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台文化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闽台文化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本届论坛以“两岸同根、闽台一家”为主题，溯姓氏之源流，传华夏之文明，架宗亲交流之桥梁，谋两岸百姓之福祉，通过“姓氏与中华传统文化专题讲座”、海峡百姓“百幅”书画展、两岸各同姓氏宗亲对接等活动，增进两岸同胞的血脉亲情，汇聚两岸同胞共同力量，同促两岸和平发展，共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

自2007年以来，海峡百姓论坛已先后在福建福州、台中、福建泉州、台湾高雄、福建漳州成功举办。通过这个平台，两岸已有近百个姓氏团体进行双向互访，联谊交流，共举办闽台族谱展40多场，姓氏学术研讨会40多场。论坛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福建省海外联谊会、台湾两岸和平发展论坛等单位联合主办，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台湾百姓文化交流协会具体承办。

开幕式“闹”得喜气洋洋

追本溯源、寻根问祖是中华民族的习俗与传统。

6月22日，第6届海峡百姓论坛在高雄举行开幕式。两岸不分党派、不分颜色、不分层次的1500多位嘉宾代表，齐聚高雄圆山饭店，参加论坛的启幕仪式。舞狮队将会场“闹”得喜气洋洋，多幅体现中华民族“祖训宗规”、“族训家风”的书画作品悬挂会场内，与会嘉宾充满浓浓亲情的发言博得热烈掌声，最后全场合唱一曲《我们都是一家人》，把整个活动推向。

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福建省海外联谊会会长雷春美在开幕式上致辞时说，海峡百姓论坛凸显了“两岸同根，闽台一家”的主题。闽台姓氏的传承，真实反映了两岸同胞本是同根生、两岸一家亲的客观事实。两岸同胞是两岸关系发展的源头活水，应把对宗亲血脉的认同，转化为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行动，稳步推进两岸交流合作。

全国副会长杨毅周在开幕式上致辞时说，中华姓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延绵不绝五千年的重要因素，记录着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承载着中华民族发展的基因，为中华文明兴旺发达的重要基础；记录着两岸同胞的血脉传承，储存着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凝聚着两岸同胞共同的族亲认同。他说，2008年以来，在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在各主办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海峡百姓论坛已经成功举办5届。民对民、姓对姓、宗对宗的联谊活动，展现了“两岸同根，闽台一家”的强大亲和力，彰显了中华姓氏文化的强大向心力，加强了两岸同胞的宗亲意识，激发了两岸同胞的寻根热情。海峡百姓论坛，成为两岸乡亲寻根的重要平台。

海峡百姓论坛让两岸亲上加亲

台湾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召集人吴荣元表示，海峡百姓论坛轮流在两岸举办，让两岸民众“越走越亲、亲上加亲”，这在当前巩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阶段特别重要。今年5月13日，集合多家台湾民间团体的力量，“台湾百姓文化交流协会”正式成立，今后将为更多台湾基层民众参与海峡百姓论坛构建了平台。

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荣誉会长庄亦贤认为，海峡百姓论坛创办至今，参与人数一届比一届多，以两岸宗亲热络交流的事实，生动诠释了“两岸一家亲”的理念。论坛以两岸基层民众为主体，以姓氏血缘为纽带，成为广受两岸民间欢迎的交流平台。论坛先后促成480多万台湾同胞前往大陆寻根谒祖，其中不少人成功找到自己的祖籍地。

台湾两岸关系发展促进会是本次论坛的台湾主办方之一，该会理事长郑昭明告诉记者，此次岛内有60多个姓氏的宗亲代表参与盛会，总人数已突破1000人。他将中华民族比喻成一棵大树，“台湾同胞根在大陆，到台湾发枝散叶，两岸同胞在文化、血缘上密不可分”。郑昭明认为，此次海峡百姓论坛的各项活动是真正深入民间，深入基层，尤其是21日在高雄师范大学举办的“姓氏与中华传统文化”专题讲座，吸引了南台湾300多位高校学生参加，说明中华传统文化已在年轻一代身上扎根。

成为两岸乡亲寻根的重要平台

姓氏的联结就是寻根活动，寻找血缘的源流，生命的底蕴，认同的归宿，以达到两岸一家亲的生命共同体的认同。为此，杨毅周提出希望说，寻根，还要向中原地区纵向延伸。我们的姓氏，多数源之于河南、山西、陕西、山东等地。在促使闽台、粤台姓氏对接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继续延伸，去寻找我们姓氏的最初起源，抵达最早的姓氏出生地，共同敬仰我们那些姓氏的先祖；寻根，要向青少年深耕。姓氏的联结，就是生命的传承。要加大力度教育两岸青少年的姓氏文化知识，加大力度培育两岸青少年的姓氏文化认同，使中华姓氏文化的精神能够不断地得到传承和发扬；寻根，要向社会大众传播。可组织同宗同亲的姓氏，通过旅游、交流、访问的方式，努力开展寻根问祖朔源活动，让我们的寻根活动更加丰富多彩，更具有广泛性和可持续性。

台湾两岸关系发展促进会连续6届承办海峡百姓论坛，其理事长郑昭明表示，数百年来，台湾同胞返回大陆寻根谒祖之风连绵不断。论坛深入民间、深入百姓，促进两岸宗亲、文化交流，期待论坛越办越好，让两岸民众紧密相连。

篇(2)

对泉州民歌研究 文 章 来 源 w w w . 3 e d u . n e t

长期以来,闽台海峡两岸以及东南亚等世界各地闽南语系地区的闽南同胞都非常喜爱并传唱闽南语歌曲。谈到闽南语歌曲人们会立刻联想到台湾的闽南语歌曲,如《爱拼才会赢》、《车站》、《烧肉粽》、《金包银》等,但作为闽南语歌曲源头之一的泉州传统民歌却鲜为人知。

泉州是我国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我国着名的侨乡和台湾汉族同胞的祖籍地。勤劳善良的泉州人民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集体创作了《灯红歌》、《十步送哥》、《王大姐》(又名《四季歌》)、《病囝歌》等众多“原生态”的闽南民歌,但是这些原汁原味的闽南民歌在福建本土却很少有人演唱,年青一代知之甚少。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王耀华等学者搜集整理研究了泉州部分闽南语民歌,但研究成果比较分散,主要以记谱为主,较少对音乐区域色彩特点进行分析。本文以泉州民歌做为研究对象,从民歌分类和音乐特点等角度探讨其所具有的地方区域色彩。这些泉州民歌不仅脍炙人口,而且随着移民远播台湾及东南亚地区,是当代闽南语音乐创作和音乐教育的丰富素材。因此这一课题对于闽台文化的研究、加深海峡两岸骨肉之情以及保护民歌的“生态文化”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歌种分类

泉州地区包括泉州市、惠安县、南安县、晋江县、永春县、安溪县、南安市、晋江市和石狮市等。泉州依山面海,境内山峦起伏,海域面积广阔。由于长期海上交通的发展,许多泉州人漂洋过海到异邦谋生或往台湾开拓定居,使泉州旅居海外的侨胞和港澳同胞达七百多万人;而目前在台湾的二千多万汉族同胞中,祖籍泉州的占44.8%,约有八百多万人①。泉州在特定的文化地理环境孕育下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闽南语歌种,有渔民号子、过番歌、茶歌、童谣、习俗歌、情歌等。

1.渔民号子:主要分布在晋江、惠安、石狮等地。这是伴随着泉州人民长期“以海为田、以海为生”的渔业生活产生的,这些带有闽南方言韵味的口语化旋律久而久之形成了具有闽南人特有开拓精神的渔民号子,如惠安的《划桨号子》,崇武的《摇橹号子》,晋江永宁的《渔民号子》、《车网》、《拔帆》、《拉舢舨》,石狮的《船渔号子》等。这些劳动号子反映渔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表现他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但是这些旋律音调在现今的渔民生活中已经不再传唱了,在上个世纪还能够听到的曲调现在已经基本消失了。

2.茶歌(褒歌):主要分布在安溪、永春、德化、南安等茶区,在当地也称“褒歌”,是茶乡男女青年在对唱中表达互相爱慕、互相赞扬的一种口头歌谣形式。闽南是中国乌龙茶的主产区,号称“中国乌龙茶之乡”,闽南地区的茶歌是茶区人民在采茶、制茶的劳动生活中,触景生情,即兴编唱,创作出优美动听的闽南茶歌调。如安溪的《采茶歌》、《请茶歌》、《手提茶卡系身腰》、《日头出来红绸绸》,南安的《芹山采茶歌》、《手掼茶篮挽茶叶》、永春的《茶山闹葱葱》等。根据蓝雪霏老师的研究和洪惟仁先生的多媒体光盘《台北褒歌之美》中对台北茶区的调查资料,台湾褒歌的节奏及其旋律基本构架是由闽南安溪一带山地的挽茶相谑歌发展而来,还有台湾歌仔戏也吸收安溪褒歌的曲调使之成为歌仔或歌仔戏的曲牌,如台湾歌仔戏艺人“矮子宝”演唱的“卖药歌”采用的就是安溪褒歌典型的旋律。

3.习俗歌曲:是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歌唱的,流传比较广泛的一种抒情小曲。泉州习俗歌曲内容丰富,主要有《王大姐》、《灯红歌》、《冬丝娘》、《采莲歌》(又名《唆啰嗹》)、《番客歌》、《打花鼓》、《长年歌》、《哭梧桐》、《病囝歌》等。《灯红歌》表现了闽南地区人民在除夕夜、初五夜及元宵夜通宵点烛台、顶炉烧香的习俗,采用一领众和的演唱形式,表现佳节的祥和与欢乐的气息。

4.过番歌:以反映出国背景、海外劳动生活以及侨眷生活为内容,如《雪梅思君》、《番客歌》、《父母主意嫁番客》等,这些闽南语民歌不仅在闽南侨乡广为传唱,而且在东南亚各国聚居地几乎家喻户晓。传播海内外的《番客歌》就是侨乡歌谣的代表作。

二、外来小调的变异性

泉州传统民歌除了本地特有的闽南旋律曲调以外,还有一些是外来的小调类民歌。这些民歌传入泉州地区后,往往融入了闽南人民所习惯的调式、旋法与音阶等音乐语汇,符合了闽南人民的文化地域特色和审美习惯。如江苏小调《孟姜女》、安徽的《凤阳花鼓》和北方的《苏武牧羊》等。“孟姜女调”,又称“春调”、“梳妆台”、“十杯酒”、“尼姑思凡”等,是我国流传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民间小调之一。“孟姜女调”传入泉州后,歌名由“孟姜女”改为“五更鼓”或“十步送哥”等。“五更鼓”在结构、调式以及音调等方面与“孟姜女”保持一致,但歌词内容则发生较大的改变。如下面泉州地区的《五更鼓》谱例,旋律骨干音与江苏《孟姜女》基本相同,各句落音均落在“商”、“徵”、“羽”、“徵”上,依旧采用起承转合的曲式结构,只在乐句进行中根据闽南唱词唱腔加入变化的因素:

1.歌词内容发生改变。“孟姜女调”一般采用“十二月体”或“四季体”,而流传在泉州地区的五更鼓调,则是以“更点”为顺序分节、分段,完整地咏唱出所要表达的主题内容。歌词按闽南方言诵读押韵,唱词从“一更”唱到“五更”,表现了月下一对青年男女私定终生的情景。

2.音阶形式发生改变:从音乐结构、旋律进行动向、骨干音看,显然是由“孟姜女调”变化而来的。在其变化过程中,音阶结构和旋法是起主导作用的,音阶结构变为徵、羽、变宫、宫、商、角、变徵、徵,旋律进行中常会出现闽南民歌特有的“变宫”、“变徵”旋律乐汇的润饰,从而具有了闽南语民歌细腻、柔美、委婉动人的气质和韵味。

三、地域色彩

泉州地区的闽南语民歌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大部分的情歌、生活习俗歌曲纯美质朴、感情真挚、明亮欢快,与台湾日据以来创作的沉郁幽怨的闽南语歌曲有着本质的区别。1.泉州方言的影响:泉州民歌,是在借鉴古代方言歌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均用具有地方韵味的闽南语唱念。从歌词而言,其口头性和方言性特别强,方言俚语特别多。这些闽南语民歌不用方言念唱很难念出韵脚,在普通话中也很难念出相对应的字眼。泉州民歌曲调与泉州方言声调相互关联,曲调跟着声调走,声调融于曲调中。如泉州童谣《天乌乌》,歌词“天乌乌,要落雨,海龙王,要娶某,龟吹箫,鳖打鼓,水鸡扛轿目吐吐”,其中方言俚语较多,如“某”,闽南语中指代“妻子”、“水鸡”指代“田鸡”,旋律基本与念唱的音韵、声调的平仄走向相稳合。用闽南方言吟诵的音调与语调为旋律发展的基础,用“唱”的方式来“读”闽南方言文学歌谣,其音调基于歌谣诵读,音乐节奏基于歌谣诵读的节奏。

2.音列特征:泉州民歌一般以宫、商、角、徵、羽五声音列为基础,在旋律进行中常出现变宫(7)或变徵(#4)两个音,偶有出现清角音(4),从《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福建卷)上》的选曲谱例②分析中可以看出,清角出现的次数较少,属经过音或装饰音,变宫与变徵这两个变音在旋律中重复出现的次数较多,变声明显占着比较重要的位置。

3.变宫、变徵的旋律结构型态:由于变宫、变徵音加入的普遍性,泉州民歌形成一种在五正声基础上增加变宫、变徵音的旋律结构形态。如加入变宫音的泉州民歌《王大姐》:曲谱中由羽音上行到变宫再到羽音(lasila)是典型的泉州民歌旋律结构型态,这时的变宫扮演着装饰过渡的色彩,乐曲虽然是商调式,但却强调羽音的色彩,隐现羽调式,使旋律乐汇更加细腻,增添了抒情的性格。又如加入变徵音的泉州民歌《灯红歌》:曲谱中由商音或角音上行到变徵后再到角音(re或mi#fami)是另一种典型的泉州民歌旋律结构型态,音乐糅入泉州南音唱腔行腔的旋律色彩,风格上显得更加委婉柔美。

四、闽台戏曲对泉州民歌的吸收

闽台戏曲音乐在其发展过程中常常吸收闽南民歌(泉州民歌),其是闽台梨园戏、木偶戏、高甲戏、芗剧(歌仔戏)等戏曲音乐的重要来源之一。闽台戏曲常用的一些曲牌来源于闽南民歌(泉州民歌)曲调,或原曲引用,或摘取片段,或吸取其音调加以发展创造,而且常根据“生”、“旦”等不同角色的唱腔与故事情节来选择民歌旋律,由此演唱、编曲技术得到更加专业化的发展,从而使民歌的曲调更加规范和成熟。

1.吸收民歌曲调:闽台高甲戏、梨园戏、木偶戏、歌仔戏等戏曲音乐的唱腔中有相当一部分吸收了泉州民歌的曲调,特别是高甲戏中的丑旦戏中较多运用了民歌的曲调,如高甲戏《桃花搭渡》中采用了泉州民歌《大补缸》、《四季歌》、《灯红歌》、《花鼓调》、《乞食歌》(又名《七字调》)等,《管甫送》中采用了《十八步送歌》、《五更鼓调》,《唐二别妻》中的《病仔歌》、《跪某歌》等曲调。台湾歌仔戏中所运用的《七字子》、《送歌调》、《长工歌》、《五更鼓》、《苏武牧羊》、《跪某歌》等,与泉州民歌基本旋律框架相似。 这些民歌被闽台戏曲音乐吸收后,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远播台湾及东南亚地区。民歌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它“流失”得最厉害。作为一种文化生态,它被改变得最严重。但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我们更应该首先为恢复它的“生存权”而竭尽全力。④就像 对泉州民歌研究 对泉州民歌研究 ：小学音乐论文：音乐课堂教学过程 我国民族音乐的形成与特点 音乐鉴赏教学中的创造性思维培养

篇(3)

【关键词】梅仙信仰；正统性；区域社会

近年来，民间信仰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并取得了丰富成果。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如民间信仰的正统性、与区域社会的关系都有不少著作和论文。笔者着力探讨梅仙信仰的流传情况。梅福是道教诸仙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原是汉成帝时南昌尉，因不满王氏而上书指陈政事，并请封孔子后人，在上书不纳后，继而弃家求仙。梅仙信仰发源于江西南昌，进而逐渐向江西的其他地区以及江西之外的地区传播。

目前学界对梅仙信仰的研究有：宋常恩撰《寻找梅山教法主和梅山地址》根据《道藏》和方志中的材料，试图将梅山教与梅福联系起来，但并未得出确切结论；从作者所列史料看，湖南、福建等地也存在梅仙信仰，因此可以进一步探讨梅仙信仰的流传范围。李俊清撰《〈梅仙观记〉考辨》，从编者和成书年代两方面对《道藏》中所收《梅仙观记》进行考辩，并指出其史料价值，认为《梅仙观记》是目前所见唯一较为系统的记录梅福修炼成仙过程的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但作者未探讨梅仙信仰的形成与传播。俞志浩撰《梅福教民学染衣》讲述了流传于浙江横溪俞山村一带的梅福教民学染衣的故事，此后村民奉梅福为染匠的祖师并对其进行纪念。这个表明梅仙信仰已经流传到浙江一带，但作者在文中并未深究，还须后人进一步探讨。现如今针对梅仙信仰的正统性与区域社会的关系，对民间信仰的正统性及其与区域社会的关系进行简单回顾。

一、民间信仰的正统性问题

探讨民间信仰的正统性，有助于了解官方对神灵的态度。学界通常用“正祀”、“祀”来界定神灵的合法性九十年代以前国家与祠神信仰研究的状况，蒋竹山在《宋至清代的国家与祠神信仰研究的回顾与讨论》一文中已有详细的论述。神明的标准化最早由华生提出来，华生于1985年发表的《神的标准化：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对崇拜天后的鼓励，960-1960》以香港新界天后崇拜为例，探讨了文化标准化的过程中，国家如何去鼓励神明的推广和标准化。自此后，神明的标准化的概念经常被提及。科大卫、刘志伟《“标准化”还是“正统化”？――从民间信仰与礼仪看中国文化的大一统》围绕对华生理念及“华生专号”的几篇文章，讨论了地方信仰仪和仪式所体现的地方传统多元性和中国文化大一统之间的关系。文中提及由标准化到正统化及正统化的建构。

关于正统性问题的研究还有：韩森《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认为由朝廷对神赐封封官职，得到国家的承认，列入祀典是其被鉴定合格的标志。而未被列入祀典者被称为祠。王健《祀典、私祀与祀：明清以来苏州地区民间信仰考察》认为正祀和祀之间还存在一个可以称之为私祀的民间神的生存地带，国家在合理的范围内允许其存在。皮庆生《宋人的正祀、祀观》阐述了宋人对正、祀的划分标准并反映了宋代国家与民众祠神信仰的关系。路遥《中国传统社会民间信仰之考察》阐述了正、祠的内容发展史，并讨论了国家对其的态度。

民间信仰的正统性问题，经过学界的不断探索，从最初华生提出的神明标准化，到正统化，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也说明学界关于正统化的概念在不断的完善，并且学界研究把民间信仰的正统化与区域社会逐渐结合起来。

二、民间信仰与区域社会的关系问题

民间信仰是社会的组成部分，通过探讨二者的关系，有助于了解区域社会的运作模式。学界对民间信仰与区域社会关系的研究，通常从个案出发，通过对个案的分析，来了解该地区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运作。目前学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很多，以下列举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

蒋竹山《宗教史研究的文化转向：近来宋至清代的民间信仰研究再探》对民间信仰、地方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陈春生的两篇文章《信仰空间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樟林的神庙系统为例》和《“正统”神明地方化与区域社会的建构――潮州地区双忠公崇拜的研究》都是从个案出发，透过信仰的地方化，来看地方社会的变动。

范正义《民间信仰与地域社会――以闽台保生大帝信仰为中心的个案研究》以闽台保生大帝为个案，探讨民间信仰与地域社会之的互动关系，并进一步去探讨地域社会的运作模式。何敦培《湖南民间信仰及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通过湖南地区民间信仰的庙宇、信奉对象、信仰的主要特征，来看民间信仰对现代社会的互动关系。朱钦胜、凌焰《区域社会与民间信仰――萍乡张相公信仰的初步考察》通过探讨萍乡张相公信仰由村落神向区域神转变的过程，来看张相公信仰在地方社会的经济和文化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叶涛《碧霞元君信仰与华北乡村社会――明清时期泰山香社考论》通过探讨碧霞元君和泰山香社的繁盛，来看民间信仰自身发展的规律以及朝廷对待民间信仰与宗教的态度，进而可以看出朝廷对民间社会的政策。王守恩《社会史视野中的民间信仰与传统乡村社会》讨论了民间信仰与当地生态、生产生之间的互动关系。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较为清晰的了解到当今学界对民间信仰的正统性问题及其与区域社会的关系的研究状况。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将梅仙信仰的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并进行相应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宋常恩.寻找梅山教法主和梅山地址[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4）.

[2]李俊清.梅仙观记考辨[J].世界宗教研究，1997（4）.

[3]俞志浩.梅福教民学染衣[J].宁波通讯，2005（6）.

[4]（美）华生.神的标准化：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对崇拜天后的鼓励[A].（美）韦思谛编，陈仲丹译.中国大众宗教[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5]科大卫，刘志伟.“标准化”还是“正统化”？――从民间信仰与礼仪看中国文化的大一统[J].历史人类学学刊，2008（6）.

[6]（美）韩森.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M].包伟民，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7]王健.祀典、私祀与祀：明清以来苏州地区民间信仰考察[J].史林，2003（1）.

[8]皮庆生.宋人的正祀、祀观[J].东岳论丛，2005（4）.

[9]蒋竹山.宗教史研究的文化转向：近来宋至清代的民间信仰研究再探[A].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民间”何在，谁之“信仰”[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0]路遥.中国传统社会民间信仰之考察[J].路遥等.中国民间信仰研究述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11]陈春声.信仰空间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樟林的神庙系统为例[J].清史研究，1999（2）.

[12]陈春声.“正统”神明地方化与地域社会的建构――潮州地区双忠公崇拜的研究[J].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2）.

[13]范正义.民间信仰与地域社会――以闽台保生大帝信仰为中心的个案研究[D].厦门大学，2005.

[14]何敦培.湖南民间信仰及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J].民族论坛，2008（10）.

[15]朱钦胜，凌焰.区域社会与民间信仰――萍乡张相公信仰的初步考察[J].江西社会科学，2009（2）.

篇(4)

【论文关键词】海峡西岸经济区；福建经济；海西

一、海西建设的含义

海峡西岸经济区，简称“海西”，是指台湾海峡西岸，以福建为主体包括周边地区，南北与珠三角、长三角两个经济区衔接，东与台湾岛、西与江西的广大内陆腹地贯通，具有对台工作、统一祖国，并进一步带动全国经济走向世界的特点和独特优势的地域经济综合体。它是一个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综合性概念。经济区以福建为主体涵盖浙江、广东、江西3省的部分地区，人口约为6000～8000万人，预计建成后的经济区年经济规模在17000亿元以上。它面对台湾，毗邻台湾海峡，地处海峡西岸，是一个肩任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历史使命的特殊地域经济综合体，因此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海西建设对福建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福建处于海峡经济区的地理中心，具有山海人文优势，又有丰富的港口资源，还有广阔的腹地，发展潜力很大。这几年来，经济快速发展，基础设施逐步完善，社会事业发展较快，城市布局趋于合理，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区域。随着海西建设步伐的前进，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一）外贸增长的可持续力

今年初以来福建省外经贸在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加快结构调整步伐，进一步带动了外经贸各项指标的快速增长。拉动出口增长的动力不仅来自于传统商品和传统市场，也来自于新兴市场和高新技术产品。在传统市场方面，除了对美国、欧盟出口同比增长33.1%和42.1%外，更抓住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带来的零关税机遇，对东盟国家出口同比增长了50.7%，高于全国平均增幅4个百分点。在新兴市场方面，对拉美、中东、非洲、南亚、独联体、澳新等新兴市场总体出口33.39亿美元，同比增长59.2%。

（二）外商投资步伐快

随着海西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国外资本在后危机时代看好这块热土，加速在福建省投资布局的步伐。来自省外经贸厅的统计数据表明，一季度，全省共新批外商投资项目250项，同比增长33.7%；合同外资按历史可比口径为27.1亿美元，同比增长66.2%，按验资口径为17.3亿美元，同比增长87%。

今年初以来福建省各地引进外资形势喜人，不少地方合同外资同比实现了3位数的增长，有的地方一季度就已超额完成全年计划任务。福建省外资的迅速增长，主要得益于海西建设的扎实推进，海西效应的不断拓展。福建省各级各部门抓住国家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支持海西建设和国际经济回升向好的有利契机，完善招商引资奖惩机制，创新招商引资工作，强化专业招商队伍，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三）加宽金融服务的范围

福建将积极引进台湾金融机构来闽设立分支机构或参股福建企业，推动福建地方性金融机构赴台设立分支机构，促进两地金融机构互设。推动设立两岸合资的海峡投资基金和两岸股权柜台交易市场。争取扩大两岸货币双向兑换范围，从原有沿海一线5市扩大到全省。推动两岸银联卡联网和通用，积极开办新台币离岸金融业务。

三、海西建设对福建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一）经济转变发展方式的缓慢

长期以来，基于经济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及整体技术水平的限制，福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和物质消耗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也因此一贯呈现出高投入、高增长、低效益、高污染的典型粗放式增长特征。随着海西建设步伐的前进，对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已刻不容缓，遗憾的是，尽管福建在转变发展方式上也做过不少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由于海西建设破在眉睫，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快的经济发展阶段，有些政府和企业求好心切，往往顾虑不周，和以往一样，想通过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来换取高增长的发展惯性依然严重，从思想上忽视经济增长质量、忽视生态环境成本，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出口，过度依赖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发展，过度依赖物质投入的问题还十分突出。从投入和消耗来看，投入大、消耗多仍是当今福建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

（二）资本市场利用的不足

福建省在利用资本市场方面，与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大开发、大战略、大格局相比，与上海、广东等省市资本市场的发展态势相比，仍然相对薄弱。突出表现在：一是项目储备和融资能力有待提高。二是控股地位和竞争力有待加强。三是资本运作能力较弱，对外扩张能力有待提高。我省企业上市多年，除紫金矿业、兴业银行、厦门建发、永安林业、龙溪股份等公司进行资本运作并取得较好的收益外，大部分公司特别是国有企业偏居一偶，基本没有对外扩张的案例，不利于企业整合有效资源和做大做强。 转贴于

（三）闽台经贸失衡

对于“海西”能否吸引台商形成群聚效应、蔚为风潮，台湾有人并不乐观或持保守看法。他们认为，尽管福建省相对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在地理位置上更接近台湾，亲族关系也更密切和普遍，但始终受限于腹地纵深、交通和基础建设相对落后等因素。福建一向是战备最前线，故在基建和城市化等各方面都落后于长三角、珠三角，除了生产领域配套不足外，还缺乏广大腹地和市场。此外，从台商目前的投资取向和趋势，以及对在大陆的角色与布局的转变，“海西”对广大台商的诱因并不突出；随著大陆工资水平和购买力提升，除了高科技产业之外，许多台商的市场主攻点已逐渐转移至大陆内部，而非在国际市场竞争，尤其是民生用品制造业、服务业和零售业，因而闽台经贸交流合作在两岸经贸发展的全局上看，难以取得显著的优势。

四、如何进一步加快福建经济的影响

（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抵御国际市场风险、保持福建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迫切要求，是谋求后危机时期增强我省发展竞争力的迫切要求，是突破资源环境制约、提高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迫切要求，也是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使之更好更快发展的迫切需要。

（二）区域经济共同发展

进一步推进山海协作，加快山区发展步伐，缩小山海发展差距，利于沿海和内地山区按照生产力合理布局的要求；有利于冲破旧体制的束缚，克服条块分割、地区封锁的弊端，发展大生产、促进大流通，使山区和沿海各种生产要素顺畅流动，不断调整优化山海经济结构，拓展山海经济发展空间；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小康建设水平，加快海西建设进程，同时促进福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1、积极调整、优化山区经济结构

利用海西建设现阶段中福建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机会，要加快山区结构调整步伐，努力改造传统产业，继续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着力培育、扶持、壮大优势产业，提高山区企业的竞争能力。加强基础产业开发。根据国家对于海西经济区建设的产业政策，加大对山区矿产资源调查评价、勘查、开发、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政策支持力度。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省级各项涉农资金要重点扶持农业结构调整并向山区倾斜。

2、切实加快山区基础设施建设

在海西建设规划中要优先安排山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高山区基础设施项目在全省项目规划中的比重。加大对山区项目前期工作的指导和投资力度。省级海西建设投资前期工作经费优先对符合条件的山区基础设施项目予以支持。公路建设要以高速公路、省级干线公路网和国防入闽通道建设为重点，全面提高山区交通运输能力。

3、扩大山区对外开放

在海西“热效应”中，趁机进一步加大山区对外招商引资力度，鼓励外商向山区投资。对外商在山区投资生产性企业项目建设用地，可采取协议出让方式提供土地使用权，并在出让价格上给予优惠，但出让价格在政府公布的基准价格浮动幅度内按低限确定。

（三）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福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的转变客观上要求福建资本市场在定位上的相应提升，即上升为海西资本市场。只有这样福建资本市场才能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配置，更好地为海西经济区建设服务。

海西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为辖区资本市场加快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资本市场要增强支撑和推动海西建设的能力，市场主体要积极呼应和主动融入海西建设。一是紧紧抓住国家完善资本市场结构的发展机遇，增强服务海西经济的能力。稳妥推进闽港闽台证券业交流合作。二是全面推进市场组织力建设，健全市场体制机制。三是加强常规监管，夯实规范发展基础。四是全力做好维稳工作，保障市场安全稳定运行。强化证券期货行业信息安全工作。应积极鼓励和支持经营规范、业绩良好的上市公司充分运用新的融资工具和方式拓宽融资渠道，筹措发展资金；积极鼓励控股股东通过收购兼并、定向增发、资产重组等方式，向上市公司注入优质资产或实现整体上市[12]。

篇(5)

福建目前有三所高校设置舞蹈学专业：福建师范大学、国立华侨大学、泉州师范学院，这三所学校均是以舞蹈教育为主要发展方向。以下分为两部分对这三所高校舞蹈学课程设置展开调查与分析。其一为课程结构及其学分要求；其二为学科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的统计。

（一）课程结构及其学分要求

（以华侨大学和泉州师院为例）华侨大学音乐舞蹈学院舞蹈学（海外教育）本科专业教学计划的学分分配：通过以上图表分析，其一在课程结构方面：由于两所高校的办学宗旨及生源不同，其课程设置的结构也不同。华侨大学直属于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学校本着“为侨服务”的宗旨，所以在课程设置上强调对外性，将课程的设置根据生源的不同分为境内生课程与境外生课程两部分。华侨大学在课程设置上虽然突出了学校的办学特色，但没有体现出专业方向的特点，笔者认为既然是舞蹈学（海外教育）专业，应在课程设置的科组分类上添加对外汉语课程和教师教育课程。泉州师范学院是地方高师院校，在课程设置上突出了其“师范性”，在舞蹈学专业的课程结构中添加了符合其发展的师范类课程，如教师教育类课程。但由于社会上紧缺复合型“一专多能型”舞蹈人才，笔者建议在课程设置的科组分类上添加跨学科课程选修课，以丰富学生的知识面；其二在学分要求方面：教育部公布了《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各高校要结合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要求，增加实践教学比重，确保人文社会科学类本科专业不少于总学分（学时）的15％。但以上两所高校在实践课程的设置均不达标，华侨大学舞蹈学专业的实践课程的学分占总学分的12.5%，泉州师范学院舞蹈学专业的实践课程的学分只占总学分的10.19%。

（二）学科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的统计（以三所高校为例）

1.学科基础课福建师范大学：舞蹈人文社会学、舞蹈人体科学领域的基础理论课程。人文社会学领域基本课程有：艺术概论、舞蹈艺术概论、中外舞蹈史、舞蹈名作赏析、舞蹈美学等。人体科学领域基础知识有：舞蹈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训练学、运动生物力学等。舞蹈专业技术课程有：芭蕾舞基础训练、中国古典舞身韵、中国民族民间舞（含福建民间舞）、现代舞、舞蹈编创、中国古典舞技巧等。华侨大学：舞蹈名作、舞蹈基础训练、艺术概论、舞蹈音乐、基础乐理、中国舞蹈史、华文教育概论、外国舞蹈史、舞蹈概论、节目排练、舞蹈编导、教育学、外国代表性舞蹈、视唱练耳。泉州师范学院：艺术概论、芭蕾基本功、舞蹈概论、舞蹈鉴赏、中国古典舞、中国民族民间舞、身韵。2.专业方向课程福建师范大学：主项提高选修课程分为三组：一是舞蹈教学训练，二是校园舞蹈与创编类，三是音乐基础理论。具体课程包括中小学校园舞蹈与创编、舞蹈表演与动作分析、音乐教学课件制作、乐理与视唱练耳、声乐表演、合唱指挥等。华侨大学：必修课程：中国民间舞蹈、中国古典舞蹈、现代舞。选修课程：中国音乐概论、中国诗词、毯子功、声乐、心理学、现代教育技术、舞台灯光与音响、舞蹈教育学、舞蹈评论、舞蹈录制等。泉州师范学院：必修课：实用多媒体辅助教学、钢琴、基本乐理、闽南民间舞、闽台舞蹈研究、泉州戏曲、舞蹈表演、舞蹈解剖学、音乐欣赏、舞蹈创编、现代舞蹈、欧美现代舞史、企业艺术实践、信息检索与论文写作。选修课：声乐、书法、合唱与指挥、中外影视作品欣赏、中外教育史、舞台化妆、舞台美术、古诗词赏析、音乐剪辑等。三所学校根据其所处特殊的福建地理位置及其闽文化，在学科基础课和专业方向课程的设置上，添置了区别于其他地区舞蹈学课程的特色课程（见文中黑体字）。譬如福建师范大学根据福建的地方特色开设了含福建民间舞的民族民间舞课程；华侨大学根据其办学宗旨开设了华文教育课程；泉州师范学院依据其泉州的地理位置开设了闽南民间舞、闽台舞蹈研究、泉州戏曲。它们的不足体现在：三所学校都应更加重视舞蹈理论课程，以此来区分高等舞蹈专业院校与高等普通高校舞蹈专业；区分舞蹈学专业与舞蹈表演、舞蹈教育等专业，以此提高舞蹈学专业的就业率。综上分析，福建高校的舞蹈学课程主要是就舞蹈学本身进行设置的，这本无可厚非。但随着形势的发展，舞蹈学教育越来越不适合市场发展需求，比如现阶段基础舞蹈教育越来越受欢迎，舞蹈学教育对此提及较少；其次舞蹈学教育以舞蹈为主，注意区分音乐学（舞蹈方向），但对音乐整体介绍较少，舞蹈专业学生的综合能力欠缺，影响学生的就业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因此，福建高校有必要在现有舞蹈学教育的基础上对课程设置进行优化和完善。

二、福建高校舞蹈学课程设置的完善

（一）课程设置应继续突出其“师范性”特征

大多数舞蹈专业学生的就业方向是中小学艺术教育，毕业生不仅要具备舞蹈的跳、编等技能，还要有基本的教学能力。舞蹈专业的课程设置要突出师范性，增加教育学、心理学、教材与教法等课程，尤其是中小学校园舞蹈与创编的课程。考虑到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综合性，舞蹈专业课程设置还应提高音乐理论的课程，更好地做到舞蹈与音乐的结合。课程设置上提高实践教学的比重，规范教育实习。实习期间多联系中小学教育实习培养和锻炼学生艺术教育能力，以便具备更好的就业能力。

（二）课程设置要以培养“一专多能”的实用型舞蹈人才为目标

“一专多能”是近年来高校体质改革进程当中提到最多的一个词，对于舞蹈学专业来说，“一专”就是在掌握舞蹈学基础理论知识的同时还要精通舞蹈专业技术，有一定的表演、编导和教学能力；“多能”是指在“一专”的基础上，还需要掌握一些与舞蹈相关的专业技能，例如基本乐理、伴奏、晚会策划、主持等。据近5年对国立华侨大学、泉州师范学院、福建师范大学3所学校的舞蹈学毕业生去向调查，发现具备“多能”的多面手学生在求职过程中要比“只专”的学生更为抢手。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社会，只会跳舞是远远不够的，在各个方面都能独当一面的全面型人才才能更好地适应就业市场的需求，因此，课程设置要以培养“一专多能”的实用型舞蹈人才为基本目标。

（三）课程设置要突出南音乐舞人才的培养

以华侨大学、泉州师范学院、福建师范大学为代表的福建高校舞蹈教育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拥有悠久的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优势。福建高校的舞蹈课程设置可结合本地舞蹈资源和人才资源优势开设南音乐舞方面的课程。南音作为中国古乐，由于其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被称为“中国民族音乐的根”，现已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在福建的闽南地区完整地保留这一传统乐种的表演形式。而有关南音乐舞方面的研究正逐渐被挖掘并日益受到重视。因此，开设南音乐舞课程既是传承本地舞蹈及艺术文化的需要，也是突出福建高校舞蹈学专业的特色课程，更是培养学生复合型能力的需要。

三、结语

篇(6)

关键词：《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经济发展、社会生活

一、引言

上世90年代伊始，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方向发生了区域转向，社会史研究不再局限于与国族史边界相同的空间范围，华北、江南、长江中下游等地理单位成为研究者择取的空间单位，不少研究在空间选取上出现越来越小的趋势。[1]区域选择的缩小，使研究者更专注于某一问题的研究，因此，作为社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广大历史学者号召“把历史内容还给历史”[2]口号的提出，区域史越来越多的受到关注，学界的研究视角也逐渐转移到下层民众的生活。在整个学界注重区域史研究的氛围下，产生了一批厚重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如以“华南学派”为代表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以科大卫、陈春生、郑振满、刘志伟等为代表，包括陈春声与郑振满合写的《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郑振满的《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刘志伟的《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户籍赋税制度的研究》及其与陈春声合编的《经营文化：中国社会单元的管理与运作》，赵世瑜的《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的早期发展，1918-1937》、《日常与狂欢：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等等。从研究内容来看，学界的关注较多的是下层社会的经济结构、文化动态、社会习俗和民间信仰等方面的内容。

中国社会学的开山之作――先生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下文简称《江村经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3月第1版）是研究区域社会的专著。全书以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为背景，以中国南方的一个小村庄为对象，就该地区的经济体系和社会生活结构作了详细的考察和细致的分析。

二、主要研究议题

《江村经济》共有十六个章节。首先，作者在第一章引言部分交待了本书的研究对象――开玄弓村，并交待了该村的地理状况、经济背景、村庄居民及选择这个调查区域的理由。作者所选择的调查地点叫开弦弓村，坐落于太湖东南岸，位于长江下游，在上海以西约八十英里的地方，其地理区域属于长江三角洲。这里的人们是以农业为主的，这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都用于种植水稻。人们还种植麦子、油菜籽及各种蔬菜，江河里还有鱼、虾、蟹及各种水生物，也都是当地的粮食。此外，桑树还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们靠它来发展蚕丝业。研究范围――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并指出，本书旨在说明一定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同时作者说明了采取这种小范围调查的用意，是对当前中国经济问题宏观研究的一种必要的补充。笔者认为这样的研究立意非常合理，可以使读者立足于实际的地点，把问题意识代入实际的问题中，加强读者对问题的理解与探讨。

全书的主体部分为第二章到十六章，探讨了该村庄的经济发展问题与社会生活的结构。作者在书中的前六章，主要论述了开弦弓村的地理环境和社会背景。作者从选择开玄弓村的理由开始，对开玄弓村的地理状况及经济背景作了详细介绍。其次，作者从家庭关系、亲属关系、财产关系及村庄的邻里关系开始，对该村的居民生活状况进行了细致的论述。从第七章到第十六主要是探讨开弦弓村人的经济生活。作者从生活中最基本的消费开始，从住房、运输、衣着、营养、娱乐、礼仪开支等方面对该村居民的正常生活运作进行估算。其次，作者对该村居民的职业，包括农业、专门职业、蚕丝业、渔业等进行了详细介绍，探讨该村居民的收入来源及经济结构和发展状况。最后，从贸易和资金的角度来看中国农民是如何在农业之外进行商业运作。作者通过上述的探讨，试图勾勒出中国农村经济生活的变迁过程。

三、历史研究的一些方法

通读全书，笔者认为该书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视角独特，以小见大。本书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地方是作者从一个小型的地区着手，以小见大。通过研究中国南方的一个小村庄――开弦弓村农民的生活、消费、生产、分配以及交易，来探讨中国基层社区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从而反映了中国农村的基本情况。从这一点上来说，个人觉得作者的切入点非常巧妙，这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出于实际的考虑，作者把自己的调查限制在一个小的社会单位内来进行。一方面，调查者必须容易接近被调查者以便能够亲自进行密切的观察。另一方面，被研究的社会单位也不宜太大或太小，它应能提供人们社会生活的较完整的切片。村庄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具有特定的名称，而且是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因此，把村庄作为一个研究单位最为合适。

2、研究方法新颖。作者一改传统的搜集书本史料进行研究的方法，将自己置身于实地，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搜集第一手资料。这将社会史研究的“田野调查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做学问的方法，就是要深入实地，尽可能的回归历史现场，尽可能的获得第一手资料，简而言之就是要进行田野调查。此外，作者在界定调查区域的时候，很好的运用了“微型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给我们今后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可借鉴之处。

3、资料详实可靠，考证精良。作者是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获得第一手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和数据的分析，写成这本书。这使得本书得出的结论十分可靠。此外，作者在1936年第一次访问开弦弓村之后，又分别在1957年和1980年再次访问码了开弦弓村，并且把这后两次与第一次进行了对比。这就说明了，研究结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求我们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要在历史的发展之中寻找问题和寻找发现。同时也表明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已有结论反复验证，精于考证。

总而言之，《江村经济》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也是作者长期学术积累的成果，对读者了解中国农村的发展脉胳以及社会史区域研究具有相当的启发。书中所采用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该书是社会史研究领域值得关注的一部著作。

参考文献

篇(7)

一

《中国传统音乐概论》（王耀华主编，王耀华、杜亚雄编著，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2002年8月第3次印刷）由绪论、结语和四章十三节构成，其多元文化的观念和视角贯穿于全书各章节。

在第一章《中国传统音乐的源流》中阐述其来源时，就鲜明地提出了中国传统音乐的“三大来源”说，即中原音乐、四域音乐与外国音乐。

“中原音乐”，指的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发展起来的音乐。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黄河流域音乐文化。但是，实际上，汉族音乐文化也是古代华夏族和其他民族的音乐文化的长期交融中形成的。”

“四域音乐”，指的是“除中原华夏族所创造的黄河流域音乐文化以外的中华大地各民族的音乐文化。其中，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地区，与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发祥地。长江中游的楚文化中的音乐文化，色彩缤纷，独树一帜。同中原音乐并为上古中国传统音乐的表率，相互辉映，相互竞争、交融，进而衍生、发展。珠江流域的粤文化，西南各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西北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经由路途的对多种音乐文化传播、交融的作用，以及东北各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都为中国传统音乐的形成、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外国音乐”，书中所涉及的主要是印度佛教音乐和列入隋唐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中的“天竺乐”、“高丽乐”、“扶南乐”、“安国乐”及其乐器、乐律、音阶等的传入。这些外国音乐传入之后，逐渐与中国的固有音乐相融合，成为了中国传统音乐的组成部分。

这样的论述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不仅说明了中国传统音乐是由汉族和各个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同时也融入了周边邻国的音乐文化；不仅说明了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是多元的，同时也指出了汉族音乐文化的本身也是多元的。

第一章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源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予以观照，为全书立下了基调。在以后的各章节的叙述中，均体现出了作者的多元文化观念。如：

在第二章《中国传统音乐的构成》中论及各类民间音乐，尤其是民歌、歌舞、民族器乐和综合性乐种时，都列举了兄弟民族有代表性的音乐品种，其中在新立类的“综合性乐种”（指民间音乐中兼具两类及其以上特点的乐种）中更把藏族的“囊玛”和新疆维吾尔族的“木卡姆”与福建南音并立，对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音乐遗产等方面作了详细的介绍。在论及宫廷音乐时，依据不同朝代的具体情况介绍了宫廷音乐中的多元文化因素，如：“隋唐两代的宫廷音乐不仅继承了传统的雅乐，而且进一步吸收了四方兄弟民族音乐和外国音乐，先后组成了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坐部乐和立部乐，出现了大曲和法曲等乐曲形式”；清代的宫廷音乐中采用了不少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音乐和来自周边国家的音乐，书中记述了相关的音乐及其乐器，如满族的队舞乐、蒙古乐、瓦尔喀部乐以及回部乐、廓尔喀乐、朝鲜乐、安南乐、缅甸乐等。在论及宗教音乐时，除了阐述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及其音乐之外，同时以大量篇幅介绍了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及其音乐，其中对佛教音乐（包括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音乐）的阐述尤为详细，并论述了佛教对中国音乐的深刻影响与佛教音乐的华化过程，在论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音乐时，也注意到与中国音乐相融合、相适应的问题。

第三章论述“中国传统音乐的音乐体系和支脉”，进一步地以多元文化视角来细察中国传统音乐所使用的音乐构造和特征，并据此将其分成三个不同的音乐体系及其支脉。如果说，“三大乐系”（指中国音乐体系、欧洲音乐体系和波斯――阿拉伯音乐体系）的分类，源自于王光祈在《东方民族之音乐》中提出的将世界多民族音乐的体系归纳为“中国乐系”、“希腊乐系”和“波斯亚剌伯乐系”①的话，那么，对中国传统音乐三大乐系中的支脉划分则具有理论创新的意义。将《中国传统音乐概论》的两个版本（其初版本由王耀华著，台湾海棠事业有限公司于1990年9月出版）相比较即可发现，作者对支脉的划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初版本中只有中国音乐体系之下有九个支脉的划分，即：秦晋支脉、荆楚支脉、齐鲁燕赵支脉、吴越支脉、巴蜀支脉、滇桂黔支脉、闽台支脉、粤支脉与客家支脉；而到了修订本中，不仅在中国音乐体系之下增加为十二个支脉，而且在其他两个乐系之下也划分出若干支脉。对于中国音乐体系的支脉划分，除了对上述九个支脉的名称及范围略有变动（如变“荆楚支脉”为“荆楚武陵支脉”、变“粤支脉”为“粤海支脉”）之外，又新增了三个支脉，即：北方草原支脉、青藏高原支脉、台湾山地支脉；欧洲音乐体系之下划分为东部与西部两个支脉；波斯―阿拉伯音乐体系之下划分为塔里木、帕米尔与河中地三个支脉。对支脉的正确划分，于中国传统音乐平面的现状研究和纵向的历史研究（包括各支脉中民族及其音乐文化的溯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也说明作者观察、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视角进一步向多元文化延伸。

第四章从总体上来论述“中国传统音乐的艺术特色”，其中在分析音乐形态特征时，除了以汉族的音乐为例之外，也多处涉及到少数民族的音乐……

据上所述，《中国传统音乐概论》确实是一部全面贯穿多元文化理念和视角来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佳作。诚然，如苛刻要求的话，有些章节的内容尚有充实之余地。如在第二章《中国传统音乐的构成》中似应增加“祭祀音乐”的分类，祭祀音乐不仅存在于宫廷，更存在于民间；不仅存在于汉族，更存在于各少数民族之中。祭祀性的仪式本身即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而仪式中的音乐则更多的留存有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信息，是当前保护非物质文化的重要关注点之一。由于部分原始宗教音乐（如不少民族存在的萨满音乐）常被归为民间信仰或祭祀音乐，而《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中既没有祭祀音乐的分类，又不包括原始宗教音乐，因此，造成这部分重要的音乐文化被忽略。此外，“民间音乐”中少数民族的说唱音乐与戏曲音乐，“宫廷音乐”中的蒙古族与藏族的宫廷音乐，似应予以补充叙述；在阐述中国传统音乐中的理论部分时，少数民族中的重要音乐理论著作及其音乐思想（如出生于喀拉汗国的艾布・乃斯尔・法拉比著有《音乐全书》，藏传佛教萨迦派著名宗师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著有《论音乐》等②）也应予以重视。

二

以多元文化的理念和视角观察、研究、总结中国传统音

乐，不仅对音乐研究领域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实施多元文

化的音乐教育也有着重要意义。

多元文化因多民族的不同文化而构成。中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及其未划定民族的若干族群所组成的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也是多元一体的，中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这本来是客观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长久以来，我们的音乐界，却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被一元论的观念所束缚。一说到世界音乐，即以欧洲音乐为中心；一说到中国音乐，即以汉族音乐为中心。譬如，当前通用的“中国音乐史”，就很少涉及少数民族的音乐历史，几近“汉族音乐史”，直到近年来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的主持下，才开始编撰、出版《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③，至于编撰全面反映中华民族音乐历史的“中国音乐史”，恐尚待时日。当然，这之中不仅是观念问题，还有对复杂史料的掌握问题。但如果我们的音乐史学家们真正具有多元文化的理念，并以多元文化的视角来关注、搜集各民族的音乐史料，从总体上来研究中华民族音乐历史的话，那么上述的期待将一定会早日实现。

关于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问题，现在大家的关注点主要在实施世界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近年来，许多有识之士为在中国实施和发展世界多元文化教育已做了大量工作，翻译、介绍、发表了国外有关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著述，出版了《世界音乐》的教材，并在一些音乐院校开设了“世界音乐”的课程或讲座等等。这些工作当然是应该做的，它们对于推动和促进中国发展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但与此同时，我认为对中国本身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则应予更多的关注。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兴起及发展，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尽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在发达国家，与移民的大量涌入而构成民族的多样化有着直接关系；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则首先在于这些国家本土音乐文化意识的觉醒。毋庸讳言的是，在中国同样存在觉醒“本土音乐文化意识”的问题，而对人们认识众多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来说尤为如此。因此，在中国实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应把中国的与世界的多元音乐文化均包括在内，并遵循由近及远、亲疏沟通的原则。首先应在理念上充分认识中国本身是一个多元文化国家，中国的多元文化是世界多元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缺失中国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对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而言，不仅仅是极其不完善的，而且还有可能对发展中国音乐带来负面影响。所幸的是，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音乐教育工作者接受了多元音乐文化的观念，承认中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并在音乐教育实践中开始施行以加强本土（本民族、本地区）音乐为标志的多元音乐文化的教育。但迄今为止，能像《中国传统音乐概论》那样全面地以多元文化的视角来总结中国传统音乐的教科书实在太少④，相信在本书的启迪之下，一定会有更多的类似佳作问世。王耀华教授对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关注是全方位的，他不仅研究世界民族音乐，出版了《世界民族音乐概论》等教材⑤，更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中国的多元音乐文化的研究与教育上，为中国民族音乐事业与音乐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实践和经验，值得音乐教育界认真总结。

①四川音乐学院编《王光祈文集》,巴蜀书社,1992年3月版第204页｡

②田联韬主编《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上册第8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③袁炳昌､冯光钰主编《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上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

④《中国传统音乐概论》原本是为福建师范大学音乐系开设选修课而编撰的｡见该书“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