如：（1）形势的发展对少数民族语言翻译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时期不断涌现的新词术语需要翻译工作者们能够及时地消化和吸收；（2）少数民族语言翻译与社会和谐的关系更为密切，不正确不到位的翻译会使人产生误解，影响社会和谐和民族团结，只有科学的翻译才能够有助于民族团结；（3）大批传统文化遗产中与文字、口传史实有关的文献需要翻译等等。

少数民族语言翻译工作的实际需要给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少数民族语言翻译的内容主要是把少数民族语言翻译成汉语和把汉语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以及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翻译。新世纪以来发表或出版的有关少数民族语言翻译研究问题的论文或著作相对于实际翻译成果来讲数量要少些，涉及的内容主要有关于具体语言互译的研究和讨论，还有普遍的翻译理论和翻译方法的研究等，主要成果如：巴达玛敖德斯尔《面向机器翻译的汉蒙短语转换规则研究》（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5），根恒卓玛、李玉莲《青海少数民族语言与翻译论略》（《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5）等。

总的来说，21世纪以来的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学研究，在少数民族语言的描写研究、共时对比研究、历时比较研究、濒危语言研究、双语教学研究和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研究等六个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也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急待今后加强研究。

注释：

①包括李云兵《拉基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杨通银《莫语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孙宏开、黄成龙、周毛草《柔若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孙宏开、刘光坤《阿侬语研究》（ 民族出版社，2005）。

②几种著作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2009年到2012年出版，主要有时建《梁河阿

昌语参考语法》（2009）；D.O.朝克《鄂温克语参考语法》（2009）；蒋光友《基诺语参考语法》（2010）；韦景云编、戴庆厦译《燕齐壮语参考语法》（2011）；余金枝《湘西矮寨苗语参考语法》（2011）；常俊之《元江苦聪话参考语法》（2011）；康忠德《居都仡佬语参考语法》（2011）；赵燕珍《赵庄白语参考语法》（2012）；戴庆厦《景颇语参考语法》（2012）。

参考文献：

[1]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修订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2]戴庆厦.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语法比较[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3]武金峰.汉哈语言对比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

[4]张洋.新疆汉语方言与维吾尔语比较研究[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

[5]骆小所.云南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语言文化比较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

[6]戴庆厦.古汉语研究与少数民族语言[J].古汉语研究，2008，（4）.

[7]戴庆厦，朱艳华. 藏缅语、汉语选择疑问句比较研究[J].语言研究，2010，（4）.

[8]胡素华.彝语与彝语支亲属语言的结构助词比较研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6）.

[9]黄晓琴.浅析朝鲜语数词与阿尔泰语系的关系[J].语言与翻译，2001，（4）.

[10]高娃.满语蒙古语比较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

[11]丁邦新.汉藏系语言研究法的检讨[J].中国语文， 2000，（6）.

[12]梁敏，张均.从汉台语言的数词是否同源说起[J].民族语文，2004，（2）.

[13]曾晓渝.论壮傣侗水语古汉语借词的调类对应――兼论侗台语汉语的接触及其语源关系[J].民族语文，2003，（1）.

[14]蓝庆元.壮汉同源词借词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

[15]施向东.汉语和藏语同源体系的比较研究[M].华语教学出版社，2000.

[16]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

[17]瞿霭堂，劲松.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J].民族语文，2000，（2）.

[18]江荻.汉藏语言演化的历史音变模型――历史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探索[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19]徐世璇.濒危语言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篇(4)

【论文摘要】对外汉语语法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其目的是让学生掌握汉语的语言规律，从而正确使用汉语，并快速而有效地提高汉语水平。但在对外汉语语法的教学中还存在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针对语法教学理论与方法的几点思路和建议。

对外汉语语法属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学科理论体系，是专门为学习汉语的外国人所编写的书中所使用的语法，它在体系、语法项目的选择以及语法的描述方式和角度等方面，都有别于中国人尤其是汉语言文学系的学生所学习的语法。对外汉语语法教学也迥异于一般的语法教学，吕叔湘先生说：“汉人教汉语，往往有些彼此都知道，不成问题，就是不知道也不去深究。可教外国学生就是个问题了，就得逼着我们去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第一期）

本文旨在从现实出发去认识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相关意见和建议。

一、结合语法教学现状，说明问题

通过对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现状的了解，我觉得在教学中大致存在以下问题：

1、语法教学包罗了一些在交际中不用或少用的语法项目，因而语法项目繁多、语法教学量大，从而也导致了语法教学与实用的结合度差。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界吸收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成果并运用于教学实践，但在教学过程中照搬现代汉语语法的理论、方法、体系来进行对外汉语语法教学是行不通的，只会让留学生只学了一些基本语法规则，一旦运用到交际中，则错误百出。

2、语法教学分布不均。对外汉语教学分为初、中、高三个阶段。现行的语法教学在初级阶段较多，而“进入中高级阶段后，语言水平提高了，学习内容加深了，但对初级阶段已出现过的词语或语法现象则一般都作为旧知识处理。尽管同一语法点在形式上复杂了，或表意和用法有所变化了，但也不再作为新知识处理。其结果是使学生对许多语法现象不能形成全面、完整的印象，也不能通过循环反复的学习进一步掌握……学生学过的语法规律又普遍回生。”

3、语法点的安排不够合理。相比初级阶段，中高级阶段语法教学较少，大量的语法点不问难易都集中出现在初级阶段，使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知识点分布缺乏科学性、系统性，语法教学不能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这不符合学习者习得汉语的过程，使语法教学的实际效果受到影响。孙瑞珍在分析《高级汉语教程》后认为，该课本中“‘词语例解’中星星点点地也出现一些语法点，如：‘……，之所以……’，‘不是……，就……’，‘要是……还不……’等，这些表示逻辑关系的复句，对高年级学生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大多数学生基本上能掌握，再让他们反复练习，有时会产生厌烦之感。相反，一些他们急需掌握的语法点却都舍弃了。”

二、针对以上问题，进行语法教学理论和方法上的思考与探索 2、语法教学应贯穿初、中、高级三个阶段，同时将句法平面、语义平面和语用平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教学中应尽量减少使用语法术语，努力提高语法的应用性。这里所强调的语法教学的连续性是应随着习得者汉语水平的逐步提高由浅入深进行的。要重视语法点的重现与深入，这既能巩固已有的知识，又能满足学习者高水平交际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要做到“深入的讲解和重复”，即语法点的循环渐进，避免过多细节的重复。

3、通过比较来教学语法，不仅能凸显汉语语法特色，同时也能让语法点更加清晰的留在学习者头脑中。到中国来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基本上都是成年人，其母语影响在头脑中已根深蒂固。但他们也有自己的优势，即逻辑分析能力较强。在学习中他们会不自觉地拿汉语和其母语相比较。既然这样，在教学的时候，我们可以将汉语和其母语进行对比分析，有系统的去教学，以突出汉语的特点，并了解学习的难点所在，在有限的课时内提高教学的效率。

三、结语

篇(5)

论文关键词：体，语义，语法，语用

 

以往对体的研究成果已十分丰富。早在20世纪40年代，王力、吕叔湘等语言学家对体的分类就做过详细的研究，而后很多学者对“体”、“时”和“体”的关系以及带有体标记的“着”、“了”、“过”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对“体”的研究大多是在语法范畴内进行，这样就引发了“着”、“了”、“过”是体标记还是动态助词或语气词的争论及“了”和“过”有时表达的时体意义相同等问题。从语义、语法、语用三个层面对体进行分析论述，最后说明人们在语言使用过程中表达的体意义，实际上是语义、语法、语用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一、当前从语法范畴角度对体的研究

“体”是谓词体现的一类重要范畴。对它的命名和定义众说纷纭，在以往的汉语语法著作中，有的称之为动相，有的称之为动态，我们采用语言学中的一般命名，称之为“体”。

在《理论语言学引论》中，莱昂斯区分了三种语法范畴：首要（primary）语法范畴指词类，次要（secondary）语法范畴指时、式、格等，而主语、谓语、宾语等属于功能范畴（funetionalcategories）。按照这样分类，体若作为语法范畴属于次要语法范畴。次要语法范畴又可称为狭义语法范畴。如高名凯所说：“以狭义的意思来说，语法范畴则指一般语法学家在词类下所讨论的名、动、形容等词所有的形态变化所表示的那些语法意义的概括。”[1]

显然，这是源于对普通语言学理论的遵守，众所周知，这种理论得以建立的材料基础是有形态变化的语言，主要是印欧语。正是在这方面，现代汉语呈现出另外一种面貌。正如吕叔湘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指出了：“汉语语法最大特点是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我国某些兄弟民族和西方语言里边用形态成分来表示的概念，汉语里边或者不作表示，或者用半独立的词来表示。”[2]这些半独立的词（即虚词）在语法上往往有这样的特点：经常附着在实词之上，也经常附着在自由短语之上。

现代汉语里用半独立的词来表示体意义，是现代汉语表示体的主要语法手段。这一点，在各家的研究中都有反映。王力在现代汉语中分出七种情貌，除了普通貌是零形式之外信息传播，其他的六种都用情貌成分表示。这些成分按今天的一般说法，包括助词“着、了”，趋向动词“起来、下去”，语气词“来着”和动词重叠。高名凯认为现代汉语中有三种体，“这些词，除了叠动和加强是重复或连用词外，其他的则有补助词表现之。进行体和起动体的虚词加在具有动词功能的词的后面的，这些虚词都是实词变来的，其本身本来可以具有动词的作用。”[1]高名凯所说的虚词，今天分别称为副词如“正在、刚、才、恰”，助词如“了、过”，动词如“到、中”。龚千炎在文章中分出了八种体，分别由时态助词如“曾经”，准时态副词如“就要”，时态助词如“了”，准时态助词如“起来”和语气词如“来着”表达[3]。

由于以上各种表示体的手段，除去动词重叠、连用、零形式以及动词“到、中”等之外，就用“着、了、过”等助词或语气词来充当，所以语法界就产生了“着、了、过”等具有明显体意义的词，是动态助词还是体标记的争论。从语义、语法、语用三个层面对体进行分析论述，最后说明人们在语言使用过程中表达的体意义，实际上是语义、语法、语用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二、在语义、语法、语用三个层面下讨论“体”

（一）在语义层面下讨论“体”

首先，体是一个语义概念。即使像俄语那样明显存在体的语法范畴的语言，其中的动词之所以有体的语法特点，也是因为它们具有体的语义基础。国内的语言学家在研究动词时，用“完成”、“持续”、“状态”等语义特征给动词分类，在本质上就是对于体的一种分类法。

（二）在语法层面下讨论“体”

其次，体也是一个语法概念。当某种语言中使用某一些语法手段、语法形式来表示不同的体意义时，体就同时成了语法问题。在语言研究中区分语法体和语义体有很大的必要性，这不仅因为归根结底语法体是在语义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且因为作了这种区分之后，有利于防止在研究中把语法分析和语义分析混淆起来核心期刊。在汉语研究中，防止混淆这一点尤为重要。

上古汉语中没有体的语法范畴，也没有像“着、了、过”那样比较纯粹的表示体的虚词等，但这并不说明上古时候说汉语的人不能意识到体的区别，不能在说话时表达这些区别。《论语》“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也。”一句中，对动词完成的肯定和否定，是能过句来语气词“矣”和否定词“未”表达的。《诗经》“既曰归止，曷又怀止？”一句中，完成的意思是用副词“既”表达的。上古汉语缺乏的是语法体，不是语义体的表达手段。研究上古汉语所能表达的语义体，是语义研究；研究上古汉语怎样在句子中用词汇等手段表达语义体的，是语法研究。注意研究中的这个差别，对于把握好现代汉语中体的多层次分析，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三）从语用层面下讨论“体”

体又是一个语用概念。这关键词重叠表示的意义，有的认为是短时态，有的认为是尝试态，都属于体的范围，例如：

（1）下班后逛逛街。

（2）他挥挥手表示告别。

（3）你去摸摸，看它烫不烫。

动词重叠表示的语法意义只是短时态，尝试态不是语法意义，而是在短时态的基础上形成的语用意义。这样分析的主要理由在于：基本上动词重叠具有短时的意义，可以说是无条件的信息传播，而尝试义的形成却是有限制、有条件的。以“摸摸”为例，在例（3）中，它当然表示尝试，可是短时的意义仍然存在。然而在下句中，“摸摸”只保留短时义，不具有尝试义：

（4）你去摸摸菩萨，会有好运的。

动词重叠而产生的尝试义是句义制约的产物。人们正是根据句子的意义来推断其中的动词重叠是否表示尝试义的。在这方面，主语的类别对于形成特定的句子制约起了重要的作用。例如：

（5）车轮转转又不转了。（表短时）

（6）他转转车轮，很沉。（表尝试）

当主语都由指生物或指人的词语充当时，句中其他成分的语义制约作用就凸现出来了。例如：

（7）你要是不信，就再去看看。（表尝试）

（8）你要是有空，就去家里看看。（表短时）

由此可知，动词重叠后表示的尝试义是语用推理的结果，过去的研究忽视了从语用的角度看问题，不仅使得解释复杂化，而且未能抓住本质，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谈到体，首先想到的是它是动词的一个语法范畴，其实这一种限定对现代汉语而言是很不合适的。现代汉语是一种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的语言，它表示体的方式，同印欧语系诸语言有较大的不同。从研究的角度看，现代汉语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也许是一件好事。因为缺少形态变化，就促使我们更加关注汉语的语义层次；因为形式相对难以把握，意义和形式之间所谓关系显得纷繁复杂，便促使我们多从语用的角度，结合对句子的理解去寻找原因。为了深刻的了解现代汉语中的体概念，我们或许不应该首先在语法范畴这个问题上多纠缠，而应该在语义、语法、语用三个层面上对现代汉语的体进行全面研究。因为说到底，人们在语言交际活动中表达出来和理解到的体意义，本来就是语义、语法、语用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参考文献：

[1]高名凯.汉语语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2]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62.

[3]龚千炎.汉语的时相、时制、时态.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87.

篇(6)

论文关键词：比，差比句，否定式，综述

 

“比”字差比句是指由“比”字短语充当状语的比较句，其基本句式为“X比YW”，X、Y为两个比较项，W为结论项。“比”字句是差比句的典型句式，自20世纪80年代起受到重视从而成为研究焦点。本文试图对“比”字差比句否定式“X不比YW”的研究状况作一概述。

一

关于“比”字差比句的否定形式，历来有多种看法。

一种认为是“没有”型比较句。吕文华（1994：194）明确认为“X不比YW”“并不是‘比’字句的否定形式”，其否定式是“没有”型比较句。李英哲（1990：94）、刘月华（2001：846-849）也持相同观点。

一种认为是“不比”句。赵金铭（2001）提出带有“不”的否定句就是“比”字句的否定式，“不”多在“比”之前，但也可以用在“比”后。谢仁友（2006）、王黎（2009）等持此观点。

还有一种兼上两种看法，认为“不比”句和“没有”句都是“比”字句的否定形式文学艺术论文，但是功能不一样。张和友（2002）认为“X不比YW”是对“X比YW”的语用否定，而“X没有YW”是对“比”字句的语义否定。刘丹青（2003）认为，在形式方面一个肯定差比句式可能对应两种不同的否定句：一为单纯否定式，如“不比”句；一为变异否定式，其使用不同的比较标记和句法结构，如“没有”型或者“不如”型句式。徐燕青（1996）、殷志平（1998：248-256）等也持此观点，认为“不比”虽然形式上是对“比”的否定，“不比”句的形式和内容往往不一致。

二

关于“不比”句的句式义也有诸多说法。

一义论，主张“不比”句只有“X和Y差不多”一种意义。吕叔湘（2002：360）提出“不比….”可以表示均齐意义，后来（1999：74、92）又认为“不比”句只强调有差异。刘月华（2001：846-849）也认为“不比”句的基本语义是“X跟Y差不多”。相原茂（1992）认为“不比”句是把有可能会有的两种情况作为一个状态而表现出来的，其所表示的中心意义是X、Y之间无大的差别。“X不比Y～W”（～表示逻辑义“非”）通常预设“YW”论文提纲怎么写。“不比”句总含有说话者对听话者的想法和意见试图进行反驳的意味。贾颖（1996：65-69）等也认为“不比”句表示X和Y相差无几，其功能不是表示比较，而是表示纠正、反驳、申辩。

多义论，主张“不比”句蕴含多种意义。

蒋静（2003）认为“不比”有两个意思：表示“比不上”时是比较项在比较点上有程度高低的差别，是“量”的区别；表示“不同于”时是比较项在比较点上的“质”的区别。袁海霞（2010.2）提出其语义类型有两种：a.“在W上，X≤Y”，表达一种或然关系，强调两者都有可能；b.“ X不像Y那么W”。

殷志平（1998：248-256）把“不比”句句式细分为三种：“T1X不比T0YW了”、“X不比YW”和“X不比Y更W”，认为它们都表示“X≤Y”的意义。前者预设“T0（X<Y）”，与句义构成转折关系，而后两者预设“Y~W”。刘焱（2004：162-186）也将“X不比YW”分为三类：一类由否定词“不”表示的“比”字句的反问形式文学艺术论文，语义是[+X更W]；一类由副词“不”和动词“比”组成的动词性比较句，语义是“X<Y”；还有一类是“比”字句的否定形式，“显示X与Y的类同”。

吴福祥（2004）在相原茂（1992）基础上继续讨论“不比”句的语用功能，认为“X不比YW”本质上是一种表达主观性的反预期的结构式，其类型可以分为三种：a.与受话人的预期相反；b.与说话者自己的预期相反；c.与特定言语社会共享的预期相反。谢仁友（2006）则将“不比”句句式义分为三种：一是陈述差异，表示“X≠Y”；二是陈述差距，表示“X<Y”；三是否定差距，即“X≈Y”，又可细分三种小的语义类型，“X、Y都不一样W”、“X、Y都一样W”和“X、Y都一样”（无所谓W否）。

周小兵（1994：249-256）将“比”字句否定式分为四类：a.“X不比Y+VP”是话语否认，说话人否认或者反驳别人的看法；b.“X不比Y+VP+数量”，意为“X只比Y+VP一点”；c.“X比Y不VP”是一般的句子否定，蕴含“X和Y都不VP”；d.“X比Y+VP+不+数量”预设“X比YVP”，蕴含“X只比Y+VP一点”。徐燕青（1996）对“不比”句系统做了全面考察，认为其语义类型可分为六类：a. X跟Y一样W；b. X跟Y一样W，甚至比Y更W；c. X没有/不如YW和X比YW(X含任指) ；d. X比YW (“不比”句为反问句) ；e. X跟Y差不多W；f. X跟Y不一样。

三

目前讨论“不比”句多义动因的论著较少。

徐燕青（1996）分析了“不比”句多义的句内、句外两个因素：a.心理因素(感情倾向和心理态度)； b.“不比”句某种意义的特定的表现形式；c.“不比”句本身的某些附加成分(语气副词和数量词语) ；d.比较对象(尤为比较项X ) 和比较结果的性质；e.“不比”句所属的类型。

殷志平（1998：248-256）认为影响“不比”句多义的主要语境因素是比较项所指事物的性质和类别、比较项的抽象和具体、比较项的抽象与否以及副词的使用。

王黎（2009）提出由于“不比”句在执行否定功能时否定辖域占据的不是一个具体、明确的意义“点”，而是覆盖着一个意义“面”，句式本身不提供一值性判断。根据“胜过”、“不如”和“等同”三种比较关系，在否定“胜过”或者“不及”时，必然会留下两个意义空间“不及（或胜过）”和“等同”，这就是“不比”句多义的内在动因。

四

另外文学艺术论文，陈一（2008）讨论了“不比”句的偏依性对举式“不+比N+大量/定量补语，比N+A+小量补语”、“N1+不A，N2+比N1还不A”、“ N1+不VP，N2+比N1还不VP”。贾颖（1996：65-69）认为“不比”句中表比较结果的形容词使用情况很自由，谢仁友（2006.4）考察了“不比”句句式义的历史来源， 张和友（2002）、王黎（2009）等均讨论了“不比”句语义的优先理解。

五

综上所述，关于“比”字差比句否定式“X不比YW”的研究以语义平面最为突出，观察细致，分析全面，而在语用研究和对相关现象的解释方面尚待进一步深入，比如，“不比”句多义的动因，结论项含否定词致使句式不自足等。

参考文献

陈一偏依性对举结构与语法单位的对称不对称，《世界汉语教学》,2008.3

贾颖“不如”句、“不比”句与“没有”句，《语言文化教学研究》（北京语言学院汉语学院编）,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1996

蒋静比较句的语义偏向及主观程度的差异，《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4

相原茂汉语比较句的两种否定形式—“不比”型和“没比”型，《语言教学与研究》，1992.3

李英哲《实用汉语参考语法》，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

吕叔湘《吕叔湘全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吕文华《对外汉语教学语法探索》，北京：语文出版社，1994

刘丹青差比句的调查框架及研究思路，《现代语言学理论与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戴庆夏、顾阳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刘焱《现代汉语比较范畴的语义认知基础》,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刘月华《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王黎“不比”句多义性动因考察，《北京大学学报》，2009.3

吴福祥试说“X不比Y?Z”的语用功能，《中国语文》，2004.3

谢仁友现代汉语歧义句式“X不比Y?Z”的语义类型，《语文研究》，2006.2

徐燕青“不比”型比较句的语义类型，《语言教学与研究》，1996.2

殷志平语境与否定比较句，《语言研究的新思路》（范晓主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袁海霞“A不比BW”的语义及其方言分化形式，《长江学术》, 2010，2

张和友差比句否定形式的语义特征其语用解释，《汉语学习》，2002.5

篇(7)

不仅频繁出现在日常用语中，亦存在于专业领域语言中。从普通用途英语（EGP）和特殊用途英语（ESP）的角度，我们认为涉及的隐喻还可分为普通隐喻和专业领域隐喻。例如，针对英汉体育报道、英汉财经报道、英汉学术书评、英汉科技语言等领域内隐喻的对比研究，大大拓展了隐喻研究的范畴。综上分析，近年对英汉隐喻类型的对比研究仍相对缺乏。未来研究应进一步修正和完善已有的隐喻分类和标准，同时应更多关注英汉隐喻类型的对应和不对应关系。

二、研究层面为实现特定的研究目标

跨层面多维的隐喻研究已成为必要。早期的隐喻研究主要限于词汇层面，近年越来越多的国外研究扩展到了语法、语用、语篇、非语言等不同层面[4]。国内英汉隐喻对比研究主要涉及认知层面、文化层面、词汇层面、语法层面、语篇层面，基本跟上了国外隐喻研究的步伐。客观来说，不同的研究层面本质上并无优劣之分，均有其价值所在。隐喻研究层面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具体的研究目标、研究条件、研究方法、理论框架等因素。

三、隐喻理论与英汉隐喻异同的阐释

英汉隐喻对比研究的核心任务是揭示英汉隐喻异同的规律，并对造成异同的相关因素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和解释。隐喻类型研究和跨层面研究为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英汉隐喻对比研究也离不开相关理论的支撑。因此，有必要理顺近年研究中隐喻理论的应用，探讨其对英汉隐喻“异”和“同”的阐释力。

（一）隐喻理论的应用和探索

近年研究对英汉隐喻异同的阐释，主要涉及现代隐喻理论、语法隐喻理论及国内学者的理论探索。1.现代隐喻学理论。具体主要有Lakoff与Johnson（1980）的概念域映射理论，Lakoff（1987）的理想化认知模型[5]，Johnson（1987）的意象图式理论[6]，Fauconnier（1994）的心理空间理论[7]，Fauconnier与Turner（1998[8]；2002[9]）的概念合成理论。概念域映射和意象图式理论是用来阐释隐喻语言的常规模式。由于始源域向目标域的映射是单一的，概念域映射和意象图式理论对隐喻的解释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概念合成理论则从两个心理空间开始，建立跨空间映射，并借助背景框架知识、认知和文化模式、建立层创结构以实现认知运演，弥补了意象图式理论映射单一性的不足。此外，Talmy（2000）的运动事件词汇化模式理论[10]在英汉隐喻运动表达的对比研究中得到了有效的应用。2.语法隐喻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Halliday首次提出该理论，极大地扩展了隐喻研究的范围。他认为隐喻不仅出现在词汇层面，也发生在语法层面；当语法形式或语法范畴发生转换时，就产生了语法隐喻。1999年，Halliday和Mathiessen提出新的语法隐喻体系[11]，详细地论述了语法隐喻的本质、种类、意义等。从本研究选取的论文看，语法隐喻理论在英汉隐喻对比研究中的应用还不多。因此，从语法隐喻角度进行英汉隐喻（类型）对比研究仍有极大的拓展空间。3.英汉隐喻对比研究的理论探索——语言世界观。很多学者对英汉两种语言中的隐喻认知作了对比研究，但对英汉语隐喻认知对比的哲学基础则很少被论及。陈家旭（2006）[12]认为语言世界观是英汉语隐喻认知对比的主要哲学基础：语言世界观揭示了语言的本质，反映了语言和思维的辩证关系，能从哲学的高度解释语言研究和语言学习的许多根本性问题。语言世界观的问题是由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普通语言学的创始人威廉•洪堡特提出来的。概括地讲，语言世界观的主要观点是：思维影响并决定语言；语言影响思维和思维方式，不同语言认识世界的图像和方式不同；语言世界观与语言的民族性是一致的。语言世界观的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语言是各个民族的世界观，语言间的对比就意味着世界观的对比。因此，应更加注重从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的角度对英汉两种语言中的隐喻认知进行对比研究。第二，语言世界观不仅承认语言的共性，更强调语言的个性和民族性。由此可见，英汉语隐喻认知对比研究不仅要注重共性的对比，更要注重个性差异的对比。本研究选取的论文中，约79%采用了现代隐喻学理论，从词汇、语法、语篇、认知，文化等层面探讨了英汉隐喻的构建与作用机制，并阐释了造成异同的动因；约15%的论文采用了语法隐喻理论，主要对英汉情态隐喻、英汉语气隐喻、英汉科技语篇中的名词化隐喻，以及英汉科技语篇中的语法隐喻类型进行了对比研究；理论探索方面的论文则仅占6%，可见英汉隐喻对比研究的理论构建方面略显薄弱。

（二）英汉隐喻异同的阐释

综合上述英汉隐喻对比研究的相关理论，近年研究对英汉隐喻异同的阐释可归纳为以下几点：1.语言方面的共性和差异，导致英汉隐喻存在“同”和“异”。例如，汉语中能够被隐喻为名词的动词总数明显低于英语，英语具有“名词优势”，而汉语有“动词中心”的特征，因而英汉学术书评中的语法隐喻存在差异。2.在文化方面，不同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和文化大环境不同。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心理状态、历史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方面存在差异，故英汉两族人民在进行隐喻认知时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例如，汉语中对情感的概念隐喻化认知深受中国古典哲学、传统文化及中医理论的影响，从而形成了汉语中独特的人类基本情感的隐喻化认知。3.人类的生理构造、客观事物的属性和功能具有相似性，使人类在认识世界中获得类似的身体体验及物质经验。因此，不同民族会有一些相同的文化积累，从而产生共识文化，基于共识文化就产生了语言和认知上相似的隐喻。例如，许多与身体部位相关的隐喻在英汉两种语言中体现出相同的认知策略。4.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趋同倾向，势必造成更多的共识文化语义[13]。人类语言不是自我封闭的系统，而是处于开放的状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同地域各民族间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的交往日益频繁。跨文化交际得以迅速发展，某种语言特有的隐喻映射会进入另一种语言，为他国人民所接受[14]。比如，中国人常说的“风水”已经融入英语词汇（fengshui）；英语中的“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superhighway）、“软着陆”（softlanding）、“牛市”（abullmarket）、“熊市”（abearmarket）、“峰会”（summitmeeting）等隐喻已经在多种语言中体现。

四、跨学科视角及研究方法

在当今跨学科研究的大趋势下，英汉隐喻对比研究还应在跨学科视角和研究方法上寻求突破。虽然隐喻研究早已成为一门跨学科的学问[15]，但是近年英汉隐喻对比研究基本属于语言学角度的研究，主要涉及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分支。由此可见，跨学科视角的隐喻研究仍有提升的空间，有助于扩充和完善隐喻理论，可为英汉隐喻对比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例如，对隐喻的语用特性及其翻译的研究等。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