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保审计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低保审计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年我市范围内遭受了较为严重的内涝、低温冷冻、风雹、洪涝、病虫等自然灾害，给灾区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较大影响。据统计，全市农作物受灾面积267058公顷，占播种面积的58%，绝收面积102885公顷，占受灾面积的39%；受灾人口371922人，占农村人口的52%，紧急转移安置灾民498人；倒塌和损坏民房1357间；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805万元。

（一）加强领导，及时部署救灾工作。各级党委和政府十分重视救灾工作，在灾情发生后，积极组织民政、农委等有关部门深入灾区核查灾情，帮助灾民解决种子、生产资料、资金和恢复重建的困难问题，尽一切努力减少灾害损失。市政府适时召开了全市防汛工作会议，专题部署了防汛备灾工作。市民政局多次下发通知,下派工作组15个40人次，督促各地做好防汛备灾、灾情报告和灾民救济工作，确保了救灾工作有序进行。全市严格执行灾情零报告制度，得到省厅的肯定。

（二）严格资金管理，保证灾民基本生活。全市在进行全面救灾款自查的同时，接受了审计、人大等上级有关部门近半年时间的延伸审计和监督检查。针对基层救灾物资管理不规范问题，市局8月份制定出台了《社会捐助款物和救灾物资管理规定》，提高了全市救灾管理工作水平。年初，通过2次调查，制定了全市**年春夏荒灾民救助方案，采取灾民自救、政府救济、社会帮扶、互助互济等形式，有效开展灾民救济工作。全市发放灾民救助卡3.86万个，实施政府救助12.9万人次，安排救灾款591万元，确保了需救济灾民每人每月30斤口粮。

(三)积极构建灾害紧急救援体系。我市切实加强救灾综合协调工作，在4月份启动了灾情会商制度，并建立了灾情会商的联络体系和会商工作人员库。按照《省特大自然灾害救灾应急预案》的内容，重新修订了《市特大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并完成《市灾民紧急转移安置预案》、《市敬老院火灾紧急事件处置预案》的起草工作。确保按预案要求组织开展应急救援工作，将灾害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

（四）积极引导灾民生产自救。全市各级党委、政府和民政部门向灾民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教育群众树立抗灾救灾意识，自救自立，充分发挥救灾主体作用。各县（市）区政府积极协调，统一组织向修路、采矿、运输、建筑、林业生产等周边市场和外地转移劳动力10万余人；并号召灾民进山采集山产品，从事工商副业，发展庭院养殖和畜牧等增加农民收入。

（五）积极推动经常性社会捐助工作。按照国家和省的部署，积极推进社会捐助工作。在市福彩公益金资助下，由市区民政部门建立了1处示范性“慈善爱心超市”，对市区特困优抚对象和城市低保人员进行救助。目前，也已经建立慈善超市，其他县的此项工作正在积极运作，可望在每个县（市）区建立1处或多处慈善超市。为配合慈善超市的启动，全市认真开展捐助月活动，共接收捐款0.92万元，物资4万件。此外，由于积极争取，得到省厅3个项目22万元的老区改造资金支持。

二、城市低保工作

截止12月末，全市保障人员78743人，月发放保障金497.1万元，累计发放保障金5836.9万元。全市城市低保人均补差达到63元，超过省里要求的人均补助60元的目标。

（一）强化和规范动态管理。继续推进“城市低保规范服务年”活动。今年2月份修订出台《市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于4月1日正式实施。各地将保障人员分类动态管理和核查，及时办理增发、减发、停发保障金手续，确保保障人员有进有出，保障金有升有降。截止年末全市比上年新增保障人员6582人，停发5685人。全市各地实行了微机备案和“一户一档”管理，在媒体上公布了热线电话，实行首问责任制，及时处理举报，没有因工作失误越级上访问题。

（二）严格资金管理。年初，全市落实地方财政低保资金预算540万元。省拨我市4229万元转移支付资金全部下拨到位。在国家补助资金没有及时拨付的情况下，全市各地民政部门积极协调财政部门，由地方自筹资金按月垫付发放保障金，做到了足额按时发放，维护了社会稳定。6个县（市）区通过银行、邮政部门全部实现了保障金社会化发放。

（三）切实提高低保水平。按省的有关要求，将提高低保水平工作列入市委“6项利民行动、办好26件实事”实施方案。经过大量的调查测算、汇报争取工作，6个县（市）区均提高了保障标准（目前为市区150元、县127元、其他县市120元），平均上调了17％。同时还实行了分类施保，各地对重残、重病、鳏寡孤独、学生和70岁以上老人给予加发10％－20％低保金的照顾。

（四）积极推进城市医疗救助工作。按省统一部署，于5月中旬开展了城市医疗救助对象调查摸底工作。据调查，全市低保人员中患大病和常见病人数分别为4203人和15300人，占低保总人数的5.4%和20%，因病致贫人数为35180人，占低保总人数的45%。为进一步推进开展城市医疗救助提供了基础数据。抓住出台《保障办法》的契机，还制定落实了保障人员就业、就医、就学、住房、法律援助等内容的救助政策。为鼓励就业，对市区主动申报就业收入的低保人员实行了为期3个月“低保渐退”制度。

篇(2)

论文关键词 公共项目 民生 绩效预算 预算制度

一、推行民生类公共项目绩效预算的必要性

（一）实现节约公共财政资源的客观要求

“十二五”规划《纲要》要求落实节约优先战略，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因此，在促进节能降耗过程中，财政部门要及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完善财政政策，充分利用绩效管理来增加政府工作与财政资金管理的科学性与公开性，提高政府理财的民主性与社会参与性，保证政府部门及其组织以“最低成本的方式”满足公众的公共服务需要，最终达到节约公共财政资源的目的。

（二）改善民生财政支出绩效现状的迫切需要

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结构的调整都要求我国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进而提升民生类公共项目财政支出绩效。

当前，我国民生类公共项目内部支出、政府间公共项目支出、地区间公共服务支出均出现了失衡。国家对现有事业机构投入大量资金，而事业机构给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却严重不足；国家在公共卫生、农村义务教育等基本的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服务方面投入较少；加上财政收入向中央集中，导致我国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一些中西部落后地区难以提供和东部沿海地区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lw881.com此外，我国部分公共服务组织存在着机构冗杂、职责混乱，职务消费不受节制，公共财物闲置浪费严重等问题。加上公共服务组织盲目决策，导致组织机构在这种高运行成本下的服务质量却十分低下。因此，必须通过有效的绩效管理来提高政府服务能力和水平。

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日益紧迫，推进绩效预算改革己成为决策层的共识。只有逐步建立起民生绩效预算活动的制度框架，制度安排和相关工作才能有序地进行。

二、民生类公共项目绩效预算制度的构成

（一）明晰的民生类公共项目财政支出分类体系

党的十七大以来，民生类财政支出项目逐步有了合理的分类，政府继续把支持“三农”、促进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发展，保障改善民生，作为财政工作的重点。

一是“三农”。综合运用财政补助、财政贴息等手段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支持劳动力转移，促进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低收入农户低保标准，保障低收入群体。二是教育。进一步确立教育的基础地位，落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完善教育投入增长机制，积极推进高等教育。三是就业再就业。完善促进就业财税政策，重点解决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就业问题。四是社会保障体系。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福利机构和慈善组织建设。五是生态文明建设。将“生态城市”作为发展模式，统筹城乡生态环境保护，加大污染减排和环保基础设施投入。六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健全城乡医疗救助制度，提高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水平。

（二）合理的民生类公共项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

建立合理的民生公共项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就是要制定出完善的民生类公共项目财政支出绩效的评价方法、评价指标、评价标准等制度，使其评价和监督更加公正和客观。目前，我国以社会效益为主的民生公共项目对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是对各个具体的民生类公共项目的绩效进行评价。通过对逻辑标准、管理标准和成果标准的评价，来衡量民生项目支出的合理性及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等，从而确定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二是民生类公共项目财政支出绩效指标及标准。民生类公共项目的财政支出是以社会公共效益为主，具体的设计严格遵循相关性、经济性、可比性和重要性四项原则。针对民生类公共项目的特殊性问题，在评价前根据具体情况对权数进行一定的调整，更准确地突出民生类公共项目的关键因素；在定量分析的同时和定性分析相结合。三是民生类公共项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主体的权威性。财政部负责制定和实施技术规范，科研机构等专家组协同政府部门确定指标、标准，并对支出绩效进行分析，支出的实际效果由社会公众检查是否满足需要。四是在财政资金运行各环节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在收缴环节、分配环节，分类细化民生类公共项目预算指标；在支付环节，采取国库集中支付方式。五是财政部门、预算单位、审计和财政监督机构、社会中介机构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中职责和业务分工的划分等制度。

（三）有效的民生类公共项目财务报告与问责制度

有效的财务报告与问责制度是民生公共项目绩效预算制度的重要部分。健全民生公共项目绩效预算制度，要求建立能够全面、系统地反映公共项目财务受托责任的政府财务报告。因此，要求政府财务报告内容要完整，会计信息要有详细披露，能充分反映整个民生类公共项目的财务状况。明确每年公共项目的财政支出情况，继续重视民生项目，加大对教育、社保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力度。财务报告除了反映财政资源的来源、分配和使用的信息、预决算信息、筹资过程的信息、政府财政状况及其变动情况外，可以突出如国债及其还本付息情况等有中国特色、能体现中国政府财务特征及社会关注的公共项目的财务信息。

构建有效的民生公共项目的问责制度：一是建立宽范围的问责制度。明确我国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职责和权限，在教育、医疗卫生等各项具体的民生项目实施问责制度，对行政决策进行制度性定期审查，并将结果作为考核和任免干部的重要依据。同时，将无作为的行政行为纳入行政问责的范畴，并根据民生类公共项目各项指标制定行政不作为责任的标准。二是在对民生类公共项目的问责中，属于异体问责主体的公民、社会团体以及媒体应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公民来说，应该树立真正的民主意识，对民生类公共项目有所了解。我国新闻媒体现已较广泛的参与到公共项目的行政问责过程中来，以新闻报道和相关评论为武器加大对民生类公共项目绩效预算制度实施的监督力度。三是制度问责的完善和问责程序的健全。我国目前已有的问责法理依据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还需在政治责任的制度化、规范化方面继续努力。同时，需要健全问责的启动程序和处理程序。如民生类公共项目的问责程序启动后，执行听取报告、调查、撤职等问责环节。

（四）科学的民生类公共项目预算与会计制度

科学的公共项目预算会计制度是民生类公共项目绩效预算运作的基本保障。财政部门必须及时制定规范的公共项目预算会计制度，为各部门做出正确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科学的民生类公共项目预算会计制度包括：一是宽范围的核算，形成集中支付的会计制度。重点对民生类公共项目进行核算，建立专门的民生类公共项目资金的预算体系，实现对民生类公共项目资金的全程监控。二是健全的绩效审查制度。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公共项目绩效审查的内容、范围、程序和法律责任等，提高对教育、医疗、社保等项目预算审查的质量。三是完善的预算监督制度。通过充实监督组织、优化监督方式和流程，强化政府与公共部门的审计制度，来保证民生类公共项目预算及执行过程的有效的监督。同时，完善相关预算法律，制定与绩效管理相适应的责任形式，使公共部门管理者承担的责任与每个民生类绩效目标建立内在的联系。四是政府会计制度。根据现有的条件和预算管理要求，有目的地实施权责发生制，并建立政府公共项目的财务状况报告制度，全面地反映民生类公共项目的实质绩效。五是科学的民生类公共项目的会计科目，解决会计科目功能不足问题。六是政府与非营利会计体系。审计部门作为监督预算的专业性机构，对预算进行全面的监督，实现对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决算等全面监督，监督内容也要拓宽为涉及民生类公共项目预算资金的所有预算管理。

三、民生类公共项目绩效预算的实施建议

（一）加速与政府绩效管理的协同推进

民生类公共项目投资由于其资金来源的特殊性，政府财政部门对其的监管作用主要从资金集中支付制度和财政投资评审制度两方面进行绩效管理。财政投资评审机构主要在政府公共项目的投资预算控制过程中把关，并且在项目结、决算前进行审查，控制项目总投资的最终环节，监督固定资产形成并交付使用。同时，突出审计部门的审计监管价值，将审计监督职能贯穿于民生类公共项目建设的整个过程当中，实施事前、事中、事后全程动态审计，以保证公共项目的质量和资金使用的效益。并及时查明经济目标和预算的实现程度，改善管理，最终审计项目决算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二）借鉴发达国家政府对公共项目的监管模式

发达国家政府对公共项目的监管模式给我国带来了很大的启示。在发达国家公共项目是作为政府采购的一部分，政府采购职能受到严格的法律、司法、行政规定以及程序的限制。我国要学习发达国家政府以公开透明、公平和效率为基本原则，对我国民生类公共项目进行监督和管理。美国政府设有专门的机构对公共项目进行监管，这些监督评价机构具有独立的机构、权限和职责。在英国，政府公共项目监管主要由国家审计署和英国审计委员会负责，而对具体公共项目的管理和审计，采取的是合同约束和由社会中介组织提供公正服务等办法解决，这些都对我国民生类公共项目的监管有一定的启示。

（三）营造良好的绩效预算推行文化环境

我国推行绩效预算需要良好的文化环境。一是通过座谈会、报告会等多种形式组织公众学习党和政府会议报告，把民生类公共项目绩效预算与保障人民权益结合起来，加强舆论的宣传、教育引导广大群众增强监督预算实施的意识。二是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积极应对公众的反馈意见。三是开展理论研究。一方面，加强绩效预算理论和比较研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为推行绩效预算做好理论储备。另一方面，需要强调国情优先的原则，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绩效预算方法，以此来指导我国绩效预算和绩效考评实践。

篇(3)

关键词：家庭理财 家庭生命周期

大创项目号：南京审计大学2015年春校级立项2015003S 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资助论文

家庭生命周期是由美国学者P.C格里克于1947年提出的，具体分为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而处于不同阶段家庭的理财需求，重点和规划也不尽相同。

一、家庭形成期

家庭形成期是指夫妻结婚到家庭子女出生前的这个阶段，从理财角度来说，正处于由个人理财到家庭理财的过渡阶段。家庭事业趋于稳定，经济收入提高，主要开支在于消费，储蓄和投资次之。年轻家庭有挑战精神，喜好高收益的投资产品，能够承受较高风险。

处于形成期阶段的家庭，提倡安全稳健，推荐偏向积极的投资理财风格。为了应对日常生活中的突发紧急事件，从收入中拿出一小部分用作家庭备用金，量入为出，应对不时之需。

推荐收入的一小部分用于购买保险，可以选择投资年金型保险，即次年开始即可领取一定数额的年金保险，增加财富收入，降低保险费用负担，保障日常家庭现金流。

国库券收益较低但流通性强，买卖方便，近期的3年期和5年期票面利率在5%左右，相对于公司债券、金融债券，国债风险较小。未来几年，在预期存款利率将会下降的前提下，购买国债可以帮助家庭将收益锁定一个固定可控的范围内。

推荐将家庭资产的部分用于投资中高风险产品，比如黄金等贵金属，可以保值增值，预防通货膨胀。与此同时，可以股票型基金搭配指数基金混合投资，股票型基金收益率高，在中长期金融市场发展形势乐观的情况下，投资指数基金可以收获到国家金融经济整体局面高速发展带来的收益。

在形成期的家庭乐于追求较高的收入增长率，并且能够承担较高的投资风险，建议将大部分资金投资高收益的理财产品，如在上交所或深交所上市的高收益高风险的股票，如果属于风险偏好者，可以选择投资创业股。

二、家庭成长期

家庭成长期是指从子女出生直到子女独立的这段时间，一般持续18-25年，是人生最重要的财富增值阶段。在本阶段中，家庭成员的数量固定，开始承担起照顾上一代和抚养下一代的双重责任。此外，随着工作经验和年龄的逐渐增长，家庭收入增加；但抚养子女、买车购房等花销也使家庭负担不断加重，教育成为每个家庭必需考虑的问题。从财务现状上看，成长期家庭资金流动性好，但流动性资产利用率不足，财务自由度偏低。

对于成长期家庭，日益增多的支出压得它们喘不过气。自然地，满足家庭开销，并实现家庭资产稳步增长成为理财重点。首先，基于成长期家庭抗风险能力较其他阶段强的特点，建议拓宽投资渠道。各个家庭可适当增加一些高风险、高收益投资，例如：股票、债券等；但仍需要谨慎投机心理。

除此之外，制定子女教育计划，合理分配家庭资源同样至关重要。子女的教育问题牵动着每位家长的心，建议家庭提前制定教育计划，筹措教育金。针对教育金的筹措方式，建议选择一款投资期限长，收益较高的理财产品来代替传统定期储蓄方式。就目前市场情况来看，定期定额购买基金是个不错的选择。

最后，完善家庭保障体系。在家庭成员均购买五险，已有基本保障情况下，应适当为家庭支柱增加重大疾病保险、人寿保险及医疗保险等费用补偿型保险的投入，如若不幸发生意外，父母子女的生活能得到基本保证，与此同时，为家中老人增加重大疾病保险，规避日后可能的风险，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三、家庭成熟期

家庭成熟期是指子女参加工作到家长退休为止这段时期，是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财富保值阶段。一方面，家长经济状况达到高峰。另一方面，家长身体状况也在下降，为医疗储备资金纳入了计划范围。在理财观念上，成熟期家庭存在着过分依赖积蓄应对风险、无法提升生活质量等问题。

对于处在成熟期的家庭，建议进行资产增值管理，适当降低股票类投资，提高债券类投资比重。这样安排是为了把风险投资方式的比例维持在低水平，不仅保证了收益率，也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把大部分资金投资在股票上的巨大风险。

在选择股票方面，成熟期家庭可以选择比较稳健的股票种类，也要关注政策动向、有无利好消息等，切忌盲目投资、跟风投资。

在选择基金方面，要以基金绩效为导向，根据中长期绩效来挑选，切勿盲目购买绩效第一的基金。与此同时，还要关注投信公司，投信公司的好坏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基金的表现，例如基金经理人的素质等都是很重要的考量因素。

在选择债券方面，可以重点关注国债，国债的发行主体是国家，被公认为是最安全的投资工具，对于成熟期家庭来说是进行债券投资的首选。

成熟期家庭还要为老年生活做好安排，应重点购买养老险；建议兼顾重大疾病保险，因为此时重大疾病保险价格很高，不是购买此类保险的最好时机。

购买商业养老险应从四方面规划：第一方面，购买多少养老保险，商业养老保险提供的养老金应占到全部养老保险需求的30%到40%；第二方面，合理确定缴费期限，使保费总额适当减少；第三方面，选择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第四方面，确定养老金的领取年龄和领取年限。

四、家庭衰退期

家庭衰退期是指夫妻均退休直到二人中其中一人身故，初期，由于身体还算硬朗，闲暇时间增多，老人们开始享受晚年，因而支出有所增加。而后期，两人身体状况日益变差，保健和医疗费用增多，家庭积蓄迅速减少。总体来讲，衰退期家庭支出大于收入。此时，购置保险和家庭财产的传承成为理财重点。

随着国家老龄化的逐渐加重，老年人一旦发生意外，将给家庭带来巨大的财务压力，所以需要购买人身保险以规避风险。建议在夫妻二人在基本保障齐全的前提下，购买必要的重大医疗保险。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购买一些针对性更强的保险，如防癌险。此外，夫妻可以考虑继续投资短期分红险、投资型家财险等，以此来保证资金的保值和增值。

衰退期的家庭理财主要是为了满足退休后生活的需要，因而建议在稳健的基础上趋于保守。夫妻应该尽可能的多保留生活备用金，以备不时之需，建议使用储蓄或流通性较强的形式以便随时支取。投资比例上，应减少股票的购买，增加货币类和固定收益类债券投资。

财产的继承也应得到合适的规划。在国家税制趋于完整的前提下，“遗产税”有很大可能会实施。为了避免子女继承遗产时上交大量的税金，夫妻可以通过信托或保险等手段，将子女作为受益人，购买定期保险或终身保险，从而使遗产得到最大程度上的有效转移。

篇(4)

关键词：欺诈金额；惜赔金额；投保方特征；保险公司类型；机会欺诈；保险理赔；新《保险法》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2-0115-06

保险欺诈（Insurance Fraud）是国际保险研究的一个热门议题。全国保险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对保险欺诈界定如下“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在没有发生保险事故的情况下谎称发生了保险事故，或者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或者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以伪造、编造的有关证明、资料和其他证据来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或给付请求的行为”。保险欺诈分为硬欺诈（Hard Fraud）和软欺诈（Soft Fraud）两种，前者指投保方在保单承保的范围内，故意编造或制造保险事故，后者指投保方夸大合法的索赔，有时称为机会欺诈（Opportunistic Fraud）。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保险理赔诉讼大幅度增加，典型案件有2003—2004年信诚人寿300万保险合同纠纷、2005年深圳友邦重疾险纠纷、2006年中国保险报连续刊登“保险费自动垫缴”案等。保险公司败诉消息经媒体披露后，保险公司因识别欺诈错误背负惜赔（Underpayment）恶名。媒体关于保险公司惜赔报道是否属实，到底是投保方欺诈还是保险公司惜赔？有必要针对部分保险理赔诉讼案例作出定量分析。

一、文献回顾

理论方面，保险欺诈的成因主要集中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Caudill等（2005）认为理赔时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夸大或制造保险事故难以鉴别。Moreno等（2006）认为，索赔审计并非总能有效抑制保险欺诈。实证方面，国外学者探讨索赔人、经济损失、人身伤害等索赔特征对汽车保险欺诈影响，建立回归模型，找出欺诈识别的关键指标。Artis等（1999）发现，交警出具的责任划分报告可有效抑制保险欺诈，索赔人历史行为对索赔金额有明显影响。Derrig等（1994）发现，索赔人软组织伤害（Soft Tissue Injury ）若有律师或医师帮助更易欺诈，索要一般损害赔偿金（General Damages）。Harrington等（1998）了保险理赔存在种族歧视的误解。Loughran（2005）发现保险公司宽容一般损害理赔额（General Damages Awards），但严格限制特殊损害理赔额（Specific Damages Awards）。Doerpinghaus等（2003）发现女性、年轻（年龄65岁）司机承担更大过错责任。Richard（2000），Crocker等（2002）发现交通事故中风险厌恶程度较高索赔人获得较少赔付金额，与Doerpinghaus等（2008）研究结论一致，女性索赔人得到的赔付金额比男性低10%，年轻索赔人（年龄

性别、年龄、学历、家庭所在地等特征影响风险厌恶程度。Dohmen等（2005）指出，生物酶导致不同性别风险厌恶程度差异。孙毓泽、丁小浩（2007）发现，男生冒险意愿显著强于女生。Haleck等（2001）发现，无论纯粹风险还是投机风险，女性风险厌恶程度高于男性，与Sorrentino等（1992）研究结论一致，女性倾向于低额但确实性收入。Jianakoplos和Bernasek（1998）、Levin等（1988）以及Powell等（1997）用实证数据证明女性比男性风险厌恶程度更高。但Nowakowska（1979）认为，性别的风险偏好差异依赖于风险决策的环境以及具体的风险内容。Bajtelsmit等（1996）指出，性别导致不同的风险倾向，可能是生理条件差异，也可能是社会对不同性别存在不同期望。陈蒂（2005）发现年轻、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更具规避疾病以及意外伤害等风险意识。Haleck等（2001）发现，随着年龄增加人们风险厌恶程度降低，但65岁以上比其他年龄段呈现更强的风险偏好。孙悦、李纾（2005）发现，教育水平最高的人群（研究生或以上）平均赌博总次数最低。孙毓泽、丁小浩（2007）发现，家庭所在地同个体的冒险意愿负相关，来自县城、乡镇和农村的学生冒险意愿显著高于来自大中城市的学生。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社会转型期不同职业群体主要社会应激源与心理健康研究”项目（2006）测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段压力值，发现经理压力（76）最大，其次是公务员（74）、职员（73）、无业人员（68），农民（60）、工人（59）；年龄21-30岁压力（71）最大，其次是年龄50-51（68）、年龄31-40（67）、年龄41-50（66）三个年龄段，但这三个年龄段差别不大，年龄61-80（60）最小。

本文借鉴伤害类型（外伤、软组织损伤）、年龄、性别等索赔特征对保险欺诈影响，性别、年龄、学历、家庭所在地等特征对风险厌恶程度影响，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段压力值差异，探讨投保方欺诈、保险公司惜赔行为的影响因素。

二、研究假设、样本数据与模型设定

（一）研究假设

保险理赔诉讼涉及投保方、保险公司、法院三方。无论投保方索赔，还是保险公司愿赔，均受保险单信息、投保方特征、保险公司类型、案件情况等因素影响。假设法院居中公正裁判，投保方欺诈金额=（索赔金额-判决金额），保险公司惜赔金额=（判决金额-愿赔金额）。

1. 保险单信息。保险金额直接关系到被保险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保险补偿，对索赔人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保险费是投保人直接支出的货币成本，索赔额大小决定投保方能够在多大范围内收回成本。理性索赔人，既要弥补保险费，又要尽可能获取较高的保险赔偿金。保险公司理赔时，也不会忽视保险金额、保险费因素。

2. 投保方特征。投保方特征包括性别、年龄、职业等。理赔诉讼花费相当的时间、精力，能否获得法院支持也存在不确定性。若索赔人拥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可能更偏好诉讼。业余时间长短以及工作外精力与面对的压力直接相关，若索赔人压力较小，可能更乐于诉讼。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段索赔人，业余时间以及工作外精力差异很大，面对压力不同，必然影响索赔金额的提出。不同性别风险厌恶程度存在差异，对索赔金额提出也会产生影响。保险公司理赔时，会认真考虑索赔人性别、年龄、职业等特征，估测其面对压力、风险偏好等因素，提出愿赔金额。

3. 保险公司类型。保险公司根据属性有多种划分方法。根据出资者国籍分为中资公司和外资公司，中资进一步分为国有控股公司和股份制公司。根据管辖级别，分为地市分公司和区县支公司。不同保险公司，经营理念、价值观存在差异，面对投保方索赔金额可能采取不同应对措施，进而影响愿赔金额的提出。

4. 案件情况。案件情况，包括保险事故、诉讼参与人、法律适用等。投保方索赔诉求能否得到保险公司认可，关键在于发生事故是否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若系免责范围，可能面临拒赔。投保方是否遭受直接的身体伤害，对索赔金额也会产生影响。若投保方遭受直接的身体伤害，可能为急于获得赔付而接受保险公司较低的赔偿金额；也可能提出更高的索赔金额，以弥补自身伤害。投保方索赔有时非独立完成，亲戚、朋友、同事等非律师参与或律师参与对案情可能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2009年10月1日新《保险法》实施，强调保护投保方利益，索赔金额可能会提高，也可能因为法律对其加强保护而减少不诚信行为。保险公司理赔时，会认真考虑保险事故、诉讼参与人、法律适用等情形。

（二）样本和数据

本文样本来源于课题组对国内10多家法院的实证调研，共获取2000—2011年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理赔诉讼案件175例，剔除5个信息不全的案件，最终形成有效样本170例。本文不存在投保方故意编造或制造保险事故的硬欺诈情形，所有事故真实发生，争议点在于是否在保险责任范围以及应获多少赔偿。

从保险单信息、保险公司类型、投保方特征、案件情况4个维度设置变量（见表1）。

（三）模型设计

本文对调研所得数据，分别进行描述性统计及回归分析，以探讨投保方欺诈金额、保险公司惜赔金额的影响因素。其中，回归分析涉及的基本模型如下：

Y=？茁0+？茁1X+？茁2D+？着

其中：Y为被解释变量矩阵，即投保方欺诈金额、保险公司惜赔金额；X为解释变量矩阵，即投保方索赔金额或保险公司愿赔金额；D为变量矩阵，即保险金额、保险费、保险事故类型、保险事故程度类别、诉讼参与人类型、是否适用2009年新保险法、保险公司类型、投保方特征等；？茁0、？茁1、？茁2是回归系数矩阵，？着表示随机误差。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全部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见表2）。投保方索赔金额（54 259.80元）远大于保险公司愿赔金额（6 254.99元），前者是后者的8.67倍。法院判决金额（32 994.64元），介于索赔金额和愿赔金额之间，欺诈金额（36 150.77元）低于惜赔金额（39 187.42元）。

高保险金额、高保险费对应高欺诈金额、高惜赔金额，低保险金额、低保险费对应低欺诈金额、低惜赔金额。国有控股公司欺诈金额（38 732.08元）大于股份制公司，但股份制公司惜赔金额（40 891.75元）高于国有控股公司；地市分公司欺诈金额（44 289.95元）大于区县支公司，但区县支公司惜赔金额（47 428.49元）高于地市分公司。

从投保方特征看，男性欺诈金额（34 284.5元）、惜赔金额（35 190.3元）均低于女性；年龄51～60岁欺诈金额（95 534.42元）、惜赔金额（87 128.91元）均高于其它年龄组，年龄61～70岁欺诈金额（19 333.33元）最低，年龄21～30岁惜赔金额（15 075.75元）最低；农民欺诈金额（40 119.02元）最高，工人惜赔金额（48 362.27元）最高，职员欺诈金额（15 757.93元）、惜赔金额（11 558.26元）均最低；未婚欺诈金额（25 440.74元）、惜赔金额（7 666.67元）均最低，离丧欺诈金额（50 836.77元）、惜赔金额（70 530.25元）均最高。

从案件情况看，北京欺诈金额（60 956.34元）远甚于外地，但外地惜赔金额（42 588.97元）远甚于北京，省会城市欺诈金额（53 038.41元）远甚于中小城市，但中小城市惜赔金额（40 882.17元）甚于省会城市，东部地区欺诈金额（55 762.31元）、惜赔金额（53 410.63元）均甚于中西部地区；工伤欺诈金额（60 956.34元）最高、惜赔金额（19 378.38元）最低，交通事故非机动车伤害惜赔金额（53 410.63元）最高；残疾欺诈金额（53 038.41元）最高，伤害惜赔金额（42 588.97元）最高；非律师参与欺诈金额（39 525.09元）甚于律师参与，但律师参与惜赔金额（48 552.94元）甚于非律师参与；新法实施后欺诈金额（43 313.03元）、惜赔金额（43 112.37元）均高于实施前。

四、回归分析

为避免多重共线性，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以对因变量贡献最大的自变量所对应的回归方程为基础，按自变量重要性大小为顺序逐个引入其余的自变量。

（一）投保方欺诈金额的影响因素

以欺诈金额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因模型存在异方差，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对其进行修正，修正结果见表3。从R2可知模型拟合程度较好，经检验，模型不存在异方差与多重共线性，且模型通过了F检验，在整体上是显著的。从单个变量的P值看，模型中所有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5%的置信度水平下显著不为0。索赔金额回归系数为0.257 055，欺诈金额与索赔金额正相关，符合经验预期，索赔金额越高，欺诈金额越大。保险费回归系数是1.921 283，欺诈金额与保险费正相关，投保人缴纳的保险费越高，欺诈金额越大，可能是索赔人试图通过欺诈捞回缴纳的保险费成本，同时获取较高的保险赔偿金额。北京回归系数为30 037.73，北京欺诈金额比外地平均高30 037.73元，可能是北京经济更发达，高房价、高工作强度、高消费等压力较大，在这样环境中的索赔人欺诈思路更加发散，欺诈手段更加隐蔽，例如相当数量的北京被保险人意外伤害住院后，连带检查、治疗疾病或使用一些不必要的、昂贵的药物，将医疗、医药费用合在一起向保险公司索赔，但这种夸大索赔额的软欺诈在外地较为少见。年龄61～70岁回归系数为-25 205.32，年龄61～70岁欺诈金额比其他年龄段平均低25 205.32元，可能是年龄61～70岁多属退休群体，较稳定的养老金收入以及较丰富的人生阅历使得他们心态更为平和，经济压力较小。残疾回归系数为10 850.19，残疾欺诈金额比其他伤害平均高10 850.19元，由于残疾后续治疗及康复费用较高，根据保险条款，保险公司仅对7级以上伤残支付保险金，索赔人为获得伤残保险金往往夸大伤残程度。新法实施后回归系数为-10 179.72，新保险法实施后欺诈金额较实施前平均低10 179.72元，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新保险法突出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的规定，法院判决金额提高，进而索赔与判决差额变小。

（二）保险公司惜赔金额的影响因素

以惜赔金额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因为模型存在异方差，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对其进行修正，修正结果见表4。从R2可知模型拟合程度较好，经检验，模型不存在异方差与多重共线性，且模型通过了F检验，在整体上是显著的。从单个变量的P值看，所有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5%的置信度水平下显著不为0。愿赔金额回归系数为-0.816 210，惜赔金额与愿赔金额负相关，符合经验预期，保险公司愿赔金额越高，惜赔金额越小。保险金额回归系数为0.228 215，惜赔金额与保险金额正相关，保险金额越高，惜赔金额越大，可能是高保额保单一旦出险，保险公司将面临高额赔付压力。北京回归系数为-30 137.50，北京惜赔金额比外地平均低30 137.50元。地市分公司回归系数为-15 538.49，地市分公司惜赔金额比区县支公司平均低15 538.49元，可能是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历史、人文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北京保险公司、地市分公司理赔人员业务素质明显强于外地保险公司、区县支公司，对保险法关于被保险人告知、免责等规定理解得更加全面、透切。死亡回归系数为12 451.09，保险公司对死亡惜赔金额比其他伤害平均高12 451.09元，因为死亡保险赔偿金远高于一般伤害、伤残，保险公司为减少高额赔付压力而惜赔。中毒、溺水回归系数为103 535.3，保险公司对中毒、溺水事故惜赔金额较其他事故平均高103 535.3元。年龄51～60岁回归系数为32 857.77，保险公司对年龄51～60岁惜赔金额较其他年龄段平均高32 857.77元，可能是年龄51～60岁临近退休，索赔心态较为平和；仍需继续工作，无暇与保险公司讨价还价，弱化其谈判能力，保险公司愿赔金额较低，进而惜赔金额大于其他年龄组。新法实施后回归系数为14 150.82，新保险法实施后保险公司惜赔金额比实施前平均高14 150.82元，这源于新保险法增加保险公司义务的规定，法院判决金额提高，进而判决与愿赔差额变大。

五、结论和建议

通过对2000—2011年实证调研的170个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理赔诉讼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回归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四点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1. 投保方索赔金额远大于保险公司愿赔金额，法院判决金额介于索赔金额与愿赔金额之间，惜赔金额大于欺诈金额。媒体关于保险公司理赔败诉报道一定程度上反映保险惜赔的客观事实，建议保险公司谨慎对待投保方索赔行为，仔细甄别欺诈和诚实索赔，避免因欺诈识别错误而背负惜赔恶名。

2. 投保方欺诈金额与索赔金额、保险费正相关，北京甚于外地，年龄61-70岁弱于其他年龄段，残疾甚于其他伤害，新法实施后弱于新法实施前。投保人缴纳保险费对欺诈金额影响最显著，建议索赔人调整心态，诚信、理性索赔，保险公司深入研究并总结索赔欺诈规律，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

3. 保险公司惜赔金额与愿赔金额、保险金额正相关，北京弱于外地，地市分公司弱于区县支公司，死亡甚于其他伤害，中毒、溺水甚于其他事故，年龄51-60岁甚于其他年龄段，新法实施后甚于新法实施前。保险金额对惜赔金额影响最为显著，建议保险公司正确对待承保保单的保险金额，外地保险公司、区县支公司努力提高理赔人员业务素质，不再片面、机械地理解保险法律关于被保险人告知、免责等规定，代之以全面、整体、诚信理解。渠道主要有二：一是引进高素质理赔业务人才；二是借鉴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市公司集中理赔”的做法，地市分公司统一处理下辖区县支公司理赔业务。

4. 新法实施后欺诈金额比新法实施前平均低10179.72元，新法实施后惜赔金额比新法实施前平均高14 150.82元，说明新保险法实施后投保方欺诈金额下降、保险公司惜赔金额增加，这是由于法院判决时充分考虑了新保险法突出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增加保险公司义务之规定，法院判决金额提高，新《保险法》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效果初步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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