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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大众传播媒介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而诞生的。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在漫长的岁月中人们靠着表情动作来交流信息,直到15世纪才产生了技术上的真正突破——古登堡发明了印刷机。科技的进步带来大众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互联网的出现给传媒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我国传播媒介也在大力应用传播技术,并且还面临着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发展传播事业的问题。
在传播学领域,媒介分析作为一个大的研究部分,主要包括:媒介产生发展的历史,各种媒介的特点,媒介同人类社会变迁和文明发展史的关系,媒介文化等等。开媒介分析先河的英尼斯和麦克卢汉提出了如“媒介即讯息”等著名的观点,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媒介技术及其发展的巨大作用。然而,在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传播技术与媒介作为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并非总是研究的重点。人们的注意力主要倾注在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内容和其产生的效果上。但近些年来,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席卷全球的浪潮使我们看到技术在传播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有掌握了先进的传播手段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
一、传播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人类诞生之初,由于生存的需要,必须实现个体之间的交流。在漫长的时期
内,人类只能依靠原始而古老的传播方式如表情、动作等来相互了解。随着劳动和生活中传播活动的需要,人类发明了使自己彻底完成从猿到人的转变的传播工具——语言,然后又发明了使信息可以保存下来并使文化有效积累成为可能的传播工具——文字。最初的文字刻在甲骨、金器上,后来又有了绢、帛,东汉的毕昇借鉴前人的经验发明了纸。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传播手段先进,传播内容丰富了起来。但是,这些还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迅速的社会传播,还需要有技术上的更大突破。这种突破,于15世纪中叶拉开了序幕,其标志是金属活字印刷术和金属活字印刷机的问世。
德国人古登堡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手摇金属活字印刷机,开始了活字版印刷书籍,这说明人类在信息传递技术上的进步。到了19世纪初伦敦《泰晤士报》首先于公元1814年开始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印报,使得知识与资讯得以普及,这是一项相当重要的进展。1833年,第一张廉价报纸纽约《太阳报》的诞生标志着真正的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它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滚筒印刷机,每小时印报4000份,为大量发行提供了技术保证。
在19世纪,美国人莫尔斯发明通讯电码,开始了有线电报时代。1870年出现电话,1895年意大利人马可尼发明无线电,使人类的通讯技术大幅改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此技术为基础发明了民用无线电。在此同时,电影工业在欧美亦成为另一种有力的大众传媒。电视是在1924年首次问世,而英国定期播放电视则始于公元1936年。电视时至今日,仍是一般人主要吸收资讯、常识,作为休闲娱乐,或作为消磨时间打发孤寂的工具。
20世纪40年代计算机的出现为大众传播带来了一次新的机遇。数字化技术的运用,通过与通讯的巧妙结合,在加工处理信息方面改变了以往直接参与的方式,是信息处理第一次超越了人类自身而实现,真正达到了信息的传递、存储和加工处理的一体化和自动化,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最先进的传播革命,大众传播进入了数字化与网络传播的崭新时代。
电脑促进办公室自动化、产业自动化及家庭自动化;镭射科技,如磁碟机、碟片、影像传真机及文件处理系统普及;有线电视与通讯卫星结合,使电视的功能发挥更佳;资讯社会应用许多新的传播媒体,如电视、电话、电子邮件、电子报讯、电视传讯、电话影视、电子会议等等,正缔造全面电子化的环境。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整合了多种技术,它不但能统一处理文字、声音、图形、影像等各种符号形式,而且打破了地域界限和国家界限。信息技术的应用范围已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正悄然改变着人们习以为常的传媒环境。
二、传播技术在我国媒介中的应用
近年来,我国的传播事业迅速发展。为顺应世界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潮流,
缩小与发达国家传媒业的差距,我国传媒业积极采用新技术,对媒介内部从业人员进行培训,改革旧有的观念,使之跟上国际步伐,成为我国传媒业的一个新趋势。
以《文汇报》为例,对我国媒介使用新技术的情况可窥见一斑。《文汇报》于1998年1月26日开始推出网络版,迅速引起了公众的兴趣,当时的数据表明,每天平均有近千人上网访问浏览。与该报印刷版相比,网络版提供了优秀的检索服务,读者只要键入自己想找的指令,很快就能得到许多相关资料。此外,对于外省市不能及时看到印刷版《文汇报》的地方,网络版更能显示出它的优势。网络的应用还能使读者的反馈瞬间传回报社,读者和报社的距离大大拉近,从而使报社更清楚的知道读者的要求,把报纸办得更有贴近性。
此外,除了报纸媒体使用新技术外,电台、电视台也在大量使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使用电脑工作室,实现了采访、制作、编排、播出的电脑化运作。在“数字化储存、数字化传输、电子化交换”原则的指引下,该电台在其传输系统中运用光纤技术,采用一种自愈式光纤环网,将广播节目从控制中心传输到发射台,该光纤环网还可同时传送数字化节目和模拟节目。我国电视媒体正在迈进一个数字化的时代,各电视台都在加快数字化进程。中央电视台采用多种电脑技术,尤其是多媒体技术,包括非线性编辑技术、虚拟技术、三维技术和动画技术,采用机械手自动装带播出系统等,在节目的制作和播出上更加自动化和智能化。
总之,我国传媒机构使用电子技术的用途大致有以下几点:①文字处理(写稿、改稿、编辑、排版、电脑字幕等);②电脑激光照排;③扫描;④管理-信息存储与资料管理;⑤建立内部网络,进行稿件和图片的传输等;⑥三维动画;⑦非线性编辑,特技剪辑;⑧联网查询;⑨播出等。
三、新形势下我国传媒业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首先,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要加快数字化进程,实现信息处理的全面数字化。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媒体的界限,为从事跨媒体经营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在互联网上看报纸,听广播,看电视已经实现,现在需要加快发展的是广播的数字音频技术和数字电视。
其次,还须加快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进程,使信息传播数字化。媒体要抓住机遇,谋求新的发展。我国政府近年来十分强调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人们因而十分敏感的关注科技创新事物对其他领域发展的推动作用。所以,我们要对能够采纳最新信息传播技术持乐观态度,抓住这个难得的发展契机。
总而言之,传播技术在媒介的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我们决不能忽视它。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技术在媒介的发展中并不是惟一起作用的力量,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等都会对媒介产生影响。我们在努力创新传播技术并应用它的时候,也要注意与其他方面的协调,使先进技术发挥出最大的能量,促使媒介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咏华著,《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2002年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一)人本主义技术观:对工业文明的反思
一般社会观念认为,技术是科学革命的产物,是由科学进步不断发明创造的,因此,通常认为技术是科学的附属品,而忽视了技术本体论的深意。技术比科学更为基础,技术是柏拉图以来形而上学的终结,“技术这个名称本质上应被理解成‘完成了的形而上学”,
海德格尔技术哲学的起点是从批判雅斯贝尔斯的技术哲学的观点开始。后者的观点:第一,技术是达成自身目标的手段。人类可能会有一个终极目标,而技术是帮助人们达到那个终极目标的手段。第二,技术实际上是人在行动,所以不是技术决定人,而是人在使用技术。这种技术观自工业革命以来比较有代表性的反映了人们对待技术的态度,将技术视作工具和手段,人与技术是主体之于客体的操纵关系。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绝不仅是工具,它更是本体论层面人和物的关系体现。他将技术视为真理的发生方式,也即“解蔽”(去蔽)。"techne中的决定性的东西决不在于制造和操控,也不在于工具的使用,而在于去蔽(解蔽)。“解蔽”是海德格尔技术观的出发点。
海德格尔对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进行了本体论层面的比较。他认为传统技术是认识论发展和进步的体现,“谁建造一个房子或一只船,或锻造一个银盘,他就在各个方面揭示着那种待产出的作品。这种技术首先在于规定船和房子的外观,并通过将完成的作品展示出来,并由此来决定制作方式。”“认识给出启发,具有启发作用的认识乃是一种解蔽。”
海德格尔指出,现代技术是物的展现,是对世界的“座架”。现代技术本身已经构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存在,技术作为现代性的一种重要后果,对于后工业社会文明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技术是人认识世界的“解蔽”方式,因此它并不是某种功能的体现,而是认识论层面的呈现。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的这种“座架”本质,带来的是现代人的“无家可归”。对于现代技术,海德格尔未免比较悲观,在找寻出路时也陷入了唯心主义。他认为天、地、人、神是一个统一的连续整体,现代技术无所不在地破坏了这个整体,使他们彼此分离和对立。因此,人应该通过“思”救渡,实现诗意的“栖居”,通过艺术审美来解放技术统治。
(二)实用主义技术观:对现代科学的推崇
希克曼认为,杜威的技术哲学是一种“生产性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他将自然经验主义和工具主义引入对技术的分析,把技术看成是制造人工物的过程,是一种经验,人面对的是一个经验的世界。并认为无论是有形的人工物还是无形的人工物都属于工具的范畴,而工具只有在被使用时才有意义。因此,在杜威(1998)看来,不仅存在“自然技术”,也存在“社会技术”,正所谓“社会学是一种技术,政治学也是一种技术”阎。在杜威的思想中,技术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借用这种手段,超越存在论层次上的对象的目的才得以实现[0。杜威反对技术本质主义,要求对技术做功能主义的理解,要求对技术的理解与人们自身的需要和利益相联系。
对于实用主义者而言,技术的本质是工具(instrumental ),技术是一种实现目的的经验手段,技术(工具)和价值(目的)是相分离的。实用主义技术观认为技术是中立的,既可造福人类,也可危害人类,因此问题不在于发明什么样的技术,而在于有什么样的使用主体。
杜威对技术持一种审慎的乐观主义,指出技术对现代社会的负面影响,但他认为通过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用教育公众和民主的手段去控制技术,可以消减这些负面影响。技术对人类社会是利是弊取决于人如何去利用,以及如何通过“科学”的方法计算和实证评估。在实用主义技术观的指导下,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工业文明最发达的国家。
在实用主义技术观的影响下,美国社会鼓励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美国率先进入一个信息技术大爆炸的时期。1946年2月14日,美国军方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ENIAC,Electronic Numerical And Calculator)。这台计算机最初的研制目的具体而明确:满足美国奥伯丁武器试验场计算弹道的需要。互联网最初也诞生于科技进步的美国,同样也肩负美国军方实用目的:1969年美军研制ARPA(阿帕网,美国国防部研究计划署)协定,目的是为了防止冷战时期对手对指挥中心的毁灭性打击。
实用主义技术观强调技术为人所用、为人服务,促进了20世纪的科学进步和技术发展。作为一种强调手段(功能)的技术观,实用主义技术观是一种重视实践的技术观,符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现代性命题。在学术研究层面,实用主义技术观带来了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社会科学的普遍“科学化”,学术研究强调量化、实证,科学主义开始抬头。实用主义技术观是一种务实的技术观,在科学革命初期促进了人和社会的总体进步。
(三)泛媒介技术观:对网络社会的预言
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的加速发展,麦克卢汉的技术思想为公众所瞩目,他的许多技术思想今天已经得到了验证:预言式的“地球村”“重归部落化”的观点,“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论断。
在麦克卢汉的引领下,20世纪60年代末,媒介环境学诞生。媒介环境学主张泛技术论、泛媒介论、泛环境论、泛文化论。换言之,一切技术都是媒介、环境和文化。泛媒介技术观可以视作对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媒介环境学派技术观的总结。
“一切技术都是媒介,一切媒介都是我们自己的外化和延伸。 “每一种技术都创造一种环境。在麦克卢汉看来,技术的本质就是媒介。
将一种技术视为一种媒介,而这种媒介又形成为某种环境,这是一种颇具有文化研究色彩的技术观。既不同于人本主义技术观强调技术和人的价值平衡,也不同于作为一种实用工具的技术观。将技术视为媒介,意味着人和技术之间是不可分割的关系。
泛媒介的技术观在电子信息技术没有诞生前或许还不能体现出天翻地覆的巨大变迁—对于一般技术而言,它们主要是作为“人体的延伸”,电子信息媒介则被麦克卢汉认为是“人脑中枢神经的延伸”:电子信息技术创造了一种新的赛博环境.它不偏向物理的空间的环境.而更偏向心理的和时间的环境.这一技术革命必然带来人类社会结构的变革。
将技术的本质视为媒介,这是一种打破传统范式的技术观。无论是人本主义技术观还是实用主义技术观,探讨的核心问题依然在“物一我”关系这一范畴进行。麦克卢汉则开宗明义地跳出这一范式,将技术作为人、社会的一般组成部分,“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技术创造环境”。这种技术观,从范式意义上奠定了新媒介为代表的数字虚拟技术的价值和意义:随着科技的口益进步,人们已经置身一个身临其境的传播环境,甚至很难区分何者为现实、何者为虚拟。不难想象,随着全息虚拟技术等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和民用化,媒介化的技术将越来越深刻地影响人与人的关系,并潜移默化地改变社会的结构和功能。
泛媒介技术观是现代人对主体与技术的重新审视。在麦克卢汉的技术思想中,媒介就是主体的一部分,这种颇有后现代色彩的观点甚至是对主体间性的再诊释。“任何媒介即人的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有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日任何一种新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媒介不仅是人体的延伸,媒介本身也成为了新的尺度。从石器时代到数字化的媒介时代,任何一种技术(媒介)不仅在为实现人的目的创造可能,其本身也使“人”和人类社会得到延展(expansion。没有人就没有技术;没有技术,同样也没有人。
关键词:火学生;媒体;教育;媒介素养
概括地说,媒介素养就是公众正确认识媒介、使用媒介的能力或修养。1992年,美国传媒素养研究中心将其定义为:人们面对传媒的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制作能力以及思辨性回应能力[1]。而媒介素养教育就是对公众进行媒介认知能力方面的教育,其目的是帮助公众正确认识传媒的性质,提高对各种媒体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正确使用媒体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
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英国、加拿大等国家。80年代后随着官方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介入,媒介素养作为独立课程开始纳入许多国家的学校课程教育体系;90年代以来,教育思想又有新的发展,媒介素养教育的重点是培养青少年接受、处理与鉴赏传媒信息的能力,并渐成全球规模性的教育运动,甚至为此立法。目前,在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和几个北欧国家,它己被纳入全国或部分地区中、小学的正规课程内,并出现了许多教学模式和教材,甚至发展为白成系统的教育体系。[2]
一、高校媒介素养教育的现状
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起步较晚,毕业论文尚未引起充分和广泛的重视,高校中只有北京、上海等少数新闻院校比较早且有计划地开设了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但多是以选修课形式开设的,如2004年9月,上海交通大学新闻传播信息技术学院首开《媒介素养专业》公选课,同年10月,复旦大学媒介素养小组创建并开通了中国大陆第一个媒介素养专业网站(WWW.medialiteracy.org.cn)。近几年,浙江、江苏、山东等地一些高校也开始面向全校大学生开设了媒介素养教育选修课程。到目前为止,我国仅有中国传媒火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出版了儿本有关媒介素养教育的专著和教材,如张开的《媒介素养概论》,蔡帼芬等主编的《媒介素养》,陈先元的《大众传媒素养论》,邱沛篁等主编的《媒介素质教育论集》等。同时一些新闻传播期刊和网站也登山了大量的探讨媒介素养教育的文章,高校硕、博研究生中也出现了有关专业论文,这都标志着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研究水平在逐步的深入和提高。可喜的是,2002年中国传媒大学正式成立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心;2004年高等教育研究所设立媒介素养教育专业硕士点;2004年10月,以“信息社会中的媒介素养教育”为主题的首届中国媒介素养教育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中国传媒人学召开;2006年6月,复旦大学媒介素质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另外还有大量相关媒介素养教育方面的个案研究出现,如调查发现,上海火学生对媒介的表征和建构能力缺乏足够的判断和警惕,获取利用信息还不够积极主动,参与媒介互动和媒介内容制作的人数比例较低等方面存在着媒介素养的缺陷等。[3]
总之,社会各界对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视促进了媒介素养教育各种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发展。
二、高校媒介素养教育的现实性与必要性
1.媒介素养教育的现实性
最初,以李维斯为首的英国学者是出于对大众传媒文化的强烈批评,才开始倡导媒介素养教育的。直至上世纪90年代,由于大众媒体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欧美国家更把媒介素养教育作为信息时代对人才能力的基本要求,必备的基本素质,并把媒介素养教育作为青少年的通识教育,作为一种综合能力的培养训练,而今,全球化的媒介素养教育已经成为一种现实。在我国,大学生对网络、手机短信、校园DV等新媒体的接触与使用率越来越高。可以说,大学生这个庞大的消费群体也是新兴媒体的主要接触和使用者。然而,在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还未完全定型的时期,可能会受到媒体的某些误导,甚至是诱导和某些不良暗示,可能会影响到其价值、行为判断的偏颇。2003年3月哈尔滨某大学生创作并演唱的FLASH作品《大学自习室》在高校中几乎有口皆碑,但其中展示的某些大学生形象却令人担忧;2005年4月四川成都某学院的4l位在校男女学生露天,上演了一幕名为《@41》的行为艺术:以身体组成电子邮件符号“@”,此行为艺术在社会各界也是褒贬不一⋯⋯现代社会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人的发展也越来越个性化,这些在当代大学生身上的体现尤为明显,但是如果不加以正确的认识、分析和判断等系列媒介认知教育,可能会对其媒介素养能力的提高有一定的影响。
2.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2006年l0月,一组以中国人民大学为背景的女生“露腿学士照”在网络上引起巨大争议,中国人民大学方面则表示,大学生的自由开放思想不应该受限制;2006年10月中国戏曲学院大四女生,自称为自居易后代,被网友称之为“国学辣妹”,其针对孔子的大胆言行在网上引发热情“辣评”一片。在大众传播事业飞速发展的今天,高校的大学生的注意力从诸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的火众媒体逐渐转向手机短信、网络、DV 等新兴媒体。然而,从诸多的传媒事件中我们感觉到当代大学生媒介素养能力的缺失,特别是对媒介素养教育有着重要影响的传媒认知能力的教育需要进一步加强。互联网的开放性吸引了整个青年群体,而大学生又是这个群体的主力军,他们可以利用手机、视频、QQ空间、博客等传播着自己的个性人生,但是如果没有正确的媒介观念与媒介素养,可能会对社会起着负面影响,对青年群体的社会认知和媒介认知起着消极作用。同时,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高校传媒教育研究理论的提升,也为媒介素养教育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专著、论文和专题讨论也越来越多,媒介素养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上均不再是纸上谈兵。大学生群体容易为新的技术、新的潮流所吸引,对于互联网上新鲜的东西有着无限的好奇和求知探索,而目前我国高校传媒教育课程体系如新闻学、传播学、电影学、广告学等学科体系均已成熟,加上社会学、教育学、伦理学等学科课程的支撑,它们能为善于探索求知的学生群体提供媒介素养教育的坚实专业知识基础。
三、媒介素养教育的实现途径
正确认识媒介素养教育的历史与发展概况,硕士论文有助于我们在学校甚至是在社会各个层次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媒介素养教育的实现有多种途径与方法,作为高校,媒介素养教育的实现关键问题还是在于以下三点:
1.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的确立
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是理论教育课程体系的确立,必须有一套成熟的媒介素养教育理论体系。目前诸如《媒介素养概论》、《媒介素养》等专门教材已经出现,加上传媒教育课程列:广播电视学、新闻学、传播学、电影学等学科体系的诸多课程,已基本可形成独立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专业教材、专业论文和专业教学、研究人员的出现使该课程体系的开设成为可能。各个高校可以开设《媒介素养概论》、《媒介文化》等必修课程,同时辅以《媒介伦理学》、《媒介认知与文化》、《人众传媒与社会》、《理解媒介》等选修课程和公共选修课程,给大学生提供全面的媒介教育,丰富利发展他们对传媒的认知与了解,从学习、认识传媒中发展其媒介素养,从而达到提高个人素养的目的。
2.学生参与传媒实践能力的提高
日新月异的互联网世界对于大学生是具有强大诱惑力的,在媒介素养教育理论课程的基础
上,要注重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更多地给大学生创造参加传媒实践的机会。他们每天都在网上体验着信息时代的传播乐趣,但也因为意识上的薄弱和缺乏把理论知识用于实际的能力。他们可能沉迷于传奇、魔兽等游戏的虚拟世界,他们可能热衷于FLASH、DV的制作来展现自己多姿多彩的学生生活,他们可能醉心于论坛(BBS)、QQ空间、博客的制作与维护,但是“铜须门”事件、“国学辣妹”甚至是更多的网上“愤青”“网络暴民”却使我们认识到当代大学生媒介素养的缺失,因此,必须要用正确的媒介素养教育来教育大学生,培养他们的认知能力、动手能力,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基础上有更多的自我约束,有更多的责任意识,不至于自己的个人行为对学校、社会有负面作,也不使自己受现代媒介技术发展消极作川的影响,从而达到正确的认识媒介、理解媒介、运用媒介,提高传媒实践能力为自己认识社会、发展个人综合能力服务。
3.媒介素养评估标准(体系)的确立
媒介素养是人们面对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论能力,医学论文刨造利制作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媒介素养体现的是一个人内在品质,是一种内在思想意识修养,所以对于如何衡量一个人媒介素养的高低难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据目前的了解,媒介素养的评估体系和媒介素养教育的评估体系并不完善,甚至可以说还没有明确的评估指标。但不管怎样,在衡量利判断一个人媒介素养的高低时,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评判依据。它应该包括一个人:正确认识媒介的性质和功能;对媒介的信息有基本的是非批判意识和批判能力:对不良的信息有辨认能力和免疫能力;能有效的利用大众传媒为自己学习、生活等诸项人生发展服务[4]。完善的评估体系的确立,不仅仅是一个评价标准的确立,更重要的是使社会、学校和个人在这个评估体系里有一个明确的媒介认知导向,对于大学生个体来说,则不至于在纷繁的媒介信息海洋中失去辨别、接受和使用信息的交流能力。
在实施高校媒介素养教育的过程中,通过对媒介素养专业教育的实施,不仅能使我们的学校、教师等对媒介素养教育有着基本认识,而且能使其在教学、生活等领域对学生起着影响表率作用,使学生能正确认识媒介性质、功能并且自觉用于自己的亲身实践,这样对于其学习和今后步入社会,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高校媒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的确立以及其实现途径、方式的创立,对目前社会公众阶层的媒介素养教育问题的实现也必将起着重要的借鉴与参考作朋。
参考文献
[1]郑智斌,樊国宝.论农村受众的媒介素养教育[J].南昌大学学报,2005,(5):158—162.
[2]张志安,沈国麟.对中国大陆媒介素养研究的回顾和简评[J].新闻记者,2004,(5) 45.
关键词:学报;传播者;信息;受众;反馈;媒介
传播学研究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它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而且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出现,仍在不断扩大,可以说人类任何的信息传播都是传播学的研究范围。美国传播学者、传播学奠基人威尔伯・施拉姆认为,大众传播媒介,指的就是在传播途径上用以复制和传播信息符号的机械和有编辑人员的报刊、电台之类的传播组织和渠道,具体分为印刷媒介(报纸、杂志、书籍)和电子媒介(电影、广播、电视)以及现在的新兴媒介――互联网。高校学报是以反映高校教学、科研和学术最新成果为主要内容的学术期刊,这就决定了期刊是传播思想、知识及信息的媒介特性。
传播学是关于信息传播规律以及人与信息、媒介之间关系的学问。我国传播学家张隆栋教授较早对传播学进行定义:“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信息传播活动的学科。”郭庆光教授认为:“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
自从传播学建立以来,传播学研究者就对传播过程及其要素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分析,基本认为传播者、信息、媒介、受众、反馈是每一个传播过程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是传播过程不可缺少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高校学报作为一种媒介,为受众提供的是科学的、系统的、专业的、深层次的知识和信息,作为一种信息传播行为,学报也遵循传播学过程及规律。
一、传播者
传播者是传播活动得以开展的首要因素,是传播内容的发出者,主要起着一种交流社会文化信息的作用。因此,传播者决定着传播内容的质量与数量以及形式与方式。从学报的传播过程来看,学报的传播者包括提供原始稿件的作者、对文稿进行加工的学报编辑、学报编辑部或期刊社等几个方面,他们是传播行为的引发者,是学报传播过程的开端。高校学报是由高校主办的、以反映高校教学与科研成果为主的学术理论刊物,是反映高校教师整体学术水平、科研成果的一个窗口,担负着反映和交流高校科研成果、活跃高校学术思想的重任。学报价值的大小,是评价和衡量学报质量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标准,而学术价值的大小取决于学报的主体,也即学报的传播者。学报质量和作者及编辑是密不可分的,学报质量的高低不仅取决于作者的学术理论水平、专业水平、写作水平,同样取决于编辑水平的高低,只有高水平的作者,较高修养、学识、才能的高素质编辑才能有高质量的学报。邵培仁教授认为,传播者的特点之一是代表性,“职业传播者特别是新闻记者虽然也是社会大众中的一员,但是,他一旦从事职业传播(进行采、写、编、导、传等),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即代表一定的传播部门、传播组织、政党和阶级进行新闻传播活动。”[1]74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高校学术水平、科研成果交流窗口的学报也代表了高校的整体教学、科研水平。
二、信息
信息,也就是传播的内容,是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互动的介质。从学报的内容上看,科技信息是学报的主要传播内容。高校学报的根本特点是学术性,如果没有学术性,学报就不能反映本校的教学与科研水平,也就失去了学报的价值,而学术性主要表现在所刊发的论文上,所刊发的论文就是传播的内容。质量是期刊的生命,而论文的质量是学报质量的关键所在,只有高质量的稿件才能够吸引更多的受众。质量的高低反映出高校教师整体的学术水平,取决于编辑水平的高低,编辑要运用所学知识,将作者稿件信息条理化、规范化、有序化,通过编辑、整理、加工和再创造,使信息得到调整、重组与最佳组合,从而提升论文质量,并且要严格把好政治关、学术关、编辑质量关,才能保证学报的质量。一份学报受到读者认可,不但要有较强的学术性,还要有高的质量。为了提高学报在社会上的知名度、权威性,那么在内容上就要尽可能的传递学术性、专业性强的信息。
三、受众
受众是信息传播的对象或者“目的地”,是传播过程得以开展的前提,同时也是积极的信息寻求者和信息反馈者。传播学的受众理论表明,任何传播活动,都是针对受众进行的,信息传播者的主观意图,信息内容的价值,最终都要通过受众得以体现的。受众是信息传播的目的地,也是传播活动的源动力。学报的受众,也就是读者,即大中专院校的师生、高校的科研人员、部分行政人员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而且较大部分是论文的作者,作者在创作之前首先是读者,所以作者会以读者的角度向学报反馈信息。从这个层次来讲,学报的学术质量和发行量是与学报的受众(读者、作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传播学使用与满足理论来看,“‘使用与满足’研究把受众成员看作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作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2]从这个意义上看,学报的受众,也即很多读者参与学报传播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最新的科技动态信息,增加知识,更新知识结构;为了把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事物用文字符号在学报上表述出来,从而体现自己的价值,取得晋职资格;也是为了提高和锻炼自己的专业水平、知识结构、文字修养和写作能力。但是从目前来看,很多高校学报都是综合性期刊,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栏目,这种千刊一面的现象,忽视了读者需求,对读者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很多学报甚至不考虑读者群体,仅仅从编辑、作者出发,很多学报成了教师职称评定、学生毕业的工具,从而弱化了学报的学术性。“开展受众研究有利于推动高校学报确立‘以人为本’的办刊理念,营造良好的学术争鸣的氛围。所谓‘以人为本’的办刊理念,是指高校学报通过刊载学术创新的研究论文,服务于相关专业领域内具有一定学术素养的作者及读者群。换言之,在学报的服务对象中,不仅包括作者,还包括读者(受众)。”[3]
四、媒介
“传播媒介是介于传者和受者之间,用以负载、扩大、延伸、传递特定符号的物质实体,具有实体性、中介性、负载性、还原性和扩张性等特点。”[1]148也就是说传播媒介是传播过程中借以传递信息的物质载体,是信息传递、交流的工具和手段。学报是传播思想、知识及信息的媒介。实体性,也就是学报的开本大小;中介性,也即介于编辑、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负载性,也就是学报作为媒介负载的符号以及通过符号所表达的信息、内容和意义;还原性,也就是学报的传播者――编辑、作者,尤其是编辑将通过编码后的符号在受众――读者那里能够还原为传播者所编码的符号;扩张性,即学报通过信息传递将作者、编辑的思想、知识扩张后为许多人所共享。“目前,围绕科技期刊所进行的学术评价,一般表现在3个层面上:对科技期刊本身的评价;对科技期刊所载的论文的评价;对科技论文作者的评价。”[4]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报反映了学校的科研水平,学报本身、学报所载论文、学报作者都代表了高校的教学与科研水平,所以高校必须注意学报在高校改革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五、反馈
反馈,指受者对接收到的信息的反应或回应,也是受众对传播者的反作用。在传播过程中,受众是传播活动中的反馈信息源。任何一种传播活动都有反馈的发生,学报作为一种信息传播,同样也有反馈的发生。反馈是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信息,有积极反馈和消极反馈两种。积极反馈是鼓励传播行为继续进行的反馈,而消极反馈是影响或制约传播行为。“虽然受传者所发出的信息是在原来信息基础上产生的‘再生信息’,但它却可以决定某一传播过程或继续、或转向、或中止,是一种很具权威性的信息。”[5]学报的受众,即读者向传播者反馈信息,通过学报或者直接向作者反馈信息,或者向编辑反馈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学报的传播者编辑、作者、学报编辑部或期刊社必须重视读者的反馈信息,从而提高学报的质量以及在同类期刊中的影响力,从而促进高校科研成果的社会认知。
六、结语
从以上对于学报传播要素的分析,可以看出学报是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事学术信息传播的职业媒介,是反映高校学术研究、教学改革与科研成果的重要媒体。
但是由于高校是以教学为主,很多高校尤其是普通高校,长期以来忽视了学报在高校改革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很多高校的学报在学校中的地位还是教学辅助单位;另一方面,很多高校在学术成果评价和职称评定中往往单纯依据论文是否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来判断论文的学术价值,而对于在本校学报的作者在学术成果评价和职称评定中给予较低的奖励和分值,这在教师中难免会产生误导作用,导致学术上的功利性,这也限制了教师对本校学报投稿的积极性,从而导致本校一些优秀稿件外流。很多教师因为职称评定、年终奖励而将优秀的稿件投到核心期刊,而将水平一般甚至质量很差的稿件投到本校学报,从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本校学报的质量,那么作为反映本校教学和科研水平的学报就不能正确地反映本校的水平,从而也导致外界对于本校教学科研能力的认知。国家教育部也曾多次发文要求各高校必须把学报工作列入学校工作的议事日程,要将学报工作置于同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工作同等的地位,“学报编辑人员是学校教学科研队伍的一部分,应列入教学科研编制,享受与教学科研人员同等的待遇。”[6]著名教育家王亚南曾指出:“要办好大学,必须抓好两件事,一是教学,二是学报。”而古建筑、古园林专家陈从周教授更是强调,“没有学报就没有学报最高的学术代表性刊物。没有学报便没有学校。”[7]因此,高校应该把学报作为科研单位来建设,把学报当作学校的重要工作之一,重视学报在学校建设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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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80.
[3] 虞晓骏.高校学报受众研究初探[D].学报编辑论丛,2006:267-270.
[4] 闫玉玺.科技期刊出版的传播学特征[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297-300.
[5] 段京肃.传播学基础理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144.
关键词:平面图形,传递形式,空间,环境,媒介
在平面设计中,设计师通过图形、文字、色彩三大视觉符号传递自己的观念和感受。在这三种基本的视觉符号中,图形具有独特的语言特性和强大的传达效能,是所有视觉元素的根本。尹定邦教授在《图形与意义》中说:“人创造图形、语言和文字,就是为了‘传’。” [1] “‘传’可能有很多追求,如传通、说服、感动和扩大效果。”[2] 这里的“传”就是传递。既然图形的根本是为了“传”,那怎么传,在什么样的环境、用什么样的媒介、以什么样的形式传,则是我们需要讨论和研究的问题。
现代社会发展了许多新的媒介形式和传播形式,在此背景下,图形设计的手段、信息传播的载体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使得平面图形传递形式向空间领域拓展具有了可能性和可行性。我们要利用让•马贺•杜瑞的“从多种行为情景中获取并利用在互动过程中生成和再生成的规律和资源”的方法,来发展新的图形传递形式,并在发展中逐步成熟和规律化。
一.促进平面图形传递形式向空间转化的条件
1. 科技与材料的进步对平面图形传递新形式的促进
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新材料的出现为图形传递形式在空间中的转化提供了物质基础。“艺术与科学的整合,使艺术的存在具有了一种新质和动力学的内容。艺术与科学的整合,形成新的艺术存在方式和形式,这种新艺术方式和形式不是一种取代,而是在已有的艺术方式和形式之外开拓新的生存空间,涉及新的领域,建构新的艺术存在方式和形式,不仅丰富了原有艺术的存在形式,而且以新方式、新形式的创造使艺术的结构形式发生变化。”[3]
例如日本艺术家Masaki Fujihata曾经设计过一本“光投影”书,这个书并不真实存在,只是以一个简单的桌子作为载体来表现。当观众坐在桌前,便可以阅读桌上的书,书页的内容都是预设好的影像,由观者执笔来一页页翻阅。这就是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来实现的一种结构形式的变化。
2. 受众审美观念的变化对平面图形传递新形式的需求
在信息时代高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高科技及多媒体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大众的生活形态发生了变化,审美意识和接受程度也日益提升,视觉的交流成了人们生活中信息传播的主导,人类的智能与个性的塑造越来越依赖于使用视觉符码的能力。同时,现代人变化无序的多元化的生活方式,使时代的风格和审美趣味发生了变化,艺术离生活越来越近,而单一的图形传递形式已经不能满足大众的审美需求,这给平面图形传递形式的多元化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也为图形传递形式向空间转化提供了精神支持。
3. 当代艺术对平面图形传递新形式的影响
当代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物质需求与审美需求逐渐融合,使得设计与艺术在很多方面走到了一起。艺术的情感走向了理性,设计的理性也走向了感性的表达。论文大全,环境。所以现代的设计由技术与艺术的统一发展为高技术与高情感的统一。因此,当代艺术的审美意向影响着图形设计的情感和表达,当代艺术不拘一格的形式和大胆的尝试精神对现代图形设计打破传统图形设计的方法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也有利于我们在图形设计中开拓思路,寻找图形传递的新形式。论文大全,环境。
二.新旧平面图形传递形式对比解析
在传播学理论中,传达即传递和到达,主要指传播者向受众传递信息和受众接收信息的过程。“从传播的社会关系性而言,它又是一种双向的社会互动行为,这就是说,信息的传递总是在传播者和传播对象之间进行的。”[4] 概言之,图形的传递过程就是一种从“视觉形式-视觉语言-视觉效应-视觉沟通”的视觉体验过程。同样的图形元素,不同的传递形式,其视觉体验和传达效果可以绝然不同。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个图示:
传统的平面图形传递形式 向空间转化的平面图形传递形式 图形元素 小孩 鳄鱼 小孩 鳄鱼 传递介质 纸质材料(1张) 媒介特性:软、不透明 塑胶材料(2张) 媒介特性:较硬、透明 传递形式 结 构 (单一的)平面组合 (利用切口相交的)立体组合 图 示
[关键词]研究课题研究特点核心学术期刊合作研究
自1982年11月全国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提出“系统了解,认真研究,批评吸收,自主创造”的指导方针后,传播学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传播学已不再被认为是“伪科学”或“资产阶级的东西”。它已正式被国家教育委员会确认为一级学科。同时,大量有关传播学的译著、编著、专著和论文相继出版。
国外对中国传播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他们研究的情况,至今在国内尚未有过描述和分析。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本研究描述和分析了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的研究,希望能为今后中外有关中国传播的对比研究提供参考。
一、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书目分析方法,对收录在1998年出版的《亚洲传播手册》中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和专著的书目进行描述和分析(不包括香港和台湾)。
《亚洲传播手册》是总部设在新加坡的亚洲媒介信息与传播中心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联手编辑出版的介绍亚洲各国传播发展的权威参考书。《亚洲传播手册》中的参考书目部分收录了1987年—1997年间有关亚洲传播总体研究和有关13个亚洲国家的传播研究的书目(香港单独排列,还没有列入中国部分)。
《亚洲传播手册》中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参考书目也收录了1987年以前的书目,总数达485条。由于1987年以前的书目的收录主要是填补1993年出版的《亚洲传播手册》中的遗漏,因此这些补漏的书目不列入本研究的分析范围。剔除这些补漏的书目后,本研究分析范围定为1987年—1997年间的384条书目,其中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论文书目有337条,专著、博士和硕士论文书目有47条。
本研究分析单位分别为作者、题目和期刊。作者分析按华人学者、非华人学者、混合及匿名等4项进行分类。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的分类标准是作者的姓名拼写。不论是大陆的汉语拼音拼写方法,还是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其他国家的华人学者姓名拼写方法,一律归类到华人学者类。非华人学者姓名拼写则归类到非华人学者类。混合是指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的合作作者。题目则按以下17类进行归类:新闻、广播电视、电讯、广告、电影、媒体、信息、审查、新技术与媒体、新闻与传播教育、政治传播、媒体与青年、公关、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媒体政策和其他。这些分类主要是参考一些核心学术刊物的栏目而制定的。期刊分析的范围划定在以下几种核心期刊:《报刊学报》、《亚洲广告与营销》、《亚洲传播学报》、《电讯政策》、《亚洲媒介》、《传播学报》和《新闻季刊》。
通过分析作者、题目和期刊,本研究要回答以下3个问题:
1.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在研究课题上有何区别?
2.1987年—1997年期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有什么特点?
3.研究成果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情况如何?
二、结果
1.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在研究课题上的区别
在分析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在研究课题上的区别之前,本研究先对作者进行分类。分类的结果是,华人学者有180人,占总数的46.9%;非华人学者有136人,占总数的35.4%;混合有35人,占总数的9.1%;匿名有33人,占总数的8.6%。其中华人学者按大陆和非大陆进行再次分类。大陆类是指从中国大陆出去在国外留学或工作的华人学者。非大陆类是指其他各类华人学者。结果是,有大陆背景的华人学者有98人,占总数的25.5%;没有大陆背景的华人学者有82人,占总数的21.4%。见图一,作者分类。
图一作者分类
华人学者18046.9%
大陆9825.5%
非大陆8221.4%
非华人学者13635.4%
混合359.1%
匿名338.6%
总计384100%
书目中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的论文题目或专著题目,按前述新闻等17类进行分类,其结果由图二所示。
图二华人学者、非华人学者和混合的研究课题研究课题华人学者非华人学者混合总计
新闻41(58%)24(34%)6(8%)71
广播电视24(49%)23(47%)2(4%)49
电影16(39%)22(54%)3(7%)41
广告15(37.5%)15(37.5%)10(25%)40
电讯22(63%)(28.5%)3(8.5%)35
媒体14(56%)8(32%)3(12%)25
新技术与媒体8(61.5%)4(30,8%)1(7.7%)13
信息审查2(16.7%)10(83.3%)012
新闻与传播教育9(75%)2(16.7%)1(8.3)12
政治传播4105
媒体与青年2035
公关2111
媒体道德与法律0112
传播历史1001
媒体政策0101
传播理论1001
其他1914134
总计18013635351
图二显示了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研究课题的区别。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重点在于新闻、电讯、媒体研究、新技术、新闻与传播教育。具体地说,在71个有关新闻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41个,占总数的58%;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24个,占总数的34%。在35个有关电讯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22个,占总数的63%;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10个,占总数的28.5%。在25个有关媒体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14个,占总数的56%;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8个,占总数的32%。在13个有关新技术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8个,占总数的61.5%;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4个,占总数的30.8%。在12个有关新闻与传播教育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9个,占总数的75%;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2个,占总数的16.7%。
非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其重点则在于电影研究和信息审查。具体地说,在41个有关电影的研究课题中,非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有22个,占总数的54%;而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16个,占总数的39%。在12个有关信息审查研究课题中,非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有10个,占总数的83.3%;而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2个,占总数的16.7%。
如图二所示,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的共同研究重点在于广播电视研究和广告研究。在49个有关广播电视的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24个,占总数49%;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有23个,占总数47%。在40个有关广告的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分别有15个,各占总数的37.5%。
2.1987年—1997年期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特点
1987年至1997年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的研究按年份逐年分类,其结果由图三所示。
图三1987年至1997年间研究课题逐年分布情况研究课题8788899091929394959697Total%
新闻2581112310125617519.5
广播电视3442646871205614.5
电讯2112315203724712.2
广告0311432891034411.4
电影151196565404311.1
媒体01304276530318.1
信息审查00201411222153.9
新技术与媒体00000213431143.6
新闻与传播教育111021020109
政治传播001111110107
媒体与青年000022000107
公关001001000103
传播理论000001000001
传播历史001000000001
媒体道德与法律000000000101
媒体政策000001000001
其他01136161004031
总计92125215032447740569384
图三显示了1987年至1997年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特点。主要特点是,国外研究重点在于一些传统领域,如新闻、广播电视、电讯、电影、广告和媒体。这些领域的研究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几乎每年都有论文或专著出版。而有关新技术与媒体和信息审查的研究则起步晚、进展慢,数量也不多。几乎被冷落的领域有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媒体政策和公关。在整个研究时段里,有关公关的书目有3条,而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和媒体政策分别只有1条。
[page_break]3.研究成果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情况
核心学术刊物在本研究中指出的是《新闻季刊》、《传播学报》、《亚洲媒介》、《报刊学报》、《亚洲传播学报》、《电讯政策》和《亚洲广告与营销》。按发表数量来看,《报刊学报》名列前茅,其次是《亚洲广告与营销》。发表在这些核心刊物上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只有92篇,占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总数(337)的27%。其中有关新闻和广告研究的论文最多,分别是25篇和27篇,见图四。
图四研究论文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情况研究课题报刊学报亚洲广告与营销亚洲传播电讯政策亚洲媒介传播新闻季刊
新闻15040123
广播电视3020310
广告32120100
电影0000100
电讯0004000
媒体研究2001020
新技术与媒体0002000
信息审查0000000
新闻与传播教育1000000
政治传播3000000
媒体与青年0020000
公关0200000
媒体道德与法律0000000
传播历史0000000
媒体政策1000000
传播理论0000000
其他3322010
总计3026129663
三、讨论
以上结果表明,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的研究近半数是由华人学者所做(46.9%),见图一。其中有大陆背景的华人略多于没有大陆背景的华人(98对82)。而非华人学者也不少(136),占总数的35.4%。从参考书目中的作者分析来看,海外华人学者与大陆学者合作研究并或合作出版专著的寥寥无几。图一也显示,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合作研究并或出版专著在数量上很少,只有35条书目,占总数的9.1%。这说明了一个缺少合作的问题。国外华人学者或非华人学者独立研究固然可以提供不同的观点和见解,但是缺少合作研究不论是缺少国外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之间的合作还是缺少他们与我们国内学者之间的合作,都会出现偏见而不能准确地反映中国传播的现实。
本研究的作者分析发现,我们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很少在海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论文写作尚未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具体表现在写作格式和语言上。同时,我们不够重视述评文献并在其基础上引出研究问题。就写作格式而言,相当一些论文与国际学术刊物的写作要求不接轨。这里不仅是语言问题。国内有些论文分析过于宏观,表述过于笼统,文章结构不符合学术论文规范,没有文献述评,没有交代研究方法,没有注明出处,或没有参考书目。目前,国内已有一些年青学者的外语水平相当不错,完全可以用外语或与国外学者合作。大学和研究机构理应鼓励他们多在国外学术刊物上,介绍中国传播学研究成果。
基于目前我们缺乏科研经费和研究水平尚待提高的情况,我们国内学者应加强与国外学者合作,共同研究中国传播,把中国传播介绍到国外,让国外更准确和更完整地了解中国传播。目前,中国大陆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是他们的成果很少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导致了国外学者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一种偏见,认为研究太少或科研水平太低。
1987年至1997年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特点显示,国外研究侧重新闻、广播电视、电讯、电影、广告和媒体等领域的研究,而忽略了其他传播领域的研究,如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媒体政策和公关。这些被忽略的研究领域也是导致国外学者对中国传播研究片面了解的因素之一。这些领域在国内已有一些研究,但是其研究成果尚未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我们应将这些研究成果通过国外学术刊物介绍给国外学者,使得中国传播研究在国外有较全面的介绍。
就研究课题而言,文献中尚未发现有关中外学者对相同课题进行比较研究。比如有关报纸新闻报道的比较研究、电视节目效果研究、广告效果研究等等。可以对比的内容有: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研究结果等等。通过比较国内学者对中国传播的研究和国外学者对中国传播的研究,中外学者可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水平。中国传播研究起步很晚,还有许多方面或领域值得研究或许多研究结果值得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让更多的学者、决策者以及其他有关人员或部门全面了解中国传播状说。同时,中国在国际上日益上升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兴趣都要求有更多的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在核心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可以代表一个国家研究人员的学术水平。因此,国内学者要努力争取在核心刊物上多。
四、结论
国外华人学者之间,国外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之间,尤其是国内学者与国外学者之间,应加强合作研究。独立研究固然必要,但是难免会有偏见或片面。而全面和准确地研究或了解中国传播,则需要中外学者之间的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和竭诚合作。全面的文献书目介绍及其可得性是一种互通有无的途径。通过文献书目的介绍,中外学者在选题时对中国传播研究的现状会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要与国外学者合作,我们国内学者要尽快在研究方法和运作方面与国际接轨。同时,我们要力争把我们的研究成果通过国际核心学术刊物介绍到国外,让国外更全面更准确地了解中国传播及其研究。
注释:
AnuraGoonasekera&DuncanHoladay(Eds.)(1998).AsianCommunicationHandbook.Singapore:AsianMedia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CentreandSchoolofCommunicationStudies,NanyangTechnologicalUniversity.
SimranKaur,“BibiographicSeries.”InAnuraGoonasekera&DuncanHoladay(Eds.).(1998).AsianCommunicationHandbook.Singapore:AsianMedia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CenterandSchoolofCommunicationStudies,NanyangTechnologicalUniversity.
参考的核心刊物为:
《传播学报》(JournalofCommunication)
《亚洲传播学报》(AsianJournalofCommunication)
《新闻季刊》(JournalismQuarterly)
《亚洲媒介》(MediaAsia)
《报刊学者》(Gazette)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科技期刊;出版;编辑
中图分类号:G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3-0105-02
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未来学大师及社会思想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便预言大数据(big data)将成为“第三次浪潮的华彩乐章”。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上至国家的重大决策,下至人民生活的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的信息均被数字化,并得到有效的储存。迈入21世纪,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大规模生产、分享和应用数据的时代――大数据时代,它强调信息技术的重点由“技术”转变为“信息”。因此,在以信息为基础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大数据势必引发其组织决策和业务流程等方面的根本性变革。而为学术研究服务的科技期刊在大数据时代浪潮中,又将面对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呢?
一、大数据的概念与特征
大数据,又称为巨量资料或海量资料;其是由数量巨大、结构复杂、类型繁多的数据资料构成的数据集合,是以“云计算”为基础技术支持的数据处理和应用模式。大数据技术是通过集成共享数据,将分散的数据资源转变为集中的智力资源和知识服务能力。研究机构Garter定义“大数据”为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源。简而言之,从各种类型数据中,快速获得有价值信息的能力,就是大数据技术。
大数据的特征通常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数据体量巨大(Volume)、数据类型繁多(Variety)、价值密度低(Value)、处理速度快(Velocity)。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大数据的4V特征,也是大数据区别于传统数据的显著特征。
二、大数据时代下科技期刊面临的机遇
1.出版形态的多样化。大数据时代,在计算机、互联网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创新环境下,传统科技期刊的出版模式已悄然向大数据平台、多媒介及全媒体模式转型。科技期刊数据化集群建设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大数据技术的成熟与推广,随着大数据平台技术的建立,科技期刊实现了内容的自主优化、信息服务的个性化,以及出版发行模式的多元化,科技期刊将向着在线投稿及评议系统、编辑管理系统和增值服务系统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大数据期刊平台的构建将通过期刊内容推荐系统、流计算、期刊数据库和期刊信息整合与治理四大功能板块完成[1]。大多数科技期刊所采用的纸质媒介,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已不能满足读者的阅读体验,网络、无线、手持阅读器的全媒体出版要求凸显。传统纸质科技期刊传播媒介将呈多样化、全媒体的发展态势,物联网、互联网、移动智能终端等技术平台,都已成为科技期刊传播的重要媒介。科技期刊利用数字化、多媒介、全媒体的出版模式,在为读者提供平面媒体与数字媒体相结合的全新视听阅读感受的同时,也获得了更多途径和更深层次的推广效果。
2.业务流程的智能化。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云计算技术的成熟,使得任何复杂的数据都可以实现定量化分析[2]。因此,导致编辑工作流程中的信息收集、加工、传递等过程的智能化成为可能。科技期刊编辑的目标是将知识差大,且读者或该领域从业人员感兴趣的论文从众多稿件中挑选出来,体现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就是组稿策划和审稿过程[3]。而过去这一编辑流程基本依靠编辑人员的经验、价值观或学术专家提出的建议完成。而现在大数据技术将科技期刊历史出版物数据化,将全社会、全行业的科技成果数据化,并将这些数据进行整合、分析,从中获得真实、客观、准确、全面的学术信息,从而为科技期刊的选题策划、组稿及审稿提供依据。可以想象在大数据技术提供的真实、客观、准确、全面的学术信息下,那些“一稿多投”或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的问题稿件,将无处遁形。在信息的加工过程中,大数据及云计算技术将过去编辑流程中,因编辑习惯不同或各期刊要求各异,而无统一标准的编辑规则模式转化为统一、有序的编辑规则模式。在这种编辑规则模式下,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或软件,有可能实现稿件的计算机“预编辑”。从而减少编辑的重复劳动和简单劳动,提升编辑质量和编辑效率。
3.评价规则的多元化。目前,对科技期刊及论文的质量和影响力的评估,普遍采用基于文献计量学的评价体系,如影响因子和被引频次。然而,由于模拟数据时代采集的数据样本量小、种类少,导致科技期刊界对定性或定量评价的优劣争议不断[4]。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解决了这一问题。通过文本分析、语义分析、专家印象评估及同行评估等方法,可以实现对科技期刊的定性评价。通过期刊影响因子动态跟踪、论文被引动态跟踪、论文浏览及下载量动态跟踪等方法,可以实现对科技期刊的动态评价。通过专家反馈信息采集、同行引用反馈信息采集、读者反馈与推荐信息采集、厂商应用效果市场反馈信息采集等方法,可以实现对科技期刊客观评价。因此,基于大数据平台的科技期刊及论文评估是定性与定量、历史与现代、静态与动态、学术价值和经济效益、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多元化、综合性科学评价机制[5]。
4.营销模式以品牌营销为主。大数据时代科技期刊的营销模式是将文化价值、创新价值、版权价值和广告价值融为一体的新型商业模式。文化价值即科技期刊的学术品牌,是科技期刊建设的最主要目标,有文化内涵、科技含量及艺术价值的品牌形象,不仅保证了科技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更是吸引读者的关键,从而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力,实现科技期刊的良性发展。创新价值即是以创新为突破口的跨媒介融合出版,利用大数据技术获取受众群体的核心信息,通过大数据分析掌握市场动向,并及时提出有创新性的营销策略,是科技期刊出版单位需要具备的专业能力。印刷时代建立的传统版权原则和制度,在大数据时代受到了根本性动摇,传统版权规则所确立的利益观、价值观,以及商业模式也被逐渐解构,特别是随着数字出版的蓬勃发展,版权资源潜在的巨大市场和价值被重新挖掘和开发。版权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版权资源成为争夺主战场,版权资源的价值亟须重塑[6]。大数据时代,出版载体已向跨行业全媒体模式转变,出版形态也更加丰富,广告形式不仅仅局限在传统期刊投放的平面广告,声音、动画、影像等多媒体形式的广告将有效地与科技期刊的主题报道内容相结合,读者在阅读杂志内容的同时,也反复接受了产品的展示与推广,加强了品牌宣传效果,真正达到广而告知的目的。
5.出版编辑理念面临的机遇。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要求科技期刊的编辑工作从传统的文字编辑加工,转变为全媒体新出版语境下的数字编辑。数字编辑的定义是:在数字图书、数字报纸、数字期刊、网络原创文学、网络教育出版物、网络地图、数字音乐、数字视频、网络动漫、网络游戏、数字音像制品、手机出版等出版过程中,从事选题策划、组织稿件、审核把关和加工整理的专业技术人员[7]。这就要求科技期刊编辑首先从思想上树立数字编辑理念,深刻理解大数据时代,数字出版背景下编辑工作不断追求创新和数字技术应用的要求。科技期刊数字出版编辑在推广重要学术成果、传播科技文化知识、促进科技期刊发展进程中,不仅是实现期刊全媒体化的先行军,更是数字出版技术创新的开拓者。数字出版编辑应顺应数字出版的潮流,更新数字化出版的编辑理念,主动参与文化、科技成果的数据化,并积极实现数字信息的加工与传播。在读者服务方面,编辑也利用大数据技术提供的精准信息,实现对目标消费群体的个体化信息推送,提供更为精准服务。数字出版编辑要不断适应数字理念的创新,以适应大数据时代不断深化的移动互联网终端输入内容智能化的趋势[8]。
三、大数据时代下科技期刊面临的挑战
1.信息透明化导致期刊生存环境竞争激烈。通过大数据技术,所有科技期刊都将在一个更为透明的环境中生存。所有科技期刊的评价指标,都将作为公共信息,而被公之于众。例如,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每年都会将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收录期刊的主要计量指标,如核心总被引频次、核心影响因子、核心即年指标等,以引证报告的形式,提供给大众。在这些细化和量化的数据信息面前,科技期刊的优劣势一目了然。这必将造成优秀期刊的良性发展和劣质期刊的自我淘汰。这种数据公开机制,有可能导致某些优质期刊或优势学科领域的期刊获得更多的读者和作者资源,而对于新创办的期刊和某些弱势学科领域的期刊将进入一个更为不利的生存态势之中。
2.对科技期刊编辑人才队伍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大数据理念深入人心,大数据技术的日臻成熟,数字化出版必将成为科技期刊的主要出版形式[9]。因此,数字化编辑也将成为科技期刊编辑工作者的新要求。编辑工作者不仅应具备组稿策划、文字编辑加工能力外,还应具备内容扩展、内容研究、内容创作等能力,以适应科技期刊在大数据时代下的数字化发展。
3.传统的盈利模式不再满足期刊的发展需求。在科技期刊数字化进程中,科技期刊文章无偿向全社会提供阅读已成为必然趋势。因此,依靠纸质发行、有偿下载阅读的传统盈利模式,已不能满足期刊的发展要求。然而,在将来期刊出版社或编辑部是否能成为数据运营的主体,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数据库运营商有可能通过与科技期刊共同建立和运行数字化出版平台,或开发数字化产品,来分享杂志的发行和广告收入。
由此可见,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科技期刊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作为科技期刊的从业者,我们要抓住这些机遇,迎接挑战,完成科技期刊的完美转型,尽早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期刊集群化。
参考文献:
[1] 丁田.大数据时代科技期刊的未来形态[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4(2).
[2] 贾晓青,王萍,陈清莲.大数据时代科技期刊编辑思维拓展[J].出版科学,2014(6).
[3] 张小强,张苹,吕赛英.从信息传播角度看科技期刊编辑出版过程及其优化[J].编辑学报,2007(3).
[4] 朱剑.量化指标:学术期刊不能承受之轻――评《全国报纸期刊出版质量综合评估指标体系(试行)》[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
[5] 柴英,马婧.大数据时代学术期刊功能的变革[J].编辑之友,2014(6).
[6] 张勤.试论大数据时代版权资源的价值重塑[J].中国出版, 2015(11).
[7] 李超.数字出版人才培养:职称评定的作用[EB/OL].中国数字出版信息网,2013-05-23.